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整体（精选12篇）
文化整体 篇1
作者:黄鹤
出版社: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0年4月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定价:38.00元
定价：38.00元
【内容简介】
本书采用城市规划的视角，从发展目标、体系方法、空间实践和支撑体系方面对文化规划的理论及方法进行了建构和探讨，并以相关案例进行说明。在发展目标上，文化规划致力于社会目标、经济目标和美学目标的并重;在方法体系上，除与城市规划方法的一脉相承外，文化规划还有着自身的特色;在空间实践上，文化规划需要考虑文化资源和文化活动的合理空间布局;在支撑体系方面，管理体制、法律支撑、政策保障、资金来源以及技术支持等都是文化规划能够得以顺利实施的保障。
本书的出版对于城市规划学科、涉及到文化产业的社会学和经济学领域的专业人士、学者和高校学生，以及政府的规划部门、文化部门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也针对对城市文化建设、城市文化产业发展感兴趣的广大读者。
文化整体 篇2
1、校园育人文化建设。
外墙以彩色文化墙、醒目标语、宣传牌匾及办学思想为主，室内布置坚持统一规划与个性化设计相结合，具体内容如下：
（1）室外环境布置：，东教学楼写有“团结奋进”，“放飞理想的风帆”西教学楼写有“陶冶心灵、启迪智慧”的办学目标，教学楼走廊有名人头像、名言警句及温馨提示。时刻提醒着每一位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教学楼的前侧正上方是鲜红的五星红旗，它指引我们校园文化建设的方向.（2）班级环境布置。室内布置学校进行统一规划，各班将时间表、课程表、值日表统一张贴在各班教室黑板旁，并加以装饰，黑板正上方有符合各年级年龄特点的班训，旁边是各班的学习园地，教室两侧加以图画修饰，后黑板有各班设计的黑板报，要求班级文化建设有切合实际的实施方案，凸显主题，个性鲜明。
（3）宿舍环境布置。围绕“温馨家园、你我共建”的口号，学校负责整体规划，各宿舍师生进行个性化、特色化布置。
浅析原型批评的整体文化性倾向 篇3
【关键词】整体性 ； 文化性 ； 原型 ； 弗莱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2095-3089（2014）27-0336-01
原型批评系西方一个十分重要的批评流派。在批评实践中，原型批评试图发现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各种意象、叙事结构和人物类型，找出它们背后的基本形式，并把一系列原型广泛应用于对作品的分析、阐释和评价。虽然自70年代以来，原型批评随着结构主义的兴起而逐渐失去影响；但我们发现，兴盛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原型批评却很早就呈现出一种整体性批评和文化性批评倾向。而这种倾向将对当下颇为盛行的文化批评产生启蒙影响。试浅论之。
一、作为新批评的反驳
众所周知，原型批评是作为新批评的一种反驳而兴起的。弗莱认为，新批评对于文艺作品的“细读”只是解释了个别的、具体的作品。作为一种微观研究，它虽然对发现文学艺术的个别现象和规律有益，但却忽略了文学作品之间的联系，忽略了文学的广阔的结构性，因而不能发现文学艺术的普遍形式和规律。弗莱主张将一首诗或一部作品放在它与作者的全部作品中去考虑，放到整个文学关系和文学传统中去考虑；也就是说，批评家还必须对文学进行宏观研究，必须找到一种更大的范式，去发现和解释文学艺术的总体形式和普遍规律。这种更大的范式就是原型。
弗莱认为原型批评的目标之一就是不仅发现作品的叙述和意象表层之下的原型结构，而且揭示出连接一部作品与另一部作品的原型模式，最终使我们的文学经验成为一体。弗莱把艺术和自然作了比较，认为文艺批评家应像自然科学家把自然当作一个有机整体那样，把艺术当作一个有机的整体进行研究。因此，弗莱的原型批评实质上是把文学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的批评模式。
二、人类学、心理学基础
弗雷泽的人类学理论影响主要来自于他的12卷巨著《金枝》。在此书中，弗雷泽考察了原始祭祀仪式，发现许多原始仪式虽然存在于一些截然不同、完全分隔开的文化之中，却显示出一些相似的信仰和行为模式。弗雷泽引用了大量资料来解释、说明为什么会存在这种情况。弗雷泽认为这些习俗是从远古时代传下来的，许多古代神话和祭祀仪式都与自然界的季节循环变化有关。弗雷泽的人类学理论让弗莱看到不同文化背景中存在着相同的神话和祭祀模式这一现象，这一方面的研究和发现对弗莱具有启发意义；但未能向他揭示隐藏在这一现象深处的无意识的结构和产生这些相同模式的原始意象，而荣格则用他的“集体无意识”学说为弗莱找到了存在于文学中那些反复出现的意象之下的“无意识的结构”，为他提供了阐释这些意象结构方式的理论基础。
所谓“集体无意识”是指人类自原始社会以来世世代代的普遍的心理经验的长期积累，“它既不产生于个人的经验，也不是个人后天获得，而是生来就有的”。这是一个保存在整个人类经验之中并不断重复的非个人意象的领域。原型则是人类长期的心理积淀中未被直接感知到的集体无意识的显现，它是作为潜在的无意识进入创作过程的。但在创作过程中它们又必须得到外化，最初呈现为一种原始意象，在远古时代表现为神话形象，然后在不同的时代通过艺术在无意识中激活转变为艺术形象。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影响
20世纪以后，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历史批评家都抛弃了“经济决定论”这种庸俗的社会学理论，拓展了批评的视野，从对作为上层建筑一部分的文学艺术与社会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转向对社会、历史和文化进行整体性研究，尤其是从历史、文化的角度进行这种整体性研究更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主要方法之一。
弗莱说：“马克思主义是另一种被广泛采用的、扩大了的历史透视法，而且从内在属性上说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种。”虽然弗莱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一种外部研究方法且认为有一定的局限，但他承认，没有人能够或者应该否认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实际上，原型批评与文化历史批评就有相互重叠的地方，历史批评家称之为历史背景的东西，原型批评家称为神话原型。这两种批评均承认文学有一种潜在的模式，而且这种模式至少在某种程度决定文学作品的形态。所不同的是，对历史批评家来说，这种模式产生于历史或者就是历史本身，而对原型批評家而言，这种模式就不那么容易被辨认，它往往存在于文学意象之下，存在于人类的信仰和行为之下，其源头要追溯到史前史、神话或者书面文学产生之前的传说和故事中。
四、斯本格勒的历史有机循环发展论
斯本格勒提出了历史有机循环发展论，他认为，历史的基本形态既不是单个事件的混乱组合，也不是稳定的线性发展，而是一系列他称之为“文化”的社会发展形态。这些文化像有机体一样生长、成熟、衰老、死亡。他举例说，西方文化的春天在中世纪，夏天在文艺复兴时期，秋天在18世纪，冬天则随着法国大革命而开始。而在此之前的古典文化也经历了相同的阶段。
弗莱受其影响，并且从生命和自然界的循环运动中得到启发，提出了文学循环发展论，认为文学的演变也是一种类似的循环，并归纳出四种原型：
“（1）黎明、春天和出生方面，这是戏剧故事的原型，狂热的赞美诗和狂想诗的原型；
（2）正午、夏天、婚姻和胜利方面，这是传奇、牧歌和田园诗的原型；
（3）日落、秋天和死亡方面，这是悲歌和挽歌的原型；
（4）黑暗、冬天和毁灭方面，这是讽刺作品的原型。”
弗莱使用这种原型体系去阐释文学的形态。对弗莱而言，每一种叙事模式又是一种更大的模式的一部分。这种大的模式，与春夏秋冬四个季节或者神话英雄的出生、死亡和再生相似：春天与喜剧对应，夏天与传奇对应，秋天与悲剧对应，冬天与讽刺对应；然而冬天过后又是春天，讽刺达到极点以后又会出现喜剧色彩。文学由神话开始，经历传奇、讽刺等阶段后，又有返回神话的趋势。因此，文学的发展演变过程呈现出一种循环状态。
怎样进行班级文化的整体概念设计 篇4
班主任要做“建筑师”, 不要做“蜜蜂”。班级文化建设也需要一张“蓝图”。有人会问, 蜜蜂没有“蓝图”, 不一样造出完美的蜂房吗?问题是, 我们没有哪一位班主任拥有与生俱来的建设良好班级文化的本能。勤劳的小蜜蜂可以埋头建出完美的蜂房, 但“只拉车, 不看路”的“蜜蜂”型班主任, 往往是建不好班级文化的。
人的处事风格有差异, 班主任管理风格也不尽相同。有的班主任喜欢即兴表演, 习惯于“草鞋没样, 边打边像”的建设班级文化。有的班主任就恰好相反, 凡事先规划再执行, 按部就班。这两种做法都不乏成功的案例, 这样看来, 班级文化建设中有没有“蓝图”, 似乎无关紧要。
其实, 上面提到的两种模式都是有“蓝图”的, 班级文化就是在“计划”与“变化”的动态平衡中建成的。“边打边像”的做法, 表面上没有“蓝图”, 事实上却存在一个大致的思路或方向。没有这个大致的“蓝图”, 凭运气建成班级文化的可能性很小。“按部就班”的做法, 也时常会出现“规划不等于现实”“计划赶不上变化”等现象, 预定的路线或方案可能会受到冲击, 但终归是有计划, 有“蓝图”的。班级文化建设总是需要一个大致的“蓝图”, 不管这个“蓝图”是成文的还是不成文的, 正式的或者非正式的。
那么, 怎样为班级文化建设设计一张可供参考的“蓝图”呢?笔者认为, 班级文化建设的“蓝图”, 主要就是对班级文化的各种要素及其相互关系进行规定。这些规定是以班级精神文化为中心的各种概念, 因此可以称其为整体概念设计。具体情况复杂多变, 班主任不可能制定出一个详细的“流程”来, 但可以根据“执简御繁”地把握以下几点。
一、结合班情设计班级文化的核心概念
班级精神文化在班级文化中起着提纲挈领的作用, 因此, 班级文化的整体概念设计首先要结合班情对班级精神、班级价值观等核心要素进行定位和提炼。这些核心概念的提炼不能急于求成, 需要经过长期的调查, 深入了解班级情况以后才能做出来。脱离班级实际设计出来的班级精神或班级价值观, 只能产生花瓶式的班级文化, 好看但不中用。在当前的企业文化建设中, 类似的情况比较普遍, 值得我们注意。著名的职业经理人, 曾任微软大中华区总裁的唐骏, 在一次讲座中指出, 他能概括出每一位听众所在企业的企业文化, 因为很多企业文化的核心价值都是用“诚信”“公平”“敬业”等药铺里的甘草一类的词汇来表达的, 这就没有反映企业的特色。笔者曾在网上看到某班主任设计的班级价值观———“我们与众不同”, 表达虽好, 但从该案例内容看, 却看不出该班在哪些地方“与众不同”。在这个问题上, 魏书生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他提倡的“民主与法制”的理念在其班级管理中几乎无处不在。北京广渠门中学“宏志班”的“特别能吃苦”“特别有志气”等六个“特别”在学生平时的学习和生活中也表现得淋漓尽致。
二、确定班级精神文化各要素之间的关系
作为班级文化的一个子系统, 班级精神文化自身也有一个完整的体系。班级文化的整体概念设计除了要考虑核心概念与班情相匹配之外, 还要考虑班级精神文化内部各要素间的关系。
首先, 要理顺各个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班级精神文化也是一个复杂的体系, 包括班级价值观、班级精神、班级个性、班级目标、班级道德等等, 尽管复杂但万变不离其宗, 班级精神文化的所有要素都是围绕学生“为什么学”和“以怎样的精神状态去学”这两个问题展开的。《教学与管理》2005 年第10期刊载的 《班级文化建设操作纪实》一文中, 94 班“最调皮、最厉害、最可爱”的班级形象即包括了班级目标、班级个性, 也暗含了班级价值观, 这集中在一个“最”字上, 而该班“要做就做最好”的班级精神则与之衔接密切。K12 教育论坛中某网友的“仁智班”的整体概念设计中, “仁”和“智”大体上就是其班级价值观了。“仁”可以理解为对学生德育的发展要求, “智”的含义就不言而喻了, 这种班级文化的价值观就是培养品学兼优的学生。然而, 该设计中的管理理念凸显了“管理思维”向“服务意识”转变, 这可以说是“仁”的体现。在考试还非常重要的今天, “智”可能更为重要, “仁”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之服务的。但从该设计的文案来看, 似乎“仁”有余, “智”不足, 因此, 需要在这方面加强。
其次, 要注意提出班级精神、班级价值观、班级个性等要素先后顺序。在进行整体概念设计的时候, 不一定要按照一般理论原则把班级精神文化的各个要素都表达出来, 可以根据情况选取最关键的先表达。从班级文化的职能机制来看, 班级精神和班级价值观是必须要有的, 班级个性、发展战略, 甚至班级目标等问题则可以在实践中慢慢摸索。当然, 根据形势的需要, 也可以打破这个规律。
三、整合班级精神文化与其他班级文化要素之间的关系
班级文化是精神文化、行为文化、物质文化有机结合的整体, 关于班级文化的整体概念设计, 最后都要以班级精神文化为核心处理好以上三者之间的关系。任何一种组织文化, 无论是企业文化还是班级文化, 只有良好的精神文化, 而没有行为文化和物质文化与之配合, 其整体效能一定不强。一个生产日化用品的企业, 主张“洁净、美白”的核心价值观, 但它的生产车间却很脏乱、员工衣着也不甚整洁, 那它的企业文化的效果是可想而知的。一家以“仁爱”为价值观的医药公司, 当它的员工在大街上看到因病晕倒的老人时, 不是主动去救助, 而是唯恐避之不及, 那我们能说这家公司的企业文化是“仁爱”的吗?
摘要：马克思曾说:“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 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 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 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 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蜜蜂建造的蜂房具有几近完美的六边形几何结构, 这确曾令人类叹为观止。然而, 这完全归功于蜜蜂遗传而来的本能, 是不需要设计的。人类建筑师则不同, 即使如马克思所讲的最蹩脚的建筑师, 在建造房子的时候, 在他心中都会有一个“蓝图”。
关键词：建筑,班级文化,班级精神
参考文献
文化艺术节整体活动安排 篇5
文化类活动：
1、“倡文明之风，创和谐校园”----开展以“中学生文明礼貌靠自律还是他律” “知识和文明哪个更重要”为主题的辩论赛活动（八年级）
2、“书香四溢，知行合一”系列活动之一：
“金秋十月，我在读”------语文配乐作品朗诵
3、团员培训，并开展团员知识能力竞赛。（试卷作答形式）
4、感恩教师黑板报评比。
5、“书香四溢，知行合一”系列活动之二：
“学而时习，我成长”------英语课本剧表演比赛
6、交通安全教育主题班会
7、“脚踏实地，志存高远”----开展初中生励志影片《风雨哈佛路》观后感评比活动
8、数学能力竞赛
9、珍爱生命手抄报
艺术类活动：
1、教师节及文艺汇演安排
2、漫画比赛
3、摄影作品展
4、师生书画展
5、纸工制作比赛
6、社会实践展板展出
体育类活动：
1、初一新生体操表演比赛
2、教职工吊瓶比赛
3、跳大绳比赛
4、接力比赛
文化整体 篇6
关键词：树文化；学校整体改革；六大系统建设
我校地处华蓥山南麓的高寒山区，又是采煤深陷区。2001年，三所中学合并后，短短六年时间，26位优秀教师调入城市重点中学；教育教学质量处于全区倒数一二，大量优质生源择校外流，学校陷入恶性循环。2007年7月，区教委从城区抽调人员组成领导班子，新班子用三年时间摆脱了倒数一至五名，再用三年时间进入顺数前十名，目前已步入良性循环，稳居全区前列。是什么让这所薄弱的农村初中发生质变？答案是：树文化引领下的学校整体改革行动。
一、树文化的缘由：挽救“学困生”行动
当时，教师厌教，学生厌学。新班子一方面“内聚人心抓教风”，另一方面采取了挽救“学困生”行动，重点是挽救弃学的学生。学校想尽办法将流失在外的21名学生动员回校，成立一个临时班级，由德育主任担任班主任，校级和中层干部担任任课教师，主题是“像树一样成长”，主要内容有励志故事、感人瞬间、撰写并解读自己的座右铭、跟父母拥抱并发表感言、在校园内植一棵树等，时间为一个月。此次挽救行动非常成功。这些孩子回到原班，尽管有些反复，但是，他们完成了学校交给的任务：动员自己班级的同学在校园栽一棵树。这棵树必须是全班商量、多数学生赞成的树。17个班级，17棵小树，17棵小树在学生的呵护下一天天长高。学校在总结此次活动时，高度赞扬了同学们植树、养树、护树活动，还发动大家知树、爱树，“我为校园添一片绿”，留下“青春的足迹”。
有心的班主任，将学生栽树、浇水、修技、扶正等过程照相记录，教语文的班主任还让学生写观察日记。“我跟小树一起成长”“留下青春的足迹”等主题班会也应运而生。
能不能每个班级以树命名？这个想法得到了认可，学校责成德育处牵头制定《以树命名的班级文化建设方案》。
二、树文化的实施：全员参与，培育班级精神
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由于学校处于采煤深陷区，校舍出现开裂，且越来越严重。为了师生安全，高中部被迫外迁城区学校办学，2011年停办；初中部进入原址建的板房里，条件极其简陋。为了让板房有教室的“味道”，以树命名的班级文化建设加快了步伐。以树命名班级文化建设简案如下：
经过几年的不断完善，我校的班级文化各具特色。
从班名来看，苏铁班、梅香班、劲松班、玉兰园、杨柳班、石榴班、桃李班、黄桷班、梧桐班、香樟林……班名让人耳目一新。
黑板上方的班训格外醒目，如梅香班的班训是“迎寒而立，朵朵花香”，石榴班的“红红石榴，粒粒珍珠”，杨柳班的“柳枝飞扬，乘风而上”，桃李班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玉兰班的“芝兰冠香，玉树临风”……挖掘树的内涵提炼出来班训，像润物的春雨，浇灌着孩子们的心田。
班级格言同样来自于对树内涵的挖掘。比如，苏铁班的“不要嘲笑苏铁，为了开一次花，付出了比别的树种更长久的努力”，鼓励学生不比基础比努力；梧桐班的“梧桐一叶落，天下尽知秋”，提醒学生要慎言慎行；香樟林的“独木不成林”，警示学生团结的力量大；红松班的“万丈危崖上，根深百尺中”，启发学生只有基础扎实，才能发展得高远……
树，被植根于校园，跟学生一起默默成长。树，走进教室，向学生讲述生命的起源、生命的顽强、生命的奇迹。学生从树上汲取成长的力量，获得精神的滋养，树成了学生的榜样。
三、树文化引领下的学校整体改革：精品初中初见成效
树文化的打造，推动了学校的全面改革。在树文化引领下，学校构建了文化标志系统、课堂改革系统、活动育德的动力系统、内生发展系统、技术助推系统和后勤保障系统等六大系统，整体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到校观摩学习的兄弟学校越来越多，区内大型活动多次在我校召开，先后接待了广西、青海的校长教师考察观摩。《重庆日报》、中国教育网等媒体相继对我校的办学经验进行了报道。
（一）文化标识系统
1.理念文化。学校形成了“天天向上，步步向前”的办学理念，“让小树与鲜花享受同样的阳光”的管理理念，“为学生撑起一片蓝天”的教师教育理念，“像树一样成长”的学生培养理念。《像树一样成长》的校歌，由校长王勇撰写歌词、西南大学音乐学院副院长汪高原谱曲。《天府中学赋》由西南大学教授袁智忠撰写，讲述了天中发展历程，描绘了学校发展愿景——“农村寄宿制的精品初中”。
2.学科文化。一是制定学科学习规范。每个学科，都有学科学习规范，由师生一起制定，每学期修改，逐渐完善，着力于学习习惯的培养。二是指导学生画知识树。每个学科都有核心素养，每个学段都有不同要求，将这些素养与要求细化，就形成了一棵形象丰满的知识树。三是周目标与周周清。星期一，备课组将周目标贴在学习园地里，让学生明白一周的学习任务。星期五，周周清，人人过关才能离校。学生学得明白，不带问题回家，减轻了课业负担。
3.学习共同体。建立学习共同体，教师是表率。学校从考核制度层面对备课组采用捆绑考核，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保证了老带新、强带弱变为自觉行动。从技术层面，建立备课组“云协作”，教学内容和评价内容必须在备课组内讨论，做到目标一致，进度一致，资料一样，试卷一样，保证了资源共享，形成了合作文化。从管理层面，学校各年级平行分班，综合性别、是否住校、成绩等因素，让所有教师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给“弱者”以压力，逼迫“弱者”快速成长。学生学习共同体，主要以小组建设为主，班主任将各层次的学生均匀分配，实行陶行知先生倡导的“小先生制”，以便“兵教兵”，实现共同进步。
（二）课堂改革系统
1.“四维一体”课堂改革。在充分研究全国各种课堂改革模式的基础上，结合多年的草根式探索，提出“四维一体”课堂改革模式。“四维”，即“制定目标、实施目标、反馈目标和巩固目标”，规定了课堂的基本结构，而在“实施目标”这个环节，除少讲精讲之外，并没有固化步骤，目的是避免模式化，让教师自由地展示个性魅力和风格特点。“一体”，就是“以学生为主体”，即“以学定教，以学评教”，评判的标准由教师的教转为学生的学。
2.课堂观察。为深化“四维一体”课堂改革，学校聘请专家作“走进专业的听评课”“剖析课堂教学难疑”等讲座，在专家的指导下制定“课堂观察量表”。课堂观察量表，用客观数据阐述课堂效果，让校本研修有针对性、实效性；让讲课者成了受益者，听评课者成了感悟者，在思考与沟通中提升了教学境界。2013年12月20日、2014年11月20日，我校先后承担了区“阳光课堂研修”现场会和信息技术与学科整合推进会，展示了多年来用量表开展课堂教学评价与校本研修的成果，起到了辐射作用。
3.课堂文化。一是环境文化。班训与班级格言随时跟学生“说话”，每节课前学生要呼号，内容为“我自信，我进步，我快乐”以及班训，潜移默化地激励学生“天天向上，步步向前”。二是教学文化。学生层面，建立学科知识树和能力发展树；教师层面，建立专业成长树。教师是学校的核心竞争力，我校教师以“厚德自强、学养深厚、独具风格”为成长目标。三是心理文化。科学求真，人文至善，美美与共，让学生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追求“真善美”。
（三）活动育德的动力系统
德育解决的是学生的动力问题。除学科育德外，活动育德也是重要方面。我校根据“像树一样成长”的学生培养理念，设计了“三自”活动系统。初一：自然。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组织丰富的社团活动。初二：自主。培养学生的主体意识，养成习惯，发展特长。初三：自在。培养学生的完整人格，责任意识，担当意识。
在“三自”活动系统下，开展了富有特色的学生活动。如：
1.建立德育资源库。一是利用班主任工作室，对教育个案进行深度分析，用集体的智慧解决班主任的个人难题。二是主题班会序列化，三个年级，三个主题，形成了“习惯与规范”“感恩与进步”“理想与担当”主题班会序列。这些个案与主题班会均放在学校服务器中，供所有班主任参考借鉴。
2.开展“素质拓展”活动。每年秋季开学，通过军训培养学生的顽强意志，在内务评比中培养生活自理能力，在会操表演中培养团队协作意识和集体荣誉感。在初中生中坚持军训，“磨刀不误砍柴工”。
3.召开智力运动会。从2009年开始，每年六一儿童节前夕举办。内容有“棋”乐无穷、走出“谜”茫、乐在“奇”中、我行我秀等四大板块，棋类、24点、魔方、解环、走华容道、拼图、反口令、滚铁环、鸡蛋撞地球、投石机、纸桥承重、体感游戏等喜闻乐见的项目，人人参与，个个快乐。
4.义卖感恩活动。以班为单位，在校园摆摊设点，推销捐献出来的东西，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学生将售卖所得的钱变成实物，捐给文星敬老院，学校搬迁后，捐给东阳敬老院，培养学生的感恩情怀。
5.魅力班级展示活动。每周升旗仪式时，一个班的全体同学参与，介绍班名的由来、班训、班级格言，展示班徽，高唱班歌，展示班级的文化魅力。
6.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学生合唱团、舞蹈队、足球队获得区一二名，科技兴趣小组两次获得区长提名奖，跳绳队在区“三跳”比赛中每年都是一二名，还获得重庆市“爱成视力杯”长绳比赛第二名。园艺兴趣小组，为各班级、各办公室培植花卉，学校大型活动用花，都是学生新手培植的。
除了以上三个系统外，学校还建立了内生发展系统、技术助推系统和后勤保障系统。树文化引领下的六大系统，从顶层设计和操作层面保证了学校迈步卓越，成为精品。我们将继续完善六大系统建设，走内涵发展之路，为教育均衡和城乡统筹发展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沈琳燕.浅谈学校“树文化”的教育[J].基础教育研究，2010（17）.
文化整体 篇7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生态建设,整体性保护,理念与方式
作为一个历史悠久、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文明古国,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产不是某些“代表作”和零散的“文化碎片”所能涵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既包含着丰富多样的内容和形式, 又与特定的生态环境相依存。因此, “整体性”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应该恪守的理念与原则, 同时也是一种重要的保护方式。作为保护方式, “整体性”强调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在所处的文化生态环境中进行保护, 即全方位、立体化、多层次的保护, 而不是孤立的项目保护, 也就是说是一种要顾及到各种因素的综合保护。只有坚持这一重要的保护原则与方式, 才能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科学保护。
一、文化生态视野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文化与生物类同, 都具有物种的多样性和其生态性。“‘生态’一词, 源于希腊文OIKOS, 意思为家或者环境。一般指生物的生存状态 (包括生理特性和生活习性) , 以及它们之间和它与环境之间关系。1866年, 德国博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 (Ernst Haeckel) 在其所著《普通生物形态学》 (General Morphologie der Organismen) 中首次提出‘生态学’的术语”, 他认为, 所谓“生态”“是一种关系的描述, 就是自然、有机生命体与周围世界的关系, 因此, ‘生态学’被定义为研究有机体及与其周围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1]2
进入20世纪后, 生态学突飞猛进地发展起来, 很快便成为一门内涵丰富的综合学科, 并对人文社会科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55年, 美国新进化论学派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图尔德 (Julian H Steward, 1901-1972) 在其代表作《文化变迁论:多线进化方法论》 (Theory of Culture Change:The Methodology of Multilinear Evolution) 中首次提出‘文化生态学’ (Cultural Ecology) 概念, 指出文化与生物一样, 具有生态性。”[1]2把生态学运用到文化研究之中, 从而拓展了研究视野。
1962年, 美国女作家瑞秋·卡森 (R.L.Carson, 1907——1964) 的《寂静的春天》一书问世, 作者以生动的笔触描绘了饱受工业技术摧残的生物界、自然界, 从根本上改变人与自然对立的态度, 并将哲学思考、伦理评判和审美观引入生态学视野, 把生态学延伸到了社会生活、人类行为的各个方面。在生态学不断扩展的轨迹中, “所谓‘生态学’, 似乎已经不再仅仅是一门专业化的学问, 它已经衍化为一种观点, 一种统揽了自然、社会、生命、环境、物质、文化的基本观念, 一种革新了的、尚且有待进一步完善的世界观。”[2]
作为一种崭新的世界观, 生态学追求的是生态平衡。自然生态系统是由多种成分构成的, 是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在特定空间的组合, 除了地球能量的主要来源阳光以外, 还包括空气、水和土壤等非生物成分以及植物、动物和各种微生物等生物成分, 也包括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等, 这些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 彼此之间进行着连续的能量和物质交换, 共同维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自然生态平衡所体现出的多样性和有序性, 也是文化生态平衡所具有的重要特性。
文化生态系统不仅包含自然环境和技术、经济因素, 而是由自然环境、经济环境、政治环境、社会组织环境等多个层面构成, 形成了自然、经济、政治、社会、人、环境等诸多因素构成的复合结构。“文化生态平衡是指文化的多样性与丰富性, 以及文化与环境间、文化与文化间、文化内部诸因素间保持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的稳定与有序状态。”[3]
众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与自然环境或自然资源有着紧密的联系, 一旦其依存的自然环境遭到破坏、自然资源匮乏难觅, 就会直接影响项目的生存与发展。如我国四大名砚之一的歙砚, 又名龙尾砚, 其原料出自江西婺源的龙尾山, 若没有本地特产的原材料, 任何高手也难以制作出质真物实的徽州歙砚。景德镇手工制瓷技艺, 其发展延续是与当地优质高岭土资源有着密切联系的。2009年10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 (简称黎锦技艺) , 就充分体现了因地制宜、师法自然这一原则。黎锦的主要原料是本地出产的棉花和麻类植物, 其染料主要采用山区野生或种植的植物, 通过从植物的花、果、叶、茎、树皮中提取原料来配置染料。所以, 黎锦技艺的传承与发展也离不开对当地生态环境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人类适应自然、师法自然的产物, 深深地打上了不同的自然环境的烙印, 而这些文化遗产的独特性正是源于这些遗产的地域和生态环境特色。因此,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濒危性、稀缺性、独特性、地域性和民族性等特点, 也是任何其他文化资源所不能相比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植根于民间的“生态文化”, 它不仅与特定地区的自然环境相依存, 而且与人文环境也有着密切的联系, 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文化本来就是人群的生活方式, 在什么环境里得到的生活, 就会形成什么方式, 决定了这人群的文化性质。”[4]如入选中国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刘三姐歌谣”, 它是流传于广西壮乡的民间山歌、歌谣的总称。刘三姐歌谣是被称为“歌仙”、“歌圣”的刘三姐和无数壮族民间歌手长期在壮族民间传歌培育形成的成熟的壮族民间音乐主要形式之一。宜州市是刘三姐歌谣最有代表性的地区, 被认同为刘三姐的故乡。唱山歌曾是这个地区百姓的主要娱乐方式和社交方式, 他们“以歌代话、借歌传情”, 几乎村村寨寨都有歌本、歌谱。唱山歌的风气, 在这里十分盛行, 这里有“女人不会唱歌难出嫁, 男人不会唱歌难娶媳”的说法。笔者曾于2005年和2008年两次去宜州市考察, 亲身体验到了这里壮族山歌的魅力。接待我们的该市领导和文化干部个个是歌手, 他们用歌声迎接我们, 伴着歌声敬酒待客, 那嘹亮的歌声和有趣的歌词至今仍萦绕在耳旁。在宜州市刘三姐乡的刘三姐书院, 我们有幸一睹当地壮族歌王的风采, 两对歌王对唱山歌, 一问一答, 斗智斗勇, 机智风趣, 令人捧怀。我们现场提问, 故意出些难题, 但均难不倒歌王, 他们总能随机编出四句歌从容应答, 歌词幽默贴切、充满诗意, 曲调高亢悠扬, 回味无穷。傍晚, 我们来到宜州市的广场, 广场的墙壁上均是表现当年刘三姐生活和传歌风采的浮雕, 到广场上来休闲娱乐的当地民众自动聚成多个群体, 围在那里对唱山歌。唱山歌的形式都是两人一组, 两组人对歌, 在同一音调下, 歌词都是即兴编出, 男子唱完女子对, 一来一去难止息。我曾询问过几位当地民众, 他们说唱山歌是他们的一种娱乐方式, 每天都要来这里对歌。这说明当地有着唱山歌的民风习俗, 尽管那令人神往的漫山遍野的歌声如今难以听到了, 尽管唱山歌的多是中老年人, 但唱山歌的文化环境和文化传统在这里依然保留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刘三姐歌谣”只有在这样的文化生态环境中才能得以更好的保护与传承, 这一项目必须坚持整体性保护方式, 倘若把它抽离出来, 就像让鱼离开水一样, 是无法生存的。2004年8月, 宜州市的刘三姐乡正式挂牌启动了“下枧河流域刘三姐歌谣文化生态保护区”项目, 有效地促进了这一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由此可见,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自然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下产生和发展的,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能脱离其赖以生存的文化生态环境。
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 我国的文化生态环境由于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 受到异质文化中腐朽文化因素的侵蚀, 受到外部因素对文化自身发展规律的干扰, 以及对传统文化资源、文化形式的损害等, 出现了严重的失衡状态。一些单纯追求精神刺激和感官愉悦、格调低下的文化样式, 一些纯商业方式运作、追求经济效益为主的文化物种处于“疯长”状态, 而一些民族的、优秀的文化资源却遭到破坏, 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而处于濒危状态。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 有客观因素, 也有人为的损毁, 更有人们文化生态保护意识的长期缺失, 以及对传统文化资源价值的无知和轻视。
保持文化的多样性是加强文化生态建设、防止文化生态失衡的重要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多样性的集大成者, 是自古传承至今的一种活态文化, 它来自少数民族、原始部族、乡土文化、民间文化……, 是依赖一定生态环境和特定人群而存在与发展的“生态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民族引以自豪的精神财富, 是各民族文化物种的基因库, 从中人们可以探究到不同民族的演变历程, 及不同民族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思维模式、精神信仰、审美取向、风俗习惯等, 是任何民族都应该百般珍视的精神家园。我们坚持整体性保护方式, 就是主张在特定的人文社会环境中, 在特定群体的日常生活中, 有效地保护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充分体现出其价值并较好地实现其功能。同时要以区域文化体系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视角, 注重文化遗产项目与区域内其他文化事项的密切关联、互相依存的关系, 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保护置于区域社会发展整体规划中, 充分考察其与人文生态、社会制度等诸多因素的联系, 使其在与各种因素的和谐共存中获得最佳的生存与发展状态。
文化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可持续发展的自然基础。我们应该看到, 文化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是相对的。由于文化生态系统总要受到各种人为因素的影响, 若在有益因素的影响下, 能使其达到更合理的状态, 建立起新的平衡, 或使原有的生态系统保持较为和谐稳定。但倘若异质文化的侵染严重, 人们对本民族无形文化资源轻视甚至损害, 以及不当的经济开发和建设使文化遗产受到破坏, 均能造成一个地区文化生态系统的严重失衡。所以, 人们对本民族文化的态度、行为, 对文化生态环境的保护至关重要。要建设好、维护好本地区文化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 就要在全球化进程中站稳立场, 坚定不移地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 保持本地区文化的民族性、多样性。
二、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的实践
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整体性保护的实践始于博物馆学界关于“生态博物馆”理念的引入。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 法国等国家兴起了“生态博物馆”运动, 将历史、文化、自然博物馆的静态保护理念推广到某个著名社区或古村落, 实施整体动静结合的保护。1971年, 法国博物馆学家乔治·亨利·里维埃 (Georges Henri Rivière) 和于格·戴瓦兰 (Hugues de Varine) 提出了生态博物馆的概念:“‘生态博物馆是由公共权力机构和当地居民共同设想、共同修建、共同经营和管理的工具。公共机构的参与是通过有关专家、设施及设施机构所提供资源来实现的;当地人民的参与靠的是他们的志向、知识和个人途径。’法国政府在1981年颁布的有关文件, 对‘生态博物馆’作了官方定义:‘生态博物馆是一个文化机构, 这个机构以一种永久的方式, 在一块特定的土地上, 伴随着人们的参与、保证研究、保护和陈列的功能, 强调自然和文化的整体, 以展现其代表性的某个领域及继承下来的生活方式。’”[5]显而易见, 生态博物馆的涵义与传统博物馆截然不同, 传统博物馆是有固定的博物馆建筑和场所, 将收集到的文化遗产在馆内保存和展出, 供观众参观、欣赏和研究, 于是, 这些文化遗产远离了它们产生的地域、环境和所有者。而生态博物馆采取的是就地保存和保护的方式, 使文化遗产能够在其所属的社区和环境中保存与保护, 在融入当地民众的日常生产和生活中鲜活地传承与发展。由于生态博物馆的理念顺应了当代要求文化遗产权和文化遗产的诠释权应回归原地区和原住民的呼声, 符合文化遗产 (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与传承的客观规律, 因而生态博物馆的理念一问世, 便迅速被欧洲、拉丁美洲和北美洲等众多地区和国家所传播和认同, 并逐渐成为一种整体性保护文化遗产的有效方式。
20世纪80年代, 我国学术界开始关注生态博物馆理论。1986年, 中国博物馆学会常务理事苏东海研究员首次在他主编的《中国博物馆》杂志上介绍了生态博物馆。90年代中期, 苏东海在挪威博物馆学杂志上发表了《中国对生态博物馆和新博物馆学的认识和评价》, 成为我国首篇对生态博物馆作深入研究的学术论文。与此同时, “在他的倡导下, 贵州省开始建设生态博物馆, 这个工程得到了挪威政府的援助, 被纳入《1995至1996年挪中文化交流项目》中。贵州生态博物馆建设选择了四个地点:梭嘎 (苗族) 、镇山 (布依族) 、隆里 (汉族) 和堂安 (侗族) 。贵州生态博物馆建设的指导思想, 集中体现于由挪威专家和中国专家共同制定的《六枝原则》之中, 其内容如下:第一, 村民是其文化的主人, 有权认同与解释其文化。第二, 文化的含义与价值必须与人联系起来, 并应予以加强。第三, 生态博物馆的核心是公众参与, 必须以民主方式管理。第四, 旅游与保护发生冲突时, 保护优先, 不应出售文物但鼓励以传统工艺制造纪念品出售。第五, 避免短期经济行为损害长期利益。第六, 对文化遗产进行整体保护, 其中传统技术和物质文化资料是核心。第七, 观众有义务以尊重的态度遵守一定的行为准则。第八, 促进社区经济发展, 改善居民生活。”[6]
在实践层面上, 1997年10月31日, 贵州省人民政府和挪威王国正式签订《挪威开发合作署与中国博物馆学会关于中国贵州梭嘎生态博物馆的协议》。1998年10月, 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六枝梭嘎生态博物馆正式落成, 苗族生态博物馆开馆。该博物馆的范围包括梭嘎乡12个村寨, 在陇嘎村建有资料中心, 展示了当地的生活、生产习俗和民间艺术。生态博物馆的管理, 主要以当地社区为主, 管理委员会由区级文化及文物主管部门的代表、12个苗寨的公认代表和具有相应资格的管理人员、财会人员组成。另外, 还设有科学咨询小组, 由相应的专家组成。随后, 贵州省相继建立了贵阳花溪镇山布依族生态博物馆、锦屏县隆里古城生态博物馆、黎平县堂安侗族生态博物馆等, 并形成了生态博物馆群, 为生态博物馆建设提供了可操作性的有益经验。
从1998年开始, 云南省也确定了“以人文生态环境保护为重点的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区工作, 选择腾冲县和顺乡、景洪市基诺乡的巴卡小寨、石林县北大村乡的月湖村、罗平县多依河乡的腊者村、邱北县的仙人洞村等具有代表性的少数民族聚居的自然村寨作为文化生态村。从2000年9月1日起开始施行的《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中明确规定:‘选择有代表性的少数民族聚居自然村寨, 设立云南省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区。’并规定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区必须符合下列条件:‘能够集中反映原生态少数民族文化的;民居建筑民族特点突出并有一定规模的;民族生产生活习俗较有特色的。’该《条例》的实施, 不仅对民族生态村建设具有指导和规约的作用, 而且标志着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区工作已纳入到了省政府的文化事业发展规划之中了。为探索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进行‘活态保护’的有效途径, 云南省还在怒江、大理、丽江、迪庆4州市开展大规模调研后, 提出了以社区为单位建立民族文化生态保护村 (区) 的构想, 并在滇西北地区规划、实施了60个保护村 (区) 的建设, 带动了各州市、县制定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规划并付诸实施。云南省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相继建立, 一些民族地区正开始向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州、县的目标迈进, 确保了民族文化多样性可持续保护与发展。”[6]
2003年12月, 广西在其西北部河池市南丹县的白裤瑶族聚居地兴建中国首座瑶族生态博物馆, 对白裤瑶自然村寨的原状进行保护, 并同时展示瑶族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这是广西第一家少数民族生态博物馆, 2004年11月26日正式建成开馆。该馆坐落在南丹县里湖乡怀里村, 其保护范围覆盖了怀里村的蛮降、化桥、化图三个自然屯, 涉及100多户、500多白裤瑶群众。一条百年古道将相邻的三个村寨相互联结, 山野景致四季如画。白裤瑶 (1) 的聚居地, 位于崇山峻岭之中, 至今该地区的自然环境、社会结构、经济状况和精神生活仍保存在一种较完整的文化生态中, 曾有历史学家称这里为“人类文明的活化石”。南丹县里湖瑶族乡白裤瑶生态博物馆建成并对外开放, 是中国加强保护少数民族文化工作的一项成果。它为白裤瑶民族文化的原生态保护、记载、展示等创造了有利条件, 也为白裤瑶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提供了很好的契机。这座生态博物馆的建立和完善, 会使更多的人来这里参观和考察, 在弘扬民族文化的同时, 促进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逐步提高当地白裤瑶族人的生活水平。当地居民利用生态博物馆这一手段来保护自己的遗产, 并利用这些遗产来创造未来。
生态博物馆作为一种新理念、新模式, 突出了保护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生性。此后, “广西率先在全国开始探索民族文化‘联合体’保护模式, 启动‘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建设1+10工程”, 即由广西民族博物馆带动辐射, 在全区各地新建10个专业生态博物馆。广西生态博物馆群遵照‘文化原地保护’的理念, 通过‘政府主导、专家指导、居民参与’的方式, 把10个民族生态博物馆和广西民族博物馆结成一个‘联合体’, 共同承担起政府实施民族传统文化和其他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传承与展示任务。这种科学家和村民紧密结合的形式被著名博物馆学者苏东海教授称为‘中国生态博物馆的第二代模式’。广西的十个民族生态博物馆到目前为止全部建成开馆, 它们分别是:南丹里湖白裤瑶生态博物馆、三江侗族生态博物馆、靖西旧州壮族生态博物馆、贺州客家生态博物馆、那坡黑衣壮生态博物馆、灵川长岗岭商道古村生态博物馆、东兴京族生态博物馆、融水安太苗族生态博物馆、龙胜龙脊壮族生态博物馆、金秀坳瑶民族生态博物馆。这十个博物馆构成了广西的生态博物馆群, 分别用以保存广西的瑶族、侗族、壮族、汉族、京族和苗族文化。”[7]
以上几个地区建设生态博物馆及民族文化生态保护村 (区) 的实践启迪人们深深感到:为了使民间原生态文化存活下来, 就应该重视与其紧密相依的文化环境的保护。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文化, 每个民族文化又有与众不同的特色。建立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 (村) , 既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设立最安全的屏障, 又能将民族文化遗产原状地保存在其所属的环境之中, 使之成为“活文化”。事实证明, 划定文化生态区 (村) , 对文化遗产实施整体性保护, 是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立体生存的有效方式。如此实践也为建设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提供了有益的实践经验。
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区域性整体保护的探索和实践, 2006年9月在《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 在“十一五” (2006-2010年) 期间“确定10个国家级民族民间文化生态保护区”。“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是指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 对历史积淀丰厚、存续状态良好, 具有重要价值和鲜明特色的文化形态进行整体性保护, 并经文化部批准设立的的特定区域。”[8]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种创新机制。2007年6月9日, 文化部正式批准设立“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这是我国第一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实验区包括福建的泉州、漳州、厦门三地, 这里是台湾同胞的主要祖籍地, 也是闽南文化的发祥地和保存地。到2020年左右, 将基本形成较为完善的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保护体系。至2014年底, 文化部已相继设立了18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这些实验区都在根据当地的特点和具体情况, 积极探索建设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方式方法, 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 走出了适合本地情况的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路子。由于目前仍处实验性阶段, 因此各保护区暂定为“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待日后条件成熟后, 经过专家考察、论证, 再正式命名为“文化生态保护区”。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的理念与方式
伴随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深入发展, “整体性”作为一项保护原则与方式已经被社会广泛认同和接受, 但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实现整体性保护仍存在着诸多的困惑和理解上的误区, 需要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去分析和辨析。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 有人认为实现整体性保护是一种美好的空想, 因为,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农耕社会的产物, 如今这些遗产所依赖的文化生态环境, 即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各种历史条件, 也包括人的思想理念、价值观念及人的需求等, 都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 那么, 在当下文化生态环境中又怎能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整体性保护呢?这就涉及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生态保护的再认识问题。从整体来看, 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历史上人民群众创造的结果, 还是与时俱进不断传承发展的产物。除了少部分由于社会的变迁、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等原因而消失外, 绝大部分则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传承延续至今, 并在当下呈现出生机与活力。如此看来, 非物质文化遗产兼有“历史”与“当下”的二重性。活在当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与当下文化生态环境相适应的结果, 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也是一种当下的文化行为。因此,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可能完全回复到“历史的原貌”或“历史的生态”中去。我们经常提到的所谓“原生态”, 也不是文化在历史上的原来生存状态, 在很大程度上是指尚未经过太多人为的改变 (或曰“现代化”污染) , 还保留着较多自发性、乡土性和民间性的原始状态, 这一特性的保持是与其所处的自然地理条件及生态环境密切相关的。但随着历史的演进, 非物质文化在传承中发展, 而其所依存的生态环境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我们所说的“文化生态环境”是指当下的, 而不是历史上几百年前的。我们首先应正视文化生态环境所发生的各种变化, 同时应通过我们的努力使文化生态环境得到科学的改善和优化, 使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内的文化整体, 得以延续和发展。所以, 我们所说的整体性保护, 是从当下的实际出发, 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更好地活在当代, 融入当代民众的生产生活。“在尊重历史和传统的前提下, 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生态保护的当下性, 便是文化保护的特质”[9]。
在建设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实践中, 要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整体性保护, 还要立足于传统村落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以村落为主体构成的文化群落, 既是文化多样性的发源地, 又是各种民间文化的载体。传统村落具有地域分散、环境相对独立而封闭的特点, 尤其是少数民族, 大多居住在远离城镇的山乡, 他们保留着更多的传统生活习俗和生产方式。“一个典型的村寨, 往往具有该民族在文化、社会组织、经济等方面的典型特质。”[10]在完整而典型的传统村落里, 集中了许多原生态的文化事象:传统民居、宗祠寺庙、生态环境、手工技艺、耕作方式、生活习惯、婚丧习俗、宗教信仰、风俗礼仪、村规民约、体育娱乐等, 积淀着深厚的中华文化传统, 能从中探寻到民族的历史文化基因。譬如:位于浙江省中西部的兰溪市境内的诸葛村, 700多年前, 诸葛亮的子孙迁居到这里, 至今居住着诸葛亮后裔第47代到55代共4000多人, 是诸葛亮后裔最大的聚居地。整个村落以钟池为核心, 八条小巷向外辐射, 形成内八卦。更为神奇的是村外八座小山环抱整个村落, 形成天然的外八卦。对此有人说, 诸葛村是诸葛后裔对宋、元以来太极八卦图的精心演绎。诸葛村的建筑令人惊叹, 村内现保存完整的明清古建筑有200多处, 其“青砖灰瓦马头墙、肥梁胖柱小闺房”的建筑风格, 成为中国江南古民居的典范。每年农历四月十四 (诸葛亮的生辰) 和八月二十八 (诸葛亮的忌辰) , 村里都要举行祭祀, 缅怀先祖、重温祖训。诸葛亮《诫子书》留下的“淡泊明志, 宁静致远”古训, 早已成为村民为人处世、修养自身的座右铭, 这使他们保有内心的宁静平和, 拥有一份弥足珍贵的淡然与洒脱。这里有传统文化的守护者和传承者, 如诸葛亮第50代孙诸葛议是兰溪中学退休教师, 每年假期都召集村里的孩子在大公堂温习《诫子书》;为了维护、修缮村中的古建筑, 诸葛亮第52代孙诸葛延新从未离开过家乡, 从16岁开始学习古建筑修复技艺, 如今已成为村里最好的巧木匠;诸葛亮第51代孙诸葛文仓潜心传承祖先留下的孔明锁制作技艺, 已研究出了64种不同的榫铆结构及几十个新品种, 使孔明锁这一能够开发心智、灵活手指的古老玩具受到当代人的喜爱。他还有一个最得意的作品, 即:用118根木条创造出的世博会“中国馆”模型。在诸葛村有着良好的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的生态环境, 诸葛村人在宁静祥和中守护着精神家园并创造着美好的未来。可见,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要落到实处, 就要立足于最基层的村落、社区, 所有保护项目都应该植根于它们所依存的地方背景和具体环境。
就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方式而言, 首先应该保护每个“非遗”项目自身的完整性, 这是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的基础。任何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 都是由多种技艺、技能共同构成的, 只保护其中部分技艺, 是不能将其完整地传承下来的, 必须对其全部程序与技能实施全方位的保护。如皮影戏, 我们能看到的是具体的舞台表演, 其背后还有与之密切相关的多个组成部分, 就皮影道具制作而言, 就有影人的设计、雕刻、着色, 这些工艺的上游还有制皮技术。此外要实现对皮影艺术的整体性保护, 还涉及到演出剧本、音乐伴奏、演员表演以及与观众的现场互动等多个要素, 忽视了哪个要素都会直接影响皮影艺术保护与传承的完整性, 因此, 对皮影艺术进行整体性保护就意味着对上述所有工序和要素的全面保护。
其次, 我国民间许多习俗都与特定的文化生态环境紧密相依,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就要保护与其相依的生态环境。譬如, 要保护民间故事, 使之流传下去, 只是整理故事、录音、录像是不够的, 必须重视保护民间故事流传地区的传承环境, 坚持活态保护, 才能使之继续活在民间。有人试图把民间故事家“推向世界、推向市场”。这样做就割断了民间故事以及故事家同生活、同民众的联系, 丧失了原有的价值。倘若把民间故事家请进茶社、演艺厅去表演, 使他们成为脱离生活的演员, 重建一种市场价值观, 那么, 原来的民间故事就变质了, 原来的民间故事家也就不存在了。
当然, 整体性保护原则并不是对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都适用, 有的项目早已淡出了人们生产生活的范围, 当代也没有必要强行恢复, 如川江号子是川江船工们为统一动作和节奏, 由号工领唱, 众船工帮腔、合唱的一种民间歌唱形式。它是作为原始航运文化的伴生文化而产生的, 其发展、延续与原始航运文化关系十分密切, 随着现代航运文化的发展和长江沿岸环境的变迁, 船工已经失去了原始航运时代的作用, 已经没有了纤夫。如果通过恢复船工拉纤而延续川江号子, 那显然就是一种表演, 不是当代真实的生活。
再次, 坚持整体性原则是为了保护完整意义上的中华传统文化, 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祖先留下的宝贵财富, 虽然在具体形式、内涵、功能上有所不同, 但它们都是中华民族精神情感的衍生物, 是同源共生、休戚与共的文化整体, 二者往往是紧密结合不可分割的, 如故宫是规模宏大壮丽的古代建筑群, 属于物质文化遗产, 但故宫的营造技艺则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 如果其营造技艺不能很好地传承下去, 今后若需修复故宫建筑时, 就难以做到修旧如旧, 恢复其本来面貌。所以, 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和质文化遗产貌产的多样性, 才能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应当同时加以有效的保护, 才能继承完整的中华传统文化。
要从上述层面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 重要的是应该激发广大民众保护、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情, 发挥其积极的能动作用, 并协调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环境、人三者的关系, 既实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 又为人民群众创作出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 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成果真正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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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文化旅游产品整体开发研究 篇8
1 旅游产品的组合涵义与茶文化旅游产品组合
1.1 旅游产品组合的涵义
目前对于旅游产品的组合具有很多种诠释, 但是不同的诠释都包含了旅游产品的综合性和整体两个主要特点。一般认为旅游组合是一个旅游企业根据事先制定好的主题, 按照一定的旅游路线制定旅游策略, 每个旅游路线所包含的不同旅游产品组合在一起。其具体的表现形式为出行、游览、住宿、购物、饮食、娱乐等一些活动, 这些形式的旅游规划可以将不同形式、不同档次、不同特点的旅游产品按照一定的主题进行优化的组合, 以满足游客的需求, 使旅游资源发挥的作用最大化, 使其在满足游客需求的同时, 实现旅游业的经济利益。
1.2 茶文化旅游产品组合
茶文化旅游产品组合以茶和茶文化为主题, 将组成茶文化的各个要素组合在一起, 利用茶文化旅游产品的审美价值、历史文化价值和保健的价值, 创作出茶叶为主的产品价值。通过这些茶文化的价值来吸引游客进行观赏、品评, 通过实际的参观和鉴赏, 体会到茶文化的魅力, 使游客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知识体验和对于茶文化的感悟。茶文化的旅游产品本身具有极强的娱乐性和休闲性, 在茶文化旅游产品的组合中要体现游客在名茶产地的游览过程的参与性、文化性、休闲性的特点。充分把握这个以茶为主的产品的特点, 有效地在茶文化产品的横向和纵向组合上实现茶文化旅游产品的优化组合。茶产品的横向组合, 也称为茶产品的广度组合。这个横向组合包括;茶景观、茶艺术、茶文化等部分, 这些都是茶文化产品的分支组合, 这个横向组合还要包括每个部分的食、住、游玩、采购等活动。茶产品的纵向组合也称为茶产品的深度组合, 指以茶文化为主题的各个旅游项目, 这些旅游项目包括与茶文化有关的名山大川、茶楼、茶产地等项目, 同时也包括这些项目中的一些茶文化产品, 包括茶道、茶文化风俗、茶礼仪及茶有关的历史等文化活动。茶文化组合十分复杂, 在进行茶文化旅游项目的开发时, 必须要详细了解茶文化包含的各个因素, 根据旅游的需求和当地的实际情况, 将茶文化旅游产品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组合, 以突出茶文化的旅游主题。在以茶文化为主题的旅游项目规划时需要考虑到不同游客对旅游项目的价格、旅游时间、旅游的层次的需求。在组合中展现出茶文化的、自然、幽静、淡雅的文化内涵, 在进行旅游活动时感受到茶文化的魅力。
2 茶文化旅游发展的概况及存在的问题
2.1 茶文化旅游的发展概况
2.1.1 茶文化的形成及演变
我国是产茶的大国也是茶文化的发源地, 我国的产茶的区域十分广阔, 几乎分布在长江以南的大部分丘陵地区。根据产茶周边的环境情况, 茶产地的产茶历史和文化工艺等情况可以将茶区划分为三个区域, 即一级茶区、二级茶区、三级茶区。这些茶区各具特色, 在漫长的发展历史中形成了各自特色的茶品种, 并以不同品种的茶为核心形成了不同区域的茶文化。
2.1.2 茶文化旅游发展概况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人民对于生活质量的要求也在不断提升。使得茶文化在广大的民众中兴起, 饮茶和品茶之风日益盛行。目前很多的旅游企业看重了茶文化在民众中影响力逐渐提升的情况, 在积极进行茶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
随着经济技术的不断改进, 我国的茶产业也在不断的发展, 一些以名茶为核心的产茶基地形成了一批茶文化旅游产品, 各个产茶的地区正在积极的打造以茶文化为主的城市形象, 并且逐渐重视茶产业在推动城市发展的作用, 很多地区已经形成了以茶文化为核心的产业优化组合, 有效的促进了地区经济的发展。
2.2 茶文化旅游存在的问题
目前, 我国相继在一些地区开展了以茶文化为主题的旅游项目, 并且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就, 一些地区凭借着茶产地的优势, 形成了一个系统的产业链, 有效的带动了当地的经济。但是这些以茶产品旅游为主打的地区, 尽管具有优美的茶园景观和悠久的饮茶习俗, 并没有很好的发挥这些旅游的优势项目, 其发展存在着一些问题。
2.2.1 产品文化含量不够, 特色不鲜明
茶文化旅游产品的核心是茶文化, 很多地区发展的重心应该放在该地区名茶产品的开放上, 围绕茶叶的特点, 开发旅游、观光、体验等项目。将茶产品与当地的民俗文化联系在一起, 使其在内容和形式上体现茶文化古朴、厚重、清新、自然的特点。目前很多地区在这些方面做的不到位, 在内容和形式上产品文化的含量不够, 产品的特色不够鲜明, 缺乏吸引游客的特色。
2.2.2 各地的旅游产业缺乏必要的旅游活动做支撑
由于我国以茶产品为主题的旅游业发展的比较晚, 缺乏必要的实践经验来借鉴, 很多地区的茶文化旅游产品整体开发研究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十分的单一, 大部分地区以地区观光、茶园体验、茶产品的讲解等一些传统的旅游项目为主, 缺乏内容的创新, 旅游内容比较单一、死板, 并不能吸引游客的兴趣。
2.3 产品的组合度低
我国目前的产茶地区组织旅游的经验不足, 只注重以茶文化产品为主的旅游项目的推荐, 产品的组合度极低。各个产茶地区都具有地方特色的民众风情和特色小吃, 旅游企业为更多的吸引游客, 需要将这些具有地方特色的旅游项目与茶产品组合在一起, 以提高该地区对于游客的吸引力。
3 茶文化旅游产品整体开发研究措施
3.1 基本构想
3.1.1 打造以茶文化为主题的文化娱乐活动
为了更好地突出茶文化的特点和地方的特色, 在了解游客的需求的基础上, 与一些具有特色旅游项目结合在一起, 打造一批与茶文化为主题的大型特色的民俗活动, 如, 采茶节、茶叶博览会、茶舞表演等内容及其丰富的活动与节日, 让游客在活动中充分的感受茶文化特色, 将各种与茶文化有关的活动结合在一起, 形成具有特色的文化产业。
3.1.2 积极培育文化含量高的旅游业态
茶文化产品主要指在品茶和赏茶过程中所衍生出的一些具有消费意义的产品, 为了对茶文化旅游茶品进行有效的开发, 需要积极培育茶文化含量高的旅游业态, 如, 茶道讲解大会、茶叶交易的大会、品茶大会等一些以茶文化为主题的活动。此外还可以安排一些地方特色的与茶相关的舞蹈, 如, 《采茶舞》、《茶之魂》《品茶歌》等一些与茶相关的歌曲和舞蹈, 提升产茶区的吸引力。
3.1.3 将茶文化旅游资源与其他旅游资源结合在一起
很多的采茶区除了具有历史悠久的茶文化外, 还具有很多地方特色的旅游资源, 为了提升该区域对旅游者的吸引力, 要对这些特色的旅游资源进行有效的开发, 将各点连接在一起, 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将茶文化旅游资源与特色的旅游资源结合在一起, 强化旅游的清新感, 提高旅游者的体验度。
3.1.4 完成区域规划建设
为了更好提高该地区的旅游魅力, 除了重视对于该地区的特色资源进行有效的开发外, 还要注意加强对于该地区的旅游基础设施建设, 如建设一定规模的酒店、园林、娱乐园等设施, 并且对这些区域进行合理的规划, 营造良好的旅游和生态环境。
3.2 组合模式
3.2.1 横向组合
茶文化产品的横向组合模式是按照游客从出发地到目标的旅游区等往返的过程中安排的一些活动的组合, 这些组合包括与茶产品为主题的饮食、住宿、出行、游览、娱乐等一些列以此主线开展的组合产品, 这个产品以茶园风光、茶文艺活动为核心, 以体现此旅游活动中的茶文化主题。
3.2.2 纵向组合
茶文化茶品的纵向组合模式是指在该旅游区域开展以茶为主题的旅游活动。这些活动包括大型节庆和特色的民族活动、茶园林风光、茶文艺等一系列活动, 这些纵向的组合要根据游客的心理特点按照一定的顺序做出合理的安排和组合。一般游客刚到该旅游区会感受一些身体上的疲惫, 首先安排茶艺表演专场, 使游客既能放松身心又能体会当地的茶文化。
结语
目前, 我国的茶文化产品具有极大的优势, 促进了目标地区旅游产业的发展。当地旅游区没有很好的利用该区域的旅游资源, 实现各个资源的优化和组合。旅游企业要根据市场的需求, 深刻的理解到旅游产品组合的涵义, 合理的利用及整合旅游资源, 促进该地区旅游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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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钟晓鹏, 王晶亮.安徽茶文化旅游产品开发探析[J].科教文汇 (下旬刊) , 2011 (6) :204-205.
[4]程晓丽, 胡文海.皖南国际旅游文化示范区文化旅游资源整合开发模式[J].地理研究, 2012 (1) :169-177.
文化整体 篇9
一、商业会展中整体文化风格设计的必要性
整体文化风格倡导商业会展展厅与推广的产品要做到一一对应, 体现出高度统一的产品文化, 使得消费者可以通过展厅的格调去判断和识别产品的特点, 由此对于产品产生兴趣, 进而使得有效的客户资源都慢慢汇集到该商业会展展厅中去。另外从环境与消费之间关系的角度来看, 商业会展如果处于整体文化格调中, 消费者会因为受到这种外在文化格调环境的影响, 而做出消费抉择, 此时整体文化风格扮演的是产品附加品的角色。还有从企业文化建设和推广的角度来看, 整体文化风格往往会将企业的LOGO, 企业的文化精神, 企业的发展理念等融入进去, 此时展厅体现的就是整个企业的形象, 其在实现企业良好外在信誉塑造方面的作用, 也是不容小觑的。
二、商业会展中整体文化风格设计的实现路径
随着越来越多企业对于展厅设计提出更高的要求, 商业会展中整体文化风格设计工作需求就变得越来越多。商业会展中整体文化风格的优化设计, 既然可以起到怎么多的积极效能, 就需要我们采取有效措施去保证整体文化风格设计行为是朝着合理有效方向发展的。对此, 其实现路径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 合理运用公司标志
商业会展整体文化风格设计要想达到特定的视觉效果, 并且可以由此达到企业形象宣传和文化格局塑造的目的, 就需要巧妙使用公司标志。在公司LOGO运用的时候需要遵循以下原则:其一, 标志在展现整体文化格调的时候, 是有层次的, 是有重点的, 其有目的性的, 是以营造良好的视觉气氛, 使得客户能够准确识别为落脚点的;其二, 标志设计运用行为应该灵活多变, 可以将其放置在整体布局的核心位置, 也可以适当的在产品展台上融入辅助, 由此形成整体性的LOGO形象风格。我们可以援引小米公司展厅的标志运用案例来分析, 下图是小米企业在某次展会上使用的手机展示柜, 其完美的实现了功能性和文化性的融合, 由此体现出柜台与整个展厅布局之间的协调性。
2. 展现色彩艺术语言
色彩作为艺术语言表达的重要载体, 其具备的感染力是很强的, 因此在商业会展整体文化风格优化设计过程中, 适当运用企业色彩, 可以对于人们的心理和情感产生影响。对于企业而言, 在长期经营和宣传过程中, 也会将对应的色彩界定为企业的色彩, 而这些势必会在实际展厅上体现出来。在确定色彩的时候, 也需要注意:其一, 色彩必须是企业的色彩, 与企业的经营理念和企业文化内涵存在关联;其二, 在使用标准色, 辅助色和协调色的时候, 需要严格依照色彩使用标准和规范, 保证展厅的色彩选择, 是符合企业色彩宣传和推广目标的, 避免出现临时胡乱设计行为。同样我们选取小米企业展厅的实际图片来分析, 无论是墙面色彩, 还是地板色彩, 乃至是LOGO设计都选择了橙黄色和白色, 这样经典的搭配是小米产品文化的重要代表, 由此营造出来的视觉效果, 很容易起到加深客户印象, 实现整体文化格调的作用。
3. 特色形象墙的设立
特色形象墙的设立, 也是整体文化风格营造的重要环节, 其在商业会展中的体现也是比较明显的。对于企业而言, 在会展中设立特色形象墙, 可以使得人感受到企业的文化, 觉得企业是可以信任的, 一旦这样的感觉形成, 就为进一步的开展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和前提。特色形象墙在设计的时候需要注意以下内容:其一, 呈现内容方面, 除了企业名称之外, 还可以把企业的经营理念, 企业的LOGO纳入其中。比如对于某出版社而言, 可以将自己秉承学术, 精于传播的经营理念纳入到形象墙上去;其二, 呈现方式方面, 可以选择以多层次的方面来进行, 尽量避免以平面来呈现, 也可以利用各种灯饰, 来营造出与企业文化相协调的文化氛围, 比如对于出版社而言, 可以将墙面设计成为书籍纸张牛皮纸的样式。
4. 灯光的优化设计
灯光也是商业会展整体文化营造的重要手段, 其也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这就要求依照商品展示的要求, 实现灯光的合理调整和改善, 保证其能够起到渲染氛围, 营造特定环境的效果, 由此实现整个展厅的效果能够得以呈现。具体来讲, 其设计的切入点可以从以下角度入手:其一, 从灯饰的位置来看, 可以在天花板上进行局部设计, 也可以在产品顶部和侧面进行优化调整;其二, 从灯光方向来看, 需要考量自然光线的实际情况, 以及产品呈现的效果要求, 保证灯光能够与整个布局设计相互融合, 能够体现出企业文化精髓来;其三, 在灯光色彩选择方面, 要遵循企业色彩文化和企业产品色彩, 保证色彩搭配能够体现出企业文化和企业产品, 由此营造出相对整体的文化气氛。
三、商业会展整体文化风格设计的策略
上述仅仅是从技术实现的角度探析了商业会展整体文化风格设计的途径, 实际上为了商业会展设计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也应该高度重视整体文化风格的融入。对此需要做好如下工作:1.注重展厅设计企业服务精神的树立, 使得其意识到展厅整体文化呈现对于商家的意义, 对于自身设计服务质量提升的意义, 由此鼓励设计人员在此方面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2.在开展商业会展展厅设计的时候, 要高度重视对于商业会展企业, 企业文化, 企业产品, 企业色彩, 企业规章制度等信息的分析和掌握, 在统筹兼顾的背景下, 保证实际的设计方案能够展现出协调性, 能够体现出整体文化格调;3.注重商业会展展厅设计方案评价体系的构建, 增加整体文化风格评定模块, 从文化呈现的角度对于设计方案的有效性进行评判, 并且冷静去面对展厅企业提出的各种修改意见和建议, 以保证在设计方面能够达成共识, 在文化呈现方面能够体现出设计者的专业性;4.高度重视商业会展设计团队的构建, 开展专业的整体文化风格知识培训, 并且援引对应的案例来疏通, 以保证商业会展中整体文化风格可以得到完美的呈现;其五, 注重商业会展整体文化风格优秀设计案例的探讨, 在全面分析其设计特色的基础上, 找到商业会展中整体文化风格设计的技巧和经验, 进而将其使用到其他展厅设计中去, 由此去提升自身商业会展文化风格塑造的能力。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 商业会展中整体文化风格的设计, 不仅仅关乎到展厅企业的经济效益, 还牵涉到商业会展装设设计行业的持续发展。为了改变千人一面的设计格局, 作为商业会展的设计人员, 应该明白只有体现出特色企业文化的展厅, 才是当前企业需求的展厅, 才是客户需要的展厅, 才是今后需要进行设计的展厅。相信随着在此方面设计经验的积累, 商业会展中整体文化风格的设计素质也会因此得到提升,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
参考文献
[1]傅学强, 刘静伟.浅析商业会展设计中的整体文化格调[J].商场现代化, 2010, 15:85-86.
文化整体 篇10
文化建筑综合体(Cultural Complex)是指通过公共空间将两种或以上不同属性的文化功能(如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科技馆、歌剧院、青少年宫等)综合、集约地组织在同一城市实体中,不同功能之间充分实现相互支持和促进,形成互补与共生的关系的公共建筑,在建筑形态上表现为一座巨型建筑或一组紧凑、有联系的建筑群体。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剧,城市公共文化设施向巨型化、综合化和整体化方向发展,文化建筑综合体的整体性设计成为了重要的研究课题。
文化建筑综合体的整体性设计需要将其很好地融入城市公共空间,进行多元功能的有机整合并延续城市文脉,其内容涵盖从城市设计到建筑设计的各个领域,它要求在建筑设计过程中综合考虑建筑、交通、基础设施、开放空间和绿化体系等实体形态的影响,同时尊重所处地块的城市文脉和历史传承,使建筑与周围环境之间达到和谐、动态的相互作用。文化建筑综合体不论是集中建设还是统一规划、分期建设,都应该纳入到整体性设计的框架之下。
2 文化建筑综合体的整体性设计原则(表1)
2.1 整体融入城市公共空间
文化建筑综合体的公共空间是城市空间系统的一个分支,是城市空间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它的公共空间、半公共空间、交通空间、体型处理等都受到城市形态、场地特征的制约。
例如,位于法国巴黎中心旧城区的蓬皮杜艺术中心1),将建筑体和休闲广场纳入到巴黎城市肌理当中,在场地东侧集中建筑实体,东、南、北三面齐整的界面延续了城市传统街道空间尺度,西侧的休闲广场成为了巨大的吸纳器,将城市生活沿街道顺势引入,四面的人流自然地汇集于此,实现城市生活和城市空间的“无缝”过渡。
山东省烟台市牟平文化中心2)为呼应新城规划设计中的沁水河沿河风光带,将东侧文化休闲广场纳入到整个城市滨水休闲空间体系来设计,文化休闲广场使原有的城市滨水休闲空间得到延续,并成为该城市空间体系的重要节点,同时城市生活也被引导进来,人流由东侧广场顺地面缓缓升起的坡道引至屋面,创造出多维度的城市公共空间。
2.2 多元功能有机整合
文化建筑综合体是多种功能的集合,多元功能的有机整合即是在节约土地资源的前提下,建筑实体和外部广场尽可能的紧凑、集中。建筑实体的集中能够节省设备资源,外部广场的集中则有利于大型市民文化活动的开展。从空间形态角度出发,多元功能的有机整合可以分为水平整合与竖向整合两种方式。
山东省烟台文化中心3)的基地为东西长约400m,南北最宽150m的狭长地形,其功能包括博物馆和大剧院、群艺馆、京剧院以及青少年宫、书城三大部分六大功能。面对复杂的场地因素及功能组成要素,设计中运用了水平整合原则,将建筑实体集中于场地南侧并呈长条状布置,最大限度地空出北面用地作为市民室外活动场地,集中的北部广场成为城市大型庆典活动的场地,为建筑体提供了观赏距离,也避免了由于多种文化功能的并置而导致的场地割裂、广场散布的不良现象。
广州花都区文化中心涵盖综合会展中心、文化馆和青少年宫三大功能,是集展览、交流、培训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活动场所。设计中运用了竖向整合原则,即在竖直方向上将建筑实体与场地划分开来。文化中心的底层架空,设计成市民的室外文化活动场地,由三个圆形交通核心支撑起建筑主体,主体功能集中于建筑的三、四层,像是漂浮在空中的云朵,为底层文化广场提供了遮蔽和空间限定。
2.3 城市文脉的延续
文脉主义强调通过形体、空间、装饰及细节的处理对城市环境中的历史、自然要素进行复制和转译,以求建筑与城市在视觉、心理和环境上的传承延续。
美国明尼苏达州的沃克艺术中心新馆是一个追忆历史、延续新老城市空间、探寻城市记忆的实例。新馆设计中保留了原馆的精髓,通过透明的玻璃幕墙,将博物馆和熙熙攘攘的都市丛林连接起来,建筑物悄然融入城市生活,使新旧两馆之间的衔接更为自然,体现了新旧完美统一。
日本山口县的情报艺术中心的主要功能包含了剧场、展览空间、小电影院和市立图书馆。建筑造型摒除了大都市文化建筑的刻板印象,而呈现出波浪形的立面形象,设计中将山峦的起伏变幻作为城市的自然文脉,内部空间尺度的转换,建筑三个“山头”的大小高低变化对应着山峦的脉势,与其所在基址环境中不远处的山峦产生了极为协调的美感,同时也极好的适应了内部空间的需要。
3 文化建筑综合体的整体性设计策略(表2)
3.1 规划设计层面:空间减法——核心公共空间的营造
罗杰·特兰西克在《寻找失落空间》4)一书中说:“控制图底关系的目的在于建立不同的空间层级,理清地区内的空间结构。”空间减法是指利用图底关系法则在整体空间布局的实体中减去虚体空间,利用虚体空间组织、串接各功能空间要素,该虚体空间可以表现为下沉广场、台座广场和庭院等,这些虚体空间往往成为整个文化建筑综合体的核心公共空间,有效的集约组织了主入口广场空间。
日本神奈川县的的湘南台文化中心5),含有儿童馆、文化馆、剧场、体育馆和天文馆等多种功能,长谷川逸子将70%的功能空间埋于地下,地上部分则利用空间减法获得虚体空间——场地中部的下沉式庭院,创造性地将人流引导至场地内部,营造出室外核心公共空间,进而通过下沉庭院组织各场馆出入口,人流有序而不紊乱。
河南省信阳市博物馆、图书馆和文化艺术中心6)的基地呈方形,建筑物在方形块状布局的基础上在东侧挖减出内广场,成为了建筑群体的向心空间,三栋单体建筑均向该广场设置主入口,而将次要入口设置在临街的外侧,有效地组织了公共空间层级序列。
3.2 建筑设计层面:统一基座或屋顶——建筑整体感的塑造
统一的基座或屋顶是最为常见的建筑整体感的设计策略,它使得零散的体量在同一建构语言下得到规整。
卢塞恩文化中心7)的三大功能体块:音乐厅、会议中心和博物馆的外立面分别选取了不同的材质主体——水平、消隐、网格,表达功能的差异性,而巨大的屋顶则使得文化中心显现整体化,室外公共活动空间被这上边界给确定下来,具有很强的场所归属感,镜面般的金属屋顶反射着卢塞恩湖的粼粼波光,使建筑消融在环境之中。
广州市的萝岗中心城区文体中心包含大剧院、图书馆和档案馆三种功能,整体空间布局由传统的岭南庭园余荫山房拓扑形变而来,建筑体散布在场地当中,设计结合场地地形,运用立体化的基座平台将三馆串接相连,使其获得整体的形象。
烟台文化中心是以上两种策略的综合运用,首先用一层高的基座平台将各部分功能连成整体,平台之上形成三大散布的建筑体量,在造型上分别寓意为历史之石、现代之石和未来之石。立体基座有效地将人流引入到建筑的架空平台内,形成不同层次、不同性质的半室外空间;而整体大气的屋顶连接板则使得立体平台下的活动有了空间归属感,也使得整体建筑形象流畅动感、大气磅礴。
3.3 细部设计层面:统一的形体和细部逻辑
统一的形体和细部逻辑的整体性设计有两种方式:一是单体母题式设计,各单体高度的一致,组合形成一定的韵律;二是各单体在同一套逻辑的基础上演绎,形成多样的单体形态,是同一造型逻辑的拓扑重构。
吉巴欧文化中心的各功能均质地布置于场地中,形成三组“村落”,伦佐·皮阿诺按照比当地棚屋形式大得多的尺度,选取原生材料,用现代技术建造各个单体,尽管建筑自由的分布,但是统一的布局韵律以及形体构成使其整体性强烈并具有当地卡纳克族村落的布局特点,做到不求形似,但求神似。
瓦伦西亚科学艺术城的博物馆、天文馆和歌剧院三组建筑并不是一次建成,而是统一规划、分期建设的,由于场地限制较少,整体布局采用了有机分散式的形态,三馆自由散布于场地之中,三个建筑均采用了卡拉特拉瓦特有的仿生学造型,尽管建筑形状和体型均有较大的差异,但是肋状结构体又能相互和谐呼应,并通过大面积的水面将三馆连为一体。
4 结语
文化建筑综合体是城市公共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可以在城市空间中形成紧密联系的、开敞的、复合的共享空间,同时,作为传承城市历史文化的载体,是浓缩凝聚城市文化记忆的关键单元与重要节点。在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现阶段,我们期待并相信,基于整体性设计的文化建筑综合体创作理念将在实践和理论中得到更为广泛的运用和认可。
注释
11)陈苏柳,刘松茯,饶望等.历史与未来的搭接——蓬皮杜文化艺术中心的再解读[J].华中建筑,2004,22(3):25-27.
22)李天世,王扬,张肖.烟台市牟平文化中心[J].城市环境设计,2011(3):186-191.
33)何镜堂,王扬,李天世.基于“两观三性”理念的地域文化建筑设计营造——烟台文化中心规划与建筑设计[J].建筑学报,2010(4):62-66.
44)[美]特兰西克著.寻找失落空间[M].朱子瑜等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
55)黄雪珍.日本藤泽市湘南台文化中心[J].时代建筑,1990(3):61.
66)刘宇波,向科,陆超等.公共文化建筑集群的整体性营造——以信阳市博物馆、图书馆、文化艺术中心方案设计为例[J].华中建筑,2009(8):132-136.
文化整体 篇11
关键词：校园文化建设；学生素质；素质教育
伴随着我国职业教育事业改革的不断深化，创新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以求更进一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的素质教育开展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这就需要学校能够提高对校园文化建设重视程度，营造良好的环境氛围，潜移默化中规范学生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由此看来，加强校园文化建设与中职学生整体素质教育研究是十分有必要的，对于后续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开展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一、校园文化内涵和特点
职业学校作为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重要场所，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是尤为必要的，尽管关于校园文化的理论研究较为丰富，但是至今学术界尚未对校园文化做出明确的定义。就校园文化本质内涵来看，可以将其看做是以学生为主体，以校园为主要空间，以育人为主要导向，以精神文化、环境文化、行为文化和制度文化建设等为主要内容，以校园精神、文明为主要特征的一种群体文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集合体，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想观念和情感意识，无形中影响着学生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准则。
校园文化较之企业文化而言存在明显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无形性。校园文化中蕴含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是形成于特定氛围中的师生群体，是一种无形的氛围，即便无法看得见、摸得着，但是职业学校师生仍然会遵循校园文化中蕴含的主导价值观去工作、学习和生活[1]。其二，软约束性。校园文化由于看不见、摸不着，在无形中对学校师生起到熏陶和感染的作用，加强师生对学校办学思想和核心价值观产生认同感，对校园文化产生归属感，自觉遵循核心价值理念去生活、工作和学习，对于校园管理工作开展起到指导的作用。其三，稳定性。校园文化是在学校各项教学和教育工作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一种稳定的文化氛围，对学校师生思想观念和行为活动产生不同程度上的影响[2]。尽管这种校园文化具有相对稳定的特点，但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伴随着职业学校变革和发展不断充实，具备独特的生命活力。
二、校园文化对中职学生素质培养的影响
校园文化作为中职学生共同拥有的价值观念，被职业学校师生创造的同时，又服务于职业学校师生。校园文化由于自身特性，在无形中会对中职学生综合素质发展起到十分深远的影响。
（一）对中职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影响
中职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主要表现为确立科学价值观念，保持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有助于中职学生在复杂的环境中保持清醒头脑，提升社会适应能力[3]。尤其是在当前较为活跃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即便是在校园内，仍然可以了解到国内外的新鲜信息，主要是得益于计算机互联网的广泛普及，这就促使中职学生可以获得很多的社会信息。中职学生在校园内，可以更加自由的发表见解，对于开拓视野、活跃思维、明辨善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潜移默化中提高中职学生的政治素养。
（二）对中职学生道德素质影响
对于中职学生道德素质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为人处世的能力和品格上，校园文明程度高低，能够更加客观的反映出中職学生的整体素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中职学生的身心健康成长。中职学生群体是目标一致的群体，彼此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有助于丰富情感体验，养成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对于学生未来踏入社会生存和发展具有一定促进作用。
（三）对中职学生心理素质影响
中职学生由于自身各项素质发展有一定局限性，而中职学生自身心理素质好坏则主要表现为对日常生活压力和环境刺激反应能力。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同时也为中职学生构建一个更好的心理环境，无形中影响着中职学生的理想、道德和情感升华，影响深远。
三、校园文化建设与中职学生整体素质教育对策
（一）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明确校园文化建设中心思想
加强中职学生德育教育工作，应该将其贯穿于中职学生素质教育工作的始众，从入学、军训、日常行为养成、企业实践、顶岗实习以及管理制度等多方面开展教育工作，规范中职学生的思想意识和行为举止，整合校园教育资源，弘扬优秀文化传统，有针对性的将爱国主义教育、道德法律教育、人文精神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活动，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落实到实处，培养学生思想政治素质[4]。
（二）加强校风建设，营造良好的育人环境
良好的校风对于中职学生整体素质培养影响较大，应该提高对校风建设重视程度，切实提升职业学校教师的综合素质。职业学校要注重凝练学校的核心文化，要总结体现现代职业教育思想、职业特质、学校特色、可传承发展的校训和校风、教风、学风等核心文化，形成独特的文化标识，通过学生喜闻乐见的平台进行传播，发挥其在学校管理中的熏陶作用。
（三）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人才培养提供坚实保障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校园文化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促使教育活动有序开展。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投入力度，加强教育宣传，创设美丽校园；搭建学校文化建设发展传承的平台；引入优秀的企业文化和产业文化；建设民族文化传承创新基地；充分利用重大仪式、重大纪念日、民族传统节日等时点，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为中职学生身心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和社会环境。
结论：
综上所述，校园文化建设有助于为中职学校营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和社会环境，将素质教育工作落实到实处，提升人才培养成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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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少奇，郑丽萍.大学生安全素质培养研究[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8（3）：162-166.
[3] 孙巍巍.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与大学生创新素质培养研究[D].南昌大学，2012.
文化整体 篇12
一、高校德育的培育性文化特征
青少年常被比喻为“美丽的花朵”, 因为他们展现出同样的纯洁、率真与美好。然而, 还有一个共性却少有提及, 就是:在这个人为的世界里, 他们都是“文化”“培育”的结果。在当下的语境中, 青少年经由教育受特定的文化习染, 这已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事情, 而栽培如花朵之类的植物也算是文化?这恐怕为很多人难以认同。可是至少在三百多年前, 西方世界的人们所知晓的文化, 恰恰倒是停留于农业灌溉和栽培的涵义上, 在此之前的悠悠年代里, 文化能指代人的修养和生活方式, 倒是闻所未闻。从18世纪起, 特别是在19世纪人类学取得长足进展的时代里, “文化”这个词发生了重大的转义, 它的内涵越来越被限定于人的精神活动领域, 反而它的“出身”则渐渐遭淡忘了。
尽管文化的指涉发生了恍若隔世的变化, 但其得以安身立命的基本涵义却是贯穿古今, 没有历经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动, 这就是:对自然生长 (的事物) 的管理, 说得精致一些, 就是“培育”。文化的拉丁词根是“cultura”, 究其本义, 就是pflege (培育) 的意思。尽管古罗马思想家西塞罗 (W.T.Cicerro) 突破性地将文化从农耕领域扩展至动物乃至灵魂方面, 但他始终没有改变“培育”的基本涵义。如果单从初始对农作物的管理上理解培育不会产生什么争议, 因为科学地看, 麦、谷、稻等农作物都有自身的生长规律, 外力 (人的管理) 可以干预它们的生长, 但不能从根本上违背它们的生长“意志”, 所以及时、充分给予它们生长的各种条件、顺性而为, 方能取得最大的收获。而当人, 尤其是尚“不谙事理”的青少年成为文化作用的对象后, 仍然坚守培育的主张, 却是需要勇气的。实际上, 富有洞察力的学者总能把握文化的精髓。英国文化史学家雷蒙德·威廉斯曾指出:“文化的观念依赖于一个隐喻:对自然生长的管理。当然, 无论是作为隐喻还是作为事实, 最终的强调必须是在生长上。”[1] 德国学者彼得·科斯洛夫斯基 (P. Koslowski) 道出了文化的真正目的在于“促进”, 而非“剥夺”, 他说:“文化是这样一种去蔽的方式, 它不只是为了我们的目的而安排对象, 即自然和社会, 它也促进对象本性的发展。”[2]
威廉斯和科斯洛夫斯基的论说不能仅仅被认为是文化的“培育性”本义的简单重申, 而更可以看作是他们进行“文化拯救”的纲领。其实在不少学者看来, 现代社会充满了文化病理状态, 究其根源, 就在于技术如巨兽般地控制。正如科斯洛夫斯基所言:“技术……大量地决定我们的生活世界, ……个体以技术的范畴把握自己、自己与他者的关系, 其结局是人的智力财富的衰减和人的扭曲。”[2] 技术渗入文化给人带来的满足显而易见, 那种灯红酒绿、繁华似锦的景象不是几千年田园般简单、机械的生活所能比拟的。但技术的膨胀导致的对文化的垄断, 却反而迫使人进入到了一种“无根的状态”, 它“把人从地球上甩出去, 将他们连根拔除。……我们唯一剩下的东西, 只有技术的关系。这已不再是人生活于其上的地球了。”[4] 技术攫取文化, 把它扮成自己的“肉身”践踏人的尊严、品性与自由, 导致文化被当作替罪羊遭人指责。“真相”当然是技术异化了文化的本义, 迫使它成为压制人、降服人的工具。所以只有返朴归真至文化的培育本义, 才能对人产生真正的文化价值, 也才能真正使自己获得救赎。
农作物的丰收需要培育, 青少年的德性成长也需要培育。教育中的灌输能够生成一个单纯、简捷的知识传导机制, 但是这一机制是搭建在一个严重的不平等的授受关系基础上的, 教育一方的挤压和学习一方的受迫使得了悟和体验这些品德建构必需的心理过程无从实现。而德育最终只能简约为对被化作知识形态的各种信条的机械诵记。尽管如此思想道德规范也能被牢牢掌握, 但由于缺乏学生自主的心理介入及整合过程, 所以这些知识还是只游离于个体观念体系之外, 它们只被用于对权威的应答和迎合上, 难以在个人的生活世界中起到价值引领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高校德育为什么在造就学生的理论回应上非凡卓著, 却在面对世俗环境里学生日益肤浅化、平面化、功利化的表现时无以对的尴尬。高校德育如果只能导致品德知识的崇高和品德观念的低俗的二元对立, 那么无论如何它是不成功的。而回归高校德育作为文化体的“培育”本性, 是破解这一难题的基本前提。
那么, 培育在高校德育中的操作思路是什么呢?英国学者特瑞·伊格尔顿 (Terry Eagleton) 在谈及文化的观念的时候向我们提示道, 文化“既暗示着规范, 又暗示着自然生长。……因此文化的观念意味着一种双重的拒绝:一方面是对有机决定论的拒绝, 另一方面则是对精神的自主性的拒绝。”[5] 可见, 文化领域中的“培育”, 实践的是一条折衷的路线。它既维护了文化的形塑权, 又给予对象的天性和自然生长一定的尊重。高校德育所体现的也是培育的这种含义。不可否认, 高校德育必须为学生提供一套更崇高、更美好、更先进的思想道德价值体系, 与此同时, 在让这些价值观念通达学生的“心灵”的时候, 高校德育应创设一定的条件, 使学生在对这些价值观的自发性需要、自然性体验、自主性辨识与认同的过程中, 完成外在的思想道德与原有心理图式的融合。
二、高校德育的整体性文化特征
在文化人类学发展路程中, 有太多的怀疑、论争甚至攻击, 可是在谈及文化的整体性时却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颇具代表性的文化整体论的捍卫者是文化功能学派。此派理论的假设前提就是认为任何具体的社会文化都是一种有机、自动、自足的功能整体, 其所有组成部分只有表现出对整体功能的贡献才能在文化存在上得到确认。正如其奠基者马林诺夫斯基 (B. Malinowski) 所言:“文化是由部分自治和部分协调的制度构成的整合体, 它依据一系列原则而整合。”[6] 他所描绘的文化, 是在“制度的宪纲” (即传统确立的价值、纲领和组织化行为原理) 统观下, 由人工制品、组织化群体和象征符号三者紧密联系形成一体而表现出的能满足人的生物需求的“功用性装备”。所以整体的观点在他的理论体系中处于关键的位置。另一个对“文化整体”推崇有加的人物是提出“文化是人格典章的扩大”的美国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 (Ruth Benedict) , 在她的观点里等于把文化看作了人格的“隐身”, 人格的完整性是由文化的整合所赋予的, 所以她说:“一种文化, 就象一个人, 或多或少有一种思想与行为的一致模式。”[7] 并指出导致这种一致性的原因是:“每一文化之内, 总有一些特别的, 没必要为其他类型的社会分享的目的。在对这些目的的服从过程中, 每一民族越来越深入地强化着它的经验, 并且与这些内驱力的紧迫性相适应, 行为的异质项就会采取愈来愈一致的形式。”[7] 不仅如此, 现代系统论思想在她的文化理论中也有所体现, 她较早提出“文化整体大于文化各组成部分之和”的观点, 因为由各种文化特质组合而成的文化整体具有了“新质”, 就如同火药在硫磺、木炭、硝石的合成中产生了“爆破”的新质一样。为此, 她主张文化研究的焦点不在于婚姻形式、亲属称谓、礼仪性舞蹈等文化特质, 而是带有整合性的“文化模式”。除此之外, 进化论者、结构论者、符号论者也对文化的整体性特征持赞同性意见, 即便是将进化论、功能论、结构论一一打入冷宫的格尔兹 (Clifford Geertz) 也承认:“文化体系必须具备最低限度的一致性。”[9]
综观各方观点, 作为整体的文化具有如下特点:第一, 任何一种文化都存在着核心价值观念, 充当一种统摄力和整合力, 将该文化“收缩”成紧密的“躯体”。这一核心价值观, 在马林诺夫斯基那里被叫做“宪纲”, 在本尼迪克特那里被叫做“主要动机”, 在克罗伯 (A. L. Kroeber) 那里被叫做“文化原型”, 在斯宾格勒 (Oswald Spengler) 那里则被叫做“主导象征”。第二, 文化是由各文化因素 (或被称为文化特质) 整合而成的结构体。人的起居、饮食、举止谈吐、婚姻、行事风格、语言思维、理念信仰这些都会受到其隶属于的文化的形塑, 由于人的活动可以被“肢解”成这些众多的细节, 而这些细节的背后都存在着相应的文化特质的“魅影”。文化特质作为文化的构成“物件”, 尽管能够以“个体”的形式存在, 但它们并非是一个个自行其是的“独立王国”, 而是具有共同指向的、相互连接的“联合体”中的成员。就如同作为祭神的重要贡品的羊, 就不大会在同一文化圈中的文学艺术作品中呈现狡猾、叛逆或污秽的形象, 这就是所谓不同文化特质的一致价值指向。第三, 文化在各文化特质的有序排列组合中形成“实形”的整体, 发挥意义和谐的整体性功能。族群的完整及人格的健全得益于某种文化的整体性形塑, 文化人类学中往往把这种整体的文化称为“文化类型”或者“文化模式”, 如同本尼迪克特经过实地考察归纳出的“酒神型”和“日神型”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模式, 它们是总体性的差异存在。而在某一个文化体覆盖下的人群, 他们的生活方式的总体特征, 实质上就是这个文化体的整体面貌。
美国人类学家克莱德·克鲁克洪 (Clyd Kluckhohn) 对文化的整体性也有这样的总括:“一种文化都是一种结构, 它并不是信念和行动的所有在物质上可能, 在功能上有效的模式杂乱无章的搜集, 而是一种有相互依存性的系统, 并且具有按某种感到合适的方式分隔和排布的形式。”[10] 政治信念或思想道德价值观是文化的主要“构件”, 它当然也不可能独立地、自由地“游荡”于文化的躯壳内, 而必须合宜地身处于文化结构中为其预留的居所, 体现并发挥它合宜的文化作用。文化的整体特征映射在它之上主要显现出两点:一是它是寄生于文化母体的组成部分。文化的整体存在是它存在的前提, 所以在根本上它应遵从文化的整体需要及指向。比如中国自古以来产生出一个“大陆性地域, 农业经济格局, 宗法与专制”[11] 的传统文化系统, 与此整体格局相应, 在伦理道德上面就重“忠孝”轻“簪越”, 重“群性”轻“个性”, 重“谦忍”轻“居傲”。二是思想道德体系本身又是一种隶属于文化的整体性存在。它是由多种具体的思想道德价值观念分隔又联接而成的结构体, 而这些个别的价值观又是统合于思想道德整体之中的。思想道德文化体系如此, 其他文化系统也同理, 这样就形成了文化的稳定、有序、整合的完整图景。
整体的思想道德文化并不是一种如化石般的沉寂遗存, 它需要在社会行动中得到活的显现及更高层次的整合。高校德育就是能实现这种作用的重要社会活动。作为活动着的文化体, 高校德育当然要对应于文化的整体性特点。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得到验证。首先存在于一种主导价值意识以实现对整个德育内容与过程的统辖。这种价值意识无疑是整体的文化价值取向在思想道德方面的反映, 比如在“群性”的价值指向下, 德育的内容选择会以种种克己和利他的德性:诸如坚忍、谦卑、奉公、报答、助人等作为优先, 而对他者及社会的关怀也会在德育过程中不断得到认识及行为的强化。可见, 高校德育的整体性首先是在对主导观念的顺应中获致的, 而各种价值观念在德育中受肯定或否定的命运也只能看它能否迎合这一文化价值整体了。其次, 高校德育以一种动态性的过程结构形式展现自己的整体形象。作为文化活动整体, 高校德育在运行过程中须构筑起一个统整性文化场域, 人 (领导者、管理者、教师、学生) 、组织、制度、交往行动、符号等要素在核心价值指向下, 通过德育目标体系的构建, 德育活动的组织与开展, 德育评估、协商与反馈机制的运作, 营造出一个活化的德育文化统整体。
摘要：作为一种发展大学生德性的文化活动, 高校德育不仅要有文化之形貌, 更应有文化之神韵, 阐释并在实践中显现其文化特征, 是高校德育达致“以文化人”的应由路径。本文指出高校德育的“培育性”和“整体性”文化特征, 所谓“培育”就是对“自然生长的管理”, 德育的规范形塑应与大学生的内在德性成长相适应;所谓“整体”就是高校德育一方面在内容上体现出具有共相的各种伦理价值观有序组织的整合, 另一方面在过程上体现出前后连贯的动态性统整。
关键词：高校德育,文化,培育性,整体性
参考文献
[1]Raymond Williams.Culture and Society:1780-1950.London:Chatto&Windus, 1958.30.
[2][3][德]彼得.科斯洛夫斯基 (毛怡红, 译) .后现代文化——技术发展的社会文化后果[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9.6.45.
[4][德]海德格尔 (郜元宝, 译) .人, 诗意地安居[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5.148-149.
[5][英]特瑞.伊格尔顿 (方杰, 译) .文化的观念[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3.5.
[6][英]马林诺夫斯基 (黄剑波, 等译) .科学的文化理论[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9.56.
[7][8][美]R.本尼迪克特 (何锡章, 等译) .文化模式[M].北京:华夏出版社, 1987.36.
[9][美]克利福德.格尔兹 (纳日碧力戈, 等译) .文化的解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20.
[10][美]克鲁克洪, 等 (高佳, 等译) .文化与个人[C].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6.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