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税税负

资源税税负（通用8篇）

资源税税负 篇1

为了使国家经济稳定发展,国家会定期进行一定的资源改革,使资源的利用率达到高效。变化的社会经济与自然资源的协调是国家一直提倡的发展模式。2014年资源税改革的正式实施,也意味着资源型企业也要相应的对自身的发展做出改变,而煤炭企业的发展一直处于低位,更应该积极面对这一改革对其总体税负的影响。

一、资源税简析

(一)资源税定义

资源税是对我国自然资源征税的税种的总称。主要是对在我国境内开采应税矿产品和生产盐的单位和个人,就其应税数量征税。凡是在境内开采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范围内的产品都要缴纳资源税。

(二)资源税的发展

中国的资源税改革开征始于1984年,对原油、天然气、煤炭等资源征收资源税,而金属矿产品和其他的非金属矿产品则暂缓征税,主要是为了调节资源开采中的极差收入,从而促进能源的合理利用。2011年颁发了《国务院颁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的决定》,扩大了资源税的范围。而从2014年起新一轮的资源纳税改革将税征方式由从量计额改为从价计率,全面降低税负水平。

二、煤炭企业资源税改革产生的作用

(一)从宏观角度分析

1.促进煤炭产业的结构调整。因为我国的发展情况限制,在煤炭行业中存在生产率底下,规模小而散乱,不能形成规模效益。他们普遍存在进入门槛低,小煤矿数量多,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等问题,但是资源税的改革,利用从加计征的方式,可以有效减少这种不合法的小煤炭产业的存在。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的最新统计数据,煤炭资源税改革后的前两个月,内蒙古、陕西、山西等25个产煤省份,企业缴纳煤炭资源税65.89亿元,比从量定额方式征收的资源税增加48.17亿元。从价计征的资源税可以将资源税以“价内税”的形式转接到煤炭的实际价格中去。通过市场调查可以得知,煤炭价格的提高,会使煤炭的整体销售下降,从而降低煤炭企业的利润,小型的缺乏一定的产业结构管理的煤炭企业久而久之就会面对破产,这样一来,市场中这类小而散的企业就会逐渐减少。而存留下来的比较正规的,拥有一定的科技技术的大型煤矿产业就会拥有更大的市场空间。

2.规范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资源税的改革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煤炭企业的额外税收费用。在新一轮的资源税改革实行之前,地方煤炭企业除了要缴纳规定的资源税,还要上交大量的钱去进行环境保护,这些不合理的税费有时可以大到是资源税的八九倍,给煤炭企业带来沉重的负担。但是新的资源税改革中规定要取消这些不合理的地方税收,例如港口费、矿产资源补偿费、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等。新实行的资源税有效的规范了地方税收,为政府的税收管理打下基础,同时也促进了地方煤炭企业的发展,进而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3.减小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受地区限制。普遍来看。东部地区的发展优于西部地区,但是东部地区资源缺乏,西部地区的资源较为丰富。作为能源开发地,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长时间积累使得东西部的经济发展都受到限制。而资源税的改革使政府财政收入增加,使政府有一定的能力去进行环境保护。同时也有利于资源的合理开发,这样最终受益的还是煤炭企业。

(二)从微观角度分析

1.增加煤炭开采企业的税负。在煤炭企业的发展中美德表格根据类型有所差别。在实行资源税改革之前焦煤按照8-20元/吨进行计税,其他类型的煤则按照0.3-5元/吨进行计税,就算在山东、山西这些煤资源丰富的地区,焦煤的均价都达到710元/吨,这时的资源税仅占1.13%-2.82%.资源税改革后规定资源税收范围为2%-10%。从这方面看来煤炭的税负是增加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税负的增加也就意味着煤炭企业对环境的资金补偿增多,间接增加了企业的环境成本。而成本的提高就会使企业提高对于自身的成本控制意识,进而促进企业对自身企业的管理以及对资源的节约和环保意识。

2.税负转嫁困难。资源税改革后,使得原本就税负缠身的煤炭企业更加困难,虽然部分经济学者认为煤炭企业可以将企业的税负转嫁到下游企业,例如钢铁、发电等,但是实际情况中,在目前国家经济形势下,这些下游企业的发展形势也不是很好。经济市场是一个大的循环体系,由此看来,这种方法是行不通的。

三、资源税改革对煤炭企业总体税负影响概括

根据不同地区的收费情况、煤炭资源质量高低、煤炭开采情况。资源税改革对个煤炭企业的税负所产生的影响也存在差别。在进行资源税改革之前,煤炭企业税负水平相差较大,有的企业税负太高,有的则较低。通过资源税改革可以将这一差距减小,但是相同的税率对于不同地区的煤炭企业的影响还是存在不同,不过煤炭企业的总体税负都会增加。

四、总结

政府进行资源税改革后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是政府能够有更多的资金进行环保事业。但是同时也应该考虑到资源税对于煤炭企业的影响,要因地制宜,使得煤炭企业在意识到发展与环境并存的道理的同时能够平稳的发展。但是另一方面,通过资源税改革,煤炭企业也可以注重企业的成本控制以及自身的财务预算管理等问题,促进企业的结构调整。

参考文献

[1]刘平.资源税改革对H煤炭企业的财务影响研究[D].安徽大学,2015,05,01.

[2]郭晓丽.资源税改革对煤炭生产企业的影响分析[J].管理观察,2015,04,15.

资源税税负 篇2

xxx国税局：

2016年1-6月份企业实现销售收入20244万元，应纳增值税额约为73万元，同比去年同期111万元减少38万元。2016年1-6月增值税税负约为0.3%，同比去年同期0.8%下降0.5%。具体分析如下：

一、2015年1-3月期间由于我公司前期生产许可证未办齐全，特此与国税局协调按代加工性质生产，按加工费缴纳增值税，1-3月累计形成收入约为616万元，累计形成增值税额约为105万元。2015年1-6月增值税额基本为代加工税款，没有进项税额。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若干农业生产资料征免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01〕113号）规定化肥行业免收增值税。再后根据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对化肥恢复征收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90 号]文件于2015年9月1日开始恢复征收增值税。化肥行业才刚开始恢复增值税，需要一个过渡期。

二、化肥行业由于市场竞争激烈，为了更好的实现销售产品，打开销售渠道，我单位不得不降低产品销售价格，减少销售毛利，这就使得企业实现的增值额降低，相应减少了销项税。

三、化肥行业市场竞争激烈的源头主要是原材料，我公司把握住大公司原材料，购进大量原材料保证原料价格的优势，增加了进项税额，间接的导致了增值税税负偏低。

四、化肥行业属于季节性的行业，有淡旺季，需结合全年可能税负不低。2016年1-6月实现利润总额为599万元，应纳企业所得税额约为150万，同比去年同期42万元增加108万元。2016年1-6月企业所得税税负约为0.6%，同比去年同期0.3%增加0.3%。化肥行业由于2015年9月以前都是免收增值税，化肥毛利率偏低，对企业所得税税负有影响，恢复征收增值税后会有利于提高企业所得税税负。

资源税税负 篇3

一、资源税改革的内容及对煤炭企业的影响

所谓资源税就是对进行资源开采工作的主体(企业或者个人)所征收的税费。就目前的形式来看,我国资源税的征收方法比较落后,并不符合时代的发展需求,不能真正解决资源浪费的问题,不利于低碳经济的发展,因此不能体现税收的根本目的。而新的改革不但提高了资源税的税率,征税方式也从“按量征税”转变为“按价征税”,这两种方式都会提高煤炭企业的资源开采成本,使得煤炭企业主动提高资源利用率,这样一来就真正体现了环境成本的概念,有利于资源的合理开采和利用。

从长期来看,资源税改革有利于我国企业的发展,资源利用率的提高有利于资源的保护,可以为长期的开采工作提供基础,同时也促进了煤炭产业开采模式的转变,有利于提高产业效率。考虑到煤炭资源是珍贵的不可再生能源,为了长远的发展,务必要落实资源税的改革工作。2014 年12 月,国家实施的煤炭资源税改革,一方面是通过清费立税,切实帮助煤炭企业脱困,为煤炭行业的复苏提供有力的政策环境。另一方面也是减少价格波动对下游产业的影响,这对于煤炭行业的发展以及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都将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二、增值税转型的内容及对煤炭企业的影响

增值税转型的主要内容就是改变原有的生产型增值税为消费型增值税,新的制度由于降低了煤炭企业的生产成本而十分受到煤炭企业的欢迎,大多数国家都采用了消费型增值税。比如,企业购买了一些固定资产,产生了增值税金,在生产型增值税制度下,这部分增值税金是不可以在税前扣除的,而在消费型制度下,这部分增值税金是可以进行税前扣除的。

增值税的转型对煤炭企业的影响无疑是积极的。从经济角度来说,增值税的转型大大减轻了煤炭企业的税收负担,煤炭企业可以将更多的闲置资金用于技术的研究、设备的更新,这显然提高了煤炭企业的竞争力。从产业结构角度来说,增值税的转型也促进了煤炭企业结构的优化。我国的煤炭产业主要依靠人力劳动来获取煤炭资源、谋取利益,因此属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转型之后,煤炭产业开始转变为技术密集型,因此大大提高了生产的效率,有利于煤炭企业的整体发展。

三、煤炭企业的税负转嫁

(一)税负转嫁的内涵

税负转嫁就是指将税收负担以其他的形式转嫁到消费者、其他行业或者其他消费品上去,但是这种转嫁并不是任何产业都可以顺利进行的。煤炭产业在我国属于一种存在轻微垄断现象的产业,因此有机会进行税负转嫁,从而大大降低成本价格,获取更高利润。

(二)煤炭资源税和增值税转型后煤炭企业的税负转嫁问题研究

我国目前的税收制度还是“按量征税”,假如对资源税进行改革,对其税收比率和税收方式都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那么资源税的税额就会大幅度升高,从而导致煤炭企业很难像改革之前一样,稍微提高了一点煤炭的税收价格就可以抵消赋税。这样一来,煤炭企业就很难进行税负的完全转嫁,利润也会被压低,煤炭企业就会被迫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以降低成本,资源税改革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对于一些实力强大的大型企业来说,他们很可能通过某种特殊手段将税负向周边行业或者消费者转嫁,因此增值税的转型也是十分必要的。增值税的转型使得企业主动降低设备成本,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需要在有限的成本里提高资源回收利用率,降低生产过程中不必要的费用,从而提高生产效率,达到理想的经济效益。就其他的税负转嫁问题而言,由于煤炭企业提高了煤炭的价格,消费者就会调整自身的消费行为,主动降低对煤炭的购买数量。从而降低对煤炭资源的依赖程度,从根本上讲也有利于降低资源的开采力度,提高资源的利用率。

四、结束语

煤炭资源税和增值税转型是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转型,它不仅有利于煤炭企业的长期发展,促进煤炭企业生产模式的转变,提高其产业效率,更为重要的是实现了税收的目的,有益于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煤炭的过度开采。煤炭企业在新的税收制度下,一定要正确审视调节税负转嫁问题,在顺应经济形势、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降低生产成本,转变生产模式,提高生产效率。

参考文献

[1]王新安,张力多.煤炭企业所得税税负影响因素实证研究[J].中外企业家,2014(4)

[2]赵福保.煤炭企业税收制度整体改革问题研究[J].商情,2013(40)

[3]唐军.资源税改革逼近煤炭企业或难承重压[J].现代经济:现代物业中旬刊,2013(1)

资源税税负 篇4

关键词：煤炭行业,税负水平

煤炭行业税负负担重已成为影响我国煤炭行业健康发展的重要阻碍, 目前我国许多省份, 特别是煤炭大省都在积极推进煤炭行业减负政策。陕西省2014年上半年出台了《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2014年工业增长的若干意见》, 清理对煤炭企业的不合理规费, 继续停征煤炭价格调节基金。下半年, 在该《意见》的基础上继续出台了包括减免煤炭运输通行费, 取缔煤炭等行业的不合理收费等内容的十条意见。陕西省的持续改革让我们进一步意识到了煤炭行业税负改革的急迫性, 也给了我们进行煤炭税负改革的启示。

一、煤炭行业税负水平现状

(一) 煤炭行业税收不公

税收政策的目标是公平税赋、调节收入、培植税源, 体现产业政策, 增强国家实力。然而, 现实情况是, 煤炭行业税收严重不公。不同行业间对比, 煤炭行业是我国税负最重的行业之一, 增值税和营业税均高于全国平均税率。行业内比较而言, 不同类型的企业间的税负也不相同。我国2600多个煤矿中90%是小煤矿, 10%为国有煤矿。税负主要集中在10%的国有煤矿上, 过重的税务负担导致大型煤矿公司压力很大。

(二) 煤炭行业税费种类繁杂, 税收设计不合理

煤炭行业在我国归属于第二行业, 与其他第二行业一样征收17%的增值税, 由于行业的特殊性, 煤炭行业可扣除的进项税相比较于制造业来说少了许多, 国家一度将煤炭行业的增值税降低到13%。在全国增值税转型之际, 其他行业均降低了税负, 而煤炭产品增值税税率由13%恢复了17%, 且今年来煤炭需求弹性大, 供给弹性小, 增值税难以转嫁, 导致煤炭行业的税负急剧上升, 结果是煤炭行业的税负水平居高不下, 煤炭行业税务负担仍然十分繁重。除了增值税外, 煤炭行业还存在着资源税、所得税等税种, 除了应交的税外, 我国煤炭行业还存在着多个费种, 如矿产资源补偿费、价格调节基金等十多种费。税费交杂, 煤炭行业的税务负担可想而知。

(三) 煤炭行业税收征管混乱

税收征管是事关国家财政收入、行业满意度的关键环节, 税收征管混乱对于国家的财政收入和煤炭行业造成极大的困扰。煤炭行业的税收征管混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有关人员对于煤炭行业的税收征管在思想上不够重视, 致使一些煤炭企业为逃避繁重的税务而铤而走险, 造成国家的财产损失。二是煤炭企业的账簿设置不合理, 原始的收据、发票保存不完整, 账目类型缺失, 给税务部门核算税务造成困扰。

二、如何降低煤炭行业税负

2013年5月18日, 国务院批转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 提出2013年要重点推进的七大方面22项改革内容, 其中第6项是“将资源税从价计征范围扩大到煤炭等应税品目, 清理煤炭开采和销售中的相关收费基金。开展深化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改革试点。”7月1日, 国家发改委在其网站发布《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2013年年度改革意见, 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扎扎实实向前推进》一文, 总结了上半年多项改革工作的进展, 反映出有关部门对推进改革的重视程度。

(一) 调整煤炭行业税收政策, 体现国家公平

高额的税赋会增加煤炭行业负担, 必然会进一步造成煤炭行业安全投入不足, 造成安全隐患, 这与国务院促进煤炭工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是背离的。因此, 国家必须对煤炭行业制定与其他行业一视同仁的税收政策, 实现行业公平。除此以外, 还应该根据煤炭行业工作的危险程度, 制定一些税收优惠政策。

(二) 规范税种, 减少不合理收费

煤炭行业税费繁杂, 且存在以费挤税的问题, 主要是因为税收主要上交国库, 而费主要是由当地政府持有。因此不少地方存在重费轻税的现象, 给煤炭企业带来了巨大的税务负担。规范税种, 就要进行增值税改革, 降低税率, 扩大进项税抵扣范围, 同时, 进行资源税体制改革, 营造公平的市场竞争氛围, 保护煤炭环境, 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除此之外, 还要适当放下税权, 减少地方政府的不合理收费, 切实降低煤炭行业税务负担。

(三) 规范税收征管, 加强税收管理

规范税收征管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努力, 首先, 加强税收征管人员和机关的素质教育, 加强法律教育, 强化税收意识, 减少税务工作人员的不合法税收行为;其次, 要加强对于煤炭企业的税收教育, 让其意识到税收对于国家和行业本身的重要意义。归结起来, 煤炭行业税收征管混乱主要还是因为税务负担过重, 导致企业为了自身的发展不得不铤而走险, 逃避税务。因此, 制定合理的税收政策、降低税率、规范税制才是加强税收征管的根本措施。

参考文献

资源税税负 篇5

宏观税负体现了社会产品在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税收分配数量关系,也体现了经济与税收的关系。在国家的税制设计中,各税种所占比重以及税收负担的最终归宿直接影响国家的产业结构、行业结构,进而影响各社会阶层居民的最终可支配收入,加剧或减轻社会阶层的分化。除了筹集财政收入外,国家征税的另一个重要目标即调节居民的收入分配,但有的税种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效果并不显著,其主要原因是政府的税收并不总是由向政府缴纳税款的人承担的,即税收负担的最终归宿与税种设计的初衷不符。

早在李嘉图时代,经济学家就考察了对资本报酬利润征税的税收负担,但李嘉图和亚当·斯密一样,缺乏一个明确的需求理论,他们的分析主要关注供给方面。随着边际分析的兴起,出现了一个完整的局部均衡分析框架,在一个局部均衡的框架里,仅考虑相关产品价格变化的影响,税收负担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分配,分配的比例和产品的供给弹性和需求弹性有关,弹性较小的一方会承担更多的税收。Harberger(1962)通过考察公司所得税的税收负担,第一次将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引入了税收归宿的研究中。Harberger的模型中有两种要素,要素总量是固定的,可以在不同行业中自由流动,要素用来生产两种产品,生产技术是规模报酬不变的,产品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他的研究发现,消费者的需求替代弹性、各类产品的要素替代弹性和产品的资本密集程度影响税收负担的分配。随着这些结构参数的不同,公司所得税可以是部分由资本所有者负担、全部由资本所有者负担和资本所有者超额负担。

在发展中国家,由于没有很好的政府实际征收数据,消费者的税收负担通常是以法定税率来计算。Younger等人(1999)使用这种方法,利用消费者支出调查数据研究了马达加斯加的间接税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发现,间接税随收入变化的情况不总是累退的。Metcalf(1999)分析如何使用环境税来替代美国当前的所得税,考察了环境税和个人所得税的差异归宿分析。和一般的结论——环境税是累退的,低收入的家庭收入中支付环境税的比例高于高收入的家庭不同,他发现可以设计环境税和个人所得税的组合,使得开征环境税后,整个税收体系仍然是累退的。

国内对宏观税负与税负结构的研究主要从“效率和公平”两个方面进行。一方面是研究宏观税负、税负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夏杰长、王新丽(2003)通过对我国的宏观税负及税收内部结构进行分析,认为我国宏观税负水平与税制结构都直接或间接地对经济发展造成消极影响,且随着市场化程度和开放程度的提高,其扭曲效应越来越大。杨中全、邹俊伟、陈洪宛(2010)将预算外收入引入经济增长分析框架,利用数据包络(DEA)方法求得制度外收入等不可观测变量的估计值,并得出结论:我国目前的税负水平是适宜的,但税负结构严重失衡;非税负担与最优值有一定的距离。另一方面是研究宏观税负、税负结构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张伟(2002)通过对国民收入分配中税种参与的研究,指出在初次分配中,间接税直接参与对原始收入的分配,并成为政府收入的主体,具有为政府组织收入的特征;在再次分配中,直接税参与企业和家庭初次收入分配后的分配,并构成政府转移支付的一部分,具有调节收入的功能。但从总体上看,我国初次分配格局与再次分配格局的背离程度不大,这反映出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我国政府部门运用直接税对收入进行再分配的调节力度尚不够强(李绍荣、耿莹,2005)。而刘怡和聂海峰(2004)通过对城市住户资料的分析,试图说明我国当前以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等间接税为主体的税收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收入分配状况。但由于刘怡等只是简单地把流转税类视为住户支出上的比例税,那么只要住户间的收入水平存在差距,并且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流转税类就会自然表现出收入分配上的累退性。所以由于分析方法的简单化,还很难从刘怡等的分析中得出流转税类在整体上具有累退性的结论。李绍荣、耿莹(2005)通过实证分析,说明流转税类、所得税类、资源税类和财产税类份额的增加会扩大资本所有者和劳动所有者市场收入的分配差距,而特定目的税类和行为税类份额的增加则会缩小资本要素与劳动要素的收入分配差距。同时,所得税类、资源税类和行为税类份额的增加会提高经济的总体规模,而财产税类和特定目的税类份额的增加则会降低经济的总体规模。也有一些学者从社会阶层分化的角度研究我国税负结构的作用,如王剑锋(2004)以城镇居民为目标群体,加工整理了我国各收入阶层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数据,对我国流转税影响个人收入分配调节的作用进行了实证分析。刘怡和聂海峰(2004)的研究结果表明,低收入家庭收入中负担增值税和消费税的比例大于高收入家庭,但高收入家庭收入中负担营业税的比例大于低收入家庭,整个间接税是成比例负担的。

2010年5月以来,我国财政收入超过3.5万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速达到30.8%。按照这个速度,到今年年底我国财政收入将超过8万亿元,数据显示,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上升,从1994年的11.8%上升到2008年的20.4%;然而,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却在不断下降,从1996年至2008年,中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从69.3%下降到43.3%,累计下降了26个百分点。居民收入不断下降,而宏观税负不断上升。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税制设计的不合理,这种不合理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政府和居民之间收入分配不合理;另一方面是居民各收入阶层税收负担不合理。这一不合理的状况也与中国财政制度的三个显著特征有关:(1)分税制后,税收连年大幅超GDP增长,政府收入与居民收入失衡,西方国家两者大致同步增长;(2)中国以商品服务税为主,西方国家以个人所得税和工资税为主;(3)中国的公共品供给采取“一品两制”,西方国家大致均等化供给。仅仅研究个人所得税和转移支付难以解决中国的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应该同时将商品服务税以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纳入财政再分配制度体系,这与西方国家显然不同。

通过对国内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国内学者大都从税收的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调节作用入手,分析税收对居民收入的影响,且研究大部分是规范性的,少数学者研究了某一特定税对社会阶层的影响,但使用的数据大都是微观数据(如刘怡、聂海峰,2004;王剑锋,2004)等,本文旨在采用全国293个地级市数据研究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对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及其对不同收入阶层可支配收入的影响。

二、理论分析

宏观税负是指一个国家的税收负担的总水平,通常有三个不同统计口径的衡量指标:(1)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谓之小口径的宏观税负。(2)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称为中口径的宏观税负;此处的“财政收入”主要是指预算收入或者决算收入,按统计术语包括税收收入和财政收入中的非税收收入。非税收收入包括国有资产经营收入等。(3)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是大口径的宏观税负,而“政府收入”包括预算内收入和预算外收入。很明显,中口径宏观税负包括小口径宏观税负,大口径宏观税负又包含中口径宏观税负。由于政府预算外收入不规范,难以获得统计数据,测算起来准确性不高,而本文主要研究各税种负担结构对社会阶层分化的影响,所以我们采用小口径的宏观税负。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者在借鉴西方经典的社会分层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各种社会分层理论。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陆学艺等人提出的十大社会阶层理论,它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来划分社会阶层,包括: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据此理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形态呈现底部较大的金字塔形分布。但税负结构对居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可支配收入上,这里我们的社会阶层以居民的经济状况即可支配收入为标准进行划分,而不考虑职业状况、社会地位等因素,本文所指的社会阶层具体分为低收入阶层、中低收入阶层、中等收入阶层、中高收入阶层和高收入阶层五个阶层。

主体税种选择上的差异和不同税种自身的特点,是影响宏观税负水平的重要因素。我国主体税种中,流转税比重大,所得税比重小。以2008年为例,含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的流转税占税收收入的54.8%,所得税仅占27.5%。在流转税中,税收又过度依赖增值税,2008年国内增值税占流转税总额的比重为60.56%。虽然我国目前还不具备发达国家所得税居主体地位的税收环境,但目前的税收构成离双主体并重税制结构要求还存在较大差距。最近几年,我国所得税占总税收和GDP的比重有较快发展,个人所得税比重也在逐步提升。但是,流转税在税制中的主体地位仍远未被撼动,宏观税负的重心仍然是落在全社会所有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上,限制了税收公平作用的发挥。目前,我国的流转税体系基本是对商品生产和销售的经济行为普遍开征增值税,对各种服务的经济行为普遍开征营业税,在征增值税的范围基础上有选择地开征消费税。从税收转嫁机理看,流转税的负担通过商品价格变动可以传递给最终消费者,即流转税的负担最终由消费者承担。对一些基本消费品,如食品、衣服来说,低收入阶层的消费量占其总收入的比重远远大于中、高收入阶层,这使得低收入阶层的流转税负担实际上大于高收入阶层,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社会阶层的分化。

理论上来说,我国税收政策的立足点是“扩税源、宽税基”,以“削峰平谷”。但在现实中,我国的税收制度在对个人收入的宏观调节上呈现“逆向调节”的态势,在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减少的情况下,税收收入、个人所得税占GDP比重却逐年增加,呈反方向变动,且两极收入差距日益加大。由此反映出税收宏观上的逆向调节及相对无效率。从横向公平看,分类所得税制导致收入相同、负担能力相同的纳税人却税负不同;在纵向公平上,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主体并非要素回报率高的高收入群体,而是劳动要素报酬较低的工薪阶层。在新加坡,占人口总数20%的新加坡富人贡献了93%的个人所得税,个税基本都由富人承担。而我国工薪阶层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占个人所得税收入总额的比重逐年上升,2008、2011年先后调高起征点后这一比重有所改变,但由于工薪阶层的个人所得税实行代扣代缴不易避税,而其他类型收入不透明,信息不对称,征管相对宽松,规避也比较容易,产生了逆向选择问题,导致政策效应与政策目标不一致。如果延续原有的制度,工薪阶层作为个人所得税纳税主体的状况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此外,现行税种对收入的调节主要体现在收入流量上,对存量的调节非常乏力甚至缺位,使得税收对个人收入分配的调节不全面。而从效率方面看,在制度设计上没有充分考虑税制与征管能力、征管环境的衔接与匹配,其结果非但没能实现公平,反而造成了效率损失。

考察税收在不同人群之间的分布及其对收入分配等的影响。当具有完整的收入数据时,可以确定收入的不同来源、不同收入来源的纳税情况,考察收入随时间而变动的情形以及捐赠和遗产的情况;当具有完整的消费数据时,可以确定消费者对于不同税收的商品的具体支出,从而计算出支出中包含的税收。在这类研究中,收入、税收和确定税收转嫁的方法是关键。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采用293个地级市的各税种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考察税负结构在初次分配时对各社会阶层收入水平的影响。

三、模型设计和实证结果

为了使分析具有代表性,我们选取4个主要税种考察宏观税负、税负结构对社会阶层分化的影响,这4个税种分别是流转税中的增值税和营业税,所得税中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前者属于间接税,后者属于直接税。各税种的税负水平为各地区相应税收收入占各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我们的思路如下:首先考察税负结构对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其次考察税负结构对各收入阶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影响。

(一)税负结构对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影响

为了分析和比较不同税种税收负担对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影响,构造如下模型:

其中,yit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gdpit为各地级市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mit为各地区二、三产业产值,x1为增值税税收负担水平,x2为营业税税收负担水平,x3为企业所得税税收负担水平,x4为个人所得税税收负担水平,μ为常数项,μ,σ,λi(i=1,2,3,4)为自变量系数,εit为误差项。为避免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我们这里没有把总体宏观税负作为一个自变量,而是将主要税种的税收负担水平作为自变量来考察税负结构对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影响,且将间接税与直接税分开进行处理,各税种的税负水平仍为各地区相应税收收入占各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由于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当地居民可支配收入的重要变量,我们将各地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作为一个重要自变量纳入模型(1)中,又因为各地区的第二、三产业值是影响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重要变量,我们将各地级市的二、三产业值加入该模型中。为消除异方差性,我们将各变量取对数进行处理,修改后的模型如下:

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和稳定性,我们选取2005～2008年中国293个地级市1172个样本观察值,数据均来源于各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各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不论是各地的人均GDP水平还是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都存在很大的悬殊,如最高人均收入是最低人均收入的6.8倍;各税种的税收负担水平在不同地区之间也存在很大差距,如个人所得税负担的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相差近100倍,当然这与各地区的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有很大关系,如各地区的二三产业发展状况差别很大。

根据Breusch-Pagan检验和Hausman检验(1)结果,我们对模型(2)、(3)进行固定效应面板回归,回归结果如表2、3所示。从P值可以看出,模型(2)、(3)的回归效果拟合良好。模型(2)显示的是间接税税负对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影响,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间接税中的主体税种增值税和营业税对居民可支配收入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由于我们采用对数形式的模型,各自变量的系数反映的是弹性概念,增值税税负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原有基础上降低约0.027个百分点,营业税税负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原有基础上降低约0.06个百分点;模型(3)显示的是直接税税负对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个人所得税税收负担(γ4)对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影响较不显著,而企业所得税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居民可支配收入降低了约0.02个百分点;各地区人均生产总值和第二、三产业产值对居民收入有非常显著的影响。

(二)税负结构与社会阶层分化

由前文可知,税负结构对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有显著的影响,为考察各税负结构对我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影响,我们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作为社会阶层分化的标准;采用五等分法将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划分为低收入阶层、中低收入阶层、中等收入阶层、中高收入阶层和高收入阶层五个阶层,分别考察各税种对各个收入阶层的可支配收入的影响;这里的模型沿用模型(2),数据来源于2008年我国290个地级市资料,将290(2)个地级市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从低到高排列,分为5等份,每等份58个地级市,作为对收入阶层的粗略划分,各收入阶层的平均收入状况及税负结构的描述性统计量如表4所示。

从表4可以看出,我国主要4大税种的税收负担的总体水平是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正相关的,即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其相应负担的税收也增多,这体现了我国税收量能负担的原则。但如表4所示,中等收入阶层的增值税税负高于中高收入阶层,说明作为我国间接税主体的增值税并没有完全体现出与收入水平相匹配的原则,这与其间接税的特征有关,较低收入阶层收入中用于征收增值税和营业税的商品和劳务的比例要高于较高收入阶层,可见,间接税并不能很好发挥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从个人所得税税收归宿可以看出,中低收入阶层的个人所得税税收负担(0.001681)要高于中等收入阶层的个人所得税税收负担(0.001562),这说明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并没有起到直接调节居民收入分配的作用,原因主要是我国的个人所得税主要是针对工薪收入征收,而中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大都来自于非工薪收入,这也与我们前面的分析一致。因此,个人所得税在调节居民的非工薪收入方面还有待加强。

根据模型(2)、(3),我们对各收入阶层进行截面回归,考察各税负结构对我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影响,得到回归结果如表5、6所示。

从表5、6可以看出,虽然税负结构对全体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有显著的影响(表2、3),但对各收入阶层的影响却不同。表5、6的P值(回归模型的拟合效果)显示,我国税负结构对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低收入阶层和中高收入阶层,而对处于中间的中低收入阶层、中等收入阶层几乎没有影响。通过比较各回归结果的系数可以看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水平、第二、三产业产值与各收入阶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呈现较稳定的关系,但税负结构对各收入阶层的影响差别很大,间接税中的增值税税负对低收入阶层的弹性系数为负,且影响显著,而对较高收入阶层的影响较不显著,可见增值税的主要负担主体是低收入阶层;直接税中的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对各收入阶层可支配收入的影响也不稳定,如企业所得税对低收入阶层的可支配收入的弹性系数绝对值大于中低收入阶层,个人所得税中中国收入阶层的弹性系数小于高收入阶层。以上结果表明,我国的税收负担并没有体现出量能负担的原则,我国的税负结构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调节收入分配,减缓社会阶层分化的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社会阶层的分化。

注:括号里的数值为t统计量。

注:括号里的数值为t统计量。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分析了我国目前税制设计在调节居民收入分配方面的不合理,采用全国293个地级市数据研究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对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及不同收入阶层可支配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除个人所得税对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影响不显著外,增值税、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对居民的可支配收入都有很显著的负影响;我国的税负结构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调节收入分配,减缓社会阶层分化的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社会阶层的分化。对此,我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合理的宏观税负只是一个相对数字。在任何一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税制条件和财政体制下,宏观税负水平是存在较大差别的。在判断宏观税负的轻重时,应该以承受税收负担的主体作为判断的出发点,要描述的是承载税负的主体-纳税人的负担而不是经济收入的负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作为纳税人消费公共商品支付的价格,纳税人在付出税款的同时,从国家使用税款中获得的回报是构成纳税人衡量税负轻重的一个重要标准。也就是说,税负的高低本身不是根本性问题,关键是责权利的一致性或成本与受益的对称性。

第二,结合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对税收制度进行相应的调整。1994年分税制改革设立了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其主要目的是筹集财政收入,调节收入分配为次要目的。随着近十多年来的发展,财政收入水平已经维持在较高的水平,相反居民收入差距却在逐步增大,对税收制度进行改革的条件和背景已经具备,应对税收制度进行改革,逐步转向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并将调节居民收入分配作为税制设计的主要目的。

第三,加强对非工薪收入的缴纳,避免主要由工薪阶层承担个人所得税的尴尬局面,是完善个人所得税制的重点。如前分析,低收入阶层的个人所得税税收负担高于中低收入阶层的个人所得税税收负担,要改变这一现象,除了适当提高纳税的起征点外,关键是加强现金监控、减少现金交易,建立单一的银行账号制度,并加强对高收入者的监督与跟踪,建立起高收入阶层的自动申报机制。

摘要：本文选取2005～2008年中国293个地级市各主体税种税负结构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数据,运用面板回归和截面回归等方法,实证分析了税负结构对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和对不同收入阶层居民收入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除个人所得税税收负担对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影响较不显著外,增值税、营业税以及企业所得税税收负担对居民的可支配收入都有很显著的负向影响;(2)我国的税负结构并没有发挥应有的调节收入分配,减缓社会阶层分化的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社会阶层的分化。本文的政策含义是:税负结构合理的关键是责权利的一致性或成本与受益的对称性,应当结合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对税收制度进行相应调整,同时加强对非工薪收入的缴纳。

关键词：宏观税负,税负结构,收入分配,社会阶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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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税负 篇6

鉴于此, 为了使国民做个明明白白的纳税人, 不久前天津财经大学教授李炜光在“渤海名家大讲堂”为天津市民讲了《税收与市民生活》一课, 收到了“一箭三雕”之效:普及了税收政策;传播了税收文化;让听众真实了解了税负与自己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

过去许多时候, 为什么我们缴了许多税, 而自己却往往感觉不到?甚至一说“税”, 心里先想到那些大企业、大老板、大明星们才是纳税大户, 老百姓不过是“毛毛雨”呢?这要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来看。

主观上, 广大民众尤其是工薪族, 月均收入普遍在2000元以下, 达不到现行的应税杠杠, 自己没有缴个税的体验;没从事过商业活动, 用不着缴营业税;没钱投资实业入股分红, 没有或绝少“灰色”收入, 没缴过调节税;未遇到彩票中大奖、有人馈赠巨额财产、走路捡个金元宝之类, 无须缴意外得利税……所以扪心自问:我纳过税吗?纳过什么税?心里还真没底。有底的倒是, 常见报刊曝光某某阔佬主动报税啦, 某某歌星异地逃税啦, 某某老板做慈善一掷百万金啦……好像我们这个泱泱大国的田园里, 就这么几棵树长得茂盛, 其他草木微不足道似的。

客观上, 我国实行的是以流转税 (属间接税) 为主体的税制, 与西方国家以所得税 (属直接税) 为主体的税制不同。直接税, 是赤裸裸地让你掏钱。而间接税, 如同打了麻药动手术, 是“温柔一刀”, 让你当时不觉痛, 也就是大多税金藏在商品和消费之中。李炜光教授详解了商品的含税额:100元的服装含14.53元增值税和1.45元城建税;到饭店就餐不论花费多少, 5.5%营业税和城建税是铁定的;8元的纸烟含4.70元消费税、增值税和城建税 (税率达58.75%) ;3元啤酒含0.44元增值税、0.12元消费税、0.06元城建税……税, 如影随形, 如灵魂附体, 衣食住行全覆盖。任何人只要活着, 就是实实在在的纳税人。

由此想到, 有的城市限制外地人购房, 竟要人家“提供一年以上完税证明”。他在此地吃住消费已纳税, 还须额外证明什么?此地无银三百两!如所指个人收入, 拿不出缴调节税证明, 只能证明此地收入过低, 如果收入很高, 你再怎么限制也挡不住他买楼。看看北京、上海的新贵们骄奢淫逸到何种程度就知道了, “证明”云云纯属“障眼法”。

财政部数据显示:2009年我国个税征收为3949亿元, 63%来自工薪阶层。2010年1~11月个税收入为4432亿元, 同比增长22%, 其中食品类价格暴涨推高CPI, 经市场之手向市民多征税近二成, 工薪族成了最大的税源。这意味着:个税调节收入差距的初衷已落空, 调节贫富差距已失灵。将工薪族推上纳税主体地位, 讽刺的是工薪族并不是当今社会财富的主要拥有者。

国家正在酝酿税制改革。纳税是公民的法定义务。我国财政收入95%以上来自税收。没有税收就没有国家强盛, 没有税收就没有人民生活的改善。自觉纳税应成为我们的生活习惯。

企业税负成本解析 篇7

一、实际税负与名义税负

税负, 即税收负担的简称, 它有名义税负和实际税负之分。比如, 一般纳税人的增值税名义税负为17%, 即不含税收入的17%, 但实际税负没有这么高。再比如, 企业所得税税率25%, 即名义上四分之一的利润是要用来纳税的, 但实际上会因减免税、亏损弥补、以及税收抵免等优惠政策的影响, 企业实际的所得税税负达不到25%这么高。分析企业税负成本, 单一税种的实际税负率往往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是综合实际税负率, 即各种税负加起来, 企业总体的税负成本究竟有多高。据《国务院国资委2009回顾》披露, 2002~2009年, 中央企业上缴税金从2915亿增加到11475亿元, 年均增长率21.6%。2009年, 央企营业收入12.6万亿元, 实现利润8151.2亿元, 上缴税金11500亿元, 整体的收入税负率为9.13%。另据全国工商联研究室2010年9月《国有和民营企业发展速度及效益状况比较》披露, 2009年中央企业的收入税负率为9.09%, 全国国企平均的收入税负率为9.42%, 规模以上私营工业企业的收入税负率为3.19%, 而规模以上民营企业的收入税负率为3.88%。大体上央企的税负是民企的2~3倍。

二、企业税负成本构成

由于企业经营内容不同、主体性质不同, 以及所处的环境不同, 其所纳的税种和税负水平不尽一致, 甚至差别会很大。一般说来, 主要相关的税种有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关税、所得税、房产税、土地增值税、资源税、印花税、车船税、附加税等十余种。几乎每一种税对应一部税法, 规则繁多且常有修改和变化, 纳税人稍不留神就可能犯规。一犯规就要被处罚, 所以, 实际上大多数纳税人不可避免地还要承担一种因违规而缴纳的额外税负。因此, 企业税负大致可将其分为四大部分:

一是基本税负或称刚性税负, 这是企业运营必须缴纳的最低税负。这部分税负是企业无论怎么做都无法回避的。

二是选择性税负, 即企业通过相关政策的选择性利用可以规避或减免的税负。比如, 同样是私营企业, 如果你选择成立公司制企业, 那么, 你的投资获利不仅要缴纳25%的公司所得税, 且公司的税后利润分配给投资者个人时还需要缴纳20%的个人投资收益所得税。而如果你选择成立合伙制企业, 则无需缴纳公司所得税, 仅需缴纳个人投资收益所得税, 税率为20%。所以, 公司制企业的每一元税前盈利共需缴纳0.4元所得税, 即相当于所得税率40%, 而合伙企业的一元钱税前盈利仅需缴纳0.2元所得税, 即所得税率仅20%, 故两者的差异即为选择性税负。

三是弹性税负, 即通过一定的技术处理可依法规避的税负。比如, 商场促销活动, 假如你采取全部商品八折优惠促销, 那么, 100元商品按80元出售, 当然也就只按80元计缴增值税, 在不考虑进项税的前提下, 每100元商品应纳的增值税约为11.62元。如果你选择买100元商品赠送20元的其他等价商品, 那么, 按税法规定, 这20元赠送的礼品也同样要缴纳增值税, 即你得按120元含税销售额缴纳增值税, 折合每100元商品要缴纳增值税约17.44元, 其中相差的5.81元增值税就属于弹性税负。换句话说, 这类税负是由于纳税人自身的业务操作手法不同而引起的税负差异。

四是超额税负或违规受罚的额外税负, 即由于涉税违规而受罚所缴纳的滞纳金或罚款, 本质上这不是税款, 在公司的财务核算和税负统计中, 这部分也不包括在税额数据中, 它只是纳税人在税务处理上的违约成本。但从税负分析的逻辑联系上看, 它依然应属于税负成本之一。

如果把税负比作汽车的油耗, 那么, 从甲地到乙地, 你开最省油的车、走最短的路线、用最佳的驾驶技术所产生的油耗, 就是刚性的或基本的油耗数, 走不同路线和开不同车型带来的油耗差异就是选择性油耗, 不同驾驶员走同一路线、开同一车型所产生的油耗差异就是弹性油耗, 当然走错了路所带来的多余油耗就是额外油耗。用这种通俗的比喻去理解税负成本的构成, 就可以很清楚地知道什么样的税负是最能节约的。

三、企业税负成本节约

假定我们把基本税负、选择性税负、弹性税负和超额税负分别用A、B、C、D来代表, 则有:总税负=A+B+C+D;可能节省的税负=B+C+D。由此可见, 企业税负成本的节约潜力是巨大的, 不容忽视的。

其实, 对企业而言, 税负无疑是一种成本。它跟其他成本一样, 该花的必须花, 该节约的应该节约!企业的产品生产成本, 可以通过提高技术装备水平来提高效率以降低成本, 可以通过改进产品设计或配方来降低成本, 也可以通过提升管理、减少浪费来降低成本, 当然, 企业如果不考虑信用或长期利益, 也可以用偷工减料的方式来节省成本。但人们不应当也不会一提到降低成本就想到偷工减料, 更不会指望降低成本要靠财务人员算账来想办法。但为什么人们一提到降低企业税负, 马上就联想到偷税漏税或避税呢?原因就是错误的观念左右着错误的行为!可见, 理清税负成本的构成有助于人们树立科学节税的理念。

遗憾的是, 绝大多数企业管理者对企业的经济技术参数了如指掌, 但惟独税负成本数据是个例外。从公司老板到中层业务骨干, 十之八九你问他公司一年纳多少税、公司单位营业收入的税负水平或单位利润的负税额等, 几乎没几个人能清楚。绝大多数人对税务问题都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回避态度。这就说明公司税务信息通常是高度屏蔽的。而企业的任何其他成本数据都不会对企业中高层管理者屏蔽。这是为什么呢?这说明其中或多或少都有“见不得阳光”的东西, 多一个人知道就多一份风险。所以, “回避”就成了潜规则。如果一项重要的成本大家都不清楚其具体水平, 那怎么能降低呢?谁又会去想办法降低它呢?显然不太可能。

在计划经济时代, 国有企业基本上是利税不分, 反正都是交给国家, 政府对企业经营业绩衡量也是以“利税额”作为依据的, 经营者养成了对税负成本较为麻木的思维惯性。改革开放以后, 企业所有制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利和税分属于不同的利益主体, 随之, 千方百计少纳税的偷逃税行为屡禁不止。虚列成本、隐瞒收入、小金库、假发票、内账外账等财务造假行为盛行。企图通过钻空子、拉关系、造假等非法手段去实现偷逃税款, 不少人为之身陷囹圄。随着国家金税工程的实施, 税收征管越来越规范, 监管日益严格, 靠非法手段减轻税负的幻想越来越不灵了。科学节税已经成了企业经营效益竞争的一个极其重要方面。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 科学解析企业税负成本有助于企业科学地降低税负。但这方面在企业财务管理现状中几乎还是空白。企业的成本报表、成本核算明细账应有尽有, 而最大的一项“税负成本”却被忽略了, 岂不怪哉?这不能不值得每一位企业管理者深思。

税负转嫁问题研究 篇8

1. 税负转嫁的概念界定。

税负转嫁是纳税人通过种种方法将法律规定由其承担的纳税义务变为他人负担的过程。赋税人使最终负担税款的人。在税负转嫁的条件下, 真正的赋税人和纳税人是可以分离的, 负税人是经济意义上的承担主体, 纳税人只是法律意义上的纳税主体。对税负转嫁的理解应把握几点: (1) 税负转嫁和价格的上升、下降直接联系。 (2) 纳税人的主动的有意识的行为才是税负转嫁, 与纳税人主动行为无关的价格再分配性质的价值转移不能算转嫁。

2. 税负转嫁的基本形式。

(1) 前转。也称顺转, 即纳税人通过提高其所提供商品的价格, 将其所应交纳的税款向前转移给商品购买者。 (2) 后转。也称逆转, 它是指纳税人将其所纳税款以压低商品或生产要素购价的办法, 向后转嫁给商品或生产要素的提供者的一种形式。前转和后转是税负转嫁的基本形式。 (3) 混转。也称散转, 它是指对纳税人而言, 即可以把税负转嫁给供应商, 又可以同时把税负转嫁给购买者的一种转嫁方式。 (4) 税收资本化。实际上是后转的一种特殊形式, 是指应税物品在交易时, 买方会将以后应纳的税款折现, 从所购物品价格中作一次性的扣除。

二、税负转嫁存在的条件

1. 自由价格机制的存在是税负转嫁实现的前提条件。

商品价格的变动是税负转嫁的基本途径, 政府征税后, 纳税人可以根据市场价格机制自由制定商品的价格, 通过抬高或压低价格来实现税负转嫁, 如果价格无法变动也就无法实现税负转嫁。由此可见, 税负转嫁实现的基本前提条件是商品价格的自由浮动。例如以商品或劳务为课税对象的流转税, 其课税对象在流转过程中与价格关系密切, 因此, 可以改变课税对象的价格来转嫁税负。

2. 纳税人的物质利益驱动, 是税负转嫁产生的根本动因。

国家征税, 表明原来归属纳税人拥有的一部分价值向国家的单方面无偿转移, 是纳税人的一种物质利益损失, 纳税人作为追求自身利益的经纪人必然要想办法避免或减少因纳税而产生的损失, 因而会通过经济交易中的价格变动来合法转移税负就成为纳税人的一个重要和基本的选择。当然这也需要以商品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为其经济基础, 税负转嫁则是同商品经济的存在联系在一起的。税负转嫁是一切商品经济共同的经济现象, 只有存在商品经济, 才可以在任何社会形态, 都存在税负转嫁。

三、税负转嫁的影响因素

1. 供求弹性对税负转嫁的影响。

需求和供给的弹性是决定税收转嫁情况的关键, 一般来说, 当商品的供给弹性越小, 需求弹性越大时, 税负越难向前转给需求方;供给弹性小说明, 商品或生产要素的供给者对价格不怎么敏感, 而需求弹性较大责说明, 购买者对价格敏感, 某种商品增加税负后, 供给者只能自己负担或向后转嫁。而当商品的需求弹性小, 供给弹性大时, 则税负越容易通过提供价格的方式向前转嫁给买方。

2. 课税范围对税负转嫁的影响。

一般地说, 课税范围越宽泛, 税负转嫁越容易;反之, 税负转嫁越困难。这是因为课税范围越广, 当政府对大部分甚至全部商品或生产要素, 就越不易对商品或生产要素的购买产生替代效应, 需求就越缺乏弹性, 税负就比较容易转嫁。反之, 税负越难转嫁。因此在设计税制是应通过考虑课税范围的大小来衡量税负转嫁的程度, 进而考虑税收的实际负担。

除以上主要因素外, 成本变动、资本转移、课税方式、市场结构等也会对税负转嫁产生影响。

四、税负转嫁的经济作用

1. 税负转嫁的收入分配效应。

税负是纳税人的经济利益的损失而税负转嫁是纳税人利益损失的补偿和实际负税人利益的损失, 因而属于一种利益再分配。税负转嫁是通过价格、工资等分配手段实现的, 改变了各成员在全社会利益结构中的地位, 并会改变这些分配所形成的收入格局。其实质是税收分配的直接产物, 是继国家与纳税人利益分配后所产生的该纳税人与其他社会经济成员之间的利益分配。研究税负转嫁有利于更好的根据特定的目的设计税制, 有利于明晰国家、企业、个人之间的具体利益关系。

2. 税负转嫁调节市场供求关系。

市场的供求主要是通过是通过价格机制来调节供给总量和需求总量来达到供求的一种平衡状态, 税负转嫁也正是通过价格和价值的相背离来实现税负的转移。当需求大于供给, 此时需求弹性较小, 供给者可以通过提高价格将税负转嫁给消费者, 进而价格会提高, 需求会减少, 供给会增加, 逐步缩小供求差距。当供给大于需求是, 税负不易向前转嫁, 如果此时原料供给市场的供给弹性也较小时时, 税负就无法转嫁, 此时对商品课征重税则有利于抑制这一商品或产业的发展。同时在进行制度设计或用税收进行宏观调控时也应考虑某些鼓励发展产业税负不易转嫁, 在向其课税的同时是否应给予适当的优惠或补贴。正确认识和发挥税收的这种效应, 有利于发挥税收的经济杠杆作用, 促进社会稳定健康的发展。

3. 税负转嫁对经济效益提高的影响。

利用有限的资源、最大程度地满足社会生产和生活的消费需要, 是社会经济效益达到较高水平的标志。税收属于分配范畴, 税负转嫁作为一种利益再分配, 它必然会引起消费替代、收入分配、社会供求、价格水平等方面的变化, 这在客观上必然影响社会资源的配置, 影响整个社会的经济效应。在商品经济条件下, 资源的合理配置必然表现为对资金流向和流量的不断调整。税负转嫁就是采用经济手段占有企业一部分经济利益, 通过改变物质利益关系来引导被调节者的行为, 也就是通过增加某种物质利益来鼓励某种行为, 减少某种物质利益来限制某种行为。

当然, 我们也必须看到,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税负转嫁也确实造成各地区的经济结构不同等一些负面效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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