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来源地（精选10篇）
不同来源地 篇1
白鲜 (Dictamnus dascarpus Turcz) , 又名白藓皮、八股牛、羊鲜草。芸香科, 多年生草本植物, 全株有特异的刺激味。以根皮入药, 中药名为白鲜皮。具有解毒、祛热、利尿、除湿和杀虫等功效, 能治皮肤瘙痒、湿疹、肝炎和阴部瘙痒等疾病。根含生物碱, 主要有白鲜碱、黄柏酮等, 叶含芸香甙、挥发油等。具有抗炎、抗菌、抗过敏、增强免疫等作用。白鲜叶可提取芳香油, 根茎作农药用, 白鲜皮有止血作用。
白鲜皮是一种尚未完全开发利用的很有价值的药用资源, 含有多种化学成分, 其中白鲜碱和梣酮是其中的主要有效成分, 文献报道, 白鲜皮有抑菌作用, 为进一步验证和研究其抑菌活性, 本实验利用不同产地的白鲜皮, 观察其对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菌、枯草芽孢杆菌3种常见菌种的抑制作用, 以比较不同来源的白鲜皮的抑菌效果。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材料
2012年夏季, 分别在吉林省长春、柳河、通化, 辽宁清原、内蒙古阿荣旗采集白鲜鲜样, 采后室内清洗、干燥。
1.2 方法
1.2.1 采用HPLC法测根皮中梣酮和黄柏酮含量。
1.2.2 白鲜皮抑菌效果比较。
实验所用细菌为大肠杆菌 (Escherichia coli) 、金黄色葡萄球菌 (Staphyloccocus aureus) 、枯草芽孢杆菌 (Bacillus subtilis) 由通化师范学院生物系微生物实验室提供, 采用营养琼脂培养基培养细菌, 121℃, 灭菌20min, 37℃恒温培养箱培养。纯化后, 斜面保存。 (1) 不同处理方法白鲜皮抑菌效果比较。5份样品分别用无菌水、95%乙醇溶液和分析纯 (AR) 甲醇溶液3种试剂, 浸泡72h, 比较抑菌效果。 (2) 不同产地的白鲜皮抑菌效果比较。取直径为5mm经灭菌的滤纸片, 分别在上述三种溶液中浸泡30min备用, 然后放在分别涂有上述三种菌的平板上, 同时做对照, 每个处理重复3次, 37℃恒温培养箱中倒置培养24h, 观察结果, 测量抑菌环直径。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处理方法白鲜皮抑菌效果比较
在无菌水、95%乙醇和甲醇溶液三个处理中, 只有浸泡在甲醇溶液中的样品对3种菌都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对大肠杆菌的抑菌效果最明显, 金黄色葡萄球菌次之, 对枯草芽孢杆菌无抑菌作用。
2.2 不同产地的白鲜皮抑菌效果比较
不同产地的白鲜皮对实验细菌的抑菌作用不同, 白鲜皮提取物对大肠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有抑制效果, 尤其对大肠杆菌效果更为明显, 对枯草杆菌无明显抑菌效果。如表1所示, 对大肠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抑菌效果最好的来源于内蒙, 最差的均来源于通化, 效果最好的抑菌环直径是最差的1.88倍。
2.3 不同产地的白鲜皮抑菌活性物质比较
通过抑菌活性物质含量比较发现, 白鲜皮中梣酮含量来自清原的为0.073%最低, 内蒙产地的梣酮含量0.321%是所有产地中最高的;黄柏酮含量, 柳河为0.787%, 其余产地含量均大于1%, 最高含量为通化1.882% (见表2) 。文献报道白鲜皮内梣酮为主要抑菌物质, 但本实验结果却是梣酮含量与抑菌效果不成正比, 可能是由于所采样品生长年限不同引起的。
3 小结
3.1 不同处理方法白鲜皮抑菌效果比较
通过对吉林、辽宁、内蒙古三个省5份地区样品白鲜皮对细菌抗菌作用的比较, 在水浸、95%乙醇溶液浸泡和甲醇溶液浸泡, 甲醇溶液处理的样品有抑菌效果, 其他两种溶液均无明显效果。
3.2 不同产地白鲜皮抑菌效果比较
5份样品中, 抑菌效果最好的来源于内蒙, 并对大肠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抑菌效果较为明显。在供试样品中, 内蒙的样品抑菌环直径最大, 生长年限长, 故抑菌效果可能与生长年限有关。
3.3 不同产地白鲜皮抑菌活性物质比较
不同产地白鲜皮梣酮与黄柏酮含量存在较大差异, 梣酮含量以内蒙产地最高, 含量0.321%;黄柏酮含量以通化产地最高, 达到1.882%。文献报道梣酮为主要的抑菌活性物质, 与本实验结果存在一定差异, 本实验结果表明其抗菌作用可能是两种物质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未对两种物质分离提纯进行单独研究, 也没有深入研究两种物质的结构特点和抗菌作用机制, 所以两种物质各自的抗菌作用怎样还有待进一步研究确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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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来源地 篇2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歌，她是多么动听!的确，我们的生活中有着许许多多的爱，有友爱、师生爱、亲情爱等。因此，我们由衷的幸福。
无论它属于什么爱，都脱离不了一个概念：“无怨无悔的付出。”从来都不求回报。
我也被爱包围着。而在我的心中却有不同的接收方式。
母爱，永无止境。当你呱呱落地时，母亲便拖着疲倦的身子来照顾你。晚上要看着你入睡，常常到了凌晨才小睡一会儿。经过多少个夜晚后，她熬出了黑眼圈，变成了国宝，年轻的相貌渐渐离她远去。母亲的青春年华，已被我们葬送。
父爱，磐如大山。当你呀呀学语时，父亲也会陪你玩。他会把你放在肩上，怀里，带你在“天空中”飞翔，在“太空”遨游。当你生病时，父亲见你不舒服的样子，流下眼泪。此时帅气的爸爸变成了一个脆弱的人。父亲的拼搏斗志，已被我们吞没。
师生爱，庞大感人。当你进入人生第二课堂时，你常常惹老师生气，欺负同学，可他们却依旧陪在你的身边，他们怕你孤独。此时的老师，把仅剩的脾气存起来。老师的“小性子”已被我们封杀。
友爱，纯洁无瑕。当你收到了伤害时，会有一个人站在你的对面，说：“别怕，我永远与你在一起。这有肩膀，有怀抱”他们的青春傲骨已收敛了许多。此时，他们的坚硬，已被我们融化。
而有一种爱，她博大精深，纯洁无私。那就是三代人为我建构的家。那是一个充满欢声笑语的地方。它不会因为你的任性而大发雷霆;不会因你的失败而失去信心。她会鼓舞你继续前进。
爱的金色光芒永远拥抱着我。
那些此时迷茫的人，你在想什么?父亲、母亲的一句刺耳的话，举手欲打却又停下，那不是不爱你，而是另一种体现。友情中，朋友说你，也是想让你更加勇敢前行。
我们一直都生活在爱的世界里，别再迷茫，别在伤她们。去珍惜吧;别让自己悔恨。
不同来源地 篇3
摘 要：为评价不同来源芜菁的营养品质，以19份国内外不同来源的芜菁作为试验材料，对其可溶性糖、可溶性淀粉、可溶性蛋白质、抗坏血酸（VC）及游离氨基酸等5个营养品质指标进行测定和比较，并采用模糊数学的隶属函数法对其营养品质进行综合分析。结果表明：不同来源芜菁品种在品质方面有较大的差异，19份材料中，综合营养品质较好的是C-01、C-02、N-02和N-01。
关键词：芜菁；种质资源；营养品质；综合评价
中图分类号：S631.3 文献标识码：A DOI 编码：10.3969/j.issn.1006-6500.2015.10.001
Abstract： To evaluate the nutritional quality from different Turnip， 19 species of Turnip were selected as experiment materials at domestic and aboard， five nutritional indexes including soluble sugar， soluble starch， soluble protein， ascorbic acid （VC） andfree amino acid， were determined and compared. Then they were analyzed by the membership function method in fuzzy mathematic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great varieties from different origin of Turnip nutritional quality. Among these 19 species of materials， the best comprehensive nutritional qualities of Turnip were C-01， C-02， N-02 and N-01.
Key words： Turnip； germplasm resources； nutritional quality；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芜菁（Brassica rapa L.），又称蔓菁，属于十字花科芸薹属芜菁亚种，是一种能形成肉质根的2年生草本植物[1] 。维吾尔语又称其为恰玛古[2]。芜菁起源于地中海沿岸及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国及外高加索等地，由油用亚种演化而来。我国芜菁来自于西伯利亚，后传入日本。芜菁在我国的栽培历史悠久，东汉时普遍种植。我国的华北、西北、云南、贵州、江苏、浙江等地栽培历史较长。但随着新的蔬菜种类和品种的引进及栽培制度的变革，芜菁的种植面积已显著减少，由大路蔬菜转为稀特蔬菜了[3-6]。目前，我国主栽品种有温州盘菜和新疆恰玛古等[7]。芜菁因其适应性强，栽培容易，耐贮藏[4]，在新疆春、夏、秋三季均可栽培，尤其是在新疆干旱缺水的南部种植非常广泛[8]，是当地维吾尔族居民喜爱的并有较长食用历史的几种传统蔬菜之一[9-10]。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对蔬菜的营养、口感和风味需求以及蔬菜的花色品种和保健功效就会提出一些更高的要求。芜菁的营养成分非常丰富，具有很高的食用价值[11]，经常食用可以增加营养来源途径，保证营养全面，促进人体健康。陶月良等[12]通过试验发现，芜菁富含多种人体所需营养成分，且其中多种营养物质高于同为根菜类的萝卜、大头菜，品质和营养价值极佳。但目前国内关于芜菁营养品质分析评价的研究较少，本研究对来源不同的19份芜菁材料的5个营养品质指标进行测定、分析和评价，以筛选出综合营养物质含量丰富的品种，为其合理应用提供依据，同时为芜菁种质资源及引种育种提供参考。
1 材料和方法
1.1 试验材料
供试19份芜菁材料，其中日本品种6份，俄罗斯品种5份，荷兰品种2份，英国品种1份，德国品种1份，法国品种1份，国内品种3份，其代号、来源及肉质根特征见表1。
1.2 试验方法
2014年于新疆农业大学校内实习基地种植19份芜菁材料。5月育苗，9月初收获，栽培管理同常规管理。
收获后，以品种为单位，随机选取3个正常生长的肉质根，冻于低温冰箱，用于进行营养品质指标的测定。各指标每品种重复测定3次，取平均值。
1.3 项目测定
可溶性糖含量采用蒽酮比色法[13]测定；可溶性蛋白质采用考马斯亮蓝染色法[14-15]测定；可溶性淀粉采用蒽酮比色法[15]测定；抗坏血酸（VC）采用分光光度计法[15]测定；游离氨基酸采用茚三酮显色法[15]测定。各指标每品种重复测定3次，取平均值。
1.4 数据分析
单一品质指标中不同品种间的差异性采用变异系数（CV）表示[16]，营养品质评价采用模糊数学隶属函数法，即 X（μ）=（X-Xmin）/（Xmax-Xmin），依公式计算各品种单个营养品质指标的隶属函数值，再求各品种的平均隶属函数值[16-18]。
采用Excel2003和SPSS20.0进行数据的处理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来源芜菁品种营养品质比较分析
如表2所示，19份不同来源的芜菁材料的5个营养品质指标均差异显著。各品种芜菁的可溶性糖含量平均值为2.99%，变化幅度在0.30%～7.91%，品种间的变异系数很大，为81.27%。其中，含量最高的为C-02，可溶性糖含量高达7.91%，与C-01在0.05水平上差异不显著，与其他17个品种间差异显著；含量最低的为J-05；可溶性糖含量高于5%的品种还有C-01、C-03、N-02。
各品种芜菁的可溶性淀粉含量平均值为0.53%，变化幅度在0.21%～1.49%，品种间的变异系数大，为54.72%。其中，含量最高的为C-01，与其他18个品种间差异显著；含量最低的为J-01；可溶性淀粉含量高于平均值的品种有6个，从高到低依次为C-01、N-02、N-01、C-02、R-04、C-03、R-03，占供试品种的31.58%。
各品种芜菁的可溶性蛋白质含量平均值为4.94 mg·g-1，变化幅度在2.10～9.40 mg·g-1之间，品种间的变异系数较大，为35.83%。其中，含量最高的为C-02，与其他18个品种间差异显著；含量最低的为J-06；可溶性蛋白质含量高于5 mg·g-1的品种有7个，从高到低依次为C-02、R-04、N-02、C-03、N-01、B-01、R-05，占供试品种的36.84%。
各品种芜菁的抗坏血酸（VC）含量平均值为482.5 mg·kg-1，变化幅度在244.3～933.0 mg·kg-1之间，品种间的变异系数大，为46.53%。其中，含量最高的为J-04，与N-02在0.05水平上差异不显著，与其他17个品种间差异显著；含量最低的为J-05；抗坏血酸（VC）含量高于800 mg·kg-1的品种还有N-02、N-01、C-01。
各品种芜菁的游离氨基酸含量平均值为533.8 μg·kg-1，变化幅度在174.6～1 178.3 μg·kg-1之间，品种间的变异系数大，为41.79%。其中，含量最高的为G-01，与其他18个品种间差异显著；含量最低的为J-05；游离氨基酸含量高于平均值的品种有8个，从高到低依次为G-01、R-04、C-02、R-05、R-03、N-02、J-06、F-01，占供试品种的42.11%。
2.2 不同来源芜菁品种营养品质间的相关性分析
由表3可见，可溶性糖、可溶性淀粉、可溶性蛋白质、抗坏血酸（VC）4个指标，在0.01水平上呈极显著正相关关系；游离氨基酸与可溶性蛋白质在0.01水平上呈极显著正相关关系，与可溶性糖、可溶性淀粉呈正相关，与抗坏血酸呈负相关，但均不显著。
2.3 不同来源芜菁品种营养品质评价
芜菁营养品质是一个综合指标，用模糊数学的平均隶属函数值的大小可表示其相对优劣[8-10]。由表4可见，4个品种芜菁的平均隶属函数值较大（X>0.5），即营养品质居上，其中最好的为C-01，其次为C-02、N-02和N-01；营养品质居中（0.4 3 结论与讨论 3.1 不同来源芜菁品种营养品质的差异与评价 本研究对19份不同来源的芜菁材料的5个营养品质指标进行测定分析，结果表明：不同来源芜菁品种间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变异，变异系数范围在35.83%～81.27%之间，变异系数顺序为可溶性糖>可溶性淀粉>抗坏血酸（VC）>游离氨基酸>可溶性蛋白质，可见营养品质在品种间的差异较大。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各品种间5个营养品种指标均存在着显著差异；5个品质指标共10个相关系数，其中有7个系数在0.01水平上呈极显著相关，表明各品质指标之间存在着极大的相关性。孙继等[1]研究芜菁种质资源多样性时得到种质资源间具有一定的差异性，这与本研究结果相符。 营养品质综合评价结果表明，不同来源芜菁品种的综合营养品质差异较大，其中，C-01和C-03营养品质最好，J-05最差。综合营养品质最好的两个品种均为新疆本地品种，这可能是由于国外主要栽培饲用芜菁，我国和其他一些亚洲国家主要栽培食用芜菁[19]。新疆芜菁农家品种主要是作为蔬菜食用，由于长期人工选择的结果所以品质较优。综合营养品质居上的有4个品种，除2个新疆本地品种，其余2个为荷兰品种，在农艺性状上也表现良好，可用于进一步筛选综合营养品质和农艺性状皆佳的芜菁新品种。综合品质相对较差的5个品种均为来自日本的品种。此外，还有一些品种虽然综合品质较低，但单一品质较突出，如来自德国的品种G-01，其他品质居下，但游离氨基酸含量居供试品种之首、来自日本的品种J-04，其他品质居中，但其抗坏血酸（VC）含量排名第一等，这些分别在可溶性糖、可溶性淀粉、可溶性蛋白质、抗坏血酸（VC）含量等指标位于前列的一些品种，可作为亲本材料用于芜菁单项营养指标的改良。 3.2 芜菁营养品质综合评价方法 蔬菜品质与人体密切相关，但蔬菜种类繁多、品质成分复杂，导致评价蔬菜品质困难[20-21]。大量研究表明，蔬菜品质包括感官品质、营养品质、卫生品质和贮藏加工品质等方面[22-23]。国外的一些研究，建立了一些关于蔬菜品质评价的评价模式，但其评价的内容主要是感官品质和贮藏加工品质[24]。目前，我国对于蔬菜品质的综合评价，没有统一的、标准的评价体系。齐敏等[16]、张传伟等[25]、李继淑等[17]、张部昌等[18]和王绍辉等[26]分别对菠菜、番茄、萝卜的营养品质使用平均隶属函数法进行了综合评价。刘建辉等[27]采用综合指数评价法对番茄进行了营养品质的综合评价；田世龙等[28]对甘肃省的水萝卜、茄子、白菜和甘蓝使用计算平均相对营养值（RNV）法进行了综合评价；杨湄等[29]以每个主成分所对应的特征值占所提取主成分总的特征值之和的比例为权重，采用主成分综合模型的方法，得到油菜各营养品质综合评价模型，将油菜分类排序。 本研究采用模糊数学隶属函数法对不同来源的19份芜菁材料进行品质测定及综合评价，得到的结论与5个品质指标数据的分析结果一致，证明此方法对芜菁进行营养品质综合评价可行。但是，只利用平均隶属函数值对蔬菜品种或资源进综合评价，有时可能会在筛选优良品种时遗漏一些单一指标比较优异的材料，因此，在实践中应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应用[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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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来源地 篇4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得到了快速增长,截止2006年年底,中国累计实际利用FDI总额达6918.97亿美元。FDI的大量流入除了可以增加东道国的资本存量,提高投资效率以及提供就业机会以外,由于跨国公司往往在技术、管理、新产品研究和开发等方面具有优势,从而给东道国带来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在这种形势下,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FDI的溢出效应,同时减少其所造成的挤出效应,使得发展中国家的FDI溢出效应越来越多的受到世界各国普遍关注。
各国学者对FDI的溢出效应问题展开了广泛研究,但并未获得一致性结论。国内对FDI技术外溢效应的相关文献不少,且大多支持FDI对我国的正向溢出效应,但从外资来源地差异角度研究FDI技术溢出效应的文献并不多。从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来源来看,大致可以划分为港澳台投资和其他外商直接投资两类,其中港澳台投资一直占据着较大比重。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其他发达国家在华投资比重的逐年增加,2000年以来来自其他外商投资(OFC)比重均超过港澳台投资(THM)比重,但港澳台资本比重仍相对较高,其投资份额仍占40%左右。由于港澳台投资和其他外商投资在技术水平、投资分布、企业规模和文化理念等方面均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在考察我国FDI的溢出效应时有必要将其划分为来自港澳台的投资和来自其他外商的投资,以检验不同来源地的FDI对中国内资企业是否存在不同的技术溢出效应。本文采用我国2001~2006年省际面板数据,通过构建二类目前应用最广泛的测度外资份额的指标,运用联立方程模型对总体FDI和不同来源地FDI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行探讨,重点考察不同来源地FDI对中国内资企业是否存在不同的技术溢出效应,以及外资来源地差异是否导致其对不同地区有不同的溢出效应。
2 文献综述
目前,理论上对FDI对东道国技术进步及技术溢出具有促进作用存在较少争议,但实证研究结论却存在较大差别,针对不同国家的检验,FDI技术溢出效应呈现不同结果。国际上支持正溢出效应的研究有:Caves(1974)选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1966年制造业的行业横截面数据,证实了两国存在FDI技术溢出效应[1]。Blowstrom和Persson(1983)选取墨西哥1970年215个制造业的行业横截面数据,将劳动生产率作为技术水平的评价指标,同时选用行业资本密集度以及劳动力绩效作为影响特征变量,得出存在正溢出效应的结论[2]。Kokko(1994) 通过对墨西哥1970年行业横截面数据分析,发现跨国公司和当地企业间差距较小时,溢出效应比较明显[3]。Kokko(1996)采用1970年行业横截面数据对墨西哥进行实证研究,构建联立方程模型以检验内外资企业的互动作用,证实了除学习和示范效应产生的溢出效应以外,通过竞争作用产生的溢出效应明显[4]。Sjoholm(1999)对印度尼西亚的研究中采用反映行业集中度的指标进行分组,发现该指标较低时,行业中企业竞争越激烈,溢出效应越明显[5]。Kathuria(2001)发现溢出效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企业对学习能力和R&D投资,这些投资能促进当地企业应用新知识及提高企业吸收能力[6]。Li,Liu和Parker(2001)采用1995年中国工业普查数据,在扩展Kokko(1996)模型基础上构建了三方程联立方程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内外资企业的劳动生产率相互影响,且不同所有制本地企业所获得的溢出效应不同,其中,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多从示范和学习效应中获益,而国有企业则更多的从竞争效应中获得溢出效应[7]。Smarzynska(2002)发现东道国为跨国公司提供中间投入品行业的生产率与FDI投资水平之间存在后向关联效应[8]。
而不支持正溢出效应的研究有:Haddad和Harrison(1993)对摩洛哥制造业1985~1989年的企业和行业面板数据进行了考察, 没有发现存在明显正溢出效应[9]。Aitken和Harrison(1999)选用委内瑞拉制造业1976~1989年的企业面板数据进行研究, 表明存在普遍负溢出效应[10]。Barry等(2001)考察了爱尔兰制造业1990~1998年的企业面板数据, 发现由于当地企业和跨国公司之间劳动力市场上的过度竞争而导致显著负溢出效应[11]。Barrios和Strobl(2002)通过考察西班牙制造业1990~1994年的企业面板数据,得出总体上不存在正溢出效应,但在以出口为主的当地企业中存在显著正溢出效应[12]。Damijan(2001)对8个转型经济国家制造业1994~1998年的企业面板数据进行考察,结果表明上述国家不存在明显溢出效应[13]。
国内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大多采用工业行业数据和省际数据分析,秦晓钟(1998)利用1995年工业普查数据,对采掘业、制造业、电力煤气等工业大类的FDI溢出效应进行了截面回归分析,发现FDI对工业总体技术溢出效应显著[14]。何洁、许罗丹(1999)通过考察1985-1996年工业部门时间序列数据,发现外资企业对内资工业部门总体存在正溢出效应,并随着引进外资规模的扩大有加强趋势[15]。姚洋、章奇(2001)采用1995年全国第三次工业普查企业抽样数据进行检验,认为FDI溢出效应主要是通过人员流动等途径,而非技术引进的方式起作用,因而,FDI溢出效应主要体现在一省内部,行业内溢出效应并不明显[16]。潘文卿(2003)采用省级面板数据分析FDI对中国工业部门的溢出效应,得出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存在明显正向溢出效应[17]。严兵(2005)采用1998~2003年35个工业行业的数据,证实了内外资在我国工业部门各行业产生了显著的溢出效应,并证明了溢出效应中竞争效应的存在[18]。孟亮、宣国良(2005)使用2001~2002年省际数据,分析不同来源FDI的技术外溢效应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港澳台外资产生了明显技术外溢效应,而其他外资没有表现出显著的技术外溢效应,且只有在经济发达地区,港澳台外资才产生明显的技术外溢[19]。
3 模型、数据及方法
3.1 模型选取
本文借鉴Kokko(1996)的建模思路, 拟采用我国2001~2006年省际面板数据并构建以下联立方程模型分析, 将内外资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分别作为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 并将反映内外资企业资本密集度的人均资本(K/L)、反映企业规模的变量(SCALE)、影响企业劳动生产率的人力资本变量(LQ)和研发投入(RD)分别纳入到相应的回归方程,取对数后模型表示如下:
其中,下标d和f分别表示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下标i和t分别表示省份和时间(年份)。为了更好地控制那些既影响内外资企业劳动生产率又观测不到的因素, 这些非观测效应可以理解为地区壁垒、区位优势、管理技能以及随时间变化的因素如政策因素等等。本文构建了省份和时间虚拟变量来控制这些非观测效应, 包括不随时间变化的固定影响(φi和νi),不随省份变化的固定影响(Dt)和误差项(εit和μit), 从而更有效地估计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对方程式(Ⅰ)而言,FDI项的系数反映了通过学习和示范效应所带来的溢出效应,而lnLPf项的系数则反映了通过竞争所带来的溢出效应。由于本文重点考察不同来源地FDI的技术溢出效应,故将总体FDI进一步划分为来自港澳台投资(THM)和其他外商投资(OFC),并运用目前使用广泛的测度FDI溢出效应的两类指标即外资资产占比(指标1)和外资从业人员占比(指标2)分别考察,从而有:①FDI1; ②THM1,OFC1; ③FDI2; ④THM2,OFC2(具体描述详见变量选取部分)。再将上述四项分别代入方程式(Ⅰ)中的FDI项,并结合方程式(Ⅱ)相应的构成模型1、模型2、模型3、模型4做联立方程模型检验,以分别考察两类指标测度下的总体FDI和不同来源地FDI技术溢出效应。
3.2 数据来源及变量选取
我国自2001年才开始系统的根据来源地不同分别对港澳台投资和其他外商投资进行数据统计,因此本文采用了我国各省自治区以及直辖市共计31个地区的工业部门2001~2006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其中由于西藏缺少相关数据,故予以剔除,最终选用30个地区。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相关各期《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由于没有出版发行《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2005》,故缺失2004年数据)。其中,内资工业企业经济指标均根据《中果工业经济统计年鉴》相关各期,由“按地区分组的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的经济指标减去“按地区分组的外商投资和港澳台投资工业企业”相应经济指标获得。
目前运用比较广泛的测度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的指标主要有两类:外资企业资产占某行业(或某地区)总资产的比重和外资企业年平均职工人数占某行业(或某地区)的总年平均直工人数的比重。本文分别选取上述二种方法衡量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其一是用外资的固定资产年平均余额占该地区内总固定资产年平均余额的比重衡量(FDI1),并相应的根据外资来源地不同进一步划分为来自港澳台投资(THM1)和其他外商投资(OFC1),看是否存在由于外资来源地不同而导致不同的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另一种是用外资企业的全部从业人员数占该地区内全部从业人员总额的比重表示(FDI2),相应的根据外资来源地不同进一步划分为来自港澳台投资(THM2)和其他外商投资(OFC2)。
其他变量的定义及描述如下:
LPd:内资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运用调整后内资工业企业工业增加值与其全部从业人员的比值表示,其中调整后内资工业企业工业增加值即以2000年为基期进行了国民生产总值(GNP)平减指数处理后得到的不变价工业增加值;
LPf:外资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运用调整后外资工业企业工业增加值与其全部从业人员的比值表示,其中调整后外资工业企业工业增加值即以2000年为基期进行了国民生产总值(GNP)平减指数处理后得到的不变价工业增加值;
K/L:企业资本密集度变量,分别用内外资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与其全部从业人员的比值表示;
LQ:人力资本变量,分别用内外资企业工程技术人员占其年末从业人员的比重表示;
RD:人均R&D投入,分别用内外资企业R&D经费与其年末从业人员的比值表示;
SCALE:企业规模变量,分别用内外资企业产品销售收入与其企业个数的比值表示。
4 检验结果及分析
本文重点考察不同来源地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因此首先在总体层次上对外商直接投资、港澳台投资和其他外商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行检验,运用2001~2006年30个地区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再根据《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相应划分标准,将30个地区划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分别考察外商直接投资、港澳台投资、其他外商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考察各地区是否存在不同的FDI溢出效应以及是否存在不同来源地外资的投资地偏好。
检验上述联立方程模型的阶条件和秩条件, 发现两个方程的阶条件和秩条件均成立, 并且均为过度识别模型。对于过度识别的联立方程模型,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是最重要的参数估计方法,因为它同时克服了间接最小二乘法不适用于过度识别的结构方程的缺点和工具变量法中工具变量选取中存在的缺点,故本文采用2SLS检验方法,运用stata9.2软件包进行模型检验及分析。为了考察外资溢橱效应的变化过程,对内外资企业的互动作用有更为深入清晰的认识,本文分别对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劳动生产率进行检验分析,回归结果整理如下。其中,表1和表2分别从外资资产占比和外资从业人员占比的角度衡量总体FDI及不同来源地FDI对内资企业的溢出效应,而表3则反映了运用联立方程模型考察的外资企业的回归结果。
在对内资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回归方程中,反映外资比率影响的系数是我们重点考察对象,其说明了通过示范和模仿途径带来的溢出效应。可以发现,两种衡量方法检验结果均表明来源于港澳台的投资带来了显著的正溢出效应。其中以外资资产占比衡量时,其他外商投资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带来了负向溢出效应,总体FDI的溢出效应为负; 以外资从业人员占比衡量时,其他外商投资溢出效应为负,总体FDI的溢出效应不显著。当进一步划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分别进行考察时,检验结果表明:以外资资产占比衡量溢出效应时(表1),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总体FDI溢出效应均显著为正,且中部地区无论是来源于港澳台的投资还是其他外商投资均带来了显著的正溢出效应,西部地区则是来源于港澳台的投资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带来了正溢出效应。以外资从业人员占比衡量时(表2),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总体FDI溢出效应显著为正,且来源于港澳台投资的溢出效应均不显著,而其他外商投资带来了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此外,中部地区的FDI溢出效应均不显著。上述检验结果在现有文献观点基础上做了进一步延伸,如东部地区的FDI溢出效应并不如预期的显著,而中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的FDI则带来了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本文选取了最新2001~2006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并尝试运用联立方程模型探讨FDI的溢出效应,对现有文献大多从单方程模型方法考虑FDI的溢出效应做了进一步扩展; 另一方面,由于国家近几年推出的“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政策更大程度的吸引外资投向中西部地区,并注重相应配套设施和先进技术的消化吸收,一定程度上影响了FDI在各地区的不同溢出效应。
根据上述联立方程模型,在对内资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回归方程中,lnLPf项的系数反映了通过竞争所带来的溢出效应。从表1和表2 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内外资企业的相互竞争对内资企业劳动生产率产生了较明显的积极影响,尤其是东部地区的回归结果均显著为正,说明了东部地区内资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竞争力的增强,已经有能力与外资企业展开竞争,两者的相互竞争和作用对内资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产生了有益影响。其他解释变量检验结果与我们预期基本一致,资本密集度仍是企业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影响因素,无论是总体上还是分地区考察,其检验结果大多显著为正,且中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对资本投入的依赖性仍然很大。研发支出变量均不显著,其中西部地区的研发支出系数为负,说明目前西部地区的研发投入较低,对内资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不大。人力资本变量系数为负,且基本不显著,说明我国人力资本仍处于较低水平,尚未发挥其相应作用。规模变量也是影响企业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因素,大多显著为正,但在西部地区影响不显著,即西部地区内资企业还不具备规模经济特征,但总体上,可以认为内资企业的生产中发挥了规模经济的作用。
说明: *,**,***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 括号里为标准误。
说明: *,**,***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 括号里为标准误。
说明: *,**,***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 括号里为标准误。
从表3对外资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回归结果中,重点考察内外资企业间的相互作用即lnLPd项的系数。可以看出,总体上和东部地区的回归结果系数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说明内资企业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确实对外资企业劳动生产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通过相互竞争促进了外资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中西部地区的回归结果系数为负,即中西部地区仍尚未形成良好的相互竞争效应,外资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仍主要依赖于资本投入,尚未达到相互作用和竞争的发展门槛。其他解释变量结果基本与前述分析相一致,资本密集度仍是外资企业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影响因素,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区。研发支出变量和人力资本变量基本不显著,说明研发投入和人力资本仍处于较低水平,尚未发挥其相应作用。规模变量仅在东部地区显著为正,并成为影响外资企业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因素。
5 结论
虽然理论上对FDI对东道国技术进步及技术溢出具有促进作用存在较少争议,但实证研究结论却存在较大差别,由于研究思路、模型方法以及数据获取等方面的限制,FDI技术溢出效应呈现不同结果。本文选取了中国30个省份地区2001~2006年的面板数据,通过运用联立方程模型方法对总体FDI以及不同来源地FDI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行实证研究,对现有文献大多从单方程模型方法考虑FDI的溢出效应做了进一步扩展,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在通过示范和学习效应所带来的溢出效应方面,港澳台投资带来了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而其他外商投资带来了负向溢出效应,总体FDI的溢出效应并不显著。当进一步考察外资来源国差异是否导致其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有不同影响时,发现东部地区的FDI溢出效应并不如预期的显著,而中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的FDI则带来了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这表明,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并非自动产生,而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由此,我国仍应重视港澳台投资的引进,并注重配套设施和相应技术的消化吸收。
在通过竞争效应所带来的溢出效应方面,总体而言,内外资企业的相互竞争和相互作用分别对两者的劳动生产率都产生了积极影响,其中东部地区效果显著,中西部地区作用尚不明显。通过前述研究发现,FDI溢出效应中的竞争效应的正反馈机制在内外资企业之间已经初步形成,但竞争对外资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更大。这说明,外资企业相对于内资企业而言对竞争的反映更敏感迅速,从而能获取更多的竞争效应和竞争优势。由此,本文证实了内外资企业劳动生产率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论点,进一步说明了除示范和学习效应所带来的溢出效应以外,竞争效应所带来的溢出效应亦显著存在。
上述研究表明,我国内外资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仍主要依赖于人均资本的投入,研发和人力资本水平仍然较低,尚未发挥其相应作用。由此,我国应注重提高人力资本质量,加强研发能力的培育和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应该大力提高本地企业的技术水平,以缩小与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加强本地企业与外资企业的竞争,从而更积极主动地促进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发生。
摘要：选取中国30个省份地区20012006年的面板数据,运用联立方程模型对总体FDI以及不同来源地FDI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行探讨。结果表明,港澳台投资带来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其他外商投资带来负向溢出效应,总体FDI的溢出效应并不显著。当进一步考察外资来源国差异是否导致其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有不同影响时,发现总体而言内外资企业的相互竞争和相互作用分别对两者的劳动生产率都产生积极影响,其中东部地区效果显著,中西部地区作用尚不明显。本文证实了内外资企业劳动生产率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论点,说明了除示范和学习效应所带来的溢出效应以外,竞争效应所带来的溢出效应亦显著存在。
不同来源地 篇5
【来源】
神话传说：天衣无缝
寓言故事：朝三暮四空中楼阁画饼充饥放虎归山
历史故事：画龙点睛（张僧繇）图穷匕见（荆轲）三顾茅庐（刘备）纸上谈兵（赵括）
文人作品：
不耻下问--《论语·公冶长》:“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举一反三--《论语·述而》:“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任重道远--《论语·泰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春风得意--孟郊·《登科后》:“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一帆风顺--孟郊·《送崔爽之湖南》:“定知一日帆，使得千里风。”
集思广益--诸葛亮·《教与军师长史参军掾属》:“夫参署者，集众思，广忠益
也。”
逃之夭夭--《诗经·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
锦上添花--黄庭坚·《了了庵颂》:“又要涪翁作颂，且图锦上添花。”
落井下石--韩愈·《柳子厚墓志铭》:“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
相识，落陷阱，不一 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
中流砥柱--晏婴·《晏子春秋·谏下》:“吾尝从君济于河，鼋衔左骖以入砥柱
之中流。”
可歌可泣--《周易·中孚》：“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
百感交集--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见此茫茫，不觉百端交集，苟未免
有情，亦复谁能遣此。”
痛改前非--凌蒙初《二刻拍案惊奇》:“你痛改前非，我把这所房子与你夫妻
两个住下。”
哗众取宠--《汉书·艺文志》:“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扬抑，违离
道本，苟以哗众取宠。”
战无不胜--刘向·《战国策·齐策二》:“战无不胜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
且后归，犹为蛇足也。”
孤芳自赏--张孝祥·《念奴娇·过洞庭》:“应念岭表经年，孤光自照，肝胆
皆冰雪。”
居心叵测--林则徐《使粤奏稿》:“且其居心叵测，反复靡常。”
循规蹈矩--朱熹《答方宾王书》:“循涂守辙，犹言循规蹈矩云尔。”
恨铁不成钢--曹雪芹《红楼梦》：“只为宝玉不上进，所以时常恨他，也不过
是“恨铁不成钢”的意思。”
自欺欺人--《朱子语类》:“因说自欺欺人曰：欺人亦是自欺，此又是自欺之
甚者。”
语重心长--洛日生《海国英雄记·回唐》:“叹别离苦况，转忘了母亲的语重
心长。”
水深火热--孟轲《孟子·梁惠王下》:“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 外来文化：想入非非
【结构】 主谓关系：百感交集一帆风顺 春风得意 孤芳自赏
居心叵测
并列关系：朝三暮四 水深火热 可歌可泣 语重心长 任重道远
循规蹈矩
动宾关系：三顾茅庐 不耻下问 天衣无缝 恨铁不成钢 痛改前非 锦上添花 放虎归
山
偏正关系：纸上谈兵 画龙点睛 中流砥柱 空中楼阁 落井下石 举一反三 自欺欺人
哗众取宠
补充关系：集思广益 想入非非 逃之夭夭
承接关系：图穷匕见
不同来源地 篇6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对黑龙江省科研单位育成的生产上推广面积较大的15个大豆品种进行分类研究, 其亲本来源分别为美国、日本、辽宁、吉林、黑龙江。基因来源及系谱见表1。
1.2 方法
试验地点E130°21′, N46°49′, 海拔90.5 m, 土质为黑钙土, 前茬为小麦。试验采用随机区组设计, 3次重复, 8行区, 行长10 m, 行距70 cm, 株距5 cm, 小区面积56 m2, 2008年5月1日播种, 机器开沟, 人工单粒点播, 生育期间进行物候期调查, 秋季实收测产和品质分析。
该研究首先设定有性杂交育成的品种亲本细胞核遗传值为0.5, 自然变异和化学诱变育成的品种亲本细胞核遗传值为1, 只要作母本亲本细胞质遗传值就为1。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基因来源的大豆产量分析
试验参试品种产量变化在2 285.7～2 404.8 kg·hm-2, 从产量结果看, 基因来源于美国的大豆品种与基因来源于日本的大豆品种差异不显著, 基因来源于日本的大豆品种产量水平高于国内基因来源的大豆品种, 但未达到显著水平;从基因来源于国内的大豆品种看, 来源于辽宁的大豆品种产量高于来自吉林和黑龙江的大豆品种的产量 (见表2) 。选用的几个大豆品种中, 基因来自美国和日本的大豆抗病能力强, 秆强不倒伏, 因而获得了较高的产量。
2.2 不同基因来源的大豆品质分析
2.2.1 脂肪含量分析
对同基因来源大豆品种脂肪含量进行分析可以看出, 脂肪含量最高的为基因来源于美国的大豆品种, 含量为21.73%, 含量最低的为基因来自辽宁的大豆品种, 其含量为20.53%, 极差为1.2%。从表3可以看出, 基因来源于美国和黑龙江的大豆品种脂肪含量差异没有达到显著水平, 与其它基因来源的大豆品种比较差异达到极显著水平;基因来源于吉林的大豆品种脂肪含量与基因来源于日本和辽宁的大豆品种比较差异达到极显著水平;基因来源于日本的大豆品种脂肪含量与基因来源于辽宁的大豆品种比较差异达到显著水平。
2.2.2 蛋白质含量分析
对同基因来源大豆品种蛋白质含量进行分析可以看出, 蛋白质含量最高的为基因来源于辽宁的大豆品种, 含量为43.00%, 蛋白质含量最低的为基因来自美国的大豆品种, 其含量为40.50%, 极差为2.50%。从表4可以看出, 基因来源于辽宁和日本的大豆品种蛋白质含量差异没有达到显著水平, 与其它基因来源的大豆品种比较差异达到极显著水平;基因来源于吉林的大豆品种蛋白质含量与基因来源于美国和黑龙江的大豆品种比较差异不显著。
2.2.3 蛋脂总量分析
对同基因来源大豆品种蛋脂总量进行分析可以看出 (见表5) , 基因来自美国、黑龙江、吉林、日本、辽宁的大豆品种蛋脂总量均达到了60%以上。蛋脂总量最高的为基因来源于日本和辽宁的大豆品种, 含量为63.53%, 含量最低的为基因来自吉林的大豆品种, 其含量为62.00%, 极差为1.53%。从表5亦可看出, 基因来源于日本和辽宁的大豆品种之间蛋脂总量差异没有达到显著水平, 与其它基因来源的大豆品种比较差异达到极显著水平;基因来源于黑龙江的大豆品种蛋脂总量与基因来源于吉林的大豆品种比较差异达到极显著水平, 与基因来源于美国的大豆品种蛋脂总量差异达到显著水平;基因来源于美国的大豆品种蛋脂总量与基因来源于吉林的大豆品种比较差异不显著。
3 结论与讨论
不同基因来源的大豆产量差异显著, 基因来源于美国的大豆品种其产量水平显著高于基因来自国内的大豆品种, 与基因来源于日本的大豆品种产量差异不显著, 基因来源于国内的大豆品种之间产量差异不显著。
基因来源于美国和黑龙江的品种脂肪含量相对较高, 而基因来源于日本和辽宁的品种蛋脂总量相对较高。可以看出来源于美国或黑龙江的大豆基因易育成高油品种, 而来源于日本或辽宁的大豆基因易于育成高蛋白品种。
该试验结论为1 a试验结果, 可能受气温和降雨等环境条件影响, 结果有待于进一步验证。
参考文献
[1]邱丽娟, 常汝镇, 袁翠平, 等.国外大豆种质资源的基因挖掘利用现状与展望[J].植物遗传资源学报, 2006, 7 (1) :1-6.
[2]邱丽娟, 常汝镇, 孙建英, 等.中国大豆品种资源的评价与利用前景[J].中国农业科技导报, 2000, 2 (5) :58-61.
[3]彭宝, 项淑华, 牛建光.我国大豆育种问题浅析及对策[J].吉林农业科学, 2002, 27 (4) :19-20.
[4]张逸鸣, 李英慧, 郑桂萍, 等.吉林省大豆育成品种的遗传多样性特点分析[J].植物遗传资源学报, 2007, 8 (4) :456-463.
不同来源地 篇7
1995—2010年煤炭在江西省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所占比重均在68%以上, 江西省的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以煤炭为主。由于能源的大规模消耗导致的环境问题也日趋严重,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日益受到关注。在开放的经济条件下, 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将外商直接投资 (FDI) 作为获取国外先进技术的重要途径[1]。根据2011年《江西统计年鉴》统计, 截至2010年底江西省省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289.0609亿美元。江西省作为我国中部欠发达地区, 自主研发投入和技术水平有限, 因此通过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江西省工业能源强度的影响, 制定合理的外资政策, 对江西省工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国外有学者对FDI与能源强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如Mielnika、Goldemberg的研究发现, 随着FDI的增加能源强度显著降低, 认为主要原因在于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2]。Blackman A W发现, FDI对提高能源效率有着重要的影响[3]。国内也有一些学者对FDI与能源强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如叶素云和叶振宇研究发现, FDI通过技术溢出效应降低了各省区的能源强度, 并通过分地区回归结果发现, FDI对降低东部、中部工业能源强度影响具有显著作用, 对西部地区却有反作用[4]。张贤与周勇认为, FDI通过技术溢出效应不仅降低本地区能源强度, 而且对周边地区能源强度的降低也有显著作用, FDI的集群对抑制能源强度呈现逐年增强的效用[5]。朱彤和陈媛媛的研究表明, FDI在高技术行业中对能源强度的降低有积极作用, 而在低技术行业中有消极作用[6]。
现有文献大多是从工业层面或省际工业层面分析FDI与能源消耗强度之间的关系, 鲜有文献从设区市层面研究FDI对工业能源强度的影响。因此, 笔者拟借鉴目前的研究成果, 以设区市工业能源强度为研究对象, 利用2007—2010年江西省11各设区市的面板数据, 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设区市工业能源强度的影响。在此基础上, 根据外资的来源地不同将直接投资分为港澳台直接投资和其他外商直接投资两类, 分析不同来源地投资对设区市工业能源强度的影响。
2 模型说明
在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 构建物质资本、劳动力和能源消费量的生产函数, 以江西省各设区市工业为经济单位, 将生产函数设定为:Y=f (K, L, E) , 则成本函数为:
C=F (PL, PK, PE, PM, A) =A-1PβLLPβKKPβEEPβMMQ (1)
式中, A表示技术水平, PL、PK、PE和PM分别表示生产中投入的劳动资本、物质资本、能源和原材料的价格, Q表示产出, βL、βK、βE和βM分别表示劳动资本、物质资本、能源和原材料的价格弹性。
根据谢泼德引理可知, 一种生产要素的需求量等于成本函数对该要素价格的偏导数。设能源的需求量为E, 通过式 (1) 对能源价格求偏导数, 得到:
undefined
假设, PQ=PβLLPβKKPβEEPundefined表示产出价格, EI表示能源消耗强度, 则由式 (2) 可得:
undefined
由式 (3) 可知, 能源消耗强度主要受技术水平及其产品相对价格的影响。用全要素生产率 (TFP) 表示式 (1) 中的技术水平 (A) , 并将其代入式 (3) , 两边取对数后, 可得到以下基本回归方程:
lnEIt=βo+β1ln (PQ/PE) t+β2ln (A) t+εt
(4)
式中, t表示时间, β0代表截距项, ε为随机误差项, β2表示各设区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弹性系数。
在解释各设区市工业能源强度的变量中, 本文还加入了两个控制变量:①外商直接投资参与程度。国内外的研究结果表明, FDI通过两个传导机制影响能源消费。一是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影响东道国的产业结构或工业内部的行业结构, 最终影响能源消耗强度;二是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国际技术溢出, 提高东道国的技术水平, 降低能源消耗强度。②工业内部行业结构。由于工业内部各个行业在生产过程、技术水平、对外开放度等不尽相同, 从而导致这些工业行业能源强度不同, 重工业与轻工业的能源消耗程度存在较大差异。基于以上分析, 本文构建以下计量方程:
ln (EI) it=bi+biln (PQ/PE) it+b2Jit+b3Fit+b4Zit+eit (5)
式中, βi为截距项;εit为随机误差项;i与t分别表示设区市与时期 (下同) ;Fit表示第i个设区市在时期t的外商直接投资参与程度;Zit表示第i个设区市在时期t的工业内部的行业结构, Jit表示第i个设区市在时期t的自主研发投入。
由于不同来源地外商直接投资质量存在差异, 对工业能源强度的影响不同。为了更清楚地分析不同来源地外资对江西省11个设区市工业能源强度的影响, 根据外资来源地的不同, 本文将外商直接投资分为港澳台直接投资和其他外商投资, 构建以下计量方程:
ln (EI) it=βi+β1ln (PQ/PE) it+β2Jit+β3Git
+β4Qit+β5Zit+εit (6)
式中, Git、Qit分别表示第i个设区市在时期t的港澳台直接投资和其他外商直接投资。
3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3.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2008—2011《江西统计年鉴》。
3.2 变量构建
主要有:①工业能源强度 (EI) 。采用地区工业能源消费量与工业GDP的比值表示工业能源强度, 用江西省GDP指数将当年价格的工业GDP折算成以2007年为基期的可比价。②能源相对价格 (PE/PQ) 。采用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与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的比值表示能源相对价格, 将各设区市工业产品出厂价格指数折算成以2007年为基期的定基指数, 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也折算成以2007年为基期的定基指数。③外商直接投资参与程度 (F) 。外商直接投资参与程度用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增加值占该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中所占的比重。④工业内部行业结构 (Z) 。根据国家统计局对重工业与轻工业的划分标准, 各设区市的工业内部行业结构采用重工业增加值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工业增加值之比来表示。⑤自主研发投入 (J) 。由于无法获取企业水平的研发数据, 只能以企业科技人员投入的指标替代。根据“各设区市科技从业人员”中的政府科技从业人员占该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就业人数比重来刻画各设区市的技术研发投入力量。⑥港澳台投资参与程度 (GF) 、其他外资参与程度 (QF) 。港澳台直接投资参与程度采用港澳台直接投资企业增加值占该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中所占的比重表示;其他外商直接投资参与程度用港澳台直接投资企业以外的外资企业增加值占该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中所占的比重表示。
4 实证分析及估计结果
对面板数据模型的估计, 主要包括聚合最小二乘法回归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理论上, 面板数据模型的设定和筛选, 宜采用HAUSMAN进行检验。由于本文选取的横截面单位是总体的所有单位, 且随机效应模型严格要求扰动项与解释变量不相关, 这与本文所讨论的工业能源强度测定影响因素的实际情况不符合, 故直接选择固定效应模型。以式 (5) 为基本的回归模型, 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对江西省11个设区市工业能源强度的影响, 然后再以式 (6) 为基本回归模型, 分析港澳台直接投资和其他外商直接投资对江西省11个设区市工业能源强度的影响, 分析工具Eviews 6.0, 估计结果见表1。
注:***、**和*分别代表在1%、5%和10%水平显著。
4.1 全样本检验结果
由表1可知:①样本研究期间内, 在10%的显著水平上, 外商直接投资参与程度对工业能源强度有显著的正影响, 这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降低地区工业能源强度有不利影响。原因可能是2010年江西省外商直接投资在重工业投资总额中占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为33.39%, 其中在五大高耗能行业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的投资额占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为11.5% (2011年《江西统计年鉴》) 。可见, 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重工业, 且高耗能行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较高, 从而导致地区工业企业能源强度上升。②在样本研究期间内, 自主研发投入在1%的显著水平上对工业能源强度有显著的正影响, 这表明自主研发投入不利于降低地区工业能源强度。笔者认为, 原因可能在于政府科技投入缺乏效率, 从而对地区工业能源强度产生不利影响。
4.2 按外资来源地的分类检验
在样本研究期间内, 不同来源地外商直接投资对工业能源强度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在10%的显著水平上, 港澳台商直接投资和其他外商直接投资对工业能源强度影响都有显著正的影响, 所不同的是与港澳台投资相比, 其他外商投资对工业能源强度的影响程度更大。这说明, 不同来源地的外资对江西省11个设区市的工业能源强度的影响程度存在显著差异。原因可能在于:江西省外资直接投资主要来自港澳台地区, 2010年港澳台投资占江西省外资直接投资的比重高达79.9%。与其他外资相比, 港澳台投资的技术水平与内资企业的差距较小, 他们凭借其技术、管理、资源等多方面的优势, 挤占了内资企业的市场份额, 通过竞争效应对内资企业产生不利影响较弱。
5 结论与建议
为了缓解江西省能源的大规模消耗导致的环境问题, 江西省各地区必须将引进外资与节能降耗有效地结合起来。基于这一思路, 本文运用2007—2010年江西省11个设区市面板数据, 首先对外商直接投资与地区工业能源强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 然后根据外资来源地不同, 深入分析不同来源地外资对地区工业能源强度的影响。研究发现, 外商直接投资对地区工业能源强度有显著的正影响;进一步分类检验表明, 港澳台投资和其他外商直接投资对地区工业能源强度也有显著的正影响, 并且与港澳台投资相比, 其他外商投资对地区工业能源强度的影响程度更大。
基于以上结论, 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①江西省工业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过程中, 要引导外商直接投资流向工业中的低耗能行业, 防止外资集中在高耗能行业;采取相关政策, 合理引导外资的流向, 将利用外资和降低能源强度有机结合起来, 实现地区工业的可持续发展。②江西省要提高工业的自主研发效率。自主研发活动是实现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途径, 江西省的各设区市工业要在增加自主研发投入的同时, 尤为重要的是提高工业自主研发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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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来源地 篇8
家庭财产包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 来自于家庭成员参与社会产品的最初分配, 并经过长期的积累和增值[2]。家庭财产一般认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家庭财产是指家庭中存在的各类财产, 包括:家庭成员的个人财产、夫妻共有财产、部分家庭成员共有财产和家庭共有财产。而狭义的家庭财产仅指家庭共有财产。尽管有学者将全体家庭成员的共有财产和部分家庭成员的共有财产都统称为家庭共有财产[3]。笔者认为两者涵义是不同的, 在家庭中所处地位及性质也有差异。家庭共有财产产生于家庭成员的共同生活, 其目的是为了保障家庭的稳定存续和家庭成员的生存与发展, 因此无论是法律规定还是理论研究, “家庭共有财产”都有其特定涵义, 即指属于整个家庭, 供全体家庭成员平等享用的财产。部分家庭成员的共有财产来源往往是部分家庭成员共同的创造或经营活动, 并不直接承担保障整个家庭稳定存续的重任, 其实质更类似于家庭成员的个人财产。家庭共有财产在我国民法中有两种用语即“家庭财产”[4]和“家庭共有财产”[5], 而目前更规范的是以“家庭共有财产”进行称谓。很多学者在论述有关家庭共有财产问题时总是以夫妻共有财产来说明, 其实两者并不相同。夫妻共有财产是基于夫妻之间的特殊身份而产生, 家庭共有财产是基于家庭这一特殊组织而产生, 虽然当家庭成员只是夫妻两人时两者会出现重合, 夫妻共有财产即是家庭共有财产, 但在家庭成员复杂时, 夫妻共有财产并不能涵盖家庭共有财产。而家庭成员关系复杂的直系家庭或联合家庭在我国仍然占有相当的比例[6], 这样的家庭共有财产在社会现实中虽大量存在, 却是当前家庭财产领域法律缺失的重要部分。一个国家的法律如果不尊重社会深层次的民族传统精神, 必将会使这个社会的法律实体失去其存在的合理性[7]。
对于家庭共有财产的涵义, 学界一般将其定义为家庭成员在家庭共同生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创造、共同劳动所得的共有财产[8]。对其性质, 我国法学理论上一般认为属于共有财产, “是共同共有的一种形式”[9]。有学者认为, 不能把家庭生活存续期间家庭成员所得的财产笼统地都界定为“共同共有”, 这既否定了家庭共有财产的逻辑前提是“家庭成员的个人财产”, 同时也否定了家庭成员在其财产权利上的“自由意志”。家庭成员在家庭生活存续期间所形成的财产首先是家庭成员的个人财产, 但可以约定为或在一定条件下推定为家庭共有财产[10]。家庭共有财产是家庭成员个人财产的联合, 家庭财产共有权则是家庭成员个人财产联合的一种法律形式[11]。分析以上关于家庭共有财产的概念, 无不以其原始来源作为切入点, 同时要考虑形成过程中家庭成员个人意志的作用。按照理论上较为普遍的说法, 家庭共有财产的来源包括以下三部分:
1.家庭成员共同劳动、共同创造的财产。关于家庭共有财产的此种来源较为典型的是在农村。土地是农民主要的生产资料和收入来源,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以户为单位进行土地的承包经营, 家庭成员共同承包、共同经营、共同收益, 所得财产为家庭共有财产, 家庭成员共同进行消费。城市家庭中也有类似情况, 如以家庭为基础而设立的个体工商户或企业、公司等经营体, 家庭成员共同参与经营, 经营活动中所获得收益作为家庭共有财产。此处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共同劳动、共同创造”中的“共同”如何理解, 一般意义上来讲, “共同”应指家庭成员一起而非个人单独进行, 但是否要求必须“全体家庭成员”参与, 部分家庭成员进行共同劳动所创造的财产是否为家庭共有财产?笔者认为, 对于家庭成员全体进行共同劳动和共同创造所得财产, 列入家庭共有财产当无异议。对于部分家庭成员共同劳动、创造的财产是否为家庭共有财产要视情况而定, 如果以家庭共有财产投资, 且该财产取得和家庭有密切联系, 则应列为家庭共有财产;如果是部分家庭成员独立进行, 该财产取得和家庭联系很少, 则应为部分家庭成员的共有财产, 是否列入家庭共有财产视其个人意愿。由此可见, 用家庭成员共同劳动、共同创造来说明家庭共有财产的来源并不准确。
2.家庭成员共同继承或共同接受赠与所得财产。此种方式获得财产是否当然为家庭共有财产, 笔者认为值得商榷。首先, 对家庭成员共同继承的财产有两种理解:一种是全体家庭成员都作为继承人参与继承遗产 (此种情况较为少见) , 另一种是部分家庭成员参与继承遗产。但无论是全体成员还是部分成员参与继承, 该财产的获得都是基于继承人的特殊身份, 所得财产应属其个人财产, 和家庭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另外, 根据法律规定, 共同继承的遗产在分割之前为继承人共同共有, 然此种共有是暂时的, 本质上任何共有人都有权要求随时对遗产进行分割, 从而使共有关系消灭, 所以认为共同继承的遗产当然属于家庭共有财产并不合适。笔者认为, 如果全体继承人一致同意将其作为家庭共有财产当无异议, 否则, 不能纳入家庭共有财产之中。抑或在遗产分割后, 根据权利人个人意愿选择是自己保留还是交给家庭共有。对于共同接受赠与的财产, 笔者认为仍然要分成两种情况:一种是以家庭作为受赠对象, 一种是以家庭中的部分成员作为受赠对象。如果是以家庭作为受赠对象, 则作为家庭共有财产顺理成章;如果以家庭中的部分成员作为受赠对象, 仍不能当然将其纳入家庭共有财产之中, 因为这种财产的取得和家庭并无密切联系。
3.家庭成员个人取得自愿约定为家庭共有的财产。此类财产作为家庭共有财产的重要来源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没有异议, 其实质是家庭成员自愿将个人财产赠与给家庭, 作为家庭共有财产, 由家庭成员共同进行享用。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单纯从家庭共有财产来源的角度对其进行定义并不准确, 没有反映出家庭共有财产的实质涵义。笔者认为, 要对家庭共有财产进行准确定义, 应当注意到家庭共有财产在家庭这个环境下所具有的特殊性。首先, 应当明确家庭共有财产存在的本质和目的。家庭共有财产的产生是家庭成员由于共同生活在财产关系上所产生的结果, 是为了保障家庭成员的正常生存和家庭的稳定存续, 是家庭能得以存在的物质基础, 这是家庭共有财产的本质反映。其次, 应当注意个人在家庭共有财产形成中的意志性。由于现代家庭成员之间是一种独立、平等的关系, 家庭成员属于独立的权利主体, 相互之间不存在人身依附关系和命令、服从关系, 因此在家庭共有财产的形成中应该尊重家庭成员的个人意愿。再次, 由于家庭作为特定范围内亲属的组合体, 要考虑家庭的伦理性和它的特殊功能, 中国人历来重视血缘关系, 这种关系的存在表明他们属于一个特定的血缘共同体, 具有共同的经济利益[12]。在财产关系方面不能完全适用于经济社会的规则, 诸如权利和义务的一致性、等价有偿和公平等原则。不能完全用评价市场经济关系的标准去界定家庭的财产关系。对于许多家庭成员来讲, 努力地为家庭创造财富, 是一种义务和责任驱使的结果, 更多还是亲情使然。基于以上理由, 笔者认为可对家庭共有财产进行如下定义:家庭共有财产是指在家庭成员共同生活期间, 以家庭为整体通过经营活动或受赠所获得的财产和某个或部分家庭成员进行独立经营取得但和家庭有密切联系的财产以及家庭成员个人取得但自愿纳入家庭共有的财产, 该财产供全体家庭成员平等享用, 以保障家庭的稳定存续和家庭成员的生存与发展。
家庭共有财产的来源主要有三种途径:即以家庭为整体通过经营活动或受赠所获得的财产;单个或部分家庭成员进行独立经营取得但和家庭有密切联系的财产;家庭成员个人取得但自愿纳入家庭共有的财产。其中前两种途径属于家庭共有财产取得的基本途径, 这样的财产无需特别约定而当然为家庭共有财产;第三种途径取得的财产只在家庭成员有特别约定时才纳入家庭共有财产之中。从家庭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 传统社会由于不重视个人的主体地位, 因此依靠家庭这个组织来取得财产是家庭共有财产的主要来源,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法律逐渐重视家庭成员的个人地位和利益, 个人在社会中往往独立进行劳动或经营, 从而获得财产性收益, 依靠家庭这个组织来进行共同劳动或创造从而获得财产的情形越来越少。因此, 在现代社会家庭中, 通过正常途径来获得家庭共有财产已不是家庭共有财产的主要来源。所以家庭共有财产的组合或构成状况, 由过去以家庭共同取得作为其主要构成部分转变为现在以家庭成员个人取得作为其主要构成部分。此种变化同时也带来家庭共有财产在形成、性质以及具体内容上可以更多的体现家庭成员的个人意志, 从权利和义务相一致这个角度来讲, 此种变化也是符合民法的基本精神的。
根据家庭共有财产的来源途径不同, 将家庭共有财产分为传统模式的家庭共有财产和现代模式的家庭共有财产, 进而分析其不同特点。
1.传统模式的家庭共有财产。传统社会中, 家庭作为独立经济单位可以对家庭成员进行合理分工、统筹安排, 共同进行劳动、创造从而取得财产, 这是家庭共有财产的基本来源。而家庭成员个人往往并无独立的劳动或创造活动, 获得个人财产的机会较少。因此, 家庭共有财产的构成主要是以第一、二种途径来源为主, 个人财产自愿纳入家庭共有的数量较少。土地承包经营权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的“大包干”, 1983年中共中央一号文《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出台, 在全国农村开始普遍推行[13]。现代社会中, 此种类型的家庭共有财产构成的比例虽然下降, 但在广大农村由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仍然保留以家庭为整体进行土地承包, 家庭成员共同进行经营, 所获收益作为家庭共有财产的传统模式。
2.现代模式的家庭共有财产。现代社会个人作为独立主体从社会中获取财富的情形越来越普遍, 因此, 家庭成员个人财产的汇集成为家庭共有财产的主要来源。而家庭成员个人取得财产并不当然成为家庭共有财产, 需要家庭成员进行协商约定。根据家庭成员约定的内容不同, 我们可以将现代模式的家庭共有财产在具体实践中存在的状态分为三种: (1) 约定实行个人财产制。即尽管家庭成员共同生活, 但并不形成家庭共有财产, 而只形成个人财产。如子女与父母共同生活, 但所得收入归子女个人所有, 或者仅向父母交伙食费;子女婚后, 与父母共同生活, 亦只交生活费, 其余财产归自己所有。[14]这种情形在理论上往往称为共居不同财; (2) 约定实行家庭共有财产和个人财产并存。即家庭成员将所得收入部分纳入家庭共有财产中, 作为维持家庭共同生活的费用支出, 部分财产作为自己的个人财产由个人享用。一般来说, 家庭共有财产用来满足家庭的共同生活需要, 而个人财产则满足个人的生活需要; (3) 约定实行家庭共有财产制。即家庭成员所获财产全部作为家庭共有财产, 个人不保留财产。此种形式本质上和传统模式的家庭共有财产很相似, 但以家庭成员约定为前提。
不同来源地 篇9
1材料和方法
1.1试验时间、地点试验于2016年4—8月在玉屏县某肉牛养殖场进行, 试验时间120 d, 预试期15 d。
1.2试验动物试验肉牛为健康无病、月龄相近 (12~13月龄) 的思南架子牛45头, 随机分为3组, 每组15头。
1.3试验日粮试验肉牛浓缩饲料均来自贵阳金满船饲料有限公司同一批次生产, 各试验组日粮配方见表1。饲养试验用的玉米由养殖场提供, 每次配料500 kg (按配方) , 机器混合, 袋装备用。饲喂时按1 kg浓缩饲料加1 kg玉米面加1 kg水的比例拌湿即可。粗饲料自由采食, 喂足。
%
1.4饲养管理试验牛采用栓系舍饲的方式, 每日喂2次, 饲喂时间分别在上午8:30和下午18:00, 每次投料少量多次, 每次投料时间不少于0.5 h。饲喂方式为选精后粗, 精料、青干草定量饲喂, 逐日记录饲料消耗, 喂后0.5 h饮水。每天刷拭牛体1次, 并保持圈舍清洁干燥, 观察试验牛的饮食及疾病情况。
1.5测定项目
1.5.1育肥指标:试验开始和结束时, 分别测定试验牛体重1次, 每次连续2 d (均在早晨饲喂前空腹进行) , 取2次重量的平均值为该牛的实际体重。
1.5.2屠宰指标:试验结束后, 从每组试验牛随机选取3头进行屠宰测定, 测定指标有宰前活重、胴体重、屠宰率、净肉率、肉骨比、眼肌面积等, 对测定的数据进行统计。
1.6数据收集和处理试验数据的整理、统计及相关回归分析等参考《数理统计方法》和《常用数理统计方法》并结合Excel软件进行。
2试验结果与分析
2.1试验肉牛的生产性能比较由表2可知, 在同一饲养管理条件下, 试验牛经过120 d的育肥: (1) 3组试验牛的总增重、平均日增重、日耗精料量, 精料重比均差异不显著 (P>0.05) , 试验Ⅲ组的效果最优, 试验Ⅰ组次之, 试验Ⅱ组最差。 (2) 试验Ⅱ组的每千克增重成本极显著低于试验Ⅰ组和试验Ⅲ组 (P<0.01) 。
2.2试验肉牛的屠宰测定试验结束后, 从每组试验牛随机选取3头进行屠宰测定, 对测定的数据进行统计。由表3可知: (1) 试验Ⅲ组的宰前活重、胴体重、净肉率、肉骨比值、眼肌面积最高。 (2) 3组试验牛的屠宰率、净肉率、肉骨比值均差异不显著 (P>0.05) ; (3) 采用豆粕为蛋白饲料的试验Ⅲ组的眼肌面积显著高于试验Ⅱ组 (P<0.05) , 试验Ⅰ组试验肉牛的眼肌面积高于试验Ⅱ组, 但差异不显著 (P>0.05) 。试验表明, 以豆粕为蛋白来源的试验Ⅲ组的屠宰性能最好, 以菜籽饼为蛋白来源的试验Ⅰ组的屠宰性能次之, 以酒糟干粉为蛋白来源的试验Ⅱ组的屠宰性能最差。
3结论与讨论
3.1贵州是我国双低油菜主产区之一, 2010年全省优质油菜面积46.7万hm2, 产优质菜籽80.5万t, 在现代工业条件下加工, 可获得约50万t的优质菜籽饼粕[3]。菜籽饼粕营养丰富、全面, 粗蛋白含量可达35%~45%, 氨基酸组成接近联合国粮农组织 (FAO) 和世界卫生组织 (WHO) 推荐值, 是优良的天然植物蛋白资源[4]。我省相关科研单位已对菜籽饼粕的开发利用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如双低菜籽饼粕的营养成分和抗营养因子的全面分析, 抗营养因子的清除技术和在畜禽饲料中适宜添加比例等, 为采用双低菜籽饼粕配制饲粮提供了必要的依据, 对缓解我省蛋白饲料紧张, 促进饲料工业发展起到重要作用[5]。
3.2我省为酒类生产大省, 近年来全省白酒产业正在实现跨越式发展, 酒糟的产量也大幅增加。酒糟是一种理想的低成本优质的畜禽饲料资源, 酒糟富含蛋白质、脂肪、粗纤维及维生素, 并含有畜禽生长发育所需的多种氨基酸和生长因子, 色鲜味香, 能促进消化, 是理想的低成本优质畜禽饲料资源。但酒糟饲喂过量容易引起畜禽便秘、流产、死胎等不良后果, 确定酒糟型全混合日粮中酒糟的适宜比例, 获得肉牛生产最大的经济效益有待进一步研究。
3.3肉牛产业的发展与资源密切相关, 探讨我省山区肉牛规模化养殖的发展思路必须认清省情, 研究肉牛产业发展所需各种资源及利用情况, 充分利用现有资源, 并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贵州是肉牛养殖大省, 蛋白源饲料种类繁多, 降低肉牛饲料成本的重点在于选择和应用低成本蛋白源饲料, 近年来农区养牛业正面临饲草料资源短缺和利用率低等问题, 而牧区则面临草场退化、载畜量下降等问题, 如何利用低成本蛋白源饲料获得肉牛养殖高效益是养殖业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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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来源地 篇10
自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中国整体宏观经济的迅速发展, 中国农村居民的生存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然而, 收入水平的提高并不能带来贫困人群人力资本积累消费 (如医疗、教育等) 的提高, Banerjee and Esth er (2007) 就曾指出, 人均消费支出低于一美元的多个贫穷国家的贫困者, 会把支出中的很大一部分用于烟酒的消费, 挤压了必要的膳食需求。这是由于人们消费行为的选择问题造成了显示性商品消费对非显示性消费的挤压, 长此以往, 这样的恶性循环将不利于我国消费结构的改善。十八大报告高度重视农民收入问题, 明确提出要“着力促进农民增收, 保持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因此, 分析收入与农村居民消费的问题将是当前及今后的研究重点, 我们要从根源上了解农民的消费行为动机, 梳理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存在的问题, 为进一步缓解贫困, 在政策制定上为提升农村居民生活质量提供有针对性的物质帮助。
二、收入对消费的影响
消费理论是宏观经济学的核心理论, 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中, 被认为是解释居民消费行为重要依据的主要有以下几种理论, Keynes (1936) 的绝对收入假说, Duesenberry (1949) 的相对收入假说, Modigliani (1949) 的生命周期假说以及Friedman (1957) 的永久性收入假说 (PIH) 。Keynes的绝对收入假说认为实际消费支出是实际收入的稳定函数, 绝对收入决定当前消费, 其关系就是消费倾向。Duesenber r y的认为消费者行为不仅受到其自身收入的影响, 还受到他人消费行为的影响, 消费者之间的比较会增加购买显示性商品的频率, 被称之为“示范效应”。生命周期假说与绝对收入假说的不同在于人们会在更长时间范围内计划他们的生活消费, 从而实现以在整个生命周期内消费的最佳配置, Carriker对生命周期假说进行了扩展, 发现非农业收入和政府转移支付收入的短期和长期边际消费倾向均高于农业生产收入的短期和长期边际消费倾向。持久性收入假说认为, 收入可分为持久性收入和暂时性收入, 我国农村居民消费主要取决于收入中的持久收入部分。Pesaran (2001) 运用迭代方法对持久收入假说进行量化指出收入变动对消费的影响显著。
虽然有学者认为西方消费理论无法说明中国消费者的行为特征 (余永定、李军, 2000) , 但这些还是能够部分的解释中国居民消费行为同时也已被广泛地应用于我国居民的收入与消费关系的分析中。在我国, 消费水平的偏低造成的内需不足是阻碍经济发展的根本性问题, 而影响居民消费行为的因素有很多, 包括收入、价格、利率、文化历史传统、社会年龄结构、心理预期等, 但其中最主要的因素还是收入 (祁毓, 2010) , 居民收入总量及其空间分布是影响居民消费的最主要原因。研究发现, 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与收入之间存在不断变化的长期均衡关系和短期动态关系 (杭斌等, 2004) 。农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或者收入不稳定成为制约消费的关键因素 (刘建国, 1999;王宏伟, 2000;杜长乐, 2002) 。从长期看, 农村居民消费主要由持久性收入主宰 (李锐、项海容, 2004) 。另外, 暂时性收入对消费的影响也非常显著的 (苏良军、何一峰等, 2005) 。同时, 过去的消费、习惯、偏好改变也会对现时的消费产生影响 (Seckin, A., 1999;Alessie&Teppa, 2010;贾男等, 2011) 。针对研究不同来源的收入与消费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分别是收入差距对消费的影响、收入分配结构对消费的影响以及收入来源对消费的影响 (陈柏洋, 2014) 。
三、不同收入与消费结构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对收入与消费的研究都是建立在收入具有可替代性这一假设之上的, 这就将不同类型的收入放在了同一平台, 但现实中, 不同消费群体, 不同收入之间的消费倾向是不完全相同, 不能一概而论的。有人认为收入常被分为不同的心理账户, 不同收入账户的消费不一样。居民收入的不确定性和持续变动会使消费者保有精神账户来应对这种收入的变化, 通过增加或减少这一收入在精神账户中的余额, 来潜在地决定不同收入的消费程度, 从而对消费支出产生不同的影响 (Thaler, 1990) , 针对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 可以体现在非农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要高于农业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 例如, 通过辛苦劳动赚得的1000元和买股票得到的1000元给人们带来的满足感是不一样的, 人们往往更加愿意优先消费掉意外之财中的1000元。
国内学者对居民消费以及消费结构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 但近年来关于农村居民消费的相关研究明显增多。多数研究认为不同来源的收入由于不确定性大小的差异而对消费倾向产生不同的影响 (方福前和张艳丽, 2011) 。Gan and Soon (1994) 通过分析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情况, 表明把收入进行分解研究是有用的, 持久性收入的消费倾向高于当期收入的消费倾向。徐会奇等 (2009) 运用面板数据发展经营性收入是拉动消费的主要力量, 农村消费市场具有很大的潜力。李锐等 (2004) 、纪明等 (2010) 等学者也认为不同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存在差异。祁毓 (2010) 在构建1997~2008年和2002~2008年全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基础上, 实证研究了不同来源的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 研究发现家庭经营收入的消费效应最大, 工资收入对消费的影响在逐渐提高且对消费增长的贡献率最大, 转移性收入增加能够更加显著地影响到农民消费, 财产性收入对消费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储德银等 (2012) 用GMM估计方法分析了农村居民不同来源收入的长期消费弹性, 指出在短期内提高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可以有效增加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
对于消费结构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 Edw ar d (1868) 首次提出了家庭消费结构支出分类法。然而现代消费理论则起源于Keynes提出的绝对收入假说。早在1957年, Fr iedman就将收入分为持久性收入和暂时性收入, 并研究各自的消费效应。随后国际学者在Friedman的基础之上对不同收入与消费的关系进行了验证。Langemeier (1990) , Bradbury (2004) 和Kwon et al. (2006) 认为消费倾向对不同收入变化的敏感度不高。由于在收入来源上的划分标准不同, 国外学者主要从边际消费倾向出发, 研究不同收入来源对消费产生的影响, 而国内则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界定, 将农村居民的家庭收入来源分解为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纯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由此可见, 我国目前对不同来源收入的研究仍具有局限性, 需要将不同来源收入的划分方式进一步拓展, 从而更加全面的对居民收入与消费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四、显示性消费对非显示性消费的挤压
虽然在“三农”政策的指导与帮助下, 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及消费水平有了显著提升, 但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仍然存在其不合理性, 主要就体现在显示性消费对非显示性消费的挤压。显示性消费也被称为“炫耀性消费”, 是由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Veblen提出的创新性概念, 也是由其首次带入经济学领域。Corneo and Jeanne (1997) 的从众效应的含义是“担心被看作是穷人”, 而势利效应的含义是“希望被认为是富人”。由此可见, 炫耀性消费行为不只是上层社会的专利, 而是在各个社会阶层都存在的现象。李时华 (2006) 通过建立数学模型, 证明炫耀性消费行为能够促进经济增长, 但是过度炫耀性消费行为会将越来越多的人卷入这种竞争, 从而导致某些稀缺资源的浪费, 并造成社会福利损失。刘飞 (2007) 对凡勃伦的炫耀性消费思想作了简略的探讨, 系统回顾了炫耀性消费从经济学的生产主义到社会学的消费主义的发展历程据此, 认为研究农民的炫耀性消费对研究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有重要的影响。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发现收入较高的人们会购置一些奢侈品如高档车、名表、名牌包等来显示自己的地位。这是因为他人常会将观察到的行为作为评价他人的依据, 因此, 消费者在决定是否购买某种商品时, 不仅会考虑消费品为其带来的实用价值, 而且会考虑其显示性价值, 以便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 (Belk, 1988) 。已有很多经典文献指出, 农村贫穷家庭往往会花掉他们收入中很大一部分购买奢侈品进行消费 (Banerjee&Duflo, 2007;Miller, 2001;Case et al., 2008) 以显示自己经济能力并不比别人差。这样的消费行为, 在收入有限的前提下, 势必会造成对那些非炫耀性商品消费的扭曲和挤压 (Frank, 1985) 。在中国, 由于重男轻女传统观念与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了男女比例失衡, 其结果是婚姻市场的竞争压力升高, “攀比”现象普遍, 迫使男方为提高竞争地位而增加储蓄或改善住房条件等 (张晓波, 2010) , 尤其在农村地区对红白喜事非常重视, 贫困地区农民可能会将收入的绝大部分用在结婚或是丧葬方面, 从而挤压了膳食等非显示性消费。在印度很多地方, 穷人可能会把全年10%左右的收入花费在节假日喜庆活动上, 而他们小孩子的教育花费只占到2~3%, 小孩的教育受到严重的影响 (Banerjee&Duflo, 2007) 。但目前炫耀性消费行为的本土研究还刚刚起步, 且大多集中在先富群体和年轻白领群体, 对农村居民等低收入群体炫耀性消费行为的实证研究尤其缺乏。
五、研究述评及未来研究展望
目前, 农民收入对其消费结构的问题已经引起外国学者们的广泛关注, 国家如何制定扶贫政策, 采取何种方式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及人力资本积累将是当前及今后的研究重点。目前, 我国对“意外之财”带来的收入没有给予很好的重视, 未来的研究方向可在现有内容的基础上, 探讨炫耀性消费 (如人情礼、烟酒、在外饮食等) 是否对与农村居民人力资本积累消费 (如医疗、教育等) 产生了挤压, 从而为国家扶贫政策的制定提供更为有效的意见与建议。
摘要：长期以来收入分配和居民消费是我国经济研究中的重点领域。目前, 我国农村地区的消费结构还不够合理, 本文立足于收入的不同来源, 通过分析总结相关国内外文献, 梳理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存在的问题, 为进一步缓解贫困, 提升农村居民生活质量提供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不同来源的收入,消费结构,农村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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