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创新（通用12篇）
政策创新 篇1
张明龙教授撰写的《区域政策与自主创新》, 2009年8月已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 全书共65万字。该书是一部具有开拓性意义的专著, 它填补了中国如何运用区域政策促进创新活动研究的空白, 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决策参考价值, 为区域经济学和创新理论研究增添了一项重要成果。通览《区域政策与自主创新》全书, 我认为, 至少有以下几个明显特色:
一、通过深入调查研究提炼出核心内容
专著《区域政策与自主创新》, 是张明龙教授主持的, 浙江省社科规划重点课题《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区域政策支持体系研究》 (07CGLJ004Z) 的研究成果。
张明龙教授承担了课题研究任务后, 马上召开分工会议, 并负责制订课题研究计划, 组织派人外出调查。其他成员也作了相应分工。
课题组先后组织人员到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南京、西安、兰州、昆明、太原, 以及浙江省各地的有关科研单位和科技管理部门, 进行不同层次、多种类型的调查。在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兰州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云南财经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高校开展合作研究、参加成果交流会或学术研讨会、征询专家意见。还对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布法罗大学、加拿大乔治布朗学院、丹麦奥本罗国际商学院等国外高校进行学术访问和合作研究, 与国外学术界保持联系。同时走访了十多个较有代表性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工业园区, 还在台州考察了吉利汽车、钱江摩托车、海正制药、华海制药、仙琚制药、星星冷柜、苏泊尔炊具、飞跃缝纫机、中捷缝纫机、宝石缝纫机、杰克缝纫机、伟星管业、银轮机械、双环齿轮、三门变压器等科技创新业绩显著的企业。这样, 课题组着手从现实社会经济生活中搜集、整理有关资料, 博览与之相关的论著, 细加考辨, 取精用宏, 在充分占有原始资料的基础上, 抽绎出典型材料, 高度概括, 精心提炼, 形成课题报告的核心内容和思维脉络, 也为本书的写作奠定了基础。
课题组成员完成的阶段性成果, 已分别在《中国发展》、《理论导刊》、《科学管理研究》、《科技管理研究》、人大复印资料《科技管理》、《党政论坛》、《乡镇经济》、《开发研究》等刊物发表十多篇论文。2009年, 张明龙教授执笔完成“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区域政策支持体系研究”总报告。同年8月, 在总报告基础上形成的专著《区域政策与自主创新》公开出版。
二、拓宽学术研究的思路和视野
1. 该专著研究内容的基本观点。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科技投入大幅度增加, 技术创新能力显著提高。浙江省在全国较早提出“科教兴省”战略, 此后又进一步提出“科技强省”战略, 促使科技发展环境不断改善, 全社会科技投入逐年递增, 科技综合实力和区域创新能力实现争先进位。然而, 必须看到, 中国科技和经济增长的基础尚不稳固, 核心竞争力和产业带动能力提升缓慢, 原始创新和自主创新能力还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和先进地区。以浙江省为例, 许多企业由于缺乏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 不得不忍痛将大部分利润拱手让于别人。
影响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如原有科技发展基础薄弱, R&D投入占GDP的比重偏低, 缺乏技术创新意识等。中国现阶段科技发展基础不断改善, 科技投入逐步加大, 人们的创新意识也越来越强。在此条件下, 区域政策支持体系是否健全, 对创新能力提高的影响日益凸显出来。
以国家为区域单元展开分析, 可以发现, 无论超级大国, 还是其他主要工业国和新兴工业国, 都十分重视运用政策支持体系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借鉴国际先进经验, 为了推进中国创新政策支持体系建设, 建议着重做好以下几点: (1) 加强科技信用的政策体系建设, 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供良好的科技信用基础; (2) 加强推动科技进步的政策体系建设, 促进基础研究, 攻克前沿技术, 突破重大关键技术, 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 (3) 加强知识产权的政策体系建设, 构筑一个强有力的创新成果保护体系; (4) 加强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体系建设, 进一步加快发明创造的应用开发。
2. 该专著拓展学术研究的主要创新体现。
(1) 充实自主创新理论的内容。本课题率先把空间概念引入自主创新理论的研究, 以国家为区域单元, 分别把超级大国、其他主要工业国、新兴工业国作为考察对象, 分析它们自主创新活动的内涵、结构、特点、发展现状、地位作用、运行机制、存在障碍及其原因等理论内容, 并以不同国家区域条件下自主创新活动的共同点与差异性进行比较, 揭示自主创新活动在一定时空范围内的规律性, 为中国推进自主创新活动提供了丰富的国际经验, 也有利于深化中国自主创新理论的研究。 (2) 提高创新政策支持体系研究的科学性。文献检索结果显示, 已有论著绝大多数是从单项或几项具体政策角度, 而不是从整个政策体系角度, 分析如何促进自主创新活动。本课题的一个突出特色, 就是跳出具体政策的局限, 着眼于创新政策支持体系的整体, 分别从科技信用政策体系、推动科技进步政策体系、知识产权政策体系、科技成果转化政策体系四个子系统展开深入探索, 提高了研究对象的完整性和系统性, 从而使研究结论更加科学、合理。 (3) 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一条有利思路。以往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研究成果, 大多着眼于硬条件, 如增加科技投入, 鼓励创造发明, 改造工艺流程和技术装备等。本课题与此不同, 它由软条件入手, 着重从国家区域政策支持体系角度研究如何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也就是通过完善国家区域政策环境, 促使创新人才、科研经费、先进装备和高新技术产业等形成优化组合, 发挥更大的创新能量, 从而在同量投入或相似的硬条件下, 更好更快地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 (4) 为完善创新政策支持体系提供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本课题尽力借鉴世界各国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成功经验, 及时总结国内建设创新政策支持体系的已有成效, 同时通过系统探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财政、税收、金融、保险、产品、产业、技术、信息、土地、外贸、人才等诸多政策, 通过深入研究各种不同政策在功能、效益、时差、交替和主辅等方面的合理配置, 从源头上与结构上理顺创新政策支持体系的构成要素及其优化方案, 有利于形成合理的对策建议。 (5) 鼓励民营经济创新活动, 特别对促进民营经济自主创新成果转化和知识产权保护的政策研究, 具有一定超前性。本课题以民营经济发达的台州市为案例, 把鼓励民营经济创新活动的有关区域政策, 作为特色内容之一进行研究。台州促进当地创新活动的政策支持体系的建设成果, 不少内容是在实践中摸索形成的, 具有原创性质。特别是台州注重政策支持体系的前后时差配合, 注重不同政策的调节功能配合, 既是成功的实践活动, 又对理论研究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由此深入探索, 易于找到完善创新政策支持体系的新办法。
三、具有较大实践应用价值和社会影响
1. 该专著的实践应用价值。
(1) 该专著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角度, 系统审视了中国现有的政策支持体系, 并为及时消除其内涵的不足或缺陷, 由源头上提供一套新思路和新措施, 既有利于构建促进创新活动的区域政策支持体系, 又为丰富创新原理与管理理论提供必要补充和典型案例。 (2) 该专著从促进创新活动的政策类型角度, 着重分析了中国的科技信用政策、推动科技进步政策、知识产权政策、科技成果转化政策, 进而提出一整套完善创新政策支持体系的对策建议, 有利于理顺法律、财政、税收、金融、保险、信贷、土地、经贸、技术、工商管理、知识产权、新闻出版、中介服务和行政管理等部门支持创新活动的关系, 可为各地在运用政策合力促进创新活动方面提供决策参考。 (3) 该专著从提升创新实力的政策结构角度, 分别考察了统领性政策、系统性政策、时差性政策、多样性政策、交替性政策等不同类型的科技创新政策, 可为优化支持创新的区域政策结构及其功能配合提供理论与实证依据。
2. 该专著阶段性成果的社会影响。
通过文献检索可以发现, 该专著部分内容作为课题阶段性成果, 以论文形式发表后, 被CPCI-S检索、转载、辑目, 以及被其他学者加以引用、列为参考文献的情况, 大体如下: (1) 以本书465—506页内容形成的论文《Positive Analyses on the policy support system for promoting the civil innovative activities———The case study of Taizhou China》, 中译为《促进民间创新活动区域政策支持体系实证分析———以台州为例》, 被原科学技术会议录索引ISTP新版 (CPCI-S) 检索的证明; (2) 以本书321—328页的内容形成的论文《加强科技信用制度建设的思索》, 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科技管理》2008年第1期全文转载; (3) 以本书310—318页的内容形成的论文《科技项目的失信行为与治理对策》, 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科技管理》2006年第9期全文转载; (4) 本书294—301页的内容形成的论文《中国科技信用管理制度建设纵向考察》, 被《新华文摘》2008年第20期辑目; (5) 引用《加强科技信用制度建设的思索》的论文:林江鹏《和谐的科技诚信体系运行机制研究》,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0年第2期; (6) 引用《科技项目的失信行为与治理对策》的论文:徐华《中国科技信用体系建设研究进展》, 《科学与管理》2008年第4期; (7) 引用《科技项目的失信行为与治理对策》的论文:王明明、朱军、赵宝元《科技项目立项中的信用缺失及其应对机制研究》,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8年第5期; (8) 以本书104—107页的内容形成的论文《德国创新政策体系的特点及启示》, 被刘江翔《论科技创新与政府服务功能的完善》在《闽江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引用; (9) 引用《德国创新政策体系的特点及启示》的论文, 还有刘江翔《海西科技创新的公共行政平台研究》, 《闽江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
当然, 该专著作为一家之言, 不可能把研究涉及的问题都分析得很透彻。与其他许多学术专著一样, 该专著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例如, 有的见解有待进一步完善, 有的说理需要更加清楚、明确。另外, 创新政策支持体系的内含系统还可以进一步细分。这些问题, 只有留待今后的专著再深入研究了。
摘要：《区域政策与自主创新》以国家为区域单元, 依据先国际后国内的顺序, 深入探索超级大国、主要工业国和新兴工业国运用政策增强创新能力的措施及成效, 进而着重研究中国如何运用科技信用管理, 怎样通过建设创新政策支持体系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该书密切跟踪世界前沿创新成果, 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科技信息, 为遴选研究开发项目和制定科技政策提供重要参考。
关键词：区域政策,科技政策,自主创新,科技信用管理
政策创新 篇2
一、大众创新创业呈现出新特点
一是创业服务从政府为主到市场发力。
二是创业主体从“小众”到“大众”。
三是创业活动从内部组织到开放协同。
四是创业载体从注重“硬条件”到更加注重“软服务”。
五是创业理念从技术供给到需求导向。
二、新型孵化器是科技服务业发展的一支重要新兴力量
自2009年以来，在北京、深圳、武汉、杭州、西安、成都、苏州等创新创业氛围较为活跃的地区涌现出创新工场、车库咖啡、创客空间、天使汇、亚杰商会、联想之星、创业家等近百家新型孵化器。
类型
一是投资促进型。二是培训辅导型。
三是媒体延伸型。四是专业服务型。
五是创客孵化型。
三，国务院出台五条政策，鼓励创新创业
政策一
鼓励地方设立创业基金，对众创空间等的办公用房、网络等给予优惠。对小微企业、孵化机构和投向创新活动的天使投资等给予税收支持。将科技企业转增股本、股权奖励分期缴纳个人所得税试点推至全国。
解读
这将给小微企业带来“真金白银”般的实惠。由于小微企业往往创业资本少，风险承受能力低，税费方面的优惠将给“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带来动力。
政策二
创新投贷联动、股权众筹等融资方式，推动特殊股权结构类创业企业在境内上市，鼓励发展相互保险。发挥国家创投引导资金的种子基金作用，支持国有资本、外资等开展创投业务。
解读
这是以创新的模式支持创新。比如股权众筹、种子基金等都是随着形势发展需要提出的.新概念、新方式，体现了与时俱进。鼓励国有资本和外资开展创投业务，可以扩大资金来源和融资范围。
政策三
取消妨碍人才自由流动的户籍、学历等限制，营造创业创新便利条件。为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成长留出空间，不得随意设卡。
解读
这是一举两得之策。取消对人才发展的限制既能解决人才就业问题，又让小微企业的人力资源得到充分补充。
政策四
盘活闲置厂房、物流设施等，为创业者提供低成本办公场所。发展创业孵化和营销、财务等第三方服务。
相信
这为创业创新提供了便利条件。盘活闲置厂房、物流设施等，为创业者提供了低成本办公场所。发展创业孵化和营销、财务等第三方服务。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有助于进一步解决小微企业“创业难”问题。
政策五
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激发市场活力、推动“双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通过打造信息、技术等共享平台和政府采购等方式，为创业创新加油添力。
解读
兰州新区：创新靠政策支持 篇3
据郝远介绍，2015年，兰州新区完成生产总值125.8亿元，增长29%；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00亿元，增长15%；完成地方公共财政收入9.18亿元，增长50.4%。2015年8月28日，兰州新区兰白科技创新改革实验区孵化中心正式投入使用，面向海内外招贤纳才、引智引资。按照甘肃省委领导“将产业孵化大厦打造成集研发、中试、转化、交易、服务于一体的兰白试验区孵化中心”的指示，以及“构建‘创业苗圃+孵化器+加速器+产业园’全产业链创新孵化培育体系”的要求，兰州新区以高起点、高规格、高标准、高质量，建成的设施一流、创意一流的现代化多功能产业孵化大厦，总建筑面积达28.1万平米。为充分吸引人才和企业进驻，兰州新区竭尽全力，通过政策、感情、事业、服务全方位留人。新区制定相关管理办法，对企业入驻条件、入孵流程、孵化服务、孵化管理和毕业条件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给予各种便利。同时，在房租减免、住宿配套、平台建设、项目扶持、融资贴息、餐补和交通补贴等方面，均出台系列普惠政策，充分降低了企业创业成本，帮扶创客解决生活和工作中的燃眉之急。
郝远说，兰州新区目前编制完成了兰白试验区兰州新区建设规划、工作导则和评价指标“三位一体”的指导体系，制定出台了《兰州新区鼓励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实施办法》、《兰州新区产业孵化大厦入孵企业配套政策》等改革文件；出资2亿元参与设立兰白科技创新改革试验区技术创新驱动基金，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支持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发展，鼓励高科技中小微企业发展，特别是加快兰州新区产业孵化中心建设，着力打造集科技研发、中试、转化、交易、服务于一体的辐射甘肃乃至西部的孵化航母。他认为在兰州新区的建设发展中，要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全面理清科技创新思路，规划好研发路线，谋划好研发项目，搭建好创新平台，整合好科技资源，通过完善政策措施，吸引各类要素集聚。
政策创新 篇4
需求面创新政策成为政策实践的重要方向
需求面创新政策就是指通过为创新增加需求、改善促进创新吸收的条件,提高对市场需求的认知等途径,刺激市场的出现或重构新的市场。需求面创新政策的目的在于营造有利于创新的市场环境,加速实现创新扩散。尽管需求和市场在促进创新方面的作用早已经存在,但需求问题之所以受到当前多个国家政府的高度重视,背后体现的创新需求和创新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
社会公共需求日益强烈,创新需求从竞争领域扩展至公益领域。OECD各国在健康、安全、人口老龄化和环境等领域的社会公共需求日益强烈,希望通过需求面政策来激励创新,从而提高公共财政支出的生产效率。报告表明,OECD成员国的需求面创新政策大多应用在那些单靠市场机制所不能满足社会需求的领域(如健康、环境),或在私人和公共力量相互作用的领域(如能源供给、交通)。在这些领域,很多国家所采用的需求面政策降低了市场风险,避免了过度分散,在不损害竞争的前提下有效地拉动了需求。
创新模式发生重大变革,线性创新模式逐步转变为基于价值链的创新扩散。原有的线性创新模式是从一项发明、发现或者革新活动开始,依次经过研发—实验发展—应用开发—中试—小试—市场化—大规模应用。基于价值链的创新扩散,是由价值链、知识网络和创新系统连接在一起,由创新者、供给商、消费者等多个主体参与完成的创新活动,在这个价值链内,不同的参与者都在寻求价值最大化。供给与需求两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变得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快速。需求面创新政策通过不断激励和创建新的需求,推动创新扩散,促进研发端与使用端的信息交流和互相影响。
科技创新的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领先市场将赢得先机。一旦新的技术占领了市场,就被赋予“领先市场”的特征,领先市场可以为研发企业创造高于平均利润的超额利润。能够成为市场先行者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创新并不单独由技术优势引起,还受包括竞争者、消费者和政府规定等市场因素的影响。其他国外市场对创新的资源配置能力等都可以影响到领先市场的形成。
需求面创新政策具有多种形式
OECD成员国从政策战略、政策框架上高度重视并积极推行需求面创新政策。主要包括:公共采购、政策法规、标准政策、消费者政策、用户导向型创新计划以及“领先市场行动计划”等。
各国的创新政策用以促进知识资源与商业需求的整合与转化,通过促进知识应用,实现产业需求与公共研究(供给)的匹配。一方面,实施需求导向的科研计划,从研发源头实现产学研联合开发。另一方面,促进公共研究部门对企业的创新服务,加快公共研究部门的知识扩散。
各国的创新政策还用于创造新技术、新产品的市场,降低企业的技术风险、市场风险,缩短技术转化的时间。其中利用公共采购政策促进创新是最为普遍也是最为成熟的政策工具。第一个层面是在常规性公共采购中,将与创新相关的标准纳入到采购过程中,通过大规模产品和服务的采购来淘汰落后、引导全社会的创新活动。第二个层面是在公共服务领域的战略性采购中,对特定的技术或服务进行公共采购。采购的目的是满足政府交通、国防、健康等公共需求,采购的内容是尚不存在的产品、服务或系统方案,促进企业在一定时间内对创新型技术的开发和应用。第三个层次是直接对研发的采购,也就是在研发的前商业化阶段进行采购,填补企业研发初期的资金不足和研发后期的市场需求不足的问题。各国的政策实践中较为常见的是政府对中小企业提供购买其发展中的创新产品或服务的保证。
各国政府还致力于营造以创新为导向的政策环境,间接地激励和促进创新的发展。一是合理设立和调整技术标准,引导新的技术需求,促进技术进步。二是利用健康、安全、环境等限制性法规,对创新性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产生直接影响。三是实施领先市场战略,采用综合性的政策措施,培育和发展新的产品和市场,支持企业抢占国际市场。另外,许多国家还根据各自不同的国情,加强宣传与培训,提高消费者的创新需求。
需求面创新政策实施需要科学的设计
与供给面创新政策相比,需求面的创新政策总体上还处于探索和试行的阶段。许多OECD国家政府加强对创新政策的有效评估,最大限度扩大政策计划的正面影响,同时尽量缩小对市场的干扰。由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复杂互动,需求面创新政策遇到一系列的挑战。
创新本身的复杂性与政府的有限能力。创新活动的本质具有内在的不确定性,面临巨大风险。政府为了拉动预期需求,需要实施具有预见性的政策措施。虽然通过监测国际市场、科学和技术领域的发展,或通过广泛开展国际合作来提高对市场发展的监测和跟踪能力,但是预测市场发展依然是极为困难,且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
技术路线的多样性与政府选择的有限理性。由政府来纠正市场失灵,同样可能面临政府失灵的困境。另外,由政府主动驱动刺激技术创新,还可能受到原有技术的封锁和垄断。政府需要做出对现有技术或是新兴技术创新的支持。
多主体的参与和政府部门结构的复杂性。需求面创新政策与供给创新政策相比,政府需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调动和协调政府内部、政府与私人部门、政府与社会组织等各个参与者的利益关系。需求面创新政策要求政府公共部门在推动创新过程中要承担更为重要的作用,也面临着更大的压力和挑战,要求公共部门提高相关能力,加强组织协调。
对我国完善创新政策体系的启示
我国已经到了完善需求面创新政策的重要阶段。有研究证明,在国家或地区逾越温饱线、开始向全面小康甚至富足阶段迈进过程中,社会公共需求增长率逐步高于社会总消费增长率。在人均GDP 1 000美元之上的发展期,社会开始了公共需求超速膨胀的扩张局面。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2003年,我国人均GDP首次突破1 000美元,达到1 090美元。2011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5 083元,按照平均汇率折算为5 432美元。国民经济实力的快速提升令社会步入公共需求大幅度增长与深刻变化期,健康、交通、资源等公共领域对创新的需求日益迫切。因此,需要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运用需求面创新政策杠杆,拉动相关技术的开发与应用。
应对激烈的国际竞争需要加快对新兴产业的需求拉动。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仍处于动荡、调整之中,全球科技领域的竞争格局也在不断变化。据统计,近10年来,印度、巴西、中国、韩国等新兴经济体的科技论文产出均有大幅度增长。同时,立足我国国情和科技、产业基础,确定了优先发展的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从领域上来看,我国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与美国、英国、日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的重点领域高度相似。可以预见未来的科技与产业竞争将更为激烈。从OECD国家的经验来看,这种竞争不仅是技术研发的竞争,更是“领先市场”的竞争。只有先期启动新兴技术的市场,扩大领先企业的规模生产,才能够提升创新产品和相关产业的竞争力。需要政府加大对新兴产业的需求拉动,加速新技术、新产品的吸收和扩散。
需求面创新政策需要强化政府组织协调能力。需求面创新政策的实质是政府在充分重视和调动市场力量的基础上发挥引导作用。因此,在政策实施过程中,涉及到众多主体的利益协调问题。这关系到需求面创新政策实施的成败与否。首先,政府与市场的协调。许多新的技术研发往往涉及到众多的中小企业,因此政策要从选择性政策拓展到普惠性政策。其次,政府部门之间的统一协调。科技相关部门的协调中,还应包括行业部门、财政部门等与科技部门的协调;中央各部门的协调中,还应包括中央和地方的协调;政府部门的协调中,还应注意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之间的协调。就科技相关部门来说,我国政府科技经费多头配置,缺乏统筹协调,各部门的科技拨款载体大多是科技计划、科技项目的形式,存在重复配置和资源浪费现象。因此,需要大力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加强科技管理部门在创新友好型需求政策的统筹协调能力。
需求面创新政策的实施需要创新政策工具。除了整体的创新战略、政策框架外,推动实施创新的需求面政策主要开发一系列的政策工具,拉动新产品和服务所需的市场需求和市场规模。“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强化需求面创新政策,最为重要的是创新政策的工具和手段。一方面,改革现有需求政策,增加创新导向。如芬兰年度公共采购大概为320亿美元,2009年芬兰政府修订了“政府公共采购战略”,其中就包含促进政府采购创新的指导方针。而2011年我国政府采购规模突破1万亿元,约合1 600亿美元,是芬兰的5倍多。更好地推行创新友好型的公共采购政策,将为我国技术创新注入更大的活力。另一方面,根据创新规律和特点,积极探索现有框架外的政策工具。如,“创新券”“未来远期约定采购”等。
摘要：通过对需求面创新政策实施的背景、对象、工具、评价等方面进行系统阐述,总结了各成员国在政策实践上的积极探索。发现其中许多重要思想值得我国借鉴,为我国完善创新政策体系、加快技术转移和应用提供了极为有益的参考。
支持创新创业企业政策!!精!! 篇5
财税政策30条的解读
1、加大创业担保贷款扶持力度：
符合条件的各类创业人员，可申请20万的创业担保贷款；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300万的创业担保贷款，政府给于同期贷款基准利率50%的贴息。
实施全方位风险缓释基金支持。鼓励银行金融机构向科技中小型企业提供展期贷款，政府在资源配置方面给于倾斜。暂不符合银行展期贷款要求的企业，凡是银行承诺续贷的，可向市、县科技部分提供申请，按照程序决策后，给于最长1个月的风险缓释基金支持和担保服务。建议再成立互联网企业，启动大学生做法人，有机会申请20万创业贷款。可以入住大学生孵化器。大学生自主创业人员招聘应届大学生，签订1年劳动合同并交纳社保，参照用人单位招用就业困难人员的社会补贴标准，给于最长3年的补贴。
1）对于易邻里、衣家、影院在线公司，是不是符合小微企业的定义，如果是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300万企业担保贷款，政府贴息50%。
2）对于首次领取小微企业营业执照、正常经营，并在创办的企业缴纳保险费12个月创业者，发放一次性创业补贴，1.2--1.5万。3）对于首次领取营业执照，正常经营1年以上的小微企业，吸纳毕业10年内的大学生，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职工缴纳保险4个月 以上，给于一次性创业岗位开发补贴，每人2500元。
4）需要去科技局确认：易邻里、衣家、影院在线公司是不是符合小微企业的标准，说列出的政策还有什么细则。科技局付雯雯电话8234544
2、鼓励利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
市级财政对科技中小企业以专利、商标权质押贷款给于贴息补助。牵头单位：市知识产权局
1）需要确认：易邻里是否是科技中小企业条件，是否可以用现有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
3、天使投资基金
潍坊市政府2015年出资设立天使投资基金，由市金控集团采用市场方式运作，首期基金规模3亿元。
1）市金控集团负责人：周国 电话***
办公地点：金融大酒店13楼
可以加强沟通联系市金控集团相关负责人，确认什么样的企业符合使用天使基金，可以让周总引荐其他投资人。
4、社会力量举办额众创空间
可支配中间在500平米以上，其中公共办公与服务场地面积不低于90%，属租赁场地，租期5年以上，配套宽带及必要的办公设施；以服务创客为主的创客空间，聚集活跃创客不少于100人，聚集活跃 团队的不少于20个；设立种子基金300万。1）需要咨询:种子基金的300万的来源。
2）社区在线影院可以参照打造，政府可一次性补贴50万。
5、鼓励发展社会化风险投资
对于在我市设立注册资本1亿元以上，且本地企业站其投资总额70%以上的股权投资类企业，3年内给于营业收入8%的补贴，最高累计不超过300万。
1）具体政策咨询：市金融办
2）集体下汽车产业园是否可以用这个政策。
6、支持创建高层次创业孵化基地
对于评估认定省级创业孵化示范基地、创业示范区，在省级奖补得基础上，市级按照省里的标准的50%给于一次性奖补。对于评定市级的创业孵化器，给于每处100万云的一次性补贴；其中直接购买或租赁已开发的闲置房地产楼盘作为创业孵化基地，奖补标准提高到200万。
2016年潍坊市政府投资17亿建设4个大学生孵化基地。1）具体政策咨询：市人社局
2）集团地产开发企业可以投标城建大学生孵化基地。
7、资助高端人才创业经费
对于技术研发能力较强、创业成果突出或科技创业项目能够引领创业发展、经营业绩较好，有望成为国家级、省级创新领军人才（团队）的，每年甄选一次，给于每人100万，团队300万的经费资助。咨询政策：市委组织部。
1）目前易邻里借助常海团队申请鸢都领军人才团队。
中小企业资金政策须创新 篇6
夏斌说，按传统分析方法分析，近几年的货币政策是宽松的，是扩张的，货币供应量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但企业得到的银行信用支持却远远少于海外部门和政府部门得到的信用支持；虽然近几年货币政策呈扩张性，但物价非但不涨反而下降，GDP增长呈平滑曲线，货币政策调控以货币供应量作为惟一的中介目标，是否仍经得起金融市场发展后的实践验证?货币政策调控受到挑战的原因是两方面的，从主体上说，经过20年改革，商业银行的利润目标和经营自主权的加强，在尽快降低不良贷款的压力下，贷款谨慎操作，是市场经济深化的必然，是无可非议的。中小企业的发展和扩大就业的目标，本不是企业化银行的追逐目标。从客体上说，一方面存、贷款利率的基本管制，另一方面货币市场利率自由化，必然驱使商业银行对信息不对称及风险较高的中小企业贷款采取谨而又慎的态度，是自然的市场行为。他们必然将相当部分资产用于利率自由化的市场和操作于其他有偿的中介业务。
基于上述因素，夏斌认为在近期贷款利率不能完全自由化以及国家对中小企业融资政策、投资咨询、财务培训等中介服务体系尚未基本健全之前，不能指望从根本上理顺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也就是不能对货币政策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的有效性持有不恰当的期望，特别是在有通货紧缩倾向的时期。在这一基本判断下，发展对我国就业及社会稳定极具重要意义的企业，必须进行社会融资制度的创新，特别是中小企业政策的创新。
当谈到社会融资政策的制度创新时，夏斌说，世界主要国家都鉴于中小企业发展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特殊作用，因此对中小企业的发展都予以高度的关注和支持。美国有20多部法律，日本有30多部法律，欧洲议会通过《欧洲小企业宪章》，专门以法律形式对中小企业加以扶植，我国人大去年也通过了《中小企业促进法》，现在关键是要抓具体政策制度的落实。夏斌还提出了中小企业股权融资政策，他认为，对投资前景不明、风险较大的企业股权融资，应通过创建创业投资基金或创业投资公司形式予以股权投资。对普通的中小企业股权融资，应创建二板市场，进行股权融资。通过创建二板市场，真正扶植经营前景良好的中小企业快速成长，待条件成熟，升到主板市场上市。
政策创新 篇7
创新券及其使用方法
创新券(Innovation Vouchers)政策是以中小企业创新需求为基础的一项政府创新投入政策。所谓创新券是针对本国中小企业经济实力不足、创新资源缺乏,高校和研发机构没有为中小企业服务的动力机制,而设计发行的一种“创新货币”。政府向企业发放创新券,企业用创新券向研发人员购买科研服务,科研服务人员持创新券到政府财政部门兑现。
2004年以来,欧洲的荷兰、意大利、比利时、爱尔兰、斯洛文尼亚、瑞典、瑞士、奥地利等国相继出台了创新券政策。荷兰作为最早实行创新券政策的国家,仅2008年至今已经发放了2万多张创新券。
创新券的类型
根据各国的不同情况和不同标准,创新券可以分为单一券、联合券、基本券、扩展券、一般券、专项券等类型。
单一券与联合券。荷兰、爱尔兰等国采用这种分类。单一券又称小额券,用来解决单个中小企业商业发展的技术问题。爱尔兰一份单一券的价值是5 000欧元,荷兰小额券的最高面值2 500欧元。联合券又称大额券,用来解决若干企业关注的共性问题。爱尔兰联合券采取若干单一券联合使用的方式,最多可将10家公司的单一券合并起来构成联合券,最高价值可达5万欧元。荷兰大额券则针对一个较大型项目,各参加企业联合填写一张表格申请补助金,其最高价值也为5万欧元。
基本券与扩展券。丹麦等国采用这种分类。基本券与扩展券是根据项目性质和政府出资比例而划分的。基本券用于以研究为基础的商业发展项目,确保知识从研究阶段转移到中小企业,40%由国家出资。扩展券提供给较大型的研发合作项目,用于找到现有问题的新的解决方法,25%由国家出资。
一般券与专项券。瑞士等国采用这种分类。一般券面向所有技术领域,专项券面向特定的技术领域。2009年,瑞士创新促进机构(CTI)推出中小企业创新券,面向所有技术领域,每张创新券7 500瑞士法郎。之后,鉴于企业的积极反应,为促进本国清洁技术发展,2010年,进一步推出了两个系列的创新券,第一个系列延续过去面向所有技术领域的形式,且面值保持不变;第二个系列则采用专项券的方式,专门给“清洁技术”领域的项目申请。
创新券的申报流程
申请资格。创新券是专门针对中小企业设立的,申请主体必须是中小企业,即雇员少于50人的企业。承接创新券项目的科研机构和高校一般仅限于公共或准公共科研机构与高校,以及一些大公司的研发机构。
申请方式。中小企业不需提供研究问题的详细项目计划,只需到指定网站填写申请表格,通过电子邮件提交管理部门审核。
管理部门。创新券的管理一般由主管创新的部门或非营利机构负责。荷兰由荷兰政府经济事务部下属的创新与可持续发展局负责,瑞士由瑞士创新促进机构(CTI)实施。
派发规则。创新券一般按照先到先得或随机方式分配。荷兰第一轮创新券的派发是在申请首日递交表格的1 044家企业中随机分派,类似抽奖或北京市汽车摇号机制。
报销规定。完成科技服务后,科研机构凭券及相关材料到财政部门兑现。相关材料包括项目活动基本信息,项目支出情况等。项目活动基本信息包括公司名称、提供服务的高校与科研机构名称、项目开始时间、执行期、项目联系学院、部门及提供的项目活动总结;项目相关支出材料包括国内外差旅费、材料费及其他必要的附件。
创新券的优势
实施创新券政策到现在只有五六年的时间,但效果较好,初步显现了这项政策的优势。创新券设立之初,提供创新服务的机构主要是公共科研服务机构。随着实施的深入,提供服务的领域和机构逐步扩展。荷兰在通过三轮试验后,实施领域已由工业向其他行业拓展,研究机构的选择范围也由公共科研机构放宽到准公共研究机构及一些有研究能力的大企业。创新券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发挥公共科技投入对中小企业创新的带动作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小企业在公平竞争中往往面临不公平的结果,完全依靠市场无法解决创新资源的合理配置问题。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不仅解决了国家大部分的就业,而且是国家创新能力的支撑。这就要求政府财政资金投入鲜明地体现公共性,不仅关注大企业、大项目,更要关注量大面广的中小企业,在市场失灵的地方促进中小企业创新。创新券政策较好地发挥了政府公共投入对中小企业创新的带动作用。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实行的是追赶型的政策,主要是集中财力、物力、人力解决“重点跨越问题”,这是完全必要的,也是非常有效的。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国力的增强,要注意从追赶型的特殊政策向创新券这种普惠型的公共政策转变,防止损害公平的竞争和垄断,解决自主创新中的“两极分化”问题。
引导高校、科研院所为中小企业服务
通过创新券政策,政府为中小企业降低了创新投入成本,为高校和科研院所增加了技术服务收益;而且在中小企业和高校、科研院所之间搭建了市场之桥,极大地调动了高校和科研院所服务企业的积极性。爱尔兰国家工艺设计学院为了吸引持券企业向该学院寻求合作,对创新券的具体使用给出更多优惠,提出企业可以通过若干接续性的创新券,获得高校为企业提供的持续改进方案,并在网上向企业展示其可以提供创新服务的具体领域,为中小企业寻求服务提供详细信息。荷兰代夫特科技大学、埃因霍芬科技大学则宣布,将为企业提供创新券面值一倍以上的科技服务。科研人员主动与企业联系,到生产一线寻找科研课题,并把科研资源导入企业创新活动。中小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的关系由之前的求之不得,转变为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主动推介与服务。
提高政府研发资金的使用效率
凡是创新券支持的项目,都是企业急需的开发与咨询、规划与评估、测试与认证等内容;项目实施的结果,都给企业带来了新技术和高附加值。这种研发,项目从用户需求中来,研究在企业生产中,不产生闲置的科研成果,更不存在成果产业化问题,这就从根本上消除了所谓科技成果转化问题,最大限度发挥了研发资金的使用效率。
创新券的投入和使用方式,使资金只能购买创新服务,避免了公共科技投入的流失;创新券在规定时间内如未使用,对公共科技投入不造成任何财务上的浪费;而且引导扩大了社会投资,增加了企业和高校、科研院所的创新收益,成倍放大了公共科技投入的效能。
我国具备设立创新券的条件
我国中小企业4 000多万家,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力量。但由于中小企业自身的经济能力、科研水平所限,大多数中小企业没有研发机构,对科技成果需求迫切但吸收能力有限。传统领域的中小企业创新能力不足问题更是突出。中小企业转变增长方式、实现创新驱动,迫切需要公共政策支持。
我国对中小企业创新的资助目前基本上集中在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的支持,支持方式主要以无偿资助、贷款贴息、资本金投入等方式开展。对数量众多的广大中小企业,特别是传统行业中小企业,还缺少有针对性的创新投入政策。创新券政策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而且我国已经具备了实行创新券政策的良好条件。
我国已经拥有世界最丰富的科技人力资源
丰富的科技人力资源为实行创新券政策提供了充分的人才基础。2010年,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达到5 700万人,本科及以上学历科技人力资源总量达到2 500万人,研发人员全时当量超过255万人年,3项指标均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位。出国留学人员是重要的人力资源,截至2010年底,以留学身份出国在外的人员超过127万人,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生源国。
在校本专科及以上学生是潜在人力资源。2010年,我国普通本专科在校生2 232万人,在读研究生154万人。
我国已经拥有众多的研发机构和科技中介机构
众多的高校、科研院所为实行创新券政策提供了系统的组织基础。2010年,我国有高校2 538个,科研机构3 696个,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机构16 717个。
截至2010年底,我国已成立技术交易服务机构2万余家,生产力促进中心2 032家,国家级技术转移示范机构134家,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346家。
我国已经拥有数量庞大的科技成果
大量的科技成果为实行创新券政策提供了深厚的技术基础。2010年,我国专利授权81.5万件,本国人发明专利授权量进入世界前三位;PCT专利达1.2万件,上升到世界第四位。2010年,我国科技论文被SCI数据库收录近13万篇,上升至世界第二位。
许多领域都取得重大突破。2010年,国家主体性计划实施12 610项,取得重大科技成果42 108项,国家级科技奖励356项。
我国已经具有充裕的公共财力
充裕的财力为实行创新券政策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我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1年,在已公布数据的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中,有23个的地方总产值过万亿元,约占全国的2/3,而广东省则达到5.3万亿元。全国财政收入超过10万亿元。“十一五”期间,我国财政科技投入保持了年均25%以上的增长幅度,2010年,中央和地方财政科技拨款分别超过2 000亿元,全社会研发经费达到7 063亿元。
关于我国实施创新券的政策建议
建议我国“十二五”期间实行创新券政策,先开展试点,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全面推行。
设立创新券专项基金。创新券专项基金资助所有类型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动。国家基金来源于中央财政专项;地方基金来源于各省(直辖市、自治区)财政专项。基金结构以地方基金为主。
在制度设计上注重地方资金与中央资金的配合,中央财政更多的是起到资金的引导作用,大量资金由地方通过多种方式筹集。在创新券类型上,中央资金可以联合券、扩展券为主,地方资金则可以覆盖全部券型。在创新券的使用上,各地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更灵活、更丰富的方式。
国家创新主管部门牵头组织。根据国际经验,该项工作均由国家科技或创新主管部门牵头组织。创新券的实施,欧洲虽然已有相对成熟的经验,但我国中小企业群体大、情况复杂、区域差异明显、技术承接能力弱,需要进行本地化设计,就资金支持规模、支持对象、支持方式、创新券形式、面值及资金筹措渠道等问题提出系统方案。
充分发挥科技服务机构的功能。我国中小企业量大面广,单纯依靠政府的服务不能满足千差万别的企业需求。必须大力发展创新服务业,充分发挥创新服务机构的功能,依托科技园、孵化器和各类生产力促进中心等创新服务机构实施创新券政策,由创新服务机构具体运作创新券基金,参与创新券设计、申请、审核、派发、评估、监管等全过程。
在中小企业密集、创新服务业发达地区先行试点。“十二五”前两年,可以在我国东部地区选择经济发展条件较好、中小企业市场化程度较高、企业较密集的省份,或创新服务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先行试点,如广东省、浙江省等。在试行1~2年的基础上,对创新券政策进行评估、调整、完善,争取“十二五”末在全国铺开。
摘要：介绍了创新券及其使用方法,阐述了创新券的优势,分析了我国具备设立创新券的条件,提出了我国实施创新券的政策建议。
政策创新 篇8
教育政策创新属于教育学 (教育管理学) 和管理学 (公共管理学) 的交叉研究领域, 同时也是公共政策创新的主要研究方向。所以, 对教育政策创新的研究, 应主要基于公共政策的视角进行研究, 而不是从教育管理学的视角进行现象的分析。鉴于此, 本文基于公共政策的视角, 同时结合教育管理的特点, 对教育政策创新的概念、涵义与必要性进行初步研究。
一、教育政策创新概念分析
目前, 在为数不多的教育政策创新研究成果中, 鲜有学者对教育政策创新进行界定。鉴于教育政策是公共政策的重要构成部分, 教育政策创新必然具有公共政策创新的普遍性。所以, 在分析公共政策创新概念的基础上, 结合教育政策的特点, 理解教育政策创新无疑是可行的途径。关于公共政策创新的内涵, 国内外学者有较多的研究, 但缺乏一致认可的界定。主要有如下几种观点:
1. 政策要素组合说。
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 (Joseph Alois Schumpeter) 从经济的视角把创新理解为“生产要素的新组合”[1]。参考经济领域创新的理解, 有学者认为公共政策创新是“政府对政策要素的新的组合, 即政府根据行政环境的要求, 主动改变既存的支持要素的组合形式, 创立一种具有积极社会价值的、新颖而适宜的政策要素组合形式的过程”[2]。在同样的意义上, 有学者界定公共政策创新是“公共政策要素新的结合”[3]。
2. 政策优化说。
有学者认为“政策创新是政府因应公共管理的使命之需求与政策环境的变化, 以新的理念为指导, 完善与优化公共政策, 以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有效解决社会公共问题的一种重要的政策行为”[4]。
3. 政策替代说。
有学者认为“公共政策创新是基于政策失效的情况下, 寻求新的政策组合方式, 选择成本小、收效快的组合路径, 探索良性的政策替代方案, 从而摆脱政策困境, 使适应相关制度环境的、新型的公共政策回到常态社会当中来, 以便有效地促进公共问题的解决和降低公共政策执行中的机会成本”[5]。在相同的意义上, 有学者结合社会转型的特点, 把公共政策创新理解为“基于旧政策老化失效的情况下, 寻求新的政策组合方式, 选择成本小、收效快的组合路径, 探索良性的政策替代方案, 从而摆脱转轨阶段的政策困境, 使适应相关制度环境的、新型的公共政策回到常态社会当中来”[6]。
4. 政策执行说。
有学者提出:“政策创新的实质是政府在政策执行中的决策、价值、观念、原则、思路、方法和手段的创新。”[7]
以上国内外关于公共政策创新的主要观点, 从各个不同的视角对公共政策创新进行了阐释, 无疑深化了公共政策创新的研究。但是, 有些理解值得斟酌。其一, 关于公共政策创新的主体。尽管各国政治体制不同, 创新的主体有差异, 但不限于政府。创新的主体应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管理部门。其二, 关于公共政策创新的方式。终结过时的甚至负面的公共政策无疑是创新。另外, 政策移植也是一种重要的创新形式, 类似的意义上有学者称之为“政策借用”[8]。政策移植是“寻求和实现政策价值、政策理念与政策知识的时空转移并促使其在新的政策环境和政策受众中产生效用的过程。政策移植是政策创新优化的重要路径之一”[9]。所以, 公共政策创新的形式不限于政策的终结, 还包括政策调整和政策移植。其三, 关于政策优化。政策优化是创新的途径, 有些政策可以通过优化实现创新, 而有些没有优化的价值, 只有终结。所以, 公共政策创新的途径不限于政策优化。其四, 关于公共政策创新的前提。公共政策在失效的情况下, 无疑需要创新, 这是一种被动型创新。但公共政策的本质和生命更应体现在主动型创新上。所以, 公共政策没有失效的情况下, 也同样存在创新的需要。最后, 关于公共政策创新的性质。公共政策创新既是理念, 又是行为和过程。理念创新是前提, 行为创新是本质和目的。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 本文把公共政策创新阐释为: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管理部门适应政策环境的变化, 以新的理念为指导, 通过优化公共政策构成要素, 移植、调整与终结公共政策, 以有效解决社会公共问题的政策行为与过程。
鉴于以上公共政策创新内涵的概念分析, 结合教育政策的特点, 本文把教育政策创新阐释为:以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为核心的公共管理部门, 为适应教育政策环境的变化, 以新的教育理念为指导, 通过优化教育政策要素的组合形式, 移植、调整与终结教育政策, 以有效解决教育问题的一种政策行为与过程。
二、教育政策创新的内涵
教育政策创新具有公共政策创新的普遍性, 同时又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准确理解教育政策创新的内涵, 应从以下几点把握。
1. 教育政策创新的主体是以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为核心的公共管理部门及个人。
教育政策创新是基于公共权力基础上的政策行为。在我国, 拥有教育决策公共权力的机构包括党委、人大和政府三大部门, 这三大部门都是教育政策创新的主体。鉴于教育决策更多以政府的行政决策形式出现, 所以, 以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为核心的公共管理部门是教育政策最主要的创新主体, 但不限于政府。把教育政策创新限于政府的观点和做法, 缩小了教育政策创新主体的范围, 客观上限制了教育政策的创新。公共管理部门是由人构成的组织体系, 创新的责任最终要落实到人的身上, 所以教育政策创新主体应包括拥有教育政策决策权的个人。明确教育政策创新的主体的意义在于, 落实教育政策创新的实际承担者和责任主体。
2. 教育政策创新的目的在于更好地解决教育政策问题。
为什么要创新, 理由很多, 有教育政策滞后于教育政策环境的需要, 有人的认识的深化, 教育政策的科学性不够, 或教育政策偏差或副作用的出现等等。这些理由, 归根结底, 是教育政策不能解决教育问题, 无法有效实现教育政策目标, 违背了教育政策的宗旨。为了实现教育政策的目的, 有必要对教育政策主体、内容、程序或手段进行调整。更好地解决教育政策问题, 是教育政策创新的根本目标。
3. 教育政策创新是一种边界行为。
所谓的边界行为, 是指教育政策创新受到价值、效率、政治政策系统和教育规律的约束和限制。其一, 价值边界。教育政策创新是主体对客体教育政策环境的反应, 是一种蕴含了价值评判的政策行为, 要受到价值标准的约束和限制。在目前的政策环境中, 教育政策创新要有利于教育公平的实现, 体现公平价值的要求。其二, 效率边界。教育政策创新需要成本, 教育政策总的资源是有限的, 教育政策创新总的原则是创新的收益必须大于创新的成本, 否则就失去了教育政策创新的意义。需要强调的是, 教育政策创新的收益主要是无形的社会收益。其三, 政治边界。这是由于教育政策的政治性决定的。教育政策创新是一定的政治体制下的创新, 所以教育政策创新必须服务、服从于政治体制的要求。我国当前的教育政策创新, 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最后, 教育规律的约束。教育政策创新和其他政策创新既有共同点, 又有特殊性。特殊性在于, 教育政策创新要满足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的要求。
4. 存在于整个教育政策的过程。
首先, 教育政策创新存在于整个教育政策过程。教育政策不仅是文本, 更是一个过程, 由教育政策问题的确认、教育政策目标的制定、教育政策方案的拟定和选择、教育政策的合法化、教育政策的执行和教育政策的评估、教育政策的终结等环节构成。教育政策不适应教育政策环境的要求, 既可以表现在政策方案上, 也可以表现在其他环节上。所以教育政策的创新可以存在于其中一个环节或几个环节上, 而不局限于政策方案的创新。其次, 教育政策创新是一个持续的没有终点的过程。由于教育政策环境的变化, 社会对教育的要求也会不断发生变化, 适应教育政策环境的教育政策经过一段时间后, 会逐步出现不适应的情况, 要求在原有的教育政策基础上继续创新。所以教育政策创新不是一蹴而就的, 而是一个持续的没有终点的过程。
5. 教育政策创新是适应教育政策环境需要的过程。
根据适应的性质, 适应可以分为主动适应和被动适应, 相应的, 教育政策创新也可以分为主动型的创新和被动型的创新。所谓被动型的教育政策创新是在教育政策环境的压力之下的创新, 也就是教育政策到了非改变不可的时候。比如, “文革”后恢复高考制度就是被动型的教育政策创新, 因为继续按照“文革”期间推荐上大学的政策, 显然无法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要。所谓的主动型教育政策创新是建立在教育政策主体未雨绸缪的基础上, 根据教育政策环境的发展趋势提前做出教育政策创新, 以适应未来教育政策环境的变化。遗憾的是, 建国后, 我国的教育政策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主动型创新, 这既是我国教育政策创新的特点, 也是教育政策创新的缺陷。
6. 教育政策创新是教育政策构成要素的重新组合。
根据要素、结构与功能之间的关系, 要素是结构的前提, 要素通过结构影响到功能。结构是核心, 决定功能。功能是结构的表现, 由结构决定, 但对结构有反作用, 会促使结构变化。要素、结构、功能形成鼎立统一关系[10]。这就是说, 在构成要素一定的情况下, 结构对功能具有决定作用, 结构不同, 功能不同, 同时功能对结构具有反作用。从结构与功能视角审视, 教育政策创新的原因就是教育政策的功能无法满足教育政策目标的要求, 必须提升教育政策的功能。提升功能的前提在于调整、优化教育政策的结构, 即优化教育政策构成要素排列组合的方式, 实现教育政策原结构无法实现的功能, 满足解决新的教育问题的要求。在这个意义上, 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 (Joseph Alois Schumpeter) 从经济学的视角把创新理解为“生产要素的新组合”[11]。
7. 教育政策创新是一种积极的政策变动。
所谓政策变动是政策系统对内部因素和外部环境的变化所作出的一种适应性变革。“但政策变动并非都是必要和正确的, 并非都是符合事物发展客观规律的, 也并非都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12]也就是说, 政策变动有积极的, 也有消极的。教育政策创新是一种积极性的政策变动, 具体来说, 教育政策创新是一种积极的、有价值的, 体现教育规律和公共政策规律的, 符合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社会发展方向的政策变动。在这个意义上, 教育政策创新, 不仅是一个事实判断, 而且也是一个价值判断的产物, 体现了一定的社会主流价值的诉求。
三、教育政策创新的必要性
1. 适应教育政策环境的需要。
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视角, 审视教育政策环境与教育政策分属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范畴, 教育政策环境决定教育政策, 教育政策对教育政策环境具有反作用, 适应教育政策环境需要的教育政策能推动教育政策环境的改善, 否则就会阻碍教育政策环境的改善。教育政策环境是不断变化的, 尤其是21世纪, 教育政策环境的变化日益迅速, 相应的要求教育政策要不断创新, 以适应教育政策环境的变化。从物质和意识的视角, 教育政策环境与教育政策分属于物质和意识的范畴。物质决定意识, 意识对物质具有反作用。相应的, 教育政策环境决定教育政策, 有什么样的教育政策环境就需要什么样的教育政策。而教育政策环境是不断变化的, 面对新问题、新矛盾, 客观上要求教育政策不断创新, 否则不但不能解决教育问题, 还会导致新的问题出现。
2. 增强教育政策合法性的需要。
合法性除了静态理解外, 还应有动态的理解。所谓静态的合法性即法律意义上的合法性, 指教育政策内容、程序与主体的合法性。动态的合法性即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并不仅限于‘与法律一致’, 而且还涉及公众对执政党或政府执政理念、意识形态导向、制度法规与政策, 以及施政行为及其后果的认同和接受的程度。”[13]显然, 公众对教育政策的认同和接受的程度是与教育政策环境紧密联系的, 随着教育政策环境的变化, 教育政策政治合法性呈现自然递减的特性, 也就是说政治合法性逐渐降低。为增强公众对教育政策的认同和接受的程度, 提高教育政策政治合法性, 要么改变环境, 要么对教育政策进行创新。显然, 教育政策创新是唯一可行的途径。
3. 教育政策主体认识的深化。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 教育政策是教育政策主体主观对客观的反应。既然是主观认识的产物, 教育政策目标的确定、方案的选择与执行等必然与主体的主观认识相联系。教育政策主体对教育问题的认识总体上是一个由浅到深, 逐步深入的过程, 作为主体认识的产物, 相应地也是一个由浅到逐步深入的过程, 既然人的认识不可能一步到位, 那么教育政策也不可能一步到位, 必然有一个通过逐步调整创新, 由不够完善到逐步完善的过程。以人才培养为例, “文革”期间只强调思想标准, 认为“红”即思想标准是人才的核心指标, “专”是第二位的, 所以出台推荐上学的政策。改革开放后, 基于社会发展的需要, 认识到只强调思想是不够的, 所以出台了通过考试、择优录取的政策。20世纪90年代, 认识到分数不能成为人才的唯一标准, 所以出台了素质教育的政策。以上大学录取政策以及人才培养政策的调整, 既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也是教育政策主体认识深化的结果。
4. 解决现实教育问题的需要。
改革开放30余年来, 我国教育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最近几年来, 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出现了不少以前不曾有的教育问题, 如教育的公平问题、大学生就业问题、大学招生问题、创造性人才培养问题等等。从政策学的视角, 任何教育问题都可以归结到教育政策, 要么是教育政策的质量, 要么是教育政策的缺位。既然教育问题的根源在于教育政策, 那么教育问题的解决自然要依赖于教育政策的创新, 创新教育政策内容、主体、目标和手段。如教育政策因循守旧, 不但不能解决教育问题, 而且会使问题更加复杂, 更加严重。
5. 公共教育利益外延的变化。
公共教育利益是教育政策的目标诉求, 教育政策是实现公共教育利益的方案。公共教育利益属于公共产品, 其外延范围是相对的, 具有稳定性和变动性。所谓的稳定性是指公共教育利益外延范围在一定的时期内基本不变。所谓的变动性是指, 由于教育政策主体主观认识和外部的政策环境, 尤其是政策资源的变化, 公共教育利益的外延范围总体上呈现逐步扩大的趋势。以九年制义务教育为例, 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教育投入的不断增长, 自2005年起, 九年制义务教育由理论上的教育公共物品变成了实际意义上的教育公共物品, 九年制义务教育成为政府部门向社会提供的福利。很明显,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公共教育利益的外延不是固定不变了, 公共教育利益的外延范围发生了变化, 作为实现公共教育利益的方案的教育政策无疑需要创新。
6. 避免教育政策滞后。
关于教育政策滞后, 目前还未见相关的专题研究, 在此参考公共政策滞后的理解[14], 把教育政策滞后界定为:在教育政策环境发生变化的情况下, 以教育行政部门为核心的公共组织未及时供给、调整或终结教育政策, 使教育政策远远落后于社会对教育政策需求的现象。以独立学院政策为例, 1998年, 自第一所得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批准的二级学院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成立起, 二级学院开始蓬勃兴起, 到2003年上半年, 全国各类二级学院达到360所 (王智起等, 2010) , 直到2003年4月, 也就是第一所二级学院诞生后5年, 教育部才制定出台了规范独立学院管理的教育政策。理论上, 随着教育政策环境的变化, 任何教育政策都有创新的必要, 不创新, 意味着教育政策的滞后, 导致新的教育问题, 像上述独立学院政策滞后, 就带来了培养质量下降, 办学秩序混乱等新的教育问题。
7. 实现教育和谐的需要。
教育现象是教育政策的结果, 教育问题的出现则在于教育政策的滞后, 未及时供给、调整或终结, 相应的, 教育和谐取决于教育政策的创新, 及时根据教育政策总体环境的变化, 及时供给、调整或终结教育政策。这里的教育和谐包括两层涵义:一是静态的, 是指教育政策和教育环境之间处于一种契合的状态。二是动态的, 是指教育政策和教育环境之间处于一种均衡的状态, 教育政策既适应教育政策环境的需要, 又担负起改造环境的功能。无论是静态的契合, 还是动态的均衡, 前提在于教育政策的创新。缺乏教育政策的创新, 教育无法实现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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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宁骚.公共政策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452.
坚持政策创新激发发展活力 篇9
1 综合施策, 小城镇集聚发展增动力
1.1 突出规划引领
制发了《小城镇规划编制审批管理办法》《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技术要点》和《专项规划编制技术要点》对小城镇镇村体系、用地布局、生态环境、传统风貌等内容作出明确规定。注重提高小城镇总体规划和专项规划的编制水平, 200个示范镇总体规划由省住建厅统一组织评审。全省实现小城镇总规全覆盖, 示范镇建成区控规全覆盖。
1.2 加大财税支持
四年来, 为支持小城镇设施和产业园区建设, 省财政累计下拨示范镇建设专项资金53.26亿元、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资金8.9亿元、小城镇产业发展贷款贴息资金2亿元;各市县配套示范镇补助资金86亿元。探索建立新型财税分配机制, 原则上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等地方小税留给示范镇;土地出让金净收益、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等非税收入, 除国家和省规定有明确用途外, 全部用于示范镇。
1.3 保障发展用地
各县 (市区) 每年新增的建设用地指标优先支持示范镇的发展, 省里每年为示范镇直供不少于5000亩的建设用地指标。通过土地综合整治、增减挂钩节余的用地指标和存量用地挖潜节约的土地, 优先保障示范镇重大项目和城镇发展建设需要。同时, 探索实行“租让结合、先租后让”的工业用地供应制度, 推行工业用地出让弹性年期制度, 最大程度降低项目建设成本。
1.4 创新发展机制
全省所有乡镇 (街办) 全部设立不少于5个行政编制的乡村规划建设监督管理办公室, 实现省市县镇四级村镇规划建设管理机构全覆盖。加大简政放权力度, 应放尽放, 赋予示范镇县级经济类项目管理权限, 扩大示范镇发展自主权, 增强对资金、技术、人才等关键要素的支配权。潍坊市示范镇全部建立独立财政, 临沂市示范镇党政主要负责人全部高配为副县级。
图1潍坊市寿光市羊口镇
1.5 严格督导考评
印发了示范镇考核办法和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明确了7个方面46项评价指标。每年组织省城镇化工作领导小组34个成员单位对示范镇建设工作进行考核, 通报综合考核排名。对考核优秀的前10名予以资金奖励, 对排名后10位的进行通报批评, 连续两年达不到发展目标要求的取消示范镇资格。四年间, 共有28个示范镇被通报批评、约谈主要负责人。
2 落地成金, 小城镇提质增效结硕果
2.1 镇域经济快速发展
2012~2015年, 全省小城镇地区生产总值、地方财政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幅度分别达到12.9%、17.2%、9.6%。其中, 示范镇相应指标年均增长幅度分别达到23.9%、33.4%、15.6%, 远超过同期全省小城镇增长幅度。2015年, 示范镇实现地方财政收入441亿元, 同比增长32.8%, 比建制镇平均增幅高9个百分点。2个镇进入全国百强镇行列。
图2泰安市新泰市西张庄镇
2.2 镇区规模迅速扩大
小城镇集聚和辐射能力不断增强。2015年底, 全省小城镇建成区面积、镇区常住人口分别比2012年扩大631平方公里、486万人。其中, 示范镇相应指标分别增长296平方公里、236万人, 占全省增长总量的46.9%、48.6%。全省小城镇镇均人口1.9万人, 为全省城镇化率贡献了23.2个百分点, 其中, 示范镇贡献了7.6个百分点。
2.3 设施建设日趋完善
镇区道路硬化率和亮化率均达到90%以上, 供水普及率、污水处理率、燃气普及率分别达到93.3%、64.9%、67.7%, 村镇垃圾处理实现全覆盖,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绿地率分别达到27.4%、17.7%, 各项指标均居全国前列。其中, 示范镇供水普及率、燃气普及率、垃圾处理率全部达到100%。小城镇生态环境不断改善, 承载能力不断增强。
图3临沂市费县探沂镇
图4烟台市蓬莱市刘家沟镇
2.4 产业支撑明显增强
小城镇产业发展势头良好, 城镇规模化、集约化发展水平明显提高。四年来, 全省村镇建设总投资达到6840亿元, 其中, 示范镇共完成各类投资2975亿元, 占全省小城镇总投资的43.1%。示范镇建设园区477个, 提供就业岗位约110万个, 增加就业人口约120万人, 示范镇成为承接大中城市产业转移的重要载体。
2.5 城镇特色初步彰显
立足小城镇特色资源和自然禀赋, 注重城镇特色与地域环境相融合, 深入挖掘、传承地方传统文化, 塑造特色鲜明的城镇风貌。全省创建国家和省级以上历史文化名镇、特色景观旅游名镇、美丽宜居小镇等331个。
3 接续创新, 小城镇多元培育辟新径
3.1 实施新策略, 梯次培育发展重点小城镇
2016年, 省政府印发小城市培育和创建特色小镇的实施方案, 确定“十三五”期间实施“1·3·10”工程, 分三个层次发展小城镇。一是培育10个镇区人口超过10万人, 地方财政收入超过10亿元, 基础设施、城市功能比较完备的小城市。二是培育30个镇区人口超过5万人, 地方财政收入超过5亿元, 经济辐射和带动能力强的重点示范镇。三是创建100个左右的特色小镇, 成为创新创业高地、休闲养生福地、观光旅游胜地, 打造区域经济新的增长极。
3.2 探索新路径, 分类扶持指导一般小城镇
在实施“1·3·10”工程的基础上, 兼顾一般小城镇的发展。一是对于历史、文化、旅游资源丰富的小城镇, 结合时代特征, 注重历史文化传承, 挖掘自然景观, 做好保护性开发建设, 激发小城镇再生活力。二是对于具有一定产业基础的小城镇, 围绕“一镇一品”, 培植主导产业, 引导企业转型升级, 增加地方财政收入, 增强小城镇内生动力。三是对于其他小城镇, 强化生态环境保护, 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打造美丽宜居环境, 提升小城镇发展潜力。
3.3 树立新理念, 提升小城镇长效管理水平
一是创新规划设计理念。避免照抄城市设计, 结合小城镇地域特色, 与周围山水环境相协调, 注重融入本土文化, 打造各具特色的城镇风貌, 改善小城镇发展环境。二是推进城镇管理转型。推行垃圾污水治理等政府公共服务外包, 培育和发展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和专业合作社, 参与、承担小城镇公共事务管理。三是提高数字化管理水平。积极推进城管综合执法向小城镇和社区延伸, 开展“数字化小城镇管理”, 提升小城镇管理效率和服务水平。
政策创新 篇10
目前, 水泥市场需求的下降折射出房地产泡沫的加剧。上半年, GDP增长7%与水泥产量下降5.3%的数据也很难匹配, 只能解释为前期的市场需求已经提前透支。未来的水泥市场也许是长期有需求, 长期无增量。
当下的水泥行业还存在一个结构调整、转型升级、创新力度的问题。结构调整不到位, 市场集中度低, 价格战难免;转型升级难, 产业链延伸缓慢, 绝大多数企业竞争力不强;创新力度弱, 企业研发投入少, 管理提升慢。针对这些问题, 中国水泥协会开展了行业调研工作, 协会政策研究室正研究起草“十三五”行业发展政策建议, 其基本思路和研究内容需要得到行业人士的认可, 以形成行业共识。
1 遏制新增产能与淘汰落后
⑴协会公布《各省市自治区水泥产能过剩报告》。凡年人均熟料产能超过1000公斤的省份应该停止任何理由的新建熟料生产线项目核准, 包括以水泥窑协同处置、PVC企业电石渣处理、特种水泥、淘汰落后产能置换等名义的项目核准。个别地方政府不能无视水泥产能严重过剩的现实, 将领导者的政绩数据凌驾于经济理性之上;也不能利用政府手中的资源分配权, “绑架和胁迫”企业投资项目。
有人说“水泥低价竞争让下游用户得到实惠”, 这话并不完全正确。下游用户的“实惠”不单单体现在原料采购成本, 主要取决于投入产出比, 最终盈利指标是否上升。今年以来, 煤炭价格下降了, 下游的水泥价格也下降了, 水泥的下游商混产品价格同样下降, 这是一个价值链, 不可能下游独吞上游的“利好”。长期低价竞争的环境下, 今年上半年就连竞争力最强的海螺水泥营业收入也下跌15.9%, 毛利率下降跌8.1%。因此, 过度的低价竞争打破了产业发展的上下游价值链, 是造成经济疲软的因素之一。
绝大多数新核准的水泥项目除了规模放大外, 技术上基本没有创新, 都是重复建设。倒是助长了投资者的投机行为:“批小上大”———核准的是5000t/d项目, 建设的是6000~7000t/d窑型;“倒卖批文之嫌”———业主资金不到位, 开工后等着“解放军”来收购赚一票。
⑵协会启动《水泥企业综合评价体系研究》, 列出淘汰企业指标和标准, 供政府主管部门实施淘汰落后产能企业政策参考。不能遏制新增产能, 淘汰落后就没有意义, 化解产能过剩就成泡影。同样, 在清理产能过剩中, 就是要优胜劣汰, 一部分企业退出市场是必然的。
2 推广使用高标号水泥, 为绿色建筑服务
建议将32.5强度等级水泥品种, 从GB175《通用硅酸盐水泥》中调整至GB/T3183《砌筑水泥》。
我国号称水泥产量近25亿吨, 但与发达国家比, 我国水泥的实物质量大打折扣, 32.5强度等级水泥占市场的65%以上。有专家指出, “我国实物水泥1.36t才相当于国际平均品质的水泥1t”, 这种以降低水泥强度和品质来换取多掺混合材的传统做法应该改改了, 让中国的水泥统计数据早日与国际接轨。
事实上, 我国32.5强度等级水泥主要用在建筑工程的砌筑上, 部分用在经济欠发达的农民自建房上和公路路基垫层方面。将32.5强度等级水泥品种, 从GB175《通用硅酸盐水泥》中调整至GB/T3183《砌筑水泥》后, 对用户应该不会产生太大影响。
标准调整后, 中国水泥的品质质量将大幅度提高, 将彻底打击假冒伪劣水泥市场, 也有利于淘汰落后产能。为绿色建筑提供高品质的水泥产品。
3 鼓励生产高标号熟料, 提高工业废渣利用水平
⑴2015年6月12日, 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两部委印发《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增值税优惠目录》财税[2015]78号文的目录中, 将“42.5及以上等级水泥原料20%以上来自所列资源, 其它水泥、熟料的原料40%以上来自所列资源”给予70%退税比例。要达到20%以上废渣利用率, 是有难度的, 我们必须要做两件事, 一是提高熟料强度, 只有生产高标号熟料才能掺加进去20%的废渣;二是修订水泥标准, 适当提高42.5等级水泥的废渣掺加比例。
同样, 32.5水泥掺加40%以上废渣难度也大, 很多小水泥粉磨站如果拿不到高标号熟料, 享受退税政策就自然取消了。
⑵建议取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的《关于鼓励利用电石渣生产水泥有关问题的通知》 (发改办环资[2008]981号) 中规定的, “现有电石法聚氯乙烯生产装置配套建设的电石渣制水泥生产装置规模, 不受产业政策所定规模的限制”的政策。今后, 所有PVC企业的电石渣可由当地已有水泥企业来消纳, 不再配套新建熟料生产线。可以参照钢厂的钢渣、电厂的粉煤灰等由当地水泥企业处置, 并给予处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同时要加大对现有电石渣生产水泥企业的环保核查, 脱硫设施不到位、不达标的企业必须给予处罚。
对于利用电石渣生产水泥熟料的现有企业, 如果存在以低于成本价格销售产品, 排挤竞争对手的行为, 当地水泥企业和协会应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第十一条, “经营者不得以排挤竞争对手为目的, 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条款, 向工商管理部门提出行政诉讼, 以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
4 突破水泥窑协同处置的政策瓶颈
2014年底, 中国水泥协会给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提出《支持水泥窑协同处置固废的政策建议》, 从“根据处理量, 政府应给予必要的相关处置补贴;税收优惠政策;投资补助政策;土地使用政策”四个方面, 提出了具体建议。2015年4月23日, 工信部、住建部、国家发改委、科技部、财政部、环保部六部委联合下发《关于开展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试点工作的通知》 (工信厅联节[2015]28号) , 选择10个已建成的企业进行水泥窑协同处置试点, 试点期限2年。2013年1月, 国务院印发的《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及近期行动计划》提出的“力争2015年水泥窑协同资源化处理废弃物生产线比例达到10%目标”;2013年10月, 国务院发布《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 又明确提出了协同处置生产线数量比重不低于10%。按照《试点》文件做法, 国务院文件提出的目标肯定完不成。
问题出在两个方面:
一是牵涉行业利益。政府主管部门对于水泥行业参与城市固废处置多少有抵触情绪, 否则也用不会在2014年10月30日, 由俞正声主席亲自主持全国政协双周协商座谈会, 就“利用水泥窑协同处置垃圾废弃物”问题建言献策。统一思想的背后可能还是动了利益集团的蛋糕, 这也许是水泥窑协同处置优惠政策迟迟下不来的原因之一;
二是水泥窑协同处置技术的完善提高。中国的城市固废与发达国家不同, 固废预处理市场还不成熟, 水泥窑协同处置技术刚刚起步, 由环保部和国家质检总局组织制订的《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标准》 (BG30485-2013) 在2013年12月27日发布, 2014年3月1日才实施。标准刚实施, 试点经验未总结, 就要大面积推广, 主管部门有顾虑也是可以理解的。加快试点企业的总结与验收, 尽早形成有中国企业自主知识产权的水泥窑协同处置试点成果将会进一步推动这方面工作的开展。
之所以说“协同处置”包含了两个意思, 一是水泥厂仍是以水泥生产为主, 处置固废污染物为辅;二是参与只是与其它处置“协同”进行, 不可能在处置固废污染物上由水泥窑包打天下。“蛋糕”切一块, 更利于市场化竞争。
5 北方冬季水泥错峰停窑常态化
北方冬季水泥错峰停窑是企业转变传统落后生产管理方式的做法, 通过这一行业自律行动, 减少冬季北方地区取暖燃煤锅炉启动后的总燃煤量, 从而达到减少同期空气污染总量, 降低水泥企业经营成本, 降低冬季生产能源消耗的目标。错峰停窑的常态化将为水泥行业的节能减排、化解产能过剩矛盾提供政策保障。
2014年, 新疆率先实行, 东三省紧跟其后, 随后泛华北6省市先后开展了冬季错峰停窑, 参与企业410家, 熟料生产线506条, 熟料总产能57650万吨, 涉及从业人员15.3万人。实行错峰停窑后, 经各省市协会统计, 减少熟料产量8556万吨, 减少燃煤消耗1076万吨,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37万吨, 减少氮氧化物排放9.23万吨, 减少粉尘排放0.7万吨, 减少熟料库存6105万吨, 减少企业流动资金占用89.63亿元。
错峰停窑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认可和政府主管部门的支持, 今年将在整个北方地区全面推行, 中国水泥协会已将《2015年北方15省市自治区水泥企业冬季错峰停窑总体方案》上报国家工信部。
6 核定企业碳排放额度, 促进水泥碳排放交易
2014年中国水泥产量达到24.8亿吨, 企业有3500家, 水泥工业成为我国碳排放的重点行业。
工业和信息化部《水泥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2011~2015年间水泥工业CO2排放总量五年累计降低8%, 单位工业增加值CO2排放量五年累计降低17%。2014年11月国务院发布了《应对气候变化 (2014-2020年) 规划》, 要求推动自愿减排交易活动, 深化碳排放权交易试点, 加快建立全国碳交易市场, 健全碳交易支撑体系, 研究与国外碳市场衔接。2014年12月, 国家发改委发布了《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 在七省市试点的基础上为建设全国碳市场确立了基本框架和路线图。2016年将在全国范围内推进碳交易权市场试运行。
今年5月, 本着行业协会“引领、协调、服务”的宗旨, 中国水泥协会成立了碳减排专家委员会, 力图为政府和企业提供水泥行业碳减排的政策、标准、技术、交易、培训、国际交流的专业咨询与服务。其目的就是为了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碳减排政策, 加快推进水泥行业碳减排工作, 引导水泥企业参与到碳交易市场中来, 在水泥行业建立起碳核算、核查体系, 建立水泥企业的碳排放报告制度。2016年加入全国碳交易市场, 在全国范围内推进碳交易权市场试运行, 有效推动水泥企业碳减排。
今年8月25日, 协会在北京召开了“中国水泥行业碳交易能力建设启动会”, 国家发改委气候司蒋兆理副司长, 工信部原材料司建材处领导亲自到会, 来自部分省市水泥协会和大企业集团的领导也出席了会议。中国水泥协会决定在年底开展水泥行业碳交易能力建设的培训活动, 并将联合省市水泥协会和各大水泥企业集团共同推进培训工作。
7 开拓道路水泥品种市场, 延长路面使用寿命
我国特种水泥的发展受制于市场的需求和开发。交通运输部“十二五”发展规划中提出要求:公路网规模进一步扩大, 技术质量明显提升。公路总里程达到450万公里, 国家高速公路网基本建成, 高速公路总里程达到10.8万公里, 覆盖90%以上的20万以上城镇人口城市, 二级及以上公路里程达到65万公里, 国省道总体技术状况达到良等水平, 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390万公里。因此道路硅酸盐水泥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道路硅酸盐水泥是专用于水泥混凝土道路的特种水泥, 具有抗折强度高、耐磨和干缩性能良好的特点, 是针对水泥混凝土路面和机场道面工程由我国自主研发的水泥品种。我国制订了GB13693-2005《道路硅酸盐水泥》国家标准。在同等荷载标准的条件下, 水泥路面造价虽然比沥青路面略高, 但使用周期却是沥青路面的两倍 (水泥混凝土路面设计服务年限为30年, 沥青路面设计服务年限为15年) , 养路费用比沥青路面低20%左右。由于使用道路硅酸盐水泥, 水泥路面的使用寿命可延长3年以上, 可大量节约路面的维修成本, 在整个服务周期内, 可减少维修成本30%。预期至2018年, 全国新修普通国道及高速道路和机场道面约3.5万公里, 按50%的水泥混凝土路面计算, 水泥路面用量达约3000万吨, 其中道路硅酸盐水泥用量争取达到2000万吨。
道路硅酸盐水泥为特种水泥, 市场占有率不超过2%, 具有发展前景。国家标准规定道路硅酸盐水泥的混合材掺量不大于10%, 因此生产道路硅酸盐水泥不仅有利于控制水泥产能, 同时有利于水泥行业的产业升级。
全国具备道路硅酸盐水泥生产许可证的水泥企业为26家, 如果按照交通运输部2013年发布的《公路水泥混凝土路面施工技术细则》, “在特重、重交通水泥混凝土路面中应采用道路硅酸盐水泥”的规定能得到落实, 我国道路硅酸盐水泥将为经济建设发挥更大的效益。
邓小平创新政策思想探析 篇11
关键词：邓小平 创新政策思想 探析
邓小平的创新政策思想，不仅为当代中国社会的政策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而且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在21世纪的全面繁荣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探析邓小平的创新政策思想，对于科学解读邓小平理论的基本内涵，对于研究中国共产党政策决策的基本经验，对于构建和谐的中国社会，对于开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邓小平创新政策的思想基础
解放思想，就是要求我们“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与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1］“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2］“解放思想、实事
求是”是邓小平创新政策的思想基础，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行动指南。
在邓小平看来，中国所有问题的解决，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而要发展，就必须解放思想，冲破“两个凡是”的桎梏。他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他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3］为此，他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政治胆略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支持在全党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他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4］从而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指明了方向。
在指导实际工作中，邓小平再三强调：“不解放思想，不实事求是，不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不相结合，不可能有现在的一套方针、政策，不可能把人民的积极性统统调动起来，也就不可能搞好现代化建设，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5]“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6]为此，他在认真研究中国具体国情的基础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创造性地制定了从非均衡到均衡的发展战略：在发展突破口的选择上，先农村后城市；在发展整体推进方式上，先经济后政治；在发展区域上，先沿海后内地；在发展途径选择上，鼓勵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形成共同富裕。
二、“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邓小平创新政策的基本原则
在领导工作中，邓小平非常重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早在1973年12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送给邓小平八个字：“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刚”和“针”指的是原则性，“柔”和“绵”指的是灵活性。“刚”“柔”相济，“针”“绵”互补。“柔中寓刚，绵里藏针”是邓小平独特的思维方式和领导艺术。在他看来，没有原则性，就失去了大局观念，失去了纪律性，就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但只有原则性，没有灵活性，就不会创造性地制定、执行党的政策，就只能生搬硬套别人的经验，就难以解决实际问题。只有把原则性和灵活性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有所创新，有所前进。
在革命战争年代，邓小平同志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就运用得十分突出。他在指挥作战时，从不拘泥于某种固定的原则，而是敌变我变，因时因地制宜，灵活决定自己的作战方针，与刘伯承一起，打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大胜仗。在领导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邓小平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原则运用得更为出色。他不断根据变化了的客观形势，制定出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及时调整那些过时了的、不适应形势需要的思想、观念和模式。他的通权达变、顺势而为的思维方式，多次使我们党和国家在危难关头度过难关，使社会主义历史航船乘风破浪，扬帆远航。他关于国际局势和时代主题判断的转变；关于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变；关于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关于思想战线斗争重点的转变；关于军队和国防建设指导思想的转变等，都是“刚”“柔”相济、“针”“绵”互补的产物和结晶。“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更是邓小平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原则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
是邓小平“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创新思维方式的“天才佳作”。
三、“发展才是硬道理”：邓小平创新政策的根本主题
“发展才是硬道理”是邓小平创新政策思想中一个带有根本性和全局性的科学命题。邓小平站在时代的高度，把握时代的脉搏，在总结国内与国外、历史与现实的经验教训及对社会主义本质深刻解读的基础上，把社会主义的本质同社会主义的发展问题紧密联系起来，把发展问题提高到了能否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能否解决中国所有问题、能否得到人民拥护、能否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的高度。他强调：“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7]在“南方谈话”中，他把这些凝聚为一句话：“发展才是硬道理。”[8]
“发展才是硬道理”政策策略的提出，主要是基于对当时中国所处国际形势的清醒判断。
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解体使原有的世界两极格局崩溃，政治多极化进程加快，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世界各国更加注重经济和科技。推动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已成为时代的潮流，已成为国际关系的重点和各国发展战略的焦点。国际间的交往和竞争主要在经济领域进行，经济发展状况的好坏，已成为国内局势和政府地位稳定与否的决定性因素。把经济发展置于国家安全的首位，这是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邓小平敏锐地抓住这一时代主题，把握这一时代脉博，高瞻远瞩地指出：“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9]为此，他果断地促使了党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性转变；实现了我国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到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此外，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滚滚扑来。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使国际经济发展的互补性和互利性日益突出。互通有无、取长补短的国际经济发展新潮流，促使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要想发展，都必须融入到世界经济这个大环境中，借助他国的有利条件，吸收他国的有利资源，改善自身的资源开发条件，弥补自身经济发展中的缺陷与不足。因而，实施“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对外开放策略，实现我国与国际社会的交流与合作，是中国社会发展的路径依赖。
“发展才是硬道理”政策策略的提出，同时也是对当时中国社会生产力落后现状充分认识基础上的正确选择。
四、“摸着石头过河”：邓小平创新政策的基本策略
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植根于实践，坚持在改革中探索，在实践中完善。“摸着石头过河”，就是他在实践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独特的创新政策策略。
“摸着石头过河”,用学术语言来讲，就是典型试验，即让典型说话、让事实证明、在摸索中前进。“摸着石头过河”，强调了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要解放思想、敢想敢干、敢于尝试，并善于在“摸”的过程中总结新的“过河”规律。
“摸着石头过河”这一富有特色的表述，形象地反映了邓小平领导我们党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决心和探索改革开放道路的勇气。正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基本策略指导下,我们党才不断在“摸”的实践基础上不断提出新的理论观点，逐步提升我们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并运用这个规律指导改革开放这一伟大的实践活动。
“经济特区”的创办就是典型的“摸着石头过河”。从“出口特区”到“经济特区”；从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再到汕头、厦门的设置；从“经济特区”设立到进而形成“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沿江和内陆开放城市——沿边开放城市”这样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新格局，都是在“摸”的实践中不断总结“过河”的基本规律的结果。也正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基本策略的指导下，从“计划”到“市场”，从“沿海”到“内地”，从“对内”到“对外”，步步推进，层层深入，使我国真正进入了全面改革开放新时代。如今，科学发展观提出的“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也正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社会发展方式的准确概括，正是在“摸”的实践中不断总结“过河”的基本规律的生动体现。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2卷，2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邓小平文选》，第2卷，3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邓小平文选》，第2卷，1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4]《邓小平文选》，第3卷，3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5]《邓小平文选》，第2卷，1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6]《邓小平文选》，第2卷，1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7]《邓小平文选》，第3卷，2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8]《邓小平文选》，第3卷，3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9]《邓小平文选》，第3卷，3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首都创新政策体系优化探讨 篇12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明确要求北京新增科技创新中心的职能,这已成为未来北京市发展的重中之重。北京市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优势与劣势、机遇与挑战并存,为完成党和国家赋予的神圣使命,北京必须制定更加完善的创新政策体系和机制体制,形成更加适宜的创新创业环境。当前对北京市创新政策体系如何完善的公开研究并不多见,北京科学学研究中心2012年曾对科技政策创新的“北京模式”进行了深入剖析,但以总结经验为主;首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1]在每年出版的《首都科技创新发展报告》和北京市科委每年向北京市人大汇报科技工作时也分别对北京市的创新政策作一些分析,但仍不是很系统。为此,进一步全面而深入地开展北京作为首都在未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过程中的创新政策体系优化问题研究显得非常必要而迫切。
为更好地分析这个问题,需要对相关概念进行澄清。首先,首都意味着北京市所制定的科技创新政策既要立足北京,又必须瞄准全国和面向全球。其次,新时期北京市的创新政策体系是服务于首都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这意味着北京驱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将是创新,核心是科技创新,它与制度创新、市场创新共同构成统一的、真正意义上的创新[2]。而与传统意义上的科技政策相比较而言,创新政策体系的范围不仅有科技政策,还包括财政、金融、税收、贸易、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领域,它们必须相互协调、互为补充[3]。后面的研究将基于上述认识进行。
2 首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SWOT分析
北京作为首都,要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就必须进一步认清自身存在的长处和短处,为进一步明确定位并制定更加有针对性的措施奠定基础。基于当前的国内外形势和北京市面临的形势,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4,5,6,7],本文认为,北京市自身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上同时存在诸多优势和不足,而从外部看,则同时面临诸多机遇与挑战,其中最核心的优势、不足、机遇与挑战可归结为如表1所示的16个方面。在此仅举两例加以说明。其中,优势以北京市作为国家创新中心的地位进一步彰显为例看,北京市的创新驱动发展一直走在全国前列,《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2013》显示,北京排名第三,其最大优势是科技资源丰富、科技中小企业众多和创业环境良好[8],其中:北京市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数占全国的20%,发表SCI论文占16.3%,技术合同成交额占38.2%,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占30.5%,拥有国家级科技创新基地占30%以上,承担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项目占40%,承担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占50%等。劣势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尚未完全确立为例,北京市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普遍低至1%左右;与此相比,北京市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达4.9%,主要发达国家该比例也达2.5%~4%。由此可见,北京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有利和不利方面都非常突出,这就要求对北京市创新驱动发展的定位和措施要更加精准和有操作性、实效性。
3 对首都创新驱动发展定位的再认识
(1)从国际比较看。依据OECD[9]的区域创新发展阶段划分标准,区域可划分为知识中心、非科技驱动中心和工业生产中心等3类,而利用北京的数据进行比较看,北京市不能简单地划入任何一类中心,但多数特征符合知识中心和工业生产中心的一般情况,处在工业生产中心向知识中心的过渡阶段。依据世界经济论坛提出按的照人均GDP作为基本标准评价各经济体所处发展阶段的标准看(附带“出口中矿产资源产品低于70%的标准)[10],区域发展可分为要素驱动阶段、要素向效率过渡阶段、效率驱动阶段、效率驱动向创新驱动过渡阶段、创新驱动阶段等5个阶段,而2015年北京市人均GDP为17 064美元,实际上已经进入创新驱动的阶段。综合而言,北京市从城市功能看,正处在从工业生产中心向知识中心过渡的阶段;从发展驱动力看,处在从效率驱动向创新驱动发展过渡的阶段。这两个阶段的关系是唇齿相依的,也就是说,一旦实现了从效率驱动向创新驱动的动力转变,就能促成由工业生产中心完全向知识中心的职能转变。与OECD列出的21个评价指标比较,北京市的人均GDP、研发投入、劳动者教育水平、专利申请量、公共部门从业人口比例、高端制造业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从业人口比例都较高,制造业部门从业人口比例与人口密度高而失业率较低,这意味着北京今后可进一步大力发展以高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为核心的产业,加速推动北京市从工业生产中心向知识中心转变。同时,OECD[9]认为知识中心的基本发展战略分2类,其中优先战略是依赖现有优势,即科学卓越、技术引领或兼而有之,支持社会经济转型也可作为战略选项。从全球范围看,走向知识中心的主要路径是发展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学中心和(或)技术中心,支持经济社会转型并非必然,最多是一个附产品。北京作为拥有创新资源数量和质量在全国首屈一指的城市,只选科学中心或只选技术中心都是对北京创新资源和创新能力的极大浪费,北京和中国承受不起这种损失,因此,北京必将同时以全球领先的科学创新中心和技术创新中心之一的双重身份出现,在此过程中顺带实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任务。
(2)从国家要求看。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北京要坚持和强化科技创新中心这一新的核心功能。围绕该定位,北京市进一步提出,科技创新中心的内涵应首先是中国的科技创新中心,并朝着成为全球创新中心之一努力。北京市作为创新中心,首先实现科技创新引领,继而实现高端产业增长极、创新创业栖息地、文化创新先行区、生态建设示范城四大战略目标,但四大功能应在创新要素开放包容的环境中实现,而且开放本来就是创新的应有之义,因而还应将国际开放创新重要枢纽纳入其内涵中。北京市作为国家科技创新中心的具体内涵可概括为科技创新引领区、高端产业增长极、创新创业栖息地、文化创新先行区、生态建设示范城、开放创新主枢纽,由它们共同构成北京市新时期的创新发展战略定位。
(3)从城市比较看。与上海、深圳、广州、武汉、南京、西安、重庆、天津、成都、杭州、苏州等国内一线创新城市比较看,真正在战略定位上与北京交叉程度较高的是上海和深圳,它们的目标都是世界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并有全球性影响力,其次是武汉和南京二市都定位于国家创新中心但在国际上产生影响力,其他城市则定位于区域性创新中心,因此,北京的主要竞争对手是上海和深圳,武汉和南京也会产生很大一部分竞争压力。这里重点对比北京、上海和深圳的定位情况。首先,在科技创新上,北京是领头羊,而上海和深圳是中坚,这反映上海、深圳承认北京科技创新引领区的地位;其次,在新兴产业发展上,深圳与北京更突出尖端产业部分,上海突出其大规模发展,深圳与北京的竞争会更激烈,但由于发展模式不同,北京应进一步强调原始创新和发展高端服务业,从而与深圳更突出高端制造业区分开;再次,在创新创业上,三市定位雷同,这需要各地通过政策和环境的营造来塑造差异;再次之,在开放创新上,上海和深圳有清晰定位,而北京未予明确,建议北京应将开放创新主枢纽作为定位之一,且是比前两者级别更高的开放创新中心;最后,在创新社会生态影响上,三市虽然都有明确的定位,但由于主要服务于本地发展,可不用考虑定位雷同问题。
上述基于不同角度分析和比较的结果,均对北京市的定位提出了不同层面的要求,北京市在完善创新政策体系时必须依据上述定位来进行。
4 首都创新政策体系的现状和问题
OECD[9]根据各国和地区不同时期使用最频繁的4类创新政策工具差别,将创新政策分为基于空间开发的区域创新政策阶段、支持技术转移与企业发展阶段、区域创新网络-区域创新战略阶段以及区域科学政策等4个阶段。从北京市的情况看,北京市近年来创新政策完善的重点仍聚焦于创新系统中各创新要素的网络化和集群发展,突出针对中小企业创新,特别是初创企业的软服务以促进发展等,整体上处在推进“区域创新网络-区域创新战略”阶段。具体来看,北京市创新政策的主要特征可概括为5个方面:创新政策的制定主体分布广泛,例如目前北京市585件创新政策的牵头部门涵盖50个管理部门中的30个,若纳入参与部门则更多;其中牵头发布部门较多的有北京市政府、北京市人大、北京市政府办公厅、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等11个;作用对象相对集中于政策制定的研发与创新治理和战略情报、促进技术转移和推动产学研合作、研发和创新友好的环境、研发和创新人力资源等方面;工具手段全面涵盖科技创新的全部环节和主要工具类型;科技园区政策体系健全,中关村科技园区政策有近百项,基本涵盖所有政策领域[11],并成为全国各地科技园区竞相学习的对象;目标集中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转型等。总体上看,北京市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创新政策体系。
同时不容忽视的是,北京市作为首都,在创新政策体系建设上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其中,从自身内部比较看,主要问题包括:创新政策体系整体上已经初步成型,但内部构成不均衡,主要是供给面和环境面政策较完备而需求面政策制定力度不够;各部门都积极开展创新政策的制定,但创新政策群还未形成整体合力,这涉及到市级部门之间、市与区县之间、中央与北京之间等复杂的层面;中关村先行先试的效果良好,但还需更好地平衡试点政策与普惠性政策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许多政策未覆盖非北京市属单位和非中关村地区的单位;大部分创新政策符合实际情况,但也有部分政策不适应发展需要,例如创新基地政策、创新创业人才政策、中小企业政策等。同时,与其他省份纵向比较看,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企业品牌和标准能力建设不足、企业消化吸收技术的能力不足、产学研联系仍不够紧密、政府对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不足、创新的生态环境效应不显著、部分政策落实效果不好、北京落实中央的创新政策完整而及时但与其他地方相比政策偏保守等[4,5,6,7,11,12]。例如,北京作为首都,对中央政策文件的掌握、认知和快速反应速度较其他地区快,但北京在落实中央政策时,有时较为强调政策细节稳妥而不敢大胆探索,而其他地方有时则敢于突破条条框框,或者至少在落实细节时将中央的政策发挥到极致。上述这些问题,有些是长期存在但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例如产学研结合不紧密的问题,有些是之前关注不足的,例如创新的生态环境效应不显著,首都创新政策的完善必须着眼于解决这些重点存在的问题,进行通盘考虑和谋划。
5 国内外创新政策完善新态势及其启示
为完善首都创新政策体系,充分借鉴国外经验和掌握国外发展新态势非常必要。纵观近10多年以来,国外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创新政策体系完善的一些新动向来看,具有5个方面的特征值得给予特别关注,包括:明确区域政府在制定区域创新政策中资源积聚主体的地位和在科学政策、技术与创新政策、区域发展政策制定中的差异;极力强调和突出政策实施对象的普惠性,尽快将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有效的试点政策推而广之;强调依据发展阶段的不同选择和完善相应的创新政策工具;更关注政策工具的组合和协调而非其数量,例如,奥地利、德国和瑞典等国采用的政策工具类型一直不变,变化的只是工具组合及其实现机制;西班牙、葡萄牙和匈牙利等国在政策组合变化中一直注重解决缺乏合作和协同效应的问题,持续强化对某些重点政策工具的运用[9,10,13]。
上述新态势和新特征以及国内其他区域在完善创新政策体系方面的做法,对首都完善创新政策体系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包括:加大对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间接支持的力度,推动创新激励从“前置驱动”向“后置驱动”转变;加大需求面政策的制定实施力度,例如在进一步完善现有供给面政策的基础上,应加大政府公共采购、税收减免、标准制定等相关的需求面政策的制定实施力度,推动试点政策在全市范围内全面推广,进一步激发国有企业和广大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力,加快建立健全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积极推动制定跨区域创新要素、机构和成果流动的政策和机制体制,重点是推动京津冀在创新方面相互取长补短,实现区域创新一体化发展;加大产业政策向高、精、尖产业聚焦的力度,重点发展科技与信息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意产业、现代农业等;加大科技支持社会问题解决的政策和制度支撑,重点针对交通拥堵、大气污染、人口调控和老龄化、医疗卫生等与社会民生和科技进步关系密切的领域;积极借鉴和探索新的政策工具在解决创新难题中的作用,例如创新券、工业博士、研究网络、跨境联合研究中心等;更加突出创新政策体系的完善和创新政策工具的协调使用,广泛开展跨区域、跨部门的创新政策协调等[9]。
6 完善北京市创新政策体系的思考
本文认为,基于上述启示,完善首都创新政策体系的工作可重点从“一个明确、六个加大”方面进行,即明确创新政策和制度的制定主体及实施对象,从创新政策链的角度继续加大创新机制体制改革、创新政策体系制定、创新政策执行、创新政策监督评估、创新政策统筹协调、创新法治化。
(1)进一步明确政策制定主体和实施对象。扩大创新政策主体的范围,涵盖所有利益相关者,其中政策制定部门从科委等科技部门拓展到所有创新相关部门,创新主体、社会力量等主要参与政策和制度设计、政策和制度改革咨询、政策和制度改革调研和讨论等环节;对于作用对象不局限于北京市域范围的,还应将国家有关部委和其他地方等纳入进来。同时,调整政策和机制体制改革措施的实施对象,具体适用类别上应更广泛,让大多数政策和机制体制都适用于不同归属的国内外机构,可减少试点政策和制度的试点期,但也不排除对于一些需要加强引导和扶持的实施对象制定专门政策;地域范围上,北京制定的政策一般覆盖全市域范围,但对于与重要部门联合制定的政策,则有可能覆盖北京市域范围以外的其他地区。
(2)围绕企业主体的产学研结合加大机制体制改革。机制体制改革的重点可集中在: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体制机制改革;切实解决新兴创新机构发展面临的体制困境;加快市属高校、科研院所的现代大学和科研院所制度建设;组建专门支持创新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大力推动地方性的科研诚信制度建设和立法工作;大力发展创新领域的新型智库等方面。例如,为发展新型智库,需首先从观念上将软科学研究提升到与硬科学研究同等重要的位置,继而大幅增加软科学研究计划的经费支持力度和支持方式,鼓励软科学研究人员潜心开展长期研究,区分软科学研究与硬科学研究的资助差别等。
(3)着力加大面向普惠和间接支持、开放创新、弱势主体的创新政策。政策丰富的重点可聚焦于:政府采购支持政策;以后补助为主的企业创新研发支持政策;助力中小企业创新科技金融税收政策;加强对青年科技创新创业人才的扶持政策;知识产权和标准化政策;创新联盟扶持政策等方面。例如,在促进青年科技人才创新创业方面,应系统地对青年科技创新创业人才队伍关心的社会保障、职业发展两类核心问题进行全面部署,加强全市范围内的教育资源统筹、住房保障、社保与医保跨区域统筹、薪酬制度改革、创新创业经费资助等,大幅提升创新创业人员的整体收入水平,大幅缩小不同学科领域科技工作者的收入差别,同时逐步拉开不同职级之间的收入差别。
(4)切实加大政策和体制机制落实力度。进一步推动政策和机制体制落地的重点可从4个方面考虑,包括:进一步明确各项创新政策和体制机制改革责任主体和第一责任人,对实施效果较好的政策和体制机制予以常态化;切实落实研发费用的税收抵扣等政策;进一步加大对相关政策和机制体制改革措施的宣传力度;进一步做好与中央政策的协同执行等。例如,为加强政策宣传推广力度,市科委应联合有关部门,依据不同创新主体关注政策的内容不同,将全部创新政策进行编辑整合,形成针对不同创新主体的定制化创新政策内容大全;同时,市科委应牵头建立一个政策宣传和交流的互动平台,供政策制定者、政策实施对象、政策研究者和其他关心北京市创新政策的人士对北京市的创新政策内容进行交流和答疑解惑。
(5)继续加大针对创新政策和体制机制的监督评估。监督评估的重点可考虑:尽快建立北京市创新调查制度;定期完整评估一次综合性政策和重大体制机制改革;对新实施的创新政策和体制机制同步开展监督评估;组织开展对标监测分析与评价;市人大和市政协应定期组织实施检查;加强同政策实施对象的直接交流反馈等方面。例如为推动直接交流反馈,市科委应联合其他有关部门,依托前述建议的北京市创新政策宣传和交流互动平台,针对北京市各类创新主体,建立固定化的在线沟通交流渠道,及时发送新发布的创新政策及权威解读,并鼓励沟通反馈政策内容及其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完善建议和意见,市科委在定期整理以后,提交给首都科技创新协调机构讨论。
(6)全力加大创新政策和机制体制的统筹协调。统筹协调工作的重点可考虑:成立首都创新驱动发展领导小组;加强京津冀三地创新政策的统筹协调;加强财政资金使用的统筹;从创新系统的角度全面梳理已颁布的创新政策等方面。例如,可将拟建的首都科技创新协调机构改为首都创新驱动发展领导小组,将与国务院各部委、中科院、央企和解放军各部门建立的固定合作机制进行整合,邀请各部门成为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共商首都创新驱动发展的重大问题并制定实施共同行动措施。
(7)积极加大创新政策法治化进程。为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北京市可考虑将创新法治化进程融入到创新政策和机制体制建设之中,在决定制定创新政策和改革体制机制前就全面引入法治化程序,依据合法和科学的手段对原有政策和体制机制进行评估,提出评估意见和改进建议给人大委员会,经人大委员会相关机构提出实施意见以后,再着手按照合法程序进行政策完善和体制机制改革,待征求意见稿正式被人大通过以后以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发布实施。同时通过立法有效保护政策创新者的大胆尝试和积极探索,应推动制定科技进步条例,明确政策创新的风险以及依法应予保护创新政策制定者的政策创新权力和免责范围,允许其犯错误和改正错误的机会,真正让其大胆探索和用于尝试。同时,加强对政策制定者及其创新政策制定实施过程的法律监督,政府对政策制定者免责范围之外的责任及违规违法行为保留终身追责的权力。
摘要：分析首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内部四大优势与四大劣势、外部面临的四大机遇与四大挑战,深入剖析北京市创新政策体系的现状特征;其次探讨新形势下首都创新驱动发展新的定位以及创新政策体系的完善方向,继而深入分析首都现有创新政策体系在内容及实施成效方面的问题;最后在借鉴国外创新政策体系完善的态势与经验启示的基础上,从政策制定、实施、监督评估、统筹协调、法治化等方面提出进一步完善首都创新政策体系的“1+6”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