研究与开发支出

研究与开发支出（精选12篇）

研究与开发支出 篇1

一、国外研究现状

1. R&D支出与企业业绩、价值、企业风险

国外学者们对R&D投资与企业的相关研究已相当成熟,主要是从R&D投资对企业业绩、企业价值以及R&D投资在特定金融环境中对企业业绩、价值的影响来进行研究,另外简要分析R&D指出与企业整体风险的关系:

(1)R&D投资与企业业绩

R&D投资对企业业绩具有正面影响。Graboeski&Mueller(1978)研究发现R&D强度较大的行业通过R&D资本,公司获得显著高于平均水平的回报率;Woolridge(1988)论证了R&D支出与企业盈余的关系,两者存在正相关关系,同时市场并不是表现为短视的,而是期望当期的R&D支出能够增加企业未来的盈余。Karjalainen(2008)研究发现R&D投资与企业未来盈利产生正向的影响。

R&D投资对企业业绩存在负面影响。与前述结果不一致,Connolly,Hirsch&Hirschey(1986)的研究结论表明,其他某些特定的因素可能影响了R&D投资与未来企业业绩的关系,他们研究选取来自1977年财富500的367家公司样本,发现R&D投资降低了投资回报,同时在企业水平上对企业产生了有限的影响。

综观已有研究结论,R&D投资与企业业绩存在负面影响的文献很少,从长期来看,R&D投资对企业业绩产生正向的影响,R&D投资是企业获得超额回报的源泉,所以企业加强R&D投资的力度,对于获得超额回报是非常有利的。

(2)R&D投资与企业价值

R&D投资提高了企业价值。Ben-Zion(1978,1984)发现当存在R&D时,公司市场价值与账面价值就存在一定的差异,投资者给旨在提高企业竞争力的投资赋予了高的价值,同时不予关注由于R&D投资全部费用化而导致的保守盈余问题。Hirschey(1982)也发现,一般地,广告和R&D支出与市场价值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持有一致性观点的进一步论证的有Joe,Nichols&Steven(1986),Lutsgarten&Thomadakis(1987),Morck,Shelifer&Vishny(1988),Chan,Martin&Kensinger(1990),Connolly&Hirschey(1990),Morck&Yeung(1991),Doukas&Switzer(1992)。

Bae&Kim(2003)更是从国际上平上对R&D投资于企业价值相关性进行了研究,他们选取来自美国、德国和日本三个国家的企业进行分析,研究结论表明R&D投资对于企业的市场价值存在显著正向的影响,同时也验证了一种观点的不准确性,该观点认为以市场为导向的美国企业相对于以银行为导向的德国和日本企业在投资中存在短视行为、美国企业在长期投资如R&D较德国和日本要低。Anandarajan et al(2008)也支持R&D能够提高企业价值,并验证了企业在设计阶段所增加的价值较其他阶段与Tobin’q存在更强的相关性,另外在美国取得专利的公司也能获得更高的价值。

另外Namara&Fuller(2007)将R&D活动划分为研究和开发阶段进行研究,发现投资者在这两个阶段都表现为正的,并不存在短视行为,但是当区分企业规模大小时,结果存在差异,小企业的研究阶段是有一定益处的,表明它是应该受关注的,在此阶段,小企业要比大企业取得更高的回报,这个也许就是此前研究结论较混杂的原因,对于大企业来说,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都是有价值的。最后Namara&Fuller提出公共政策应该值得更加关注。

R&D投资减少了企业价值。Hall(1993)研究了1980’s美国经济的变化,分析列举其变化的原因,该研究得出了相当令人吃惊的发现,这对于理解美国1980’s的经济可能有一定的帮助,在该段时期内,制造业中由R&D投资所创造的无形资产的股票市场价值急剧下降,主要有以下几种可能:(1)R&D投资的回报率确实下降了;(2)R&D资本的折旧率增加了;(3)风险规避所体现的市场出现不合理变化;(4)1980’s的重组风波。

根据国外学者对R&D投资与企业价值关系的研究可以发现,支持两者为正相关的关系占大多数,当对研究样本进行细致分类时,如行业区分、R&D投资区分研究和开发阶段、公司规模区分等,结果显示类别间是存在差异的,整体上R&D投资有助于企业价值的提升。

(3)R&D投资在区分金融环境下与未来企业盈利和价值的关系

Karjalainen(2008)在关于财务会计的文献中,大量的研究已经证明R&D投资与企业未来经营业绩正相关。学术界和实践者都R&D投资将使企业未来受益,表现为其与经营业绩正相关和存在更高的股票市场反应(Lev&Sougiannis 1996;Eberhart et al 2004;Chan et al 2001),Karjalainen(2008)认为早期关于在不同的金融环境下R&D支出与企业未来盈利和权益价值的研究很少,他通过研究发现R&D投资对企业未来盈利水平产生正向的影响,随着一个国家相对以市场为基础的融资来说,以银行为基础的融资部分增加,该影响变得更加强大。他的结果支持Booth et al(2006)的研究发现,同时包含R&D投资的股票市场价值的差额主要是依赖于企业与投资者的信息不对称。实际上,他的研究结论提出了一个相反的要求,以银行为导向金融系统的国家应该更加重视R&D的价值评估。另外,发现R&D投资与未来企业盈利不确定性是正相关的,该影响在两种金融环境中是相似的。

(4)R&D支出与企业风险

R&D投资作为企业无形资产投资中最重要的投资之一,它的风险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企业的整体风险。该方面的研究有Nelson(2006),他依据Fama&Frech(1993)的三因素模型,对该模型进行验证,代入新的数据后结果并不显著,他提出了四因素模型,该模型用R&D支出和广告费替代了账面-市场因素,新无形资产模型在反映异常回报率时相对于三因素模型具有更强的解释力。总体上,R&D投资对企业风险呈现负相关关系,广告费与企业风险正相关,但是具体到各行业结果显示存在差异。同时当选取的样本分别来自NYSE和NASDAQ时,结果相反,在NYSE的样本中,R&D投资与企业风险负相关,广告费与企业风险正相关。一般认为,R&D投资为高风险的投资项目,会增加企业的风险,同时R&D投资还具有时间滞后性,相应地,这也与企业价值相联系起来,其目的是一致的。

(5)其他研究

在美国GAAP中,R&D投资没有反映在财务报表中,R&D支出被确定为当期费用,但是却能潜在极大地影响公司财务报表。若R&D支出不被资本化而是被费用化了,高额的R&D支出则表明企业存在极大的报表扭曲现象,假若投资者不能以P/E或P/B来衡量由R&D带来的长期受益的标准价值,那么,潜在严重的错误定位将会出现,研究发现,股票价格加入了投资者对于R&D获得的无偏利益,另外,R&D支出与未来股票回报不存在直接的联系。同时,R&D投资与股票回报波动性存在关系,在控制了公司规模、企业年龄和行业的影响后,R&D支出越多,股票回报波动性越大,原因主要在于即使市场价格反映了R&D的未来收益,关于该重要无形资产在会计系统中的信息不对称也可能导致增加股票回报的波动性。

R&D投资是企业最主要的投资活动之一,经验证明,实物投资已不能给企业带来超额利润,所以,唯有依靠无形资产投资进行相关的创新活动才能为企业创造更多的价值,这也是学术界热衷于R&D投资与企业关系的影响研究的主要原因,对于企业价值创造提供可靠的证据。

二、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的会计起步较晚,但我国学术界对于R&D投资的研究正逐渐升温,至今为止,也基本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R&D投资研究特色及结论。以下对R&D投资的分析主要从与企业业绩、价值、成长性等方面进行,同时对政治关联与企业进行了简要综述。

1. R&D投资与企业业绩、价值、成长性

(1)R&D投资与企业业绩

(1)R&D投资与企业业绩正相关。崔松虎和金福子(2008)以我国电子信息百强企业为例,研究2001—2006年企业R&D投资对企业经济效益的影响,研究发现,R&D投资对企业效益存在正相关关系,并具有显著影响,认为R&D投资是企业可持续发展、提高经济效益、实现做大做强的根本保证和有效途径。支持此观点还有黄丽娜和蔡虹(2007),王化成,卢闯和李春玲(2005)。

(2)R&D投资与企业业绩无显著关系。欧进士(台湾)以台湾上市公司为例,研究企业R&D支出与经营绩效的关系,发现R&D投资与企业绩效的相关性与企业所处的行业有密切的关系。梅雪和韩之俊(2006)发现,在中国A股市场上,高科技上市公司披露的研发费用基本不为市场所关注,也没有证据表明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受它们所披露的研发费用的影响。

我国大多数学者认为,R&D投资对企业业绩存在正相关关系,加强R&D投资,能给企业带来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利益,尤其是高科技产业。

(2)R&D投资与企业价值及价值创造

(1)R&D投资与企业价值正相关。企业用于研发、广告和软件上的无形资产投资,通过提高企业的产品定价能力、管理水平和扩大市场份额等服务于企业的长期利益,为实现企业价值创造发挥重要作用。实证研究表明,企业无形资产的投资支出显著地提高了企业的销售毛利率、资产周转率的水平,从而实现企业价值创造(戴书松,2008)。薛云奎和王志台(2001)对1995-1999年沪市上市公司的无形资产的价值相关性进行了研究,发现无形资产对股票定价的影响显著,而有形净资产对股票定价影响不显著,并且无形资产的回归系数大于有形净资产的回归系数。支持此观点的还有李寿喜,李若山和洪剑峭(2005)。

(2)R&D投资与企业价值的关系?R&D投资的增加并不总是意味着企业价值的增加(张国安和王铁明,2000)。在高新技术领域,不确定性对企业价值的增加可能有积极作用。技术创新和技术突破会给企业带来超额利润。多数情况下,未来的不确定性会降低企业价值。(原毅军,陈艳莹,1999)。张国安和王铁明(1999)在理论上参照Szewczyk,Tsetsekos&Zantout(1999)的实证研究结论进行分析,从Tobin’sq出发,基于资产的企业价值的评价方法和期权角度,将企业划分为三类:q>1,企业处于成长阶段,投资会增加企业的市值;q=1,企业处于停滞阶段,投资不能增加企业价值;q<1,企业处于衰退阶段,投资会减少企业的价值,另外企业价值=资产的重置价值+成长机会的期权价值。R&D投资在不同类型的企业间所产生的不同结果,说明在众多企业中存在着最优投资企业,这一投资的优化就是通过不断地将资源从边际企业价值低的企业向边际企业价值高的企业转移,从而使不同企业的边际价值相等。

纵观我国R&D投资与企业价值及价值创造的文献的经验证据可以表明,R&D投资有利于企业进行产品定价、IPO定价及相关的管理等,从而为企业带来更多的价值,股票市场的定价通常需要考虑企业无形资产的信息,加入无形资产的相关讯息有利于市场更好地评价企业价值的增长,塑造企业良好的品牌形象。

(3)R&D投资与企业成长性

(1)R&D投资与企业成长性正相关。林祝英和刘正义(台湾)选取1986-1989年462家台湾上市电子信息类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结果表明:企业R&D支出与负债率显著负相关,R&D支出与成长机会正相关。

(2)R&D投资与企业成长性相关性不明显。罗卡明(2006)基于研发投入有高度的信息不对称特点,以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数据为样本,研究结论发现:短期内,企业的R&D支出对企业成长性的影响不明显,甚至有负面的影响;从理论上和国内外长期的实践经验中,我们知道企业的R&D投入对企业成长性有正面的影响,就其原因可能是:(1)R&D投入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时间上的滞后性比较长;(2)由于R&D费用信息的披露属于非强制性信息披露范围,所以,研发费用信息披露的不完整、不规范可能使得现有的研发费用的披露信息不能反应实际情况。

我国关于R&D投资与企业成长性的文献相对较少,已有文献得出的结论基本上是R&D投资与企业成长性存在正面的影响,但是其影响存在时间的滞后性,所以未来的研究考虑其时间的滞后性是有必要的。

企业投资活动形式越来越多,R&D支出是其主要的一块领域,尤其是高科技企业。在研究过程中,要特别注意R&D支出收益的时间滞后性,另外,在实际投资活动中,企业需要根据自身的特性和背景及市场现状,选择有发展潜力的R&D投资,这样才能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大创造。

摘要：研究与开发(以下简称R&D)支出是企业获得超额利润的一个重要源泉,研究R&D支出与企业的关系显得非常重要。R&D支出是指企业R&D投入强度。本文主要区分国内外研究现状,从R&D支出对企业价值、企业业绩、企业风险及成长性等方面的影响角度进行综述。本文梳理了相关研究的脉络,力求为学者们的后续研究提供便利。

关键词：R&,D支出,企业价值,企业业绩,企业成长性

研究与开发支出 篇2

研究与开发支出在资产负债表上确认问题的探讨

近些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出现,企业对研究与开发活动日益关注,学术界对研究与开发支出的确认问题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本文中,笔者借鉴国外经验,就研究与开发支出如何在资产负债表中进行确认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

作 者：许隆伟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刊 名：上海会计 英文刊名：SHANGHAI ACCOUNTING 年，卷(期)： “”(10) 分类号：F810 关键词： 

财政支出与汇率变动关系实证研究 篇3

【关键词】财政支出；汇率；经济增长

一、引言

通常情况下，一国的财政支出会对该国经济增长有所贡献，根据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理论，有：Y=C+I+G+（X-M）。政府支出G增加将引起总产出Y等量的增加，因此政府支出增加会引起经济的增长。财政支出作用于经济增长有两种影响机制：第一，教育和健康支出会提高劳动者的劳动技能水平，促进科学技术创新，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第二，政府的投资支出等会增加社会的资本存量，提高资本存量生产率而引起经济增长。一方面，经济增长往往伴随着国际收支的改善，从而使该国的汇率升值；另一方面，一国经济增长会加强市场对该国的信心，引起外国投资者对该国的投资，使得汇率升值。因此，可以建立财政支出与汇率变动的关系：一国财政支出增加将引起汇率升值。

二、实证

文章选取了在2010年世界经济体排名靠前的9个发达国家（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作为样本，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我们选择这些国家和中国2002～2009年的每一年度的政府支出及名义有效汇率数据，考虑到各国经济总量的影响，政府支出数据选为当年政府支出占当年GDP的百分比，数据来源于IMF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首先对这9个国家在2002～2009年中的政府支出占GDP的百分比（EPG）和名义有效汇率（NEER）做一个简单的回归，共72个样本观测点，结果如下：

NEER=95.400+0.085×EPG+εt （18.39）***（0.69）

R2=0.0068，DW=0.56，F=（0.48）。

结果表明，总体上这几个发达国家并没有表现出政府的财政支出与其名义有效汇率的显著性关系。为求准确性，再对每个国家单独做拟合回归，发现多数国家的政府支出与其名义有效汇率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然后，对我国2002～2009年间政府支出和名义有效汇率做回归，结果如下：

NEER=46.690+3.070*EPG+εt （2.61）**（3.34）**

R2=0.65，DW=0.90，F=（11.15）**。

从模型来看，我国的政府支出和名义有效汇率拟合较好，政府支出和名义有效汇率具有显著的关系。

三、原因分析

我们预期的结果是政府财政支出增加会引起汇率升值，而实证结果表明：发达国家并不符合这一预期，其财政支出与汇率并没有显著的关系，而我国却遵循这一预期，经过分析，有如下三个原因：第一，从政府财政支出的结构来看，我国政府支出主要是政府直接投资和政府消费购买支出，这一部分是直接纳入当年GDP核算中的，是可以在当年就见效的。而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在社会保障，教育和居民健康上花费较多，而这些支出所带来的GDP的增长是有时滞的，并不能带动当年GDP的增长。第二，从汇率制度和资本市场的发展程度来看，发达国家多采取浮动汇率制，而我国采用的是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具有较多的管理因素。因此，发达国家的汇率变动更具有不确定性，与财政支出的关系不具规律可循。第三，得出这样的结论也有可能是由于数据选取略有不当，1994年和2005年我国分别经历了两次汇改，汇率制度有所变化，因此这一时间段的数据充满了诸多的特殊性，从这一角度来看，我国汇率波动与财政支出的变化存在显著关系也存在着一定的巧合。

通过对几个发达国家和我国的财政支出与汇率变动的实证发现，我国的财政支出与汇率变动关系显著，而发达国家则不显著，原因可能是：一方面，我国的财政支出中政府投资支出和消费支出所占比重较大，而这部分是可以直接拉动经济增长的，也就可以直接导致汇率升值；另一方面，由于我国采用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发达国家多采用浮动汇率制，其汇率变动受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尤其是受投机因素的影响较大，因此汇率波动的不确定性更大，而在我国开放程度不够高，浮动不够自由的条件下，汇率的波动更稳定，更有规律可循。

参 考 文 献

[1]张少华．《财政支出对实际汇率的冲击效应研究》．北京：《国际金融研究》．2010（11）：11～19

[2]张黎．《理解影响汇率变动的因素》．北京：《东方企业文化·商业文化》，2010（10）：78

[3]多恩布什，费希尔，斯塔茲（著），王志伟（译）．《宏观经济学》．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研究与开发支出 篇4

(一) 规范研究 我国关于R&D支出会计处理的规范研究集中于三种会计处理方法的比较, 即费用化、资本化和有条件资本化。其中支持费用化的文章较少, 较多的文章趋向于支持有条件资本化, 还有部分学者提出了一些新的会计处理方法。 (1) 从研究开发活动自身的特征出发, 探讨研究开发支出的会计处理。王君彩、王淑芳 (2000) 指出, 由于R&D支出具有不确定性、外部性, 弱对应性、时滞性等特性, 从而导致费用化的会计处理, 但应以动态的观点看待以上特性, 当一个项目从基础研究经应用研究到开发研究, 其不确定性、外部性, 弱对应性、时滞性是递减的, 进入开发阶段后, 时滞缩短, 确定性、对应性、内部性递增, 企业在特定的研究开发项目上的相关资源投入不断增加, 企业从此项目中获得的收益和竞争优势也在不断增加。因此, 我国应借鉴国际会计准则关于R&D支出的规定, 将符合条件的R&D支出资本化。康均 (2002) 从会计和经济环境的关系着手, 认为当前新经济时代, R&D支出的特点发生了很大变化, 包括:科研成果转化为商品的周期越来越短、对于企业的发展越来越重要、支出数额巨大、企业成为社会开展研究开发的主体、R&D支出成功后回报高。费用化的会计处理已经与当前的经济特点不符合了, 因此将R&D支出资本化, 不仅符合新经济的特点, 而且能更好地满足信息使用者的要求。 (2) 从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出发, 探讨研究开发支出会计处理。章永奎、杨翼飞 (2002) 从FASB的资产定义和稳健性原则两个方面, 认为R&D支出的资本化优于费用化。他们对FASB的资产定义提到的“可能的未来经济利益”中的“可能的”一词表示质疑。随着新经济时代的到来, 企业资产中无形资产的比重日益增加, 如何判断所谓的“可能性”。此外将R&D支出费用化, 尽管稳健, 但严重损害了报表的相关性。从单个研发项目来看, 成功概率较小, 但从企业总体而言, 研发项目组合可以带来相对稳定的经济收益, 因此他们认为, 资本化既保持了信息的相关性又没有损害稳健性, 所以资本化优于费用化。王宇峰 (2003) 从经济后果的角度, 探讨了会计规范如何培育无形资产。其中提到, 由于我国证券市场存在“功能锁定”现象, 投资者不会对利润高低的原因加以区分, 从而企业的整体价值可能因此被扭曲;另一方面, 企业管理层的考核指标一般与净利润相关联, 而监管层对上市公司的监管如发行上市、ST、PT以及配股都对净利润或净资产收益率设定了最低界限, 从而增加了上市公司的盈利压力。因此, 从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和无形资产的培育而言, 应将R&D有条件的资本化。 (3) 从财务理论框架出发, 探讨研究开发支出会计处理。朱小平、王大力 (2004) 从会计目标、会计环境、会计信息质量、会计信息使用者、会计原则五个方面的分析, 认为费用化R&D支出有其存在的现实理由, 但缺乏理论依据。作者建议以高新技术企业作为R&D支出资本化或有条件资本化的突破口。胡爱花、药恩情 (2006) 从会计目标、会计环境、会计信息质量、会计原则四个方面的分析, 结合研究开发活动的特征, 对R&D支出资本化的合理性进行了探讨, 认为在一定条件下将R&D支出资本化, 有利于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接轨, 使会计信息的制定更具前瞻性。 (4) 从费用化的局限性入手, 探讨研究开发支出会计处理方法的改进。蒋葵、刘方文 (2006) 认为费用化有以下缺陷:会导致自行开发的无形资产价值严重失实;不符合配比原则;不符合重要性原则;不符合划分收益性支出和资本性支出的原则。为了使企业提供的R&D支出的信息更能满足相关信息使用者的需要, 提出了改进措施:其一, 对R&D支出单独设置“研究与开发费用”账户, 一旦需要R&D支出的相关信息时, 可以便捷地获取相关资料;其二, 实行R&D支出有条件的资本化, 使企业自行开发的无形资产价值得到真实反映。此外, 邓小洋, 朱华红 (2004) 提出了三种不同的方法:一是追溯资本化或重述。即在R&D支出在被证明具有切实可行的商业价值之前直接费用化, 在被证明具有商业价值之后加以资本化并作为资产进行报告。这种方法被认为比较有效。二是发现事件确认法。即以取得技术可行性作为确认时点, 在此时点之后发生的费用加以资本化。但这种方法容易被管理人员用来操纵利润, 将其与追溯资本化相结合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这一问题。三是在制资产法。对于正在研制的项目, 先在资产负债表内诸如在制品、在建工程等科目归集成本, 其提出了两种不同的观点:在制研究开发这种科目本身不是资产, 而是归集成本的手段;在制研究开发科目本身就是资产。王家华 (2001) , 纪鸿晨 (2004) 和郭小辰 (2004) 等也都认为应设置专门账户归集R&D支出, 然后根据研究开发项目成功与否, 将成本予以结转。

(二) 实证研究 薛云奎、王志台 (2001) 以上海证交所上市公司为样本, 以1995年至1999年作为考察期间, 通过Ohlson model及净资产倍率的计算, 研究发现, 企业对R&D信息的不当披露是导致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有用性逐年下降的重要因素之一。刘运国、刘雯 (2007) 以2001年至2004年披露了R&D支出的上市公司为样本, 构建了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研究了上市公司R&D支出与高管任期的关系。结果表明:R&D支出同高管任期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表明随着任期的延长, 高管越倾向于增加R&D支出;高管是否离任与R&D支出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表明即将离任的高管没有积极性增加R&D支出;另外, 年龄段不同的高管, 任期内对R&D支出的影响也有显著差异;不同行业的高管, 在任期内R&D支出没有显著不同;高管是否持股与R&D支出正相关, 说明对高管的股权激励有利于增加公司的R&D支出。纵观近年国内研究, 主要围绕着研究开发支出会计方法的比较与选择, 研究方法主要以规范研究为主。笔者认为正是囿于研究方法的局限, 使得研究问题比较单一。美国理论界对研究开发支出会计处理的研究值得借鉴。

二、美国研究开发支出会计准则研究

(一) 会计准则的经济后果 会计准则不是纯粹的技术手段, 不同的会计准则将生成不同的会计信息, 从而影响到不同主体的利益, 单纯地从理论上寻求最完美的准则是不现实的, 因此在FASB颁布SFAS No.2“研究开发成本的会计处理”前后, 有很多文献致力于研究该项准则的经济后果。 (1) 会计准则颁布前后研究开发支出的变化。FASB对R&D支出的会计处理一致要求采用费用化, 而当时在实务中采用较多的除费用化方法以外, 还有资本化方法。采用不同方法的公司在准则颁布之后, 管理人员对于R&D支出的数量、时间安排是否较准则颁布之前有所变化, 或准则对公司产生了什么影响。Horwitzand Kolodny (1980) 着眼于小规模、高科技公司, 研究了SFAS No.2对于在准则颁布之前采用资本化方法的公司的报告收益、管理人员的R&D决策是否产生了影响。首先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定性了解, 发现资本化公司和费用化公司的财务主管在许多问题上的观点不同, 而且规模不同的公司对于资本化和费用化两种处理方法的看法也不同。于是其进一步采用Wilcoxon Matched-Pairs Signs-Ranked Tests检验了管理人员R&D支出的决策, 得出单一的费用化处理方法会使小规模高科技公司减少R&D支出, 从而影响整个国家的科技发展的结论。Dukes et al. (1980) 着眼于大规模公司, 研究SFAS No.2对公司R&D支出是否有显著影响。通过Matched-firm tests, Unmatched firm tests, Logit prediction modeltests三个独立的检验, 得出SFAS No.2对R&D支出没有显著影响的结论。这显然与Horwitzand Kolodny (1980) 的结论不一致。John Slliottetal. (1984) 认为两者的差异源于选取的样本不同, 同时与由研究者采用的不同的准则颁布前后的计量程序有关。 (2) 研究开发支出会计处理对公司契约的影响。按照经济学代理人说的观点, 企业是一系列契约的集合, 而会计信息是契约当事人订立契约的基础, 是监督契约执行和评估契约执行结果的手段 (余绪缨, 1999) 。那么R&D的会计处理是否会影响公司契约的签订。Shijun Cheng (2004) 将R&D支出与CEO薪酬契约相联系, 研究了研究开发支出费用化后CEO的R&D支出决策。研究表明, 减少R&D支出的动机随CEO接近退休变得更强;当业绩不佳时, CEO关心的是R&D支出的预期个人成本, 就会有减少R&D去转回业绩的动机。因此研究者研究了以下两种情况下的CEO行为:CEO接近退休, 即horizon problem;公司面临较小数额的盈利下降或亏损, 即myopia problem。以代理理论为基础, 运用现金、期权和薪酬总和三个变量, 研究CEO的年薪变动与R&D支出变动的关系。研究发现当存在horizon problem和myopiaproblem时, R&D支出的变动和CEO期权薪酬的变动、薪酬总和的变动之间, 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从而建议薪酬委员会通过调整R&D支出的变动与CEO期权价值的变动之间的关系, 阻止CEO减少R&D的行为。这一研究结论的贡献在于:一是探讨了公司如何通过薪酬委员会解决管理人员减少R&D支出的行为。以往研究集中于管理人员减少R&D的行为, 并没有研究是否公司会寻求办法缓和这种行为。二是在该研究讨论的两种情况下, R&D支出和CEO薪酬之间的关系更加清晰。为了支持美国中小企业的发展, 鼓励创新活动, 联邦机构会对小企业的研究开发项目提供资助。在签订资金资助契约之前, 负责契约的官员都要根据公司提供的报表和其他信息来源进行财务分析, 而且这些官员都是风险规避者, 当关键的财务指标不利时, 分析人员和负责契约的官员倾向于减少资金数额。SFASNo.2要求研究开发支出费用化, 会对小规模、高科技公司的收益产生影响, 那么是否会影响其获得联邦机构提供的R&D资金数额。Horwitzand Normolle (1988) 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 将研究集中于小规模 (销售收入低于100百万美元) , R&D密集的公司 (公司的R&D支出占销售收入的比例超过1%) 。研究期间为1970年至1979年。最终得到40个资本化公司和61个费用化公司样本。文章以1970年至1979年联邦机构给予的R&D资金数额超过10000美元的契约为基础, 检验了在1975年以前将R&D支出资本化了的公司与将R&D支出费用化了的公司之间的差异, 尤其关注的是由联邦机构给予的R&D资金数额在将R&D成本由资本化改为费用化后是否发生了改变。研究者运用时间序列的方法检验R&D资金价值的变化, 发现两类公司的R&D契约的资金水平没有显著差异。因此认为R&D会计处理的改变没有影响联邦机构对于R&D资助的资金数额。 (3) 研究开发支出的价值相关性。一是从股票市场角度。FASB规定R&D支出费用化的主要理由是R&D支出是否能够带来未来收益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即着重从信息的可靠性角度考虑研发费用的会计处理, 但这样一来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就会受到影响。从有关股票市场的分析中可以发现, 投资者对于R&D密集的公司的价值往往产生低估现象, 或者对于R&D公司的股票产生错误估价。因此, FASB为投资者提供相关信息的目标在R&D的会计处理中没有实现。那么R&D支出是否会对公司的市场价值产生影响, 是否与公司的股票价值或价格相关。Mark Hirscheyet.al (1985) 的研究发现广告和研发支出会对公司的市场价值产生正向的影响, 因此建议这些支出应予以资本化。Louis et.al (2001) 从R&D和市场价值衡量的R&D密集程度, 可以清晰地反映出密集程度与未来收益的相关性。而这些R&D高度密集的公司过去业绩往往不佳, 市场常低估其价值。同时, 研究者认为R&D密集与收益波动之间相关。不披露重要的无形资产信息, 会通过增强收益波动给投资者施加成本。Jeff Pet.al (2004) 运用虚拟变量事件研究方法研究两个因变量-股票回报和交易数量、非预期报告收益同非预期R&D支出的关系, 调查市场是否锁定在报告收益上, 是否运用R&D的信息去了解报告收益, 研究发现, 随着R&D的增加公司股东的非预期收益也会随之增加。本文为投资者对R&D增加带来的收益存在系统低估提供了证据。在研究R&D支出的价值相关性方面, Lev.and Sougiannis (1996) 研究了R&D资本化的可靠性、客观性和价值相关性, 认为以往研究通常用R&D投资的一些表征变量, 如R&D和销售收入的比率, 来研究R&D支出与一些变量的相关性, 而该研究是通过预测特定公司的R&D资本, 调整报告收益, 来研究R&D支出资本化与公司价值的相关性, 而且运用Famaand French的模型检验了R&D资本与随后的股票收益的相关性, 即投资者是否对费用化R&D进行了充分反应 (市场有效性) 。FASB在准则中提出无法证明研究开发支出与未来收益的直接关系, 但Lev通过以上研究, 得出了与FASB不同的结论:R&D资本化过程可以得到统计上可靠的R&D摊销率的估计;调整后的收益、账面价值和股票价格及收益相关, 说明R&D资本化过程可以使投资者得到价值相关的信息;R&D资本没有完全反映在同时期的股票价格中, 因为R&D还与随后的股票收益有关。总之, lev认为R&D资本化可以得到统计上可靠、经济上相关的信息。二是从债券市场角度。Charles Shi (2003) 从债权人的角度研究了R&D的收益, 并且与其风险联系, 提出以往R&D文献尽管已经证明R&D和股票价格、股票收益率之间有显著正相关的关系, 但解释是令人质疑的, 因为R&D的收益和风险对于权益价值有同方向的影响, 因此, 现有的以权益为基础的研究趋于夸大R&D的预期未来收益。而且已有文献主要考察R&D收益, 几乎没有考虑收益与风险的权衡。Charles Shi主要研究在债券市场上是收益还是风险起主导作用, 以债券市场作为研究背景, 其优点在于投资带来的现金流量的平均值和方差变化相对于股票市场而言, 影响债券的价格是反方向的, 这为研究R&D收益和风险的权衡提供了一个唯一的背景, 尤其是通过减少违约的概率, 公司投资带来的现金流量的平均值的增加会增加公司债券价值。另一方面, 通过违约概率的增加, 未来现金流量方差的增加会减少公司债券的价值。此外, 从债券持有人的角度审视这一问题, 有其重要原因在于:其一, 债权人是财务报表重要的使用者之一, 但没有相关研究是关于债权人对R&D投资的评价;其二, 发行债券, 股票和优先股这三个主要的外部融资渠道之中, 债券市场仍是最重要的融资渠道, 考虑到负债融资对美国经济的重要性, 从债权人的角度研究R&D投资是制定准则和披露监管方面重要的考虑。

(二) R&D不同会计处理方法的比较 Orace Johnson (1967) 认为R&D资本化并不一定比费用化更有用, 并指出:FASB费用化R&D的会计处理背离了FASB为投资者提供相关信息的目标, 应该在权益的备抵账户中记录R&D支出, 然后根据研发项目成功与否, 相应地向资产或费用结转。S.P.Kothari et al. (2002) 从会计信息可靠性和相关性权衡的视角, 讨论R&D的会计处理。其研究的切入点是预计R&D支出与其产生的未来收益之间的关系, 研究R&D投资产生的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是否远高于厂场设备。研究采用未来收益的标准离差对R&D支出、资本支出及其他决定收益变动的经济因素作回归, R&D和资本支出的系数的比较可以作为收益变动对R&D支出和资本支出的敏感性。研究发现, 当期R&D支出的系数约为资本支出的三倍, 因此, 在控制了其他经济影响因素以后, R&D投资会产生更多的不确定性收益。Paul.M.Healy et al. (2002) 是从会计信息的客观性和相关性权衡的角度, 研究了以下问题:不同的R&D的会计处理方法对于盈利、账面价值和会计收益率的影响;不同的R&D的会计处理方法和经济价值的关系;报告R&D的自由被用来进行盈余管理时, 经济价值与会计数据变动之间的关系。探讨的R&D会计方法包括:费用化、完全资本化及部分资本化法 (成功法) 。以制药行业为背景, 运用模型, 模拟500家公司32年的经济和会计数据, 从公司成立到达到稳定状态, 发现在三种R&D会计方法下, 即使在模型达到稳定状态, 账面价值和权益回报率均存在规模差异。相对于早期的研究, PAUL.的研究设计有以下优点和不足:一是通过模拟可以得出在完全资本化方法和部分资本化方法下的账面价值和利润, 而且要求管理层披露R&D资产减值的内部信息。这样就可以量化R&D处理方法的相关性和客观性之间的权衡, 对于报表阅读者具有信息性。相反, 早期研究关注实际的数据, 是无法得出实务中不使用的方法的数据的。二是研究关注于会计数据与经济价值的关系, 而不是股票价格。股票价格是可获取的会计信息的内因, 如同一家公司如果运用费用化R&D的方法, 而不是其他两种方法, 其股票价格也会不同。相反, 在不考虑契约的情况下, 经济价值是独立于报告方法的。但是模拟数据相对于真实数据, 具有比较大的局限性。通过对关键参数和风险的假设, 就将模拟模型定义为现实的简化形式, 存在忽略某些可能影响结果的因素的风险。

三、总结

笔者认为, 我国未来对研究开发支出的研究可以从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两方面展开。在规范研究方面可研究的问题:新会计准则是否提高了会计信息的质量或者提高了相关性;研究开发两阶段划分对稳健性有何影响;研究开发两阶段划分在实务中应用的难点与措施;从企业研究开发成本管理的角度, 思考研究开发支出会计等。在实证研究方面, 随着2007年上市公司开始采用新的会计准则, 可以研究的问题包括:企业在会计准则颁布之后, R&D支出是否发生了改变;投资者对高新技术企业的评价是否有所改善;高新技术企业的融资能力是否有所增强;对高管在研究开发两阶段的划分上盈余管理的识别和判断, 控股股东是否会通过研究开发支出会计处理侵害中小股东的利益;董事会特别是独立董事是否可以制约管理当局通过研究开发支出会计处理操纵利润等。

摘要：美国关于研究开发支出会计研究已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这为我国研究上市公司研究开发支出会计和研究开发提供了借鉴。本文从我国研究开发支出会计的研究现状入手, 对美国关于研究开发支出会计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和评述, 并提出了我国未来研究开发支出会计研究应关注的问题。

研究与开发支出 篇5

相较于企业所得税和会计核算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借款利息支出的土地增值税处理相对简单。在土地增值税中，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借款利息支出全部视为财务费用，分情况采取据实扣除和计算扣除的方式进行税务处理，没有利息支出资本化和资本弱化的约束。所以在土地增值税中，各扣除项目的计算依据与会算核算金额存在本质差异，应将会计上资本化处理的借款利息支出从开发成本中剔除，同时将其计入房地产开发费用——财务费用。具体分析如下： 一）借款利息据实扣除

根据《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七条第（三）款规定，财务费用中的利息支出，凡能够按转让房地产项目计算分摊并提供金融机构证明的，允许据实扣除，但最高不能超过按商业银行同类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金额。其他房地产开发费用，按取得土地使用权支付的金额和房地产开发成本之和的5%以内计算扣除。实操中，把握这一规定需要着重关注以下问题：

1土地增值税中没有对金融机构进行明确定义，因金融机构的认定主要在人民银行，所以土地增值税中金融机构的范围与企业所得税一致，可参考财税[2008]121号和国税函[2009]377号文的相关规定。2根据土地增值税实施细则第七条规定，允许据实扣除的利息支出最高不参超过按商业银行同类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金额。所以在土地增值税中，可作为利率参考的金融企业仅包括商业银行，这一点是土地增值税与企业所得税利息限额扣除的最大区别。

3根据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在土地增值税中，利息费用的“据实”扣除方法与其他税种中的据实扣除概念不同，在某种程度上需要受到限额的控制。实现土地增值税“据实”扣除的条件为：①借款来源于金融机构，且可以提供金融机构证明；②借款利率不得高于商业银行同类同期的贷款利率。案例分析

某房地产开发企业A于20X7年1月1日向信托公司取得借款5亿元，借款合同约定该款项专项用于某高档住宅项目的开发（可提供信托公司证明），年利率为12%，借款期限为3年。20X9年12月，项目开发并销售完毕，A公司依法办理土地增值税清算。（已知20X7年1月份，当地商业银行同类同期贷款利率为8%）

研究与开发支出 篇6

[摘 要] 本文以1979-2004年统计数据为依据，利用主成分分析及逐步回归的方法对基础数据进行分析，得出了财政支出的各支出类别与经济增长（GDP）的线性关系，并讨论了财政支出各支出类别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变化。

[关键词] 财政支出 支出类别 主成分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

政府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到底存在着何种关系一直是学界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自1980年代后，国内学者开始尝试利用多种方法，从多个角度对本问题展开了多层次的研究。但部分学者前期的研究忽略了对所用数据结构的把握，没有对数据的稳定性进行检验，也没有考虑数据相互之间的自相关问题，而直接采用了传统的回归技术，从而造成了部分结果的解释力不强。本文以数据结构分析为框架，以1979年～2004年统计数据为基础，然后通过主成分分析和逐步回归的分析方法对数据进行深度分析，以此对本问题进行深入探究。

二、数据分析

1.样本数据的选取

本文选择1979年作为数据分析的初始年，主要是由于自1978年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改变了公共支出与国民产出这两个变量的数据结构特征。

在前期的研究中，研究者都忽视了变量的平稳性要求。用Eviews5.0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表明数据在1994年存在断裂。之所以会出现断裂，主要是1994年的财政体制改革，可能使得各种经济总量关系发生巨大变化，从而影响了变量间的数据结构。

正是基于以上的分析，本研究以1994年为界把1979年～20004年实际数据分成了两段。这种数据选取方式既可以满足单段数据的平稳性要求，有效防止伪相关的产生；同时也有利于进行对比研究，以证实或证伪原命题。

2.样本数据的分析结果

由主成分分析结果可以直接写出两个主成分，第一主成分：

三、结果分析

从前一阶段回归系数横向分析，经济建设支出回归系数要远小于除政策性补贴以外的其他各类支出。其原因一是经济战略的重大调整，二是政府职能的转变。而政策性补贴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为负，这显然与我们的直觉是背离的。政策性补贴是政府为了保障公共政策的持续而采取的一种经济手段；但由于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在价格上实行的是双轨制，所以实际上政策性补贴并不是十分到位，很多补贴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有相当多的补贴都转化成了商业利益。

而从后一阶段回归系数分析，增拨企业流动资金对GDP的贡献发生了逆转。从统计数字上观察，国家对此项的投入并不稳定。2000年以后国家对其投入呈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由此分析，此项支出已经基本完成了其改造企业落后技术及体制，增强企业竞争力的使命。政策性补贴支出对GDP的贡献已经从之前的负向转为了正向。虽然其贡献还没有达到其他类支出的贡献水平，但这却表明我们国家已经从改革开放之初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指导思想向更加注重公平方面转变。

从前后两个阶段的对比分析来看，虽然个别支出类别对经济贡献发生了比较大的转变。但整体而言，后一阶段各回归系数明显小于前一阶段，即各类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都在缩小。但与数据相反的却是我们国家经济仍然保持着高速增长的势头。以此分析，显然不能将政府财政支出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而只能将其作为经济增长的外因。后一阶段回归系数的回落、趋同也恰恰说明了国家通过经济手段特别是财政支出影响、调节经济增长的能力在不断增强，政府职能与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很好的对接，政府职能逐渐从缺位、越位和错位状态回归。

参考文献：

[1]孔祥利:政府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的实证分析[J]．人文杂志，2005，（2）

[2]郭庆旺等: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3，（11）

[3]尹宗成:财政支出結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乡镇经济，2006，（2）

[4]庄子银等:公共支出能否促进经济增长:中国的经验分析[J].管理世界，2003，（7）

研究与开发支出 篇7

关键词：无形资产,开发支出,会计处理

1问题的提出

研究与开发支出的处理是一个重要的会计课题。过去几十年来,西方国家一直在尝试解决这个问题。研究和开发支出在一些公司,特别是在高科技行业,如药物和航天科技等工业是非常庞大的。但是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对于研究和开发活动开支的会计,并没有一套公认的方法。在那时候,有些公司所有的研究和开发开支都在支出发生当年的损益表中报告,另外一些公司把研究和开发开支资本化为递延资产,有些公司只把部分的研究和开发开支在当期的损益表中报告,剩下的部分则资本化为递延资产。《会计标准13号》的规定是当时英国大部分会计界人士认为可以接受的做法。但事实上,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士依然存在,直至今天,世界各国在研究开发支出的计量上依然是各有千秋。

2研究与开发支出会计处理的比较

目前,国际上对研究开发支出主要有以下几种处理方式:

( 1) 在以美国为代表的美、德、荷兰等国,会计实务上把所有有关研究开发支出全部计入当期费用处理,不能资本化为资产。

美国的 《财务会计准则公告第2号》 ( SFAS No. 2) 关于 “研究与开发成本的会计处理”中,对 “研究”所下的定义是: “以获取新知识为目的的有计划探求和关键性的调查。以期望该新知识能够有助于开发新产品、新劳务、新工艺、新技术或明显改进现有产品和工艺。” “开发”被定义为: “把研究成果或其他知识应用于设计新产品、新工艺或应用于大力改进现有的销售或产品与工序等活动。”

研究与开发活动所发生的费用支出,称为研究与开发成本。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 ( FASB) 认为: 将其成本资本化多少和把资本化的成本在多长时间内摊销,是一个现实的难题。如果将企业的研究和开发费用资本化,则会给企业带来由于未来收益不确定而最终可能使成本与收益无法合理配比的风险。因此,不论什么环境下支出的研究与开发支出,都应当于发生当时作为期间费用,计入损益。这种会计处理办法,既与当前会计界流行的 “资本保值理论”相一致,也同谨慎性原则的要求相符合。

研究和开发费用包括研究人员薪金、研究用的材料费用、有关研究和开发的行政费用、用于研究开发的固定资产的折旧等。但值得注意的是,购买用于研究和开发的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的成本不应看作费用,而应看作企业的资产,并按使用年限以折旧的方式摊销。

( 2) 在意大利、法国、日本、巴西、瑞士、瑞典等国,将研究与开发支出资本化,然后按未来可取得收益的期限进行摊销。

研究与开发活动的目的在于取得技术创新成果,进而形成企业的无形资产。如果将其排除在资产负债表中,就会造成账外资产,这种情况对企业拥有的超额收益能力难以解释,对会计信息使用者也会产生误导作用。研究开发支出一旦资本化,就会引致无形资产的摊销问题。日本摊销期一般为5年,法国规定在不超过经济寿命的期限内摊销。

( 3) 英国将研究开发活动分为纯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活动三种类型。前两种类型做期间费用处理,后一种类型只有符合特定的条件才能予以资本化。

英国 《会计标准13号》把研究活动分为两类: 纯研究 ( Pure Research) 和应用研究 ( Applied Research) 。企业为了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保有一席之地,确实有必要不断进行研究,但是研究活动所带来的利益很难确定会在何时出现,企业甚至不能预测这些技术和知识在未来能否应用在商业活动中,所以研究支出应在发生的当期作为期间费用处理。

开发活动与研究活动是有分别的。开发 ( Development) 是指科学或技术知识的实际应用,如创造新的或大力改进现有的材料、产品、工序、系统或服务等。同研究活动相比,开发活动的预期收益比较明确和肯定,因此在开发活动的支出中,预期收益足以补偿的部分可以看作递延资产并以摊销形式与未来的收益配比。开发支出必须符合下列规定才能资本化为递延资产: 1具有一个明确的项目。2有关的开发支出能与其他支出清楚地区分开。3该项目在技术上是可行的。4该项目在商业上是可行的。 5有关项目的预期收益扣除预期成本后,足以补偿开发费用。6企业有充足的资源完成该项目,并能提供足够的营运资本。这些规定的目的是容许很有可能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开发项目资本化为递延资产,其他不能完全符合上述规定的开发开支,因不明确是否能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所以不可作为资本化支出。

3我国对于研究和开发支出的处理

财政部颁布了 《企业会计准则———无形资产》 并要求于2001年1月1日起在股份有限公司暂行实施。准则明确指出: 自行开发并依法申请取得的无形资产,其入账价值应按依法取得时发生的注册费、律师费等费用确定; 依法申请取得前发生的研究与开发费用,应于发生时确认为当期费用; 无形资产在确认后发生的支出,应在发生时确认为当期费用。

企业在自行研究与开发无形资产过程中,会发生各种各样的费用。如研究与开发过程中发生的材料费、研究开发人员的工资及福利费、所用设备的折旧、开发过程中发生的租金、借款费用等。发生的这些费用往往难以根据某个特定的项目进行归集; 此外,随着企业间技术竞争加剧,企业研究与开发的项目是否能够成功,将来能否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在研究与开发过程中往往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从上述角度出发,我国 《企业会计制度》和无形资产准则都明确规定研究与开发费用应于发生当期确认为当期费用。

值得注意的是,已经计入各期费用的研究与开发费用,在该项无形资产获得成功并依法申请取得权利时,不得再将原已计入费用的研究与开发费用资本化。

4研究与开发支出会计处理的建议

在传统的农业和工业经济下,流动资产和固定资产在企业发展中起着最主要的作用,在企业资产中所占的比例也相当大。相比之下,以专利权、商标权为代表的无形资产在企业资产中所占比例甚微,有的甚至没有。我国企业的科技开发能力同经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在经济管理上对研究与开发成本的会计核算,要求并不迫切。在这种情况下,会计本着重要性和谨慎性原则,对企业自创的无形资产有的不予确认,有的虽予以确认,但计价不超过初始成本,如企业自创的无形资产仅以依法取得时发生的注册费、律师费等费用确定,将研究开发费用全部计入当期损益。这样处理,由于无形资产所占比例较小,对会计核算的真实性不会产生太大影响。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自创无形资产过程中发生的研究与开发支出究竟是资本化还是费用化,应区别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方法进行计量。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国际会计准则和英国会计标准的规定,以费用化的方法作为基准方法,只有当一个项目的开发费用符合特定条件时,才能确认为资产。在会计处理上,为防止开发项目可能遭受的失败,在相应无形资产没有正式取得之前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可以考虑先作为一项长期资产处理,增设 “研究开发费用”科目予以核算,待开发成功再予以资本化, 转入相应无形资产成本; 如研究开发失败,则予以费用化,转入当期损益。对于非专利技术,由于无须经有关部门批准承认,因此最初入账价值应以研究开发费用为准。 在自创无形资产确认并予以计量后,还应对其定期进行评估,根据评估值来调整其账面价值,以真实反映无形资产价值。评估应由依法取得相应资格的评估机构来进行。在会计处理上,评估值超过最初入账价值的部分可计入企业资本公积。

研究与开发支出 篇8

关键词：研究开发支出,纳税调整,所得税

按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技术创新有关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 (财税[2006]88号, 以下简称《通知》) 规定, 对财务核算制度健全、实行查账征收的内外资企业、科研机构、大专院校等 (以下统称企业) , 其研究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所发生的技术开发费, 按照规定予以税前扣除, 即不论是研究阶段还是开发阶段的支出全部费用化, 因此其计税基础为零。当然企业年度内时实际发生的技术开发费当年不足抵扣的部分, 可以在以后年度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中结转抵扣, 抵扣的期限最长不超过5年, 也就是说:实际发生的技术开发费当年不足抵扣的部分形成其计税基础。《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 (以下简称新准则) 规定:企业内部研究开发项目的支出, 应当区分为研究阶段支出和开发阶段支出。其中研究阶段支出应当于发生时记入当期损益;开发阶段支出满足一定条件的, 予以资本化确认为无形资产;对于确认为无形资产的部分, 需要判断其使用寿命。对于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 应在其预计的使用寿命期限内, 采用合理的方法进行摊销;如果无法合理估计其使用寿命的, 应将其作为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核算, 在持有期间内不需要进行摊销, 但应在每个会计期末进行减值测试, 若发生减值的应计提减值准备。按照新准则该无形资产的账面价值, 应等于其实际成本减去会计摊销, 再减去计提的资产减值损失。通过以上对比不难看出:开发阶段的研发支出, 可能导致无形资产的账面价值与其计税基础之间产生暂时性差异, 因此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 该差异应进行纳税调整。

另外《通知》还规定:对盈利企业在一个年度内发生的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所发生的技术开发费, 在按规定实行100%扣除基础上, 允许再按当年实际发生额的50%在企业所得税前加计扣除。这项规定对盈利企业, 将导致应纳税所得额与税前会计利润之间产生永久性差异, 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 应作为纳税调整减少项目处理, 当然这项规定对于亏损企业不产生影响。

下面就以上两种差异对应纳税所得额的影响以及相关会计处理举例分析探究。

例、某生产企业20×7年1月至4月发生各项研究、调查、试验等费用300万元, 5月至9月发生材料费用、直接等费参与开发人员的工资、场地设备租金等支出600万元, 在4月末该企业已经可以证实该项工艺必然开发成功, 并满足无形资产确认条件, 10月将新技术用于产品生产。与所得税核算有关的情况如下:该公司适用的所得税率为33%;递延所得税资产及递延所得税负债不存在期初余额。20×7年和20×8年度发生的有关交易和事项中, 会计处理与税收处理存在差异仅此一项。并且, 20×8年度利润表中利润总额为1000万元。 (本例不包括资产减值损失的处理)

分析:该企业20×7年度实际发生研究开发支出900万元, 其中确认为无形资产600万元, 该项无形资产需判断其使用寿命, 针对不同情况进行处理。对于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 该项无形资产当年摊销额:600÷5÷12×3=30万元, 即计入当期费用30万元, 期末该项无形资产的账面价值为600-30=570万元;按照《通知》规定:开发阶段发生的研究开发支出税前全部扣除, 从而产生差异570万元, 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 应作为纳税调整减少项目处理。

一、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

若该无形资产的使用寿命为5年, 采用直线法摊销, 净残值为零。

(一) 对于盈利企业, 且当年的盈利额不低于加计扣除部分

1、若该企业20×7年度利润表中利润总额为2000万元。按税法调整后当年盈利额为2000-570=1430万元。按《通知》规定:盈利企业年度内发生的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所发生的技术开发费, 在按规定实行100%扣除基础上, 允许再按当年实际发生额的50%在企业所得税前加计扣除, 因此可产生永久性差异900×50%=450万元。

(1) 20×7年度应交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2000-570-450=980万元;应纳所得税=980×33%=323.40万元

(2) 20×7年度递延所得税负债。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8号——所得税》规定:20×7年资产负债表日:账面价值=实际成本-会计摊销-资产减值损失=600-30=570万元, 而计税基础为0, 这样产生应纳税暂时性差异570万元, 因此应确认与其相关的递延所得税负债570×33%=188.10万元。

(3) 利润表中应确认的所得税费用=323.40+188.10=511.50万元, 可以做如下账务处理:

2.20×8年度

(1) 20×8年度应交所得税。20×8年度无形资产摊销额600/5=120万元, 但与该无形资产有关的研究开发支出上年度税前已全部扣除, 因此本年度应作为纳税调整增加项目处理, 即应纳税所得额=1000+120=1120万元, 应纳所得税=1120×33%=369.60万元

(2) 20×8年度递延所得税。20×8年资产负债表日:账面价值=600-30-120=450万元;计税基础为0, 从而产生应纳税暂时性差异450万元, 由此应确认与其相关的递延所得税负债4 5 0×33%=148.5万元。但20×7年已经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188.10万元, 因此本年度应转回188.10-148.50=39.60万元。

(3) 利润表中应确认的所得税费用=369.60-39.60=330.00万元, 可以作如下账务处理:

(二) 对于盈利企业, 当年的盈利金额低于加计扣除部分

若该企业20×7年度利润表中利润总额为1 0 0 0万元, 调整后当年盈利额为1000-570=430万元, 这样永久性差异450万元仅能在税前扣除430万元。此时相对于 (一) 情况来说, 其差别仅有两点:一是差额20万元在当年和以后年度均不得扣除;二是20×7年度无需缴纳所得税。

(三) 对于亏损企业,

1、若该企业20×7年度利润表中利润总额为500万元, 调整后当年亏损570-500=70万元, 亏损企业无需交纳所得税。

(1) 20×7年度递延所得税

20×8年资产负债表日:账面价值=实际成本-会计摊销-资产减值损失=600-30=570万元

研究开发支出中差异570万元当年仅能扣除500万元, 尚未抵扣完的70万元, 可以在以后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中结转抵扣, 抵扣的期限最长不超过5年, 所以计税基础=70万元。账面价值大于其计税基础570-70=500万元, 产生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因此应确认与其相关的递延所得税负债500×33%=165万元。

(2) 利润表中应确认的所得税费用等于递延所得税负债165万元, 可以作如下账务处理:

2、20×8年度

无形资产当年摊销额600/5=120万元, 作为纳税调整增加项目处理, 同时与该无形资产有关的研究开发支出上年度税前已经扣除500万元, 尚未抵扣完的70万元可以税前扣除。

(1) 20×8年度应交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额=1000-70+120=1050万元, 应纳所得税=1050×33%=346.50万元

(2) 20×8年度递延所得税

20×8年资产负债表日:账面价值=实际成本-会计摊销-资产减值损失=600-30-120=450万元

按照税法规定:与该无形资产有关的研究开发支出全部扣除, 所以计税基础=0。因账面价值大于其计税基础450万元, 两者之间产生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应确认与其相关的递延所得税负债4 5 0×33%=148.50万元, 但20×7年度已经确认165.00万元, 因此本年度应转回165.00-148.50=16.50万元。

(3) 利润表中应确认的所得税费用=346.50-16.50=330.00, 可以作如下账务处理:

二、对于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

新准则规定:企业应当于取得无形资产时分析判断其使用寿命。如果无法合理估计其使用寿命的, 应将其作为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核算, 在持有期间内不需要进行摊销, 但应在每个会计期间进行减值测试, 若发生减值的计提减值准备。此种情况下, 在无形资产正常使用期间的每个会计期末, 应纳税所得额与税前会计利润之间产生的暂时性差异, 主要包括研究开发支出中资本化的部分, 以及计提的减值准备金。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可以比照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

参考文献

[1]、芦茂季;试论企业税务会计设立的必要性与可行性[J];桂林航天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研究与开发支出 篇9

研发开发会计处理主要有三种方式:有条件资本化、费用化与资本化。西方学者认为, 研究开发会计处理方式会对企业业绩产生影响。其中:资本化会计处理能够给企业形成不断增长的潜力, 对企业业绩具有正的影响;费用化会计处理在短期内会给管理当局业绩压力, 并有可能使管理者为避免因研发投资导致当期出现亏损而减少研发活动;而有条件资本化只将符合条件的开发支出资本化, 既降低了管理当局的业绩压力, 有利于经营业绩的增长, 并能向外界传递企业研发活动成功可能性等有价值的信息。然而, 由于这三种方式均存在明显的利弊, 西方学者对研发会计处理方式是否能够提高企业绩效, 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提高企业绩效, 哪种会计处理方式更能够提高企业绩效等问题仍然存在较大的争论。而由于数据的缺乏, 我国学者对研发开发支出会计处理方式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相关实证研究很少。2006年为了激励企业加大研究开发投入, 我国实行新的《无形资产》会计准则, 改变原来研究开发支出全部费用化的会计处理方式, 允许企业将开发阶段的部分研究开发费用资本化, 并对企业研发信息的披露提出了要求。新会计准则的实施尤其是不断规范的企业研发信息披露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和数据上的支持。因此, 本文拟采用2009年至2012年我国A股上市高新技术企业的数据, 实证分析费用化、资本化和有条件资本化这三种会计处理方式与企业业绩的关系, 以为会计准则部门和监管部门制定合理的研发会计处理方式提供经验证据。

二、文献综述

(一) 国外文献 关于研发支出会计处理方式与企业绩效的关系, 早在1988年, Nix和Peters对200名研发投入 (R&D) 主管进行问卷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 将近70%的主管认为, 研发支出会计处理对公司的研究开发投入有很大影响, 其中研究开发投入费用化的会计处理对企业研究开发活动的开展具有消极影响, 可能使企业减少研发投入活动。随后, Lev和Sougiannis (1996) 以经常进行研发活动的上市公司为样本, 首次实证研究了有条件资本化和全部费用化这两种研发支出会计处理方式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发现, 研发支出的部分资本化会计处理方法与企业当期及滞后期间的绩效均呈显著正相关, 且研发支出越多, 企业的经营绩效越好。Rabah Amir (2000) 研究发现, 对无形资产投资予以资本化会提高企业账面值与企业内在价值的一致性。Jennifer Francis et al. (2000) 以英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 研究调整后的企业价值与研发投入的关系, 发现调整后的企业价值和研发支出资本化金额呈正相关关系。Baruch Lev (2001) 以韩国公司为样本, 研究研发支出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发现, 每单位R&D投资可以带来约25%的公司的成长价值, 研发支出对企业绩效有2—4年的连续正面影响, 而且, 采用研发支出有条件资本化方法的公司的业绩要好于全部费用化处理的公司。Nigel Finch (2006) 认为, 在美国, 1970年以后报告亏损的公司比例不断增加的原因之一是由于美国会计准则规定研发支出要全部费用化处理。他认为全部费用化导致了一些本来盈利的公司出现亏损。Han和Manry (2004) 研究发现, 研发支出资本化金额与企业绩效的相关性程度比研发支出费用化金额与企业绩效的相关性更强, 从而他们支持研发支出有条件资本化的处理方法。Lev, Nissim和Thomas (2005) 分行业对研发支出有条件资本化处理方法是否能增加企业绩效及增加程度进行了研究, 发现有条件资本化的会计处理方法能增加企业价值和盈余信息的相关性。Anne (2005) 则研究发现, 采用资本化会计处理的企业比采用费用化会计处理的企业具有更低的研发支出, 对于研发支出同时资本化和费用化时, 费用化部分与未来业绩有更强的负相关性。

(二) 国内文献 随着我国企业研发信息披露的不断完善, 我国学者也开始关注研发支出与企业绩效的关系, 研究结论基本一致, 认为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但对于研发支出会计处理方式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较少, 且由于数据收集的困难, 已有研究多为规范分析。如曾爱民 (2006) 研究认为, R&D支出有条件资本化可以更真实地反映企业财务状况, 避免管理者的一些短期行为。龙淑华 (2008) 、梁来歆 (2009) 也认为, 有条件资本化可以使企业享受到更多的税收优惠, 增强企业外部融资能力, 提高企业研究开发的积极性。金颖 (2011) 则对比分析了新会计准则实施前后上市公司研发投入强度与公司绩效的关系后发现, 企业会计准则的变化对研发投入强度与公司绩效关系的影响不大。

三、研究设计

(一) 理论分析 对于研究开发会计处理, 国内外主要有三种方式, 即全部费用化、全部资本化和有条件资本化。 (1) 全部费用化。是指将企业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全部计入当期损益, 完全不确认为无形资产。这种会计处理方式主要是考虑到研究开发支出不符合资产确认中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的特点, 而研究开发活动最终能否成功很难预测, 其未来的经济利益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美国和2001年之前的中国均采用这种会计处理方式。全部费用化的优势有:核算简单, 只影响本期的利润和亏损, 以后各期无需进行调整, 后续阶段的业务和损益核算简单;从规避风险的角度考虑, 费用化处理更符合会计的稳健性原则;可以消除管理层在选择资本化时需要确定无形资产摊销期限进行利润操纵的可能。不足之处是:全部费用化不符合一致性原则;费用化不符合真实性原则。研发支出全部费用化时减少当期利润, 可能使企业由盈利转为亏损;而研发成功时, 又可能虚增企业利润;研发支出全部费用化不符合配比原则。研究开发支出所带来的未来收益超过了一个会计期间, 但若因为收益不确定就将研发支出全部费用化是不合理的;研发支出全部费用化不利于促进技术进步。由于研发支出费用化导致企业当期利润的直接下降。公司高管可能会过量的削减研究开发支出或者进行盈余管理, 以确保短期利益, 这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 (2) 全部资本化。这种方法与全部费用化正好相反, 研究开发支出在发生时就归集起来, 完全确认为无形资产, 直到等到项目成功并取得收益时才将开发成本摊销。这种方法假定, 研究开发支出在未来几年能产生持续性的影响, 预计部分项目可以成功产生收益。全部资本化的优势在于, 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企业的短期行为。不足之处是不符合稳健性原则。因为研究开发项目是否能成功, 是否能为企业未来带来经济流入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将研究开发支出全部资本化可能会虚增资产和利润, 从而导致更大的风险。 (3) 有条件的资本化。这种方法将满足条件的研究开发支出确认为无形资产, 是间于全部费用化和全部资本化的一种方法。目前, 国际会计准则及中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瑞典、丹麦等多个国家实行这种会计处理方式。2006年我国借鉴国际会计准则对企业内部研究开发项目的会计处理思路, 规定研究阶段的支出规定在发生当期计入当期损益。而在开发阶段的支出, 如果同时满足五项条件, 可以作为无形资产予以资本化。从理论上来说, 有条件资本化的做法比全部费用化的方式更科学, 符合科技发展的趋势, 也符合国际会计准则趋同的需求。这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全部费用化的弊端, 尤其是对于研发投资逐年增加的企业, 资本化可以使收入和成本更配比, 从而更好的反映企业的经营业绩。而且, 有条件资本化要求企业在报表附注中对不同类型研发活动投资予以区分并详细披露研发投入数据, 可以让投资者更好的评价投资项目的价值, 从而做出更合理公正的投资决策 (Lev&Zarowin, 1999) 。但这种方法在实务操作中非常困难, 因为从一开始就需要企业估计研发项目的未来经济利益流入, 主观性较大。

(二) 研究假设 已有国内外文献显示, 研究开发会计处理影响到企业绩效, 且不同的会计处理方式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不同。多数学者认为资本化的会计处理能够给企业形成不断增长的潜力, 对企业业绩具有正的影响, 资本化会计处理与企业绩效的相关性要强于费用化会计处理与企业绩效的相关性。另外, 研究开发活动具有高风险、成功不确定、时间长、收益滞后的特性。一般来说, 研发项目的时间超过1年, 项目产生的收益往往要1年以后甚至更长的时间之后才会产生。实证研究也证实, 研发投入的产出效果具有滞后性 (何玮, 2003;梁莱歆等, 2005) 。这样, 如果对研发采用费用化的会计处理方式, 在研发活动投资的当期, 巨额的管理费用会严重影响当期的利润。而如果采用资本化的会计处理方式, 则不会影响当期利润。当然, 随着研发活动的逐步推进, 项目成功并应用到业务流程, 研发的好处比如使企业的生产成本降低, 或产品质量提高导致产品价格上升等等将逐渐反映到企业的经营成果中来, 从而大幅提高企业的绩效。据此, 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费用化会计处理与当期企业绩效负相关, 而资本化会计处理与当期企业绩效正相关, 有条件资本化与当期企业绩效可能正相关, 也可能负相关

假设2: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资本化会计处理、费用化会计处理、有条件资本化会计处理与企业未来绩效均正相关, 但费用化会计处理与企业未来绩效的相关程度低于资本化会计处理与企业未来绩效的相关程度

(三)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的样本全部通过手工收集, 模型中研究开发支出数据来自2007年至2012年获得高新技术企业相关认证的上市公司的年度财务报告。研究开发支出主要在合并资产负债表中的“开发支出”、现金流量表附注中的“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流量”和管理费用的明细中反映。由于我国《企业会计准则》未对规定企业披露研究开发支出提出强制性要求, 在实际中, 上市公司在年度报告中披露研究开发支出的名称五花八门, 如:研发费、研究开发费、技术研究费、技术开发费、科研费、咨询及技术开发费等等, 在本文中均视作为研究开发支出。模型的其他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本文对样本公司执行了如下筛选程序: (1) 剔除ST上市公司; (2) 剔除数据缺失的公司; (3) 剔除金融保险行业的公司。最终共获得3022个研究样本 (见表2) 。本文数据处理软件是Statal O.0。

(四) 变量定义和模型建立 本文选取如下变量: (1) 因变量的衡量。研发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反映公司盈利能力的指标很多, 本文选取了总资产收益率 (ROA) 来反映企业绩效。这是因为这个指标比较全面。国内外学者多采用这个指标来衡量企业绩效。 (2) 解释变量的衡量。本文的主要解释变量有:研发投入总额 (RDI) ;研发支出资本化部分 (ARD) ;研发支出费用化部分 (ERD) 。分别代表有条件资本化、资本化和费用化这三种研发会计处理方式。这三个指标均以研发密度的方式来表示。研发密度=研发支出/营业收入。该指标属于相对指标, 可比性比较强。 (3) 控制变量的选取。企业绩效还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本文借鉴辛云峰 (2012) 、金颖 (2011) 的做法, 选取了公司规模 (SIZE) 、资产负债率 (LEV) 、所得税水平 (TAX) 、企业的成长能力 (GROWTH) 等可能影响企业绩效的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公司规模。一般来说, 大型企业拥有的资源多, 承受研发失败风险的能力强, 研发能力比中小企业更强。大量的实证研究也证实, 公司规模会影响企业绩效 (刘运国等, 2007;魏锋等, 2008) 。本文以年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来表示公司规模, 并假设公司规模与企业绩效正相关。资产负债率。资产负债率是影响企业经营绩效的一个重要变量。一方面, 由于研发活动的高风险性使其很难获得银行的贷款支持。因此, 研发活动的资金大多来源于企业的自有资金, 这样高的资产负债率会抑制企业的研发活动。另一方面, 资产负债率代表了企业的资本结构, 合理的资本结构可以降低融资风险和融资成本, 而不合理的资本结构会降低企业业绩。所得税水平。企业的所得税水平直接影响企业利润的高低。为激励企业提高研发投入, 国家一般都会制定一系列的税收优惠政策。如我国对高新技术企业有15%的优惠税率, 新成立的高新技术企业享受所得税豁免及三减半征收等等税收优惠政策。研究变量的定义如表 (1) 所示。

针对研究假设, 本文构建如下两个模型, 其中模型 (1) 用来检验有条件资本化会计处理方式对企业当期和未来绩效的影响。模型 (2) 用来检验费用化会计处理方式和资本化会计处理方式对企业当期和未来绩效的影响。

ROAt+i=α+β1RDIt+β2LNSIZEt+i+β3LEVt+i+β4TAXt+i+εt+i… (1)

ROAt+i=α+β1ARDt+β2ERDt+i+β3LNSIZEt+i+β4LEVt+i+β5TAXt+i+εt+i… (2)

式中, ROA代表企业绩效。RDI代表研发投入总额, ARD代表研发支出投入总额中资本化部分。ERD代表研发投入总额中费用化部分, LNSIZE代表公司规模, 对总资产取对数, LEV代表资产负债率, TAX代表所得税水平。i=0, 1, 2, t表示当期, t+1表示后1期, t+2表示后2期。由于2013、2014年企业绩效的数据尚未公布, 本文在分析研发投入与当期绩效的相关关系时, 研发支出的数据选取了2007年至2012年的数据, 而在分析研发投入与后期绩效的相关关系, 研发支出的数据只选取了2007-2010年的数据。

注:*表示在10%的水平下显著相关, **表示在5%的水平下显著相关, ***表示在1%的水平下显著相关。下同。

四、实证检验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表 (2) 是按年份划分的披露研究开发支出的公司数和研究开发支出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出, 首先, 披露研究开发支出信息的公司数量是逐年增加的。2007年, 披露研发支出信息的公司数为229家, 2012年则增加到640家。当然, 这一方面与研究开发信息披露规则的完善有关, 另一方面与A股上市公司不断扩大的规模数有关, 尤其是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的推出, 大大增加了上市高新技术企业的数量。其次, 上市公司研发密度也是逐年上升的。2007年上市公司研发投入总额占到营业收入的比重为3.26%, 2012年上升到4.53%。相比而言, 除了2007年, 其他各年度研发支出中资本化部分的研发密度均大大低于费用化部分的研发密度, 说明在实际中, 真正能够符合条件资本化为无形资产的研发支出还是比较少的。

(二) 相关性分析 表 (3) 是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分析。可以看出, 研发支出投入总额 (RDI) 和当期总资产收益率 (ROA0) 显著负相关, 与后1期总资产收益率 (ROA1) 显著负相关, 与后2期总资产收益率 (ROA2) 显著正相关。研发支出费用化部分 (ERD) 与当期总资产收益率 (ROA0) 显著负相关, 与后1期总资产收益率 (ROA1) 负相关, 但不显著, 与后2期总资产收益率 (ROA2) 显著正相关。研发支出资本化部分 (ARD) 与当期总资产收益率 (ROA0) 显著负相关, 与后1期总资产收益率 (ROA1) 正相关, 但不显著, 与后2期总资产收益率 (ROA2) 显著正相关。说明研发投入的产出效果具有滞后性, 滞后期至少为1年。公司规模 (LNSIZE) 与研发投入总额 (RDI) 、研发支出费用化部分 (ERD) 、研发支出资本化部分 (ARD) 相关性均不大。说明研发投入的多少与公司规模关系不大。资产负债率 (LEV) 与公司业绩、研发支出、公司规模均负相关, 但均不显著。所得税水平 (TAX) 与研发投入总额 (RDI) 、研发支出费用化部分 (ERD) 、研发支出资本化部分 (ARD) 均显著负相关, 且与研发支出费用化部分 (ERD) 的相关系数远大于与研发支出资本化部分 (ARD) 的相关系数, 说明所得税水平确实影响企业研发投入的积极性, 且对费用化会计处理的影响程度高于资本化会计处理。

(三) 回归分析 模型1和模型2的多元回归分析的结果见表 (4) 。表的上半部分是模型1的回归结果, 反映的是研究开发有条件资本化会计处理方式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当期研发投入总额 (RDI) 与企业当期绩效负相关且在10%的水平下显著, 第2年与企业绩效仍负相关, 但负相关程度降低, 与第3年的绩效正相关且在5%的水平下显著。研究结果表明, 我国当前采取的研发支出有条件资本化的会计处理方式确实能够提高企业未来业绩。表的下半部分是模型2的回归结果, 反映的是研发开发支出中资本化部分和费用化部分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研发支出费用化部分与当期及后1期企业业绩显著负相关, 但与后2期企业业绩显著正相关。说明研发支出费用化会计处理对当期企业的业绩的负面影响较大, 但过2期后, 这种负面影响消失, 转化为正面影响。同样, 研发支出资本化部分与当期企业绩效显著负相关, 但与后1期、后2期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说明研发支出资本化会计处理对当期绩效的负面影响经过1期后即转化为正面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资本化会计处理对企业绩效的提升速度快于费用化会计处理对企业绩效的提升速度。与假设2基本相符。回归结果与假设1不相符, 原因可能在于不管采用何种会计处理方式, 研发支出对企业绩效均存在滞后效应, 所以即使是资本化处理, 仍然会影响到企业当期绩效。此外, 其他的控制变量与企业绩效的回归分析结果基本上与表3的相关系数分析的结果一致。

(四) 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检验结果的可靠性, 本文从以下两个方面对模型 (1) (2) 的检验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测试, 总体上不改变本文的主要结论, 由于篇幅有限, 检验的结果在此不再展示。一是采用主营业务利润率、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指标分别替换衡量企业绩效的总资产收益率指标, 这两个指标也是学者们常用的衡量企业绩效的指标。替换后的模型的研究结论基本不变。二是采用研发投入数与资产总额的比值替换衡量研发投入的研发密度指标。以往也有较多文献采用这个指标来衡量企业进行研发投入的程度。替换后的模型的研究结论仍基本不变。

五、结论

研究与开发支出 篇10

一、甘肃省国库支出和财政支出统计数据的基本情况

(一)支出总量

2014年甘肃省国库公共预算支出2641.12亿元,财政支出2538.41亿元,国库支出大于财政支出102.71亿元,差异率为4.05%。2011年-2014年间,2013年差异率最小,仅为0.59%;2012年差异率较大为-4.09%。2011年、2012年国库支出小于财政支出,而2013年、2014年国库支出大于财政支出。

(二)支出分类

国库支出统计包括公共财政预算支出、基金预算支出、国有资金经营预算支出、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债务预算支出五个部分,而财政支出仅包括前四项,未设置债务预算支出。就甘肃而言,社会保险基金收支没有发生额,国库支出涵盖四项,而财政支出涵盖三项。2012年、2013年、2014年国库支出统计中,债务预算支出金额分别为77.33亿元、0.64亿元、29.09亿元,财政部门未设置此项,其在公共预算支出中列支。

(三)支出科目

经核对,2014年国库支出中无一个类级科目统计数据与财政部门核对一致,不符率占全部类级支出科目数的100%。而且TCBS上线前后,科目差异率变化较大,由于甘肃省TCBS在2013年7月上线,现将2012年、2014年上线前后部分重点支出科目做对比,上线后2014年较上线前2012年科目差异率更大。另根据《关于规范国库调拨收支统计工作的通知》要求,国库支出增设2300299、270等科目用来统计转移性支出、往来性支出,与财政转移性支出科目有差异。

二、甘肃省国库支出和财政支出统计数据差异的原因剖析

(一)记账方式差异

国库支出业务基于收付实现制,即以国库资金的支出时点为确认依据,库款拨付就确认支出。而财政支出是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即凡是当期的支出,不论国库资金是否拨付,都确认支出;反之,不确认支出。目前,大部分市、县实施了国库集中支付,财政部门通过对代理银行下达支付额度,代理行在额度范围内进行支付,财政部门对当年已下发的但未使用完的支付额度(即集中支付结余)列入当年财政支出,而国库核算不将此项列入支出,第二年实际支付时,国库发生支出,而财政不列支出。2014年财政集中支付结余17.9亿元在财政支出中列支,而且未在国库支出中列支。发生以前年度支出退回,国库以该款项冲减当年财政支出,而财政则是冲减以前年度支出,对当年的支出不予调整。

(二)支出分类差异

TCBS上线后,集中支付支出通过21999其他支出科目核算,未对明细项目进行分类,归入各项支出中,因此导致国库类级支出与财政类级支出差额较大,以2014年为例,21999科目支出金额为1014.87亿元,公共预算支出总额为2641.12亿元,占公共预算支出的38.43%,严重影响了分类支出的准确性。2014年主要支出项目差异率均在20%以上,尤其是教育、科学技术、文化体育与传媒、医疗卫生、交通运输支出差异率在50%以上。

(三)财政专户资金差异

由于部分财政专户的设立,财政收支通过专户直接核算,不经过人民银行国库,造成部分资金体外循环,严重影响了国库支出核算的准确性。如:粮食风险基金支出、农资综合补贴支出,财政部门通过在农发行开立的粮食风险基金专户单独核算,封闭运行,不通过国库进行拨款,国库支出未列支这部分金额。

(四)科目设置差异

现行国库支出科目是按照功能分类统计的,未设置暂收、暂付科目,因此,国库在发生暂收、暂付业务时,只能将其归集到转移性支出科目。而财政核算涵盖收入、支出、资产以及负债等多种功能,设置了暂收、暂付等过渡账户,对暂收、暂付不列收支处理,并可根据需要进行调整。如国库以转移性支出列支政府采购支出,而财政在暂存款中核算该项收支,未列入支出项目中。

(五)对账调整差异

相关制度规定中,只对收入对账进行了明确的规范,而对于国库与财政的支出对账工作未予明确,在实际工作中,支出对账经常被忽视,更正处理不够及时妥当。据调查,2014年甘肃省财政部门在与人民银行国库对账过程中,仅对收入进行对账,并未核对支出情况。而对于财政支出科目使用错误的更正,一般由财政部门单方面进行调整,未填制更正通知书送国库部门办理更正,导致财政与国库支出数据的差异。

三、对策建议

(一)加快信息化建设

加快TCBS系统的升级改造,将集中支付数据按明细科目入账,减少因集中支付数据合并入账带来的差异,从而大幅降低国库支出与财政支出的差异率。加快财政支出无纸化进程,不断扩大财政支出无纸化业务范围和覆盖面,财政部门与人民银行国库通过部署统一的电子凭证库,提高资金拨付效率,实现支出业务的无纸化。

(二)加强财政专户管理

清理、整顿和压缩财政专户,财政资金的拨付全部通过央行国库办理,杜绝财政资金的体外循环,使财政资金的拨付和使用能够在央行国库得到及时、准确的反映和体现,促进财政资金使用更加公开、合法、透明,管理更加规范。

(三)建立沟通协调机制

加强与财政部门的沟通协调,财政部门在处理预算支出科目调整时,应抄送支出科目调整信息资料到人民银行国库,人行国库以此为依据及时调整支出科目,保障财政支出与国库支出调整的一致性。

(四)强化支出对账监督

研究与开发支出 篇11

关键词：农业上市公司 研发支出 财税补贴 回归分析

农业产业化经营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重要战略举措。2012年3月，国务院出台《国务院关于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农业产业化是我国农业经营体制机制的创新，要加快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做大做强龙头企业”。农业上市公司作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代表，对于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具有重要作用[1]。截至2011年底，我国沪深两市共有2367家上市公司，其中涉农企业89家，占全部上市公司数量的3.76%；沪深上市公司总资产为690749亿，其中农业上市公司总资产为3622亿[2]，资产总额占全部的0.52%，农业上市公司整体规模较小，发展缓慢，农业科技水平偏低是造成我国农业企业发展落后的重要原因。

为促进农业企业科技研发，近年来我国政府为其提供了大量财税扶持政策，但这些优惠却成为企业“背农”经营的便利条件，导致我国农业科技实力长期偏弱。2011年全国研发人员占从业人员比重为16.7%，但在700多家农业企业中从事研发的企业仅有25%，研发人员比重仅为9.6%；2011年我国农业类研发支出96亿，农业类研发支出与GDP比值仅为0.067%[3]，财税扶持并未取得预期效果。基于此，本文对我国农业上市公司研发投入的内部因素及政府财税补贴对农业上市公司研发支出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

一、政府对农业企业的财税补贴方式

农业上市公司是指从事农、林、牧、副、渔等生产经营活动的、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成立、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交易、具有法人地位并依据资本额度来承担有限责任的农业股份有限公司。截止2011年底，我国共有农业上市公司89家。

我国政府对企业研发的财税补贴方式有两种：一是直接补贴，在财政预算内给予财政补贴，补贴对象一般是有较高社会收益或有助于实现政府特定目标的研发项目。其主要作用是促进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引导国家科技发展方向，调整产业结构和推动社会科技进步；二是间接补贴，政府对企业实行税收优惠，将部分应缴纳税通过减免等方式促进企业开展研发。其目的是降低企业研发成本，保证市场竞争的公平性，弥补研发造成的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的不平等。直接补贴是政府对明确项目给予明确用途的资助，属于事前资助，这里政府与企业是合作者，政府给予企业的直接补贴能有效降低研发成本，提高研发成功率，降低产品的公共物品特性所造成的企业损失，企业也可以提高知名度和影响力；间接补贴没有明确的资助内容，多数属于事后资助，需要政府引导企业成为研发主体，政府不直接干预企业研发活动，对研发成果的推广给予政策扶持，帮助企业占有市场空间并获得利润，维护市场公平的竞争秩序。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首先，不同类型的企业研发需要和研发投入差别较大。根据农业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将其分为两类，生产型农业企业以种子、饲料、农产品原料的采集加工为主，多数位于生产上游；运营型农业企业以农产品包装和加工为主进行市场销售运营，多数位于生产下游。一般来说，生产型农业企业产品更新换代速度快，加强新产品、新技术研发会较为迫切；运营型农业企业位于生产下游，更多负责农产品的加工销售，对市场依赖较高，研发需求较低。因此，生产型农业企业的研发投入多于运营型农业企业。

其次，企业规模大小影响企业研发积极性。在完全竞争市场下，企业通过开展研发来获取领先技术和利润，随着规模增大，规模效益使得企业研发成本下降，利润的驱使会有更多的研发投入；当规模大到具有垄断优势时，由于研发边际成本提高，研发机会成本也提高，研发边际效益减少，企业研发投入动力下降，此时可能出现随着企业规模扩大导致研发投入下降的情况。中小型企业迫于生存压力而导致的研发动机强烈，但是我国农业上市公司规模偏小，多数处于发展成长阶段，几乎不存在垄断性企业。农业研发周期较长，面临市场、技术和自然的三重风险，规模大的企业抵御风险进行研发活动和承担相应风险的能力强。

再次，资金是研发投入的直接保障。充足的资金可以来源于企业收入和利润，也可以由负债融资提供。Batty Dasgupta（2006）发现财务中负债比率与研发投入负相关，原因归结为规避资金风险[4]。张明（2007）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企业研发投入与企业当期效益和企业盈利能力正相关，研发资金是企业开展研发的必备条件[5]。因此，本文认为农业企业融资能力有限，效益好的企业会更多利用自有资金进行研发，而效益较差、负债较高的企业则会降低研发投入。

资金是开展研发的条件，技术和人才是研发成功的保证。研发实力由技术性资产和技术类人员组成。技术性资产可以提高企业的研发能力，技术类人员可以提高企业识别研发机遇的能力，更加重视研发活动，是企业研发成功的保障。因此，研发实力越强的企业，利用已有的技术和经验会更快更好地完成研发；高水平技术人员能够抓住研发机遇，重视科技研发支出，形成学习和创新的企业环境。

结合已有研究，政府财税补贴可能对企业研发支出产生两种影响：一是企业加大研发支出，形成与政府财税补贴的杠杆效应。杠杆效应降低了研发成本和研发风险，企业有更大的积极性和更充裕的资金开展研发，会增加研发支出。二是企业总体研发支出不变，政府财税补贴取代了原本企业打算研发支出的部分，形成替代效应。替代效应体现在当政府财税补贴了即使在没有补贴时企业也会研发的领域，企业可以直接用政府财税扶持取代企业支出，利用节省的资金开展其它获利活动。本文认为，由于农业研发风险多样，研发项目多为重点农业技术和应用类农产品研发，农业企业资金规模和研发能力有限，政府补贴对来缓解资金不足起到“雪中送炭”的作用，而政府对其扶持的有效手段首推财税补贴。结合上文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endprint

H1：农业上市公司生产型企业研发投入高于经营型企业；

H2：农业上市公司规模越大，其研发投入越多；

H3：农业上市公司效益越好，其研发投入越多；

H4：农业上市公司研发实力越强，其研发投入越多；

H5：政府对农业企业科技资助越多，农业企业研发支出水平越高。

（二）模型设定

针对上述假设，首先将农业上市公司研发投入作为被解释变量，农业企业内部因素作为解释变量，找出哪些内部因素会影响企业研发投入；然后将农业上市公司研发支出作为被解释变量，政府科技资助作为解释变量，其它内部影响因素作为控制变量，运用偏相关分析和最小二乘估计分析财税补贴对农业上市公司研发支出的影响。基本模型是：

RD=β0+β1x1+β2x2+β3x3+β4x4+β5x5

+β6x6+β7x7+β8x8+β9x9+β10x10

+β11x11+ε1 （1）

RD=β12GI+β13Control+ε2 （2）

其中RD表示农业上市公司科技研发支出；Xn表示影响农业上市公司研发投入的内部因素；βn是其各个因素的影响系数；β0是未知因素所产生的影响；GI表示政府财税补贴；Control表示影响农业上市公司研发支出的其它控制变量，控制变量根据第一个研究结果而定；β12表示政府科技资助的影响系数，表示政府财税补贴对农业上市公司研发支出的影响程度；ε表示随机误差项。

（三）数据来源

以农业上市公司2012年的财务报表作为数据来源，按照农业上市公司所处行业类型和上市时间，从农林牧副渔等行业中均衡选取样本。剔除容易对结果产生较大偏差的**ST公司；由于刚上市的企业各方面还有待规范，政府对其科技资助也不全面，因此剔除2011年和2012年上市的农业公司。最终选取不同行业和不同规模的62家数据完整的农业上市公司，数据均来源于巨潮资讯网。

（四）变量选取

将农业上市公司研发支出具体数值作为被解释变量，在2006年之前，证监会并没有强制要求企业在财务报表中披露研发支出，2006颁布的新会计准则增加科目“开发支出”并在报表附注中表示为：对于前期研究阶段的支出，于发生时确认为当期损益；中期研发阶段的支出确认为无形资产；研发活动结束后研发支出确认为“管理费用”中披露的“研发费用、研究开发费、技术开发费、科研费”等。政府研发资助在“营业外收入”中的政府补助里，通过挑选政府补助明细中与科技研发相关的补助，最终确定政府研发资助。

对于农业企业研发支出的内部影响因素，本文选取了11个自变量作为解释变量，见表1。

1、农业上市公司所处行业类别。本文设置行业类别的虚拟变量研究其对研发投入的影响。本文将样本分为生产型农业企业和经营型农业企业。生产型企业以产品生产加工为主；经营型企业以产品市场贸易为主。当样本属于生产型企业时，虚拟变量取“1”；当属于经营型企业时，虚拟变量取“0”。

2、农业上市公司规模和偿债能力。选择总资产、总负债、资产负债率表示企业的规模和偿债能力。其中资产负债率用负债与资产比值表示，衡量企业融资后资金利用情况，作为财务杠杆指标衡量企业的偿债能力。

3、农业上市公司效益。选择总利润和主营业务收入表示企业的运营和效益，代表企业当前运营能力和盈利能力。

4、农业上市公司发展能力。选择利润率和主营业务增长率表示样本企业的发展能力。利润率用总利润与主营业务收入的比值表示，主营业务增长率用连续两年主营业务收入的差值与前一年主营业务收入的比值表示，代表了企业效益的发展趋势和发展能力。

5、农业上市公司研发实力。选择技术资产比率、技术人员比率、本科及以上人员比率表示企业研发实力。技术资产比率用无形资产、在建工程、生产性生物资产、开发支出各项之和与企业总资产的比值表示。

三、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2表明，农业上市公司研发支出总体较为理想，平均达1152.31万元，但各企业研发支出幅度较大，最少的大江集团2011年仅支出7万元研发费用，最多的中牧实业则有7000万元；政府对农业上市公司的财税补贴与企业研发投入类似，政府在2011年对样本企业平均研发资助600多万元，用于农业科技领域的研发补贴偏低。资产负债方面，样本企业基本保持了稳定和安全的资产负债率，平均资产负债率在56%，略高于国际通行的标准值50%；获利方面， 样本总体利润偏低，总利润均值在3.6亿，利润率也偏低，平均利润率仅为12%，而且出现了部分负增长的农业企业；主营业务增长率方面，样本企业表现出较好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平均增幅在21%；技术资产和技术人员方面，与IT、生物类上市公司相比，农业上市公司技术资产和技术人员比率较低，研发队伍规模偏小，员工专业技能和员工整体素质偏低。

（二）研发支出的影响因素检验

为提高方程的有效性和严谨性，采用容差法（Tolerance）和方差膨胀因子法（VIF）判断各自变量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运用SPSS18.0 进行数据分析，结果见表3：

结果表明，容差值多数在0.5以上，VIF值均在10以下，说明方程模型符合多元线性回归要求，回归结果有效性与可信性较强。下面对模型总体进行分析。

从表4可看出，模型总体解释能力较好，调整后的判定系数R2达75.4%，即以上内部因素能够对农业上市公司研发投入的75.4%做出解释，方程的拟合度较高。从回归模型方差分析表看，F检验用来考察回归模型中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是否显著，F统计量为16.031，且Sig为0.00，拒绝模型整体不显著的假设，说明模型整体上是高度显著的。D-W拟合程度值为2.045，说明变量间自相关性很低，研究模型有效。endprint

下面对因变量和自变量进行Pearson相关性分析，具体见表5：

表5表明，农业上市公司研发支出与资产规模、资产负债率、主营业务收入、主营收入增长率、技术资产比率、技术人员比率、总利润和利润率呈显著关系。其中研发支出与企业资产、主营业务收入、主营收入增长率、技术资产比率、技术人员比率、总利润和利润率显著正相关；与资产负债率显著负相关；总负债、企业行业类别及本科以上比率与研发支出无显著相关关系。

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检验企业内部因素变化是否会引起研发投入的变化，为保证各变量值在同一数量级，将研发支出、总资产、总负债进行对数转换。为保证新加入的自变量不会对方程的有效性产生影响，本文采取逐步回归方法，直到方程内没有变量可以剔除为止。

表6表明，企业资产、资产负债率、利润率、主营业务增长率、技术资产比率和技术人员比率与研发支出关系显著。其中资产负债率与研发支出显著负相关，其余为显著正相关；总利润和主营业务收入与研发支出无显著关系。

（三）财税补贴对研发支出的影响检验

下面分析政府财税补贴对农业上市公司研发支出的影响。结合已有结论，将资产、资产负债率、利润率、主营收入增长率、技术资产比率、技术人员比率作为控制变量，采取偏相关操作，检验结果如下：

从表7、表8可看出，通过偏相关检验发现政府财税补贴与农业上市公司研发支出存在显著的相关性，相关系数达到0.713。通过回归分析看出，在控制了企业资产、资产负债率、利润率、主营业务增长率、技术资产比率和技术人员比率后，政府财税补贴与农业上市公司研发支出在5%水平下显著正相关，促进系数为0.711。即政府补贴一元，农业企业会相应增加研发支出0.71元。

四、总结与建议

本文选取62家农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研究农业上市公司研发支出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企业资产、利润率、主营业务增长率、技术资产比率和技术人员比率对研发投入有显著正影响；资产负债率对研发投入有显著负影响；负债、主营业务收入、总利润、员工学历对研发投入无显著影响。不同类型农业企业在研发支出方面差异性不明显。研究结果说明首先农业企业达到一定资产规模、具备充足资金、未来预期有良好发展时，会增加研发投入，从容应对研发风险，顺利完成研发任务并将研发成果转化为利润；其次农业上市公司尽量避免用负债资金进行研发活动，更倾向用自有资金开展研发，降低了研发的资金风险；最后技术资产和技术人员是企业顺利研发的保证，在技术层面上确保企业的研发成果有较高的成功率[6]。

实证分析表明，政府财税补贴对农业企业研发支出促进的弹性系数为0.711，有明显的激励效果。因此，政府加大农业科技资助力度、引导金融机构向农业科技领域放贷并制定合理的研发项目是必要的。对大中型农业企业，政府要促进其建立研发中心，开展重点领域的研发，重点保护研发成果，形成涵盖研发、产学研合作、技术转移和扩散等各环节的产权界定与保护的制度体系，减少技术溢出，保证市场竞争公平性；对中小型农业企业，政府要规范其研发行为，有针对性资助明显带有社会经济效益的项目，集中优势资源对重点农业和特色农业给予扶持，提高资源利用率。

参考文献：

[1]彭熠.我国农业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研究——基于转型经济背景的分析[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201—217

[2]国家统计局.中国科技统计年度报告[M]. 2012：217—233

[3]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

上市公司分类数据[M].2010：376—380

[4]Batty Dasgupta. What Dete-

rmines Industrial R & D Expendit-

ure in the UK Institute of Econo-

mic and Social Research， 2006

[5]张明.科技起飞和中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成长[J].清华大学学报，2007（12）

[6]刘惠.中国农业上市公司可持续增长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0（05）

（王昕，1976年生，辽宁阜新人，辽宁现代服务职业技术学院会计师、讲师。研究方向：财经理论及教学）endprint

下面对因变量和自变量进行Pearson相关性分析，具体见表5：

表5表明，农业上市公司研发支出与资产规模、资产负债率、主营业务收入、主营收入增长率、技术资产比率、技术人员比率、总利润和利润率呈显著关系。其中研发支出与企业资产、主营业务收入、主营收入增长率、技术资产比率、技术人员比率、总利润和利润率显著正相关；与资产负债率显著负相关；总负债、企业行业类别及本科以上比率与研发支出无显著相关关系。

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检验企业内部因素变化是否会引起研发投入的变化，为保证各变量值在同一数量级，将研发支出、总资产、总负债进行对数转换。为保证新加入的自变量不会对方程的有效性产生影响，本文采取逐步回归方法，直到方程内没有变量可以剔除为止。

表6表明，企业资产、资产负债率、利润率、主营业务增长率、技术资产比率和技术人员比率与研发支出关系显著。其中资产负债率与研发支出显著负相关，其余为显著正相关；总利润和主营业务收入与研发支出无显著关系。

（三）财税补贴对研发支出的影响检验

下面分析政府财税补贴对农业上市公司研发支出的影响。结合已有结论，将资产、资产负债率、利润率、主营收入增长率、技术资产比率、技术人员比率作为控制变量，采取偏相关操作，检验结果如下：

从表7、表8可看出，通过偏相关检验发现政府财税补贴与农业上市公司研发支出存在显著的相关性，相关系数达到0.713。通过回归分析看出，在控制了企业资产、资产负债率、利润率、主营业务增长率、技术资产比率和技术人员比率后，政府财税补贴与农业上市公司研发支出在5%水平下显著正相关，促进系数为0.711。即政府补贴一元，农业企业会相应增加研发支出0.71元。

四、总结与建议

本文选取62家农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研究农业上市公司研发支出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企业资产、利润率、主营业务增长率、技术资产比率和技术人员比率对研发投入有显著正影响；资产负债率对研发投入有显著负影响；负债、主营业务收入、总利润、员工学历对研发投入无显著影响。不同类型农业企业在研发支出方面差异性不明显。研究结果说明首先农业企业达到一定资产规模、具备充足资金、未来预期有良好发展时，会增加研发投入，从容应对研发风险，顺利完成研发任务并将研发成果转化为利润；其次农业上市公司尽量避免用负债资金进行研发活动，更倾向用自有资金开展研发，降低了研发的资金风险；最后技术资产和技术人员是企业顺利研发的保证，在技术层面上确保企业的研发成果有较高的成功率[6]。

实证分析表明，政府财税补贴对农业企业研发支出促进的弹性系数为0.711，有明显的激励效果。因此，政府加大农业科技资助力度、引导金融机构向农业科技领域放贷并制定合理的研发项目是必要的。对大中型农业企业，政府要促进其建立研发中心，开展重点领域的研发，重点保护研发成果，形成涵盖研发、产学研合作、技术转移和扩散等各环节的产权界定与保护的制度体系，减少技术溢出，保证市场竞争公平性；对中小型农业企业，政府要规范其研发行为，有针对性资助明显带有社会经济效益的项目，集中优势资源对重点农业和特色农业给予扶持，提高资源利用率。

参考文献：

[1]彭熠.我国农业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研究——基于转型经济背景的分析[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20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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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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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atty Dasgupta. What D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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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明.科技起飞和中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成长[J].清华大学学报，2007（12）

[6]刘惠.中国农业上市公司可持续增长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0（05）

（王昕，1976年生，辽宁阜新人，辽宁现代服务职业技术学院会计师、讲师。研究方向：财经理论及教学）endprint

下面对因变量和自变量进行Pearson相关性分析，具体见表5：

表5表明，农业上市公司研发支出与资产规模、资产负债率、主营业务收入、主营收入增长率、技术资产比率、技术人员比率、总利润和利润率呈显著关系。其中研发支出与企业资产、主营业务收入、主营收入增长率、技术资产比率、技术人员比率、总利润和利润率显著正相关；与资产负债率显著负相关；总负债、企业行业类别及本科以上比率与研发支出无显著相关关系。

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检验企业内部因素变化是否会引起研发投入的变化，为保证各变量值在同一数量级，将研发支出、总资产、总负债进行对数转换。为保证新加入的自变量不会对方程的有效性产生影响，本文采取逐步回归方法，直到方程内没有变量可以剔除为止。

表6表明，企业资产、资产负债率、利润率、主营业务增长率、技术资产比率和技术人员比率与研发支出关系显著。其中资产负债率与研发支出显著负相关，其余为显著正相关；总利润和主营业务收入与研发支出无显著关系。

（三）财税补贴对研发支出的影响检验

下面分析政府财税补贴对农业上市公司研发支出的影响。结合已有结论，将资产、资产负债率、利润率、主营收入增长率、技术资产比率、技术人员比率作为控制变量，采取偏相关操作，检验结果如下：

从表7、表8可看出，通过偏相关检验发现政府财税补贴与农业上市公司研发支出存在显著的相关性，相关系数达到0.713。通过回归分析看出，在控制了企业资产、资产负债率、利润率、主营业务增长率、技术资产比率和技术人员比率后，政府财税补贴与农业上市公司研发支出在5%水平下显著正相关，促进系数为0.711。即政府补贴一元，农业企业会相应增加研发支出0.71元。

四、总结与建议

本文选取62家农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研究农业上市公司研发支出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企业资产、利润率、主营业务增长率、技术资产比率和技术人员比率对研发投入有显著正影响；资产负债率对研发投入有显著负影响；负债、主营业务收入、总利润、员工学历对研发投入无显著影响。不同类型农业企业在研发支出方面差异性不明显。研究结果说明首先农业企业达到一定资产规模、具备充足资金、未来预期有良好发展时，会增加研发投入，从容应对研发风险，顺利完成研发任务并将研发成果转化为利润；其次农业上市公司尽量避免用负债资金进行研发活动，更倾向用自有资金开展研发，降低了研发的资金风险；最后技术资产和技术人员是企业顺利研发的保证，在技术层面上确保企业的研发成果有较高的成功率[6]。

实证分析表明，政府财税补贴对农业企业研发支出促进的弹性系数为0.711，有明显的激励效果。因此，政府加大农业科技资助力度、引导金融机构向农业科技领域放贷并制定合理的研发项目是必要的。对大中型农业企业，政府要促进其建立研发中心，开展重点领域的研发，重点保护研发成果，形成涵盖研发、产学研合作、技术转移和扩散等各环节的产权界定与保护的制度体系，减少技术溢出，保证市场竞争公平性；对中小型农业企业，政府要规范其研发行为，有针对性资助明显带有社会经济效益的项目，集中优势资源对重点农业和特色农业给予扶持，提高资源利用率。

参考文献：

[1]彭熠.我国农业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研究——基于转型经济背景的分析[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201—217

[2]国家统计局.中国科技统计年度报告[M]. 2012：217—233

[3]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

上市公司分类数据[M].2010：376—380

[4]Batty Dasgupta. What Dete-

rmines Industrial R & D Expendit-

ure in the UK Institute of Econo-

mic and Social Research， 2006

[5]张明.科技起飞和中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成长[J].清华大学学报，2007（12）

[6]刘惠.中国农业上市公司可持续增长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0（05）

研究与开发支出 篇12

公共教育支出又称为公共教育财政投入, 是我国教育投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教育支出是决定一个国家教育事业能否正常、稳定发展的关键因素, 也关系到教育质量的提高和教育公平的实现。目前, 我国学者对公共教育支出的研究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公共教育支出的绩效研究。如申玲 (2009) [1]、从树海和周炜 (2007) [2]对我国公共教育支出绩效的研究。二是公共教育支出的公平性研究, 如邱伟华 (2008) [3]对我国公共教育支出的不公平的分析;杜晓利和沈百福 (2010) [4]对公共教育经费三级教育分配的研究等。

家庭教育支出是居民家庭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 代表着居民对教育的需求和支付能力。学者们对家庭教育支出的相关研究也很多, 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比较不同支出主体之间的差异性, 如张锦华 (2008) [5]对城乡之间、农村的不同发展地区之间的教育支出的差距研究、魏新和邱黎强 (1998) [6]对城镇家庭教育支出负担率差距的研究。二是对家庭教育支出与家庭收入之间的关系研究。如刘社建 (2003) [7]对教育消费水平的收入弹性的研究、丁小浩和薛海平 (2005) [8]对城镇居民家庭在选择性教育支出差异的研究。三是对教育支出负担的关注。郑翠霞 (2006) [9]对贫困地区农村家庭子女教育支出的研究、张艳梅和赵桂梅 (2006) [10]对内蒙古城镇居民家庭教育支出增长的研究等。另外, 关于家庭教育支出的效益研究也日渐丰富, 成为解释家庭教育投资决策的重要分析维度。

根据已有研究文献可以看出, 公共教育投入和居民家庭教育支出作为不同性质、不同类别的两大教育经费来源, 在学术领域分别形成了各自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向。然而, 学者们却少有分析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公共教育支出作为宏观因素, 理论上会对居民的投资决策产生影响。二者之间的关系不明晰, 很可能造成家庭教育支出的浪费和公共教育投入的盲目性, 不利于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此, 本文以公共教育投入与家庭教育支出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 利用1992~2010年相关统计数据, 对我国公共教育支出变化趋势、家庭教育支出倾向和弹性系数进行了描述和分析, 试图解析公共教育投入与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教育支出之间的相互关系。

目前, 学者们对家庭教育支出的界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秦宛顺等人 (1992) [11]认为, 家庭智力投资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类:广义家庭智力投资指家庭用于提高家庭成员文化教育水平的支出, 即除了购买课本、讲义、文具、书报杂志的支出和学费之外, 还包括购买文化娱乐用品和文娱费支出, 简称为家庭文化教育支出。狭义的家庭智力投资指家庭用于教育方面的支出, 简称为家庭教育支出, 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家庭直接教育费支出, 包括纸张文具、书报杂志和学杂费;二是家庭教育集资;三是家庭教育税费。基于数据收集的准确性和便利性, 笔者将《中国统计年鉴》中所列教育娱乐文化支出定义为广义教育支出, 将其中的家庭教育支出定义为狭义教育支出, 需要说明的是, 在《中国统计年鉴》中, 只将城镇居民的狭义教育支出予以单列, 农村家庭则没有。本文中的家庭教育支出是指城镇居民家庭狭义教育支出。

二、公共教育支出

从教育经费的供给和需求来说, 国内生产总值 (GDP) 是教育经费的根本来源[3]。在教育经费总量中, 预算内教育经费和学费是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其中, 预算内教育经费来源于财政支出。1992~2010年, 我国教育总经费和预算内教育经费每年都在增长, 人均教育总经费由62元提高到1094元;人均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由46元增长到1006元。但是, 二者相对量的变化却存在明显差异。首先, 我国教育总经费占GDP的比例呈缓慢的波动增长状态, 虽然总体处于上升趋势, 但仍有6个年份出现下降, 这与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并不匹配, 表明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对教育资源的配置并不充分。其次, 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一直处于波动状态, 波动区间为13.17%~15.47%, 其中, 1994~1996年和2007~2008年处于波峰阶段, 2000年是波谷阶段, 表明我国预算内教育经费受政府的财政预算和相关政策因素影响较大。

三、家庭教育支出

1992~2010年, 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性支出和教育支出每年都在增长。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从1618元增长到13471元, 增长了7.3倍;人均教育支出由64元增长到661元, 增长了9.3倍。居民家庭教育支出反映了家庭对教育的需求, 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教育支出倾向和家庭教育的需求弹性是反映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教育支出与家庭人均总支出、人均收入、学费等关系的重要指标。沈亚芳等人曾经对我国农村居民教育支出倾向[12]、楚红丽也曾经对我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教育支出的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13]进行过分析。这里, 我们将对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教育支出倾向和家庭教育支出的总支出弹性、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进行分析。

(一) 城镇居民家庭的教育支出倾向

1.平均教育支出倾向

经济学上, 平均消费倾向是指居民平均消费支出占平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 因此, 平均教育支出倾向就是指家庭教育支出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比例, 即教育支出占家庭收入的份额。通过对1992~2010年度数据分析发现, 我国城镇居民平均教育支出倾向1992年为0.032, 2002年最高的时候为0.064, 此后一路下行, 到2010年为0.035。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 我们认为, 可能是1992~2002年, 随着高等教育收费改革和扩招, 居民对教育的需求量大增, 随着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较快增长, 使原来被体制压抑下的教育需求得以释放, 导致平均教育支出倾向上升。2002年之后, 随着城镇居民基本教育需求的满足, 平均教育支出倾向则呈现缓慢下降的趋势。

2.边际教育支出倾向

边际教育支出倾向是指增加教育支出与增加的收入的比值, 反映了家庭收入增加对教育支出增加的影响。

分析表明, 我国城镇居民的边际教育支出倾向, 1993年为0.056, 1998年达到最高0.14, 此后一路波动下行, 2010年仅为0.008。对于边际教育支出倾向的“倒U”型趋势的原因, 我们认同沈亚芳等人的看法, 是人力资本投资收益变化和边际消费递减规律共同作用的结果。数据分析表明, 我国城镇居民边际教育支出倾向的变化, 符合凯恩斯的消费函数理论, 随着收入的增加, 消费并不按比例增加, 消费增量在收入增量中的比例是递减的。

我们也可以用函数模型:Y=a+b X来计算边际教育支出倾向。其中Y代表人均教育支出, a是截距, b是教育支出倾向, X是人均收入。用模型计算1992~2010年边际教育支出倾向为也是倒U型, 从0.0737~0.0871, 然后逐步下降为0.0163。

(二) 城镇居民家庭教育支出的相关弹性系数

经济学认为, 弹性是指当两个变量存在函数关系式用来表示因变量对自变量的反映敏感程度的一个指标, 用数学公式表示为:弹性系数=因变量变动的百分比/自变量变动的百分比[13]。具体地说, 弹性系数告诉我们当自变量发生1%的变动时, 它引起的因变量变动的百分比。家庭教育支出受到多个因素的影响, 下面主要从教育需求的总支出弹性、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来分析城镇居民家庭教育支出与相关指标的关系。其中, 本文利用双对数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其斜率就是弹性系数。

1.教育需求的总支出弹性

家庭教育需求的总支出弹性是指家庭教育支出的增长率与家庭消费性支出增长率之间的比率关系, 能够反映家庭教育支出对家庭消费性支出的敏感程度。通过对1992~2010年城镇家庭人均教育支出和人均消费总支出的相关分析发现, 二者存在极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相关系数为0.9227。据此, 我们将人均消费支出看作自变量X, 将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教育支出看作因变量Y, 进行双对数回归可得:Ln Y=1.173Ln X-4.3, 拟合优度R2=0.917。由此可以看出, 1992~2010年, 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教育需求的总支出弹性系数为1.173, 说明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教育支出的总体增长速度快于家庭消费总支出的增长速度。

城镇居民教育需求总支出弹性的历年变化趋势, 我们可以看出, 家庭教育需求的总支出弹性经历大幅波动后走向平稳, 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4~2002年, 总支出弹性系数总体大于1, 表明城镇家庭教育支出的增长速度快于家庭消费性支出, 并受家庭消费性支出的影响较大;第二阶段为2003~2010年, 总支出弹性系数总体小于1, 走势趋向平稳, 表明城镇家庭教育支出的增长速度慢于家庭消费性支出。

分析2010年我国31个省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教育支出和人均消费总支出的横截面数据可以得出, 二者之间存在极为密切的相关关系, 相关系数为0.8492。我们可以将人均教育支出看作因变量Y, 将人均消费总支出看做X, 由此建立双对数回归模型可得:Ln Y=1.3201 Ln X-6.1074, R2=0.62, 模型计算的总支出弹性系数为1.3201。这说明, 我国不同省份城镇居民家庭之间的教育支出存在差距。人均总支出高的地区, 人均教育支出也高, 并且其增长速度, 高过总支出的增长速度。

2.教育需求的收入弹性

家庭教育需求的收入弹性, 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因家庭收入变动而引起的教育支出变动率, 即教育支出对家庭收入变动的反应程度, 其弹性系数等于家庭教育支出变动百分比除以收入变动百分比。根据相关分析, 我国1992~2010年城镇居民家庭教育支出与家庭收入之间存在极为密切的正相关关系, 相关系数为0.9094。由此, 建立双对数回归模型可得:Ln Y=1.081 Ln X-3.78, 其中, Y表示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支出, X表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R2=0.91。模型表示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教育支出的收入弹性系数为1.081 (小于总支出弹性) , 即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增加1个百分点, 其教育支出相应增加1.081个百分点。弹性系数大于1, 表明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教育支出随着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高而增加, 且增长速度快于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增长。

分析表明, 家庭教育支出的收入弹性并非一直大于1, 而是经历波动起伏后趋向平稳, 其波动周期与总支出弹性一致, 但波动幅度相对较小。1994~2002年, 教育支出的收入弹性系数大于1, 即收入水平上升时, 对教育支出的增幅高于收入增幅。2002年以后, 收入弹性系数处于0~1之间, 即当收入水平继续上升时, 家庭教育支出增幅小于收入的增幅。

对2010年我国31省份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支出和人均可支配收入进行相关分析发现, 二者存在极为密切的正相关关系, 相关系数为0.8443, 据此建立双对数回归模型如下:Ln Y=1.217 Ln X-5.56, R2=0.5543。由于地区差异的存在, 横截面分析模型所得教育支出相对人均收入的弹性系数高于时序数据的计算结果。

3.教育需求的价格弹性

学费是教育经费的重要来源, 学费来源于家庭教育支出, 由于学费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教育的价格, 我们据此可以计算家庭教育需求的价格弹性, 即家庭教育支出变动的百分比与学费变动百分比的比值。分析表明, 1992~2010年, 我国城镇居民的人均学费一直处于上升趋势, 人均学费占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支出的比例也一路上升, 从6.25%提高到34.04%。

1992~2010年, 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教育支出与人均学费存在极为密切的相关性, 相关系数为0.9177, 我们将人均学费看作自变量X, 将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教育支出看作因变量Y, 进行双对数回归可得:Ln Y=0.6031Ln X+3.46, 其中R2=0.97。据此我们得出, 1992~2010年, 我国城镇居民教育支出的价格弹性系数为0.6031, 即人均学费每增长1个百分点, 人均教育支出增长0.603个百分点。表明, 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教育支出的增长幅度低于学费的增长幅度。

2010年我国31个省份的数据也表明,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教育支出与人均学费之间存在极为密切的正相关关系, 相关系数为0.8547。根据横截面数据可得双对数模型:Ln Y=0.6613 Ln X+2.8411, R2=0.78, 其中, Y表示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教育支出, X表示人均学费。模型表明, 家庭教育需求的价格弹性系数为0.6613。

从以上三组弹性系数可以看出, 时序数据与横截面数据的计算结果存在一定的差异。由于横截面数据可以扣除物价上涨和时间因素的影响, 因此, 笔者认为, 运用横截面数据计算出的弹性系数更客观。

四、公共教育支出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

我国国民经济总量的各组成部分分别通过不同的途径投向教育, 转化为教育总经费。我们认为, 家庭教育支出受到四个层次因素的影响:第一层次是家庭收支状况, 也是最为直接的影响因素;第二层次是教育政策的影响, 如学费政策和预算内教育经费等;第三层次是公共财政支出水平;第四个层次是宏观经济发展水平。根据上述思路, 在确定这些影响因素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时, 我们把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支出作为因变量Y, 分别选取人均可支配收入 (X1) 、人均预算内教育经费 (X2) 、人均财政支出 (X3) 和人均GDP (X4) 等4个指标对其进行解释。

在假定其他影响因素不变的情况下, 分别拟合Y对X1、X2、X3、X4的一元时序回归, 结果如下。

为了进一步了解各解释变量对家庭教育支出的综合影响, 我们利用SPSS软件, 对解释变量进行多元逐步回归, 建立模型如下:

根据表6的统计结果可得模型:Y=5.661X1-4.767X4, R2=0.972。该模型表示人均家庭可支配收入和人均GDP对家庭教育支出影响显著。从“已排除的变量”可以看出, 人均预算内教育经费和人均财政支出并未进入模型, 说明公共教育支出和公共财政支出并非影响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教育支出的最主要的线性因素。但是, 如果我们将4个自变量取对数, 建立逐步回归模型, 则被排除的指标是X1和X4。

对31个省份的4个指标进行逐步回归, 我们发现回归结果只剩下收入X1, 其他三个都剔除了。我们认为, 从全国来看, 这些年GDP的增长对教育支出是有影响的, 但是各地看, 人均GDP的差异, 不是影响教育支出的重要因素。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根据国民经济总量与教育经费之间的关系, 建立了我国城镇居民教育支出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 认为城镇居民教育支出, 在逻辑上受到4个层次的因素影响, 但是最紧密的因素也是第一层次的因素, 即家庭收支。

本文分析了1992~2010年, 我国城镇居民的平均教育支出倾向和边际教育支出倾向的变动趋势, 发现城镇居民的平均教育支出倾向趋势的变化关键点在2002年, 之前是上升阶段, 此后是下降阶段。城镇居民的边际教育支出倾向趋势的变化也是先上升, 后下降, 正在逼近0。

本文还分析了1992~2010年我国城镇居民教育支出的总支出弹性、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 发现:根据双对数模型, 城镇居民教育支出的总支出弹性、收入弹性都大于1。就是说, 城镇居民教育支出的增长快于家庭消费总支出的增长和家庭收入的增长。对2010年31个省份的横截面数据的分析, 也得出上述结论。但是, 1992~2010年, 我国城镇居民教育支出的价格弹性, 根据双对数模型分析, 是小于1的。表明: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支出的增长慢于人均学费的增长。对2010年31个省份的横截面数据的分析, 也是同样结论。

本文根据逻辑分析, 选取了可能影响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支出的4个指标, 分别是人均GDP、人均财政支出、人均预算内教育经费、家庭人均收入, 拟建立逐步回归模型。在1992~2010年的时序模型运行过程中, 剔除了人均财政支出、人均预算内教育经费两个指标, 留下了人均GDP和家庭人均收入;表明这两个指标是影响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支出的重要指标, 而公共教育支出因素, 至少不是重要的线性影响因素。对2010年31个省份数据的横截面数据作相同的逐步回归过程中, 剔除了3个因素, 仅留下家庭人均收入作为家庭教育支出的重要因素。

上述分析表明, 虽然影响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教育支出的许多因素在理论上是存在的, 但是从目前的数据来看, 仅仅家庭收入是能到证实的重要因素。

摘要：公共教育支出和家庭教育支出作为不同类别的两大经费来源, 对教育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利用19922010年全国31省市城镇居民的相关调查数据, 对我国城镇居民家庭的教育支出倾向和弹性系数进行了分析, 并进一步分析了GDP、家庭收入及公共教育支出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 最后对相关结论进行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