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来源结构

收入来源结构（精选7篇）

收入来源结构 篇1

城乡收入差距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必然面临的突出问题之一, 也是中国当前收入分配中的核心问题。中国社科院发布《人口与劳动绿皮书》指出, 从1993年到2008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的绝对额差距增加了近7倍, 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出现全方位扩大。进一步查阅国家统计年鉴并作描述性统计后绘制如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 从1993-2012年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 2008年突破1万元关口, 并有持续扩大趋势。如果把医疗、教育、失业保障等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 城乡收入差距可能会更大。城乡收入差距的现实存在造成社会内需不足、违背社会公平, 已成为国内外问题研究者关注的焦点之一。同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以缩小贫富差距, 实现共同富裕,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基本实现现代化。本文力图从产业结构变动和居民收入来源结构差异两个角度, 揭示城乡收入差距的原因, 以期在实证分析基础上提出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具体可行建议。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因素问题一直是国内研究的焦点。通过对现有研究成果梳理后发现, 相关的代表性研究主要包括:一是产业结构调整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主要研究三次产业结构变迁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二是收入来源结构的差异性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 主要研究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等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已有的文献为本文研究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因素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分析视角, 产业结构变动、收入来源结构差异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作用被证实。然而这些研究大多或单独探讨了产业结构变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或单独分析了收入来源结构差异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将产业结构变动和收入来源结构差异对城乡收入差距综合影响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 不能很好地解释在我国加快工业化进程, 收入分配格局快速变迁下, 各类因素微观变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综合影响。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 以我国新型工业化道路发展作为切入点, 综合收入来源结构的差异性, 构建一个更符合当下发展现状的分析框架, 以期为缩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提出可行的政策建议。

一、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本文基于对已有文献的收集整理, 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展开分析, 并提出相应的研究假设。

1. 产业结构变动

产业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有不可忽略的影响, 周云波对中国1978-2008年城镇化、工业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做了实证研究, 发现城市化的发展在短期内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但这种不利影响从长期来看逐渐消失。而工业化的发展在短期内也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但从长期看, 工业化的这种负面影响也逐渐减弱, 最终反过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刘叔申、吕凯波提出产业结构与城乡收入差距两者关系的基本假设:发展第一产业直接增加农民收入和发展第二产业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实证结果支持了他们的假说。李小玉、郭文依据泰尔系数测度方法分析了中部地区产业结构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 结果表明第二、三产业在经济中份额的增加会促使城乡居民收入缩小。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乡镇企业得以快速发展, 出现了“郊区化现象”, 有效促进了农村居民就业率和收入水平。据此, 本文提出:

假设1:产业结构变动与城乡收入差距呈反方向变动, 即第二产业占GDP比值越大, 城乡收入差距越小。

2. 收入来源结构差异

收入来源结构不同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是另一个研究视角。顾海兵、王亚红认为, 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最大的因素是城镇居民的工资性收入与乡村居民经营性收入的差异程度, 财产性收入与转移性收入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较小。曾国安、胡晶晶从收入来源结构角度分析了城乡收入差距形成和扩大的原因, 指出2000年以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差距和财产性收入差距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 经营性收入差距导致城乡收入的缩小。李颖、王尤贵研究认为, 我国省际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其变动主要是由家庭经营收入与工资性收入比重及其变化的差异决定的。徐强通过对1985-2009年城乡收入来源的统计剖析认为, 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依次是工资收入、经营收入以及转移收入的差距程度。黄祖辉、陆建琴、王敏从城乡收入来源结构分析认为, 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等在城乡居民间所处的地位不同, 它们各自对城乡间收入差距的影响也表现出相应的特征。在已有文献研究基础上, 结合各类收入来源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初步观察以及1993-2012年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各项收入情况本文依次提出:

假设2:城乡居民工资性收入差异倍数与城乡收入差距呈同方向变动, 即工资性收入差异倍数增大会使得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假设3:城乡居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差异倍数与城乡收入差距呈同方向变动, 即家庭经营性收入差异倍数越大会加剧城乡收入差距。

假设4: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差异倍数对城乡收入差距无显著影响。

假设5:城乡居民转移性收入差异倍数与城乡收入差距呈同方向变动, 即城乡转移性收入差异倍数越大, 城乡收入差距越大。

二、变量和数据

1. 变量设定与说明

⑴城乡收入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界定和测量是本文研究的关键, 基尼系数是衡量收入差距的最主要指标。本文选取城乡基尼系数衡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状况, 采用高霞所提出的修正加权变异系数的计算方法来测算城乡收入差距 (设为因变量y) , 计算公式如下:

GINIt表示第t年城乡基尼系数, P1t和P2t分别表示第t年农村居民人口比重和城镇居民人口比重, C1t和C2t分别为第t年按相应价格指数平减后的农村居民实际人均消费支出和城镇居民实际人均消费支出。选取GINIt来测度城乡收入差距的原因是:一方面现有统计数据只有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数据, 二者收入的统计口径并不完全一致。李实、罗楚亮指出, 城镇居民在享用社会保障、公用住房以及其他公共服务方面等方面具有特殊优势, 从而导致城镇居民所获得的各类隐形收入补贴远高于农村居民, 若运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测算城乡基尼系数, 会大大低估中国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差距。这是本文区别于以往多数研究的创新之处。

⑵产业结构变动解释变量。新型工业化道路是我国始终贯彻的发展战略。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分工的细化, 三大产业产值比重次序从一、二、三的农业经济格局逐步走向二、一、三的工业化经济格局。本文采用刘叔申、吕凯波提出的以第二产业占GDP比值衡量产业结构变动, 设为变量x1。刘玫、陈玉光认为, 我国长期实行“兴工抑农”、“兴城抑乡”的不平衡体制是造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主要原因。李实认为二元经济结构是造成我国现在巨大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原因。

⑶收入来源结构差异解释变量。 (1) 城乡居民工资性收入差异倍数。已有文献大多采用城镇居民工资性收入与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比值来刻画城乡居民工资性收入差异倍数。本文亦选取城乡居民工资性收入差异倍数来衡量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差距, 设为变量x2。 (2) 城乡居民家庭经营收入差异倍数。为探讨城乡居民家庭经营收入与城乡居民总体收入差距的关系, 本文使用城镇居民家庭经营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收入比值来衡量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收入差距水平, 设为变量x3。 (3) 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差异倍数, 定义为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之比, 设为变量x4。 (4) 城乡居民转移性收入差异倍数, 定义为城乡居民转移性收入之比, 设为变量x5。

2. 数据说明

本文以1993-2012年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人口、年人均收入、年人均消费、各项收入为研究对象, 对1993-2012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行了整理计算。各分项收入数据均摘自《中国统计年鉴》, 基尼系数计算过程中用到的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人口数、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额直接取自中国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公布的数据 (附录1) , 而城乡居民人口比重、农村居民人口比重以及人均消费支出, 根据相关指标计算得出 (原始数据为附录2) 。选取这些相关指标主要基于以下两点:

⑴选取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差距, 体现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差距状况, 是因为中国居民的消费对收入的强烈依赖性已得到众多研究结果的验证, 并结合了凯恩斯消费理论。既消除了城乡统计口径的不一致性, 又在一定程度上将城镇居民所实际得到的隐性补贴因素包含在城乡收入差距的测算范围内。

⑵1993年以前财产性收入与转移性收入并未分类, 选取1993-2012年数据可以消除以往文献只将收入归结为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三个收入来源可能对实证结果造成的偏差。

三、实验结果分析

本文通过协整模型揭示产业结构变动与收入来源结构差异对城乡收入差距长期均衡关系。协整关系的经济意义在于:两个或多个经济变量尽管存在各自的长期趋势, 但如果它们存在协整关系, 则变量间存在着一个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进行协整分析首先要求各序列是一阶单整的。为避免数据的剧烈波动及量纲不同, 对原序列数据做对数化处理。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 在5%的显著水平上, 这6个变量对数时间序列都是非平稳的, 而它们的一阶差分序列则是平稳的, 所以, 它们都是I (1) 过程。下表为逐步筛选法下产业结构变动、城乡工资性收入差异倍数、城乡经营性收入差异倍数、城乡财产性收入差异倍数、城乡转移性收入差异倍数之间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注: (1) *表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显著。

(2) 括号内为各变量对应的T统计量。

由表看出, 由模型1到模型4方程的拟合系数与调整的拟合系数持续增大, 表明产业结构变动、城乡工资性收入差异倍数、城乡家庭经营收入差异倍数、城乡转移性收入差异倍数均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明显影响。而模型4到模型5引入城乡财产性收入差异倍数时, 方程的拟合系数以及调整的拟合系数均没有提高, 同时F值变小, 意味着方程整体的显著性降低。因此本文得出在长期内, 产业结构变动、城乡工资性收入差异倍数、城乡经营性收入差异倍数以及城乡转移性收入差异倍数与城乡收入差距的长期均衡关系为:

协整方程表明:第二产业占GDP比值的回归系数在5%显著性水平下为负, 即在长期内第二产业占GDP比值越大, 城乡收入差距越小。这一结果支持了假设1。可以认为, 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和工业化的深入发展, 主要分布在郊区的第二产业得到了不断发展, 可以吸引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 提高了农村家庭的收入水平进而缓解了城乡收入差距。

城乡居民工资性收入差异倍数在5%显著性水平下为正, 一个国家城乡居民工资性收入差异倍数越大越会加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这一结果支持了假设2。这一假设得到了众多学者的认同, 曾国安、胡晶晶提出, 工资性收入差距对于城乡居民总体收入差距的贡献率是最大的, 虽然城镇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是下降的, 在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是上升的, 但城乡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差距过大是不争的事实。因此, 巨大的城乡工资性收入差异系数仍然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

城乡居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差异倍数在5%显著性水平下为正, 即城乡居民家庭经营收入差异倍数越大,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大, 这一结果与假设3的预想相同。随着城镇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国有企业“保大放小”政策的实施和城市化进程的提速, 促进了城镇居民经营性收入的快速增长。同时, 作为农村居民主要收入来源的经营性收入 (包括农户家庭从事第一产业生产经营获得的收入和从事二三产业生产经营获得的收入) 增长减缓。因此, 城乡家庭经营收入差距在一定程度上也加速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

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差异倍数在5%显著性水平下是不稳健的。即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差异倍数不会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产生影响。这一结果支持了假设4。这一结果与赵人伟提出的“在居民的收入构成中劳动收入是主要的, 财产收入是次要的, 因此不必担心贫富差距会扩大”的结论一致。同时王少国指出因为财产性收入占城乡居民总收入比重一直很低, 相对于其他三类分项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贡献率收入微不足道。

城乡居民转移性收入差异倍数在5%显著性水平下为正, 即城乡居民转移性收入差异倍数越大, 城乡收入差距越大。这一结果验证了假设5。从附录1中可以看出:城乡居民的转移性收入都有所提升, 但城镇居民得到的转移性收入要远大于农村居民, 2012年城镇居民人均转移性收入为6368元, 农村居民为838元, 不足城镇居民的1/7。由此可见, 农村居民获得的转移支付和补贴要比城镇居民低得多, 这是因为在二次收入分配中, 我国一直实行城市偏向的转移收入分配政策。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我国新型城镇化道路的发展背景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的结论是:

⑴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短期内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 但从长远来看是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

⑵城乡居民工资性收入差距、城乡家庭经营性收入差距和城乡居民转移性收入差距是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

(3) 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不会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影响。

为此, 本文提出以下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政策建议。首先, 立足于现阶段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的基本要求, 调整工业发展战略, 推进科技创新和信息化,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要加大对农村居民的教育培训力度, 满足新型工业化对劳动力的需求, 保障城乡居民家庭收入的同步提高。其次, 引导劳动力向城市转移, 使更多农村居民获得薪酬收入, 提高农村的工资性收入水平。同时, 在信贷融资、市场开拓、技术支持、项目选择等方面给予农村居民适当政策倾斜, 用以提高农村居民自主创业的收益水平。第三, 鉴于目前农村转移性收入占整个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比例较低的现实, 加大各级政府对农业投入力度, 建立国家农业支持保护制度, 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 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

摘要：城乡收入差距是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中遇到的突出问题之一。本文在对以往相关文献梳理的基础上, 采集了1993-2012年间的相关数据, 运用协整模型实证研究了产业结构变动、收入来源结构差异与城乡收入差距的长期均衡关系。研究发现:⑴第二产业占GDP比值长期来看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⑵城乡居民工资性收入差异、城乡居民经营性收入差异和城乡居民转移性收入差异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显著;⑶城乡财产性收入差异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不显著。最后结合实证研究结果提出了缩小城乡差距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产业结构,收入来源结构,城乡收入差距,协整模型

参考文献

[1]周云波.城市化, 城乡差距以及全国居民总体收入差距的变动——收入差距倒U形假说的实证检验[J].经济学 (季刊) , 2009 (4) :1239-1256.

[2]刘叔申, 吕凯波.财政支出结构, 产业结构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基于1978—2006年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J].经济问题, 2011 (11) :42-45.

[3]李小玉, 郭文.基于面板数据的中部地区产业结构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实证研究[J].企业经济, 2012 (12) :136-141.

[4]顾海兵, 王亚红.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解构分析:1985—2007[J].经济学家, 2009 (6) :77-83.

[5]曾国安, 胡晶晶.2000年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形成和扩大的原因:收入来源结构角度的分析[J].财贸经济, 2008 (3) :53-58.

[6]李颖, 王尤贵.基于收入来源的我国省际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变动分析[J].农村经济, 2006 (6) :56-57.

收入来源结构 篇2

自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中国整体宏观经济的迅速发展, 中国农村居民的生存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然而, 收入水平的提高并不能带来贫困人群人力资本积累消费 (如医疗、教育等) 的提高, Banerjee and Esth er (2007) 就曾指出, 人均消费支出低于一美元的多个贫穷国家的贫困者, 会把支出中的很大一部分用于烟酒的消费, 挤压了必要的膳食需求。这是由于人们消费行为的选择问题造成了显示性商品消费对非显示性消费的挤压, 长此以往, 这样的恶性循环将不利于我国消费结构的改善。十八大报告高度重视农民收入问题, 明确提出要“着力促进农民增收, 保持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因此, 分析收入与农村居民消费的问题将是当前及今后的研究重点, 我们要从根源上了解农民的消费行为动机, 梳理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存在的问题, 为进一步缓解贫困, 在政策制定上为提升农村居民生活质量提供有针对性的物质帮助。

二、收入对消费的影响

消费理论是宏观经济学的核心理论, 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中, 被认为是解释居民消费行为重要依据的主要有以下几种理论, Keynes (1936) 的绝对收入假说, Duesenberry (1949) 的相对收入假说, Modigliani (1949) 的生命周期假说以及Friedman (1957) 的永久性收入假说 (PIH) 。Keynes的绝对收入假说认为实际消费支出是实际收入的稳定函数, 绝对收入决定当前消费, 其关系就是消费倾向。Duesenber r y的认为消费者行为不仅受到其自身收入的影响, 还受到他人消费行为的影响, 消费者之间的比较会增加购买显示性商品的频率, 被称之为“示范效应”。生命周期假说与绝对收入假说的不同在于人们会在更长时间范围内计划他们的生活消费, 从而实现以在整个生命周期内消费的最佳配置, Carriker对生命周期假说进行了扩展, 发现非农业收入和政府转移支付收入的短期和长期边际消费倾向均高于农业生产收入的短期和长期边际消费倾向。持久性收入假说认为, 收入可分为持久性收入和暂时性收入, 我国农村居民消费主要取决于收入中的持久收入部分。Pesaran (2001) 运用迭代方法对持久收入假说进行量化指出收入变动对消费的影响显著。

虽然有学者认为西方消费理论无法说明中国消费者的行为特征 (余永定、李军, 2000) , 但这些还是能够部分的解释中国居民消费行为同时也已被广泛地应用于我国居民的收入与消费关系的分析中。在我国, 消费水平的偏低造成的内需不足是阻碍经济发展的根本性问题, 而影响居民消费行为的因素有很多, 包括收入、价格、利率、文化历史传统、社会年龄结构、心理预期等, 但其中最主要的因素还是收入 (祁毓, 2010) , 居民收入总量及其空间分布是影响居民消费的最主要原因。研究发现, 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与收入之间存在不断变化的长期均衡关系和短期动态关系 (杭斌等, 2004) 。农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或者收入不稳定成为制约消费的关键因素 (刘建国, 1999;王宏伟, 2000;杜长乐, 2002) 。从长期看, 农村居民消费主要由持久性收入主宰 (李锐、项海容, 2004) 。另外, 暂时性收入对消费的影响也非常显著的 (苏良军、何一峰等, 2005) 。同时, 过去的消费、习惯、偏好改变也会对现时的消费产生影响 (Seckin, A., 1999;Alessie&Teppa, 2010;贾男等, 2011) 。针对研究不同来源的收入与消费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分别是收入差距对消费的影响、收入分配结构对消费的影响以及收入来源对消费的影响 (陈柏洋, 2014) 。

三、不同收入与消费结构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对收入与消费的研究都是建立在收入具有可替代性这一假设之上的, 这就将不同类型的收入放在了同一平台, 但现实中, 不同消费群体, 不同收入之间的消费倾向是不完全相同, 不能一概而论的。有人认为收入常被分为不同的心理账户, 不同收入账户的消费不一样。居民收入的不确定性和持续变动会使消费者保有精神账户来应对这种收入的变化, 通过增加或减少这一收入在精神账户中的余额, 来潜在地决定不同收入的消费程度, 从而对消费支出产生不同的影响 (Thaler, 1990) , 针对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 可以体现在非农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要高于农业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 例如, 通过辛苦劳动赚得的1000元和买股票得到的1000元给人们带来的满足感是不一样的, 人们往往更加愿意优先消费掉意外之财中的1000元。

国内学者对居民消费以及消费结构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 但近年来关于农村居民消费的相关研究明显增多。多数研究认为不同来源的收入由于不确定性大小的差异而对消费倾向产生不同的影响 (方福前和张艳丽, 2011) 。Gan and Soon (1994) 通过分析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情况, 表明把收入进行分解研究是有用的, 持久性收入的消费倾向高于当期收入的消费倾向。徐会奇等 (2009) 运用面板数据发展经营性收入是拉动消费的主要力量, 农村消费市场具有很大的潜力。李锐等 (2004) 、纪明等 (2010) 等学者也认为不同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存在差异。祁毓 (2010) 在构建1997~2008年和2002~2008年全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基础上, 实证研究了不同来源的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 研究发现家庭经营收入的消费效应最大, 工资收入对消费的影响在逐渐提高且对消费增长的贡献率最大, 转移性收入增加能够更加显著地影响到农民消费, 财产性收入对消费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储德银等 (2012) 用GMM估计方法分析了农村居民不同来源收入的长期消费弹性, 指出在短期内提高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可以有效增加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

对于消费结构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 Edw ar d (1868) 首次提出了家庭消费结构支出分类法。然而现代消费理论则起源于Keynes提出的绝对收入假说。早在1957年, Fr iedman就将收入分为持久性收入和暂时性收入, 并研究各自的消费效应。随后国际学者在Friedman的基础之上对不同收入与消费的关系进行了验证。Langemeier (1990) , Bradbury (2004) 和Kwon et al. (2006) 认为消费倾向对不同收入变化的敏感度不高。由于在收入来源上的划分标准不同, 国外学者主要从边际消费倾向出发, 研究不同收入来源对消费产生的影响, 而国内则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界定, 将农村居民的家庭收入来源分解为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纯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由此可见, 我国目前对不同来源收入的研究仍具有局限性, 需要将不同来源收入的划分方式进一步拓展, 从而更加全面的对居民收入与消费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四、显示性消费对非显示性消费的挤压

虽然在“三农”政策的指导与帮助下, 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及消费水平有了显著提升, 但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仍然存在其不合理性, 主要就体现在显示性消费对非显示性消费的挤压。显示性消费也被称为“炫耀性消费”, 是由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Veblen提出的创新性概念, 也是由其首次带入经济学领域。Corneo and Jeanne (1997) 的从众效应的含义是“担心被看作是穷人”, 而势利效应的含义是“希望被认为是富人”。由此可见, 炫耀性消费行为不只是上层社会的专利, 而是在各个社会阶层都存在的现象。李时华 (2006) 通过建立数学模型, 证明炫耀性消费行为能够促进经济增长, 但是过度炫耀性消费行为会将越来越多的人卷入这种竞争, 从而导致某些稀缺资源的浪费, 并造成社会福利损失。刘飞 (2007) 对凡勃伦的炫耀性消费思想作了简略的探讨, 系统回顾了炫耀性消费从经济学的生产主义到社会学的消费主义的发展历程据此, 认为研究农民的炫耀性消费对研究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有重要的影响。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发现收入较高的人们会购置一些奢侈品如高档车、名表、名牌包等来显示自己的地位。这是因为他人常会将观察到的行为作为评价他人的依据, 因此, 消费者在决定是否购买某种商品时, 不仅会考虑消费品为其带来的实用价值, 而且会考虑其显示性价值, 以便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 (Belk, 1988) 。已有很多经典文献指出, 农村贫穷家庭往往会花掉他们收入中很大一部分购买奢侈品进行消费 (Banerjee&Duflo, 2007;Miller, 2001;Case et al., 2008) 以显示自己经济能力并不比别人差。这样的消费行为, 在收入有限的前提下, 势必会造成对那些非炫耀性商品消费的扭曲和挤压 (Frank, 1985) 。在中国, 由于重男轻女传统观念与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了男女比例失衡, 其结果是婚姻市场的竞争压力升高, “攀比”现象普遍, 迫使男方为提高竞争地位而增加储蓄或改善住房条件等 (张晓波, 2010) , 尤其在农村地区对红白喜事非常重视, 贫困地区农民可能会将收入的绝大部分用在结婚或是丧葬方面, 从而挤压了膳食等非显示性消费。在印度很多地方, 穷人可能会把全年10%左右的收入花费在节假日喜庆活动上, 而他们小孩子的教育花费只占到2~3%, 小孩的教育受到严重的影响 (Banerjee&Duflo, 2007) 。但目前炫耀性消费行为的本土研究还刚刚起步, 且大多集中在先富群体和年轻白领群体, 对农村居民等低收入群体炫耀性消费行为的实证研究尤其缺乏。

五、研究述评及未来研究展望

目前, 农民收入对其消费结构的问题已经引起外国学者们的广泛关注, 国家如何制定扶贫政策, 采取何种方式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及人力资本积累将是当前及今后的研究重点。目前, 我国对“意外之财”带来的收入没有给予很好的重视, 未来的研究方向可在现有内容的基础上, 探讨炫耀性消费 (如人情礼、烟酒、在外饮食等) 是否对与农村居民人力资本积累消费 (如医疗、教育等) 产生了挤压, 从而为国家扶贫政策的制定提供更为有效的意见与建议。

摘要：长期以来收入分配和居民消费是我国经济研究中的重点领域。目前, 我国农村地区的消费结构还不够合理, 本文立足于收入的不同来源, 通过分析总结相关国内外文献, 梳理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存在的问题, 为进一步缓解贫困, 提升农村居民生活质量提供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不同来源的收入,消费结构,农村居民

参考文献

[1]祁毓.不同来源收入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以我国省级面板数据为例[J].农业技术经济, 2010, 09:4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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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迅, 高晓兵.不同来源收入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区域差异分析[J].技术经济, 2011, 11:63-67+116.

[4]徐会奇, 李敬强.不同收入来源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及对策[J].经济纵横, 2009, 03:44-46.

[5]张邦科.湖北居民消费的影响因素研究[D].华中农业大学, 2011.

乡村医生收入来源及其保障制度 篇3

一、乡村医生的收入来源

几十年来, 广大乡村医生扎根基层, 履行人道主义职责, 默默无闻地为村民解除病痛, 抢救了无数的生命。同时, 还积极参与各项公共卫生及预防保健任务, 中国的卫生事业取得可喜的成就, 其中就有乡医的一份功劳。

乡医的收入来源主要指的是从事医疗活动所得的收入, 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预防保健收入、上级和村委会的补助、药品收入、医疗服务收入和其他收入等。

(一) 预防保健收入。

乡村医生的年防保收入占到全年从医收入的10%左右, 所占用的工作时间占全年业务工作时间的11%左右, 防保工作时间占全年业务工作时间的10%~20%的人最多, 占40%左右, 防保工作时间在全年业务工作时间10%以下的人数占到35%, 有25%的人防保工作时间占全年业务工作时间的20%以上。

(二) 上级和村委会的补助。

乡村医生获得上级补助占全国医疗收入的比例平均为0.5%, 村民委员会补助平均占6%, 半数以上的乡村医生未获得村民委员会的补助。

(三) 药品收入。

乡村医生的药品收入占全年从医收入的比例平均是60%, 30%的人药品收入低于全年医疗收入的30%, 药品收入占全年医疗收入50%~90%的居多。

(四) 医疗服务收入。

乡村医生医疗服务收入占全年从医收入的比例平均为28.5%, 25%的人医疗服务收入占全年从医收入的10%以下, 一半以上的服务收入占全年从医收入的10%~40%之间。

(五) 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占全年从医收入1%~2%, 调查发现绝大多数人没有其他收入, 比例占到总人数的78%左右。

据调查, 乡村医生的收入在农村排序位次还是比较靠前的, 50%以上的家庭处于同村前20%, 75%的家庭位于本村前40%。

二、乡村医生收入影响因素分析

调查发现, 影响乡村医生医疗服务收入的因素主要包括地区、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有无职称、是否接受医学专业学历教育、有无其他收入、有无土地、有无养老保险、是否享有补助等。东部和中部地区、男性、文化程度高、有职称、有养老保险、享有补助的乡村医生的医疗收入较高。

相反, 在西部地区, 特别是在一些偏远山区, 由于经济条件落后、当地居民收入水平偏低以及各级政府财政在医疗事业上拨付明显不足等众多因素共同作用, 导致了西部地区乡村医生的收入普遍偏低, 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乡村医生的收入只能维持个人日常生活的情况, 对基层卫生事业的发展极为不利。为了解决乡村医生收入偏低的问题, 笔者认为, 必须建立相应的机制以保障和提高乡村医生的收入水平, 完善乡村医生的社会保障体系。

三、相关制度的建立

(一) 建立合理的报酬模式。

卫生经济学研究表明:一旦医务人员的收入是基于按服务收费, 那么会刺激医务人员提供更多的服务和采取更多的治疗手段, 这就会产生一种现象:诱导需求。在乡村医生失去集体的补贴后, 就会在服务收费和药品的批零差价上寻求补偿, 当这些成为报酬的主要渠道时, 不可能不对乡村医生的行医行为产生影响。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合作医疗制度、乡村医生是我国农村卫生工作的三大支柱, 也是我国农村卫生低投入、高效益的基本模式。乡村医生承担着农村人口的医疗、预防、保健、计划生育、爱国卫生等多方面的任务, 他们的行医行为直接影响着农民的健康水平, 而影响乡村医生行为的主要因素之一是报酬。合理的报酬结构是提高乡村医生医疗保健服务质量的重要保证。建议对乡村医生实行“工资+奖金”的报酬模式, 即按乡村医生的技术职务、医龄、岗位工作效益等实行有层次的结构工资制;另外, 以医疗预防保健工作质量 (如合理的处方用药、医疗服务业务量、从事防保工作数量和质量等) 作为分发奖金的依据。同时, 严格实行奖惩制度, 加强门诊登记、处方用药、就诊转诊等制度的监督管理工作。最终建立以调整乡村医生报酬结构、保证基本报酬和调控激励机制的干预措施, 使乡村医生的行医行为由单纯医疗型逐步向医疗预防保健型转变。

(二) 提高乡村医生的医疗收入。

进行医疗机构整顿和改革, 对乡村医生实行考核, 合格后才允许上岗, 对考核不合格者给予取缔或进行培训, 以保证在岗乡村医生的质量及医疗服务质量, 从而保证收入;提高预防保健补助, 以提高乡村医生从事预防保健工作的积极性, 同时实行乡村医生责任制, 不断提高乡村医生素质和医疗保健技能, 严格要求乡村医生在保证质量的基础上完成农村医疗预防保健工作;在上级和村集体经济允许的情况下, 尽量增加对村卫生室的投入和对乡村医生的补助, 以加强村卫生室的硬件建设, 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服务条件;适当调整乡村医生报酬中各项收入的比例, 逐步提高劳务收入, 降低药品收入, 以阻止乡村医生“重药、轻医”现象的继续发展, 同时必须进行药品质量监控, 理顺药品购销渠道, 保证农村药品质量, 提高农村卫生服务的质量, 保证广大农民群众的健康和利益。

(三) 建立健全乡村医生社会保险制度。

目前, 对城市职工的社会保险制度已经比较完善。但在建立健全对乡村医生的社会保险制度方面还比较滞后和薄弱。只有建立健全相关制度, 才能真正解除广大乡村医生的后顾之忧, 让其全身心地投入到基层医疗卫生事业中。考虑到卫生事业特别是基层卫生事业的特殊性, 可由各级政府及上级主管单位按比例出资为乡村医生购置较高的社会保险。

(四) 建立有效激励机制, 促进乡村医生继续教育。

医生这个职业关乎无数百姓的幸福, 要不断推进和谐社会向前发展就必须首先保证国民有一个强健的身体, 就从客观上要求医生要不断提高其专业水平和职业操守。目前的现状是, 城市大型医院医生的继续教育制度比较完善, 但是一些基层医疗单位尤其是乡村医生的继续教育明显不足, 在一些经济落后的地方, 对乡村医生的继续教育甚至是空白。要实行对乡村医生的继续教育必须首先壮大乡村医生队伍, 只有当基数达到足够大以后, 才能在保证基层卫生事业顺利进行的同时, 对乡村医生进行分时、分批的继续教育。对乡村医生的继续教育可采用党校教育的模式, 建立专门的培训机构, 让乡村医生脱产学习相关的技术及理论知识。在培训前还可以对乡村医生的培训资格进行一定的选拔。这样, 既能在乡村医生中形成竞争, 提高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又能不断提高其技术即理论水平。对提高基层的医疗水平能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需要提出的是:培训后的乡村医生必须继续从事乡村医疗卫生事业, 避免部分乡村医生以继续教育为跳板, 在完成相关教育后离开其原来的工作岗位到福利待遇更高、环境更好的医疗单位工作, 造成优秀基层医疗人员的流失, 与开设继续教育的初衷背道而驰。

(五) 当地政府应根据具体情况, 改善乡村医生的工作环境, 并制定有针对性的照顾政策。

只有政府把解决乡村医生转职、生活待遇、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项问题摆上议事日程, 解除其后顾之忧, 吸引和鼓励年轻乡医扎根基层, 为人民群众服务, 避免出现由于收入低, 乡医弃医改行, 部分村级卫生所关门停办的局面;只有政府加大对村级卫生所建设的投入, 将村级卫生所建设纳入新农村建设规划, 逐年加大投入, 才能改变目前村级卫生所房屋破旧、设备简陋、缺医少药的情况。

四、结论

众所周知, 赤脚医生、合作医疗和县乡村三级卫生保健网络体系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创举, 他们在改变农村缺医少药和贫困落后的面貌、改善亿万农民的生活和身心健康状况、发展农村经济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 一方面“赤脚医生”的名称转变为“乡村医生”, 另一方面乡村医生的从业环境、服务对象、服务范围、服务内容和服务方式都发生重大结构性转变, 而政府的相关政策、法规严重滞后, 致使乡村医生队伍和乡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成为卫生政策研究和卫生体制改革的薄弱环节, 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性障碍。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加快建立相关机制, 切实保障乡村医生的合法权益。

摘要：通过调查了解乡村医生医疗收入、主要影响因素, 从而分析现行乡村医生报酬机制中存在的问题, 积极寻找改善方法。目前的现状是:乡村医生收入高于当地人均收入水平, 但尚低于期望报酬, 各地普遍存在政府补偿不足、乡村医生社会保障缺位、乡村医生专业教育受忽视问题。结论:提高乡村医生的医疗收入;建立健全乡村医生社会保险制度;建立有效激励机制促进继续教育;当地政府应根据具体情况制定有针对性的照顾政策。

关键词：乡村医生,收入来源,保障制度

参考文献

[1]熊太茂, 王礼就.村级卫生人员报酬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 1994.

[2]苏锦英, 高倩.我国乡村医生医疗收入现状调查分析[J].医学与社会, 2008.8.

收入来源结构 篇4

关键词：城乡收入差距,城镇化水平,工资性收入差距,转移性收入差距

引言

伴随着市场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中国农村释放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资源,一方面缓解了农村劳动力的紧张状况,提高了土地的生产率;另一方面为城镇地区的经济建设提供大量劳动力,加快城镇化水平的步伐,中国经济一度呈现出高达两位数的增长速度,目前已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大国。同时,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已由1979年的17.91%提高到2014年的54.77%,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然而,在城镇化水平和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尚未表现出明显变化,按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之比测度的不平等程度,由1997年的2.47∶1上升到2014年的2.75∶1,收入不平等程度却呈现出加剧的趋势。2014年基尼系数为0.469,已超过国际警戒线,收入不平等已成为阻碍中国经济健康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问题。因此,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已经成为当前政界和学术界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深入的分析城乡收入差距的逻辑机理,为制定和实施政策提供理论依据,以在城镇化过程中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避免因收入差距过大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中国城镇化过程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学术界对中国城镇化与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依据不同的前提假设和不同的视角,得出不同的结论。林毅夫、刘明兴(2003)从经济发展战略的角度[1],陈迅和童华健(2007)从土地制度改革和户籍制度改革的角度[2],肖卫(2010)从分工演进和交易效率的视角[3],均认为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而陆铭、陈钊(2004)从地方政府实施带有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的角度,指出城市化对缩小统计意义上的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性作用[4]。姚耀军(2005)[5]、曹裕、陈晓红和马跃如(2010)[6]、廖信林(2012)[7]也均持有上述观点。程莉和周宗社(2014)认为,滞后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互为格兰杰原因,滞后城市化变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在短期内具有正效应,长期内具有负效应,而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动对滞后城市化的减小具有正效应,但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对滞后城市化的减小则会产生负效应[8]。郭军华(2009)认为,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具有长期均衡关系,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并非简单的促进或抑制,其效应还取决于城乡收入差距本身的水平[9]。陈斌开和林毅夫(2013)认为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特征[10],而周云波(2009)却认为呈现出“倒U”型[11]。遗憾的是,已有研究在分析城镇化水平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关系时,并未对城乡居民各类收入差距进行细分,也并未对各类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的时间序列数据,不仅分析城镇化水平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关系,还深入的分析城乡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差距、经营性收入差距、财产性收入差距、以及转移性收入差距对其可支配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以及城镇化水平与各类收入差距的不同特征关系。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各类收入水平普遍提高,但其增长速度不同,且各类收入差距的变动趋势也不同,其对整体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也不同。从表1和图1可知,一方面,当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率超过城镇居民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反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另一方面,城乡各类收入差距的大小呈现出较大变动,并且城乡居民各类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不同的变化趋势。本文认为,城镇化水平与城乡居民各类收入差距之间呈现出不同的关系,在城镇化进程中,中国应针对不同类型的收入差距采取有针对性的缩小收入差距策略;城乡居民各类收入差距对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的影响不同,在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时,应针对不同收入差距类型,采取相应的政策。

%

1 理论分析

鉴于中国当前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现状,本文构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模型,研究中国城乡各类收入差距与城镇化之间的关系。

假定城乡二元经济中只存在两类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本文借鉴巴罗(Barro,1990)的内生增长模型[13],城镇的生产函数为:

其中,Yu为城镇经济的产出量,Au为城镇经济的技术进步,K为城镇经济的资本量,由于城镇经济以现代经济为主,其资本投入包括城镇居民的资本投入和农村居民通过金融投资方式形成的资本投入,Lu为城镇经济的劳动量。假定城镇经济是规模报酬不变的,α为城镇经济的资本边际产出弹性。

由于当前中国农村经济结构仍以农业为主,主要依赖土地和劳动力资源,而对资本的依赖程度较低。因此,农村经济的生产函数为:

其中,Yr为农村经济的产出量,Ar为农村经济的技术进步,T为农村拥有的土地量,Lr为农村经济的劳动力。假定农村经济是规模报酬不变的,β为农村经济的土地边际产出弹性。

由于生产函数具有不变的规模报酬,经济是竞争性的,因此城镇经济和农村经济各自的工资和资本的边际收益为:

进而我们得到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

其中,Iue和Ire分别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经营性收入,Iuc和Irc分别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Iut和Irt分别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转移性收入。

依据徐宽(2003)[14]计算基尼系数的方法,鉴于本文的研究主体只有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两类,本文构建的城乡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

城镇化率城镇人口总收入占人口总收入的比重令城乡收入差距为则城乡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可以写成:

求城乡居民基尼系数对城镇化率的导数,即

其中,分母大于零,即

当χ>1时,城镇居民收入大于农村居民收入,即,开口向下,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城镇化率呈现出“倒U型”;当χ<1时,城镇居民收入小于农村居民收入,即,开口向上,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城镇化率呈现出“U型”。

2 实证分析

2.1 模型构建和数据分析

为了深入的研究城乡收入差距的来源,本文构建的计量模型为:

其中,gapit为城乡收入差距,wit为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ecit为城乡经营性收入差距,asit为城乡财产性收入差距,trit为城乡转移性收入差距,wit·idd为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与地区的交互项。μit为均值零、方差为常数的误差项。

本文利用中国2005~2013年31个省的省级面板数据,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来源进行实证分析。为保证数据的可比性和高质量性,各变量数据均是选自各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库。城乡居民各类收入差距均采用城镇居民各类收入与农村居民各类收入之比进行衡量,均是经过城镇消费价格指数和农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缩小之后的实际量。该指标越接近于1,城乡收入差距越小;该指标大于1,说明城镇居民收入大于农村居民收入;该指标小于1,则说明农村居民收入大于城镇居民收入。城镇化水平采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进行衡量。本文计量实证均采用stata13.1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指标见表2。

从表2可知,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和城乡转移性收入差距的均值较大,可能会引起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而城乡经营性收入差距和城乡财产性收入差距相对较小,可能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具体因果关系应依据实证分析结果而定。从城乡各类收入差距的相关关系可知,城乡各类收入差距的相关系数均小于0.5,说明各自变量间并不存在严重的相关关系,故不必担心多重共线性问题(见表3)。

2.2 实证结果

本文首先对模型进行固定效应模型回归和随机效应模型回归,从其估计结果看,回归系数及其显著性相差不大。Hausman检验给出的统计指标为6.14,其P值为29.32%,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是统计上不显著地,无法拒绝原假设,认为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无差异,本文同时给出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在对模型进行异方差和自相关检验可知,组间异方差沃尔德检验和组间同期自相关检验的P值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说明模型存在异方差和自相关问题。本文选用全面的FGLS方法对模型进行修正,回归结果为FGLS-Ⅰ所示。FGLS-Ⅱ在FGLS-Ⅰ的基础上,加入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与地区的交互项,同时进行变系数模型估计,以研究城乡收入差距是否存在地区差异。具体估计结果见表4。

注:***表示1%的显著性水平,**表示5%的显著性水平,*表示10%的显著性水平。

FGLS-Ⅰ和FGLS-Ⅱ的回归结果中,城乡财产性收入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明显不同,说明城乡财产性收入差距存在严重的地区差异,因考虑地区因素,而其他变量不存在明显差异。鉴于本文研究的重点,将对FGLS-Ⅱ的结果进行具体的阐述。从计量回归结果可知,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提高一个单位,城乡收入差距将提高0.0866个单位,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是统计上显著地,说明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是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最主要原因。城乡经营性收入差距和财产性收入差距将会引起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但不显著。由于城乡经营性收入差距大部分小于1,城乡财产性收入差距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也基本上处于1附近,以及城乡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在总收入中的占比很低,从而造成其提高会引起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但并不显著。城乡转移性收入差距将会引起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但也不显著。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城乡居民的转移性收入存在明显的城市偏向,导致城乡居民转移性收入的差距很大,从而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但由于转移性收入占比较低,可能造成其不显著。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与地区的交互项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是统计上显著地,说明工资性收入差距的确存在地区的不同。从模型的地区个体效应的回归显著性可知,基本上所有省份的个体回归系数均是显著地,说明城乡收入差距的确存在地区效应。综上所述,工资性收入差距仍是影响收入差距的最主要原因,但不容忽视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中的作用,而转移性收入存在严重的城市偏向。

从图2可知,城乡各类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呈现出不同形状的非线性关系,为进一步研究城乡各类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的关系,本文运用中国1997~201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表5给出了城乡各类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关系的回归结果,城乡收入差距、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以及城乡财产性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的回归结果均存在异方差问题,运用FGLS方法进行估计;城乡经营性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不存在异方差和自相关问题,运用OLS方法进行估计;而城乡转移性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存在自相关问题,运用Newey-West估计方法,选用滞后阶数为6阶,进行计量回归。具体估计结果见表5。

注:***表示1%的显著性水平,**表示5%的显著性水平,*表示10%的显著性水平。

从表5可知,城乡可支配收入差距、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以及城乡转移性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呈现“倒U型”关系;而城乡经营性收入差距、城乡财产性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呈现“U型”关系,所有回归系数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是统计上显著地,计量回归结果与变量间相关关系分析结果相同。这说明,城乡收入差距类型的不同,则与城镇化水平的关系也将有所不同。因此,在研究城乡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的关系时,应进行具体的分析,以便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3 结论与建议

本文不仅从理论层面对城乡各类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还运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就城乡各类收入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进行实证分析,以及运用中国时间序列数据就城乡各类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本研究发现:(1)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仍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最主要原因,城乡转移性收入存在严重的城市偏向,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2)城乡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但效果并不显著;(3)城乡收入差距和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存在明显的地区性,应针对不同的地区进行具体分析;(4)城乡可支配收入差距、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以及城乡转移性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呈现“倒U型”关系;而城乡经营性收入差距、城乡财产性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呈现“U型”关系。因此,城乡各类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的关系并非相同,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时应具体的分析。

收入来源结构 篇5

一、德宏州农村农业农民概况

1.农村整体经济发展程度不高。由于起点低、底子薄、民族差异等现实, 以及财政对农业投入相对不足, 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缓慢。第一, 从农业生产结构看, 第一产业仍居主导地位, 尤其种植业比重偏大, 二、三产业仍处于起步阶段。2012年, 德宏州农村人均农业总产值为10 430.5元, 其中农业 (种植业) 总产值占农林牧副业总产值的67.04%, 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56.46%, 而从事非农人员比重仅为10.80%。 (1) 第二, 在农业生产方式和组织形式上, 农村山地多的现实, 使得德宏州农业科技推广效果不佳, 无法凸显农业机械化的辐射效应。农业生产组织仍以家庭分散经营为主要形式, 且家庭经营现代化程度弱。加之, 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提高, 家庭经营生产成本攀升, 农业比较效益低, 农民生产积极性低。2012年, 德宏州农村户均耕地的经营规模仅为9亩, 而农村生产费用占农户家庭经营收入比重高达51.13%。 (2)

2.农业生产基础较弱。农田、水利基础脆弱, 农业生产人均资源占有少且分散, 农民再积累资金短缺, 家庭生产规模经营小, 农业生产效益偏低。首先, 从水土资源占有看, 山区乡镇数量多, 水资源分布不均衡, 适宜生产的耕地少, 旱地、洼地、陡坡地多, 且坡地利用率较低。2012年, 德宏州3县2市, 50个乡镇, 1个街道办事处, 336个村委会, 32个居委会, 其中山区村委会220个, 占全州村委会个数的65.48%。全州耕地面积145073公顷, 占国土面积的12.59%, 而农田有效灌溉率仅46.97%。 (3) 其次, 在人力资源方面, 德宏州农村人口比重大, 从事家庭经营劳动力居多, 人均耕地少, 剩余劳动力向外转移难度大。2012年, 德宏州共有21.74万农户, 92.55万农业人口, 分别占德宏州家庭总户数的65.85%、德宏州总人口的75.28%。在59.7万农村劳动力中, 53.04万人从事家庭经营, 其中从事种植业生产44.62万人, 分别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88.84%、74.73%;农业人口人均耕地面积仅2.17亩, 农村劳动力人均耕地面积为3.65亩。 (4)

3.农民收入来源呈多元化趋势。从收入来源看, 德宏州农民的收入已从单一的农业生产经营收入, 转变为包括外出务工、农业经营收入为主, 伴之以少量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在内的多种收入来源。2012年, 农民家庭经营纯收入占农村经济总收入的93.21%, 工资性收入占4.01%, 转移性收入占2.76%, 财产性收入仅占0.02%。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仍主要依靠农林牧渔等传统农业产出, 尤其以农业收入为主。2012年, 德宏州农民人均纯收入4 763元, 其中家庭经营性人均纯收入为4300元, 占90.27%;从产业结构来看, 农民家庭经营纯收入达8 632.7万元, 其中:第一产业纯收入为7 513.9万元, 比重高达87.04%, 第二、三产业收入比重仅为7.36%和5.6%;且第一产业内部, 农业收入为7 437.3万元, 比重为98.98%, 占家庭经营纯收入的比重高达86.15%。 (1) 二三产业发展水平的低下, 直接制约着德宏州农民收入的增长。调查发现, 农民的工资性收入来自于省外县内打工比重偏高, 来自本乡省内打工比重偏低。而财政支农资金主要是以农业四项补贴为主, 且财政支农绩效不显著。这说明, 德宏州农民主要仍是依靠参与财富创造活动来提高收入, 而从社会财富分配上获取的收入相对较少。近几年, 家庭经营性收入比重有下降趋势, 但, 当前依然是德宏州农民收入的第一大来源, 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已经成为农民收入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二、从收入来源角度看农民可持续增收的影响因素

(一) 定性分析

农村居民收入按来源可分为家庭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

1. 农村经济发展、农业生产条件、产业结构状况等是影响德宏州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的关键因素。

传统城乡二元结构下, 国家财政对农村投入相对不足, 尤其在交通、水利等方面农村公共服务滞后, 农业生产条件差。农林牧渔业存在较高的自然风险及不确定性等产业缺陷, 以及农业内部以传统种植业为主的产业结构特征, 导致农产品价值实现能力低, 农业收益率偏低, 农村经济发展缓慢, 制约着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的提高。

2. 非农产业发展缓慢、农民非农就业能力弱等因素是德宏州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外转移的主要障碍。

长期以来, 由于铁路、高速公路等设施缺失, 使得德宏州人流物流信息流阻滞。境内的主导产业发展相对滞后, 除农业方面的粮食、甘蔗、茶叶等传统产业和工业方面的蔗糖加工、水电外, 其他产业尚未形成规模, 缺乏新兴骨干产业。以芒市、瑞丽为主的中心城镇, 产业经济尚未形成规模化、现代化、集约化, 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有限。加之, 农民自身文化素质偏低、掌握劳动技能单一, 非农就业竞争力弱, 剩余劳动力转移水平低, 农民获取工资性收入渠道狭窄。

此外, 国家财政支农补贴有限、地方政府财政投入相对不足, 以及资源要素尚未实现有序流转等多重原因, 成为制约转移性和财产性收入提高的主要因素, 是当前德宏州农民增收的瓶颈。

(二) 定量分析

依据2000—2012年统计数据, 选取影响德宏州农民收入增长的六大主要指标, INCOME:农民人均纯收入 (元) 、NG:农田有效灌溉面积 (公顷) 、ZN:财政支农资金 (万元) 、FN:非农从业人员 (万人) 、LB:粮食播种面积 (公顷) 、PI: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 (%) 。为避免多重共线性、消除异方差的影响, 以及便于解释被解释变量关于解释变量的弹性, 对指标数据进行对数化处理, 建立双对数多元函数回归模型:

Ln (INCOME) it=Ci+αLn (NG) it+βLn (ZN) it+γLn (FN) it+μLn (LB) it+ρLn (PI) it+εit

1. 模型估计

回归分析结果 (见下表) :Method:Least Squares

回归模型如下:

2. 模型检验:

首先, 经济意义检验。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条件下, 模型中变量Ln (NG) 的系数为0.8535, 说明农田有效灌溉面积每增加1%, 农民收入平均增加0.8535%, 这表明农民收入增长与农业生产条件关系密切, 农业生产基础良好, 农民获取的收入就越高。变量Ln (LB) 的系数为0.7857, 说明粮食播种面积每增加1%, 农民收入平均减少0.7857%, 这表明了粮食产量与农民增收呈负相关关系。面对当前粮食供给大于需求的现实, 以及其产品价格弹性小, 市场粮价趋于平稳且略为下降的态势, 必须优化农业生产结构, 加大经济作物种植, 增加农产品经济附加值, 促进农民增收。变量Ln (ZN) 的系数为0.7138, 说明财政对农业支持资金每增加1%, 农民收入平均增加0.7138%, 这表明财政支农资金对农民收入增长有较明显的促进作用, 且需要在总量和结构上进一步加大投入。变量Ln (FN) 的系数为0.9315, 说明非农就业人口每增加1%, 农民收入平均增加0.9315%, 这说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水平越高, 农民收入增长就越快。变量Ln (PI) 的系数为0.1670, 说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每增加1%, 农民收入平均减少0.1670%, 这表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攀升, 直接增加了农民的生产成本, 间接制约了农民收入的增加, 这与经济理论相符。

第二, 统计意义检验。 (1) 拟合优度检验:由回归结果可知, 可决系数值高达0.9945, 调整后的可决系数为0.9891, 接近1, 说明模型对样本点的拟合优度高, 方程显著。 (2) 方程的显著性检验:给定5%的显著性水平下, 查F分布表, 得F=181.9983>F (13, 7) =3.64, 说明模型线性关系在95%置信水平下显著成立。 (3) 变量的显著性检验:给定5%的显著性水平下, 查t分布表, 得tα/2 (n-2) =t0.025 (11) =2.201, 变量对应的统计量均显著, 说明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有显著影响。

第三, 计量经济学检验。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R2n R2, 接受原假设, 表明模型不存在异方差。在给定5%的显著性水平下, 检验序列相关性, 模型中DW=2.27, 查DW表可知DL=1.16, DU=1.39, du

三、促进农民可持续增收的对策建议

农民收入增长关系到农民的福利扩展以及农村的全面进步, 也关系到财富分配的正义性以及社会秩序的平衡性。德宏州农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 是产业缺陷、资本匮乏等因素相互交织作用的结果。只有结合实际, 从挖掘内部潜力、提升人力资本积累、加大外部支持力度等层面, 建立健全农民增收长效机制, 才能促进德宏州农民可持续增收。

(一) 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

围绕十八大“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的主题, 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 是德宏州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倍增的关键。发挥比较优势, 增加资源投入, 转变农村经济结构, 调整农业产业模式, 实现农村劳动力在农业内部的合理转移。

首先, 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改变农村经济结构。目前, 第一产业仍然是德宏州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 但受资源、效益的制约影响, 其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作用明显减弱。结合农村山区面积广的现实, 积极探索山地农业, 提高农地利用的纵向深化和横向拓展, 为农民开辟新的农业活动领域, 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高度重视山地农业生产基地的建设, 着力加快比较优势明显、市场容量和发展潜力巨大、市场竞争力强、地域特色突出的大宗农产品及优势特色产业的优先发展, 形成“点、线、面”有机结合、布局合理的产业带。

其次, 坚持现代农业发展理念, 提高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水平。重点建设和扶持龙头企业, 积极发展农产品加工制造业, 实现特色农产品、经济作物的产业化经营, 构建高原特色农业结构, 加快二、三产业发展, 进一步拓宽农民增收渠道。鼓励和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产品行业协会的互助携手, 因地、因时、因事制宜地建立形式多样、类型多元的农产品生产经营组织。推进家庭分散经营模式向专业合作集约生产经营模式转变, 建立“种植—加工—销售”良性循环体系。坚持以农民为主体的农产品经营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和以此为基础形成的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 扩大经营规模, 降低生产成本, 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充分调动农户生产积极性, 增强其市场谈判与进入能力, 努力打破城乡分割、行业壁垒, 最大限度地保护农民合法权益。

第三, 突出区域特色, 调整农业产业模式。结合农业内部格局不合理, 种植业比例明显偏高、林牧渔副业比例偏低, 粮食作物比重偏大、经济作物比重偏小, 农业产业的比较优势无法凸显, 努力探索“高产、优质、高效、低耗”农业发展道路[1]。通过优化农业产业结构, 借鉴发达地区的经验, 大力发展饲料作物的生产, 使种植业结构从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的二元结构逐步转变为粮食作物、经济作物、饲料作物共同发展的三元结构。要在保证粮食面积相对稳定、主攻单产、增加总产的前提下, 大力发展特色经济作物, 扩大种植面积, 提高亩产效益。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 推进农业生产结构转型, 由粮食生产为主的形态向经济园林形态和以粮食为原料的附加值更高的畜牧业形态转换[2]。因地制宜开发和培育特色区域农产品品牌, 促成作为粮食生产补充的林、牧、家禽等副业的专业化和集约化, 构建品种丰富、产品优质的农产品供求平台, 增强农产品供求预见性, 不断提升农产品市场占有率, 确保农业持续增效、农民增产增收。

(二) 完善农村劳动力转移市场

贯彻十八大“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 努力实现农民自由流动、有序迁徙, 是增加德宏州农民工资性收入的根本。加速推动城镇化进程, 加快农村二、三产业发展, 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提供大量非农就业岗位, 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就近就地就业, 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水平。首先, 建立农村人力资本信息数据库。依托数字乡村广覆盖优势, 全面掌握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个人信息、生存现状、发展需求等动态内容, 清楚了解农村劳动力整体情况、人力资本开发潜力、未来劳动力供给能力。坚持以人为本原则, 重视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与积累, 提高农村劳动力生产率, 优化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结构, 探索开辟农业内部吸纳与非农外部接收的人力流动渠道, 创建农村劳动力资源储备蓄水池, 为城乡经济一体化提供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3]。其次, 实施农村劳动力优先培训计划。加快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尤其要重视提高农民的教育程度和技术培训。结合劳动力市场需求, 以基础文化与职业技能为培训主题, 提升农民的综合素质为培训目标, 以家政、建筑、制造、物流、餐饮服务等工种为培训重点, 以区域、性别、年龄等差异, 分类分步实施培训工作, 保证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都获得必要的培训。最后, 构建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网络服务平台。充分利用网络优势, 为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创业提供“咨询、介绍、维权、培训需求反馈”服务, 建立农村剩余劳动力生存发展跟踪体系。通过网络平台既提供劳动力就业申请的前期答疑, 又保证就业后期跟踪的综合服务, 提高农民跨行业、跨区域就业能力, 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序转移。

(三) 建立财政农业支出长效机制

结合十八大“加大财政支持农村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和农村保障制度建设的力度, 让广大农民能享受到丰富的改革发展成果”, 强化政府财政农业支持, 是增加德宏州农民转移性收入的重要途径。财政支农资金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民负担方面对农村经济和农民收入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通过建立财政农业支出长效机制, 继续加大财政支农支出的力度, 逐步调整支农支出的结构和方向, 不断提高财政支农资源的配置效率。首先, 确保财政支农资金的持续投入。争取国家财政支农资金的投入, 将重点用于农村水利、电网、道路等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 尤其要开展水利设施为重点的农田基础建设, 坚持把发展节水灌溉作业放在突出的位置, 改善农民生产生活环境, 实现农田有效灌溉, 提高农产品产出率, 切实发挥财政资金绩效作用[4]。州县 (市) 政府要稳步增加财政支农资金投入比例, 合理配置资金流向, 发挥支农资金的积聚优势, 明确支农重点, 切实提高地方财政支农资金效益。其次, 财政支农资金对农村特殊群体的适当倾斜。由于资源禀赋贫乏、人力资本水平较低、区位条件较差、民族发展差异大等诸多因素, 对老龄人口、低资产人口、偏远贫困人口、少数民族人口等农村特殊群体, 实施财政支农资金的特殊倾斜, 重点解决农村公共设施、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等迫切需求, 切实减轻这部分农户的经济负担, 发挥对其收入的支持保护作用。最后, 实施农资价格监控, 运用价格支持和财政补贴方式, 调节和弥补农业生产成本过高的缺陷。通过农资价格监控, 制定农产品支持价格措施, 划拨财政支农资金, 切实维护农业生产者利益, 保证其生产积极性。坚持“公开、公正、公平”原则, 创立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补偿基金, 重点针对种子、化肥、农药等农资实施差价补贴, 依据事实合理规划和监督管理财政支农资金, 降低农民生产成本, 增加农民生产的比较效益, 真正提高财政对农业支出的贡献率。

(四) 促进资源要素有效流转和规范交易

贯彻国家关于农村土地、林木流转政策, 发挥资源要素的比较优势, 促进资源流转交易的有效、规范, 是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必要保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 用好用活政策, 盘活农村土地、林木资源要素, 提高农民资源占有收益率。创建土地银行, 在坚持“山地农有和农用”前提下, 通过土地银行的传导作用和山地转包、租赁、入股等多种形式, 促进山地承包经营权的有效流转和集中, 为山区农业的规模化开发建设与经营发展创造必备的土地条件。继续完善农村资源要素流转的管理和服务, 规范流转行为, 积极稳妥地促进土地、林地林木的适度规模经营, 建立流转价格动态监测制度, 定期发布价格指导信息, 做好确权登记颁证工作, 实现土地承包经营、集体林权流转的规范化、合理化、效益化, 切实保障农民的长远利益, 实现农民财产性收入可持续增长。

参考文献

[1]张红宇.促进农民增收的长期思路和政府行为[J].农业经济问题, 2010, (4) :2-5.

[2]焦必方.农村和农业经济学[M].上海:格致出版社, 2009:8.

[3]王孝东.关于促进农民增收的调研报告[J].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学报, 2011, (5) :7-8.

收入来源结构 篇6

一、居民可支配收入来源构成及变化趋势

1. 劳动者报酬收入。

居民劳动者报酬收入等于国内的劳动者报酬收入和来自国外的劳动者报酬净收入之和, 其中, 国内劳动者报酬利用城乡居民调查中的工资性收入与部分经营性收入的增长速度推算得到, 来自国外的劳动者报酬根据国际收支表数据计算。在我国, 劳动者报酬收入是居民收入最主要的来源。但是在2001~2011年, 呈现向下走的态势, 与之对应的是总营业盈余的占比逐年上升。

2. 总营业盈余。

总营业盈余是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第二大来源。居民收入中的总营业盈余包括农户和城镇个体经营户的营业利润和固定资产折旧。其比重多年来稳定在14%~15%, 近年来呈现逐步上升的态势。

3. 财产收入。

居民的财产收入主要包括利息收入、红利收入以及归属居民的保险准备金投资收益, 财产支出由利息支出和缴纳的资源税等。财产收入减去财产支出的余额即是居民财产净收入。我国目前居民财产收入来源比较单一, 主要来源于利息收入, 利息净收入占财产净收入的70%左右。

4. 经常转移支付。

我国居民的经常转移收入包括社会保险福利、财产险赔付收入、社会补助和从国外获得经常转移收入等;经常转移支出包括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险缴款财产险保费支出以及对国外的经常转移支付等。收支相抵之后的净额就是经常转移净收入。

二、居民可支配收入构成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

1. 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过低。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作为居民收入最主要的来源, 是提高居民收入总水平和改善居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关键因素。2000年以来, 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持续下降, 2009年略有反弹后, 2010年、2011年又掉头向下, 下跌到47.5%和47.3%的低点。2000~2008年, 我国居民初次分配占整个国民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因此, 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加大居民在初次分配中的政策支持力度, 逐步提高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一要扩大就业渠道, 提高就业水平, 让居民有稳定持续的收入;二是完善最低工资制度, 保障居民生活;三是规范劳动力市场, 打破户籍和养老医疗保险转移的障碍, 促进劳动力合理流动。

2. 居民收入在宏观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偏低。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 但是劳动者工资占GDP的比重却是逐年降低。我国目前居民收入在宏观收入分配中的比例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也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因此, 政府应该加大政策力度, 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一是加大对《劳动法》等相关法律的执法检查力度, 切实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二是要建立企事业单位的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 让劳动者的收入年年有增长;三是加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让低收入者和农村居民公平享受国家福利。总之, 要让居民享受我国改革开放和国家经济发展成果。

3. 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较低, 投资渠道狭窄。

进一步拓宽个人的投资渠道。一是要加快债券市场产品多元化进程。债券市场总量的不断扩大、债券品种的不断丰富和品质的不断提升, 不但有利于企业的直接融资, 而且也为银行、保险、金融等机构向市场推出较多的低风险的理财产品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些低风险的理财产品为大量的银行存款实现“搬家”提供了可能。二是严格规范股票市场秩序。加快完善《金融市场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严格执法, 加大监管力度, 规范市场行为, 维护证券市场秩序, 坚决抵制和打击过度投机、类似万福生科等提供虚假财务信息的不法行为, 切实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给投资者一个稳定、健全、科学和规范的市场环境, 让投资者通过参与证券市场分享我国改革发展成果。

4. 经常转移规模较小。

在再分配环节, 通过经常转移, 调节收入分配结构, 促进社会公平, 是政府财政的重要职能, 近年来, 我国各级财政部门在增加民生支出、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是总体规模还是较小。因此, 我国各级政府必须进一步加大与居民息息相关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保障性安居工程和文化方面的转移支付力度。

参考文献

[1]张东生.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 (2013) [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3:12.

收入来源结构 篇7

1. 产权和制度约束。

长期以来, 我国高校体育场馆的建设与运行工作由国家财政或者地方财政部门统筹, 所产生的成本也通常由政府、社会组织、社会个体以及体育部门与高校共同承担。这样一来, 虽然高校体育场馆的建设资金有一定保障, 但也导致产权划分复杂、影响其市场化运作的后果。如在高校体育场馆的运作中, 经常出现产权模糊的情况。在开展体育教学与体育活动的过程中, 高校拥有体育场馆的占有权、收益权以及财产使用支配权, 从这个角度讲, 高校是体育场馆的实际占有者。但如果从资金投入的比例及后续的运行管理看, “投资者”具有管理体育场馆的主动权, 高校在这一过程中事实上扮演着“代理方”的角色。此外, 从制度层面, 由于国家和地方对高校体育场馆给予了较大资金支持, 希望在后续的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但由于制度原因, 国家和地方很难发挥其主体作用。更为重要的是, 高校作为体育场馆实际运行的决策者, 与国家和地方一起使体育场馆最终形成了多级管理模式, 高校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也将遭遇很多障碍。

2. 功能和效益约束。

依照国内外高校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的经验, 一些国家仅限高校体育场馆面向内部开放, 师生员工是体育场馆最主要的体验者, 只能在极特殊的情况下向社会开放, 否则将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一些国家则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重角度出发, 倡导高校体育场馆面向社会公众, 试图为所有社会成员提供体育资源和相关服务。为更好地体现高校体育场馆的功能, 打破传统意义上单纯的经济效益约束或社会效益约束, 我国高校需要在充分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 从实际国情与高校的实际情况出发, 制定有限的、有选择的体育场馆面向社会开放的政策、制度和原则, 以保证体育场馆的开放是以教学目标的完成为前提的, 既能体现社会利益, 也能为高校带来一定的经济收益。也就是说, 高校体育场馆的开放实践需要考虑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之间的权衡问题, 这一过程并非在两者中选其一, 而是要分清孰轻孰重。

3. 时间和收费约束。

高校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的目的在于同时获取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实现货币增值和教育的双重目的。在实际操作中, 为了能够同时为高校体育场馆的开放带来直接或间接的经济价值与经济利益。高校还应不断突破时间和收费约束, 以保证场馆的对外开放不影响高校的正常教学和训练。为此, 应该考虑在教学时间之外对外开放体育场馆, 保证广大学生的学习与生活不受影响。同时, 高校要综合考虑教育目标与经济目标, 不能为了经济利益而放弃对教育目标的追求, 也不能用教育的“缺斤少两”获取经济利益。此外, 在这一过程中, 无论是高校、学生、经营者还是社会公众, 都应将其视为体育场馆的相关主体。在对外开放时, 要依照市场化的收费标准, 最大限度地向不同消费群体提供有吸引力的体育场馆服务。

4. 规模和成本约束。

从经济学的角度讲, 高校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的行为是一种经济行为, 在这一过程中, 不但要考虑资金的投入规模, 还要考虑可能出现的成本约束, 两者之间存在密切关联。将高校体育场馆向社会公众开放, 就要为“开放”和“服务”本身再建设场馆。其中涉及体育场馆建馆的前期建设成本和已经形成的沉没成本, 为了场馆的开放而进行的市场调研、专家咨询和科学论证等方面产生的成本;在中期建设中, 主要涉及体育场馆建设的土地征用成本及场馆建筑可能涉及的人力与财力支出;在后期建设中, 高校体育场馆的自身运营或者对外开放, 都要投入一定规模的运行和管理成本。经验表明, 高校体育场馆的社会化运营需要投入大量资金, 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资源。也正因如此, 高校体育场馆为了能够收回前期、中期以及运营后产生的各项成本, 就应考虑向社会全方位或者有选择的开放, 借助经济手段弥补已经产生的巨额成本。

二、高校体育场馆开放资金往来的理论依据与实践

1. 体育场馆开放经费的理论依据与实践。

首先, 从理论上讲, 高校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具有充足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场馆资源和服务的准公共产品属性也决定了高校要为经费来源和支出做出客观衡量。这是因为, 在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资金支持下, 高校体育场馆的建设和运营能够保证基本的教学和科研需要。但是, 随着人们对体育锻炼热情的不断高涨, 要求也越来越严格, 传统意义上的投入已经难以满足现有的体育需要。为此, 一些高校便在修建体育场馆时试探性地吸引社会资金, 不断拓展资金来源渠道, 以保证高校体育场馆建设规模、功能等符合现实和未来的需要。也就是说, 高校体育场馆的对外开放与体育场馆的向社会融资本就是相互对照、彼此制约的。其次, 如果将高校体育场馆推向社会, 相关资源和服务部分就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虽然对社会公众健身诉求和场馆的容量造成了一定限制, 在现有情况下, 体育消费不具有竞争性。但当消费者的数量或者消费时间大于容量界限, 体育场地就会呈现出拥挤状态, 消费者的以体育锻炼而形成的效用便呈现出单调递减的趋势。此时的体育消费就具有了竞争性特征, 高校体育场馆的体育锻炼需求就因此而产生排他性。与此同时, 高校体育场馆也因资源和服务的提供而产生了大量成本, 这些成本一方面需要通过融资方式弥补, 一方面要考虑到可持续运营的需要, 收费的可能性就会剧增, 甚至成为必然。

2. 体育场馆开放收入的理论依据与实践。

首先, 对具有公共产品属性的高校体育场馆而言, 向社会公众推行消费门票的目的在于弥补其运营和管理所产生的各项费用。虽然纯公共产品的管理费用通常通过税收补偿的形式获得 (当然这属于公益类财政问题) 。但是, 对高校体育场馆来说, 其准公共产品的属性决定了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各项支出费用要通过价格或者收费的形式弥补。从这个角度讲, 高校体育场馆消费价格应属于准公共产品层面, 借助价格弥补部分费用的支出。在处理此类问题时, 应合理确定价格, 保证价格的真实性与合理性。其次, 除政府、民间组织、个人与高校对体育场地的开放给予专项资金投入外, 高校本身也可以向使用体育设施的社会公众收取合理费用, 以更好地满足场馆的维护和维修费用需要。这是因为, 在体育场馆开放的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人力和物力成本, 消费者应该向体育场馆部门支出一定的服务费用, 比如陪练费、物品管理费 (保管费) 等。为更好地体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高校在收取相关费用的过程中, 要充分体现和实施公共福利导向的价格优惠措施, 通过市场化运作, 体现体育场馆公益导向的经营策略。而无论是纯公共体育场馆活动费用还是政府的支出, 都要将高校体育场馆作为准公共产品向社会开放, 以“福利价格”吸引社会公众参与其中, 避免为了追求经济效益而放弃社会效益。

三、高校体育场馆开放的审计策略

高校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除要注重场馆建设和服务输出外, 还应监督和审查资金往来, 以使有限的收入和经费投入取得更好的建设效果, 为师生员工和社会公众提供体育设施和相关服务。为此, 本文认为, 要以高校内部审计为出发点, 以体育场馆的实际运营为审计对象, 审查主管部门的内部控制制度, 检查和监管银行账户, 同时要借鉴现代企业审计程序, 规范体育场馆门票价格调整制度, 以保证体育场馆开放所产生各项费用和收入能够得到妥善使用, 防止出现资金、资源的浪费和腐败。

1. 借鉴现代企业审计程序。

在高校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的过程中, 收入审计应严格依据审计程序进行。除要审查收费文件和相关许可证外, 还要查看体育场馆相关收费项目的标准和范围, 对超出范围或者有意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 要及时予以纠正。此外, 还要进一步审查擅自扩大收费范围和提高收费标准的情况, 尤其那些自立收费名目的收费行为, 要在审计报告中予以客观体现, 以起到监督和威慑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 还应对使用过的票据的完整情况进行审计, 对那些收入不记账或收多记少的情况要予以高度重视, 对于乱拉赞助、乱摊派的情况要重点审查, 防止出现偷漏税金的情况。

2. 对银行账户进行检查和监管。

高校体育场馆的社会化运行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不但要以客观事实为依据, 依照市场要求进行合理运作, 还要防止一些主观因素的干扰。因此, 为保证高校体育场馆的开放能够真正体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还应随时审查公共银行账户和负责人的个人账户。其目的在于通过查看预算外资金的及时足额上缴账户状况, 看其是否按照收支两条线进行管理和运行。借助银行账户开立情况的查询, 也能了解其中有无自立银行账户和公款私存的情况, 将在几家银行同时设立账户的逃避约束行为暴露在阳光之下。比如, 如果审计人员在审计高校场馆的运营状况时, 发现了被审计单位的银行存款日记账和银行提供的对账单余额不相匹配, 或者有严重出入, 就说明有可能存在私设小金库的可能。为此, 一定要仔细核对被审计单位的现金日记账, 将那些通过现金方式取得的收入予以汇总分类, 并使外调结果和内查结进行比较, 如果出现“有收入不入账”的现象, 就说明已经把收入转入账外, 存在乱用资金的事实。

3. 审查主管部门的内部控制制度。

为应对高校体育场馆收入舞弊, 要对主管部门的内部控制制度进行审查, 在充分了解被审部门销售和收款循环的内部控制制度之后, 对其是否健全给出客观意见。此外, 还应对高校体育场馆对外经营所面临的社会环境进行分析。如一些高校将体育场馆租借给社会力量经营, 迫于业绩压力会尤以逃避审计。因此, 注册会计师在审计时就应对体育场馆的主要设施、设备的利用情况进行重点审查, 看其是否存在严重闲置的状况。倘若这些现象长期存在, 就应该由注册会计师给出其可能存在收入造假的可能。与此同时, 还应通过分析性复核程序对高校体育场馆的收入进行审计, 对有效凭证与销售单的销售发票情况进行审查, 如果记录销售的职责和处理销货交易的职责相分离, 就说明应该加强对收入各个环节的审计。

四、结语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我国城市公共体育场地和设施已无法全面满足社会公众对体育锻炼的诉求。传统的有限的体育场地与设施和不断增长的社会公众的健身需要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 要通过改革和试点, 积极稳妥地推动具备条件的高校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 通过市场化运作, 实现更为理想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既为学生与社区居民提供健身活动的场所和设施, 也能部分解决体育场馆资金短缺的瓶颈。

参考文献

[1]应菊英.学校体育场馆向社区开放的潜力及障碍与对策[J].浙江体育科学, 2013 (1) :74-76.

[2]幸佶, 元映旋.新准则下企业收入审计的新思路[J].当代经济, 2007 (8) :130-131.

[3]郑俊秋, 李玫红.我国公共体育场馆对外开放活动定价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12 (7) :26-30.

[4]杨震, 李艳翎.我国高校体育场馆对社会开放的困境与优化策略[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13 (1) :91-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