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制度（精选12篇）
国家制度 篇1
审计结果公告是指审计机关在审计活动中依照法定程序, 通过一定的媒介, 向公众或特定的对象提供有关资料, 展示审计结果并由此产生一定法律后果的行为。审计结果公告制度是审计“免疫系统论”的内在要求和具体体现, 通过审计结果公告, 对加强对审计自身的制约和监督, 进一步提高审计质量, 促进相关单位充分利用审计结果, 推进依法行政进程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审计结果公告的主体和内容
审计结果公告的主体是国家各级审计机关, 审计结果公告的客体是审计事项, 公告的内容为审计人员通过审计调查获悉的关于政府公共受托责任履行情况的信息, 主要包括: (1) 对被审计人公共受托责任履行情况的鉴定及评价信息; (2) 被审计人对法律、规章、合同条款或拨款条款的遵循情况; (3) 被审计人内部控制缺陷、舞弊、违法行为、违反合同条款或拨款协议和滥用行为; (4) 审计人根据其专业能力对被审计人提出的审计建议; (5) 审计人基于其审计职能以外的其他职权而出具的文书, 如具有行政执法权限的审计机关向被审计人发出执行某种纠正措施并做出处理处罚决定的审计决定或者具有司法权限的审计机关签发的审计裁决等。
审计公告制度是审计机关的法定职权, 根据行政法的原理, 作为职权, 一方面是审计机关的权利, 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 可以对审计结果进行公告;另一方面又是行政机关的义务, 它不可以放弃或者变相放弃。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的义务, 一方面会侵害公众的知情权, 另一方面也不利于社会公众对审计机关的监督。
二、审计结果公告制度与审计问责制
国家审计, 既关心政府部门财务报告的真实性, 又关注合法合规性。同样, 公众也关心国家审计报告的真实性和合法合规性。国家审计公告制度是国外的普遍做法。无论是何种国家审计机关, 如美国、法国以及日本等国的国家审计机关, 均通过报刊、政府公报和网络等新闻媒体公布国家审计报告。建立向社会公告审计结果的刚性约束。而目前我国《审计法》对向社会公布审计结果的立法基点是“可以公布”, 由于没有向社会公布审计结果的强制性要求, 大多数审计机关担心公布审计报告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甚至还会遭到被审计单位的变相刁难报复, 从而不愿意向社会公告审计报告, 一般只向本级政府、上一级审计机关和被审计单位报告审计报告。事实上, 包括审计监督权在内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都是人民授予的, 人民和政府之间是委托代理的关系, 所以政府及其各级机关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因此, 有必要对相关法律条款进行修改, 将“可以公布”改为“应当或必须公布”, 使向社会公告国家审计报告成为一种刚性的约束。
问责制是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或不当行为及其后果追究责任的制度, 包括问责的主体、客体、范围、程序和后果等内容。问责是现代社会对政府的基本要求, 也是政府自身建设的迫切需要。国家审计问责制是问责制的一种, 是对国家审计结果中涉及的个人或组织使用资产的流向、使用效率和使用效果的一种社会交待和责任追究制度, 是用“问”的“制度化”来保证“权责对等”的一种机制。为切实解决审计问责难的问题, 应建立审计结果公告问责制度, 在审计结果披露后, 人大及时启动相关机制, 包括采用询问和质询等方式, 要求有关部门就重大问题作出解释和说明, 必要时可启动特定问题调查程序, 组成专门的临时委员会对某一重大事件进行调查, 如果审计揭露的问题涉及犯罪, 司法部门应积极配合, 及时介入, 未达到犯罪程度的, 政府监察部门也应展开调查。通过公开、透明的审计报告和舆论的力量发挥监督作用, 通过相应的问责机制、引咎辞职等机制, 让审计成为既能监督官员依法科学理财又能查出问题追究问题的真正利器。同时要确立补救机制, 在审计结果公告后, 允许被审计机构以书面形式对审计结果提出反馈意见, 保证当事人法律救济权利的实现。除此之外, 还应建立国家审计问责的听证制度等, 让人民群众最大限度地参与到国家审计问责事务中来。
三、审计结果公告与国家审计风险
审计结果公告制度的实施, 使得整个国家审计的程序、内容和结果等方面置于全社会的监督之下, 会使国家审计风险呈现出新的特点, 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显性化。随着社会的进步、民主政治的发展, 实行审计结果公开制度成为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把审计的结果公告于社会, 不仅可以提高国家审计的透明度, 增强公开性, 更重要的是促进政府部门增强行政行为的透明度和公开性, 还人民群众以知情权, 通过民主监督来推动政府执政为民。从这个意义上看, 国家审计的风险水平与政治文明的发展水平是同步的。把审计结果公告于社会, 实质上是把整个国家审计工作置于全社会的监督之下。审计结果公布之后, 可能会出现三种情况: (1) 社会公众怀疑有问题的, 而审计公告的结果并未体现, 公众可能会对审计结果表示怀疑; (2) 考虑是不是国家审计只查出了这些问题, 审计人员或审计机关有没有截留问题; (3) 审计公告的结果没问题, 而过了一段时间通过别的途径发现或暴露了问题, 就会反过来追问审计机关和审计人员的责任。因此, 随着国家政治文明的发展、政府透明度的公开以及国家审计结果公告制度的实施, 国家审计工作的质量和结果越来越受到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 国家审计的风险呈现显性化的趋势。
二是扩大化。审计结果公告制度的实施, 会使得国家和社会公众对国家审计的这种需求进一步加大。把审计查出的问题公诸于社会, 一方面会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 公众认为在普遍存在信任危机的社会背景下, 审计还是敢于揭露真相的;另一方面, 社会公众会对国家审计的期望值也大大提升, 公众期望能够通过国家审计尽可能地发现公共资金使用领域中所有的违法、违规和舞弊等行为。这样就进一步加剧了国家和社会公众对审计需求的无限性和国家审计机关审计能力有限性之间的矛盾, 使得国家审计始终无法达到国家和社会公众所期望的程度, 也使得国家审计风险被扩大化。
三是实现了对国家审计质量的再监督, 增加了国家审计机关遭受诉讼的可能。从本质上说, 国家审计同民间审计一样, 也是一种受托监督。我国宪法规定, 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委托政府经营管理公共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民是国家审计的真正的委托人, 国家审计要向人民负责, 对人民报告工作。但是, 在这种委托监督关系下, 谁来监督监督者, 也就是说如何对国家审计工作的结果实行再监督。假如国家所有者———人民再委派其他监督者对国家审计组织的行为进行再监督, 必然陷入监督的逻辑怪圈:谁来监督再监督者。因此, 对国家审计组织的审计行为及其审计工作质量一直未能实现有效的再监督。国家审计组织更多的是依靠内部监督和审计人员的职业道德自律来不断规范审计行为, 控制审计风险。实行国家审计结果公告制度以后, 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国家审计的再监督。这种监督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1) 来自被审计单位的监督。实行审计结果公告制度, 把对被审计单位的审计结果公告于社会, 公告的内容表述是否恰当, 有没有不符合事实的地方, 被审计单位会时时监督。 (2) 来自社会舆论的监督。审计结果公告后, 公众会对政府审计结果作出一些评议, 比如审计结果公告的质量如何, 通过审计应该发现的问题是否及时发现, 对于发现的问题处理的是否恰当等等, 这是社会舆论监督。 (3) 来自国家审计队伍内部的监督。审计结果公告后, 国家审计机关内部也会进行相互比较, 比较国家审计机关内部不同部门、不同机构、不同人员审计工作质量的高低。这种来自不同方面的对国家审计工作的再监督, 对于提高国家审计工作质量是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的。
但是同样应该看到, 审计结果公告制度把国家审计机关与被审计单位这对矛盾更加突出的表现出来, 审计查出的问题公开后在社会上所产生的影响, 将使被审计单位为社会广泛关注。此时针对审计结论出现诉讼请求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在原来审计结果不对外公开的情况下, 被审计单位对审计报告内容的关切度相对较低, 虽然被审计单位对有些审计的结果和有关的处罚措施不一定完全认可, 但出于各种原因考虑, 经常是保持缄默而不去提出异议。而审计结果向社会公布后, 情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被审计单位对审计结果的关注程度会大大提高。因为公告的内容可能会影响到被审计单位的切身利益, 如果公告的内容叙述不恰当, 或者有不符合事实的地方, 对被审计单位的利益造成很大的影响, 被审计单位肯定会提出异议, 要求行政复议甚至可能提出提起法律诉讼。
摘要：加大力度推行审计结果公告制度, 将政府财政资金的运用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中, 是国家审计“免疫系统论”的本质所决定的, 是国家审计机关的职责所在, 更是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必然要求。
国家制度 篇2
人员，依法进行科学管理的制度。
2.1993年8月14日颁布《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是我国公务员管理的基础性法规。
3.中国公务员制度建立的基础：邓小平关于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思想，为建立国家公
务员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成果，为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奠定了实践基础；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为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奠定了市场化价值取向的基础。
4.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内容：国家公务员的进、出、管；国家公务员的义务与权利；国家公
务员管理机构与监督。
5.中国公务员制度实施的成效：国家公务员管理的法规体系大体形成；“公开、平等、竞
争、择优”的用人机制初步建立；国家公务员的廉政约束机制开始运行；国家公务员的形象得到了较大的改善。
6.我国公务员制度的特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国家公务员不搞“政治中立”；坚持为人
民服务的宗旨，国家公务员不是独立的“利益集团”；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国家公务员不搞“两官分途”；坚持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国家公务员不单纯片面追求“才能”。
7.我国公务员制度同传统的干部人事管理制度相比较的特色：具有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
具有科学的竞争激励机制；具有正常的新陈代谢机制 ；就拥有廉政勤政的保障机制；体现了分类管理的原则。
8.职位,是指由上级组织确定的，由一个工作人员所担负的工作量以及职务与责任的集合体。它含有三个组成要素：组织分配；单位工作量；职务与责任的结合。
9.职位的特点：是执行公务的基本单位，是组织机构的细胞和最小单元；是以“事”为中
心而设置的，是为了落实组织的职能而进行职能分解的单元，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职位有数量限制，受组织机构的职能、规模、职权分解和经费等要素制约；职位在相对稳定的前提下，也具有可变更性；每一职位都有一定的标准，包括职位的名称、工作内容、责任、工作标准、任职条件、晋升转任方向等；每个职位对应一定的类别和等级。
10.职位分类，即以职位为对象，依据国家公务员职位，按照工作性质、责任轻重、难易程
度、所需资格条件四个要素，分为不同的类别和等级，为国家公务员管理提供依据的人事分类制度。
11.职位分类的特点：职位分类遵循“因事择人”的原则，分类的对象是职位，不是职位上的人；职位分类依据的基本标准要素，是该职位的工作性质、责任轻重、难易程度和所需资格条件；职位分类不是解决某一个职位应干什么事，而是对各职位所面临的工作进行客观的分析与评价，进而确定每一职位在全部职位分类结构中所处的位置，达到分类管理的目的；职位分类旨在通过实行科学的分类，以提高国家公务员管理水平；职位分类随职位结构和组织职能、职位工作的变化而作相应调整。实行经典职位分类制度最早的是美国，实行传统品味分类最早的是英国。
12.中国职位分类制度的内容：进行职位设置；拟定职位说明书；确定国家公务员的职务和
级别；职位的后续管理。
13.中国职位分类制度的特色：职位、品味因素相结合确定级别；正常的晋级增资制；调转
升迁的相对灵活性。
14.中国实行职位分类制度的意义：为公务员的考试与任用提高了科学标准；为公务员的考
核提供了参照系；为公务员工资待遇的确定提供了依据；为开展公务员培训提出了明确要求；为巩固机构改革的积极成果作了铺垫；为实现办事高效创造了积极的条件；为促进整个人事管理体制的科学化奠定了基础。
15.国家公务员非领导职务分为八个职务：办事员、科员、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助理调
研员、调研员、助理巡逻员、巡逻员。
16.设置非领导职务的动因：适应国家行政机关某些职位特点的需要；稳定国家公务员队伍
中的业务骨干的需要；克服“官本位”现象的需要；减少行政领导职数、提高行政效率的需要；规范对原有相当待遇人员管理的需要。
17.国家公务员录用制度，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一定的标准和
条件，经过法定的程序，通过考试，从国家行政机关系统以外的人员中选拔优秀人才到政府机关工作，并与其建立国家公务员权利和义务等法律关系的管理制度。
18.实行国家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的意义：有利于为各级国家行政机关选拔一批高素质的有
效人才；有利于克服用人上的不正之风；有利于全面贯彻落实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
19.国家公务员录用的原则：公开原则；平等原则；竞争原则；择优原则。
20.报考国家公务员符合的条件：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享有公民政治权利；拥护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遵纪守法，品行端正，具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一般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经考试主管机关批准，也可适当放宽；报考省级以上政府工作部门一般要有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国家有特殊规定的除外；身体健康，年龄一般为35岁以下；具有考试主管机关批准的其他条件。
21.国家公务员录用考试的方法:笔试（通用基础知识；专业知识；行政职业能力测验）、面
试及特试
22.录用国家公务员的六个程序：发布公告；报名和资格审查；考试；录用考核；体检；录
用。
23.国家公务员考核制度，是指国家行政机关根据《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和《国家公务员
考核暂行规定》，以及其他法规、规章、政策规定的考核内容、标准、程序和方法，按照管理权限，对所属国家公务员德能勤绩进行的阶段性考察与评价制度。国家公务员考核分为：考核；平时考核。
24.建立国家公务员考核制度的意义：有利于对国家公务员正确实奖励、纪律、培训、职务
升降、职务任免、辞职辞退，并提供依据；有利于调动国家公务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行政效率；有利于提高国家公务员素质，优化国家公务员队伍，提高干部队伍素质，是一项重大系统工程。
25.为什么国家公务员考核的重点是工作实绩？工作实绩是检验国家公务员对社会贡献大
小的重要尺度；工作实绩作为考核重点是由“绩”的特点决定的；工作实绩是对国家公务员德能勤的整体检验；突出工作实绩是推进国家公务员树立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的需要
26.国家公务员考核的等次：优秀、称职、不称职三个等次。
27.国家公务员考核的原则：客观公正；民主公开；注重实绩。
28.国家公务员考核的方法：领导与群体的结合；平时与定期相结合；有条件的单位应尽量
做到定性与定量相结合。
29.述职报告包括：国家公务员的岗位责任和考核期内的目标任务；履行岗位职责和完成目
标任务的情况；本工作中取得的成绩、经验或教训；今后的工作打算和努力方向。
30.考核结果使用的内容：与国家公务员的工资晋升挂钩；与国家公务员的奖励紧密结
合；与国家公务员的职务调整、升降相互关联；与国家公务员的培训密切联系。
31.国家公务员奖励制度，是指国家行政机关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法定程序，对工作
有突出表现，有显著成绩和贡献的，以及有其他突出事迹的国家公务员，给予精神或物质的激励制度。
32.国家公务员奖励的作用：激励与鼓舞作用，这是最直接最基本的首要作用；引导与示范
作用；促进竞争与高效的作用。
33.国家公务员建立的基本原则：精神鼓励与物质鼓励相结合，以精神鼓励为主的原则；公
平合理，奖不虚施的原则；奖励及时，注重实效的原则。
34.国家公务员五种奖励：嘉奖、及三等功、记二等功、记一等功、授予荣誉称号。五种奖
励之间的关系：国家公务员这五种奖励之间由低到高的排序，构筑为完整的国家公务员奖励体系；国家公务员这五种奖励可单独使用，同一个国家行政机关不能同时给同一名国家公务员两种以上奖励；不同的国家行政机关可以同时给同一名国家公务员两种以上奖励；不同的国家行政机关在不同的时间，可以给同一名国家公务员两种以上奖励。
35.国家公务员纪律：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为了维护其整体利益，维护国家公务员队伍的正常
秩序，保证正常的开展构筑而制定的，要求每个国家公务员必须遵守的具有强制性和约束力的行为规范。
36.国家公务员行政处分，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对违反纪律规定的国家公务员，按照法定条件，经过法定程序，给予违纪国家公务员的行政性制裁措施。
37.国家公务员纪律基本内容七个类型：政治纪律、工作纪律、外事和保密纪律、廉政纪律、财经纪律、有关经济秩序的纪律、关于社会管理秩序和社会道德纪律。
38.国家公务员纪律内容包括：禁止参与政治活动；禁止贪污受贿；禁止以不正当手段谋取
私利；禁止其他不道德行为；对公务员兼职及亲属从事有关工作的限制。
39.国家公务员的六种行政处分：警告处分、记过处分、记大过处分、降级处分、撤职处分、开除处分。
40.国家公务员在行政处分中的权利：申辩的权利；申请回避的权利；获知行政处分事实和
原因的权利；申请复审、申诉的权利；接收行政处分决定书的权利。
41.国家公务员职务晋升制度，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依据一定的条件，采用一定的方法，按照
一定的程序，使国家公务员得到职务晋升的一种法律制度。
42.国家公务员降职制度，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依据法定的条件、方法和程序，使国家公务员
职务降低的一种法律制度。
43.国家公务员升降的原则：德才兼备、任人唯贤的原则；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
注重实绩和群众公认的原则；逐级升降的原则。
44.国家公务员升职的资格条件：国家公务员在考核中定为称职以上；下一级任职年限；
工龄及基层工作经历；文化程度；身体健康，能坚持正常工作；符合任职回避规定；按照管理权限由有关机关根据具体职位需要规定的其他条件。
45.国家公务员升职的程序：公布职位空缺与任职条件，民主推荐预选对象；对预选对象进
行资格审查，产生考察对象；对考察对象进行全面考察，择优提出拟晋升人选；按照管理权限由有关机关领导集体研究决定，依法任免。
46.国家公务员竞争上岗的程序，是以公开、平等、竞争、择优为特征的国家公务员职务晋
升方法，步骤：公布职位；公开报名；资格审查；考试；演讲答辩；民主测评；组织考察；决定任命。
47.国家公务员降职制度的条件：有职可降；考核中被确定为不称职的；不胜任现职又
不宜转任同级其他职务的。
48.国家公务员职务任免制度，是对国家公务员职务任免方式、任免机关、任免权限、任免
程序、任免手续等方面所规定的法律制度。意义：是对国家公务员进行其他管理的前提；是科学而合理的任用人才的关键；是实现政府职能的主要保证。
49.职务任免的方式：选任制、委任制、考任制、聘任制。
50.职务任免的程序：提名；考察；审批；发布任职通知，颁发任命书。
51.国家公务员免职的程序：所在单位提出拟免职建议；任免机关人事部门或有管理权的党
委组织部门审核；任免机关或有管理权的党委审批；任免机关发布免职令，并在一定范
围内公布。
52.国家公务员聘任的程序：在一定范围内公布拟聘任职位及任职资格添加；对资格审查合格者通过笔试面试答辩等方式进行考试考核；用人单位择优确定聘任人选，报任免机关审批；任免机关批准；用人单位与被聘任人员签订聘约，发给聘书。
53.国家公务员兼职受到的限制：国家公务员只能在国家行政机关内兼任一个职务；国家公
务员不得在企业和营利性事业单位兼任职务，包括实职和名誉职务。
54.国家公务员培训制度，是指国家行政机关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国家公务员职位的要求，通过各种形式，有组织的为提高国家公务员政治和业务素质所进行的培育、训练活动。其实质是采用培训手段对政府机关人才资源进行开发。
55.建立国家公务员培训制度的意义：国家公务员培训是建设“高素质的专业化“国家公务
员队伍的迫切需要；国家公务员培训是开发政府系统人才资源的基本手段；国家公务员培训是加强政府机关廉政、勤政建设的必要措施；国家公务员培训是推进公共行政现代化的必要途径。
56.国家公务员培训的原则：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学用一致的原则；按需施教的原则；讲
求实效的原则。
57.国家公务员初任培训不少于10天 任职培训不少于30天。
58.国家公务员培训的内容：政治理论和思想教育；业务知识与能力的培训（公共必修课、专业必修课、选修课）；国家公务员创新能力的培训。
59.我国公务员培训实施机构有：国家行政学院；地方行政学院；其他培训机关。
60.国家公务员出国培训，是整个国家公务员培训的重要组成部分，明的是学习借鉴国外现
代公共行政的先进经验，培养造就精通公共行政科学的业务骨干，为国家经济建设和行政体制改革服务。坚持的原则：按需派遣；择优选派；学用一致；讲求实效。
61.国家公务员交流制度，是指国家行政机关根据工作需要或者国家公务员个人的意愿，通
过法定形式，在国家行政机关内部变换国家公务员的工作职位，或者把国家公务员调出国家行政机关任职，或者将国家行政机关以外的工作人员调入国家行政机关担任国家公务员职务的管理制度。
62.国家公务员交流制度的意义：有利于发挥个人特长和潜能；有利于推进廉政建设的发展；
有利于增强个人的素质和能力。交流的比例不能突破30%
63.国家公务员交流的四种法定形式：调任、转任、轮换、挂职锻炼。
64.国家公务员回避制度，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为了保证国家公务员依法执行公务，按照法定
条件和程序，对国家公务员所任职务、执行公务和认知地区等方面做出的限制性规定，以减少亲属关系等人为因素对执行公务的干扰，利于保证国家公务员客观公正的执行公务的法律制度。
65.五种法定回避的亲属关系：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近姻亲
关系、拟制亲关系。
66.三种国家公务员回避的类型：任职回避、公务回避、地区回避。
67.国家公务员工资，是国家根据按劳分配原则，以货币形式分配给国家公务员消费的一种
形式，是国家公务员以自己劳动创造价值的货币表现。
68.国家公务员保险，是指国家对因生育、年老、疾病、伤残和死亡等原因，暂时或永久丧
失公正能力的国家公务员给予物质帮助的一种法律保障形式。
69.国家公务员福利，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为提高国家公务员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维持国家
公务员的基本生活，满足国家公务员生活方面的共同需要和特殊需要，在工资和保险待遇之外对国家公务员在经济上帮助和生活上照顾，用以弥补部分额外支出，维护身心健康等而采取的一些措施。
70.建立国家公务员工资保险福利制度的意义：有利于促使国家公务员的各项经济权利公开
化，稳定国家公务员队伍；有利于促进“按劳分配”宪法原则在国家公务员制度中的贯彻落实；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和推进国家公务员队伍素质的提高。
71.完善国家公务员工资保险福利制度的五个着力点：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克服平均主义，建立符合机关特点的国家公务员工资制度；建立正常的定期增资制度；实行与企业、事业单位不同的工资制度；提高工资标准；实行依法管理。
72.国家公务员的保险制度：生育保险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即离休、退休制度；疾病保险
制度；伤残保险制度；死亡保险制度。
73.我国公务员现行福利制度的内容：福利费制度；冬季宿舍取暖补贴制度；交通费补贴制
度；死亡待遇制度；生育待遇制度；疾病待遇制度；探亲待遇制度；年休待遇制度。
74.国家公务员辞职辞退制度，是指国家公务员依照法律法规规定，申请终止其与国家行政
机关的任用关系的管理制度。
75.辞退，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解除其同国家公务员的任用关系。
76.建立国家公务员辞职辞退制度的意义：是行政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是贯彻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原则，建设高素质国家公务员队伍的重要措施。
77.国家公务员申请辞职的限制性条件：涉及国家安全、重要机密等特殊职位上任职的国家
公务员不得辞职；重要公务尚未处理完毕，而且需由本人继续处理的不得辞职；正在接受审查的国家公务员，不得辞职；未满国家行政机关规定的最低服务年限的，不得辞职。
78.符合辞退的条件：连续两年考核被确定为不称职；不胜任现职工作，又不接受其他安排的；因单位调整、撤销、合并或者缩减编制员额需要调整工作，本人拒绝合理安排的；矿工或无正当理由逾期不归连续超过15天，或者在一年内累计超过30天的；不履行国家公务员义务，不遵守国家公务员纪律，经多次教育仍无转变或者造成恶劣影响，又不宜给予开除处分的。
79.以下情况不得辞退：因公致残并被确认丧失工作能力的；患严重疾病或负伤正在进行治
疗的；女性国家公务员在孕期、产期及哺乳期的。
80.国家公务员辞职的程序：国家公务员本人向所在单位提出辞职申请；所在单位提出意见，按照管理权限报任免机关；任免机关人事部门审核；任免机关审批，并将审批结果以书面形式通知呈报单位及申请辞职的国家公务员；任免机关应在接到国家公务员提出辞职申请之日起的三个月内予以审批；国家公务员在辞职审批期间，不得擅自离职
81.退休，是指国家公务员达到一定的年龄，或者具备了一定的服务期限，或者完全丧失工
作能力时，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经过法定程序，退出工作岗位，由国家给予基本生活保障，并妥善安置照顾的一种养老保险形式。
82.离休，指建国前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脱产享受供给制待遇的和从事地下革
命工作的公职人员，达到离职休养年龄的，实行离职休养制度。
83.建立国家退离休制度的意义：有利于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使国家公务员队伍保持生机
和活力；有利于保障国家公务员的退休生活，保持社会稳定。
84.退离休待遇是国家公务员退休制度中的核心问题，包含了政治待遇、生活待遇（离休费、社会补贴、福利补贴）、福利待遇。
85.申诉制度，是指国家公务员对国家行政机关作出的涉及本人权益的人事处理决定不服，向有关机关提出意见并要求复核和重新处理的行为。
86.控告制度，是指国家公务员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领导人员侵犯其合法权益的行为，向上
级国家行政机关或者行政监察机关提出指控。
87.建立国家公务员申诉控告制度的意义：有利于贯彻宪法精神，维护宪法的最高权威性；
有利于维护国家公务员的合法权益，促进国家行政机关的协调运转；有利于维护规划行
政机关依法行政，监督制约不当行政行为。
88.国家公务员申诉控告制度的原则：实事求是；依法原则；平等原则；国家行政机关负举
证责任原则；一切违法或不当行为予以纠正原则；回避原则；不因国家公务员提出申诉、控告而加重处理原则；申诉控告期间不停止执行的原则；不适用调解原则；实效原则；一级申诉原则。
89.国家公务员申诉范围：行政处分；辞退；降职；考核定为不称职；法律法规规定可
以提出申诉的其他人事处理决定。申请复核应接到人事处理决定之日起30日内提出；申诉应在接到复核决定15日内或接到人事处理决定之日起30日内提出。
90.国家公务员在复核、申诉中的权利：申请回避的权利；选择复核、申诉的权利；撤诉的权利；近亲属代为提出申诉的权利；接受复核、申诉处理决定书的权利。
91.国家公务员“高素质”的含义：思想和政治上的高标准与品德上的高境界；理论素养与
知识运用上的高水平；廉政建设上的高风尚、勤政建设上的高效率；业务上的精通；身心上的健康。
92.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国家公务员队伍的意义：对实现行政体制改革目标的作用；为改变
队伍不适应的现状；为适应新旧转变的需要
93.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国家公务员队伍坚持的两个前提：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 邓小平理
论；坚持不断提高自身的觉悟 严于解剖自身的缺点、错误。
94.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国家公务员队伍坚持的途径：塑造好人们满意的公务员形象；加强
学习和实践锻炼；加强以“三讲：为主要内容的教育（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强化“自重、自省、自警、自励”的磨练；着力于纵深度的自我开发。
95.如何加大人事制度改革的力度：在扩大民主、完善考核、推进交流、加强对县级以上领
导干部的监督约束上，完善其运作机制；在正确地识人、育人、选人、用人上，建立健全有效的机制；在用人环境上，逐步建立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向适应的“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和依法用人的机制；在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上，加大管理方式与方法的改进力度，健全依法管理机制。
96.如何推进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完善：国家公务员的适用范围应重新划分，应扩大到所有公
论北宋国家藏书制度的完善 篇3
关键词：国家藏书制度 秘书省 馆阁 《麟台故事》
中图分类号： G256.1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1003-69３８（２０12）０1－0137-04
On the Improvement of Book Collection Systerm at Northern Song Dynasty
——To Mainly Contained of “The Story of LIN TAI”
Abstract After the reform of Yuanfeng period at Northern Song dynasty，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secretariat， the library belongs to the secretariat， which caused the secretariat’s official settings， offical elections and career compiled to change greatly. Therefore， the less to collect books for the royal trend， the more to collect books for the country trend. In contrast， at Northern Song dynasty period， as the core of the national collection system， the library trends to perfect. It mainly reflects in the following five aspects： the further improvement of value shift system in secretariat， the further improvement of book reservation system in secretariat，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offical treatment in secretariat， construction new central authorities， the revival of collecting books for the country again.
Keywords national collection system； secretariat； Library； “The Story of LIN TAI”
北宋崇文院自身所具有的特点，决定了崇文院时期的馆阁藏书即使获得进一步发展，也不会弱化皇家藏书的性质，更不可能出现国家性质较强的馆阁藏书制度。元丰改制后，北宋馆阁归于秘书省之下，其本旨并不是在于建立国家性质较强的馆阁藏书制度，而是为了解决日益严峻的冗官冗费问题。但其结果是馆阁在秘书省的领导下发展成为国家性较强的藏书机构，体现了北宋国家藏书制度的完善。下文即以记述北宋馆阁藏书与制度方面具有专门性史料价值的《麟台故事》（以下简称《故事》）所载为主［1］，对秘书省与馆阁前后的变化进行探讨，以企阐明北宋以馆阁为核心的国家藏书制度正是在这一时期趋于完善。
1 元丰改制前的秘书省
秘书省的前身为秘书监，始置于东汉延熹二年（公元159年），掌国家典籍、著作及祭祀祝文。晋惠帝永平年间，改称为秘书省。唐代在秘书省之外，又设置了国家从事典籍收藏与整理的主要机构：弘文馆、集贤院、史馆等。终唐之世，虽然秘书省是中央王朝主管图书事业的政府机关并未改变，但其职能逐渐在削弱［2］。五代至宋初，三馆共以数十间民居小屋为寓寄之所，主要承担着朝廷典籍收藏与整理的职能，进一步侵夺了原本属于秘书省的职权，以至于元丰改制之前的秘书省，已经成为徒有虚名的中央政府典籍管理部门。
诸如《故事》载，太平兴国年间（976-984），时任左拾遗的田锡上书：“以谓今三馆之中，有集贤院书籍而无集贤院职官，虽有秘书省职官而无秘书省图籍。”［3］端拱元年（988）初置秘阁后，从三馆秘阁的馆职到库藏书籍均有着很大的调整，而秘书省的情形更是：“若秘书省，则所掌祠祭祝版而已，书籍实在三馆秘阁。而所谓职官者，犹今寄禄官耳，则虽无书籍可也。”［4］亦即宋初所有典籍都归于馆阁之中，从收藏到整理的过程中几乎与秘书省没有干系，其所执掌者“祠祭祀版而已”，其设职官者“犹今寄禄官耳”。尤其是元丰改制前的秘书省的省舍处所、隶属官司、职官设置、职掌选任、编制品位等相关内容，同在《故事》中又存有比其它典籍更为详尽的记载：
秘书省，在光化坊，隶京百司，判省事一人……秘书监之领秘书省事，犹著作佐郎（今宣教郎）在三馆则修日历；正言（今承议郎）、司谏（今朝奉郎）供职本院，或在从班，则行谏诤之职；侍御史（今朝请郎）、监察御史（今承议郎）供职本台，则行纠弹之职也。［5］
此载十分清晰地表明：元丰改制前的秘书省在设置上虽然沿用着唐、五代以来的形式，但其所承担的朝廷政务仅剩下“负责常规祭祀用祝文的撰写”，地位的重要性也远不可与唐、五代时相提并论。再以其职官系统的设置而言，尽管依旧设有秘书监、秘书少监、秘书丞、秘书郎、校书郎、正字、著作郎、著作佐郎等官名，但事实上已属于“寄禄官”，乃是一种官员转迁的阶官，仅用以表明本官所在官位的品级和应当享有的俸禄，并非是有实际差遣的“职事官”［6］。甚至秘书省的最高长官秘书监，如遇朝廷特令供职，或以他官兼秘书监，或以秘书监兼领他官。
对元丰改制前秘书省的专门记载，与《故事》所记相类同者，可见于《宋史》、《宋会要辑稿》等，但这些史册成书晚于《故事》，见其史料价值之珍贵。再细加考较，则诸多文献所载都不及《故事》详尽。当然，诸多典籍所载有关宋初的秘书省并不主管朝廷的典籍，即所有典籍全部收藏于三馆及稍后所建秘阁的大致情况，还是比较一致的。这足证《故事》所载史料信实可靠。而这一情况，在清代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故事》和编修《钦定历代职官表》之时，已有明确的认识：“昭文、史馆、集贤书库，谓之三馆，后又增建秘阁，与三馆为四，各置直馆、直院、直阁等官，其下则为校理、检讨。”［7］总之，通过《故事》的记载，可以清晰地看出宋初秘书省本身的重要性及其所隶属的官吏的地位，根本就无法与当时的三馆、秘阁及其官吏相提并论。因为馆阁官员正是有差遣的“职事官”，往往倍受宋太祖尊宠与优待，其官品无论高下，地位均在当时显得清贵切要，升迁也往往异于他司常僚；而且越是往后，朝廷崇儒之风愈盛，馆阁的典藏规模与政治地位也越加不同凡响：“文籍大备，灿然可观，处中禁以宏开，非外司之为比。”［8］足见，宋初馆阁地位日趋显要所导致的直接后果，便是本为掌管朝廷藏书的秘书省职掌被严重地削弱。即朝廷图书的收藏、整理及修纂方面的职能完全被当时的三馆和后来新建的秘阁所取代，出现了学者所谓馆阁“侵秘书省之职”［9］的结果。
2 元丰改制后的馆阁
元丰五年（1082年）官制行，把本为主管图籍的职能部门崇文院（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三馆的通名）与具有行政职能的文化机构秘书省合并为一，而秘阁初建时，秩本次三馆，又常为秘书监领，故亦附之，通称秘书省。于是，秘书省的职能在改制前后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据《故事》载：
元丰官制行，秘书省分四案：曰国史案，掌编修《日历》事，曰太史案，掌太史、天文浑仪等事；曰经籍案，掌典籍之事；曰知杂案掌，本省杂事大概如此。［10］
可见，元丰改制后“正式确立了秘书省对三馆秘阁的领导地位”［11］，改变了以往二者共存而并不相属的局面，完成了宋代政府藏书制度由建立、发展到进一步趋于完善的转变。自此以后，馆阁之设整体上归于秘书省下，仍旧寓居于崇文院旧址上，只是诸多旧有的馆阁馆职或罢，或蜕变为秘书省新馆职，三馆秘阁遂成为秘书省的主体，并未因崇文院归入秘书省而消失，故终宋代而言，人们习惯上把秘书省与馆阁视为一回事，即如前称崇文院实指馆阁一样。
当然，三馆秘阁在归入秘书省之下时，还是出现了一些变化，如史馆前担负着日历、实录和国史的修撰常务，但“元丰官制既行，日历归秘书省国史案，专以著作郎、佐郎修纂，别致国史院或实录院秀先朝实录、国事，于是国史、日历分为二矣”［12］。又如，以前在馆阁中贴职的其它行政机构的官员即罢其贴职，后虽有复置者，已与馆阁干系不大。其实，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表明，元丰改制后的秘书省完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元丰改制的最大举措就是把崇文院与秘书省合二为一，这对于北宋以馆阁为中心的藏书制度之建设而言，影响十分长远，故在现存《故事》残本和辑本的不同篇目中，均以不同角度进行了记载，但又是以《官联》篇为主。
先在残本卷一上《官联》篇总述之曰：
元丰官制行，尽以三馆执事归秘书省，省官自监少至正字皆为职事官。至元祐中，又举试学士院入等者，命以为校理、校勘，供职秘书省。若秘书省官、则不试而命。至于进擢之异，待遇之渥，资任之优，选除之遴，简书之略，盖不与他司等也。［13］
虽然元丰改制后往昔荣耀至极的馆阁之设犹存，但已明确隶属于秘书省之下。秘书省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文化机构，其职官性质的变化和地位的提升非同寻常：“省官自监少至正字皆为职事官。”即此后秘书省的职官在“进擢”、“待遇”等方面，远非他司能够比及。
继在残本卷一上《官联》篇称：
元丰五年官制行，即崇文院为秘书省……秘书省官、则不试而命。见带馆职人依旧，如除职事官，校理以上转一官，校勘减磨勘三年，校书减二年，并罢所带职。［14］
后又在残本卷一上《官联》篇又称：
元丰官制：秘书监、少监各一人，或少监二人；丞一人；秘书郎二人，通掌省事；著作郎、佐郎各二人，专修日历；校书郎四人，正字二人，校对书籍……元丰之制，止增著作佐郎、校书郎、正字各二员，监少之外，定为十八员，以仿有唐登瀛之数，其溢员皆外补。［15］
这两条各有侧重的详细记述了元丰改制后秘书省职官的设置、选任、职事和编制情况。这是因为，秘书省在元丰改制前的省官设置，大致上还是沿用宋前旧制，并无大的变化；但是，秘书省前朝所拥有的与国家典藏相关的职事，已在宋初就悉数尽归三馆。故历经宋初以来三馆到崇文院馆职的发展后，在元丰改制时，所谓馆职已远非秘书省省官所能相提并论，诸如秘书省的最高长官秘书监，还必须取得馆阁贴职的资格，成为馆阁馆职后，才能够参与国家典籍收藏、整理、修纂等事务，否则便与它司官员无异。所以，元丰改制后，昔日馆阁馆职的恩遇要从秘书省新馆职中体现出来的同时，还要合理地调整好资序。如《故事》载：“及元丰肇新官制，改崇文院为秘书省，诏书虽称凡厥恩数悉如旧章，然理资序法无复昔时。”［16］即按照秘书省旧有的设置排序、规定选任、制定员额等。
3 元丰改制后的秘书省
首先，元丰改制后，秘书省的设置及其排序如旧，但掌管藏书的职责更为分明。共分三层八级：第一层是最高领导层，有秘书监和少监两级，监为秘书省最高行政长官，少监为之贰，与监共掌领本省事；二者相对应而言，有大（或太）监与小监、大篷与少篷等的称呼；元丰改制后监定为正四品，少监定为从五品［17］。第二层是处于中间管理的领导层，有秘书丞和秘书郎两级；秘书丞主要是协助监、少参领本省事；秘书郎主要掌甲（经）、乙（史）、丙（子）、丁（集）四库（旧三馆秘阁书库）图籍的分类储藏及校定、刊正、抄写等事；二者可合称之为丞郎，元丰改制后秘书丞定为从七品，秘书郎定为正八品且位于著作郎之下、著作佐郎之上。第三层是职事更为具体专一的技术层面，由秘书省著作郎、秘书省著作佐郎、秘书省校书郎、秘书省正字四级；著作郎主要负责秘书省所承担的著撰任务，如修纂时政记、起居注、日历、祭祀祝辞等，著作佐郎位次与著作郎而与之同职事，故二者有“著作郎佐”、“二著”之合称［18］；元丰改制后，秘书省著作郎定为从七品（或正七品）且位居秘书丞之下、秘书郎之上，秘书省著作佐郎定为正八品且位次于秘书郎、高于校书郎，秘书省校书郎定为从八品且位于著作佐郎之下、正字之上，秘书省正字定为从八品且位次于秘书郎。
其次，元丰改制后，秘书省官的选任不同于以前的秘书省省官。元丰改制后的秘书监，掌领着古今经籍图书、国史与实录、天文历数，及常祭祝文撰写等，其地位实属当时中央政府文化主管的最高主持者，故其选任更为朝廷所重视。秘书省的各级省官，即为馆职，朝廷对其选任的重视程度也同样与元丰改制前大不相同。如元丰五年（1082年）六月，朝廷“以通直郎、监察御史丰稷为秘书省著作佐郎”，即有意向天下昭示秘书省职官选任的与众不同。再如元丰七年（1084年），曾经是秘阁校勘的邢恕、王仲修转入秘书省后也仅是任为校书郎；曾鼎力协助司马光修纂成《资治通鉴》的范祖禹，也才任秘书省正字。
第三，元丰改制后，秘书省馆职的正常编制一般为14至18人不等，情况较为复杂。其中以数额的增加表现得尤为显著，以至于宋徽宗政和末（1111-1118年），秘书省馆职既冗且滥，又无固定员额，成为朝臣抨击朝政的重点对象之一。到宣和三年（1121年），“论事者屡以为言，上亦厌之，乃诏三省定员数，且清其选”。具体的做法是：既参照元丰五年（1082年）改制后的设置员额，如秘书监、少监各一人（或少监二人），丞二人，秘书郎二人，著作郎、佐郎各二人，校书郎四人，正字二人；又仿照唐初秦王府故僚号为十八学士的故事，“止增著作佐郎、校书郎、正字各二员，监少之外，定为十八员”［19］。最终确定的编制即为：秘书省著作郎和秘书丞各一人、秘书郎二员、秘书省著作佐郎四员、秘书省校书郎六员、秘书省正字四员，共十八员，此数应不包括秘书省监、少监在内。
4 北宋国家藏书制度完善的体现
元丰改制后，国家藏书制度历经了一次历史性的重大嬗变，馆阁归于秘书省之下，崇文院作为馆阁寓居的舍址虽未改变，但作为一个文化机构已不复存在。于是馆阁处在秘书省的领导之下，实现了行政职能与文化职务的统一，促使以馆阁为核心的北宋国家藏书制度进一步趋于完善。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秘书省宿直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元丰改制之前的馆阁，除了具有藏书职能之外，还担负着培养和储备人才以备皇帝顾问的特殊职能。元丰改制后，馆阁的这一职能与相应的宿直制度又同归于秘书省，并在原有的基础上屡经变更，形成一些较为完备的定制。如“政和六年，措置秘书省官请当宿官告假即轮以次官，侯参假补填，月具直宿请假官员数、职位、姓名报御史台。官、吏各为历，长、贰点检觉察，即吏告假报以次人及补填，如宿官法。日轮职掌二人，孔目官、专副至守当官通轮；楷书二人，正名楷书至守阙通轮；库子二人，装界作、翰林司、厨子各一人，亲事官四人，剩员五人。”［20］
二是秘书省借书制度的完备。元丰改制后，秘书省之下的馆阁藏书与崇文院时期的最大不同就在于藏书的应用功能发生了变化，其国家性在增强。此前的馆阁藏书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皇家特色，服务的对象为社会的高层，或者至少也是诸如馆臣之类的特殊阶层，况且馆阁自太宗以来就地处禁中，对于一般官吏而言，几乎无接近藏书之地的机会，无缘接触到馆阁藏书。此后的馆阁藏书归秘书省管理，皇家藏书以禁中太清楼等为主，于是馆阁藏书的国家性质加强，藏书的服务对象随之逐渐扩大。特别是随着书籍借出量的剧增，还出现了大批书籍难于收回的情况。如政和四年（1114年），措置点检秘书省官言：“三馆秘阁自崇宁四年借出书籍未还者四千三百二十八册卷，久不拒收。”对此朝廷诏令：“自今省官取借书籍，并申本省长贰判状权借，依限拒收。”［21］如此能够上升到朝廷下诏管理的书籍借阅问题，肯定不是一般的个别情况，而其侧面反映出的也正是馆阁藏书国家性的增强。
三是秘书省馆职待遇的制度化。元丰改制后，由秘书省省官序列转化而来的新馆职与旧馆阁馆职有着根本性的不同：新馆职所隶属的秘书省是一个行政机构，所设省官具有既定的品位。据此品位可以确定秘书省内不同馆职之间的职位高低，如元丰改制后秘书郎为正八品，校书郎为从八品，秘书郎即位居于校书郎之上。元丰改制后的秘书省省官作为馆职，又具有明确的职事决定享有朝廷规定的相应待遇。
四是新建省舍“为京城官府之冠”。北宋历朝对馆阁的舍址建设相当重视，尤其政和年间（1111-1118年）至宣和三年（1120年）新建成的秘书省舍址，“朱碧辉焕，栋宇宏丽，上邻清都，为京城官府之冠。”［22］
五是北宋国家藏书“再盛于宣和”。北宋馆阁藏书在出现了庆历年间的盛况之后，宣和初徽宗又采纳了提举秘书省官建言，“置补完御前书籍所于秘书省，稍访天下之书以资校对”。［23］朝廷又屡次组织了大规模访书、购书、抄书、校书、刻书等活动，致使馆阁藏书迅速增加，出现了北宋馆阁藏书“再盛于宣和”［24］的盛况。如宣和七年（1117年），朝廷修成《秘书总目》后，所增加的图书比《崇文总目》多25254卷，总计55923卷，达到北宋国家藏书的最高纪录［2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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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171，97-98，276，35，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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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清）永瑢，纪昀.钦定历代职官表［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601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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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郝润华.晁公武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国家教育考试制度成本分析 篇4
有人把制度成本依次划分为:制度的设计与创生成本、制度的运行成本、制度改进与变迁成本、时间成本、人力成本和物质成本等[2] 。每一项能预期带来收益的制度安排都需耗费成本, 但由于不同行为主体的效用函数和约束条件的差异, 它们对某一制度安排的收益和成本可能有不同的评价标准。
任何一项制度的制定与执行最终都要落实到成本预算上, 不存在没有成本的制度, 国家教育考试制度也不例外。国家教育考试制度属于国家法律规定下的强制性制度, 国家和地方政府是制度的供给者, 就制度成本构成而言, 教育考试制度成本可以划分为制度生成成本、实施成本和机会成本;从成本承担主体角度可以划分为个人成本和社会成本。
一、教育考试制度成本的构成
(一) 教育考试制度生成成本
教育考试制度生成成本也就是制度创立成本, 教育考试制度创立成本是制定制度时产生的规划设计成本、实施组织成本和摩擦成本。
(1) 教育考试制度规划成本包含调研成本、计划成本等。
调研成本涉及到对调研对象的考查。这主要指该项国家教育考试制度所涉及到的学生、所学课程以及招生数量等。以高考制度为例, 会涉及到同一省 (市、自治区) 不同地区的学生的学习情况和课程设置情况。计划成本涉及到制度设计本身的计划成本, 还涉及到课程规划成本, 因为课程规划是与考试相对应的, 课程规划的改变就会引起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的改变。
(2) 实施组织成本, 包括组织建立成本和组织考试的成本。
我国教育考试组织建立成本是与教育考试机构以及教育机构相依托的。四级国家教育考试管理机构是教育部考试中心和下级各省 (市、自治区) 考试院以及地市和县级招生办公室。在国家教育考试中组织实施成本也不同。在国家教育机会市场中所对应的教育考试制度的制定分属于不同的教育考试组织机构, 属于全国性的国家教育考试由教育部考试中心制定, 高考和大部分自学考试的制度、资格考试制度由省 (市、自治区) 考试院第二级考试机构制定, 中考制度是由第三级教育考试机构地市级教研室等机构制定。一至三级教育考试机构不仅有不同教育考试制度的制定职责而且要承担相应考试的行政监督管理, 所以既有制度制定的成本又有组织管理实施的成本。第四级考试机构县招生办公室只是具体实施考试活动的组织机构, 不具有制定考试制度成本, 只发生考试实施成本。
(3) 摩擦成本。
摩擦成本是消除制度变革阻力的成本和制度变革及其变迁造成的损失。按照樊纲的观点, 制度总成本 (TC) 等于实施成本 (IC) 加摩擦成本 (FC) [3] 。国家教育考试制度改革中的摩擦成本是由“改革阻力”而引起的损失。这种损失可以有多种形式。
首先, 一部分人为了不使自己的利益受损, 阻挡改革既有的不合理的制度, 造成教育不公平。例如, 高考制度中的一些违背教育公平的加分政策, 考生某些身份差异造成的录取分数差别等。
其次, 改革进程开始以后, 也会遇到来自既得利益集团各种各样的抵抗, 造成种种损失。对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带来的压力, 有来自利益集团的和同行业的既得利益保护。典型的例子如重点学校省部共建过程中, 招生名额的分配问题, 体现了利益的博弈, 存在着教育资源与教育权力寻租现象。比较分属各地的全国重点大学近年来招生名额分配情况, 可以看出重点大学普遍存在招生属地化现象。司洪昌对重点大学招生本地化现象做了实证研究:全国大致呈现出四个梯度的差异, 不同的地区处在不同梯度的层级线上。北京位于第一梯度, 天津、重庆、陕西, 东北地区处于第二梯度, 上海、江苏、湖北处于第三梯度, 而山东、浙江等处于第四梯度。作为第一梯度的北京重点高校, 本地招生比例维持在10%左右, 最高没有超出15%的比例;天津、重庆、陕西、东北地区的重点大学本地招生比例大部分在30%上下浮动;上海、江苏、湖北地区大致处于第三梯度, 对当地招生的比例一般维持在45%上下;招生本地化最严重的是重点大学较少、但人口众多的东部大省区, 如浙江、山东、广东等地的国立大学的招生属地化现象已经接近或超出了60%的比例, 处在第四梯度线上[4] 。重点大学招生属地化会给基于教育公平的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带来重大阻力, 教育部要求各部属高校在属地招生计划比例一律不得提高, 超过30%的应逐步回调至30%以内[5] 。这种强制性制度要求使得地方保护主义式的自身利益集团的抵抗在逐步消弱。导致这种属地化的原因主要是合并共建和权力腐败等。
大学合并加强了重点大学属地化。如浙江大学、武汉大学等一些部属高校, 都曾合并过一些地方高校, 致使地方生源比例随之增加。这种情况可以理解为地方大学走向重点大学中的招生考试制度的路径依赖行为。但是作为合并后的重点大学面向全国招生, 逐步减少属地化招生才是提升重点大学精神的本质要求。本地利益与全国教育资源的均衡是合并大学的局部与全局博弈的结果, 体现在国家教育考试制度上就是招生名额分配的不均衡。
权力腐败导致重点大学属地化。权力腐败在招生考试中主要体现在高校招生降分的分数市场化行为。高校招生有几类降分录取:一是定向生, 省属院校可按规定的录取线下降20分, 收费少则1.5万元, 有的重点名校高达10万元以上。定向生并不定向, 已是公开的秘密, 可这种指标仍一年年由有关部门郑重下达。二是“二级学院”, 各校收费标准不一, 大体3-8万元不等, 录取线则按生源多少而定, 可以降100分甚至更多。三是“专升本”, 收费一般在1万元左右[6] 。
共建大学的招生补偿导致重点大学属地化。在共建大学中由于地方政府出资办学, 使作为招生考试制度核心的招生名额有了交换的空间。大学为了解决教育资源短缺与地方政府共建, 使得作为教育公平资源体现的招生名额在共建中寻租, 这样大学为了克服教育改革的阻力而用教育考试制度资源进行“补偿”, 这也是国家教育考试制度改革的一种特殊的成本支出。这些“补偿成本”与教育考试制度改革而形成的成本之间, 存在着一种颇为复杂的正向关系。比如, 地方教育经济资源补偿增加, 名额分配的不公正性增加, 其他省招生名额减少, 基于教育公平的国家教育考试制度改革时间延缓导致改革成本增加;所以地方共建补偿经费越多, 重点大学招生属地化倾向越明显, 国家教育考试制度改革成本就越大。部属院校二级学院也是地方政府与之共建的结果。只是这种共建地方政府是以土地入股的形式和部属院校的品牌相结合形成的产权不明晰的组织形式。在这种二级学院中也存在一种隐性的国家教育考试制度改革的补偿成本。一方面, 名校有教育制度对大学自立的约束, 二级学院一定程度上稀释了本部的教育资源, 影响本部办学的知名度与品牌;另一方面, 又有实现局部利益的冲动, 即通过二级学院的招生名额扩大和学费增加扩大办学的经济效益。所有这些都会增加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摩擦成本。
(4) 教育考试制度实施成本也称制度维持成本。
教育考试制度实施成本包括招生考试制度宣传成本、考试制度执行的监督成本和奖惩成本。招生考试制度宣传成本除教育考试机构的文件、网站宣传以外, 一定程度上转嫁给了考生、学校和家长。考生通过购买《考试说明》和《招生填报志愿指南》等资料费用、上网费用承担了招生制度宣传费用。考试制度执行的监督成本, 体现在组织考试的相关机构对《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18号, 执行时间:2004年5月19日) 或地方法规等教育考试法规规定的教育考试违规、违法行为的监督处罚成本。从《重庆市国家教育考试条例》第七章《法律责任》第四十一至第四十七条的规定, 可以看出教育考试机构和相关执法机构的几种处罚成本。一是行政处罚成本 (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 , 对考试工作人员、考试组织的行政处罚以及对学生考试机会或考试资格取消的处罚成本;二是刑事处罚成本 (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 , 追究相关违法主体的刑事责任;三是民事处罚成本 (第四十五条) , 例如, 重庆市对所谓的“枪手”替考行为可以“由市教育考试机构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的经济处罚的执行成本。
(5) 教育考试制度机会成本。
这是指选择了一种国家教育考试制度就会放弃另外可以选择的教育考试制度的机会, 这也会带来相应的机会成本。比如, 高考选择了单一的考试选拔的制度就放弃了自主招生选拔制度的机会或者直接推荐制度的机会。教育考试制度机会成本主要是由考试主体的考生和招生学校来承担的。考生可能由于一种制度的执行得到或失去某种教育机会, 招生学校也可能由于一种教育考试制度的执行得到或失去招收某些适合或者不适合本校教育的“优秀学生”的机会。
(二) 单项考试制度衍生成本
按照财政学的理论, 任何制度最终都要落实到具体的任务和行为上, 这些任务的完成和行为的发生都需要成本, 所以每一项制度的执行都会衍生一定的成本, 这种成本我们把它称为制度的衍生成本。在国家教育考试制度中, 最典型的考试制度是高考制度和自学考试制度。高考制度是典型的大规模选拔性教育考试制度, 而自学考试制度是大规模水平性教育考试制度。从这两种考试制度中衍生的成本还有考试行为本身的成本。虽然这不是教育考试制度成本, 但是由于这种考试制度规定了考试收费的政府定价, 可以看作是教育考试制度的衍生成本。如《重庆市国家教育考试条例》第九条规定, 考生享有下列权利:“知悉考试科目、时间、地点、收费等信息”。衍生成本的收入是考生的报考费和财政支出, 当教育考试作完全市场服务时, 考生应该承担全部衍生成本;当教育考试服务不是完全公共品, 考生报名费只承担部分成本。
二、教育考试制度成本分析的意义
对教育考试制度成本进行分析使制度的制定具有效益观, 特别是对建立机构招生考试计量模型具有以下政策指导意义。
厘清成本属性与提供关系的意义。我国教育考试成本主要是由政府定价的形式决定, 基本程序是教育考试部门申请, 报请政府物价部门审批, 至于物价部门是如何审核并决定每一种考试成本的标准的, 缺少成本核算和一定的听证制度。教育考试成本属性决定了费用的承担主体, 不同的教育属性, 决定了不同的教育考试的属性, 也就决定了不同教育考试成本的属性。当9年制教育成为义务教育时, 初中的毕业考试 (会考) 应该属于义务教育之内的教育测量, 属于义务教育阶段的一部分, 应该由义务教育的公共品提供, 所有费用应该按照国家《义务教育法》规定, 实行免费制度。同理, 如果有些地区已经把高中教育纳入义务教育阶段, 中考可以取消或者考试不应该收费。例如上海在全国所有高考收费中最低 (25元) , 这与上海的义务教育普及水平有关。上海到“2000年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 使基础教育的普及水平和受教育年限提高一个层次”[7] 。高考在上海属于义务教育的终结考试, 具有强公共产品属性。现行阶段, 中考是进入高中阶段的教育选拔考试, 是基于义务教育已经结束以后的选拔考试。高中教育在全国范围还不是普遍的义务教育, 非义务教育属于准公共品, 准公共品不是完全市场化的商品, 既不能完全由市场提供, 也不能完全由政府免费提供, 而应该由政府定价提供。高等教育由于有很好的个人预期收益率, 个人也要分担成本, 所以考生有必要分担一定的考试成本。
制定考试收费原则的意义。按照能力大小支付原则, 低收入者少负担, 对农村或者低收入者教育考试费可以少收或者免收, 以避免他们因为报考费的困难而不能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例如, 2008年四川大地震对考生免除考试报名费和沈阳对低保家庭经济困难考生的高考报名费实行减免政策。
考试收费定价的指导意义。考试组织机构招生考试成本的相关研究对政府正确定价具有政策理论依据, 弄清学生考试收费支出及其使用情况对于解答社会和家长对教育招生考试报考费的使用产生的疑惑有政策指导意义。
摘要：国家教育考试制度与劳动力市场和教育机会市场相关联。教育考试制度成本包括创立成本和制度衍生成本。教育考试制度创立成本包括制定制度设计成本、实施组织成本、制度实施成本、摩擦成本。制度衍生成本是某种考试制度规定下的考试成本。分析国家教育考试成本对厘清成本属性与提供关系、制定收费原则、收费定价都具有政策指导意义。
关键词：国家教育考试制度,制度成本,创立成本,衍生成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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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基本药物制度 篇5
在基本药物目录调整方面，征求意见稿提出，原则上三年调整一次。对于新审批上市、疗效较已上市药品有显著改善且价格合理的药品，可适时启动调入程序。
上述人士介绍，坚持调入与调出并重，优先调入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可治愈或有效改善生命质量、成本效益比显著等疗效确切的药品。同时，发生严重不良反应、经评估不宜再作为基本药物的，可被风险效益比或成本效益比更优质品种所替代的药品则是调出重点。
“此次政策最重要一点是突出药品临床价值。”一位业内人士说，相较于前两轮的制度调整，此次制度要求将基本药物列为公立医院的首选。
意见稿提出，医院信息系统应对基本药物目录的药物进行标注，提示医生优先选用。同时，处方点评应将使用基本药物的情况作为重点内容，对于无正当理由不首选基本药物的予以通报。
对于强调基本用药的原因，上述人士表示，基本用药大概可覆盖95%的疾病。“基层医疗是保基本，其疗效确切，并具有较高的性价比。‘以药控费’是国际上通行的一种做法。”
正因如此，意见稿提出，未来将把基本药物使用情况与公立医院改革补助资金和基层实施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的拨付挂钩。同时，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优先制定基本药物医保支付标准，建立结余留用、合理超支分担的激励约束机制。对临床诊疗使用的基本药物，经过医保部门的相关程序之后，全部纳入基本医疗保障药物报销目录，报销比例明显高于非基本药物。对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和抗艾滋病、结核病、寄生虫病等重大公共卫生防治的基本药物，持续加大各级财政支持力度，免费向群众提供。
“高血压、糖尿病、严重精神障碍等慢性病种的基本用药有可能全额保障或医保全额报销。”上述人士说。此前“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草案”就提出，将基本药物全部纳入基本医疗保险药品报销目录，实行最优惠的报销政策。
此前，我国在上海、江苏、广东、浙江、山东等13个省、24个市(县)进行基本药物全额保障试点。针对部分慢性病人群需求，将基本药物作为公共产品以全额保障的形式向居民免费提供，实现基本药物公平可及、人人享有。
除此之外，关于基本药物的采购配送机制，采取国家谈判、集中招标、阳光挂网等方式分类采购，引导形成合理价格。做好分级医疗机构用药衔接，推进医联体、医共体和市(县)域内公立医疗机构上下联动、集中带量采购，统一基本药物采购的品种、剂型、规格，满足群众需求。鼓励肿瘤、儿童等专科医院开展路区域联合采购。
值得一提的是，福建此前对药品联合限价阳光采购进行动态调整。其中，新申请挂网属于联采目录内的竞争组产品，生产企业(含首次申请企业和已挂网企业)同意遵守福建省相关规定，按低于目录内本组产品最高销售限价10%(同时承诺全国最低价)与本组最低实际交易价“孰低原则”确定最终挂网价格予以挂网;已挂网产品通过仿制药质量与疗效一致性评价，依企业申请由竞争组调入非竞争组。
新政重在落实，较之过去各地更需加大执行力度。今年二季度，湖南省曾对基本药物制度实施情况进行全面考核时发现，该省基本药物制度建设仍存在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的情况，少数地区基药补助资金分配不合理，资金拨付不及时;部分地区基层药事管理有差距，不合理用药情况突出;部分村卫生室基本药物制度实施情况不理想。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调整带来哪些利好
调整完善制度是顺势而为
在此前举行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政策吹风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调整，扩大了国家基本药物在临床的覆盖面，品种数量不仅满足常见病、慢性病、应急抢救等主要临床需求，还聚焦癌症、丙肝等病种，为不同疾病患者提供了多种用药选择。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陈昊教授表示，随着国情的不断发展变化，基本药物政策和制度建设的内涵也在逐步调整。“新一轮医改启动以来，我国逐步建立起了覆盖全民的基本医疗保险体系。”陈昊说，在公众基本医疗卫生需求基本能够满足后，国家基本药物政策应更注重对临床合理用药的指导和管理，控制医疗费用的不合理增长;在国际上，澳大利亚等国的基本药物制度设计，也体现了类似导向，为我国提供了借鉴。
《意见》明确，基本药物的遴选要更加注重药品的临床价值，更加注重循证证据，以诊疗规范、指南等为依据进行目录的调整。北京大学医药管理国际研究中心主任史录文教授表示，从保障人民群众健康的角度，依据主要临床需求，遴选疗效确切、质量可靠、价格合理的基本药物，有利于合理扩大基层用药的覆盖面，改变基层药品层次偏低的状况;也有利于保证上下用药基本一致，减少疾病确诊后大医院用药基层难以满足的情况。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药剂科主任冯婉玉认为，随着二孩政策的放开和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儿童用药及抗肿瘤用药的需求将会愈发迫切，此次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调整完善，真正体现了从百姓实际用药需求出发，“在这些领域我们要加强基本药物的配备，而且是真正治疗疾病的基本药物”。
着力保障基本药物供应
陈昊表示，基本药物政策是国家药物政策的基础，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是围绕基本药物生产、流通、使用等各个环节开展的支付、监测、评价等一系列政策体系安排。
“《意见》的出台具有很高的站位，力图在各方面做好顶层设计。”陈昊说，在切实保障基本药物生产供应方面，《意见》安排了一揽子系统解决办法，着力化解临床可能面对的短缺隐忧。“保障基本药物的生产供应不是卫生部门一家的事情，而是需要医保部门、药监部门、制药工业等各方共同努力实现的社会目标，这需要在今后做好供应保障的实际工作中，进一步明确职责分工、相互协同。”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在有效解决“已短缺”药品供应的基础上，要特别加强“易短缺”药品的风险监测和预警，把提早防范作为解决短缺苗头问题的重要措施，“对临床疗效确切、价格比较低廉的药品，一定要通过制度性措施来保障供应”。
“药品供应保障涉及多方面因素，必须注重同时发挥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作用，针对不同的短缺原因分类应对。”史录文举例，在药品生产流通领域，由于信息不对称很容易造成药品的结构性短缺，政府主导的市场撮合等措施就可以很好解决此类问题。《意见》的出台，也体现了对近年来药品集中分类采购和解决药品短缺经验的总结和借鉴，从鼓励企业的技术改造、完善采购配送机制、加强短缺药品预警应对作出了系统安排。
《意见》强调，按程序将通过一致性评价的药品优先纳入基本药物目录，逐步将未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基本药物品种调出目录。
“鱼目混杂的药品质量，影响了药品领域综合政策实施的效果。”史录文表示，在公众和业内专家看来，我国生产的众多仿制药质量和疗效参差不齐，而上游药品质量的高低有别，也导致药品集中采购、医保报销、不良反应监管等诸多下游政策难以有效实施。“国家基本药物是保障民生的基本用药，理应以推进仿制药一致性评价为抓手，将药品质量提升到应有水平，同时树立民族制药质量第一的行业形象，改变多小散乱的产业局面。”史录文说，从基本药物入手，推进一致性评价有利于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医药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公众对国产制药的信心。
加强配备使用促进合理用药
《意见》提出，要在各级医疗机构全面配备优先使用基本药物，同时做好上下级医疗机构的用药衔接。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相关负责人指出，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之间用药目录的相互衔接，是实现分级诊疗的一个重要前提。《意见》发布后，各级医疗机构统一执行集中采购确定的品种、剂型、规格、厂家、价格，将有效解决上下级医疗机构用药不衔接的问题，为患者在基层就近就医提供更多便利。
“关于配备使用的相关调整，也体现了对此前相关政策经验的总结吸收。”陈昊表示，此次政策调整，基本药物目录有所扩容，增加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选择范围;而且随着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推进，及采购中对品种、规格、剂型的统一，基本药物配备品规较为分散的情况也将会有所好转，“能够更好满足基层用药需求，同时体现基层和等级医院之间的衔接，更加适应慢性病长处方的下沉、区域医共体建设等政策，加快分级诊疗制度建设”。
冯婉玉以抗菌药物阿奇霉素为例说，该院在采购前，会针对此类药品开展药物经济学和疗效方面的综合评价，为患者选择更合适的药品，而基层医疗机构未必能够开展此类研究。“我们希望患者在我们医院就诊后，回到基层也能用上同样的药品，真正实现用药的良好衔接。”冯婉玉认为，《意见》明确的政策方向，就是要为患者带来更多实惠。
史录文表示，《意见》提出的诸多措施从不同维度出发，都鲜明地指向了同一个目标——促进临床合理用药。而且随着医改的逐步深入，以总额预付为主的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背景下，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主动加强合理用药的动力也会越来越明显。
发达国家政府管理制度文库 篇6
在人类社会的各种制度设计中，政府管理制度无疑是最重要的内容。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政府的管理职能在持续扩大，公共行政管理日益成为各国政府的共同的职能，建立一个高效、廉洁、公正的政府管理制度是每一个国家的共同任务。事实上，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政府公共行政管理效能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关系着改革开放事业的成败。
历史证明，一个国家不管历史多么漫长，文明多么悠久，不论在制度建设还是在其他各个领域，单方面依靠自然发展是远远不够的。在自我完善自我创新的同时，必须借鉴和学习其他民族与国家的优秀经验。制度文明是人类智慧的共同结晶。特别是发达国家经过数百年积累与总结的、符合社会化大生产规律的生产经营与公共行政管理制度，弥足珍贵。北京太平洋国际战略研究所在各界朋友支持下，组织编撰了《发达国家政府管理制度文库》这一巨著，共十卷，四十二本，近一千万字，在国内首次系统、全面、客观地把发达国家政府管理方面的先进经验，介绍给我国的各级政府职能部门、政研部门与学术界，力图做到有实用性和操作性，以期为探索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对策与方案，提供参考与借鉴。
我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顺利启动 篇7
基本药物目录的制定
根据《办法》，基本药物是适应基本医疗卫生需求，剂型适宜，价格合理，能够保障供应，公众可公平获得的药品。我国基本药物的遴选是按照防治必需、安全有效、价格合理、使用方便、中西药并重、基本保障、临床首选和基层能够配备的原则，结合我国用药特点，参照国际经验，合理确定品种（剂型）和数量。
《基层目录》共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是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第二部分是中成药，第三部分是中药饮片，最后一部分是有关说明。目录中的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主要依据临床药理学分类，共205个品种；中成药主要依据功能分类，共102个品种；中药饮片不列具体品种，用文字表述。
《办法》要求，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中的化学药品、生物制品、中成药，应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收载的，卫生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布药品标准的品种。除急救、抢救用药外，独家生产品种纳入国家基本药物文/本刊记者王丽目录的，应当经过单独论证。
《办法》中还详细规定了不得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遴选范围的6种药品，分别是：含有国家濒危野生动植物药材的；主要用于滋补保健，易滥用的；非临床治疗首选的；因严重不良反应，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明确规定暂停生产、销售或使用的；违背国家法律、法规，或不符合伦理要求的；国家基本药物工作委员会规定的其他情况。
基本药物目录实行动态管理
《办法》第九条规定，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在保持数量相对稳定的基础上，实行动态管理，原则上每3年调整1次。必要时，经国家基本药物工作委员会审核同意，可适时组织调整。调整的品种和数量应当根据以下因素确定：我国基本医疗卫生需求和基本医疗保障水平的变化；我国疾病谱的变化；药品不良反应监测评价；国家基本药物应用情况监测和评估；已上市药品循证医学、药物经济学评价；国家基本药物工作委员会规定的其他情况。
按照规定，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品种，将从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中调出：药品标准被取消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撤销其药品批准证明文件的；发生严重不良反应的；根据药物经济学评价，可被风险效益比或成本效益比更优的品种所替代的；国家基本药物工作委员会认为应当调出的其他情形。
卫生部表示，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的调整将坚持科学、公正、公开、透明的原则，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接受社会监督。
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
《意见》规定，政府举办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包括城市社区服务中心 (站) 、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等，全部配备和使用国家基本药物。在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初期，政府举办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确需配备、使用非目录药品的，暂由省级人民政府统一确定，并报国家基本药物工作委员会备案。配备使用的非目录药品执行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相关政策和规定。其他各类医疗机构也要将基本药物作为首选药物并达到一定使用比例，具体使用比例由卫生行政部门确定。
《意见》指出，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制定基本药物全国零售指导价格。在国家零售指导价格规定的范围内，省级人民政府根据招标形成的统一采购价格、配送费用及药品加成政策，确定本地区政府举办的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具体零售价格。在实行基本药物制度的县（市、区），政府举办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其配备使用的基本药物实行零差率销售。基本药物全部纳入基本医疗保障药品报销目录，报销比例明显高于非基本药物。
卫生部表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将从2009年9月21日起开始逐步实施《基层目录》。《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其他部分）》是对《基层目录》的扩展，将配合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尽快制定、出台。
根据《意见》，2009年，各个省（区、市）在30%的政府办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和县（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包括实行省级集中网上公开招标采购、统一配送，全部配备使用基本药物并实现零差率销售；到2011年，初步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到2020年，全面实施规范的、覆盖城乡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
据了解，我国还专门成立了国家基本药物工作委员会，负责协调、解决制定和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过程中各个环节的相关政策问题，确定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框架，确定国家基本药物目录遴选和调整的原则、范围、程序和工作方案，审核国家基本药物目录。该委员会由卫生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监察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商务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部门组成。
用全新的制度解决“看病贵”难题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中国卫生部政策与管理研究专家李玲表示，此次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李玲表示，新制度的启动能保证老百姓用上物美价廉的药品，解决长期诟病的“药价虚高”问题。以前国家采取了很多措施，例如统一配送、降低药品价格、实施医保制度等，但均未能解决问题。此次采用了一个系统工程，从国家制度的层面动起了大“手术”，这表现了国家前所未有的决心和信心。
李玲分析认为，新制度有三大亮点：首次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并以国家的信誉为老百姓举荐药物；该制度是一个综合配套工程，多个部门联合参与并实施；制度强调了各部门的落实情况，有详细的分工计划，以便制度真真正正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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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基本药物制度是一个全球化概念，是一个国家药物政策的核心。“基本药物”的概念，由世界卫生组织于1977年提出，指的是能够满足基本医疗卫生需求、剂型适宜、保证供应、基层能够配备、国民能够公平获得的药品；主要特征是安全、必需、有效、价廉。各国公共医疗保障体系都不可能为民众的所有药物开支付账，因此，对所有上市的药品进行适当的遴选，编制出基本药物目录。目前，全世界约有160个国家和地区拥有正式的基本药物目录。
国家电网公司会计制度改革研究 篇8
关键词：国家电网公司,会计制度,改革
1. 国家电网公司会计的概念和特点
国家电网公司会计的核算对象是电网内各部门实际发生的各项经济业务, 是反映和监督国家电网公司资金运动及其结果的一种管理活动。其职能是会计在国家电网公司进行各项业务活动中所具有的对财产物资和经费收支活动进行管理方面的功能。随着国有企业集中控制改革的推进, 国家电网公司会计的适用范围也是随之相应变化。过去国家电网公司在预算管理上将其分为全额预算、差额预算和自收自支等三类。
随着我国国有企业管理方面的完善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各项事业的飞速发展, 国家电网公司财务管理方面发生了新的变化, 公司会计呈现单位产权和主体多元化现象, 这就迫使国家电网公司会计要施行权责发生制而不是现金收付制, 首先进行成本核算, 然后再编制各种财务报表, 最终实现区域国家电网公司会计在格式内容上趋同, 达到财务集约化管理, 在节约成本的基础上进行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 提高自身综合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2. 现行国家电网公司会计核算方面不足之处
(1) 年度预算上报时间推迟, 项目预算打捆现象较为严重。推进财务集约化深化应用方案制定的指导性不强, 与管理实际的差异较大, 未能按时完成国网公司的考核要求。
(2) 建立完善的财务集约化组织领导体系需要机构调整, 但调整后部门切实履行职责力度有待加强, 里程碑计划不能得到正确履行。
(3) 修订后的成本标准部分项目与历史成本差异较大。现金流预算的偏差率太高;现金流预算未能实施按旬编制、按日控制。
(4) 短期融资比例过大, 会引起资金周转困难。涉及单位多, 情况复杂, 存在较多不确定因素及税务风险.基础数据不完善、积累分析数据少、分析深度不够。
(5) 牵头部门对完善公司电网检修运维项目标准成本工作开展的积极性不高影响项目实施效果。系统集成难度大, 购售电业务系统与成熟套装软件集成难度较大。
3. 国电电网公司会计制度上不足之处的原因分析及改革建议
3.1 国家电网公司会计核算制度改革研究
3.1.1 固定资产核算制度
国家电网公司应设置“固定资产清理”科目具体核算公司各部门因出售、报废和毁损或其他处置等原因转入清理的固定资产科目, 以及在此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清理费用和清理收入等。
3.1.2 无形资产核算制度
随着国家电网公司的不断发展, 无形资产在国家电网公司资产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 是国家电网公司国有资产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近年来, 国家电网公司对无形资产流失现象已经给予了充分的关注。但目前公司会计制度对无形资产的核算却未能跟上步伐。
3.2 国家电网公司财务报表体系改革研究
国家电网公司是人民生活和经济发展的直接保障, 资产庞大, 资金雄厚, 在收纳大户所和居民电费时会取得巨额收入, 但这部分收入无法弥补全国内区域电网大量建设和维护支出, 因此国家电网公司通常需要国家的财政拨款。国家电网公司的以上特征决定了电网公司会计报表的使用者及其对会计报表信息的使用要求与其他国有企业有所不同。
3.2.1 财务报表中补充辅助财务报表的对策建议
国家电网公司不仅要编制总体财务报表, 还要补充一些辅助的财务报表。需要补充的辅助财务报表包括:
(1) 收入支出表附表
收入支出表是反映国家电网公司在预算框架内的年度收支总规模的报表, 是反映国家电网公司在一定期间预算类的收入、支出、结余及结余分配情况的会计报表。
(2) 无形资产明细表附表
增加无形资产附表, 详细反映无形资产的形成、所有、折旧、转让及预计给公司可以带来的经济效益。
(3) 区域电网建设工程明细表附表
为了有效地反映区域电网建设方面的财务信息, 在国家电网公司对外提供的财务报表时, 还应增加区域电网建设工程明细表附表。只有这样才能够完整地反映国家电网公司的财务状况、才能够提供全方面的财务信息, 从而能满足北京国网总部和社会报表使用者不同的需要。
结论
国家电网公司会计科目具有明显的行业特点。为加强财务信息化管理, 规范会计电算化的核算, 实现财务数据的实时收集、集中监控、分类查询, 有效提升财务管理水平, 分公司将售电收入实时管理系统和财务集中核算系统结合在一起统一进行了推广实施, 为使集中核算后财务管理工作规范、畅通, 特制定本办法。在飞速发展进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 正确高效地改革国家电网公司会计核算的理论和方法显得尤为重要, 国家电网公司管理体制改革、国家电网公司投融资体制、资产的特异性等内容引致的会计核算问题错综繁杂, 设计规范国家电网公司的会计活动内容, 使其符合我国国有企业单位管理体制和其业务内容的实际情况, 协调好实用性和前瞻性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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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审计结果公告制度浅议 篇9
一、建立国家审计结果公告制度的意义
(一) 能够促进我国民主政治建设, 提高公民的知情权
国家审计是一个国家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我国民主政治进程的加快, 新形势下人民对政府政务公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审计结果的公告是政务公开的形式之一, 实行审计结果公告制度有利于增加政府的透明性, 建立起廉洁高效、公正透明的行政管理体制, 推进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进程。另外, 实行审计结果公告制度, 能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 是人民群众更好地参与到社会监督和管理公共事务上来, 国家审计机关接受人民的监督, 并向人民报告, 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二) 能够防范审计风险, 提高审计质量
国家审计机关在监督其他部门和人员的时候, 自身也要接受监督, 审计结果公告制度是审计机关接受监督的重要形式。一方面来自于被审计单位, 国家审计机关将审计结果公布后, 结果是否公正客观, 内容表述是否真实, 都要接受被审计单位的监督。另一方面, 审计结果公告受众是社会大众, 社会大众会对审计结果做出评价, 对审计机关发现的问题、做出的处理决定都做出评议。综合这些因素, 审计结果公告制度, 要求审计机关必须规范审计行为, 防范风险, 从而提高审计质量。
(三) 能够强化舆论监督, 增强被审计单位整改落实效果
国家审计结果向社会公开后, 信息资源被社会共享, 会产生一定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审计结果公开有利于威慑违法违规行为, 在社会舆论监督下, 违法分子就会有所顾忌。特别是对于有问题的被审计单位, 审计结果公开将被审计单位存在的问题暴露在社会公众面前, 促进被审计单位接受审计建议, 及时纠正错误, 落实审计决定。审计机关在审计的过程中运用一定的技术手段, 被审计单位可以根据这些问题有针对地进行纠正, 增强了整改落实效果。
(四) 能够顺应国际潮流, 促进审计工作与国际接轨
当前, 审计结果公告制度在西方发达国家已比较盛行, 审计结果越来越透明化是国际化趋势, 审计利用公告手段服务市场经济成为多数国家的共识。一些发达国家的审计机关除了向议会等权利机关报告外, 还通过网站、报纸、杂志、电视等媒体向社会公布。随着我国会计准则和审计准则的国际趋同, 我国审计结果公告制度顺应国际潮流, 积极制定相应的准则, 健全审计结果公告制度环境, 尽快实现与国际接轨。
二、建立国家审计结果公告制度的必要性
(一) 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
自改革开放以来, 经济持续增长, 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建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要求和带动社会的进步。而现代市场经济的本质和核心在法制经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必然要求党和国家建立依法行政、公开接受监督、公共信息资源共享的“阳光政府”。在这种趋势之下, 审计公告制度的产生是自发的、必然的, 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 民主法治进程的要求
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 坚持和实现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党的十六大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江泽明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 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本质要求, 依法治国的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在这一民主法治进程之下, 必然要求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 提高行政效率, 降低行政成本, 形成行为规范、运作协调、公开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发挥司法机关和行政监察、审计等职能部门的作用, 认真推行政务公开制度, 加强组织监督和民主监督, 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审计结果公开这一审计监督和社会监督的结合体正是中国通向政治文明的民主法治进程的排头兵, 审计结果公告制度的逐步确立则在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三) 人民的意愿
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 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 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 市场繁荣, 商品供应充裕, 居民生活质量提高, 衣食住用行都有很大的改善, 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体意识民主意识增强, 民主法治观念逐步深入人心, 社会公众对政府审计信息存在着既有的和潜在的巨大需求。
(四) 社会现实问题的需要
在我国目前, 来自于民众的监督力量较弱, 监督渠道不多, 一些领导干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和弄虚作假、铺张浪费相当严重, 有些腐败现象仍然突出。通过审计结果公开, 可以使社会公众了解审计工作的内容与质量以及一些热点和焦点问题的审计与整改情况;通过被审计单位的整改, 加强管理, 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 保证政府及各部门权力接受和权力运行代表人民的意愿, 符合法律程序, 从部门单位的层面创造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
三、我国国家审计结果公告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 审计结果公告的类型发展不平衡
1、审计结果公告以合规性审计为主, 绩效审计报告偏少。2003-2010年, 省级审计机关发布的296份审计结果公告中, 财务收支审计结果公告290份, 占97.97%;绩效审计结果公告5份, 占1.69%;其他审计结果公告1份, 占0.34%。在290份财务收支审计结果公告中, 只有3份审计结果公告内容涉及了资金使用的效率情况, 其余审计结果公告均只有合规性审计有关。所以, 在296份审计结果公告中涉及绩效审计内容的仅有8份, 绩效审计报告数量明显减少, 这与我国目前大力推进绩效审计的工作目标不相符。
2、审计整改报告偏少且缺乏连续性。截止2010年末, 在全国31个省级审计机关中, 仅有8个审计机关发布了审计整改报告。在进行公布的8个省级审计机关中, 只有上海市、山东省坚持每年对上一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的纠正和整改进行持续披露, 其余6省都未能进行持续公告。
3、审计整改报告与审计查出问题的报告未能一一对应。在进行公告的8个省级审计机关中, 只有上海、河南、宁夏既披露了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 又披露了相应年度的整改报告, 其余5省仅披露了整改报告, 未披露相应的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
(二) 审计公告制度的法律依据不够完善
1、在立法层次上, 审计结果公告制度属于部门规章, 其法律地位和效益明显低于法律和行政法规。《审计法》在第四章第三十六条规定, “审计机关可以向政府有关部门通报或者向社会公布审计结果。”《审计法实施条例》在第四章三十五条中指出, “审计机关可以就有关审计事项向政府有关部门通报审计结果, 并可以就有关问题提出意见及建议。审计机关可以向社会公布下列审计事项的审计结果, 一是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审计机关要求向社会公布的;二是社会公众关注的;三是法律、法规规定向社会公布的其他审计事项的审计结果”。上述法规对审计结果公告制度作了原则上的界定, 但规定的内容较粗, 仅为制定审计公告规范性文件提供了法律依据, 而对具体实施审计公告缺乏可操作性。再者, 以上规定中的“可以”一词, 使得审计公告的责任缺乏法律上的刚性支持。审计署近几年来颁布的《审计机关公布审计结果准则》、《审计署审计结果公告试行办法》、《审计署审计结果公告办理规定》规定了审计结果公告, 是审计结果公告的重要依据和操作指南, 但由于其性质是部门规章, 没有程序上的严格要求, 随意性较大, 缺乏作为法律上应有的严格性和稳定性。
2、审计结果公告的具体内容还不够规范。《审计署审计结果公告试行办法》第四条规定, 审计结果公告主要包括下列内容:中央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的的审计结果;政府部门或者国有企业事业组织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的单项审计结果;有关行业或者专项资金的综合审计结果;有关经济责任审计结果。没有规定每类公告的具体内容和要素, 实际执行时难免使得公告具体内容具有随意性。
3、对实行审计结果公告应履行的“审计程序”规定的较原则, 且授权审计的审批项目公告权限、重大事项的内容及评价标准也不大明确。
(三) 审计公告的范围小
西方国家实行审计公告的范围比较全面, 除法律法规的限制和涉及国家机密的事项不公开外, 其他事项都必须公告, 使得审计结果公告是正常事项, 而不公告是特例。而我国则刚刚开始实行审计公告制度, 法律法规的规定都是可以进行审计公告, 而非强制性, 因而审计公告由审计机关的义务变成了审计机关的权力, 而这种自由裁定权使得审计公告是特例, 不公告是正常。从目前审计公告的种类、数量和范围来看, 远没有反映审计工作的实际情况。
(四) 问责机制不完善
对公共权力的制约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问责制度。审计问责制度是对审计发现问题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进行责任追究、处理处罚、整改落实, 加大审计威慑力的一项有力措施。虽然近年来不少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 因审计机关披露的违法违纪行为而受到各种各样的处理处罚。但总体而言, 问责机制还不够健全, 审计出的问题处理还依赖各级政府领导的重视和批示, 当审计披露的问题本身就涉及一些部门、单位的领导, 特别是政府的时候, 问责难度更大。在没有公告审计结果的情况下, 有关审计机关的信息往往在政府体制内封闭运行。而实行审计公告制度以后, 如果问责机制不健全, 落实不到位, 审计披露的问题得不到有效处理, 社会公众对审计公告制度的效果提出质疑, 也必然对审计制度本身, 甚至对政府的形象产生不良影响。
(五) 审计结果公告制度缺乏独立性
从我国政府目前的审计信息公告制度来看, 我国政府的审计机关在决定审计事项或调查结果向社会进行信息公告前必须征得各级政府的批准。因为审计机关与政府之间是是同级的问责关系, 必然会导致区域性政府出于其自身利于的需要, 运用自身的权力来决定信息公开制度的方式、内容和时间等, 因而造成了审计的信息公告制度缺乏独立性。同时, 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 导致审计发展的不平衡。如省级的审计机关已经实施了信息公告制度, 但是在市或者县级审计机关并不常见, 因而全面有效的推行审计的信息公告制度还有更长的路要走。
四、完善国家审计公告制度的策略
(一) 进一步扩大审计结果公告类型
不断增加绩效审计和审计整改报告的披露。《审计署十二五审计工作发展规划》指出2011—2015年审计的主要工作之一是“全面推进绩效审计, 促进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提高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管理活动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 所以在审计结果公告中增加对绩效审计的披露必将是审计结果公告的一个发展趋势。此外, 加大审计整改报告的披露力度, 将有利于促进被审计单位为及时整改违规违纪问题, 减少屡审屡犯的现象。另外, 逐步探索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结果公告。2010年12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 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深入推进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企业领导人员积极责任审计, 建立经济责任审计规范体系, 逐渐探索和推行经济责任审计结果公告制度。由此, 可见虽然到目前为止, 各地政府审计结果公告中尚无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的内容, 但随着《经济责任审计规定》的深入执行, 经济责任审计结果公开亦是一个必然趋势。
(二) 建立健全审计公告制度的法律体系
审计结果公告制度对于我国来说才刚刚起步, 要循序渐进, 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完善, 但也不能把审计结果公告制度长期停留在较低的法律层次上。审计公告制度应尽快得到法律的支持和制度的规范, 以增强其法律效力和威信。首先, 需要对现有的有关审计体制的法律法规进行修改, 彻底落实审计独立性, 保证审计公告实现实实在在的审计监督权;其次, 删除《审计法》中有关审计公告的模糊性词语, 比如将“可以”改为“必须”等词汇, 明确审计公告的法定性, 使审计公告成为法定程序, 具有刚性的法律约束;最后, 建立健全一整套完善的审计公告法律法规, 明确审计公告的授权标准, 对审计公告的种类、内容、形式、程序和范围作出明确的规定。使审计机关做到依法而不是依政府意志公布审计结果, 让审计机关明确哪些内容应分别向社会公众、有关主管部门或被审计单位公开。
(三) 扩宽审计结果公告的范围
除了涉及国家安全和商业秘密的事项不予对外公布外, 其他审计事项都可公开, 都需要接受社会公众的检验。特别是随着中国实行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和民主政治的不断完善, 社会公众在社会生活中拥有的博弈力量越来越大, 从而可以选择更详尽和完整的审计信息, 来了解自身利益得到保障的程度。因此, 未来中国审计公告的范围应该越来越广泛, 并由此形成一种固定的公众监督机制, 而不公开将只是特例。
(四) 建立审计结果问责机制
一是审计机关责任。审计公告是一把“双刃剑”。审计结果公告对审计机关不仅是行使权利和义务, 也意味着承担责任。审计机关审计公告的责任应包括内容失真的责任、未经程序擅自发布公告责任、未发布和未及时发布公告责任三个方面。其中, 未经程序擅自发布公告责任在现行法规中已有规定。内容失真的责任和未发布、未及时发布公告责任应予以明确。尤其是未发布和未及时发布公告的责任, 能够有利促进审计机关履行审计结果公告责任, 提高公众知情权, 促进公众参与国家治理。二是被审计单位的整改责任。审计公告制度应增加整改情况的公告要求, 保持公告的持续性, 对被审计单位已查出问题的整改情况进行长期监督、监察并及时公告整改、问责情况, 便于公众了解对审计查出问题的纠正情况。对于同类性质的问题, 标准统一, 自觉接受公众监督。审计机关要积极发挥审计建设性作用, 帮助被审计单位出台政策措施, 建立完善的财政财务制度, 逐步实现审计公告制度科学化、法制化、规范化。
(五) 完善法律, 解决国家审计独立性问题
我国国家审计的领导体制, 不可能短期解决, 需要一定的政治、经济环境, 特别是取决与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进程和各级国家机关高效、廉洁运行目标。在体制理顺之前, 应当完善法律法规, 协调好审计机关与政府、党委、人大和公众的关系, 尽可能地保障国家审计的独立性, 这是做好审计结果公告工作的体制要求。
(六) 明确审计公告是一种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法》并未对“行政处罚”作出定义, 但明确了警告、罚款等六种具体处罚种类。其中, 警告属于声誉罚, 是行政机关对违法者所实施的一种书面形式的告诫, 它可以单处, 也可以并处。警告, 实际产生的后果就是被处罚者声誉的损失。审计公告是审计机关对其行为向社会的广泛告知, 即是一种书面的告诫, 又可能造成被公告者的声誉损失, 它是一种比警告更严厉的处罚。《行政处罚法》在六种具体行政处罚之外, 第八条第七款还明确“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的存在, 第九条规定“法律可以设定各种行政处罚”。第十条规定“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之外的行政处罚。”审计公告作为一种行政处罚形式无论在《行政处罚法》还是在《审计法》上都有充分的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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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职业资格制度简介 篇10
职业资格制度是以法律为依据, 对从业人员具备的执业资格的一种权利的许可制度, 要求对自然人的执业资格依照法律进行管理。
美国、英国、日本、加拿大四个国家的职业资格制度, 代表了发达国家职业资格制度的成熟经验, 可供国内参考借鉴。
日本交通职业资格健全
日本国土交通省对职业资格的管理, 主要侧重对其法律法规、职业政策等宏观管理, 具体的考务工作授权中介组织或专门的考试机构承办。日本国土交通省重视对职业资格的注册管理, 并强调职业资格注册是实施行业管理的重要手段。日本交通方面职业资格的注册工作由日本都、道、府、县等地方交通主管部门具体负责, 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 各地注册条件可以有所不同。
日本铁路运输从业人员职业资格制度由日本国土交通省铁道局负责, 根据火车动力情况分为甲种蒸汽机车运输证书、甲种电气车运输证书、甲种内燃机车运输证书、新干线电气车运输证书、乙种蒸汽机车运输证书、乙种电气车运输证书、乙种内燃机车运输证书、无轨条电车运输证书等8种职业资格。
要取得铁路运输从业人员职业资格, 必须通过国家考试。年龄在20岁以上, 无身心障碍, 如以前曾取得该资格后又被取消, 取消后应满1年。笔试, 考试的主要内容是:铁道法令、动力机车构造与性能、运输理论、铁道一般常识等。技能考试, 测试的主要内容是:速度视测、距离目测、制动机操作、制动机以外机器的熟悉程度、定时运输、非常情况的处置等。身体检查, 视力机能、听力和疾病检查等。适应性检查, 情感、意志和疲劳恢复、反映速度等。
日本对车辆驾驶、车辆运输、车辆维修、车辆检测等从业人员的管理比较严格, 都建立了国家职业资格制度。
车辆驾驶人员资格, 主要有:第一种自动车运输证书, 即非营运人员驾驶机动车的证书;第二种自动车运输证书, 即从事旅客运输的机动车驾驶人员证书;指定自动车教习所指导员, 即在机动车驾驶人员培训学校从事培训工作的人员 (教练和考官) 应具备的资格, 该资格由各都道府县指定教习所协会负责;货物运输管理者证书、旅客运输管理者证书, 是根据《货物自动车运送事业法》、《道路运送车辆法》、《道路交通法》、《劳动基准法》等制定的, 由国土交通省负责管理, 具体事宜由地方运输局负责。
车辆维修、检测人员职业资格, 级自动车整备士证书、3级自动车整备士证书、自动车整备管理者证书, 是从事机动车修理及其管理工作的人员必须具备的职业资格证书, 对考证人员的年龄和学历等有严格的要求, 由地方运输局具体管理。自动车检查员证书、自动车检查主任者证书, 即机动车修理厂检查人员必须具备的职业资格证书, 由地方运输局具体管理。
海事代理士证书, 要求从业人员了解船舶法、船舶安全法、船员法、船舶职员法等海事法令, 由地方运输局负责管理。鉴定人证书, 是对从事船舶输出入货物品质、数量鉴定工作的人员要求必须具备的职业资格证书, 对专业学历有较高的要求;是国家职业资格证书, 具体的考试工作由日本海事检定协会负责实施。另外, 还有检量人证书、检数人证书等。
英国职业资格颇为完善
英国的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始于20世纪20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刺激了英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国家职业资格的实施。1921年首先在机械工程领域实施, 后来逐渐扩展到电力工程、化学、建筑、造船、纺织、商业等领域。证书的鉴定发放主要由各行业协会以及行会性质的团体来承担。长期以来存在证出多门, 互不相干, 缺乏一个统一的规范化管理机制。
国家职业资格培训以技能训练为主, 理论学习为辅。绝大部分是非全日制的, 每周只到学校上课2小时, 其余时间主要在工厂、企业进行。目前, 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培训面向在职人员和结束义务教育后的16-19岁青年, 主要由继续教育学院、技术学院实施。据英国资格与课程委员会的人士介绍, 英国正在研究把国家职业资格的培训提前到14岁。理由是, 有的学生不愿学习学术课程。对这个年龄段的学生来说, 已具备部分行业职业资格证书所需要的文化基础。
如果说, 推行国家职业资格是为了解决职业教育与就业岗位需要脱节的矛盾的话, 那么, 推行普通国家职业资格则是为了整合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 将职业教育融入教育体系之中。1994年德林报告 (Dearing Report) 提出, 学生在义务教育结束后有三条出路:直接就业者参加国家职业资格考试;有学术升学导向者参加高级普通教育证书考试 (A Level) ;有职业升学导向者参加普通国家职业资格考试。
普通国家职业资格一经实施就得到中等学校的广泛欢迎。1992-1999年有189000名学生注册, 涉及2000所学校。2002年6月, 66000多人参加了中级普通国家职业资格课程的学习, 参加初级普通国家职业资格课程学习的人数达到14500多人。2000年英国资格与课程委员会 (Qualifications and Curriculum Authority) 也颁布了与高级普通教育证书考试同级的高级职业教育证书考试标准 (Vocational A Level) , 这标志着普通国家职业资格的进一步完善。
英国的技术人才可分为四类:最低层为技工 (Opera tive) , 指运用机器的半技术工人或技术工人, 其合格条件无一定标准;第二层为工匠 (Craftsman) , 通常指受过职业训练, 但未接受较高技术训练的成熟工人, 这类工匠的训练包括手工和机械技能的基本训练、工作原理的理解、严谨工作作风的培养;第三层为技师 (Technician) , 指曾接受系统职业技术教育和训练, 并能运用科学和工艺知识者;第四层为技术专家 (Technologist) , 通常指接受过科学技术的专业训练, 熟悉科学原理和实际工作, 可以从事工业领导、管理、设计、研究和发明等工作的人员。
美加职业资格特点鲜明
美、加两国是现代职业资格制度发展比较成熟的国家, 加拿大现有注册工程师16万人, 美国现有注册工程师约200万人, 两国已在土木、化工、电子、生物等专业技术领域广泛推行职业资格制度。
在加拿大, 一般设立职业资格的专业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涉及民生安全, 二是应用工程原则。只要满足这两个条件, 不管从事什么专业, 都必须取得职业资格, 否则就不能设立。加拿大的职业工程师制度始于1922年, 1923年出台了规范职业工程师行为的法案, 1937年经过修订, 授权加拿大职业工程师协会进行注册管理。美国1938年制定了有关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的法律和法规, 对职业培训、标准、资格证书的发放和管理做出了具体规定, 并经过多次修改日臻完善, 为职业资格管理创造了条件。
对职业资格制度的管理, 美国、加拿大都是由政府和专业工程师协会共同承担的, 但两国管理方式不同。美国对职业工程师的注册、管理和考试等均由政府负责。专业工程师协会只负责职业资格考试大纲拟定、专业课程评估等工作, 并对专业工程师的技能进行监督。专业工程师出现质量事故, 由协会查实并告知所在州政府, 建议吊销或中止该专业工程师的职业资格。加拿大法律规定了职业工程师协会具有立法、解释、执行的权利, 职业工程师协会代表国家制定统一标准、规定、章程供各省级协会使用, 并代表国家进行省级协会之间的协调, 负责职业资格的考试、认证、注册、监督、管理等工作。
加拿大、美国在重视工程师学历的基础上, 特别强调实践能力。加拿大职业工程师一般要求必须具备4年的专业工程师监管下的见习经历。美国要求申请职业资格者必须在专业工程师监管下工作4～5年, 并通过相应专业的实践考试。实践考试一般在工作2～4年后进行 (各州不同) 。考试每年举行两次 (4月和10月) , 考试试卷全国统一, 由各考试委员会统一命题, 各州自行决定考试及格分数线及通过考试的比例。
加拿大、美国的职业资格都有统一的国家标准。美国专业工程师协会制定有专业技术人员职业的规定、守则、章程的指导性文件, 并具有国家级的职业资格、职业化程序和执行实施的标准。加拿大职业工程师从业时依据的具体专业标准, 由加拿大标准局科技人员经过大量的实践精心验算制定, 成为职业工程师的执业准则。
云南省国家公园法律制度研究 篇11
关键词：国家公园；法律制度；环境保护
2015年11月26日，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云南省国家公园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于2016年1月1日实施，至此，打破了我国国家公园立法空白。《条例》很大程度上对云南近十年来的国家公园管理实践经验予以法律上的确认，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国家公园体制的建设和立法进程。
一、云南国家公园建设的历史沿革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少学者纷纷倡导我国保护区管理体制与国际接轨，能够建立中国国家公园管理体制，奈何既有的保护地体系庞大且繁复，管理部门呈现多头管理的局面。因此如何开展国家公园建设，在空间分布、公园区划、管理体制、利益分享等方面处理原有保护地与国家公园之间的关系就成为十分难解的困境。
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The Nature Conservancy （TNC）首先将国家公园模式引入中国。鉴于云南地区独特的少数民族文化、复杂的社区关系，同时作为闻名遐迩的具有显著的生物多样性的地区，适宜开展国家公园模式的探索实践。历经十年探索，2006年8月1日，我国首个国家公园——香格里拉普达措国家公园建成，意味着国家公园建设发展步入快速发展的时期。2008年国家林业局批准云南省成为国家公园建设试点省，云南省国家公园管理办公室建立。2009年云南省政府发布一系列国家公园地方标准，成立国家公园专家委员会。陆续启动包括梅里雪山、老君山在内的多个国家公园建设，并适时将立法工作提上议程。至今，仅云南省已建立8个国家公园，颁布《云南省国家公园管理条例》对云南省国家公园建设进行规制，并积极起草各园区国家公园管理条例，以期实现一园一法，有法可依。
二、云南省国家公园管理法律制度内容
（一）明确国家公园管理体制与管理机构
《条例》第5条规定“省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省国家公园的管理和监督”在地方层面上，第6条“国家公园所在地的州（市）政府要明确管理机构具体负责国家公园的管理，管理机构接受本级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的业务指导和监督，并履行有关职责”。一方面条文沿袭了由林业部门管理国家公园的传统，将全省范围内国家公园的管理权赋予了省林业厅。另一方面，在地方层面上赋予了专门的国家公园管理机构对单个国家公园进行综合管理的职权。建立协调管理机制，根据工作需要，实施国土资源、环境保护、住房城乡建设、水利、农业等多部门联合行政执法。
（二）功能分区制度
《条例》第13条规定“国家公园按照功能和管理目标一般划分为严格保护区、生态保育区、游憩展示区和传统利用区。”以保护目标和利用方式明确划分不同的功能分区。四种不同的分区中，生态系统完整性逐渐下降，对人类活动的限制逐渐放宽。将人类活动足迹控制在游憩展示区和传统利用区，尽量减少对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影响，这种功能分区制度极大地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相协调。
（三）特许经营制度
《条例》第24条明确表示“国家公园的经营服务项目实行特许经营制度。”这一表述明确将特许经营制度写入立法，一定程度上弥补了1994年的《自然保护区条例》和2006年的《风景名胜区条例》这两大保护地“基本法”对特许经营或未置可否或讳莫如深的遗憾。特许经营权的出让费用作为国家公园专项管理基金，用于国家公园保护管理和扶持园内社区居民发展。
（四）社区参与制度
《条例》第26条规定“国家公园的特许经营权出让收入纳入预算专项管理”，并规定它主要用于包括“扶持国家公园内原住居民的发展”在内的事项。这体现出国家公园管理模式中利益共享机制的确立。第27条进一步明确了利益共享机制的内涵，包括“政府采取定向援助、产业转移、社区共管等方式帮助原住居民改善生产、生活条件，扶持国家公园内和毗邻社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鼓励当地社区居民参与国家公园的保护。”另外，《条例》第27条还规定“國家公园的建设、管理和服务等活动，需要招录或者聘用员工的，应当优先招录或者聘用国家公园内和毗邻社区的居民。”
（五）其他配套制度
建立巡护监测制度，《条例》第18条规定，“建立巡护体系，对资源、环境和干扰活动进行观察、记录，制止和破坏资源、环境的行为。建立监测体系，定期对国家公园的自然资源、人文资源和人类活动情况进行监测”由社区成立巡护小组，培训小组成员利用定位系统及监测工具记录生态数据，巡查过程中，及时对破坏资源、破坏环境的行为进行制止。
推行环境教育，《条例》还规定“开展科普教育，加强科学研究，并将研究成果运用于国家公园的保护和管理”鼓励科研团队开展地质、生态研究活动，利用研究成果采取积极地措施用于保护生态系统。同时，运用丰富多样的形式深化当地社区及游客的环境保护理念和自然科学知识。比如梅里雪山国家公园设立校园环境教育基地，面向中小学生开展环境教育体验及实践活动。更好地调动家长及群众参与创建梅里雪山国家公园生态保护中来。
三、结语
《条例》将云南省国家公园十余年的管理经验在立法上予以确认，它在很多方面体现出国家公园管理的先进理念和通行做法，从法律层面上上确立了国家公园管理制度。一定程度上平衡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国家公园体系建设不仅仅是一种名称的变更，要适应一种新的人地和谐的管理模式，还需要对以往保护区管理的观念和机制的整体变革。而《条例》的出台似乎能够成为一剂催化剂，不仅是给云南国家公园的发展提供法律依据，同时加速中央层面国家公园立法并为其提供可资借鉴的“地方实验性立法”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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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一芡.云南省国家公园法律制度研究[D].昆明理工大学，2010.
作者简介：
胡娇，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文学院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2013级硕士研究生。
浅议日本国家公务员制度改革 篇12
日本国家公务员制度初期是依照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学习德国模式建立的,其原则充分体现了它的特点。首先,功绩制(即资格任用制)体现了其极强的公平公正性,指在国家公务员录用问题上采用公开考试任用制度,有国籍的公民就可以参加公务员考试。其次,终身雇佣的特征表明,日本国家公务员职务常任,在不犯错误的前提下可以在本部门直接工作至职业生涯结束,给公务员降级和降职的现象基本不存在。第三,对公务员的劳动权限制(如禁止公务员罢工)较多。第四,政治中立原则规定了国家公务员不能加入政党、不能参与政治和政党活动。这也是日本国家公务员制度与中国最大区别。第五,其能力主义原则与资格任用原则相呼应,不会因为亲属职位的高低而影响升迁。由此也可以体现出公平竞争原则,每个部中最后胜任处长职位的人必然是受同进部门人员或者前辈认可的。
日本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原则与官员特质是相互呼应的,制度原则是根据国家公务员职位特点和人员特质制定的,规定了官员的行为的同时也形成了长期稳定的官员特点。日本官员欣赏秩序,希望通过维持秩序和等级原则来维护官僚制内部体系。长此以往的制度安排和秩序规范造就了官员重视组织内部的稳定的思想,希望根据自己拥有的价值作为行政的价值理念来推动他们工作,因此日本的官僚对人事任命上来自政治家的压力持反感的态度,他们认为是错误的就可以反抗,会提出自己的政治诉求。然而无论如何,政治家与官僚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用“二人三脚”来形象地形容,政治家对官僚的信赖很强。官僚对日本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官僚地位很高,得到了民众的充分尊重。于此同时,日本的官僚所具备的权力较大,官僚团体也认为自己掌握着这个国家的命脉,加上“精英主义”进入机制,官僚的自豪感、使命感与责任感非常高。日本官僚具有制定法案的权力,国会议员和政治家不会制定相应草案,立法之中很多事都采用委任立法的方式。官僚还具有审批权,可以进行非正式的行政指导。
日本的官僚制给日本所带来的规范、制度化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然而制度本身所带来的弊端也是不容忽视的。官僚支配政策的形成导致了权力的过分集中;对自己所在部门过度的忠诚度与自豪感使得条条行政、重视惯例的现象严重;公务员部门间“互不渗透”的原则也使得官僚的忠诚心受到挑战等等。最为重要的是“下凡”现象(日本政府官员退休后,可被安排到附属机构或相关公司工作)带来的影响。由于优厚的“下凡”待遇,许多人才具有高忠诚度和执着信念,希望在下凡企业得到更高的收入和待遇。政府为了维护制度、保障公务员待遇,不得不将大量资金投入到下凡企业,也给财政带来较大的压力,甚至造成“官商勾结”的不正之风蔓延。这些问题不是短时间内形成的,是伴随日本官僚制固有的特点所衍生和发展而来的,要想改善其弊害,需要从根本上将制度进行改革。
二、现阶段日本国家公务员制度改革情况
在日本公务员制度改革问题上,官僚自身的定位问题、官僚与政治家的关系问题需要深思,改革方案需要寻求更为深入的突破口、更广阔的问题覆盖面、更精确的对症下药才可能有效改善现有制度所存在的弊端。在日本当下的政治现状中,自民党与官僚的关系较为稳定,为巩固自民党执政地位,需要继续维持和民众的关系。官僚有起草和制定日本的相关政策的权力,先前也制定了人事考核人士评价制度、对公务员再就业的限制等,然而官僚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会首先考虑自身的利益,对侵害自身利益的政策存在一定的抵制情绪,由此制定出的改革政策无法动摇日本官僚制的根基,根本性的、结构性的改变也就无从谈起。
就国家公务员制度改革基本法而言,2008年所制定的公务员改革的基本法说明了改革的基本法和基本原则,但对如何使领导干部、政治家和官僚的关系以及下凡过程更加透明化等并没有明确的说明,基本法的建构还相差甚远。因此,下凡规制与透明化、政治主导的确立、多样人才启用方法成为政策制定讨论的焦点,人们期待着更加有所作为的政府从根本上使这些问题有所改观。然而基本改革法在过去的5年中并没有出现具体的对策。面对众口难调的民众诉求与纷乱纠葛的利益关系,政府需要明辨各方利益并从中超脱出来,理清改革思维脉络。
如何重新界定政治与行政之间的关系,将政策制定过程由“官僚主导”转变为“政治主导”成为需要重点讨论的问题。2013年6月28日,以安倍晋三为部长的日本国家公务员制度改革推进部召开会议,向国会提交了国家公务员制度改革关连法,确定了改革的基本方针。改革法案中强调了政治主导的强化、谈到了如何排除条条行政所带来的弊害等问题。安倍政府希望通过充分利用官僚来强化改革力度,提出在内阁中新设人事局、司局级以上的官员完全由首相官邸统一管理等方针。这就强调了各个部委中司局级以上的官员要与首相保持较好关系,触犯了官僚的利益,过于形式化的目标使得实际改革情况与最初的改革设想还有一定的距离。由此可见,安倍政府在改革的同时,更需要考虑如何与官僚为伍,优先推行其他政策,在保证官僚支持力度的前提下争取对公务员制度的改革创新。因此,方针提出了希望通过薪金和待遇真实反映人员水平、加大女性公务员所占比例以联合女性力量发展经济等政策,实际上也是一种为稳固官僚制的举措。
三、对我国的启示
日本的国家公务员制度与我国多有不同,通过分析对比能够为我国公务员制度提供新的思路和观点,推动着我国公务员制度的改革和发展。针对我国公务员制度改革,他国经验模式的机械借鉴与生搬硬套是不可行的。着眼当下,应该投入更多的目光深入挖掘制度背后深处的利益关系与政治影响,明确现实制度存在的问题和弊端;放眼未来,则需要战略的眼光和远见指定今后公务员制度发展的方向,根据总体目标并结合当下分析而得的真实情况制定相应改革方案。
一方面,应该合理调整政党与公务员之间的关系。通过政治中立原则,日本公务员能够基本摆脱政党意志的干扰,从而推动政策制定的延续性和公务员队伍的稳定性。在我国,党管干部的体制下要求公务员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我国公务员制度的根本的、不可动摇的原则之一。然而政党对我国公务员的管理上应该更多考虑公务员本身职位特征、个人特质、团队能力等问题,避免管理过度、管理失衡等原因造成政党与公务员之间不和谐的关系。就改革趋势而言,需要考虑如何让政党与公务员之间的关系逐渐淡薄,选拔提升更多其他党派的有识之士、更多有思想有内涵的民主人士以及更多知识女性参与到公务员队伍中来,增强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和可行性,使得我国公务员队伍更加有活力,向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更进一步的靠拢,努力避免执政党一手遮天的现象出现,也有利于政策的执行和获得最终成效。
另一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我国公务员录用制度。不完整、不规范的考试录用制度导致现阶段我国部分政府机构臃肿、冗官冗员,然而与此同时,也有部分机构人才缺乏、影响效率。对于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而言,需要从根本上树立公开公平考试录用的观念,通过法律手段制定相应政策法规,严格规范录用考试全过程,用强制性的手段扼制幕后操作和贪腐行为。同时应实行“凡进必考”的政策,保证考官的政治素养和专业要求,提升公务员考核的科学出题、评判水平,提高公务员考试的科学性、公开性、公平性,由此参照日本施行严格遵照资格任用制,维护能力主义的正义感,保证真正有才之士能够脱颖而出并得到任用,减少“拼爹”等不良现象侵入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的情况,影响公务员队伍建设和整体制度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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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朱光明.日本公务员制度改革述评[J].中国行政管理,2010(1):029.
[3]牛杰.新世纪日本公务员制度的改革及其启示[D].山东大学,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