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六级考试

2024-06-01

新四、六级考试(共8篇)

新四、六级考试 篇1

四级新题型、全新考试方式于2008年12月在53所高校试点, 2009年又增加网考次数, 12月六级网考试点, 明后年有望全面铺开。四、六级考试“大变脸”目的是试图通过考试改革进一步推动大学英语的教改, 针对四、六级考试变化, 大学英语课堂教学改革应该坚持什么样的路径才能取得良好的教与学效果?

大学英语新四、六级考试

从考试性质看, 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是教学考试, “标准关联的常模参照测验”。从考试作用看, 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评价学生的英语能力和总体教学效果;考试成绩信息为各项决策提供依据。从试题设计看, 四、六级考试就是要考查学生是否掌握了自主学习和不断提高英语实用水平的英语学习可持续发展能力。

新四、六级考试变化:首先是考试形式不同, 传统四、六级考试是完全的笔试, 新四、六级考试则是依靠网络和计算机进行。其次是考试内容不同, 新题型更注重听力, 与听力相关的题分值占70%, 其中含25%视听理解和45%视听综合, 视听综合包括句子跟读、单词和词组听写以及短文写作。第三是考试机会不同, 传统的考试形式一年两次, 新的考试形式一年多次。

总而言之, 新题型无论在内容和考试方式上都能更加全面地考察考生真实的综合语言运用能力。

大学英语教学与学生学习现状分析

从整体上看, 大学英语教学是“高耗低效”。从教师教学方面看: (1) 教学内容、方法、手段单一:大学英语教学现在仍然是以教师教授为主, 教学内容主要是教学参考书和学生用书内容的简单呈现;教师教学基本上是教材、黑板加简单自制课件。 (2) 评价形式、内容、主体单一:教师主要依赖期末测试评定学生综合成绩, 课程评价主要是任课教师, 期末学生只知道自己的总评成绩。 (3) 大班教学:班级人数一般80-100人, 学生极少参与课堂教学之中, 教师课堂教学管理难。从学生学习方面看: (1) 学习方式:多数学生习惯于应试学习, 不善与人交流, 缺乏团队合作意识。 (2) 学习管理:大多数学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缺乏自律意识。 (3) 考试压力:由于高考不测试听力或听力理解所占比例小, 新题型听力理解是整个试卷中听、说、读、写的基础, 新题型与新考试方式都给学生带来巨大的学习压力。

分析显示:大学英语教和学现状与新四、六级考试要求形成巨大反差。四、六级考试属于终结性评价, 而终结性评价是指在活动后为判断其效果而进行的评价;形成性评价是对学生学习过程的评价, 其反馈信息对学习稍弱的学生帮助更大 (吴昌提等, 2009) 。全面、客观、科学、准确的大学英语教学评价体系由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组成, 四、六级考试只是教与学结果考核形式的改变, 要提高教与学的效果, 必须改变教与学的过程, 因为过程是结果的前提。所以, 大学英语教学需要形成性评价来调节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因此, 改革必须从课堂教学开始, 课堂教学改革从教学评价开始。

新四、六级考试与大学英语课堂教学改革的路径

1. 充分认识大学英语教学中形成性评价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从大学英语学习特点看, 语言知识积累是一个漫长、细致的过程, 英语综合运用能力是在不断实践与自我完善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所以, 形成性评价正是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外因和条件, 通过学生的内因——自己的努力和自律获得良好的学习效果。从课堂教学作用看, 大学英语课堂教学激发学生英语学习兴趣和学习信心, 端正学生的学习动机;让学生在真实交际过程中学习英语、运用英语, 帮助学生解决学习过程中的困难;培养学习策略, 为学生自主学习提供指导。总之, 形成性评价在引导师生共同关注、认识、调整和改进教与学的微观过程中提高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2. 在大学英语教学课堂教学改革中正确发挥形成性评价的作用

一是导向作用。教育的本质就是引导, 所以, 教师的使命应该是指导学生如何学英语。“英语是学会的”, 教师长期在教学中用形成性评价这种“导”来促进学生的学,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意识, 学生逐渐地养成良好学习习惯, 正是教师的这种正确的“导”使学生从课堂走向课外, 利用图书馆的图书、网络等资源, 既培养了能力又习得语言, 这正是现代教育理论所倡导的:教会人们学会怎样学习比具体的知识更重要。

二是监督作用。从大学英语课程看, 听力理解、口语表达等与高中要求相比, 不仅是数量上的增加, 而且是质量上更高要求——综合运用能力。从大学英语教材内容看, 以《大学英语》 (全新版) 为例, 整套教材由《综合教程》、《阅读教程》、《听说教程》和《快速阅读》组成, 《综合教程》就有八个单元, 每一单元有正、副课文和形式多样的语言实践练习, “全套教材中供学生自主学习的部分占学习总量的三分之一强” (祝平, 2002) 。从学习资源看, 学生拥有供自己个性化学习和教师监督学生学习的校园网, 与教材配套的光盘、磁带和辅导书, 书中内容从课文文化背景、词汇、翻译到练习答案和译文等, 都为学生课外自主学习提供物质条件。从课堂教学时间看, 大学英语课程一般为期两年, 每周四小节。所以, 大学英语课堂教学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功能上都是有限的, 学习过程必须延伸到课堂之外, 教师在课堂上必须通过形式多样的教学设计检查、督促、指导学生课外学习活动, 以形成性评价为中介把课内与课外、自主学习与他主学习有机地结合起来。

三是鞭策作用。课堂教学既可促进学生认知发展和又可促进学生情感发展, 非言语交际在教与学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课堂是学生学习的场所, 更是学生展示自我的舞台, 教师利用马斯洛“尊重需要”, 发挥“罗森塔尔效应”、“霍桑效应”的作用, 教师评价和学生互评流露出来的语言、态度以及表情都能让学生拥有成功情感体验, 在和谐氛围中学生学会自我评价和自我反思, 这样, 良好的评价就成为无形的动力推动学生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四是反馈作用。形成性评价是对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表现、情感、态度及学习策略等进行评价, 让学生在体验、感知、实践、参与、交流和合作中学习;评价主体是多元的, 评价方式是多维的、人文的和民主的, 评价过程是系统化的、动态的和个性化的。课内外活动、网上自主学习、学习档案等记录, 问卷调查、访谈和座谈等形式以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获取的信息, 对教师而言, 教师可以不断了解学生的需求、能力和教学策略的有效性, 及时调整教学过程或方法, 优化课堂教学设计, 加强教师之间团队合作;对学生而言, 学生寻找良好表现的标准, 积极采取行动弥补差距, 以学习过程指导和管理、以个性化的学习方式, 通过个人努力与自律提高学习效率。这样的学习当然可以减轻学业难度, 也自然分解了四、六级考试压力。

3. 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将教、学、评有机结合, 融为一体

新四、六级考试计分形式为教与学提供反馈信息成为可能, 因为学生一般在大学二年级第一学期可参加四级考试, 成绩含总分和各项得分;学生在正式考试中全身心投入, 这样的考试成绩更能反映学生真实水平。多次考试机会也使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密不可分, 当然, 分数本身不会阻碍学生的全面发展, 只要教师和学生能正确对待这个静态分数, 充分利用这一反馈信息调整教与学, 那么, 这个终结性评价也就变成了形成性评价, 四、六级考试也就真正地发挥了为教与学服务的功能。

总之, 面对新四六级考试的变化, 教师把形成性评价引入大学英语课堂教学之中, 重结果更重过程, 通过改进教与学的过程而改变教与学的结果。这样, 学生各项能力提高了, 自然就能在四、六级考试内容与形式多次变化中“以不变应万变”, 实现英语语言综合应用能力的全面提升和良好四、六级考试成绩“双赢”的目标。

参考文献

[1]吴昌提, 林菊芳, 陈宁红.国内外形成性评价述评[J].现代远距离教育, 2009 (3) .

[2]祝平.打好语言基础, 培养运用能力[J].外语界, 2002 (1) :11-16.

[3]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大学英语课程要求[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7.1-9

新四、六级考试 篇2

新四军是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的简称,成立于1937年10月12日。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重要抗日武装力量,新四军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建立了不朽功勋,曾被毛泽东誉为“华中人民的长城”,被陈毅称之为“铁的新四军”。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经历了艰苦卓绝斗争的考验,为民族解放和革命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同时,也铸就了特别宝贵的革命精神,这就是铁军精神。它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和组成部分。现如今进入和平时代,铁的新四军已湮没在历史的洪流,但铁军精神至今犹存。铁军精神有着深刻的含义和渊源。

铁军精神必定由铁军创建而来,这样一支铁军是怎么成立的,这还要从叶挺领导的独立团说起。在1927年北伐战争期间,叶挺所在的第四军独立团是在时任两广区委军事部长周恩来指导下建立的。它的前身是1924年底建立的铁甲车队。这个铁甲车队是由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中选派的部分共产党员和从各地派选的工人、农民、青年学生为基础组织起来的。毛泽东同志在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时,曾表扬过铁甲车队的英勇斗争事迹。独立团建立后不少共产党员担任了独立团的营长、连长。独立团设了党支部,各连成立党小组。周恩来为独立团制定了新兵和干部的训练计划,编写政治教育提纲,向广大官兵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为提高这支军队的战斗力从思想上、组织上提供了有力的保证。叶挺独立团在1926年5月作为北伐军先头部队向湖南挺进,7月12日至8月22先后攻占长沙、岳阳。随后于8月22攻打湖北境内的汀泗桥、贺胜桥,在此攻坚战中,立团屡建奇功;9月1日在攻打武昌的战斗中独立团英勇奋战、纪律严明,被两湖人民誉为“铁军”。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再度携手合作,共赴国难。在新四军组建时,准备赴任军长的叶挺想到大革命时期所在第四军被人民誉为“铁军”的光荣历史,便给这个新组建的军队命名为“国民革命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在八年抗日的烽火和长期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千锤百炼,铸就了“铁军精神”。

铁军精神是对新四军的战斗精神和战斗品质的概括,具体来说铁军精神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即同仇敌忾、相忍为国的爱国精神;海纳百川、共同战斗的团结精神;顾全大局、服从整体的全局精神;抓住机遇、开拓前进的创新精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牺牲精神;不屈不挠、不骄不躁的拼搏精神;以民为本、为民服务的公仆精神。这样的铁军精神不会空穴来风,更不会是无本之木,它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

铁军精神的形成,首先与新四军高度重视自身建设有很大的关系。新四军的两个主要领导人陈毅和刘少奇对新四军的军队建设都作出了极其卓越的贡献。在建军思想这一块,他们做了很多努力。比如:明确新四军的建军目标是建设正规化的党军;提出了一面抗战,一面建设的方针;正确处理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之间的关系,提高主力军,加强地方军;正确处理军队和地方关系,造成根据地内党政军民的高度统一。就是这样严格而有条理的建军思想,使得新四军成为一支有纪律有组织的军队,为铁军精神的形成打下军队基础。其次,铁军精神的形成还和中国共产党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有关。思想政治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传家宝,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民族解放伟业中,充分发挥了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积累了非常重要的基本经验。主要表现在:第一,用科学的理论教育党员和军队。在敌强我弱的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战胜强大的敌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部队坚持并运用这一科学理论教育广大指战员和人民群众,指明争取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和光辉前途;第二,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的建设。抗战时期,在党、政府和军队内部都设有专门的思想政治工作机构,配备了专职的思想政治工作人员。要求政工人员不仅要做好部队本身的思想政治工作,还要求每一个新四军战士都要会做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用科学的理论和思想去发动群众、宣传群众和组织群众。第三,用英雄人物教育部队和群众。抗战中,我们党十分重视并善于发挥英雄模范人物的榜样力量来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第四,用优秀的先进文艺作品教育人民。抗日根据地的知识分子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文艺作品。他们运用各种文艺形式,讴歌根据地军民的抗日斗争,激励根据地的军民增强坚持抗战、争取胜利的决心,极大地调动了抗日将士的参战热情。正是新四军自身的努力,加上中国共产党的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使新四军形成了良好的军队作风、先进的政治思想、果敢的作战风格,进而取得了“铁军”的称号,形成了铁军精神。

抗日战争已过去77年,成为一段永久的历史,但铁军精神作为一种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作为人民军队的优良革命传统,却永远不会过时。它是人民军队和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是对我国传统的优秀民族精神、民族文化和革命精神的继承和发扬,铁军精神是特定时期时代精神的体现。我们一定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大力继承和发扬,使铁军精神永存。

参考资料:

1、《论新四军的铁军精神》,刘以顺,《理论建设》2006年第5期;

2、《论新四军铁军精神的源头》,霍晓玲,《江苏工业学院学报》2008年3月第1期;

3、《新四军历史地位、理论贡献及其研究的拓展》,朱文泉,《军事历史研究》2013年第2期;

新四军未了情 篇3

知恩图报

新中国建立前,何德漾一家居住在江北含山县一个偏僻的山旯旮里,一家几口人仅靠两亩荒地艰难度日。1943年3月的一天,一伙土匪窜到他们家,翻箱倒柜,勒索钱财。当这伙土匪一无所获时,点火烧了他家3间茅草棚,还将其父五花大绑作为“人质”押走,并扬言“拿钱来赎人,不拿钱就撕票”。母亲跪地求饶,丧心病狂的匪徒将其打昏在地。年幼的何德漾和弟妹边往山间的小路上跑,边哭喊“救命啊!救命啊!”恰在此刻,一支新四军队伍途径这里,听到哭喊的求救声,一阵风似的跑了过来。新四军神兵天降,吓得土匪丢下人质落荒而逃。新四军战士一边忙着给老人松绑,一边奋不顾身冲进火海,救下了正在燃烧着的3间茅草棚,部队卫生员还为其母亲看病疗伤……一切完毕后,几位新四军战士连个姓名都未留下,就悄悄离开追赶队伍去了……

父亲说:“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救了我们,知恩图报,我们一定要跟着共产党新四军打天下,求解放!”之后,父亲走出了山旯旮,走进了支前队伍。新四军部队打到哪里,他就和支前队伍支前到那里。从淮海战役到渡江战役,从宁沪杭战役到福州战役,直到红旗插到福州的城楼上,他才依依不舍地离开支前队伍,回到阔别数年的山乡。

1983年7月,老父病危弥留之际,把何德漾等儿女叫到床前,断断续续地嘱托道:“当年,是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救了我们……给了我们家第二次生命……你们要世世代代听党话,跟党走,不忘当年新四军救命之恩!”

着力传承

改革开放之后,党的富民政策似春风、像春雨滋润着亿万农民的心田,成千上万的“泥腿子”,纷纷走出家门,走进了城市。胆大心细的何德漾领着一家人走出含山,跨过长江,来到江城芜湖。他来到国家级的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捕捉到具有国家自主产权、名扬国内外的“奇瑞”汽车发展前景看好,而为其配套的橡塑产品供不应求的信息后,便选择在开发区新建的长春路西“广大工业园区”内,租赁了几间厂房,请来技术人员,兴办了“芜湖市振兴橡塑有限公司”,生产为“奇瑞”汽车配套的橡塑产品。

“有志者事竟成”。经过几年的艰苦创业,滚动发展,企业“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又经过几年上新项目,增加品种,扩大规模,企业越办越兴旺。走上了致富之路的何德漾始终未忘老父亲的临终嘱托,越发对当年的新四军感怀不已。一天,当他从报刊上了解到芜湖市成立了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的信息时,喜出望外,找上门来,积极要求参与新研会的各项活动。

当市新研会遇上经济拮据时,只要何德漾闻讯,他就会慷慨解囊,排忧解难。一次,当他得知市新研会要召开一次重要会议但经费一时没有着落,就主动找市会领导,情真意切地说:“当年,如果没有新四军在危难之际出手相救,就没有今天我们一家人。如果没有党的改革开放富民的好政策,更没有我们一家人的今天。为了研究新四军历史,弘扬新四军铁军精神,教育下一代,捐点款,出点钱,我义不容辞!”市会领导见他如此恳切,收下了他捐的2万元的会议赞助费。

代代相传

何德漾作为对新四军未了情的承上启下的传人,在他的言传身教下,他们一家三代对新四军感怀之情一脉相承。在家里,何德漾常和儿孙们谈家常,忆家史:从新中国建立前逃荒要饭的苦难,讲到解放后翻身做主人;从改革开放前家庭的困境,讲到改革开放后的温饱;从走出田野进城,讲到如今发家致富奔小康……尤其是当年遭土匪抢掠,茅棚被烧,爷爷被绑,奶奶被打,一家人生死存亡的关头,是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出手相救的历史,激起了儿孙们对旧社会兵匪患的刻骨仇恨,更激起了儿孙们对今天幸福生活的珍惜热爱。而每当谈及家庭的今昔变化,何德漾总是语重心长地告诫儿孙们:“对当年新四军的救命之恩,我们一家人祖祖辈辈都不能忘。”

也正因为何德漾怀着对当年新四军感怀的情思,并通过他言传身教,如今,他的儿孙们也养成了学习、研究、宣传、传承新四军精神的“好家风”。他们爱读宣传新四军历史的《铁军》杂志,爱听新四军战士老前辈讲述当年英勇奋战的战斗故事,爱唱《新四军军歌》等历史歌曲,爱看反映新四军浴血奋战的影视作品……

倡树“新四风”助推企业科学发展 篇4

关键词:企业,旧四风,新四风

在2013年6月18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出将教育实践活动的主要任务聚焦到作风建设上, 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而在企业中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四风”问题, 那么如何对“四风”来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 就成为基层党委工作者需要思考的重要课题。

企业需要把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作为落实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切入点, 对照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等“四风”方面存在的问题, 深入查摆企业自身的突出问题和表现, 倡树踏实务实、爱民为民、创业创新、清廉清白的“新四风”, 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旧四风”, 确保教育实践活动取得实效, 以作风建设的新成效助推企业科学发展。

1 倡树踏实务实之风, 坚决反对形式主义

形式主义是指追求形式、不重实效, 图虚名、务虚功、工作不抓落实。而形式主义之所以居于“四风”之首, 不仅因为其表现为装腔作势、有名无实, 而且因为形式主义往往导致事物的性质发生变异, 导致企业工作变了味、走了样, 将应该办的实事变得子虚乌有, 将应该办的好事一拖再拖。通常总是把上级要求、文件精神挂在嘴边, 说起来总是头头是道、滔滔不绝、热热闹闹, 却不能把群众的呼声和需要结合起来, 嘴上一套、事实一套, 群众面前一套、群众背后一套, 口头上表示一定要“落实”, 而在实践中却往往“落空”, 搞成“两张皮”。

在企业发展过程中, 在形式主义方面常常在“多、弱、少、浅”四个方面出现问题, 主要表现为在文风会风上务虚“多”了, 工作不务实, 会议效率持续下降;贯彻执行上级精神“弱”了, 对工作不认真抓落实, 不动真碰硬;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少”了, 工作中深入一线的较少, 办公室听取汇报的较多;工作开展深入思考“浅”了, 缺乏主动的学习和思考, 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作指导, 导致工作浮在面上。

为根治形式主义, 企业需要将“踏实务实”作为坚决反对形式主义的抓手, 求公司初创阶段之真, 务艰苦创业之实;求品牌战略、海外战略和创新机制、人才机制之真, 务创品牌、聚人才、科技兴企、扬名海外之实;求打造业内知名品牌和振兴民族工业重任之真, 务国内领先、国际先进的隧道装备综合服务商之实。真正做到踏实做人、实在做事, 工作从实处着眼、用实干考量、用实绩说话, 坚决杜绝形式主义。

2 倡树爱民为民之风, 坚决反对官僚主义

官僚主义者往往表现为一心扑在当大官、做高官上, 工作中惰政思维横行, 权力观念常常错位, 甚至不愿和人们群众“坐同一条板凳、同吃一桌饭”。在日常工作, 对上级喜欢吹牛、拍马屁, 研究领导爱好, 无论是非都曲意逢迎;对待人们群众和下属往往是喝五吆六, 一言不合就横眉冷对、口出恶语, 长此以往必定会脱离人民群众, 自我膨胀中自以为高高在上、唯我独尊, 却在不断侵蚀着党的群众基础, 疏离着党同群众的血肉联系, 成为党群关系的天敌。

对照官僚主义, 企业常常会出现“畏、淡、减、疏”四个方面的问题, 主要表现在遇到复杂矛盾有“畏”的心理, 遇到生产经营出现困难时存在着畏难情绪;班子成员之间密切交流有“淡”的苗头, 领导班子之间、班子与下属之间存在交流不畅、沟通不够的情况;机关服务激情有“减”的趋势, 出现了“机关化”倾向, 主动服务基层、服务职工群众的热情降低了, 帮助解决问题的办法减少了;党群干群关系有“疏”的迹象, 深入基层和群众不够, 帮助职工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存在差距, 党群关系开始疏远。

企业要以“爱民为民”作为反对官僚主义的着力点, 树立爱民为民意识, 真正同职工群众干在一起、苦在一起、累在一起, 苦职工群众之艰辛, 甘职工群众之收获。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职工, 接地气、通下情, 虚心向群众学习, 真心对群众负责, 热心为群众服务, 诚心接受群众监督。只有始终与职工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 始终依靠职工推动企业发展, 企业才能基业长青, 才能把企业做成百年老店。

3 倡树创业创新之风, 坚决反对享乐主义

享乐主义是艰苦奋斗的大敌, 也是滋生腐败、堕落的温床, 更是一个企业、一个国家甚至一个政党走向衰亡的开始。而享乐主义者往往在思想上极度空虚, 精神世界往往萎靡不振, 贪图安逸享乐的生活, 在工作中往往不思进取、逃避应承担的责任, 得过且过、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工作中喜欢讲排场, 吃喝穿戴上喜欢比阔气, 丝毫不以铺张浪费、奢侈无度为耻, 遇到难题就有畏难情绪, 甚至害怕吃苦受累, 将个人利益看得高于一切。

企业在享乐主义方面容易出现精神懈怠、不思进取, 追名逐利、贪图享受等方面的问题, 主要表现为部分领导干部出现了工作动力不足, 艰苦创业和吃苦奉献精神大不如前的现象, 居安思危忧患意识有所减退的问题, 过分强调经验主义, 听不进不同意见, 看不得不同观点;安于现状中避重就轻, 思想上“自我减压”, 固守已有经验和享用现有成果, 影响着企业发展的动力和势头。

企业要将“艰苦奋斗、创业创新”作为反对享乐主义的法宝, 杜绝及时行乐思想和特权现象, 消除精神风貌“懒怠型”、价值取向“利己型”、生活方式“玩乐型”的作风。要求全体党员干部要与职工群众同甘共苦, 以“两个务必”为告诫, 以“先工作后生活”的心态, 始终保持创业激情, 始终保持事业追求, 始终保持奉献精神, 发扬“从我做起、向我看齐”的责任感和担当, 规避企业出现享乐主义的风险。

4 倡树清廉清白之风, 坚决反对奢靡之风

“奢靡之风, 危亡之渐。”奢靡之风不仅有损党的形象, 还会疏远党群关系, 甚至成为影响党的前途命运的重大威胁, “有国者未尝不以恭俭也, 失国者未尝不以骄奢也。”奢靡之风不仅腐蚀干部、损害形象, 还会危害企业的公信力, 还会败坏社会风气;奢靡之风不仅弱化了党的凝聚力, 也消解着党员干部的“精气神”。奢靡之人往往要在宴席上要求够高档, 在场面上要求够壮观, 要待遇、比规格、图享受, 不以铺张浪费为耻, 反以挥霍无度为荣。

企业在奢靡之风方面容易出现“不坚决”、“不到位”等方面的问题, 具体表现就是抵制奢靡之风不坚决, 对奢靡之风警觉不够、认识不够, 在领导干部作风建设方面搞变通, 打折扣, 对当前社会大吃大喝、请客送礼等一些“潜规则”思想麻痹、漠然处之、淡而化之;执行内部监督不到位, 坚决抵制上不自觉, 自我约束不严格, 党内监督的力度有所降低, 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把利器没有充分发挥。

有些企业生意兴隆到关门大吉就是因为奢靡之风盛行, 所以切不能因为企业目前整体状况良好而放松警惕, 而是应该将“清廉清白”作为反对奢靡之风的治病良药。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守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思想观念, 做到坚持勤俭朴素办企业, 精打细算搞生产。“打铁还需自身硬”, 党员干部在个人生活中也要做到清廉自律, 清白正气, 争当清廉的楷模、节约的表率、勤俭的标兵, 身先士卒, 身体力行, 抵挡私欲, 树立形象, 凝聚人心, 杜绝挥霍享乐和骄奢淫逸的不良风气。

只有认清了“旧四风”的危害, 才能更加坚定倡树“新四风”的决心。企业只有倡树“踏实务实、爱民为民、创业创新、清廉清白”的“新四风”, 才能将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旧四风”任务落到实处, 才能弘扬优良作风, 解决企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 保持清廉本色, 才能转变工作作风, 才能密切干群关系, 才能以作风建设的新成效促进企业软实力迈上新台阶, 凝聚起助推企业改革发展的强大力量。

参考文献

[1]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学习文件选编[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 2013.

[2]人民日报评论部.反对形式主义, 重在务实[N].人民日报.

观小小新四军有感 篇5

这个故事主要讲了:一个农村里的孩子,雪映救了一个新四军,并答应了新四军叔叔的任务,是把一些药给新四军,不久他的爸爸妈妈被日本人和狗汉奸给杀害了,从那以后他决定了要杀日本人,把日本人赶出中国,于是去找新四军了,在路上他遇到了好心人收留了他,也认识了一个没妈妈的女孩,和她的爸爸。他还遇到了自己的朋友,他是男子汉,找新四军很难但是他丝毫没有退缩,一天在城里找到了一些军人,他开心极了,以为自己为爹娘报仇,可是天意弄人没想到这些军人竟然和日本人做了朋友,雪映绝望了,就在这时这个军队里还真有一位新四军,于是他有振作起来,不久新四军灭了日本人和汉奸,雪映也把药交给了新四军,这时他有和自己的好朋友团员了,真是双喜临门啊!

观完和我被雪映的勇敢打动了,他自己一人时干和日本人周旋,要换作我,我早吓的尿裤子了,早本日本人抓了,不仅没报仇,还把自己的名搭上了,但雪映却报了仇,还吧那些日本人赶出了中国。

新四军骁将高敬亭 篇6

1934年11月16日,大别山主力红军——红二十五军,奉中央军委指示,撤离苏区开始长征。留下省委常委、皖西道委书记高敬亭重新组建大别山红军,开展保卫苏区的斗争。当时,在大别山的国民党军队有10万多人,曾亲自兼任大别山“剿共”总司令的蒋介石命令安徽省省长刘镇华任“剿共”总指挥,限一月之内完全肃清大别山尚存的红军。

面对气势汹汹的敌人,高敬亭临危受命,迅速将活动于皖西和鄂东的部分红军游击武装组织起来,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自任政委(未设军长),下辖手枪团。八十二师师长罗成云,政委方永乐,手枪团团长余雄。全军1100余人。红二十八军成立之后,接连在霍邱、潜山等地打了几个大胜仗,歼灭了安徽保安第三团两个营和敌十一路军九十六旅二一三团1个营。2月9日,又打掉了潜山衙前镇区公所,生俘敌区保安队80余人。此时,蒋介石限刘镇华“一月之内完全剿清大别山小股游击红军”,刘镇华接电后,立即召集各军长开会,将大别山苏区划为4个“驻剿区”,在指定区域内“清剿”,另外还设立追剿部队,不分剿区,跟踪“追剿”。

高敬亭探知敌人“清剿”部署后,立即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他说:“敌人虽多于我们几十倍,这是他们的优势,但他们地域不熟,调度慢,各部行动也不可能一致,特别是敌十一路军和二十五路军及东北军为了保存各自的实力,互相矛盾重重;我们红军虽然人少,是劣势,但我们熟悉地情,调动灵活,有人民群众和地方党组织支持,能够及时得到敌人的情报,有大别山良好的根据地掩护,便于游击,完全可以坚持下来,消灭敌人,发展自己。因此,我们是不可战胜的。”会议决定:以游击战为主要作战形式,以分散游击为主,时聚时散,分散敌人,调动敌人,疲劳敌人,拖垮敌人,择机打击敌人,保卫根据地。

1935年2月15日,敌二十五路军司令梁冠英得悉红二十八军在太湖凉亭坳一带活动,立即调动9个团兵力,四面围来。中共潜山县委很快将这个情报报告了红二十八军。高敬亭决定利用敌人“围剿”心切,狠狠地调动一下敌人,择机歼敌。他亲率二四四团一营、二营和手枪团,穿过敌人围堵空隙,向鄂东游击。24日,敌九十四、九十五两个旅和六十四师一九一旅向鄂东跟踪而来,高敬亭率部拖了敌人4天后,于28日行至长岭关。他看到两面山林遮天蔽日,中间一条伸向木子店的大道,感到这里正是埋伏歼敌的好地方,便一边将主力隐蔽在两面树林里,准备伏击,一边命手枪团一分队继续引诱敌人。果不出所料,被拖得疲惫不堪的敌一九一旅2个团立即追踪而来。我一分队且战且退,下午3时,敌人进入伏击圈,高敬亭一声令下:“打!”各种火力一齐向敌人射击。敌人猝不及防,仓促应战,由于山沟道路狭窄,敌人人多,互相拥挤,自相践踏,重火力又施展不开;红军勇猛射杀,敌人不知红军虚实,慌忙后退。特务营按事先部署又从背后杀来,打得敌人四处乱窜,激战近半个小时,2个团的敌人被歼近半。高敬亭担心后续敌人增援,立即率领部队向西转移到立煌(今金寨县境)抱儿山。此役缴获机枪6挺,步枪200多支,子弹万余发。

1935年3月3日,高敬亭率领的手枪团两个分队与方永乐率领的二四四团在金家寨汇合。这时,敌一九四旅六二二团跟踪追来。3月7日,高敬亭率部在吴家店樟树坪设伏,将其全歼。

安徽省省长刘镇华得知这一消息,恼羞成怒,3月10日,将其看家精锐独立第五旅4000多人组成新的进剿部队。独五旅旅长郑廷珍侦悉高敬亭率手枪团在双河一带活动,即令部队倾巢出动围剿。手枪团避其锐拖敌疲惫,一连五天拖着独五旅在深山老林转圈子。敌人重武器较多,山路陡峭,加之道路不熟,时常迷路,士兵个个累的疲惫不堪,丢盔卸甲。3月18日,高敬亭率手枪团利用鸡冠山险要地形设伏,将郑廷珍所率独五旅歼灭大半,缴获机枪18挺,迫击炮2门、步枪500余支、俘敌500余人,大获全胜。

高敬亭部队在十分艰苦、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敌后斗争,他们在敌后保存住这样一支红军部队。他以超人的胆略,领导和坚持了三年的游击战争,经历了无数的艰难困苦,奇迹般地战胜了百倍于己的强敌,在多次反围剿中,他无比忠贞地捍卫了大别山的革命红旗。

1936年3月卫立煌奉命任清剿鄂豫皖三省剿共总司令。大搞“剿抚兼施”“军政并进”和“碉堡政策”,扩建地方保安团。“军政并进”和“碉堡政策”的手段是很毒辣的。“军政并进”,就是建立健全地方区、乡、保、甲制度,扶持地方武装,逼迫群众订立“五家连环保”条约,一家“通共”,五家俱杀。高敬亭针锋相对,实施政治统战。全军以营或连为单位活动;加强地方便衣队建设,有计划地在各地区原有便衣队的基础上,补充部分骨干,建成一乡一支便衣队,对付敌人地方乡、保武装。对待根据地内国民党地方政权和民团,实行“攻心为上,攻击为下”的策略。加强与地方开明人士的联络,建立两面政权。到1937 年红二十八军及地方党组织在鄂豫皖边区的 20 多个县政权,建立了 80 多支便衣队。红军便衣队是党政军二位一体的武装工作队,是秘密苏维埃,是不穿军装的红军,便衣队是鄂豫皖红军的一个重大创举,是高敬亭领导大别山游击战争胜利的一个重要法宝。高敬亭指挥红二十八军转战 3 省 45 个 县,南临长江,北越淮河,牵制了国民党正规军 30 至 68 个 团的兵力,成建制地歼敌 18 个整营和25个整连,共约 50000 多人,为掩护和策应主力红军的长征以及其他地区的游击战争 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卫立煌实感羞愧,便以十万银元悬赏各部捉拿高敬亭。

1938 年 2 月中旬,叶挺、项英在武汉召开新四军军部成立大会。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宣布鄂豫皖红二十八军和鄂豫边桐柏山红军游击队合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兼政委、参谋长林维先、政治部主任萧望东(后来是戴季英)、后勤部主任吴先云。四支队下辖支队部、七团、八团、九团和手枪团。部队发展到8100 余人,是新四军 4 个 支队中建制最整齐、人数最多、装备最强的一个支队。

高敬亭功昭大别山,征战皖中、皖东,功勋卓著。虽不能说高敬亭是常胜将军,但他领导的部队,确是胜利之师。高敬亭在对敌斗争中是胜利者,但在革命队伍内部斗争中,被党内极左路线在军队大搞“扩大化肃反”,专案组长戴季英伙同项英密谋以高敬亭拥兵自重、独立王国、山大王主义、违抗中央指示、不服从军部指挥、消极抗战、破坏统一战线等种种罪名,在国共合作期间呈报给蒋介石惩处。党同伐异,残杀共党要员是蒋介石多年夙愿,乐见其成。恰逢其时蒋借共产党人之手,当即照准处于极刑。高敬亭于1939年6月4日在安徽肥东青龙厂被捕,24日被枪决。高敬亭这位共产党的显赫人物,国民党悬赏重金要他的人头没买到,却被自己人所杀害。高敬亭临死暴跳如雷大骂:“我一生光明正大,问心无愧,既然你们要杀我,必须死在红地毯上!”就这样罪恶的子弹夺去了年仅32岁的生命。当时,中共中央紧急回电不同意枪决高敬亭时,第四支队司令高敬亭已经倒在血泊之中。解放后戴季英服刑另案处理。

编者:为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拓宽史志内容,用根亲文化凝聚中华民族的向心力,用孝文化记述追慕先贤功德,反映一个时代孝文化的历史足迹,传承祖辈先贤的良好家风,河南省报告文学学会、时代报告杂志社、河南省姓氏文化研究会联合编撰《百姓史志》大型系列丛书。

《百姓史志》主要记载两方面人物:为有成就的已故老人树碑立传,便于子孙后代了解、追念先辈;为60岁以上有成就的老人立传,以彰显其一生功德、业绩。

本期,本刊继续精选《百姓史志》人物小传刊发,以激勵、鞭策、启迪后人。同时,本刊向全社会发出号召,欢迎社会各界提供可入选《百姓史志》的人物线索。

浅析刘少奇对新四军重建的贡献 篇7

一、维护抗日大局

皖南事变给江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力量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不仅华中地区日益高涨的抗日热潮有被国民党顽固派扼杀的危险。更为严重的是“皖南事变”的突发使当时整个中国抗战前景蒙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 全国抗战形势显得异常的严峻, 之前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存在破裂和解体的危险。皖南事变的突然发生激起了抗日军民极大的愤慨, 也引起了国民党内部抗日力量的强烈不满。作为中共领导人的毛泽东心痛无比, 即以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军委名义电告八路军总部、各师、军区、重庆办事处和新四军:“中央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作准备大反攻, 救援新四军, 粉碎反共高潮。[1]”要求苏北、山东抗日根据地严正以待, 随时应付类似突发事件, 同时向国民党提出了严重抗议。要求苏北、山东我军待命消灭韩德勤、沈鸿烈部, 要求华北我军提前准备机动部队对付严重事变, 同时向国民党提出了严重抗议[2]。此时, 身为中共中央华中局最高领导人的刘少奇, 在接到中央这一电报后, 并没有被激愤的心情影响自己的判断, 理智战胜了情感, 对当时的华中局势和全国的抗日形势进行了客观分析, 一面教育华中军队和干部“遵守党的纪律, 不轻举妄动, 不自由行动, 听候中央命令”[3], 一面向党中央提出建议以当前复杂的局面。刘少奇经过冷静分析, 认为目前国民党并未实行公开投降的政策, 仍在坚持抗战, 面对国内抗日军民的压力, 不敢对中共全面分裂, 也没有乘机下令全面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同时, 在华中的我军因占领区大, 战斗任务繁重, 尚须争取时机养精蓄锐。因此, 我党不宜因皖南事变而与国民党分裂, 并建议中央“以在全国主要的实行政治上大反攻, 但在军事上除个别地区外, 以暂时不实行反攻为妥。”“如此我在政治上有利, 在军事上稳健”[4]。皖南事变的发生, 党中央和广大抗日军民群情激奋, 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仅仅激于义愤, 便不顾客观环境的许可, 一味地进行全面大反击, 不仅抗日力量要受到不必要的损失, 也必将损害抗日统一战线。因此, 刘少奇审时度势, 提出对国民党顽固派采取“政治上进攻, 军事上防御”策略, 是非常正确的。此外, 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 刘少奇还提出了在政治上反击的具体措施:一是向国民党提出严正抗议, 并发表宣言, 提出具体条件;二是如国民党对我提出的条件不能完全答复, 即宣布在皖南事变未彻底解决前, 华中我军决不再考虑北移, 并宣布国民党若再向我华中进攻, 即认为国民党正式与我党破裂;三是在全国全世界宣传皖南事变, 揭露国民党的分裂行为, 以孤立顽固派[5]。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认真考虑了当时国内外形势, 接受了刘少奇的建议。1月19日, 毛泽东等指示彭德怀和刘少奇等一方面在政治上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日的阴谋, 另一方面, 在军事上做好积极的防御。中国共产党遂在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滔天罪行的政治攻势。刘少奇提出的这一斗争策略既顾全全民族抗日大局, 又对顽固派的斗争毫不妥协。利用舆论压力有效地遏止了蒋介石对华中新四军的进攻, 为新四军在华中的重整赢得了休整与巩固的时间, 为新四军的重建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二、审时度势, 选址盐城

皖南事变后, 重建新四军军部是重中之重, 是新四军开展抗日工作的关键。刘少奇在经过深入、缜密的思考与对得失利弊的反复权衡后于1月18日向中央提议, 决定在苏北盐城重建新军部, 并向中央建议由陈毅代理新四军军长。刘少奇这一远见卓识, 为中央及时做出决策提供了依据。至于为何把盐城作为新四军新军部的新址, 这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 盐城地区战略地位重要。选址盐城作为新四军重建的新军部体现出刘少奇对华中抗战局势清醒的认识和对新四军未来重建发展局势的准确判断。当时的盐城根据地面积达1万多平方公里, 人口多达320余万, 粮食生产自给有余, 除此之外, 在棉花、盐等物质生产方面, 盐城也比苏北其他抗日根据地更加丰厚。还有, 南部水网交错, 北部平原广大, 大运河、通榆公路纵贯南北。在这里既可以背靠皖、鲁, 凭江踞海, 依赖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之利, 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 建立稳固的抗日根据地, 发展和壮大抗日武装力量;又可以在形势需要时西断津浦线, 北阻陇海路, 南截长江航道;更重要的是, 发展盐城, 可以向西往中原方向扩展, 配合八路军共同经略中原, 将华北和华中根据地连成一片。这对于坚持华中长期抗战, 实现党中央的战略部署, 无疑是个重要地区。其次, 盐城的敌伪力量薄弱, 从1940年底华中敌伪分布情况看, 盐阜、淮南、淮北、津浦路东西、苏南、苏中六个大区, 共有敌人61732人, 伪军138152人, 当时盐阜区只有敌人1460人, 伪军6680人, 分别占华中六大区敌伪兵力总数的1.31%和3.97%[6]。由此可见, 盐城的敌伪势力是比较薄弱的, 这样的环境有利于我新四军在盐阜广阔地区开辟和建立巩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最后, “发展华中”是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确定的制导方针。武汉会战结束后, 随着华北敌占区的日益扩大, 抗日斗争日益艰苦, 环境日益恶劣, 发展华中是必由之路。由于之前新四军在华中没有建立大块根据地, 新四军发展较慢, 面临着被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包围、孤立和击溃的危险。因此, 中央提出“发展华中”是十分及时而且也是必要的。对这一方针, 刘少奇不仅进行了严格的执行, 而且在执行的过程中注意联系实际。在他的努力下, 统一了华中地区各个抗日武装力量的领导。1940年10月, 八路军黄克诚部与新四军北上的陈毅部队会师苏北盐城, 以盐城为中心的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建立, 标志着党中央“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的完成。在新的军部成立前, 苏北盐城已事实上成为华中新四军政治、军事、文化指挥中心。皖南事变后, 新四军的力量受到重创, 正需要这样一块地理位置优越的地方来重建新军部, 盐城便是最合适的选择。

三、完善指挥体系, 重振军威

1941年1月20日, 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 任命陈毅为代军长, 刘少奇为政委, 张云逸为副军长, 赖传珠为参谋长, 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以刘少奇、陈毅为首的新四军新军部的建立, 不仅是军部组织机构的恢复, 而且是新四军领导集体的更新和加强。在统一和加强华中政治军事领导的过程中, 刘少奇的突出之举, 在于创造性地解决了华中抗日游击战争中的战略指挥关系问题, 这是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之一。刘少奇指出:“华中发展的具体道路是‘独立自主地实现三民主义与坚决武装自卫斗争”[7]。这就是华中抗日游击战争正确的战略, 即正确的指挥关系。首先,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国家进行的民族解放战争, 它不同于欧美国家的民族解放战争, 这是中国的特殊性。敌人的强大, 决定了战争的残酷性和长期性, 如果没有全民族的团结就不能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从全国战争统一指挥看, 华中被敌人分割, 有广大的敌后地区, 我党只有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 才能影响全国抗战形势, 推动军事政治发展, 这是对日战争的指挥原则。如果没有独立自主, 我党在华中的游击战争就不能发展。刘少奇以大刀阔斧的方式发展壮大了了华中新四军武装, 才使我党我军在华中取得了领导地位。其次, 华中特定的战争环境, 当时, 国民党为了阻止我军在华中发展, 不断挑起反共磨擦, 这使得华中局势更为复杂, 抗日民族战争与内部反磨擦战争交织在一起, 如我不坚持反磨擦, 那么我党发展华中就是一句空话。刘少奇于1941年3月上旬, 在听取了突围后到盐城的新四军司令部参谋处第三科科长胡立教及作战科科长叶超的汇报后, 指出“:皖南事变的教训, 主要是没有按中共中央指示, 深入敌后, 举起民族抗日的旗帜, 求得发展壮大, 被统一战线束缚了自己的手脚。结果, 在皖南的弹丸之地守株待兔, 守了三年, 没有守到兔子, 却守来了一个老虎, 反而把自己吃掉了”[8]。因此, “应该是战略的集中指挥和战役战斗的分散指挥”相结合。根据华中敌后抗日战争严峻的形势和敌、伪、顽之间三角斗争的复杂局面, 刘少奇把敌后游击战的一般指挥原则巧妙地运用于华中敌后战场, 且强调战略上的统一指挥。为了取得反磨擦斗争的胜利, 刘少奇提出了反磨擦游击战争的指挥原则, 就是“战略、战役以至战术上都要统一指挥”[9]。刘少奇强调, 对于反“扫荡”与反“磨擦”这两种分别与日军和顽军进行的战争, 需要两套不同的战法, 需要两套不同的战略战术原则。对日寇的反“扫荡”战争, 应当是在战略统一指挥下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 “军事上以分散游击, 避免决战为主, 但能争取较大胜利时, 应决心实施较大兵力突击”[10]。这种军事上的分散、伏击和合击行动, 必须发挥游击部队高度的灵活性和独立自主的能力。至于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 刘少奇认为, 在战略、战役以至战术上都要统一指挥, 特别是政策上更须统一。因为与顽军的冲突磨擦既是军事斗争, 又是政治斗争, 是我党在统一战线内坚持独立自主的斗争, 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在这一思想的制导下, 刘少奇领导华中局指挥了一系列反磨擦战, 并取得决定性胜利。刘少奇在皖南事变前后及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等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问题上向中央的建议, 都是从战略全局出发考虑的。在华中敌后反磨擦游击战争中, 刘少奇统一集中政治、军事领导, 统一战略指挥, 形成强大的反磨擦力量, 在多次反磨擦反扫荡战争中取得胜利, 扭转了华中抗战的局面, 正确地解决了华中抗日游击战争中的战略指挥关系问题。

综上所述, 刘少奇在皖南事变发生后, 处变不惊, 及时向中央建议调整战略方针, 使新四军在华中取得了休整与巩固的时间, 为新四军重整旗鼓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在新四军重建时, 又率先提出选址苏北盐城, 为新军部的建立打下坚实基础;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和运用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 始终坚持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独立自主原则, 同国民党反动派在政治上、军事上斗智斗勇, 打击了日顽等反动势力, 壮大了抗日武装, 扭转了华中抗战的被动局面。

摘要:皖南事变发生后, 新四军的力量蒙受了重大损失。时任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治部主任的刘少奇及时向中共中央建议调整战略方针, 以战略家的眼光, 顾全大局维护抗日统一战线, 率先提出新四军军部选址苏北盐城, 创造性地解决了抗日游击战争中战略指挥关系问题。可以说,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重建并得以发展壮大, 刘少奇居功至伟。

关键词:皖南事变,刘少奇,新四军重建,贡献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给华中局的电报. (1941-01-14) [A].皖南事变资料选[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122.

[2]《中国共产党六十年》, 解放军出版社, 1984.259.

[3]中共中央胡服对皖南事件的沉重报告. (1941-01-15) [A].皖南事变资料选[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345.

[4][5]刘少奇.关于主要应从政治上进行反攻问题向毛泽东等的建议. (1940-01-15) [A].中央档案馆.皖南事变[C].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4.149-150.

[6]南京军区档案馆藏.新四军抗日战争历史资选编[C].第43册.

[7][8][9]刘少奇选集 (上) [C].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1.284.337.286

新四、六级考试 篇8

关键词:企业;旧四风;新四风

在2013年6月18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出将教育实践活动的主要任务聚焦到作风建设上,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而在企业中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四风”问题,那么如何对“四风”来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就成为基层党委工作者需要思考的重要课题。

企业需要把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作为落实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切入点,对照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等“四风”方面存在的问题,深入查摆企业自身的突出问题和表现,倡树踏实务实、爱民为民、创业创新、清廉清白的“新四风”,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旧四风”,确保教育实践活动取得实效,以作风建设的新成效助推企业科学发展。

1 倡树踏实务实之风,坚决反对形式主义

形式主义是指追求形式、不重实效,图虚名、务虚功、工作不抓落实。而形式主义之所以居于“四风”之首,不仅因为其表现为装腔作势、有名无实,而且因为形式主义往往导致事物的性质发生变异,导致企业工作变了味、走了样,将应该办的实事变得子虚乌有,将应该办的好事一拖再拖。通常总是把上级要求、文件精神挂在嘴边,说起来总是头头是道、滔滔不绝、热热闹闹,却不能把群众的呼声和需要结合起来,嘴上一套、事实一套,群众面前一套、群众背后一套,口头上表示一定要“落实”,而在实践中却往往“落空”,搞成“两张皮”。

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在形式主义方面常常在“多、弱、少、浅”四个方面出现问题,主要表现为在文风会风上务虚“多”了,工作不务实,会议效率持续下降;贯彻执行上级精神“弱”了,对工作不认真抓落实,不动真碰硬;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少”了,工作中深入一线的较少,办公室听取汇报的较多;工作开展深入思考“浅”了,缺乏主动的学习和思考,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作指导,导致工作浮在面上。

为根治形式主义,企业需要将“踏实务实”作为坚决反对形式主义的抓手,求公司初创阶段之真,务艰苦创业之实;求品牌战略、海外战略和创新机制、人才机制之真,务创品牌、聚人才、科技兴企、扬名海外之实;求打造业内知名品牌和振兴民族工业重任之真,务国内领先、国际先进的隧道装备综合服务商之实。真正做到踏实做人、实在做事,工作从实处着眼、用实干考量、用实绩说话,坚决杜绝形式主义。

2 倡树爱民为民之风,坚决反对官僚主义

官僚主义者往往表现为一心扑在当大官、做高官上,工作中惰政思维横行,权力观念常常错位,甚至不愿和人们群众“坐同一条板凳、同吃一桌饭”。在日常工作,对上级喜欢吹牛、拍马屁,研究领导爱好,无论是非都曲意逢迎;对待人们群众和下属往往是喝五吆六,一言不合就横眉冷对、口出恶语,长此以往必定会脱离人民群众,自我膨胀中自以为高高在上、唯我独尊,却在不断侵蚀着党的群众基础,疏离着党同群众的血肉联系,成为党群关系的天敌。

对照官僚主义,企业常常会出现“畏、淡、减、疏”四个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在遇到复杂矛盾有“畏”的心理,遇到生产经营出现困难时存在着畏难情绪;班子成员之间密切交流有“淡”的苗头,领导班子之间、班子与下属之间存在交流不畅、沟通不够的情况;机关服务激情有“减”的趋势,出现了“机关化”倾向,主动服务基层、服务职工群众的热情降低了,帮助解决问题的办法减少了;党群干群关系有“疏”的迹象,深入基层和群众不够,帮助职工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存在差距,党群关系开始疏远。

企业要以“爱民为民”作为反对官僚主义的着力点,树立爱民为民意识,真正同职工群众干在一起、苦在一起、累在一起,苦职工群众之艰辛,甘职工群众之收获。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职工,接地气、通下情,虚心向群众学习,真心对群众负责,热心为群众服务,诚心接受群众监督。只有始终与职工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依靠职工推动企业发展,企业才能基业长青,才能把企业做成百年老店。

3 倡树创业创新之风,坚决反对享乐主义

享乐主义是艰苦奋斗的大敌,也是滋生腐败、堕落的温床,更是一个企业、一个国家甚至一个政党走向衰亡的开始。而享乐主义者往往在思想上极度空虚,精神世界往往萎靡不振,贪图安逸享乐的生活,在工作中往往不思进取、逃避应承担的责任,得过且过、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工作中喜欢讲排场,吃喝穿戴上喜欢比阔气,丝毫不以铺张浪费、奢侈无度为耻,遇到难题就有畏难情绪,甚至害怕吃苦受累,将个人利益看得高于一切。

企业在享乐主义方面容易出现精神懈怠、不思进取,追名逐利、贪图享受等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为部分领导干部出现了工作动力不足,艰苦创业和吃苦奉献精神大不如前的现象,居安思危忧患意识有所减退的问题,过分强调经验主义,听不进不同意见,看不得不同观点;安于现状中避重就轻,思想上“自我减压”,固守已有经验和享用现有成果,影响着企业发展的动力和势头。

企业要将“艰苦奋斗、创业创新”作为反对享乐主义的法宝,杜绝及时行乐思想和特权现象,消除精神风貌“懒怠型”、价值取向“利己型”、生活方式“玩乐型”的作风。要求全体党员干部要与职工群众同甘共苦,以“两个务必”为告诫,以“先工作后生活”的心態,始终保持创业激情,始终保持事业追求,始终保持奉献精神,发扬“从我做起、向我看齐”的责任感和担当,规避企业出现享乐主义的风险。

4 倡树清廉清白之风,坚决反对奢靡之风

“奢靡之风,危亡之渐。”奢靡之风不仅有损党的形象,还会疏远党群关系,甚至成为影响党的前途命运的重大威胁,“有国者未尝不以恭俭也,失国者未尝不以骄奢也。”奢靡之风不仅腐蚀干部、损害形象,还会危害企业的公信力,还会败坏社会风气;奢靡之风不仅弱化了党的凝聚力,也消解着党员干部的“精气神”。奢靡之人往往要在宴席上要求够高档,在场面上要求够壮观,要待遇、比规格、图享受,不以铺张浪费为耻,反以挥霍无度为荣。

企业在奢靡之风方面容易出现“不坚决”、“不到位”等方面的问题,具体表现就是抵制奢靡之风不坚决,对奢靡之风警觉不够、认识不够,在领导干部作风建设方面搞变通,打折扣,对当前社会大吃大喝、请客送礼等一些“潜规则”思想麻痹、漠然处之、淡而化之;执行内部监督不到位,坚决抵制上不自觉,自我约束不严格,党内监督的力度有所降低,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把利器没有充分发挥。

有些企业生意兴隆到关门大吉就是因为奢靡之风盛行,所以切不能因为企业目前整体状况良好而放松警惕,而是应该将“清廉清白”作为反对奢靡之风的治病良药。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守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思想观念,做到坚持勤俭朴素办企业,精打细算搞生产。“打铁还需自身硬”,党员干部在个人生活中也要做到清廉自律,清白正气,争当清廉的楷模、节约的表率、勤俭的标兵,身先士卒,身体力行,抵挡私欲,树立形象,凝聚人心,杜绝挥霍享乐和骄奢淫逸的不良风气。

只有认清了“旧四风”的危害,才能更加坚定倡树“新四风”的决心。企业只有倡树“踏实务实、爱民为民、创业创新、清廉清白”的“新四风”,才能将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旧四风”任务落到实处,才能弘扬优良作风,解决企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保持清廉本色,才能转变工作作风,才能密切干群关系,才能以作风建设的新成效促进企业软实力迈上新台阶,凝聚起助推企业改革发展的强大力量。

参考文献:

[1]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学习文件选编[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13.

[2]人民日报评论部.反对形式主义,重在务实[N].人民日报.

[3]梁洵.国有企业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浅论[J].企业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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