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税改革提速

资源税改革提速（精选5篇）

资源税改革提速 篇1

随着频谱资源的日益稀缺, 如何规划和统筹频谱资源成为影响5G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

在4G趋于成熟的今天, 5G进程也在不断提速。随着2020年5G商用期限的临近, 目前产业界纷纷加大5G技术研发力度, 以推动标准尽快形成、促进5G产业走向成熟商用。在我国, 2016年初5G技术研发试验的启动, 也标志着5G研发进入了新的阶段。而随着频谱资源的日益稀缺, 如何规划和统筹频谱资源就成为了影响5G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

2016年5月31日, 由中国IMT-2020 (5G) 推进组联合欧盟5G PPP、日本5GMF、韩国5G论坛和美洲5G Americas共同主办的“第一届全球5G大会”在北京召开, 关于频谱资源的规划成为大会主要议题之一。高低频段在不同应用场景上的协调划分、如何加强国际间的合作等成为大会热议话题。

“频率资源是移动通信发展的前提条件, 我们要依托国际电信联盟, 加强区域间、国家间、行业间的沟通、协调, 力争形成更多全球统一的5G工作频段, 既要加强低频段的研究, 也要推进高频段的研究, 积极应对物联网场景对频率提出的新需求。”工信部部长苗圩在致辞中表示。

我国5G试验从低频段入手

随着各类移动通信、卫星和无线通信的不断发展, 低频段资源日趋紧张, 目前可用的资源主要集中在6GHz以上。但5G商用既需要高频段资源, 也需要低频段资源, 业界在争取6GHz以上高频段资源的同时, 也需要充分挖掘6GHz以下的可用资源。

IMT-2020 (5G) 推进组主席曹淑敏介绍了我国在频谱推进方面的工作。据悉, 目前我国已确定3.3~3.4GHz、4.4~4.5GHz、4.8~4.99GHz、3.3~3.6GHz为5G试验频段, 将其列入试验频段也增大了其日后被选为商用频段的可能。此外, IMT-2020 (5G) 推进组还在研究物联网的可行频段, 最终在6GHz以下确定了将800MHz、900MHz作为物联网应用的窄带频段, 以满足海量的机器到机器通信需求。

曹淑敏表示, 要满足高速率的5G应用需求, 充足而连续的频谱资源必不可少, 因此IMT-2020 (5G) 推进组还希望有更多频段应用于5G。据悉, 目前在高频段有25GHz、28GHz、30GHz、40GHz4个备选频段。IMT-2020 (5G) 推进组正在深入研究, 以确定最终哪一频段可以用于5G。

今年1月我国启动了5G技术研发试验, 3.5GHz频谱已成为重要频段。面向未来, 随着频谱划分的确定, 高频段资源也将成为5G发展的重要一环。

各国认识尚未统一

为实现不同国家5G系统之间的互联互通、扩大移动通信的规模效应, 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在频谱资源划分上达成共识非常重要。这也是苗圩部长强调“依托国际电信联盟, 加强区域间、国家间、行业间的沟通、协调, 力争形成更多全球统一5G工作频段”的原因所在。

在本次全球5G大会上, 来自不同组织的代表提及了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于5G频谱资源的看法。

5GPPP主席Werner Mohr表示, 与中国相似, 欧洲在试验阶段选择的也是6GHz以下频谱。日本5GMF主席Kohei SATOH表示, 其部分成员对增强型的移动宽带比较感兴趣, 认为应该有更高的带宽, 因而6GHz以上频谱对于5G系统来说很重要。

5G Americas主席Chris Pearson表示, 在频段方面各国都面临着选择高频或低频的问题, 两者各有千秋, 高频传输速率较高但覆盖性能较差, 低频可以满足大多数需求但频谱资源有限。

目前而言在频谱问题上业界尚难达成共识, 然而频谱资源的统一是5G发展的必然, 业界预期在2019年世界无线电大会上各种认识上的差异将得到统一。

资源税改有望提速扩面 篇2

从特例到范例

新疆资源税改革的先行启动，也使得下一步资源税改革何时推向全国备受关注。

从以往的资源税条例来看，存在征收范围过窄、税率偏低及从量计征的诟病，已不能体现资源的价值，且与环境治理、生态恢复、社会保障等公共事业所需的资金相比，只是杯水车薪，更无法发挥引导全社会节约非再生资源和稀缺资源的作用。

更重要的是在资源价格上涨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无法获得相应的收益。资源税不能随着资源开发的内部和外部条件的变化作相应的调整，致使其税收的适应性较差。

此次资源税改革将改变过去从量计价、税率畸低的不合理现状，并通过改革，实现与贫穷的资源出产省份分享财富的目的。新疆试点的资源税改革，将涉及原油和天然气两大资源，实行从价计征，税率均为5％。

计征方式的转变是实现从资源优势到产业优势的内升动力，有利于高效、集约地利用资源，有利于从整体上提高资源、开发、配置和使用效率。

新疆是我国第三大原油产区，产量仅次于黑龙江和山东，拥有克拉玛依、塔里木和吐哈三大油田。以新疆2009年原油产量约为2518万吨计算，资源税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后，每年可为当地政府增收40亿元以上。

新疆不仅是“特例”，还将成为“范例”。政策分析人士称，资源税改革有望在全国范围内推行。

抓紧时间窗口

早在2007年初，资源税改革已被国务院提上日程。然而2007年CPI指数增幅冲高至6％，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4_8％。提高资源税税负，对积聚了很强涨价动能的原油、天然气和煤炭等而言，必然成为推动相关商品涨价的契机。通胀高企引起政府的警觉，资源税改革因此被搁置。

2008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国内经济增速下滑，大宗商品价格下降，CPI随之急剧回落，并连续9个月为负增长。然而相关部门担心在通货紧缩时期，推出资源税改革方案会影响相关企业发展，无利于“保增长”任务。资源税改革再度搁置。

国家开发银行前副行长刘克崮表示，当前，我国经济正以稳健的步伐回归上升通道，CPI、PPI步入正增长轨道。同时，能源企业盈利预期向好。宏观微观经济环境均处于调整资源税的有利时机。通货紧缩压力已不复存在，通胀虽有预期，但还没有对现实形成较大压力。经济回升后，企业抗压能力也有所增强。若不能把握时机适时推出，随着通胀压力加大，资源税改革的窗口时机又将错失。

业内人士坦言，此次新疆试行的资源税计价方式的转变，将使税收更加合理地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和市场价格调节机制，增加了能源输出省份的财政收入。从长期看，在全国范围推出资源税改革是个必然趋势，将覆盖目前资源税的所有征收对象，煤炭、黑色金属原矿、有色金属原矿等都将采取从价计征的方式。一旦资源税改革在全国全面铺开，各行业生产成本的增加是不可避免的，可能对宏观经济带来通胀压力。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新疆出台的资源税改革方案并未涉及到煤炭资源。目前我国煤炭需求旺盛，煤炭价格已处于上升周期，在夏季煤炭需求高峰来临之前推行煤炭资源税改革，将进一步推高煤价。由于煤炭占我国能源消费量的70％左右，煤价上涨必然造成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

资源税改革进一步推行的时间窗口，选择不易。种种迹象表明，资源税改革有望在全国更大范围推行，时间也许就在最近三个月。

三方利益博弈

资源税改革之所以几度搁浅，主要是涉及到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政府和企业三方的利益分配。

资源税税负提高后，一些资源大省的收入增加，而净买入资源的省份负担会加重。尤其是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等关系民生的资源，价格上升必然带来生活负担加重。政府需要相应提高救济和福利标准，财政支出压力随之加大。

值得注意的是，政策分析人士称，此次资源税改革不会触及收入归属问题，仍将保持原有格局，以避免地方政府的抵触，使改革得以顺利进行。同时，目前对地方政府资源税增收部分并无使用规定。

除政府间的利益羁绊，相关企业作为利益方，对资源税改革方案的博弈无从见怪。以国内原油价格每吨4000元计算，按5％的税率征收，原油资源税每吨税额将达200元。根据现行资源税率，新疆地区从量计征的原油资源税为每吨30元，天然气资源税为每千立方米9元。对于中国石油和中国石化两大国内石油企业来说，会因此增加约170亿元和57亿元的成本。中国石油董事长蒋洁敏近日公开呼吁通过提高特别收益金的起征点来减轻税费负担。

企业与政府间的博弈本是稀疏平常的事，但中石油、中石化作为两大垄断性国企巨头，在直面资源税改革时却表现出极强的两面性：一方面，作为国有资源类企业除得到国家财政政策的支持外，享受近乎独占的垄断经营权；而另一方面，在资源税改革出台的风头上，打着与市场接轨的旗号，抬高成品油价格。

在国际上，原油价格完全市场化，而国内原油和成品油属于垄断经营，成品油定价是政府管制和指导下的“半官半市场化”。中国在资源类领域存在的垄断体制、市场禁入门槛，不仅造成了中国老百姓在某些领域承担着更高的价格，还会在有风吹草动之时面临停止供应的威胁。这已让公众开始质疑垄断型国企在维护经济与社会稳定方面的保障能力。

资源及相关商品价格承载了政府公共政策的目标，目前尚不完全由供需决定的市场化定价，政府管制和干预无处不在，资源商品价格不能按经济规律在商品间顺畅传导。尽管中国政府将“为资源环境税费改革和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留有一定空间”，但伴随着资源税改革而来的资源类产品价格改革仍需谨慎。

资源税改革提速 篇3

3 月14 日, 国家发改委下发了 《关于扩大输配电价改革试点范围有关事项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 , 明确将北京、天津、冀南、冀北、山西、陕西、江西、湖南、四川、重庆、广东、广西等12 个省级电网, 以及国家电力体制改革综合试点省份的电网和华北区域电网列入输配电价改革试点范围。

《通知 》要求, 已开展试点的省份要认真总结输配电价改革试点经验, 未纳入2016 年输配电价改革试点的省份, 也要抓紧开展输配电成本调查, 做好输配电价测算准备工作。 自2014 年首次在深圳市启动输配电价改革试点以来, 我国逐步扩大了试点范围。2015 年在内蒙古西部、安徽、湖北、宁夏、云南、贵州6 个省级电网开展了先行试点。 而此次扩大试点范围后, 将覆盖至全国18 个省级电网和1 个区域电网, 标志着输配电价改革全面提速。

与此同时, 国家发改委还安排试点范围以外的地区同步开展输配电价摸底测算工作。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有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 将结合输配电价改革及各地电力市场建设和电力市场化交易的进展, 研究制定科学合理的《输配电价管理办法 》, 以提升对网络型自然垄断企业的监管能力。

流通体制改革提速 篇4

近几年，农产品市场仿佛进入一个怪圈，市场的一头是“菜贱伤农”，另一端消费者却无奈地承接着“高价菜”的现实。“伤不起”的菜农和“吃不起”的消费者，让人们一度怀疑市场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据媒体调查，蔬菜从 “菜园子”到 “菜篮子”，一般要经过“菜农—小贩—产地批发商—长途运输户—销地批发商—小贩”等多个中间环节，每个环节至少加价5%。尤其是“最后一公里”，有时菜价会上涨一倍。

流通已经成为困扰农业发展的重要环节。虽然我国已基本建立起覆盖城乡的流通网络，但长期以来“重生产、轻流通”的传统观念，造成其发展仍然滞后于国际水平。中国商业联合会资料显示：2005年以来，物流成本占到中国国内最终菜价的2/3和各类产品物价的1/3，在GDP中所占比重高达18%，而西方发达国家同类指标是8%到10%。

高昂的物流成本有其自身特殊的形成原因。一方面，和发达国家比，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远远滞后，这种情况在农产品流通领域得到全面体现；另一方面，我国农民布局分散且多在偏远地区，物流设施的滞后、政府部门的割裂、信息手段的缺失都在压缩物流成本进一步降低的空间。除此之外，有专家指出，流通领域组织化程度低，流通环节过多也是推高成本的主要因素，每个环节中的劳务费、油费、运输费等各种费用加在一起，最终都会层层加码到终端产品上，由此必然会造成价格上涨。所以从一定程度上说，流通才是造成“菜贱伤农、菜贵伤民”的症结所在。

针对流通领域存在的问题，国务院常务会议于7月11日通过了《关于深化流通体制改革加快流通产业发展的意见》，明确了主要任务、支持政策和保障措施。“此时出台《意见》，可以降低流通成本，进而促进消费，对于下半年的稳增长有重要意义。”中国社科院财贸所流通产业研究室主任宋则说， “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扶持流通业发展的含金量最高的一份文件。”《意见》概括起来共有十大要点，几乎涵盖了所有问题，其中有针对流通环节过多给出的解决方案，也有对流通企业在经营和税收等方面的支持政策。

“大部制”改革再提速 篇5

此番会议讨论了《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草案）》稿，指出，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在行政体制改革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需要首先抓紧抓好，将把职能转变放在更加突出位置，继续简政放权、推进机构改革、完善制度机制、提高行政效能。

据悉，本轮改革从2012年开始进入计划，由中央编办牵头，国家行政学院承担了相关课题的研究。其间，该学院还曾向同行多方征求意见，借鉴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经验，最终成文并于中共十八届二中全会上提交中央讨论的新“大部制”改革方案，包括民政部扩大社会管理等方面的权责；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整合，成立专门的市场秩序监管部门；国家海洋局扩权，强化海洋综合管理权限；铁道部与交通运输部有望整合等诸多内容。

与此相关，有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的合并此前也有酝酿，或将与教育部、文化部统筹布局“大文化”。但该专家也表示，具体改革结果要看国务院最终公布的方案。

“‘大部制改革绝不仅仅意味着机构合并，重在职能转变。”中国政法大学行政管理研究所所长刘俊生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一再表示，改革核心应该在于理清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权力边界，“所有改革应纳入法治轨道，约束政府权力，保证权力运行的公开透明。”

改革主线一以贯之

据上述会议信息，此轮改革将致力于推进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和监管型政府转变。这一路径在中山大学政务学院副院长倪星看来，是坚持了中国近年以来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主线。

回溯以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机构已进行过六次比较大的改革：1982年重在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和实行干部年轻化的改革；1988年改革致力于政府职能转变；1993年旨在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改革；1998年重在消除政企不分的改革；2003年目标为“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改革，成立了商务部、国资委、银监会等部门；2008年则推进了以突出公共服务和“大部制”为重点的改革。

历次改革的脉络基本遵循时代背景、市场规律，与国际接轨，其中政府权力配置更加科学，行政效率愈来愈高，政府理念日趋服务而非管制。

在这些改革中，距离最近的两个阶段（分别为朱镕基和温家宝主持政府工作期间）特点非常鲜明。前一阶段以打破政企不分为目标，推进宏观归政府、微观放给市场的改革，搭建起政企分开的基本框架；后一阶段以搭建公共服务框架为主，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是社会利益格局再调整的过程。

“两个阶段都抓住了时代发展的主要矛盾和特点，但是也都谈不上彻底，均亟待进一步深化。”倪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前一阶段的改革一度引发国际高度关注，但同样面临既得利益者的阻力，最终未能实现改革效果的最大化，甚至遗留下一些问题。

最显著的问题在于，行政体制改革仍大有空间，与理想状态及公众期待差距较大，一些新的“大部委”并未实现1+1>2的改革初衷。“一些既得利益部门权益固化，最典型的是铁道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白智立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并未真正实现职能转变的机构改革甚至成为行政效率提高的障碍，也使得监管缺位、错位和越位现象频频发生。

倪星认为，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如果不尽快实现此次会议所提出的“简权放权”目标并有效约束权力，就有可能形成既得利益集团进一步瓜分利益的格局，导致社会的碎片化。

重点不在“合”而在“转”

刘俊生对简权放权约权、提高行政效率的期待，甚至超过对所谓“大部制”的建立。他以美国为例，对方的国家行政机构并不比中国少，但行政效率和服务水平有目共睹，由此，他一再向《中国新闻周刊》强调自己的观点，就是机构改革的重点不在于合并了多少部门，而在于转变、理清了多少职能。

刘俊生表示，现行行政体制的问题主要体现为党政权力交叉、行政行为有法不依、部门间利益扯皮等，最大的弊端是权力运行透明度不够和约束机制缺失。而这些远非“大部制”改革甚至行政体制改革所能根本解决的问题，需要辅以政治体制改革。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此间撰文同样试图纠正以往不少人将“大部制”改革等同于机构合理化、提高行政效率的误区，“尽管通过机构整合的机构理性化的确是‘大部制改革的一环，但并非主要内容，”他指出，此项改革的主题是建立规制政府和健全政府治理结构，但是，对此“各方面的努力还远远不够”。

依据郑永年的观点，中国之所以在进行了许多年行政体制改革后仍未达理想目标，主要原因在于政府向企业和社会的分权并未真正到位，而这恰是未来十年中国新一届政府启动新一轮改革的重大突破口。配以进行的应当是政府加快建立对企业经济活动的监管，即通过政府功能的转型，实现从直接参与和管理经济活动转为对经济活动的规制。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政府与社会关系。郑永年认为政府向社会分权的目标尚未确立。“政府不能向社会分权，就造成了大政府、弱政府，小社会、弱社会的局面。而该局面是今天中国诸多社会问题的结构性根源”。

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的几位专家看来，简单化的部门合并已经导致了尾大不掉的局面，中央层面的机构改革并未实现机构的精简。郑永年同样指出该问题，虽然表面上机构数量减少，但各部委下挂数千个不同形式的机构，权力寻租现象频繁发生。

因此，郑永年表示，“大部制”就是要建立小政府和有效政府，但由于没有向社会分权，不管权力以怎样的方式在政府部门之间分配和调整，结果还是在各个政府部门流转，政府要承担的功能还是—样多。向社会分权是实现“大部制”的前提条件。

改革成效关键看服务

在倪星看来，基于“瓦格纳定律”，随着经济的进步和增长，公共开支的份额会随之增大，而且公共开支增长的幅度要大于经济增长幅度。按照目前发展趋势；中国显然无法逾越该定律。加之市场经济日益复杂。社会矛盾越来越多，公众愈加不关注政府机构的多寡与人员数量，而是要看政府所提供公共服务的覆盖面，以及服务水平的高低。政府承担的公共服务职能增多是必然趋势。

而政府必须回应社会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并向上提升自我服务意识和能力、水平。“这是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也是检验改革成效的重要标准。”刘俊生说。

郑永年认为，在未向社会分权的情况下，政府本身仍然是一个无限责任政府。不向社会放权，社会就得不到权力，就很难形成社会自我管理的局面。“这就必然出现政府和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

因此，在社会改革框架内，行政体制改革至少有两方面内容：首先是提供公共服务。这要求政府职能的转型，从推进经济发展功能，转型到提供社会服务功能。这种转型必然进而要求政府机构和官僚组织的重组；其次，更为重要的是要建设大社会。近年来，社会管理成为中国政府社会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而社会管理的主要内容就是社会的自我管理，这就要求政府给予社会充分的空间，容许社会自治力量的成长。同时，政府也要转变自身功能，从直接控制社会转型到通过法治来监管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