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的来源

收入的来源（共9篇）

收入的来源 篇1

所谓的公共收入也就是指的财政收入或者政府收入, 即政府为履行职能筹集的一切资金的总和。而筹集公共收入的途径无外乎两种, 也就是税收途径和非税收途径。税收途径收入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税款收入作为我国公共收入的基础组成部分, 国家以法律的形式进行了规范并制定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以保证该部分收入可以及时、足额的缴纳至国库, 保证我国国家机制的正常运行和发展, 在这方面我们国家已有的机制正在持续发挥着相当大的作用;但是与此同时, 作为我国公共收入的另一块重要的组成部分, 非税公共收入的监管长期以来存在着法律和制度上的缺失, 以至于造成了大量的国有资产和资金来源的流失, 严重影响了我国的财政收入。

一、我国的非税公共收入的几个主要组成部分

1、经营和财产收入。

指来自非金融公共企业和公共金融机构如邮局、中央银行、国家彩票、电力公司、码头当局及货币当局 (铸币收入) 的净利润或利息转移;来自各级政府机构所属企业 (军工厂、政府印刷局、建筑单位及出租少量房屋的单位) 向公众的营利性销售的现金经营盈余;以及特许使用费、利息、股息、土地租金等其他财产收入。

2、管理费和收费。

亦即使用费和规费, 主要项目有:政府医院和诊所的收费, 政府学校的学费, 政府博物馆、公园以及不作为公共企业组织的文化和娱乐场所的入场费、许可证费、驾驶执照费、法庭费、法院裁定费等。

3、罚款和没收。

指与违反税收规定无关的罚没收入 (违反税收规定的罚没收入划归税收收入) , 主要包括交通罚款、刑事罚款、法庭罚款、法院裁定罚款及其他罚没收入等。

4、政府内政府雇员养老金和福利基金缴款、武装部队退休基金的雇员缴款、教师退休基金的教师缴款 (公办教师) 及来自其他各级政府的雇员缴款。

5、其他非税收入。

包括来自私人部门的赠与和自愿捐款等。

而如果按照广义的非税公共收入来说则还应该还有债务收入, 以及财政实践中很少被采用的财政性货币发行即“通货膨胀税”收入等。由此可见,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以及经济事物的增多和国有企业实力的不断增强, 我国非税公共收入在财政收入中占据着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其比重已经逐渐接近与税收公共收入对于国家整体财政收入的比重。但是与之并不相符的情况则是, 我们国家目前对于该部分收入的迅速增长并没有制定出来一套相应的管理法规, 更没有予以相配套的监管和约束机制的存在, 造成了大量的国有资产以及非公共税收的流失或者别截留, 不但影响了我国财政收入来源的拓宽也在无形中助长了腐败等不正之风, 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威信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必须要及时加强我国对于该领域公共收入的监管, 建立起行之有效的监管体系和监管机制才能更好地将该部分收入纳入到我国的国家公共收入体系中, 真正做到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二、非税公共收入问题的现状

近些年, 关于非税收公共收入的问题不断涌现, 并且还有越演越烈的势头。作为国有企业的支柱产业, 例如石油、通信、金融等大型、垄断型的国企, 其本质上是全民所有制企业, 属于国家非税公共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由于历史制度等原因, 该部分国有企业的收入并没有完全作为非税收公共收入上缴国库为全体人民造福, 其中的相当一部分是以高额的工资和奖金的形式流入了该部分行业员工和高管的私人账户内, 近些年针对该部分行业的高薪已经造成了社会的广泛议论和不同程度的不满;此外, 例如一些执法机构的罚款收入和罚没收入等收入也成了部分行业部门的创收手段, 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不但使相关部门的执法公信力大打折扣同时也对政府的形象造成了损害。此外作为国家执法机构, 例如工商、税务、城管和交通部门的执法机构每年的罚没收入不公开、不透明不但造成了社会公众对于该部分收入的种种猜测同时也给滋生腐败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对于我国执法机构的公信力造成了严重的伤害。诸如以上的情况还有种种, 在此就不一一列举, 可以说对于非税收公共收入的监管缺失已经严重的影响了我国在该领域内的收入增长幅度进而影响到了我国整体公共收入的计划完成程度, 因此加紧脚步完成该部分公共收入的合理化监管以及完善相应的法律标准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程度。

三、加强对非税公共收入的监管

任何问题只要正确地找到其根源, 那么解决的办法也就相应的产生了。我国目前造成非税公共收入管理混乱、监管缺失的根本原因还是行政权力没有得到足够的限制和制约, 在于尚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的出台使其可以形成制度化、标准化的来源管理;尚未形成合理的二次分配改革机制, 没有对国有垄断企业以及资源型企业的高额利润进行有效的管理以及合理制约机制;尚未形成对于各类管理收入、罚没收入的监控, 对于相关执法机构的执法力度以及广度都缺乏相应的监督和常规型的公示机制等等原因才会造成了目前我国对于非税收公共收入部分的管理极度不力。对症才能下药, 我们通过以上的种种分析不难看出, 造成以上种种难题的根本原因可以说就是部门利益大于国家利益, 红头文件大于国家法律才造成的种种怪相, 才会造成各个相关部门之间的博弈现象而将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置于一边而不顾, 才会造成了各种截留、私分甚至是地方摊派的产生。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对非税公共收入加强监管, 才能更有效的使其为我国的财政收入做出更大的贡献?笔者认为可以通过以下的几个途径实现该目标:首先, 我们必须看到我国有我国的特殊国情, 那就是我们正在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因此不宜对现有体制做出过大的调整, 从保持稳定的角度考虑我们可以在现有体制的框架下对其组合出新的变化, 成立大部制, 打破过去的部委之间的行政划分, 将多个行政职能部委有机的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大部委, 对于我国的非税公共收入进行统一的、多头的管理, 同时在进行管理时在考虑民生的同时应该更多的听从市场的意见, 在大多数的时候将决策权交由市场来决定, 市场结果与民意结果往往是有分歧的, 最早是斯密 (Adam Smith, 《国富论》) , 指出私心能促进公益:“请把我所要的给我, 你也会得到你所要的。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我们所需要的互助, 大部分是依照这个方法取得的。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 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 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 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 而说对他们有利。”然而, 反观公共领域, 情况却不如人意。准确地说, 是不如经济学家之意。经济学家们发现, 大量理论上和实践上都站不住脚的经济政策被反复推行, 如最低工资法、贸易壁垒政策、惩罚性关税和紧缩配额制度等;而大量早被证明是利大于弊的经济政策, 如民营取代国营、货币补贴取代实物福利、民间办学取代公营办学等, 却一再遭到质疑和阻碍。因此要减少不良的公共经济政策, 最好的办法还不是听取民意, 而是一开始就避免把问题交给民意。我们应该先问“市场能不能解决问题?”如果可以, 就让市场的“个人选择”来取代社会的“公共选择”。消费者到底要购买哪个厂商的商品, 这个问题本来就可以而且应该让每个消费者来做个人选择, 而不应该把“要不要民族工业”的问题交给民意, 再让公共决策机制按照民意来决定。同理, 教育、保险、医疗、住房等问题, 也都可以尽量交给市场, 由分立的消费者独自做出决定。只有这样, 才能尽量避免公共经济政策因民意放纵而产生的偏差。

其次, 就是引入作为独立方的民间监督机制, 引入类似于职业会计师类的审计机制进行独立的、完善的监督, 打破以往政府机构的高高在上, 完全脱离人民监督的弊病。对于聘请的民间监督机构, 该机构应该只对作为国有资产管理者和所有者的人民代表大会 (也就是全国人大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负责, 相应的经费由全国人大和各级人民代表大支付, 发现的问题也只对全国人大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汇报, 只有这样才能针对于各级管理机构得非税收公共收入部分起到真正和有效的监督, 毕竟自己监督自己其说服力永远没有来自无关第三方的监督更具说服力。

第三, 可以效仿国家目前推行的税控监督系统, 也建立起一套非税收入控制监督系统, 在全国形成一个网络, 对于非税收公共收入实施实时和不间断的网络化监控, 而该系统的监控中心则应由作为国家权力机构的全国人大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建立和维护工作, 并将系统中的汇总数据与各个执行机构的上缴数据进行核对, 对于其中的差异再进行核查。

以上几点只是作者的几点设想和建议, 其实, 任何制度的运用与变迁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中国也不能独身事外;对于非税收公共收入部分目前存在的问题究其根源也就是产权所属没有被真正的划分清楚, 才造成了部分执行机构将属于是全民所有的非税收公共收入划到了自己的所有范围内, 才造成了种种的利益划分与部门博弈, 可以认为, 中国的产权制度就是一种交易费用极高的制度, 但它之所以能存在, 之所以使其改革者将改革定位在对原有制度的保存之上, 是因为维护它的费用小于改变它所需要的费用 (即搜集有关其他制度的信息资料及迫使改革的既得利益者接受新制度的成本) 。正如对于一个手中有物品要出售的人, 迟迟不能找到买家, 在信息经济学中是认为他手中物品的潜在价格低于他获知潜在买者的信息成本, 越来越多的这种情况造就了不对称信息下的市场。无奈, 信息成本的高昂使我们只有这样的高度。这就交给了我们政府的改革部门, 汲取新制度经济学开创以来科斯、阿尔钦、诺斯等前辈的理论成果, 同时结合中国的产权状况, 洋为中用, 古为今用, 开创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产权革新之路, 快速提高我国非税收公共收入部分的监督体系

参考文献

[1]、高培勇:《公共经济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

收入的来源 篇2

合法收入来源证明

XXX：

广州市XXX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简称：“中心”）是XXX年XX月在民政部门注册成立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非营利性社会工作服务机构。

中心登记管理机关是：XXX民政局；业务主管单位是：XXX。

中心主要收入有：

1、各级政府扶持资金；

2、基金会项目购买资金；

3、政府采购项目资金；

4、公益项目共建资金

5、其他收入（利息）。

中心承诺，中心各项收入均为合法收入，如弄虚作假，遵照《XXX项目管理办法》和省有关规定处理。

广州市XXX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收入的来源 篇3

关键词：城乡收入差距,城镇化水平,工资性收入差距,转移性收入差距

引言

伴随着市场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中国农村释放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资源,一方面缓解了农村劳动力的紧张状况,提高了土地的生产率;另一方面为城镇地区的经济建设提供大量劳动力,加快城镇化水平的步伐,中国经济一度呈现出高达两位数的增长速度,目前已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大国。同时,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已由1979年的17.91%提高到2014年的54.77%,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然而,在城镇化水平和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尚未表现出明显变化,按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之比测度的不平等程度,由1997年的2.47∶1上升到2014年的2.75∶1,收入不平等程度却呈现出加剧的趋势。2014年基尼系数为0.469,已超过国际警戒线,收入不平等已成为阻碍中国经济健康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问题。因此,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已经成为当前政界和学术界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深入的分析城乡收入差距的逻辑机理,为制定和实施政策提供理论依据,以在城镇化过程中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避免因收入差距过大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中国城镇化过程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学术界对中国城镇化与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依据不同的前提假设和不同的视角,得出不同的结论。林毅夫、刘明兴(2003)从经济发展战略的角度[1],陈迅和童华健(2007)从土地制度改革和户籍制度改革的角度[2],肖卫(2010)从分工演进和交易效率的视角[3],均认为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而陆铭、陈钊(2004)从地方政府实施带有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的角度,指出城市化对缩小统计意义上的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性作用[4]。姚耀军(2005)[5]、曹裕、陈晓红和马跃如(2010)[6]、廖信林(2012)[7]也均持有上述观点。程莉和周宗社(2014)认为,滞后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互为格兰杰原因,滞后城市化变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在短期内具有正效应,长期内具有负效应,而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动对滞后城市化的减小具有正效应,但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对滞后城市化的减小则会产生负效应[8]。郭军华(2009)认为,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具有长期均衡关系,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并非简单的促进或抑制,其效应还取决于城乡收入差距本身的水平[9]。陈斌开和林毅夫(2013)认为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特征[10],而周云波(2009)却认为呈现出“倒U”型[11]。遗憾的是,已有研究在分析城镇化水平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关系时,并未对城乡居民各类收入差距进行细分,也并未对各类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的时间序列数据,不仅分析城镇化水平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关系,还深入的分析城乡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差距、经营性收入差距、财产性收入差距、以及转移性收入差距对其可支配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以及城镇化水平与各类收入差距的不同特征关系。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各类收入水平普遍提高,但其增长速度不同,且各类收入差距的变动趋势也不同,其对整体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也不同。从表1和图1可知,一方面,当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率超过城镇居民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反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另一方面,城乡各类收入差距的大小呈现出较大变动,并且城乡居民各类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不同的变化趋势。本文认为,城镇化水平与城乡居民各类收入差距之间呈现出不同的关系,在城镇化进程中,中国应针对不同类型的收入差距采取有针对性的缩小收入差距策略;城乡居民各类收入差距对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的影响不同,在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时,应针对不同收入差距类型,采取相应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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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理论分析

鉴于中国当前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现状,本文构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模型,研究中国城乡各类收入差距与城镇化之间的关系。

假定城乡二元经济中只存在两类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本文借鉴巴罗(Barro,1990)的内生增长模型[13],城镇的生产函数为:

其中,Yu为城镇经济的产出量,Au为城镇经济的技术进步,K为城镇经济的资本量,由于城镇经济以现代经济为主,其资本投入包括城镇居民的资本投入和农村居民通过金融投资方式形成的资本投入,Lu为城镇经济的劳动量。假定城镇经济是规模报酬不变的,α为城镇经济的资本边际产出弹性。

由于当前中国农村经济结构仍以农业为主,主要依赖土地和劳动力资源,而对资本的依赖程度较低。因此,农村经济的生产函数为:

其中,Yr为农村经济的产出量,Ar为农村经济的技术进步,T为农村拥有的土地量,Lr为农村经济的劳动力。假定农村经济是规模报酬不变的,β为农村经济的土地边际产出弹性。

由于生产函数具有不变的规模报酬,经济是竞争性的,因此城镇经济和农村经济各自的工资和资本的边际收益为:

进而我们得到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

其中,Iue和Ire分别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经营性收入,Iuc和Irc分别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Iut和Irt分别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转移性收入。

依据徐宽(2003)[14]计算基尼系数的方法,鉴于本文的研究主体只有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两类,本文构建的城乡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

城镇化率城镇人口总收入占人口总收入的比重令城乡收入差距为则城乡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可以写成:

求城乡居民基尼系数对城镇化率的导数,即

其中,分母大于零,即

当χ>1时,城镇居民收入大于农村居民收入,即,开口向下,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城镇化率呈现出“倒U型”;当χ<1时,城镇居民收入小于农村居民收入,即,开口向上,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城镇化率呈现出“U型”。

2 实证分析

2.1 模型构建和数据分析

为了深入的研究城乡收入差距的来源,本文构建的计量模型为:

其中,gapit为城乡收入差距,wit为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ecit为城乡经营性收入差距,asit为城乡财产性收入差距,trit为城乡转移性收入差距,wit·idd为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与地区的交互项。μit为均值零、方差为常数的误差项。

本文利用中国2005~2013年31个省的省级面板数据,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来源进行实证分析。为保证数据的可比性和高质量性,各变量数据均是选自各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库。城乡居民各类收入差距均采用城镇居民各类收入与农村居民各类收入之比进行衡量,均是经过城镇消费价格指数和农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缩小之后的实际量。该指标越接近于1,城乡收入差距越小;该指标大于1,说明城镇居民收入大于农村居民收入;该指标小于1,则说明农村居民收入大于城镇居民收入。城镇化水平采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进行衡量。本文计量实证均采用stata13.1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指标见表2。

从表2可知,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和城乡转移性收入差距的均值较大,可能会引起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而城乡经营性收入差距和城乡财产性收入差距相对较小,可能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具体因果关系应依据实证分析结果而定。从城乡各类收入差距的相关关系可知,城乡各类收入差距的相关系数均小于0.5,说明各自变量间并不存在严重的相关关系,故不必担心多重共线性问题(见表3)。

2.2 实证结果

本文首先对模型进行固定效应模型回归和随机效应模型回归,从其估计结果看,回归系数及其显著性相差不大。Hausman检验给出的统计指标为6.14,其P值为29.32%,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是统计上不显著地,无法拒绝原假设,认为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无差异,本文同时给出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在对模型进行异方差和自相关检验可知,组间异方差沃尔德检验和组间同期自相关检验的P值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说明模型存在异方差和自相关问题。本文选用全面的FGLS方法对模型进行修正,回归结果为FGLS-Ⅰ所示。FGLS-Ⅱ在FGLS-Ⅰ的基础上,加入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与地区的交互项,同时进行变系数模型估计,以研究城乡收入差距是否存在地区差异。具体估计结果见表4。

注:***表示1%的显著性水平,**表示5%的显著性水平,*表示10%的显著性水平。

FGLS-Ⅰ和FGLS-Ⅱ的回归结果中,城乡财产性收入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明显不同,说明城乡财产性收入差距存在严重的地区差异,因考虑地区因素,而其他变量不存在明显差异。鉴于本文研究的重点,将对FGLS-Ⅱ的结果进行具体的阐述。从计量回归结果可知,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提高一个单位,城乡收入差距将提高0.0866个单位,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是统计上显著地,说明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是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最主要原因。城乡经营性收入差距和财产性收入差距将会引起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但不显著。由于城乡经营性收入差距大部分小于1,城乡财产性收入差距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也基本上处于1附近,以及城乡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在总收入中的占比很低,从而造成其提高会引起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但并不显著。城乡转移性收入差距将会引起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但也不显著。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城乡居民的转移性收入存在明显的城市偏向,导致城乡居民转移性收入的差距很大,从而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但由于转移性收入占比较低,可能造成其不显著。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与地区的交互项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是统计上显著地,说明工资性收入差距的确存在地区的不同。从模型的地区个体效应的回归显著性可知,基本上所有省份的个体回归系数均是显著地,说明城乡收入差距的确存在地区效应。综上所述,工资性收入差距仍是影响收入差距的最主要原因,但不容忽视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中的作用,而转移性收入存在严重的城市偏向。

从图2可知,城乡各类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呈现出不同形状的非线性关系,为进一步研究城乡各类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的关系,本文运用中国1997~201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表5给出了城乡各类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关系的回归结果,城乡收入差距、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以及城乡财产性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的回归结果均存在异方差问题,运用FGLS方法进行估计;城乡经营性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不存在异方差和自相关问题,运用OLS方法进行估计;而城乡转移性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存在自相关问题,运用Newey-West估计方法,选用滞后阶数为6阶,进行计量回归。具体估计结果见表5。

注:***表示1%的显著性水平,**表示5%的显著性水平,*表示10%的显著性水平。

从表5可知,城乡可支配收入差距、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以及城乡转移性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呈现“倒U型”关系;而城乡经营性收入差距、城乡财产性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呈现“U型”关系,所有回归系数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是统计上显著地,计量回归结果与变量间相关关系分析结果相同。这说明,城乡收入差距类型的不同,则与城镇化水平的关系也将有所不同。因此,在研究城乡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的关系时,应进行具体的分析,以便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3 结论与建议

本文不仅从理论层面对城乡各类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还运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就城乡各类收入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进行实证分析,以及运用中国时间序列数据就城乡各类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本研究发现:(1)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仍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最主要原因,城乡转移性收入存在严重的城市偏向,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2)城乡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但效果并不显著;(3)城乡收入差距和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存在明显的地区性,应针对不同的地区进行具体分析;(4)城乡可支配收入差距、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以及城乡转移性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呈现“倒U型”关系;而城乡经营性收入差距、城乡财产性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呈现“U型”关系。因此,城乡各类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的关系并非相同,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时应具体的分析。

农民收入来源调查问卷 篇4

您好！因学校开展社会实践调查，为了解农村收入的来源，特展开本次问卷调查。非常感谢您的合作！

1．您的年龄是()

A.18-30B.30-50C.50以上

2.您的性别（）

A.女B.男

3.您家里有几口人（）

A,1B.2C.3.D.4以上

4.您家有几人有工作（）

A.0B.1C.2D.4以上

5.您的文化程度（）

A.小学以下B.初中C.高中D大专、本科及以上学历

6.您家主要种植（）

A.小麦B.棉花C.玉米D.水稻E.其它

7.您的种植经验来源于（）

A.书本B.互联网C.政府宣传D.老辈的经验E.其它

8.您认为您的家庭收入主要来自（）

A.种田 B.外出务工 C.闲时副业 D.其它

9.外出务工时您一般从事何种工作（）

A..工厂工人 B.建筑业人员 C.家政服务员D.文化娱乐顾员 E.交通运输业雇员 F.餐饮服务员G.商业服务员H.打零工I.个体经营者雇员

10.您觉得您的创业技能如何（）

A.非常好B.较好C.一般D.较差

11.您的家庭种植过经济作物吗（）

A.没种过B.种过

12.您认为农业种植效益如何（）

A.非常差B.较差C.一般D.较好E.非常好

13.您对近几年的粮价的看法（）

A.基本合适B.偏低C.偏高

14.您打算如何安排粮食种植面积（）

A.想扩种，但无农田B.肯定扩种粮食C.增加经济作物生产D.按往年一样

15.您农耕使用的工具（）

A.人力与牛耕B.农用机械

16.您认为影响农民整体收入的因素（）

A.文化程度B.农业产出效率低C.农业结构不合理D.农业价格波动大 E.农业生产资金、信息、技术等保障不够

17.您是否了解政府的富民政策（）

收入的来源 篇5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因素问题一直是国内研究的焦点。通过对现有研究成果梳理后发现, 相关的代表性研究主要包括:一是产业结构调整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主要研究三次产业结构变迁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二是收入来源结构的差异性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 主要研究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等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已有的文献为本文研究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因素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分析视角, 产业结构变动、收入来源结构差异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作用被证实。然而这些研究大多或单独探讨了产业结构变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或单独分析了收入来源结构差异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将产业结构变动和收入来源结构差异对城乡收入差距综合影响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 不能很好地解释在我国加快工业化进程, 收入分配格局快速变迁下, 各类因素微观变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综合影响。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 以我国新型工业化道路发展作为切入点, 综合收入来源结构的差异性, 构建一个更符合当下发展现状的分析框架, 以期为缩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提出可行的政策建议。

一、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本文基于对已有文献的收集整理, 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展开分析, 并提出相应的研究假设。

1. 产业结构变动

产业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有不可忽略的影响, 周云波对中国1978-2008年城镇化、工业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做了实证研究, 发现城市化的发展在短期内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但这种不利影响从长期来看逐渐消失。而工业化的发展在短期内也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但从长期看, 工业化的这种负面影响也逐渐减弱, 最终反过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刘叔申、吕凯波提出产业结构与城乡收入差距两者关系的基本假设:发展第一产业直接增加农民收入和发展第二产业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实证结果支持了他们的假说。李小玉、郭文依据泰尔系数测度方法分析了中部地区产业结构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 结果表明第二、三产业在经济中份额的增加会促使城乡居民收入缩小。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乡镇企业得以快速发展, 出现了“郊区化现象”, 有效促进了农村居民就业率和收入水平。据此, 本文提出:

假设1:产业结构变动与城乡收入差距呈反方向变动, 即第二产业占GDP比值越大, 城乡收入差距越小。

2. 收入来源结构差异

收入来源结构不同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是另一个研究视角。顾海兵、王亚红认为, 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最大的因素是城镇居民的工资性收入与乡村居民经营性收入的差异程度, 财产性收入与转移性收入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较小。曾国安、胡晶晶从收入来源结构角度分析了城乡收入差距形成和扩大的原因, 指出2000年以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差距和财产性收入差距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 经营性收入差距导致城乡收入的缩小。李颖、王尤贵研究认为, 我国省际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其变动主要是由家庭经营收入与工资性收入比重及其变化的差异决定的。徐强通过对1985-2009年城乡收入来源的统计剖析认为, 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依次是工资收入、经营收入以及转移收入的差距程度。黄祖辉、陆建琴、王敏从城乡收入来源结构分析认为, 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等在城乡居民间所处的地位不同, 它们各自对城乡间收入差距的影响也表现出相应的特征。在已有文献研究基础上, 结合各类收入来源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初步观察以及1993-2012年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各项收入情况本文依次提出:

假设2:城乡居民工资性收入差异倍数与城乡收入差距呈同方向变动, 即工资性收入差异倍数增大会使得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假设3:城乡居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差异倍数与城乡收入差距呈同方向变动, 即家庭经营性收入差异倍数越大会加剧城乡收入差距。

假设4: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差异倍数对城乡收入差距无显著影响。

假设5:城乡居民转移性收入差异倍数与城乡收入差距呈同方向变动, 即城乡转移性收入差异倍数越大, 城乡收入差距越大。

二、变量和数据

1. 变量设定与说明

⑴城乡收入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界定和测量是本文研究的关键, 基尼系数是衡量收入差距的最主要指标。本文选取城乡基尼系数衡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状况, 采用高霞所提出的修正加权变异系数的计算方法来测算城乡收入差距 (设为因变量y) , 计算公式如下:

GINIt表示第t年城乡基尼系数, P1t和P2t分别表示第t年农村居民人口比重和城镇居民人口比重, C1t和C2t分别为第t年按相应价格指数平减后的农村居民实际人均消费支出和城镇居民实际人均消费支出。选取GINIt来测度城乡收入差距的原因是:一方面现有统计数据只有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数据, 二者收入的统计口径并不完全一致。李实、罗楚亮指出, 城镇居民在享用社会保障、公用住房以及其他公共服务方面等方面具有特殊优势, 从而导致城镇居民所获得的各类隐形收入补贴远高于农村居民, 若运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测算城乡基尼系数, 会大大低估中国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差距。这是本文区别于以往多数研究的创新之处。

⑵产业结构变动解释变量。新型工业化道路是我国始终贯彻的发展战略。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分工的细化, 三大产业产值比重次序从一、二、三的农业经济格局逐步走向二、一、三的工业化经济格局。本文采用刘叔申、吕凯波提出的以第二产业占GDP比值衡量产业结构变动, 设为变量x1。刘玫、陈玉光认为, 我国长期实行“兴工抑农”、“兴城抑乡”的不平衡体制是造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主要原因。李实认为二元经济结构是造成我国现在巨大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原因。

⑶收入来源结构差异解释变量。 (1) 城乡居民工资性收入差异倍数。已有文献大多采用城镇居民工资性收入与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比值来刻画城乡居民工资性收入差异倍数。本文亦选取城乡居民工资性收入差异倍数来衡量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差距, 设为变量x2。 (2) 城乡居民家庭经营收入差异倍数。为探讨城乡居民家庭经营收入与城乡居民总体收入差距的关系, 本文使用城镇居民家庭经营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收入比值来衡量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收入差距水平, 设为变量x3。 (3) 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差异倍数, 定义为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之比, 设为变量x4。 (4) 城乡居民转移性收入差异倍数, 定义为城乡居民转移性收入之比, 设为变量x5。

2. 数据说明

本文以1993-2012年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人口、年人均收入、年人均消费、各项收入为研究对象, 对1993-2012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行了整理计算。各分项收入数据均摘自《中国统计年鉴》, 基尼系数计算过程中用到的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人口数、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额直接取自中国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公布的数据 (附录1) , 而城乡居民人口比重、农村居民人口比重以及人均消费支出, 根据相关指标计算得出 (原始数据为附录2) 。选取这些相关指标主要基于以下两点:

⑴选取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差距, 体现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差距状况, 是因为中国居民的消费对收入的强烈依赖性已得到众多研究结果的验证, 并结合了凯恩斯消费理论。既消除了城乡统计口径的不一致性, 又在一定程度上将城镇居民所实际得到的隐性补贴因素包含在城乡收入差距的测算范围内。

⑵1993年以前财产性收入与转移性收入并未分类, 选取1993-2012年数据可以消除以往文献只将收入归结为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三个收入来源可能对实证结果造成的偏差。

三、实验结果分析

本文通过协整模型揭示产业结构变动与收入来源结构差异对城乡收入差距长期均衡关系。协整关系的经济意义在于:两个或多个经济变量尽管存在各自的长期趋势, 但如果它们存在协整关系, 则变量间存在着一个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进行协整分析首先要求各序列是一阶单整的。为避免数据的剧烈波动及量纲不同, 对原序列数据做对数化处理。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 在5%的显著水平上, 这6个变量对数时间序列都是非平稳的, 而它们的一阶差分序列则是平稳的, 所以, 它们都是I (1) 过程。下表为逐步筛选法下产业结构变动、城乡工资性收入差异倍数、城乡经营性收入差异倍数、城乡财产性收入差异倍数、城乡转移性收入差异倍数之间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注: (1) *表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显著。

(2) 括号内为各变量对应的T统计量。

由表看出, 由模型1到模型4方程的拟合系数与调整的拟合系数持续增大, 表明产业结构变动、城乡工资性收入差异倍数、城乡家庭经营收入差异倍数、城乡转移性收入差异倍数均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明显影响。而模型4到模型5引入城乡财产性收入差异倍数时, 方程的拟合系数以及调整的拟合系数均没有提高, 同时F值变小, 意味着方程整体的显著性降低。因此本文得出在长期内, 产业结构变动、城乡工资性收入差异倍数、城乡经营性收入差异倍数以及城乡转移性收入差异倍数与城乡收入差距的长期均衡关系为:

协整方程表明:第二产业占GDP比值的回归系数在5%显著性水平下为负, 即在长期内第二产业占GDP比值越大, 城乡收入差距越小。这一结果支持了假设1。可以认为, 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和工业化的深入发展, 主要分布在郊区的第二产业得到了不断发展, 可以吸引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 提高了农村家庭的收入水平进而缓解了城乡收入差距。

城乡居民工资性收入差异倍数在5%显著性水平下为正, 一个国家城乡居民工资性收入差异倍数越大越会加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这一结果支持了假设2。这一假设得到了众多学者的认同, 曾国安、胡晶晶提出, 工资性收入差距对于城乡居民总体收入差距的贡献率是最大的, 虽然城镇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是下降的, 在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是上升的, 但城乡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差距过大是不争的事实。因此, 巨大的城乡工资性收入差异系数仍然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

城乡居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差异倍数在5%显著性水平下为正, 即城乡居民家庭经营收入差异倍数越大,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大, 这一结果与假设3的预想相同。随着城镇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国有企业“保大放小”政策的实施和城市化进程的提速, 促进了城镇居民经营性收入的快速增长。同时, 作为农村居民主要收入来源的经营性收入 (包括农户家庭从事第一产业生产经营获得的收入和从事二三产业生产经营获得的收入) 增长减缓。因此, 城乡家庭经营收入差距在一定程度上也加速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

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差异倍数在5%显著性水平下是不稳健的。即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差异倍数不会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产生影响。这一结果支持了假设4。这一结果与赵人伟提出的“在居民的收入构成中劳动收入是主要的, 财产收入是次要的, 因此不必担心贫富差距会扩大”的结论一致。同时王少国指出因为财产性收入占城乡居民总收入比重一直很低, 相对于其他三类分项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贡献率收入微不足道。

城乡居民转移性收入差异倍数在5%显著性水平下为正, 即城乡居民转移性收入差异倍数越大, 城乡收入差距越大。这一结果验证了假设5。从附录1中可以看出:城乡居民的转移性收入都有所提升, 但城镇居民得到的转移性收入要远大于农村居民, 2012年城镇居民人均转移性收入为6368元, 农村居民为838元, 不足城镇居民的1/7。由此可见, 农村居民获得的转移支付和补贴要比城镇居民低得多, 这是因为在二次收入分配中, 我国一直实行城市偏向的转移收入分配政策。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我国新型城镇化道路的发展背景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的结论是:

⑴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短期内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 但从长远来看是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

⑵城乡居民工资性收入差距、城乡家庭经营性收入差距和城乡居民转移性收入差距是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

(3) 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不会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影响。

为此, 本文提出以下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政策建议。首先, 立足于现阶段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的基本要求, 调整工业发展战略, 推进科技创新和信息化,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要加大对农村居民的教育培训力度, 满足新型工业化对劳动力的需求, 保障城乡居民家庭收入的同步提高。其次, 引导劳动力向城市转移, 使更多农村居民获得薪酬收入, 提高农村的工资性收入水平。同时, 在信贷融资、市场开拓、技术支持、项目选择等方面给予农村居民适当政策倾斜, 用以提高农村居民自主创业的收益水平。第三, 鉴于目前农村转移性收入占整个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比例较低的现实, 加大各级政府对农业投入力度, 建立国家农业支持保护制度, 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 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

摘要：城乡收入差距是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中遇到的突出问题之一。本文在对以往相关文献梳理的基础上, 采集了1993-2012年间的相关数据, 运用协整模型实证研究了产业结构变动、收入来源结构差异与城乡收入差距的长期均衡关系。研究发现:⑴第二产业占GDP比值长期来看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⑵城乡居民工资性收入差异、城乡居民经营性收入差异和城乡居民转移性收入差异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显著;⑶城乡财产性收入差异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不显著。最后结合实证研究结果提出了缩小城乡差距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产业结构,收入来源结构,城乡收入差距,协整模型

参考文献

[1]周云波.城市化, 城乡差距以及全国居民总体收入差距的变动——收入差距倒U形假说的实证检验[J].经济学 (季刊) , 2009 (4) :1239-1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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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小玉, 郭文.基于面板数据的中部地区产业结构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实证研究[J].企业经济, 2012 (12) :136-141.

[4]顾海兵, 王亚红.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解构分析:1985—2007[J].经济学家, 2009 (6) :77-83.

[5]曾国安, 胡晶晶.2000年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形成和扩大的原因:收入来源结构角度的分析[J].财贸经济, 2008 (3) :53-58.

收入的来源 篇6

一、居民可支配收入来源构成及变化趋势

1. 劳动者报酬收入。

居民劳动者报酬收入等于国内的劳动者报酬收入和来自国外的劳动者报酬净收入之和, 其中, 国内劳动者报酬利用城乡居民调查中的工资性收入与部分经营性收入的增长速度推算得到, 来自国外的劳动者报酬根据国际收支表数据计算。在我国, 劳动者报酬收入是居民收入最主要的来源。但是在2001~2011年, 呈现向下走的态势, 与之对应的是总营业盈余的占比逐年上升。

2. 总营业盈余。

总营业盈余是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第二大来源。居民收入中的总营业盈余包括农户和城镇个体经营户的营业利润和固定资产折旧。其比重多年来稳定在14%~15%, 近年来呈现逐步上升的态势。

3. 财产收入。

居民的财产收入主要包括利息收入、红利收入以及归属居民的保险准备金投资收益, 财产支出由利息支出和缴纳的资源税等。财产收入减去财产支出的余额即是居民财产净收入。我国目前居民财产收入来源比较单一, 主要来源于利息收入, 利息净收入占财产净收入的70%左右。

4. 经常转移支付。

我国居民的经常转移收入包括社会保险福利、财产险赔付收入、社会补助和从国外获得经常转移收入等;经常转移支出包括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险缴款财产险保费支出以及对国外的经常转移支付等。收支相抵之后的净额就是经常转移净收入。

二、居民可支配收入构成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

1. 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过低。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作为居民收入最主要的来源, 是提高居民收入总水平和改善居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关键因素。2000年以来, 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持续下降, 2009年略有反弹后, 2010年、2011年又掉头向下, 下跌到47.5%和47.3%的低点。2000~2008年, 我国居民初次分配占整个国民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因此, 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加大居民在初次分配中的政策支持力度, 逐步提高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一要扩大就业渠道, 提高就业水平, 让居民有稳定持续的收入;二是完善最低工资制度, 保障居民生活;三是规范劳动力市场, 打破户籍和养老医疗保险转移的障碍, 促进劳动力合理流动。

2. 居民收入在宏观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偏低。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 但是劳动者工资占GDP的比重却是逐年降低。我国目前居民收入在宏观收入分配中的比例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也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因此, 政府应该加大政策力度, 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一是加大对《劳动法》等相关法律的执法检查力度, 切实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二是要建立企事业单位的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 让劳动者的收入年年有增长;三是加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让低收入者和农村居民公平享受国家福利。总之, 要让居民享受我国改革开放和国家经济发展成果。

3. 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较低, 投资渠道狭窄。

进一步拓宽个人的投资渠道。一是要加快债券市场产品多元化进程。债券市场总量的不断扩大、债券品种的不断丰富和品质的不断提升, 不但有利于企业的直接融资, 而且也为银行、保险、金融等机构向市场推出较多的低风险的理财产品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些低风险的理财产品为大量的银行存款实现“搬家”提供了可能。二是严格规范股票市场秩序。加快完善《金融市场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严格执法, 加大监管力度, 规范市场行为, 维护证券市场秩序, 坚决抵制和打击过度投机、类似万福生科等提供虚假财务信息的不法行为, 切实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给投资者一个稳定、健全、科学和规范的市场环境, 让投资者通过参与证券市场分享我国改革发展成果。

4. 经常转移规模较小。

在再分配环节, 通过经常转移, 调节收入分配结构, 促进社会公平, 是政府财政的重要职能, 近年来, 我国各级财政部门在增加民生支出、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是总体规模还是较小。因此, 我国各级政府必须进一步加大与居民息息相关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保障性安居工程和文化方面的转移支付力度。

参考文献

[1]张东生.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 (2013) [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3:12.

乡村医生收入来源及其保障制度 篇7

一、乡村医生的收入来源

几十年来, 广大乡村医生扎根基层, 履行人道主义职责, 默默无闻地为村民解除病痛, 抢救了无数的生命。同时, 还积极参与各项公共卫生及预防保健任务, 中国的卫生事业取得可喜的成就, 其中就有乡医的一份功劳。

乡医的收入来源主要指的是从事医疗活动所得的收入, 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预防保健收入、上级和村委会的补助、药品收入、医疗服务收入和其他收入等。

(一) 预防保健收入。

乡村医生的年防保收入占到全年从医收入的10%左右, 所占用的工作时间占全年业务工作时间的11%左右, 防保工作时间占全年业务工作时间的10%~20%的人最多, 占40%左右, 防保工作时间在全年业务工作时间10%以下的人数占到35%, 有25%的人防保工作时间占全年业务工作时间的20%以上。

(二) 上级和村委会的补助。

乡村医生获得上级补助占全国医疗收入的比例平均为0.5%, 村民委员会补助平均占6%, 半数以上的乡村医生未获得村民委员会的补助。

(三) 药品收入。

乡村医生的药品收入占全年从医收入的比例平均是60%, 30%的人药品收入低于全年医疗收入的30%, 药品收入占全年医疗收入50%~90%的居多。

(四) 医疗服务收入。

乡村医生医疗服务收入占全年从医收入的比例平均为28.5%, 25%的人医疗服务收入占全年从医收入的10%以下, 一半以上的服务收入占全年从医收入的10%~40%之间。

(五) 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占全年从医收入1%~2%, 调查发现绝大多数人没有其他收入, 比例占到总人数的78%左右。

据调查, 乡村医生的收入在农村排序位次还是比较靠前的, 50%以上的家庭处于同村前20%, 75%的家庭位于本村前40%。

二、乡村医生收入影响因素分析

调查发现, 影响乡村医生医疗服务收入的因素主要包括地区、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有无职称、是否接受医学专业学历教育、有无其他收入、有无土地、有无养老保险、是否享有补助等。东部和中部地区、男性、文化程度高、有职称、有养老保险、享有补助的乡村医生的医疗收入较高。

相反, 在西部地区, 特别是在一些偏远山区, 由于经济条件落后、当地居民收入水平偏低以及各级政府财政在医疗事业上拨付明显不足等众多因素共同作用, 导致了西部地区乡村医生的收入普遍偏低, 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乡村医生的收入只能维持个人日常生活的情况, 对基层卫生事业的发展极为不利。为了解决乡村医生收入偏低的问题, 笔者认为, 必须建立相应的机制以保障和提高乡村医生的收入水平, 完善乡村医生的社会保障体系。

三、相关制度的建立

(一) 建立合理的报酬模式。

卫生经济学研究表明:一旦医务人员的收入是基于按服务收费, 那么会刺激医务人员提供更多的服务和采取更多的治疗手段, 这就会产生一种现象:诱导需求。在乡村医生失去集体的补贴后, 就会在服务收费和药品的批零差价上寻求补偿, 当这些成为报酬的主要渠道时, 不可能不对乡村医生的行医行为产生影响。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合作医疗制度、乡村医生是我国农村卫生工作的三大支柱, 也是我国农村卫生低投入、高效益的基本模式。乡村医生承担着农村人口的医疗、预防、保健、计划生育、爱国卫生等多方面的任务, 他们的行医行为直接影响着农民的健康水平, 而影响乡村医生行为的主要因素之一是报酬。合理的报酬结构是提高乡村医生医疗保健服务质量的重要保证。建议对乡村医生实行“工资+奖金”的报酬模式, 即按乡村医生的技术职务、医龄、岗位工作效益等实行有层次的结构工资制;另外, 以医疗预防保健工作质量 (如合理的处方用药、医疗服务业务量、从事防保工作数量和质量等) 作为分发奖金的依据。同时, 严格实行奖惩制度, 加强门诊登记、处方用药、就诊转诊等制度的监督管理工作。最终建立以调整乡村医生报酬结构、保证基本报酬和调控激励机制的干预措施, 使乡村医生的行医行为由单纯医疗型逐步向医疗预防保健型转变。

(二) 提高乡村医生的医疗收入。

进行医疗机构整顿和改革, 对乡村医生实行考核, 合格后才允许上岗, 对考核不合格者给予取缔或进行培训, 以保证在岗乡村医生的质量及医疗服务质量, 从而保证收入;提高预防保健补助, 以提高乡村医生从事预防保健工作的积极性, 同时实行乡村医生责任制, 不断提高乡村医生素质和医疗保健技能, 严格要求乡村医生在保证质量的基础上完成农村医疗预防保健工作;在上级和村集体经济允许的情况下, 尽量增加对村卫生室的投入和对乡村医生的补助, 以加强村卫生室的硬件建设, 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服务条件;适当调整乡村医生报酬中各项收入的比例, 逐步提高劳务收入, 降低药品收入, 以阻止乡村医生“重药、轻医”现象的继续发展, 同时必须进行药品质量监控, 理顺药品购销渠道, 保证农村药品质量, 提高农村卫生服务的质量, 保证广大农民群众的健康和利益。

(三) 建立健全乡村医生社会保险制度。

目前, 对城市职工的社会保险制度已经比较完善。但在建立健全对乡村医生的社会保险制度方面还比较滞后和薄弱。只有建立健全相关制度, 才能真正解除广大乡村医生的后顾之忧, 让其全身心地投入到基层医疗卫生事业中。考虑到卫生事业特别是基层卫生事业的特殊性, 可由各级政府及上级主管单位按比例出资为乡村医生购置较高的社会保险。

(四) 建立有效激励机制, 促进乡村医生继续教育。

医生这个职业关乎无数百姓的幸福, 要不断推进和谐社会向前发展就必须首先保证国民有一个强健的身体, 就从客观上要求医生要不断提高其专业水平和职业操守。目前的现状是, 城市大型医院医生的继续教育制度比较完善, 但是一些基层医疗单位尤其是乡村医生的继续教育明显不足, 在一些经济落后的地方, 对乡村医生的继续教育甚至是空白。要实行对乡村医生的继续教育必须首先壮大乡村医生队伍, 只有当基数达到足够大以后, 才能在保证基层卫生事业顺利进行的同时, 对乡村医生进行分时、分批的继续教育。对乡村医生的继续教育可采用党校教育的模式, 建立专门的培训机构, 让乡村医生脱产学习相关的技术及理论知识。在培训前还可以对乡村医生的培训资格进行一定的选拔。这样, 既能在乡村医生中形成竞争, 提高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又能不断提高其技术即理论水平。对提高基层的医疗水平能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需要提出的是:培训后的乡村医生必须继续从事乡村医疗卫生事业, 避免部分乡村医生以继续教育为跳板, 在完成相关教育后离开其原来的工作岗位到福利待遇更高、环境更好的医疗单位工作, 造成优秀基层医疗人员的流失, 与开设继续教育的初衷背道而驰。

(五) 当地政府应根据具体情况, 改善乡村医生的工作环境, 并制定有针对性的照顾政策。

只有政府把解决乡村医生转职、生活待遇、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项问题摆上议事日程, 解除其后顾之忧, 吸引和鼓励年轻乡医扎根基层, 为人民群众服务, 避免出现由于收入低, 乡医弃医改行, 部分村级卫生所关门停办的局面;只有政府加大对村级卫生所建设的投入, 将村级卫生所建设纳入新农村建设规划, 逐年加大投入, 才能改变目前村级卫生所房屋破旧、设备简陋、缺医少药的情况。

四、结论

众所周知, 赤脚医生、合作医疗和县乡村三级卫生保健网络体系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创举, 他们在改变农村缺医少药和贫困落后的面貌、改善亿万农民的生活和身心健康状况、发展农村经济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 一方面“赤脚医生”的名称转变为“乡村医生”, 另一方面乡村医生的从业环境、服务对象、服务范围、服务内容和服务方式都发生重大结构性转变, 而政府的相关政策、法规严重滞后, 致使乡村医生队伍和乡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成为卫生政策研究和卫生体制改革的薄弱环节, 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性障碍。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加快建立相关机制, 切实保障乡村医生的合法权益。

摘要：通过调查了解乡村医生医疗收入、主要影响因素, 从而分析现行乡村医生报酬机制中存在的问题, 积极寻找改善方法。目前的现状是:乡村医生收入高于当地人均收入水平, 但尚低于期望报酬, 各地普遍存在政府补偿不足、乡村医生社会保障缺位、乡村医生专业教育受忽视问题。结论:提高乡村医生的医疗收入;建立健全乡村医生社会保险制度;建立有效激励机制促进继续教育;当地政府应根据具体情况制定有针对性的照顾政策。

关键词：乡村医生,收入来源,保障制度

参考文献

[1]熊太茂, 王礼就.村级卫生人员报酬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 1994.

[2]苏锦英, 高倩.我国乡村医生医疗收入现状调查分析[J].医学与社会, 2008.8.

收入的来源 篇8

自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中国整体宏观经济的迅速发展, 中国农村居民的生存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然而, 收入水平的提高并不能带来贫困人群人力资本积累消费 (如医疗、教育等) 的提高, Banerjee and Esth er (2007) 就曾指出, 人均消费支出低于一美元的多个贫穷国家的贫困者, 会把支出中的很大一部分用于烟酒的消费, 挤压了必要的膳食需求。这是由于人们消费行为的选择问题造成了显示性商品消费对非显示性消费的挤压, 长此以往, 这样的恶性循环将不利于我国消费结构的改善。十八大报告高度重视农民收入问题, 明确提出要“着力促进农民增收, 保持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因此, 分析收入与农村居民消费的问题将是当前及今后的研究重点, 我们要从根源上了解农民的消费行为动机, 梳理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存在的问题, 为进一步缓解贫困, 在政策制定上为提升农村居民生活质量提供有针对性的物质帮助。

二、收入对消费的影响

消费理论是宏观经济学的核心理论, 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中, 被认为是解释居民消费行为重要依据的主要有以下几种理论, Keynes (1936) 的绝对收入假说, Duesenberry (1949) 的相对收入假说, Modigliani (1949) 的生命周期假说以及Friedman (1957) 的永久性收入假说 (PIH) 。Keynes的绝对收入假说认为实际消费支出是实际收入的稳定函数, 绝对收入决定当前消费, 其关系就是消费倾向。Duesenber r y的认为消费者行为不仅受到其自身收入的影响, 还受到他人消费行为的影响, 消费者之间的比较会增加购买显示性商品的频率, 被称之为“示范效应”。生命周期假说与绝对收入假说的不同在于人们会在更长时间范围内计划他们的生活消费, 从而实现以在整个生命周期内消费的最佳配置, Carriker对生命周期假说进行了扩展, 发现非农业收入和政府转移支付收入的短期和长期边际消费倾向均高于农业生产收入的短期和长期边际消费倾向。持久性收入假说认为, 收入可分为持久性收入和暂时性收入, 我国农村居民消费主要取决于收入中的持久收入部分。Pesaran (2001) 运用迭代方法对持久收入假说进行量化指出收入变动对消费的影响显著。

虽然有学者认为西方消费理论无法说明中国消费者的行为特征 (余永定、李军, 2000) , 但这些还是能够部分的解释中国居民消费行为同时也已被广泛地应用于我国居民的收入与消费关系的分析中。在我国, 消费水平的偏低造成的内需不足是阻碍经济发展的根本性问题, 而影响居民消费行为的因素有很多, 包括收入、价格、利率、文化历史传统、社会年龄结构、心理预期等, 但其中最主要的因素还是收入 (祁毓, 2010) , 居民收入总量及其空间分布是影响居民消费的最主要原因。研究发现, 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与收入之间存在不断变化的长期均衡关系和短期动态关系 (杭斌等, 2004) 。农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或者收入不稳定成为制约消费的关键因素 (刘建国, 1999;王宏伟, 2000;杜长乐, 2002) 。从长期看, 农村居民消费主要由持久性收入主宰 (李锐、项海容, 2004) 。另外, 暂时性收入对消费的影响也非常显著的 (苏良军、何一峰等, 2005) 。同时, 过去的消费、习惯、偏好改变也会对现时的消费产生影响 (Seckin, A., 1999;Alessie&Teppa, 2010;贾男等, 2011) 。针对研究不同来源的收入与消费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分别是收入差距对消费的影响、收入分配结构对消费的影响以及收入来源对消费的影响 (陈柏洋, 2014) 。

三、不同收入与消费结构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对收入与消费的研究都是建立在收入具有可替代性这一假设之上的, 这就将不同类型的收入放在了同一平台, 但现实中, 不同消费群体, 不同收入之间的消费倾向是不完全相同, 不能一概而论的。有人认为收入常被分为不同的心理账户, 不同收入账户的消费不一样。居民收入的不确定性和持续变动会使消费者保有精神账户来应对这种收入的变化, 通过增加或减少这一收入在精神账户中的余额, 来潜在地决定不同收入的消费程度, 从而对消费支出产生不同的影响 (Thaler, 1990) , 针对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 可以体现在非农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要高于农业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 例如, 通过辛苦劳动赚得的1000元和买股票得到的1000元给人们带来的满足感是不一样的, 人们往往更加愿意优先消费掉意外之财中的1000元。

国内学者对居民消费以及消费结构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 但近年来关于农村居民消费的相关研究明显增多。多数研究认为不同来源的收入由于不确定性大小的差异而对消费倾向产生不同的影响 (方福前和张艳丽, 2011) 。Gan and Soon (1994) 通过分析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情况, 表明把收入进行分解研究是有用的, 持久性收入的消费倾向高于当期收入的消费倾向。徐会奇等 (2009) 运用面板数据发展经营性收入是拉动消费的主要力量, 农村消费市场具有很大的潜力。李锐等 (2004) 、纪明等 (2010) 等学者也认为不同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存在差异。祁毓 (2010) 在构建1997~2008年和2002~2008年全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基础上, 实证研究了不同来源的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 研究发现家庭经营收入的消费效应最大, 工资收入对消费的影响在逐渐提高且对消费增长的贡献率最大, 转移性收入增加能够更加显著地影响到农民消费, 财产性收入对消费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储德银等 (2012) 用GMM估计方法分析了农村居民不同来源收入的长期消费弹性, 指出在短期内提高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可以有效增加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

对于消费结构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 Edw ar d (1868) 首次提出了家庭消费结构支出分类法。然而现代消费理论则起源于Keynes提出的绝对收入假说。早在1957年, Fr iedman就将收入分为持久性收入和暂时性收入, 并研究各自的消费效应。随后国际学者在Friedman的基础之上对不同收入与消费的关系进行了验证。Langemeier (1990) , Bradbury (2004) 和Kwon et al. (2006) 认为消费倾向对不同收入变化的敏感度不高。由于在收入来源上的划分标准不同, 国外学者主要从边际消费倾向出发, 研究不同收入来源对消费产生的影响, 而国内则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界定, 将农村居民的家庭收入来源分解为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纯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由此可见, 我国目前对不同来源收入的研究仍具有局限性, 需要将不同来源收入的划分方式进一步拓展, 从而更加全面的对居民收入与消费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四、显示性消费对非显示性消费的挤压

虽然在“三农”政策的指导与帮助下, 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及消费水平有了显著提升, 但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仍然存在其不合理性, 主要就体现在显示性消费对非显示性消费的挤压。显示性消费也被称为“炫耀性消费”, 是由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Veblen提出的创新性概念, 也是由其首次带入经济学领域。Corneo and Jeanne (1997) 的从众效应的含义是“担心被看作是穷人”, 而势利效应的含义是“希望被认为是富人”。由此可见, 炫耀性消费行为不只是上层社会的专利, 而是在各个社会阶层都存在的现象。李时华 (2006) 通过建立数学模型, 证明炫耀性消费行为能够促进经济增长, 但是过度炫耀性消费行为会将越来越多的人卷入这种竞争, 从而导致某些稀缺资源的浪费, 并造成社会福利损失。刘飞 (2007) 对凡勃伦的炫耀性消费思想作了简略的探讨, 系统回顾了炫耀性消费从经济学的生产主义到社会学的消费主义的发展历程据此, 认为研究农民的炫耀性消费对研究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有重要的影响。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发现收入较高的人们会购置一些奢侈品如高档车、名表、名牌包等来显示自己的地位。这是因为他人常会将观察到的行为作为评价他人的依据, 因此, 消费者在决定是否购买某种商品时, 不仅会考虑消费品为其带来的实用价值, 而且会考虑其显示性价值, 以便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 (Belk, 1988) 。已有很多经典文献指出, 农村贫穷家庭往往会花掉他们收入中很大一部分购买奢侈品进行消费 (Banerjee&Duflo, 2007;Miller, 2001;Case et al., 2008) 以显示自己经济能力并不比别人差。这样的消费行为, 在收入有限的前提下, 势必会造成对那些非炫耀性商品消费的扭曲和挤压 (Frank, 1985) 。在中国, 由于重男轻女传统观念与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了男女比例失衡, 其结果是婚姻市场的竞争压力升高, “攀比”现象普遍, 迫使男方为提高竞争地位而增加储蓄或改善住房条件等 (张晓波, 2010) , 尤其在农村地区对红白喜事非常重视, 贫困地区农民可能会将收入的绝大部分用在结婚或是丧葬方面, 从而挤压了膳食等非显示性消费。在印度很多地方, 穷人可能会把全年10%左右的收入花费在节假日喜庆活动上, 而他们小孩子的教育花费只占到2~3%, 小孩的教育受到严重的影响 (Banerjee&Duflo, 2007) 。但目前炫耀性消费行为的本土研究还刚刚起步, 且大多集中在先富群体和年轻白领群体, 对农村居民等低收入群体炫耀性消费行为的实证研究尤其缺乏。

五、研究述评及未来研究展望

目前, 农民收入对其消费结构的问题已经引起外国学者们的广泛关注, 国家如何制定扶贫政策, 采取何种方式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及人力资本积累将是当前及今后的研究重点。目前, 我国对“意外之财”带来的收入没有给予很好的重视, 未来的研究方向可在现有内容的基础上, 探讨炫耀性消费 (如人情礼、烟酒、在外饮食等) 是否对与农村居民人力资本积累消费 (如医疗、教育等) 产生了挤压, 从而为国家扶贫政策的制定提供更为有效的意见与建议。

摘要：长期以来收入分配和居民消费是我国经济研究中的重点领域。目前, 我国农村地区的消费结构还不够合理, 本文立足于收入的不同来源, 通过分析总结相关国内外文献, 梳理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存在的问题, 为进一步缓解贫困, 提升农村居民生活质量提供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不同来源的收入,消费结构,农村居民

参考文献

[1]祁毓.不同来源收入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以我国省级面板数据为例[J].农业技术经济, 2010, 09:45-56.

[2]纪明, 赵菊花.影响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的不同来源收入分析——基于LCH-PIH理论模型的实证研究[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10, 11:69-74.

[3]陈迅, 高晓兵.不同来源收入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区域差异分析[J].技术经济, 2011, 11:63-67+116.

[4]徐会奇, 李敬强.不同收入来源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及对策[J].经济纵横, 2009, 03:44-46.

[5]张邦科.湖北居民消费的影响因素研究[D].华中农业大学, 2011.

收入的来源 篇9

关键词：线性模型,经济增长,特定要素模型

一、经济增长来源的实证分析:

分析经济增长来源, 需从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入手。完整意义上的“三驾马车”是指在支出法核算中的最终消费支出、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产品和服务出口。最终消费支出反映消费需求;资本形成总额反映投资需求;净流出等于货物和服务的流出减去流入后的净额, 反映外部需求。这“三大需求”就是常说的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

通过建立以下线性模型来描述经济增长与“三驾马车”的关系:

其中Y为国民收入, C为消费需求, I为投资需求, 为外部需求即产品和服务的出口, 为参数。

从国家统计年鉴2013年统计数据中提取出1995-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年终消费总值、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值、投资总值的数据, 将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 归一化处理的方法如下:

假设x'为原始数据, 归一化的公式如下:

通过MATLAB回归分析, 求解模型, 求得参数结果如表所示:

通过对置信区间的检查, 发现对应因素C, I, 的系数置信区间没有包含零点。因此, 此模型成立。于是得到模型:

从上式可以看出, 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外部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中, 消费需求所占权重最大, 远远大于投资和外部需求。联系现实经济, 不难理解, 消费需求是生产的目的, 可以创造出生产的动力, 刺激投资需求促进经济发展。因此说,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真正最终需求, 是推动经济稳定增长的根本动力。相比之下, 投资是社会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对总需求的总量和结构会产生直接的影响, 通过增加投资能够扩大社会生产能力, 对经济影响不容小觑。而外部需求的权值虽然较小, 近年来, 我国积极推动外贸发展出口, 成为出口第一大国, 对经济增长贡献越来越大。

二、收入增长来源的实证分析

关于我国居民收入主要指的是工资收入, 分析收入增长的来源也就是对工资收入进行分析, 对此, 借鉴特定要素模型理论, 排除人口数量变化对其影响, 着重对名义工资, 实际工资进行分析, 找到收入增长来源。

利用特定要素理论模型中, 关于劳动要素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式子如下:

其中ω为劳动要素名义价格, 即名义工资;MPL是劳动要素的边际产量, 即增加一个单位劳动投入所带来的总产量的增加量;P为价格, 是劳动要素所生产产品的价格。该式子说明, 劳动要素的收入即工资, 来源于劳动要素的产量及产品价格, 并成正比关系。换句话说, 分析收入的来源找到收入来源于边际产量和价格, 并与之成正比。根据边际产量的定义, 上述式子又可表示为:

分析趋势关系, 简化式子, 用平均产量代替边际产量

, V为使等式平衡的参数

通过验证工资与总产量的正比关系和工资与价格的正比关系, 即能说明以上问题。由于不能直接建立工资与总产量的关系, 通过产值代替, 同样说明问题。

利用国家统计年鉴2013统计数据, 提取1995-2012年居民收入、国民生产总值、物价数据, 利用Matlab曲线拟合工具箱, 分别对GDP指数、CPI指数、收入指数的趋势变化情况进行曲线拟合, 如图所示:

结果表明, 工资、物价和总产值随年份的增长具有相同的变化趋势。说明工资来源于价格和总产值, 并都是正方向趋势, 从而验证了收入增长来源于物价增长和经济增长, 且为正向趋势。

参考文献

[1]田景文.人工神经网络算法研究及应用[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6.7.

[2]陈继光.MATLAB与自适应神经网络模糊推理系统[M], 山东:山东省地图出版社, 2002.2.

[3]熊俊.经济增长因素分析:对索洛模型的一个扩展.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5 (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