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税负（精选10篇）
银行税负 篇1
各个领域的进步和发展, 我国内银行业面临着很多问题。我国市场的开放力度逐渐加大, 对外资银行和进入逐渐取消了各方面的限制, 对股份额、地域等限制都采取逐渐放松的政策, 也使我国内资银行所面临的挑战更加激烈。另外, 内资银行也面临着资本充足率方面的严重不足。为内资银行的生存、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甚至于影响着国家金融安全。税收通过影响内源资本而对银行资本充足率机制实现各种影响。税负的轻重, 与银行税后的净利润有着重要影响, 也更进一步地对银行盈余公积以及利润的分配产生影响, 对银行这两项核心项目产生影响。银行税负的增加与规模, 关系着银行核心资本比例。银行税负与银行资本的积累有着一定的影响, 可以说, 较大程度上利于提高资本充足率。
一、银行业税制中所存在的问题
(一) 税制使银行业税负偏重
长时间以来, 商业银行的经营对象为货币资金, 这一特点与商业银行国有的性质。政府能够稳定快速地取得银行业的大量收入, 以至于我国银行业的税收政策与其他行业有所区别。在1994年的税制改革中, 对国有商行以及保险公司保留了百分之五十五的所得税政策;1997年, 将金融机构所得税税率降到了百分之三十, 营业税税率提高至百分之八十。2001年, 制定了分三年来将金融企业降到营业税税率百分之五, 不过整体上的负担还是比较重的。
(二) 比较银行业税负
其他国内服务行业比较之下, 银行业营业税仍处于税率较高的状态。不包含娱乐业在内, 大部分的其他营业税的适用于3%, 或者是5%的税率, 银行业则采用5%。可以说, 国有与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税收收入有构成差异。
(三) 相较于国外银行业税收制度
我国对银行业征营业税按照营业额全额, 不根据价差进行征税, 也不是按照增值税征增值额税, 实际也就是金融服务消耗, 货物购进对增值税额所承担的不能扣除, 银行业也负担了营业和增值税双重任务。营业税的营业额将金融机构所收取各种价外的费用包括在内, 所以, 某些实际上并不构成银行收入的代收费用等, 也都被并入到了营业额的营业税征收范围。国内的商业银行, 农村信用社, 资产质量不强, 较低的不良贷款率。按原则来说, 营业税按权资的发生制来提出课征的相关要求。基于应收未收利息较高的影响, 实际的银行税负高于法定税率。
国外金融业, 如欧盟成员国、澳大利亚和韩国等等, 一般情况下纳入增值税所征收的范围。再加上, 很多的国家, 对银行信贷、证券和期货等采取了免征增值税政策, 不能抵扣其进项税额。但是, 免税主要限于重要的金融业务, 或者辅助型业务, 如保险箱服务、收藏品安全保管等等, 按照一般情况来对增值税进行征收。一般情况下, 对那些出口的业务, 或者是与商品和劳务有关系的金融服务实行零税率, 以此来鼓励出口业务。甚至少数西方国家对金融企业所征收的营业税也较低, 甚至低于1%。西方国家通过低税率的实行, 来扶持合作银行业的发展, 以美国为例, 采取合作银行业零税率的实行。这些, 都决定了我国比国外银行业的流转税高, 银行业税负沉重。一方面造成了银行的巨额亏损, 或者是蝇头微利;另外一方成为纳税大户。
另外, 我国课征的银行业所得税法定税率高。各国在近些年来, 包括中国周边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所得税率, 都有普遍下降的现象。我国税率虽然低于某些发达国家, 但也高于某些经济处于发展中或者新兴国家, 甚至高于个别经济发达国。目前, 所得税制度也制定了严格税前扣除标准。
二、减轻国有商业银行税负
(一) 降低营业税率, 减轻银行业税负
银行业的核心金融业务, 应该营业额在目前的基础上, 做一些适当降低的措施。另外, 对银行业征收营业税的范围做一些改变。由计征依据以全额贷款利息收入为准, 转变以银行存贷款利息收入差额为准;然后, 将银行实际业务操作收入的费用征税取消, 避免各种重复征税。
(二) “两税”合一
合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 实行所得税的税率统一化, 促使内外资企业在税收待遇方面平等化。对于外资银行来说, 他们需要的是良好的投资环境, 要求市场环境良好。他们所考虑的, 已经不单单是税率方面的优惠。改变内资银行的税率, 能够保证与外资银行的成本方面的起跑线不至于相差太大, 能够适当地对其竞争力和心态。我国的经济发展的腾飞, 给“两税合一”一个非常好的经济环境, 加之税收快速增长, 提供给“两税“合一一个充分操作空间。内外资银行所得税的统一, 能够给其一个公平公正的竞争平台。
(三) 应收利息的计税办法的转变
在国际方面, 以三个月或者是90天, 为核算应收利息的年限。但我国银行经营的效益, 相对来说有些下滑, 应收未收利息的增多, 以及实际上税负较重的各种情况下, 应收利息采取核算年限的缩短, 能够适当改善不利因素。与国际上的接轨, 促使了金融企业的经营业绩更加真实, 进行有效的反映。设定一定的年限, 在年限内可以按应收未收利息来进行营业税的计征, 高于当年的部分, 冲减来年的年度营业收入。
总结:减轻应行业的税负, 完善银行业金融税制, 这是将我国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提高, 增强自身的竞争能力的关键, 也是重中之重。
摘要：WTO的过渡期结束之后, 随之为我国内资银行业迎来了激烈的竞争阶段, 资本充足率不足等相关的问题也日益凸显, 我国内资银行业与外资银行间在之后也展开了相对激烈的竞争。本文通过对我国银行业的税负相比较国外与外资银行业的比重, 谈一谈税负减轻和税制的选择与我国银行业资本的充足率之间的关系, 如何以此来增强竞争力等。
关键词：银行业,减轻税负,资本,充足率
参考文献
[1]陈文涓.税制改革和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内源性提升[J].特区经济, 2006 (08)
[2]郭晓红.构建和谐银行业税收制度的思考[J].福建金融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6 (05)
[3]宋炜.银行业税制的完善及其探讨[J].金融经济, 2009 (02)
企业流转税负偏重 篇2
过去十几年间，我国进行了大大小小的各种税制调整。如2008年1月1日实现了企业所得税“两法”合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时至今日，与四年前相比，我国经济总量不断增加，产业结构特征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进一步推动产业结构高度化过程中，税收政策的调控效果却出现了“瓶颈”状态。笔者曾经去某新能源企业调研，发现从项目立项，经历研发之后，到最后投产的时间周期较长，而且巨大的研发投入抬高了研发风险。这种情况下，该新能源企业根本无法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这是因为，享受现行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前提是“必须要有利润”。在立法之时，企业所得税优惠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重点扶持对国民经济具有战略意义的各类产业，然而一旦发生上述情况，政策目标与政策的实际效果之间就会出现错位。
我们不妨再就企业经营“过程”中税收负担情形做进一步分析。无论企业有没有利润，只要是从事市场交易，便需要缴纳增值税等流转税，这才是企业税收负担的关键所在。究其原因，这与我国“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密切相关。
2011年，在全国税收收入的“大盘子”中，仅来自于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三大流转税的税收收入比重高达54.86%，而来自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两种主要直接税收入总额占全国税收收入的比重仅为25.43%左右（数据源于财政部“2011年全国公共财政收入决算表”）。
很多企业，特别是一些中小企业，还未“来得及”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制度，便已经消失，更谈不上产生利润。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现行税收制度的整体设计是鼓励“成功”者，而“失败者”则无法享受。
固然，增值税、消费税等流转税可以转嫁给消费者，但于“失败”企业而言并非如此。如一个高附加值的制造业企业，仍然处在产品研发时期，尚未进入销售阶段，这种情况下，尚无产品销售，何来税负转嫁？而企业巨额研发投入中所用的各种原材料、机器设备中所含大量增值税进项税款被企业“垫支”，这无疑是一笔不小的负担。如果企业顺利完成研发，进入产品销售时期，那么这些进项税款可以通过增值税抵扣链条准予抵扣，并通过产品定价将销项税款转出，企业只是损失“垫支”资金的货币时间价值。而如果企业研发失败，最后没有形成产品，那么这些税款将被企业白白承担。
这意味着，企业经营过程中的流转税负担处于较重水平。一方面加大了企业的经营负担，提高了经营风险，尤其是对于一些刚刚起步的中小企业而言；另一方面，大量流转税通过转嫁，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商品物价水平。实际上，上述问题的存在是我国税制结构在微观领域的“投影”。如果继续维持这种税收模式不变，难以从根本上发挥对产业结构的推动作用。
因此，不论是从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角度出发，还是从有助于企业化解经营风险、扶持其健康发展的角度考虑，我国都需要对税制结构进行转变与调整，既要重视从企业形成的经营“成果”角度给予税收优惠，更要从企业经营“过程”中减轻税负。既鼓励成功，又要对失败给予一定的宽容。这不仅可以从根本上减轻企业负担，还能对物价水平的稳定发挥促进作用。
（作者就职于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保障地方事权与财权平衡
“省直管县”的财政管理制度改革在多地受挫
据媒体报道，原定于2012年底收官的“省直管县”的财政管理制度改革在多地受挫，部分省份甚至正将一些省直管县的转移支付项目重新划归市里。
受挫的根源在于目前存在的“财权上移、事权下移”的财政分配体制。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中央与省级的财权已经有了清晰的划分，但省级以下各级政府的分税体制并未形成。市县财政收入50%以上要上缴，而全年的预算能有多少全靠“跑部钱进”或“拉关系”，财政省直管县后无非是将原来的“跑市里要资金”改为“跑省里要资金”，县级财政的基本保障体制并未真正建立起来。
解决的办法是建立“省级着眼辖区财政、市县着眼本级财政”的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分配体制。即每一级政府都要有自己的事权，以及与其匹配的财权，同时省级财政对所辖区域的财政负有纵向平衡和横向平衡的责任。当然，前提是尽快建立完善的地方税体系。在形成三个级别的分税体制基础上，各级政府再建立规范透明可监督的预算制度，政府间的转移支付也就简单化。当财政预算主要靠自己，而不是靠上级政府眼色时，县级财政是归市里管还是归省里直管又有什么区别呢？
（作者陈金保为经济学博士）
反腐也需要技巧
反腐专家建议赦免部分退赃官员以换取支持改革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建议赦免部分退赃官员以换取支持改革，因为不采用部分妥协的方式进行改革，腐败官员很可能负隅顽抗以至于造成鱼死网破的局面。
关于反腐的各种具体方案的争论由来已久，众说纷纭，至今学术界也未达成共识。从化解改革阻力，渐进推动改革进程的角度考虑，采用妥协的方式不失为一种选择。但是，妥协的程度和方式需要深入探讨，至少不能违反改革的初衷和原则。李永忠建议赦免部分退赃官员和现行的刑法关于贪污受贿等刑事犯罪的法律条款存在一定的矛盾关系，推行改革不能不考虑这点。
惩治现有腐败官员和重塑社会体制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改革的目标也不仅仅是清算存量的腐败，更多的是建立防腐反腐的长效机制。
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较局部的改革试点等往往更为庞大和复杂。这就需要改革者站在总揽全局的高度，时刻把握改革相关的各个群体利益的微妙平衡，尽可能寻找阻力最小的路径，最终适时适度地推进改革。这个过程无疑需要极大的耐心、魄力和技巧。
（作者周志祥为媒体评论员）
经济增长数据中的环境成本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中国有价值的GDP增速仅5%左右
近日，社科院副院长李扬表示，“如果在GDP中扣除生态退化与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仅有5%左右。”
印象中，自从中国的经济界开始进入弹劾“唯GDP论”的时代后，通过各种口径计算GDP真实增速便出现了各种版本。虽然视角、方法各异，但其初衷基本相同：向社会揭示高增长中所包含的高污染高浪费，警示高增长背后的隐形成本，避免人们陷入GDP巨无霸的幻想狂欢中。
为何一定要从警示增长成本、经济损失的角度出发，才能引起国人对环境的重视呢？这种警示之声似乎暗示了社会上流行的潜意识：只有在环境可以带来经济效益的时候，才有其实在意义。如果今天我们为了节省成本而保护环境，这种思维就注定了有一天我们会为了创造效益而破坏环境。
我们身处于自然之中，自然环境是一种客观存在，有其独立的价值。“十八大”报告将“建设生态文明”写入其中，也正说明了无论决策层还是更为关注当下经济发展现实的地方政府，都应形成在尊重、重视自然生态的基础上发展经济的共识，将保护环境生态内生为我们社会文明的组成部分。
也许有一天，能够不从增长的角度去衡量保护生态环境的价值，才是更大的社会进步。
银行税负 篇3
一、“营改增”存在的问题及隐患
(一) 税率及征管模式的改变
我国增值税的基本模式是以17%为税率为基础, 再加上档为13%税率的模式。与传统税率模式不同, 在“营改增”税制改革之后, 采取的增值税模式是以原有的模式为基础并且增加两党税率, 分别为6%和11%。这一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税收计算的负担, 使原本简洁的增值税计算变得复杂。除此之外, 税率的设置也没有与实际情况对应, 在很多企业的实际税收计算中显得极度不合理。在租赁行业中, 租赁企业的进项税基本只有租赁物品的维修费进项税, 但是随着其租赁物品的进项税额的增大其营业收入往往没有大幅度的增加。这种情况说明税率的设计和征收环节都存在一定的问题, 没有考虑到某些特定行业与“营改增”税制之间存在的矛盾。除此之外, 相关政策制度的改革自身也存在一定的不完善性, 这对于我国经济市场造成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 “营改增”税的改革必须要结合我国的经济市场实际情况与相关制度的具体规定来进行, 并且, 该项改革在对我国商业银行税负效应的影响上, 也有着很大的作用。
(二) 相关规章制度的不完善
“营改增”税制改革的相关规章制度不完善、不合理是导致其实施中问题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例如, “营改增”税制改革在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行业中的实施效果就不尽如人意。对于该行业的试点工作虽然有相关规章制度等文件来进行规范, 但具体实施效果并不明显, 许多规章制度没有得到遵守, 成了一纸空文。另外, 信贷资产证券化的整体作业流程与新税改制度的实施具有一定的矛盾性, 使得“营改增”税制造成信贷资产证券化流程的不规范性。另一方面, 由于相关制度的不完善, 在“营改增”税制改革前后, 税收归属没有变化。具体而言就是虽然在实施新税制改革之后的税收单位变成了国税部门, 但是税收归属依然没有变化, 地方财政和中央财政依旧是相应税收的主要流入方向, 和原营业税基本相同。但是不同于原营业税, 相关制度的不完善性虽然在某些部分都存在共同的地方, 但是我国商业银行的税负效应影响是更具市场弹性的, 众多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才是造成其最终结果的原因。由此可以看出, 相关制度不健全, 已经成为影响我国商业银行“营改增”税制改革的一个重要问题。
二、“营改增”税制改革包含的基本内容及造成影响
(一) “营改增”税制改革内容
“营改增”像一把双刃剑, 对企业有利有弊, 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营改增”推动服务业企业发展, 对服务行业企业来说, 对进行全额的营业税征税, 税负过重, 还有重复征税的情况, 通过税制改革, 加大对第三产业的扶持力度, 也为现代服务业发展提供空间, 二是降低出口企业成本, 提高我国劳动和货物的国军竞争力。在营业税之下出口不会进行退税, 因此增加了出口劳务和货物的成本, 不利于出口企业参见国际竞争。
为解决我国目前经济发展面临的难题, 我国相关部门进行了一系列的税制改革, “营改增”税制改革是相关税制改革中的主要内容, 也是我国为建立更科学、合理的税制而制定的过渡性税制改革政策。首先应当明确的是, 税制改革的目的是通过对税制的改革来为我国各行各业创造更多的获益机会, 从而改善目前市场现状, 推动我国经济的发展。根据2016年相关报告, 新形势下的“营改增”税制改革主要包括以下几点内容:首先, 税制的改革不会改变原来对于各类行业的免税制度, 也就是说, 在进行税制的改革后依然享有之前免税的权利, 不会因为税制改革而增加商业银行的经济负担。其次, 确定税制改革的目的是减轻各行各业相关企业的负担, 从一定程度上增加企业获得利益的机会, 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第三, 以即征即退的方式代替原有的减免税收政策, 这能有效解决以往在减免企业税收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极大减轻了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负担。从整体角度来讲, 我国目前经济市场的不景气与改革开放以来的自由市场的形成有很大的关系, 相关企业在进行发展时, 需要缴纳的税费较高, 极大的增加了企业的经济负担。而“营改增”税制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减轻企业的经济负担, 增大对各行业企业的扶持力度, 进而推动我国经济的发展。
三、“营改增”税制改革造成的影响
(一) 减少商业银行收入
税收是我国政府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途径, 在进行营改增税制改革之后, 我国政府财政收入受到很大的影响, 各个地方政府财政收入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减少。虽然在商品的流通过程中政府财政部门可以收取部分的营业税, 但是与新税制改革实施后造成的政府财政收入减少相比微不足道。营改增税制改革造成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减少也是其引起的一个重要问题, 相关部门也已经采取有效的措施来解决由于营改增税制改革造成的财政收入减少。商业银行的发展是离不开自身的经纪业务收入的, 而“营改增”政策对于其收入或多或少会造成影响, 相关部门也对于这方面采取了高度的重视, 并且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相关的应对措施进行解决, 希望能对银行收入的提升具有一定的帮助。
(二) 极大减轻了商业银行负担
税制改革的实施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我国各行各业领域内的经济负担, 其中企业负担的减轻效果最为明显。传统税制可能会导致企业面临重复缴费等情况, 在新税制改革的背景下, 极大减少了此类情况的发生, 除此以外, 对于以前需要缴纳税费的企业可以以购买业务产生的增值税来抵消应当缴纳的税费, 这从很大程度上减轻了企业的经济负担。当然, 这种税制改革不一定适应所有的企业, 在某些企业内可能存在由于新税制改革造成经济负担加重等情况, 这方面的情况还很多, 但是税收制度改革总是利弊结合的。总的来说, “营改增”税制改革对于大部分企业而言减轻了对于企业征收的税费, 减小了企业的经济负担, 从而间接推动商业银行的发展, “营改增”的税制改革对于商业银行的发展而言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四、结论
巧用收入化税负 篇4
时下，不少企业都采取了股份制形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股东在本企业工作，股东将获得的收入有薪金和红利两种形式。不过，无论哪种所得都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作为股东的你，是否想好利用公司之便，来适当调节两种收入的比例，以达到节税的目的呢？下面我们举例来说明。
假设某私营有限公司有5名投资者，股东都在本公司任职。该公司2005年会计利润600万元，不考虑计提盈余公积和公益金，全年净利润平均分配给股东，当地计税工资标准是每人每月1500元，公司在计算企业所得税时除了工资薪金无其他调整项目，现有以下几种方案可供选用。
方案1，董事会把每位股东的月薪定为1500元，其目的在于：投资者们平时少拿一点工资，年终还是能够以红利的形式得到补偿。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应纳税所得额就等于会计利润。
该私营企业应缴纳企业所得税为198万元（600×33%），税后利润则为402万元（600－198）。
根据相关规定，对私营有限责任公司，其企业所得税后利润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弥补亏损、提取公积金和法定公益金后的剩余利润，或者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的规定提取生产发展基金后的剩余利润，不分配、不投资、挂账达一年的，从挂账的第二年起，将剩余利润依照投资者(股东)的出资比例计算分配个人投资者（股东）的所得，按“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项目征收个人所得税。所以，股东应就红利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为80.4万元（402×20%）。这样，股东全年净收入则为330.6万元（0.15×12×5＋402－80.4）。
方案2，
董事会把每位股东的月薪定为3500元，由于成本增加12万元，公司会计利润额降为588万元，但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应对工资、薪金项目进行调整，调整后公司的应纳税所得额和缴纳的企业所得税没有变化，仍然是600万元和198万元，但此时，股东应就红利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则为78万元；股东应就工资、薪金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为1.05万元。这样，股东全年净收入则为331.95万元。
方案3，董事会把每位股东的月薪定为6500元，由于成本增加30万元，公司会计利润额降为570万元，但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应对工资、薪金项目进行调整，调整后公司的应纳税所得额和缴纳的企业所得税没有变化，仍然是600万元和198万元，但此时，股东应就红利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为74.4万元，股东应就工资、薪金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则为3.75万元。这样，股东全年净收入为332.85万元。
通过以上三个案例可知，股东年薪为0.15万元时，并没有起到董事会预先设想的节税作用。相反，适当地提高股东工资可使其承担的个人所得税减少。这部分收益形成的实质在于股东分红所得和工资、薪金所得适用的个人所得税税率不尽相同，当工资、薪金所得较低时，其税率要低于股息红利所得适用的20%的税率，将股东分红所得转换成为工资、薪金所得能达到节税的目的。但因为工资薪金按照应纳税额的大小分别适用5％～45％的九级超额累进税率，所以，当股东月薪提升至一定标准时，就不能再通过这种途径来减轻税负。
方案4，董事会把每位股东的月薪定为31500元，由于成本增加180万元，公司会计利润额降为420万元，但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应对工资、薪金项目进行调整，调整后公司的应纳税所得额和缴纳的企业所得税没有变化，仍然是600万元和198万元，但此时，股东应就红利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为44.4万元，股东应就工资、薪金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则为36.75万元。这样，股东全年净收入为329.85万元。
通过以上的四种方案我们可以看出，并不是减少股东的工资、增加股东的红利就能使股东获利。当然，股东的月薪也不是越高越好。那么，工资和红利该怎样分配才会对股东最有利呢？对于上述私营企业，我们建议股东的月薪应该在6500～21500元之间，因为在这个范围内的工薪收入适用的税率低于20%，存在节税的空间，股东的个人所得税负将始终是78.15元。月薪高于21500元时适用的工薪收入税率将超过20%，再将股东红利转化为工资、薪金就得不偿失了。
事实上，我们可以绘制一张股东个人所得税税负走势图。
上图具有普遍意义，私有企业股东都可以参照上图安排好工资、薪金和红利的分配。月薪6500～21500元，企业可以根据自身情况灵活安排工薪和红利的比例而不会影响税负，同时又保证股东有最大的收益，但切记不要超越这一区间，否则会产生不必要的损失。
注释：
图中21500元～41500元之间存在一点，该点的税负也为80.4万元，实际税率是20%，通过计算可以得出这一点是29000元，也就是在这一情况下，股东所缴纳的税额等同于其月薪在1500元以下时所承担的税额。计算过程如下。
该点满足条件：由于增加股东工资导致企业税后利润下降，减少股东红利，从而使股东少缴的个人所得税，应该等于增加工资使股东多缴纳的个人所得税。
假设股东月薪X元，则有等式：
（X－1500）×12×5×20%＝[（X－1500）×25%－1375]×12×5
由此解出X＝29000元。
此时，企业成本增加165万元，会计利润为435万元，
股东应就红利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435－198）×20%＝47.4万元，
股东应就工资、薪金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29000－1500）×25%－1375]×12×5＝33万元，
银行税负 篇5
“营改增”税制改革措施的提出与实施, 对于商业银行来说既孕育着机遇, 也带来了挑战。商业银行的发展状况对金融行业的整体稳定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金融行业的发展状况又直接影响到国民经济的稳定。金融行业是市场经济在运行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 为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和资金融通渠道, 可以为企业提供资金支持, 满足企业的融资需求, 金融行业发展越健康, 市场经济发展就越稳定。在我国, 增值税和营业税是主要的税种, 是我国流转税领域的两大税种, 我国在市场经济中的征税范围一直并行征收增值税和营业税, 由于营业税具有天生的重复征税的缺陷, 使得并行征税措施加重了征税主体的税收负担, 对经济运行产生了扭曲作用, 使得经济运行的效率较低, 税制改革势在必行。
2012年起, 我国在上海市的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的服务业实行了“营改增”税制改革试点工作, 这一措施揭开了流转税改革的序幕。“营改增”税制改革措施将对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商业银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下文将重点分析“营改增”对商业银行税负变化的影响。
二、“营改增”税制改革措施对商业银行税负变化的影响
商业银行的最终经营目的就是为了将其经济效益最大化, 这也是经济学中最经典的假设条件, 即理性人或者经济人假设。研究“营改增”税制改革措施对商业银行税负的影响, 可以理清模型假设条件, 建立数理模型, 并根据经济学和数学相关知识分析税负变化。
1. 模型成立的假设条件
(1) 最基本的假设条件之一就是理性人假设, 多数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模型建立的基础都是经济人假设, 认为经济主体最根本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最大化的经济效益。因此, 假设商业银行开展经济活动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将其经济利益最大化。
(2) 假设商业银行的收入来源主要是贷款业务, 其业务主要是资金借贷业务, 而不考虑企业的其他类业务的影响。同时, 认为银行通过同业拆借和向中央银行贴现两种方式来调节资金余缺。
(3) 认为商业银行根据固定利率来开展资金借贷活动, 假设借贷利率不会随着信用等级、货物劳务税和时间长短等因素浮动;并假设银行实行的固定利率是金融市场出清的均衡利率。
(4) 假设所得税的变化对商业银行不产生影响, 商业银行的行为不随之变化而变化。
2. 模型的建立
假设商业银行在某一时点的存款数量为D, 贷款数量为L, 同业拆入金额为I, 同业拆出数量为T, 法定存款准备金数量为R, 超额准备金数量为ER, 再贷款资金规模为RE, 贷款坏账比率为Y, 根据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平衡条件可知:
L+T+ER+R=D+I+RE
根据上式可知, 左边为商业银行的资产项目总和, 右边为商业银行的负债项目总和。我们在不考虑期限因素的前提假设下, 可以根据经济学理论知识和数学微积分知识对上式中的利率求一阶导数, 并可以令一阶导数为零, 进而可以计算出商业银行利润最大化时的利率值。运算较复杂, 便不在此处展开。
3.“营改增”对企业税负变化的影响
根据模型分析得出的均衡利率可知, 商业银行资金贷出金额与贷款利率成正比, 与银行间的同业拆借利率成反比;商业银行资金借入金额与银行同业拆借利率成正比, 与存款利率成反比, 这符合经济学常识。“营改增”税制改革政策实行之后, 将对商业银行业务征收增值税, 假设增值税征收额为Q, 营业税征收税额为P, 那么“营改增”政策实行之后, 商业银行应该缴纳的增值税税额为:
根据上式可以求出均衡利率水平, 当“营改增”后实际的增值税率大于均衡利率水平时, 将会提高商业银行的税负, 进而降低商业银行的贷款规模。根据经济学中的乘数效应可知, 贷款规模的下降会直接导致经济中的资金总量成倍减少, 对经济发展产生负的经济效应。当“营改增”后实际的增值税率小于均衡利率水平, 将对降低商业银行的税负水平, 进而将会放大商业银行的贷款规模, 为经济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对经济产生促进作用。因此可知, 不同增值税率对商业银行的税负变化有不同的影响。
4. 如何确定商业银行适用的增值税税率
根据上述内容可知, 不同的增值税率对商业银行的税负影响是不同的。税率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商业银行和整体经济的发展状况。就目前来看, 我国增值税有17%、13%、11%、6%和零税率, 还有3%的简易征收率。
商业银行的业务种类较多, 可以根据业务的性质可以分为显性收费业务和隐性收费业务, 但是这两种业务之间的区分标准不够明确。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增强和互联网技术的不断普及, 商业银行的业务越来越多, 复杂程度也越来越深, 商业银行的业务的种类不断扩大, 比如有外汇业务、隐性业务、附属业务和金融衍生业务等等。
我国的增值税税率档次较复杂, 对商业银行的税负影响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营改增”税制改革实行后, 应该根据金融行业的具体业务情况来确定采用不同的增值税率;比如银行的资产负债业务、证券承销业务和自营业务、保险业务可以采用11%的增值税率, 以便实现税负平衡。银行的中间业务可以使用6%的税率;出口金融服务业务可以使用零税率;小规模纳税人可以使用3%的税率, 可以降低税收负担, 提高税收的公平性。
摘要：随着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进程的不断加快, 原有的经济体制已然很难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税制改革则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 国家要想促进经济发展, 优化经济体制, 就要进一步深化税制改革工作内容。由《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的内容可知, 税务机关对商业银行将采用增值税简易计税方法, 这一规定给商业银行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较大的影响。因此, 本文将采用科学数理建模的分析方法来研究“营改增”税制改革措施给商业银行的税负带来的影响, 以期给商业银行应对税制改革工作提供一点建议或者启示。
关键词：“营改增”,商业银行,税负,影响,研究
参考文献
[1]肖皓, 赵玉龙, 祝树金.金融业“营改增”福利效应的动态一般均衡分析[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2014, (6) :75-82.
银行税负 篇6
关键词：银行业,税负,营改增,一般计税法
一、引言
目前,我国银行业在交易环节的主要流转税是营业税。营业税以银行营业额为计税依据,按5%的税率征收。2008~2013年,我国银行业营业税持续快速增长,由1065.89亿元增长至2372.95亿元,年均增长21.8%,超过金融业营业税年均增速9.9个百分点。营业税在对财政收入做出贡献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征收营业税不仅在银行业造成了严重的重复征税问题,也阻碍了其他行业实施“营改增”的步伐。一方面,对银行业课征营业税破坏了增值税抵扣链条的完整性,作为营业税纳税人,银行无法抵扣购进应税货物和劳务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另一方面,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不能从银行取得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凭证,相应的税款无法计入进项成本。因此,银行业征收营业税导致的重复征税税负转移到缴纳增值税的行业企业中。
当前,我国银行业发展已进入关键时期,对银行业实施“营改增”,有利于完善税制,减少重复征税,实现结构性减税,进而推动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从这一角度看,银行业“营改增”应作为配套经济政策纳入到整个金融体系和市场的改革当中,银行业“营改增”设计也应成为整个金融税制改革的重要一环。现阶段,世界各国都倾向于对银行业征收增值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大部分成员国已经对银行业征收增值税。银行业“营改增”顺应了金融国际化的潮流,有助于搭建与国际接轨的现代银行业流转税制体系,平衡国内外银行业的税负,提升我国银行业在国际化经营中的竞争力并服务于“走出去”战略。从这个角度看,良好的银行业“营改增”设计能为银行业提高国际竞争力提供有利条件。
目前,国际上银行业增值税制度主要有3种典型模式:基本豁免模式、进项税额可部分抵扣的豁免模式和零税率模式。欧盟国家普遍采用基本豁免模式,仅对有限的显性收费业务征收增值税,对隐性收费业务免征增值税,出口的金融服务适用零税率。澳大利亚和新加坡等国家实行进项税额可部分抵扣的豁免模式,在较大范围对银行业提供的金融服务免征增值税,允许银行在一个固定的比例内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加拿大和新西兰等国家实行零税率模式,对隐性收费和出口金融业务适用零税率,并允许银行对其全部进项税额进行抵扣;对显性收费业务按普通增值税税率课税。
从各国的实践来看,银行业增值税征收的主要模式是基本豁免模式,进项税额可部分抵扣的豁免模式和零税率模式是为了克服基本豁免模式的缺陷而探索出的改良模式。近年来,针对银行业的特殊性,也有学者提出了现金流模式。也就是对于有明确手续费或佣金的金融服务(直接收费金融服务),其手续费或佣金收入即为现金流入,由于没有相应的现金流出,因此现金流入乘以税率即为增值税应纳税额,与其他计税方法本质上是一致的;对于以价差形式收费或间接收费的金融服务(非直接收费金融服务),按期初的现金流入与交易结束的现金流出之差乘以税率作为增值税应纳税额。现金流模式按照征管过程中账务处理的不同主要分为“现金流基本模式”、“基本税款账户TCA(Tax Cash-Flow Account)模式”及“集中税费账户模式”。目前,现金流模式尚处于理论探讨和局部试行阶段。
二、文献综述
(一)我国现行银行业营业税制度存在缺陷
李琛(2010)、魏陆(2011)认为,我国银行业营业税重复征税问题突出,税负较重,阻碍银行业的创新发展;金融出口服务没有实行零税率,制约了金融服务贸易的发展。熊鹭(2013)认为,我国银行业营业税存在税率偏高、税基偏大、内外资银行流转税税负不公、对代垫款项征税有失合理等问题。省正英(2012)则认为,一些不应该作为营业税税基的项目被包含其中(如结息时即便是并未实际收到的贷款利息也计提了应收利息),一些应该列入营业税税基的项目却没有被涵盖(如商业银行与央行往来收入),造成我国银行业营业税税基不合理。
(二)国内学者对于银行业流转税改革存在不同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要继续对银行业征收营业税,不宜改征增值税。该观点认为,由于某些行业的特殊性,对这些特殊行业征收增值税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这些特殊行业是增值税征收的禁区。著名的增值税专家爱伦·泰特在《增值税国际实践和问题》一书中,将金融服务业列为八种“难以征收增值税的货物和劳务”之一。因此,韩绍初(2009)认为,对银行业可以征收金融保险税或金融保险营业税,但不宜征收增值税。吴金光(2010)认为,对银行业征收增值税虽然存在重复征税的问题,但在目前的情况下确实是最好的办法。
第二种观点认为应立即对银行业征收增值税。该观点认为,国外不少国家都对银行业征收增值税,它们的长期实践给我国提供了一些成功的经验,而且营业税的重复征税弊端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因此,杜莉、张苏予(2007)以及吴金友、龚晶和荀熳(2014)强调,既然“营改增”已成为增值税改革的既定方向,我国就应尽快将金融业纳入增值税的征收范围。
第三种观点认为,短期任务是改革现行的营业税体制,长期任务是对银行业征收增值税。该观点认为,考虑到我国对银行业征收增值税的难度大于营业税内部改革,目前可通过营业税内部调整来降低银行业税负。但当我国银行业发展和增值税征管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时,应该对银行业征收增值税。因此,李予勤(2005)主张在逐步降低金融机构营业税税率的基础上适时考虑对银行业改征增值税,但要逐步试点,缓慢推进。熊鹭(2013)认为,目前可通过降低营业税税率和重新划分营业税税基的手段,减轻银行业营业税负担,逐步实现以增值税代替营业税的目标。
(三)银行业增值税计征模式存在争议
1. 关于征税模式。
不同国家和地区对银行业采用不同增值税征收模式,基本适应当地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状况,都显示出各自的优越性,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周志波、刘建徽、田婷(2013)认为,基本豁免模式减少了对金融服务价值的核定环节,降低了税收征收成本,但与金融服务对应的进项税额无法抵扣,切断了增值税的抵扣链条,从而导致对企业重复征税、对个人客户征税不足的问题。与基本豁免模式相比,进项税额可部分抵扣的豁免模式更为合理,在税收征管实务中也更简便。零税率模式可在最大程度上减少重复课税、降低征管成本,但对于家庭或者向家庭提供免税商品或服务的企业来说,金融服务和非金融服务之间会因增值税造成的价格扭曲形成“代替效应”,金融企业则可能采取将显性服务收入转移至隐性服务收入的方式减少增值税税款。王雪(2014)指出,实行现金流模式需要构建能准确核算金融机构现金流入、流出的增值税会计制度TCA模式。在现金流模式下,增值税计算方法的改变、税率的不断调整给企业带来资金安排上的不便。企业为持续经营所产生的项目贷款也被计入税基,从而资金流动性受到严重束缚,企业投资意愿与能力也遭到不同程度的削弱。
因此,关于具体的征税模式,刘天永(2013)建议,借鉴欧盟国家的基本豁免模式,采取全面课税、区别计税的原则,对显性服务收入征收增值税,对隐性金融服务按现金流量法核定征收增值税,对出口金融服务适用零税率。常媛媛(2011)则建议,借鉴新西兰的零税率模式,对主要金融服务适用零税率,辅助金融服务按法定税率课税。高峻、郭磊(2014)建议,借鉴新加坡和澳大利亚的部分抵扣进项税额免税模式,一般应税项目按一般征收方式征收,税率不超过10%;免税项目按19%的税率抵扣进项税额。周刚(2013)则认为,我国银行业应采用现金流模式。因为在“分业经营”的框架下,我国银行业的金融业务复杂程度没有发达国家银行业那么高,这在客观上降低了采用现金流模式的难度。同时,目前我国银行业软硬件环境经过多年升级发展,已达到较高水平,降低了采用现金流模式带来的税务遵从成本。另外,采用现金流的增值税征收模式,能够解决银行业重复课税问题,提高我国银行业务的国际竞争力。
2. 关于征税项目。
大部分学者赞成对直接收费项目(如开卡手续费等中间业务)征收增值税,而对银行间接收入项目(如存贷款利差等)免征增值税,对出口金融服务项目适用零税率。任小燕(2010)则提出对银行中间业务先予免税,但李艳(2012)认为应对存贷业务等银行传统金融中介服务征收增值税。
世界各国银行业增值税征收制度都并非完美,因此,我国银行业增值税的开征,应在借鉴各国经验的基础上,择优去劣,寻找适合国情的银行业增值税计征办法。
三、银行业“营改增”测算
(一)测算方法选择与数据来源
经过粗略测算,基本豁免法中,即使采用最高档税率,银行税负都大幅下降,造成国家税收收入大幅减少。若允许进项税额部分抵扣,国家税收会减少得更多,不利于“营改增”平稳过渡,故此种情况不宜采用进项税额可部分抵扣法。零税率法一般适用出口业务,在国内银行业务中占比较小,不予考虑。
根据增值税基本原理,本文还增加了一般计税法作为参考,按利息支出是否可抵扣分为部分抵扣和完全抵扣两种。考虑到《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简称《试点方案》)暂定金融业“营改增”适用简易计税法,本文将简易计税法纳入基本方法范畴。因此,最终选定基本免税不抵扣法、一般计税法、现金流量法、简易计税法四种方法,按利息支出是否进行核定抵扣选择简易计税法、一般计税(部分抵扣)法、一般计税(完全抵扣)法、基本免税不抵扣法、现金流量法五种方法进行测算。以国内16家上市银行、广东省72家地方法人银行类金融机构(包括地市级及以下农村信联社45家、农村商业银行14家、村镇银行8家、城市商业银行5家)作为样本。上市银行数据均来自各银行公布的2013年年报;广东省72家法人银行类金融机构数据,来自对其专项调查所取得的年报数。经过汇总,分别就16家上市银行、72家广东地方法人银行各项经营数据形成两类银行汇总数据进行对比(详见表1)。
单位:亿元
(二)测算方法与结果
根据88家银行2013年年报数据,分别采取简易计税法、一般增值税征收(部分抵扣)法、一般增值税征收(完全抵扣)法、基本免税不抵扣法、现金流量法五种测算方法,假定在没有实现利率市场化,企业借款利率相对稳定的前提下,测算“营改增”后样本银行综合税负变化情况,并在保持现行营业税模式的综合税负与改征增值税后的综合税负相等的情况下,计算相应的增值税税率(以下简称“均衡税率”)。同时,比较不同增值税税率情况下“营改增”对上市银行与地方银行利润的影响异同。
1. 应纳增值税测算。
应纳增值税由销项税额减进项税额得到,五种应纳增值税的计算方法见表2。
值得注意的是,“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是由于银行持有的金融资产原始价值和现值之间的差额而产生的账面浮盈(或浮亏),本身并不涉及流转环节,因此在测算探讨中不予考虑。出口金融业务目前规模较小,不影响整体测算结果,且在年报中无法获得准确数据,暂不考虑此类业务的影响。实物商品买卖业务已属于增值税应税范围,业务规模较小且在年报中无法获取准确的数据,测算中也不考虑。金融业“营改增”后,金融机构同业往来业务均能取得进项税额抵扣发票,因此,虽然该业务在营业税税目中属免税项目,但在增值税制中不对其免税;与中央银行往来业务无法取得进项税额抵扣发票,但因该项数据难以获取,且其数量较小,不足以影响整体测算结果,因此在测算过程中均不单独考虑。
实际测算中,进项税额数据无法获得。根据笔者对地方法人金融机构的调查数据,目前广东省地方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可抵扣的进项税额占其业务及管理费用的10%左右。随着“营改增”的不断推进,银行业金融机构能够获取的进项税票将进一步增加,其占业务及管理费用的比例会进一步上升。本文取10%保守比例作假定处理。以上方法没有考虑任何增值税优惠政策,且均不考虑利率市场化因素。
2. 均衡税率测算。
如前文所述,均衡税率是指“营改增”后,对银行业征收增值税时使增值税税负与征收营业税时营业税实际税负相等的增值税税率。根据《试点方案》中确定的“改革试点行业总体税负不增加或略有下降,基本消除重复征税”基本原则,不管采用哪一种方法,增值税税率的确定最高不超过其均衡税率。根据表1和表2,假定增值税税率为X,则第一至第四种测算方法算出的销项税额和进项税额如下页表3所示。当表3中的增值税税额等于营业税税额时,根据等式计算得出的增值税税率X则为均衡税率。
注:X为增值税税率,下同。
在现金流量方法中,增值税税额等于表4中的TCA增值税税款加上手续费及佣金收入缴纳的增值税。经测算,上市银行和广东地方法人银行应纳增值税分别为14196.32X(1+4.82%)+5837.69X和1798.05(1+4.82%)+135X,当它们分别等于其营业税税额时,计算出的X即均衡税率。
3. 实际税负测算。
本文实际税负的计算参照拉迪提出的“向后看的测算方法”,用企业实际税负(ETR)指标来测算我国16家上市银行、广东省72家地方法人银行的实际税负变化情况,并从中分解出由于银行业缴纳增值税及其附加税所承担的税收负担比例。具体计算如下:
其中:ETR为企业实际税负,A为营业税金及附加(或增值税及附加),B为所得税,C为净利润。ETR1为营业税(或增值税)的税负比重,ETR2为所得税的税负比重。根据实际税负计算公式和样本银行相关数据,计算出上市银行和广东地方法人银行的实际税负情况,如表5和表6所示。
(三)测算结果分析
1. 均衡税率分析。
根据简易计税法计算得到的两类银行均衡税率接近3%税率档,若“营改增”后银行业整体税负有所下降,说明在没有任何优惠措施的条件下,简易计税方法下税率最高不能超过3.5%;一般计税法(部分抵扣)的均衡税率接近6%;一般计税法(完全抵扣)的均衡税率接近11%;在基本免税不抵扣法下,免税项目进项税额不允许抵扣,即使采用最高税档17%的税率,与营业税相比,仍然造成财政税收收入较大幅度下降,银行业金融机构税负下降明显,显然不利于我国银行业“营改增”的平稳过渡;现金流量法中,16家上市银行的增值税税率与72家广东地方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增值税均衡税率出现了较大偏差,上市银行的均衡税率为8.39%,而广东地方法人银行则仅为2.65%,差额高达5.74个百分点(见表7)。经分析,在现金流量法中,根据现金流量表中存贷款业务、买卖交易性金融资产业务等隐性收入业务的汇总现金流入、流出差额进行计算,地方法人金融机构的存贷比相较于上市银行更低,吸储的存款没有及时转化为贷款,导致存款业务现金流入与贷款业务现金流出差额较大(见表1)。但本次测算采用的仅为一年的截面样本数据,无法动态测算,从而使得测算的地方金融机构的均衡税率较低。若按照此方法设立固定的增值税征税率,则地方法人金融机构的增值税税负会大幅提高,并显著高于上市银行增值税税负。
单位:亿元
注:Y为调整系数,本文取2013年上海银行间拆放利率(shibor)一年期月平均利率加权平均数4.82%。
另外,如果采用现金流量法,则对中小银行也较为不利。在税款计算账户中,存款业务年初贷方余额以及当年贷方新增额均大于贷款业务年初借方余额和当年借方新增额,存款业务贷方金额大于贷款业务借方金额,形成存款业务贷方与贷款业务借方之间的差额。而地方法人银行与上市银行现金流量表中发放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与客户存款及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的比率差别较大,经计算,地方法人银行为40.35%,上市银行为78.34%,地方法人银行大大低于上市银行,从而造成地方法人银行的税款计算账户中存贷差额远大于上市银行,如执行统一的增值税税率,势必造成中小银行实际税负大于大银行。
2. 银行实际税负分析。
测算结果表明(如表8所示),上市银行只有在简易计税法下按照17%税率测算的实际税负(增值税税负+所得税税负)与原征收营业税时的税负相比稍涨0.31个百分点,其余三种方法按照不同税率测算的实际税负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而广东地方法人银行在17%税率档下,按简易计税法计算的增值税税负较原营业税税负增加了53.28个百分点,实际税负也上涨了41.26个百分点。此档税率下,除按基本免税不抵扣法计算的实际税负下降4.81个百分点外,按其他方法计算的实际税负均出现大幅上涨,其中,现金流量法下实际税负大涨57.17个百分点,简易计税法下实际税负也上涨了41.26个百分点。在11%税率档下,按现金流量法、简易计税法计算的实际税负分别上涨33.13和23.03个百分点,按一般计税(完全抵扣)法与按原营业税计算的实际税负接近。在6%税率档下,按现金流量法、简易计税法计算的实际税负分别上涨13.51和7.84个百分点,一般计税(部分抵扣)法的实际税负与原营业税实际税负接近。
四、结论与建议
(一)主要结论
1. 一般计税法(部分抵扣和完全抵扣)优于其他方法。
基本免税不抵扣法对免税项目不进行任何进项抵扣,即使采用17%最高档税率,仍对我国的税收收入造成较大负面影响;现金流量法对银行业“营改增”的改革环境要求较高,且对不同规模银行的税负影响明显异化,容易造成中小银行税负增加,不利于中小银行“营改增”税制改革的顺利开展;简易计税法下,不同规模银行实际税负弹性差异明显,不易平衡,且没有解决重复征税问题。因此,我国银行业“营改增”宜采用增值税一般计税法。
2. 将银行业的全部收入纳入增值税税基更符合我国实际情况。
目前我国银行业收入构成中,大部分为利息收入,如果对这部分金融中介业务收入免税,将导致国家税收大幅减少,不利于银行业“营改增”税制改革的平稳过渡。因此,将银行业所有服务收入都纳入征税范围更符合我国实际情况。这样能够保证我国银行业税收收入基本平衡和政府财政收入平稳过渡。且基于对利息支出是否进行抵扣,可以分为部分抵扣和完全抵扣两种方法,税率选择更灵活,能够实现银行业总体税负稍有下降的目标。
3. 地方性中小银行对银行业“营改增”税率变动敏感度更高。
以一般计税(部分抵扣)方法为例,当增值税税率从6%上调至11%时,上市银行实际税负从21.75%上涨到26.74%,涨幅为4.99个百分点;广东法人银行实际税负则从34.45%上涨到49.64%,涨幅高达15.19个百分点。中小银行对税率变动更敏感,因此要统筹考虑不同规模银行的税负承受能力和对税率变动敏感度的差异性,分阶段、分规模实施银行业“营改增”改革。
(二)对策建议
1. 采用一般计税法并明确对利息支出是否进行核定抵扣。
建议我国银行业“营改增”后采取一般计税法征收增值税。因银行对于在总利息支出中占比较大的个人存款利息支出无法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所以需明确是否对利息支出统一核定比率进行进项税额抵扣。若确定抵扣,建议统一按11%的税率对个人利息支出进行核定抵扣。若确定不抵扣个人利息支出,建议实行增值税税率为6%的一般计税(部分抵扣)法对银行业征收增值税。
2. 继续给予中小银行适度税收优惠政策。
由于中小银行对“营改增”税率变动敏感度更高,为保证银行业“营改增”平稳有序进行,应继续坚持对中小银行给予适度税收优惠原则,并根据增值税的税制特点,继续明确对中小银行的税收优惠政策。建议对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和村镇银行等农村金融机构及其他中小型银行实行低一档的优惠税率政策;在改征增值税后,参照现行部分营业税减免税政策,继续对原享受税收优惠的业务予以免征增值税、实行零税率政策或者调整为即征即退政策。
3. 设立“营改增”过渡期。
“营改增”涉及税制改革,税务部门需要提前筹划各项准备工作,如研发更新增值税纳税申报系统、组织增值税知识培训、强化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等。而在“营改增”过程中,各商业银行在确定收入、计算税额和纳税申报等方面将会遇到许多困难和问题。因此,要给予银行业适度、充分的“营改增”过渡期,确保银行业“营改增”顺利开展。
参考文献
季家友,吴金友,龚晶.税收负担对不同规模银行盈利性和安全性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我国上市商业银行面板数据的分析[J].南方金融,2014(7).
魏陆.中国金融业实施增值税改革研究[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1(9).
熊鹭.对英国增值税制度的考察与思考[J].南方金融,2014(5).
吴金友,龚晶,荀熳.对我国银行业税收制度改革的思考[J].西南金融,2014(7).
银行税负 篇7
关键词：银行税负,营改增,情景分析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关于2015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中提出力争于2015年完成金融业“营改增”试点;因此预计银行业“营改增”会在2015年底至2016年初推出,银行业“营改增”后税负的变化值得关注和研究。
一、银行业“营改增”研究评述
1.政策目标分析。目前普遍认为银行业“营改增”政策目标共有三个,即结构性减税、财政收入筹集、公平竞争环境。
结构性减税目标基于税收负担的结构性失衡与调整而产生的,是指减少增值税、营业税并行对于市场要素流动的现实阻滞,减少间接税比重及其对居民消费的抑制作用。银行业“营改增”的结构性减税体现在配合宏观经济整体税负的结构性变更,而非银行自身的税负总额减少1。
财政收入筹集目标基于包括“营改增”在内的税制改革政策对财政收入的负面影响而产生的,财政支出刚性而实体企业减税导致的财政收入下降需由以前税负相对较少的行业来补充。为了保证中央与地方财力,预计银行业税负的绝对数额很有可能持续增长2。
公平竞争环境目标是基于增值税中性税种平衡税负的特征,通过增值税链条的完整性使银行业和其他行业之间以及银行业内部各企业之间的增值额税负统一,从而实现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我国商业银行体系中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外资银行、地方城商行、农商行并存,部分银行由于历史原因收入额较高而增值额较低,“营改增”为各家银行提供了公平的税负环境,有利于银行业的产品创新与转型升级3。
2.征收方式分析。目前我国增值税征收存在两种方式:简易征收与一般征收。目前业界预测,根据利息支出相应的进项税是否可以抵扣,一般征收包括低阶的一般征收与高阶的差额征收两种。低阶的一般征收方式下由于利息支出的进项税额不可抵扣,预测若被采用则适用税率会较低4。高阶的一般征收方式下由于利息支出的进项税额可以抵扣,预测若被采用则适用税率会较高5。
3.利息税率分析。我国目前“营改增”试点中存在三档税率,分别是适用于部分现代服务业的6%、适用于交通运输业的11%以及适用于有形动产租赁的17%。鉴于我国很可能不会为金融业创造一个新的增值税税率,所以存在一定可能性的税率为3%、6%、11%。3%税率由于对应简易征收法,使用简单、便于征管,受到相当程度的青睐6。实证调查测算发现6%税率适度提高了银行业的税负,既能减少改革面临的阻力,也能提高国家的财政收入7。财政学研究者基于我国财政收支的敏感性测试更倾向于11%的税率,但高企的税率很可能引起业界反对与行业萎缩的副作用8。
二、税负评估
1.情景设定。根据上述文献评述,排除可能性极低的免税、零税率、17%税率的情形,可以归纳出三种主要情景。第一种是简易征收下适用3%税率的情景,可能性相对较低。第二种是低阶一般征收(以下简称“一般征收”)下适用6%税率的情景;为保证财政收入筹集目标,利息支出对应的进项税额很可能不可抵扣。第三种是高阶一般征收(以下简称“差额征收”)下适用11%税率的情景;为减少改革阻力,很可能允许利息支出对应的进项税额抵扣。
银行业利息以外的其他收入主要有电子银行业务、资产管理服务、信托业务、代理及经纪业务、顾问和咨询服务等直接性收费收入,股票、债券、外汇等产品买卖的间接性业务收入等。上述业务类似于“营改增”中现代服务业项下的咨询服务,服务基本性质均为就某一交易提供咨询、管理服务或其他协助,并以此取得服务费作为报酬,服务主要成本均由职工薪酬和办公租金构成;因此,相应收入存在极高的可能性类比适用6%的税率。
类比其他增值税应税行业,银行业可能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额包括除职工薪酬、非现金费用、政府税费以外的营业管理支出,主要为租赁费、电子机具运转费、业务宣传费、水电费、物业管理费、邮电费、钞币运送费、安全防卫费等;由于组成内容复杂,因此假设进项抵扣适用税率是17%。同时,银行可扣税固定资产的采购支出亦可以计算进项税额抵扣,税率类比其他行业为17%。
据此三种“营改增”政策情景设定如下。
情景一:简易征收模式。贷款利息收入按征收率3%简易征收方式征增值税,利息支出相应进项税不得抵扣。国债持有至到期利息收入不征增值税。金融商品转让按买卖价差的6%征增值税。手续费佣金收入按6%征增值税。
情景二:一般征收模式。贷款利息收入按6%征增值税,利息支出相应进项税不得抵扣。国债持有至到期利息收入不征增值税。金融商品转让按买卖价差的6%征增值税。手续费佣金收入按收入总额的6%征增值税,对应的手续费佣金支出可抵扣进项税。业务管理费中的支出可抵扣进项税。新增固定资产中电子设备和运输工具等可抵扣进项税。
情景三:差额征收模式。贷款利息收入按利息净收入的11%征增值税。国债持有至到期利息收入不征增值税。金融商品转让按买卖价差的6%征增值税。手续费佣金收入按收入总额的6%征增值税,对应的手续费佣金支出可抵扣进项税。业务管理费中的支出可抵扣进项税。新增固定资产中电子设备和运输工具等可抵扣进项税。
2.数据计算。鉴于可靠性、及时性、可比性,选取我国所有16家A股上市银行2014年经审计的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下财务报表作为数据来源。
情景一中税负计算如式1所示。利息收入、手续费及佣金收入、投资收益、汇兑损益、其他业务收入取自利润表。国债利息收入取自财务报表所得税费用附注“所得税费用与会计利润的关系”中的“免税收入”。股权投资收益(免税收入)和未实现投资收益(不征税收入)取自财务报表投资收益附注。未实现汇兑损益取自现金流量表的“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汇率变动未实现损益(不征税收入)以外的汇兑损益才是汇兑及汇率产品真正实现的应税收益。由于简易征收模式对应的小规模纳税人进项税额不可抵扣,所有支出均不计算相应进项税额。
情景二中税负计算如式2所示。其中,情景一中已涉及参数的数据口径在情景二中是一致的。未涉及的参数中,手续费及佣金支出、其他业务成本、业务及管理费取自利润表;员工成本、折旧摊销费、税金、监管费取自财务报表业务及管理费附注;可扣税固定资产成本当期增加额取自财务报表固定资产附注固定资产变动表中可以进项抵扣的电子设备、运输工具、家具及设备等(不含房屋及建筑物、在建工程、土地使用权)固定资产成本的当期增加额。
情景三中税负计算如式3所示。其中,情景一、二中已涉及参数的数据口径在情景三中是一致的。未涉及的利息支出取自利润表。
3.评估结果。
经计算,我国16家A股上市银行2014年实际的营业税税负以及不同情景下的预测增值税税负,如图1所示。
除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以外,其他银行的一般征收增值税均高于差额征收增值税;除交通银行、中国民生银行、平安银行以外,其他银行的差额征收增值税均高于简易征收增值税;营业税与简易征收增值税的折线相互缠绕。
三、评估探析
1. 一般征收增值税与差额征收增值税。位列前三的国有大行,一般征收增值税小于差额征收增值税;其他上市银行,一般征收增值税大于差额征收增值税。两者差异如式4所示,据此推导出一般与差额征收的税负平衡点是利息支出占非国债利息收入的比例,基准为45.45%,如式5所示。当平衡点小于45.45%时,差额征收税负较低;大于45.45%时,一般征收税负较低。
增值税一般和差额征收政策的差异取决于非国债业务的盈利能力,因此从生息资产(不含国债)与付息负债的角度考察税负成因。定义利息支出与非国债利息收入,如式6、7所示。代入式5,推导出如式8所示的税负平衡点决定因素。
定义计息资产负债率和利息成本收益率,分别用以反映银行的计息资产负债结构与利率差价收益能力,如式9、式10所示。代入式8,推导出式11,即从计息资产负债结构与利率差价收益能力考察税负平衡点。
如图2所示,计息资产负债率的税负平衡点是0.92;如图3所示,利息成本收益率的税负平衡点是0.50。当某银行的相应比例高于税负平衡点时,一般征收税负大于差额征收;反之则反是。鉴于银行业是负债驱动资产的行业,增值税一般和差额征收税负差额的大小与资产管理能力呈高度相关:资产管理能力较强(能够提高利率差价收益能力,优化计息资产负债结构)的银行,其一般征收税负较低,而差额征收税负较高;反之则反是。
2.差额征收增值税与简易征收增值税。除交通银行、中国民生银行、平安银行以外,其他银行的差额征收增值税均高于简易征收增值税。两者差异如式12所示,据此对式中各因素进行分析,发现交通银行、中国民生银行、平安银行与其他银行相比,可扣税的业务管理与固定资产支出占非国债利息收入的比重高于上市银行的平均水平。经计算,利息支出占非国债利息收入的比例,四大国有银行保持在40%~50%,其他上市银行50%~60%(图略)。中间业务成本占非国债利息收入的比例,四大国有银行3%~5%,其他上市银行0.5%~3%,有资料显示(图略),可扣税的业务管理与固定资产支出占非国债利息收入的比例,四大国有银行8.5%~10.5%,其他上市银行呈现5%~16%的剧烈波动(图略),四大国有银行利息支出比例较低,差额征收税负必然高于简易征收税负;其他上市银行,结合各部分进项抵扣适用税率11%、、6%、17%(图略),由于交通银行、中国民生银行、平安银行的可扣税业务管理与固定资产支出占非国债利息收入比例在10%~15%,远高于其他非四大上市银行,导致其简易征收税负高于差额征收税负。经阅读其2014年年报,了解到:交通银行旗下的交银金融租赁2014年购入63.28亿元交通工具;截止2014年末,民生银行旗下的民生金融租赁已成为亚洲最大的公务机租赁公司和国内最大的船舶租赁公司之一,拥有各类公务机、直升机、通用飞机等304架,船舶323艘,2014年购入88.69亿元经营租赁固定资产;平安银行2014年支出15.77亿元咨询中介费,远高于其他披露咨询中介费的上市银行,如中国银行的1.99亿元与中国建设银行的1.60亿元。高额经营租赁交通工具与咨询中介费的支出给交通银行、中国民生银行、平安银行带来巨大的进项税额。
3.营业税与简易征收增值税。营业税与简易征收增值税的税负较为接近,其差异波动主要是由于税率差异与同业收入造成的。营业税金融保险业税目适用5%的税率,简易征收增值税中利息收入适用3%的税率、其他收入适用6%的税率,分别造成税率上2%与 -1%的差异。《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金融业征收营业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对金融机构往来业务暂不征收营业税。由于“营改增”后同业收入是否继续免税难以预测,在情景设计中没有将其视为免税,而2014年各银行实际营业税计算中同业收入作为免税收入。因此,营业税与简易征收增值税差额如式13所示。
同业收入占收入总额比例较小,营业税大于简易征收增值税;反之则反是。毕马威《2014年中国银行业调查报告》:同业收入占到我国银行会计收入总额的36%~40%;代入式13可以发现营业税与简易征收增值税差额趋向于0,与图1一致。
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资金运用统计数据(统计范围中无南京银行和宁波银行),计算2014年同业资金运用额变化比例与简易征收预测增值税较实际营业税变化比例(计算如式14、15所示),结果如表1所示,可以发现两比例同方向变动,旁证了前述同业业务收入免税对营业税与简易征收增值税差额的影响。
四、结论与启示
1.银行业“营改增”的政策选择。增值税简易征收下各银行税负相对其他模式较低,对银行业整体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其他两模式下各银行的税负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较高的税负会抑制银行业的发展,减少货物与服务的购买与销售。一般征收模式虽然适用税率较差额征收低,但是其利息支出进项税额不可抵扣,上市银行整体税负程度高于实际营业税税负与其他模式下的增值税税负。该模式能够有效增加源于银行业的税收收入,在财政收入筹集中相对减少实体经济的税负水平,实现结构性减税、财政收入筹集的“营改增”政策目标。增值税差额征收模式较其他模式更符合税收公平主义,该模式下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作为名列前三的国有大行的税负相对较高。
我国银行业目前处于垄断竞争状态,部分银行由于历史原因已形成规模经济。相对于具有规模经济的国有大行和部分股份制银行,其他银行由于负债的议价能力较低难以减少利息支出,但其资产收益率随着资产灵活配置到同业融出与证券投资等创新型业务而不断提高。以计息资产结构考察,国有大行资产中存放央行与贷款及垫款比例最高,股份制银行同业融出比例最高,城商行证券投资比例最高。税收作为国家调控宏观经济的重要手段,对经济活动起着指引作用。在“营改增”中税收对金融创新的支持体现为金融创新业务税负的减少。差额征收模式下,金融创新业务6%的税率小于传统信贷业务11%的税率,从事较多创新业务的股份制银行与城商行税负较少,因此差额征收模式更能体现税收促进金融创新的作用。
2.“营改增”对银行业的利弊影响。“营改增”有利于银行转嫁税负给被服务对象。完善的流转税负担者应是最终消费者。营业税为价内税,目前银行提供金融服务的价格包含营业税;增值税为价外税,“营改增”后银行提供金融服务的价格不包含增值税,增值税可以转嫁给接受金融服务的对象,不再由银行承担。“营改增”有利于全环节抵扣,增强银行定价权。由于目前银行缴纳的营业税无法抵扣,导致重复征税。“营改增”将打通增值税抵扣链条,有利于接受金融服务的企业降低税负;从中长期来看,有利于增强银行的定价权并提高利润。“营改增”有利于银行业扩张业务提升国际竞争力。由于目前营业税不能实现出口退税,银行跨境服务不能享受零税率或免税待遇,导致我国银行业进出口服务实行双重征税,削弱了我国银行业的国际竞争力。“营改增”将有利于增强银行业的国际竞争力,鼓励银行业“走出去”,做大做强国际业务,积极参与国际竞争。
“营改增”短期内可能增加银行的流转税负。目前银行按照5%的税率缴纳营业税;鉴于简易征收可能性相对较小,“营改增”后银行按照一般计税方式6%或11%的税率征收增值税,加之可抵扣项目比重较低,预计短期内银行流转税负将高于目前的5%。“营改增”后增值税的增收金额将高于营业税的减收金额,按照流转税比例征收的附加税费(如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也将同比增长。“营改增”可能明显增加银行的纳税综合成本。“营改增”促使银行业要在信息系统、业务流程、人员配置等方面完成相应的转换和调整,必要时还要研发新系统、组织新培训。这些要求都将大量增加纳税成本,包括纳税技术成本与会计核算成本。“营改增”使银行业面临税务合规风险。“营改增”后银行将面临一些潜在的税务风险,例如增值税专用发票领取、保管、使用的风险,增值税抵扣不充分的风险,新税制下企业财务核算导致的申报纳税不合规风险等。其中围绕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风险防范更是重中之重,因为与增值税相关的行政和刑事处罚风险将比营业税制下更为严格。
3.“营改增”下银行业的应对措施。“营改增”最终公布政策若是一般征收模式,应对措施包括提高利率差价收益能力,优化计息资产负债结构,从而使增值税税负减少。若是差额征收模式,银行业可尝试从事交通工具租赁业务,通过交通工具进项税额减少增值税税负;亦可将部分内设部门的咨询事宜外包给咨询服务业供应商,把不可抵扣的员工费用转换为可以抵扣的经营支出。若是简易征收模式,银行业须和税务机关确认同业业务收入是否可以抵扣,可以抵扣则加大同业业务规模,不可抵扣则考虑把同业业务的资源投向其他业务。
银行业须紧跟“营改增”步伐,做好充分准备。由于“营改增”对银行业的税负、经营行为、业务结构、上下游行业等诸多方面都将产生复杂的经济影响,而且随着存款保险、利率市场化、资本项目可兑换等金融改革的稳步推进,金融业经营环境和模式可能发生较大的变化。因此,银行须提前筹划“营改增”的各项准备工作,包括研发更新内部系统以便与增值税纳税申报系统无缝衔接、适时组织增值税知识培训、重视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研发运营等内设部门设立法人机构专业化经营,等等。
银行税负 篇8
1 我国银行税制概况
我国银行业税制政策是1994年税制改革确定的, 期间虽经几次调整, 但其基本格局没有大的变化。营业税和所得税约占银行业所纳税额的90%, 而增值税只占其很小的一部分。
(1) 营业税及其附加。
营业税税基为计税营业收入, 营业税税率为5%, 其中各银行总行缴纳的营业税由国家税务局征收, 全部归中央财政收入。营业税的附加有两个:一是城市维护建设税, 税率7%, 税基为营业税;二是教育附加, 税率为3%, 税基同样为营业税。
(2) 增值税。
增值税税基为抵债物资转让价格, 增值税税率为17%, 它以增值额为征税对象, 具有普遍征税原则, 不局限于少数商品和劳务, 在各个经营环节分别课税, 而不只在某一环节征税。在现行增值税17%标准税率和13%低税率基础上, 新增11%和6%两档低税率。
2 存在的问题
(1) 与我国其他行业相比, 金融业税负较重。金融业的营业税率比交通运输、邮电通信等行业的营业税率高出2个百分点, 也比平均营业税率高出1个百分点。
(2) 不当税制导致重复征税。营业税是按全额征税的, 而不是按净额征税, 更不能像增值税那样只对增值额征税。因此, 金融服务消耗的投入物所含的进项税额不能得到扣除。银行一方面要全额承担增值税额, 另一方面还要负担较高的营业税, 这使得银行等金融服务业的税负要高于实行增值税的交通运输、邮电通信业。
(3) 征收办法选择困难。
3 实证分析
3.1 样本的选取
本文拟选取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四家国有商业银行以及交通银行、中信银行、浦发银行、民生银行、兴业银行五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作为研究对象, 样本选取为2009年第一季度到2011年第三季度的季度数据, 数据来自《中国金融年鉴2009—2011》和“金融界”资讯网中各银行公开发布的年报, 对于因统计口径变化有出入的数据进行了相关整理。
3.2 变量的选取及原因
(1) 资产收益率 (ROA) , 指税收净利润与资产总额的比率, 反映银行资产的综合利用效果和总体赢利水平。ROA越高, 银行资产的利用效率和总体赢利水平越高。
(2) 营业税税收负担率 (YYS) , 指银行实际缴纳的营业税及附加的税额与主营业务收入的比率。2012年1月1日增值税扩围以前, 上海市银行业涉及的流转税包括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印花税和具有税收性质的教育费附加等税费。
(3) 企业所得税税收负担率 (SDS) , 即银行税前会计利润实际缴纳的企业所得税税额与税前利润总额的比率。
(4) 资产费用率 (CBF) , 即营业费用与资产的比率。用此变量衡量银行的经营成本, 反映了各个银行在管理和组织结构上的差异, 以此间接折射了银行资产的使用效率。
3.3 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由于所选取的样本均为我国上市的商业银行, 其税收制度与结构具有统一性, 我们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问题展开研究。
多元线性回归的数学模型是
Y=β0+β1X1+β2X2+…+βpXP+ε
其中, X为解释变量, Y为被解释变量, p表示解释变量的个数, ε为随机误差, β为解释变量参数。
本文选取的解释变量为YYS, SDS, CBF, 被解释变量为ROA, 模型设定如下,
ROA=β0+β1YYS+β2SDS+β3CBF+ε
其中, ROA=税后净利润/资产总额;YYS=营业税及附加/营业收入;SDS=企业所得税/税前利润总额;CBF=营业费用/资产。通过该模型, 我们可以分析各因素对资产利润率的影响, 即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 并且重点分析营业税对扭曲效应。
3.4 模型的建立与结果分析
本文运用SPSS软件, 首先将数据进行对数运算消除数据过于分散的影响, 建立模型得出:
a.因变量:LN (ROA)
由回归结果可得, R2=0.798, 拟和程度较高。F检验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各变量的t值检验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均显著, 因此, 自变量可以较好地解释银行经营绩效的变化, 回归方程为
ln (ROA) =6.142-0.539ln (YYS) -0.457ln (SDS) +0.144ln (CBF) +ε
(1) 从系数上看, 营业税税收负担率与企业所得税税收负担率对银行的资产收益率均产生负效应 (β1=-0.539<0, β2=-0.457<0) , 即银行的税收负担越重, 其资产收益率越低。其中, 营业税较企业所得税对银行资产收益率产生的负效应更大。由于营业税采用利息收入而不是利差作为计税依据, 加之税率高达5%, 同时资产收益率是一个数量及较小的指标, 其较小的变动就代表业绩较大幅度的变动。可见, 银行的税收负担尤其是营业税对银行的赢利能力有不可小觑的负效应。
(2) 商业银行的资产费用率对其资产收益率产生正效应 (β3>0) , 这是因为工资计入“营业费用”账户, 增加经营成本的投入从而吸引优秀人才, 也给银行带来了更高的利润回报。
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各项数据可以得出, 2012年1月1日前, 相对于我国国内其他行业, 银行业使用5%的营业税率, 名义税率较高, 且实际税负对银行绩效产生了较为显著的负效应, 不利于提高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整体竞争力。
4 增值税改革对上海银行业发展的影响分析
上海市从2012年1月1日起在交通运输、建筑、邮电通信、现代服务、文化体育、销售不动产、转让无形资产、金融保险和生活服务等行业的营业税改为征增值税, 增值税改革将会对上海银行业的发展产生如下影响。
(1) 改善商业银行的重复征税问题。
商业银行改征增值税后, 购置设备中包含的增值税可作为商业银行的进项税额。作为银行的一项资产, 通过抵扣销项税额的方式“收回”, 从而减少了商业银行固定资产的成本。与此同时, 如果商业银行向客户收取的含税利息保持不变, 商业银行损益表项目中, 利息收入、手续费收入将会出现下降, 营业费用中的营业税及附加也将下降, 税前利润保持不变, 商业银行资产收益率 (ROA) 将会提升, 商业银行经营绩效明显增加。
(2) 提高我国商业银行的竞争力。
增值税改革不仅可以通过降低税负的方式支持上海银行业的发展, 提升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整体竞争力, 同时可以优化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政策环境, 提高上海的城市吸引力, 进一步汇集资金和人才, 为未来的金融发展积蓄力量。
(3) 对银行税务管理及业务流程优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银行如果作为增值税的纳税人, 相关的税务操作及风险控制远较缴纳营业税是复杂。其中, 对于银行购买货物时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银行需要作为进项税额, 并定期进行发票的认证。另外, 由于增值税专用发票可以抵扣税额, 往往成为不法分子作案的对象, 这需要银行加强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管理, 要建立健全管理制度, 设计好业务流程, 加强内部控制。此外, 增值税的核算过程远远复杂于营业税, 在会计科目上需要设置销项税额、进项税额、已交税金等科目, 涉及银行业务开展的各个环节, 这对于银行的会计核算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推动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步伐。
(4) 增值税改革对银行跨境业务的影响。
在银行迈入世界金融市场的进程中, 境内银行向境外客户提供贷款或其他金融劳务, 按照目前营业税的条例规定, 这是需要交纳营业税的。那么改缴增值税以后, 应纳入增值税的纳税范围。如果国家鼓励出口实施退税优惠政策, 对银行境内机构的跨境业务发展将提供良好的税收环境, 也将加速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进程。
参考文献
[1]文栋, 董未萌.增值税转型对商业银行的影响分析[J].税收经济研, 2011 (5) :15-17.
[2]李伟, 铁卫.税收负担影响中国银行也经营绩效的实证研究[J].统计应用研究, 2009 (7) :82-86.
不得不减的企业税负 篇9
沉重的税费正在极大地挫伤企业家办实体经济的积极性。对此，来自纺织行业的两会代表，一直以来都在锲而不舍地发出自己的声音。
税负之重几何
一项关于中国纺织企业税负痛苦指数调查报告显示，企业除了主要缴纳17%的增值税、按利润的25%缴纳所得税、承担相关的资源占用、环境保护等费用，还要不同程度地按流转税比例缴纳城建税、地方教育费附加、残疾人基金，以及房产税、印花税、车船税等名目繁多的税种。
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会长江辉称，中国纺织品服装企业各种税负过重。“根据我们的统计，中国纺织品服装企业各种税负平均大约在35%左右，在世界上也是较高的。”有调查表明，企业普遍认为政府扶持的最佳体现是“降低税负”，占被调查企业的77%。另一项针对小企业的调查也显示，企业对政府的希望依次是减轻负担、减少税负和解决融资问题。减税比融资更急迫。
全国人大代表、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如成表示：现在国产服装价格比国外很多服装贵，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税收太高。国内服装生产、流通、消费等多环节征税，加起来税率总额超过30%，比如雅戈尔为一件售价600元的衬衫缴纳的各项税金就达到100元以上。如此循环下来，消费者买不起、不愿买的现象突出，内需扩大受到阻碍。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出口有出口退税，投资可通过一些方式进行抵扣，但消费税收没有优惠，希望国家能够考虑到企业和消费者的实际情况。
而纺织进出口商会则称，纺织企业用工成本增加明显，抽样显示八成以上企业用工短缺，工资涨幅15%以上。招工难、留不住和改善职工生活待遇等，均使企业用工成本呈现刚性上升趋势。纺织中小微型企业依然面临融资不畅、融资成本高、订单数量不稳定等问题，尤其出口加工型企业，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依然存在条件下，抗风险能力较弱，一旦这类企业过多关停，将直接影响就业和社会稳定。
群策群力减税负
全国人大代表富润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赵林中在历年两会建议中提出，希望从三方面减轻纺织行业的税收负担，加快纺织行业转型升级。
纺织服装行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兼具劳动密集型产业低利润率的特点，属于微利行业，而目前的流转税制度使服装行业税赋负担沉重。经中国服装协会调研测算，服装企业平均年缴纳税金占其总营业收入比重达8.32%，而规模以上企业的平均销售利润率也仅为5.75%；尤其加工型企业，年缴纳税金总额通常高于其税后利润，有的甚至高于税后利润2～3倍。同时，近年相继调整的某些税收政策，也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企业的负担。
赵林中建议，从三方面减轻纺织行业的税负：一是建议将纺织行业纳入《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部分行业试行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管理办法》试点范围，将农产品进项税扣除率由现行的13%修改为纳税人再销售时货物的适用税率，即17%；二是建议对纺织行业的人工工资在计征增值税时允许扣除；三是允许纺织行业的研发投入、品牌营销费用列入增值税进项税抵扣范围，或对部分优势创新企业和品牌企业实行增值税“即征即返”。
我国纺织服装行业在较低的行业利润率水平上，从劳动工资、社会保障等方面承担着越来越多的社会责任，按现行征缴税费政策和计算税费方式，对这些社会贡献再征收17%的“增值税”，对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公。赵林中对此建议：改变目前服装企业税费计算方式，将工资、保险等费用纳入“增值税”税前列支。
将部分工资费用“增值税”税前列支。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实行全部或部分工资成本“增值税”税前列支，工资成本可根据企业缴纳职工养老保险数量计算获得，如：企业计算工资总额=企业缴纳职工养老保险数量×当地最低工资。五险一金全额或部分“增值税”税前列支。
近几年，国内棉花价格大起大落，很不稳定。加上煤、电、油、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全国人大代表青岛喜盈门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纪玉君表示：这种成本的提高远远高于印度、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有很多外单转移到东南亚国家，影响我国纺织业在国际上的优势竞争力。我国纺织行业就业人数超过2000多万，其中多数为农民工，是关乎国计民生的行业，是高就业产业，在稳定社会，建设和谐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建议国家出台相关减免税收政策，降低纺织企业税负，稳定和鼓励纺织企业发展，以提升产业发展水平。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孝棉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应安认为，目前减税的条件已经很成熟了。“我们国家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国力已经增强了，去年税收已经过10万亿，与其由国家转移支付，还不如直接给这个行业减负，让这个行业自身能够有发展。另外，温总理提出来要把分配蛋糕做好，要提高居民以及产业工人的收入，要提高这个产业职工的收入，不如直接扶持这个产业，让这个产业自身能够解决工人的问题。”
在研究结构性减税方案中，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院长王梅珍提案建议：对转型升级中的纺织行业给予政策扶持，允许纺织企业的研发投入、品牌营销以及人员工资等列入增值税进项税抵扣范围。
银行税负 篇10
宏观税负体现了社会产品在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税收分配数量关系,也体现了经济与税收的关系。在国家的税制设计中,各税种所占比重以及税收负担的最终归宿直接影响国家的产业结构、行业结构,进而影响各社会阶层居民的最终可支配收入,加剧或减轻社会阶层的分化。除了筹集财政收入外,国家征税的另一个重要目标即调节居民的收入分配,但有的税种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效果并不显著,其主要原因是政府的税收并不总是由向政府缴纳税款的人承担的,即税收负担的最终归宿与税种设计的初衷不符。
早在李嘉图时代,经济学家就考察了对资本报酬利润征税的税收负担,但李嘉图和亚当·斯密一样,缺乏一个明确的需求理论,他们的分析主要关注供给方面。随着边际分析的兴起,出现了一个完整的局部均衡分析框架,在一个局部均衡的框架里,仅考虑相关产品价格变化的影响,税收负担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分配,分配的比例和产品的供给弹性和需求弹性有关,弹性较小的一方会承担更多的税收。Harberger(1962)通过考察公司所得税的税收负担,第一次将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引入了税收归宿的研究中。Harberger的模型中有两种要素,要素总量是固定的,可以在不同行业中自由流动,要素用来生产两种产品,生产技术是规模报酬不变的,产品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他的研究发现,消费者的需求替代弹性、各类产品的要素替代弹性和产品的资本密集程度影响税收负担的分配。随着这些结构参数的不同,公司所得税可以是部分由资本所有者负担、全部由资本所有者负担和资本所有者超额负担。
在发展中国家,由于没有很好的政府实际征收数据,消费者的税收负担通常是以法定税率来计算。Younger等人(1999)使用这种方法,利用消费者支出调查数据研究了马达加斯加的间接税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发现,间接税随收入变化的情况不总是累退的。Metcalf(1999)分析如何使用环境税来替代美国当前的所得税,考察了环境税和个人所得税的差异归宿分析。和一般的结论——环境税是累退的,低收入的家庭收入中支付环境税的比例高于高收入的家庭不同,他发现可以设计环境税和个人所得税的组合,使得开征环境税后,整个税收体系仍然是累退的。
国内对宏观税负与税负结构的研究主要从“效率和公平”两个方面进行。一方面是研究宏观税负、税负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夏杰长、王新丽(2003)通过对我国的宏观税负及税收内部结构进行分析,认为我国宏观税负水平与税制结构都直接或间接地对经济发展造成消极影响,且随着市场化程度和开放程度的提高,其扭曲效应越来越大。杨中全、邹俊伟、陈洪宛(2010)将预算外收入引入经济增长分析框架,利用数据包络(DEA)方法求得制度外收入等不可观测变量的估计值,并得出结论:我国目前的税负水平是适宜的,但税负结构严重失衡;非税负担与最优值有一定的距离。另一方面是研究宏观税负、税负结构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张伟(2002)通过对国民收入分配中税种参与的研究,指出在初次分配中,间接税直接参与对原始收入的分配,并成为政府收入的主体,具有为政府组织收入的特征;在再次分配中,直接税参与企业和家庭初次收入分配后的分配,并构成政府转移支付的一部分,具有调节收入的功能。但从总体上看,我国初次分配格局与再次分配格局的背离程度不大,这反映出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我国政府部门运用直接税对收入进行再分配的调节力度尚不够强(李绍荣、耿莹,2005)。而刘怡和聂海峰(2004)通过对城市住户资料的分析,试图说明我国当前以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等间接税为主体的税收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收入分配状况。但由于刘怡等只是简单地把流转税类视为住户支出上的比例税,那么只要住户间的收入水平存在差距,并且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流转税类就会自然表现出收入分配上的累退性。所以由于分析方法的简单化,还很难从刘怡等的分析中得出流转税类在整体上具有累退性的结论。李绍荣、耿莹(2005)通过实证分析,说明流转税类、所得税类、资源税类和财产税类份额的增加会扩大资本所有者和劳动所有者市场收入的分配差距,而特定目的税类和行为税类份额的增加则会缩小资本要素与劳动要素的收入分配差距。同时,所得税类、资源税类和行为税类份额的增加会提高经济的总体规模,而财产税类和特定目的税类份额的增加则会降低经济的总体规模。也有一些学者从社会阶层分化的角度研究我国税负结构的作用,如王剑锋(2004)以城镇居民为目标群体,加工整理了我国各收入阶层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数据,对我国流转税影响个人收入分配调节的作用进行了实证分析。刘怡和聂海峰(2004)的研究结果表明,低收入家庭收入中负担增值税和消费税的比例大于高收入家庭,但高收入家庭收入中负担营业税的比例大于低收入家庭,整个间接税是成比例负担的。
2010年5月以来,我国财政收入超过3.5万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速达到30.8%。按照这个速度,到今年年底我国财政收入将超过8万亿元,数据显示,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上升,从1994年的11.8%上升到2008年的20.4%;然而,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却在不断下降,从1996年至2008年,中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从69.3%下降到43.3%,累计下降了26个百分点。居民收入不断下降,而宏观税负不断上升。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税制设计的不合理,这种不合理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政府和居民之间收入分配不合理;另一方面是居民各收入阶层税收负担不合理。这一不合理的状况也与中国财政制度的三个显著特征有关:(1)分税制后,税收连年大幅超GDP增长,政府收入与居民收入失衡,西方国家两者大致同步增长;(2)中国以商品服务税为主,西方国家以个人所得税和工资税为主;(3)中国的公共品供给采取“一品两制”,西方国家大致均等化供给。仅仅研究个人所得税和转移支付难以解决中国的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应该同时将商品服务税以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纳入财政再分配制度体系,这与西方国家显然不同。
通过对国内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国内学者大都从税收的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调节作用入手,分析税收对居民收入的影响,且研究大部分是规范性的,少数学者研究了某一特定税对社会阶层的影响,但使用的数据大都是微观数据(如刘怡、聂海峰,2004;王剑锋,2004)等,本文旨在采用全国293个地级市数据研究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对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及其对不同收入阶层可支配收入的影响。
二、理论分析
宏观税负是指一个国家的税收负担的总水平,通常有三个不同统计口径的衡量指标:(1)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谓之小口径的宏观税负。(2)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称为中口径的宏观税负;此处的“财政收入”主要是指预算收入或者决算收入,按统计术语包括税收收入和财政收入中的非税收收入。非税收收入包括国有资产经营收入等。(3)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是大口径的宏观税负,而“政府收入”包括预算内收入和预算外收入。很明显,中口径宏观税负包括小口径宏观税负,大口径宏观税负又包含中口径宏观税负。由于政府预算外收入不规范,难以获得统计数据,测算起来准确性不高,而本文主要研究各税种负担结构对社会阶层分化的影响,所以我们采用小口径的宏观税负。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者在借鉴西方经典的社会分层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各种社会分层理论。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陆学艺等人提出的十大社会阶层理论,它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来划分社会阶层,包括: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据此理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形态呈现底部较大的金字塔形分布。但税负结构对居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可支配收入上,这里我们的社会阶层以居民的经济状况即可支配收入为标准进行划分,而不考虑职业状况、社会地位等因素,本文所指的社会阶层具体分为低收入阶层、中低收入阶层、中等收入阶层、中高收入阶层和高收入阶层五个阶层。
主体税种选择上的差异和不同税种自身的特点,是影响宏观税负水平的重要因素。我国主体税种中,流转税比重大,所得税比重小。以2008年为例,含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的流转税占税收收入的54.8%,所得税仅占27.5%。在流转税中,税收又过度依赖增值税,2008年国内增值税占流转税总额的比重为60.56%。虽然我国目前还不具备发达国家所得税居主体地位的税收环境,但目前的税收构成离双主体并重税制结构要求还存在较大差距。最近几年,我国所得税占总税收和GDP的比重有较快发展,个人所得税比重也在逐步提升。但是,流转税在税制中的主体地位仍远未被撼动,宏观税负的重心仍然是落在全社会所有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上,限制了税收公平作用的发挥。目前,我国的流转税体系基本是对商品生产和销售的经济行为普遍开征增值税,对各种服务的经济行为普遍开征营业税,在征增值税的范围基础上有选择地开征消费税。从税收转嫁机理看,流转税的负担通过商品价格变动可以传递给最终消费者,即流转税的负担最终由消费者承担。对一些基本消费品,如食品、衣服来说,低收入阶层的消费量占其总收入的比重远远大于中、高收入阶层,这使得低收入阶层的流转税负担实际上大于高收入阶层,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社会阶层的分化。
理论上来说,我国税收政策的立足点是“扩税源、宽税基”,以“削峰平谷”。但在现实中,我国的税收制度在对个人收入的宏观调节上呈现“逆向调节”的态势,在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减少的情况下,税收收入、个人所得税占GDP比重却逐年增加,呈反方向变动,且两极收入差距日益加大。由此反映出税收宏观上的逆向调节及相对无效率。从横向公平看,分类所得税制导致收入相同、负担能力相同的纳税人却税负不同;在纵向公平上,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主体并非要素回报率高的高收入群体,而是劳动要素报酬较低的工薪阶层。在新加坡,占人口总数20%的新加坡富人贡献了93%的个人所得税,个税基本都由富人承担。而我国工薪阶层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占个人所得税收入总额的比重逐年上升,2008、2011年先后调高起征点后这一比重有所改变,但由于工薪阶层的个人所得税实行代扣代缴不易避税,而其他类型收入不透明,信息不对称,征管相对宽松,规避也比较容易,产生了逆向选择问题,导致政策效应与政策目标不一致。如果延续原有的制度,工薪阶层作为个人所得税纳税主体的状况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此外,现行税种对收入的调节主要体现在收入流量上,对存量的调节非常乏力甚至缺位,使得税收对个人收入分配的调节不全面。而从效率方面看,在制度设计上没有充分考虑税制与征管能力、征管环境的衔接与匹配,其结果非但没能实现公平,反而造成了效率损失。
考察税收在不同人群之间的分布及其对收入分配等的影响。当具有完整的收入数据时,可以确定收入的不同来源、不同收入来源的纳税情况,考察收入随时间而变动的情形以及捐赠和遗产的情况;当具有完整的消费数据时,可以确定消费者对于不同税收的商品的具体支出,从而计算出支出中包含的税收。在这类研究中,收入、税收和确定税收转嫁的方法是关键。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采用293个地级市的各税种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考察税负结构在初次分配时对各社会阶层收入水平的影响。
三、模型设计和实证结果
为了使分析具有代表性,我们选取4个主要税种考察宏观税负、税负结构对社会阶层分化的影响,这4个税种分别是流转税中的增值税和营业税,所得税中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前者属于间接税,后者属于直接税。各税种的税负水平为各地区相应税收收入占各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我们的思路如下:首先考察税负结构对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其次考察税负结构对各收入阶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影响。
(一)税负结构对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影响
为了分析和比较不同税种税收负担对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影响,构造如下模型:
其中,yit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gdpit为各地级市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mit为各地区二、三产业产值,x1为增值税税收负担水平,x2为营业税税收负担水平,x3为企业所得税税收负担水平,x4为个人所得税税收负担水平,μ为常数项,μ,σ,λi(i=1,2,3,4)为自变量系数,εit为误差项。为避免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我们这里没有把总体宏观税负作为一个自变量,而是将主要税种的税收负担水平作为自变量来考察税负结构对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影响,且将间接税与直接税分开进行处理,各税种的税负水平仍为各地区相应税收收入占各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由于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当地居民可支配收入的重要变量,我们将各地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作为一个重要自变量纳入模型(1)中,又因为各地区的第二、三产业值是影响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重要变量,我们将各地级市的二、三产业值加入该模型中。为消除异方差性,我们将各变量取对数进行处理,修改后的模型如下:
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和稳定性,我们选取2005～2008年中国293个地级市1172个样本观察值,数据均来源于各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各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不论是各地的人均GDP水平还是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都存在很大的悬殊,如最高人均收入是最低人均收入的6.8倍;各税种的税收负担水平在不同地区之间也存在很大差距,如个人所得税负担的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相差近100倍,当然这与各地区的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有很大关系,如各地区的二三产业发展状况差别很大。
根据Breusch-Pagan检验和Hausman检验(1)结果,我们对模型(2)、(3)进行固定效应面板回归,回归结果如表2、3所示。从P值可以看出,模型(2)、(3)的回归效果拟合良好。模型(2)显示的是间接税税负对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影响,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间接税中的主体税种增值税和营业税对居民可支配收入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由于我们采用对数形式的模型,各自变量的系数反映的是弹性概念,增值税税负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原有基础上降低约0.027个百分点,营业税税负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原有基础上降低约0.06个百分点;模型(3)显示的是直接税税负对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个人所得税税收负担(γ4)对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影响较不显著,而企业所得税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居民可支配收入降低了约0.02个百分点;各地区人均生产总值和第二、三产业产值对居民收入有非常显著的影响。
(二)税负结构与社会阶层分化
由前文可知,税负结构对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有显著的影响,为考察各税负结构对我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影响,我们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作为社会阶层分化的标准;采用五等分法将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划分为低收入阶层、中低收入阶层、中等收入阶层、中高收入阶层和高收入阶层五个阶层,分别考察各税种对各个收入阶层的可支配收入的影响;这里的模型沿用模型(2),数据来源于2008年我国290个地级市资料,将290(2)个地级市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从低到高排列,分为5等份,每等份58个地级市,作为对收入阶层的粗略划分,各收入阶层的平均收入状况及税负结构的描述性统计量如表4所示。
从表4可以看出,我国主要4大税种的税收负担的总体水平是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正相关的,即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其相应负担的税收也增多,这体现了我国税收量能负担的原则。但如表4所示,中等收入阶层的增值税税负高于中高收入阶层,说明作为我国间接税主体的增值税并没有完全体现出与收入水平相匹配的原则,这与其间接税的特征有关,较低收入阶层收入中用于征收增值税和营业税的商品和劳务的比例要高于较高收入阶层,可见,间接税并不能很好发挥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从个人所得税税收归宿可以看出,中低收入阶层的个人所得税税收负担(0.001681)要高于中等收入阶层的个人所得税税收负担(0.001562),这说明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并没有起到直接调节居民收入分配的作用,原因主要是我国的个人所得税主要是针对工薪收入征收,而中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大都来自于非工薪收入,这也与我们前面的分析一致。因此,个人所得税在调节居民的非工薪收入方面还有待加强。
根据模型(2)、(3),我们对各收入阶层进行截面回归,考察各税负结构对我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影响,得到回归结果如表5、6所示。
从表5、6可以看出,虽然税负结构对全体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有显著的影响(表2、3),但对各收入阶层的影响却不同。表5、6的P值(回归模型的拟合效果)显示,我国税负结构对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低收入阶层和中高收入阶层,而对处于中间的中低收入阶层、中等收入阶层几乎没有影响。通过比较各回归结果的系数可以看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水平、第二、三产业产值与各收入阶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呈现较稳定的关系,但税负结构对各收入阶层的影响差别很大,间接税中的增值税税负对低收入阶层的弹性系数为负,且影响显著,而对较高收入阶层的影响较不显著,可见增值税的主要负担主体是低收入阶层;直接税中的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对各收入阶层可支配收入的影响也不稳定,如企业所得税对低收入阶层的可支配收入的弹性系数绝对值大于中低收入阶层,个人所得税中中国收入阶层的弹性系数小于高收入阶层。以上结果表明,我国的税收负担并没有体现出量能负担的原则,我国的税负结构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调节收入分配,减缓社会阶层分化的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社会阶层的分化。
注:括号里的数值为t统计量。
注:括号里的数值为t统计量。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分析了我国目前税制设计在调节居民收入分配方面的不合理,采用全国293个地级市数据研究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对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及不同收入阶层可支配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除个人所得税对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影响不显著外,增值税、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对居民的可支配收入都有很显著的负影响;我国的税负结构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调节收入分配,减缓社会阶层分化的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社会阶层的分化。对此,我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合理的宏观税负只是一个相对数字。在任何一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税制条件和财政体制下,宏观税负水平是存在较大差别的。在判断宏观税负的轻重时,应该以承受税收负担的主体作为判断的出发点,要描述的是承载税负的主体-纳税人的负担而不是经济收入的负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作为纳税人消费公共商品支付的价格,纳税人在付出税款的同时,从国家使用税款中获得的回报是构成纳税人衡量税负轻重的一个重要标准。也就是说,税负的高低本身不是根本性问题,关键是责权利的一致性或成本与受益的对称性。
第二,结合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对税收制度进行相应的调整。1994年分税制改革设立了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其主要目的是筹集财政收入,调节收入分配为次要目的。随着近十多年来的发展,财政收入水平已经维持在较高的水平,相反居民收入差距却在逐步增大,对税收制度进行改革的条件和背景已经具备,应对税收制度进行改革,逐步转向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并将调节居民收入分配作为税制设计的主要目的。
第三,加强对非工薪收入的缴纳,避免主要由工薪阶层承担个人所得税的尴尬局面,是完善个人所得税制的重点。如前分析,低收入阶层的个人所得税税收负担高于中低收入阶层的个人所得税税收负担,要改变这一现象,除了适当提高纳税的起征点外,关键是加强现金监控、减少现金交易,建立单一的银行账号制度,并加强对高收入者的监督与跟踪,建立起高收入阶层的自动申报机制。
摘要：本文选取2005～2008年中国293个地级市各主体税种税负结构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数据,运用面板回归和截面回归等方法,实证分析了税负结构对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和对不同收入阶层居民收入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除个人所得税税收负担对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影响较不显著外,增值税、营业税以及企业所得税税收负担对居民的可支配收入都有很显著的负向影响;(2)我国的税负结构并没有发挥应有的调节收入分配,减缓社会阶层分化的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社会阶层的分化。本文的政策含义是:税负结构合理的关键是责权利的一致性或成本与受益的对称性,应当结合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对税收制度进行相应调整,同时加强对非工薪收入的缴纳。
关键词：宏观税负,税负结构,收入分配,社会阶层
参考文献
[1]李绍荣,耿莹.中国的税收结构、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J].经济研究,2005,(5).
[2]刘怡,聂海峰.间接税负担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分析[J].经济研究,2004,(5).
[3]夏杰长,王新丽.目前宏观税负与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消极影响[J].税务研究,2003,(4).
[4]王剑锋.流转税影响个人收入分配调节的分析基础——以我国城镇居民支出结构为考察基础,财经研究[J].2004,(7).
[5]杨中全,邹俊伟,陈洪宛.中国宏观税负、非税负担与经济增长[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0,(3).
[6]张伟.中国税收与GDP的分配[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7]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8]Harberger,A.The Incidence of The Corporation IncomeTax[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62,70:215-240.
[9]Younger.S,David Sahn,S.Gaggblade,Paul Dorosh.TaxIncidence in Madagascar:An Analysis Using HouseholdData[J],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1999,Vol.13,No.2:303-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