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政策转型研究（精选9篇）
创新政策转型研究 篇1
自去年下半年以来, 水泥市场需求一直下降, 进入今年8月份之后, 也并未出现业内人士期望的价格反弹;部分地方政府近期新核准水泥项目的投资, 给本已产能严重过剩的水泥行业“火上浇油”。虽然有“产能置换”政策的由头, 但行为造成的后果必是当地GDP的进一步下降, 企业亏损面加大。这样的“政府主导作用”是与“市场决定性作用”相背离的。
目前, 水泥市场需求的下降折射出房地产泡沫的加剧。上半年, GDP增长7%与水泥产量下降5.3%的数据也很难匹配, 只能解释为前期的市场需求已经提前透支。未来的水泥市场也许是长期有需求, 长期无增量。
当下的水泥行业还存在一个结构调整、转型升级、创新力度的问题。结构调整不到位, 市场集中度低, 价格战难免;转型升级难, 产业链延伸缓慢, 绝大多数企业竞争力不强;创新力度弱, 企业研发投入少, 管理提升慢。针对这些问题, 中国水泥协会开展了行业调研工作, 协会政策研究室正研究起草“十三五”行业发展政策建议, 其基本思路和研究内容需要得到行业人士的认可, 以形成行业共识。
1 遏制新增产能与淘汰落后
⑴协会公布《各省市自治区水泥产能过剩报告》。凡年人均熟料产能超过1000公斤的省份应该停止任何理由的新建熟料生产线项目核准, 包括以水泥窑协同处置、PVC企业电石渣处理、特种水泥、淘汰落后产能置换等名义的项目核准。个别地方政府不能无视水泥产能严重过剩的现实, 将领导者的政绩数据凌驾于经济理性之上;也不能利用政府手中的资源分配权, “绑架和胁迫”企业投资项目。
有人说“水泥低价竞争让下游用户得到实惠”, 这话并不完全正确。下游用户的“实惠”不单单体现在原料采购成本, 主要取决于投入产出比, 最终盈利指标是否上升。今年以来, 煤炭价格下降了, 下游的水泥价格也下降了, 水泥的下游商混产品价格同样下降, 这是一个价值链, 不可能下游独吞上游的“利好”。长期低价竞争的环境下, 今年上半年就连竞争力最强的海螺水泥营业收入也下跌15.9%, 毛利率下降跌8.1%。因此, 过度的低价竞争打破了产业发展的上下游价值链, 是造成经济疲软的因素之一。
绝大多数新核准的水泥项目除了规模放大外, 技术上基本没有创新, 都是重复建设。倒是助长了投资者的投机行为:“批小上大”———核准的是5000t/d项目, 建设的是6000~7000t/d窑型;“倒卖批文之嫌”———业主资金不到位, 开工后等着“解放军”来收购赚一票。
⑵协会启动《水泥企业综合评价体系研究》, 列出淘汰企业指标和标准, 供政府主管部门实施淘汰落后产能企业政策参考。不能遏制新增产能, 淘汰落后就没有意义, 化解产能过剩就成泡影。同样, 在清理产能过剩中, 就是要优胜劣汰, 一部分企业退出市场是必然的。
2 推广使用高标号水泥, 为绿色建筑服务
建议将32.5强度等级水泥品种, 从GB175《通用硅酸盐水泥》中调整至GB/T3183《砌筑水泥》。
我国号称水泥产量近25亿吨, 但与发达国家比, 我国水泥的实物质量大打折扣, 32.5强度等级水泥占市场的65%以上。有专家指出, “我国实物水泥1.36t才相当于国际平均品质的水泥1t”, 这种以降低水泥强度和品质来换取多掺混合材的传统做法应该改改了, 让中国的水泥统计数据早日与国际接轨。
事实上, 我国32.5强度等级水泥主要用在建筑工程的砌筑上, 部分用在经济欠发达的农民自建房上和公路路基垫层方面。将32.5强度等级水泥品种, 从GB175《通用硅酸盐水泥》中调整至GB/T3183《砌筑水泥》后, 对用户应该不会产生太大影响。
标准调整后, 中国水泥的品质质量将大幅度提高, 将彻底打击假冒伪劣水泥市场, 也有利于淘汰落后产能。为绿色建筑提供高品质的水泥产品。
3 鼓励生产高标号熟料, 提高工业废渣利用水平
⑴2015年6月12日, 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两部委印发《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增值税优惠目录》财税[2015]78号文的目录中, 将“42.5及以上等级水泥原料20%以上来自所列资源, 其它水泥、熟料的原料40%以上来自所列资源”给予70%退税比例。要达到20%以上废渣利用率, 是有难度的, 我们必须要做两件事, 一是提高熟料强度, 只有生产高标号熟料才能掺加进去20%的废渣;二是修订水泥标准, 适当提高42.5等级水泥的废渣掺加比例。
同样, 32.5水泥掺加40%以上废渣难度也大, 很多小水泥粉磨站如果拿不到高标号熟料, 享受退税政策就自然取消了。
⑵建议取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的《关于鼓励利用电石渣生产水泥有关问题的通知》 (发改办环资[2008]981号) 中规定的, “现有电石法聚氯乙烯生产装置配套建设的电石渣制水泥生产装置规模, 不受产业政策所定规模的限制”的政策。今后, 所有PVC企业的电石渣可由当地已有水泥企业来消纳, 不再配套新建熟料生产线。可以参照钢厂的钢渣、电厂的粉煤灰等由当地水泥企业处置, 并给予处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同时要加大对现有电石渣生产水泥企业的环保核查, 脱硫设施不到位、不达标的企业必须给予处罚。
对于利用电石渣生产水泥熟料的现有企业, 如果存在以低于成本价格销售产品, 排挤竞争对手的行为, 当地水泥企业和协会应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第十一条, “经营者不得以排挤竞争对手为目的, 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条款, 向工商管理部门提出行政诉讼, 以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
4 突破水泥窑协同处置的政策瓶颈
2014年底, 中国水泥协会给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提出《支持水泥窑协同处置固废的政策建议》, 从“根据处理量, 政府应给予必要的相关处置补贴;税收优惠政策;投资补助政策;土地使用政策”四个方面, 提出了具体建议。2015年4月23日, 工信部、住建部、国家发改委、科技部、财政部、环保部六部委联合下发《关于开展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试点工作的通知》 (工信厅联节[2015]28号) , 选择10个已建成的企业进行水泥窑协同处置试点, 试点期限2年。2013年1月, 国务院印发的《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及近期行动计划》提出的“力争2015年水泥窑协同资源化处理废弃物生产线比例达到10%目标”;2013年10月, 国务院发布《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 又明确提出了协同处置生产线数量比重不低于10%。按照《试点》文件做法, 国务院文件提出的目标肯定完不成。
问题出在两个方面:
一是牵涉行业利益。政府主管部门对于水泥行业参与城市固废处置多少有抵触情绪, 否则也用不会在2014年10月30日, 由俞正声主席亲自主持全国政协双周协商座谈会, 就“利用水泥窑协同处置垃圾废弃物”问题建言献策。统一思想的背后可能还是动了利益集团的蛋糕, 这也许是水泥窑协同处置优惠政策迟迟下不来的原因之一;
二是水泥窑协同处置技术的完善提高。中国的城市固废与发达国家不同, 固废预处理市场还不成熟, 水泥窑协同处置技术刚刚起步, 由环保部和国家质检总局组织制订的《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标准》 (BG30485-2013) 在2013年12月27日发布, 2014年3月1日才实施。标准刚实施, 试点经验未总结, 就要大面积推广, 主管部门有顾虑也是可以理解的。加快试点企业的总结与验收, 尽早形成有中国企业自主知识产权的水泥窑协同处置试点成果将会进一步推动这方面工作的开展。
之所以说“协同处置”包含了两个意思, 一是水泥厂仍是以水泥生产为主, 处置固废污染物为辅;二是参与只是与其它处置“协同”进行, 不可能在处置固废污染物上由水泥窑包打天下。“蛋糕”切一块, 更利于市场化竞争。
5 北方冬季水泥错峰停窑常态化
北方冬季水泥错峰停窑是企业转变传统落后生产管理方式的做法, 通过这一行业自律行动, 减少冬季北方地区取暖燃煤锅炉启动后的总燃煤量, 从而达到减少同期空气污染总量, 降低水泥企业经营成本, 降低冬季生产能源消耗的目标。错峰停窑的常态化将为水泥行业的节能减排、化解产能过剩矛盾提供政策保障。
2014年, 新疆率先实行, 东三省紧跟其后, 随后泛华北6省市先后开展了冬季错峰停窑, 参与企业410家, 熟料生产线506条, 熟料总产能57650万吨, 涉及从业人员15.3万人。实行错峰停窑后, 经各省市协会统计, 减少熟料产量8556万吨, 减少燃煤消耗1076万吨,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37万吨, 减少氮氧化物排放9.23万吨, 减少粉尘排放0.7万吨, 减少熟料库存6105万吨, 减少企业流动资金占用89.63亿元。
错峰停窑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认可和政府主管部门的支持, 今年将在整个北方地区全面推行, 中国水泥协会已将《2015年北方15省市自治区水泥企业冬季错峰停窑总体方案》上报国家工信部。
6 核定企业碳排放额度, 促进水泥碳排放交易
2014年中国水泥产量达到24.8亿吨, 企业有3500家, 水泥工业成为我国碳排放的重点行业。
工业和信息化部《水泥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2011~2015年间水泥工业CO2排放总量五年累计降低8%, 单位工业增加值CO2排放量五年累计降低17%。2014年11月国务院发布了《应对气候变化 (2014-2020年) 规划》, 要求推动自愿减排交易活动, 深化碳排放权交易试点, 加快建立全国碳交易市场, 健全碳交易支撑体系, 研究与国外碳市场衔接。2014年12月, 国家发改委发布了《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 在七省市试点的基础上为建设全国碳市场确立了基本框架和路线图。2016年将在全国范围内推进碳交易权市场试运行。
今年5月, 本着行业协会“引领、协调、服务”的宗旨, 中国水泥协会成立了碳减排专家委员会, 力图为政府和企业提供水泥行业碳减排的政策、标准、技术、交易、培训、国际交流的专业咨询与服务。其目的就是为了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碳减排政策, 加快推进水泥行业碳减排工作, 引导水泥企业参与到碳交易市场中来, 在水泥行业建立起碳核算、核查体系, 建立水泥企业的碳排放报告制度。2016年加入全国碳交易市场, 在全国范围内推进碳交易权市场试运行, 有效推动水泥企业碳减排。
今年8月25日, 协会在北京召开了“中国水泥行业碳交易能力建设启动会”, 国家发改委气候司蒋兆理副司长, 工信部原材料司建材处领导亲自到会, 来自部分省市水泥协会和大企业集团的领导也出席了会议。中国水泥协会决定在年底开展水泥行业碳交易能力建设的培训活动, 并将联合省市水泥协会和各大水泥企业集团共同推进培训工作。
7 开拓道路水泥品种市场, 延长路面使用寿命
我国特种水泥的发展受制于市场的需求和开发。交通运输部“十二五”发展规划中提出要求:公路网规模进一步扩大, 技术质量明显提升。公路总里程达到450万公里, 国家高速公路网基本建成, 高速公路总里程达到10.8万公里, 覆盖90%以上的20万以上城镇人口城市, 二级及以上公路里程达到65万公里, 国省道总体技术状况达到良等水平, 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390万公里。因此道路硅酸盐水泥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道路硅酸盐水泥是专用于水泥混凝土道路的特种水泥, 具有抗折强度高、耐磨和干缩性能良好的特点, 是针对水泥混凝土路面和机场道面工程由我国自主研发的水泥品种。我国制订了GB13693-2005《道路硅酸盐水泥》国家标准。在同等荷载标准的条件下, 水泥路面造价虽然比沥青路面略高, 但使用周期却是沥青路面的两倍 (水泥混凝土路面设计服务年限为30年, 沥青路面设计服务年限为15年) , 养路费用比沥青路面低20%左右。由于使用道路硅酸盐水泥, 水泥路面的使用寿命可延长3年以上, 可大量节约路面的维修成本, 在整个服务周期内, 可减少维修成本30%。预期至2018年, 全国新修普通国道及高速道路和机场道面约3.5万公里, 按50%的水泥混凝土路面计算, 水泥路面用量达约3000万吨, 其中道路硅酸盐水泥用量争取达到2000万吨。
道路硅酸盐水泥为特种水泥, 市场占有率不超过2%, 具有发展前景。国家标准规定道路硅酸盐水泥的混合材掺量不大于10%, 因此生产道路硅酸盐水泥不仅有利于控制水泥产能, 同时有利于水泥行业的产业升级。
全国具备道路硅酸盐水泥生产许可证的水泥企业为26家, 如果按照交通运输部2013年发布的《公路水泥混凝土路面施工技术细则》, “在特重、重交通水泥混凝土路面中应采用道路硅酸盐水泥”的规定能得到落实, 我国道路硅酸盐水泥将为经济建设发挥更大的效益。
以上七个方面的行业政策研究内容是希望在“十三五”期间, 通过政府鼓励和引导, 政策能落地, 为水泥行业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 为行业的转型升级奠定扎实的基础。企业兼并重组、走出去海外投资、互联网+、节能减排、企业文化建设都将是行业长期发展中必须逐步推进的工作。
创新政策转型研究 篇2
一、引言
2015年中国GDP增速持续下行，降至6.9%，创下近25年来最低历史记录，中国经济步入从超高速发展转入中高速发展的“新常态”，同时，中国政策银行出现了“双高”现象，即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持续上升，其中，中国政策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达到12744亿元，不良贷款率上升至1.67%。作为经济发展的核心支撑力量的政策银行，同时，又是金融体系的支柱，是实体经济发展中不可缺少的支持力量。发挥政策银行的核心引导能力和辐射效应，是加快政策银行自身变革和助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由之路。
二、中国经济结构现状分析
对于经济结构问题，最终可以归结为有效性需求与有效性供给的匹配问题，而不是简单的需求与供给的问题，中国经济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有效性供给大于有效性需求，这一问题表现为行业产能过剩[3]，诸如钢铁、煤炭、电力等行业，由于中国经济已经步入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加之中国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意味着上述行业并非是周期性的产能过剩问题，进一步进行需求侧的刺激只会加剧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二是低效率的供给抑制了有效性需求，诸如房地产行业，去库存成为房地产行业当前的主要话题，一方面库存压力大，另一方面大量住房需求的居民买不起住房，这一矛盾是住房的高价格形成对有效需求的抑制，应当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手降低价格释放有效性需求；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中国政策银行的不足
1.信贷利用率低制约经济结构调整。信贷配给的有效性是影响经济结构发展的重要因素，通过信贷，企业可以获得资金进行投资，实现储蓄向投资的快速转换，政策银行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桥，政策银行对于储蓄和投资的有效匹配可以提高金融市场资本的利用率，引导和促进资本正确流行正确的行业和企业。由于受到中国经济长时间超高速发展的影响，中国政策银行普遍存在信贷利用率不高的问题，绝大多数政策银行的资金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是呈现出随波逐流的状态，即煤炭业火热时政策银行资金流向煤炭业，房地产行业火爆时政策银行资金流向房地产业，不断朝着非实体经济聚集，而不是有重点有分工的进行全面综合衡量，造成政策银行贷款过猛投向某一行业，行业热度过后，政策银行的不良贷款增加显著。
2.支持力度不够延缓经济结构调整。除了对传统行业的过度支持形成产能过剩之外，对于新兴、创新、高科技行业企业的支持力度不够，延缓了供给侧结构性调整的进程。诸如高端产品的生产和制造，中国制造业的问题不在于制造而在于质造，即高端产品供给不足，而中低端产品供给过剩，诸如玻璃行业，中国还不能供给电子平板玻璃，而平板玻璃供给严重过剩、风电设备关键零件和控制系统难以供给，即供给和需求对接不畅，供给出现结构性问题。
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中国政策银行的对策
1.加强信贷管理提高信贷利用效率。对信贷项目按照行业进行分类，尤其要关注产能过剩行业的信贷项目，必须严格的把关，适当提高信贷门槛，防止僵而不死浪费资源、持续盲目扩张，将相关信贷资源优先配给给阳关产业，通过减少夕阳产业的资金渠道，促使相应的企业退出市场或者逼迫其结构升级；鼓励产能过剩行业中有竞争优势的企业进行兼并重组，不能对产能过剩行业企业一概而论，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资金暂时短缺，政策银行应当给予支持，实现产业是集中化发展，促进行业回归正常盈利水平。
2.加大对科技创新企业的支持力度。相对于欧美发达国家而言，中国虽然一直在大力投资教育事业，但是投入与产出的效率远远不及欧美发达国家，中国在大力投资教育事业的同时，还必须积极借鉴日本和韩国的发展经验，才能实现经济结构的快速调整，尽早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实现追赶式发展。诸如日本，日本作为世界大战的战败国，日本政府实行明确的产业和科技政策，基于长期的角度对供给侧进行结构性的调整，战后的日本政府通过直接资助的方式支持新技术的开发和研究，颁布《科学技术法》，以立法来确立技术开发研究的地位。
3.提高政策银行自身资产管理水平。政策银行的资产管理水平需要从“产品—投资”两个端口同时进行提升，主要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净值化。即产品向净值型转变，由于投资和产品一一对应，其波动率和收益率相对精准，促使政策银行向着更专业化的方向发展；第二标准化。标准化是量化操作的前提，在大数据时代，通过标准化实现类信贷资产的证券化，提高相关资金资源的灵活配置和有效配置；第三指数化。指数化产品相对于非指数化产品而言，其管理的难度要小，同时容量又大，易于确定业绩基准等，有益于大规模管理。第四全球化。随着人民币被纳入SDR，加之，中国经济的发展在世界经济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中国企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基于全球化视角的政策银行资产管理能够切实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金融支持。
4.优化资金放贷对象，去产能促进供给侧改革。我国的政策银行是金融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助力供给侧改革方面也能够给予巨大的支持，尤其是表现在其放贷环节之中。我国政策银行要想能够促进供给侧改革，需要在放贷方面进行三个环节的改进。
五、结语
通过上述分析和研究，得出以下几个结论：一是供给和需求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并没有永恒的需求端改革和供给侧改革，要结合时代的背景，不同的经济时期所面临的供给需求矛盾是不同的，同一时期不同国家之间也存在差异，无论是需求端还是供给侧的管理都是可行的，问题关键在于哪方的管理能够解决特定时期的经济问题；二是需求端和供给侧的管理并非是完全分开的，在进行管理的时候，不能单方面的关注某一端，需要适当考虑未来可能会导致的新经济问题；三是政策银行要转变发展思路，以更加积极主动的态度去服务和助推经济的发展，中国政策银行需要矫正金融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失衡问题，通过提高资产管理水平提高服务竞争力，要结合时代的需要和科技的进步，推动创业金融、互联网金融、绿色金融的发展。
参考文献：
创新政策转型研究 篇3
2013年浙江省三次产业增加值结构为4.8:49.1:46.1,第二产业加快转型升级,第三产业加速发展。而就工业增长质量和效益来说,工业经济效益综合考核指标在本世纪初处于全国前列,而“十一五”时期则处于全国后列。从企业利润来看,2012年浙江省规模以上企业利润占全国总额比重也在下降,全国排名掉至第5位。2012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工业增加值10875亿元,比上年增长7.1%,低于全国平均水平0.8个百分点。同时,全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55578亿元,比上年增长5.3%,而浙江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2900亿元,比上年下降6.1%。2013年,浙江地区生产总值达37568亿元比上年增长8.2%,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11701亿元,比上年增长8.5%,规模以上工业销售产值61837亿元,增长7.1%。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3386亿元,比上年增长15.2%,高于全国3个百分点。
2010年以来浙江经济发展速度逐年下降,2013年则略微反弹,经济转型进入深度时期。全省经济发展依然存在较大风险,全省工业发展面临“低端陷阱”和“三明治陷阱”双重风险。长期低端仿制、品牌意识不强,工业结构调整步伐缓慢,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环境中,低端产品、低附加值产品很容易被市场所淘汰。在成本推高、价格下跌的挤压下,企业利润减少,实体经济的空洞化必将导致经济发展后劲缺乏,以至于经济长期停滞不前。此外,高污染、高能耗所产生的PM2.5超标、雾霾等环境问题也日益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近些年,浙江工业经济面临发展压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核心问题还在于企业缺乏自主创新能力。
二、浙江省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分析
2012年,全省规模以上企业中有科技活动的企业13830家,约占37.8 9%,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的1.02%。2013年,研究和发展(R&D)经费支出相当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为2.2%,比上年提高0.12个百分点,但是与发达国家比较还是存在一定差距,与京沪等地的差距也较大,企业科技创新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
据《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国家创新指数报告(2013)》显示,2012年浙江省企业R&D经费支出占R&D经费支出比重达81.47%,在全国位列第七位;企业R&D经费支出占主营业收入比重1.02%,排名第五;有R&D机构的企业占工业企业比重达19.12%,仅次于江苏,工业企业R&D研究人员占全部R&D研究人员比重超过82%。整体看浙江省企业科技投入在全国处于前列。同时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减免税占全国比重最高达12.71%,高新技术企业减免税占全国比重达11.82%,可见企业享受政府税收优惠情况较好。从产出方面看,2012年浙江省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19.56%,仅次于京沪;亿元R&D经费支出发明专利授权数16.01件/亿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4件/亿元,全国排名第八;可见浙江省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在不断提升。但是在科技产出效率方面还有提升空间,如万名企业就业人员发明专利拥有量28.84件/万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6.49件万人,但是远低于京沪。就高新技术企业看,浙江省高新技术企业发展还有待提升。2012年浙江省高新技术企业占工业企业比重5.87%,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3个百分点,说明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少。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浙江省高新技术企业产出效率也存在较大提升空间,2012年全省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和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分别为2.77%和7.09%,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三、财税政策激励企业创新进而加快经济转型升级的机制分析
从科技创新本身特点和国外历史经验看,政府需要适当干预企业技术创新:
其一,企业技术创新需要大量的投入。就浙江而言,2013年全省研究和发展(R&D)经费支出相当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为2.2%,比上年提高0.14个百分点,与发达国家比还存在较大差距。财政科技投入191.9亿元,比上年增长15.6%;财政科技拨款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为4.06%,纵向上看政府科技投入有所加大,但是依然还比较低,科研经费投入严重不足。而财政资金支持是各国加大科研投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首要对策。政府的科技投入尤其是基础科学研究的投入一方面能够直接带动科学技术进步,另一方面也可以激发企业进行科技研发活动,进而推动整个地区的科技进步,以便在激励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其二,科技创新具有公共产品属性,所以需要政府适当承担责任。创新成果尤其是具有重大社会经济效益的基础性技术和共性技术,是一种既有公共产品性质又有私人产品性质的产品,其社会效益远大于私人效益。若完全由私人提供则不会考虑外部效益,一般市场提供的规模会小于最优规模。同时,一项技术一旦成熟以后也容易被模仿,特别在专利保护不完善的情况下,进行技术研发的企业承担了较大的研发风险和大量投入而取得技术成果难以避免其他企业的搭便车行为,极易被他人学习和利用,从而导致进行研发的企业利益受损,并最终抑制企业创新动力。
其三,创新活动的不确定性需要政府介入。创新通常具有风险投资的性质,投入带有明显的不确定性。无论是新产品还是新技术的研究与开发,研发周期、研发成本和投入回报等都是很难准确预测和控制的。而研发活动本身的不确定性同样导致创新成本高和回报的不确定。这就预示着创新存在较高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从事技术研发的企业本身也会担心研发投入的回报,从而不愿意冒风险进行科技研发活动。为此,政府有必要也有能力分担企业从事科技研发活动的风险,以解决企业进行科技创新的“后顾之忧”。在各种政策选择中,财税政策的扶持尤为重要,政府给予企业研发活动的税收减免和专项财政支出具有较为现实的意义。
四、加速经济转型升级背景下的企业创新财税激励政策选择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干预措施也需要遵循市场运行机制,必须充分利用法律和经济手段进行引导干预。财税激励措施也是我国政府干预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财政科研经费的投入和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税收减免等方式间接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2012年浙江省规模以上企业使用来自政府部门的科技活动资金超19亿元,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接近38亿元,而高新技术企业享受减免税超62亿元。政府的科技投入增强了浙江企业自主创新能力,2012年规模以上企业申请专利总数68003件,其中发明专利申请12844件;拥有注册商标达42479件,其中境外注册商标6149件,形成国家或行业标准达3402件。
在当前经济深度转型升级的背景下,通过适度的政府干预激发企业进行自主创新的活力显得十分必要。就当前浙江经济发展状况和企业自主创新实际,我们可以在以下几方面不断完善财税激励政策,促进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进而实现经济转型升级。
第一,建立规范有效的税式支出制度,具体落实国家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切实贯彻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等所得税优惠政策,增值税等减免税优惠政策,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新购用于研发的仪器和设备的所得税扣除政策,针对地区经济发展现状进一步研究、细化有关税收优惠政策的执行和落实,研究地方税收优惠政策实施细则,增强企业可操作性,最大发挥税收激励作用。
第二,完善公共财政体系,优化政府支出项目,集中优势财力重点投入现代新兴技术产业和辐射带动效应大的技术研发领域投入。加大基础研发投入,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利用财政支出引导激励作用,推进企业技术创新。发挥政府特殊作用,建立产学研合作研发和推广应用公共服务平台,积极为高校科研院所科技研发项目和企业产品更新改造牵线搭桥。为此,政府应积极利用财政补贴、财政专项资金或基金以扶持产学研合作项目。
创新政策转型研究 篇4
自王三运书记任职甘肃省委书记以来，就非常重视我省的未来发展，多次会议中提到要努力实现与全国同步进入全面小康的奋斗目标，必须集中各方力量和智慧，奋力开创科学发展、转型跨越、民族团结、富民兴陇的新局面。目的就是要立足当前甘肃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进一步引导全省各级干部把自觉加强学习作为一种生活习惯、思维习惯和工作习惯，不断提高掌握和运用政策的能力、增强研究和谋划工作的本领、提升推动和创新发展的水平，以更加开阔的眼界、更加宽广的胸襟、更加有力的举措，加快推进全省经济转型跨越发展、社会和谐稳定发展、民族共同繁荣发展。认真学习王三运书记的讲话精神后，有很多感触，下面就我的几点体会与大家交流分享：
一、跟上时代步伐，实现好自我转型
在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里，我们选矿厂需要科学发展，二选矿车间更需要转型跨越发展。多年的成果表明，企业的发展必须经历深刻的社会转型、城市转型、人的转型。当前，中国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社会转型，甘肃也在经历着巨大的变化，要实现这一转型和变化，必须实现自我转型，没有自我转型，就无法引领社会的转型，要成功转型，落脚点在于主要领导干部“学习研究政策经验，谋划推动转型跨越”的学习精神，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理论和自己的工作实际相结合，跟上时代步伐，实现好自我转型，带领企业更好更快发展。
二、结合实际，二选矿车间新一轮的发展要求
1、今年是十二五的第二年，也是公司跨越性发展的紧要关头。王三运书记对公司的发展非常关心，并对今后一段时期的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寄予了殷切希望。科学发展、改革创新不是信手拈来，它是人们在长期发展中的一种科学实践，科学发展不
仅是经验，也是教训，这就要求我们理智判断当前的主客观现状，在科学发展改革创新中有所作为。作为选矿厂一名中层管理人员，我清醒地认识到，公司把科学发展和转产转型作为今后中长期重点工作的主线。作为二选矿车间的负责人，我要和班子成员一起，带领全车间职工，与我厂的发展方向和工作目标保持一致，立足选矿厂实际发展情况，结合生产经营现状，充分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价值，注重节约，持续提高二选矿车间的发展质量。不断提升车间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2、王三运书记曾对如任强化产业支撑有以下指示：
“首先要把主攻方向选择好。产业规模不大、产业结构单一，是制约我省跨越发展的突出因素。发挥我省特色优势，加快培育多元支柱产业，优化产业发展结构，是“十二五”时期我们必须着力破解的重大课题。西部大开发“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西部地区要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重点发展现代能源、资源加工、装备制造、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我们要按照国家明确支持的产业导向，重点发展优势产业、新兴产业、富民产业。优势产业关键是要改造升级，各地要引导企业加大技改投入，加快产品更新步伐，提高市场竞争力。我们要在加大劳务培训、就地转化劳力、开展劳务输出方面，进一步加强引导，这是促进农民增收最快、最现实的渠道。努力实现发展方式与经济结构同步优化、富省与富民同步推进。”
杨董事长在多次报告中指出，下一步的工作要特别注重借力发展、借力转型的理念，要学会转变观念，增强加快发展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增强敏锐把握机遇和应用政策的能力，提升科学谋划和切实落实的水平。结合公司及厂领导的工作指示精神，作为选二选矿车间负责人，对下一阶段的工作有如下初步的打算。主要是围绕提高资源综合利用率，以项目为载体，争取到更多的政策扶持，为重点工作的开展创造更有力的政务环境、法治环境和资金支持环境，用足用好政策，推进又好又快发展。
三、增强科学发展与转型跨越意识
1、按照延伸接续、吃干榨净、变废为宝的思路，不断提升资源的综合利用率。选矿近年来通过两次大的技术改造，生产能力有了较大的提高，技术创新也有了新的进展，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尤其是回收率得到了较大的提升，与公司同步实现了平稳较快发展。自己跟自己比，我们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但与全国相比，我们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如果用前瞻的眼光、发展的眼光、动态的眼光来看，我们在矿物综合回收率方面具有很大的挖掘潜力优势，杜绝浪费并增强回收力度，提升科学发展观念。
2、加强技术合作，提高创新成果的水平，增强科技创新的活力。加大与东北、中南、昆明理工等高校行业院校的技术开发合作力度，拓展技术创新思维，多元发展科研工作并提高科研工作的有效性。
3、加大技术参与力度，积极参与公司资源类项目的建设和管理，重点参与广西、西藏及部分海外项目选矿专业的评审和工程建设，为公司的资源战略和跨国经营提供技术支撑，同时也使技术人员在参与项目的工作实践中拓宽眼界、增长见识从而提高专业技术水平，为公司创造更高的价值。
4、把握政策方向，加大项目申请力度。积极配合金昌市在申请资源枯竭城市的相关工作，得到中央财力转移支付等政策支持。重点关注提高资源利用率、提升技术指标、承接产业转移和循环经济方面，筛选一些中短期时间内能够创造产业价值的项目，如镍渣选矿的研究、新选矿技术在铜镍矿回收的应用等。工作中要认真研究、梳理和消化这些政策，抢抓政策叠加的机遇，努力把政策变成项目、变成资金，变成加快发展的强大助推力，提高项目的知名度和成果的转化率，为公司的科学发展转型跨越做出贡献。
创新政策转型研究 篇5
关键词：社会转型时期,公共政策,价值理念
一、社会转型时期公共政策价值理念概述
1. 公共政策
中西方学者对公共政策内涵的界定有所不同。西方学者把公共政策内涵的界定分为:政治行为型、政治过程型、价值分配型和生态行政型四种。例如:美国学者詹姆斯·安德森认为,“公共政策是由政府机关或政府官员制定的政策”。哈罗德·拉斯韦尔与亚伯拉罕·卡普兰认为,“公共政策就是一种既定的目标、价值与策略的大型计划。”罗伯特·艾斯顿认为,“公共政策就是政府机构和它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我国学者陈振明认为,“公共政策是国家机关、政党及其他政治团体在特定时期为实现或服务于一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目标所采取的政治行为或规定的行为准则,它是一系列谋略、法令、措施、办法、方法、条例等的总称”。总结并借鉴中西方学者对公共政策含义的界定,本文认为社会转型时期公共政策是指社会公共权威为了实现一定的目标,根据公众需要所制定的各项行为准则和行为规范。
2. 公共政策价值
在现代社会,政府如果能够适应社会需要,满足公共需要,实现公共利益,那就是有价值的,否则,就是无价值的,其存在的合法性就会受到怀疑。因此,“政府为了摆脱合法性危机,在公共事务管理的过程中,会根据不同社会主体多元化的公共需求,进行公共政策制定、执行与评估,促进公共利益实现,以达到各社会主体的利益共享。”基于不同社会主体多元化公共需求的公共政策制定模式,既体现了公共政策的科学价值,又体现了公共政策的民主价值。
3. 公共政策价值理念
公共政策价值理念表现为一定的需求和利益、有用与无用。因而,公共政策价值也就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政策本身的价值,即公共政策本身具有很重要的作用;二是公共政策的价值影响,即公共政策所追求的价值,所要达到的目的。本文中的概念是指公共政策的价值影响,即公共政策价值分配的利益要求和对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公共政策价值理念是指在一定价值观支配下的公共政策价值分配的利益倾向与选择,亦即公共政策制定者以及其他涉及政策决策过程的人共有的偏好、个人愿望和目标。
二、社会转型时期我国公共政策价值理念转变的历史演进
1. 我国公共政策价值理念的第一次转变:以物为本
20世纪80年代,我国公共政策价值理念经历了第一次转变,围绕着效率与公平展开的,这次转变是以急转方式出现的。在政策领域方面,它从“抓革命,促生产”的以政治革命和阶级斗争为纲,转向“发展才是硬道理”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出了“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决策原则。由此产生的公共政策价值理念中,效率被作为中心价值,公平只是作为补充性价值。从公共政策的角度关注公平时,考察的主要不是现实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经济和社会公平的价值要求,而更多地是考虑为促进经济效率而出台的改革政策是否超出了“民众的承受能力”。这种公共政策价值理念对推动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改革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2. 我国公共政策价值理念的第二次转变:以人为本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公共政策价值理念经历了第二次转变,是绕着改革、发展与公平展开的,这次转变是以平缓方式出现的。我国公共政策价值理念在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上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一是公平和正义的概念不再仅仅是以“兼顾”的方式出现;二是提出了“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和建设的成果”原则;三是在处理发展中的各种矛盾时,提出了“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以人为本”成为更高的价值理念;四是认识到公平对效率的正面影响;五是提出了改革是实现社会公平的手段;六是明确政府在促进和保障经济和社会公平方面的责任,将政府工作的重心更多地转移到维护经济和社会公平,并且成为衡量政府是否称职的重要标准。
三、社会转型时期我国公共政策价值理念的创新与定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共政策价值理念经历了以物为本和以人为本两阶段,如何定位社会转型时期我国公共政策价值理念,成为我们当下必须要解决的首要任务。
1. 基于治理的公共政策价值理念:公共治理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个人暴力恐怖事件、社会群体性事件等社会问题凸显,这些长期积累下的社会问题随时都可能引发公共危机。每当爆发公共危机时,人们习惯于依赖政府解决。然而政府的管理、责任、能力是有限的,政府必须寻求社会力量的参与、合作与支持,全社会共同面对危机、共同承担化解危机的责任,构建一个政府主导、多方参与、和衷共济、相互信任的危机应对机制。
2. 基于和谐的公共政策价值理念:公共和谐
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改革的收益与代价之间呈现出一种不平衡的状态,贫富分化、环境恶化、城乡差距等社会问题凸显。政府必须重新审视公共政策,满足不同利益群体的诉求。这些问题的解决都依赖于公共政策核心价值理念的确立。在社会转型时期,以公共和谐作为公共政策价值理念,有利于各社会阶层、社会群体之间的协调与发展。公共和谐理念的提出,为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选择提供了新的视角。
3. 福的公共政策价值理念:公共幸福
近几年,公共政策学开始把幸福作为衡量公共政策优劣的一项重要价值标准。“公共政策研究领域的幸福是一种公共幸福,即大多数社会公众为了个体或集体的美好愿望,在创造以及享受劳动成果的过程中,基于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美满而产生的一种持久的、深刻的、美好的心理状态和心理体验。”随着幸福问题的深入研究,幸福理念正在融入各国公共政策的价值体系中。社会转型时期,我国一些城市开始加强了对公众幸福感的关注,这正是公共幸福作为公共政策价值理念的一个良好开端。
4. 理政策理念+公共和谐政策理念+公共幸福政策理念:以心为本
由人本位的管理升华到心本位的管理,其最大的区别是:人本管理强调的是来自外在引起的心灵感动;心本管理更强调内在心灵的自觉。管理的核心是“人”,管理的本质是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最高的管理可类比如“生命的管理”,而“生命的管理”是“没有管理的管理”,是一种最高形式的“管理”,也是多快好省的“管理”。物本管理的特点是人被外在控制的;人本管理的特点是人受外界感动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强调的是“我对你好,你也应该对我好”;心本管理的特点是人是内在的自觉,一切都出自内在的自觉。往最好的方向去努力,最严格的要求,才能获取最大的超越以及最大的幸福。“综上所述,心本位管理阶段就是由外在的控制到外在的感动,再到内在的自觉这样一个过程。心本管理的理念,实际才是真正把握了人本管理的核心。”因此,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公共政策价值理念的定位应该是一种“以心为本”的价值理念,具体表现为公共治理的公共政策理念、公共幸福的公共政策理念和公共和谐的公共政策理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种公共治理的公共政策理念的体现;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层面的价值理念,这是一种公共和谐的公共政策理念的体现;公共治理和公共幸福的公共政策价值理念离不开公共幸福的公共政策价值理念。
参考文献
[1]陈振明.政策科学:公共政策分析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吴甘霖.心本管理[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
[3]苗振国,孙萍.基于幸福理论的公共政策价值整合[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7(6).
[4]张宁.以人为本的公共政策价值理念研究[D].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2010,11.
[5]黄建钢,骆勋.新公共政策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6]吴丽娟,郑志平.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治理理念和公共政策[J].天津市经理学院学报,2010(2).
创新政策转型研究 篇6
国家“十二五”规划在能源利用、装备制造、文化产业发展等多项规划中倚重科技创新, 在新的历史时期和经济发展背景下将科技创新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近年来, 唐山市依托曹妃甸开发和科学发展示范区建设, 坚持“存量调强”和“增量调优”理念, 围绕传统产业发展中的关键、共性技术, 重点开展区域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努力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 提升工艺技术和装备水平, 工业转型升级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唐山传统工业比重过大, 要彻底实现工业转型升级还需要在今后依赖先进科学技术完成唐山工业的三个转变:
(1) 依赖科技推进工业产品由技术链、产品链、价值链的低层次向高端发展。
以唐山市第一优势产业钢铁行业为例, 经过70多年的发展, 现已形成集采矿、选矿、烧结、焦化、耐材、炼钢、轧钢、冶金机械、金属制品、钢铁物流等门类齐全, 衔接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 但从全市范围来看, 目前钢铁生产集中度为68%, 精品钢比重为65%, 行业集中度还有待提高, 特种钢、专用钢等钢铁深加工产品有待进一步开发。
(2) 依赖科技推进工业发展方式由资源依赖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
唐山市拥有开滦集团、陡河发电厂、大唐王滩发电厂、冀东油田等规模以上大型能源企业47家, 总资产超过1600亿元, 年利税100亿元以上, 是能源消耗大市。巨额能源消耗使得唐山市在资源储备、经济成本、生态环境等方面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因此, 下一步唐山在工业发展方式上须以科技创新为支撑, 加快节能技术开发和推广应用, 限制“两高”企业发展, 坚决淘汰落后产能, 引导相关企业合理兼并, 充分利用风力、潮汐、太阳能等绿色能源, 降低煤炭、石油等不可再生资源在终端能源消费中的比重, 提高资源利用率, 大力推进节能减排, 逐步实现工业发展方式由资源依赖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
(3) 依赖科技推进工业发展战略由内陆为主向内陆与沿海经济一体化转变。
我国东南沿海发展的成功经验表明沿海地区在对外交流与向内引进方面具有内陆地区不可比拟的优势, 更好的开放沿海、开发沿海经济对内陆经济具有带动作用, 而内陆则可以作为其腹地反向支持沿海经济的发展。内陆与沿海经济一体化有利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唐山作为老牌重工业城市和新兴的沿海港口城市, 拥有成熟的内陆工业体系, 同时坐拥曹妃甸港和京唐港两大交易平台和区域贸易中心, 需要引进科学的管理方法, 运用创新的规划理念, 科学分工、合理布局, 推进优势互补、错位发展。
2. 科技创新政策法规为唐山市工业转型升级保驾护航
近年来, 唐山市高度重视科技创新政策法规和法制环境建设, 规范性文件在唐山市工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核心技术研发、资金投入、税收减免、科研条件建设、科研奖励激励等方面对推进唐山市产业转型升级产生了积极效果, 进而推动了唐山科学发展示范区建设和创新型城市建设。
(1) 完善依靠科技创新推进资源型产业转型机制。
在淘汰落后生产能力的基础上, 依靠科技创新, 加快资源型产业生产装备、工艺、产品的改造升级, 攻克关键共性技术, 提升资源型产业的核心竞争能力, 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以钢铁、建材、化工、陶瓷、装备制造等支柱行业、骨干大中型企业为重点, 加强与世界五百强、大型央企合作, 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一批具有较大规模、较高技术含量和较强带动能力的高新技术和先进实用技术, 促进产业升级、结构优化。立足唐山实际, 选择一批最具市场潜力的高新技术项目给予优先支持, 培育开发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品, 迅速构筑产品优势和产业优势。
(2) 完善科技人才引进、培养与服务机制。
以人为本, 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 当前的市场竞争实质上已经演变为了人才的竞争。唐山市要摆脱传统产业的落后局面, 实现工业转型升级, 务须在人才的引进、培养和服务上做文章, 要确保各级各类人才“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笔者认为, 优厚的待遇和物质安抚仅是人才策略的一个方面, 除此之外, 良好的发展环境能为人才提供适宜的职业平台、广阔的职业成长空间和畅通的职业上升通道;优质的人文环境有利于学术氛围的养成、科学灵感的激发和创新意识的传播;和谐的生态环境能够为人才打造富有舒适感、归属感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应通过出台地方立法或其他规范性政策文件的形式, 竭力打造规范的、具有公信力和持久效力的人才引进、培养与服务机制, 营造有利于激发科技人才积极性和创造性, 维持科技人才队伍稳定性的环境。
(3) 完善有利于科技成果研发和转化的优质平台。
唐山在科技方面, 目前最大的薄弱环节是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结合不够紧密, 科技研发平台不多, 整体研发水平较低, 一些科技成果含金量不高, 没有真正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作为毗邻京津的城市, 唐山享有独特的区位优势, 不仅能与河北省内的高校、知名企业共建科研平台, 还可以根据实际需求与京津地区知名学府、先进企业建立联系, 共同搭建科研平台。
(4) 完善科技创新文化传播和科技创新意识普及机制。
为推进科普工作和提升科普效果, 唐山市于2012年印发了《唐山市科普基地建设指导意见》, 笔者认为, 相对于科技知识的普及, 科技创新文化的传播与科技创新意识的普及更为重要。应加大政策法规对于创新文化和创新意识传播普及的支持力度, 为唐山市推进科技创新, 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打造良好环境。
参考文献
[1]赵民革, 邱冬英.科技创新是首钢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根本支撑[A], 2006年宝钢学术年会论文集[C], 2006年
创新政策转型研究 篇7
政策是影响企业生存发展的重要因素, 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在国家和地方大力推进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的背景下, 一系列政策与企业转型升级的关联度不断增加, 对企业生存发展的影响也显著加大, 政策的研究运用日益得到企业的重视。但从笔者接触到的实际情况看, 南通市外贸企业在政策研究运用方面仍然存在较多薄弱环节:一是掌握的政策信息量少;二是掌握政策滞后时间长;三是关注政策的内容窄;四是对政策的认知浅;五是政策运用盲点多;六是在政策运用上思想僵化, 缺少创新。
为了充分发挥国家及地方相关政策促进企业转型升级的效应, 加快企业转型升级的步伐, 需要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共同推进企业对政策的研究运用。作为企业的财务部门, 必须切实做好以下工作:
一、以丰富政策研究运用内容为“关键点”, 着力提升政策研究运用的广泛性
财务部门在政策学习研究过程中, 不仅要重点关注与外贸企业直接相关的专项政策, 也要关注与外贸企业间接相关的普遍性政策;不仅要研究与企业财务直接相关的政策, 也要关注与财务间接相关的政策。基于这一要求, 外贸企业应该重点关注的政策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内容:
(一) 与外贸企业直接相关的专项政策。
如以财政专项资金为核心的外贸财政扶持政策、出口退税政策、关税政策、政策性进出口信贷政策、国际贸易融资政策等。
(二) 与外贸企业直接相关的普遍性政策。
如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财政政策、税收政策、信贷政策、资本市场政策等。
(三) 与外贸企业间接相关的其他政策。
如加工贸易政策中的保证金政策会直接影响企业的资金筹集、运用及财务费用;资源政策中的土地政策会直接影响企业在生产要素方面的投资成本;人力资源方面的劳动用工政策、社会保障政策会直接影响企业的的人力成本;环保政策会直接影响企业在节能减排方面的成本。外贸企业必须高度重视这些方面政策的研究运用。
二、以拓展政策信息渠道为“基础点”, 着力提升政策研究运用的开放性
掌握政策信息是政策研究运用的前提。为了更多、更快、更好地掌握政策信息, 充分运用好包括以下渠道在内的各种信息渠道:
(一) 网络。
随着政府行为的公开化、透明化和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政府部门对网络技术的广泛运用, 通过网络可以获得大量的政策信息。
(二) 相关的基层政府部门。
现实中, 大量的政策仍然主要通过基层政府的相关部门贯彻落实。因此, 企业必须与相关的政府部门保持密切的联系, 不仅要与外经贸主管部门保持联系, 也要与财政、税务、外管、科技、人力资源等相关部门保持联系。
(三) 相关的社会公共服务机构、中介机构。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完善, 社会公共服务机构、中介机构正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包括承担政府部门委托的一些实施政策的事务性工作, 如开展政策培训、审核项目材料、评估项目绩效等。这些机构具有信息渠道广、获取信息快、与相关的政府部门联系密切、对政策研究深入等特点, 与它们建立正常的合作将非常有益于企业对政策的研究运用。
(四) 有关方面如政府部门、行业组织、中介机构组织的政策宣传培训活动。
(五) 专业性报刊杂志, 如财政、税务、金融、财务会计等方面的报刊杂志。
(六) 企业内部的其他部门、人员。
企业的其他部门、人员在掌握与其本职工作相关的政策信息方面具有很多优势, 企业内部应该建立各部门政策信息共享的机制, 借助这样的机制, 财务部门在政策研究运用方面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以抢抓政策运用先机为“着力点”, 着力提升政策研究运用的敏锐性
提升敏锐性, 就要在政策研究运用过程中做到“快、透、准”。“快”, 即对政策信息的收集、学习、研究、运用要快;“透”, 即要吃透政策的精神, 准确把握政策的内容, 特别是准确把握政策的政策导向;“准”, 即准确判断政策对本企业、本行业的影响。要善于通过政策的研究, 敏锐地发现政策对企业现状和未来的影响、对企业的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不仅要能对政策的影响作出定性分析, 而且尽可能作出定量分析;不仅要能就某一政策对企业的影响作出分析, 还要能就多种政策对企业的共同影响作出分析。
四、以服务企业战略决策为“突破点”, 着力提升政策研究运用的前瞻性
随着国际国内环境的不断变化, 国家和地方的相关政策将会处于动态的调整完善之中, 每一次政策的调整或每一项新政策的出台, 都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许多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 甚至事关部分企业的生死存亡。许多企业往往要经过较长的时间来适应政策的调整, 从而给企业生存和发展带来不利影响。由于缺乏对政策的前瞻性研究, 一些企业的生产经营决策特别是一些中长期战略决策, 往往因为与相关政策缺少契合甚至违反有关政策而使企业处于被动境地。因此, 企业必须加强政策的前瞻性研究, 做到未雨绸缪。
五、以提升政策整体效应为“主攻点”, 着力提升政策研究运用的系统性
(一) 运用联系的方法研究运用政策。
企业在进行某项出口产品的研究开发时, 必须研究与该产品相关的产业政策、涉及该产品研发费用、收入的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出口退税政策、关税政策、信贷政策、知识产权政策等相关政策, 只有在系统、全面研究相关政策的基础上, 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
(二) 要重视政策运用的具体操作。
实际工作中经常出现因操作不当导致“制度财富”流失或发生“制度损失”的情况。因此, 企业不仅要注重研究政策的内容, 也要注重对政策操作性的研究。如出口退税政策, 相关部门对出口退税的申报方式、申报时间、申报材料要求、申报程序等操作性内容都有严格的要求, 企业在哪一方面、哪个环节操作失误都有可能导致出口退税的损失。
(三) 注重“政策筹划”。
在我国“政出多门”、各种政策对同一经济活动调节的重点、调节的力度、产生的影响都存在差异的情况下, 企业在进行决策时, 必须就相关政策的影响进行系统的、全面的研究, 尽可能放大相关政策的积极影响、回避或减少相关政策对企业的不利影响, 选取政策综合效应最大的方案。
六、以助推企业转型升级为“落脚点”, 着力提升政策研究运用的有效性
(一) 突出重点, 把握政策研究运用的针对性。
涉及外贸企业的政策很多, 企业必须了解和掌握大量的相关政策信息, 但不可能也没必要对每一项政策都去做深入的研究。在政策研究运用过程中, 必须关注的重点包括对企业发展战略具有重要影响的政策、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具有重要影响的政策、对企业财务状况具有重要影响的政策。在现阶段, 应特别关注、深入研究与外贸企业转型升级相关的重要政策。
(二) 找准实施政策的切入点。
国家和地方出台的推动企业转型升级的政策并非全部适用于所有企业或适用于企业的各个方面。企业必须从自身实际出发, 找准本企业运用相关政策的切入点。
(三) 由被动适应向主动适应转变。
企业在政策运用上必须打破传统的思维定式, 实施主动适应型策略。当某项对企业利好的政策出台后, 企业的现有条件如果不能符合政策的条件要求, 企业必须认真分析现实条件与政策要求的差距, 并对消除这种差距的可能性作出科学的分析判断, 只要可能, 企业就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改善企业的现状, 使企业符合相关政策规定的适用条件。
(四) 最大限度地实现“制度财富”, 避免“制度损失”。
一方面, 对于为企业直接带来制度财富的政策, 如出口退税政策、各种税收优惠政策、财政专项资金支持政策、无息或低息贷款政策等, 企业必须吃透政策, 认真做好落实政策的具体工作, 如及时申报项目材料、确保项目申报材料质量, 加强与有关部门的沟通协调, 保证政策落实到位。另一方面, 要做好政策的宣传教育工作, 帮助企业全体人员牢固树立法制意识、政策意识, 努力规范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 避免因为违反政策而受到行政的经济的甚至是法律的处罚, 给企业带来直接或隐性经济损失。
七、以增强研究运用能力为“支撑点”, 着力提升对政策研究运用工作的适应性
为了履行好政策研究运用的重任, 财务部门必须做到“五个到位”, 努力增强政策研究运用能力。
(一) 思想认识到位。
牢固树立政策观念, 不断强化政策意识, 从思想上真正重视政策研究运用工作。
(二) 人员到位。
财务负责人要亲自参与政策的研究运用工作, 部门内部要明确专人或设置专职岗位, 专事或兼任政策研究运用工作。
(三) 工作机制到位。
要明确政策研究运用工作的基本要求、工作流程、工作方法、保证措施等。
(四) 考核到位。
企业应将政策研究运用工作列入财务部门及有关财务人员 (岗位) 考核的内容, 对在政策研究运用方面取得突出成绩的人员也应给予奖励, 对工作失职造成“制度财富”流失或“制度损失”的人员给予必要的处罚。
(五) 工作能力提升到位。
创新政策转型研究 篇8
做好广东产业转型升级政策的顶层设计,营造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做好顶层设计。冲破传统思维、体制障碍、制度障碍,率先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行政管理、投资服务、科技创新服务等方面大胆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营造充满活力、富有效率的政策和体制环境,给产业转型升级“松绑”。改进政府管理和服务方式,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激活微观经济主体活力。
先行先试,争取国家权限下放。利用国家级自贸区和自主创新示范区“双自”联动的政策叠加效应,推动适应产业大变局的体制机制创新,争取从国家层面推动建设珠三角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并对珠三角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赋予“先行先试”政策,争取国家对产业扶持的相关权力下放。
加大财税、土地政策支持。改革财政投入方式,由补助贴息为主向政府股权投资、共有知识产权、创投引导基金等多种方式转变;利用贷款担保、贴息等多种方式,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和杠杆作用;尽量发挥有限税收政策资源的最大效能,推进区域税收政策及行业税收政策的落实和改革;实施差别化的供地政策,优先保障产业升级、重点项目用地需求;推动“海域使用直通车”试点,解决广东海洋经济发展的用地指标问题;推动财政资金由支持企业转向支持平台。
优化产业发展软环境。完善市场规则,促进公平竞争,注重产业政策制定的整体性和公平性;提高政府服务品质,营造法制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发挥协会联系政府、服务企业、促进行业自律的功能,为制定实施行业规划、产业政策、行业标准,提升企业素质,加强行业自律,推动行业交流与合作等提供有力支撑等。
着力优化存量,以智能化、绿色化手段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综合运用市场机制和经济、法律、环保等手段有效化解过剩产能。落实《广东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行动计划》,对行业准入等实行负面清单管理,严格控制钢铁、水泥和电解铝等产能严重过剩行业新增产能,对产能严重过剩行业项目一律不得安排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坚决淘汰高污染、高能耗的落后产能。因业、因地、因企制宜,按照企业主体、政府推动、市场引导、依法处置的原则,抓紧研究妥善处置“僵尸企业”的实施方案,建立国有和非国有“僵尸企业”数据库,深入精准摸查企业情况,以精准识别引导精准施策。
制定支持企业技术改造的配套政策。重点支持《广东省工业企业技术改造指导目录》内行业领域的扩产增效、智能化改造、设备更新、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和绿色发展。鼓励金融机构开发针对工业企业技术改造的信贷新品种,开设工业企业技术改造融资“绿色通道”。引导政府加大对技改的财政支持力度,鼓励有条件的地市设立技改专项,实施事后奖补政策。鼓励引导民间资本设立股权基金、产业基金、偿债基金、质押股权收购基金等,支持企业技术改造。支持企业上市融资,鼓励企业发债,吸引风险投资、创业投资等民间资本参与企业技术改造。
推动智能化改造。围绕智能制造成套设备及生产系统的改造,普及设计过程智能化、制造过程智能化和制造装备智能化。加快运用信息技术改造提升现有产业,支持企业信息化、智能化成果应用、新产品开发、新工艺应用。培育建设省智能制造示范基地,支持示范基地企业通过增资扩产、自主创新、提质增效等手段,推动一批智能装备整机、关键零部件和系统集成应用等项目建设。
推动设备更新。支持在电子、家电产品装配企业和家具、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行业购置先进适用设备,推广应用集多学科先进技术于一体的工业机器人装备。提升装备水平,推进优势传统产业企业实施设备更新和升级换代。支持广东工业企业优先购置和使用由本省首次自主研发和生产的集机、电、自动控制技术于一体的成套装备或核心部件,鼓励重大通用装备跨领域的首次推广使用。
引导绿色发展。推进节能降耗和清洁生产,支持传统产业企业淘汰落后产能,加快淘汰高污染、高能耗传统产业企业。实施工业锅炉污染整治及电机能效提升工程,用先进生产力替代落后生产力。在石油化工、钢铁、有色金属、造纸、电力、建材等高能耗产业实施电机能效提升工程和工业锅炉(窑炉)节能改造工程,推广国内外先进节能、节水、节材技术和工艺,积极发展循环经济。
加快培育新经济增量,以互联网新业态及高收入弹性新产业引领广东产业结构升级
(一)促进互联网新业态发展,打造经济增长新引擎
制定广东“互联网+”产业发展路线图。结合互联网产业链关键环节,加快制定实施广东“互联网+”行动计划及产业发展路线图,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智能机器人、物联网、3D打印与制造业、服务业的融合,在交通出行、房屋租赁、生活服务等领域构建分享经济平台,以关键领域重大项目为抓手,分阶段有序推动“互联网+”相关产业发展。
构建“互联网+”产业生态系统,通过打通上下游产业链加速互联网企业与传统产业企业的融合蜕变。鼓励跨平台融合发展,支持广东有实力的企业建立开放式的互联网平台,通过对产业链的纵向贯通和横向链际整合,构建平台运营商、终端设备制造商、网络运营商、应用软件开发商、内容服务提供商等合作共赢的全产业链生态系统,实现全产业链的高效整合。
(二)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培育新的产业增长点
建立新兴产业体验及研发基地,以先行先试带动新兴产业发展。以珠三角城市群为依托,在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等城市探索建立智能“生活社区”体验基地,推动智慧、低碳技术在社区率先示范应用,提供数字多媒体内容服务、家居设施监控、社区安防、节能控制、智能医疗等全方位的智能社区体验服务,促进“高收入弹性”产业新业态和新技术加速发展。
打造新兴产业集聚区,形成分工合作的产业布局。依托软件、信息、生物、新材料等国家高技术产业基地,打造集知识生产、传播、运用和营销于一体的知识创新区和知识经济带,带动生物医药、绿色低碳、智能产业、时尚产业、创意产业等新兴产业的集聚发展。依托广州设计港、国家网络动漫产业基地等,打造具有国际影响的创意产业基地。依托广东数字家庭国家产业基地,在全国率先形成“数字家庭”产业标准。
发挥“双创”的乘数效应,通过打造金融、产业与科技三链融合的“创新生态链”激活广东产业创新驱动的活力
加快形成促进产业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加快建立和完善创新人才的高效开发机制、创新资源的有效配置机制、企业自主创新的激励机制、区域创新合作与创新体系、产学研合作机制和科技成果产业化机制等。努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基于集群的区域持续创新体系,推进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加强自主知识产权保护;推动全产业链的技术改造。
推进“双创”平台及创新型产业集群建设。依托珠三角制造业基地吸聚全球“创客”的优势,联动打造众创、众包、众扶、众筹等创新平台,制定与创客、众筹等互联网创新模式相匹配的金融投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吸引全球互联网创新资源集聚广东。围绕高新区、专业镇、省级产业集群升级示范区、省级示范性产业转移园区,进一步加强产业集群创新网络建设。
创新和完善以“后补贴”为主的政府投入模式和以“效果”为导向的政府投入机制。通过股份制、合作制、委托制、科技服务外包、合同科研、政府采购、BOT等方式,建立优势互补、联合开发、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技术创新机制,也可以通过政府给中小微企业发放技术服务代金券的方式,鼓励企业购买平台的技术服务。
建立“科研院校—创新服务平台—产业集聚区企业”之间的联盟。加强科研院所及大型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及工程研究中心、技术中心等重大公共(技术)服务平台的共建共享与资源开放,将企业的产业共性技术需求和高校、科研院所的科技优势整合在一起,着力解决单个企业无法解决的技术难题。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省传统优势产业升级改造引导基金每年为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建设预留一定比例,加快科技创新资源与产业资本、金融资本的融合,破解“技术孤岛”困境。
优化技术平台与产业载体。统筹推进大宗商品交易平台、产权交易平台、公共(技术)服务平台等功能性发展平台建设。加强中小企业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建设。整合相关资源,重点支持一批产业共性技术开发、研发设计、质量认证、试验检测、电子商务、信息服务、资源综合利用、人才培训、第三方中介组织等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并支持现有公共服务平台的升级改造。
塑造广东“创新文化精神”,激发全民、全域创新潜能。培育“敢于冒险、崇尚创新、追求成功、宽容失败”的广东“创新文化精神”,以文化创新带动产业创新。重点培养企业家、创业者的开拓意识和创新精神,营造“人人想创新、个个能创新”的全域全民创新创业氛围和制度环境。
加快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促进产业大区域合作
推进广东与海上丝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模式创新。加强广东与东盟国家之间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支持广东企业参与东盟国家港口基础设施建设,在东盟“10+1”框架下,推动广东与南海周边国家(地区)联手建设海陆基对接和海洋跨区域合作的海洋现代产业链体系。建设广东-东盟产业转移园和中国-东盟产业合作示范区。选择IT制造、建筑陶瓷、家电三大优势产业,以印尼、新加坡、越南为重点建立产业转移园区。加快推进深圳-越南海防经贸合作区等经贸合作项目建设。在阳江、潮州、汕头、湛江、茂名等地建立与东盟对接的产业协作园区。
加强大区域资源整合。发挥广东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桥头堡和升级版中国-东盟自贸区的主力省的地位中的积极作用,构建环南海经济合作区。推进广东与港澳台及东盟的紧密产业合作,构筑联手推动产业链国际化的前沿国际空间;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贸合作模式创新,推动广东自贸区与升级版中国-东盟自贸区的政策对接;从财政支持、服务效能、先行先试、稳定出口、对外投资等方面促进外经贸发展。
支持企业对新丝路沿线国家“集群式”投资,建立投资服务大数据平台。实施“政府铺路+大企业拉动+民企开拓+集群网络”策略。完善企业“走出去”配套政策,提供口岸通关、人员出境便利化服务,发挥有实力大型企业的带动作用,引导中小民企通过参与大型企业产业链合作开拓市场,并为集群投资优先提供信贷支持。鼓励广东企业实施本地化战略,在当地形成集群生产网络,双向促进产业升级。成立“海上丝绸之路投资咨询服务大数据平台”,为企业提供各国市场与产品需求、贸易投资环境、风险规避、法律法规等咨询服务及深度投资数据分析服务。
多渠道利用华商的跨国经贸网络资源。积极参与组建“华商投资基金”,盘活华商基金以及华商的人脉关系和商业渠道。鼓励广东企业与沿线国家华商设立合作公司,嵌入当地产业链。积极引导华商到广东投资,以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建设为契机大胆改革创新,支持侨资设立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服务机构,扩大对侨资开放领域,允许侨资进入电力、电信等行业,吸引侨资参与设立医疗、新闻广电和数据服务等机构。
促进产业资本输出。探索通过立法手段保护和支持企业境外投资,建立起与国际惯例接轨的涉外法律体系和一套行之有效的地方对外投资法规,形成以法律、法规为准绳的市场经济运行模式。支持企业境外参展、拓展海外销售渠道,重点扶持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和一般贸易出口,积极拓展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出口新优势。
同步推进珠三角转型发展和粤东西北振兴发展,加快区域产业协调发展
夯实珠三角转型升级平台载体建设。珠三角地区要依托广东自贸区以及广州南沙、深圳前海、珠海横琴三大国家级战略平台,大力发展物联网、云计算、3D打印,智能电网、智能机器人等绿色智能化制造业,并带动研发设计、质量检验、会展业等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推动珠三角产业的整体升级。
以新的产业园区模式打造粤东西北振兴发展的新型载体。跳出珠三角传统园区发展模式,在粤东西北地区着力建设“三生(生活、生产、生态)相融”的第三代产业园区,按照第三代产业园区的建设标准对省级产业转移园进行跨越式升级改造,促使园区由功能单一的产业区向现代化综合功能区转变,强化产业链或产业集群中上下游企业间联系,完善产业配套;强化生态功能,形成“三生合一”空间形态。对省级产业园总体规划和产业规划进行修编,把其中部分重点建设或条件成熟的产业转移园建设标准提升到第三代产业园区水平。同时适度引入增量,在某些具有发展潜力的地区规划若干第三代产业园区。结合省扶持产业转移园提质扩容的相关优惠政策以及100亿专项资金支持政策,对第三代产业园区建设优先予以支持,特别是对园区企业创新重大项目、重要平台建设予以重点支持。
实施海上产业转移战略,着力建设珠三角、粤东、粤西三大海洋经济区,推动广东区域协调发展与产业转型升级,助力广东海洋强省建设。将广东“六湾区一半岛”的14个海洋经济主体区及佛山、肇庆、云浮、清远、韶关、河源、梅州等7个联动区联系起来,延伸海洋经济腹地。其中粤东海洋经济区重点发展临海装备制造、石油化工、海洋交通运输、海洋旅游业、现代海洋渔业等,粤西海洋经济区重点发展临海钢铁、石化和港口物流业,培育海水综合利用、海洋风电、海洋生物医药等海洋新兴产业,从而促进全省海洋经济的错位发展,构建合作共赢的海洋产业区域发展格局,进而推动全省区域协调发展。
创新“育才融智”机制,提升产业转型升级的智力支撑作用
立足于省内高端制造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智力需求,建立国际性智力精英的人力资源贮备库,以项目方式引进海外领军型科研人才,形成国际化的智力资本支撑体系。与国内外各种人才储备平台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建立招揽人才的国际网络。
充分发挥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在高层次人才培养中的作用,支持中小微企业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建设专业团队,引进既懂管理又懂专业、既懂市场又懂融资的复合型人才。以深圳“孔雀计划”、广州“红棉计划”、“1+N”人才政策等为蓝本,进一步完善创新型科技人才在居留、出入境、资助、教育、医疗、税收、知识产权等方面的系统化特惠政策。完善创新型科技人才选拔、考核、评价与奖励体系,建立以科技成果转化成效为主导的科技人才综合评价体系。继续探索推行技术、专利等知识产权入股制度和创新科技人才持股制度,打造国际性、高端化的“创新人才特区”。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努力培养企业家这一特殊人力资本;建立产学研用结合的实训基地,鼓励校企联合开展定制式人才培养。
创新政策转型研究 篇9
城镇化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已有1978年的17.91%上升到2014年的54.77%, 年均增加约1%, 城镇化建设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城镇化建设会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市民转变, 促进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 实现社会的和谐和进步。但是由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等诸多环境的制约, 我国在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大量农村转移劳动力仍然保持着农民的身份, 形成了庞大的“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 农民工在为城镇化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往往面临着住房、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诸多方面的问题。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4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7395万人, 比上年增长1.9%, 农民工数量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因而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我国城镇化成败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工问题能否妥善解决, 为此党和国家提出新型城镇化战略, 强调以人为本, 明确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是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
农民工的市民化是指农民工地域、职业、身份、行为方式的转变及新市民价值观的形成等“多位一体”目标的实现过程 (王竹林, 2010) 。[1]然而, 由于农民工数量庞大, 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过程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市民化成本问题。按照《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 》要求在2020年实现60%的城镇化水平, 推进近2亿“半城镇化”人口向市民转变需要新增超过50万亿的投资 (郑之杰, 2013) , [2]如此庞大的成本压力成为了阻碍农民工市民化的最大障碍。那么, 新型城镇化试点城市该如何设计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分担机制, 各参与方又该承担多少的成本?本文将对这些问题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
二、文献综述
成本测算和分担是农民工市民化研究的核心问题, 多数学者围绕这一热点进行了有益研究。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主要是指农民工到城镇定居生活并获得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和福利待遇所需要的各种经济投入 (单菁菁, 2015) , [3]主要包括私人发展成本和公共发展成本两部分。私人发展成本主要由个人承担, 包括生活成本、住房成本和个人社会保障成本;公共发展成本主要由政府和企业承担, 其中政府承担为主, 包括基础设施成本、公共管理成本、随迁子女教育成本和社会保障成本 (张国胜, 2009) 。[4]
据中国社科院 (2014) 发布的《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报告》显示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人均公共成本约为13万元, 进入城镇的个人每年还需支付1.8万元的生活成本和一次性10万元的购房成本。[5]申兵 (2012) 以宁波市为例, 从政府和企业为农民工提供均等公共服务的角度对农民工市民化成本进行了测算, 测算结果表明地方政府为农民工提供均等公共服务所需人均投入为13507.4元~25507.4元之间, 并在此基础上设计了政府、企业间的成本分担机制:中央政府加大对农民工集中流入地的支持, 地方政府和企业承担农民工劳动权益维护的成本。[6]王志章, 韩佳丽 (2015) 构建了农业转移人口、企业和政府“三位一体”的成本分担机制, 从随迁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医疗保障、养老保险、其他社会保障、保障性住房、城市公共成本六个方面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公共服务成本进行了测算, 测算表明人均支出额约为3.2万元。[7]杜海峰 (2015) 等人基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相关理论将市民化成本分为外部成本和私人成本, 将私人成本又分为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 并综合考虑农民工在城乡间流动可能对成本测算的影响, 利用广东省2009年~2013的普查数据测算得出农民工市民化的年度人均总成本为6.314万元, 并进一步分析指出政府是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推动者, 但不是成本的最大承担者, 农民工承担大部分隐性成本。[8]马继良和马洪福 (2015) 根据第六次人口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测算得出江苏省外来农民工市民化成本需要人均12.3万元, 政府和企业承担成本2/3左右的份额。[9]
从上述学者的研究中可以看出, 尽管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 采取不同的测算模型, 得出的结果存在较大差异性, 但在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分担上有几乎相同的分担机制:政府主导, 农民工参与, 企业配合。由于新型城镇化试点城市的市民化政策相比过去已有较大不同, 故有必要对该城市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进行重新测算, 武汉市作为首批入选新型城镇化试点的城市, 具有较大的代表性, 因而本文将首先构建合理的成本分担模型, 并集合武汉市具体情况进行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测算, 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
三、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模型
农民工分为外出农民工和本地农民工, 根据《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外出农民工16821万人, 平均年龄38.3岁。由于选择的农民工类型不同, 测算的成本结果也会不一样, 综合考虑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 本文选择外出农民工为代表进行测算, 并以此构建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分摊模型 (单菁菁, 2015;张国胜, 2009;申兵, 2012) , 如图。
对于上述成本分摊模型, 设定以下假设条件: (1) 代表性农民工为外出农民工; (2) 农民工平均年龄38岁, 工作到60岁退休, 寿命75岁; (3) 以2014年数据为基础, 部分数据使用2013年份数据替代。根据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模型, 采用分类加总法计算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 即Ct=Cg+Cf+Ci, 其中Ct表示市民化总成本, Cg、Cf、Ci分别表示政府承担的大部分公共成本、企业承担的部分社会保障成本、农民工承担的个人成本。政府承担的成本包括基础设施成本、城镇公共管理成本、随迁子女教育成本、保障性住房成本以及社会保障成本, 企业承担的成本为法律规定应当上缴的五险, 农民工应当承担的个人成本为个人保险支出成本、个人住房成本、城镇生活成本。
四、以武汉市为例进行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测算
武汉市是新型城镇化试点城市, 政府正积极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 在推进市民化过程各种, 市民化成本是需要政府考虑的重要事情, 本文接下来主要以武汉市2014年有关数据计算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
1. 政府承担的公共成本部分
(1) 基础设施建设成本。农民工转化为城镇居民后, 城镇道路、交通、环卫、电力等各类市政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维护会随之增加, 故而基础设施建设成本为新增加一个市民所需要的基础设施投资费用。由于数据收集的困难, 本文以城市每年新增的固定资产投资 (除去住房投资) 作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总投资 (张国胜, 2009) [4], 则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所需的人均基础设施建设成本为:
其中C1表示人均基础设施建设成本, ΔI为城市新增固定资产投资, N为城镇人口总数。根据武汉市统计年鉴 (2014) 显示, 2013年武汉市新增固定资产投资为15808277万元, 城镇人口5555992人, 由此可以计算得出武汉市内农民工市民化所需的人均基础设施建设成本C1=28453元。
(2) 城镇公共管理成本。城镇公共管理成本是指城市为容纳新的市民人口, 在城市日常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所新增加的资金。鉴于数据可得性, 本文仅选择一般公共服务、公共安全、文化与体育、城乡社区事务作为公共管理成本的测算主体 (单菁菁, 2015) , [3]则总的城镇公共管理成本为上述四种公共成本的加总, 人均城镇公共管理成本为:
其中C2表示人均公共管理成本, F1、F2、F3、F4分别表示一般公共服务财政支出、公共安全财政支出、文化与体育财政支出、城乡社区事务财政支出, N表示城镇人口总数。据武汉市统计年鉴 (2014) 显示, 2013年武汉市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179981万元, 公共安全支出662814万元, 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204258万元, 城乡社区事务支出1905361万元, 由上述数据计算得到武汉市内农民工市民化所需的人均城镇公共管理成本C2=7114元。
(3) 随迁子女教育成本。目前九年义务教育制度下教育经费主要由国家承担, 农民工市民化后随迁子女的教育成本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农民工子女进程所需要的人均新建校舍成本, 二是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上述费用加总后乘以每个农民工随迁子女数 (以外出农民工的少年儿童抚养比表示) 即为市民化的随迁子女教育成本, 计算公式为:
其中C3表示人均随迁子女教育成本, C3’、C3”分别表示人均新建校舍成本和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 α为外出农民工的少年儿童抚养比。
人均校舍建设成本以当年校舍建设财政支出除以在校人数计算, 但由于武汉市全市的数据难以获得, 故而选取东西湖区2014年具体数据作为代表进行计算。据《2014年度武汉市东西湖区教育局 (汇总) 部门决算》显示该年度城市中小学校舍建设财政支出为969万元, [10]另据《东西湖区2014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计算得出该年度共有中小学在校学生人数44607人, [11]则人均新建校舍成本C3’=217元。
借鉴张继良和马洪福 (2015) 的测算思路, 计算义务教育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公式为:C3”= (小学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6+初中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3) /9。根据武汉市教育局发布的通知, 2014年全市普通小学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为9755元, 普通初中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为16048元, [12]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费用支出C3”=11853元。
假设一对农民工夫妇抚养一个孩子, 农民工少年儿童抚养比α约为50%, 根据以上数据计算得出武汉市内农民工市民化中随迁子女教育成本C3=6035元。
(4) 保障性住房成本。假设农民工市民化后政府统一建设保障性住房, 然后低价出租给农民工, 则廉租房建设成本为政府承担的保障性住房成本。假设政府廉租房建设资金全部来自银行贷款, 每年还款固定金额, 分n年还清, 根据财务学投资现值计算方法, 每年的人均保障性住房建设成本为人均保障性住房建设成本乘以投资回收系数, 计算公式为:
其中C4表示年人均保障性住房建设成本, It、At、Av分别表示全年住宅开发投资金额、住宅施工面积、人均住房建筑面积, β、η、n分别为农民工廉租房覆盖比例、银行贷款利率、银行贷款期限;公式中第一个小括号内容表示人均保障性住房建设总成本, 第二个大括号内容表示投资回收系数 (即普通年金现值系数的倒数) 。根据国家统计口径, 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和较低收入家庭占所有家庭总数的20% (单菁菁, 2015) , [3]武汉市2013年住房蓝皮书显示全市人均住房面积35平方米, [13]基于上述数据假定农民工廉租房覆盖比例为20%, 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35平方米。根据《2013年武汉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 2013年住宅开发投资1250.78亿元, 住宅施工面积6225.75万平方米, [14]则单位造价约为2009元, 假设2014年的情况与2013年类似, 2014年武汉市商业银行5年以上贷款利率为6.55%, 以住房最高还款期限30年表示银行贷款期限, 根据以上数据, 计算得出C4=1124元。
(5) 社会保障成本。社会保障成本由政府、企业、农民工三方共同承担, 其中政府承担的部分包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方面, 计算公式为:
其中C5表示政府承担的社会保障成本, Cpe、Cue、Cml分别表示政府承担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部分。
农民工市民化后主要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其保险保费由企业和个人共同承担, 政府承担的养老保险部分为其退休后领取的保险金额与已经缴纳的保险费的差值的年平均值。假设代表性农民工从38岁开始缴纳养老保险金直至60岁退休, 按寿命75岁计算可领取15年养老金, 并假定职工平均工资年涨幅为10%, 个人账户养老金记账利率为4%。《武汉市2013年~2014年社会保险费用一览表 (中心城区) 》数据 (见表) 显示养老保险按最低基数计算得出总缴费571元/月, [15]依此可以计算出该农民工60岁退休时个人累计账户总额为659035元, 根据养老金计算公式可计算出该农民工每月领取13665元, 领取15年则政府承担的养老金成本为1800665元, 按4%的折现率折现到2014年并按该农民工工作年限22年分摊, 计算得到政府为社会养老保险的支出成本Cpe=34536元。
农民工市民化的失业保险是政府保障失业人员基本生活和促进再就业的资金支出, 人均领取年限为1年, 则失业保险计算公式为城镇失业率×失业保险金×12-失业保险费。2013年武汉市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52%, 中心城区失业保险金为910元/月, 表中显示应缴纳的失业保险费为57.64元, 由此计算得出政府为失业保险的支出成本Cue=327元。
最低生活保障为政府给部分低收入家庭提供低保, 新增一个市民的最低生活保障成本为当年政府提供的低保金额×低保人口比例。2014年武汉市中心城区低保标准为2400元, 新城区低保标准为2000元, 平均值为2200元, 低保人口比例为2.99%, [16]则政府支出的年均最低生活保障成本Cml=66元。
由此可以计算得出政府承担的年人均社会保障成本C5=34929元。
综合上述公共成本计算数值, 政府为农民工市民化所需承担的年人均公共成本Cg=C1+C2+C3+C4+C5=77655元。
2. 企业承担的社会保障成本部分
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测算中, 企业主要承担部分为法律强制规定应当上缴的五险, 其中养老保险承担比例为20%, 失业保险承担比例为2%, 工伤保险承担0.5%, 生育保险承担0.7%, 医疗保险成本8%。根据表2数据显示企业承担的五险费用每月合计约为623元, 即企业承担的社会保障成本Cf=7476元。
3. 农民工承担的个人成本
(1) 个人保险支出成本。个人保险支出主要是指职工“五险”中需要个人缴纳的费用。根据表中数据显示个人承担的五险费用每月合计约为228元, 则个人每年承担的保险支出成本为2736元。
(2) 个人住房成本。个人住房成本指农民工市民化后在城镇购买房屋每年需要支付的年人均成本, 计算公式为
其中Cib为年人均住房成本, P表示当年房屋造价, γ表示首付比例, 其余变量含义参照前文“保障性住房成本”计算公式中的变量解释。本文中假定农民工以城镇住房单位造价购买保障性住房, 这基本相当于当地经济适用房的价格 (单菁菁, 2015) , [3]其中按30%首付, 70%贷款来支付, 首付款按照还款期限均分。由前文“保障性住房成本”中内容可知, 武汉市2014年住宅单位造价为每平方米2009元, 人均住房面积35平方米, 廉租房比例20%, 贷款利率6.55%, 贷款期限30年, 根据以上数据可以计算得到Cib=3565元。
(3) 城镇生活成本。城镇生活成本是指农民工市民化后每年用于日常消费支出的增加额, 包括衣、食、住、行、娱乐等消费支出增加额。基于此, 本文使用城乡人均消费支出差额来衡量农民工市民化后的城镇生活成本, 计算公式为:
其中Cil为城镇年人均生活成本, Cu、Cr分别表示城镇年人均消费支出和农村年人均消费支出。由于本文选择的代表性农民工为外出农民工, 武汉市内农民工来自全国各地, 故而以武汉市城镇人均消费支出表示Cu, 以全国农村人均消费支出表示Cr, 根据武汉市统计年鉴 (2015) 和全国统计年鉴 (2015) 可知Cu=22002元, Cr=8383元, 由此可计算得到Cil=13619元。
综合上述个人成本计算值, 农民工需要承担的年人均个人成本Ci=19920元。
4. 农民工市民化的个人成本综合
根据上述各参与人的成本计算结果可知武汉市农民工市民化的年人均总成本为105051元, 其中公共成本85131元 (政府承担77655元, 企业承担7476元) , 个人成本19920元 (由农民工个人承担) 。2013年武汉市农民工数量已达到200多万, [17]一次性实现农民工市民化会增加2101.02亿元的社会成本, 如此巨大的成本压力使得政府只能通过制定合理的政策, 分批有序地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
五、结论和建议
武汉市作为我国中部地区中心城市, 又是新型城镇化试点城市, 其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从上文结果来看, 尽管政府和企业承担了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约4/5的份额, 农民工承担的成本也仍然较高, 因此政府不仅需要考虑农民工市民化制度设计上的创新, 还应该努力提高农民工的生存能力。
第一, 中央财政应当大力支持农民工流入集中地区的财政支持, 建立以常住人口为依据的财政分成和转移支付制度, 鼓励地方政府在农民工市民化的公共成本方面投入, 加速推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第二, 地方政府应当推进农村宅基地、承包地的制度创新, 充分发挥市场力量, 推动农村各类资产的确权工作, 建立以土地资源为核心的农村资产交易平台, 促进农民工在农村的各类资源的资产化, 推动农民工“带资入城”, 提高农民工进城资本水平。
第三, 鼓励和推动进程农民工劳动技能培训, 提高农民工城市生存能力。目前农民工普遍没有接受过劳动技能培训, 劳动技能欠缺, 因而主要从事体力劳动, 由此获得的劳动收入相对较低, 这无形中会加大农民工在市民化过程中个人成本的承担压力。通过鼓励和推动农民工劳动技能培训能够有效提高农民工的工作技能水平, 增加其职业劳动收入, 从而减轻其市民化成本承担压力。
第四, 通过金融支持缓解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压力。实现农民工市民化所需要的总的资金庞大, 协同构建支持农民工市民化的金融政策体系和服务体系, 大力扩宽市民化成本融资渠道, 建设可持续支持农民工市民化的相关配套措施, 能够有效缓解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压力。
摘要：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 关键是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 而成本分担和测算是农民工市民化研究问题的核心, 政府、企业、农民工是市民化成本分担主体。使用武汉市2013年和2014年相关数据进行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测算, 测算结果为:武汉市农民工市民化的年人均总成本为105051元, 其中公共成本85131元 (政府承担77655元, 企业承担7476元) , 个人成本19920元 (由农民工个人承担) 。因此政府需要通过制定合理的政策, 分批有序地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中央加大对农民工流入地的财政支持, 政府应当促进农民工农村资源的资产化, 推动农民工劳动技能的培训, 通过构建金融支持体系来缓解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