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负结构（精选10篇）
税负结构 篇1
一、文献综述
宏观税负体现了社会产品在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税收分配数量关系,也体现了经济与税收的关系。在国家的税制设计中,各税种所占比重以及税收负担的最终归宿直接影响国家的产业结构、行业结构,进而影响各社会阶层居民的最终可支配收入,加剧或减轻社会阶层的分化。除了筹集财政收入外,国家征税的另一个重要目标即调节居民的收入分配,但有的税种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效果并不显著,其主要原因是政府的税收并不总是由向政府缴纳税款的人承担的,即税收负担的最终归宿与税种设计的初衷不符。
早在李嘉图时代,经济学家就考察了对资本报酬利润征税的税收负担,但李嘉图和亚当·斯密一样,缺乏一个明确的需求理论,他们的分析主要关注供给方面。随着边际分析的兴起,出现了一个完整的局部均衡分析框架,在一个局部均衡的框架里,仅考虑相关产品价格变化的影响,税收负担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分配,分配的比例和产品的供给弹性和需求弹性有关,弹性较小的一方会承担更多的税收。Harberger(1962)通过考察公司所得税的税收负担,第一次将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引入了税收归宿的研究中。Harberger的模型中有两种要素,要素总量是固定的,可以在不同行业中自由流动,要素用来生产两种产品,生产技术是规模报酬不变的,产品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他的研究发现,消费者的需求替代弹性、各类产品的要素替代弹性和产品的资本密集程度影响税收负担的分配。随着这些结构参数的不同,公司所得税可以是部分由资本所有者负担、全部由资本所有者负担和资本所有者超额负担。
在发展中国家,由于没有很好的政府实际征收数据,消费者的税收负担通常是以法定税率来计算。Younger等人(1999)使用这种方法,利用消费者支出调查数据研究了马达加斯加的间接税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发现,间接税随收入变化的情况不总是累退的。Metcalf(1999)分析如何使用环境税来替代美国当前的所得税,考察了环境税和个人所得税的差异归宿分析。和一般的结论——环境税是累退的,低收入的家庭收入中支付环境税的比例高于高收入的家庭不同,他发现可以设计环境税和个人所得税的组合,使得开征环境税后,整个税收体系仍然是累退的。
国内对宏观税负与税负结构的研究主要从“效率和公平”两个方面进行。一方面是研究宏观税负、税负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夏杰长、王新丽(2003)通过对我国的宏观税负及税收内部结构进行分析,认为我国宏观税负水平与税制结构都直接或间接地对经济发展造成消极影响,且随着市场化程度和开放程度的提高,其扭曲效应越来越大。杨中全、邹俊伟、陈洪宛(2010)将预算外收入引入经济增长分析框架,利用数据包络(DEA)方法求得制度外收入等不可观测变量的估计值,并得出结论:我国目前的税负水平是适宜的,但税负结构严重失衡;非税负担与最优值有一定的距离。另一方面是研究宏观税负、税负结构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张伟(2002)通过对国民收入分配中税种参与的研究,指出在初次分配中,间接税直接参与对原始收入的分配,并成为政府收入的主体,具有为政府组织收入的特征;在再次分配中,直接税参与企业和家庭初次收入分配后的分配,并构成政府转移支付的一部分,具有调节收入的功能。但从总体上看,我国初次分配格局与再次分配格局的背离程度不大,这反映出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我国政府部门运用直接税对收入进行再分配的调节力度尚不够强(李绍荣、耿莹,2005)。而刘怡和聂海峰(2004)通过对城市住户资料的分析,试图说明我国当前以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等间接税为主体的税收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收入分配状况。但由于刘怡等只是简单地把流转税类视为住户支出上的比例税,那么只要住户间的收入水平存在差距,并且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流转税类就会自然表现出收入分配上的累退性。所以由于分析方法的简单化,还很难从刘怡等的分析中得出流转税类在整体上具有累退性的结论。李绍荣、耿莹(2005)通过实证分析,说明流转税类、所得税类、资源税类和财产税类份额的增加会扩大资本所有者和劳动所有者市场收入的分配差距,而特定目的税类和行为税类份额的增加则会缩小资本要素与劳动要素的收入分配差距。同时,所得税类、资源税类和行为税类份额的增加会提高经济的总体规模,而财产税类和特定目的税类份额的增加则会降低经济的总体规模。也有一些学者从社会阶层分化的角度研究我国税负结构的作用,如王剑锋(2004)以城镇居民为目标群体,加工整理了我国各收入阶层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数据,对我国流转税影响个人收入分配调节的作用进行了实证分析。刘怡和聂海峰(2004)的研究结果表明,低收入家庭收入中负担增值税和消费税的比例大于高收入家庭,但高收入家庭收入中负担营业税的比例大于低收入家庭,整个间接税是成比例负担的。
2010年5月以来,我国财政收入超过3.5万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速达到30.8%。按照这个速度,到今年年底我国财政收入将超过8万亿元,数据显示,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上升,从1994年的11.8%上升到2008年的20.4%;然而,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却在不断下降,从1996年至2008年,中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从69.3%下降到43.3%,累计下降了26个百分点。居民收入不断下降,而宏观税负不断上升。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税制设计的不合理,这种不合理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政府和居民之间收入分配不合理;另一方面是居民各收入阶层税收负担不合理。这一不合理的状况也与中国财政制度的三个显著特征有关:(1)分税制后,税收连年大幅超GDP增长,政府收入与居民收入失衡,西方国家两者大致同步增长;(2)中国以商品服务税为主,西方国家以个人所得税和工资税为主;(3)中国的公共品供给采取“一品两制”,西方国家大致均等化供给。仅仅研究个人所得税和转移支付难以解决中国的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应该同时将商品服务税以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纳入财政再分配制度体系,这与西方国家显然不同。
通过对国内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国内学者大都从税收的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调节作用入手,分析税收对居民收入的影响,且研究大部分是规范性的,少数学者研究了某一特定税对社会阶层的影响,但使用的数据大都是微观数据(如刘怡、聂海峰,2004;王剑锋,2004)等,本文旨在采用全国293个地级市数据研究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对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及其对不同收入阶层可支配收入的影响。
二、理论分析
宏观税负是指一个国家的税收负担的总水平,通常有三个不同统计口径的衡量指标:(1)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谓之小口径的宏观税负。(2)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称为中口径的宏观税负;此处的“财政收入”主要是指预算收入或者决算收入,按统计术语包括税收收入和财政收入中的非税收收入。非税收收入包括国有资产经营收入等。(3)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是大口径的宏观税负,而“政府收入”包括预算内收入和预算外收入。很明显,中口径宏观税负包括小口径宏观税负,大口径宏观税负又包含中口径宏观税负。由于政府预算外收入不规范,难以获得统计数据,测算起来准确性不高,而本文主要研究各税种负担结构对社会阶层分化的影响,所以我们采用小口径的宏观税负。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者在借鉴西方经典的社会分层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各种社会分层理论。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陆学艺等人提出的十大社会阶层理论,它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来划分社会阶层,包括: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据此理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形态呈现底部较大的金字塔形分布。但税负结构对居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可支配收入上,这里我们的社会阶层以居民的经济状况即可支配收入为标准进行划分,而不考虑职业状况、社会地位等因素,本文所指的社会阶层具体分为低收入阶层、中低收入阶层、中等收入阶层、中高收入阶层和高收入阶层五个阶层。
主体税种选择上的差异和不同税种自身的特点,是影响宏观税负水平的重要因素。我国主体税种中,流转税比重大,所得税比重小。以2008年为例,含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的流转税占税收收入的54.8%,所得税仅占27.5%。在流转税中,税收又过度依赖增值税,2008年国内增值税占流转税总额的比重为60.56%。虽然我国目前还不具备发达国家所得税居主体地位的税收环境,但目前的税收构成离双主体并重税制结构要求还存在较大差距。最近几年,我国所得税占总税收和GDP的比重有较快发展,个人所得税比重也在逐步提升。但是,流转税在税制中的主体地位仍远未被撼动,宏观税负的重心仍然是落在全社会所有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上,限制了税收公平作用的发挥。目前,我国的流转税体系基本是对商品生产和销售的经济行为普遍开征增值税,对各种服务的经济行为普遍开征营业税,在征增值税的范围基础上有选择地开征消费税。从税收转嫁机理看,流转税的负担通过商品价格变动可以传递给最终消费者,即流转税的负担最终由消费者承担。对一些基本消费品,如食品、衣服来说,低收入阶层的消费量占其总收入的比重远远大于中、高收入阶层,这使得低收入阶层的流转税负担实际上大于高收入阶层,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社会阶层的分化。
理论上来说,我国税收政策的立足点是“扩税源、宽税基”,以“削峰平谷”。但在现实中,我国的税收制度在对个人收入的宏观调节上呈现“逆向调节”的态势,在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减少的情况下,税收收入、个人所得税占GDP比重却逐年增加,呈反方向变动,且两极收入差距日益加大。由此反映出税收宏观上的逆向调节及相对无效率。从横向公平看,分类所得税制导致收入相同、负担能力相同的纳税人却税负不同;在纵向公平上,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主体并非要素回报率高的高收入群体,而是劳动要素报酬较低的工薪阶层。在新加坡,占人口总数20%的新加坡富人贡献了93%的个人所得税,个税基本都由富人承担。而我国工薪阶层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占个人所得税收入总额的比重逐年上升,2008、2011年先后调高起征点后这一比重有所改变,但由于工薪阶层的个人所得税实行代扣代缴不易避税,而其他类型收入不透明,信息不对称,征管相对宽松,规避也比较容易,产生了逆向选择问题,导致政策效应与政策目标不一致。如果延续原有的制度,工薪阶层作为个人所得税纳税主体的状况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此外,现行税种对收入的调节主要体现在收入流量上,对存量的调节非常乏力甚至缺位,使得税收对个人收入分配的调节不全面。而从效率方面看,在制度设计上没有充分考虑税制与征管能力、征管环境的衔接与匹配,其结果非但没能实现公平,反而造成了效率损失。
考察税收在不同人群之间的分布及其对收入分配等的影响。当具有完整的收入数据时,可以确定收入的不同来源、不同收入来源的纳税情况,考察收入随时间而变动的情形以及捐赠和遗产的情况;当具有完整的消费数据时,可以确定消费者对于不同税收的商品的具体支出,从而计算出支出中包含的税收。在这类研究中,收入、税收和确定税收转嫁的方法是关键。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采用293个地级市的各税种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考察税负结构在初次分配时对各社会阶层收入水平的影响。
三、模型设计和实证结果
为了使分析具有代表性,我们选取4个主要税种考察宏观税负、税负结构对社会阶层分化的影响,这4个税种分别是流转税中的增值税和营业税,所得税中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前者属于间接税,后者属于直接税。各税种的税负水平为各地区相应税收收入占各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我们的思路如下:首先考察税负结构对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其次考察税负结构对各收入阶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影响。
(一)税负结构对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影响
为了分析和比较不同税种税收负担对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影响,构造如下模型:
其中,yit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gdpit为各地级市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mit为各地区二、三产业产值,x1为增值税税收负担水平,x2为营业税税收负担水平,x3为企业所得税税收负担水平,x4为个人所得税税收负担水平,μ为常数项,μ,σ,λi(i=1,2,3,4)为自变量系数,εit为误差项。为避免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我们这里没有把总体宏观税负作为一个自变量,而是将主要税种的税收负担水平作为自变量来考察税负结构对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影响,且将间接税与直接税分开进行处理,各税种的税负水平仍为各地区相应税收收入占各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由于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当地居民可支配收入的重要变量,我们将各地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作为一个重要自变量纳入模型(1)中,又因为各地区的第二、三产业值是影响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重要变量,我们将各地级市的二、三产业值加入该模型中。为消除异方差性,我们将各变量取对数进行处理,修改后的模型如下:
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和稳定性,我们选取2005～2008年中国293个地级市1172个样本观察值,数据均来源于各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各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不论是各地的人均GDP水平还是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都存在很大的悬殊,如最高人均收入是最低人均收入的6.8倍;各税种的税收负担水平在不同地区之间也存在很大差距,如个人所得税负担的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相差近100倍,当然这与各地区的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有很大关系,如各地区的二三产业发展状况差别很大。
根据Breusch-Pagan检验和Hausman检验(1)结果,我们对模型(2)、(3)进行固定效应面板回归,回归结果如表2、3所示。从P值可以看出,模型(2)、(3)的回归效果拟合良好。模型(2)显示的是间接税税负对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影响,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间接税中的主体税种增值税和营业税对居民可支配收入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由于我们采用对数形式的模型,各自变量的系数反映的是弹性概念,增值税税负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原有基础上降低约0.027个百分点,营业税税负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原有基础上降低约0.06个百分点;模型(3)显示的是直接税税负对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个人所得税税收负担(γ4)对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影响较不显著,而企业所得税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居民可支配收入降低了约0.02个百分点;各地区人均生产总值和第二、三产业产值对居民收入有非常显著的影响。
(二)税负结构与社会阶层分化
由前文可知,税负结构对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有显著的影响,为考察各税负结构对我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影响,我们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作为社会阶层分化的标准;采用五等分法将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划分为低收入阶层、中低收入阶层、中等收入阶层、中高收入阶层和高收入阶层五个阶层,分别考察各税种对各个收入阶层的可支配收入的影响;这里的模型沿用模型(2),数据来源于2008年我国290个地级市资料,将290(2)个地级市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从低到高排列,分为5等份,每等份58个地级市,作为对收入阶层的粗略划分,各收入阶层的平均收入状况及税负结构的描述性统计量如表4所示。
从表4可以看出,我国主要4大税种的税收负担的总体水平是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正相关的,即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其相应负担的税收也增多,这体现了我国税收量能负担的原则。但如表4所示,中等收入阶层的增值税税负高于中高收入阶层,说明作为我国间接税主体的增值税并没有完全体现出与收入水平相匹配的原则,这与其间接税的特征有关,较低收入阶层收入中用于征收增值税和营业税的商品和劳务的比例要高于较高收入阶层,可见,间接税并不能很好发挥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从个人所得税税收归宿可以看出,中低收入阶层的个人所得税税收负担(0.001681)要高于中等收入阶层的个人所得税税收负担(0.001562),这说明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并没有起到直接调节居民收入分配的作用,原因主要是我国的个人所得税主要是针对工薪收入征收,而中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大都来自于非工薪收入,这也与我们前面的分析一致。因此,个人所得税在调节居民的非工薪收入方面还有待加强。
根据模型(2)、(3),我们对各收入阶层进行截面回归,考察各税负结构对我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影响,得到回归结果如表5、6所示。
从表5、6可以看出,虽然税负结构对全体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有显著的影响(表2、3),但对各收入阶层的影响却不同。表5、6的P值(回归模型的拟合效果)显示,我国税负结构对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低收入阶层和中高收入阶层,而对处于中间的中低收入阶层、中等收入阶层几乎没有影响。通过比较各回归结果的系数可以看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水平、第二、三产业产值与各收入阶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呈现较稳定的关系,但税负结构对各收入阶层的影响差别很大,间接税中的增值税税负对低收入阶层的弹性系数为负,且影响显著,而对较高收入阶层的影响较不显著,可见增值税的主要负担主体是低收入阶层;直接税中的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对各收入阶层可支配收入的影响也不稳定,如企业所得税对低收入阶层的可支配收入的弹性系数绝对值大于中低收入阶层,个人所得税中中国收入阶层的弹性系数小于高收入阶层。以上结果表明,我国的税收负担并没有体现出量能负担的原则,我国的税负结构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调节收入分配,减缓社会阶层分化的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社会阶层的分化。
注:括号里的数值为t统计量。
注:括号里的数值为t统计量。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分析了我国目前税制设计在调节居民收入分配方面的不合理,采用全国293个地级市数据研究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对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及不同收入阶层可支配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除个人所得税对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影响不显著外,增值税、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对居民的可支配收入都有很显著的负影响;我国的税负结构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调节收入分配,减缓社会阶层分化的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社会阶层的分化。对此,我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合理的宏观税负只是一个相对数字。在任何一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税制条件和财政体制下,宏观税负水平是存在较大差别的。在判断宏观税负的轻重时,应该以承受税收负担的主体作为判断的出发点,要描述的是承载税负的主体-纳税人的负担而不是经济收入的负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作为纳税人消费公共商品支付的价格,纳税人在付出税款的同时,从国家使用税款中获得的回报是构成纳税人衡量税负轻重的一个重要标准。也就是说,税负的高低本身不是根本性问题,关键是责权利的一致性或成本与受益的对称性。
第二,结合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对税收制度进行相应的调整。1994年分税制改革设立了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其主要目的是筹集财政收入,调节收入分配为次要目的。随着近十多年来的发展,财政收入水平已经维持在较高的水平,相反居民收入差距却在逐步增大,对税收制度进行改革的条件和背景已经具备,应对税收制度进行改革,逐步转向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并将调节居民收入分配作为税制设计的主要目的。
第三,加强对非工薪收入的缴纳,避免主要由工薪阶层承担个人所得税的尴尬局面,是完善个人所得税制的重点。如前分析,低收入阶层的个人所得税税收负担高于中低收入阶层的个人所得税税收负担,要改变这一现象,除了适当提高纳税的起征点外,关键是加强现金监控、减少现金交易,建立单一的银行账号制度,并加强对高收入者的监督与跟踪,建立起高收入阶层的自动申报机制。
摘要：本文选取2005～2008年中国293个地级市各主体税种税负结构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数据,运用面板回归和截面回归等方法,实证分析了税负结构对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和对不同收入阶层居民收入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除个人所得税税收负担对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影响较不显著外,增值税、营业税以及企业所得税税收负担对居民的可支配收入都有很显著的负向影响;(2)我国的税负结构并没有发挥应有的调节收入分配,减缓社会阶层分化的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社会阶层的分化。本文的政策含义是:税负结构合理的关键是责权利的一致性或成本与受益的对称性,应当结合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对税收制度进行相应调整,同时加强对非工薪收入的缴纳。
关键词：宏观税负,税负结构,收入分配,社会阶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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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税负 篇2
只是有一天，话题几经周折已经离最初千里之外：从地震相关事件中的风云人物表现到排行榜首富的变迁，从不同时代不同行业的赚钱机会谈到张茵降低累进税率的提案⋯⋯我终于决定参与辩论。
话说在上次的全国人大会议中，张茵递交某份提案中，有一则认为目前最高45％的累进税率过高，建议降低至30%，并言之有助于我国提高全球竞争能力，营造更好的经商环境。
Sonia，一个容貌姣好的Office Lady，有些慷慨激昂地发表她的看法——如很多人一样，她认为富人天经地义地要多交税——毫无疑问，她抨击张茵，支持富人高税。
如我们所知，累进税作为常见税收的一种类型，是随税基的增加而按其级距提高的税率。也就是说，税率因收入而不同。事实上，现代税收制度里的所得税也一般都采用这种税收模式。Sonia对此夸夸其谈，她颇为推崇欧洲的做法，念起来如数家珍，例如：加上必须缴纳的养老金、社会保险金、财产税，北欧国家对高收入的富人征收七成以上的累进个人所得税，而当中瑞典更是高达八成以上。显然这要比45%高很多。
姑且勿论Sonia把欧洲的富裕和繁华归功于高税收的逻辑谬误（事实上，在欧元压力之下，许多欧洲国家被高福利政策压得松不过气，不得不在其他地方不断松绑），而就Sonia“富人应该高税”这句话说得如此“正气凛然”，我便忍不住要辩驳她了。
我问她，是不是税收政策目的就是要“削富济贫”，而不需理会财富的来源，包括张学友的嗓子，刘德华的外表，都需要承担更高的税负？
在得到确定回答之后，我继续问她，是否对自身容貌有自信？
“Of course”，她自信爆棚地回答。
我便再问她：“你是否觉得以你的学历，得到目前的这份收入相对较高的工作，有一部分原因是你长得不错呢？”她犹豫了下，说了句“应该是的”。我松了口气然后问她：“那你不觉得你应该为你的美丽比别人付多一点的税金么？”
如同经济学畅销书作家、罗切斯特大学经济学教授史蒂文·兰兹伯格在《为什么不向美丽征税》所说，向聪明、美丽、身高等天赋征税，比现行的向收入征税更加合理——“我们可以向男性、向身高、向美丽征税，这些特点都和收入有关”，但是“事实上，如果我们想要周围都是美丽的事物，我们就会去资助美丽的事物，而不是向它征税”。
高累进税和高福利，成了许多人心目中美好的东西。类似Sonia这些赞同富人高税的人，背后是强烈的道德主义和平等主义思想。当然，这些主义都是针对别人的，一旦他们自己踏入富人那一级别，相信观点便会有所不同。因此Sonia赞同富人多交税但并不愿意自己因为美丽多交税（或是其他形式的加倍付出，比如每天用一定的时间出现在医院的大厅里，以便受病痛折磨的人因此感受生命的美好，当然，这只是比喻）。
兰兹伯格的话，对此实在是个大大的嘲讽。
一个人收入高，那是他自己的租值回报。赚钱越多，他就必须为社会做出越大的贡献。如同一个沉鱼落雁羞花闭月之女子，可以因为容貌而有更多的机会，因为她的美貌的确给别人带来了美丽的享受。“美貌能生财”，兰兹伯格在另一个本书中如是说。
辽宁省地税宏观税负地区结构分析 篇3
辽宁有14个设区的市, 在促进辽宁经济发展过程中充分发挥着各自的作用, 使辽宁经济总量在全国的排名名列前茅。辽宁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 经济总量迈上新台阶, 2010年生产总值达18457.3亿元, 占全国31个省生产总值合计的比重由2005年的4.05%提高到2010年的4.22%。“2011年辽宁经济仍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 不到五年时间, GDP突破2万亿元, 按可比价格计算, 比上年增长12.1%, 经济总量稳居全国第7位。”
在研究辽宁宏观税负地区结构时, 分三部分来分析。东部地区 (大连、丹东、锦州、盘锦、营口、葫芦岛) , 中部地区 (沈阳、鞍山、抚顺、本溪、辽阳) , 西部为辽西北的朝阳、铁岭、阜新。2010年东、中、西部地区GDP占全省经济总量的比重分别为44.84%、46.65%、8.51%
二、辽宁各市地方税收收入状况
从历年辽宁统计年鉴中给出的各市地方税收总量的数据可以看到, 与经济发展状况相一致, 沈阳、大连、鞍山地方税收总量历年都居全省前三位, 而阜新、朝阳、铁岭在2001年—2006年地税总量一直排在后三位, 2007年—2010年葫芦岛税收总量下降, 仅比阜新高, 阜新的税收总量历年来都是最少的。
三、辽宁宏观税负地区结构现状
辽宁各地区的税负近年来就出现了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符的情况。东部地区税收负担最高, 西部地区税负总体上高于中部地区, 2010年东、中、西部的税负分别为7.64%、6.94%、7.57%。占全省GDP比重44.84%的东部地区的税负只比占全省GDP比重8.51%的西部地区高0.07个百分点, 而占全省GDP比重最高的中部地区税负却是最低的, 说明辽宁各地区税收负担与GDP规模不相称, 东部税负较轻, 中部税负最轻, 西部税收负担最重。区域经济增长与税负水平不相匹配, 经济发展不均衡。
四、各地区税负差异的原因分析
(一) 产业结构的影响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资源禀赋不同, 西部地区处在辽宁的内陆, 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 是辽宁经济发展较慢, 贫困人口最集中的地区, 其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缓慢, 形成了以农业和资源产品初加工行业为主体的产业, 产品附加值低, 税负自然高于中、东部地区。而中部地区是以沈阳为核心的重工业地区, 产业结构不够合理, 传统产业与现代产业交织, 劳动密集型产业与资本密集型产业并存, 导致劳动者报酬在增加值要素中所占的比重高, 使高产值低税收贡献的特点突出, 导致税负较低。
(二) 所有制结构的影响
辽宁东部处在沿海地区, 大量的外商投资企业享有较多的税收优惠, 导致所有制不同, 税负不一致。在辽宁西部地区国有经济比重高, 东部沿海地区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格局更加明显, 国有经济已经失去了其主导地位。这是西部地区税负比东部地区高的一个原因。也反映出辽宁的税负状况与经济发展状况不相一致。经济增长较快的沿海东部地区税负较轻, 而经济增长较慢的西部地区税负较重。
(三) 税收政策的影响
对税负产生直接影响的是税收优惠政策。在财税方面对东部沿海的地区的优惠政策吸引了国内外有影响的投资者把目光锁定在辽宁东部地区, 进一步扩大了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 出现东部地区GDP快速增长的同时, 税收贡献并未同比例提高的现象, 使各地区的实际税负不均衡。
(四) 税收征收管理制度的影响
在全面振兴辽宁的发展战略中, 先后出台了辽宁沿海经济带、沈阳经济区和发展辽西北的三大板块共同发展的战略。辽西北地区也在加快发展步伐, 不断的加大投入以改善城镇基础设施, 但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 会通过提高税收努力程度来满足不断攀升的公共支出的需要, 收“过头税”“寅吃卯粮”的现象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而东、中部地区在税源充足的情况下藏富于民的策略也反映出辽宁地区税负的不均衡性和不公平性。
五、结论与建议
(一) 建设多元发展, 多极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 在区位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培植各具特色的产业结构。
在西部地区加强资源勘探和开发利用, 建立绿色农产品加工基地, 发挥旅游资源和生态经济优势;中部地区以沈阳为中心, 加快省级国有及国有股企业的股份制改造, 更大范围地实现重点行业和骨干企业的战略性重组, 东部地区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现代物流业, 打造成东北地区对外开放的平台。
(二) 进一步完善税制, 对税收优惠进行整合。
对生产力落后的西部地区给予其更多的政策支持, 在加强税收征收管理的同时, 在税收征收制度的制定、指令性税收任务的下达都应向西部倾斜, 形成东部与中、西部协调发展、良性互动, 全方位均衡发展的新格局, 使辽宁从经济大省步入经济强省的行列。
摘要：辽宁的东、中、西部地区地税税收负担与其经济发展状况不一致, 为此提出建设多元发展, 多极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 进一步完善税制, 对税收优惠进行整合的建议。
关键词：辽宁,税收收入,宏观税负
参考文献
[1]赵玲玲, 2011年辽宁GDP同比增长12.1%[N], 辽沈晚报, 2012年1月21日 (A08版)
[2]刘新利, 我国宏观税负水平成因及国际比较, 中国税务, 2007 (3)
“税负痛苦指数”另眼看 篇4
笔者认为，对“税负痛苦指数”的评价与中国内地“税负痛苦指数”居高问题的评价应该分开来讨论，不能将二者混在一起模糊言说。
“税负痛苦指数”的算法是把企业的所得税、个人所得税、雇主社保金、雇员社保金、消费税和财富税搁在一起，但我们国家目前的消费税是和欧美国家不一样的。中国是特种消费税，而欧美国家采用的是普遍消费税；而财富税在我们国家没有，增值税在欧美国家没有。这样，结果相差就很大，影响“税负痛苦指数”的可信性。
“税负痛苦指数”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纳税人税收负担程度的量化指标体系，其最大缺陷是，无法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纳税人税收负担程度进行质的评价。比如，在“税负痛苦指数”相同的情况下，它无法对一个税收治理体系的优劣进行评价。因为，“税负痛苦指数”并不与税制的优劣成必然的关系。举例说，在税负相同的情况下，纳税人的痛苦感未必就相同；同样，在纳税人痛苦感相同的情况下，纳税人的税负未必就相同。常识告诉我们，在民主化程度高的税收治理条件下，由于纳税人的人格被高度尊重，因此，即使税负较高，纳税人的痛苦感未必就高；相反，在民主化程度较低的税收治理条件下，由于纳税人的人格没有获得较高的尊重，可能在税负不高的情况下，纳税人的痛苦感却特别强烈，甚至可能叫苦连天。
“税负痛苦指数”对不同税收治理背景下的纳税人的痛苦进行评价的话，结果可能相差更大。 一般地说，如果税收治理的政治经济背景不同的话，“税负痛苦指数”是很难准确评定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纳税人的实际“税痛”情况的。且在税负相同的情况下，如果税种不一样的话，纳税人的疼痛感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在同样税负的情况下，直接税就比间接税给纳税人带来的“税痛”要大一些。
对中国内地“税负痛苦指数”居高的评价应该理性应对。
首先，在“税负痛苦指数”这个统一的标准面前，寻求被世界接纳的途径。不要期望世界会因为中国的拒绝或者反对而对现有的评价标准进行结构性的修订，中国只是世界大家庭中的一员。正如一个人一样，如果你过分地强调自己价值标准的特殊性，指责别人的标准，是很难融入社会，被大家接纳的。
税负结构 篇5
在现有文献中, 研究政府股权与公司税收关系的不多, 且以定性研究或描述性比较为主, 很少使用经验数据来检验二者关系。为此, 本文以2008年和2009年在深沪证券交易所上市的1 509个公司为样本, 研究股权结构对公司税负及公司价值的影响。
一、文献回顾
目前有关政府股权与公司税负关系的实证研究不多, 且结论存在较大差异。Derashid和Zhang (2003) 研究马来西亚消费品、制造、金融等八大行业的上市公司的实际税负差异, 他们将国有股权比例作为影响公司税负的控制变量, 尽管使用了五种不同的实际税率作为因变量, 但没有发现二者间存在显著关系。吴联生和李辰 (2007) 关注我国政府取消上市公司享受“先征后返”所得税优惠政策这一重要事件, 在比较取消该政策的前后年度 (2001年和2002年) 的公司所得税负担的差异时, 也将国有股权比例作为影响公司税负的控制变量, 结果也没有发现二者间存在显著关系。但Adhikari、Derashid和Zhang (2006) 发现, 在马来西亚, 不仅国有股权比例与实际税率显著负相关, 而且公司政治联系虚拟变量也和税负显著负相关, 这说明在以“关系为基础”的经济体中, 政企关系可转化成政府帮助, 从而有利于降低税负。
吴联生 (2009) 使用1998~2006年间7 268个上市公司样本, 研究发现无论公司是否享受税收优惠, 国有股权比例都与公司税负都显著正相关, 且不享受税收优惠公司的国有股权正向税负效应显著高于享受税收优惠公司。他据此推论, 税收是国有股权影响公司价值的重要渠道, 通过税收政府让国有股权比例高的公司承担了更多的税收负担, 从而降低了公司价值。吴文锋等 (2009) 研究我国民营公司高管的政治背景对公司获取税收优惠的影响, 发现在公司税外负担较重的省市, 高管具有政治背景的公司的适用税率和实际税率都要低于高管没有政治背景的公司;公司所在省市的公司税外负担越重, 高管的政治背景能获取的税收优惠越多。
已有实证研究的结论不一致, 可能的原因有: (1) 部分研究基于不同的制度背景, 如Derashid等 (2003) 、Adhikari等 (2006) 研究的是马来西亚的上市公司, 不能简单地将其结论与国内研究作比较; (2) 部分研究不是专门研究国有股权与公司税负的关系, 样本可能根据研究问题的需要做了调整, 结果可能出现偏差; (3) 部分研究忽略了一些重要的控制变量, 如样本公司所处的行业不同, 或是规模不同, 税负也会出现较大差异; (4) 大部分研究只考虑国有股权比例, 不涉及政府控制这一重要的股权结构变量, 而实际控制人是否为政府或政府机关, 在很大的程度上左右了公司税收政策。
二、研究设计
(一) 研究假设
仅从国有股权比例的角度很难全面地衡量政府的干预力度。与以往研究不同, 本文没有直接研究股权比例或实际控制人性质与实际税负的相关关系, 而是按照直接股权持有人、多数股权持有人和实际控制人三个纬度将样本公司划分为六个不同的政府关系公司组别 (见表1) 。这种分类方式不仅较好地解决了传统实证研究关注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而且更好地描绘了政府与公司间的复杂关系。
注: (1) “股东性质”指公司股权的直接持有人性质; (2) “主导股权性质”指将政府股权比例与私人股权比例进行比较, 若政府股权比例高于私人股权比例, 为政府主导公司, 反之则是私人主导公司; (3) “实际控制人性质”指公司终极控制人的性质。
其中, 在政府直接控制公司 (DOSC) 中, 政府既是实际控制人, 又持有多数股权, 对公司的干预力度最强;而在纯私人公司 (NSONSC) 中, 政府不持有任何股权, 且私人是实际控制人, 政府的干预力度最弱;在私人控制私人主导公司中 (NDONSC) 中, 政府虽然持有少量股权, 但私人力量优势明显, 政府对公司的影响较弱;但在政府间接控制公司 (NSOSC) 中, 政府不拥有任何直接股权, 控制权与现金流权 (所有权) 出现完全分离, 政府作为终极控制人通过交叉持股、金字塔持股等方式间接控制公司, 这种多层控制关系同样削弱了公司中的政府力量;在政府控制私人主导公司 (NDOSC) 和私人控制政府主导公司 (DONSC) 的两类公司中, 控制权与现金流权都出现部分分离, 但分离方向不同, 政府干预力度也就不同。笔者推测, 与多层控制关系相比, 政府持有多数股权对公司的影响可能更直接和更强。
站在政府的角度, 国有企业是政府参与和干预经济的重要手段之一 (黄速建、余菁, 2006) 。中国目前处于高速发展时期, 大量诸如就业、环境治理等社会问题, 等待政府予以解决, 但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大量资金 (吴联生, 2009) , 而公司税收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 在不同股权结构的公司中, 政府施加影响的能力不同, 公司承担的税负也会不同。据此, 本文提出假设1:公司的股权结构类型影响实际税负水平。
站在公司的角度, 税收是一项重要的成本支出, 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 实际税负越高, 未来的税后现金流就越低, 公司的价值也就越低。但是, 在信息不对称的非完美市场上, 一方面, 治理水平不高的公司的管理者有可能利用避税行为来寻租 (Desai和Dharmapala, 2006) , 公司税负水平越低, 管理者寻租的可能性就越大;另一方面, 公司避税行为会带来非税成本, 包括公司可能因少交税使名誉受损, 或是公司违反了债务契约, 或是管理者薪酬因报告收益的减少而减少, 这些都会对公司价值产生负面影响 (Scholes、Wilson和Wolfson, 1990;1992) 。换言之, 资本市场根据实际税负对公司进行估值时会综合考虑包括公司治理在内的多方面因素。
股权结构是决定公司治理机制有效性的最重要因素 (吴敬琏, 2001) 。在股权结构不同的公司中, 或因为政府干预的力度不同, 或因为管理者与股东间的代理问题的严重性不同 (Tirole, 1994) , 治理水平存在较大差异, 因此可以合理地推测, 市场对公司实际税负变化的价值反应亦会因股权结构的差异而不同。据此, 本文提出假设2:在股权结构不同的公司中, 实际税负变化对价值的影响不同。
(二) 变量选择
1. 实际税率 (ETR) 。
实际税率是衡量公司税负的通行指标。本文借鉴吴文锋、吴冲锋和芮萌 (2009) 的实际税率计算方法, 并且根据新税法和《公司会计准则第18号———所得税》 (2006) 的要求重新设计了计算公式:
ETR= (TE-DTE) / (PTI+DV-PBD-FTIP-FVP)
其中:ETR表示实际税率;TE表示所得税费用;DTE表示递延所得税费用;PTI为税前利润总额;DV为当期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PBD为可抵扣的坏账准备;FTIP为可免 (不扣) 税的投资收益项目;FVP为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FTIP数据由上市公司年度报告中手工收集, 其他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和锐思数据库。
2. 公司价值变量。
本文采用托宾Q值作为衡量公司价值的因变量指标, 其计算公式为:
Tobin's Q=市场价值/重置成本= (发行的股份数×每股市价+负债账面价值) /总资产
3. 股权结构变量。
根据表1的分类方法, 本文将样本公司划分为六个组别, 其中纯私人公司组为基准比较组, 分别设计五个虚拟变量代表其他五个组别。
4. 控制变量。
注:适用税率指标与公司是否满足税务优惠条件有关, 目前上市公司适用税率的档次分别为0%、15%、16.5%、20%和25%等。
(三) 检验模型
1. 实际税负与股权结构的相关关系。
2. 实际税负、股权结构与公司价值的相关关系。
三、样本选择与变量描述性统计
1.样本选择。为了去除税法更替 (修订) 对公司税收实务和价值的影响, 本文将样本期设计为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后的2008年和2009年。截至2009年底, 在深沪证券交易所上市的A股公司共1 657家, 本文删除了应纳税所得额为负值、净利润为负值、样本期内股票停牌不交易、不存在实际控制人或存在多个实际控制人和金融行业的上市公司, 最终获得1 509个非平衡面板数据样本 (2008年有717家, 2009年有792家) 。
2.描述性统计。表3是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为了缓解异常值对参数估计的影响, 本文对连续型变量在其分布的第1及99百分位上的观察值进行缩尾调整处理。据表4所示, 所有变量的相关系数均未超过0.7, 拟合模型不会出现严重的共线性问题。
四、不同组别公司实际税率的方差分析
由于Bartlett的卡方值显示样本组中同方差的假定不能成立, 本文使用经不等方差校正的T检验、Wilcoxon秩和检验及K-wallia秩和检验来分析不同组别中的税率差异。
注:三种检验方法的结果均显示各自的P值。
注:*、**和***分别表示差异在0.1、0.05和0.01的水平上显著, 下同。
据表5所示, 政企关系的强弱对实际税负影响相当明显, 在所有样本组中, 有政府股权的公司、政府控制公司和政府股权占主导公司的ETR都比对比组高, 且结果在三种检验方法下均显著。该结果与传统观点一致, 即政府关系的存在会促使公司积极纳税, 但单因素方差分析没有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 两两比较结果出现偏差的可能性相当大。
五、检验结果分析
1.实际税负与股权结构的相关关系。表6列示了以实际税率为因变量的模型回归结果。
注:系数值下方括号内值为根据怀特异方差调整后的稳健方差计算的P值, 下同。
表6中, 模型 (2) 在模型 (1) 的基础上加入了股权结构变量, 结果显示, 政府持有多数股权的两类公司, 包括私人控制政府主导公司和政府直接控制公司的系数为正值, 其中私人控制政府主导公司的实际税负显著高于纯私人公司0.046, 这说明政府持有多数股权的公司会倾向于缴纳更多的税款。这种倾向在私人是公司实际控制人时更为突出, 这可能是政府使用直接股权成功地通过税收从私人手中转移更多财富的结果。同时, 在政府是实际控制人, 但私人持有多数股权的公司中, 实际税负水平明显低于纯私人公司0.029, 这说明政府间接控制不仅没有给公司带来纳税压力, 私人大股东反而可能使用包括政治资源在内的各种资源来降低公司税负。可见, 尽管公司的股权结构类型影响实际税负水平, 但并非所有政府关系公司的实际税率水平都高于纯私人公司, 这与单因素方差分析的结果不同, 也反映出传统研究可能忽略了其中的一些重要变量。
在控制变量方面, 适用税率的系数是0.524, 且结果在0.01的水平上显著, 说明适用税率变化对公司实际税负的正向作用相当明显。资产报酬率与实际税率显著负相关, 说明资产管理效率越高的公司, 使用各种经营手段来降低公司税负的可能性越大。管理者薪酬与实际税率正相关, 说明管理者的薪酬越高, 公司的实际税负就越高, 该结果与Desai、Dyck和Zingales (2007) 的观点相吻合, 即经理可能在避税过程中寻租, 提高经理薪酬, 经理的寻租行为会减少, 公司税负水平因而提升。
2.股权结构、实际税率与价值的关系。表7中, 模型 (3) 考察实际税负与股权结构对价值的单独影响。就实际税负而言, 实际税率每增加1%, Tobin's Q值增加0.478%, 且结果在0.01水平上显著。就股权结构变量而言, 三组公司的Tobin's Q值显著低于纯私人公司, 分别为私人控制私人主导公司、政府控制私人主导公司和政府控制政府主导公司, 其中政府控制私人主导公司的反应最明显, Tobin's Q值平均比纯私人公司低0.359。该结果证实了国内大多数规范研究的结论, 即国有企业因政府干预而具有绩效劣势。
在加入实际税率与股权结构变量的交乘项后, 模型 (4) 的结果显示, 实际税率对Tobin's Q值的直接影响不再显著;两个分别代表政府间接控制公司和政府控制私人主导公司的股权结构变量的直接系数和显著性发生了变化, 且它们与实际税率的交乘项对Tobin's Q值的影响远大于其他组别。实际税率符合调节变量的特征, 说明市场不关心公司整体的平均税负水平, 而是关心特定股权结构类别的公司的实际税率变化。
具体而言, 这两类公司的实际税率与价值的关系可以用以下模型分别表示:
其中:表示纯私人公司的Tobin's Q值的拟合值。由上述模型所示, 随着实际税率的增加, 这两类公司与纯私人公司的价值差距在逐步扩大, 其中市场对政府控制私人主导公司的实际税负的反应更强和更敏感。结合模型 (2) 的拟合结果, 该类公司的实际税率显著低于纯私人公司, 说明持有多数直接股权的私人股东有着较强的价值激励去降低税负, 政府的间接控制不但没有给公司施加纳税压力, 反而可能被公司当作避税资源。这种情况在政府没有任何直接股权的, 但通过间接控股方式实施控制的公司同样存在。综合而言, 由于实际税率显示出调节变量而非中介变量特征, 税收并非股权结构影响公司价值的途径, 而是调节股权结构与价值关系的重要因素。
注:为了解决内生性问题, 模型 (3) 和模型 (4) 的ETR值采用模型 (2) 的ETR值的拟合残差。
六、研究结论
1.公司股权结构与实际税负间不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 它同时受政府控制方式和持股比例的影响。研究发现, 虽然税收是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 但并非所有政府控制或政府持有多数股权的公司都会承担较高的税负, 对实际税负有显著影响的仅是其中的两个组别, 分别是“私人控制但政府持有多数股权”的公司和“政府控制但私人持有多数股权”的公司, 且它们对实际税负的作用恰好相反:前者的实际税负明显高于纯私人公司, 而后者的实际税负水平明显低于纯私人公司。股权结构与实际税负间的非线性关系, 说明控制权与现金流权 (所有权) 的分离对公司税收政策的影响两极分化:相比多层间接控制关系, 政府直接持有多数股权能促使公司履行更多的纳税义务;政府间接控制不仅没有给公司带来纳税压力, 私人大股东反而可能为了降低税负而使用政治资源来寻租。因此, 本文建议税务机关在进行纳税稽查时, 应重点关注此类由政府拥有间接控制权, 但私人持有多数股权的公司, 以防其使用过于激进的筹划手段来降低公司税负。
2.公司实际税负是调节股权结构与市场价值关系的重要变量。就上市公司整体而言, 实际税负与市场价值间不存在显著关系, 这说明市场不会因为低税负给公司带来的低成本效应而给予股价的正面回应, 而是关心某些特定股权结构类别公司的实际税率变化的影响。在政府间接控制但不持有直接股权, 或只持有少数直接股权的两类公司中, 随着实际税负水平的提高, 它们与纯私人公司的价值差距在逐步扩大, 其中市场对私人股权主导公司的实际税负的负向反应更强和更敏感,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持有多数股权的私人股东会有着更强的避税激励。同时, 尽管“私人控制但政府持有多数股权”公司的实际税负明显高于纯私人公司, 但市场对这两类公司的估值没有显著差异, 这说明相对于实际税负水平, 投资者更注重公司的资产规模 (LNASSET) 、经营风险 (ASSC) 、盈利能力 (ROA) 、财务风险 (LEV) 等因素对价值的影响。而且, 据实证研究的结果显示, “私人控制但政府持有多数股权”公司的类别变量与实际税负的交乘项虽然不显著, 但系数为正值, 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投资者认可政府持有多数股权公司的积极纳税行为。综合而言, 由于实际税负没有直接影响公司价值, 税收并非股权结构影响价值的途径, 而是调节股权结构变量与价值关系的重要因素。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为证券市场投资者的投资决策提供依据, 也有助于税务机关制定相关政策来提高税收公平性。
参考文献
[1].吴联生.政府股权、税收优惠与公司税负.经济研究, 2009;11
[2].吴联生, 李辰.先征后返、公司税负与税收政策的有效性.中国社会科学, 2007;4
[3].吴文锋, 芮萌.中国上市公司高管的政府背景与税收优惠.管理世界, 2009;3
税负结构 篇6
1.1中小企业税收负担的总体状况
根据此次的调查 (见表1) , 样本中年销售总额在100万元以下的小微企业最多, 占到了总体调查样本的27%, 对于行业分类来说, 制造类的企业最多, 其次是服务类行业 (见表2) 。
根据调查的结果显示, 能及时并且足额纳税的企业占到了调查样本的93.45%, 其次偶尔有拖欠税款的企业占到了5.35%, 更有21家企业出现了严重的经营和财务危机, 已经无法按时进行纳税。根据行业的分类情况来看, 纳税困难的企业更多的是出现在制造业、外贸业和建筑行业, 其中加工行业的纳税拖欠比例也高于整体的纳税平均水平。对于纳税负担的调查显示, 其中有一半以上的中小企业认为企业的税务负担过重, 只有极少数的企业认为税务较轻。另外, 本次调查的中小企业主要集中在民营企业。
1.2税收政策的调整对中小企业的影响
自2008年开始推行实施了新的《企业所得税法》, 其中对于高新技术产品、高附加值的产品在出口退税率上进行了上调, 本次税率上调共涉及涵盖了3000多种商品, 占到了海关税务包含商品的25.93%。对于部分的玩具、纺织以及服装类的商品退税率更是高达15%左右, 但是在最终的调查中, 仍有近80%的企业认为税收政策的改变对于企业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按行业分类来看, 对于制造业和外贸业来说, 出口退税政策对其支持力度较大, 该类行业受到的税收政策扶持所占比例较大, 其中制造业所受出口退税政策扶持的比例占到了18.3%, 外贸类企业所受到的出口退税政策扶持的比例占到该行业的29.4%。
而对于企业的所有制结构来看, 出口退税政策更加倾向于外资企业和国营企业, 分别占到了17.8%和15.9%, 而对于占到了所有中小企业总数近三分之二的民营企业来说, 享受到该政策扶持的企业仅占到了7.9%, 并且在中小企业中都有所反应, 该项政策对于外资的倾向较大, 对于民营中小企业的惠及较小。
2现阶段中小企业相关税收政策存在的问题分析
2.1企业所得税相关政策分析
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对于中小企业的减税、减负还是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其中明文规定了两档优惠税率, 这对于过去由地区的标准来规定税收优惠的做法来说, 使更多的企业能够从中享受优惠。但是该税法仍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 例如对于中小企业投资、融资的税收政策, 严重地制约了中小企业的投资发展和扩张, 缺乏投资抵免和再投资退税等投融资税收政策。并且所有的税收优惠政策都更加偏向于外资企业和国营企业, 对于我国庞大的中小民营企业来说, 根本上的税收政策问题仍没有得到解决, 民营中小企业的税收负担仍相对较高。在一些地方的税务结构甚至对中小企业进行销售收入的百分比进行税收预征, 这些都严重妨碍了中小企业的向前发展。
2.2增值税相关政策分析
自2009年开始, 由于受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 全国实行了增值税的转型, 对于消费增值税进行一次性的扣除, 这对企业来说起到了重复被征税的效果。并且在其配套的政策措施中, 还降低了小规模纳税人的实际征税率, 降至3%, 这为中小企业的投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有利政策环境。但是对于中小企业的投资发展来说, 还会受到市场环节和市场存量资金等因素的影响, 因此该政策的有效性, 仍不能有太多的期盼。同时该政策对于处在不同经营周期的企业来说, 所受的优惠程度也不一样, 对于那些已经步入经营正轨的中小企业, 在大规模的投资和扩张上已经停止, 因此受到的政策优惠会相对较小, 对于新创企业来说, 想要快速达到一定销售规模仍需要一段时间, 因此, 该增值税收政策对于其的影响也相对较小。只有对那些高附加值的企业和仍处于企业改制和继续扩张的企业来说, 受到的政策优惠会相对较大。同时对于小规模纳税人来说, 一般都是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增值税的起征点仍相对较低, 这给他们在初期的资本积累方面造成了一定的障碍。
2.3对中小企业税收扶持力度单一
对于我国而言, 一直在鼓励和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 并加大了扶持力度。但是, 仍然有很多政府和相关人员却只重视国有企业, 轻视非公企业。在宣传政策法规方面以及税收管理服务中都主要是面向国有或者大型企业, 但是对中小企业却存在忽视或者歧视的情况, 导致很多中小企业对税法的了解不够。除此之外, 对于小规模纳税人确定的征收税率偏高, 中小企业面临的纳税高, 由于税收政策扶持力度的单一, 很多中小企业的经营情况并不乐观, 阻碍其发展。
3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税收政策建议
3.1深化中小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中小企业在进行投资发展时面临着规模小、风险大的情况, 因此, 应针对制定税收政策来进行鼓励和扶持, 如中小企业在进行投资时, 对被投资公司的损失进行分摊, 对于没有超过投资价值的部分进行扣除, 以此来降低中小企业的投资风险。中小企业在利用投资经营利润进行再投资时, 对于再投资部分的税款给以一定的退还, 鼓励中小企业进行再投资发展。对于中小企业实行投资准备金的税前扣除, 在新的《企业所得税法》中规定的是以30万元为界限的, 而针对小微企业可以继续进行细分化, 如对10万元以下的直接实行所得税免征, 10万~20万元的象征性的征税10%, 20万~30万元的征税20%, 这样在细分后的界定下, 小微企业会有更多的选择, 能帮助中小企业进行有序地发展, 也鼓励更多的人进行创业。
3.2降低中小企业的增值税负担
对于小规模纳税人可以进行进一步地降低征收率, 对于工业企业来说, 进销差率约为20%, 如果是按照17%的税率征税, 那么负担率约为3.5%, 和转型后的增值税率接近, 但是对于零售企业来说, 其毛利率一般在15%左右, 如果按照17%进行增值税征税的话, 负担率约为2%, 因此, 可以进一步地把征收率降低至2%, 以此来扶持中小企业, 并且较为合理, 能给中小企业一个相对较为轻松的经营环境。对于投资总额在100万元以下的新创中小企业, 在试运营的一年内, 除了再申请一般纳税人外, 其他全部按照小规模纳税人征税。
由于我国地区经济差异较大, 因此, 各地方政府可以根据地区情况, 自行对增值税的起征点进行相应的调整, 以此来降低经济欠发达地区中小企业的税收负担。
3.3创建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税收制度
对于中小企业的各项税收优惠政策进行统一和整合, 构建系统的针对中小企业的税收政策制度。同时这些政策的使用范围更加全面, 不应根据所有制来决定税收政策的优惠幅度, 在我国民营中小企业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主力军, 因此, 这些优惠政策的使用范围应囊括所有的中小企业为目标来制定, 这样才能保证优惠税收政策的使用,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目前中小企业的税收负担。同时加强对于新创企业的扶持力度, 稳定中小企业鼓励其突破发展, 对处于不同经营周期的中小企业, 制定不同的优惠税收政策。
有效地提升税收法治建设, 保证中小企业的公平税收环境。税务机关要加大依法治税的力度, 并树立正确的理念, 降低税收执法中存在弹性空间, 保证中小企业有一个更公平的税收坏境。结合我国中小企业的经营状况和实际情况, 对税收政策进行优化和改进, 降低中小企业在税收过程中过高的成本。由于中小企业在财务管理上本身水平就有限, 因此对中小企业的税务手续、申报等过程手续需要简化, 同时还应相应地延长部分税收期限。对税收新政需要及时进行通报, 帮助中小企业了解新的税收政策, 加强对税收政策咨询的通道建设, 避免因中小企业对税收政策的不了解而带来的成本增加和损失。同时在税收申报和办理等过程中, 降低工时、工本费用, 尽可能地减少中小企业的负担。
4结语
面对目前国家经济增速的放缓, 作为主力军的中小企业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压力, 每年有几万家的中小企业在不断地倒闭, 针对这种情况, 国家和社会都应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 中小企业能够解决我国的就业问题, 直接关系着国家未来的经济发展, 因此构建良好的中小企业税收政策环境, 是当前必须要重点考虑的。
综上所述, 中小企业的税收政策应从多方面考虑来制定长期有效的税收政策, 帮助中小企业更好地发展。
摘要：本文主要针对我国中小企业目前的税收制度进行调研考察, 根据中小企业在现行税收政策下的经营情况, 找出现行税收政策对于中小企业经营的不合理因素, 提出相关的结构性税收扶持政策建议。
关键词：中小企业,税收负担,税收扶持,税收政策
参考文献
[1]叶志东.积极财政政策背景下完善中小企业税收扶持政策研究[J].山东行政学院学报, 2012 (03) .
[2]蔡芝儿.扶持和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税收政策探析——以肇庆市中小企业为调查对象[J].地方财政研究, 2012 (11) .
税负结构 篇7
我国现行《税法》有两个主体税:流转税和所得税。流转税又称商品和劳务税,它是间接税,所得税是直接税。间接税和直接税主要区别是纳税人和负税人是否一致。例如“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是从个人取得工资里直接扣除的,纳税人和负税人一致,是直接税。对于个人所得税税务局会每年给个人邮寄完税单,缴纳税款很清楚。间接税纳税人和负税人不一致,纳税人交的税是由负税人实际负担的,纳税人通过将税款转嫁给负税人来得到补偿。间接税是个人消费时缴纳的,商家转嫁给消费者的税款没有直接标明,消费者对间接税的消费信息是模糊的,本文以一条卷烟为例,明确计算卷烟中含的间接税。
间接税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关税、资源税、烟叶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印花税等。间接税中的增值税是比例税率,比例税率是不管税基多少,都适用同一比例税率,收入多就多交税,收入少就少交税。但是当这些税负转嫁到最终消费者,就不是比例税率了。同富人相比,穷人把收入中的更大部分用于消费,低收入家庭承担的消费支出税额除以较低的收入,这个比例穷人要高于富人。低收入家庭比高收入家庭承受更大的负担,所以增值税具有“累退性”的特征。而间接税中的消费税是针对对人体有危害(如烟、酒)、高能耗、高污染(如汽油、柴油)、奢侈品(如高档手表、游艇)征税,消费税对富人征税,具有“累进性”特征。本文以一条卷烟纳税为例,分析增值税、消费税等间接税的税负及其结构。
二、卷烟的间接税
北京市某卷烟厂系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14年8月收购烟叶50公斤生产卷烟,烟叶收购价格20元/公斤,收购凭证上注明价款为1 000元,货款已全部支付。委托外单位加工成烟丝,本企业继续生产成烟卷。委托某县城的卷烟厂将收购价1000元的烟叶加工成烟丝,协议规定50公斤烟叶加工成烟丝加工费680元;加工的烟丝运回北京市某烟卷厂后,烟卷厂继续加工成甲类卷烟,加工成本分摊费用共计1 200元,该批卷烟调拨给北京市某烟草公司,调拨价234元/条。北京市某烟草公司批发给海淀区某烟草销售公司,批发价为360元/条,零售价为500元/条。高档酒店该种卷烟售价为1 000元/条。该情况下一条卷烟各环节负担的间接税计算如下。
(一)烟叶税和烟厂购烟叶的进项税
烟叶税是以纳税人收购烟叶的收购金额为计税依据征收的一种税。烟叶收购金额包括纳税人支付给烟叶销售者的烟叶收购价款和价外补贴,价外补贴统一暂按烟叶收购金额的10%计算。烟叶收购金额计算公式如下:
烟叶收购金额=烟叶收购价款×(1+10%)=1 000×(1+10%)=1 100(元)。
烟叶税实行比例税率,税率为20%。烟叶税计算公式如下:烟叶税应纳税额=烟叶收购金额×20%=1 100×20%=220(元)。
对纳税人按照规定缴纳的烟叶税,准予并入烟叶产品的买价计算增值税的进项税,并在计算缴纳增值税时予以抵扣。其计算抵扣进项税额的收购金额中包括价外补贴、烟叶税。
准予抵扣的进项税额=(烟叶收购金额+烟叶税应纳税额)×13%=1 000×(1+10%)×(1+20%)×13%=171.6(元);烟叶原材料成本=1 000×(1+10%)×(1+20%)×87%=1 148.4(元)
50公斤烟叶成本1 148.4元。一斤烟叶成本11.48元(1 148.4÷100)。一支卷烟含烟量约3克,一条卷烟200支,含烟量约600克,即1.2斤。一条卷烟烟叶成本13.78元(11.48×1.2),一条卷烟烟叶进项税约2.06元(171.6÷100×1.2)。
该环节中一条卷烟的烟叶税2.64元(220÷100×1.2),增值税进项税2.06元。
(二)委托加工环节消费税和增值税
1. 受托方代收代缴的消费税、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1烟丝消费税税率为 30%。2计算消费税的组成计税价格:(1148.4+680)÷(1-30%)=2612(元)。3受托加工的企业应代收代应缴消费税:2 612×30%=783.6(元);50公斤烟丝消费税783.6元,一条卷烟中烟丝消费税约9.4元(783.6÷100×1.2)。4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城市城建税税率为7%,县城城建税税率为5%。受托方代扣代缴“三税”的纳税人,按受托方所在地适用税率计算代扣代缴的城建税。所以城建税按5%税率缴纳。一条卷烟应纳城建税等=9.4×(5%+3%+2%)=0.94(元)。
2. 卷烟厂收回卷烟,支付加工费增值税进项税:680×17%=115.6(元)。50公斤烟丝进项税115.6元,一条卷烟烟丝进项税1.39元(115.6÷100×1.2)。
该环节一条卷烟中烟丝消费税约9.4元,城建税等0.94元,烟丝增值税进项税1.39元。
(三)调拨(出厂)环节一条卷烟应缴纳消费税、增值税、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卷烟厂的卷烟调拨给北京市某烟草公司,调拨价234元/条。
1. 一条卷烟应纳消费税。1卷烟每标准条价格=234÷(1+17%)=200(元)。2甲类卷烟从价税消费税税率56%,从量税一箱150元。一箱卷烟有250条,一条卷烟从量税为0.6元。应纳消费税=200×56%+0.6=112.6(元)。卷烟含着烟丝成本,烟丝委托加工环节已纳税,允许抵扣。本环节实纳消费税=112.6-9.4=103.2(元)
2. 一条卷烟应纳增值税。200×17%-1.39(委托加工进项税)-2.06(收购烟叶进项税)=30.55(元)。假设固定资产购进进项税均已在前期抵扣。
3. 一条卷烟应纳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103.2+30.55)×(7%+3%+2%)=16.05(元)。
卷烟出厂环节缴纳增值税30.55元,消费税103.22元,城建税等16.05元。该环节间接税合计占销售额比重为74.91%,其中增值税比重15.28%,消费税比重51.61%。
(四)进口环节关税、消费税和增值税
进口甲类卷烟纳税情况计算如下:
1. 关税。进口卷烟计征关税时,以关税完税价格(即到岸价格)为计税依据,适用优惠关税税率为25%,应纳税额计算如下:应纳税额=完税价格×适用关税税率。
2. 进口卷烟消费税组成计税价格=(关税完税价格+关税+消费税定额税)÷(1-进口卷烟消费税适用比例税率)。卷烟消费税适用复合税率,其中比例税率一条70元以上适用56%税率,一条70元以下适用36%税率。计算出进口卷烟消费税组成计税价格要和70元比较,选择适用的税率。另外,计算卷烟消费税组成计税价格分子上包括缴纳消费税定额税税额。
3. 应纳消费税税额=进口卷烟消费税组成计税价格×进口卷烟消费税适用比例税率+消费税定额税。其中,消费税定额税=海关核定的进口卷烟数量×消费税定额税率,消费税定额税率每标准箱(50 000支)为150元。
例:有进出口经营权的某外贸公司,2014年3月从国外进口卷烟32箱(每箱250条,每条200支),支付买价400 000元,支付到达我国海关前的运输费用12 000元,保险费用8 000元。
已知进口卷烟的优惠关税税率为25%。根据上述资料,该公司应进行如下纳税处理:
(1)每条进口卷烟消费税适用比例税率的价格=[(400 000+12 000+8 000)×(1+25%)÷(32×250)+0.6]÷(1-36%)=103.48(元),单条卷烟价格大于70元,适用消费税比例税率为56%。
(2)进口卷烟应缴纳的消费税=[(400 000+12 000+8 000)×(1+25%)÷(32×250)+0.6]÷(1-56%)×(32×250)×56%+(32×250)×0.6=679 090.91(元),或者=[(400 000+12 000+8 000)×(1+25%)+32×150]÷(1-56%)×56%+32×150=679 090.91(元)。
(3)每条进口卷烟应缴纳的消费税=679 090÷32÷250=84.89(元),进口消费税占销售额的56.40%(84.89÷150.51)。
(4)每条进口卷烟应缴纳的增值税。进口卷烟计征增值税时,以组成计税价格为依据,适用17%的税率。
每条卷烟应纳增值税额=[(400 000+12 000+8 000)×(1+25%)÷(32×250)+0.6]÷(1-56%)×17%=25.59(元)。
上述一条卷烟关税(13.13元)、消费税(84.89元)、增值税(25.59元)三种间接税合计为123.61元,相当于一条卷烟进口价格的82.13%。按照税法规定,对于进口货物征收增值税、消费税时不征收城建税。
(五)批发环节一条卷烟应缴纳间接税
1. 消费税。自2009年5月1日起,卷烟在批发环节加征一道从价消费税。应纳消费税=销售额(不含增值税)×5%=360×5%=18(元)。
2. 增值税。应纳税额=当期销项税额-当期进项税额=360×17%-200×17%=27.2(元)。
3. 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批发商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时,以其缴纳的上述增值税、消费税额为计税依据,适用税率为7%,应纳城建税、教育费附加=(18+27.2)×(7%+3%+2%)=5.42(元)。
上述间接税合计50.62元(18+27.2+5.42)。
(六)零售环节一条卷烟应缴纳间接税
1. 海淀区某烟草销售公司零售。1增值税:应纳税额=500×17%-360×17%=23.8(元);2城市维护建设税等:应纳税额=23.80×(7%+3%+2%)=2.86(元)。
上述间接税合计为26.66元。
2. 高档酒店消费。营业税:高档酒店缴纳营业税时,以营业额为计税依据,适用税率为5%。应纳税额计算如下:应纳税额=1 000×5%=50(元)。城市维护建设税等:高档酒店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时,以其缴纳的上述营业税税额为计税依据,适用税率为7%,应纳税额计算如下:应纳税额=50×(7%+3%+2%)=6(元)。上述间接税合计为56元。
三、一条卷烟间接税总体负担
(一)零售店购买者间接税负担
123.61(进口环节)+50.62(批发环节)+26.66(零售环节)=200.89(元)。上述三个环节的间接税合计占上述一条卷烟的零售价的比重为40.18%(200.89÷500)。分征税环节看,进口、批发和零售环节的税额分别为123.61元、50.62元和26.66元 ,占间接税 总额的比 重分别为61.53% 、25.20%和13.27%。分税种看,烟叶税、关税、进口和批发消费税、自产和批发消费税、增值税和自产城市维护建设税等分别为2.64元、13.13元、102.89元(84.89+18)、130.6元(112.6+18)、85元、25.27元(0.94+16.05+5.42+2.86),占零售销售额的比重分别为0.53%、2.63%、20.58%、26.12%、17%和5.05%。
(二)在高档酒店消费者间接税负担
123.61(进口环节)+52.62(批发环节)+56(消费环节)=232.23(元)。上述三个环节的间接税合计占上述卷烟的高档酒店售价的比重为23.22%。分征税环节看,进口、批发和消费环节的税额分别为123.61元、52.62元和56元 ,占间接税 总额的比 重分别为53.23% 、22.66% 和24.11%。分税种看,烟叶税、关税、进口和批发消费税、自产和批发消费税、增值税、营业税和城市维护建设税分别为2.64元、13.13元、102.89元(84.89+18)、130.6元(112.6+18)、85元、50元、31.27元(0.94+16.05+5.42+2.86+6),占酒店一条 卷烟销售 额的比重 分别为0.26% 、1.31% 、10.29%、13.06%、8.5%、5%和3.13%。
通过上述计算和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如果从酒店消费看,一条卷烟中消费价格中23.22%为税金,酒店卷烟零售价过高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征收的间接税过重,更不是进口环节征收的间接税过重,而是品牌战略、租金等其他多种原因造成的。如果从零售店看,一条卷烟零售价格中40.18%为税金,这一比重较高,主要原因是消费税比重高,占间接税61.53%,卷烟对消费者的身体有害,消费税比重高起到限制消费的作用,符合政策导向。
摘要：本文详细分析计算了一条卷烟的间接税税负,包括烟叶税、委托加工环节卷烟间接税、生产环节卷烟间接税、进口环节卷烟间接税、批发环节卷烟间接税、零售环节卷烟间接税和高档酒店卷烟纳税情况,并分析了各种间接税税种结构比例。
税负结构 篇8
关键词：流转税,实际税负,市场结构
一、流转税在税收收入中的地位
根据财政部2013年1月发布的《2012年中国税收收入增长的结构性分析》,2012年我国税收总收入10.06万亿,其中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三个流转税贡献总额为5.44万亿,占税收总收入54%,流转税在我国税收结构中的地位可见一斑。G公司作为一家集工程建造、管道生产、加工于一体的综合性公司,涉及到的流转税包括增值税和营业税两个税种,流转税在企业总体税负中所占的比例2013年为54.7%,2014年为57.82%,这一比例与我国税收结构中流转税所占比例基本一致。
既然流转税是国家税收收入第一来源也是企业第一大税负,对国家和企业都具有重要意义,那么通过对流转税进行结构分析,识别影响流转税的因素以加强对流转税的预测和监控,对企业和国家也就具有重要的意义。下面将根据G公司2013-2014年实际经营情况对本公司流转税进行结构及影响因素分析。
二、G公司2013-2014年流转税变动分析
从直观上讲,流转税作为流通税是以纳税人商品生产、流通环节的流转额或数量以及非商品交易的营业额为征税对象,其金额必然与营业收入直接相关,其变动也应该与营业收入变动一致,其实不然。
2014 年G公司实际支出的流转税金与经营收入及2013 年同期情况数据见表1。
从表1中我们能直观看出G公司流转税金与企业营业收入并非呈简单线性相关关系,尤其是增值税金与增值税收入出现反方向变动,可见G公司实际流转税金与营业收入齐头并进的路上还存在着其他阻挠因素。
下面分别就增值税及营业税与相应营业收入的变动关系做具体分析:
(一)营业税与营业税收入关系
从G公司经营范围:油田管道加工、维修、涂敷;港口和码头工程建设,可知公司营业税业务涉及的税目包括建筑工程中的建筑业和其他工程,其中建筑业实行营业税差额征税。则有下列公式:
其中工程分包的有无和规模分别反映公司的经营结构和经营能力,而期初和期末未缴的数字反应的是公司收入的平滑性,这两个因素合力使得营业税实际税负偏离了营业税收入的变动轨道。公司的经营结构和经营能力比较稳定,难以在短期内实现改变;而公司收入的平滑性,与公司所处的发展阶段有很大关系,处于起步或发展阶段的企业,市场处于变动增长中,期初和期末的营业税收入必然有差异,相应会导致营业税实际税负的变动偏离营业税收入的变动,如果公司处于稳定阶段,市场基本固定,各月变动不大,则对实际税负与收入的相关关系并无影响。
G公司2014年较2013年相比营业税市场不景气,整体收入下降了35.20%,分包支出同比下降33.91%,分包支出占总收入比重增长2%,变动不大。可见公司市场和经营结构比较稳定。营业税实际税负变动超过营业收入变动幅度的主要原因是公司几个大的跨年工程于2014年底接近尾声,并进行了最终结算,账面按照工程结算单进行了收入确认并计提税金,由于时间关系尚未开具发票,致使期末未缴数字大于期初未缴所致。
(二)增值税与增值税收入关系
由于我国现行出口零税率政策,外销业务增值税最终税负为0,则增值税实际税负=(内销增值税收入-对应增值税经营购进)×17%-(期末库存-期初库存)×17%-上期留抵=(内销产品毛利+对应产品人工成本+其他不可抵扣费用)×17%-(期末库存-期初库存)×17%-上期留抵
可见增值税税负的影响因素包括:内销产品毛利和人工成本及其他不可抵扣费用,由于人工成本和其他不可抵扣费用相对固定,假设他们与产品销售收入同比例变动,则此处内销产品毛利为主要影响因素,而内销产品毛利实际包含了增值税收入国内外两个市场的结构比问题以及产品毛利两个内容;库存变动;上期留抵税额。这其中库存中的原材料是可以为税收筹划所利用,用来降低企业当期实际负担的增值税,从而实现延期纳税。
由表2可知,2014年虽然G公司增值税收入实现同比增长22.77%,但是内销收入所占比重相对下降,尤其受经济危机影响,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公司内销毛利下降40.36%,这直接解释了为什么增值税收入增长的同时增值税实际税负却下降了。
三、企业流转税总体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第二部分的分析,我们可知一个正常稳健经营的的企业,以G公司为例,其流转税负与;收入结构;工程分包占建筑业收入比例;内销对应的进项税经营购进(用内销毛利替代)三项因素有关。如果上述三因素保持不变,则流转税税负的变动应当与企业收入变动保持一致并呈简单线性相关,推倒公式如下:
α、β、γ、δ分别代表工程收入、建筑业收入、增值税内销收入和外销收入占企业经营总收入的比重,且有:α+β+γ+δ=1;
a代表建筑业中分包比例,b代表内销对应的经营购进比例,且0≤a,b≤1。
倘若总收入不变,α、β、γ、δ、a,b任何一个数字发生变动,则流转税负将发生变动,其中α、β、γ、δ代表的是企业的市场结构;a代表的是建筑业分包比例,1-a可近似看做建筑业的毛利率,b代表的是国内销售对应的增值税购进,1-b可以近似看做国内销售的毛利率,从这个角度讲三大因素都可以归结为市场因素,当市场规模扩大并且企业处于有利竞争地位时,公司流转税实际税负将相应增长,需要注意的时 α、β、γ、δ、1-a、1-b这六个因素中只有δ,即企业外销收入所占比重与企业流转税实际税负是反向变动关系。
另外由于增值税税负率与营业税税负率不同,而营业税中不同税目税负率也不同,因此公司整体流转税税负率将偏向于 α、β、γ 和 δ 四个值中最大的一个所代表的税负率。
从表3的数据可以看出G公司增值税平均税负低于营业税税负,因此在收入总额不变的情况下增值税收入比例增加会导致流转税税负降低。反之,则会提高。而2014年收入结构实际变动情况如图2所示:总收入下降且增值税收入比重增加,导致2014年公司流转税实际税负率同比下降21.82%,更加接近增值税实际税负率。看出G公司增值税平均税负低于营业税税负,因此在收入总额不变的情况下增值税收入比例增加会导致流转税税负降低。反之,则会提高。
参考文献
[1]刘新娜.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对企业的财务影响研究[D].齐鲁工业大学,2015
税负,不能承受之重 篇9
馒头又惹祸了。2011年4月，上海“毒馒头”事件爆发，面对这些“染色馒头”、“过期回炉加工馒头”，除了谴责商家的黑心和监管的疏忽，我们不得不拷问，是什么逼商家用这种伤天害理的手段节省成本？回顾年初，如果不是政协委员潘耀民的一份提案，大家都还不知道竟然还有馒头税，其税率高达17%，这意味着老百姓买馒头的每1元中就包含近2角的税。看来商家也很无奈，馒头本身就不是什么暴利行业，本小利微，惨淡经营，不作假怎么开张？高税负威胁到中小企业的生存，以至于民营企业逃税现象严重。
在税负面前，垄断企业和升斗小民都是弱势群体。中国油价高于美国引发公众质疑，发改委的解释是，中国裸油价格低于美国，主要是税率导致油价高于美国。目前国内汽油征收的税率约为30%，而美国的税率大约为13%。现在，很多“中国制造”的产品价格倒挂，自家门口的价格竟然高于境外的价格，国内销售的各种税费加起来超过了漂洋过海的运输成本，难怪许多深圳白领纷纷到香港去“打酱油”。
西谚有云：“唯税与死亡不可避免。”中国国民税负到底有多重？有好事者调查：“如果你的税前月薪10000元，除去三险一金和个税，实际拿到手7052元。为了给你支付10000元的税前薪水，公司要支出14150元，基本上是你到手薪水的2倍。如果你买了总价100万元的新房，其中有50万-70万元会通过各种渠道流入政府的腰包。你平时的任何消费都要交近15%的税，不过这是你不知道的。”
2009年，美国《福布斯》发布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称，“中国内地是全球税负第二重的地方，居于法国之后。”对此，财政部的专家贾康先生予以否认：“我国的宏观税负现在是20%左右。横向比较来看，发达国家要到40%以上，发展中国家占35%左右。”
然而，改革开放之前的社会是一个无私产、低收入、高福利的社会，政府包办一切，当然伴随着高税负。而改革开放实际就是一个简政放权、轻徭薄税的过程，不同的政府职能和社会模式不具有可比性。当然，从数据上似乎能得出“中国税收比美國轻，还有很大提升空间”的结论。问题在于对“税”如何定义。如果把政府所有收入——即从民间汲取的财富都视为广义的税，那么马上就能颠覆结论。中国表面上的税额不高但税负痛苦指数高企的秘密就在于正税之外的“暗税”。
高房价本质上是一种税。房产作为钢筋水泥没有多大价值，推高房价的真凶是土地。所谓的地价成本，就是业主上缴一种住房税，构成了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调查显示，地价房价比高达58.2%。也就是说，除了正式税费之外，高房价的一半以上交给了政府，那些声名狼藉的开发商只不过是地方政府的打工仔而已。
高价IPO(首次公开募股）本质上是一种税。为什么中国股市长期以来“一赚二平七亏”，因为股市高价IPO，自上市之初就制造泡沫，二级市场的股民都是在泡沫里舞蹈。当初建设证券市场的目的就是为国企解困，而不是让股民发家致富。2010年中国证券市场的融资规模全球第一，IPO超过前三年的总和。国企上市，国有资产不能贱卖，我们的制度设计侧重融资而不是保护投资。这就是为什么国有企业的大股东热衷于“圈钱”游戏，把股市变成从社会汲取财富的工具。
通货膨胀本质上也是一种税，而且是最隐蔽、最普遍、最具威力的“大杀器”。你不买房、不炒股，就不会有财富的损失，但只要持有货币，就必然被政府抽取“铸币税”。通货膨胀通过超发货币稀释国民财富，本质上是财富的转移，恶性通胀甚至可以看做是一种洗劫。■
税负结构 篇10
自2012年1月1日起, 在上海的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进行试点营改增, 到2012年8月1日起在北京等八省市试点, 再到2014年扩围到全国, 无论从地理上、行业上都呈全面覆盖的趋势。建筑行业将是下一批纳入营改增改革范围的行业, 因而对整个行业税负变化情况进行分析, 预先考虑企业的应对方式是极为必要的。
二、基于成本结构研究营改增对建筑业企业税负的影响
分析建筑业成本结构可发现, 建筑施工过程中发生的营业成本主要是人工费、材料费、机械使用费以及部分公司将工程外包所产生的外包成本。根据增值税征收原理, 在营业收入一定的情况下, 可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和增值税税率成了增值税税负轻重与否的决定性因素。人工费用、材料购置以及相关机械的购置与维护等能否进行进项税额抵扣, 是决定增值税税负的关键因素之一。
(一) 营改增初期建筑业税负可能加重
1. 材料成本抵扣率低或无法抵扣
建筑业企业营业成本中, 建筑用和生产建筑材料所用的砂石土料或自己采掘连续生产的砖瓦石灰、水泥产的商品混凝土, 是工程项目的常用材料, 在工程成本中占有不小的比例。税法规定一般纳税人销售自产的这些货物, 可选择按照简易办法依照6%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即使建筑业企业购入以上材料都能取得正规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可抵扣的进项税率也仅有6%, 而建筑业增值税销项税率预计将定为11%, 两者之间仍存在5%的差额, 从而削减了部分利润, 加大了建筑业实际税负。
此外, 因建筑业的独特性质, 在建的大小项目常常遍布各地, 甚至地处偏僻, 因而很多辅助材料和零星材料基本是在当地寻找农民、个体户、杂货店、小规模纳税人采购, 如砖瓦、白灰、砂石、土方等, 购买这种材料一般不能取得发票, 或者取得的发票不是增值税专用发票, 无法用来抵扣进项, 因而增值税11%的税率相较于营业税3%的税率增大了企业税负。
2. 人工成本无法抵扣进项税额
建筑施工企业是劳动密集型企业, 施工企业的人工劳务成本占工程总成本的20%-30%, 人工劳务成本是施工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现行规定, 人工成本不能抵扣进项税额。劳务用工主要来源于建筑劳务公司和零星的农民工, 建筑劳务公司作为建筑业的一部分, 为施工企业提供专业的建筑劳务, 建筑业营改增后, 取得建筑劳务收入按照11%计征增值税销项税额, 却没有进项税额可以抵扣, 与营改增前3%的营业税税率相比, 增加了8%的税负。另外, 近年来劳动力成本逐渐上升, 可以预计人工成本还会不可逆转地上涨, 双重性质地挤压建筑业利润空间。
3. 购进机械的进项税额无法抵扣
建筑业属经营初期投资较大的行业, 在企业创建初期会购置大量的机械设备。对于在营改增后成立的企业, 成立初期购进设备 (或融资租赁) 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可以凭借专用发票抵扣, 可降低大量税负;但对于已成立多年的建筑企业, 一般正常施工所需的设备已基本配备齐全, 营改增后购进设备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已经计入成本, 不能抵扣, 无法享受营改增带来的好处。再加上在建筑业营改增前取得固定资产不属于可抵扣项目, 这些都会减少机械使用费产生的可抵扣进项税额, 从而使得营改增以后应缴纳的流转税额上升, 甚至超过税改前的流转税额。
(二) 长远来看营改增减轻建筑业税负
若营改增初期抵扣链条得到完善, 营改增整体上是给建筑业减轻税收负担的。建筑业企业适用11%的增值税税率可以使大部分建筑业企业流转税额下降, 且避免建筑企业重复征税, 使得企业在规范各个环节的同时, 发展更有活力。
1. 避免多环节重复征税
此前建筑业纳税人以其提供建筑劳务所取得的全部收入为计税依据计算缴纳营业税, 而在其提供建筑劳务过程所发生的增值税应税货物或劳务所缴纳的增值税, 则不允许进行扣除, 从而导致增值税和营业税的双重征税。按税法规定, 建筑业采用分包等方式, 企业每进行一次分包都需要按照全额收入作为基数计算缴纳营业税。实行营改增后, 纳税人可以避免重复征税, 从原材料最初的开采生产、必要非流动资产购置到建筑业承揽工程完工、房地产公司卖出存货或者政府移交经营等, 每个环节都有相应的销项税额和进项税额, 减少了不必要的重复征收。
2. 细化规范建筑行业
真正的自由应是在规范内的自由。增值税的抵扣原则保证了建筑行业企业会为了进项税额的抵扣, 自觉规范工程的每个环节, 制定财务工作细则。因增值税具有发票量大, 要求严格的特点, 企业必须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开具、作废、取得、认证等环节进行规范管理。因而对于交易合同的规范性也有了更高要求, 比如规定款项到达日期, 发票种类及送达日期等, 带动上下游特别是上游材料供应商或个体等规范交易行为, 这些行为实际上是可以最终减除税务风险的, 将使得建筑业成本管理也更为规范有序。
三、建筑业应对营改增初期的策略建议
营改增初期阵痛不可免, 为应对即将到来的建筑业营改增, 建筑施工企业应该早作准备, 强化对分包、供货方、工程实施细节等方面的管理, 以便取得更多的可抵扣发票, 降低施工企业流转税税负。应对建筑业营改增, 可采取的措施分析如下:
(一) 政策制定方可放宽要求、给予支持
1.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标准可适当放宽
建筑业营改增后, 试点政策需规定一般纳税人的认定标准。为减少建筑业企业的初期压力, 可放宽企业一般纳税人的认定标准, 让企业自主选择纳税人类型, 可以按小规模纳税人采用简易计税方法, 也可按一般纳税人采用一般计税方法缴纳增值税, 税改稳定后再收紧认定标准。
2. 建筑业征收增值税税率按中等水平制定
随着增值税税率的提高, 企业有一个基本的成本利润率来应对增值税与营业税税负相比较的平衡, 称之为税负平衡点, 如果该点过低, 当企业的成本利润率超过平衡点时, 增值税的税负就重于营业税税负, 这种情况将不利于鼓励企业发展, 所以适当的增值税税率 (11%) 对于建筑业应对税改冲击至关重要。
3. 购进固定资产进项税额分期抵扣
建筑企业机械设备等固定资产在总资产中占有很大比例, 价值大、使用期限长, 一般都是在企业初创期购进, 如果一次性抵扣进项税额, 将会导致在购入年份有较多的增值税进项税额, 在以后年份又没有更多可以用于抵扣的项目, 税负在经营期不均匀。因此可以考虑将购进机械设备等大额资产的进项税额分期抵扣。
4. 给予建筑业企业财政补贴
上海市进行试点营改增时, 出台了具体的财政补贴政策, 对营改增后税负增加的企业进行财政补贴。建筑业全面营改增后, 可继续进行补贴, 以帮助税负陡然增加的建筑企业支撑到抵扣政策较为完善或企业经营较好的时候。
(二) 建筑企业纳税筹划、更新资产
1. 纳税筹划、财务培训
对于税改的形势, 建筑企业更需加强税务财务方面的管理。如选择具有一般纳税人资格的供应商。材料采购应优先考虑具有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的供应商, 以免因不能获得增值税专用发票而无法抵扣进项税额。在招标采购时, 建议在招标管理文件中明确供应商应为一般纳税人, 并规范合同的签订细则, 以统一企业名称签订, 同时制定规章制度严格控制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开局、认证等环节。
建筑行业改征增值税后, 税收征管方式截然不同, 因此需要及时转变税收观念。企业应积极做好准备工作, 通过企业培训等形式, 组织员工认真学习有关增值税的专业知识, 深化员工对增值税税率、纳税环节和纳税时间的认识, 强化员工在采购设备材料、运费、分包环节等索要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意识, 了解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领购、开具、取得、保存和认定的有关规定, 避免因进项税额发票的取得不正确、保管不当以及未及时认证等原因导致的进项税额无法抵扣的情况发生。
2. 机械固定设备更新
已经营多年的企业可借此机会, 对作业机械进行较为细致的专业检查, 排查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资产, 并进行资产更新。一方面可杜绝潜在问题的发生, 另一方面可因新政策的好处而抵扣大额进项税额, 减少税负。同时, 淘汰一部分低效率的、陈旧的机器设备, 购置一些先进的机器设备, 可提高生产效率, 长远上看可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 增强企业竞争力。
3. 机械固定设备售后回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