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家庭教育思想

朱熹家庭教育思想（精选11篇）

朱熹家庭教育思想 篇1

朱熹 (公元1130—1200年) 字元晦, 号晦翁, 是我国宋代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 理学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理学思想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占据着统治地位。同时, 朱熹又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 一生从事讲学活动约50年, 其教育思想影响我国元、明、清三朝600余年, 在中国儒家历史上是仅次于孔子的有影响的人物。他上承孔孟的伦常思想, 折衷周敦颐、张载、程颐、程灏的理学思想, 对其加以综合构成了他的理学体系。而他的教育思想正是在他理学体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我们通过概述近年来学界对朱熹教育思想的研究成果, 谈谈一点看法。

一、教育目的思想

教育目的是教育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古今中外, 有所建树的教育家, 都明确了教育的目的, 强调研究、贯彻教育的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朱熹认为, 教育的目的, 是为了整顿伦理纲常, 成德成圣。与关于教育作用的思想相联, 他主张学校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他说:“古之圣王, 设为学校, 以教天下之人。……必皆有以去其气质之偏, 物欲之蔽, 以复其性, 以尽其伦而后已焉。”在朱熹看来, 要克服“气质之偏”, 革尽“物欲之蔽”, 以恢复具有的善性, 就必须“尽人伦”。所以, 他强调“父子有亲, 君臣有义, 夫妇有别, 长幼有序, 朋友有信, 此人之大伦也。庠、序、学、校皆以明此而已”。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 也明确把上述五伦列为“教之目”, 置于首位, 指出“学者学此而已”。

二、教育的阶段和内容

朱熹认为, 教育可分为初级教育和高级教育两个阶段, 也就是小学和大学二类学校, “大学者, 大人之学也。古人为教者, 有小子之学, 有大人之学”。小学阶段是人成长过程中打“坯模”的初级阶段。教育的内容是以学习如何待人接物开始, “小子入学、洒扫、应对、进退之节、诗、书、礼、乐、御、数之文也是也”, 将这些伦理的规范及知识技能“必使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此外, 从“道之在天下, 其实原于天命之性, 而行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其文则出于圣人之手, 而存于《易》、《书》、《诗》、《礼》、《乐》、《春秋》孔孟氏之籍”这句话中也可以看出儒家经典乃小学教育的基本内容。而大学的高级教育, 则不是普及的教育, 入学的对象是皇族、卿大夫的子女及少数庶民中的出类拔萃者。朱熹说:“及其十有五年, 则自天子之元子, 众子以至公卿大夫, 元士之适子, 与凡民之俊秀者, 皆入大学, 而教之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学校之教, 天子之节, 所以分也。”按朱熹的说法, “小学涵养此性, 大学则所以定其理也”, 有如“忠、孝、信、悌”则为小学阶段懂得一般伦理关系的道理。至于“正心、诚意”高深一层的道德伦理的理论修养则是大学阶段的教育内容了。“国家建立学校之宫, 遍于郡国, 盖所以幸教天下之士, 使之所以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之道, 而待朝廷之用也”, 目的无疑是为培养封建社会的“治国”人才。

三、道德教育思想

周德昌先生在其文章《朱熹的德育理论和方法》中指出, 朱熹主张把道德教育渗透到日常生活之中。朱熹认为:“人言匹夫无可行, 便是乱说。凡日用之间, 动止语默皆是行处。”主张把“日用之间”“动止语默”都看成是道德实践, 把义理渗透到人们的每一个行动中, 要求在平凡中见伟大, 极高明而道中庸, 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展现道德的崇高。他还把有没有道德行动看作是检验道德认识和道德情感的标准。只有有了道德行动 (符合义理的行为) , 才能评判他的道德认识是深刻的, 道德情感是真诚的。比如没有善的行为, 就不能说他有高尚的道德认识。“善在那里, 自家却去行他, 行之久则与自家为一, 为一则得之在我, 未能行, 善自善, 我自我”。这种用道德行动来加深人们的道德认识, 以行动来考察人的道德品质的好坏的观点是可取的, 对我们今天的品德教育仍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其他学者普遍赞同道德教育是儒家教育思想的核心, 朱熹全部教育思想的精华亦集中于此。如朱熹曾说:“德行之于人大矣……士诚知用力于此, 则不唯可以修身, 而推之可以治人, 又可以及夫天下国家。故古之教者, 莫不以是为先。”就是说, 德行对人有重大意义, 不仅可以修身, 而且可以推而广之去治人、治国。因此, 这就是古代的教育者都把道德教育置于优先地位的一大原因。反之, 如果缺乏德行而单纯追求知识, 人就会像离群的“游骑”, 迷失方向, 而找不到归宿。

四、教学方式和读书方法思想

教育思想的实施, 必须有好的教育方法为依托。朱熹主张学习之法应当“循序渐进”。有的人读书性子急, 一打开书就匆匆忙忙朝前赶。朱熹批评他们像饿汉走进饭店, 见满桌大盘小碟, 饥不择食, 狼吞虎咽, 食而不知其味。究竟怎样读书呢?朱熹的方法是:“字求其训, 句索其旨, 未得乎前, 则不敢求其后, 未通乎此则不敢忘乎彼, 如是循序渐进, 则意志理明, 而无疏易凌躐之患矣。”是说要一个字一个字地弄明白它们的涵义, 一句话一句话地搞清楚它们的道理。前面还没搞懂, 就不要急着看后面的, 这样就不会有疏漏错误了。他还说:“学者观书, 病在只要向前, 不肯退步, 看愈抽前愈看得不分晓, 不若退步, 却看得审。”意思是读书要扎扎实实, 由浅入深, 循序渐进, 有时还要频频回顾, 以暂进的退步求得扎实的学问。

在教学方式上, 朱熹不是采取注入式, 而是采取启发式。讲话时少, 践履时多, 事事都用你自己体察, 自去涵养, 书用你自己去读, 道理用你去究索, 某自是做得个引路底人, 做得个证明人, 有疑难处同商量而己。而教师“只是做得个引路底人”。尤其是在学习问题上, 教师要采取与学生“商量”的平等态度, 强调自学为主, 除教师的引导外, 还要依靠学友辅助、切磋, “为学要自己着力, 然亦不可不资朋友之助”。学者相互“学”与“问”是非常重要的。

纵观朱熹的读书法, 可以发现它是一种知行并重的学习方法。几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沿用, 它是朱熹教学经验的精华, 它有很多地方类似和符合现代教育心理, 我们应当很好地重视、挖掘、继承, 以便弃其糟粕, 取之精华, 为我们今天读书、教学之使用。为提高教学质量, 启迪读书兴趣, 朱熹的读书方法是一把教育心理闪光的金钥匙, 可用来开启、指导读书的效益, 推动、激励人们读书的信心, 使之古为今用, 推陈出新, 永放异彩。

五、朱熹教育思想的评价与展望

1. 如何重新诠释、理解与评价朱熹, 是当代学者共同关注的问题。

美国夏威夷大学成中英教授以其独特的视角, 从朱熹与康德的比较之中作出了回答, 他认为把二者相比较最富有相互的启发性与开拓性。他指出, 若从现代本体哲学与纯粹理性眼光来看, 朱熹哲学与康德哲学一样, 建立了自己哲学的中心典范。但是, 二者同为承前启后, 方式却又大有不同。康德是用理性批判的方式重建理性的系统的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问题, 并开辟了人类思考与认识真实的新问题;朱熹则是用“超融”的方式吸收与整合北宋诸子, 建立哲学义理体系的。相应于康德, 朱熹开辟了一个超融本体论的思考。康德重视经验, 朱熹重视体验。但朱熹对理的理解上包含了缺失与其系统的不完备性。最后, 成中英教授指出, 朱熹哲学具有中国哲学体系化的架式, 他能兼分析与综合、主体与客体、知识与道德、部分与全体、体验与诠释、本体与方法为一体, 代表了一个走向广阔视域的超融智慧。

2. 对朱熹教育心性论思想的解读。

学界关于朱熹心性论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成果, 然而, 这种研究并没有形成系统, 如对其心性思想的来源问题往往一带而过, 对其心性思想的内在逻辑层次问题缺乏系统的梳理, 对其心性思想的影响与意义问题缺乏全面的了解, 等等。心性问题从广义来说, 属于存在问题, 那么它与现代西方的存在主义有何区别?与方兴未艾的现代西方心灵哲学研究可否相通?这种追问将有助于研究的深化。另外, 对朱熹心性论的研究应着眼于现代阐释与现代转换上。学术研究应该具有时代性, 我们研究以往的思想, 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现代精神文明与思想文化建设, 从这一点来看, 心性问题是一个既古老又年轻的课题, 说其古老, 是因为其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说其年轻, 是因为它又具有时代的活力, 对现代人的心性修养有可资借鉴之处, 关键是要从新的发展角度, 运用新的方法进行自身的现代重构。当然, 在研究的方法与范围上都应有所突破, 要结合现代心理学、心灵学、精神学、伦理学、认识论进行新的系统研究。

参考文献

[1]郑建光.朱熹德育思想浅论.四川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6,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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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孙利.朱熹心性学研究概述.中华文化论坛, 2003, (1) .

[6]李文.论朱熹的人性学说.重庆师院学报哲社版, 1996, (3) .

朱熹家庭教育思想 篇2

摘要：作为宋代理学代表人物的朱熹，从培养儒家正统的封建社会所需要的人才出发，提出一整套的教育内容与教育方法，虽然他的教育思想中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培养封建道德的消极内容已被历史所扬弃。然而，他把读书作为格物致知的主要途径，从自已的实践和前人的经验中总结出来的许多积极的因素值得我们重视与研究，对于我们今天的语文教育仍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

关键词: 朱熹 语文教育 目的原则

方法

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号晦庵。南宋时著名的理学家，一代儒宗。其学说在宋后数百年的封建社会思想界中占统治地位，极受推崇。而他作为教育家所取得的声誉和成就，可以与之相埒，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一章。

朱熹才学渊博,贯古通今,尤为难得的是,他教学极其认真负责,真正做到了孔子所谓的诲人不倦。“从游之士，迭诵所习，以质其疑。意有未谕，则委曲告之，而未尝倦；问有未切，则反复告知，而未尝隐。讲论经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一日不讲学，则惕然常以为忧。”（《宋元学案·晦翁学案》）。并且他在教育方面著述甚多, 是继孔子之后中国最有影响的教育家。他在继承孔子教育思想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虽然在当时特定社会环境下, 他教育实践的根本目的是保持封建社会的稳定, 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 但他在一生的教育实践中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教育理论, 其中很多方面对我们今天的语文教育事业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作用。我们可以结合 “博学之, 审问之, 慎思之, 明辨之，笃行之”来分析。

一、提出了明人伦教育目的

众所周知, 教育目的是一切教育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 对教育活动起着纲领性作用。古今中外有所建树的教育家无不明确地对教育目的进行阐释。在孔子提出的“学而优则仕”教育目的的基础上, 朱熹提出“明人伦”的教育目的, 他说：“古之圣王，设为学校，以教天下之人。„„必皆有以去其气质之偏，物欲之蔽，以复其性，以尽其伦而后已焉。”在朱熹看来，要克服“气质之偏”，革尽“物欲之蔽”，以恢复具有的善性，就必须“尽人伦”。所以，他强调“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伦也。庠、序、学、校皆以明此而已”。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也明确把上述五伦列为“教之目”，置于首位，指出“学者学此而已”。

把做“仁人”、“圣贤”作为教育的任务和最终目的。他认为教育的目的是通过传授修已治人之道，使之成为国家有用的人才，即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而语文教育则是实现这一改变的手段与途径。他以批判先秦以后到南宋时期学校所存在的弊端为出发点，精辟地指出“秦汉以来，圣学不传，儒者唯知章句训诂之为事，而不知复求圣人之意，以明夫性命道德之归”。而到了宋代，这种情况就更严重了，“太学者，但为声利之场，而掌其教者，不过取其善为科举之文„„师生相视漠然如行路之人，间相与言，亦未尝闻之以德行道艺之实，而月书季考者，又只以促其嗜利苟得，冒昧无耻之心，殊非国家所以立学教人之本意也”。因此他主张要恢复三代时优良的语文教育传统，要以“明人伦为本”，教人“德行道艺之实”，强调语文教育为当时的社会服务。

从教育的文道统一的观点来看，朱熹严厉抨击了当时以科举为目的的学校教育，他深刻地认识到教育不能仅以“章句训诂为业”而“不明道德之归”。语文教育是培养人的途径与手段，同时也是道德教育的途径与手段，而不仅仅是使学生“善为科举之文”。强调教育的思想性，是完全符合语文教育的规律的，尽管受历史条件和自身哲学观的制约，他强调的是封建的思想道德，但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来考查，无疑是正确的。今天，我们强调教育要为社会主义服务，也是从我们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出发的。当然，在他所在的时代，语文还未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还只能成为道德教育的工具，充其量也只是一门特殊的工具而已。

二、独到的教学原则

朱熹是我国古代罕见的重视实践、热心讲学长达四十余年之久的大教育家,他的教学经验十分丰富,他对教学论的各个领域(包括教学过程,教学原则、教学方法和读书方法等)几乎都有独到的建树。在教学原则上，他主要强调三方面。

1、格物致知，博通专精。朱熹继承了孔子的“君子博学于文”、“博学而笃志”和孟子的“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的教学原则，提倡博学。他从《大学》中提出了两个重要的实践性观念,即“格物”与“致知”并以这两个基本概念衍演出教学过程就是格物穷理以致知的过程。他认为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只有穷尽万物之理，才能达到天理通明。因此他主张天地万物之理，修己治人之方，皆所当学。这与我们今天所倡导的大语文教育在实质上是相同的，都把握住了语文学科教育内容的广泛性与语文能力训练的多渠道。但同时朱熹也认为博学应该博通专精，不可贪多“徒博”。不能“杂而无统”，而应博约结合。朱熹主张读书治学应当是“开阔中又著细密，宽缓中又著严谨。”反对贪多嚼不烂的坏学风，“读书贪多，最是大病”（卷一O四）“泛滥百书”而不化，“不知精于一”。所以他一再强调“惟专为能知其意而得其用；徒博则反苦于杂乱浅略而无所得。”因此博学应从约入博，由博返约。博是积累，约是贯通，博是约的基础，约是博的升华。两者必须紧密结合，学习活动应当是从约入博，由博返约这样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应做到博学与专精的辨证统一。

2、循序渐进，自强不息。朱熹提出“读书之法，当循序而有常。”首先他认为这是由知识本身的逻辑顺序决定的。在学习中，由于书本及其“篇章文句，首尾次第，亦各有序”，所以学习“不可乱也”、“未明于前，勿求于后”。学习的过程还应当根据知识的难易程度确定次序，由浅入深，由小及大。他说：“事有大小，理无大小，故教人有秩而不可躐等”。其次，朱熹认为语文教学要有个通盘的计划，周到的安排，教学进度要适当，要扎扎实实。“读书不可不先立程限。政如农功，如农之有畔，为学亦然。今之始学者，不知此理，初时甚锐，渐渐懒去，终至都不理会了，此只是当初不立程限之故。”他将教育分为小学、大学两个阶段，认为小学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圣贤坯璞”。这个阶段主要是识字、口语的教学以及基本的读书写字和口语交际习惯的培养。大学教育则是在坯璞的基础上“加光饰”，再进一步精雕细刻，把他们培养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才。这个阶段主要是通过四书五经学习文章的读写。最后，循序渐进也包括知识的积累和持之以恒的治学精神。他注解《论语》“譬如为山”时指出：“学者自强不息，则积小成多，中道而止，则前功尽弃”。

3、因材施教，有教无类。因材施教早在孔子时就被加以重视了，但是“因材施教”这个概念是由朱熹首次提出来的。朱熹称赞“孔子教人，各因其材”，同时他继承孔子的思想，并对之进行了发挥。认为教师要遵循教育者身心发展规律，实施有个性化的教育，才是造就人材的重要教育原则和方法。他看到了学生具有不同性格特点、兴趣爱好等心理特征，并认为教师要根据每个学生的特点，分别科目，进行不同的教育。朱熹经常面对很多学生，对各个学生的提问请教，他总根据不同的资质和水平的高低给予恰如其份的解答和点拨。这在《朱子语类》中多有记载。他注解《论语·先进》时曾说：“弟子因孔子之言，记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长，分为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于此可见。”另外一方面。在孔子“有教无类”的原则下，朱熹提出“小以成大，大以成大，无弃人也”的教育原则，虽然在南宋的社会条件下是难以实现的，但这种思想闪耀着民本和人道精神的光华，给后世先进的教育学以无穷的启示。

三、丰富而科学的教学方法

朱熹的教学方法多种多样，富于科学性，很受学生欢迎。洋洋一百四十卷的朱子语录一书便是他的学生们记载下来的他数十年主要教学活动的实录，从中可以充分领略他的教学方法。他的这些教学活动中不仅反映了他独到的教学方法，也体现出了他精辟的教学理念和理学思想。这些方法归纳起来主要的有以下几种。

1、“学贵知疑”。朱熹说：“读书始读，未知有疑，其实则渐渐有疑，中则节节是疑，过了这一番后，疑渐渐解，以致融会贯通却无所疑，方始是学。” 学习实际上就是一个“无疑――有疑――无疑”的过程。“学贵知疑”。“疑”既是积极思维的表现，又是探索问题的动因。朱熹对“疑”的作用评价很高，把学习上的设疑、质疑、引疑看作是教学的重要方法，是启发学生自己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的重要步骤。因此老师在语文教学中要注意引导学生“生疑”。这个“疑”的角度自然是多方面的，不宜机械理解。能就课文中的某一点提出问题，不管这问题是属于课文本身的还是属于前人成说、老师讲授内容的；是属于字词的还是义理的，只要所提的问题中有一点自己的见解或是有一点值得解答探讨的价值，都是“生疑”的表现。“生疑”不能凭空杜撰，它必须建立在对所学对象的深入理解的基础上。同时生疑并不只是要求学生只是在别人提出问题后才去思考，而是在老师所创造发现问题的条件下，能自己设立疑问，去进行积极思考，“疑”才会成为深入学习的起点。可以互相诘难，也可独立思考。朱熹说：“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无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 “生疑”的最终目的是为了“释疑”，学生产生了疑问，要解开它，就要动脑、动口、动手，主动地从疑团中抽出头绪。不要将现成的结论塞给学生，多让学生自己学习。他告诉学生，“某此间讲说时少，践履时多，事事都用你自去究索，某只是做个引路底人，做个证明底人，有疑难处，同商量而已”。

这样才能使学生勇于思考，发现问题，不放过每一节的疑点，敢于发表独特的见解，并进行积极的致密的思考，反复推敲，以抓住问题的关键，最后找出问题的答案，从而达到无疑。

2、熟读精思。熟读精思,学思结合的方法是朱熹对学生不厌其烦耳提面命反复强调的：“大抵读书先须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之于吾之口；继之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之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耳。”只有熟读精思，才能对文章把握得深透，才能准确牢固地记忆具体说,又可分为两个方面。首先,朱熹认为读书不必贪多,关键是要读得精熟,读一篇,读一本,就须吃深吃透,真正烂熟于心。“读书不可贪多,且要精熟.如今日看得一板,且看半板,将那精力来更看前半板。两边如此,方看得熟。”即每日留出一半精力去复习前日所读的课文,以求精熟。要读熟记熟,一是要反复读,二是要在读的过程中加强理解。反复阅读能加深记忆,加强理解不仅同样能加深记忆,而且更使读书确有所获。其次, “读”要与“思”紧密结合,这才是正确的学习方法。朱熹十分强调思维在认识中的重要作用。他说：“学者理会道理,当深沉潜思。”又说:“直须反复推究研穷。行也思量，坐也思量；早上思量不得，晚间又把出思量；晚间思量不得，明日又思量。如此岂有不得的道理？”这个说法当然不能算朱氏的发明，孔子早就将过了，但朱熹有其个人的发挥。他的观点:“读”就是学；学就是读，而思,则不能直接视为“学”,只可算是“学”的一种催化剂，“学”的辅助手段。两者虽然相辅相成却不能混为一谈。“熟读精思”的教学法在今天的语文教学中仍不失为一条行之有效的方法。

3、知行结合。朱熹主张切已体察、学以致用，他重视知的作用，“论先后，知为先。”“义理不明，如何践履？”同时他也强调行的重要性，“论轻重，行为重。”“学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实。” 但二者也是紧密结合, 缺一不可的。“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他要求学习不要停留在问、思、辨等内部活动上，主张要用已获得的知识指导自己的行动，学习活动是知与行相互依、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过程。要使学习获得如期效果，就必须处理好学习中知与行的关系。学习的目的全在于就用，认知的目的在于行。“学者读书，须要将圣贤语言，体之于身。如克已复礼，如出门如见大宾等事，须就自家身上体复：我实能克已复礼，主敬行恕否？件件如此，方有益。”因此语文学习应当“从容乎文义句读之间，而体验乎操存践履之实，然后心静理明，渐见意味。否则虽广求博取，是诵五车，亦奚益于学哉！” 同时从知识到能力的转化需要一个反复实践的过程，主体借助已有的知识去获取新的知识，新的知识只有纳入主体的旧有的知识体系中去，才能被理解，这种理解还是浅层次的；而理解并不是终极目的，主体还必须将所理解的知识尽可能地运用到社会实践中去，不断的丰富与完善，以求更高层次的理解，更好的运用，这个过程是没有终点的，每读一遍《红楼梦》，我们都有更新更深的感受。从这个意义上说，朱熹这种“切已体察、学以致用”的学习方法是值得我们深入地研究与运用的。

朱熹的语文教育思想当然并非尽善尽美，其中也有不少封建思想。但是像上述的那些教学的目的、原则和方法，即使是对今天的语言教学，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借鉴作用。至于他的严谨信真的教学态度、孜孜不倦的敬业精神，那是足可成为我们今天的语文教育工作者们应该效法的楷模。

参考书目：

朱熹家庭教育思想 篇3

朱熹(1130年—1200年),字元晦,号晦庵,晚年又号晦翁、云古老人等。祖籍安徽婺源(今属江西省),生于福建,长于福建。朱熹不仅在哲学、经济、科学等领域建树辉煌,独领风骚,而且还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一位著名的教育家。朱熹热衷于教育事业,他的一生都与教育活动分不开,他在长期的教学实践和诗歌创作中形成的教育思想,大大地丰富了我国古代教育的宝库,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有评论者言,在中国教育史上,朱熹是继孔子之后的第二个最有影响力的杰出教育实践家和思想家。研究朱熹的教育思想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古代教育的发展情况,更重要的是可从中挖掘出对当代教育有价值的思想,指导语文教学,为新课改下的语文教育更好地服务。笔者认为,在当代深化语文教育的改革中,朱熹语文教育思想仍有以下三点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一、启发诱导,释放语文学习原动力

朱熹《小学集注》说:“教人未见意趣,必不乐学。”①朱熹认为,兴趣对学习有着重要的意义,学生的兴趣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有了学习兴趣,学生才会积极主动地投入到学习中去。教师如果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就会导致学生出现厌学情绪。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没有兴趣,没有内驱力,学习就没有效果。可见,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是语文教学的一个重要方面。那么,如何恰当地挖掘学生的本能,引导学生发挥他们的能动性,让他们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体,真正释放他们来自于内心的学习语文的原动力呢?朱熹认为,贯彻启发诱导的教学原则是关键,因为它既能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又能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主动性。朱熹在注释《论语》中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时说:“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②“愤”和“悱”实是学生进入积极思维状态前的一种短暂的“空白”心理状态,目的是唤起学生强烈的求知欲,进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教学中,教师能否调动学生的主动性,使其处于“愤”、“悱”的状态,具体表现为能否发现或提出疑问。朱熹认为疑问越多,进步就越快、越大,“大疑则可大进”③。朱熹认为,要想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就要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主动性,就要善于激发学生的疑问,调动学生开动脑筋、勤于思索、积极思维。他说:“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④使无疑者有疑,使有疑者无疑,正是启发诱导教学的奥妙所在。朱熹认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虽然占有重要地位,但终不能代替学生的作用。教师只是做一个“引路人”,“某此间讲说时少,践履时多,事事都用你自去究索,某只是做个引路底人,做个证明底人,有疑难处,同商量而已。”⑤他特别强调,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做学问要靠学生自己,应该让他们把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放在自学、践履上;当他们有疑问时,教师应与他们一起商量,给他们作引路人和证明人。他说:“读书是自家读书,为学是自家为学。”⑥教师不做填鸭人,不要将现成的结论硬塞硬灌给学生,尽量少讲,多让学生践履、体察、思索、消化。这样才能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让学生有更多自由的思考与想象空间,培养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与信心。

朱熹的启发诱导式教学强调师生间的平等合作,重视学生主体性的发挥,其思想内涵与今天语文新课标所提倡的理念是相一致的。现行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最引人注目的理念之一就是积极提倡学生学习方式的改变,即要把“单一、被动、接受”的学习方式转变为“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在教育改革的今天,我们应认识到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是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双边活动,师生之间不单纯是知识的传授,学生不是一个需要填满的罐子,而是一颗需要点燃的火种。教师要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教师的主导作用与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结合起来。要想提高语文课堂的教学效率,首先必须提高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学生的学习兴趣不仅能转化为学习动力,而且也能促进学生智力的发展,达到提高学习效果的目的。兴趣是最好的学习原动力,培养了语文兴趣就是释放了语文学习原动力。

学生学习,兴趣为先。魏书生说:“兴趣像柴,可以点燃也可以捣毁,有的教师只能捣毁兴趣。”《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也指出:“学生是语文学习的主人,语文教学应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⑦学生语文素养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其语文学习兴趣。只要教师能正视学生的实际,结合学生的认知特点,重视培养、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学生们就一定会越来越喜欢语文,从而释放出其学习语文的原动力。

二、书声琅琅,课文不厌百回读

朱熹关于读书的认识颇多,后人多知其影响深远的“朱子读书法”。其实朱熹早已有论述,主张要多读书,强调朗诵的重要性。朱熹很推崇“古人读书,亦记遍数”的做法,认为“百遍时自是强五十遍时,二百遍自是强一百遍时”,“遍数读够了,未能成诵,要读至成诵;若已成诵,但遍数不够,仍要读够遍数。”⑧他还要求读书必须逐字逐句透彻理解,深入体会,反复揣摩。他认为“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只是要多诵遍数,自然上口,久远不忘。”⑨显然, 朱熹把诵读当作一种重要的阅读方法加以推介。他很赞赏古人关于“读书百遍,其义自见”的说法,他认为“谓读得熟,则不待其说,自晓其义也”。⑩朱熹这些关于熟读精思的论述,同苏东坡所说“故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的观点一样,都是深有体会的经验之谈。

朱熹的“读书切忌在慌忙,涵泳功夫兴味长”{11}一语道破了读书特别是咏诵文章的奥妙。他认为:“学者读书,须要敛身正坐,缓视微吟,虚心涵泳,切己省察”, 不要“贪多务广,终日勤劳,不得休息,而意绪匆匆,常若有所奔走追逐,而无从容涵泳之乐”{12}。朱熹认为“涵泳”是以虚静的接受心理为先决条件的,最强调的是接受者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到作品的意境中。读者只有忘我地投入到作品中,完全与作品融为一体后,深入地体察与玩味,才能感受和领悟作品的妙处。朱熹把这生动地比喻为“须踏翻了船,通身在那水中,方看得出。”{13}而朱熹认为“涵泳”的解读方法和途径是读者对作品的有声“讽诵”和“熟读”。朱熹强调“讽诵”和“熟读”是最终获得对作品深层情趣和韵味的领悟和把握,对此,他有过精彩的论述:“读《诗》,惟是讽诵之功”,“大凡读书,多在讽诵中见义理,况诗又全在讽诵之功。所谓清庙之瑟,一唱而三叹,一人唱之,三人和之,方有意思。又如今诗曲,若只读过,也无意思,须是歌起来方见好处。”{14}古人也常说“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可见古代私塾教育是非常重视“讽诵”和“熟读”的。

朱熹不仅要求读书要“成诵”,还要求在成诵的基础上反复诵读,而且是遍数越多越好。有研究者批评他这种“读书百遍,其义自见”的机械读书法,但是,我们常说语文学习须“要死要活”,在精读方面尤其是在中小学阶段的确非常需要这种“死”,这样才能积累丰富的材料,而目前我们语文教学中“半死不活”、“走马观花”的读书方法是不利于语文学习的。

在新课改背景下的今天,《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明确指出:“各个学段的阅读教学都要重视朗读和默读。”{15}可见诵读在今天的语文学习中依然重要。语文教学的根本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而读是写的基础。人们常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朗诵教学是语文课堂教学中不可或缺的一种教学手段,要鼓励学生多诵读,在诵读实践中积累语感,加深体验。但由于没有很好地贯彻这一精神,或落实不到位,在实际教学中,大多数教师还是停留在讲得多、读得少的层次上,把意蕴深厚的语文课上成“析题课”,课堂上几无琅琅书声,这不能不说是语文教改的一大缺憾。笔者认为,在新课改中为了提高语文教学质量,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更应该提倡诵读。诵读是我国语文教学的优良传统,语文课必须回到以“诵读”为主的教学模式上来。当然,前提是我们的语文教师要把握好语文课程特点,这样才能在新教育理念的指导下继续发扬光大诵读的优良教学传统,让诵读在当代语文教育中焕发出新的活力。

书声琅琅,声震屋宇,“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使其意皆出于吾之心”{16}。书声琅琅应该是学校的特征,也是语文教育最基本、最有效的方法。我们应当在新的阅读理念下,让诵读这道古老而又美丽的风景线返璞归真。

三、开源导流,轻松作文

朱熹《观书有感》其一:“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17}在这首诗里作者自问自答:这池水为什么这么清澈呢?因为有源头活水不断地补充进来,才使得它这么清澈。朱熹的这首哲理诗对于今天新课程理念下的作文教学依然意义深远。它形象地说明了“源”与“流”的关系。如果把作文教学比作一条河流,那积累就是开源。开源,才能泼流。《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中曾多次提到积累。新课标高中语文课程,无论是必修,还是选修;无论是阅读鉴赏,还是表达交流,都少不了这一基础环节。可以说,积累在语文学习中占有根本性、决定性的地位。古语“积学以储宝,厚积以薄发”说的正是这个道理。离开了积累,写作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但如何积累这源源不断的活水呢?朱熹《观书有感》其二云:“昨夜江边春水生,艨艟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18}朱熹并没有讲读书有多大好处的道理,而是形象生动地描绘了一个场景,说明读书多了,知识丰富了,就能自由自在地做事行笔。作文犹如行船,读书就像春水东流。读书越多,知识越丰厚,积累越广博,智慧就越圆通周密,那么,写起文章来就越自在、越轻松,就能“中流自在行”,就能左右逢源、游刃有余了。可见,大量的阅读积累是写作的一大源头活水。朱熹一生学富五车,写下好文章无数,是因为总有像活水一样的书中新知,在源源不断地给他补充营养。他说:“读得熟,则不解说自晓其义也。”“大凡读书,须是熟读,熟读后了自精熟,精熟后理自见得。”{19}言外之意就是,文章读得非常熟了,就将其融入到自己的大脑里,不必分析也能懂得它的意思。这样写起作文来,心里想说什么,笔下就写什么,精美的词句随笔而出,像泉水一样不断涌出来。张志公也说:“只有多读,仔细认真地读,才能保证打好写的基础。”{20}培养学生热爱读书的习惯,使其浸润在书香之中,采摘前人思想的果实,潜移默化,则其作文素质必能有所提高。

写好作文的另一大新鲜活水来源于生活。作文写作必须避免读死书,只在纸面上做功夫,而要切己体察,学以致用。作文教学要密切联系生活。朱熹说:“读书不可只在纸上求义理,须反来就自家身上推究。秦汉以后,无人说到,此亦只是一向去书册上求,不就自家身上理会。”{21}读书要联系实际,写作离不开生活。有实践才会有生活体验,有生活经历才会有作品。生活是写作的源泉,离开了生活,作文就失去了它的价值。要想学好作文就得把作文与生活紧密结合,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失去生活之“源”,作文之“流”同样会渐渐枯竭,语文教师应该鼓励学生打开自己的“生活源头活水”。语文课程标准明确要求要加强写作与生活的联系,重观察、重思考、重真情实感,重在激发学生练笔的兴趣。《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对写作教学提出了“应贴近学生实际,让学生易于动笔,乐于表达,应引导学生关注现实,热爱生活,表达真情实感”的要求。{22}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朱熹的教育思想中确有不少合理的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朱熹对受教育者身心发展规律的认识和对人类认识过程的直观理解,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人类认识的某些普遍规律。当然,朱熹的教育思想是为封建教育服务的,因此我们不能采用一刀切的方法评价,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用于指导当代语文教育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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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16}{17}{18}[宋]朱熹:《朱文公文集》。

②⑧[宋]朱熹:《朱子大全》。

③[宋]朱熹:《晦翁学案》。

④⑩{21}[宋]朱熹:《学规类编》。

⑤⑥{11}{12}{13}{14}{19}[宋]朱熹:《朱子语类》。

⑦{15}{22}教育部:《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⑨[宋]朱熹:《朱子童蒙须知》。

{20}张志公:《张志公语文教育论集》,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朱熹家庭教育思想 篇4

关键词：儒家文化,教育思想,道德教育,明天理,灭人欲

一、朱熹的生平简介

朱熹 (1130—1200) 字元晦, 一字仲晦, 号晦庵、晦翁、考亭先生、云谷老人、沧洲病叟、逆翁。汉族, 祖籍南宋江南东路徽州府婺源县 (今江西省婺源) , 出生于南剑州尤溪。朱熹出生于文化世家, 其父名曰朱宋, 师从北宋理学奠基者程颢、程颐兄弟的弟子罗从彦。在从小其父对他的教育中就灌输以“二程”的思想。而朱熹自幼好学, 具有强烈的求知欲望。其八岁起就开始通读儒家学说的各种经典典籍。受其教育的影响, 朱熹对孔子备加崇敬, 他对孔子赞赏有加。“天不生仲尼, 万古如长夜”, 他赞扬孔子是如是说的。

朱熹自小聪慧好学, 18岁中举人, 19岁登进士, 69岁罢官回乡。在其仕途的50年来, 开展讲学活动40余年, 在其出任地方官员的五次做官期间, 大力从事教学事业。大力提倡开办州学、县学以及学院。在其24岁任职福建同安县主簿期间, 就开办过县学。在其任知南康军期间, 重建白鹿洞书院并参与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学规同时还积极地亲自投身于讲课活动, 可以说对现在白鹿书院的文化地位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后又修建武夷精舍, 招收收了大量的门徒, 借此来传播理学。到其61岁高龄在湖南潭州做官之时, 依然坚持提倡开办州学、县学, 随后又主持修复岳麓书院并大力开展讲学活动。《朱子年谱》上有云:先生穷日之力, 治郡事甚劳, 夜则与诸生讲论, 随问而答, 略五倦色, 多训以切己务实, 毋厌卑近, 而慕高远, 恳恻至到, 闻着感动。对当时讲学活动开展的规模史料是用“座不能容”来加以形容。

朱熹一生积极投身于教学活动, 长年开办讲学, 且上至帝师。至其71岁病逝, 其教学活动一直持续, 其一生的教学生涯为他在教学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同时他还亲自编写教科书, 还经常注释儒家经典典籍引之为教学用书。其一生所著颇多, 达七八十之多, 其中流传较广的有《朱子语录》、《四书集注》、《楚辞集注》、《诗集注》、《通鉴纲目》、《梅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等。朱熹所著书籍对中国儒家文化的发展影响极为巨大。《鉴略要注》对朱熹作出了这样的评价:“四方仰之如泰山北斗, 至谓天下第一人”。

二、朱熹的教育思想

朱熹被誉为孔子、孟子外最伟大的弘扬儒学的大师, 其一生的教学生涯、教育教学实践也为其在弘扬儒学的理论基础上提供了大量宝贵的实践经验。其教学思想也对儒家文化的发展有着堪比孔孟之道的影响。

1. 朱熹教育思想中对教育作用的定义。

在朱熹看来, 教育的作用是在于它能改变人的气质。朱熹认为“为学乃变化气质耳”。同时他认为人的气质是因人而异的, 气质有清有浊, 又可以分为善与不善。而教育的意义就在于将气质中的“浊”变为“清”, 将“不善”驯化成“善”。通过教育以此来达到正化受教者的气质, 而从凸显教育的意义[1]。

2. 朱熹教育思想中对教育目的的定义。

朱熹还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明天理, 灭人欲”。朱熹有言为“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 方始是学”。在朱熹的教育思想里面, 教育的目的就是让受教者摒弃个人的各种欲望, 一心为学以究天理。通过教育来培养一言一行都符合封建统治、封建社会伦理的规定和要求的贤人, 进而通过教育来培养出符合儒家文化中所推崇的圣贤。

3. 朱熹教育思想中的核心内容。

朱熹是儒家文化中的可以比肩孔孟的大儒, 而儒家文化教育的核心在于道德教育。故而朱熹教育思想核心也体现在道德教育上。在他讲学的过程中, 教育学生多以孔子的“汝为君子儒, 无为小人儒”这句话。正因为其教育思想的核心在于道德教育, 所以他对“学圣贤之理, 为市井之行”的这种行为表示坚决的反对。他认为小人与君子之分就在于此, 虽然只是说差之以毫厘, 但是在其教育思想中却是缪之以千里。朱熹在道德教育同时也注重端正读书人的学风, 要求摆正学习的目的。在当时的社会中, 读书人中广泛地存在着这样一种想法, 即读书是为了科举而读。通过读书来让自己在科举中博取功名, 从而得到朝廷之用, 来满足自己追求权力与利益的欲望。对于此, 朱熹是坚决反对的, 他认为儒家文化中所提出的“修身, 治国, 平天下”才应该是读书人的追求, 同时他还认为读书人只有做到“修身, 治国, 平天下”, 方能得到朝廷的重用。这样的思想同时也与他“明天理, 灭人欲”的思想紧密相结合。朱熹的教育思想中始终将道德教育摆在第一位, 可以说他关于道德教育的思想是具有时代性意义的。

4. 朱熹教育思想中关于教育模式的内容。

关于教育的模式方面, 朱熹的教育思想中也有明确的定义。他认为古代圣王在教育上设小学、大学是具有不同教育目的的。他主张小学教育中以“教之以事”为主。例如封建社会要求的“礼乐射御书数, 及孝悌忠信之事”的教育就应该在小学的教育中完成。而大学教育的主要目的则是“穷其理”, 也就是说发掘和探究事物的道理, 是大学教育的主要内容。

5. 朱熹教育思想中关于儿童教育的内容。

而在封建文化中难能可贵的是朱熹在其教育思想中特别重视儿童的教育, 在朱熹看来, 儿童的教育是一个读书人教育的根本, 是一个奠基的过程。在朱熹的教育思想中对儿童的德育有着相当高程度的重视。他认为自小就对儿童的教育中, 儒家文化中的道德伦理观的施教, 对儿童一生的影响都是巨大的, 而且儿童在小学的学习中必须要掌握“洒扫应对进退之节, 爱亲敬畏隆师之道”[2]1。朱熹也为儿童教育作出了大量的努力, 首先由于他本人推崇儒家理学, 所以在儿童教学中, 朱熹觉得儒家文化中的经典典籍应该最基本的教学内容。再者因为朱熹一生的文化积淀, 他为儿童教育亲自编写了大量的儿童读物。例如《小学》、《四书集注》、《易学启蒙》和《论语训蒙口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四书集注》和《小学》在宋末到元明清期间的六七百个春秋中都为封建统治者奉为最正统、最经典的小学教材。可以说朱熹对儿童教学的重视填补了在宋之前儿童教育体制的缺失, 完善了中国教育的制度。

6. 朱熹教育思想的集中体现。

朱熹的教学思想中无论是对小学教育还是大学教育, 对儒家思想的弘扬都是放在首位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中朱熹拟定的道德教育规范就有:“五教之日:父子有亲, 君臣有义, 夫妇有别, 长幼有序, 朋友有信”。“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处事之要:正其义, 不谋其利, 明其德, 不计其功”。“接物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行有不得, 反求诸己”。在《德业相劝》中朱熹又提到:“德谓见善必行, 闻过必改。能治其身, 能治其家, 能事父兄, 能教子弟, 能御童仆, 能肃政教, 能事长上, 能睦亲故, 能择交游, 能守廉介, 能广施惠, 能受寄托, 能救患难。能导人为善, 能规人过失, 能为人谋事, 能为众集事。能解斗争, 能决是非。能兴利除害, 能居官举职”。虽然说朱熹在对读书人道德教育中提出的以上要求是在培养一个符合封建社会要求的完美型人才, 但是这些要求无一不是儒家文化中对读书人的要求[3]2。

现在很多人对朱子思想的了解都建立在其“明天理, 灭人欲”的理论体系中。可以说这句话也是朱熹儒家理学教育思想的核心体系。朱熹的教育中始终是在强调读书人在受教育的过程中要克制甚至是摒除个人欲望, 将读书学习的目的从个人的利益上转变到探知追求天理上来。对于读书人走上仕途中这点的教育是至关重要的, 他与儒家文化高度一致的强调读书人做官要为民为朝廷利益为重, 摒弃个人的欲望, 从而保证朝廷吏治的清廉与人民的安居乐业。可以说是朱熹的教育思想的集中表现就是中华儒家文化对教育的要求, 是对儒家文化中教学思想的理论要求的一次极大的丰富。

三、朱熹教育思想的现代意义

纵观朱熹的教育思想的完整体系, 都是围绕道德教育来展开的。朱熹教育思想强调的是对受教者内在素质的培养, 而这一点在于现代社会的教育是具有极大的借鉴作用。

1. 现代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现代教育模式, 虽说不如封建时代的科举制度那样腐朽地限制人的发展, 但是现代教育模式却是以应试教育模式为主, 在这种应试教育模式下培养出的学生在受教育的过程中就是以考试考高分为目的, 在长期的目的性学习氛围下, 潜移默化地就会形成一种带有功利性的学习心理。而学校方面在这个注重数据的教育氛围下, 为了提升自己学校的升学率而进行一种针对主要考试科目的盲目性“填鸭式”教育, 对学生的道德教育忽视甚至完全无视。对于教育部要求开设的道德教育课程以及其他艺术学科采取一种形式型的应付, 对这些课程的教学也采取自习或者替换的方式, 使这些课程的教学完全落不到实处, 从而教育的结果是产生了一大批只会考试, 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家”。

2. 朱熹教育思想对现代教育的借鉴作用。

朱熹的教育思想针对当今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可以说是有对症下药的运用。在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 教育的意义不仅仅如封建社会一样只是选拔官员, 可以说各行各业的顶尖人才以及技术文化的香火相传都是通过教育来实现的。现代教育的意义远比封建时代重大, 所以社会对现在教育提出的要求就更高。教育培养人不仅仅是传授他们知识, 其道德培养以及内在素质的培养也是不可忽略的, 甚至更重于知识的培养。不成人何以成才?朱熹早在八百多年前的教育思想中就提到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教导知识, 更是要教会学生如何学习知识。授之以“鱼”的同时也授之以“渔”。以朱熹的教育思想, 将之与当代教育模式中存在的问题有机地产生反映, 并以此来总结经验, 深化我们教育模式的改革可以说是一条能解决当代教育问题的光明大道。

朱熹作为中国儒家文化中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 其教育思想不仅仅是在其生活的时代具有跨时代的意义, 同时也不只是适用现代教育, 我相信它在世界各地的教育乃至今后的数千年的教育发展都是有指导性的意义的。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也就因此而充分体现, 朱熹的教育思想可以说是经过时光筛选之后而遗留的中国璀璨文化中最灿烂的一部分。

参考文献

[1]肖雄杰.朱熹语文教育思想研究[D].贵州师范大学, 2003.

[2]汤源生.开拓朱熹哲学研究新领域[N].福建日报, 2002—10—5.

朱熹《大学章句》思想辨析 篇5

本文主要涉及以下问题：朱熹《大学章句》的文本来源处、其基本内涵、其理论根源的分析、其理论困境的分析和批判。其源头，《大学》本于《礼记》，原为儒家礼意之理论说明；其基本内涵，解说者可谓汗牛充栋，不出“修养功夫”、“内圣外王”之道，本文主要涉及“格物致知”和“新民”之意；其理论根源之分析，从制度文化条件和思想逻辑条件两方面展开；其理论困境的分析和批判，从朱熹《大学章句》思想中“明明德”和“新民”的理论困境的分析入手，提出一些有益时人的解释。

一、朱熹《大学章句》的文本来源

《大学》本是《礼记》第四十二篇。《礼记》是战国至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说明《仪礼》的文章选集，由戴圣编订成书于西汉宣元之时，后称《小戴礼记》。《大学》在《礼记》中被后人列入通论或学术类中，主要解释儒家礼仪之内在意义和治世之功。此处可参看李方泽《朱熹对〈大学〉主旨的改造和诠释》一文，论述甚详。1此处不再赘述。

朱熹一扭《礼记·大学》的章句，分出三纲八目、一经十传，重新编排了文本次序，查漏补缺，其中以补《格物致知传》一段为大功，最终而成《大学章句》。陈来《朱子哲学研究》的《大学章句》一节又详细论述之，可供参考。2朱熹之功，在于把儒家传统文献中有关“礼意”之一篇议论文章转而成为儒家心性修治之哲学纲领，从而赋予了形而上的心性论价值，以及认识论、政治学价值。

二、朱熹《大学章句》的基本内涵

朱熹对《大学》原文大动干戈，分出经传，调动原文，以传来解经，条分缕析，不可谓用心不良苦。成书之后，《大学》就有了纲目，所谓“三纲八目”就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为三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八目。”《大学》本身提供给儒家知识分子一条从修养自身到掌握权力的理论程序，而朱熹则要为这一套程序做一番学理上的、逻辑上的合法性认证。

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有个一脉相承的关系，那就是道德关系贯穿在个人、社会的整个过程中，对于个人可称为修德，对于社会可称为礼治。朱熹所谓“国家化民成俗之意，学者修己治人之方”，也其暗涵着的意味是：个人无可逃避地生存于既定的（夫子、夫妇、兄弟、君臣）社会伦理关系中，而种种社会伦理关系并非出于后天创造，而是源自个人内在的道德本性。个人所能达到的最高价值，即止于至善，就是通过艰难的道德修养来实现在种种社会关系中的完满和谐并达到有效的社会治理。

朱熹《大学章句》的核心在 “新民”的提法和“格物致知”之新说。

“亲民”作“新民”解，源自程颐。朱熹赞同此说。而他分出经传，以传解经，将后文“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作新民”的说法来确证这一解释。从理论上看，“新民”之说与朱熹“天理心性”观是一致的，即要求克服气禀污染，复其天理本性，明明德是自我复其性，新民是教化民众使其复性。所以，“新民”说更注重道德教化，即圣贤君子对于庶民担当礼仪风俗教化责任的自觉。自然，“新民”说未尝没有争议，后来王阳明坚持用《大学》之古文，用“亲民”来解“亲民”，兼教养意，即强调圣贤君王对民负有完全责任，而不仅仅是教化一条，还有养育之责。况且，新民是民自新，而不能使其新。这是阳明心学之极大特色。此处可参考石福祈《从“新民”“亲民”看朱王之别》3，南怀瑾《原本大学微言》中也反对朱熹篡改愿意，改“亲”为“新”，其说虽简陋，但也颇含深意：民是否要时时更新，是值得存疑的？无论如何，“新民”说都是朱熹思想之发光处，要特别注意。12李方泽《朱熹对〈大学〉主旨的改造和诠释》安徽大学学报，2006年3月，第三十卷，第2期 陈来《朱子哲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9，页278-284页 3石福祈《从“新民”“亲民”看朱王之别》甘肃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125-128 朱熹补《格物致知传》，发明新意，成为其思想之关键处。朱熹如此解释“格物致知”，“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4朱熹之格物致知，就是穷究事物之理，推广自身知识至极。外在上说，这是朱熹有意识同佛老反观内证的工夫论区别。内在上说，这符合了朱熹一贯之理气心性观，主张万物有理，人心有灵，能知万理。格物致知，即指求学之人充分发挥自身能动力量去认识万物之理的过程。落实了讲，这一过程不是科学实验的过程，不是发明创造的过程，而是一个自觉参与社会关系、塑造社会角色的过程，所谓“或考之事为之著，或察之虑念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讲论之际„„”5是也，这一过程所能达到的功夫效果就是认同社会关系、熟悉人情世故、熟练社会事务与实际工作，从而避免空谈心性造成的流弊。而朱熹所谓“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而无不明”是格物致知的最大功效，即达到成熟而完满的道德认识。这个结果是朱熹自信满满得出的，但却不能不受到后人的怀疑。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新编》6中批评朱熹补《格物致知传》有理论上不通和实践上不通的地方。从理论上，“精神境界”和“具体知识”、“为学”与“为道”是两回事，增进知识开不出“全体大用”。从实践上，格物致知也不能带来“豁然贯通”之境。如果朱熹自我辩解说所谓“致知”并非是增长具体知识，而就是涵养道德理性，那冯友兰的批评就有些主观了。而如王阳明讲“格物致知”，以“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也”训“格物”，以“致吾心之良知者”训“致知”。此种看法最见道德理性之自明而不带外求。实则，朱子阳明各有侧重而指向为一，那就是道德修养需要一个充分自觉的道德理性认识为基础。朱子不过更强调在日用实行中“豁然贯通”来认识人性本体，而阳明更强调在反观自省中领悟其人性本体。这人性本体即包含仁义礼智之道德理性。

陈来《论朱熹〈大学章句〉的解释特点》7中详细解释了格物致知和诚意的涵义，并特别强调朱熹突出心性工夫的特色。同时，陈来总结了朱熹《大学或问》的主要观点，即以“明德”为中心，以理气观为理论背景，以圣贤能复其明德、全其本体而又能恻然救万民于陷溺之中，实现新民治平之功业。

这是朱熹《大学章句》基本内涵的概貌，详细问题要留待第三章节叙述。

三、朱熹《大学章句》理论根源分析

陈来《朱子哲学研究》引言中简单扼要地论述了朱熹思想源头的宏观方面。从物质历史条件上说，以土地出租为主要经济形式的农业经济形态，政治上的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高度发展，文官体制和科举制度的成熟都是朱熹思想得以成熟完善的物质历史条件。而更重要的一方面是思想条件，即“恩格斯所强调的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也就是朱熹从前代各家学者那里吸收借鉴而发展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此笼统解释必须要切入《大学章句》文本当中，才能识其真面目。

从“明明德”到“新民”理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家国同构的宗法制度和中央集权制。所谓“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是也。显然，先秦儒家自孔子起就很好的保留了对西周宗法制的继承和对传统人伦关系的理论化完善。之后出于正统君主权力的合法性构建以及历代统治者的认同，使得这种家国同构的一致性理论更加完善。一个家族中的读书人的人格理想通过科举取士、加官进爵、光宗耀祖的路径来实现。而在这个过程中，“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8，任何一个处在儒家文化传统中的人都要被这些人伦风俗所教化，并达到对宗法社会的身份认同。稳定的小农经济形态决定了稳定的有序差的社会关系，稳定的社会关系塑造了 45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页4 陈来《宋明理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页1 41 6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下卷，人民出版社2003.1，页199-200 7陈来《论朱熹〈大学章句〉的解释特点》，文史哲，2007年第二期，页103-111 8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页1 儒家文化笼罩下的理想人格和传统礼俗。

除了以上这种“自然而然”形成的社会关系，儒家学者在历史中自觉地树立起作为家、国负责人的主体性和道德法则的执行者的高度责任意识。这是《大学章句》所发展和完善的儒家道德政治理想的最直接原因。所谓“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9《大学》所要实现的主体便是“古之欲明明德者”，也就是所谓的君子、圣贤。具体而言，包括正统权力的继承者（君）、权力分配下的执行者（臣）、民间家族中优秀的读书人。显然，朱熹以第三种身份成为《大学》义理的阐释者，因而也具有了参与国家权力分配的资格，所以，《大学章句序》所述三代历史未必属实，但却恰好反应了朱熹有意识地为平民儒家知识分子争取理论上进学入仕的努力，尽管庶民参与权力分配春秋战国已有的事情，但此种理论论证是儒家特别强调的，而朱熹无疑是集大成者。

因此，朱熹通过《大学章句》所做的贡献便是理论化和系统化地建构了这样一个由家到国、由明明德到新民的进学之路。朱熹所做的努力包含着人类自觉地两种力量：求真和权力。前者在于儒家学者都有着普遍的真理性诉求，那就是对于普遍人性的孜孜以求，从孔子洞见性地发出“性相近”的追问一直到宋儒从宇宙本体出发为人之道德常性寻找终极本原，这种“求真”的冲动一直没有中断。后者是儒者主动参与国家政治权力分配的不懈努力。作为道德自觉的社会主体，儒者希望自己有机会参与国家权力的分配和国家事务的管理，如孔孟游说诸侯国的奔波努力；作为家族中管理者，儒家士大夫从中掌握了到治理国家的智慧，所谓“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的自觉；作为儒家文化的继承者，他们希望自己能够成为辅佐圣贤君王实现三代之治的理想；作为贫寒的知识阶层，他们也希望通过做官出仕来改变命运、光宗耀祖。

简言之，中国传统社会稳固的宗法制度和君主集权制保证了家族、国家先于或重于个人的合法权威，反过来也保证了个人从家族到国家实行自身价值的有效路径，即“其学焉者，无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而各勉焉以尽其力”这样一种“自知之明”。而儒家学者饱含着极大地道德热情和权力欲望参与到这一家国同构的制度建设和社会发展当中。

然而，历史的现实是否随人心愿，由“明明德”到“新民”的进学逻辑是否有理论困境？这是我们要接下来分析的内容。

四、朱熹《大学章句》理论困境的分析与批判

“明明德”的理论困境在于“存天理、灭人欲”的明德境界如何与现实的利益抉择发生关涉。“明明德”在《大学》为学次序中表现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此四者合起来也就是修身的过程。按照朱熹，“格物”指及物而穷尽其理；“致知”指推至人性良知之极处；“知既尽，则意可得而实矣，意既实，则心可得而正矣”来联系“致知”和“诚意”。“诚意”指所谓慎独而勿自欺；“正心”指心理情绪处在正当平衡的状态。此四者从认知到理性自觉，从意志净化到情绪控制，达到道德理性的自觉和道德心理的保养。

尽管这种“明德”并非人人都能完成，但只要经过理性的训练和日常生活的反省都是可以达到的，这个并不是某些人的专利。这也是朱熹所谓“新民”之所以可能的前提。但他认为这必须是上智大贤气禀清明者才能自明明德，然后施教以化万民。我们尽可以不去怀疑这种“明明德”的可能和真诚，而我们需要讨论的是“明明德”与处理现实的利益关系所产生的矛盾。

显然，判断一个人是否是一个“好”的人，并非因为他知善知恶，而是因为他行善而去恶。也就是说“复其本体之初”的“明明德”过程并不能保证一个人必然按照其所明之德来行动。按照朱熹的逻辑，一个心存天理，动静念虑皆能符合天理之人自然能无私心，而出 9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页1 自真诚地去如此行事。这一逻辑便是苏格拉底所谓：“无人有意做恶”，也就是“人知善而必行善”。但在处理实际事物中，道德善恶之所以成立是一定同欲望、同利益的抉择发生关涉的。现实事物处理的最佳效果不是以完全符合道德原则为标准的，而是以达到利益最优化为标准的。这一标准并不会因为儒家至高的道德理想而改变的。

所谓“明明德”的过程是一个理性反省和道德意识自觉的过程，但这一过程并不能保证一个人行为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正如王阳明可以下马讲经论道，畅谈天理良知；上马征战杀敌，建功立业。我们并不能说他在马上的屠杀少数民族的行为（当时称为南蛮）是从马下讲经论道而得来的。宋明儒者的一个优点也是弊端就是，过分强调内圣的作用，以修身为本，保守道德之教条而不能建立实际之功效。从道德之高尚不能建立平天下之功劳。明清之际儒者多有批评，此不赘述。

“新民”的理论困境则更为明显，那就是“新民”本身是不可能的。如果按其原意“亲民”解，便要面临着如何从道德的正当性到权力的合法性的解释困境。“新民”是朱熹继承程颐的说法。所谓“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而“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新民之事。也就是朱熹把“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权力分配和国家治理的事情看作是不断改善民众道德水平和精神境界的事情。所谓“革其旧”、“去其旧染之污”的说法指一种道德意识的净化。这里实际的要求是鼓励人们追求更加纯粹的道德境界和清心寡欲地生活方式。但这种要求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国家强盛的目标，不过是宋儒心目中理想的古代之治在当时的美好投影。所谓“去旧而革新”反而是一种保守的心态，是要求人们对现实欲望追求的否定和对传统社会秩序墨守陈规的遵守。这点南怀瑾对“新民”的质疑是成立的。大多数人是不需要这种道德的自我净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才是民之本质，民众更多承担创造财货、满足众人欲望的任务，只要有稳定的社会秩序和风俗习惯即可。“新民”说同《大学》平治一章的内容也是不相符合的。

按照“亲民”讲，更符合《大学》文本自身的意思。朱熹所谓“在与民同好恶而不专其利，皆推广絜矩之意也”，从一家之家长到一国之国君，无不要以身作则，通过自己良好德行来获得家族和国家百姓的信任和支持，通过自己的谦让和公平分配而赢得权力。君主以“民之父母”自命，便要遵守所谓“絜矩之道”，就是与人民同其好恶，利其所好，而去其所恶，至少不以自己所不欲而施加于人。“民之父母”要以仁德之道来获取权力，获得对财货的支配权，因其有良好的德性而并不会为自己争取私利，而是大公无私地分配给百姓，也就是“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以公正的财富分配来获得民众的支持。

这种“亲民”的认识是儒家为解释政治权力合法性所做的努力，这种解释在人类的政治历史中是一种极大的进步，这种进步源自周人“以德配天”的自觉，也是对以武力征服作为权力合法性的野蛮历史的抛弃。然而我们仔细分析这种由“明明德”的道德反省到“新民”的权力合法性论证，是存在着某些理论的困境和矛盾，这就是：道德自觉以及由此建立起来的道德规范是作为权力追求的目的还是仅仅作为论证权力合法的手段。

显然，在儒家的理想中，至少在朱熹《大学章句序》中“道德自觉”和“道德规范”既是国家权力合法的根据，也是国家权力所要实现的目的。所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这是《大学》关于国家政权目的的论断。但正如“新民”的困难一样，国家虽然可以承担教化民众之责，可以通过科举取士等方式引导天下读书人的价值观，但是国家从不是以追求道德的完善为目的，反而国家一定是处理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分配为最重要目的。而经过儒家以道德代政治的理论的粉饰，严重地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相较于道德自觉和道德规范，政治权力具有更强大的独立性和力量，而道德自觉及道德规范往往成为论证权力合法性的手段，却不能阻止权力掌握者对权力的使用。相较于政治权力的制衡和监督（现代民主制的理论根据），道德化的政治往往倾向圣贤君王的人治特色，鼓励权力掌握者效仿古圣先贤的大公无私精神，同时软弱无力地批评暴政暴君。所以，从孟子一直到朱熹，从人心发微之恻隐之情到安定天下便是顺利成章的事情了。但历史的逻辑告诉我们，掌权者的高尚道德不一定能换来国富民安，而肆无忌惮的掌权者则一人就可以祸国殃民。“人治”之失就在于圣贤君王千百年难遇，而残暴昏庸之主则层出不穷，而没有有效方法制约。与此同时，本以为可以通过褒善贬恶来制约掌权者的道德规则，也成其利器用来控制天下的读书人。

儒家的道德理想若想脱离理论困境，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同权力分离，而以一自由面貌来寻找自己的根基。而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若想脱离困境，则不能再通过祖述尧舜，恢复“三代”之治而实现，而是彻头彻尾改变这种“人治”的妄想而更换成一种“法治”的现实。政治权力应当尽可能减少自身的使命，归还由民众自己就可以解决的社会事务，遵守“只禁止应当禁止之行为，而不再提倡和鼓励任何之规则”这一原则。把更多选择权归还民众，让他们遵守应当遵守之则，放任他们自由发挥自由之思想和能力。

第四章节，从朱熹《大学章句》中拎出儒家要命的关键处以作辨析，如此做的目的是我们今天依然在潜移默化地推行着“人治”的理念，宣扬着“圣人”的功绩。因为思考尚未清晰，不免东扯西扯，洋洋洒洒一篇，敬请斧正。

朱熹与陆九渊德育思想比较研究 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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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朱熹；陆九渊；德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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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理学的集大成者，中国封建时期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建立了庞大的理学体系，陆九渊是我国宋明时期主观唯心主义的“心学”开山祖。两位作为理学和心学的重要代表，对德育活动也都十分重视。两位思想家的德育体系不仅对宋代德育之发展产生着巨大影响，而且对当今我国德育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现实价值。

一、朱熹与陆九渊德育内容比较

朱熹，我国儒学大师，一生都致力于教育活动，特别是学校的道德伦理建设。他主张“性即理”；同时期的思想家陆九渊是宋明理学中“心学”的创立者，他的德育理论是以“心学”理论为基础的，他主张“心即理”。虽说两人都是同一时代的著名思想家。他们在德育的理论上也是有所差异的。但不论是朱熹的理学还是陆九渊的心学，都以人的道德本性为最高原则，都强调人的道德存在，旨趣不一，方法有别，但却是殊途同归，虽然二者有着相异之处，不过在本质上其实是相通的。

（一）朱熹的德育主要内容

朱熹认为政刑是末，而德理是本。政治与法律的力量都比不上伦理道德的力量。朱熹的德育内容其实质就是封建主义的三纲五常。何谓“三纲五常”？所谓“三纲”，指的就是君臣、父子、夫妇三对主从关系。所谓“五常”，指的是“仁、义、礼、智、信”五个道德信条。

（二）陆九渊的德育主要内容

陆九渊认为要达到陆九渊主张的“明理、立心、做人”的德育目标，这就必须要求人们具有“仁义”德性为基础的“仁”、“诚”、“中”这些最基本的道德素养。他认为，德育的关键在于戒掉个人的私欲。这就得加强自身“仁”、“诚”、“中”这些最基本的道德素养。

二、朱熹与陆九渊德育方法比较

（一）朱熹的德育方法

1.居敬穷理。“居敬”又可称为“持敬”，朱熹认为培养道德主体自觉性、主动性与独立性，实现“仁”的境界的重要方法就是持敬。“居敬”是指通过“收敛此心”来使人保持清醒状态，在修身中起到唤醒人心的功能。朱熹认为，无论是小学还是大学，无论求学或道德修养，“敬”都是一种不能缺少的、必须具备的态度和情绪，它是克胜“人欲”的至宝。其实质也就是要求人们自觉约束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不胡思乱想，不胡作非为，不被外界物质影响和引诱。这一观点对于自我德育的修养无疑具有其积极的意义。

还有一个与“居敬”相关联的一个重要方法叫做“穷理”。朱熹说：“学者功夫，唯有居敬、穷理二事。”^[1] (P.15-30)“穷理”，仅从字面上看，就是穷尽事物之理，故朱熹说：“涵养中自有穷理工夫，穷其所养之理；穷理中自有涵养工夫，养其所穷之理。”^[2] (P.146-155)居敬是穷理之本，而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只居敬却不知自致理自穷。所以居敬之外尚需穷理，理明，又可提升居敬之境界。故居敬穷理两途是交养并进的。

2.涵养省察。对于涵养和省察两者，朱熹主张先涵养后省察。“涵养”就是蕴涵存养心性的功夫。涵养心性是个过程，良好的道德习惯并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养成。只有在人们心未发之前居敬涵养，则会在其发处会更合乎天理，那么当省察起来时，也就非常明审，易为着力。这是朱熹强调的道德主体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省察”，是道德修养的过程中应该不断自我检查、自我反省、反躬自问。要控制自身的道德行为，并使之向正确的方向前进。朱熹对天理主张立志、主敬、存养，而在另一方面对人欲来说主张“省察”。何为“省察”？“省”就是反省，“察”即检察。“省察”的工夫，就是要求对人欲之私欲在“将发之际”和“已发之后”人们要进行反省和检察。要随时清醒、谨慎行事，并把违反天理的言行压制下来，同时将人们头脑中的任何违反天理的思想萌芽都压制下来。“省察”本心，使人们心中的“理”永远保持通明，这是朱熹道德教育的重要方法。但我们又必须认识到，这种思想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提高人们遵守封建道德规范的自觉性，为了更有效地维护其封建统治秩序。因此，对于当今我国的道德教育，我们应该对之取精去糟，辩证地加以学习和使用。

3.立志笃行。立志，学贵在立志，有志者事竟成。朱熹十分重视受教育者的志向水平。学生应确立远大的志向和树立正确的人生目标和崇高的理想。以“志”为进行道德实践的精神动力。“立志”作为德育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朱熹要求人们应该确立一个远大志向，他激励人们把“圣人”作为自己的理想人格，提出了“以圣人为己任”的观点。这对于人们提高修身的自觉性并积极地塑造自我无疑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的。

按朱熹之意，“行”是德育过程的终结。道德教育过程一个重要环节是领会封建的“义理”，即穷理，但履行封建“义理”的则是“笃行”。强调在“明理”的基础上，把“理”落实到自己的行为上，扎扎实实地去实行，这就是“笃行”。

综上所述，朱熹的“居敬穷理”、“涵养省察”、“立志笃行”等一系列方法，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德育方法体系。

（二）陆九渊的德育方法论

陆九渊是与朱熹齐名的南宋时期思想家。他十分注重人们的道德修养与教育。针对朱熹的“道问学”，他提出了以“尊德性”为中心的德育思想体系。在德育方法上有着鲜明的特色。

1.“简易工夫”。与朱熹的德育方法相比陆九渊进行德育的方法有很大不同。朱熹主张的是通过逐渐积累，循序渐进的方法向外用功。而陆九渊的“简易工夫”则主要是向内用功和扩充自己的主观意识。陆九渊德育方法论的中心内容是“简易工夫”。“简易工夫”就是“发明本心”，也就是“存心”、“养心”、“求放心”。道德修养的关键是在于主体的“自觉”。反省自求、自我体察、去掉蔽于物而悖理违义之不善，发现本心固有之善。要人们保住自己的本心，不破坏本心，不丢失本心是重要任务。本心的直觉，人们随时可以做到，在任何地方也都可以做到，所以称之为“简易工夫”。

2.“剥落”。陆九渊的“剥落”工夫，其根本上也是为了发明本心。但它和“简易工夫”又不同，它强调的方法不是靠自我反省，而是借师友来作用自己。在陆九渊发觉人心有蔽以后為了解除心蔽，他提出了“剥落”的道德修养方法。只有彻底“剥落”干净，才能恢复“本心”的干净明亮。可见，“剥落”的工夫是陆九渊德育方法论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方面。

3.“优游读书”。陆九渊的德育方法中除了自我反省的“简易工夫”和得从老师和朋友来起作用的“剥落”工夫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方法是“读书”。陆九渊一直强调着读书的重要性：“束书不观，游谈无根。”^[3] (P.395)“人之不可以不学，犹鱼之不可以无水。”^[4] (P.158)“自古圣人亦因往哲之言，师友之言，乃能有进，况非圣人，岂有自认私知而能进学者？”^[5] (P.257)

根据陆九渊的德育方法我们可以总结出，通过“简易工夫”来发现本心、“剥落”的方法来解除心蔽、用“优游读书”来涵养德性这样三种德育方法来实现。

朱熹强调的格物穷理，陆九渊的独到之处是强调读书主要是人们涵养道德、陶冶性情的过程，而不是扩展知识的过程。虽然朱熹和陆九渊在道德修养方法上的分歧较大，但在各自的主张中也不难发现共同之处，其中陆九渊强调的“简易工夫”等主张就与朱熹的主张颇为相近。

三、朱熹与陆九渊德育思想的现实意义

朱熹和陆九渊的德育思想对我国当今的德育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分析比较他们两位大师的德育思想，笔者归纳得出以下三点启示，以期对现实德育工作起到借鉴作用。

（一）知行结合

朱熹说：“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愈明。二者不可偏废。”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强调知与行要统一。道德不仅仅只是一种知识，一种认识，更重要的是道德应该是一种实践理性。需要受教育者通过道德实践去体认，并将道德戒条内化为自身内心的道德自觉，这样人们的道德境界才能真正得到提高。陆九渊也是主张将道德修养与日常实践相结合。他认为人们的道德水平要提高，仅停留在道德认识阶段还是远不够的，还必须去实践。虽然陆九渊认为的道德实践与今天所说的不同，但是他将认识与实践相结合这就是难能可贵的。

在朱熹对知行关系的阐述中我们得到启示：道德教育要取得好的成效，首先教育者要传达给受教育者道德规范理论，并使受教育者内化这些道德规范理论为自身的道德品质感悟；接下来再通过对受教育者有计划、有目的的道德行为训练，使受教育者内化的道德品质感悟形成良好的动机来支配、调节自己的行为，并最终外化为个体道德行为；最后，就是受教育者外化的正确道德个体行为不断得以强化、不断反馈，进而使道德认知进一步得到提高。

（二）道德自律

道德的自律性是陸九渊十分重视的一方面，提倡具有积极意义的主观能动性。他主张人们在道德修养过程中要自做主宰，坚信通过个人的努力，也一定会成为如尧舜那样的“圣人”。重视道德的自律性，强调人的主观能动精神，提倡通过自我努力来向圣贤靠拢的道德修养学说就显得非常必要了。虽然陆九渊的说法带有明显的主观主义色彩，但放在当今我们可以古为今用，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三）引导与约束结合

朱熹认为，教导学生该从积极方面去指导、说服，少做处理性的消极工作，学者深明“义理”、“充长善端”而心悦诚服，其效果要比订立规章制度好得多。衣服冠履，语言步趋，洒扫清洁，读书写字以及其他杂细事宜，也都有了严格的规定。他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引导学生在日常生活中，依照这些细则而行动，用“规矩”养成“方圆”，以表明深明“理义”。虽然朱熹所主张的“理义”与现在学校德育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他对学生积极引导与约束并重的做法却值得借鉴。

参考文献

[1]朱子语类•学三［M］.

[2]陆九渊集：卷三十四［M］.

[3]陆九渊集：卷十二［M］.

[4]陆九渊集：卷二十一［M］.

[5]张立文.朱熹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6]陆九渊.陆九渊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0.

朱熹家庭教育思想 篇7

关键词：朱熹,教育思想,职业院校,思想政治教育

朱熹, 字元晦, 号晦庵, 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 世称朱子, 是继孔子、孟子之后最杰出的儒学大师, 也是德育方法的集大成者。他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 十分重视个人道德和修养, 并有所发展、创新。其思想精髓即“克己”、“主敬”、“存养”、“省察”, 他的德育过程理论和德育原则对职业院校的教学实践、思想政治教育有许多可借鉴之处。

克己

“克己”无疑是对孔子“克己复礼”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核心就是战胜私欲。

一方面, 社会化生产要求整体精神。根据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观点, 不断细化的社会分工发展促进了生产力。现代工业区别于以往手工业的一个特点就是没有独立工序完成的产品, 都要由各工序操作彼此配合, 相互协作。流水线作业中个体的熟练程度会不断强化, 但如果仅突出自己, 并不能多创造效益。同理, 自己不能融入整体, 就会成为整个生产链条最薄弱的环节。

另一方面, 企业文化强调团队精神。企业需要在生产实践中形成组织文化和组织精神, 组织成员从不同角度协作认同形成立体化的有机整体。没有完美的个人, 只有完美的团队。职业院校学生与其他高校学生相比, 除了入学成绩的差异, 更重要的是在行为习惯养成上缺乏自制力。人际交往是成长成才的重要保证, 让学生在步入社会前适应集体生活, 培养集体观念, 学会与人合作, 克制自己以往的散漫和惰性, 应该是职业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项重点课题。这也就是自律, 其中包括自我控制和自我调整的能力。朱熹说:“己私既克, 天理自复, 譬如尘垢既去, 则镜自明, 瓦砾既扫, 则室自清” (见《朱子语类》卷四十一) 。应使学生明白, 自私自利, 以“我”为中心的意识会损及班级、企业的整体利益, 是行不通的。针对学生大多数是独生子女的特点, 在职业院校学生管理中更应着重强调集体主义和团队精神, 让个人利益服从于集体利益。可以通过组织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 增加集体的归属感和凝聚力。特别是在新生入校初期就应积极介入和引导, 初步了解学生的兴趣和特长, 在短时间内组织兴趣团队, 纳入学生社团, 丰富学生的业余生活, 使学生学会合作, 懂得容纳他人。要指导学生做情绪的主人, 明白自己的情绪不当会影响团队。管仲曰:“善气迎人, 亲如兄弟;恶气迎人, 害于戈兵” (见《管子·心术下》) 。尽管当前人们作为社会人的本质呈现出多层次的复杂状况, 但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思想文化都为人的本质逐步发展积累着愈来愈充分的条件, 为先公后私、大公无私创造了社会氛围。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民主作风建设日益加强的今天, “克己”并非以牺牲学生个性为代价, 要赋予其新的内涵。集体要保证个人的正当利益和权利、维护个人的价值和尊严。应把“克己”理解成一种人生态度, 一种处世哲学, 一种生活技能。

主敬

朱熹说:“整齐收敛这身心, 不敢放纵便是敬” (见《晦翁学案》) 。在职业院校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 “主敬”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 “敬”体现在精神面貌方面, 培养学生严肃、不放肆的道德态度。所谓“不放肆”, 即是严谨守纪的态度。所以朱熹说:“敬只是收敛来”, “敬只是此心自做主宰处”。即是把以往放荡的心收敛起来, 做一身的主宰, 培养自我支配的能力, 也就是上面提到的“克己”。精神面貌的敬体现在习惯养成上, 叶圣陶说:“教育往简单方面说, 就是养成好习惯。”要使学生在职业院校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卫生习惯、学习习惯、乐于助人的习惯, 严格要求自己, 展示新时期高技能人才的风貌, 适应现代企业的需求。同时在待人接物的态度上, 要恭敬周到, 尊敬师长, 关爱同学, 谦虚谨慎, 培养人际关系的协调能力。《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提出, 发展职业教育必须坚持以服务为宗旨, 以就业为导向, 把提高质量作为重点。这意味着职业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要致力于提高社会服务能力, 提高就业、创业能力, 促进质量的提高。提高质量包括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 提高学校的办学水平和社会服务能力。全面提高学生素质, 应使其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必要的文化基础, 熟练的职业技能, 健康的身心素质。要坚持把德育工作放在首位,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育的全过程。针对职业教育的特点, 更应重视加强与生产劳动、社会实践的紧密结合, 突出以诚信敬业和社会责任感为重点的职业道德教育, 重视培养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的精神。

第二, “敬”体现在学习态度上。朱熹十分重视“居敬持志”的功夫, 所谓居敬, 即要求读书要有严肃谨慎的、认真与精神专一的态度。贯穿在整个技能、修养提高过程的始终。专心一处才能目无全牛, 就是术业有专攻。怎样修炼“敬”的功夫呢?朱熹说:“只是内无妄思, 外无妄动”。所谓“内无妄思”, 即是存天理而去人欲, 是对潜伏的内心精神生活的控制;所谓“外无妄动”, 是显著的外在身体动作的支配, 即在容貌、服饰、态度、动作上都要整齐严肃。“坐如尸, 立如斋, 头容直, 目容端, 足容重, 手容恭, 口容止, 气容肃, 皆敬之目也。”只要能支配身体的动作, 便能影响内心和生活。外无妄动, 便自然内无妄思;内无妄思, 便自然外无妄动。他把这叫做“内外夹持”。他的主敬修养吸取了佛教“入定”的因素, 这是朱熹的理学教育思想的特点。

第三, “敬”更重要的是体现在敬业精神上, 要加强职业道德教育, 培养敬业爱岗精神。对每一种工作都要忠于职守, 服从大局, 不能懈怠。孔子提出“执事敬”也是说办事情要严肃认真。我国职业道德的基本内涵是: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等, 无不以敬为外在的表现形式。举例来说, 我们到生物制药企业参观, 一般要求穿隔离服、戴头套、踏鞋套, 而员工进出工作场所更要淋浴换衣, 这固然是防菌措施, 同时也体现了“敬”, 可以使员工精神集中, 一丝不苟。

第四, “敬”就是要树立危机意识, 灌输新的就业理念和创业意识。“不爱岗就下岗, 不敬业就失业”, “今日工作不努力, 明日努力找工作”, 要为下一步就业和职业流动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主敬也是培养谨慎小心的道德态度。朱熹说:“敬只是一个畏字”。所谓“畏”, “如居烧屋之下, 如坐漏船之中”, 可谓是“警惕的态度”。知道害怕, 在某些场合是有意义、有价值的, 可以使自己有所戒惧, 不逾矩。正如我们讲安全生产重于泰山, 如果对自然有了敬畏之心, 就会减少环境污染;如果对生命有了敬畏之心, 许多安全事故就可以避免。

存养

孟子提出过“养心莫善于寡欲”、“操者存舍者亡”的思想。朱熹继承了孟子的思想, 他从“性即理”的思想出发, 认为提高道德修养必须把“心”存养起来, 收敛身心, 使精神集中。他说:“如今要下工夫, 且须端庄存养, 独观昭旷之原。不须枉费工夫, 钻纸上语。待存养得此昭明洞达, 自觉无许多窒碍, 焦时方取文字来看, 则自然有意味, 道理自然透彻, 遇事自然迎刃而解, 皆无许多病痛。”他以为人的心中交杂着物欲和义理, 人心有私欲, 所以危殆;道心是天理, 所以精微。因此, 朱熹提出了“遏人欲而存天理”的主张。朱熹承认人们正当的物质生活的欲望, 反对佛教笼统地倡导无欲, 他反对超过延续生存条件的物质欲望。认为“存养”就要收敛此心, 使它都安顿在义理上。“学者为学, 未间其知与力行, 且要收拾此心, 令有个顿放处。若收敛都在义理上安顿, 无许多胡思乱想, 想久久自于物欲上轻, 于义理上重。”所以, 他把存养和穷理联系起来, 探讨了天理人欲问题。

孟子说:“吾善养吾浩然正气”。作为个体, 继承和发展孟子存其心、养其性的道德修养方法, 要守住人们固有的道德观念。要教育个体逐渐学会在价值标准、行为规范、理想信念等方面采用明确的社会标准衡量、约束自己, 使其内化并与社会保持一致。我们可以不必是一个十分正统的人, 但也要秉承先人的传统, 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并推陈出新, 使自身富有时代气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作为德育工作者, “存养”就是要使学生树立远大的理想, 有坚定的信念, 有高尚的志趣和追求, 这是相当重要的, 要培养学生乐于奉献、热心公益、见义勇为、生活俭朴、厉行节约、吃苦耐劳的品德。需要是人的活动的基本动力, 是产生思想的基础, 许多职业院校学生主动参加“青年志愿者活动”, 积极参加无偿献血, 这些应该是德育工作者最感欣慰的事。

现实社会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平台, 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社会氛围的优劣会影响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个体不能脱离社会存在, 如果要改造人们的思想意识, 使之成为善良的人, 就必须改造环境, 因此, 应不断优化社会环境, 形成良好的社会机制和社会规范, 唱响主旋律, 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 时刻弘扬正气。

省察

对天理而言, 朱熹主张立志、主敬、存养;对人欲而言, 他则提出“省察”的供夫。他同意他的学生的看法:“凡人之心, 不存则亡, 而无不存不亡之时。故一息之顷, 不加提省之力, 则沦于亡而不自觉。”“省”是反省, “察”是检察。所谓“省察”的功夫, 就是要求学生对人欲之私在“将发之际”和“已发之后”进行反省和检察。朱熹的“省察”功夫, 即“求放心”的功夫, 即是随时清醒、谨慎从事, 把违反天理的言行压抑掉, 而且更要窒息这种思想在头脑中的任何萌芽。“省察”本心, 使心中的“理”永远保持通明, 这就是朱熹提出的道德教育与修养的重要任务。

朱熹说:“谓省察于将发之际者, 谓谨之于念虑之始萌也。谓省察于已发之后者, 谓审之于言动已见之后也。念虑之始萌, 固不可以不谨, 言行之著, 亦安得而不察” (见《性理精义》) 。“省察”可从两方面加以理解:

一方面, 是仔细考察, 不能偏听偏信。“弗省察而按实兮, 听谗人之虚辞” (见《楚辞·九章·惜往日》) 。对学生, 管理应贯彻到全过程, 从报名到入学教育, 直到毕业走向社会工作岗位, 甚至毕业后的调查反馈, 要求我们班主任在学生德育管理过程中深入学生的日常起居, 随时了解他们的学习情况、心理需求和思想动态, 要时时事事主动, 及时发现苗头, 正确引导, 果断处置, 防止造成严重后果。

另一方面, 是注意自省、内省。须小心谨慎防微杜渐, 就是在不良思想刚刚露头的时候, 加强自我反省检查, 把不良作风和习气消灭在萌芽状态;而在不良思想暴露之后, 则更深刻检查和改正自己的过失。朱熹说, 只要“一息之顷”或“一事之微”不注意省察, “则陷于恶而不自知”。要随时检点自己的言行, 做到曾子所说的“三省吾身”。要以尊重为前提, 淡化权威意识, 充分尊重学生的人格、个性差异;要以关爱为核心, 注意培养民主作风, 使学生“亲其师, 信其道”。教师是“学生增长知识和思想进步的导师, 一言一行都会对学生产生影响, 一定要在思想政治上、道德品质上、学识学风上全面以身作则, 自觉率先垂范, 这样才能真正为人师表” (见《江泽民文选》第二卷《教育必须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 。应为学生的充分发展创造适宜的机会条件和更多的选择, 在学生学习生活中起引导和顾问作用, 同时以高标准要求自己, 以新目标激励自己、省察自己, 才能不断提高和进步。

诚然, 朱熹的教育思想是具有浓重的封建礼教色彩的, 具有其时代局限性, 但传统的“孝悌忠信”、“温良恭俭让”等儒家准则在新的时代被赋予了新的内涵而得到肯定和弘扬, 值得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加以借鉴。除了共同的行为准则外, 朱熹的德育方法更是为了加强个人的道德修养而设计的, 鼓励人们多在内心上下工夫, 无疑对职业院校广大德育工作者言传身教、以身作则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朱熹的教育活动和教育思想大大地丰富和充实了我国古代教育思想宝库。因此, 认真研究朱熹的教育活动和教育思想, 不仅是研究我国古代教育思想的重点, 也是职业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源泉之一。

参考文献

[1]张耀灿, 陈万柏.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2]张立天.朱熹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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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束景南.朱子大传[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

[5]米靖.现代职业教育论[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 2010.

[6]刘春生, 徐长发.职业教育学[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2.

[7]李向东, 卢双盈.职业教育学新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朱熹与柏拉图的教育思想比较研究 篇8

柏拉图的教育目的是培养治理和保卫者。柏拉图的教学目的在于培养维护城邦、治理国家的哲学王。《理想国》中记载, “学园”的办学目的是培养政治家。柏拉图教学的最终目的就是为国家培养尽忠的政治家, 建设他心中完美的正义和理想之国。

朱熹的教学目的是培养“明人伦”的“圣人”。朱熹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圣人”, 朱熹心中的人伦是:“父子有亲, 君臣有义, 夫妇有别, 长幼有序, 朋友有信。”这里的圣人是能够自觉修身养性, 遵循道的天理的人。朱熹明确说明教学的目的是使人“变化气质”, 培养出“圣人”。

从朱熹和柏拉图的教学目的相比较可以看出:柏拉图教学的最终目的是将自己所创造的人才输入到国家中, 在国家的高级岗位或是低级岗位中担任职务最终实现自己的理想。虽然朱熹的教学目的也具有一定的政治性, 他的教育更多的是围绕自己的理念“存天理, 灭人欲”来培养“圣人”。

2.教学对象:“全面教学”与“小学”和“大学”

柏拉图的教学对象相对比较全面。对3~6岁的儿童进行早期教育。对6~10岁的少年进行初等教育, 主要学习音乐和体育, 包括算术、几何和天文。10~17岁是中等教育阶段, 在17或18岁前后, 为所在城邦履行2年至3年“强制性军事义务”。20~30岁的青年, 挑选一部分有才能的人学习算术, 研究数理。30岁的时候再选拔一些被认为坚定不移、不会被表面现象所迷惑的人学习5年辩证法, 懂得治国之道。30~50岁时将自己的所学运用到实践中, 担任各种低级职务, 提高管理国家事务的能力。到了50岁之后, 从事哲学研究, 一旦轮到他们担任统治者, 就可以走上统治地位, 成为哲学王——国王。

朱熹教学对象相对清晰明了, 朱熹根据人的年龄和心理状况将其分为“小学”和“大学”。朱熹认为:“人生八岁, 则自王公以下, 至于庶人之子弟, 皆入小学”。而这里所指的“庶人”, 是没有爵位和律禄的地主和商人。所以他的由王公至庶人“皆入小学”的设想决非普及小学教育的设想。

由上可以看出, 柏拉图的教学体系从时间上来看是活到老学到老, 贯穿于从出生到死亡这个过程。而朱熹的教育对象则有所不同, 正如我们上面所说到的贫苦农工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是无法接受教育的, 他们没有接受教育的条件。

3.教育内容:“四科”为主和“规矩”为主

柏拉图的教学内容以“四科”为主。柏拉图认为:“教育就是用体操来训练身体, 用音乐来陶冶心灵。”体育和音乐教育是两项基本教育。一个人如果自幼受到好的音乐文艺教育, “并从中吸取营养, 使自己的心灵成长得既美且善”。除了音乐与体育外, 还有几何和天文, 这四门也就是柏拉图的“四科”。这里的几何与数学是有相似的部分, 通过几何的学习锻炼人的思维能力和计算水平, 为后期的国家贡献做好铺垫。而天文知识的学习在于了解天气的情况, 以此来指导人们的劳作作息。

朱熹的教育内容以“规矩”为主。他把教育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 讲述了相应的教育内容, 并编写了相应的教材。他认为小学阶段是基础, “小学是事, 如事君、事父、事兄、处友等事主要是教他依照什么样的规矩去为人处世。大学是发明此事之理”。人在年幼时, 通过教育逐渐懂得了敬长、尊师之道, 这是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打下基础。到了大学阶段, 只要增加一些“知见”就可以了。由此可以看出大学的教育是对小学教育的一种补充与深化。但最终还是学习“礼”。

朱熹根据小学和大学受教育的对象不同, 编写不同的教材供他们学习和参考。柏拉图并未特意为各个不同年龄阶段的学生编纂课本, 而是以“四科”为主, 学习和巩固已有的知识并在这个基础上治理国家, 这也体现了柏拉图的理性教育思想。

4.总结

柏拉图与朱熹两位著名的教育大家, 他们将教育与国家的兴衰相联系。柏拉图与朱熹的教育内容虽不尽相同, 但他们都会根据学生条件而设立课程, 教学内容根据学生的现实实际思想状况而转变, 教学内容与学生的实际思想和素质相结合。柏拉图与朱熹的教育方法都具有多样性, 他们采用多种教学方式启发引导学生学习, 可见教学方法要富有多样性和创造性。

摘要：中西教育思想有同有异, 本文以朱熹与柏拉图为例阐述中西教育思想的异同。两者在教育方面都有突出的造诣, 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本文从教育目的、教学对象、教学内容、教育方法上, 将朱熹与柏拉图的教学思想进行比较, 从而指出其异同, 并加以总结。

朱熹家庭教育思想 篇9

一、朱熹“小学”教育思想和“大学”教育思想的理论来源

朱熹作为我国著名理学家, 非常重视教育对于人性的作用。他从“理”的一元论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出发来解释人性论, 提出人性就是“理”, 就是“仁、义、礼、智”封建道德规范的观点。他说:“性只是理, 以其在人所禀, 故谓之性。”[1]在这个问题上, 他接受了张载和程颐的观点, 把人性分为“天命之性 (理) ”和“气质之性 (气) ”两种。“气”有善有恶, 他认为教育的作用应当是发挥“气”中的善性。他理解的《大学》中所说的“明明德”就是这个意思。在他看来, “天理”和“人欲”是对立的。他告诫道:“学者须是革尽人欲, 复尽天理, 方始是学。”[2]朱熹采用这样的理学观点来实现“明天理、灭人欲”的根本任务。

朱熹主张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他说:“古之圣王, 设为学校, 以教天下之人。必皆以去气质之偏、物欲之弊, 以复其性, 以尽其伦而后焉。”[3]在他看来, 要恢复人的善性, 必须“尽人伦”。朱熹理学的核心就是道德教育。他根据人的年龄和心理状况, 把教育分成“小学”教育和“大学”教育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阶段。他说:“古之为教者, 有小子之学, 有大人之学。”[4]“人生八岁, 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 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 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 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 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士子, 与凡民之俊秀, 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学校之教、大小之节所以分也。”[5]

二、朱熹“小学”教育思想分析

“小学”是教育的基础阶段。朱熹认为8到15岁为小学教育阶段。在这个阶段, 德育的任务是“教事”, 即让儿童在日常生活学习中通过具体的行事懂得基本的伦理道德规范, 养成文明的行为习惯。他说:“小学是事, 如事君、事父、事兄、处友等事, 只是教他依此规矩去做。”[6]因此这时德育的主要内容应是“洒扫、应对、进退之节, 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7]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 在教育方法上, 朱熹强调以下三点。首先, 主张先入为主, 及早施教。在朱熹看来, 儿童是“人之幼也, 知思未有所主”, 很容易受各种思想影响, 一旦接受了某种邪说, 再教儒家的伦理思想就会有抵触, 因此要及早进行教育。其次, 朱熹接受程颐等前辈的思想, 认为对儿童进行教育的时候, 要形象、生动, 这样才能激发兴趣, 使之乐于接受。为此, 朱熹广泛地从经传史籍以及其他论著中采集有关忠君、孝亲、事长、守节、治家等内容的格言、训诫、故事等, 编辑成一本儿童道德教育的教材, 题为《小学》, 这本书在当时曾广为流传。他还专为蒙童编写了《蒙童须知》。朱熹针对儿童这一阶段自制能力较差、道德意识较薄弱等特点, 在教育方法上主张主要通过在日常生活中严格地、持续地对儿童进行道德行为习惯训练, 使他们“积久成熟”, 然后“自成方圆”, 完成从开始的不自觉到逐步自觉的转化。这个过程其实就是“格物”的认识过程在教育上的体现。这对于儿童道德行为习惯的培养有重要的意义。朱熹开创以《蒙童须知》的形式, 来训练儿童道德行为习惯的方式, 值得我们借鉴。

三、朱熹“大学”教育思想分析

15岁以后是被朱熹称为“大学”教育的阶段。朱熹指出“‘大学’是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 “大学”教育是在“小学已经成功之基础”上深化和发展的。德育在这一阶段的任务是“教理”, 也就是“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朱熹在《小学辑说》里说, “‘小学’是事, 如事君、事父兄等事。‘大学’是发明此事之理, 就上面讲究所以事君、事父兄等事是如何。”[8]古代大学教育的方针, 也就是德育目标和根本任务, 在于培养光明磊落的德行, 弘扬善性达到“止于至善”的境界。

在大学教育方法方面, 朱熹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 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和经验, 其中有两点值得学习。一是重视自学。他说:“书用你自去读, 道理用你自去究索, 某只是做得个引路底人, 做得个证明底人, 有疑难处同商量而已。”[9]在教师指导方面, 朱熹重视自学与研究, 把其确定为“大学”教育中的一种重要的方法。其二, 他提出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相互交流。淳熙八年, 他邀请持不同学术见解的著名学者陆九渊到他主持的白鹿洞书院讲学, “切中学者深微隐痼之病”, 还将其讲稿刻石以记之。朱熹进行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交流的做法, 长期以来一直是学术史和教育史的美谈。

四、朱熹“小学”教育思想和“大学”教育思想的现代意义

朱熹“小学”教育和“大学”教育是教育的相对独立的两个阶段, 虽然具体的任务和方法各不相同, 但是这两个阶段又有内在的联系。它们的根本目标是一致的。朱熹对古代教育的经验加以总结概括, 既有一定的理论高度, 又有实用价值, 对于我们今天的道德教育有着一定的借鉴和指导作用。

(一) 在德育内容方面

我国古代的大教育家如孔子、孟子以至于朱子, 莫不以道德教育为教育之核心, 以育人为教育之根本。从今天的德育价值角度来看, 朱熹的“存天理, 灭人欲”, 是可以肯定和借鉴的。

回到我们的教育现实中, 我们的教育究竟离“德”有多远?《公民道德建设纲要》中的20字规范“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 使我们看到了中国传统道德教育的影子, 看到了“礼”的影子。道德教育不仅仅是学校的任务, 更多的应该是整个社会的责任, 朱子泛道德的教育思想, 在这点上倒是和西方教育有共通之处, 也是我们今天的道德教育应该注重的地方。

(二) 在德育目标分层方面

“小学”教育和“大学”教育是朱熹根据儿童发展的规律划分的两个阶段。朱熹非常重视“小学”教育阶段的教育。他曾言道:“是以方其幼也, 不习于‘小学’, 则无以收其放心, 养其德性, 而为‘大学’之基本。”道德教育要从小抓起, 因儿童还保有“本然之性”, 未受太多“物欲之敝”, 道德教育就是要使他们秉承本性而“复其初”。人之所以成为“人”, 是因为“人”内在的本性是“善的”或“向善的”。在品德意志方面, “小学”阶段的人未养成稳定的习惯, 应当加以引导。“大学”阶段是“小学”阶段的进一步发展, 并且是在“小学”教育有所作为的基础上进行的, 朱熹认为, 人在幼年之时, 逐步懂得了爱亲、敬长、隆师友之道, 就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打下基础。朱熹的道德分层教育思想对我们德育学段分层有一定的启发。

(三) 在道德教育方法方面

朱熹认为“知”与“行”是统一的。他说:“知之愈明, 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 则知之愈明。二者不可偏废。”道德不仅仅是一种知识, 道德更是一种实践理性, 它需要受教育者通过道德实践去体认, 使道德戒条内化为内心的道德自觉, 才能真正地提高道德境界。要克服当前学校德育中种种“表里不一”、“言行不一”的弊端, 唯有加强实践与锻炼, 把学生的品德要求实实在在地落到学生每日的学习和生活中, 使学生的整个生活成为真正道德的生活, 实现品德规范在实际生活中的引导、激励、提升作用, 使他们不仅在思想上、更在行为上成为有道德的人。[10]为此, 我们要特别重视在道德建设中知行统一的实行问题。

总之, 在今天看来, 虽然朱熹的“小学”和“大学”教育思想的目的、内容等有一定的局限性, 并且在教育阶段的划分上也显得缺乏科学依据, 但他重视道德分层教育的方法、“止于至善”的道德追求都值得我们今天的德育工作者思考和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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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朱文公文集》卷十三经筵讲义[M].四部丛刊本.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5.

[3][4]《朱文公文集》卷十五经筵讲义[M].四部丛刊本.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5.

[5]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序[M].北京:中华书局, 1983.

[6]朱熹.朱子语类:卷七[M].北京:中华书局, 1986.

[7][8]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题小学[M].四部丛刊本.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5.

[9]朱熹.朱子语类:卷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 1986.

朱熹伦理思想研究 篇10

关键词：朱熹,理气一元论,格物致知,人性二元论,义利观

孔子创立儒家学派以来,逐步发展形成规模,并在封建阶级统治阶段成为主流思想。而南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伦理学家———朱熹(世称朱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孟之道,二程思想,成为儒学思想史上弘扬发展儒学的大师。朱熹的重要儒学伦理思想有理气一元论、格物致知、人性二元论、仁义为先的义利观。

一、朱熹的理气一元论

朱熹认为“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1]“理”与“气”理是形而上的第一性的而气是形而下的第二性的,也可以说是有形与无形的存在。“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1]由理到气再到万事本理的发展过程,即朱熹理、气论的内在逻辑。“自下推而上去,五行只是二气,二气又只是一理。自上推而下来,只是此一个理,万物分之以为体,万物之中又各具一理。所谓‘乾道变化,各正性命’,然总又只是一个理。”[2]由此看出,理即是气,气即是理,本是一体并且是一切事物发展的核心,万事万物的运行发展都离不开“理”“气”的存在。由此可推,“理”“气”则是朱熹伦理思想的核心,是其哲学体系的基础。

二、朱熹的格物致知

朱熹说“格,至也。物,尤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1]朱熹又说“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知,在即物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己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知之至也。”[2]这些都表明了朱熹讲求格物致知之学的主张,他认为“格物”是学习知识的方法,人生来心中就包含着一切事物之理,即天下万事万物本来的“理”,只是被“物”所遮蔽隐藏了起来,必须通过“格物”的方式,来达到内心“理”的开显,最终到达“知”。而人们往往又被知识所局限住,认为其无穷无尽,其实只是没有通晓其中“理”的存在,万事万物“理”是一致的,真正的做到触类旁通。必须通过“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的循序渐进的积累作为基础,最终从量变到质变,达到朱子所说的“豁然贯通”的质的飞跃的阶段。总体来说朱子强调的是通过“格物”的方式,来进行学习事物、修养自身来提高自身德性,最终达到通晓其“理”,即“内圣”的过程。朱子的伟大在于从《大学》中体会、领悟到格物致知的重要性,并且意识到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即承认事物积累发展变化,这在当时极为先进、超前的思想。

三、朱熹的人性二元论

自先秦以来,各家各派对于人性善恶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直到朱熹以“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理”“气”论来解读人性善恶,并寻求解决诸家人性善恶的争论,朱熹说道:“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2]对于孟子的人性论,朱熹认为不够完备,如果只是像孟子一样只谈性本善,则是只看到了“天命之性”而忽视了“气质之性”,就不能从理论上解释性恶的来源。朱熹还说道“人之所以生,理与气合而已,天理固浩浩不穷,然非是气,则虽有是理,而无所凑泊。”[2]在朱熹看来人生来就具有“理”的本质,同时具有“气”的外在表现,即“理”“气”合一。“理”是融入人生命中的一种天赋,知廉耻、懂道义、晓仁心,即“天命之性”。因个体融入“气”的差异,则产生善恶之别、贤愚之分,性格差异由此而来,即“气质之性”。进而,朱熹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观点,其意旨在,消灭欲望就是去除身上的“气质之性”而使得道心、仁心得以开显,让“理”得以展现。朱熹的伟大在于合理的解释了儒学之中“人之初,性本善”人性“恶”的由来,朱熹强调人之性皆善,然而善恶之别只因有“气质之性”不同罢了,为伦理道德观中人性本善的思想加以补充说明,其更为严谨。

四、义利观

在注释“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第四》)中朱熹认为“义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2]即不为利所动,见利而先思义者才称得上是君子,而见利忘义者则是小人。“仁义根于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则不求利而自无不利;殉人欲,则求利未得而害己随之。”[1]朱熹已注意到了利义之间的联系,并意识到相互转化的关系。认为利从义中生,只要处事得当,得义的同时利也随之而来。不难看出,朱熹的义利观应该为尚德、仁义为先,同时不否定利的存在,认为义与利之间应该达到有机的统一。

五、结语

朱熹的思想博大精深,对于朱子的思想还应进一步学习、探究,并反复斟酌,在学习朱子思想的同时,还应结合现当代实际问题,由思想到实际应用,使智慧不仅仅停留于书本,而是要发挥智慧真正的力度。

参考文献

[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11.

朱熹爱国主义思想浅谈 篇11

一、师承关系构成了朱熹爱国主义思想的有机整体

在古代受限于技术手段,学术传播和传承主要靠学者和文本,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史称“闽学四贤”,他们是递相授受的师徒,“夫以一郡之狭,四邑之小,二三百里之近,百年之中乃有四贤并生于一时,上承下启,以延千万年道学之脉,其地盖视东周之邹鲁也。”(明邱浚《道南书院记》)。

位居“延平四贤”之未的朱熹,二十四岁,从崇安赴同安上任途中,路过延平,拜见父亲的同门学友李侗,“服膺于先生之训”,此后直到李侗去世,朱熹经常往返于五夫里与延平之间,拜李侗为师,完成了“逃禅归儒”的转变。清代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全祖望说:“朱子师有四,而其推以为有统者,称延平(李侗)。”(《宋元学案,豫章文集》)朱熹在《延平先生李公行状》中也说:“熹获从先生游,每一去而复来,则所闻益超绝。若先生之道德纯备,学术通明,求之当世,殆绝伦比。”朱熹在接受先师理学思想的同时,也继承了他们强烈的爱国抗战思想,无论是从政还是创作讲学都始终坚持国家统一的主张。

二、儒学风范勾勒出朱熹爱国主义思想的核心价值

《四书章句集注》这部儒家经典著述,奠定了朱熹的儒学宗师地位。朱熹一生著述丰厚,流传于世者也颇多,但最重要的是《四书章句集注》又称《四书集注》,它是朱熹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本儒家经典所作的注释,共有《大学章句》1卷、《中庸章句》1卷、《论语集注》10卷、《孟子集注》14卷。朱熹用毕生精力撰写和反复修改《四书集注》,直至临死前仍在修改《大学章句》中“诚意”章的注,他在释解儒家经典的同时,赋予其时代内涵。

传承儒学“倡教化铸德性”思想,成就了朱熹大教育家的历史地位。朱熹是继孔子之后的又一个大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非常丰富,突出的有两个方面:一是教育目的非常明确,即强调传“道”,也就是通过教育,传播理学之“道”,培养一批匡扶社会、拯国爱民的杰出人才。二是强调“格物致知”的认识规律。格物就是探究一切事物之理,致知就是在探究事物之理过程中获得知识。他不仅提出把一个人的教育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并安排不同的教学任务、教学内容和教育方法。而且把道德教育放在改变人性的地位上,主张将道德教育放在教育工作的首位。他说:“德行之于人大矣……土诚知用力于此,则不唯可以修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天下国家。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为先”。就是说,德行对人有重大意义,不仅可以修身,而且还可以推而广之去治人、治国。朱熹把复兴教育、传播先圣之道当作恢复失土、振兴国家的大事,而且把他所建构并身体力行的爱国主义思想理论,言传身教给门人。这套思想理论经代代相传,积淀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民族精神和文化心理要素。

三、言传身教展示了朱熹爱国主义思想的厚重情怀

忧国忧民的官德修养是朱熹爱国主义情怀的体现。朱熹担任过知漳州、知潭州、焕章阁待制兼侍讲、兵部侍郎等职,历经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他始终秉持正君爱国、勤政爱民、廉洁奉公、不畏权贵的道德情操。朱熹对国家前途命运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曾屡次向朝廷上疏,一再阐明他热切渴望恢复中原,反对屈膝求和的立场和主张。

理学集大成者的学术造诣是朱熹爱国主义情怀的表达。朱熹面对“靖康之难”和宋廷南迁历史巨变的社会现实,勇敢地承担起了国家意识形态重建的使命。朱熹一生著述极丰,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称他“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矣”。他的著作后人收录在《朱文公文集》111卷和《朱子语类》140卷中,其中最重要、最有影响的,除《四书集注》外,当推《朱文公文集》、《朱子语类》、《朱子家礼》。朱熹在《孟子集注·腾文公章句上》中说“夏,诸夏礼义之教也,变夷,变化夷狄之人也。”即“以夏化夷”,就是希望用华夏民族的先进文化融合、感化较为落后的民族,从而实现汉民族的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朱熹一年创作了大量诗文,其中有许多篇章,强烈地表达了爱国情怀。

诲人不倦的师德风范是朱熹爱国主义情怀的坚守。朱熹无论是为官任职,还是养亲奉祠,甚或是罢祠隐居,毕生不曾放弃教育活动,由他创办、修复和讲过学的书院就达30余所。他传道授徒常和学生弟子过着艰苦的生活,“诸生之自远而至,豆饭藜羹,率与之共,往往称贷于人以给用。”(《宋史·朱熹传》)在长期的教育生涯中,他不仅总结出一整套具有真知卓见的教育理论而且把自己的学术思想作为讲学的重要内容。如,他向门人传授自己编撰的《孟子集注》有关“尊王攘夷”内容时,为了强调这个观点的重要性,他用笔授的方式向学生写下这样一段话:“正谊不谋利,胆道不计功;尊王,贱伯;内诸厦,外夷狄,引《春秋》之大旨,不可不知也。”(《朱子语集》卷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