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与转型（共11篇）
危机与转型 篇1
2014年国家财政部印发《关于全面推进管理会计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 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 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来, 我国会计工作紧紧围绕服务经济财政工作大局, 会计改革与发展取得显著成绩。但是, 我国管理会计发展相对滞后, 迫切要求继续深化会计改革, 切实加强管理会计工作。
2016年3月9日至15日, 谷歌开发的围棋智能系统阿尔法狗 (Alpha Go) 挑战韩国职业九段棋手李世石, 并以4:1的绝对优势大获全胜。此热点事件不但震惊了围棋界, 同时也震撼了全人类。
在此热点事件之后, 也引发了一个热点话题, 就是“未来被机器人所取代的工作有哪些?”其中一篇文章描述到:专业性较高的出纳和会计将很有可能被机器人取代, 其可能性分别为98.3%和97.6%。
由此可见, 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社会反映, 处于“取得成绩”阶段的会计工作, 遇到了不小的危机, 甚至到了被取代的边缘。可以说:会计转型、迫在眉睫。
面对危机, 作为会计从业人员, 我们必须冷思考:传统会计怎么了?
针对此问题, 为了更好地阐释我的观点, 让我们从学术原点切入。根据专业的教材, 对会计有如下描述:
会计是以货币为主要计量单位, 采用专门的技术方法, 对单位的全部资金进行核算和监督的一种经济管理活动。现代会计以企业会计为核心, 按照对外提供还是对内提供决策所需的信息分为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
可见, 会计分为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 财务会计对外, 管理会计对内, 这是他们的关键差异点。所谓的对外, 就是使用财务相关报告的企业的外部使用者, 如投资人、债权人、政府以及相关部门和与企业有利益关系的社会公众。“对内”就是使用财务相关报告的企业内部使用者, 包括企业各级管理人员和员工。
因此, 企业外部使用者可视为财务会计的客户, 而企业内部使用者则是管理会计的客户。由于客户的不同, 造成两种会计作业的行为基准有较大差异。
财务会计的客户是外部使用者, 所以财务会计是以法规、准则作为行为基准的, 它强调的是标准和刚性。不难理解, 因为财务会计的客户的外部使用者, 比如政府的税务局, 他以法条为指引, 来监察企业的行为的;又如银行和股东, 也需要一套公共的、标准的、可比的评价体系, 来评估企业是否值得投资。
管理会计是以经营决策为行为基准的, 他体现的是个性化和弹性。不同行业的公司, 其经营决策是不一样的, 比如制造业关心成本控制, 金融业更注意风险防控;甚至同一家公司也会有不同的经营决策;比流水式的经营模式和平台式的经营模式, 其经营决策就完全不同。
正因为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在行为基准上出现了较大差异, 造成两者的知识体系也出现了较大区别。财务会计是以会计学、审计、税法为基础;而管理会计则融合了财务管理、经济学、管理学;尤其是经济学, 其中的很多概念, 比如机会成本、边际利润, 都是管理会计实际工作中重要的理论原点;至于管理学, 管理会计更像是用会计语言来表达管理学。
以上的差异, 最终造就了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工作效果的差异。财务会计主要是对企业已发生的经济业务进行事后记录和反应, 提供的信息是对过去生产经营活动的客观反映。管理会计主要包括预测分析、决策分析、全面预算、成本控制和责任会计等内容。
了解了两者差异后, 我们再来谈谈企业。首先, 分享一个企业经营逻辑, 即决策—计划—监控—评估。
基本上, 企业的经营从决策阶段开始, 比如一些战略决策, 是做金融还是制造?随后是计划阶段, 开始统筹资源, 如何调配资金、人才、设备等等, 这都需要有计划、有安排;接下来是对计划实施的监控和纠偏;最后, 则要对实际运营情况的进行评估, 而评估结果会再一次影响决策。
虽然企业经营各式各样, 但基本都符合此经营逻辑。那么在这些节点上, 有哪些关键财务作业呢?
决策阶段, 要做战略预测、决策分析;计划阶段要做全面预算了, 包括经营预算、财务预算、资本预算;监控过程包括成本管理、内部控制, 风险管理, ;评估阶段涉及到绩效考评, 责任会计等等。可以看出, 这些作业都包含了在管理会计范围内。
反观传统财务作业, 如财务计量、出具外部财务报告、应对税务、债权人和审计。这些工作虽然必不可少, 但由于脱离了经营逻辑, 加之准则的属性, 就容易被信息化、机器人取代。所以, 市面上有很多标准财务软件, 但预算管理系统软件, 通常都需要性化定制的。
至此, 我们可以回答:传统会计怎么了?传统会计的危机怎么来的?
由于传统会计过渡聚焦财务会计, 绝大部分企业的财务部门, 还是以财务会计工作为主;造成传统会计与企业经营本质脱轨, 因为他无法提供企业经营逻辑中的关键工作;最后, 使会计从业人员遇到发展枷锁, 甚至到了被取代的边缘。
找到了危机的根源, 那么如何应对危机呢?财政部的文件已经给出了答案——迫切要求继续深化会计改革, 切实加强管理会计工作;即传统会计向管理会计的转型。
上文提到了管理会计对企业的价值, 同样管理会计对于会计从业者, 也有如下红利:
1、贴近企业运营核心区。由于管理会计围绕企业经营逻辑展开各项工作, 所以管理会计人员十分贴近企业运营的核心。比如编制全面预算, 就与企业战略计划息息相关;又如边际分析, 就是企业决策的重要评价技术。
2、拓宽职业发展路径。由于管理会计贯穿企业经营流程中, 所以管理会计人员会接触到企业各个业务板块, 这也给管理会计人员带来更多的职业发展视角。比如责任会计、弹性预算考评, 就直接与人力资源管理直接相关。
3、高层职位的修炼场。过去, 企业高管通常由业务线提拔, 比如销售、生产;而现代企业高管, 更注重管理能力和综合素质。作为企业运营好坏的指示灯, 财务能力也成为了高管的基本功, 这里财务能力就是所谓的管理会计。
而且, 相比较与业务线提拔的副总裁, 经过管理会计修炼的副总裁更有优势, 因为他们既拥有管理思维, 对公司各环节不陌生, 最后, 他们还懂财务分析, 能够解读经济数据。这也解释了, 近年来很多高管学管理会计的原因。
可见, 无论对企业, 还是会计从业者, 传统会计转型管理会计都是必经之路, 接下来就谈谈如何转型:
1、思维转型。思维转型是转型成功的基础要素。首先, 要有客户思维;因为, 只有了解了你的客户, 才能使你的工作更有价值。近几年崛起的华为, 每年投入销售额10%以上的经费用于研发投资, 然而研发负责人, 却是搞市场出身, 由市场引导研发, 这就是产品思维向客户思维的转变。
另外, 要像总经理一样思考, 即建立管理思维;不然, 你很难和管理层沟通。管理会计的客户是管理层, 如果你都无法和管理层沟通, 就是无法和客户沟通, 一个无法与客户沟通的产品或人, 必将走向灭亡。
2、熟悉公司业务。管理会计贯穿于企业运营各个环节中的;如果不能熟悉各环节的业务和流程, 管理会计工作也只能是空中楼阁。因此, 转型要求会计人员要能熟悉公司业务, 了解公司产品, 让自己的“报表”更有可溯性。
3、加强学习。这是转型成功的关键因素;一方面要扩展自己的知识体系, 除了前文提到的经济学、管理学之外, 商学也需要重点涉猎的;同时, 建议积极参加一些资格考试认证, 通过系统的学习打牢知识基础, 因为管理会计知识涉及面较广, 有效的整合是重要的学习环节, 也是付诸于实务工作的基础。
从热点事件、到国家文件、再到企业运营, 我们可以看出, 传统会计需要尽快转型, 而转型的方向不是外人, 就是这个被埋没在教课书里的最收悉的陌生人——管理会计。
参考文献
[1]丁志杰等著.经济基础知识.中国人事出版社、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11年
[2]郎咸平著.新经济颠覆了什么.东方出版社, 2016年
危机与转型 篇2
摘要：对当下中国发生的信用危机要放到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中考察。传统社会是小型封闭简单的社会，人格信用与之相适应;现代社会是大型开放复杂的社会，抽象信用与之相耦合。在现代社会中，信息不对称及传统道德共识的瓦解也是造成信用危机的重要原因。对信用危机的治理要从多学科角度，综合治理。
关键词：信用危机;社会转型;信息不对称;道德共识
信用危机是当下中国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感受到的经验事实。人人认为是由于人们的道德水平下降引起的这种观点看似有理，但它无法解释当下中国所发生的普遍性信用危机。那么信用危机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又如何应对信用危机?本文试图从学理层面作简要分析。
一、社会转型：原因之一
信用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人格信用，另一种是抽象信用。人格信用是基于亲情或友情的一种信用形式。抽象信用是基于符号和专家系统的一种信用形式。在此基础上，我们来探讨当下中国的信用危机是如何发生的。
前已备述，信用危机是一个经验事实。对信用危机的考察要放到当下中国的社会背景下来思考。当代中国是一个转型中的社会，即它是由传统乡土社会向现代市民社会、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这种转变不仅是经济类型的转向，而且是包括经济基础在内的社会结构的转向，是一种新的生活类型。如果从传统与现代社会的社会结构进行比较，对这一问题可能会得到更清楚的理解。
1、传统社会人格信用的运行机制
A、社会结构。传统社会是聚族而居的封闭性的熟人社会。传统社会里，农民大多安土重迁，大多比邻而居，世代居住在同一个地方，除了必要的日常生活品交换外，很少与外界交往，人们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在这样的地方性社会中，人们彼此之间非常熟悉，个人只有依赖社区才能生存。一个人要想在社区中生存，就必须有德行，讲信用，才能保证与他人交往的持续进行。因为在传统社会中，与之交往的对象大部分都彼此了解，也就是说，是与已知确定对象的重复交往，要持续个人之间交往的重复进行，个人必须讲信用，它是建立在对交往对象人格的高度信赖的基础上。
B、信息传播机制。传统社会是地方性社会，一般规模都比较小，成员比邻而居，彼此非常熟悉。在这种地方性社会中，人们有着非常灵敏且有效的非正式信息传播渠道。通过闲聊等途径，有关谁诚实可靠、谁好吃懒做或谁喜欢交际的信息在一种非正式网络中很容易传播开来，对成员的监督由群体自身进行，而不必由专门机构来承担。一旦某人欺诈、不讲信用的行为被揭露出来，他在群体内就脸面丢尽，受到孤立，因而也就很难在群体内立足。
C、调控机制。除了社会结构、信息传播机制外，为了保障信用被人们遵守，还必须有对失信行为的惩罚机制，社会通过及时惩恶扬善，善行才得以弘扬，恶行才得以克服。传统社会中对信用的调控机制是通过“脸面”来实现的。迈克·彭曾对中国人的“脸”和“面子”做了细致而精妙的分析。他认为“面子”在中国语境中代表一种地位、一种声望，而“脸”则是社会中维系个人道德完整的保证。联系到中国传统社会是伦理本位的社会，我们在此不区分这两个术语，而把它们合称“脸面”，它更具有道德含义，即个人道德品行的完整性。如果一个人的脸面被他人尊重，那么交往就会顺利进行。一旦某人有了不良行为，被揭露出来，人们就会敬而远之，于是他就会感到羞愧、丢脸和窘迫。毕竟，丢脸在中国人是一件极不光彩的事。因此人们总是想方设法顾全自己的脸面。借助于传统社会中闲聊等非常迅速而有效的信息传播机制，一个人的失信行为被公开出来，从而使他丢脸，这样，人们再也不愿意与之交往，正是借助于人们对自己“脸面”的重视，才能有效地保障信用被遵守。
2、现代社会系统信用的运行机制
A、社会结构。现代社会是由陌生人组成的开放性社会。现代社会流动性极强，社会交往的范围和层次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个人面临的是与不确定对象的交往，而且这种交往在更多情况下可能是一次性的，机时非传统社会中的重复性交往。吉登斯明确指出了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根本区别：“我们不断地与之不同程度互动的，是那些我们知之甚少或者从未见过的人，而这种互动所采取的是转瞬即逝的交往形式。”如果说传统社会是与熟人的重复性交往的话，那么在现代社会人们更多地是与陌生人的交往，这种交往往往是一次性的。在流动性极强的现代社会中，人们需要普遍有效的规则，来预期他人行为，使其感到有规矩可循，否则变成完全由偶然性支配的世界，社会就会完全陷于无序之中。
B、信息传播机制。既然现代社会是由陌生人所组成的社会，人们相互之间的交往是与不确定对象进行的非重复性交往，个人没有精力也无法自己获得将与之交往对象的有关资料，比如个人信用状况等资料。在现代社会中，只有象信用公司、银行、社会保障机构等社会中介组织专门收集有关资料，予以整理，向公众提供服务。个人通过这些中介组织了解有关情况，在此基础上决定是否与之交往下去。
C、调控机制。现代社会中同样也需要惩恶扬善机制有效发挥作用，使那些失信行为得到及时惩治，从而使信用得到弘扬，使社会成员能在生活中感受到“德行有用”，即讲信用和个人合法正当利益相联系，不能造成“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这种现象泛滥。如果说传统社会的信用是通过“脸面”这种非正式的人格化形式进行调控的话，那么现代社会中的信用调控机制是通过社会专门组织，如法院、各种仲裁机构等社会公共部门不发挥作用的。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对失信行为的惩治，只能由社会公共机构依照普遍有效的规范进行。个人只有选择是否与之交往的权利。
二、信息不对称与道德共识瓦解：原因之二
通过对传统乡土社会与现代市民社会中信用的作用机制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信用的有效运作有两个条件：信息对称和道德共识。
危机与转型 篇3
【摘 要】中国经济在2009年可谓最困难的一年,在这种困难与复杂的宏观环境下,各大民营企业在与政府相关政策博弈过程中,纷纷将资金转向股市,楼市等“暴利”行业中,本文主要针对这一问题展开分析。并且提出要以产业链高度整合作为企业在这场金融危机中的转型方向,而不是盲目引进新型设配以降低成本。
【关键词】民营企业;股市;楼市;博弈;产业链
中图分类号:F014.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283(2010)07-0037-02
1 前言
2009年:GDP增长成功“保8”;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強势;中央的四万亿投资…这一切都似乎昭示着中国经济的全面复苏,2010年经济将一帆风顺,而这些是否真的是中国从此告别这一次经济衰退的轮回呢?是否就是中国从此走上世界强国之路的信号呢?是否这一切的一切都印证了国外媒体所说的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的核心这一观点呢?以下分析将针对上述三个问题展开。
2 金融危机下的中国经济
2.1 背景
2007年,次贷泡沫在美国破裂的同时,金融危机像多米诺骨牌一样迅速向全世界蔓延,其波及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堪称“百年浩劫”,世界经济迅速衰退。欧美等国都迅速做出反应,作为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美国,在这次金融危机来临之时,迅速做出7000亿的救市计划(布什政府),这笔资金主要用来救助包括高盛,房地美,房利美等即将面临破产的国内金融机构,随后又推出了新一轮的救市计划(奥巴马政府),美国一轮又一轮的救市计划正是这次金融危机严重性的最好诠释。
2.2 金融危机与中国
中国人口多,经济基础薄弱,引领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消费,出口,投资。而在这次金融危机的冲击之下,作为中国产品主要输入国之一的美国,由于其民众的借贷消费观念在这次危机中所受到的冲击极大,导致美国对中国产品需求下降,加上美国针对中国的一些“贸易壁垒”措施,使得中国出口大幅减少:据海关统计,2009年我国进出口22072.7亿美元,比上年(下同)下降13.9%。其中出口12016.7亿美元,下降16%,出口价格下跌6.2%;进口10056亿美元,下降11.2%,进口价格下跌12.7%。全年实现贸易顺差1960.7亿美元,减少34.2%。在这样的进出口数据下,中国以出口为导向的民营企业在这场浩劫中纷纷倒闭或停产,从而造成了珠江三角洲的大批民工失业返乡的浪潮。而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也暴露出了中国的另一个问题——内需不足。试验中强调一种因素叫可控因素,只有很好地控制好可控因素才能很好的控制实验,而中国却将GDP的增长长期寄托在不可控的因素(即国外的需求)上,造成了中国经济的畸形发展:中国GDP中消费仅占35%左右,而展望西方发达国家国民消费对GDP的拉动作用占到了70%左右。同时过分依赖钢筋水泥的GDP工程也是造成中国经济不均衡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在GDP的增长中可谓发挥到了极致,中国的桥建了拆,拆了再建,低效率的投资为这场金融危机在中国的迅速蔓延埋下伏笔。GDP的畸形发展导致中国在这次金融危机中表现得极为被动。
2.3 “二元经济”下的宏观政策博弈
2008年宏观货币政策由适度放松转向从紧,使得中国经济的基本面面临变数。年末,房贷新政出台,准备金第十次提高,第六次加息,这些成为压倒银行股和房地产股的最后一根稻草。而中国的股市却曾经在中央的紧缩货币政策下,一度坚挺,这是为什么呢?从2006年起,中国民营企业的投资环境开始恶化,走过2007年这个艰苦的一年,终于到了2008年,然而中央从紧的货币政策,使得已经在垂死边缘的民营企业这次在宏观政策面前,不再坚挺,加上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大部分纷纷放弃了生产,将资金转向了更赚钱的房地产,股市。这或许便能够很好的解释为什么在中央一再提高存款准备金和利息率的同时,股市却在一段时间依旧坚挺;而房市,却在消费不足,国内经济下滑的宏观经济环境下出现了逆势增长的势头。
在上述环境下,加上中国GDP增长方式的思想禁锢造成了钢铁等行业过热,民营企业过冷的“二元经济”(《郎咸平说:公司的秘密》),这将导致什么问题呢?那就是民营企业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博弈,民营企业在中央的四万亿投资下,宏观经济投资环境又有怎样的变化呢?简单的从进口来看,与企业生产有关的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进口2294.8亿美元,下降8.3%,进口价格上涨3.2%;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进口877.3亿美元,下降8.3%,进口价格下跌13.2%;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进口664.9亿美元,下降15.4%,进口价格下跌8.2%;通用设备制造业进口502.8亿美元,下降8.5%,进口价格上涨9.8%;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进口458.4亿美元,下降8.3%,进口价格下跌4.8%;而与基础设施建设有关的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进口486.2亿美元,增长7.6%,进口价格上涨7.7%;有色金属冶炼业及压延加工进口389.5亿美元,增长15.3%,进口价格下跌26%。可见中国总体的民营投资环境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善,从而使得民营企业生产设备进口的投资不增反降。虽然中央在09年一再降低贷款利率,但这并不能吸引民营企业从“暴利”的股市和房地产等行业中撤出资金去用于生产。原因很简单,中国的“芭比娃娃效应”使得大部分企业折戟制造业。我们的出口型民营企业在“政治汇率”与欧美等国的强势定价权下,利润几乎低到了0。
于是便形成了大批本应用于生产的资金,游走于股市与房地产之间,以谋求资金的增值,同时造成了股市与房地产的泡沫。而针对央行为刺激经济而采取的对民营企业的低息贷款,不可避免的成为一种有悖于初衷的投资方式,即转投股市;而非通过生产,增加更多的就业岗位。在这场博弈中,只要宏观投资环境等不到改善,民营企业家针对于生产的信心得不到恢复,一部分民营企业的资金就会源源不断地向高利润的投资方向流去,而这些投资方向往往不是实体经济。
3 民营企业的改革方向
然而如何改变民营企业的经营环境就成为了这场博弈的分水岭。当前中国为了刺激经济发展,民营企业的贷款利率已经相当低了,但是问题是如何让民营企业本应用在生产上的资金从股市楼市等行业中流入到实体经济生产当中去,在此我引用一下郎咸平教授的观点:产业链高效整合。
当前面对经济衰退,中国提得最多的就是企业转型,而企业家的思维被禁锢在了高科技转型上,想想我们有能力转型的企业的生产能力其实并不差了,问题主要在于中国的企业普遍缺乏上述的六个环节的控制上,从而将宝贵的定价权拱手让给了欧美等发达国家。与其希望突破压缩成本的瓶颈效应,倒不如换个思维方式:何不一劳永逸地将用于采购生产设备的资金用在开拓运输、包装、仓储、订单处理、批发、零售的市场上。
只有通过产业链的高效整合才能改善中国民营企业的投资环境,楼市、股市等泡沫投资才能得到真正地遏制,当中国民营企业能够在产销过程中真正做到控制运输、包装、仓储、订单处理、批发、零售环节,才能掌握最后的定价权,从而使得利润上涨。
诚然,这条路并不能在短时间内突破“垄断的壁垒”,这时就需要中国政府的支持作为民营企业强大的后盾,为其在拓展企业的利润上开展一系列的优惠策略,只有这样才能让处于萌芽阶段的民营企业,真正的“做大做强”,而非通过传统意义上的兼并,上市,产业多元化等方式。待我国民营企业在国际上崭露头角之时,我们的民营企业才能反哺为其创造利润的员工,在中国这个广袤的土地上,只有藏富于民才能解决消费疲软的问题,而非通过家电下乡等只能解决内需疲软的燃眉之急的方式,消费上来了,过剩的产品就能够被消费掉,而不是被迫将大部分商品出口到国外。
这样的经济结构具有很强的抗压性,在经济萧条的时候,有内需支撑中国经济度过经济低谷,在经济高涨的时候,国外与国内需求提升中国的生产,生产增加,外汇增加,民营企业利润更高,国民更富有,进而反哺国民…这样的良性循环才应是中国未来的发展目标,而非钢筋水泥的GDP工程,和过分依赖国外需求的经济结构。出口创汇是生产力过剩的前提下,迫不得已而为之的方式,当然出口创汇在国家利益上说具有一定的意义,但是中国并不能过分的依赖与国外的需求,不然亚洲一个正饱受通货膨胀之苦的越南便是未来中国的缩影。
4 结束语
中国作为世界 “最大的加工厂”就要从产业链高效整合这一点开始转型,才能突破西方“定价的霸权主义”的瓶颈效应,这样企业的利润才会上涨,中国才能有一个良性的股市与房市:股市才能真正的作为我国实体经济的风向标,房地产的价格才能在一个正常的供需的水平下定价,而不是在这种泡沫房市下漫天定价,从而中国一线城市住房难的问题也就能够迎刃而解。在民营企业的利润驱动下,国民才会真正的富裕起来,这样中国的经济才能进入一个良性循环中得到更加深远的发展。
げ慰嘉南:
[1]郎咸平,2008,《郎咸平说:公司的秘密》,东方出版社2008年8月版
[2]郎咸平,2008,《郎咸平说:谁在谋杀中国经济》,东方出版社2009年6月版
危机与转型 篇4
消费主导时代的转型与改革
我国正在走向消费大国, 今后需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投资、出口主导向消费主导的战略性转变, 这是由两个基本因素所决定的:第一, 随着我国由生存型阶段向发展型阶段的转变, 需求结构开始发生明显变化。例如, 居民消费需求由生活必需品向耐用消费品升级、由私人产品向公共产品需求升级、由物质追求到人的自身发展追求的升级。扩大公共产品消费需求已成为适应我国发展阶段变化的内在要求。第二, 后危机时代国际经济环境会更为复杂, 欧美等发达国家消费需求萎缩将成为中长期趋势。在这个特定背景下, 我国需要尽快扩大国内需求, 特别是消费需求, 逐步降低经济增长对外部市场的过度依赖。
我国正在进入发展型新阶段, 这将伴随一个消费需求大幅上升的时期。但由于多种因素, 近来我国消费率提高并不明显。从2009年情况看, 前三个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5.1%, 但在7.7%的GDP增长中, 投资贡献 (7.3个百分点) 仍大大高于消费贡献 (4个百分点) , 以消费为基础的经济增长内生动力尚显不足。
随着国内需求结构变化和外部需求的萎缩, 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增长是必然选择, 并有可能在未来五年左右将居民消费率提高5~10个百分点。关键就在于在加快调整消费和投资关系的同时, 需要加快推进相关领域的改革:第一, 改革收入分配体制, 全面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大幅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第二, 加快社会保障体制改革, 尽快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由此引导居民的消费倾向;第三, 加快财税和金融体制转型, 推进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和消费型金融体制的建立;第四, 推进投资体制改革, 实现投资结构重点由生产性投资向消费性投资的转变。
城市化时代的转型与改革
城市是消费的主要载体, 加快城市化进程是构建消费大国的战略性选择。从国际经验看, 当一个国家处在人均GDP3000美元的时候, 城市化率大概在55%-60%左右。2008年我国人均GDP达到3266.8美元, 但城市化率只有45.68%, 远低于工业化中后期60%的均值, 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国内消费需求的释放与升级。
有研究表明, 在我国改革开放30年平均10%的增长率中, 城市化贡献了3个百分点。但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等制度因素的制约, 城市化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潜力还远未释放出来。未来5~10年, 我国的城市化将呈现加快发展的大趋势, 城市化率至少还有10个百分点左右的提高空间。考虑到乘数效应, 估计城市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 能够增加大约1.2万亿消费和投资,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可达到4个百分点左右。由城市化带来的国内投资消费需求的增长至少可以支持未来10~20年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今后, 我国应进一步打破城乡二元制度结构, 统筹城乡发展, 推动城镇化率的提高。
公共产品短缺时代的转型与改革
从生存型阶段进入发展型阶段, 伴随着从私人产品短缺时代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公共产品供给有助于调节居民消费倾向。改革开放30年, 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 而反映居民消费意愿的重要指标——平均消费倾向却在总体上持续下降。1990~2007年, 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倾向与农村居民医疗教育消费支出比重的相关系数为-0.66, 城市居民消费倾向与城市居民医疗教育消费支出比重的相关系数为-0.73。同期,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名义增长13.9%, 但居民社会保障等支出年均增长36%。这说明基本公共服务投入不够是城乡居民消费倾向持续走低的重要因素。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 加大公共产品供给有助于调整政府投资结构和消费结构。初步测算, 未来十年, 实现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高的目标, 公共服务支出年均增长率至少要达到5%左右, 投资总额将达到15万~20万亿元。以此测算, 未来三年在已确定的8500亿元医疗卫生体系建设支出的同时, 在义务教育领域需要1.3万亿元左右的投资, 在基本社会保障领域需要2.2万亿元左右的投资, 三项支出约占财政总支出的20%左右。这个基本公共服务投资计划, 可在未来五年左右初步建立全国统一的医疗保障体系;初步建立一套新型的农村养老保险体系, 并为建立一个低水平、覆盖全民的养老保险体系奠定重要基础。以这样的基本公共服务支出水平为起点, 估计未来三年左右, 消费率可提高5~10个百分点;未来十年左右可初步建立一个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低碳经济时代的转型与改革
低碳经济是一种新型发展模式。它不仅是本世纪人类最大规模的环境革命, 而且也是一场深刻的经济社会革命。后危机时代, 低碳经济将成为全球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的重要驱动力。世界进入低碳经济时代, 我国的大国作用和大国责任不断凸显。我们既要看到国际上的某些复杂因素, 更要看到我国作为一个大国在低碳经济时代的责任和作用。主动应对减排挑战、发展低碳经济, 重要的是结构调整和改革的选择问题:第一, 推进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第二, 推进能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第三, 推进环境产权制度改革;第四, 推进碳交易体制机制建设。加快推进这些改革, 将大大加快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进程。
政府转型时代的改革
我国发展方式转型与改革的关键在于政府转型的突破。政府转型从2003年SARS危机提出到现在, 应当说有所进展, 但还需要有所突破。当前, 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的特点仍很突出, 尤其是地方政府主导经济增长非常明显, 甚至在反危机中还有进一步强化的趋势。其主要特点是:以追求GDP为主要目标;以扩大投资规模为主要任务;以上重化工业项目和热衷批租土地为主要途径;以行政推动和行政干预为主要手段。从现实情况看, 我国发展方式转型关键在于政府转型与政府决策。需要彻底改变政企不分的体制, 政府不应当也不需要继续扮演经济建设主体的角色;需要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政府干预和政府作用必须建立在市场基础之上。由发展主义政府向公共服务的政府转型, 必然成为我国发展方式转型的推动力, 由此终结以GDP为中心的增长主义, 自觉走公平与可持续的科学发展之路。
发展方式转型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来推动。综上所述, 后危机时代我国发展方式的转型与改革正处在历史转折时期。我们需要客观把握后危机时代我国第二次转型与改革的现实需求和基本走势, 加快推进以走向消费大国为主线的战略性转型与改革的进程。我国实现由生产大国向消费大国的转型, 既涉及经济领域, 又涉及社会领域, 还涉及行政领域。就是说, 它是一个发展方式转型的问题。为此, 一方面要使短期的经济刺激政策与中长期的结构调整相结合;另一方面要确立以发展方式转型为主线的改革总体思路。并按照这一总体思路推进结构性改革:
第一, 推进以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为主线的经济体制改革, 进一步释放转变发展方式的活力, 使经济增长由政府主导的需求平稳过渡到市场主导的需求上来, 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第二, 推进以公共需求转型为主线的社会体制改革, 着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矛盾, 为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提供社会动力。
第三, 推进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努力实现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大突破, 进一步形成中央与地方的合力, 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合力。 (摘自:《光明日报》2010年2月23日编辑:张小玲)
编辑后记
转型时期的国民阅读危机 篇5
从1999年8月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时为“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组织实施第一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开始，至2014年4月第十一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公布，国民阅读调查已历经十五个年头。经过多年的不断发展完善，调查由起初的两年发布一次结果，到2009年起改为一年发布一次，方法更加科学，成果愈益丰富，已经成为业界高度重视、大众广泛关注的了解我国国民阅读状况的重要平台。尽管每年公布的调查报告篇幅巨大，名目繁多，但其中有两个关键性指标最有价值，也最被世界各国高度重视，即国民阅读率和人均阅读量。只要我们牢牢抓住这两个指标，就能对我国国民阅读的现状一目了然。
首先来看国民阅读率，从1999年至今，过去十五年间我们国民阅读率经历了不断走低之后触底反弹的过程。具体而言，1999年第一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的国民阅读率为百分之六十点四，2001年陡降为百分之五十四点二，2003年进一步低至百分之五十一点七，2005年更是一举跌破百分之五十，降至冰点百分之四十八点七，2007年和2009年略有回升，分别为百分之四十八点八和百分之四十九点三，但仍然呈现出低位徘徊的特点，直到2010年，国民阅读率终于重回百分之五十大关，为百分之五十点一，2011年至2013年，国民阅读率呈现了反弹回升的迹象，分别为百分之五十二点三、百分之五十四点九、百分之五十七点八。尽管最近几年国民阅读率呈现了回升的态势，但目前的现实依然不容乐观。
过去一二十年中国在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取得巨大进步：1999年至2013年中国经济累计增速为百分之一百三十八，文盲人口则从1985年的二点三亿减少到2011年的五千万，过去的十年中高校毕业生人数也翻了两番。世界范围来看，这样巨大的教育文化进步通常都伴随着阅读率的显著上升，美国和英国在工业革命后，二十世纪初至二十世纪中叶就经历了这样的过程。但在中国，国民阅读率反而从1999年的百分之六十点四下降为2013年的百分之五十七点七。进一步而言，2013年百分之五十七点八的国民图书阅读率意味着，仍有超过四成的国民在过去一年中没有读过一本书，考虑到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这个从不读书的群体数量实在大得惊人，长此以往，必将拖累中国的创新发展转型之路。
镜彼知己，鉴往知来。反观其他发达国家，对于我们反省和思考中国国民阅读的出路和未来，意义重大。日本读卖新闻社2005年的阅读调查显示，日本的国民阅读率为百分之七十三，其中六成国民读书成风。同年，我国的阅读率是有统计以来的冰点——百分之四十八点七，差距惊人。《中山日报》记者苏格日勒在2007年前往日本出差后写下了这样的感触：“笔者今年9月公差到日本，视觉冲击最强烈的是日本人的爱读书。无论是新干线、地铁候车站，还是酒店的会客堂，任何公共场合、任何交通工具上，笔者都能看到持书阅读的人群，比例甚高。”
再来看韩国。这些年的韩剧不断成功征服大陆观众，让我们与这个国家前所未有地接近。但我们真的很了解韩国吗？答案或许并不尽然。我们看到的更多是一个娱乐化的韩国——精心包装的演唱组合，创意迭出的电视剧和电影，以及娱乐圈背后发达的整容业。但我们显然并不清楚，韩国也是一个热爱阅读的民族。据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2010年公布的《国民阅读实际状况调查》显示，1994年韩国的阅读率高达百分之八十六点八，到2010年一路降至百分之六十五点四，这是韩国自开展国民阅读调查以来的最低水平，这提醒我们阅读率下降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但令人沮丧的是，我国2010年的阅读率为百分之五十点一，与韩国的历史最低值相比依然相去甚远。进一步说，韩国国民阅读率的历史最低值仍比我们的历史最高值（百分之六十点四）高出五个百分点。说到韩剧在中国的滚滚热潮，曾有专业人士指出，其成功有七成要归功于编剧。反观大陆的电视剧，叫好又叫座的实在少得可怜，编剧是其中的关键因素。这不由让我想起中国电影人贾樟柯的一段话：“现在阅读率的下降是国民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表面上类似阅读的东西很多，比如上网，看电视，信息很丰富，但是信息不等于思想，资讯不等于学问。中国电影之所以拍得不好，与从业者的阅读之贫乏是有关系的。艺术工作者是处理情感的，但是因为不阅读、写作，不与自己交谈，没有养成感受和体悟自身心灵的习惯，所以情感是粗糙的，严肃的思考与对真实内心的表达和触摸就消失了，这是非常可惜的。我们心灵敏感之程度，或洞悉人情世故的经验，很多都来自阅读。”
接下来再来巡礼西方发达国家，首先来看超级霸主美国。作为一个金钱至上的国度，我们很容易产生美国人不爱阅读的印象，但事实真是如此吗？非也。据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2年“网络与美国生活项目”的调查报告显示，美国国民的阅读率高达百分之七十八，其中三十至三十九岁群体的阅读率更是达到百分之八十四（这一群体无疑是美国未来的中坚力量），而同年中国的国民阅读率仅为百分之五十四点九，巨大的差距一目了然。如此高企的阅读率，显然和美国长期将国民阅读作为国家战略来实施密不可分，如全美教育大纲规定：凡年满八周岁的美国公民必须学会阅读。同时，美国正在开展平均每人每年阅读五十本书的计划，其重视国民阅读的雄心可见一斑。
作为世界上最热爱阅读的民族之一，德国无论在哪一个方面都堪称全民阅读的完美典范。就在今年4月23日即“世界读书日”当天，中央电视台驻德国记者马洪珊撰写了一篇题为“德国，全民阅读从娃娃抓起”的专题报道，开篇第二段就让我们领略了德国人的爱书情结：“德国人对书疯狂而痴迷。德国书业协会的统计数字显示，有百分之九十一的德国人在过去一年中至少读过一本书。其中，百分之二十三的人年阅读量在九到十八本之间;百分之二十五的人年阅读量超过十八本，大致相当于每三周读完一本书。书籍已经连续数年蝉联圣诞节最受欢迎的礼物榜首。”也就是说，2013年德国国民阅读率是石破天惊的百分之九十一！这个令人膜拜的数字背后隐藏着一个惊人的事实：从事最平凡甚至不起眼职业的普通德国人构成了这个阅读强国的基石，他们或许是修理工、看门人、出租车司机或农民，虽然身份普通，职业各异，却都是阅读的忠实爱好者，甚至是痴迷者。这与我几年前在《南方周末》上读到的一篇文章有着深刻的内在一致性，现转引如下：“多年前，我刚到德国留学时，邻居是一位下水道工人。当得知我来自中国，他便睁大眼睛向我提问：‘先生，我们国家有许多哲学家认为老子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而我喜欢的Christian Wolf则更推崇庄子，您能告诉我他们之间的区别吗？’我只能凭着对教科书的模糊记忆乱答一通。当我好奇地反问他为何如此喜欢哲学的时候，他彬彬有礼地回答：‘先生，当我在黑暗的下水道里工作时，回味着昨晚看的黑格尔，连污水都变得美好起来。’（原文标题：《下水道工人的问与答》，作者：李江源，发表时间：2009年10月29日）”
我敢说，这篇不到两百字的短文是我有史以来读过的最震撼人心的文章之一，这是一种内心深处的震颤、共鸣和钦佩，一个下水道工人不经意的问答折射了一个民族的素养和品质。当我们每每追问德国何以在二战的废墟中迅速崛起，德国何以产出如此众多、杰出的科学家、哲学家、诗人和艺术家，何以德国制造就是高品质的代名词等等问题，答案或许就隐藏在每一位普通德国公民的大脑和心灵中。以井观天难免挂一漏万，国人往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正如我们不断感叹德国强势维持欧元区的同时，却没有在意德国的大学和图书馆一定是当地最经典的建筑并位于交通最方便的地段，也没有在意德国拥有世界人均比例最大的普通阅读者群，更没有在意德国人对知识的尊重和阅读的态度。
最后来看法国，作为世界著名的浪漫国度，法国总是与“罗曼蒂克”相联系，其实这一词汇在法语中的本义是“小说化”。可见，法国人特有的浪漫、高雅的品味和气质是与读书联系在一起的。没错，据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国际出版蓝皮书”课题组的论文《西欧三国国民图书阅读情况》（2008年）指出，法国2005年的国民阅读率即达到百分之七十八，大多数法国人把读书视为最具文化价值的活动。高达四分之三的法国青少年认为，读书是最有意义的事。日常生活中，读书是法国人首选的休闲方式。在法国，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法国人专心致志读书或看报的身影，甚至还能时常看到颤巍巍的老人手里拿着新买的小说上公交车。与德国相似，法国读书群体囊括了社会的各个职业和阶层，这是真正的阅读强国的重要标志。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一个原本以农民为主体的农业国，何以逐渐摆脱掉了“土气”，顺利搭上欧洲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的快车，并最终实现华丽的转身，成为一个文学巨匠云集、国民素质全面提升的文化艺术大国，广泛深入的国民阅读便是其中的关键之一。
对于敏感的中国人而言，较之于国民阅读率，人均阅读量乃是一个更在意的指标。在新闻界，人均阅读量更是被视为国民阅读的重中之重。这或许是由于人均阅读量这一指标能直接落实到个体，对应于自身，因而让每个人有更加切肤的感受——每年公布这一数据时，不少人都会对比一下自己的阅读量是高于还是低于平均值。然而，令人颇感纳闷的是，如此重要的指标竟然在前三次调查中阙如。因此，我们如今能看到的人均阅读量仅是2005年至今的八次调查数据。不过，这八次数据已足够我们了解国民人均阅读量的真实状况：与国民阅读率的走势颇为不同的是，过去九年间国民人均阅读量的指标一直在低位震荡、徘徊，除了2010年跌破四本（三点八八本）之外，其余年份均在四至五本之间震荡，最高为2013年的四点七七本，与2009年的四点七五本接近，但始终没有超过五本。
正是这一指标和这些数据，连同其他国家（民族）的相关数据，在最近十年间被我国的各种平面和网络媒体反复报道，以至于不少普通国民也对此忧心忡忡。平心而论，其中有些数据存在被夸大的嫌疑，有一定的水分。不过，我国人均阅读量远低于其他发达国家的事实是不可否认的。如今的中国虽然已成为图书出版的第一大国（出版图书总量超过美国一倍多），但尴尬的是，我国也是图书库存量最大的国家，仅2012年就有价值八百八十四点零五亿元的图书积压在仓库之中。
为了解我国人均阅读量和其他发达国家的真实差距，我们必须对其中一些代表国家进行细致深入的考察，正如我们在分析国民阅读率时所做的那样。首先来看日本。近几年在网络上有几篇被大量转载的文章，标题极为触目惊心，诸如“中国人人均阅读量不到日本的十分之一”、“我国国民每年人均阅读四点五本，仅为日本九分之一”，甚至还有题为“中国人均阅读量只有日本的几十分之一”的文章，但经过笔者一一考证，这些文章中所列数据均有夸大以博取眼球的嫌疑，这也正揭示了互联网经济为眼球经济的本质。那么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2013年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郝振省在接受采访时介绍，严谨的国际阅读率比较研究显示，当下日本国民人均阅读量在八点四至八点五本之间，虽然没有网上流传的几十本那么高（多篇文章显示日本的人均阅读量为四十本），但明显高于我国的国民人均阅读量，确是一个显著的事实。
另据《日本阅读2010》（作者尹天笑）一文的数据显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日本人均购买图书十本左右，并以每十年增长十本的速度不断攀升，至1996年，日本人均购买图书达到创纪录的五十五册。但从1997年起，日本国民步入了漫长的“阅读疲劳期”，人均购书量不断下降，到了2008年，日本人均购买图书不足三十册。可以看到，日本如今的人均购书量重又退回到了六七十年代的水平，但对比我国2009年人均购书量五点六本的水平而言，依然是我们的好几倍。
再来看韩国。尽管韩国从九十年代中期至2010年的国民阅读率呈现了下滑的趋势，但其人均阅读量却一直保持较高的水平，据2009年和2010年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公布的《国民阅读实际状况调查》显示，2008年韩国的人均阅读量为十一点九本，2009年为十点九本，2010年为十点八本，均保持在两位数以上，这个数字比包括日本在内的不少发达国家更高，令人刮目相看。细究根由，良好的人均阅读量与韩国对文化（事业）的重视密不可分。早在1998年，韩国政府就正式提出“文化立国”的国家战略，将文化产业作为促进二十一世纪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性支柱产业。这就不难理解，为何过去十多年“韩流”在中国和周边国家盛行，甚至让我们一度感到韩国文化入侵的恐慌。
在日、韩等国阅读率遭遇滑坡的情况下，美国2012年的阅读率依然达到百分之七十八的高位，这对于一个建国仅两百多年、且金钱至上的国度甚为不易。更让人惊愕的是，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2011年美国十六岁以上人群人均阅读量高达十七本（含电子书），而我国2011年的数据为纸质图书四点三五本，电子书一点四二本，合计五点七七本，仅为美国人均阅读量的三分之一。尽管上述数据没有包含美国人阅读纸质书和电子书的具体数量，但另一项公布的数据让我们可以推知大致的情况，2011年阅读纸质书的读者占到百分之八十四，而阅读电子书的读者仅为百分之十五，这显然意味着十七本书中电子书的比例处于较低的水平。同样，2012年9月美国The Joan Ganz Cooney Center调查报告也显示： 在所调查iPad用户中约百分之七十的成年人表示，他们更倾向于通过传统纸质书籍来获取他们想要的信息，对他们来说，iPad只是辅助工具。面对大陆四处蔓延的触屏阅读，作为技术创新的全球霸主，美国人对于新技术所表现出来的审慎态度，或许更值得国人深思。
德国的情况在前文中已经描述的比较详细，尽管没有具体的人均阅读量数据，但据其他一些相关数据保守推算，德国的人均阅读量至少是两位数。至于经济高度发达的北欧国家，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阎晓宏在2012年的上海书展上曾经透露过一个数据，他们的人均阅读量是惊人的二十四本！也就是说，这些国家的每位公民平均每个月可以看完两本书，对于目前的中国而言，这简直就是天文数字。去北欧旅行过的朋友或许了解，无论在丹麦女王罗森堡宫旁的森林公园内，或是芬兰坦佩雷奈西湖畔，抑或瑞典斯德哥尔摩皇宫广场雕塑台阶上，随处可见手捧书籍的人们在享受阅读的惬意，无论男女老幼。面对这样的画面，我们似乎才能真正领悟“阅读是一种生活方式”这句格言的内涵。
与日本的人均阅读量被网络夸大相似，法国的人均阅读量也被一度谣传为每年人均阅读二十本。但事实上，根据国际出版蓝皮书的统计显示，法国的人均阅读量大约为八点四本，这一指标在发达国家中并不靠前，国人大可不必为之贴金。对于生性浪漫、注重品味的法国人而言，他们提倡一种“慢生活”，一切事情在法国人的时光中都会慢下来，似乎任何的匆忙都会损害他们的优雅与从容。之于阅读，法国人亦是如此，他们喜欢慢慢品读书中的各种美好和妙谛，根本不在乎一年读了几本书。当然，热爱艺术的法国人把不少时间花在了听音乐会、欣赏歌剧或戏剧、看美术展等审美活动上，加之讲求品味、崇尚慢生活的个人性情，相对偏低的人均阅读量也就不难理解了。
通过对我国国民阅读两大关键指标的审视和镜鉴，我们对转型时期的国民阅读危机有了较为清晰而客观的认识。然而，实际情况显然比上述的分析和比较要更复杂一些——更准确的说——让人更加悲观。当搜集到更多的可靠资料之后，有几个触目惊心的数据深深地刺痛了我敏感的神经。
2013年5月20日《中国青年报》一篇题为“联合国调查显示中国平均每人一年读书不到一本”的文章指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全世界每年阅读书籍数量排名第一的是犹太人，平均每人一年读书六十四本。而中国十三亿人口，扣除教科书，平均每人一年读书一本都不到。原来如此！这个人均阅读量四点多本的水分被挤掉之后，剩下的这个数字简直让人无地自容！但冷静下来仔细想想，却似乎又在情理之中……就笔者所在的大学校园而言，我身边的许多同事、朋友一年的阅读量绝对不超过五本，试想高校中人尚且如此，遑论全国的平均水平！2011年4月，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主任、知名学者张鸣教授在《文史博览》杂志上发表题为《学界的技术主义的泥潭》的文章，个中观点与我的见闻感受如出一辙，现转引其中一段如下：“画地为牢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教授们不看书。出版界经常统计社会大众的阅读量，越统计越泄气，无疑，社会大众的阅读量是逐年下降的，跟美国、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距离越拉越大。其实，中国的教授，阅读量也不大。我们很多著名院校的理工科教授，家里几乎没有什么藏书，顶多有几本工具书，一些专业杂志。有位父母都是著名工科教授的学生告诉我，在家里，他买书是要挨骂的。社会科学的教授也许会有几本书，但多半跟自己的专业有关。文史哲的教授藏书比较多一点，但很多人真正看的，也就是自己的专业书籍，小范围的专业书籍。众教授的读书经历，就是专业训练的过程，从教科书到专业杂志，舍此而外，就意味着不务正业。”
危机与转型 篇6
所谓加工贸易, 主要指对外加工装配、中小型补偿贸易和进料加工贸易。发展加工贸易的好处是投资少、时间短、见效快, 有利于充分利用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 有利于扩大出口, 增加外汇收入。而通常所说的“三来一补”, 指来料加工, 来件装配、来样加工和中小型补偿贸易, 其中来样加工不在加工贸易的范围内。江苏是国内首批对外开放的省份、加工贸易的规模以及数量都发展较快。江苏的加工贸易已经成为GDP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08年江苏加工贸易进出口值2260亿美元, 同比增长8.1%。其中, 加工贸易出口1419.7亿美元, 加工贸易进口840.3亿美元。全年新批外商投资企业4236家, 新批协议外资507.3亿美元;实际外商直接投资251.2亿美元, 增长14.7%;这又为加工贸易注入了新的活力。
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今年, 由于受国际原油及原材料价格普遍上涨和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人民币升值加快、劳动成本的上升等使得劳动密集型的制造类行业竞争力难以延续, 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削弱我省加工贸易的比较优势。然而从另一方面看, 内外经济形势变化而带来的诸多挑战也是机遇, 它可以促使我省加工贸易发展模式实现转型和升级。所以, 就需要进行系统分析并准确把握江苏加工贸易发展的机遇和条件, 进一步提出完善的政策以及创新性的管理方式, 切实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提高加工贸易的效益和质量上来, 从而引导江苏加工贸易转型升级。
2 江苏加工贸易中发展特征
2.1 加工贸易产业技术水平低
江苏产业的技术吸收和模仿创新能力近年来已有了长足的进步, 但未来产业发展的目标以及距离现实产业发展的要求依然存在很大的差距。“重引进轻消化吸收”是江苏在技术引进过程中长期存在的弊病。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不能有机融合, 因而大幅度降低了技术引进的成效;加上各种管理体制上的制约, 造成江苏产业技术不仅不能有力地辅助企业加工能力的改善和提高, 而且也难以跟踪国外企业先进技术的外溢进行追赶式的消化吸收和模仿再创新。
另外, 经过三十多年来的工业化建设, 江苏建立了较为健全的工业加工体系, 但在进口替代模式中, 这些产业基本不具备强有力国际竞争能力。家电、服装和纺织等消费品行业在国际市场中虽占有了一定的份额, 但总体来看, 江苏的产业技术水平仍与发达国家存在着差距。生产技术水平的落后局面是造成加工贸易中产品竞争能力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 它严重影响了省内配套产业的发展, 从而制约了加工贸易的技术外溢、扩散和技术转移, 也阻碍了江苏加工贸易对产业升级的积极作用的发挥。
2.2 加工贸易地区分布不平衡
苏北地区与苏南相比, 初始发展水平低, 而且初级产品在产出中所占比重较高, 依靠初级产品的剩余积累来实现产业升级相对来说速度较慢, 所以苏北地区产业结构转变缓慢, 对外贸易模式转变的速度也较慢。一直以来, 江苏加工贸易出口的85%以上集中在苏、锡、常、宁等苏南发达地区, 2008年苏南出口占到全省加工贸易出口总额的90%以上。虽然政府通过“江海联动、跨江发展”等相关政策积极引导加工贸易向苏北呈梯度转移, 但由于区位优势弱、物流成本高、产业配套能力弱等, 纯粹市场的力量还不足以推动加工贸易向苏北大规模转移。加工贸易地区分布不均衡的状况短期内表现相当突出。
2.3 加工贸易依靠的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渐减弱
江苏的加工贸易依靠吸纳周边省份的民工, 劳动力低价格优势被极端强化, 导致技术甚至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过程被延缓或排斥, 这必然会阻碍江苏整个加工类产业结构的全面升级。近两年来, 我省劳动力逐渐出现结构性紧缺局面, “民工荒”在该地区时有发生, 显示了劳动力成本正在逐步提高的趋势。那么加工贸易将逐渐失去从前赖以生存的成本优势, 随着具有丰富廉价劳动力资源的中西部地区的省份经济开放, 跨国公司会将生产制造环节转移到成本更低的新区位, 即“飞地效应”, 这一切使得原本就处于价值链低端、仅靠微薄利润生存的江苏加工贸易雪上加霜。
3 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方向及对策
3.1 提高核心竞争力, 延伸提升产业链
目前江苏的加工贸易仍然主要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由数量扩张带来的大量虚肿的顺差还造成越来越多的贸易摩擦, 加之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 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加剧, 出口型企业的发展越来越难。例如, 近年来江苏的纺织品以及鞋类在欧盟、俄罗斯等国遭遇反倾销等。在今后一段时期, 江苏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重点任务是改变经济发展方式从粗放型为主向集约型为主转变, 最终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首先, 要努力培育省内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主导产业, 要特别重视对成套设备、通讯设备、家用电器、动力机械等产品出口企业的培育。其次, 要提高传统的农副产品、服装、纺织的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充分利用现有的加工贸易优势, 扩大其上下游的产业链条, 提高中间产品的本地化比例, 使省内加工贸易的企业真正落地生根。进一步促进江苏加工企业在全球化生产链条中不断向高技术、高附加值环节延伸。
3.2 促使产业梯度转移区域协调发展, 实现加工贸易的区域升级
苏锡常宁苏南地区产业应逐步向资本技术密集型的高技术体系转型升级, 徐扬盐连等苏北地区应承接苏南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 形成加工贸易由南向北呈梯级推进的新格局, 实现区域间的产业互补, 改变目前区域间发展严重不平衡的状况, 使江苏更大范围地融入国际加工贸易产业链。近年来经济形势有所改善, 苏北主要经济指标增幅持续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苏北形成江海联动、跨江发展新格局, 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政府应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在全省范围内能最大限度地优化商业环境、降低经营成本, 共同实现加工贸易在转移中优化与升级。
3.3 注重人力资本投资, 实现人才升级
要实现自主创新, 就要有从事创新型基础科学研究的人才, 要有发明创新技术的人才, 还要有转化和应用创新技术的人才。紧紧抓住培养、吸引和用好人才这三个环节, 切实落实自主创新科技人才队伍的建设, 这是实现加工贸易中自主创新的根本性问题。然而, 江苏企业高层次技术工人和企业管理人才的缺失已成为加工贸易升级巨大的障碍。江苏虽属教育科研大省, 高级专业技术人才只占产业工人的10%左右。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甚大。提高人力资源的层次是当前加工贸易升级的重要抓手, 江苏应当培养并聚集一批高层次经营管理人才和研发人才。从江苏的几个年进出口额超50亿美元的公司, 如:名硕电脑、友达光电、仁宝资讯等, 我们可以看出在成功实现业务升级的企业中, 人力资本的竞争优势得到突出体现。
3.4 向服务贸易环节延伸, 实现发展空间升级
与货物贸易顺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我省的服务贸易仍处于逆差地位, 服务业在我省的发展明显滞后。在发达国家中服务贸易占GDP比重一般在70%以上, 而我们和这一指标还相差甚远, 可见服务贸易发展空间巨大。推动江苏加工贸易不断向服务环节延伸、转型, 即向“微笑曲线”的另一端延伸, 这是延长加工贸易在省内产业链条的重要方向。我们可以借鉴日本、韩国等国的经验, 逐步改变单纯的以生产为主的加工贸易方式。大力发展金融服务、信息服务、物流和供应链服务等服务业。总之, 外资加工贸易的引入在短期内虽然对贸易出口以及GDP增长有促进作用, 但却不一定能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只有增加整个产业链在本地采购和发展配套产品的企业, 才有可能充分发挥跨国公司的关联效应, 通过FDI实现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
参考文献
[1]隆国强.加工贸易——工业化的新道路[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3.
[2]张燕生.我国加工贸易未来转型升级的方向[J].宏观经济研究, 2004, (2) .
[3]潘悦.加工贸易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J].经济研究参考, 2003, (11) .
危机与转型 篇7
纸媒体真的会消亡吗?
2005年, 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教授菲利普·迈耶在《正在消失的报纸:拯救信息时代的新闻业》一书中, 运用美国“全国民意研究中心”的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制作了两个“线性拟合”图———1972-2002年读者对报纸的信心分布图和1972-2002年日报读者数量变化趋势图。通过对前者的分析, 他预测道:到2015年, 读者对报纸的信心趋势线将触到0点;通过对后者的分析, 他做出了以下预测:如果用一把直尺将图中的线顺势延长, 那么到2043年第一季度末, 日报的读者也将归于零。日本原《每日新闻》总编歌川令三在《报纸消失的日子》一书中明确指出报纸消失的日子是2030年。当然, 他所说的报纸消亡是有条件的。那么报纸真的会在几十年以后消亡吗?答案是值得商榷的。菲利普·迈耶本人也认为“自己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被曲解了”菲利普·迈耶认为:“这是一个聪明的幻象。虽然从图表上确实可以推断出, 近来日常读者的数量呈线性递减趋势, 并将在2043年4月触到0点, 但是报纸出版商不会像我们想象的那样, 顽固地支撑到只剩最后一个读者的那一天。报业早在这之前就会失去“临界数量”并分崩离析了。这也就是说, 那些类似“日报将在2004年10月消失”或者“报纸将在2043年第一季度消失”的说法, 将他的数据分析和推理绝对化了。
“报纸消亡论”是一种基于特定环境和状态下的假说, 是一种前瞻性的预言, 并不能将其绝对化, 甚至认为在未来确定的某一天, 报纸将消失。
纸媒体不会消亡
人类文明的发展包含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方面的发展。然而, 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反映在现代经济发展史上却存在一个有趣的悖论, 即在经济危机背景下, 每当以资本、原材料或劳动力为核心要素的物质生产出现明显衰退, 以思想、创意或知识产权为特征的文化产业却往往显现出生机和转机。新媒体的出现改变了人民的生活, 让媒体的展现形式日趋丰富起来。莫斯科大学新闻系主任雅辛·扎苏尔斯基提出了这一观点。他说:“我们的报纸现已不再是纯粹印在新闻纸上, 还出现了数字报纸。读者既可以从纸质媒体上阅读新闻, 又可以从电子报纸、数字报纸上获取信息。这大大提高了传媒产品的覆盖率。”
虽然面临着残酷的经济危机和新媒体的强势冲击, 报纸在一段时间内是不会死的, 因为报纸有自己的生存路线和运营优势。“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新媒体和纸媒体将是竞争者, 又是同盟军、合作者, 谁也替代不了谁, 谁也吃不掉谁。两者将互相依存、互相促进、取长补短、共荣共存。”
报纸不会消亡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直观性
报纸作为几百年来覆盖面最大, 发行量最广的纸媒体是有其自身的道理的。而最显而易见的就是直观性。整整齐齐的版面承载了大量的新闻、信息, 直供读者阅读, 这种强烈的直观性给予受众阅读的满足感。而报纸的张数有限, 版数已定, 这就要求报纸编辑在直观性上突出一些, 用最直白的语言, 将新闻事件呈现在读者面前, 满足大多数读者的阅读需求。能让学者看懂的报纸不叫好报纸, 能让小学生看懂的报纸才叫好报纸。这反映出了报纸在直观性上的高要求。相比之下, 新媒体的直观性不如纸媒体强, 虽然在信息量和传播信息的速度上要远优于纸媒体, 但由于需要互联网、手机等介质, 在广度上无法与百年纸媒体相抗衡。
二、权威性
每张报纸经历了时间的雕琢和历史的涤荡都会形成自己的风格, 也会在受众心里形成一种特色。如《大公报》以“坚持宣传正义声音”为宗旨, 以立论中肯, 报道翔实为特色。《人民日报》的特色则为政治性强, 尤以社论蜚声国内报坛, 是国家的喉舌。《南方周末》则是以笔锋犀利, 敢言而著称。报纸一旦建立起自己的权威性, 就自然会拥有一批读者群体, 是报纸的固定读者。权威性越强, 固定读者群越大。相较之新媒体在权威性上相去甚远。时下中国新媒体权威性低, 新闻的真实性不能完全保证, 在很多大事要事上, 依旧只能转载纸媒体的报道。
三、专业性
一张好的报纸背后, 一定有一个强大的新闻采编团队的支撑。纸媒体的优越性在此处得到完美体现。新媒体的采编队伍相较经营了数十年的纸媒体来说, 还是薄弱的, 并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无法与之匹敌。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中科院院士胡启恒指出:“博客无法取代专业记者, 因为博客毕竟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网络博客可以比作一个大的水池子, 捞出来的东西可能什么鱼虾都有。新闻记者可能属于相对比较小的水池子, 但捞出来的东西可能是比较高质量的鱼虾。”
四、普遍性
纸媒体的第四个优势是普遍性。由于存在时间长、价格低, 报纸已经成为千万个家庭必备的“精神食粮”。每日早餐前阅读当日的报纸, 茶余饭后讨论报纸的头版头条已经成为许多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报纸已经成为人们文化生活的一部分。而新媒体的崛起虽然迅速, 但在短期还无法撼动纸媒体“老大”的地位。由于新媒体所依赖的传播介质多是网络、手机等。由于城乡差距和我国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均衡的现象仍然存在, 并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彻底改变, 所以新媒体的市场占有率与纸媒体相比, 还是有很大的劣势。
金融危机与新媒体是纸媒体转型的催化剂
金融危机虽然严重地打击了世界传媒业的发展和我国传媒业的信心, 但我国的纸媒体是不会被经济危机所困毙的。新媒体的加入虽然给纸媒体的盈利空间带来了冲击, 但是有百年历史的传统“纸老大”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还是会继续保持其“主体”地位。传媒业的格局仍然是纸媒体为主, 新媒体为辅的行业状况, 以报纸为代表的纸媒体发展空间依然很大。
一、金融危机是传媒业整合的推进器
金融危机如洪水猛兽般蚕食着世界各国的经济“奶酪”, 传媒业亦未能幸免。但这又何尝不是一件好事。一些竞争力不强、运营状况不佳的报纸会因此次金融危机而倒闭, 这是行业重新洗牌必经的“阵痛”, 如同除去皮疥一般。与此同时, 我国报业应该趁着此次金融危机, 大力推行跨地区的报业融合, 形成具有强大竞争力的报业集团。如此一来, 化零为整、化散为凝, 报业的整合势必加强了核心竞争力。中国报业将就此走入新的阶段。
二、新媒体是纸媒体的竞争者、同盟军
新媒体的出现并不是纸媒体的“梦魇”。新鲜血液的注入是推动纸媒体奋起改革, “努力自救”的强心针。没有竞争就没有进步, “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的道理在报业同样适用。报纸可以进行改革, 将报纸推入“多元化”时代, 即报纸将不再单一地以纸质形式发行, 数字化报纸如手机报, 网络化报纸如博客报纸等形式可以一并推出, 捆绑发行。如此一来, 报纸进入“多元化”时代, 不同形式的报纸将拥有不同层面的受众。固定的、多层次的读者群体为报纸带来的是丰厚的利益。新媒体的强势加入, 让纸媒体幡然觉醒, 以创新带动行业的发展, 必将走上更好的发展之路。
综上所述, 我国报业在金融危机这场风暴里, 新媒体的夹击下, 不会暗自消沉, 更不会消亡, 纸媒体必将发展得更好。借用托马斯·弗里德曼的一句话“有趣的事才刚刚开始。这个阶段只不过是一个令世界变平的基础。”
参考文献
[1]《外国新闻传播史》第9页郑超然、程曼丽、王泰玄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中国新闻传播史》第6页方汉奇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传播学教程》第117页郭庆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4]Meyer, Philip.The Vanihing Newspaper:Saving Journal-ism in the Information Age, (2004) :15-16.Columbia: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5]转引自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王君超副教授《如何解读和应对“报纸消亡论”》
时风,应对金融危机华丽转型 篇8
然而, 在人们都在感慨时风建立起的如此庞大的农机产业时, 记者却从中观察到时风已经在国际金融危机中华丽转型, 从这1 180万辆汽车整车整机下线的产品, 既不是为时风发展建立过卓越功勋的农用运输车, 也不是时风占据行业首位的小拖产品, 而是技术含量高、代表市场发展方向的轻型卡车。如果说时风单纯为“汽车下乡”政策来作秀的话, 其理由并不充分, 更关键的是, 时风向世人展示了其生产制造实力, 以及其从农用运输车水准向汽车水准发展的决心。
时风集团总经理刘成强在讲话中提到:“关于质量, 在时风有一句话:价格低、质量好, 是管理艺术, 是产品竞争力;价格低、质量差是败家子, 是死路一条。‘用工艺装备保证产品质量, 用工艺技术提升产品质量’, 时风立志采用汽车技术制造农用汽车、农业机械, 如今时风的冲压工艺、焊装工艺、涂装工艺、铸造和机械加工工艺均达到了中国汽车行业领先水价格低、质量差是败家子, 是死路一条。‘用工艺装备保证产品质量, 用工艺技术提升产品质量’, 时风立志采用汽车技术制造农用汽车、农业机械, 如今时风的冲压工艺、焊装工艺、涂装工艺、铸造和机械加工工艺均达到了中国汽车行业领先水平。PPG电泳漆、日本东久铸造造型机、法国铸造混砂机、铸造电熔炼技术应用、济南第二机床大型冲压线、韩国、日本及国产数控车床、加工中心等先进工艺装备为时风产品提高质量上台阶提供了可靠保证。”
的确, 在参观完时风的生产线之后, 时风的制造实力充分地呈现在记者的面前。时风曾经给人的品牌形象就是“价格优势”, 诚然, 这一形象足以使时风一举成为我国农用运输车行业的老大。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 这一品牌形象会使用户忽略产品质量的提升, 反而会成为公司发展的桎梏。因此, 时风集团经过长时间而充足的准备, 适时地调整了战略, 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 逆势而上, 完成了从一个农用运输车的生产企业到以汽车品质为要求的制造企业的华丽转型。
向规模化要效益
时风集团的产品, 从建立之初到如今, 都是建立在为“三农”服务的基础上, 所以, 其转型的首要基础还是要针对农村市场, 降低生产制造成本, 打造性价比高的产品。因此, 时风集团实行了总成本领先、高差异同时实施的战略。
在装备水平的升级方面, 时风提出用工艺装备保证产品质量, 购进最先进的设备, 保证工艺领先、效率领先、成本领先。2007年开始, 投资2亿元进行机械加工数控化和铸造自动化改造, 大批量引进先进设备, 稳定了零部件产品的质量。装备水平的不断提高为时风始终站在市场最前沿提供了保证。
向规模化要效益, 即将投资升级成本由规模化的产品分摊。分母数字的庞大, 将分子数字的影响弱化到了最小。而且, 由于时风自制率高, 较高的附加值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升级成本的提升;同时, 企业又不断在内部挖潜, 引进先进的管理理念及管理工具, 使得企业的运营成本降低。因此, 时风集团在行业中仍旧保持了总成本领先地位。总成本领先战略, 使得企业能持续地挤占支付能力不强的这一块市场。而市场份额的扩大, 又给企业分摊差异化成本提供了保证。
纵向多元化发展
如今提到时风, 已经不仅仅只有农用车销量第一的称号。2002年, 时风农用车和单缸发动机年产销量“双破100万”, 小四轮拖拉机产销量近20万台, 三轮车、四轮车、拖拉机、发动机4大主导产品均成为行业第一;2003—2006年建成了时风巨兴轮胎第一工厂、第二工厂, 年产800万套农业装备轮胎和60万套大型工程轮胎, 2008年又投资10亿元建成了1万套巨型工程子午胎项目;2006年组建山东时风 (集团) 聊城农业装备有限公司, 形成年产6 000台联合收割机的生产能力。2009年1-5月, 大中型拖拉机产销量比2008年同期翻了一番, 联合收割机年预计产销量将达到4 500台, 同比增长200%, 位居行业第2名。时风运输机械、农业装备、热电、轮胎相互关联, 互为补充, 形成一个资源充分共享的发展平台。如此纵向多元化的发展, 构成了时风集团1 180万辆整车的强大产业基础。
论公共危机中媒体行动转型 篇9
关键词：公共危机,媒体,行动转型
公共危机是在社会运行过程中, 由于自然灾害、社会运行机制失灵而引发的, 可能危及公共安全和正常秩序的危机事件。当今世界正面临着公共危机事件不断增多的严峻形势, 如发生在我国的2003年的非典事件、2008年年初的南方雪灾以及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里氏8.0级的大地震等。公共危机事件发生时, 由于情况不明, 受众的认知平衡被打破, 出现了强烈的信息饥渴, 在信息真空期, 流言极易传播, 从而引起社会恐慌, 而充当环境守望者的媒体及时、有效地报道公共危机事件就显得格外重要。
公共危机中媒体行动的历史反思
汶川大地震中, 媒体第一时间披露、政府迅速公布真相、专业机构纷纷发布报告, 形成政府、媒体与公众的充分、有效沟通, 民众的知情权得到极大满足。所有这些都表明, 我国媒体信息的传播在进步和变化, 媒体在公共危机的报道中正在进行着一次新的理念选择。
从“媒体失语”到“媒体言说”。2003年暴发的“非典疫情”, 当媒体选择沉默或是以“捂”的方式来掩盖疫情的相关情况时, 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口头传播、电话、电子邮件、手机短信甚至网络聊天的方式, 参与到流言的传播中来, 伴随着流言的蔓延人们心中的恐慌也在蔓延。其实人都有根深蒂固的“新闻欲”, 如果在这个时候权威媒体选择了“失语”, 那么人际传播中的谣言就会占据更大的份额。
而最近来袭的甲型H1N1流感, 却没有在公众心中引起太大的波澜, 这是因为主流媒体从疫情通报、防治措施、病例介绍等角度展开了大范围的报道, 在第一时间稳定了人心。我们还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 那就是媒体及时公布了“世卫组织将猪流感更名为甲型H1N1流感”这一新闻, 避免了非典时期人们因为错误理解大肆宰杀动物的事情再次发生。
从“物的诉求”到“人的诉求”。公共危机中, 从“物的诉求”到“人的诉求”, 体现了媒体对生命的关注与尊重。
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发生之后, 新华社的原文是这样进行报道的:“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发生的唐山大地震中, 总共死亡二十四万两千多人, 重伤十六万四千多人。”“强烈的地震使交通中断, 通讯瘫痪, 城市停水、停电, 抢修通讯、供水、供电、恢复交通等生命线工程是唐山救灾的最紧迫的任务之一。” (1) 我们再来看看汶川大地震后各个媒体的报道:“温家宝心情十分沉重, 再三叮嘱抢救人员务必尽最大努力, 争取更多时间, 抢救出更多孩子。” (2) “尊重生命, 决定了党和政府把救人摆在抗震救灾的首位。这次特大地震发生后党中央就明确提出, 把以人为本作为抗震救灾的核心, 把抢救生命作为抗震救灾的首要任务。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反复强调:第一位的任务是救人, 只要有一线希望, 有一点生还可能, 就要尽百倍努力, 决不轻言放弃。” (3) 两相比较, 可以看出媒体的生命价值取向。
从“政府立场”到“平民视角”。近年来, 各大媒体一直强调在新闻工作中要坚持“以人为本”, 就是从根本上以受众为本, 努力做到“三贴近”, 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愿望和要求作为新闻报道的关注点、立足点和“兴奋点”, 一切宣传报道都要围绕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和愿望来谋篇布局。
在汶川大地震发生后, 新闻媒体报道了很多平凡的人, 充分体现出对人的关怀, 展现出人性的光辉。这些平凡的人都是民众身边普通的人, 通过新闻媒体饱含深情的报道, 他们的行动被放大, 成为民众追随的榜样, 让公众在潜移默化中被深深地打动, 实现了有效的舆论引导, 极大地增强了整个社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公共危机中媒体行动转型的模式探寻
公共危机中, 媒体从“控制”到“公开”;从“单向”到“双向”;从“一极化”到“多元化”;从舆论宣传到大众传播等, 在模式上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行动转型。
从“控制”到“公开”。过去我们常看到媒体在处理公共危机事件时表现出的“控制管理”特色, 即要“听招呼”“守规矩”“把好关”, 并做到“有了结果才公布”“没有结果就不公布”, 这些错误做法, 造成了诸如天津扎针事件的披露迟缓、广西南丹矿难的真相掩盖等恶劣事例。
事实上, 问题的出现, 往往意味着解决的契机。公开透明的信息传播表明政府坦诚的态度和开放的精神, 无疑会增强公众对政府及媒体的信任感。汶川大地震的媒体信息传播, 以其“公开透明”得到社会大众的普遍赞誉, 也以其“公开透明”正在改写着我国危机事件处理中的媒体的行为选择。
从“单向”到“双向”。在以前的媒体信息传播中, 主要是以政府为主体、体现政府意志的信息的“单向发布”, 而民众的反馈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汶川大地震中, 媒体信息传播的“双向反馈”开始频繁出现, 譬如针对群众担心余震等情况, 各大媒体、网站等也进行了快速回应。双向反馈, 缩小了民众与事实的心理距离, 按照格鲁尼格等学者的研究, 它属于“双方平等沟通”模式, 强调的是媒体与公众的平等地位, 以及媒体与公众之间的反馈互动及交流。
从“一极化”到“多元化”。一极化传播, 一方面是指媒体处于垄断地位的信息传播现象, 这在过去比较普遍;另一方面则是指传统媒体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而多元化传播, 则是指权威信息的主体不再是某一个媒体, 而是由众多媒体机构形成的一个群体。还是以汶川大地震为例, 在这次权威信息发布中, 媒体的多元化可以说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广播、电视、报纸还有网络、手机一齐上阵, 确保了地震中信息发布的畅通。
从舆论宣传到大众传播。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我们的新闻媒体一直积极发挥着政府喉舌的作用, 充当着宣传工具的角色。从2003年“非典”过后, 媒体深刻认识到有效传播的必要, 重视公民对政府的监督、对新闻的参与和互动。他们将人民视为公民及事件的潜在参与者, 协助人们采取行动, 而不是了解本身的问题, 从而实现了新闻的大众传播的真正实质。
公共危机中媒体行动转型的动力因素
由于现代社会政治、媒体以及文化几个方面的影响, 形成了公共危机事件中, 媒体理念选择与行动转型的动力因素。
第一, 政治动力因素。
政府“以人为本”思想的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在治理国家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 总结国内外的经验教训,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 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坚持“以人为本”思想, 是现实中国各领域、各行业改革发展必须坚持的基本思想, 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新闻媒体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 也在以“以人为本”的理念转变自己的报道方向、寻找新的报道策略, 具体到公共危机的报道中来说, 就是要突出人的诉求, 合理满足群众的需要, 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颁布实施。国内外实践表明, 重大突发危机面前, 政府信息的公开传播和管理, 有助于公众和社会消除危机带来的谣言、恐慌、混乱和无序, 形成公众对政府的信任评价和正面认知, 打造“阳光政府”形象。但是, 由于政府天生掌握着信息强势, 若与公众沟通不畅、信息阻塞, 则会产生信任危机和背离行为, 不利于政府对危机事件的处置。对此, 20世纪70年代以来, 西方国家纷纷推出新政府传播政策, 以改进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息交流和沟通, 促进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我国于2007年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公开条例》, 标志着我国政府信息垄断的打破和信息公开政策的实施。巧合的是, 这一条例的颁布和刚刚发生的汶川特大地震联系到了一起, 让我们感受到了政府信息公开的重大影响, 即中国政府在应对重大危机事件时, 表现出的“让世界惊讶的开放和透明”以及“政府态度的坦诚, 救援工作的有效, 媒体报道的开放”, 并在很大程度上唤醒了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精神。 (4)
第二, 媒体自身发展。
新媒体的发展导致主流媒体抢占报道阵地。如今, 广播、电视、报纸以及网络、手机等媒体可谓是“百家争鸣”。要想在新闻报道中赢得更高的收视率、收听率, 自然免不了进行激烈的竞争, 特别是在对公共危机这种极具新闻价值的报道中, 各种媒体更是想方设法抢占报道阵地, 提升自己的影响力, 建立媒体在受众心目中的不可替代性。而人们信赖的是那些反应敏捷、走向深入而且反应得当的媒体。在公共危机报道中, 就是要求传媒所关注的问题应与公众关注的问题高度一致, 而且应由公众议题决定传媒议题。如果公众关注的问题媒体不关注, 媒体就会失去公信力, 不能尽到其社会责任。
民生新闻的发展促使主流媒体关注百姓生活。近年来, 新闻媒体中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新情况, 就是以关注普通百姓生活状况为特点的民生新闻已经成为媒体竞争取胜的法宝之一, 谁的民生新闻做得最好, 谁做得最到位, 谁的市场竞争力就相对强一些。民生新闻的核心就是民情民意。如何才能充分把握民情民意呢?就是要求媒体工作人员要尽可能地把自己的触角最大限度地深入到社会各阶层, 保持大众思维, 新闻从大众中来, 到大众中去。尽可能多地报道发生在民众身边的人和事, 让民众的知情权得到充分的满足。“在新闻的选择上, 以是否跟老百姓相关, 是否被老百姓关注为标准;在要表现立场时, 也是以老百姓的立场为自己的立场, 代老百姓立言。” (5)
第三, 文化动力因素。
传统文化的生命价值取向影响。媒体在公共危机事件的报道中突出了以人为本、尊重生命的诉求。其实, “以人为本”的思想并不是现代社会的产物, 在中国, 最早可追溯到孔子时代。《论语》第十篇第17章内容如下:“厩焚。子退朝, 曰:‘伤人乎?’不问马。”意思是孔子家里的马棚失火被烧掉了。马在春秋时代是重要的交通工具, 其价值有逾于今日之轿车。马厩失火, 好比地下存车处失火。当退朝的孔子听到这个消息后, 第一反应是“伤人乎?”不问马。孔子的不问马是实实在在的仁者情怀。事实上, 这也正是中国人文主义思想的发端。
现代文化的民主思想深入人心。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已明确提出“公民有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表达权”。而十七大的政治报告, 亦将“表达权”列为公民四权之一, 强调要依法保障。令人欣慰的是, 作为一种执政理念, 尊重和保障公民知情权、表达权已在现实生活中不断践行。2007年“两会”期间, 一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纷纷开通博客, 民意机关和代表个体借助网络、自觉采集民意已渐成“时尚”。而十多万网民通过网络向总理直接建言, 又使“网络民意”直通高层成为现实。这些迹象标志着公民表达权的上行通道已经渐次打开。
在公共危机中, 媒体以人为本的报道理念与行动转型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现代社会, 人们必然把目光投向他认为最能满足他的新闻欲的最好的媒介, 所以, 媒体也应建立自己的权威。
参考文献
[3]邵景均:《人民日报》, 2008-06-02, 第11版。
[4]《汶川地震如何影响中国》, 中国网chi-na.com.cn, 2008年5月。
危机下的变革和转型 篇10
实现变革和转型是所有跨国公司的必然选择。
首先,企业必须要树立全球化的眼光,应对全球化的挑战。
其次,要制定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清晰目标,提出可行的变革路线,并使企业全体员工积极参与企业的变革和转型。企业不应该仅仅追求规模的扩大和经济效益的提高,而应该更加重视员工的忠诚度,客户的满意度和社会的支持度。一个企业如果不能够把全体员工团结起来,不能够使全体员工凝聚在企业的文化之下,为了企业的目标共同努力的话,这个企业是没有前途的;一个企业如果没有客户的满意和支持,是得不到客户选票的;一个企业只管自己赚钱,不管社会公益,不关心环保、生态等问题,他的社会支持度就会下降,也是不可能长期存在的。
第三,就是要调整产品的组合,提高集成度。要保住企业的主流产品,也就是保住市场占有率,另外要发展市场增长率高,但是同时有竞争优势的明星产品,而淘汰掉市场占有率低、市场增长率也低的产品。要重新调整业务组合,要通过集中优势来发展核心业务,并且要通过纵向和横向的集成化努力提高集成程度。
第四,要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努力改善公司治理。现代公司治理的关键是解决所有者和经营者目标不一致的矛盾,这个矛盾要靠组织结构和组织有关的制度来妥善的解决。
第五,加强创新,要掌握核心技术。真正使企业成为创新的主体并不容易,这就需要企业有敏锐的市场观察能力,能够及时发现市场新的需求,并且按照这个需求去组织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共同攻关。在取得技术成果以后迅速在企业中实现,使企业成为市场目标的提出者,技术创新的组织者,也成为技术创新成果的主要享受者。
第六,树立正确的品牌意识,制定和实施科学的品牌战略。品牌是一种无形资产,这对企业来说是在多年商誉基础上奠基起来的。贴牌生产领带和国产一般领带价钱差很多——国产领带一般不超过288块钱,国外比较中等名牌288～588,国际顶级名牌588～1288,但产品内在质量肯定没有这么大差别。
第七,加强人才的培养,提高全体员工的素质。金融危机到来以后有一些企业生产任务相对的减少,这正是我们培训人员的很好机会。我去过不少钢铁厂,我们引进了很多先进的冷热连轧的高级设备,但只有宝钢少数几个高铁厂能够生产高级轿车使用的钢。我问他们为什么?有的人说你是一流的设备,二流的人员,三流的管理怎么可能生产高级轿车钢板?这个话说得虽然有点挖苦,但是我们人员素质和管理是否跟先进设备相适应,能否真正驾驭设备,以及驾驭设备同时进行创新了,这就值得我们思考了。
金融危机促涂料业企转型 篇11
金融危机结束后的将来, 我国涂料业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呈现出什么样的格局呢?笔者试揣摩一二。
逐渐进入微利时代
几年前就有人喊, 我国涂料业已进入“微利时代”。但业内人士都知道, 相对于家电、手机、PC等真正微利的产品, 涂料的利润实为可观, 部分产品甚至可称之为暴利。开厂没几年就买车买房、置地扩建的不在少数。据笔者调查了解, 涂料企业的利润一般都在12%以上, 功能涂料的利润更高, 一般在20%以上。而在涂料经销店, 涂料产品的利润更是惊人:其零售利润一般在60%以上, 甚至存在高达100%以上的大暴利。以近期曝光的多乐士涂料价格表可见, 其零售利润大都在60%以上, 部分还达到了80%以上。
虽部分产品仍存在高利润现象。但总体看来, 金融危机的发生, 确实使得不少国际涂料巨头争相通过减薪裁员、减小规模、降低内耗等缩减企业运营成本的举措才能得以生存, 大多数中小型涂料企业也在节省开支的同时卷入价格战以争得一席之地。期间, 各大小涂企的利润普遍下降, 有小部分涂企甚至陷入了生计维艰的窘境。金融危机后的中国涂料业呢?依笔者看, 虽短期内盈利形势普遍看好, 但长远来看, 进入微利时代将是必然。
首先, “微利”是一个行业步入成熟期的必然结果。此次的金融危机对我国涂料业来说, 如一场冰与火的洗礼, 淘汰了不少无序经营、缺乏竞争力的企业和涂料经销店, 使得市场机制更为完善、健全。可以预见, 金融危机后的涂料业, 走向成熟的步子将会加快, 原先的高利润时代宣告结束, 理性、平衡、微利的市场将逐渐形成。
其次, 行业的洗牌加快也将促使微利时代的来临。涂料行业竞争就像一场马拉松比赛, 前面的路因门槛低, 参赛选手多如牛毛;但跑到后面时, 距离便拉开了, 跑不动的逐渐退出赛场, 持续坚持跑的优秀选手逐渐减少。危机时的中国涂料业, 跑不动的选手较平常更多, 如历经了一场大的洗牌。危机后, 由于市场化更充分, 竞争更激烈, 洗牌必将持续。而在历经多轮洗牌后, 涂料业也势必如家电业一般, 利润更低微。
资源重整, 企业转型
任何一个行业的发展都如出一辙:一开始门槛较低, 进入者众, 然后慢慢整合, 形成垄断。涂料行业由于利润高、诱惑力大, 不到二十年间就有近万家企业相继参与进来, 其数量之多在小行业中异常罕见。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我国涂料行业皆存在同质化严重、假冒伪劣猖獗、恶性竞争普遍等问题。
金融危机给涂料企业敲响了警钟, 不少涂料人发出了企业何去何从的疑问。事实上, 在任何阶段, 这一问题都在或浅或深地困扰着企业, 并不断地有企业用实际行动回答这一问题。如老人牌集团全面收购海虹老人牌、上海欧龙漆加入澳瑞凯集团、北京红狮并入北京富思特制漆——他们选择的是合并, 各取所需, 取长补短。另有一些涂企选择的是转型, 如双虎涂料已经退出上市公司的主业, 长江涂料多了一个与之争宠的农药兄弟, 西北化工和灯塔油漆涉足其他非涂料业务领域, 杭州油漆重点转入重防腐领域, 等等。危机过后, 中国涂料业的整合速度将会加快, 步入资源重整或转型轨道的企业将会日渐增多——这也是行业成熟必经的路程。总的看来, 多数是要合并的, 即便是转型成功的企业最后也会走上和他人强强联合的道路;少数会倒掉, 或者退出涂料行业——这都不是什么坏事, 放弃好过硬撑, 可以选择的很多, 没必要在一棵树上吊死。
可以预见, 经过整合之后, 中国涂料产业将出现高度集中的格局, 全国涂企数量急剧减少, 且前20家涂企的产量和销售收入占全国涂企的50%甚至80%。当然, 这种高度集中的时间表将会拉长。
产业优化, 市场重新定位
长期的发展过程中, 我国涂料产业内部形成了很多顽疾和毒瘤, 运作不畅、内耗严重的问题比比皆是。而众所周知, 要想产业整体健康发展, 就必须进行产业的优化。金融危机将推动这一革命。如浙江涂料小企业即在今年4月份成立小企业联盟, 拟抱团出击, 共同抵御经济寒流。
事实上, 因为危化品运输许可证的办理条件严苛, 早已有不少涂企进行运输上的合作。同一产地, 同一收货地的企业统一组织送货, 大大降低了费用。因为金融危机的发生, 更多的企业认识到了节省成本的重要性, 除在运输上加强合作外, 不少企业还在采购及服务等流程上加强了合作:同一区域的涂料企业联合进行公共类材料的采购, 从而降低制造成本;同一区域的产品, 由统一的售后服务团队来承当, 为企业和顾客解决了后顾之忧。金融危机后, 不论是运输、采购及服务一体化等产业优化的途径, 都将会得到快速的发展。
根据需求适时重新定位市场也将是危机后的一个发展趋势。中央通过了一系列刺激内需的4万亿投入, 各级政府也出台了总额20万亿的地方投资, 另外振兴钢铁、造船、石油化工、纺织等十大产业的规划也预示着我国涂料市场环境将发生巨大的变化。传统的市场需要调整和深耕, 新的市场机会也在不断地涌现 (如三、四级市场, 各细分领域等) 。在这一大环境下, 市场将要求企业在思维模式、商业模式、产品和技术开发等方面不断创新, 适时调整企业市场定位, 调整产品结构。惟有如此, 企业才能在不断变化的市场中获得持续发展的原动力。
品牌为王, 营销模式多元化
金融危机进一步凸显了品牌的重要性。众多的事实证明, 市场需求已向品牌化方向迈进, 各大小企业间已从有形层面竞争向无形竞争层面过渡。危机后, 这种“过渡”的速度将会更快, 并将融入差异化和低成本竞争这两种主要手段。到时候, “品牌为王”将是企业追求常青基业的不二法门。
而对于众多涂料来说, 由于市场需求日益品牌化, 品牌建设早已成为企业的一项重要工作。如何赋予产品更多的价值, 并将这种价值转化为消费者的购买意愿, 已是当前企业亟需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