妊娠相关蛋白A（共7篇）
妊娠相关蛋白A 篇1
妊娠不良结局是指由于许多不良因素, 其中包括母亲自身的特点, 所导致娩出后新生儿及产妇不良预后, 主要包括:早产, 流产, 宫内发育迟缓, 胎儿畸形 (染色体异常) , 胚胎停止发育、死胎、巨大儿、妊娠期高血压疾病、HELLP综合征、妊娠期肝内胆汁淤积症 (ICP) 、妊娠期糖尿病等[1~4]。与妊娠不良结局的相关危险因素除与年龄、孕期情绪改变、孕早期发热、家族遗传、物理和化学、生物因素 (病毒、细菌和寄生虫感染) 等已明确因素外, 仍有一大部分妊娠不良结局未能找到明确的原因。目前我国报道有关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约占妊娠结局的5%~24.4%, 我国河北省曾报导发生率为6.14%[5], 由于较高的发生率及数量, 导致大量的新生儿及产妇病死及病残。因而进一步深入了解其发生机制, 对于防范妊娠不良结局有着重要意义[6]。
在上述各种妊娠不良结局中, 发生机制与孕程中胎盘组织功能有相关性。因而, 胎母介面上所表达的一些蛋白及炎性因子等受到广泛关注。随着生物分子学技术的发展, 在许多研究上述的各种妊娠不良结局的发生机制中表明不良结局与妊娠相关血浆蛋白A (PAPP-A) 及其基因多态性有一定关联[7]。
PAPP-A于1974年首次从孕妇血浆中分离出来, 发现其在妊娠中一种胎盘合体滋养层细胞及蜕膜细胞中产生, 通过母体循环进入血液中的一种大分子糖蛋白, 是锌离子依赖性金属蛋白酶超家族一员。其在血浆中的浓度随孕周的增长而增加, 母血浆中PAPP-A的水平在足月时达到高峰, 分娩后逐渐下降, 于产后6周基本消失。此外研究表明, 其在体内多种细胞及器官中表达 (成纤维细胞、成骨细胞、血管平滑肌、子宫内膜、卵巢、输卵管、睾丸、肾脏、结肠、粒细胞等) , 比起孕妇胎盘细胞及蜕膜细胞来说表达相对低下。在妊娠妇女血浆中PAPP-A为异构四聚体, 由2个PAPP-A分子和2个嗜酸性粒细胞的大分子碱性蛋白质前体 (pro MBP) 通过二硫键组成, 称为PAPP-A/pro MBP[8], 其分子量为500k Da, pro MBP是内源性PAPP-A活性的抑制剂, 而非妊娠人群血浆中PAPP-A以同型二聚体形式存在, 是IGFBP-4蛋白酶, 在胰岛素样生长因子-Ⅰ受体 (IGF-Ⅰ)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Ⅱ (IGF-Ⅱ) 存在的条件下, PAPP-A可以特异性地裂解胰岛素样生长因子结合蛋白4 (IG-FBP-4) 作用于胰岛素样生长因子系统 (IGF) 轴而发挥生物学作用[9]。PAPP-A通过裂解IGFBP-4释放出IGFs, 游离的IGFs可以和细胞膜上的IGF受体相结合调节细胞生长和信号传导[10]。PAPP-A单体分子量为200k Da, PAPP-A的氨基酸序列分析结果显示:PAPP-A由1547个氨基酸残基组成, 主要由五部分组成, 从N-末端起依次为:层黏连蛋白G样 (LG) 序列, 是PAPP-A表达所必需的, 可能有稳定裂解活性片段的作用;裂解活性片段;一个HEIGHSLGLYHV序列 (约含500个氨基酸残基) ;短同源重复序列 (SCRs) , 由60个氨基酸残基组成, SCRs由五个相同的补体调控蛋白 (CCP) 相连组成, 可以使PAPP-A结合到细胞表面通过在IGF-Ⅰ受体附近释放胰岛素样生长因子增强IGF的信号传导作用;C-末端, 其中含有82个桥接的Cy S残基, 7个连接葡萄糖的位点以及14个供N-糖基化的位点[11]。这与斑马鱼的PAPP-A单体结构类似[12], 其中PAPP-A含有3个LNR序列, 其中两个位于裂解活性片段内, 第三个位于C-末端, LNR (1-3) 对PAPP-A识别底物特异性发挥重要作用, 缺失任一个LNR序列, PAPP-A丧失对IGFBP-4的裂解活性[13,14]。PAPP-A蛋白的1-22号氨基酸为信号肽, 信号肽切割位点在22-23号氨基酸之间, PAPP-A的蛋白质二级结构主要包括α-螺旋、β-折叠、β-转角、无规则卷曲及锌指结构, 蛋白的抗原表位应该位于成熟的蛋白序列而非信号肽区段, α-螺旋和β-折叠区段等部位化学键键能较高, 稳定蛋白结构位于蛋白结构内部, 不易与抗体结合;β转角和无规则卷曲结构松散, 位于蛋白的表面, 易于形成抗原的表位[15,16]。PAPP-A基因位于染色体9q33.1, 是跨度为200 kb的DNA, 其包含22个外显子, PAPP-A在妊娠期间在胎盘组织中高表达[17]。目前国内外均报道过其基因多态性如rs7020782、rs12375498、rs7869550、rs445154、rs35407884等等。
1 妊娠相关血浆蛋白A (PAPP-A) 与妊娠不良结局的关系
1.1 PAPP-A与染色体疾病的关系
染色体疾病在妊娠期包括很多, 常见的有唐氏综合征 (21三体) 、Patau综合征 (13三体) 、Edward综合征 (18三体) 、Turner综合征, 目前大量的国内外临床应用中表明, 在孕早期7~14周通过对孕妇外周血的PAPP-A, 联合血清f-β-h CG、B超监测颈半透明度厚度 (NT) 的检测可应用于染色体畸形的早期筛查, 其中唐氏综合征 (21三体) 内其PAPP-A (0.34-0.62) Mo M (中位数) 表达明显下降, 在Patau综合征 (13三体) 中为0.25 Mo M, Edward综合征 (18三体) 中为0.15-0.22 Mo M, Turner综合征为0.49 Mo M, 尽管PAPP-A是妊娠早期筛查较敏感的血清学指标, 但与其他标记物一样, 单项检测也仍存在检出率不高, 且假阳性较高等缺陷, 通过联合检测后其检出率为92%, 假阳性5.2%[18]。有研究中表明通过对22 695孕妇孕早期超声测NT, 胎儿母体血清游离β-h CG和PAPP-A三联检查进行风险评估, 得出唐氏综合征的合并自发性流产的发生率显着增加, 此外唐氏综合征合并出生缺陷、早产的可能性增加[19]。
1.2 PAPP-A与宫内生长受限的关系
有研究表明通过对产前检查的妊娠10~14周的孕妇进行经腹超声检查, 测量胎儿的顶臀长度及肱骨、股骨、尺骨、胫骨、足的长度与荧光免疫测定法检测孕妇血浆中PAPP-A含量的关系。得出妊娠10~14周孕妇血浆中PAPP-A水平与胎儿肱骨、股骨、胫骨的长度密切相关, PAPP-A可能参与胎儿骨骼的生长发育[20]。此外国外报道, 破坏PAPP-A基因纯合子的野生鼠可以存活, 但其身材矮小, 出生比例仅为野生同胞的60%, 在胎儿期骨化发育迟缓, 另外, 该研究还观察到PAPP-A基因靶向断裂的野生鼠胚胎骨矿化延迟, 调节IGF的活性, 降低IGF-Ⅱ胚胎发育过程中生物利用度增长迟缓和整体机身大小减少[21]。
1.3 PAPP-A与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的关系
目前国内外有大量的研究报道, 孕早期低水平的PAPP-A大约有2倍的风险发展为子痫前期, 并认为10~14周是孕早期检测的最佳时期, 可早期预测先兆子痫等, 血浆PAPP-A值在子痫前期发病前已经升高, 并随着疾病的发展而增加, 可作为判断胎盘功能、预测胎儿高危程度及先兆子痫发展程度的指标, 有研究表明足月妊娠时患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的孕妇血浆的PAPP-A值与舒张压呈正相关;PAPP-A可以增加血浆中游离IGF浓度, 促进血管平滑肌细胞及血管内膜细胞的增生, 细胞外基质的重构;PAPP-A作用下增多的IGF-I能降解血管内皮细胞的NO合成酶, 血管舒张因子释放, 从而加重血管内皮损伤[22]。
1.4 PAPP-A与妊娠期糖尿病的关系
Spencer等在对意大利3477名孕妇中研究PAPP-A与妊娠期糖尿病的关系中发现孕早期低PAPPA水平在孕中期发展成妊娠期糖尿病的风险增加[23]。但在MD Savvidou, 等人在英国对包含194例1型糖尿病、122例2型糖尿病、779例发展成为妊娠期糖尿病、41007例非糖尿病的孕妇中研究得到, 各组间无明显统计学意义[24]。目前PAPP-A与妊娠期糖尿病的关系有待进一步探讨。
1.5 PAPP-A与流产的关系
Rvan等[20]在28 566名荷兰的孕妇对低血浆PAPP-A, 低h CG浓度, 吸烟、孕妇体质量通过Logistic回归曾建立了预测流产模型, 且预测模型在临床应用后得出相关的预测值的28%。在复发性流产的研究中发现, 在反复不明原因的流产的孕妇其蜕膜组织及其外周血浆中, PAPP-A的表达均低于正常孕妇, 表明PAPP-A表达水平下移是导致复发性流产的危险因素[25,26]。
此外有报道称孕晚期轻度-重度子痫前期和HELLP综合征的孕妇血浆中PAPP-A增加, 但孕晚期PAPP-A不能预测重度先兆子痫或HELLP综合征[27~32]。孕晚期在早产中PAPP-A水平降低, 当其水平<29.8 MU/ml被认为与早产风险增加, 而临界值33.6 MU/ml是很有临床价值的, 可作为评估是否有早产长期威胁因素存在[33~35]。稽留流产、异位妊娠等妊娠不良结局均提示孕早期低PAPPA低水平, 因此血浆中PAPP-A水平在早期未破裂输卵管妊娠中的具有诊断价值和预测诊断价值[36]。
2 PAPP-A基因多态性与妊娠不良结局的关系
目前在探讨妊娠相关血浆蛋白基因多态性的研究上国内外均较少, 以下即为目前关于在妊娠不良结局的探讨:Kana等[18]在对日本对215例复发性流产病例组与420例能正常生育的对照组中研究PAPP-A基因A/C (Tyr/Ser) 多态性 (dbSNP:rs7020782) 与复发性流产中发现, 其中病例组中PAPP-A基因C等位基因:杂合子69例 (32.1%) , 纯、纯合子11例 (5.1%) , 对照组中分别为127例 (30.2%) 、11例 (2.6%) ;这表明携带C等位基因有复发性流产风险增加的趋向 (AA基因型;AC基因型:OR, 1.17, 95%CI0.82-1.68, CC基因型:OR, 2.06;95%CI 0.87-4.90) , 但这无统计学意义, 3次或更多次流产的风险趋向 (AA基因型;AC基因型:OR, 1.04, 95%CI0.66-1.64, CC基因型:OR, 2.20, 95%CI 0.82-0.91) , 复发性流产并且有至少1次在9周前流产的, 携带C等位基因显著的增加流产风险 (AA基因型;AC基因型:OR, 1.54;95%CI, 0.95-2.49, CC基因型:OR, 2.83, 95%CI 1.00-8.05, AC+CC基因型:OR, 1.65;95%CI, 1.04-2.62) 。
在国内外均有对PAPP-A基因多态性与子痫前期关系的探讨, Alexandya等[17]在捷克白种人群中通过对203例妇女, 其中早产79例、子痫前期24例, 和100例健康孕妇和非孕妇女作为对照组探讨PAPP-A基因在第5外显子上的Arg654Lys (db SNP:rs432500) , Ala678Pro (db SNP:rs34371232) 和Thr686Ala (db SNP:rs35578777) 三个基因多态性, 在第7外显子上的Phe802Leu (db SNP:rs1063409) , Ser827Ser/Leu (db SNP:rs34087604) 研究, 发现这些基因多态性与妊娠高危患者无明显关联。但Sungha等[19]在捷克以165名孕晚期妇女作为病例组, 其中受早产威胁的98例, 子痫前期的35例, 胎儿宫内生长受限的34例和ICP (妊娠期肝内胆汁淤积症) 的15例, 114例健康孕妇为对照组, 研究了在第2外显子上Pro324Leu (rs445154) , Pro325Leu (rs445159) , Cys327Cys (rs12375498) 三个基因多态性, 在第6外显子及第6内含子中Glu715Glu (rs35407884) and C/G (rs13290387) 两个基因多态性, 发现先兆子痫中Cys327Cys多态性TT基因型的频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P<0.01) 。李坤等[37]人采用聚合酶链反应-单链构象多态性 (PCR-SSCP) 对129例子痫前期患者 (轻度子痫前期64例, 重度子痫前期65例) 和137例同期入院产检并在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分娩的正常孕妇, 进行PAPP-A基因位点S1224Y (A/C) (db SNP:rs7020782) 多态性的分析, 比较各基因型及等位基因的频率在子痫前期组和正常组间、重度子痫前期组和轻度子痫前期组间的差别。结果:AC基因型频率在子痫前期组 (44.2%) 高于对照组 (31.4%) (P<0.05) ;AC基因型频率在重度子痫前期组 (75.4%) 明显高于轻度子痫前期组 (12.5%) (P<0.01) ;C等位基因频率在重度子痫前期组 (40.8%) 明显高于轻度子痫前期组 (18.7%) (P<0.01) , PAPP-A基因位点S1224Y (A/C) 的AC基因型, C等位基因可能是子痫前期的重要遗传危险因素, 并与病情的严重程度相关。
综上所述, 得知妊娠相关血浆蛋白A及其基因多态性在胚胎形成及胎儿发展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许多研究表明孕期母体血浆PAPP-A水平的变化及个别基因位点与不良妊娠结局密切相关[38~40]。因此通过研究孕期母体血浆PAPP-A水平的变化及个别基因位点来及时评估妊娠不良结局风险, 减少疾病发生及避免不良事件发生具有重大意义。
妊娠相关蛋白A 篇2
妊娠相关血浆蛋白A(pregnancy-associate.d plasma protein-A,PAPP-A)是一种高分子量的锌结合金属蛋白酶,是易损斑块的新标志物。血浆高敏C反应蛋白(High sensitivity C-reactive protein,hs-CRP)是反映机体炎症状态的一种敏感的标志物。本文通过观察PCI术后血浆PAPP-A,hs-CRP的水平,探讨二者与再狭窄发生的关系。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首先选取2006年10月～2007年12月于我院住院接受PCI治疗的患者172例,随访6个月,89例患者于术后6个月复查冠状动脉造影,以此89例患者作为入选对象。入选患者均排除严重肝、肾功能不全,周围血管缺血或栓塞性疾病,急性脑血管病,全身免疫性疾病,恶性肿瘤,近期手术及感染。
1.2 分组
术前所有患者均口服阿司匹林300mg,氯吡格雷300～600mg,球囊预扩张后置入1枚或1枚以上支架(均为雷帕霉素涂层支架)。术后均常规口服阿司匹林、氯吡格雷、他汀类等药物。根据术后6个月复查冠状动脉造影结果,以随访管腔内径丢失>50%定义为发生支架内再狭窄,分为再狭窄组(n=18)和无再狭窄组(n=71)。同时采用内径丢失指数[(复查时血管直径-术后血管直径)/术后血管直径]量化再狭窄程度。
1.3 血浆PAPP-A与hs-CRP的检测
所有入选对象PCI术前及术后24小时采集外周静脉血。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测定血浆PAPP-A的浓度。试剂盒购于德国DRG公司。采用超敏免疫比浊法测定血浆hsCRP浓度,试剂盒购于深圳晶美公司。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0.0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分析,所有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变量间关系采用相关分析,以P<0.05为有统计学差异。
2 结果
2.1 再狭窄组患者与无再狭窄组患者PCI术前、术后血浆PAPP-A、hs-CRP水平比较
两组患者PCI术前在年龄、性别、合并高血压、糖尿病、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水平及吸烟等临床情况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见表1)。两组患者PCI术前血浆PAPP-A、hs-CRP水平亦无统计学差异(P>0.05,见表2)。与无再狭窄组比较,再狭窄组术后血浆PAPP-A、hsCRP水平均显著高于无再狭窄组(P<0.01,见表3)。
尸值均>0.05
与无再狭窄组比较,*P<0.01;与无再狭窄组比较,ΔP<0.01
2.2 PCI术后血浆PAPP-A、hs-CRP水平间的关系
再狭窄组与无再狭窄组术后血浆PAPP-A、hs-CRP水平呈正相关(r值为0.57,P<0.01)。
2.3 PCI术后血浆PAPP-A、hs-CRP水平与内径丢失指数的关系
见表4。
PCI术后血浆PAPP-A、hs-CRP水平与内径丢失指数采用线性回归分析二者均呈正相关(r值分别为0.49和0.55,P均<0.01)。
3 讨论
目前,冠状动脉再狭窄的机制尚不完全明确,但其主要机制为扩张动脉段的管腔炎症反应,血管内皮损伤及功能紊乱诱发的血管平滑肌细胞(VSMC)增殖及向内膜迁移,随之引起内膜增生、细胞外基质合成、血管重塑以及血栓的参与和机化。PAPP-A是一种高分子量锌结合蛋白酶,近年的研究表明,PAPP-A与急性冠脉综合征(ACS)关系密切[2,3],血浆PAPP-A水平升高提示冠脉不稳定斑块的存在,并与ACS的危险分层和预后相关。已有动物实验对猪冠脉进行球囊损伤后发现[4],内膜和中膜的平滑肌细胞内PAPP-A的表达增加,提示PAPP-A可能参与了新生内膜的形成。本研究显示,PCI术后再狭窄组患者血浆PAPP-A水平较无再狭窄组显著升高,而且PCI术后血浆PAPP-A水平与内径丢失指数呈正相关,即PCI术后冠脉内径的丢失随着PAPP-A水平的增高而增加,提示PAPP-A与再狭窄的发生相关。PAPP-A参与冠状动脉再狭窄的机制尚不明确,但相关研究显示[5,6],PAPP-A可能是通过胰岛素样生长因子轴(IGF AXIs)发挥其生物学作用。即PAPP-A的底物是胰岛素样生长因子结合蛋白(IGFBPs),主要是IGFBP-4,而且是胰岛素样生长因子(IGF)依赖性。当PAPP-A水平升高时,裂解IGFBP-4增强,自由IGF-1增多,PAPP-A可增平滑肌细胞使之增殖,迁移及细胞外基质合成。那么,当PCI造成支架植入动脉内皮损伤后,血管内膜表皮吸附了大量单核细胞和粒细胞,其中激活的单核巨噬细胞分泌的PAPP-A增加,通过对IGFBP-4的蛋白水解作用增强,IGF生成增加,从而刺激血管平滑肌细胞迁移和增生,导致血管内,膜增生,引起PCI术后再狭窄。
研究表明,动脉粥样硬化引发的动脉损伤和炎症极为相关[7],炎症反应主要病理表现在动脉粥样硬化斑块部位炎性细胞的浸润和组织的增生。动脉粥样硬化斑块部位主要炎性细胞是巨噬细胞。本研究提示,PCI术后再狭窄组的血浆hs-CRP水平显著高于无再狭窄组,且PCI术后hsCRP水平与冠脉内径丢失指数呈正相关,提示炎症反应与再狭窄的发生密切相关。
本研究同时显示,PCI术后血浆PAPP-A与hs-CRP水平呈正相关,其可能机制是由PCI引发的动脉损伤导致炎性细胞(主要为巨噬细胞)的聚集和激活,诱发了早期的炎症反应,而巨噬细胞通过产生一系列中间产物(包括PAPP-A)导致内膜增生,影响细胞的修复[8]。PCI术后PAPP-A的升高并与hs-CRP水平相关反映了局部炎症的激活。
总之,PCI术后血浆PAPP-A、hs-CRP水平升高与发生再狭窄相关,PCI术后血浆PAPP-A,hs-CRP水平可以预测再狭窄的发生,但是如何探寻一个理想的界值作为预测依据尚有待于更大样本的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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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相关蛋白A 篇3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包括2004年1月-2010年6月来我院就诊GTD患者79例和门诊正常孕妇32例。葡萄胎组:共34例,所有病例均在我院行清宫术,术前未发现转移迹象,超声显示葡萄胎声像图,术后病理检查确诊为完全性或部分性葡萄胎。年龄28.8±4.7岁(18-41岁),停经周数8.7±2.5周(6-12周)。侵蚀性葡萄胎组:共26例,年龄2 7.4±4.1岁(17-45岁),最初接受治疗前停经周数9.7±2.9周(6-13周)。其中Ⅰ期10例、Ⅱ期2例、Ⅲ期14例、Ⅳ期0例。预后评分低危12例、高危14例。绒癌组:共19例,年龄29.1±4.6岁(18-48岁)。其中Ⅰ期8例、Ⅱ期1例、Ⅲ期10例、Ⅳ期0例。预后评分低危12例、高危7例。对照组:选择与疾病组年龄及孕龄基本相当的正常孕妇32例作为对照组。
1.2 方法
所有研究对象均被抽取清晨空腹肘静脉血2m L,室温静置1-2小时后吸取血清,置-20℃保存备用,实验前放置室温充分解冻,测定之前需混合均匀,同时避免反复冻融。采用PerkinElmer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PAPP-A检测试剂盒。采用ELISA双抗体夹心酶联免疫方法测定PAPP-A含量[1]。同时用ELISA双抗体夹心酶联免疫方法测定β-HCG。
1.3 统计学处理
应用SPSS17.0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各项指标值以均数±标准差±s)表示,采用t检验及方差分析方法,P<0.05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正常孕妇组、葡萄胎组、侵蚀性葡萄胎组、绒癌组β-HCG及PAPP-A水平
葡萄胎、侵蚀性葡萄胎组、绒癌组β-HCG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葡萄胎组、侵蚀性葡萄胎组、绒癌组间β-HCG差异无统计(P>0.05)。葡萄胎组、侵蚀性葡萄胎组、绒癌组PAPP-A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葡萄胎组、侵蚀性葡萄胎组PAPP-A显著高于绒癌组,且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P<0.05);见表1。
2.2 葡萄胎组、侵蚀性葡萄胎组、绒癌组血清PAPP-A与β-HCG的相关性
对34例葡萄胎患者PAPP-A和β-HCG作相关性分析,二者呈正相关,相关系数r=0.756,P<0.01。对26例侵蚀性葡萄胎患者PAPP-A和β-HCG作相关性分析,二者呈正相关,相关系数r=0.782,P<0.01。对19例绒癌患者PAPP-A和β-HCG作相关性分析,二者呈正相关,相关系数r=0.768,P<0.01。
2.3 侵蚀性葡萄胎组、绒癌组临床分期与β-HCG、PAPP-A水平的关系
侵蚀性葡萄胎组、绒癌组的β-HCG与临床分期无关(P>0.05)。而血清PAPP-A值随临床分期增高呈增加趋势,Ⅲ-Ⅳ期患者血PAPP-A明显高于Ⅰ-Ⅱ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2.4 侵蚀性葡萄胎组、绒癌组预后评分与β-HCG、PAPP-A水平的关系
侵蚀性葡萄胎组、绒癌组的β-HCG、PAPP-A水平与预后评分有关(P<0.05)。高危患者的β-HCG、PAPP-A水平明显高于低危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3 讨论
PAPP-A是一个与妊娠密切相关的血清标志物,在妊娠监测方面有重要的临床价值,它与其他的异常妊娠结局也有密切关系。1974年LIN[2]等首先报道了PAPP-A是一种妊娠期母体血浆中逐渐增多的高分子糖蛋白,最初发现PAPP-A和proMBP是由胎盘组织分泌产生的,后来经杂交分析发现,它们可以由不同类型的细胞分泌。孕期PAPP-A是由胎盘合体滋养层细胞、蜕膜细胞及正常月经周期子宫内膜间质细胞合成并分泌入血循环中,据此推测PAPP-A可能反映滋养细胞分化程度及消长情况。JAUNIAUX等[3]研究发现完全性葡萄胎组血清PAPP-A含量显著高于同孕周正常孕妇。我们通过对32例正常孕妇、34例葡萄胎、26例侵蚀性葡萄胎、19例绒癌患者血清PAPP-A进行系统研究,发现葡萄胎组、侵蚀性葡萄胎组、绒癌组PAPP-A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PAPP-A显著高于绒癌组,且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P<0.05),提示PAPP-A可以作为诊断GTD的一项辅助指标。
大部分葡萄胎患者经过清宫可以治愈,但葡萄胎具有生长活跃及潜在恶性的特点,完全性葡萄胎恶变率约20%,目前尚无很好的预测恶变的方法[4]。目前确定葡萄胎患者预后主要是通过清宫后随访,观察患者血β-HCG的变化及临床症状和体征,至少需要8周时间才能发现恶变,尤其是对于不能严格按照要求随访的患者,以致延误就诊,使恶变至晚期。目前,GTD研究中希望能够找到比β-HCG更灵敏的指标来指导治疗,解决临床上的治疗滞后现象。本研究中葡萄胎组、侵蚀性葡萄胎组、绒癌组血清PAPP-A与β-HCG呈正相关。提示在GTD患者治疗及随访过程中,PAPP-A表现出与β-HCG相一致的消长规律,因此可以认为,PAPP-A也可以用于GTD的随访。本研究中侵蚀性葡萄胎组、绒癌组的PAPP-A与临床分期、预后评分有关;随临床分期增高,其血清PAPP-A值呈增加趋势,Ⅲ-Ⅳ期患者血PAPP-A明显高于Ⅰ-Ⅱ期,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侵蚀性葡萄胎组、绒癌组高危患者的β-HCG、PAPP-A水平明显高于低危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检测血清PAPP-A水平有助于早期判断滋养细胞疾病的恶性程度,为临床早期治疗提供依据。而对于高水平PAPP-A预示着GTD患者预后不良,对这些患者我们应加强治疗,密切随访。
总之,β-HCG是GTD诊断及随诊检测的可靠指标,而PAPP-A在GTD的早期诊断、预后估计及随访监测中也有重要的意义。因此,联合测定PAPP-A与β-HCG可作为鉴别GTD、估计恶性程度、观察和随访的有用指标。
摘要：目的 探讨妊娠相关血浆蛋白A(PAPP-A)水平在滋养细胞疾病中的诊断和治疗中监测预后的价值研究。方法 应用ELISA双抗体夹心酶联免疫方法测定32例正常孕妇、34例葡萄胎、26例侵蚀性葡萄胎、19例绒癌血清中PAPP-A含量及血清水平,进行对比分析。结果 葡萄胎组、侵蚀性葡萄胎组、绒癌组PAPP-A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葡萄胎组、侵蚀性葡萄胎组PAPP-A显著高于绒癌组,且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P<0.05);葡萄胎组、侵蚀性葡萄胎组、绒癌组血清PAPP-A与β-HCG呈正相关;侵蚀性葡萄胎组、绒癌组的PAPP-A与临床分期、预后评分有关。结论 联合测定PAPP-A与β-HCG可作为鉴别GTD、估计恶性程度、观察和随访的有用指标。
关键词：妊娠相关血浆蛋白-A,β-HCG,酶联免疫方法,滋养细胞疾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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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相关蛋白A 篇4
关键词：子痫前期,妊娠相关蛋白-A,超敏C反应蛋白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是妊娠期特有的疾病,发病率高达7%～12%,是导致孕产妇和围生儿发病率及死亡率增高的主要原因。子痫前期是妊娠期高血压疾病中的一种主要类型。子痫前期是母亲对妊娠的一种过度性炎症反应,血管内皮细胞损伤是子痫前期孕妇白细胞、凝血系统和补体系统等多种因素共同参与的血管内过度性炎症反应的一部分[1]。血管内皮细胞损伤常伴随一些炎症标志物的升高。C-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是炎症的重要生化标志物,超敏C反应蛋白(high sensitivity C-reactive protein,hsCRP)较CRP检测更为灵敏及迅速。 妊娠相关蛋白-A(pregnancy associated plasma protein-A,PAPP-A)是新近发现的一种炎症标志物[2]。本实验旨在通过测定子痫前期孕妇血清hsCRP和PAPP-A水平,结合临床特点,分析hsCRP和PAPP-A的相关性,探究hsCRP和PAPP-A是否可以作为子痫前期风险的预测因子,从而为子痫前期的诊断及预后提供简单有效的标志物。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2010年1月至2010年12月在福建省妇幼保健院定期产前检查并住院分娩的孕妇10618例,子痫前期孕妇663例(其中轻度子痫前期432例,重度子痫前期231例)。随机选择轻度子痫前期(MPE组)、重度子痫前期(SPE组)及正常妊娠孕妇(对照组)各30例。子痫前期的诊断和分类依据乐杰主编的5年制《妇产科学》第7版。所有孕妇均无慢性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原发性肝、肾疾病,系统性红斑狼疮以及其他慢性病,无其他产科并发症和合并症。3组均无孕产妇死亡。3组孕妇年龄、孕产次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1.2 研究方法
1.2.1 标本采集与处理
所有研究对象均在空腹状态下(禁食≥8小时)抽取肘静脉血5 ml,注入未加抗凝剂的玻璃试管中,室温静置20分钟后,3000 r/min离心10分钟,分离血清,置-70℃低温冰箱保存待测。
1.2.2 血清中PAPP-A水平测定
应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测定,用纯化的抗体包被微孔板,制成固相抗体,往包被单抗的微孔中依次加入PAPP-A抗原、生物素化的抗人PAPP-A抗体、HRP标记的亲和素,经过彻底洗涤后用底物TMB显色。TMB在过氧化物酶的催化下转化成蓝色,并在酸的作用下转化成最终的黄色。颜色的深浅和样品中的PAPP-A呈正相关。用酶标仪在450 nm波长下测定吸光度(OD值),计算样品浓度。PAPP-A酶联免疫法定量试剂盒,购自杭州博圣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实验步骤按说明进行。每次实验均做标准曲线和质量控制。
1.2.3 血清中hsCRP水平测定
hsCRP检测运用免疫荧光法,仪器型号为i-CHROMA Reader免疫荧光分析仪,试剂为Bodi Tech Med Incorporated 超敏C反应蛋白检测试剂盒(杭州丽珠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操作按说明书。
1.2.4 数据分析
采用SPSS 17.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计量资料数据用均数±标准差undefined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或t′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hsCRP与PAPP-A及其分别与临床相关指标的相关性分析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由于hsCRP仅过高为异常,采用单侧参考值制定其正常组的95%参考值范围,双侧参考值制定MPE组和SPE组的95%参考值范围。PAPP-A过高或过低均为异常,采用双侧参考值制定3组95%参考值范围。
2 结 果
2.1 3组围生儿结局比较
见表1。SPE组小于胎龄儿及新生儿窒息发生率明显高于MPE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SPE组新生儿出生时体重、Apgar评分及胎盘重量均低于MPE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MPE组以上指标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SPE组小于胎龄儿发生率、新生儿窒息率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2 3组孕妇血清hsCRP水平比较
对照组、MPE组及SPE组孕妇血清hsCRP水平依次增高,分别为4.797±2.555 mg/L、7.293±3.370 mg/L、10.174±3.221 mg/L,3组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MPE组及SPE组孕妇hsCRP 95%参考值范围分别为(0.377,8.987)mg/L、(0.688,13.898)mg/L、(3.860,16.487)mg/L。
2.3 3组孕妇血清PAPP-A水平比较
对照组、MPE组及SPE组孕妇血清PAPP-A水平依次增高,分别为30320±8503 mmol/L、34873±9117 mmol/L、39614±9904 mmol/L,3组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MPE组及SPE组孕妇PAPP-A 95%参考值范围分别为(13654,46986)mmol/L、(17003,52742)mmol/L、(20202,59026)mmol/L。
2.4 3组孕妇血清hsCRP与PAPP-A及其分别与临床相关指标的相关性分析
对照组、MPE组及SPE组孕妇血清hsCRP水平与PAPP-A均呈明显正相关(r分别为0.431、0.449、0.808,P<0.05)。3组孕妇血清hsCRP水平与红细胞压积(HCT)均无明显相关性(P>0.05)。MPE组及SPE组孕妇血清hsCRP水平与舒张压呈明显正相关(r分别为0.609、0.678,P<0.05);MPE组及SPE组孕妇血清hsCRP水平与24小时尿蛋白的量呈明显正相关(r分别为0.403、0.562,P<0.05)。MPE组及SPE组孕妇血清PAPP-A水平与舒张压呈明显正相关(r分别为0.438、0.413,P<0.05)。MPE组及SPE组孕妇血清PAPP-A水平与24尿蛋白量呈明显正相关(r分别为0.414、0.423,P<0.05)。
3 讨 论
3.1 子痫前期孕妇血清hsCRP水平变化及意义
本研究表明,子痫前期孕妇及正常孕妇血清hsCRP水平均较正常未妊娠妇女有升高,且血清hsCRP水平与子痫前期病情严重程度有关。CRP是反映机体炎症反应的敏感指标,其水平升高与炎性损伤、血管内皮功能障碍密切关联。Sacks等[3]研究发现,妊娠妇女的CRP水平(平均3.68 mg/L)比未妊娠妇女(平均1.495 mg/L)明显高(P<0.001),且CPR自妊娠第4周即开始升高。正常孕妇血清CRP水平轻度升高,提示正常妊娠也存在全身系统性炎性反应,但程度轻,是一种适度的炎症反应,并且处于孕妇的代偿能力之内,对机体没有损害。子痫前期孕妇CRP水平明显高于正常孕妇,提示子痫前期全身系统性炎性反应明显加强,是一种过度性炎症反应。血管内皮细胞损伤是子痫前期孕妇白细胞、凝血系统和补体系统等多种因素共同参与的血管内过度性炎症反应的一部分。子痫前期孕妇全身小动脉痉挛导致子宫缺血,胎盘血流减少。滋养细胞因缺血缺氧而大量增殖,同时释放大量炎性因子,直接或间接导致血管内皮损伤,引发母体出现临床症状[4]。同时慢性亚临床感染可能上调孕妇的一些炎症因子水平,导致血管内皮细胞损伤或过度性炎症反应,从而继发子痫前期[5]。小剂量内毒素亦可能破坏血管内皮细胞,使血管阻力增加,血压升高,导致发生子痫前期[6,7]。所以子痫前期孕妇血清hsCRP水平明显增高。本研究结果显示,血清hsCRP含量与HCT未见相关性,故其可能与孕妇总血容量减少、血液浓缩无明显相关,子痫前期患者血清hsCRP含量和舒张压及尿蛋白呈明显相关。因此,检测血清hsCRP水平在子痫前期病情的监测中可能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3.2 子痫前期孕妇血清PAPP-A水平变化及意义
本研究表明,子痫前期孕妇血清PAPP-A浓度较正常孕妇升高,且血清PAPP-A浓度与子痫前期病情严重程度相关。其可能原因为:①子痫子前期孕妇全身小动脉痉挛导致子宫缺血,胎盘血流减少。滋养细胞因缺血缺氧而大量增殖,胎盘局部出现氧化应激,脂质过氧化和释放自由基,同时释放大量炎性因子,直接或间接导致血管内皮损伤,PAPP-A反应性分泌增多[8,9,10]。②PAPP-A还可以由人成纤维细胞、血管平滑肌细胞等分泌产生。子痫前期有明显临床症状时,常已伴有螺旋动脉的急性粥样硬化,胎盘床与子宫肌层的螺旋动脉、基底小动脉、蜕膜螺旋动脉末端受累。粥样硬化斑块破裂时,巨噬细胞和成纤维细胞释放PAPP-A于血中[11]。③PAPP-A通过抑制纤维蛋白酶原的分解而减少纤维蛋白的溶解,促进凝血过程,起纤溶抑制作用[12]。 PAPP-A作为一种纤溶抑制剂可引起弥散性血管内凝血,也在子痫前期的发生、发展中起作用,故子痫前期孕妇的血清PAPP-A浓度增高。本研究结果显示,子痫前期孕妇血清PAPP-A含量与舒张压、尿蛋白均呈明显相关,与孕妇总血容量减少、血液浓缩无关,因此推测血清PAPP-A水平的检测可以用来监测子痫前期。
重度子痫前期由于胎盘发生病理改变,导致胎盘功能下降,胎儿生长受限,甚至胎死宫内。目前对重度子痫前期尚无有效治疗方法,只有终止妊娠才能控制病情发展。但终止妊娠会造成早产,围生儿死亡率高,因此适时终止妊娠是关键,但选择这一时机需要考虑更多因素,如:母体的并发症严重程度,胎儿生长发育情况,胎儿窘迫的严重程度,以及出生后存活能力的预期。如果母体并发症多,症状严重,经过积极治疗临床症状和体征以及实验室相关检查无明显好转,甚至进一步恶化,或是严重的胎儿生长受限(FGR),经过1～2周的促进胎儿生长发育治疗后胎儿无明显生长;物理评分提示有慢性胎儿窘迫,同时合并有羊水过少和FGR的患者,经过治疗无改善,需要及时地终止妊娠。在这一过程中,要充分评估母儿的状况,盲目的延长孕周或快速终止妊娠都是不可取的。对于有多种并发症的患者,由于这类患者围生儿受累严重,新生儿预后较差,所以在期待治疗中要更多地考虑母体的因素来选择终止妊娠的时机。
3.3 血清PAPP-A和hsCRP水平预测子痫前期
妊娠相关蛋白A 篇5
关键词：稽留流产,孕酮,PAPP-A
国际上对稽留流产的最新定义:稽留流产又称为过期流产或死胎不下。胚胎死亡而仍稽留于宫腔内, 且孕产物一般多在症状产生后1~2个月内排出。因此, 规定胚胎停止发育后2个月尚未自然排出者, 称为稽留流产。临床稽留流产多发生于妊娠14周前, 其发生率为妊娠总数的10~15%[1], 发病机制尚不明确, 一般认为与遗传因素、内分泌因素、子宫解剖学异常、免疫功能异常、感染、环境及心理因素有关[2,3,4]。孕酮激素是维持妊娠的必要物质, 孕酮水平过低会导致母体对胎儿抗原的免疫应答反应加强, 对滋养细胞的排斥反应增加, 不利于受精卵生长发育而引发流产。PAPPA能激活补体, 具有免疫抑制和抑制凝血的作用[5], 当胎盘功能降低时表明胎盘功能紊乱[6]。因此探讨孕酮及PAPP-A在稽留流产中的表达及预测作用, 具有临床意义。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我院2010年1月-2012年1月收治的42例有不明原因稽留流产史的妇女, 年龄23~34岁, 平均年龄 (27.8±2.4) 岁。入选标准:即往自然流产次数≥2次, 月经周期规律为28~30 d。排除标准:异位妊娠、妇科肿瘤、多胎妊娠、治疗前服用激素者及严重的心、肝、肾并发症者。同时选取健康对照组30人, 年龄24~35岁, 平均年龄 (25.3±3.1) 岁。入选标准:有足月分娩史, 无流产史, 月经周期规律为28~30 d。排除标准:内分泌病史者。所有患者均签属知情同意书, 经伦理委员会批准。
1.2 方法
抽取静脉血, 离心取血清, PAPP-A酶联免疫定量法测定, 孕酮应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测定, 试剂盒均由由北京倍爱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产。
1.3 观察指标
孕6周、9周、11周血清中孕酮及PAPP-A的表达水平。孕酮及PAPP-A预测自然流产率评价。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3.0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 计量资料采用±s表示, 采用t检验, 率和构成比的比较采用χ2检验, 以P<0.05为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比较
两组患者在年龄、孕周及月经周期方面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见表1。
2.2 孕酮及PAPP-A的表达水平
治疗组孕酮及PAPP-A水平均显著低于对照组, 在统计学上差异有意义 (P<0.05) 。
2.3 孕酮及PAPP-A预测自然流产率评价
计算治疗组血清孕酮及PAPP-A值95%可信区间的高限分别为18.7 ng/m L和21.7 IU/L, 孕酮诊断的阳性率为90.5% (38/42) , PAPP-A的阳性率为95.2% (40/42) 。孕酮及PAPP-A评价率与对照组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5) 。
3 讨论
孕酮可反映滋养细胞功能是否正常, 在孕8周前主要由滋养细胞和卵巢黄体分泌, 孕8周后则主要由胎盘来分泌。在健康孕妇体内, 适量的孕酮激素可以维持妊娠的正常进行。孕酮可增加子宫平滑肌细胞的通透性, 使细胞内Na+、K+正常交换, 而使胞内Na+浓度升高、K+浓度降低, 降低妊娠子宫对催产素的敏感性, 使肌纤维松弛、子宫收缩减少、兴奋性降低, 为受精卵在子宫内生长发育创造有利条件。若孕酮分泌不足, 母体对胎儿抗原的免疫应答反应加强, 对滋养细胞的排斥反应增加, 不利于受精卵生长发育而引发流产。在异常妊娠如早孕、先兆流产和难免流产孕妇血清中, 孕酮水平均为异常分布[7,8]。但是孕酮在稽留流产中的异常表达还少有报道。
PAPP-A是妊娠母体血浆中的高分子糖蛋白, 其主要由滋养层细胞、蜕膜细胞及子宫内膜间质细胞合成, 其在孕早期孕4~6周即可检出, 随着孕周增加其分泌增多, 在足月分娩时达高峰, 至产后6周逐步下降至正常。PAPP-A含量水平可直接反映胎盘发育情况, PAPP-A含量降低则代表胎盘功能降低, 影响胎儿宫内正常发育。因此检测PAPP-A含量可预测宫内妊娠情况[9]。PAPP-A的特异性很高, 几乎不与其他性腺激素及胎盘蛋白发生交叉反应, 适合作为筛查指标[10]。
稽留流产原因众多且比较复杂, 多为几种因素混合引起, 而激素分泌异常的内分泌因素则是主要发病原因[11]。妊娠早期体内达到适量孕酮水平, 具有镇静子宫的作用, 有利于胎儿的正常发育。若孕酮水平不足, 则易发生稽留流产。本研究中自孕6周始稽留流产患者的孕酮水平就明显低于正常妊娠者, 妊娠早期保证体内足量孕酮对胚胎正常发育至关重要, 检出阳性率为90.5%。在妊娠4~6周时PAPP-A即可在血清中检测出来, 因此在孕早期即可通过检测PAPP-A含量来了解胎盘功能。随着孕周时间的延长, PAPP-A水平也在不断升高。因此PAPP-A可在整个孕期来监测胎盘发育情况, 可以作为一个胎儿发育情况的诊断指标, 同时也可以监测孕期健康情况。本组研究表明, 当PAPP-A含量<21.7IU/L时, 则出现复发性流的概率增加。
但是在孕周的不同时间段, 孕酮与PAPP-A水平是在不断变化的, 因此需建立系统的孕酮与PAPP-A水平曲线图, 已用来临床上不同时间段的PAPP-A水平, 为孕酮与PAPP-A在临床上诊断和监测稽留流产提供实用性及便利性。孕酮及PAPP-A不仅可以用于稽留流产及各型流产的诊断中, 在高危妊娠的监护、畸形胚胎的早期筛查、胎盘功能监护及妊娠滋养细胞疾病的诊断中均有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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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相关蛋白A 篇6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1年12月-2012年12月173例在深圳市妇幼保健院检查和住院的患者作为本研究的研究对象, 将其分为三组。异位妊娠组71例, 年龄19~40岁, 平均年龄 (25.63±7.2) 岁, 停经时间34~44 d, 平均停经时间 (42.22±2.1) d;先兆流产组49例, 年龄20~38岁, 平均年龄 (24.2±5.7) 岁, 停经时间36~43 d, 平均停经时间 (41.2±1.1) d;正常妊娠组53例, 年龄21~38岁, 平均年龄 (23.63±4.2) 岁, 停经的时间32~45 d, 平均停经时间 (43.22±2.1) d。其中异位妊娠组和先兆流产组的患者纳入标准为:尿h CG为阳性、停经史<3个月、伴有不规则的阴道流血或腹痛, 经B超检测宫内妊娠为活胎时, 确定为先兆流产;B超检测未见宫内孕囊, 附件区见混合性包块, 或包块内见有胎心搏动, 或经腹腔镜检查确诊为异位妊娠, 为异位妊娠组;正常妊娠组的纳入标准为经B超检查宫内为活胎时且无腹痛或不规则的阴道流血, 其他资料与前两组无差别。且3组患者在年龄、停经时间等一般临床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无意义 (P>0.05) , 具可比性。
1.2 方法
3组患者在就诊的第1天进行静脉采血, 在静置后取上清液作为标本, 在低温环境下保存, 采用双抗体夹心法检测 (ELISA) 血浆VEGF及PAPP-A水平。检测的步骤主要根据血浆VEGF及PAPP-A试剂盒上使用说明书进行。检测结果以全自动酶免分析系统为准。对比3组孕妇的血浆VEGF及PAPP-A水平。
1.3 观察指标
观察3组患者的年龄、产次、停经时间等一般临床资料, 观察3组患者诊断后的血浆VEGF及PAPP-A水平。
1.4 统计学方法
统计分析时采用SPSS 17.0软件分析, 用±s表示计量资料, 用t检验比较组间, 以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3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3组患者的平均年龄、平均产次、平均停经时间等临床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表1) 。
2.2 3组患者血浆VEGF及PAPP-A水平比较
异位妊娠组患者的血浆VEGF水平显著高于先兆流产组及正常妊娠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异位妊娠组患者的血浆PAPP-A水平显著低于先兆流产组及正常妊娠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表2) 。
3 讨论
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为移位妊娠, 如果发现不及时或治疗不及时会导致严重的并发症, 影响患者的生育功能, 更甚危及患者生命, 给患者及家属的心理上带来了严重的伤害, 故在临床上较为重视[2]。但是对于异位妊娠的早期诊断目前在临床是一大难题, 因为早期异位妊娠和先兆流产的临床症状较为相似, 易误诊, 所以早期诊断对于治疗及预后意义重大[3]。目前临床上一些诊断方法很难辨别出早期异位妊娠和先兆流产[4]。所以准确合理的诊断方法对于选择合理的异位妊娠治疗方法尤为重要, 因此本研究通过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VEGF) 和妊娠相关蛋白A (PAPP-A) 联合来检测异位妊娠, 血管内皮细胞产生的VEGF主要作用是增加微静脉和小静脉的通透性, 分裂管内皮细胞, 使其增值, 聚集细胞钙和生成血管等[5]。但是患者在妊娠过程中, 蜕膜和滋养层细胞产生的VEGF的主要功能为调节血管生长调节因子的形成[6]。研究显示VEGF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突出的启动子在生成血管和维持其渗透性的方面等。有报道显示, 当形成胚胎的第11天时就能检测出异位妊娠的母体血清中的VEGF水平要明显高于先兆流产及正常妊娠的患者[7]。本研究的结果为异位妊娠组患者的血浆VEGF水平显著高于先兆流产组及正常妊娠组的孕妇,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APP-A作为一种蛋白质与妊娠有关由滋养细胞生成, PAPP-A的产生会逐渐增多随胎儿胎盘逐渐发育, 其主要的作用为发育配子、有利于受精卵的着床、形成胎盘等[8]。当孕妇发生异位妊娠时, 使发育的胚胎及形成的胎盘不良, 使PAPP-A水平降低。在本研究中显示异位妊娠组患者的血浆PAPP-A水平显著低于先兆流产组及正常妊娠组的患者,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综上所述, 对于早期异位妊娠的诊断采用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VEGF) 和妊娠相关蛋白A (PAPP-A) 的联合检测, 诊断率较高, 使异位妊娠的早期和先兆流产得以区别, 提高了对移位妊娠早期的诊断率, 是预后治疗和改善的关键, 具有一定的临床价值, 可以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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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相关蛋白A 篇7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按美国心脏病学会 (ACC) /美国心脏病协会 (AHA) 制定的UAP诊断标准[1]。选择2009年5月—2010年5月在我院及协作单位住院的UAP患者56例, 随机分为瑞舒伐他汀组 (30例) 与常规治疗组 (26例) 。两组患者在总胆固醇 (TC) 、三酰甘油 (TG) 、低密度脂蛋白 (LDL-C) 均正常。两组在年龄、高血压、糖尿病无明显统计学意义。并排除近期内有感染、肿瘤、血液病、风湿病等。详见表1。
1.2 方法
常规治疗组采用常规治疗 (阿司匹林、氯吡格雷、β受体阻断剂) , 低分子肝素根据血管病变程度使用3 d～8 d。瑞舒伐他汀组在上述治疗基础上加用瑞舒伐他汀10 mg, 每晚1次。各组患者于行冠脉介入术前、术后24 h及术后1个月后测定血清PAPP-A和hs-CRP水平, 所有患者采用Judkins法, 以右桡动脉或右股动脉穿刺途径, 进行冠脉造影, 冠脉狭窄超过70%以上采用支架植入术。所有患者均成功植入 (1～3) 枚药物洗脱支架。
1.3 标本采集及检测方法
两组患者均于术前、术后24 h及术后1个月采集肘静脉血3 mL, 并在1 500 r/min水平离心5 min, 进行检测。PAPP-A测定采用ELISA法, hs-CRP测定采用免疫透射比浊法测定, 试剂盒均购自深圳晶美公司, 严格按说明书进行操作。
1.4 统计学处理
应用SPSS11.5统计软件, 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2 结 果
术前两组患者血清PAPP-A和hs-CRP浓度无明显差异 (P>0.05) 。两组患者PCI术后24 h检测PAPP-A和hs-CRP均较术前明显升高 (P<0.05) , 但两组比较无明显差异。与术后24 h相比, PCI术后1个月测PAPP-A和hs-CRP明显回降, 两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详见表2。
3 讨 论
PAPP-A由活化单核细胞合成并分泌, 与炎症密切相关, 是可预测不稳定斑块、心血管事件的新型血清炎症生化标志物[2]。 hs-CRP可作为判断冠心病预后的指标之一 [3]。从本研究中显示, 瑞舒伐他汀组和常规治疗组患者经PCI术后及上述药物治疗后, 术后24 h两者患者血清PAPP-A和hs-CRP浓度均较术前明显升高, 但两组间无明显差异;1个月后两组患者PAPP-A和hs-CRP血液浓度与较术后24 h有回降, 两组间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早期使用瑞舒伐他汀能显著降低PCI术后患者血清PAPP-A和hs-CRP浓度水平。
UAP患者经PCI术后24 h患者血浆PAPP-A水平较术前明显升高, 可能为PCI术对血管平滑肌细胞机械刺激及引起血管内皮损伤, 出现血管局部炎性细胞大量激活及炎性因子的产生, 炎症时巨噬细胞、平滑肌细胞和内皮细胞出现活化、增殖[4], 血管平滑肌产生大量的IGFBP-4蛋白酶, PAPP-A是IGFBP-4的蛋白酶[5], 从而PAPP-A的血清浓度水平相应增高;PCI术后hs-CRP明显升高, 除了上述PCI术引起后内膜平滑肌细胞损伤外, 还可能与 hs-CRP激活补体系统, 加重炎症反应有关;随着时间的迁移, 1个月后, 两组患者的血浆PAPP-A和hs-CRP浓度水平均明显回降, 但瑞舒伐他汀组较常规治疗组回降更明显 (P<0.05) 。瑞舒伐他汀能促使体内PAPP-A和hs-CRP加快回降;通过体内抑制免疫反应和炎症反应, 从而降低hs-CRP水平。他汀类降脂药, 可以抑制脂多糖诱导的C-Relp65异源二聚体与组织因子启动IKB位置的结合[6], 通过非特异性抗炎、减轻炎症反应及免疫抑制作用, 减少PAPP-A的生成和释放, PAPP-A是IGF生物活性的调节剂, 通过降解胰岛素样生长因子结合物释放胰岛素样生长因子来发挥生物学作用[7], 能使IGF活性增强, IGF是平滑肌细胞有丝分裂原, 刺激VSMC迁移和增生, 导致血管内皮的增生, 引起PCI术后再狭窄。
对于UAP患者, 虽然血脂水平正常, 在行PCI术后, 常规使用他汀类药物, 更能有效降低患者血清PAPP-A和hs-CRP浓度水平, 降低体内的炎症反应水平, 可能会降低术后支架内再狭窄的几率。在体内炎症及血管内膜损伤的炎症反应中, PAPP-A与hs-CRP可能存在某种相关性, 目前仍不明确, 有待以后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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