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与研究

转型与研究（共12篇）

转型与研究 篇1

摘要：现如今, 我国的移动网络在不断的向前发展。发展的脚步从来没有停歇过。互联网、多媒体和无线通信等高新技术的相互融合促进了LTE的发展, 在一定的程度上, 让我们的多媒体事业以及互联网的业务有了更好的发展。这就对我们的移动互联网技术有了更高层次的要求。这就加快了以MSTP为主导的回传网络。使得它的速度越来越快。文章从LTE对承载网的需求出发, 结合实际工作经验, 并对IP RAN技术的实行方案和组网架构展开深入的分析与探讨。

关键词：LTE,IP RAN,技术,解决方案,组网架构

一、引言

电信产业目前经历着从未有过的改变。电信发展和网络部署中心依赖于IP技术解决方案的开展及实施。全IP架构深入, 其中包括接入网、核心网、承载网、业务网等层面, 它们都在朝着IP方向转变, 向着单网络支持所有业务的方向改变的是以“技术和业务”区分的电信网络。移动通信网也在朝着IP化改变, 移动通信网络十分重要的组分就是移动基站回传网络, IP化作为一个很重要的步骤。在如今, 移动数据用户和移动通信业的发展也非常的迅速, 移动基站回传平台在很多的方面都表现的不适应, 比如说三层网络功能提供、高带宽供给等, 这是面对宽带化和业务IP化的发展趋势来说的, 所以说移动基站回传网的转变是一个IPRAN改变的必经历程。IPRAN简单来讲就是以IP技术作为无线基站的回传平台, 扮演着基站控制器到基站之间桥梁的角色。

二、IP RAN组网方式

1. 接入层。

IP RAN的接入层类似于MSTP网络, 一般采用环形组网方式。光钎条件受到限制的地区, 可以采用环带链的组网方式。从理论上来分析, 每个环上的节点数量没有特殊的限制, 一般根据业务和保护倒换来进行确定, 一般情况下, 节点数量控制在几个至十几个内为宜。

2. 汇聚核心层。

现有的MPLS网络都属于轻载网络, 一般都承载大客户专线业务。IP RAN承载的是高价值业务, 一般通过轻载来确保业务的高质量, 利用富余的带宽来避免动态路由导致的局部拥塞。

IP RAN所具有的统计复用能力, 能对流量进行收敛, 可以在汇聚、核心层部署网络时, 按照一定的收敛比来收敛总的带宽, 利用IP RAN统计复用功能, 降低每比特流量的费用, 提高网络效率。

三、IPRAN网络的新技术

IPRAN的重要技术包括:网络保护技术, 分区域, Qo S技术, 多进程技术, 时钟同步技术以及OAM技术等。

3.1Qo S技术

IPRAN实现Qo S保障是通过鉴别服务-Diffserv技术。可以保证重要业务优先转发, 实现Qo S保障。有的设备商提供端到端Qo S保障方案, 可以由MPLS标签能隔离各个tunnel和VPN, 而且在VPN内部按照优先级不同调度, 保证各种业务的承载质量, 可以提供Qo S保障。

3.2网络保护技术

IPRAN网络保护的技术可以说比较成熟了, 拥有了全面的方法, 知道了TE的作用, 是在资源调度和重选路时起作用, 用于二层或三层全链路检测和诊断是BFD, 核心控制层路由器备份是VRRP, IGP的作用是三层网络保护。常见的有:核心/汇聚层的快速重路由流量工程快速重路是通过太网和-TE FRR保护。实际应用时, 接入网络的过程中可以通过部署伪线-PW冗余实现核心承载网络的目的, 部署E-VRRP可以成为-BSC用户边缘-CE间链路无线网络控制器-RNC/基站控制器以及RNC/BSC CE设备的保护伞。

3.3分区域和多进程技术

网络就类似是基于IP传送网的一张世界性的大网, 是IPRAN网络基于无连接技术的Internet。解决规模组网问题就是IP/MPLS-IPRAN网络的多进程技术和内部网关协议-IGP分区域, 通过降低网络规模大进而对设备电路的性能做出要求判断, 以此来减少路由振荡加快路由收敛。采用分区域管理, 不同的区域会使用不同的IGP协议, 并互相使用静态路由注入可以很好地解决规模组网的难题。通过把静态路与动态路进行有效的结合, 可以更好的保证自愈和网络路由的收敛。

3.4时钟同步技术

现在的IPRAN支持的时钟传送机制, 包括1588 V2技术、电路仿真业务自适应时钟恢复-CESACR技术等。这3种技术中1588 V2技术可以同时满足频率同步和步骤同步, CESACR技术只能满足频率同步。

3.5OAM能力

我们要想减小维护的复杂度, 就要对IPRAN网络的OAM能力进行加强, 主要从以下的这些方面着手, 进而来努力提高IPRAN网络的OAM能力: (1) 核心、接入设备均支持完善OAM协议;把PW层用PW OAM进行仔细检测、LSP层用MPLS OAM进行检测, 进而实现多层化检测;通过专用的硬件OAM检测, 提供毫秒级的精确检测。 (2) 开发基于图形界面的网管, 对网络实现“SDH-Like”业务配置的图形化和可视化管理, 具体表现为在网管上实现首端到末端的批量下发业务, 支持电路仿真业务, ATM, ETH等多种类型。

四、IPRAN技术转型研究

IPRAN在目前的移动承载网领域中是最主要的发展方向, 它基于通信设计原理, 传统的路由器架构为基础, 增强OAM机制, 业务保护机制以及分组时钟传输能力, 对于这一技术, 其业务的发展更多的是使用动态控制平面的自动路由。通过路由器架构为基础的硬件结构, 使其可以更好的承载更多的业务, 让IPRAN平滑支持LTE业务变得更易实现;除此之外, 向这一技术转型发展, 可以提高实时性语音业务发展, 因为IPRAN采用网管静态约束路由的工作原理, 通过TE隧道技术结合层次化的Qo S来保障通话质量。因此相比于传统的技术, IPRAN方案凭借其可以承接更多业务的特点而受到重视, 在应用中更加简化、方便, 同时可以节省支出。

转型IPRAN能够提供更加高效的带宽资源, 同时可以保证未来对数据爆炸式的增长, 可以更好的维护和扩展数据。IPRAN丰富三层功能可以极大的提高传输效率, 可以支撑综合业务承载和向LTE的无缝演进, 最终实现即插即用功能, 建网速度迅速提高, 满足市场的需求。在管理和运作方面, 可以降低人员技术门槛, 降低成本, 还可以迅速融入互联网。

五、结束语

IPRAN网络是传输网发展的必经之路, 如何建设面向未来的, 新型节能的, 同时与原传输网独立的网络, 对网络的建设者来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又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IPRAN网络包括LTE、3G、政企专线等业务的接入和承载, 这样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少网络建设的成本, 进而使得网络取得更加健康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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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与研究 篇2

社会转型时期的文化暴力与北京奥运对策研究

中国竞技场上规模性文化暴力与社会体制转型有密切关系,成为转型社会的一种突出社会现象.文章认为,社会流动与社会分化是构成文化暴力现象的土壤、社会的文化中缺乏强有力的具有价值整合能力的.内在感召、社会竞争手段和路径多元化、市井语言具有较强的社会认识价值以及媒介推波助澜等是“文化暴力”的主要原因.文章提出了建立有效的社会奖惩机制、促进法律与社会结合的内化、培养公民意识是赛场文明的内在支撑、体育思想和体育行为要强调体育文化自觉、赛场“硬实力”和“软实力”互为因果与相辅相成、赋予观众赛场文明的主体身份和强调观众对赛场的权利、培植与营造体育赛场文化、重点加强对抗性较强的球类项目和年轻人群的教育、管理等对策.

作 者：肖平黄念南 Xiao Ping Huang Niannan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刊 名：体育文化导刊 PKU英文刊名：SPORTS CULTURE GUIDE年，卷(期)：“”(10)分类号：G81关键词：转型时期 文化暴力 北京奥运 对策

“环境悬崖与社会转型”前沿研究 篇3

对环境悬崖的反思，需要多维度。首先需要重新审视人与环境的自为边界及其共生律令。在进化之旅中，人具有无穷的智慧和力量创造环境，但根据自然律，人首先且最终接受环境的创造。《显生宙时期生物大灭绝及其对当代气候失律的伦理启示》从自然史角度切入，考察显生宙时期五次生物大灭绝背后的气候成因，揭示地球生命安全存在和人类可持续的宇观环境气候周期变换运动的规律，决不可为自然力或人力所打破，否则，就会造成气候失律；气候失律，必将环境推上悬崖。目前，环境悬崖危机的形成，更多地源于层累性人力的推动，消解环境悬崖危机的努力，必先尊重环境权利，其社会整体动员的行动落实，必要以“善优先于应当”为伦理指南，并遵循“限度生存”之自然法则。唯有如此，悬崖自救才成为可能。

拯救悬崖环境，重建“自然、生命、人”共生，必需以人之自新为先。乌尔里希·贝克说“我们都是环境的罪人”，追溯我们沦为“罪人”的原动力，不可回避对信仰的反思，因为环境悬崖的当代铸成，虽然是人类对自然世界的自大傲慢和对环境存在的无知狂妄所致，但最终根源却是信仰。《生态神学对“环境悬崖”问题的反思与回应》指出，基督教神学灌注给西方人对自然的统治、征服、控制、支配的内在信仰，将人引向与自然的割裂，环境悬崖则是人将自己与自然彻底割裂之真实呈现。然而，基督教神学又必能为当代人类的悬崖自救，提供自信的勇气和最终的力量源泉，这就是当代生态神学的努力方向：生态神学重新创构上帝创造论的思想、视野和方法，为如何更为整全地思考和应对环境悬崖危机，提供了创造性的启示，重构起积极的跨越悬崖的重生自信。

环境悬崖始终呈地域性并在特定国度发生，面对悬崖而努力于生存自救，不仅需要信仰的力量和重生的自信，更需要文化的重建和天人相生精神的回归。《化解“环境悬崖”的思想机理》认为，环境悬崖是政治主义反传统和经济主义反文化的必然恶果，真正化解其恶果的治本之法和“天赋人责”，是要深耕本土文化沃土，焕发天人相与、物物相生的思想光辉，再造“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的精神力量，重建“利用厚生”的生存方式和“简朴生活”的生活准则。

资源型城市转型与发展研究 篇4

1资源型城市的特点与现状

资源型城市因资源而兴, 因此, 它具有与其它类型城市所不同的诸多特点。

1.1 资源型城市的经济结构较为集中

资源型城市的前期发展一般非常迅速, 领先自身的先天资源禀赋, 在极短的时间内就能形成人口、资金、产业的快速集中。在产业的兴建与发展过程中, 往往都是与城市的资源相结合的产业得到快速发展, 形成经济结构相对集中的经济模式, 例如一些煤炭资源型城市, 经济体基本都是围绕煤炭产业兴起, 除了主体经济体之外, 其它产业也基本是围绕煤炭生产的辅助和相关从业人员的生活而展开。

1.2 城市布局不够丰富和合理

资源型城市的城市布局受资源生产的制约, 多数资源型城市的城市布局呈现出“两半式”, 一半是行政区, 另一半是资源生产区, 整体结构不够丰富和合理, 给城市的持续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1.3 劳动力构成相对单调

资源型城市的从业人员基本是围绕城市主产资源而来, 极端情况下, 有些城市的从业人员就是由资源生产人员和生产辅助人员所构成。劳动力构成的单调使城市的转型面临着技术人员不足的困境。

1.4 生态环境压力较大

主要资源类型, 如煤炭、石油、贵金属等的生产过程中, 对环境的污染比较严重, 在过去的发展过程中, 由于环保意识的淡薄, 环保措施的缺失, 使得许多资源型城市的生态环境遭受了严重破坏, 使城市的发展面临着较大的生态环境的压力。

1.5 资源枯竭的压力日益加大

资源的先天特性就是稀缺性, 稀缺性导致许多资源在事实上的不可再生性, 因此, 资源枯竭是摆在绝大多数资源型城市面前的重要挑战。

考察我国一些主要的资源型城市, 可以看到, 目前我国许多资源型城市呈现出以下现状:经济结构严重依赖主产资源;转型发展所需技术人才不足;社会负担过重;生态环境压力巨大;资源面临日益枯竭的压力。

2国外典型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与发展的经验

在现代工业文明率先发展的西方国家, 比我国更早诞生许多资源型城市, 如英国的伯明翰, 德国的鲁尔, 法国的洛林, 美国的匹兹堡等, 这些城市也都经历过从依靠先天资源禀赋快速崛起到面临危机再到在危机中转型的发展过程, 分析这些城市的发展过程, 可以总结出许多资源型城市转型与发展的宝贵经验。

2.1 产业链的整合

企业或城市在产业链上占据的广度和长度决定了自身的竞争力。国外资源型城市在发展过程中, 通过技术和资金等资源的积累, 占据了非常长的产业链长度, 从而使得自身的竞争力非常强大, 并且受上下游的制约很小, 同时出为自身的转型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例如德国的鲁尔工业区在煤矿的开采、加工到煤铁复合型发展, 实现了完整的产业链, 从而使自己在两百多年的发展中始终能够调整产业重点, 始终能够保持整体竞争力。

2.2 技术输出

相对于会枯竭的自然资源, 技术是更富有竞争力的资源。国外资源型城市在资源产业发展的过程中积累了巨大的技术优势, 在自身自然资源日益枯竭的情况下, 通过向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型城市和资源型产业输出技术, 实现了自身的转型和发展。例如美国五大湖地区的匹兹堡、克利夫兰等钢铁产业城市向世界许多新兴经济体输出冶金技术, 日本的新日铁通过向韩国浦项和中国上海宝钢输出钢铁冶炼技术, 实现了自身的转型和发展。

2.3 资本输出

发达国家资源型城市在长期的资源产业发展过程中, 积累了巨大的资本优势, 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 通过国际并购与重组, 利用输出资本来收购或控股新兴市场的资源, 也是一条成功的转型与发展之路。当今一些新兴市场, 如巴西、南非、俄罗斯、中国、中非等地的自然资源就是被发达国家的资本来收购和控股, 特别是在一些贸易壁垒少、市场管制松的地区, 这种模式比比皆是。

2.4 产业多元化

产业的多元化是避免依赖某一种资源进行发展的有效途径, 发达国家资源型城市在产业多元化道路上一般采取两种方式, 一种是围绕自然资源本身进行产业多元化, 如实现煤铁复合发展, 进行煤化工等新型产业方向等模式实现产业多元化、例如欧洲的比利时、卢森堡等国家。另一种是借助资源背景, 发展新的产业方向, 例如英国的伯明翰, 乌克兰的顿涅茨克, 他们利用足球、艺术等产业形式开展基于矿业文化的文化产业, 也实现了很好的转型与发展。

3我国资源型城市转型与发展的策略

综合我国资源型城市的特点、现状, 借鉴国外资源型城市转型与发展的有益经验, 我们可以对我国资源型城市的转型与发展提出以下一些策略。

3.1 提炼技术, 打造技术品牌, 实现技术输出

资源会有枯竭之日, 但技术永远有市场。因此, 资源型城市在发展过程中, 应注重技术的积累与提炼, 并将相关的技术打造成技术品牌, 通过向后发地区输出技术, 从而获得转型发展的契机。这一点上, 日本的新日铁公司为我们做出了表率, 新日铁公司通过自身的技术品牌, 实现了向韩国、中国的技术输出, 获得巨大收益的同时, 引领了亚洲地区钢铁冶金工业的发展方向, 从而确保自身始终处于技术的至高点。

3.2 完善产业链, 降低成本的同时规避资源枯竭的风险

仅仅依赖资源的开采, 虽然一时可以快速的实现盈利, 但始终面临资源枯竭的风险, 因此要完善自身的产业链, 控制更广的上下游产业, 这是规避资源枯竭风险的有效手段。

3.3 借助全球一体化的有利环境, 实现资本输出

在当今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 通过各国各地区的努力, 贸易壁垒越来越少, 作为WTO成员国, 我国资源型城市和企业也具有向国际输出资本的权力, 通过收购或控股新兴市场的资源, 是解决自身资源枯竭的有力手段, 目前我国在非洲地区的石油和贵金属市场已经做出了许多有益的尝试, 并初步取得了成效。

3.4发展相关的文化、体育产业, 降低自身环境压力的同时开拓新的经济增长点

资源型城市在长期的资源开采与利用中, 涌现了许多振奋人心、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宝贵精神, 如石油工人的奉献精神、煤矿工人的不怕吃苦不怕牺牲的精神等等, 这是资源型城市乃至于全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通过挖掘、提炼这些宝贵精神财富, 将之融入到文化、体育的新兴产业中, 能够实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全方位发展。德国的煤铁复合型城市多特蒙德, 将煤矿和钢铁工人的不屈精神融入到当地的足球队中, 使得这支球队夺取德国联赛冠军和欧洲冠军杯比赛冠军, 给城市带来巨大的精神财富的同时也实现了巨大的物质财富, 提升了城市品牌, 同时发展了体育产业。英国的伯明翰, 通过煤炭钢铁文化博物馆、艺术馆等形式, 将自身的城市精神进行展现, 提高了城市影响力的同时, 发展了文化产业。这些都是值得我国资源型城市借鉴和学习的宝贵经验, 特别是在当下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国家战略环境下, 更具有转型和发展的战略意义。

4结语

资源型城市依靠自身的资源优势, 实现了城市的发展, 为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自然资源是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 如何在资源日益枯竭的现实压力下实现城市的转型和发展是资源型城市面临的考验。通过技术提炼与输出、完善产业链、资本输出、拓展相关体育文化等新兴产业是有效的途径。资源型城市在合理的产业结构调整与提升的环境下, 一定能够实现又好又快的经济转型与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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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与研究 篇5

关键词：应用性 转型 学科定位 人才培养 专业设置

1 汉语言文学学科面临的现状

近年来，随着大学教育改革的发展，大学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有着深刻的相互影响与促进关系，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就成为我国高校当下教育思路转变的重要方向之一。显然，提出应用型人才这一概念，是相对于传统大学教育的理论型人才而言的。传统的大学教育由于注重了学术性、学科性，人才的培养必然偏重于理论性知识和学科的深入研究，从而忽视了人才培养与现实社会需要的深度结合。而当下的经济社会高度发展，使传统的“宽口径、厚基础”理论型人才在走向社会时，难免出现无法适应社会的状况。尤其是那些传统的人文学科更是面临着日益萎缩的窘况与困境。而汉语言文学就是这样一个学科。

汉语文学学科是有关中华民族母语教育和研究的专业，语言文学又是民族精神和艺术的精髓，因而也是最基础的人文学科。因此，培养汉语言文学学科教学、科研人才以及从事相关的文化、信息和管理工作的应用型人才仍是本专业的基本任务。

但是，在当前教育结构调整，教育资源整合，教育为经济、社会服务的特点和要求更突出、更紧迫的情况下，汉语言文学学科作为长线专业的弱势和不足也很突出地表现出来。加之近年来高等院校的扩招，社会各行业人力资源配置的变化，汉语言文学学科的就业前景越来越严峻，专业空间的弹性尺度也越来越小，专业价值也越来越被边缘化和弱化。尤其是地方本科院校的汉语言学科，它的发展方向更是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因此，改革现有的汉语言学科人才培养模式和培养目标，探索并研究新的汉语言学科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和目标就成为当下这一学科发展的迫切任务。但另一方面，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目前汉语言文学专业内容偏于理论和综合，应用性不强。传统的汉语言学科内容过于偏重理论性、基础性和综合性，缺乏鲜明的特色与可操作性，缺乏应用性，似乎是“万金油”，但又缺乏独挡一面的能力。

面对这一现状，目前国内不少高校尤其是地方院校都意识到汉语言文学学科专业改革和人才培养模式变革的重要性，一些高校已经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或成立创新人才实验区，或改革专业课程设置，或是改革实践教学，或是改革教学方法。这些举措都表现出改革的鲜明性，为当下的教育改革和汉语言文学学科的改革积累了不少有益的借签与思考。

营销人才培养与高校转型关系研究 篇6

【关键词】营销人才 ； 培养途径 ； 高校转型 ； 关系分析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2095-3089（2015）7-0050-01

近年来，经济发展速度的不断提高，促使市场经济体制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在激烈严酷的市场竞争环境当中，高校的教育发展面对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谋求转型、突破原有教育模式成为了客观环境影响下的必然选择，尤其在就业形势严峻，市场营销类人才极度紧缺的形势下，深入探究高校的教育转型与市场营销人才培养的关系显得尤为关键，既可以避免由于同质化的定位、利益化的目的所导致的高校转型失误，又以市场需求为契合点，减缓了一定的就业压力，为社会输送更多的营销类人才，因此，该实践探索本身便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营销人才培养与高校教育转型之间的密切关系分析

在市场经济制度诞生并经历了数次改进和完善的过程中，无论是企事业单位、还是医院、学校等公共事业机构，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若想谋求长远的生存与发展，就必须要遵循市场的运行规则，以市场需要为教学目标，从而合理定位，找到适宜的教学改革途径，尤其从目前的市场行情来看，大量的市场营销类人才供不应求，这便使得高校以市场营销类人才为培养对象的教育转型实施成为必然，从这个角度来讲，市场营销人才的培养作为高校教育转型计划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对其有效开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反之，营销类人才的培养缘于市场的需求，以为社会和国家输送各类不同人才为宗旨的高校教育机构，通过对整个教育系统的改变与完善，将营销人才培养纳入其中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指标，无疑是高校转型的最明显的成果体现。事实上，高校的转型是一项非常艰巨且漫长的教学任务，需要不断地探索与研究，而非一日之功，从国外不同名校的转型经验来看，营销人才的培养计划目标会在不同的高校转型阶段有所差异，例如：通常高校的转型都要经过三个不同的阶段时期，转型起飞阶段、加速转型阶段以及转型稳定阶段，这时市场营销人才培养任务也会相应发生改变，由此可见，营销人才培养与高校教育转型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

二、高校转型过程中对营销人才培养要求的新趨势

（一）产业结构的调整呼唤应用型营销专业设置细分化和方向化

近年来，经济的增长促使我国工业得到快速的发展，形成了很多重要的工业制造品的生产、装备和配送基地，大生产大流通格局逐渐显现。较为发达的制造业、密集的人口和旺盛的需求，促使商贸流通业和现代服务业的规模得到快速进步。国家的“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要优先发展现代服务业，重点发展会展业、物流业、商务服务业等。基于上述经济转型的背景，目前就业市场急需会展策划与管理、连锁经营与管理、国际商务等大营销类人才。

（二）经济转型呼唤应用型营销人才培养与就业岗位要求进行深度对接

如上所述，经济转型需要大量的连锁经营、会展营销、电子商务等营销类人才，很多部分地方院校针对这一市场需求，也开设了连锁经营、会展等专业或方向，但却面临着企业奇缺此类人才而高等院校的毕业生就业难的尴尬局面。究其原因，主要源于地方院校应用型营销类人才的培养没有与就业岗位需求进行深度对接。一方面，企业对此类人才的缺少不仅体现在数量上，更体现在质量上。随着产业不断升级，企业需要具备既有学历又有娴熟的职业技能的应用型营销类人才。另一方面， 各院校在实际教学中学生对行业的接触很少，学校人才培养模式没有与岗位进行无缝对接，学生毕业后无法适应职业岗位的技能要求。

三、基于培养营销人才为目的的高校教学转型实施策略

（一）科学定位市场营销专业课程目标

科学定位市场营销专业课程目标，是市场定位下培养市场营销人才的关键。在市场定位下培养市场营销人才，应积极专业市场营销人才培养观念，科学制订市场营销专业建设方案，从整体上把握市场营销专业的发展方向，进而培养出优秀的市场营销人才。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科学定位市场营销专业课程目标，就是要使市场营销专业的学生不仅要具有较强的市场营销专业知识，而且还应提高自身的实践能力，因此，将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紧密结合，科学定位市场营销专业课程目标，可以使培养出来的市场营销专业人才符合社会的需要。

（二）大力开展市场营销专业校外实训

培养市场营销专业人才，校外实训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因此，应大力开展市场营销专业校外实训。市场定位下的市场营销人才培养，学校要与企业加强沟通，针对企业需要按照岗位要求调整细化实训环节，根据不同企业的需要安排不同的实训，这样既满足企业的需要又能达到实训的目的！通过这种途径，企业为学校提供实训基地，学校为企业提供人才，达到两者共赢的目的。建立校内实训基地！此外，学校还可以考虑建设校内自营实训基地！高职院校自营实训基地的建立可考虑投资创建超市"商场以及生产实体，使课堂教学与实践内容相吻合。

（三）开展实质性校企合作，提高实践教学水平

从真实的营销实践切入，通过系统的营销能力专项及综合训练到上岗前的毕业实习，形成系统完善、全真的市场营销实践课程体系，并与学生的课外活动、社会实践统筹谋划，形成较为完善的课内外项目训练管理机制。通过企业提供案例素材及训练项目、开讲座、联合培养等多种形式，开展实质性校企合作，提高实践教学的真实度与强度，了解现代企业的营销观念、营销方法与营销环境因素，具备客观认识事物的能力与真正有效的实践操作能力，加强师资培训，进一步提高教师理论水平、实践水平、教学水平，加强对学生现代学习观的教育，提高学生的自我管理与自觉锻炼意识，广泛采用团队项目训练等多种教学方式，提高学生的实战能力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应用能力。

总之，营销人才培养与高校转型实施密不可分，以市场营销人才培养模式，循着由教学实践推动实践教学，再推动理论教学的改革，继而推动课程建设，专业建设的教改路径，分析借鉴国内外应用型市场营销人才培养的成功经验，结合中国学生实际设计而成，将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与应用前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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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转型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 篇7

关键词：绿色转型,环境治理,政府,企业,社会

从党的十八大到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 均对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了明确部署和要求。生态文明将成为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美丽中国梦的重要基础和必由路径。绿色发展作为我国“十三五”发展时期五大发展理念之一, 将成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 亦是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主要方向和主要目标。与以往局部性、适应性的环境治理不同, 绿色转型需要系统性、前瞻性的国家治理体系重构和治理能力提升。

一、绿色转型发展

1. 绿色转型发展内涵

绿色发展, 主要源于对传统的发展理念、发展路径、发展模式所引发的资源浪费与耗竭、环境污染与破坏、生态恶化与赤字以及社会 (分配) 不公等问题的反思, 是以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保育为主要特征的发展 (理念、路径和模式) 。绿色发展, 既包括核心内容绿色经济, 也包括绿色社会、绿色政治、绿色文化等。

绿色转型则强调发展方式的转变过程, 是从传统的过度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发展模式向资源节约循环利用、生态环境友好的科学发展模式转变, 是由人与自然相背离以及经济、社会、生态相分割的发展形态, 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及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形态的转变。绿色转型的关键指标是在两个方面的脱钩: (1) 经济增长与资源利用脱钩, 即单位经济产出的资源消耗率降低; (2) 经济增长与环境影响脱钩, 即经济产出增加的同时环境影响降低。

绿色转型发展是绿色发展与绿色转型两者相辅相成的紧密结合, 是既要保证“绿色”, 又要完成“转型”, 更要保证“发展”。简言之, 绿色转型发展就是“绿色+转型+发展”, 是由过度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发展形态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绿色发展形态的转变, 是一场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深刻革命。

2. 绿色转型发展挑战

中国绿色发展无疑是必然趋势。中国绿色发展已经、正在、必将承受着经济、环境、社会各方面的严峻挑战。中国的高成本时代已经到来, 不仅是进口的资源能源成本高, 还有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资金成本等方面, 都已经贴上了“高价”标签。目前, 支撑经济发展的资源承载压力已至极限。部分重要资源发生严重短缺, 必须高价向国外进口。同时高耗能行业不计成本的投资、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不仅毒化了生态系统, 还给居民健康造成了严重危害。此外, 环境信息公开透明的压力日益增大, 环境事件频发以及造成的冲击力不断增强, 良好的环境质量成为民众生活质量诉求的重要因素。

由此可以看出, 当前中国严重的环境问题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严重挑战凸显国家环境治理体系的缺陷。绿色转型的视野下, 环境治理的目标实现不再是政府通过某些行政手段完成某几个政策目标, 而是一个成熟的治理体系的必然结果。绿色转型需要国家治理体系重构和治理能力提升。

二、国家环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

1. 国家环境治理体系

国家环境治理体系是国家环境保护的法规制度、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有机结合、相互联系、共同作用的综合系统, 是国家环境治理的依据、条件和方式, 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环境保护制度是国家根据环境保护的目的、要求和工作程序, 制定的一系列法律、法规、政策、规范, 在环境治理体系中发挥基础、规范和引领方向的作用。环境保护体制是国家部门、企业单位、社会组织在环境保护领域的机构设置、职能划分及其相应权利的制度安排, 为环境保护制度的有效实施提供保障。环境保护机制是各治理主体为了实现环境保护目标、执行环境保护制度的要求, 在实施一系列环境保护行动中相互作用的过程和方式, 它是有效实施环境保护制度的关键。

在国际语境下提到环境治理, 一般从治理主体来看, 包括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及公众, 体现多元主体合作治理环境。

2. 国家环境治理能力

国家环境治理能力是按照环境保护制度, 通过环境保护体制和机制运行, 发挥国家环境治理体系的功能和作用, 治理环境保护事务的能力, 它是环境治理体系实现的途径和方法。

国家环境治理能力不是政府各种环境保护管理能力的简单叠加, 而是所有治理主体能力的有机合成, 主要包括: (1) 政府的绿色政策制定和执行能力, 包括科学民主制定政策的能力和有力执行政策能力; (2) 市场推动绿色创新的动力与将环境外部性内部化的能力; (3) 公众与社会组织推动绿色创新和参与环境保护的能力。

三、环境治理现状与缺陷

从治理主体分析, 各级政府受传统管理模式和计划经济影响, 权力过于集中, 常常不能严格执行环境保护法律;企业以追求经济效益为目的, 缺乏社会责任, 常常无视环保法规, 污染破坏环境;人民群众环境权益观念淡薄, 有序参与、依法办事的意识和能力不足。

从构成治理环境的因素来看, 在价值理念方面, 长期存在经济发展收益大于环境破坏成本、当前经济收益重于未来环境成本的错误思想, 使得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发展。在制度建设方面, 部分环保制度设计不合理, 资源价格机制尚不健全, 造成执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现行的制度大多使环保部门长期处于弱势地位;中央对地方政府环保工作监督缺乏体制上的安排;对党和政府决策者的监督考核体系中环保要求长期以来未得到应有重视;公众有序参与环保、维护自身权益和监督政府、企业遵守环保法规的机制尚未建立。

从环境治理领域解析, 在产业生产方面, 作为国家治理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发展方式已是穷途末路, 迫切需要绿色转型治理, 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 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协同带动转变, 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在大众消费方面, 资源节约和保护生态环境的观念很难渗透到各级政府、生产企业和社会公众的自觉行动和行为中。

总之, 中国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水平显著落后于经济发展, 亟需实行现代化改革。

四、环境治理模式创新

在充分识别当前环境治理现状与缺陷基础上, 本研究提出基于“三类主体-两点要素-两大领域”即政府、企业、社会三类治理主体, 绿色理念、绿色制度两点治理要素, 绿色生产、绿色消费两大治理领域的环境治理模式, 如图1所示。环境治理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形成合力, 政府的动力会推动企业实施环境治理也会引导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公众的动力, 会推动政府强化绿色经济政策, 更会形成企业绿色转型的社会压力;企业的动力会推动政府创新绿色制度, 会满足公众的绿色需求, 推动整个社会绿色转型发展。此外, 正确的绿色价值理念和完善的绿色制度保障, 是影响政府、市场、社会在环境治理中充分发挥作用的关键要素, 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是环境治理过程中的重点领域。

1. 中央政府是环境治理的主导者、推动者和引导者

中央政府是环境治理最主要的主体, 起着主导性的作用。在绿色理念培育方面, 一方面中央政府要树立正确的绿色价值理念, 将其融入到国家发展战略规划及政策制定中, 另一方面引导全社会树立绿色理念, 倡导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绿色化。在绿色制度建设方面, 中央政府主要从国家的角度, 制定和完善绿色发展的各项法律、政策。在绿色生产领域, 通过产业政策的引导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和发展路径, 推动地方政府和企业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在绿色消费领域, 一方面政府本身通过绿色采购引导企业绿色生产与消费;另一方面政府还是绿色生产的管理者, 有义务通过财税、金融等政策引导企业绿色生产, 加强对绿色产品和服务的管理, 还可通过法律、行政、科学技术等手段监督绿色生产。

2. 地方政府是本地区环境治理的推动者、监管者、引导者

地方政府作为中央政府的委托代理人, 行使中央政府绿色发展管理职责。在绿色理念培育方面, 地方政府应打破唯GDP论英雄的错误观念, 在制定发展规划、推动发展方式时, 要建立在资源环境承载力容纳的范围内。在绿色制度建设方面, 地方政府作为地区的行政管理者, 制定本地区绿色发展的战略规划和促进绿色发展的地方性法规、政策, 引导和鼓励企业绿色科技创新、生产方式绿色转型;地方政府作为绿色发展实施的监督者, 负责环境监管、行政审批、环保执法和社会宣传, 约束企业不法行为, 保障环境治理顺利进行;将地方政府的绿色政绩考核纳入到干部考核体系当中。在绿色生产领域, 地方政府只能摈弃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经济暂时繁荣的发展模式, 以绿色的发展方式来完成工业化、城镇化的目标, 通过建设绿色工业、建筑和交通体系, 实现经济振兴和可持续发展。在绿色消费领域, 通过具体的地方财政、金融、税收以及土地供给等方式对企业进行引导和刺激, 通过教育引导促进本地区公众开展绿色消费活动。

3. 企业是环境治理的实施者

企业既是环境治理的主体, 又是环境治理的对象, 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在绿色理念培育方面, 企业面对政府的引导和推动、行业竞争压力、消费者绿色需求以及来自公众、媒体等社会舆论的压力, 不仅仅要关注经济利益, 更要关注资源利益、生态利益和环境利益, 履行对自然生态环境市场、公众消费的生态责任, 从产品设计、生产到产品回收全过程贯彻绿色发展理念, 保护环境、节约资源、改变经济发展模式。在绿色制度建设方面, 一方面严格执行环境保护标准, 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各种有利的产业政策, 从中发现新的机遇, 加快绿色转型发展。在绿色生产领域, 采用先进的绿色技术和少废无废的绿色工艺, 对产品的生产过程和服务过程进行严格的环节控制, 生产绿色产品和提供绿色服务。在绿色消费领域, 积极组建符合自身绿色生产需求的绿色供应链, 对符合其绿色生产要求的供应商继续合作, 将不符合其绿色生产标准的企业剔除在外, 逐步构建起有利于自身发展的绿色供应网络。

4. 社会公众是环境治理的实施者、监督者和受益者

进行环境治理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类持续健康发展, 因此公众既是环境治理的实施者、监督者, 也是最终受益者。在绿色理念培育方面, 随着广大人民群众绿色理念不断提升, 公众也越来越关注生态环境和生态维权, 这将敦促政府不断加强环境治理, 逼迫企业促进绿色转型。在绿色制度建设方面, 通过信息公开制度、畅通沟通机制等方式, 在环境立法与环境执法过程中, 充分发挥公众对环境保护的知情权、监督权和参与权。在绿色生产方面, 公众通过公众参与环境评估、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进行投诉举报等措施, 实施监督, 参与环境治理。社会媒体机构可起到沟通和监督的作用, 一方面它及时提供社会的绿色商品或服务的需求信息, 同时也帮助企业发布绿色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信息;另一方面, 社会媒体机构也及时曝光企业的绿色生产状况和产品质量状况, 监督企业踏踏实实进行绿色生产。在绿色消费领域, 公众是绿色消费的主体, 起到非常广泛的沟通、组织和督促作用, 它促使产业链中相关企业都加入到绿色生产组织中来, 从而强化整个社会的绿色转型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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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谷树忠, 谢美娥, 张新华.绿色转型发展[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6.

[3]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生态文明背景下的环境保护制度体系创新研究[R].北京: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 2014.

香港银行业转型研究与借鉴 篇8

关键词：香港,银行业,转型

1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香港银行业经营环境所发生的变化及其主要特征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香港银行业经营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包括外来因素和香港本地因素。外来因素主要包括: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利率的变化特别是利率下降的变化以及大型银行之间的合并重组等。香港本地因素主要是亚洲金融危机后的物价下降、市场需求疲软以及经济通缩等,这些因素导致香港的企业及居民经济状况恶化,负资产业主的数量不断增多,使得香港银行业的经营环境出现困难。

金融危机对于香港银行业的最大影响之一便是息差缩窄,促使银行从传统存贷款业务,更多的转向零售业务、资产管理、收费服务等中间业务领域。除了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疲软以外,1998年以后香港金管局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法规,比如撤销《利率规则》以及放宽对境外银行实施的“一家分行”政策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香港银行业的竞争程度,削弱了银行设定贷款与存款息差的能力。比如虽然按照最优惠利率与3个月香港银行同业拆息的差距来计算,贷款息差略有增加,由1996年的大约3%增加至2003年超过3.3%,但是按揭贷款的息差却大幅收窄,由亚洲金融危机前三个月香港银行同业拆息高300基点,收窄至2003年初的不足100基点。(1)

2 香港银行业转型的特点分析

2.1 由规模扩张向盈利能力增长转型

1997年前香港银行业在规模上经历了快速扩张,存贷款和总资产始终稳步增长。此后5年,香港银行业除存款增长22.4%外,本地贷款共收缩17.8%;海外贷款和总资产更是持续收缩,认可机构数目共减少137家。目前香港银行业发展已不是以规模扩张为主,而是转向盈利能力的提高。在银行大幅增加电子设备投入和香港人力成本持续上升的过程中,成本收益率始终保持较低水平。在资产质量方面,虽然经历了楼市和股市的持续调整但银行业仍然较好地控制了风险。

2.2 由本土化向地域性和全球化转型

由于香港市场狭窄,容量有限,银行业如果想得到更大的发展,就需要走出香港市场,在香港以外的地区发展,逐步的实现地区化乃至全球化经营,只有这样,才可能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赢得更多的机会。香港回归前夕,大批港人纷纷将银行资产及账户转移海外。汇丰银行便追随客户的流向,提出了国际化与零售银行的战略转型。通过在美欧地区的多宗并购,汇丰搭建了香港、美洲、欧洲的“三角框架”。据统计,汇丰银行的业务已经扩展到世界各地,在亚、美、欧三地的业务量基本上各占30%,,成为国际顶级大银行。一般来说,这些全球性的大银行,都是将在全世界都最先进的经营方式和理念用到香港这个市场,然后在此基础上,将自己的信贷、基金、保险资金、信用卡和现金等业务与全世界范围内进行合作,在此基础之上,考虑地方的不同客观条件,将世界上最先进的经营方式和理念用到香港这个市场。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创造出一种适合香港的经营和管理方式。除此之外,汇丰银行以资产阶级对金钱和商机的敏感把握,将触手伸向了内地市场,由于欧美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已经走向下坡路,经济活力不足,而中国内地由于实行了改革开放,正处于发展市场经济的中兴时期,资本需求极为旺盛。所以汇丰在这种情况下进入内地金融市场,通过入股内地银行、开设分行、发展网上银行等方式,赚足了利润。

2.3 由分散化竞争逐步向大银行垄断性竞争转型

市场越兴旺,商机越多,越接近“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经济越具有活力,反之市场越消沉,机会越少,垄断的特征越来越明显,经济越缺乏活力。香港的金融市场同样如此。在八、九十年代香港经济飞速发展的时候,香港的大小银行很多,大家都有机会生存和发展,呈现出分散化竞争的局面。98金融风暴之后,再加上楼市下滑、失业率及破产数字居高不下,绝大部分的中小银行不是破产,就是被兼并收购和重组,垄断的特征表现的越来越明显,经济明显缺乏活力。现在,香港金融市场有20多家银行,其中汇丰、中银香港、恒生、渣打占据近60%的存款市场份额,其余20多家占据40%的存款市场份额。目前在港银行业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的银行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汇丰、花旗、渣打、星展等银行,依托国际化优势,形成自身稳固的客户结构和特色产品;另一类是中银香港、工银亚洲等,在港银行业中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位置;还有一类是恒生、东亚银行等,既在香港有稳固基础、又能积极拓展中国内地业务,为其在香港的客户提供全面服务的本地银行。这三类银行都有自身非常独特的优势,相互竞争,但难以互相替代,能够在相当长时间内保持一种较为稳定的垄断竞争态势。

3 香港银行业经营转型的经验与启示

商业银行实施经营战略转型是一项复杂系统工程,涉及到银行经营管理的各个层面,需要从多个维度全面进行。总结香港银行业转型的成功经验,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3.1 进一步优化资产负债结构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加权风险资产占比基本都在60%以上,过高比例的风险资产,既消耗了大量资本,又积聚了较高的风险。为此,商业银行应当在总资产中,逐步降低信贷资产的比重,适当提高本外币债券投资的比重;在信贷资产中,逐步降低一般性贷款的比重,不断提高票据贴现的比重;在一般性贷款中,适当降低对公贷款比重,逐步提高个人信贷比重;在对公贷款中,逐步提高贸易融资比重。

3.2 进一步优化收入利润结构

注重业务结构调整,着力于减少利息收入比重,大力提升非利息收入及利润比重,分散业务盈利来源,大力加强如财富管理及财资业务等非利息业务的投入。同时,对于利息收入业务,也应该进一步调整贷款结构,要努力实现从以大客户为主的客户结构向大中小型客户并重的客户结构转变,避免业务过度地集中于某一贷款类别或某一类客户,注重分散风险。

加快发展零售银行业务和中间业务,积极推进经营战略转型,如何做好这种转型?(1)注重客户关系管理。如何通过客户关系管理(CRM)了解、获取、满足客户需求成为管理的核心。香港主要银行近年在CRM的建设上投入大量人力及资金,目前已进入全面应用的阶段,如恒生银行应用客户财务周期的概念提供针对儿童、青年、退休人士以至男女不同组别的产品及服务。在香港银行业,客户分层被广泛的应用在客户管理中,银行积极设计客户分层的商业模式,按照客户的不同,建立分层的特殊的业务模型,如对于大众化的客户通过标准化的产品和高效的渠道(如ATM、网上银行等)来降低成本,通过交叉销售来增加收益;对于富裕客户,通过深化客户管理,为其提供量身定做的理财方案和财务顾问。(2)注重销售管理。提高对市场的规划和分析,增加销售能力,提高市场开拓效率。营销能力的提升使银行在目标客户基础上增加成功销售的机会。产品设计和定价市场也日益成熟,注重从现有的客户身上挖掘价值,掌握和培养目标客户的需求,通过财富管理,把存款人转换为投资人。(3)注重营运效率的提高。在对客户服务自动化的同时,香港银行业也积极地进行流程优化,后勤操作集中及转移。通过提高支持部门的营运效率、发挥CALLCENTER的效能以及IT的合理利用来减少成本。后勤集中由低技术、劳动力密集的业务转向如财务及人力资源管理,增加后勤中心的规模经济效益,逐步走向同一时间服务多地域的层次,进一步降低边际经营成本,从而提升银行的竞争能力。

转型与研究 篇9

改革开放以来,东莞抓住了国际制造业转移的历史良机,大力引进外资、技术,形成了以外源拉动、劳务出口、外延扩张为主要特征的发展模式,迅速从农业县转变为全球知名的加工制造业基地,高速经济增长掩盖了产业层次不高、产品竞争力不强,以及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剧等矛盾和问题。东莞产业结构中的第三产业比重偏低,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第二产业,细分的产业结构单一,以加工贸易为主。在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区域之间的竞争压力增大、国家宏观调控力度加强的情况下,无论是产业结构、还是发展模式,都必须进行调整。2008年汪洋书记在东莞调研时指出:“如果东莞今天不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明天就要被产业结构所调整。”

1 东莞市产业转型升级的困境分析

2008年以来,美国次贷危机波及全球,欧元区国家深陷主权债务危机,以外向型经济为主要特征的东莞遭受重创,经济增速明显放缓;再加上本地消费不旺,东莞市出口工厂普遍订单下降,业务量减少,许多企业亏损;同时,由于两头在外的企业境外融资难度加大,以及欧美采购商付款期加长,导致东莞市很多企业还面临资金紧张的局面,生存空间受到压缩。据东莞统计信息网的数据,2011年全市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1 352.24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1.2%,增幅比2009年下降17.8%;全市实际利用外资30.5亿美元,同比增长11.7%,增幅比2009年下降0.5%。国际贸易壁垒和反倾销政策对中国出口产品限制的影响日益加大,致使我国整体出口贸易形势略显紧张,东莞市的产业升级面临多种困难。

1.1 企业生产成本日益增加

东莞市厂房建设成本大幅度上升,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每平米几十元上涨到如今约1 000元每平米。自2005年人民币汇率改革之后,人民币累积升值5%左右,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接近6.37。原材料涨幅明显,以铝锭为例,一年内上涨了17.3%,而与棉花、石油有关的原材料涨幅更大,甚至在30%以上。劳动力成本从1994年的350元上升到2008年的770元,2011年最低工资标准1 100元,近年增幅明显加大,2011年以来工人工资上涨了至少20%,开始出现“民工荒”现象。在国家惠农政策、劳动力结构自身变化和2008年1月1日新《劳动合同法》实施等因素综合影响下,东莞企业对短期内劳动力成本快速地、大幅度地上升应对不足,过去主要依靠低劳动成本竞争的企业面临困境。

1.2 资源瓶颈作用日益显著

东莞多年来的经济持续增长所依赖的是资源大量消耗,环境压力越来越大。2010年东莞全年全社会用电量561.9996 亿千瓦时,相比1996年的63.9亿万千瓦时,年增长率达到63%,远超经济发展的速度。到2010年底,东莞目前城市建设面积已占实际面积的 40%左右,该比例甚至超过了香港,接近城市建筑覆盖面的临界点,有些镇已经面临无地可用的局面。与此同时,东莞的环境污染也日益加重,工业废水和城市生活污水大量排放,内河受到严重污染,酸雨次数越来越频繁, 平均每下三场雨就有两场是酸雨。

1.3 产业空心化趋势开始显现

外源型经济占东莞经济结构的主导地位,以加工贸易占出口的比重来衡量,东莞年均约93%,全国最高。“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发展方式下,外资企业在出现成本优势弱化,国家加工贸易、劳动、环保等政策调整等生存条件改变的情况下,随时可以外迁。2010年末,从东莞市外商投资企业工商注册登记情况看,外企数量为5 202家,与2009年的8 130家相比明显减少,投资总额从2009年的400.88亿美元下降到304.04亿美元,注册资本从2009年的288.04亿美元下降到180.43亿美元,其中外方注册资本从274.12亿美元下降到155亿美元。外资这种候鸟式的迁移方式容易导致本地产业空心化,产业安全令人堪忧。从东莞目前支柱产业的内容上看,在规模以上制造业行业结构中,占主导的电子信息制造业的工业增加值由2004年的40%下降到2007年的28%、2009年的23%,并逐年下降,而整个产业结构也表现为多样化、分散化即主导产业空心化趋势。

1.4 区域竞争压力加大

周边城市转型升级对东莞市形成压力。根据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经验,作为珠三角地区最重要的两个经济增长极,广州和深圳的吸引能力远远超过扩散能力,东莞正好位于这两个核心区域的引力之间。在后危机时代,尽管全球流动性泛滥,但是发展地区的资金在面临诸多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对实体经济的投资更为谨慎;此外,劳动力和土地资源更为丰富的惠州、韶关等地区,在吸引外资方面也对东莞构成竞争。

为了摆脱当前困境,促进产业升级,提高创新能力是必由之路。

2 东莞市创新能力的统计分析:基于主成分分析方法

本研究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将东莞与广东省其他城市进行横向比较,对东莞市创新能力进行判断。本文选用广东省统计年鉴2011年关于广东省21个城市的截面数据,用V1描述这21座城市,选取了19个与创新能力有关的变量,分别是V2研发人数、V3研发内部经费、V4政府所属研究机构个数、V5政府所属研究机构从业人员数、V6科技活动人员数、V7经费收入、V8政府拨款、V9经费支出、V10科技经费支出、V11新产品产值、V12新产品销售收入、V13新产品出口额、V14图书馆数、V15档案馆数、V16中学数、V17高中毕业生人数、V18城市户籍人口数、V19大学数、V20大学生人数。

首先,需要选择是采用相关系数矩阵方法还是协方差矩阵方法进行主成分分析。对此先求出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通过观察,发现变量之间大部分相关系数在0.5以上,而且从经济学直觉上也可以感觉到变量之间大部分是相关的,因此选择相关矩阵方法,先进行没有经过因子旋转的初始主成分分析,得到总方差解释表,如表1所示。

再进行适当性检验,通过SMC和KMO检验,判断是否适合进行主成分分析,如表2所示。

检验结果表明,大部分变量的SMC值都在0.7以上,而且根据Kaiser-Meyer-Oklin抽样精度检验,KMO总计0.584,超过0.5。

一般选取主成分的个数通常按照累计方差解释度达到85%以上,因此应选择三个主成分。为保险起见,做碎石图(如图1),观察主成分的特征值随其个数的变化情况,来判断保留多少个主成分。

从图中可以看到,当主成分个数达到5个以后,图形变得平缓起来,在前三个主成分的图形变化很陡峭,因此,初步证实了累计方差解释度的判断,可以保留3个主成分。只列出前三个主成分载荷表,如表3所示。

如表3所示,第一个主成分和变量V4政府所属研究机构个数、V5政府所属研究机构从业人员数、V6科技活动人员数、V7经费收入、V8政府拨款、V9经费支出、V10科技经费支出、V14图书馆数、V15档案馆数、 V16中学数、V17高中毕业生人数、V18城市户籍人口数、V19大学数的相关系数较大,除了V15档案馆数略小,只有0.1956,几乎都在0.2以上,而与变量V2研发人数、V3研发内部经费、V11新产品产值、V12新产品销售收入、V13新产品出口额的相关系数较小,说明第一个主成分反映的是政府主导的创新能力指标。第二个主成分和变量V2研发人数、V3研发内部经费、V11新产品产值、V12新产品销售收入、V13新产品出口额的相关系数较大,与V16中学数、V18城市户籍人口数的相关系数较微弱,勉强大于0,与V4政府所属研究机构个数、V5政府所属研究机构从业人员数、V6科技活动人员数、V7经费收入、V8政府拨款、V9经费支出、V10科技经费支出的相关系数为负,说明第二个主成分主要反映的是企业的创新能力。有意思的是,两个主成分与V20大学生人数的相关系数为负,这反映了大多数大学生初到社会工作从事的都不是具有创新力的工作,并没有促进提高整体创新能力。从因子载荷图(如图2)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点。

如图2,越靠右的变量与第一个主成分的相关性越大,越靠上的变量与第二个主成分的相关性越大。基本上这些变量可以分成三组:第一组是变量V2研发人数、V3研发内部经费、V11新产品产值、V12新产品销售收入、V13新产品出口额;第二组是V4政府所属研究机构个数、V5政府所属研究机构从业人员数、V6科技活动人员数、V7经费收入、V8政府拨款、V9经费支出、V10科技经费支出、V14图书馆数、V15档案馆数、 V16中学数、V17高中毕业生人数、V18城市户籍人口数、V19大学数;第三组是V20大学生人数。

得分图(如图3)表明,在第一个主成分,即政府主导的创新能力来衡量,越靠右越高,而东莞的排名只排在21个城市的中下游,不及很多城市;在第二个主成分,从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来看,越往上越高,而东莞的排名还是较好的,仅次于深圳和佛山。综合来看,自主创新能力最好的是深圳,广州虽然在政府主导下的创新能力的排名远高于其他城市,这可能更多地得益于省会城市的地位,广州亟需提高微观主体的创新能力;相反,东莞需要加强政府主导下的创新能力,因此,在提高东莞的创新能力上,政府有着很大的政策空间。

3 东莞市提高创新能力促进产业升级的对策

产业升级活动的历史经验表明,技术创新只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必要条件,还要配合制度和组织创新才能达到预期目标。结合上文的统计分析,笔者对东莞市提升创新能力促进产业升级提出对策建议。

3.1 地方政府搭建创新平台

地方政府吸取以往产业发展重招商、轻规划的教训,做好详细规划,明确产业定位,建设高新工业园区,培育专业镇。着力提高科技园区的建设质量,在进一步改进园区的硬件设施的基础上,做好园区的软件建设,提供好配套服务,使之发展为东莞科技创新、科研成果转化的基地,最大限度发挥其辐射带动作用,有效地推动东莞产业的转型和升级。以政府营销的理念来设计、执行、控制社会发展的方案,使目标团体和个人接受政府的某些观念、理想或措施,通过市场环境分析、顾客行为的研究,对市场进行细分与组合,有效整合社会资源,塑造正面的、有影响力的产业形象,打造城市名片,搭建国际化、规范化、透明化的交流平台,提高投资机构和评级机构对东莞投资营商环境和未来发展前景的认识和评估,以引入新的、高质量的外来投资,为产业生机注入新的活力。

3.2 产业就地升级和转移并举

产业就地升级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自身的改造和升级,而产业转移是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代替密集型产业,二者都是产业升级的手段和方式,不可偏废。东莞市最大的比较优势在于已经形成了巨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和相对完整的产业链,尽管目前遇到劳动力和土地、原材料等要素价格上涨所带来的成本上升,但既要提高劳动力素质,加强培训教育,提高工作效率和技巧,对劳动密集型产业进行就地改造和升级,也要看到资源禀赋优势的动态变化,借鉴我国台湾地区等产业升级经验,研究企业发展成功案例,通过引入新工艺、新技术、新管理流程来节约劳动力,并与周边地区合作建立产业专业园区,承接高端产业、转移低端产业,实现产业升级。

3.3 打造制造业总部经济

制造业总部经济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总要结合点。地方政府应当贯彻珠三角规划纲要的精神,抓住“深莞惠”经济圈一体化的机遇,在产业结合部、人才聚集处、交通和信息交汇处打造总部经济试点园区,在东莞大道两侧形成总部经济长廊,提高准入门槛,选择大型优质制造企业的研发总部入驻。整合本地企业资源,鼓励本地制造企业的总部聚集到市区或总部经济试点园区,通过委托加工、设立分厂等形式,将纯制造的生产部门迁移到专业镇、城市外围或者其他城市。通过对总部和纯制造生产部门的分割,实现由低端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的升级演进。

3.4 大力发展高端产业,延伸产业链条

工业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在前工业化阶段,第二产业占较大比重,而在后工业化阶段,第三产业占有较大比重。需要发展与制造业有前向后向联系的产业,延伸出新型高端产业,以现代服务业提高东莞产业总体水平,拉长产业链条,实现由低附加值的制造业向高附加值的现代服务业链接。鼓励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吸引物流、商务会展、信息服务、文化创意、服务外包、零售和电子商务等现代服务业企业入驻并培育本土现代服务企业,建立枢纽型现代物流园区、配送中心,发展各类中介服务业及各类国际性、区域性、专业性会展、文化传媒、咨询策划、动漫制作等文化创意产业园区,逐步形成若干个世界性营销服务中心和中央商务区。

3.5 加强各项政策扶持力度

在信贷扶持上,以财政资金撬动金融资源的方式,对中小工业企业和加工贸易型企业进行融资支持,对银行贷款风险和担保公司风险进行补偿,对企业进行贴息。建立重点支持企业名录,遴选符合产业政策导向、具有创新能力而又符合银行信贷门槛的企业,落实银行“办证贷款”管理办法,清除企业资产产权办证上的制度障碍;与行业协会配合,建立和完善担保机制,引入境外商业性担保机构,实现商业化运作。在人才扶持政策方面,借鉴中关村、硅谷经验,聚集拔尖领军人才和科研团队,搭建高层次人才的自主创新平台和创业支撑体系并给

予启动资金支持,同时增强高层次人才的归属感,联合教育、社保、卫生等部门出台相关管理细则,切实解决各类人才的住房、医疗以及子女教育等后顾之忧,确保人才安心工作和生活。在土地政策方面,对旧厂房用地整合改造用于发展经市经信部门认定的生产性服务业项目,即介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之间且与制造业直接相关的配套服务业,调整改造用地的土地出让金的市镇村比例,设立专项资金对土地使用权人进行补贴,逐步减免改造用地的土地出让金,提高土地承载力,容积率不设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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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转型与大学生就业研究综述 篇10

一、产业转型与大学生就业关系的研究

产业转型是国家产业发展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微观方面来说,是指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从宏观方面来说,是指产业的梯度转移和产业布局。因此,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梯度转移一方面有助于拉动对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需求,另一方面也会加剧大学毕业生结构性失业的矛盾。同时,大学毕业生的数量、质量和专业结构与产业的匹配程度也会对产业的转型发展起到促进或阻滞作用。

产业结构发展不协调对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影响。蒋志峰学者认为大学生就业难,一方面,我国制造业规模虽然庞大,但因为处在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对大学生就业的吸纳能力十分有限。另一方面,处于价值链高端的生产性服务业,对于吸纳大学生就业至关重要,但从产业结构看,我国第三产业发育明显不足,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大学生对就业岗位的需求。[1]马廷奇学者也认为,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导致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人数远远滞后于毕业人数的增长,是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主要原因。[2]耿献辉,刘志民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我国第三产业在2007年总共吸纳了83.13%的高校毕业生,而同期第三产业的总产出只占国民经济总产出的23.49%,对国民经济总产出贡献高达55.19%的制造业却只吸纳了9.78%的高校毕业就业人员。[3]

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矛盾对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影响。徐顽强、郑彩莲和王辉等学者分别对湖北省、浙江省和辽宁省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数据进行证实分析,发现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错位是导致大学生就业难的深层次原因。[4,5,6]方行明,韩晓娜学者通过对不同产业的就业贡献率、就业弹性和就业结构偏离度的实证研究表明,第三产业对就业的影响程度最大,吸纳就业的能力最强。[7]而段敏芳等通过对我国1978-2008年就业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回归分析显示,产业结构升级与促进就业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联,产业结构升级可以增加经济增长的就业效应,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发展可以带动更多的就业机会。[8]

二、教育转型与大学生就业关系的研究

教育体系对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影响。辜胜阻等学者的调查研究表明,就业结构性矛盾的本质是教育体系与产业体系长期不匹配,劳动力供给与市场需求结构错位的矛盾。教育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脱节”的内在矛盾表现在:重数量扩张、轻质量教育;重理论灌输、轻能力培养;重规模发展、轻特色建设;专业设置的滞后性和盲目性导致高校学科专业严重趋同。[9]

教育结构对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影响。刘颖,兰亚明学者认为,结构性矛盾是制约就业“质”“量”协调发展的关键因素,一是教育整体结构上,普通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等不同层次的教育办学比例失调,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和终身教育得不到重视和满足;二是学科专业结构上,大量存在专业设置错位与滞后、过度重复建设及缺少特色、毕业生总体专业结构失衡等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脱节的现象。[10]

就业观念对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影响。麦可思研究院发布的《2015年中国本科生就业报告》和《2015年中国高职高专生就业报告》显示,我国2014届本科毕业生就业半年后就业区域主要集中在泛长三角洲区域(27.9%)、泛渤海湾区域(22.1%)、泛珠江三角洲区域(18.9%);2014届专科毕业生就业半年后就业区域主要集中在泛长三角洲区域(21.6%)、泛渤海湾区域(22.8%)、泛珠江三角洲区域(20.2%)。[11,12]由此可见,多数大学毕业生宁愿做“北、上、广”中的“漂”一族,也不甘扎根西部和农村的就业观念也是影响大学毕业生就业的一个重要因素。

就业能力对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影响。黄敬宝、王静、侯慧君等多位学者对我国高校毕业生创业现状及问题的实证研究发现,目前我国高校毕业生创业的比例仍较低。由于缺乏创业意识,或者缺乏创业能力,或者觉得缺乏创业环境,很多大学生只是把创业作为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能不去创业就不去创业。同时,很多高校还没有充分认识到学生创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局限于开设就业教育、就业指导类课程,侧重于参加各类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和大学生创业大赛;而对学生自我创业意识和企业家精神的培育,以及对投资项目论证、资金筹措、产品技术、质量管理、市场开发、人际关系、商业法规和政府相关政策等方面的内容涉及较少。[13,14,15]

三、促进大学生就业的应对策略

辜胜阻等学者认为,解决大学生“就业难”:一方面,推进产业由低端走向中端和高端,扩大产业对中高层次劳动力的需求来缓解大学生“就业难”;另一方面,通过教育改革和调整,培养产业所需要的、多层次的、不同规格的人才,满足企业转型升级的不同需求,着眼于提供与产业结构对劳动力需要相一致的人力资源。[9]张抗私等学者认为,缓解就业结构与产业转型不匹配的问题,应提升高等教育质量,鼓励民办教育,优化职业教育,注重培养实践技能和实际工作能力的应用型人才和具有一定文化水平和专业知识技能的劳动者。[16]

王庆华学者认为,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政府层面应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和梯度转移,推进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建设;高校层面应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提高培养的人才与市场需求的匹配度;大学生个人层面应注重自身能力培养和综合素质的提升,转变就业观念。[17]马廷奇、马云泽等学者认为,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题,应统筹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与高等教育改革之间的动态平衡发展,以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促进高等教育改革,以高等教育改革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做到政府的政策引导、高校的自主办学、学生的能力提升为一体的协同机制。[2,18]

转型与研究 篇11

关键词：全民医保；制度转型；发展路径

中图分类号：F840.6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14）02-0114-06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4.02.013

收稿日期：2013-07-19；修订日期：2013-11-1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城乡统筹背景下我国医疗保障制度转型与路径选择研究”（13BGL114）；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基于国民均等受益的健康保障路径研究”（11CGL070）。

作者简介：仇雨临，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翟绍果，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System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Path on Medical Care

QIU Yulin1，ZHAI Shaoguo2

（1.School of Labor and Human Resourc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China；

2.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27，China）

Abstract：China’s basic medical care system has achieved universal coverage， faced the system transformation with substance fair. Under the transformation background from universal coverage to integration o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direction from the “medical care”to “health for all”， through the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 path on system design， service delivery， financial support，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how to improve quality of medical care and optimizing the level of health care services， match sustainable funding system and improving payment system， which in public health， medical services， medical care and medicine supply，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from universal medical care to health care.

Keywords：universal medical care； system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path

新医改实施四年来，我国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已实现全民覆盖，城乡居民“病有所医”的目标已经实现。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医疗保障进入“后全覆盖时期”，面临着从城乡二元分立到城乡一体化、从形式普惠到实质公平的制度转型。城乡统筹成为医疗保障制度发展的大方向，“公平医保”成为国民新的期望。医疗保障制度转型的路径在于通过结构的优化和整合来应对深水区医改的要求，提升医疗服务质量，优化医保服务水平，从全民医保走向国民健康保障。

一、转型背景：从全民覆盖到城乡统筹

我国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已实现全民覆盖，覆盖率从2003年的29.7%增加到2011年的95.7%，超过13亿的国民拥有了基本医疗保障，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医疗保障进入“后全覆盖时期”和建设“质量医保”的新阶段[1]。但城乡医疗服务资源配置失衡，医疗服务质量得不到很好的保障；城乡医疗保障制度分割，管理体制不顺，保障程度不足，参保者疾病经济负担较重，健康权益得不到维护等问题依然存在。

首先，我国城乡之间的医疗卫生资源在起点、过程、结果的整个动态过程中都存在明显的差异。起点方面，国家对医疗卫生资源的分配不均，2011年城市医疗卫生总费用是农村的3.24倍，人均费用城市是农村的3.09倍；过程方面，我国医疗资源过分向上集中，优质医疗资源和经验丰富的医生大多集中在城市，农村居民利用优质医疗资源的隐性成本远远要高于城市居民，医疗服务对农村居民来说，其可及性不如城市居民；结果方面，城乡之间在新生儿、婴幼儿等死亡率上明显存在差异，如2012年农村新生儿死亡率是城市的2.08倍，农村婴儿死亡率是城市的2.38倍，农村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是城市的2.75倍。

其次，目前的医疗保障体制在资金筹集、制度整合、保障水平、覆盖面、公平性、可持续发展等方面还存在着诸多问题与难点，呈现出服务二元失衡和制度三维分立的状况，这使得我国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2]。医改已经进入深水区，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成为医保发展的瓶颈。老龄化和医保待遇的提升以及一系列惠民政策的实施使医保基金的风险更加大了。大（重）病保障在政策统一、规范运行等方面也存在问题。另外，在经办管理方面，简单粗放的控制办法、单一滞后的管理手段、薄弱的监控技术已经难以跟上快速发展的全民医保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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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医疗保障制度的“碎片化”既不公平又损效率，优化和整合现有制度已经基本形成共识，医疗保障转变发展方式尤为必要和迫切。因此，我国医疗保障体系亟待进一步转型，从全民覆盖到城乡统筹，从“病有所医”到“人人享有健康”，最终发展成为

国民健康保障制度[3]。

二、转型方向：从“病有所医”到“人人享有健康”

一个国家的卫生保健政策虽然不可能完全消除居民间的健康不公平现象， 但国家有义务与责任减少这种不公平现象的扩大趋势[4～5]。改革目标含糊不清和充满歧义是中国卫生改革面临的最大问题[6]。新医改实施几年来，中国健康不公平现象有所缓解。2011年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机构发布的报告积极评价了中国医改取得的阶段性成果，认为中国通过提高农村地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的努力有力缩小了城乡间卫生服务体系的不平等状况。在制度上实现全覆盖后，我国医疗保障制度面临着从城乡二元分立到城乡一体化的转型，需要从“病有所医”发展到“人人享有健康”。

维持、改善和增进健康是医疗保障制度的根本目标。以解决疾病风险为主的医疗保险，是对疾病经济损失给予补偿的保障机制，注重患疾病之后的经济补偿，而没有考虑疾病预防和卫生保健方面的偿付问题。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疾病谱的变化和医疗技术的进步，医疗费用在持续攀升，给医疗保险制度带来了巨大的财务风险；而且费用偿付的后付制会诱发道德风险，在降低疾病风险发生和控制医疗费用上涨方面没有作用[7]。随着医学模式由重治疗的“疾病医学”向重预防的“健康医学”转变，在生物医学模式基础上建立的医疗保险制度已经难以保障人类生命健康的延续和生活质量的提高[8]。从全球医疗保障的发展趋势来看，随着国民健康权益的普及和健康需求的增加，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越来越注重医疗保险从补偿疾病费用、收入损失到预防保健，逐步将医疗保险从保大病发展到兼顾小病，进而发展到保障健康，更加强调医疗保险制度对健康的促进作用。

因此，我国医疗保障制度未来的发展方向将从“数量”扩张转变到“质量”提升，从“外延式”发展转变到“内涵式”发展。全民医保进一步发展的关键，需要制度整合，理顺决策体制、监管体制与实施机制的关系，合理界定政府责任，并优化各项制度，从现行的三元制度过渡到二元制度再发展到一元制度，从人人享有转向人人公平享有。通过城乡统筹的制度安排，逐步体现制度的公平性，并且在现有普惠的基础上，促进“制度建设”向“服务提供”的转型，构建

国民健康保障制度，实现从“病有所医”到“人人享有健康”的制度转型。

三、转型路径：制度设计、服务供给、经济支持三位一体

医疗保险系统和医疗服务系统从来就不能真正分开[9]。从国际上看，21世纪共同的挑战是如何重新设计初级卫生保健系统，以使得医疗服务更加可及、持续、合作和以病人为中心。我国医疗保险制度虽然基本实现全覆盖，但缺乏高效便捷的管理服务体系，在国民医疗保障制度建设过程中，形成了比较分散的卫生服务与医疗保障管理体制。因此，我国医疗保障制度转型的路径在于通过结构的优化和整合来应对深水区医改的要求，通过提升医疗服务质量和优化医保服务水平，实现医疗保障制度向统一的国民健康保障制度转型。医疗保障体系结构的优化不仅仅是制度简单的合并和完善，还包括医疗服务及时、高质量的供给，资金的高效利用以及可持续支持。制度设计、服务供给和经济支持三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了我国医疗保障转型的基本要素。

1.完善全民医保制度设计

制度设计是实现全民医保转型的关键。完善全民医保制度设计的路径可从以下四方面考虑。首先，实现基本医疗保险城乡统筹。通过基本医疗保险的城乡统筹，实现人人享有公平的医疗保障。目前需要将城乡分立运行的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合并为统一的城乡居民医保，并尽快启动城乡居民医保与城镇职工医保整合衔接，最终实现国民均等受益的统一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其次，建立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统筹。门诊统筹是全民医保发展的关键路径，通过基本医疗保险的门诊统筹，实现“重预防”的制度转型目标。随着基本医疗保险的城乡统筹，门诊统筹制度应该覆盖全部统筹区域，发挥基本医保制度既保大病又保小病的双重功能，切实减轻患者的疾病经济负担，并促进医保制度目标从重事后医疗服务向事前疾病预防转变。再次，落实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随着人员流动的日趋频繁，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问题越来越突出。目前需要尽快出台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的具体实施办法，以便捷可及为目标，避免参保群体由于地域流动而带来的医疗保险权益损失，并确保其医疗保险关系和待遇的衔接与持续。最后，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险体系建设。全民医保的发展转型，离不开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地方补充医疗保险、单位补充医疗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等多层次医疗保险体系的支撑。通过多层次医疗保险体系的建设，进而完善全民医保的制度设计。

2.提升全民医保服务供给

服务供给是实现全民医保转型的核心。提升全民医保服务供给的路径在于提升医疗服务质量和优化医保服务水平。

首先，完善医疗服务供给方式，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建设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平台，实现医疗资源向下分散以及医疗服务网络化、信息化。基层医疗服务体系的构建需要从以下几个机制入手：一是全科医生作为健康“守护者”为居民提供健康和医疗服务，参照英国基层医疗制度中全科医生的经验，为每一位居民注册一位全科医生，全程为居民提供健康服务；二是建立门诊统筹制度，居民小病也可以报销，有效避免小病酿成大病的风险，最大限度地保障居民健康；三是通过“首诊在社区”和“双向转诊”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引导，使居民乐意接受“小病在社区”、“大病去医院”的就医模式；四是通过医保支付制度改革这个杠杆，促进以上机制的实现。

其次，整合医保经办机构，优化医保服务水平。为了约束医疗服务提供者的行为和维护参保者的利益，需要探索建立医保经办机构与医药服务提供方的谈判机制，建立科学合理的医疗服务价格和医药价格形成机制。医保经办机构作为“第三方付费”的主体，要充当广大参保人员利益的维护者和代言人的角色，通过谈判，对医药提供方进行必要且有效的监督，制约和减少不规范的诊疗行为和虚高要价，完善医疗服务合同，加强医疗服务提供者之间的竞争。另外，在谈判机制构建中还需要妥善处理好医疗保险部门与参保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发挥参保者对于医疗保险机构和医疗服务机构的监督作用。目前应尽快确定医保经办机构的统一管理体制，明确整合统一后的医保经办机构职责，并优化医保服务水平，以便参保者能享受到便捷、可及、高效的医保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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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大全民医保经济支持

公平、有效的医疗保健需要匹配合适的筹资方法、安排适当的筹资体系和设计完善的支付系统[10]。因此，全民医保需要建立合理稳定的筹资机制和完善有效的偿付机制，以实现筹资公平、受益均等和健康平等的目标。我国医疗保障制度转型的要领在于，探讨在既定医疗保险费率条件下，通过医疗保险协议（包括支付制度和方式）购买合理的医疗服务，确保医保基金在中长期综合因素下实现收支平衡，确保参保人的利益，实现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首先，完善医保筹资机制。筹资问题关系到医保基金和医保制度的可持续性。针对目前医保制度筹资来源不明晰、筹资结构不合理、筹资方式单一、筹资水平缺乏动态增长机制等风险，需要建立“多方筹资、合理分摊、财政补贴、动态增长”的筹资机制[11]并确保医保资金年度内精算平衡，加强医保基金监管。短期内，各项医保制度的筹资需要保持公平性，适当平衡筹资结构，提高统筹层次，实现地市级统筹。长期来看，根据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并考虑城镇居民、农民家庭和财政负担能力，需要强化政府责任，建立政府主导的投入稳定增长机制，稳步适度提高个人缴费标准，逐步拉近各项制度的筹资水平，为建立统一的国民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创造条件。

其次，改革医保支付制度。在世界各国医疗保健与卫生体制改革的实践中，费用偿付机制的改革处于变革的中心和焦点。在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中，医疗保险付费机制的转型是新医改的核心。医保支付制度的优化路径在于，合理分担健康责任，住院统筹与门诊统筹有机结合，保障项目选择注重“保基本、重健康”，混合设计供需双方偿付方式，平衡各项医保待遇，动态调整受益水平；构建预防、治疗、康复和健康促进一体化的健康管理偿付平台。针对我国医疗保障支付方式缺乏约束、健康绩效差的问题，供方支付方式可以采取分类偿付的组合策略[12]，综合运用按病种付费、按人头支付和总额预算等多种定额预付方式，在有条件的地区试行按结果（绩效）支付的机制。对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政府可以通过购买合同的“团购”形式，采取按人头付费的方式，对公共卫生机构提供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进行成本补偿。对于住院医疗服务，主要选择按病种、人头和住院天数的付费制度，或者是总额预付制。对于门诊医疗服务，可以尝试将参保者个人账户的部分资金按人头数定额包干给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参保者通过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获得包括小病治疗、预防、保健、健康教育和促进等在内的一揽子基本医疗保健服务包；同样，农村合作医疗可以用定额包干方式与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和乡村医生签订服务合同，提供最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发挥合作医疗基金的最大使用效益。

四、转型条件：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医疗保障和药品供应四位一体

全民医保发展的长远目标，需要将国民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与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药品供应等制度实现并轨融合，形成广义上的四位一体的国民健康保障制度；建立国民、医保经办机构、公共卫生部门、医疗服务机构、药品供应厂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会组织等多方参与的健康管理机制，实现国民平等的健康受益目标。因此，健康服务体系的构建需要相关政策的配套，例如公立医院改革（体制、机制）、理顺药品生产流通体制、全科医生培养和激励政策、政府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投入和政策支持等。

首先，加大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投入。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的要求，我国在公共卫生服务领域将逐步完善重大疾病防控等专业公共卫生服务网络，提高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标准，扩大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实施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积极预防重大传染病、慢性病、职业病、地方病和精神疾病，提高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能力。可见，未来健康保障制度的构建将逐渐从医疗保险领域向基本公共卫生领域扩展。从医疗保险向健康保障的转变，以及改变疾病保险模式为健康保险模式，需要与公共卫生整合，强调预防保健的重要性，形成预防、治疗、康复和健康促进一体化的偿付机制，并且根据健康管理需要和慢性病干预的成本效果，引导基层卫生服务机构为全民提供预防为主的慢性病防治和健康促进等基本医疗卫生保健服务，引导和规范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针对慢性病的防治结合、以防为主的服务理念与服务模式，从而提供满足人群健康需要的方便、可及、技术适宜、费用合理的综合性健康管理。

其次，逐步推进公立医院改革。新医改明确提出，改革公立医院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监管机制；推进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改革；加快形成多元办医格局。因此，需要完善医疗机构运行补偿机制，形成符合市场竞争和医疗卫生服务自身规律的价格形成机制，切实解决“以药养医”的问题，减少医疗服务和医药的过度供给和资源浪费，抑制医药费用超常快速增长。公立医院需要在公益性指导下，承担人群健康责任，构建人群健康管理平台，保障基本健康服务包的公平性和可及性；实行管办分开，推进法人化治理结构，引入多中心治理机制；组建区域人群的医疗服务中心，整合各级医疗卫生服务资源，明确各级区域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在疾病诊断、治疗，以及慢性病和健康管理、康复、保健、妇幼计划生育和疾病预防中承担的职责任务和服务范围，建立各级医疗机构间功能互补的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最终实现公立医院的健康绩效目标。例如，在每30万～50万人口的居住区，由社区卫生服务网络、一家大型综合性医院、几家专科医院、护理院和康复院为主要元素，组建区域医疗服务中心。在公立医院改革中，关键问题是对公立医院的补偿机制问题。在补偿公立医院时，需要以人群健康绩效为目标，取消药品加成，根据服务成本和社会承受能力增设药事服务费，并纳入基本医疗保障报销范围，加大政府财政投入。总之，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改革需要以人群健康绩效为目标，促进基本健康服务包的公平性和可及性。

再次，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影响着政府的政策制定、医药企业的药品生产、医疗机构的药品采购、医生的开药施医、患者的用药习惯、药店的售药种类、医保机构的报销政策，涉及基本药物的遴选、生产、定价、招标、配送、使用、报销等各个环节，是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供应保障体系的根本性变革。因此，需要多方联动，建立全程监管机制，完善维护公益性、调动积极性、保障可持续的基层运行新机制，从而确保老百姓用上安全质优、价格合理的放心药。确保基本药物生产、流通、销售环节尽量公开、透明，使得药企专心生产，医疗机构公心采购，医生用心开药，群众才能安心用药。政府要定期开展检查，严格执行诚信记录和市场清退制度，对基本药物质量问题要“零容忍”。此外，监管主体可以多元化，引入第三方监管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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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构建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医疗保障和药品供应四位一体的健康管理服务系统。新医改实施方案确定了五项改革，包括加快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初步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推进公立医院改革试点。这五项系统改革，相互支持，相互配套，旨在维持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解决城乡居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实现“平时少得病、得病有保障、看病更方便、治病少花钱”的目标。因此，需要明确健康管理服务系统提供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基本医疗服务项目、基本医疗保障项目和基本医疗药品目录，保障城乡居民的健康水平。总之，为了促进全民医保向国民健康保障的转型，维持和改善城乡居民的健康水平，需要构建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医疗保障和药品供应四位一体的健康管理服务系统。通过综合性的健康管理服务系统的建立，应实现通过信息化覆盖全民的全程健康管理与服务，提供从母婴保健、出生档案、儿童保健（免费接种、体格检查）、成年保健（健康体检、计划生育指导、妇科检查、社区康复、健康教育与促进）、老人保健（老人体检、慢性病管理、健康教育与促进、健康评估、老人随访、家庭病床）、临终关怀，从出生到死亡的全人、全程健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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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翟绍果.从医疗保险到健康保障的偿付机制研究[D].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

新常态下国企的创新与转型研究 篇12

一、何谓新常态

新常态这个词在经济领域里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何谓“新常态”很多学者都给出了不同的阐释,我认为,新常态就国企改革和发展方面来说,指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国企自身所要面对的一个自我革新,自我调整的艰难过程,使之能更好地适应新时期的市场经济。革新的好,它就能在接下来的经济发展中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改革的不好就有可能被市场无情淘汰。

二、国企创新与转型的意义

国有企业是我党和国家的重要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力量,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的过程中,国有企业肩负重任。但是在我国的经济建设过程中,长期以资源换速度,破坏性开采的粗放型、污染型、透支型的发展方式导致的不利影响日趋严峻,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体制、机制问题凸显,中国经济进入了增长速度换档期,在这种形势下,要发挥国有企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导和杠杆作用,使我国经济保持稳定发展和迈向中高端水平、就必须进行改革和创新,使之成长为更具活力,更有效率和发展潜力的市场经济体。

三、国企发展与改革现状

1. 国企自身存在的问题

相当部分的国有企业市场主体地位尚未真正确立,现代企业制度还不健全,资本运行效率不高。具体到企业内部,管理方式陈旧,效率低下,企业办社会问题依然存在,历史遗留问题多,负担重。这些问题在国企是普遍存在的,所谓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我们现在国企的改革就是抽丝剥茧,关键是是否能找到最重要,最核心的症结,来对症下药。

2. 国企改革的现状

国有企业改革的探索一直在持续,虽然到目前为止也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但毕竟积弊尤深,负重难返,想要在短时间内得到彻底改观困难重重。首先,国企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只可能循序渐进,有计划、有步奏地进行革新。其次,与改革相配套的软环境还不够完善,比如制度、法制方面,及财税结构、金融结构等等方面都需要逐步完善,调整。再次,国际经济下行压力大,对国内经济的影响也使国企改革步履维艰。

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尝试

对于国家目前所提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目前有很多种尝试,央企与地方合作,省与省合作,外资与国资合作,民资与国资合作,也有几种经济体混为一起的。而最具代表性的,也是最具争议性的就是安徽海螺集团的改革。2014年2月,海螺集团改制完成。改制后,海螺集团由原来的国有独资公司变更为国有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仍保持国有控股地位。其中,安徽省投资集团作为安徽省省属国有资产出资人,占51%;安徽海螺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海创)占49%。海螺改革的步奏是:第一步是成立集团,推行员工持股和定向增发,解决了职工身份和共同发展两大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企业的生产力。第二步是集团改制成立海创公司,组建起混合经济体,实现了产权多元化,更大程度地实现了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第三步就是目前正在推进的整体上市,使固态的国有资本变成能流动的活资本,进一步激活企业活力,为企业更深层改革奠定好基础。改制10年来,截止到2012年末,海螺集团经安徽省审计厅审计后资产规模从1993年的4.6亿元增长到986.9亿元,净资产从1993年的1000万元增长到523亿元,年实现利税总额也从不足9000万元增长到124.3亿元,实现了国有资产的大幅保值增值。改制后,集团公司累计向省政府上缴国有资本收益11.9亿元。海螺作为大型国有企业改革的尝试,在很多方面都值得学习和借鉴。

五、创新方式探索

新常态下,国企如何进行改革和创新,才能在新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除了混合所有制的积极探索外,我认为还应该做好以下几点:第一是国企应重点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增长质量和效率。其关键是提升企业的产品技术含量,目标是降低资源消耗、减少污染排放、提高经济产出的附加价值,推动企业产品和企业自身向中高端水平迈进。第二是要脚踏实地,做好自身优劣势分析。自己有优势的产业要做精,充分利用互联网思维理念,打造具有自我特色的互联网平台,加强自身自主创新能力,拓展新市场。第三,在选择进军新领域的时候,要认清形势,不盲目,选有特色的有持续竞争力的细分行业,要充分调动资源,整合资源来为我所用。第四、要理清思路,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自身人才队伍,科研队伍,对多层次人才的引进和培养要足够重视,建立创新科技人才成长机制,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弘扬企业家精神,壮大企业家队伍,依靠广大员工共同努力,推动企业在改革创新中实现更大发展。第五、不断提高国企管理创新能力,充分利用信息化带来的便利,创新管理的理念和手段,逐步构建扁平化的管理组织体系,强化风险预警和管控方式,不断提高管理效率。

六、国企改革与创新的思考

政府的政策导向作用对国企改革和创新有积极的指导作用,但有时这种作用会被过于放大。国有企业由于所在行业不同,自身优势劣势都各有特点,在创新和改革方面不应忽视自身优势,而盲目进入自己不擅长的领域,比如高科技领域,时下热门的互联网+、3D打印、机器人等等,这些技术是很前沿亦很有前途,但如果我们没有相应人才储备,没有先进硬件设备,更没有技术优势的情形下盲目上马,风险可能要大于收益,另外也会导致资源的浪费和新的行业过度竞争。

七、结束语

国有企业是实现中国伟大复兴梦的重要力量,如何把握好历史赋予的机遇,关键是要不断增强国企自身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等。文章主要分析了国企改革的现状、改革创新的意义以及国企改革创新方式及注意的问题等。新常态下,国企面临巨大挑战,只有找到适合自己的创新变革之路,才能在市场经济的康庄大道上昂首向前。

摘要：国企是推进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既然国有经济仍然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那么,在接下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新常态下,国有企业该如何正确认识自身优势及不足,认清新常态下的机遇与挑战,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创新之路,作者在本篇文章中,将会对此问题展开分析。

关键词：国有企业,改革,新常态,创新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6: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