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整体税负(共9篇)
企业整体税负 篇1
我国自1994税制改革后,形成了增值税和营业税并行的流转税课税格局。但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尤其是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营业税和增值税并行的格局逐渐显现出一定的不合理性,原有的营业税呈现出税负过高、重复征税等诸多问题。福建省于2012年11月1日进入“营改增”试点范围,本文依据2000~2013年福建统计年鉴数据,借助Eview软件,分析“营改增”对福建省企业整体税负的影响。
一、模型的建立
研究“营改增”对福建省企业整体的税负影响可以直接从个别行业企业的角度分析税负的变化,汇总后得出“营改增”对福建省企业的整体影响。也可以换个角度,通过分析福建省营业税和增值税税收收入合计额在改革前后增减变化情况,得出“营改增”对福建省企业整体税负的影响。营业税和增值税是流转税,随着产品流转而征收,只要有产品流转,就一定要征收二者中其中一种税,具体征收哪一种,得看流转产品的具体类型。换句话说,只要企业有成果流转,就一定要征收两税中其中一种。所以,增值税和营业税的来源于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驻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成果流转。根据福建统计局对统计指标的解释,产品直接取自自然界的部门称为第一产业,包括种植业、林业、牧业和渔业。根据目前增值税条例的规定,第一产业的企业属于免征增值税的企业,这类企业的生产总值对增值税影响不大。第二产业包括工业和建筑业,“营改增”改革以前,工业主征收增值税,建筑业主征营业税。除了第一、第二产业外的其他各业,都属于第三产业。第三产业中除了批发和零售业征收了增值税外,其他大多数产业在“营改增”前征收营业税。因而工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其他第三产业的生产额,都会影响增值税和营业税收入。此外,根据目前政策,出口商品可以申请退增值税,进口商品海关要代征增值税,因而出口额和进口额也会影响增值税收入。把增值税营业税的合计设成变量Y的话,则工业生产总值、建筑业生产总值、批发和零售业生产总值、其他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出口额和进口额都是变量Y的影响因素,分别设为x1、x2、x3、x4、x5、x6。
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福建统计年鉴2001~2014
根据福建省各年统计年鉴,汇总整理得到福建省2000~2013年增值税、营业税税收收入合计、各产业生产总值和进出口额表(表1)。
二、参数估计
在Eviews软件中,新建工作簿,分别定义变量“增值税营业税合计”y、“工业生产总值”x1、“建筑业生产总值”x2、“批发和零售生产总值”x3、“其他第三产业生产总值”x4、“出口额”x5和“进口额”x6,输入相关数据,得出散点图如图1所示。
可见:变量x1、x2、x3、x4、x5、x6都与Y成线性关系,且当各产业生产值都为零时,没有增值税和营业税收入,因而,设定无常数项线性回归方程,
利用最小二乘法,通过Eviews软件计算,得到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如表2。
三、模型检验
从表2回归结果可知:拟合优度Rsqared=0.997169,Adjusted R- squared0.995146说明模型对变量拟合的很好,变量x1、x2、x3、x4、x5、x6对变量Y的编译解释能力高达99.51%。回归后,新增一个系列u=resid ,对y、u、x1、x2、x3、x4、x5、x6分别进行单根检验,得到结果如表3。
可见,变量y、x1、x2、x3、x4、x5、x6都在1%水平下二阶差分检验平稳,残差系列u水平平稳,如图2所示。
因此,设定的线性方程
根据模型回归结果,代入2013年x1、x2、x3、x4、x5、x6的实际数字,得到预测结果如图3所示,打开YF预测系列 ,找到YF系列中2013年的值为 :755.150 3亿元,比2013年实际的增值税和营业税税收收入合计数785.825 8亿元少了近30亿元。根据图2的残差图可知,即便消除残差的影响,2013年营业税和增值税税收收入合计还是比预测值要大,因为在样本期间,残差值最大值在20以内,而2013年两税合计的实际值比预测值大了近30,说明“营改增”后的2013年,从整体角度,福建企业税负没有降低,反而上升了。
四、“营改增”后福建企业税负不减反增的原因分析
假设“营改增”的增值税税率为t增,改革之前的营业税税率为t营,“营改增”对企业税负率的影响为Δt ,企业收入为R,外购成本和为C和,包括外购材料、固定资产和劳动力的支出 ,可抵扣的 外购成本 为C抵,则,其中:是当期外购成本中可抵扣的比重,是外购成本占总收入的比重,这其实就是企业的投入比重。如果“营改增”的增税效应大于可抵扣的减税效应,则企业的税负会加重。减税效应取决于企业外购成本可抵扣的比重和C和/R企业的投入比重。如果企业没有进行固定资产的更新,C和/R不会非正常上升。因而“营改增”是否给企业带来减税优惠取决于税率变动副度、外购成本可抵扣比率和固定资产更新周期。具体原因分析如下:
(一)税率变动幅度
“营改增”前,交通运输业实行3%的营业税税率,其他服务企业主要实行5%的营业税率,“营改增”后,交通运输业税率变为11%,有形动产租赁变成17%,税率差高达8%和12%,如果当年此两类企业没有进行固定资产更新,则税负很可能上升。潘文轩等人(2013)在对上海市“营改增”部分企业的调查问卷中得出,47.4%的交通运输业税负增加,42.9%的有形动产租赁业税负增加。交通运输业和有形动产租赁业的高增值税率是导致福建省“营改增”企业税负增加的原因之一。
(二)外购成本可抵扣比重低
在知识密集型的创新设计服务和鉴证服务企业中,外购成本中可抵扣的比重都比较低,仅有经营耗材等材料支出可以抵扣进项税,而占支出大多数的人力成本不能抵扣进项税,导致这类营改增企业税负增加。外购成本可抵扣比重低是导致福建省营改增企业税负增加的原因之二。
(三)固定资产更新周期长
出于数据收集的难度性高,笔者无法取得福建省营改增企业2013年确切的固定资产更新比例数据,但可以确定的是,在营改增前,多数企业都已经进入正常经营时期,已经购置了生产经营设备,这些设备更新周期较长,在2013年不需要更新,企业没有大量的进项可以抵扣,导致企业的税负增加。交通运输业购置一次固定资产,至少可以使用4年,而很多鉴证服务企业,多年都不用增加固定资产,因而较长的固定资产更新周期导致”营改增“企业税负增加。
(四)税收征收方式的改变
福建省的部分服务型企业,在”营改增“前是按核定综合税率的形式征税的,俗称“包税制”。”营改增“后,要求查账征收,把增值税和其他税种分开征收。许多鉴证服务企业和文化创意企业反映查账征收后,企业的税负增加。这也可能是2013年福建省”营改增“企业税负增加的原因之一。
摘要:“营改增”的目的是为了减少服务业的重复征税,从理论上会减少企业的税负,但在实际经营中,“营改增”是否会给企业减税,和税率变化幅度、企业外购成本可抵扣比率、固定资产更新周期及其他相关因素有关。本文依据2000~2013年福建省统计年鉴的数据,借助Eviews软件,分析了“营改增”对福建企业整体税负的影响,得出2013年福建省“营改增”第一年企业整体税负未减反升的结论,并对上升原因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营改增,福建省,税负,实证分析
企业整体税负 篇2
1.税收筹划的概念税收筹划就其目的和结果而言,常被称为节税(TaxSay-ings)。对于税收筹划,一般国家都采取认可或接受的态度,如荷兰议会和法院就承认:纳税人有采用“可接受的方法”,用正常的途径来“节税”的自由,其特征是用合法的策略减少纳税义务。这些表述说明,税收筹划是对税收政策的积极利用,符合税法精神。从更深一层理解,税收的经济职能还必须依赖于税收筹划才能得以实现。税收筹划的例子在实践中也随处可见,如甲级卷烟原消费税税率为45%,后调高至50%,有家企业便迅速调整生产结构,减少甲级烟生产量而增加丙级烟生产量,结果减轻了总体税负,增加了经济效益,这就是一个成功的税收筹划案例。又如,国家为了鼓励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制定了不少税收优惠政策,有的老企业根据这项政策引导,淘汰落后产业创办高新技术企业,享受税收优惠政策,这无疑也是税收筹划。
2.税收筹划的特征
(1)合法性税收筹划完全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作出的决定,是以遵守国家法律为前提,通过对税收法规及其他经济制度的可选择性条款的充分应用,以及对投资、生产经营方案的纳税负担全面比较所作出的决策。
(2)筹划性税收筹划是应纳税义务人在从事投资、经营活动之前把税收作为影响最终成果的一个重要因素来进行投资、经营决策,以期获得最大的税后利润。它在纳税义务发生之前就对自己的纳税方式、规模作出了安排,一旦作出决策,就严格遵守税法,照章纳税。税收筹划不同于纳税义务发生之后才想办法规避纳税义务的偷税、逃税行为。在经济活动中,税法及相关经济法规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因为应纳税义务人通常可根据将要发生的应税事实估算出其将要承担的应税义务。而且纳税人的纳税义务通常具有滞后性:企业交易行为发生之后才缴纳增值税、营业税;收益实现或分配之后才缴纳所得税;财产取得之后,才缴纳财产税,如此等等,客观上为应纳税义务人进行事先筹划提供了能。
(3)综合性企业在进行税收筹划时不能只盯着个别税种税负的高低而应着眼于整体税负的轻重。此外,税收支付的减少不等于资本总体收益的增加,如果有多种纳税方案可供选择,企业要选择使自身价值最大化或税后利润最大化的方案,而不一定是税负最轻的方案。一般地,在税负最轻时,企业税后利润能达到最大;但情况并不总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要从全局角度、以整体观念来看待不同方案,而不是把注意力仅局限于税收负担大小上,否则会误导经济行为或造成投资失误。
(4)整体性税收筹划不仅仅着眼于税法上的思考,更重要的是要着眼于总体的管理决策。纳税义务人进行税收筹划时,除了要通晓税法,必然旁及到与管理决策相关的其他法规。税收筹划是企业财务规划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着眼于企业总体的管理决策的、以税制作为主要参数的企业理财行为。
(5)目的胜税收筹划的目的是实现税后利润最大化,取得“节税”的税收利益。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选择低税负。低度税负就意味着低税收成本,低税收成本意味着高资本回报率;二是滞延纳税(不是指不按税法规定期限缴纳税款行为)。纳税期的推后,也许可以减轻税收负担(如避免高边际税率),也许可以降低资本成本(如减少利息支出)。不管是哪一种,其结果都是税收支付的节约。
(6)普遍性税收筹划是普遍存在的经济现象。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税收制度不可能完全一致,倾斜政策为纳税义务人进行税收筹划活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世界上很多大公司都拥有自己的高级税务专家,专门研究税收筹划。社会中介组织包括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和税务代理机构也在从事税收筹划工作。
3.税收筹划的作用税收筹划作为一种减少税收负担、节约税收支出、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有效方法,自然成为纳税人的必然选择。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加人WTO后,社会各界逐渐认识到税收筹划的重要作用。
第一,税收是影响企业投资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投资前进行细致合理的税收筹划,有利于企业正确进行投资决策,使企业的经营活动实现良性循环。
第二,税收筹划有利于增加企业的收益,提高企业竞争力。企业增加收益的方式有两种:提高效益和减轻税负。前者在一定的情况下,虽有所为,但潜力是有一定限度的;而企业通过合理的税收筹划,充分利用税收优惠政策,可以在投资一定的情况下,减轻税负,实现税后利润最大化。尤其是两个企业的成本结构和经营管理条件差不多时,通过税收筹划能够增强企业竞争能力。
第三,企业通过实施合理的税收筹划,可使其经营活动当期享受盈亏互抵优惠,在纳税期间减少纳税额,使企业在资金调度上更具有灵活性。
企业整体税负 篇3
一、参数的设定
研究营改增对福建省企业整体的税负影响可以直接从个别行业企业的角度分析税负的变化, 汇总后得出营改增对福建省企业的整体影响。也可以换个角度, 通过分析福建省营业税和增值税税收收入合计额在改革前后增减变化情况, 得出营改增对福建省企业整体税负的影响。营业税和增值税是流转税, 随着产品流转而征收, 只要有产品流转, 就一定要征收二者中其中一种税, 具体征收哪一种, 得看流转产品的具体类型。换句话说, 只要企业有成果流转, 就一定要征收两税中其中一种。所以, 增值税和营业税的来源于一个国家 (或地区) 所有常驻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成果流转。根据福建统计局对统计指标的解释, 产品直接取自自然界的部门称为第一产业, 包括种业、林业、牧业和渔业。根据目前增值税条例的规定, 第一产业的企业属于免征增值税的企业, 这类企业的生产总值对增值税影响不大。第二产业包括工业和建筑业, 其中工业主征收增值税, 建筑业主征营业税。除了第一, 第二产业外的其他各业, 都属于第三产业。第三产业中除了批发和零售业征收了增值税外, 其他大多数产业在营改增前征收营业税。因而工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其他第三产业的生产额, 都会影响增值税和营业税收入。此外, 根据目前政策, 出口商品可以申请退增值税, 进口商品海关要代征增值税, 因而出口额和进口额也会影响增值税收入。把增值税营业税的合计设成变量Y的话, 则工业生产总值、建筑业生产总值、批发和零售业生产总值、其他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出口额和进口额都是变量Y的影响因素, 分别设为x1、x2、x3、x4、x5、x6。根据福建省各年统计年鉴, 汇总整理得到福建省各年增值税营业税税收收入合计、各产业生产总值和进出口额表 (见表1) :
二、参数的检验
在Eviews软件中, 新建工作簿, 分别定义变量“增值税营业税合计”y、“工业生产总值”x1、“建筑业生产总值”x2、“批发和零售生产总值”x3、“其他第三产业生产总值”x4、“出口额”x5和“进口额”x6, 输入相关数据, 得到六个时间系列。在Eviews6中对{y}序列作水平ADF检验, 结果如图1:
ADF检验结果表明:{y}授受原假设, 即存在单位根过程, 因此y系列是非平稳的时间系列。观察结果发现{y}序列常数项的T检验值:0.249755与临界值-2.701103相比不显著, 故{y}不含常数项。同理, 分别对{x1}、{x2}、{x3}、{x4}、{x5}、{x6}进行ADF水平检验, 根据检验结果可知, {x1}、{x2}、{x3}、{x4}、{x5}、{x6}均为不含常数项非平稳的时间序列。需要进行差分检验。对所有系列进行一次差分检验后发现都仍接受原假设, 即均存在单位根过程, 仍应进行二次差分检验。对所有系列进行二次差分检验, 得到如表2的结果: (见表2)
以上检验结果数据表明:{y}{x1}、{x2}、{x3}、{x4}、{x5}、{x6}二阶差分序列在1%的显著水平下都拒绝原假设, 因此它们的二阶差分序列都是平稳的时间序列, 即所有系列通过了单整同阶检验。
三、模型的建立
通过以上检验, 可设定无常数项模型:
利用最小二乘法, 通过Eviews软件计算, 得到模型的估计结果, 如图2:
三、模型检验
从图1回归结果可知:拟合优度R-sqared=0.997169, Adjusted R-squared 0.995146说明模型对变量拟合的很好, 变量x1、x2、x3、x4、x5、x6对变量Y的编译解释能力高达99.51%。在Eviews新增一个系列u=resid, 对{u}进行ADF无截距水平检验, 得到如图3结果:
{u}在1%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u}是水平平稳的时间序列。通过Eviews中Actual Fitted和Residual对比可得模型的残差图表, 如图4所示:
因此, {y}{x1}、{x2}、{x3}、{x4}、{x5}、{x6}存在稳定关系, 前述回归不是伪回归,
四、预测2013年Y值
根据模型回归结果, 代入2013年x1、x2、x3、x4、x5、x6的实际数字, 得到预测结果如图3所示, 打开YF预测系列, 找到YF系列中2013年的值为:755.1503亿元, 比表1中2013年的实际增值税和营业税税收收入合计数785.8258亿元少了近30亿元。根据图2的残差图可知, 即便消除残差的影响, 2013年营业税和增值税税收收入合计还是比预测值要大, 因为在样本期间, (见图5)
残差值最大值在20以内, 而2013年两税合计的实际值比预测值大了近30, 说明营改增后的2013年, 从整体角度, 福建企业税负没有降低, 反而上升了。
五、“营改增”后福建企业税负不减反增的原因分析
假设营改增的增值税税率为和t增, 改革之前的营业税税率为t营, 营改增对企业税负率的影响为△t, 企业收入为R, 外购成本和为C和, 包括外购材料、固定资产和劳动力的支出, 可抵扣的外购成本为C抵, 则
1、税率变动幅度
营改增前, 交通运输业实行3%的营业税税率, 其他服务企业主要实行5%的营业税率, 营改增后, 交通运输业税率变为11%, 有形动产租赁变成17%, 税率差高达8%和12%, 如果当年此两类企业没有进行固定资产更新, 则税负很可能上升。潘文轩等人在对上海市营改增部分企业的调查问卷中得出, 47.4%的交通运输业税负增加, 42.9%的有形动产租赁业税负增加。交通运输业和有形动产租赁业的高增值税率是导致福建省营改增企业税负增加的原因之一。
2、外购成本可抵扣比重低
在知识密集型的文化创意企业和鉴证服务企业中, 外购成本中可抵扣的比重都比较低, 仅有经营耗材等材料支出可以抵扣进项税, 而占支出大多数的人力成本都不能抵扣进项税, 导致了这类营改增企业税负增加。外购成本可抵扣比重低是导致福建省营改增企业税负增加的原因之二。
3、固定资产更新周期长。
出于数据收集的难度性高, 笔者无法取得福建省营改增企业2013年确切的固定资产更新比例数据, 但可以确定的是, 在营改增前, 多数企业都已经进入正常经营时期, 已经购置了生产经营设备, 这些设备更新周期较长, 在2013年都不需要更新, 企业没有大量的进项可以抵扣, 导致企业的税负增加。交通运输业购置一次固定资产, 至少可以使用4年, 而很多鉴证服务企业, 多年都不用增加固定资产, 因而较长的固定资产更新周期导致营改增企业税负增加。
4、税收征收方式的改变。
福建省的部分服务型企业, 在营改增前是按核定综合税率的形式征税的, 俗称“包税制”。营改增后, 要求查账征收, 把增值税和其他各税分开征收。许多鉴证服务企业和文化创意企业反映查账征收后, 企业的税负增加。这也可能是2013年福建省营改增企业税负增加的另一原因。
六、总结
本文通过建立变量Y“增值税营业税税收收入合计”和变量“工业生产总值”x1、“建筑业生产总值”x2、“批发和零售生产总值”x3、“其他第三产业生产总值”x4、“出口额”x5和“进口额”x6的线性回归模型, 依据各变量2000-2012年的各年数据, 回归出方程Y=-0.054819 x 1+0.185871 x 2-0.184040x 3+0.154876 x 4-0.009914 x 5+0.72469 x6, 再在方程中代入2013年各自变量x1、x2、x3、x4、x5、x6的值, 得出若政策未改时2013年增值税和营业税税收由入合计的预测值为755.1503亿元。此数字比2013年增值税营业税税收收入合计的实际数785.8258亿元少了近30亿。因而得出结论:2013年, 从整体角度上营改增并未给福建省企业减轻税负, 并解释了税负不减反增的原因。但在解释原因时, 明显存在数据不充分, 解释不够深入的缺陷。
摘要:营改增的目的是为了减少服务业的重复征税, 从理论上会减少企业的税负, 但在实际经济中, 营改增是否会给企业减税, 和税率变化幅度、企业外购成本可抵扣比率、固定资产更新周期和其他相关因素有关。本文依据2000-2013年福建省统计年鉴的数据, 借助Eviews软件, 分析了营改增对福建企业整体税负的影响, 得出营改增的第一年, 即2013年, 福建省企业整体税负未减反升的结论, 并对上升原因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营改增,福建省,税负,实证分析
参考文献
[1]潘文轩.营改增试点中部分企业税负不减反增现象释疑.广州商学院学报, 2013 (1)
[2]雷刚跃, 张友生, 李雄.基于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软件工作量估算模型.科学技术与工程, 2013 (9)
[3]胡怡建.上海服务业“营改增”改革试点效应分析.科技发展, 2013 (1)
[4]李博.企业发展视野中营业税改增值税的核心价值研究.税收与税务, 2013 (9)
[5]何春艳, 陈欣欣.“营改增”对企业经济的影响调研——基于江苏宿迁地区企业数据.财会月刊, 2013 (19)
企业所得税税负预警管理经验 篇4
近年来,XX市局按照企业所得税科学化、专业化、精细化管理的内在要求,积极推行企业所得税行业税负预警管理,经过多年实践实践,取得了明显成效,现将经验总结如下:
一、从查找风险入手,剖析实施企业所得税税负预警管理的现实动因。
2008年开始实施的新企业所得税法及相继出台的一系列配套政策,对企业所得税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新政的实施也给所得税税基管理以及组织收入带来了新的挑战。
一是企业所得税法的实施,统一了内外资企业的所得税税率,降低了所得税基础税率,并扩展了税收优惠政策的外延,强化落实小型微利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等优惠政策,推进节能减排环保产业,保护民生,均不同程度地缩小了企业所得税税基,减少了税收来源,给税务部门组织收入工作带来了较大压力。
二是新政策的实施,增加了企业自由列支成本、费用的权利,加大了税务管理的难度。如:合理的工资支出可按实扣除,使得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财会人员素质不高或大部分企业均私有化)成本列支操作余地增大,随意列支现象比较严重,进一步压缩了企业的应税利润空间,加大了税务机关管理和监控的难度。
三是受经济大环境的影响,广大中小企业特别是外贸出口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产经营受到很大影响。在此形势下,一些企业为了保生存,千方百计在降低应纳税所得额上动脑筋,增大了企业的涉税风险和税务部门的管理风险,需要税务机关采用新的相应的管理对策。
二、从指标分析入手,构建企业所得税税负预警管理的长效机制。
该局按照企业所得税科学化、专业化、精细化管理的要求,积极探索符合本地实际的企业所得税税负预警管理机制,逐步提高纳税人依法纳税的遵从度,促使所得税管理上水平、上台阶。
一是精选样本,多方取数,科学测算预警值。根据各地区企业的行业结构特点,抽取每个行业一定数量的企业样本,并且从有关行业协会如眼镜商会、汽配商会、五金工具商会等取得第一手数据,将所有企业科学划分为几个大类若干小类,结合每个行业中企业生产特点、设备参数、能耗指标、物耗指标、经营方式、人员配置和工资水平及市场行情等信息,科学分类,精心测算,从而确定每个类别的税负预警值。
二是合理确定预警对象与预警值计算方法。根据年销售(营业)收入在几千万元以下的企业占整个查帐征收企业比例的实际情况,合理确定限额,把年销售(营业)收入在5000
万元以下的查帐征收企业,纳入预警管理范围。在预警值的计算上,根据国家政策,充分考虑减免(抵免)所得税额、按规定弥补以前亏损所减少的所得税额等政策性优惠等因素,在计算税负率时,将政策性优惠所减少的所得税额包含在应纳所得税额中计算确定行业税负预警值,使预警值确定更趋合理。
三是制订规范预警业务操作流程。对企业所得税税负未达预警值,向企业发出未达警戒线通知书,要求企业自查申报;对自查申报后仍未达预警值的,由税务机关对其进行纳税评估,分析其收入、成本、费用等因素,从而认定其应预缴的企业所得税;对终了汇算清缴全年企业所得税税负低于预警值的,由税务机关纳入汇缴检查范围,并作为专项检查和税务稽查的对象。
四是明确预警管理责任追究办法。在推行企业所得税税负预警管理的同时,区分不同的原因,制订相应的责任追究办法。对由于企业的责任和原因,使得企业所得税税负低于预警值,经通知或评估后,仍未按规定申报,而造成偷逃税的,由有权税务机关按照《征管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理;对由于税务机关和税务干部疏于管理或徇私舞弊、玩忽职守,造成企业企业所得税税负低于预警值的,按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办法,追究其相应的行政责任。
三、从务求实效入手,全面提升企业所得税税负预警管理的管理质效。
企业所得税预警管理工作的推行促使企业所得税基础工作更加扎实,税基更加牢固,征管质量稳步提升,保证了税收收入在高基数上实现强劲增长。
一是夯实征管基础,增加财政收入。实行企业所得税预警管理,认真落实预警管理的各项要求,将从申报、征收、评估到检查等各个方面,促使税务机关强化监控手段、创新管理机制,切实提升企业所得税管理水平。
二是规范财务核算,提高纳税人税法遵从度。预警管理责任的明确,促使中小企业改变过去倒轧成本等不规范核算方法,严格按财务会计制度的要求进行成本核算,同时也促使企业的法人代表和财务人员从提高自身素质出发,积极按章办事,依法纳税,提高纳税人的税法遵从度。
企业税负成本解析 篇5
一、实际税负与名义税负
税负, 即税收负担的简称, 它有名义税负和实际税负之分。比如, 一般纳税人的增值税名义税负为17%, 即不含税收入的17%, 但实际税负没有这么高。再比如, 企业所得税税率25%, 即名义上四分之一的利润是要用来纳税的, 但实际上会因减免税、亏损弥补、以及税收抵免等优惠政策的影响, 企业实际的所得税税负达不到25%这么高。分析企业税负成本, 单一税种的实际税负率往往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是综合实际税负率, 即各种税负加起来, 企业总体的税负成本究竟有多高。据《国务院国资委2009回顾》披露, 2002~2009年, 中央企业上缴税金从2915亿增加到11475亿元, 年均增长率21.6%。2009年, 央企营业收入12.6万亿元, 实现利润8151.2亿元, 上缴税金11500亿元, 整体的收入税负率为9.13%。另据全国工商联研究室2010年9月《国有和民营企业发展速度及效益状况比较》披露, 2009年中央企业的收入税负率为9.09%, 全国国企平均的收入税负率为9.42%, 规模以上私营工业企业的收入税负率为3.19%, 而规模以上民营企业的收入税负率为3.88%。大体上央企的税负是民企的2~3倍。
二、企业税负成本构成
由于企业经营内容不同、主体性质不同, 以及所处的环境不同, 其所纳的税种和税负水平不尽一致, 甚至差别会很大。一般说来, 主要相关的税种有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关税、所得税、房产税、土地增值税、资源税、印花税、车船税、附加税等十余种。几乎每一种税对应一部税法, 规则繁多且常有修改和变化, 纳税人稍不留神就可能犯规。一犯规就要被处罚, 所以, 实际上大多数纳税人不可避免地还要承担一种因违规而缴纳的额外税负。因此, 企业税负大致可将其分为四大部分:
一是基本税负或称刚性税负, 这是企业运营必须缴纳的最低税负。这部分税负是企业无论怎么做都无法回避的。
二是选择性税负, 即企业通过相关政策的选择性利用可以规避或减免的税负。比如, 同样是私营企业, 如果你选择成立公司制企业, 那么, 你的投资获利不仅要缴纳25%的公司所得税, 且公司的税后利润分配给投资者个人时还需要缴纳20%的个人投资收益所得税。而如果你选择成立合伙制企业, 则无需缴纳公司所得税, 仅需缴纳个人投资收益所得税, 税率为20%。所以, 公司制企业的每一元税前盈利共需缴纳0.4元所得税, 即相当于所得税率40%, 而合伙企业的一元钱税前盈利仅需缴纳0.2元所得税, 即所得税率仅20%, 故两者的差异即为选择性税负。
三是弹性税负, 即通过一定的技术处理可依法规避的税负。比如, 商场促销活动, 假如你采取全部商品八折优惠促销, 那么, 100元商品按80元出售, 当然也就只按80元计缴增值税, 在不考虑进项税的前提下, 每100元商品应纳的增值税约为11.62元。如果你选择买100元商品赠送20元的其他等价商品, 那么, 按税法规定, 这20元赠送的礼品也同样要缴纳增值税, 即你得按120元含税销售额缴纳增值税, 折合每100元商品要缴纳增值税约17.44元, 其中相差的5.81元增值税就属于弹性税负。换句话说, 这类税负是由于纳税人自身的业务操作手法不同而引起的税负差异。
四是超额税负或违规受罚的额外税负, 即由于涉税违规而受罚所缴纳的滞纳金或罚款, 本质上这不是税款, 在公司的财务核算和税负统计中, 这部分也不包括在税额数据中, 它只是纳税人在税务处理上的违约成本。但从税负分析的逻辑联系上看, 它依然应属于税负成本之一。
如果把税负比作汽车的油耗, 那么, 从甲地到乙地, 你开最省油的车、走最短的路线、用最佳的驾驶技术所产生的油耗, 就是刚性的或基本的油耗数, 走不同路线和开不同车型带来的油耗差异就是选择性油耗, 不同驾驶员走同一路线、开同一车型所产生的油耗差异就是弹性油耗, 当然走错了路所带来的多余油耗就是额外油耗。用这种通俗的比喻去理解税负成本的构成, 就可以很清楚地知道什么样的税负是最能节约的。
三、企业税负成本节约
假定我们把基本税负、选择性税负、弹性税负和超额税负分别用A、B、C、D来代表, 则有:总税负=A+B+C+D;可能节省的税负=B+C+D。由此可见, 企业税负成本的节约潜力是巨大的, 不容忽视的。
其实, 对企业而言, 税负无疑是一种成本。它跟其他成本一样, 该花的必须花, 该节约的应该节约!企业的产品生产成本, 可以通过提高技术装备水平来提高效率以降低成本, 可以通过改进产品设计或配方来降低成本, 也可以通过提升管理、减少浪费来降低成本, 当然, 企业如果不考虑信用或长期利益, 也可以用偷工减料的方式来节省成本。但人们不应当也不会一提到降低成本就想到偷工减料, 更不会指望降低成本要靠财务人员算账来想办法。但为什么人们一提到降低企业税负, 马上就联想到偷税漏税或避税呢?原因就是错误的观念左右着错误的行为!可见, 理清税负成本的构成有助于人们树立科学节税的理念。
遗憾的是, 绝大多数企业管理者对企业的经济技术参数了如指掌, 但惟独税负成本数据是个例外。从公司老板到中层业务骨干, 十之八九你问他公司一年纳多少税、公司单位营业收入的税负水平或单位利润的负税额等, 几乎没几个人能清楚。绝大多数人对税务问题都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回避态度。这就说明公司税务信息通常是高度屏蔽的。而企业的任何其他成本数据都不会对企业中高层管理者屏蔽。这是为什么呢?这说明其中或多或少都有“见不得阳光”的东西, 多一个人知道就多一份风险。所以, “回避”就成了潜规则。如果一项重要的成本大家都不清楚其具体水平, 那怎么能降低呢?谁又会去想办法降低它呢?显然不太可能。
在计划经济时代, 国有企业基本上是利税不分, 反正都是交给国家, 政府对企业经营业绩衡量也是以“利税额”作为依据的, 经营者养成了对税负成本较为麻木的思维惯性。改革开放以后, 企业所有制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利和税分属于不同的利益主体, 随之, 千方百计少纳税的偷逃税行为屡禁不止。虚列成本、隐瞒收入、小金库、假发票、内账外账等财务造假行为盛行。企图通过钻空子、拉关系、造假等非法手段去实现偷逃税款, 不少人为之身陷囹圄。随着国家金税工程的实施, 税收征管越来越规范, 监管日益严格, 靠非法手段减轻税负的幻想越来越不灵了。科学节税已经成了企业经营效益竞争的一个极其重要方面。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 科学解析企业税负成本有助于企业科学地降低税负。但这方面在企业财务管理现状中几乎还是空白。企业的成本报表、成本核算明细账应有尽有, 而最大的一项“税负成本”却被忽略了, 岂不怪哉?这不能不值得每一位企业管理者深思。
“营改增”对企业税负影响 篇6
一、实施“营改增”必要性及营改增概述
“营改增”在我国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一是根据我国税制结构分析, 企业间接税在我国税收中占比较大, 而增值税在间接税中的占比较大, 大约为39.8%;二是营业税已经呈现出严重的弊端, 重复征税非常严重, 因此“营改增”是非常必要的。“营改增”主要有两项显在的优势, 一是原来的营业税按照销售额进行征税, 每一个环节均要征税, 产业链越长意味着税负越重, 而增值税是按照增值额进行征税, 即无论产业链有多长, 只要增值就征税, 避免了重复征税;三是增值税可以进行进项税额抵扣, 购买的原材料等在生产为产成品进行销售时, 可以在销项税中抵扣掉购买原材料缴纳的税额。据统计, 我国金融业、房地产业、建筑业和生活服务业四大行业的1040万户纳税人中, 税负增加的纳税人占比1.3%, 其余的均都呈现税负降低或者持平。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营改增”是必要的、正确的。但是在“营改增”试点时间内仍然有不同的声音, 正如2016年4月11日李克强总理讲的, “营改增”是一步重要的“棋”, 是要动利益、动“奶酪”的, 在推进“营改增”财税改革过程中肯定会遇到很多问题, 包括企业在实施营改增过程中会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二、“营改增”对企业税负的影响
“营改增”的实施既有利又有弊, 税负成本的增加或者下降是相对行业、相对纳税主体而言, 以国家角度考虑, 对全国大部分行业是有益的就是具有积极影响的。
1.“营改增”对企业税负的积极影响
就目前“营改增”现状而言, 总体上实现了税负的下降, 例如自2013年8月1日起, 国家对月销售额2万元以下的中小型企业免征增值税和营业税, 同时扩大了减半征收的小微企业范围。这直接提升了企业的经济利益, 降低了企业的税负成本。实际上“营改增”对税负的影响应该按照行业进行分类分析。就服务行业而言, 小规模纳税人在“营改增”前的税率为5%, 而在“营改增”后的税率为3%, 且不用计算进项税额抵扣, 税负降低;一般纳税人营改增前的税率为5%, 而在“营改增”后的税率为6%, 但是5%是在全部销售额基础上计算的, 而6%是在增值额基础上计算的, 且可以抵扣进项税额, 这也是明显降低了税负。就交通运输业而言, 小规模纳税人营改增前后的税率均是3%, 但是营业税是价内税, 增值税是价外税, 假如100元的运费, 营业税是3元, 而增值税是100/1.03×0.03=2.91元, 即少缴纳0.09元;一般纳税人主要涉及到大型设备, 若设备购置时间是在营改增前购置的, 那么在“营改增”后抵扣的进项税额很少, 可能会增加其税负成本, 长时间内, “营改增”前的税率为3%, “营改增”后的税率为11%, 经过折算1/1.11×0.11=9.9%, 要高于“营改增”, 因此增加企业的税负成本。就建筑行业而言, 根据以往研究计算可知, “营改增”前后的平衡率是56%, 即如果房地产企业的毛利率在56%以下, 那么“营改增”会降低企业的税负, 增加企业利润, 但如果房地产企业的毛利率在56%以上, 那么“营改增”将会为企业带来税负的增加, 经研究机构测算我国大部分房产企业毛利率均在56%以下, 且根据测算, 原来的营业税、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和土地增值税等综合税率为14.97%, 而“营改增”后的综合税率为14.49%。因此“营改增”降低了房地产产业的税负成本, 因此建筑行业的税负降低。就技术行业而言, “营改增”前的税率是5%, “营改增”后税率是6%, 与服务行业类似, 可得税负降低。
2.“营改增”对企业税负的消极影响
“营改增”可以对一些行业降低税负成本, 但是对个别行业税负也具有消极影响。有些企业进项税额较小, 没法与销项税额进行抵扣, 还有些企业税基在“营改增”前后均没有变化, 但是税率提高了, 导致税负提升。实际上税负成本提升的最重要原因就是进项税额的发票, 例如建筑行业中的人工成本, 建筑工人大多是农民工, 不能取得发票, 还有些企业的上游供应商时小规模纳税人或者是政府, 这些均不能获得进项税额抵扣, 导致税负成本升高。以交通运输业为例, 其设备、船舶使用时间较长, 如果在“营改增”前购置, 那么进项税额抵扣金额为0, 成本较大的修理费和燃油费由于跨区域流动性大, 导致发票难以取得, 且相比之下, 租赁车辆的税负压力要比自有车辆的税负压力小。
三、应对“营改增”对企业税负影响的对策
应对“营改增”挑战的措施主要基于增值税本身、操作主体人、操作环境企业三个角度进行思考。
1.强化票据管理, 完善税务筹划
首先, “营改增”的两方面优点:一是避免了重复征税, 二是可以进行进项税额抵扣。但是进项税额抵扣必须取得增值税发票, 因此, 票据管理成了重中之重。应对上交票据严格把关, 严禁不合格票据报销;注重供应商的选择, 尽量少与小规模纳税人合作, 多与农业相关的产品供应商合作, 因为增值税对农产品具有一定的优惠政策;在签订合同时, 要严格把控发票取得时间, 减少票据时间延迟导致企业资金垫付。其次, 完善税务筹划, 一是一些资金密集型企业, 占用资金资源严重, 加强与当地纳税部门沟通, 减少纳税时间;二是重点关注当地、产业等不同领域、地域的优惠政策, 尽一切可能靠拢产业政策, 享受政策纳税优惠;三是对销售环节进行纳税筹划, 例如房产行业, 装修的增值税税率是6%, 房产的增值税税率是11%, 如果不进行分离将会从高征收, 因此在销售时要分离。
2.提高财务人员素质
企业取得的一切的增值税发票均要经过纳税部门的识别, 尤其是数额较大的发票, 要由专人进行保管, 这就对财务人员的素质要求提高。一是财务人员的核算要准确, 可以在信息化纳税申报环境下熟练掌握税务流程;二是财务人员要有时间观念, 对于资金密集型企业, 可能晚一天财税申报, 就要搁置巨额资金资源;三是转变财务人员观念, 不能再是营业税简单的业务工作, 而是增值税核算、换算、抵扣、视同销售等诸多复杂计算工作, 同时需要与业务部门及时沟通, 了解业务性质和业务发票性质, 便于准确无误辨识发票;四是强化财务人员培训, 及时掌握国家优惠政策和税收优惠区域。
3.加快企业的转型升级
转型升级既是迎接“营改增”的有效措施, 也是顺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背景。一是可以购置更先进的设备, 进项税额抵扣, 间接降低税负成本;二是将企业服务性业务进行外包, 达到降税效应;三是强化风险规范, 对财务部门引入经济审计, 实时监督财务部门税务处理进程和操作规范, 以信息化系统建立部门间的联动机制, 不仅审计部门监督其规范性和及时性, 其他部门也有责任监督其票据管理的合理合法性;四是企业可以尝试将收入分解, 改变税基, 因为增值税如果涉及两项收入混在一起时, 要从高税率征税, 因此对收入分解是降低税负的有效方法。
四、结语
“营改增”自从2012年以来, 一直是理论研究的重点。大部分研究者关注的是“营改增”对企业的积极影响, 但是近来也有不同的声音, 认为“营改增”对某些行业增加了成本。正如李克强总理说的, “营改增”是需要动“蛋糕”的, 有利就会有弊, 例如交通行业的税负成本逐渐增加。但是仅仅梳理积极与消极影响远远不够, 需要在此基础上提出借鉴性的建议与意见。因此本文提出了票据管理、人员素质和转型升级三项措施, 分别是从增值税本身、人和企业角度提出的建议。但如果要应对“营改增”带来的消极影响, 这些措施是远远不够的, 需要进一步进行深化、探讨, 建议后续研究可以继续完善。
参考文献
[1]李君梅.“营改增”对企业税负影响及完善对策研究[J].黑龙江科技信息, 2016, (2) :294~295.
企业整体税负 篇7
随着现代企业制度在中国的建立,CFO由于其不可替代的作用被推向前台,成为股东价值管理的重要环节。CFO职责越来越重 要,已从传统 的“管家”角色 转变为CEO的战略伙伴,由关注日常收支活动发展到参与公司战略管理,不仅其职权得到极大拓展,在公司中的权力地位也明显上升。CFO职责之一是执行企业经营战略和保障高效的企业业绩,那么,CFO的管理能力是否会影 响企业价值?通过什么路径来影响企业价值?这是学术界普遍关注的问题,也有待经验证据予以解答。
Hambrick和Mason(1984)创立的高阶梯队理论认为管理团队特征会影响企业的战略选择和经营业绩[1],引发了一系列文献对于高管特征对企业战略与企业业绩影响的文献(Smith等,1994;Tihanyi等,2000;Finkelstein和Hambrick,1996;Sambharya,1996;Papadakis和Barwise,2002;张平,2006;权小锋和 吴世农,2010等)[2,3,4,5,6,7,8]。但是,上述研究主要观察高管团队整体特征对企业业绩的影响,分析的路径往往是高管团队特征→公司战略→公司业绩,或者直接是高管团队特征→公司业绩。而对于CFO个人管理能力对于公司价值的影响,以及该作用的发挥的路径则还处于空白状态。本文研究的是CFO个人管理能力对于公司价值的影响,而考察的路径是CFO的能力→公司税负→公司价值,不仅从CFO这一特定角度进行了分析,而且选择了一条不同于公司战略的研究路径,拓展和深化了已有的研究,加深了对高阶梯队理论的理解。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1 CFO管理能力与企业价值
高阶梯队理论在管理层的领导力理论上作出重要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对CEO、管理团队 与公司战 略决策,以及公司绩效等战略关系的研究,该理论将高层领导这一变量引入战略研究领域,并证实高层领导对公司绩效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Papadakis和Barwise(2002)通过对高 管团队决策过程的分析发现,CEO和高管团 队其他成 员会从不同维度影响企业战略决策过程,CEO任期越长,越倾向于分权决策;而高管团队成员的受教育水平和竞争性特质则会影响到决策 过程的全 面性[6]。Peterson等(2003)研究了CEO人格特性如何影响到高管团队的运作过程,结果表明CEO的个性差异(比如责任心、情绪波动、一致性、外向性和开放性等)对高管团队运作过程具有明显影响,而且这些影响最终会反映在企业间的绩效差异上[9]。张平(2006)通过对深沪两市356家我国上市公司2001~2002年的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我国的社会环境下,企业绩效受其高层 管理团队 特征的影 响与国外 的不同,高层管理团队的任期异质性、职业经验异质性与企业绩效负相关[7]。
CFO作为CEO的最重要的战略协作者,将给予CEO有力的支持。CFO的职能发挥领域包括财务战略、投资管理、融资税务和财政、成本计划与预算、财务活动和业绩管理等领域,上述领域的正常运作不仅是企业再生产经营活动得以顺利进行的保障,更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帮助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下去。CFO的管理能力越强,则企业上述活动的进行将安排得更加井然有序,企业经营活动更加有保障,因而,提升了企业的业绩表现,增加了企业的价值。因此,本文预期:
假说1:CFO管理能力越强,则企业价值越高。
2.2 公司税负与企业价值
税收将影响到企业的 资本结构、股 利发放政 策、激励政策、风险管理、组织结构,进而影响 到企业的 价值(Auerbach, 2002; Graham, 2003 )[10,11]。Desai和Dharmapala(2008)发现在公司治理比较好的公司里,避税能够有效提高公司价值[12]。Frank等(2009)发现市场 通常会高估避税公司的价值,作者认为这是由于激进的避税公司通常具有较为激进的财务报告行为,而市场将会对激进的财务报告公司进行过度定价[13]。而从企业税负的角度,中国企业缴纳的税种包括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附加费、印花税、房产税、车船使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企业所得税等。 以一般生 产性企业 为例,增值税率 为17%,所得税为25%,仅此两项税率相加已经超过40%.《福布斯》发表的2009年度“税负痛苦指数”中,中国的宏观税收负担指数位居全球第二。高额的税收将威胁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直接损害企业价值。而如果企业能够有效地降低其税负水平,则企业的价值将得到提升。因此,本文预期:
假说2:企业税负水平越低,则企业价值越高。
本文还考虑了CFO管理能力和企业税负水平的交乘项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因为一方面,CFO能够利用其管理能力降低企业的税负水平,从而提升企业的价值,另一方面,CFO的管理能力也可 能与企业 税负水平 形成一种 相互强化的关系,有利于企业的价值水平的提升。因此,得到研究假说:
假说3:在将CFO管理能力、企业税负水平对企业价值的回归中,CFO管理能力 与企业税 负水平的 交乘项显著为负。
3 研究设计
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了2003~2013年所有A股上市公 司为研究样本,并剔除了金融类公司、CFO影响力指标缺失的公司、税前亏损和所得税费用为负的公司、ETR大于100%的公司,最终得到14554个公司年 度观测值。CFO管理能力数据来自对公司财务报表中CFO简历的手工检索。其他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另外,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1%的Winsorize处理。
表1为样本的年度分布状况。由表1可知,样本数目逐年增长,由2003年的811家公司到2013年1907家上市公司,这与我国资本市场的稳步发展,上市公司数量逐年增加相符。
表2为样本的行业分布,行业划分依据是中国证监会公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 指引》;由于制造 业类上市公司数量太大,所以将之细分到下一级子行业(十个子行业)。由表2可知,制造业样本公司的数量最多,占总样本数的57.59%,其次是批发 和零售贸 易行业和 房地产业,分别占样本数的6.67% 和6.38%.考虑到制造业需要继续细分到下一集子行 业,未列示的 制造业细 分的结果 显示,总体来看,样本并没有表现出在某一年度或某一行业集中的特性。
3.2 模型构建与变量定义
本节使用 模型(1)对假设1进行检验,其中因变 量TOBQ为托宾Q值,衡量了企 业的价值。CAP为CFO管理能力的衡量指标,根据Finkelstain(1996)对CFO管理能力维度的划分,本文将CFO的管理能力划分为四个维度,即:组织能力FACT1、专家能力FACT2、政治能力FACT3和所有权能力FACT4[14]。组织能力是指个 人在组织中影响他人的能力,拥有越强的组织能力对组织中他人(尤其是下属)的影响力就越大,能够更有效地组织企业的财务活动和组织内部的关系。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CFO的重要性排名、是否兼任董事、任职数量、任职期限、性别、是否为内部提拔七个方面衡量CFO的组织能力。专业能力是指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利用对专业知识的掌握程度,提高对环境的认知力和解决企业面临问题的技能。本节财务专业能 力包括CFO的教育程 度、专业背景、财务工作经历、审计工作经历、CPA资格、高级会计职称六个方面的指标。政治能力也是CFO管理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根据中国环境的特殊性,本文将高管的政治能力作为一个独立的维度。本文选取是否担任政协或人大、政府工作背景 和党员背 景三个方 面来衡量CFO的政治能力。最后,本文考察CFO的所有权能力的影响。在以所有权权力为中心的代理关系中,所有权(股权)是权力的一个重要指标。拥有股权的CFO权力更大。此时的CFO既是管理者又是股东,CFO拥有的股权越大,对董事的选择过程则越有较大的影响力,越有能力抗拒董事会对管理层的影响,在巩固自身地位、避免被罢免方面更具优势,并且更有能力决定公司的成长方向。权小锋和吴世农(2010)采用了高管持股作为所有权能力的度量[8]。结合已有研究,本文选取高管是否持股和持股比率两个指标作为高管所有权能力的度量。在上述明细指标的基础上,本文分别对每个维度的所有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构造主成分作为各维度CFO管理能力的综合指标。具体变量内容见表3。
一般控制变量中,SIZE为企业规模,取年末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LEV为资产负 债率,采用负债 总额除以资产总额进行计算。CAPR为资本密集度,采用固定资产总额除以总资产计算。ROA为总资产 收益率。AUD为审计质量,当审计机构 为“四大”会计师 事务所时 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GROW为成长性水平,为公司销售收入增长率。POE为股权性质,民营企业取值为1,国有企业取值为0。
根据假设1的预期,CFO管理能力CAP的回归系数β1显著为正,说明CFO的能力越强,则企业价值越高。
本文使用模型(2)对假设2进行检验,变量的定义与前面模型一致。根据假设2的预期,实际税率水平ETR的回归系数β1显著为负,说明公司实际税率水平越低,则企业价值越高。
本文使用模型(3)对假设3进行检验,变量的定义与前面模型一致。根据假设1的预期,CFO管理能力CAP的回归系数β1显著为正,说明在控制了实际税率的因素之后,CFO的能力越强,则企业价 值越高。根据 假设2的预期,实际税率水平ETR的回归系数β3显著为负,说明公司实际税率水平越低,则企业价值越高。根据假设3的预期,交乘项CAP·ETR的回归系数β2应当显著 为负,说明CFO管理能力 越强,同时企业 税负水平 越低,两者将形成一种相互强化的关系,有利于企业的价值水平的提升。
4 实证结果与分析
4.1 多元回归结果
表4的前4列报告了模型(1)的回归结果,第5列报告了模型(2)的回归结果。前4列的回归结果显示,CFO组织能力FACT1的回归系数为0.016,在10%水平上显著,说明CFO的组织能力越强,则企业价 值越高;CFO的专业能力的回归系数FACT2的回归系数为0.028,在5%水平上显著,说明CFO的专业能力越强,则企业价值越高;CFO政治能力FACT3的回归系 数为0.027,在5%水平上显著,说明CFO的政治能力越强,则企业价值越高。
不同的地方在于CFO的所有权能力,此时为0.023,接近10%的显著性水 平,说明CFO的所有权 能力越强,而企业价值反而会有所降低。本文认为出现这种结果是可以理解的。如Shleifer和Vishny(1988)采用分段 回归方法发现,高管持股比例在0%、5%或大于25%时与企业托宾Q值正相关,而当其处于5%~25%时,与托宾Q值负相关。并认为,发生上述现象是因为高管持股会产生两种效应:一种是利益趋同效应,即随着高管持股比例提高,对高管人员具有激励作用,高管追求的效用会与股东趋向一致,从而可以降低代理成本,提高企业价值;另一种是壕沟防守效应,即随着高管持股比例的提高,高管对企业的控制力不断增强,原先来自外部的其它约束对他的作用越来越弱,进而高管可以在更大范围内追求个人利益,提高代理成本,降低企业价值[15]。而本文的结果说明,高管持股可能体现了壕沟效应的优势地位。
因此,表4的前4列回归结 果说明,CFO的组织能力、专业能力与政治能力越强,则企业价值越高,与假设1的预期一致。由于壕沟效应的存在,导致CFO所有醛能力越强,则企业价值会有所降低。
表4的列5的回归结果中,实际税率ETR的回归系数为0.465,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公司的所得税水平越低,则企业价值越高,与假设2的预期一致。
注:括号内为t值,*、**、***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性水平。
表5报告了模型3的回归结 果。表5第一行显 示,CFO的组织能力、专业能力 与政治能 力的回归 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在控制了所得税因素的影响之后,CFO的组织能力、专业能力和政治能力越强,则企业价值高。而CFO的所有权能力此时已经在5%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控制了所得税因素的影响,此时CFO持股中,壕沟效应占据了优势地位。表5的第三行回归结果显
示,实际税率ETR的回归结果均显著为负,说明实际税率越低,则企业价值越高,与假设2相符。交乘项回归结果显示。组织能力FACT1、专业能力FACT2与政治能力FACT2与实际税率ETR的回归系 数均显著 为负,说明CFO的管理能力也可能与企业税负水平形成一种相互强化的关系,有利于企业的价值水平的提升,与假设3相符。
注:括号内为t值,*、**、***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性水平。
因此,表4和表5的结果大部分与本文的预期相符合,说明了CFO的管理能力越强,则企业价值越高。实际税率越低,则企业价值越高,且CFO的管理能力也可能与企业税负水平形成一种相互强化的关系,有利于企业的价值水平的提升。与预期不同的地方在于,CFO的所有权能力的提高对应较低的企业价值,这可能是由于CFO的持股较多的体现了壕沟效应。
4.3 稳健性测试
为保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进行如下稳健性测试:
本文对所得税税负按照其他两种计算方法:1ETR1=(所得税费用 - 当期递延 所得税变 化额)/(税前会计利润+当期计提的减值准备不含坏账准备-投资收益 +收到的现金 股利 + 收到的现 金债券利 息 )(王延明,2003)[16];2ETR2= (所得税费 用 - 递延所得 税费用)/(税前利润-递延税款变化额/法定税率)(Shevlin,1992)进行计算并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本文的主要结论不受因变量计算方法的影响[17]。
5 结语
煤炭企业增值税税负分析 篇8
一、煤炭企业的税负现状
增值税的前身是产品税, 1994年税制改革后, 产品税改为增值税。目前煤炭产品实行13%的低税率。煤炭产品属于自然赋存资源, 其用于抵扣的进项税额约为4%, 国有煤炭企业的实际税负约为9%, 税制改革后煤炭产品的实际税负就比税改前提高了6个百分点。由于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是以流转税纳税额为基数按比率征收, 税改后煤炭企业增值税增幅大, 企业对增值税相关税种的负担也增加了, 下面是同煤集团近年的增值税及相关税种的税负变动情况。
二、煤炭企业税负重的原因
1、增值税税率高。国家现行税制改革原则之一, 是体现公平税负, 增值税保持原流转税税负的水平。然而税制改革后, 尽管国家对煤炭产品实行13%的低税率, 但煤炭产品综合税率仍然高达7%以上, 是税制改革前税负3%的两倍还多。实行新税制后, 在煤炭收入变化不大的情况下, 每年要缴纳很高的增值税和城建税、教育费附加。
2、增值税税基大:新增值税法规定了八项视同销售行为, 因此, 计算销项税的税基比原税制改革前扩大, 如煤炭企业内部为煤炭生产服务的缴纳营业税的单位:车队、土建公司、房产公司、工程处等年耗用自用煤量很大, 税改前企业自产自用产品、生产自用产品一律不计税, 而按新税法规定属于自产物品用于非应税项目视同销售行为计算销项税额。而且这些单位不能作进项抵扣。造成企业含税消耗成本加大。此外非生产自用煤用于公安、消防、学校、医院、敬老院、托儿所等企业办社会方面、生活福利方面, 按新税法规定视同销售。
3、可抵扣进项税项目少:煤炭产品实体构成是直接从地下开采而成, 不同于某些机械产品的实体主要由原材料加工而成, 这一特点, 造成了煤炭产品成本中, 准予抵扣的项目较其他产品少。从目前的煤炭产品构成看, 占煤炭产品成本40%的工资性支出及占15%的折旧维持简单再生产井巷及安全费用均不能抵扣。
4、从小规模和个体业主处购进的煤矿生产用材料如充填沙, 支护木材, 石子, 黏土, 草袋, 荆笆等, 因没有这些物资的增值税发票, 故不能抵扣进项税。
5、不能抵扣的基数大:按现行增值税税法规定购建固定资产发生的进项税额不能抵扣, 煤炭生产环境特殊艰苦, 维持简单和扩大再生产的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大且服务年限短, 像煤矿井下的综采综掘设备, 其资产原值动辄上亿元, 但其法定服务年限只有7年, 由于这部分固定资产的进项税不得抵扣, 企业为此承受了沉重负担。
6、计税收入高:1997年煤炭市场供大于求, 销售困难, 煤炭行业按用户需要, 经港口销售的国内下水煤, 以离岸价票结算。 “一票制”结算, 无形中将铁路货票中的运费、基金、中转作业费、京秦、大秦、丰沙线运费、电气化费、新路均摊费、印花税以及在煤运码头发生的港杂费都按13%计算了销项税, 而按现行税法规定, 铁路货票只按7%抵扣进项税, 并且铁路货票中只允许抵扣其中的运费、基金两项, 使运费进项税在抵扣比例和抵扣项目上两次损失。特别是通过港口装船销售的煤炭产品, 其港杂费按13%计提了销项税, 其进项税不能抵扣。‘一票制’结算实际计算销项税的销售额远远高于单纯煤价收入, 由于这部分收入可抵扣的进项税额很少, 使企业多交了增值税及相关税种。
7、增值税出口退税率不断下降:2003年10月, 国务院公布的动力煤和无烟煤的出口退税率由13%降到11%, 2005年5月份又下降为8%, 2006年10月份出口煤退税率降为0。仅此一项影响同煤集团年增加销售成本3.5亿元。
8、企业内部管理不严, 进项税抵扣减少:部分财务和采购人员不懂税法, 没有对增值税进项税引起足够重视, 盲目从小规模纳税人处或不能抵扣的企业购进货物, 使企业不能全面取得增值税发票, 人为造成企业税负增加, 含税消耗成本加大。
9、企业财税管理人员观念陈旧, 业务素质不高, 不能将合理税收控制运用于财税管理工作, 造成企业购销环节中, 不能选择最佳方式, 形成人为税负增加。
三、减轻煤炭企业税负的构想
煤炭企业投入大利润率低, 再加上承担如此沉重的税费, 不利于企业资本的积累, 更难以加快发展。煤炭企业作为我国主要基础能源企业, 曾经为国民经济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为了使国有特大型重点煤炭企业, 特别是企业集团, 加快结构调整, 尽快增强竞争力, 一方面建议国家调整煤炭行业税费政策;另一方面, 企业内部依法加强税收控制。
1、将现行的煤炭产品13%的基本税率降低为7%, 使之达到税制改革前的税负水平, 体现国家公平税负的原则。
由于增值税税率是按照整体负担率设计的, 就煤炭行业而言煤炭产品的税率等于煤炭生产环节及其以前各环节应承担的税额之和占该环节的流转额的比例。但由于煤炭行业属于资源开采行业, 煤炭生产过程中所用的材料、配件、电力等不构成煤炭产品的实体, 因而煤炭生产以前各环节应承担的税额比重是极低的, 煤炭企业因此负担了沉重的税负。为体现国家公平税负的原则, 建议将现行煤炭产品13%的基本税率降低为7%, 使之达到税制改革前的税负水平。
2、尽快改革现有的增值税制, 由现行的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 实行彻底的购进抵扣法, 扩大抵扣范围。
生产型增值税的课税依据即包括消费资料, 也包括生产资料, 对全社会来讲相当于生产的固定资产和各种消费产品的生产总值, 这种类型的增值税对资本有机构成低的行业或劳动密集型生产是有利的, 但它存在着对固定资产重复征税的严重弊端, 就煤炭行业而言, 由于其固定资产投资较大, 资产的服务年限短, 成本构成中固定资产折旧的比例相对较大, 煤炭行业因此背负了沉重的税负, 税改的十年煤炭企业为国民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建议尽快改革现有的增值税制, 由现行的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 或选择煤炭行业作为消费型增值税改革的试点。
3、将铁路运费、港杂费的全部项目按7%的抵扣率抵扣。
煤炭产品属于散装货物, 煤炭产品的运输主要依托铁路运输和海运, 铁路运费和港杂费约占销售收入的三分之一, 而铁路运费中只有运费和基金可以抵扣, 港杂费全部不能抵扣, 这无疑加重了煤炭企业的负担。建议将铁路运费、港杂费的全部项目按7%的抵扣率抵扣。
4、保持原税基不变, 继续保留对煤炭企业内部自产自用产品不计税政策。由于大型煤炭企业内部分工较细, 并实行内部独立核算, 其内部的营业税单位, 主要还是为煤炭生产服务, 这些部门使用局内自产产品属于局法人项下生产自用, 不能视为销售计税。对企业办社会的非生产自用, 也不能视同销售计税。目前由于煤炭企业分离企业办社会工作的进展较慢, 企业不仅为社会负担了这笔费用, 还因此多承担了税负, 这是不符合公平税负原则的。
此外, 企业除了要争取国家的税收调控政策外, 在企业内部还要依法加强税收控制, 通过依法合理的税收控制来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
1、对外销售应以企业获取最大利益为目标, 在结算方式上最好采取‘钱货两讫’‘预收货款‘银行承兑汇票’等结算方式, 避免‘提前’纳税。
2、局内部独立核算单位之间销售货物, 其售价不能高于市场价, 保证局内自产自用产品不增值不增税, 防止内部单位之间相互抬高产品价格, 加大成本消耗等弊病。
3、对企业财税管理和供应采购人员, 加强税法知识培训教育, 强调增值税进项额的重要性, 对企业可以进行抵扣税的经济行为, 必须及时取得合法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入账, 避免遗漏和拖延抵扣。
“营改增”企业税负平衡点分析 篇9
“营改增”后,除零税率外,我国的增值税税率基本确定为四档:17%、13%、11%、6%。“营改增”企业的税率大致会发生三种变化:一是服务业服务(有形动产租赁服务除外)的税率,要从5%的营业税税率改为6%的增值税税率;交通运输业服务、邮政业服务以及建筑安装服务的税率,要从3%的营业税税率改为11%的增值税税率;三是提供有形动产租赁服务的税率,要从5%的营业税税率改为17%的增值税税率。这是目前税收政策中比较明确的变化,还有一些行业比如房地产、金融等领域,税率如何确定、确定为多少?尚不明确,也不在本文讨论范围。
从理论上讲,企业交纳营业税的税负,与“营改增”后企业缴纳增值税的税负,若是相等,则税负持平。营业税纳税额的计算相对单一,用收入直接乘税率就可得出;而增值税的纳税额的计算相对复杂,要用销项税金减去进项税金才能得出(混业经营的企业涉及不同税率的销项税金和不同税率的进项税金,计算就更为复杂)。我们要探求的,就是企业“营改增”后,在等额的收入前提下,需要发生多少购进支出,取得多少进项税金,才能与“营改增”前的税负持平——也即求出税负平衡点。
依据“营改增”后税率的三种变化,我们分别对单项支出和综合支出进行探讨,以便求出“营改增”后的税负平衡点。
一、从5%营业税改为6%增值税的税负平衡点分析
“营改增”后,我国服务业的税率从5%的营业税改为6%的增值税。下面我们用案例求出其税负平衡点,这个平衡点同样适用所有从5%的营业税改为6%的增值税的企业。
假设企业销售收入为1000万元,“营改增”前,企业应缴纳50万元(1000万×5%)的营业税;“营改增”后,假设市场价格不变,企业的销项税额为56.6万元[1000万÷(1+6%)×6%],那么,企业至少需要6.6万元(56.6万-50万)的进项税额,才能保持企业的税负和“营改增”前的税负持平。
我们分类探讨不同税率的进项税金及其有效购进支出的平衡点。有效购进支出是指企业在购买活动中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且允许抵扣的支出,不能抵扣的支出不在讨论范围。
(一)单项税率的平衡点分析
1.17%的进项税金及其有效购进支出的平衡点探讨
“营改增”后企业购置设备、采购耗材等支出可以取得17%的进项税金。假设销售收入为1000万元,销项税金为56.6万元,若保持与“营改增”前的税负持平,企业需要发生的有效购进支出为45.42万元[6.6×(1+17%)÷17%],这也是“营改增”后的税负平衡点。若有效购进支出大于45.42万元,“营改增”后企业的税负则减轻;若有效购进支出小于45.42万元,“营改增”后企业的税负则加重,同时涉及的附加费也会相应增加。
我们就便测算了增值税为零的平衡点。当企业的有效购进支出为389.54万元[56.6×(1+17%)÷17%]时,进项税金恰好等于销项税金,此时企业应交的增值税为0。
2.13%的进项税金及其有效购进支出的平衡点探讨
企业购置图书、农产品等支出可以取得13%的进项税金。假设销售收入为1000万元,销项税金为56.6万元,若保持与“营改增”前的税负持平,企业需要发生的有效购进支出为57.37万元[6.6×(1+13%)÷13%],即税负平衡点。若有效购进支出大于57.37万元,“营改增”后企业的税负则减轻;若有效购进支出小于57.37万元,“营改增”后企业的税负则加重,同时涉及的附加费也会增加。
当企业的有效购进支出为491.98万元[56.6×(1+13%)÷13%]时,进项税金恰好等于销项税金,此时企业应交的增值税为0。
3.11%的进项税金及其有效购进支出的平衡点探讨
我国全面推广“营改增”后,企业用于交通、建筑、安装等方面支出可以取得11%的进项税金。假设销售收入为1000万元,销项税金为56.6万元,若保持与“营改增”前的税负持平,企业需要发生的有效购进支出为66.6万元[6.6×(1+11%)÷11%],即税负平衡点。若有效购进支出大于66.6万元,“营改增”后企业的税负则减轻;若有效购进支出小于66.6万元,“营改增”后企业的税负则加重,同时涉及的附加费也会增加。
当企业的有效购进支出为571.15万元[56.6×(1+11%)÷11%]时,进项税金恰好等于销项税金,此时企业应交的增值税为0。
4.6%的进项税金及其有效购进支出的平衡点探讨
企业购买服务等方面支出可以取得6%的进项税金。假设销售收入为1000万元,销项税金为56.6万元,若保持与“营改增”前的税负持平,企业需要发生的有效购进支出为116.6万元[6.6×(1+6%)÷6%],即税负平衡点。若有效购进支出大于116.6万元,“营改增”后企业的税负则减轻;若有效购进支出小于116.6万元,“营改增”后企业的税负则加重,同时涉及的附加费也会增加。
当企业的有效购进支出为1000万元[56.6×(1+6%)÷6%]时,进项税金恰好等于销项税金,此时企业应交的增值税为0。当然,这种情况比较少见。
(二)多档税率的平衡点分析
企业实务中,取得的进项税金往往是多档税率的。针对这种情况,我们探讨如下:
假设销售收入为1000万元,销项税金为56.6万元,企业发生增值税率为17%、13%、11%、6%的有效购进支出额占总有效购进支出额的比例分别为50%、10%、20%、20%,则平均税率为:
若保持与“营改增”前的税负持平,企业需要发生的有效购进支出为63.84万元[6.6×(1+11.53%)÷11.53%],即税负平衡点。若有效购进支出大于63.84万元,“营改增”后企业的税负则减轻;若有效购进支出小于63.84万元,“营改增”后企业的税负则加重,同时涉及的附加费也会增加。
按照比例,当企业的各项有效购进总额为547.49万元[56.6×(1+11.53%)÷11.53%]时,进项税金恰好等于销项税金,此时企业应交的增值税为0。
二、“营改增”企业的税负平衡点总体分析
(一)“营改增”企业三种税率变化的税负平衡点分析
依照5%营业税改为6%增值税的税负平衡点探讨思路,我们也可计算出从3%营业税改为11%增值税的税负平衡点和从5%营业税改为17%增值税的税负平衡点,一并列示如表1。
需要说明的是,税负平衡点也是含税交易额的占比指标,比如5%改为6%的多档税率的税负平衡点是63.84万元,占销售收入总额1000万元的6.384%。如果企业的销售收入是1亿元,其多档税率的税负平衡点应为638.4万元(1亿×6.384%)。用含税销售收入乘以占比比例,即可得到税负平衡点。余下以此类推,不再赘述。
(二)税负平衡点的计算公式
根据上述三种税率变化情况的讨论,我们给出一个比较通用的计算公式,以方便企业计算应交增值税。在计算时,财税人员先要把企业的各项业务分清楚,明确哪些业务适用哪档增值税税率,是否可以抵扣;而且还要计算出各档税率的有效购进支出额占总有效购进支出额的比例。
设企业的销售收入为1000万元,各档税率(17%、13%、11%、6%)的有效购进支出额占总有效购进支出额的比例分别为a、b、c、d,则平均税率为:
令T=0.1453a+0.115b+0.0991c+0.0566d
1.当5%的营业税改为6%的增值税时,税负持平平衡点为:6.6×(1+T)÷T=A,企业取得进项发票所涉及的总有效购进支出额等于A万元时,“营改增”前后的税负持平;大于A万元,则企业的税负减轻;小于A万元,则企业的税负增加,涉及的附加费也会增加。
2.当3%的营业税改为11%的增值税时,税负持平平衡点为:69.1×(1+T)÷T=B,企业取得进项发票所涉及的总有效购进支出额等于B万元时,“营改增”前后的税负持平;大于B万元,则企业的税负减轻;小于B万元,则企业的税负增加,涉及的附加费也会增加。
3.当5%的营业税改为17%的增值税时,税负持平平衡点为:95.3×(1+T)÷T=C,企业取得进项发票所涉及的总有效购进支出额等于C万元时,“营改增”前后的税负持平;大于C万元,则企业的税负减轻;小于C万元,则企业的税负增加,涉及的附加费也会增加。
【企业整体税负】推荐阅读:
企业整体价值10-14
企业整体技改08-31
国有企业整体改制评估07-02
国有企业整体上市问题07-11
3企业整体转让——涉税问题06-09
企业网络安全整体策略09-23
企业网络安全整体解决方案07-26
房地产企业税负10-24
企业税负及其降低途径分析06-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