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来源（共6篇）
知识来源 篇1
以往分析国内档案学研究热点的文章并不少, 但大多是通过词频统计、文字描述和简单的表格列举等方法来进行的。本文旨在利用可视化知识图谱分析软件CitespaceⅡ, 对国内档案学研究的现状进行可视化分析, 以期形象地展示学科的结构与发展, 较全面地掌握国内档案学的研究现状, 对该领域开展的后续研究提供参考。本研究以CSSCI数据库为数据源, 检索时间为1998—2010年, 在二级学科处选择“档案学”, 共检索到4269篇文献 (数据最后的更新时间为2011年8月30日) 。研究选择美国Drexel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陈超美博士用Java语言开发出来的软件CitespaceⅡ作为可视化分析工具, 将收集到的数据导入CitespaceⅡ软件中, 根据分析内容的不同, 选择相应的网络节点和术语类型。
一、档案学研究的热点分析
共词分析, 是一种文本内容分析技术。其原理是对一组词两两统计它们在同一篇文献中出现的次数, 以此为基础对这些词进行聚类分析, 从而反映出这些词之间的亲疏关系, 按照这种“相关”和“相似”将一个学科内重要文献的关键词加以分类, 进而直观地显示该学科当前的研究热点[1]78。
1. 主要研究领域。
在CitespaceⅡ中, 网络节点选择Keyword, 利用CitespaceⅡ软件的聚类分析功能, 将关键词聚成了17个大类, 通过合并整理, 把国内档案学研究的17个大类划分了以下研究领域: (1) 档案学基础理论。主要是对文件生命周期理论、鉴定理论、全宗理论等一些国外成熟的档案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此外, 在对国外经典理论再研究的基础上, 一些学者作了独立的思考, 因此, 档案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出现了新名词, 如档案二元结构说, 档案学本体论说, 文件运动三位一体的理论架构等。 (2) 档案管理。档案管理是档案学研究的重要领域, 从微观上看, 档案管理泛指档案工作中的各项管理活动, 这方面主要探讨的是档案工作中的一些新思路和新方法, 其中企业档案管理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 尤其是对知识管理的探讨逐渐增多;从宏观上看, 档案管理也指档案事业管理, 从“档案事业”这一关键词的共现轨迹来看, 关于档案事业的研究以2005年为分界点成“V”字形发展。而从研究主题来看, 无外乎“档案管理体制的创新”。 (3) 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信息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是档案学一直强调的重点,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 对档案利用和编研的研究逐渐减弱, 对档案数字化开发利用的研究逐渐升温。 (4) 电子文件管理。电子文件管理研究可以说是新时期档案学变革的显著标志, 发展势头迅猛。早期的研究主要是对电子文件的定义、属性、特点的研究, 之后逐渐与保存、鉴定、归档等档案工作结合起来研究, 到最近开始对电子文件的元数据、管理系统设计、文件保护技术和整理技术等相关技术进行研究。这说明近年来, 国内电子文件的研究已基本形成了理论、技术与应用相结合的完整体系。 (5) 数字档案馆。数字档案馆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已经开始成为研究重点, 与电子文件的研究过程相仿, 早期研究也集中在了定义、特点、性质和数字档案馆与传统档案馆的关系上, 关于数字档案馆的建设和技术研究偶有提及。但是, 这些研究中, 具有真正可操作性和实施性的文章以及技术解决类的文章很少。从2005年以后, 逐渐出现一些探讨怎样建设数字档案馆的文章, 主要围绕着政府信息公开和知识服务方向发展, 但从整体上看, 我国关于数字档案馆的研究与建设尚需要继续探讨。 (6) 档案鉴定。档案鉴定属于比较老的研究领域, 相关研究也只是侧重点不同, 包括以来源原则为中心的理论探讨、鉴定方法研究以及鉴定理论与实践应用相结合的研究。 (7) 档案保护。档案保护一直是档案学的重要研究领域, 无论是传统时代对纸质档案的防虫防灾, 还是数字时代对电子文件安全的防范, 都要涉及保护技术。所以, 对这方面的研究一直处在一个稳定上升的状况。 (8) 档案教育。档案教育关系到档案学研究力量的培养和稳定发展,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涉及两个方面:其一, 对国内外档案教育现状的调研;其二, 对国内档案学教育改革的探讨。
2. 热点研究领域。
从知识理论的角度来看, 频次和中心性高的关键词代表着一段时间内众多研究者共同关注的问题, 也就是研究的热点[2]62。对上述国内档案学主要研究领域进行提炼, 可以发现, 档案工作和档案学既属于高频词、关键词又具有高中心性, 其中档案学象征着理论研究, 而档案工作是实践研究的表征, 这也说明了档案学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结合非常紧密的学科。数字档案馆作为中心性最高的关键词, 毫无疑问是当今国内档案学研究的热点领域, 它也是连接信息服务、知识服务、web服务等主题的关键中介。此外, 电子文件也具有较高的中心性, 而且近些年来在频次上也是一路攀高, 自然也是档案学研究的热点领域。
3. 研究前沿。
CitespaceⅡ可以提取涌现的主题术语来探测一个研究领域的新趋势和突然变化, 通过动态网络聚合很好地解决了单纯依赖词频统计的缺陷。因此, 通过对国内档案学研究领域内文献关键词突现情况的探测, 可以展示其研究前沿主题。分析关键词受引轨迹可以发现, 档案工作是突现率最高的关键词, 在1999年达到了关注顶峰, 但是进入21世纪后受关注程度逐渐降低, 因此, 它属于趋弱型前沿主题。随着电子时代的到来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颁布, 学者们也开始关注这一领域, 相关的研究也是逐年增多。因此, 它们属于渐增型前沿主题。公共档案馆和档案信息化这两个研究主题是从2006年之后开始受到关注的, 其中档案信息化是档案管理模式从以档案实体为重心向以档案信息为重心转变过程的必然要求, 这一过程的长期性也预见了档案信息化必然是档案学领域长期关注的研究主题。公共档案馆在档案学变革的新时期中, 将承担着更多的社会服务职能, 如何转变角色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以及更好地为社会公众服务, 也成为国内学者普遍关注的研究前沿。
二、档案学研究的关键知识节点
在文献共被引网络的发展演进关系中, 通常会出现对研究领域起到转折作用的高中心度节点文献, 点的中心度是指其所在网络中通过该点的任意最短路径的条数, 是网络中节点在整个网络中所起连接作用大小的度量。因此, 在文献被引图谱中, 中心度大的节点相对容易成为网络中的关键节点[3]12。为此, 网络节点选择Cited Reference, 运行CitespaceⅡ, 得到国内档案学研究领域文献共被引知识图谱, 该文献集合也构成了国内档案学研究的支柱。
按照节点在网络中的中心度大小, 排在首位的是吴宝康于1988年出版的专著《档案学概论》。该专著的共被引频次为65, 中心度为0.33, 是网络中最大的关键节点。从该篇文章的历年引文主题可知它是研究档案学理论最重要的参考文献。该著作产生于改革开放新时期, 代表着当时档案学理论的最高水平, 是中国档案学理论逐渐趋于成熟、完备的标志, 而且对我国档案学理论的后续研究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4]64。
排在第二名的是伍振华于2000年在《档案学通讯》上发表的论文《再论档案的本质属性》。文章打破了对档案本质属性的传统认识, 提出了档案的本质属性是“以备查考性”的新观点。作者认为原始记录性虽然是档案最重要的属性, 却不是所有档案文献共同具有的、区别于包括文件等在内的一切非档案文献的属性, 不宜简单地讲它是档案的本质属性, 而“以备查考性”相比于“原始记录性”而言, 其内涵更为丰富, 适用性也更加广泛而长远[5]13。
排在第三位的是冯惠玲于2001年出版的专著《电子文件管理教程》。该书全面反映了电子文件管理领域最先进的管理理念、管理思路, 相对成熟的管理方法、管理技术以及相关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和最佳的实践经验, 不仅是一本总结性、归纳性的教材, 同时还是一部带有研究性、前瞻性的学术成果, 其内容既包括对已有理论和方法的重新梳理, 又包括对未知领域的初次探索, 对于尚处空白地带的一些问题, 作者在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进行了解释和阐述。
位居第四位的是周雪恒于1994年出版的专著《中国档案事业史》。该书采用了细水长流的历史思路, 上至夏王朝, 下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大跃进”时期, 前后共二十章, 一板一眼, 娓娓道来。在每一章中针对某一特定历史时期或王朝的档案工作, 对历史背景、档案职官、管理制度、档案种类、档案库房建设、档案思想及现存状况等等诸多环节深思细理。同时, 作者采用对比的章节设置体系, 因而各个章节内容又极容易串联构想, 发人深省。不可否认, 这部书籍是研究中国档案史乃至政治制度史的经典论著。
居于第五位的是冯惠玲于1998年在《档案学通讯》上发表的论文《电子文件时代的新思维》。作者对电子文件时代的档案管理进行了前沿性探索, 从前端控制思想、新来源观、档案工作的合作圈、后保管模式和重塑档案职业形象五个方面探讨了电子文件时代档案管理所面临的转变、机遇以及挑战, 该文可谓新世纪国内档案学变革时期的指引文献, 为电子文件领域的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6]45。
上述五篇文献构成了国内档案学研究的关键知识节点, 是国内档案学的发展过程中最为核心的知识来源。
摘要：以CSSCI数据库中来源于档案学的4269条文献为研究对象, 利用CitespaceⅡ软件对相关引文数据和关键词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 以知识图谱的方式, 梳理了近些年我国档案学研究的热点领域、前沿主题以及关键知识节点。
关键词：档案学,知识图谱,CitespaceⅡ,中国
参考文献
[1]姜春林等.经济学研究热点领域知识图谱:共词分析视角[J].情报杂志, 2008 (9) .
[2]赵蓉英, 王菊.国际信息检索模型研究的可视化分析[J].图书情报工作, 2010 (18) .
[3]侯剑华, 张春博, 王续琨.国际科学技术政策关键节点文献演进的可视化分析[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08 (11) .
[4]陈贤华.建设档案学理论的重要成果[J].档案学通讯, 1989 (4) .
[5]伍振华.再论档案的本质属性[J].档案学通讯, 2000 (6) .
[6]冯惠玲.电子文件时代的新思维[J].档案学通讯, 1998 (6) .
知识来源 篇2
我记得有一次，妈妈笑着对我说：“今天中午你喜欢吃土豆炖排骨吗?!”听完这些，我跳了三英尺高，心想：我非常开心。我真的很开心。想到这，他欢呼道：“太好了!我最喜欢它，你真是我的好妈妈!”
很难等到中午。我想知道为什么这位老人今天走得这么慢。这时，我妈妈手里拿着一碗食物走出了厨房。我笑得像一朵花，很快就迎了上去。我高兴地问，“这是我的土豆排骨吗?”我母亲慢慢地说，“是的，但是……”在她说完之前，我抓起它，朝里面看了看。这是怎么发生的?马铃薯丁怎么能粘在一起?我用无数个小问号看着妈妈。妈妈回忆道：“我可能在切的时候卡住了。”因为土豆不漂亮也不好吃，所以我吃得很少，这让我对这顿饭失去了兴趣。
爸爸想知道如何防止土豆粘在一起，所以他在网上询问。爸爸告诉妈妈如何找到答案，并请她在晚餐时再做一次。
我期待着另一个下午。该吃晚饭了。我吃了美味的土豆排骨。土豆既漂亮又好吃，而且它们还没有粘在一起。我好奇地问妈妈，“为什么土豆没有粘在一起?”“那是因为当我切土豆的时候，我会先切一会儿，把刀浸入水中，然后再切。”妈妈说。我突然意识到：“哦，原来如此!”
知识来源 篇3
一、 小学数学知识背景应来源于原始的现实
弗赖登塔尔在《数学教育再探》一书指出：“数学化未必要从一种接近数学的现实开始，而应从一种我所说的原始的现实开始。”笔者认为原始的现实有三：一是数学知识的原始生活；二是数学发展的原始过程；三是儿童认知的原始世界。
1.小学数学知识背景来源于数学知识的原始生活
有了数学就有了数学化，而数学化又有横向数学化与纵向数学化之分，弗赖登塔尔是这样划分横向数学化与纵向数学化的：横向数学化把生活世界引向符号世界。符号世界里，符号生成、重塑和被使用，而且是机械地、全面地、互相呼应地，这就是纵向数学化。弗赖登塔尔通过具体的例子解释了横向数学化与纵向数学化的区别。通过这些例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些数学概念和运算来源于我们原始的生活世界。比如：除法这一运算的原始背景之一就是减法：把一些物品分给一群人，可以把这些物品一个一个地发下去，也可以每回分给每个人等量的物品，直至分完或不能再分为止。这种来自生活的背景能最有效、最容易允许学生灵活地进行迁移，无论是一位数除以一位数还是多位数除以多位数，乃至分数除以整数，“减法”这种生活背景能够指导学生得到除法运算法则。
小学数学教育应广泛地依赖学生熟悉的原始生活，沿着人类数学发现的活动轨迹，从生活问题到数学问题，通过数学化，逐步让学生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学获取数学知识。
2.小学数学知识背景来源于数学发展的原始过程
弗赖登塔尔在《数学教育再探》中指出：“新一代继续他们祖先所形成的知识，但他们并不是跨到他们老一辈所达到的水平。他们被置于更低的水平，在此基础上重新开始人类的学习过程，尽管是以一种修改的方式。”如果学生在教师指导下，重复人类的学习过程，那么他们更容易学会、借助和迁移这些知识。但让学生重复或复制人类发现和认识数学的全过程是不可能的，也没有这个必要。怎样处理两者的矛盾呢？波利亚给出了折中的建议，第一，在教一个概念时，应当让孩子重蹈人类思维发展中的那些关键性步子。第二，孩子重复人类的学习过程，但并非按照它的实际发生过程，而是假定前人就知道我们现在所知的东西，那么他们会怎样做。
姜荣富老师在《让孩子重蹈人类思维发展中的关键步子》一文中有这样一个教学片段“新计数单位是怎样产生的？”教学主要内容是：假如有0，1、2、3、4、5、6、7、8、9 这十个数字以后，如何表示更大的数？这里涉及到计数法、自然数记数的位值原则和十进制计数法。让学生学会像古人那样，满十进一，用位值原则来简单表示很大的数，这样的教学过程虽然只是让学生简单经历了数的发展的历史过程，但却让学生对数的概念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
3.小学数学知识背景来源于学生认知的原始世界
小学数学教材编写时，尽可能考虑到数学知识的背景来源于儿童的现实生活，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但我们要知道学生的现实生活不等于他们的原始世界。
在儿童的原始世界里，有童话故事、有魔法师和魔法棒，有着无穷无尽的想像力。如果一个儿童计算出0-1=1，0-2=00，0-3=000，你不要生气，这是一个最漂亮的错误，他比说不会做的学生更具有想像力。船上有13头牛6只羊，请问船长年龄多大？如果学生能算出船长的年龄，也不要见怪。可能此时这些学生正在愉快地笑着，因为他们已经发现了其中的秘密。儿童的原始世界里还包括他们对自己身体的感性认识，对儿童来说，所有学习尽可能从身体动作开始。让他们一边点着自己的手指一边数：“1-2-3-4-5-6-7-8-9-10”，他们会发现：“我有10个手指！”儿童也可以去数自己的脚趾，然后发现自己有10个脚趾头。手可以帮助儿童领会，脚可以帮助儿童理解。
小学数学知识的教学不能假借“现实”“有用”等借口过早干预儿童的学习，追求立竿见影、马上能用的实惠，而要把数学教得容易些，等待长大，让儿童学会他们该学到的正确思维方式。
二、 数学再创造依赖于丰富的数学知识背景
当教材和教师寻找数学知识的原始背景时，发现这些来源太多了，如何选择是摆在人们面前的一道难题。如果选择其中一个就会让背景变得过于狭隘，那么就不选择，要创设丰富的知识背景，让学生自己进行数学的再创造。教师已经知道这些背景里的数学知识，为什么不能把数学定义、法则和算法直接告诉学生，而让学生进行再创造呢？弗赖登塔尔在《数学教育再探》一书中列出了三点理由：“第一，知识和能力，如果通过自己的活动获得的，就比别人强加的要掌握得更好，也更有实用性。第二，发现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所以通过再创造进行学习是有促动力的。第三，它促进了将数学作为一种人类活动来体验的观念的形成。”从具体的课堂教学来看，数学的教与学也离不开丰富的数学知识背景，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数学概念的产生依赖于丰富的数学知识背景
我们知道，数学概念的产生离不开实践活动和对已知的概念、现象的再认识。教师应考虑把问题的起点退回到学生熟悉的知识背景，站在学生的角度想问题，让学生经历数学概念产生的过程。以教学分数为例，虽然每一个国家表示分数的词汇不同，但对于“分数”一词的解释基本一致，就是“被分割的数”。所以不同版本的小学数学教材在“分数的初步认识”中都设计了“分物”活动。华应龙老师在“分数的初步认识”教学过程中，用测量和分物两个背景引入分数，从测量这一背景引入分数，还能体现分数的另一意义——比，这一点值得我们思考与借鉴。在课堂教学中，如何读出■，华老师精心设计了“四份之三”这个新词，从“图形表征”到“数学语言”完美地解释了“四分之三”的含义，也让学生真正体会到“分数”这一概念的真实性。
2.数学活动的开展依赖于丰富的数学知识背景
数学知识不是一种静态的解释，而是一种动态的活动。比如加法和减法，9-5=4，静态的解释就是9-5与4相等，其他没有任何意义，但如果把它与相关背景联系起来，那背景就很丰富了。如：停车场有多少个位置，已停了多少汽车？离节日还有多少天？还有多少页没有读完？虽然我们可以一个一个把它们数出来，但我们能不能更聪明一些，通过它们的结构把它们算出来？虽然这些数学知识对老师来说是熟知的，但对于学生来说是新的，是一种再创造。学生通过自己的活动获得了新知识，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
3.数学问题的解决依赖于丰富的数学知识背景
如果仅仅把一种来源作为数学知识的背景而忽视其他来源，那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解决该问题的办法就是让学生用所学到的数学知识去解决问题，这样就会出现许多应用题。以加法和减法为例，当学生遇到相关的应用题时，如果没有人告诉他如何解决，那他一定会想起加法和减法的含义而回到它们的来源。弗赖登塔尔指出：“算术的应用是因为有真正的同构。”学生从应用题“小明有5个玻璃球，又赢了3个，现在他有多少颗？”得到“5+3=8”。学生一旦从一些背景中学会了数学符号“5+3=8”的含义，即使脱离了任何背景，数学符号仍然有意义，因为它可以适用于任何背景：5天和3天、5千米和3千米、5环和3环、5次和3次……
4.创新思维的发展依赖于丰富的数学知识背景
在数学里学生学会了分类这一重要的思维方式，教师要求学生按照分类学或者等级进行分类。如把水果归为一类，如果有人把“苹果”这个词和“吃”这个词分为一类，把“小汽车”和“汽油”分为一类，肯定有许多人说他笨。其实仔细想想，这种分类方法很有道理，人吃苹果而汽车烧汽油，它是按照事物功能来分类的。弗赖登塔尔指出：“这并不是一个预先构造的而是一个等待构造的世界。”这种创新的分类方法对日常生活中问题的解决很有帮助，所以我们应该借助丰富的数学知识背景，鼓励学生进行创造性思维，这对学生将来的发展是大有益处的。
5.数学本质的体现依赖于丰富的数学知识背景
丰富的数学知识背景对于数学再创造是有些干扰的，背景越多对数学再创造的干扰可能就越大，但这正是数学再创造的魅力：从纷繁芜杂的背景中寻找最本质的信息，也就是数学的本质。负数教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张奠宙教授在《多多注意数学本质的揭示——剖析“用温度计引入负数”的优缺点》一文指出： “引入负数不能只用温度模型”、因为它不能完全体现负数的本质，更应通过“收入与支出、增加与减少、赢与输、温度的零上与零下、海拔的高与低、方向的向东与向西等”多种动态的背景，让学生理解“负数是一种相反意义的量”这一数学本质。
三、 理性看待数学知识背景迁移的双重作用
知识背景作为认识定势是认识的某种特定的趋向，具有双重性。一方面，知识背景的迁移有积极的作用，正是利用了知识背景的迁移作用，人的认知水平乃至人类文明才有了长足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讲，知识背景的迁移作用是一种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构成人的认识能力的最主要的成分。另一方面，知识背景的迁移有其消极的作用，人们完全凭借固定的思维过程去认识事物，极力将一切都纳入已有的认识框架中去，拒绝根据客观实际和实践需要对原有的模式做出任何调整。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我们要理性看待数学知识背景迁移的作用，善于利用它的积极作用，及时纠正消极作用对学生认知的干扰。
我们已经知道：当a，b是自然数，且b≠0时，除法算式a÷b表示两种意义：
（1）可以表示a是b的几倍或几分之几。
（2）可以表示什么数的b倍等于a，或者把a平均分成b份，每份是多少。
知识背景作为认识结构是一种动态的结构，它不断地把接受来的信息转换成自身结构的一部分，当学生遇到■=■时，他们肯定认为这个除法算式仍然具有上述两种意义，事实也是这样。分数除法的算法分两种情形来探索：一是除数是整数的情形，二是除数是分数的情形。第一种情形最容易理解，比如：如何计算■÷2，学生根据整数除法的理解，就是求■的一半是多少？借助几何直观，探索得到两种不同的算法：■÷2=■=■；■÷2=■×■=■。进一步研究得到，第一种方法不能普遍适用，第二种方法则能普遍适用。再考虑除数是分数的情形，则有多种思考角度，如1■÷■，第一种考虑，因为1■>■，所以就考虑1■是■的多少倍。第二种考虑，求一个数，使得它的■是1■。无论哪一种考虑，都是从整数除以整数的意义迁移到分数除以分数的意义，从而得到分数除以分数的算法。由此可见，知识背景的迁移在学习新知识方面起了关键性作用。
当然，知识背景的迁移并不是总起着积极的作用，盲目运用知识背景的迁移有时也会导致错误的发生。有这样一个典型的基本比例问题：4千克苹果价值32元。7千克苹果价值多少元？有的学生直接写出比例■=■。当学生遇到下面问题：7工人在28天内完成某件工作。5个工人要几天才能完成此工作？学生断定这也是比例问题，并写出：■=■，求得x=20。很显然这个答案是错误的，学生发生这样的错误是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理解知识背景的结构，根据问题背景表面的相似性得到了错误的推广。教师面对这样的错误应该理性看待，不能直接否定学生的想法，要适时引导学生进行反思，如果7个工人在28天内完成这件工作，工人少了，却在更少的时间内完成该工作。这样的答案合理吗？引导学生反思，让学生意识到当旧的知识背景实在无法容纳新的问题时，应适当地改变认识定势，以便完成认识结构的重建与完善。
总之，随着小学数学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知识背景的来源、创设和迁移等方面的问题越来越被广大教育工作者所关注，希望对它们的探讨能帮助教材更多从儿童的角度考虑知识的来源，让数学内容更贴近儿童的原始现实；帮助教师从数学再创造的角度来设计教学，让数学学习变得更加有意义；帮助学生充分利用知识背景迁移的积极作用，在反思与调整过程中不断完善自己的认知结构。
知识来源 篇4
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 为企业的新产品开发和技术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契机的同时, 也带来了不小的挑战。企业一方面可以丰富企业对于知识的获取方式, 通过信息网络更快速地获取更多的市场、技术、标准等信息, 以供新产品开发团队使用;但另一方面, 知识来源更加复杂多样, 尤其是外部知识来源品质参差不齐, 如何识别有效的知识, 提高利用知识的效率, 提升新产品开发的绩效, 成为企业新产品开发活动中的难题。新产品开发的知识对项目绩效的作用, 主要是通过组织学习所实现的, 现有的组织学习模式主要分为探索性学习和利用性学习, (吴隆增&简兆权, 2008) 指出组织学习对创新绩效有正向显著作用。然而, 现有的研究并未对知识来源、学习模式与新产品开发项目绩效三者的关系做深入的探讨。这也是本文将要探讨的问题。
本文试图分析知识来源、组织学习模式以及新产品项目绩效三者的关系, 重点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1) 新产品开发成为企业核心活动的今天, 外部知识来源如何影响新产品开发绩效; (2) 不同的组织学习模式如何影响新产品开发绩效。 (3) 组织学习模式如何影响外部知识来源与新产品开发项目绩效间的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近年来, 国内外很多学者展开了关于新产品开发与知识管理的研究。Carlile (2002) 从实践的视角研究了知识对新产品开发的促进和阻碍的双重作用, 解构了知识的四种相互依赖的主要功能;郭斌et al. (2004) 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重新划分了新产品开发的各个阶段, 并对每一阶段新产品开发知识转移绩效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张伊威 (2004) 对新产品开发中知识管理的因素, 及它们与产品开发绩效关系的系统研究;而王青雷 (2009) 探讨了在新产品开发背景下, 知识伙伴的选择和知识联盟的构建等问题。
虽然国内外关于新产品开发与知识的成果有很多, 但是对知识来源的研究却不够深入。知识来源作为新知识的传入、触发的源头, 在知识管理的研究中应当得到更多重视。一般认为, 企业或新产品开发的知识来源有两大类, 一是企业或新产品开发团队内部, 二是外部渠道。Katia&Ahuja (2002) 从企业战略的角度, 发现企业内部的知识搜索策略对企业创新绩效有重大影响;而Laursen (2005) 等人紧随其后, 使用Community Innovation Survey (CIS) 的数据对企业外部知识搜索策略与创新绩效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他们的研究为进一步探索企业知识来源与新产品开发绩效的关系奠定了基础。近几年的大量研究表明, 不同类型的外部知识来源对企业新产品开发绩效具有重要影响。王青雷 (2009) 探讨了在新产品开发背景下, 知识伙伴的选择和知识联盟的构建等问题。Weterings和Boschma (2009) 指出, 客户在新产品开发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此外。Kaufmann和Tdtling (2001) 的研究表明, 大学和其他科研机构相对于其他知识来源而言, 更有可能促进企业的突破式创新。Amara和Landry (2005) 研究指出, 使用多种知识来源的企业更有可能产生突破性创新, 进而取得更好的创新绩效。Frenz和Ietto-Gillies (2009) 研究发现, 企业通过研发采购可以避免由于技术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高成本, 同时缩短新产品开发周期, 获得先发制人的优势或者限制竞争对手的先行优势。大多数学者对知识获取、知识创造和知识整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发现知识获取和知识整合对新产品开发绩效具有显著影响, 而知识创造对新产品开发绩效的影响不显著 (朱秀梅, 姜洋, 杜政委, &卢青伟, 2011) 。Laursen将CIS中企业知识外部知识来源的框架做了微调, 给出了较为全面完整可信的新框架 (表2.1) 。 (江旭, 高山行, &廖貅武, 2008) 通过对外部知识获取、新产品开发和企业绩效的关系的研究发现, 外部知识获取能够通过新产品开发这一中介变量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顾客参与是外部知识获取的一项来源。 (姚山季&王永贵, 2011) 和 (周飞&沙振权, 2011) 都研究了顾客参与对新产品开发绩效所产生的影响, 其中, (姚山季&王永贵, 2011) 针对B-B市场中的新产品开发问题, 将新产品开发绩效分为开发时间绩效、创新绩效、财务绩效, 并讨论了产品创新类型的调节作用。 (陈力&宣国良, 2007) 则认为并不是所有的顾客参与都能对新产品开发产生影响, 企业对不同条件下选择恰当的顾客进行知识整合才能够促进新产品开发绩效的提升。顾客知识整合的方式包括构建跨功能的产品团队、构建基于对等知识联网的柔性组织、扩展个人和部门的范式 (陈力&宣国良, 2006) 。
因此本文给出如下假设:
假设1 (H1) :新产品开发项目团队的知识来源对新产品开发项目绩效具有正向影响。
以往关于组织学习模式与新产品开发绩效关系的研究表明, 组织学习模式对企业新产品开发绩效具有重要影响。部分学者将组织学习作为自变量, 探究其对新产品开发绩效的影响 (吴隆增&简兆权, 2008) , 认为组织学习对创新绩效有正向显著作用;部分学者将组织学习作为中介变量 (芮明杰&吕毓芳, 2005) ; (彭新敏, 2009) ; (陈英英, 2012) , 比如研究企业网络、领导行为或中介机构如何通过组织学习对创新绩效产生影响。
因此,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 (H2) :组织学习对新产品开发项目绩效具有正向影响。
假设2a (H2a) :探索型学习对新产品开发项目绩效具有正向影响。
假设2b (H2b) :利用型学习对新产品开发项目绩效具有正向影响。
企业通过对外部知识来源的组织学习有利于吸收、利用已有知识和技术, 并在已有技术基础上进行创新, 从而提升技术创新水平和新产品开发项目绩效 (韦影, 2006;莫燕, 2009) 。刘景江和陈璐 (2011) 通过对我国152家科技型企业的实证研究表明利用型学习和探索型学习两种学习模式均与新产品开发绩效呈倒U型的关系。彭新敏 (2009) 将利用型学习和探索型学习作为关键变量予以分析, 其研究结果表明组织学习能够有效促进企业创新绩效。张钢 (1999) 指出, 企业通过反思式的组织学习快速把握市场及技术机会, 不断推出新的产品和服务, 从而为企业赢得竞争优势。此外, 组织通过“学中学”、“干中学”、“学中干”, 能够有效促进企业开发能力的提升, 对新产品开发绩效以及组织成功都具有积极影响 (Eisenhardt&Tabrizi, 1995;卢青伟, 2010) 。
因此,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 (H3) :组织学习在新产品开发项目团队的知识来源促进新产品开发项目绩效过程中起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 吸收不同知识来源的已有知识有助于降低新产品开发项目的风险, 新产品开发项目团队常常在现有技术的基础上, 改进并完善产品和技术, 维持并提升市场份额;同时, 新产品开发项目团队还需要在新产品项目开发过程中追求新技术、开发新产品, 以开辟新的市场与客户群体。新产品开发项目团队与外部建立联系及相应的协调能力会形成良性的学习机制, 而良性的学习机制对新产品开发项目绩效具有关键的提升作用。因此, 从理论上分析可知, 新产品开发项目团队的特定学习模式能够使其更好地从不同知识来源获取与新产品开发项目相关的关键知识, 最终提升新产品开发项目绩效。本文给出知识来源、组织学习模式、新产品开发项目绩效的概念模型, 如图1所示。
二、研究方法
(一) 变量设计
本文采用Laursen和Salter (2006) 的划分方法, 把创新知识来源分为市场类知识源、机构类知识源、标准类知识源和其他类知识源四大类共16小类。 (Bart, 1999) 从新产品的产出数量和新产品质量两方面来评价其开发绩效。 (李长贵, 1997) 将新产品开发绩效评价指标分为策略指标、技术指标、管理指标、商品化指标和经济性指标。本文借鉴 (Larson&Gobeli, 1988) 进度、成本、技术、整体绩效四个指标衡量新产品开发绩效, 将其分为。本文选用组织学习方式作为中介变量, 借鉴He和Wong (2004) , Jansen等人 (2006) 众多学者对探索性学习和利用性学习的度量。对探索型学习的测量, 倾向于度量企业是否勇于探索创新, 敢于冒险;对利用型学习的测量, 倾向于度量企业是否注重稳妥发展。以上都采用采用李克特5分量表的形式进行度量, “1”表示非常不同意, “5”表示非常不同意。
根据生命周期理论, 企业所处行业, 企业的规模、企业年龄企业的所有制性质等因素都会对新产品开发绩效产生一定的影响。本文选择企业年龄和企业规模作为控制变量。
(二) 数据收集
在正式问卷开始调查前, 本问卷在MBA班级中选取合适的调查对象进行了20个样本的前测研究, 并与被调查者就提项设计、提项描述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并根据他们的要求进行了修改。大规模的问卷发放的范围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区, 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迅速、新产品研发氛围浓厚的深圳。在调查对象的选择上, 主要针对在本企业内有两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中高层管理者, 或对企业概况非常了解的资深员工。共发放问卷269份。收回有效问卷178份, 涵盖了传统产业如制造业、高新产业如信息产业、软件产业等等。主要采用书面问卷和电子问卷两种方式填写。
(三) 信度效度分析
指测验或量表工具所测得结果的稳定性 (stability) 及一致性, 量表的信度愈大, 则其测量标准误差愈小 (吴明隆, 2009) 。本文借鉴在态度量表法中常用的检验信度的方法为L.J.Cronbach所创的α系数进行问卷的信度分析。本文的变量的度量来源于现有的研究, 可以认为具有良好的内容效度;同时为度量问卷的结构效度, 即提项能测量理论的概念或特质的程度, 本文采用主成分因子分析的方法求得量表的结构效度。从表1看出, 外部知识来源、组织学习模式以及新产品项目开发绩效的的Cronbach’sα均在0.7以上, 表明变量具有较好的信度;且外部知识来源、组织学习模式以及新产品项目开发绩效均通过KMO样本测度和Bartlett球体检验, 且提取的因子的累计解释概率均大于80%, 表明变量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 (见表1)
三、结果与分析
(一) 外部知识来源和组织学习模式对新产品开发项目绩效的影响分析
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同时加入了市场类知识来源、机构类知识来源、其他类知识来源和标准类知识来源, 结果发现, 市场类知识来源、机构类知识来源、其他类知识来源和标准类知识来源对对新产品开发绩效有显著的解释意义。且模型2的R2较模型1改善显著 (p<0.001, R2的改变量达到0.135) , 说明新产品开发项目团队的市场类知识来源、机构类知识来源、其他类知识来源和标准类知识来源对公司的新产品开发绩效均具有一定作用, 从而支持了假设1。
模型1仅控制企业年龄和企业规模, 模型3中加入探索型学习后, R2有显著意义的提高 (p<0.001, R2变动0.285) , 探索型学习对新产品开发绩效的作用显著, 说明探索型学习对新产品开发绩效具有重要的解释作用, 从而验证了假设2a。模型4在加入利用型学习后, R2同样有显著意义的提高 (p<0.001, R2变动0.048) , 利用型学习对新产品开发项目绩效显著, 说明利用型学习对新产品开发绩效同样也具有重要的解释作用, 从而验证了假设3b。模型5是在模型1的基础上同时加入了探索型学习和利用型学习, 结果显示两者同样对新产品开发绩效具有显著作用, 增加了结果的稳定性, 验证了假设2, 从而条件 (2) 得到了满足。
(二) 学习模式对外部知识来源和新产品项目绩效的中介作用分析
最常用也是最传统的检验中介变量的方法, 是Baron和Kenny (1986) 提出的方法, 该方法包括三部曲: (1) 自变量影响因变量; (2) 自变量影响中介变量; (3) 控制中介变量后, 自变量对因变量的作用消失了, 或者是明显减小了。
模型6仅含有控制变量企业年龄和企业规模, 因变量为探索型学习;模型7在模型6的基础上加入市场类知识来源、机构类知识来源、其他类知识来源和标准类知识来源, 以观察四者对探索型学习的影响;模型8仅含有控制变量企业年龄和企业规模, 因变量为利用型学习;模型9在模型8的基础上加入了市场类知识来源、机构类知识来源、其他类知识来源和标准类知识来源, 以观察四者对利用型学习的影响。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 外部知识来源对探索型学习有显著的影响 (p<0.01) , 对利用型学习也具有显著影响 (p<0.01) , 符合条件 (2) , 可以进行下一个条件的分析。
模型1仅含有控制变量 (企业年龄和企业规模) , 模型10同时加入了控制变量、自变量和中介变量, 构造全模型进行观察。结果发现, 与模型2相比, 加入中介变量后, 市场类知识来源、机构类知识来源、其他类知识来源以及标准类知识来源的显著性明显降低, 同时探索型学习的显著性水平较高且回归系数为正 (p<0.01) , 利用型学习显著性水平很高且回归系数为正 (p<0.001) , 证明组织学习模式在外部知识来源与新产品开发项目绩效之间发挥着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从而验证了假设3。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178个企业为样本, 揭示了外部知识来源、组织学习模式以及新产品开发项目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
第一, 产品开发项目团队的外部知识来源 (划分为市场类知识来源、机构类知识来源、其他类知识来源和标准类知识来源) 对新产品开发绩效具有显著提高作用。这一研究结果与Katia和, Laursen和Salter (2006) 等人的研究一致。新产品开发项目团队通过以上四种类型的知识来源能够从企业外部获取新产品开发所需的知识和技术, 从而促进新产品开发绩效。
第二, 探索型学习和利用型学习对新产品开发绩效均具有显著的正影响。这与以往关于组织学习模式与新产品开发绩效关系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 即组织学习模式对企业新产品开发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影响 (吴隆增&简兆权, 2008) 。
第三, 组织学习模式在外部知识来源与新产品开发绩效中的中介作用。企业在已有技术和市场的基础上, 一方面, 通过利用型学习快速吸收已有知识来源以推进产品渐进性创新, 能够降低新产品研发成本和研发风险, 缩短细新产品研发周期, 进而提高新产品开发绩效。另一方面, 组织通过探索型学习及时跟踪产品研发前沿技术及市场趋势, 有利于产品突破式创新, 形成产品差异化, 从而构建企业“别具一格”的竞争优势。
第四, 新产品研发活动已经成为企业经营环节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研究可以为企业新产品研发活动提供重要的行动指南, 指导企业如何综合利用企业外部知识来源, 提高企业组织学习能力, 两种学习模式协同推进企业新产品研发活动, 提高企业新产品开发项目绩效。
尽管本研究取得了一些具有理论已有和实践意义的重要结论, 但由于时间、研究资源以及研究能力等因素的限制, 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来看, 本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本文选用的样本主要集中于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调查区域主要集中于珠三角地区, 因此今后的研究进一步完善调查问卷, 努力扩大样本范围, 使得样本数据涉及更多行业以及更多区域, 例如可以比较不同行业和不同区域的企业外部知识来源、组织学习与新产品开发绩效的关系。 (2) 从相关领域的已有研究来看, 持续的跟踪研究还极为缺乏。为了深入理解外部知识来源、组织学习与新产品开发绩效的关系, 今后的研究可采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进行系统研究和探讨, 同时结合问卷调查等一手数据, 从而更加准确地描述各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及其演化机制。 (见表2、表3)
摘要：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 新产品开发活动正在成为企业经营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178个企业为样本, 揭示了外部知识来源、组织学习模式以及新产品开发项目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外部知识来源、组织学习模式对新产品开发项目绩效具有正向影响, 组织学习模式对外部知识来源和新产品开发项目绩效具有中介作用。该研究结果对新产品开发项目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意义。
家居环保小知识：氨的危害及来源 篇5
室内环境中氨的主要危害 按毒理学分类，氨属于低毒类化合物，氨是无色气体，当环境空气中氨达到一定浓度时，才有强烈的刺激气味。人对氨的嗅阈值为0.5～1.0mg／m3。氨是一种碱性物质，进入人体后可以吸收组织中的水分，溶解度高，对人体的.上呼吸道有刺激和腐蚀作用，减弱人体对疾病的抵抗力。氨进入肺泡后易和血红蛋白结合破坏运氧功能。短期内吸入大量的氨可出现流泪、咽痛、声音嘶哑、咳嗽、头晕、恶心等症状，严重者会出现肺水肿或呼吸窘迫综合症，同时发生呼吸道刺激症状。美国制造化学师协会规定，允许工作人员在低于100m的氨浓度下工作8小时，
资料
知识来源 篇6
借助《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以“知识检索”为篇名精确检索发现:1990年,武汉大学张玉峰在期刊《情报科学》上发表的《基于框架表示的知识检索方法研究》一文,是国内学者涉足知识检索领域研究的开始,是知识检索的萌芽时期。1991—1999年末发现有学者关注该领域,2000年《计算机工程与应用》在第11期刊载了周受钦、谢友柏《分布式集成信息系统中知识检索方法》,这意味着搁置9年的研究主题重新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为了国内知识检索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全面梳理,本文采用文献计量法[1],以《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万方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2001—2012年(截至到2012年12月31日)为数据源,以“知识检索”为篇名精确检索分析。考虑到CSSCI来源期刊刊登论文质量相对其他普通期刊更高,对研究主题前沿把握更全面,本文拟对检索到45篇CSSCI来源期刊论文为分析样本[2],其中综述类文献1篇(程慧平[3],2011)。从年份文献增长量、期刊载文量、被引频次、第一作者发文量、第一作者单位、关键词词频、年份基金论文量七个方面,针对国内知识检索领域21世纪以来研究文献进行了归纳与分析,以期能够全面分析我国知识检索的研究状况。
2 分析结果
2.1 年份文献增长量分析
从年份文献量增长曲线,如图1所示。可以看出:2001—2012年CSSCI来源期刊共发表以“知识检索”为篇名的论文45篇,即平均每年不足4篇。关于“知识检索”的研究成为国内图书情报学界研究的热点和重点,从趋势上来看正在走向研究的发展阶段,拓展空间相当广阔[4]。
2.1.1 2001—2012年间,国内知识检索研究经历两次高峰期,分别为2006年和2009年,刊载的论文数量为8篇、10篇。
2.1.2 2006 年前,国内知识检索发文量处于平稳上升趋势,2006年后,呈现“下降——上升”波浪式增长趋势。
2.1.3从图1看出,目前我国知识检索研究正处于相对彷徨期,但并不意味着知识检索发展停滞,表明知识检索领域正面临着新的突破,将产生出更新的分支领域,而研究主题上更新的将是新的突破口。
2.2 期刊载文量统计分析
注:图书馆学研究隶属CSSCI 2008—2009来源期刊。
期刊载文量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45篇论文主要分布在:G25(图书馆事业,信息事业类)和G3(科学,科学研究)两大学科领域。G3领域仅有1篇:《企业业务流程知识检索方法研究——基于知识模式》。G25领域刊文量前3的期刊分别为:《情报科学》、《情报理论与实践》刊文量各为8篇并列第一,《图书情报工作》、《现代图书情报技术》排序第二和第三,刊文量分别为7、6。以上4本期刊刊文共性之处在于偏好知识检索模型(系统)的构建。
按照普赖斯的理论,发表论文量为m篇以上的期刊为该领域的核心期刊,核心期刊的最低刊文量,nmax为刊文量最高期刊的刊文数[5]。根据论文量排名第一的《情报科学》、《情报理论与实践》各发表了8篇论文,则在知识检索领域核心期刊最低发文量为m的最大整数为3。
因此,可以发现知识检索领域文章更容易在以下期刊上发表:《情报科学》、《情报理论与实践》、《图书情报工作》、《现代图书情报技术》、《情报杂志》、《情报学报》、《中国图书馆学报》。
2.3 被引频次统计分析
被引频次排名前10位的论文如表2所示:
2.3.1被引频次最高的论文是马文峰发表在《情报理论与实践》杂志上“知识检索研究”,被引频次52,该文回顾了知识检索的有关理论与方法;其次是,张玉峰发表在《中国图书馆学报》杂志上“论知识检索与信息检索”,被引频次47;第三是,黄红华发表在《情报杂志》上“基于Ontology的知识检索”被引频次37。
2.3.2 《情报理论与实践》、《中国图书馆学报》、《情报杂志》三本杂志的论文均被引频次位于前三名。
2.3.3被引频次前10位的论文中,《情报科学》刊文量最高,4篇;其次是《中国图书馆学报》、《情报杂志》各刊3篇。第三是《情报理论与实践》、《情报学报》各刊2篇。
2.3.4高频被引文献的年代分布主要集中在2002—2006年。17篇高频被引文献中,2006年占6篇,2005年占3篇,2004年4篇,2003年3篇,2002年仅1篇。
2.3.5高频被引文献的单位主要来自于武汉大学,这表明在武汉大学国内知识检索领域所取得的成就遥遥领先,初显出其权威专家、权威团队的核心著者群地位。
2.4 第一作者发文统计分析
分析的原则同一科研机构不同的部门归为一类,统一命名为同一机构名称[6]。按照普赖斯的理论,发表论文量为m篇以上的作者为该领域的核心作者,核心作者的最低发文量,nmax为发文量最高作者的发文数。根据论文量排名第一的金燕共计发表了4篇论文,则在知识检索领域核心作者最低发文量为m的最大整数为2。通过计算,得到知识检索核心作者是:金燕、张玉峰、王弼佐。金燕系张玉峰教授的研究生,现为郑州大学信息管理系教师。
2.5作者单位统计分析
按第一作者单位统计论文数量,45篇论文涉及作者单位为26所,其中科研院所2所,高校24所。武汉大学发表论文最多,达到14篇,南京大学第二为4篇。按照普赖斯的理论,可以发现武汉大学和南京大学是知识检索领域权威研究机构。第二军医大学、南京理工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各发表2篇,并列第3名。其他高校或科研院所均为一篇。
2.6关键词词频统计分析
在关键词的统计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意思相近表达形式不同的词,如“本体论”、“本体”和“ontology”及“本体技术”等,笔者将此类词统一到一个词上,以便进行简单的规范。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关键词分析,可以发现知识检索研究的热点和发展动向。对知识检索论文中的关键词进行了统计和词频排名,表2是出现频率大于2的关键词。可以发现:本体、信息检索、语义、检索模型、检索系统、知识组织、可视化、推理、相似度、数字图书馆、知识管理、知识表示、知识抽取是知识检索领域重要研究主题。
从关键词来看,知识检索相关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1知识检索模型;2知识检索基础:信息检索、知识组织、知识表示、知识抽取;3知识检索系统;4知识检索模块:可视化、推理、相似度;5知识检索应用领域:数字图书馆。
2.7基金论文量分析
笔者对论文受到国家社科和自科基金项目资助的项目进行了统计,结果如表6所示:
基金论文数量为23,总论文数量的50%左右。出现了4次增长极,分别为:2003,2006,2009,2011年。
2001—2005年:2003年从2002年1篇增长至3篇,此期间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张玉峰教授获得我国首批知识检索专项基金资助,分别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学习的智能检索机制研究”(编号:01BTQ01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信息可视化与知识检索”(编号:02JAZJD870004)知识检索子课题,这两项基金奠定张玉峰教授在知识检索领域的开拓者的专家地位。2004年相比2003年而言,刊文下降了1篇;2005年持续下降,仅有1篇。
2006—2010年:2006年基金论文数量为5篇,2007年出现下滑,仅1篇。2008年也仅1篇,2009年再次上升至5篇。2010篇再次下滑至1篇。2011—2012年:2011年上升至2篇,2012年下滑至1篇。
从项目来看,基金论文中国家社科基金资助5项,国家自然基金4项。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分别获得国家自科基金和国家社科基金各1项;华南理工大学获得2项国家自科基金。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南京大学、武汉科技学院(武汉纺织大学)各获得1项国家社科基金。
2.8论文主题分析
根据45篇论文的研究主题进行分类,结果如图3所示。通过论文主题分析,笔者发现现有论文研究主题主要分布在:知识检索技术、系统、模型、方法、概念、原理、策略、模式、算法、效率、应用、综述。其中,以知识检索技术、知识检索系统、知识检索模型最为突出。可见,国内知识检索研究的热点在知识检索技术、知识检索系统和模型构建。
3结语
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通过对发表在CSSCI来源期刊上,以知识检索为篇名的论文为分析对象,通过概要梳理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3.1从年份文献增长量来看,国内知识检索研究成果在2006年前的发文量处于平稳上升趋势,2006年后呈现“下降——上升”波浪式增长趋势。
3.2从期刊载文量来看,45篇论文主要分布在:G25(图书馆事业,信息事业类)和G3(科学,科学研究)两大学科领域。《情报科学》、《情报理论与实践》刊文量并列第一,《图书情报工作》、《现代图书情报技术》分别位于第二、第三。知识检索领域研究成果较容易在以下期刊上发表:《情报科学》、《情报理论与实践》、《图书情报工作》、《现代图书情报技术》、《情报杂志》、《情报学报》、《中国图书馆学报》。
3.3从被引频次来看,高被引文献发表时期主要在2002—2006年,高被引文献的单位主要来自于武汉大学,高被引期刊主要分布在:《情报理论与实践》、《中国图书馆学报》、《情报杂志》。
3.4从第一作者发文量来看,知识检索核心作者是:金燕、张玉峰、王弼佐。张玉峰教授团队是知识检索领域核心科研团队。
3.5从第一作者单位来看,武汉大学和南京大学是知识检索领域权威研究机构。
3.6从关键词词频来看,语义本体、检索模型、检索系统、知识组织、可视化、推理、相似度、数字图书馆、知识表示、知识抽取是知识检索领域重要研究主题。
3.7从基金论文量来看,基金论文数量占总论文数量的50%左右。知识检索发文量4次增长年份分别为:2003,2006,2009,2011年。基金论文中国家社科基金资助5项,国家自然基金4项。
3.8从论文主题来看,国内知识检索研究的热点在知识检索技术、知识检索系统和模型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