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补偿制度

国家补偿制度（精选12篇）

国家补偿制度 篇1

一、理论依据

(一) 社会保险说

所谓社会保险说, 就是指刑事被害人从国家获取的一种附加的社会保险。在这个社会保险中, 人们可以应付日常生活中的困难。在我国, 对于被害人的社会保险一般来源于国家的税收。当被害人受到侵害时, 国家通过这种途径给予救济, 也体现了国家对被害人的一种关怀。

(二) 公共援助说

所谓公共援助说, 是基于被害人处在社会相对不公平一方时, 国家给予的一种补偿。当被害人受到各种犯罪侵害之后, 不论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都或多或少会受到损害。此时, 国家作为援助者的身份站出来, 体现了国家对被害人的一种关怀和补偿, 不论从道义上还是社会公平上, 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三) 国家责任说

所谓的国家责任说, 顾名思义就是国家对于被害人受到侵害有一定的责任。因此, 通过一定的途径来弥补被害人, 使其能够得到心灵的平衡。国家和公民之间可以看成是“契约”的关系, 国家对公民有保护的责任。那当公民收到损害时, 自然就有权向国家提出补偿。这就是国家责任说最大的理论依据。

二、当前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现状分析

(一)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不成熟

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中有明确规定, 当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 有权提起诉讼。但是在现实司法实践中, 往往把“有权”变成了“应当”, 这对于被害人来讲, 必须在经过刑事诉讼后, 才能提出民事损害赔偿请求。

(二) 司法实践中还存在一些漏洞

在当前我国司法实践中, 由于对财产保全、先于执行等程序没有严格把关, 致使很多被害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没有得到充分的补偿。

(三) 刑事被害人社会救济体系不完善

所谓社会救济, 就是指当人们面临生活困难时, 国家通过相关保障能够提供维持公民最低限度生活保障的救济措施。但从当前我国社会救济的现状来看, 似乎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社会救济方面的法律法规。

三、构建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一) 补偿资金来源及管理

要构建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前提, 应该明确补偿资金的来源, 以及有一套完善的补偿资金管理体制。之所以有部分人反对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最大的原因就在于补偿资金的不足。基于这个原因, 一方面, 应该从当前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 通过多渠道进行补偿资金的筹集。除了正常国家税收和犯罪人缴纳外, 还可以通过各种形式的社会捐助。例如, 社会上各类第三方组织的捐助。在这三种方式中, 对于犯罪人缴纳应该是重点, 一方面能够体现出对犯罪人的惩罚;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对被害人的一种补偿。从犯罪人缴纳上,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努力:第一, 对部分罪犯进行罚金和没收财产的附加刑;第二, 吸取国外先进的经验, 对于拘役的罪犯再收取一定的罚金;第三, 对于较轻的惩罚, 如管制或者拘役, 可以采取“以罚代刑”。总而言之, 对于补偿资金的来源及管理, 是构建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基础条件, 一定要引起重视。

(二) 补偿对象

不是所有的被害人都能够使用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对于补偿对象具有严格的规定。从当前我国的司法实践来看, 对于补偿的对象只针对受到严重暴力犯罪等行为所引起的对生命和健康有严重损害的人。这里并不包括法人和社会其他组织。另外, 自然人不仅包括我国公民, 还包括在我国境内并且收到犯罪侵害的无国籍人和外国人。对于在性犯罪中的女性被害人还应该按照我国现行刑法, 在刑事程序上享受非凡保护的待遇。

(三) 补偿条件

就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而言, 除了要明确补偿资金来源及管理、补偿对象之外, 还需要满足适当的补偿条件。所谓补偿条件, 一般需要满足三个方面的:一为获得补偿的途径没有了, 即无法从罪犯或者其他方面获得补偿;二为被害人受到的犯罪侵害非常严重, 即危及生命或者健康等方面;三为被害人本身并没有过错, 不需要承担或者极少承担相关责任。

(四) 补偿的方式、数额和程序

在进行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时, 还需要按照我国当前的具体国情, 遵循相关的补偿的方式、数额和程序:即一是补偿数额应规定最高限额;二是补偿申请的时间明确, 不能单纯地理解为只是在刑事被告有罪宣判之后;三是被害人提出的国家补偿要求的具体时间应该在获得解决之前。

综上所述, 对于构建当前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一方面需要充分考虑到我国的具体国情, 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另一方面也应该适当地吸取西方国家关于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经验。

参考文献

[1]王海军.关于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立法的设计思路[J].理论探索, 2008 (05) .

[2]梁翠荣.论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建立[J].广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08 (02) .

国家补偿制度 篇2

甲方：**县**镇人民政府

乙方：***县**镇村村民组

为了加快**县的发展，因开发区建设的需要，经批准需征收乙方土地进行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安徽省实施（土地管理法）办法》及有关文件精神，经甲乙双方充分协商，达成征地补偿协议如下：

一、地块坐落位置和面积：该地块位于乐土镇村村民组，北至；东至。

北线长米；东线长米；南线长米；西线长米；面积平方米；折合公顷（计亩）；详见征地范围图及附件。

二、征地补偿费用：

1、该地块的征地补偿费标准为每亩补偿亩，计元。

2、青苗补偿费每亩元，面积元。

3、地上附着物补偿费：

（1）树：大树棵元、中树棵元；中树棵元；小树棵元；果树棵元。

（2）机井眼，每眼元，计元。

（3）坟：单棺座，每座元；双棺座，每座元；

三棺，每座；合计元。其它附着物元；补偿合计

以上各项补偿费用总计款人民币元。

三、付款方式：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日内，甲方即支付青苗和地上附属物补偿款给乙方。乙方自收到付款后日内，将征收土地范围内的青苗和地上附属物全部清理干净，将所征收的土地移交给甲方，甲方即将余款全部支付给乙方；甲方在安排建设单位使用土地时，有关征收土地上所遗留的一切问题，均有乙方负责全部处理结束。

四、双方法律责任：本协议签订后，即产生法律效力，双方共同遵守，征收后土地的所有权属于国家，建设单位的土地使用权受法律保护，乙方不

得以任何方式和理由阻碍甲方和建设单位使用土地，自本协议签定之日起，乙方再行耕种或增设新的地面附着物甲方不予补偿；如有违约，依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追究违约方责任。

五、有关本次征地工作中其他未尽事宜，另行协议。

甲方：***县****镇人民政府

代表：（签字）

乙方：村民组

代表：（签字）

国家补偿制度 篇3

[关键词]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国家责任

2005年9月11日，河南农民艾绪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王府井劫杀的哥连撞9人造成3死6伤”的案件。法院判决艾绪强赔偿死者和家属共计100多万元。法律是公正的，但是对于没有任何可以执行财产的艾绪强来说，这笔赔偿款也只是一组无法兑现的数字。被劫杀司机的妻子在得知艾绪强被执行死刑时第一反应就是“他一死，我们一分钱也拿不到了”。而艾绪强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没能拿出一分钱来给生者一丝告慰。据统计2001年以来，我国每年刑事立案都在400万起以上，这些典型案例的受害人不在少数，深刻地向世人表明了，对被害人权利救济的形式是多么的紧迫。因此，倡导我国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是十分必要的。

一、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概念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是指对那些因受到犯罪侵害而遭受损害且未能从犯罪人或其他渠道得到充分补偿的刑事被害人及其家属，通过相应的法律条件和程序给予一定补偿的制度。

二、 我国刑事被害人制度的现状

（一）现行的被害人赔偿途径之不足

1.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不足之处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77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这一赔偿途径的不足之处是十分明显的。其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强调的仅仅是物质损失，没有提及精神损失。其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启动门槛高。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主体范围狭窄。其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滞后。以“刑事责任为中心”案件审理的附带性在一定的程度上导致了赔偿的附带性。其四，在赔偿不能的情况下缺乏救济。由于犯罪人赔偿得不到执行，附带民事诉讼的规定也就成了一纸空文。其五，附带民事诉讼得不到及时履行。由于刑事诉讼程序严格，一个刑事案件往往需要几个月才审结，即使判决公正，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也没有得到及时地保护。

2.刑事被害人社会援助方式不足

我国至今尚未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不可否认，社会援助在解决被害人实际困难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自身的缺陷，被害人的合法权益还是得不到有效的救助。

（二）我国刑事被害人制度缺失的原因

第一，重刑轻民思想的影响。这种思想的转变是个渐进的过程。第二，传统诉讼结构的限制。在对犯罪追诉的过程中，由于被告人相对于代表国家的检控方处于劣势地位。人们的关注集中于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上，往往忽略了被害人。第三，赔偿观念的局限。在传统的刑事诉讼中，对被害人总是施以必要的物质性的赔偿，以为这样对被害人就是公平的。诚然，一定的物质补偿，对被害人产生一定的心理抚慰作用，但是对被害人造成的精神损害却很难平复。

三、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建立的必要性

（一）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是基本人权

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权利主要是人身和财产方面的权益，并没有体现充分全面的维护现代刑事法追求公正、平等的司法价值。刑事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损失虽然是由于犯罪直接造成的，但当罪犯没有赔偿能力而被害人及其家属又面临实际困难无法自身加以解决时，国家应当承担相应责任给予补偿。

（二）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是看得见的正义

在刑事案件中，被害人受到犯罪侵害，由于不能得到赔偿并陷入困境时，其经济地位处于一种不平等的状态中，因此，国家应当给予被害人适当的补偿，以矫正被破坏的正义。国家救助制度的确立，意味着政府承担起了帮扶弱势群体渡过难关的责任，使正义得以通过人人看得见的形式实现。

（三）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彰显国家责任

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因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被害人有权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但如果犯罪人没有能力赔偿被害人的物质损失，无辜的被害人也只能咽下其权益无法得到保障的苦果。毋庸置疑，唯有国家的适时出场，才能扭转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失衡的困局，才能实现国家责任与公民权利的两全；才能化解刑事被害人对被告人的仇怨，防止被害人误入歧途，由被害人逆变为犯罪人，演变成一场由人为引发的新的灾难。

（四）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能有效地控制犯罪

当被害人遭受到罪犯的侵害后, 如果无法从罪犯处得到适当的赔偿而身陷贫困境地。在其合法权益通过合法的方式无法得到满足时, 将可能促使其产生怨恨心理, 从而可能产生对社会的报复念头。因此, 国家要避免被害人向犯罪人转化, 防止“以血还血、以牙还牙”的出现, 就必须强化社会控制即通过法律和道德等行为对被害人失衡的心理进行调节。

[参考文献]

[1][法]卢梭.何兆武译.社会契约论[M].北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2]刘军伟.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基本构想[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9.

[3]常开平.胡森.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程序设计[J].法学研究.2009.

[4]吕莉.略论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J].四川警察学院学报.2009.

[5]孙宝民.李环宇.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立法构想[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9.

[作者简介]曹艳，安徽人，青海民族大学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法律硕士。

国家补偿制度 篇4

一、我国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必要性

(一) 建立国家补偿制度是有效预防犯罪的需要

防止违法犯罪, 必须重视消除违法犯罪造成的危害后果。对犯罪被害人给予精神抚慰和物质补偿, 帮助其恢复身心健康, 重新确立其对生活的信心和对社会的信赖, 正是消除犯罪危害后果的重要内容之一。被害人被害后由于遭受损失而必然要求犯罪人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给予一定的赔偿或补偿, 这几乎是所有被害人共同的一种心理。对犯罪人的惩处, 虽然是对被害人合法权益的法律保护,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被害人所遭受的损失因此就得到了弥补。因此有的被害人就以为通过正当的法律途径得不到他所追求的符合个人伦理判断标准的公正, 继而悲愤和绝望, 转向对犯罪人及其亲属乃至社会进行泄愤报复, 酿成新的违法犯罪的情况屡见不鲜。国家补偿制度对于绝大多数犯罪被害人来讲, 标志着国家对犯罪人依法惩罚之后, 对被害人合法权益的进一步保护和关心。这对于安抚被害人的心理创伤, 恢复其正常的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 同时也维护了整个社会的安定。

(二) 建立国家补偿制度是保障被害人人权的需要

尽管建立刑事司法系统的初衷是为了保护被害人的利益, 但被害人的诉讼权利远不如被告人的诉讼权利那样受到广泛关注。随着刑罚人道主义, 强化人权保护等刑事政策的实施, 犯罪人的权利保障制度在各国已逐步建立起来, 犯罪人的处境相应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被害人问题却成了人们遗忘的角落, 一直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国际社会1955年便制定了《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的国际公约, 以后又相继出台了《保护人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宣言》等规则, 其中对罪犯的各种权利作了详细的规定。但是比罪犯更值得同情的被害人, 直到1985年才在各方面的呼吁下通过了一个《为犯罪和滥用权力行为受害者取得基本权利宣言》。

(三) 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

被害人遭受犯罪侵害后若不能获得公正的待遇, 如未追究犯罪人的责任、被害人没有得到应得的经济补偿等, 会产生对加害人的仇恨和对司法机关甚至对政府不满的怨恨心理, 此种心理往往会推动被害人采取报复行为来实现自我与他人的再一次“平等”。[1]因此, 国家要避免被害人向犯罪人转化, 就必须强化社会控制, 即通过法律和道德等对被害人失衡的心理进行调节。国家对犯罪人采取的刑罚实际上是对被害人的一种精神安慰或弥补, 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平复对犯罪人的怨恨心理。而被害人补偿制度作为社会控制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它通过对那些因遭到犯罪侵害的被害人进行适当的经济补偿, 恢复被侵害的合法权益, 防止其心理失衡向犯罪人转化, 从而达到消除矛盾和冲突, 控制犯罪, 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

二、构建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设想

(一) 补偿主体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主体是“国家”。但是, “国家”作为一个政治术语, 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任何一项“善”的法律制度均须具备可操作性、实效性和便捷性。具体到我国, 首要的是落实申请机构的设置工作。为此, 我们可以参照《国家赔偿法》中刑事赔偿的机构设置办法, 在中级以上人民法院设立补偿委员会, 为了节省人力和物力, 该委员会可与赔偿委员会合二为一, 以受理和审查被害人的补偿请求。

(二) 补偿对象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是国家给予刑事被害人的一种救助, 其目的是在一定程度上恢复被害人的受损利益。基于国家财政支付能力的考虑, 补偿的对象是受到暴力犯罪行为或在其他性质的犯罪中所实施暴力行为侵害并不能通过其他途径获得足额赔偿的被害人或其近亲属。我们可以把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的对象区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被害人因暴力犯罪行为侵害而死亡时, 补偿对象只能是直接受害者的近亲属。另一种是当被害人受伤致残时, 补偿对象应包括直接被害者本人。

(三) 补偿方式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方式主要包括:金钱补偿、实物补偿、税收折让、安排就业补偿、子女入托、就学减免费用补偿、贷款免息、贴息补偿等。显然, 金钱补偿乃最佳方式, 能够帮助被害人迅速摆脱生活窘境, 也便于补偿机关具体实施。事实上, 《为犯罪和滥用权力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明确规定了金钱补偿方式, 在国外实践中也得到体现。一般来说, 大多数被害人希望一次性得到全部补偿金, 但也不排除部分被害人 (如被供养人) 希望采用年金的方式支付。[2]因此, 补偿金原则上应当一次性支付, 但可以按照被害人或其供养人的申请分期划拨, 并支付利息。

(四) 补偿程序

为了确保被害人能有效获得国家的补偿, 同时防止被害人通过申请国家补偿谋取不法利益, 国家补偿也应坚持严格审查、合法规范的原则。鉴于此,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法应分为申请、调查、听证、决定四个主要步骤。同时, 为解决某些被害人及其遗属的紧急困难, 保障其请求权得到真正的实现, 还应规定先行支付程序和不服决定的救济程序。

1.申请程序。

在无法从加害人处获得足额赔偿的情况下, 被害人 (如果被害人死亡、丧失行为能力或者因受强制、威吓等原因无法申请, 或者是限制行为能力人以及由于年老、患病、盲、聋、哑等原因不能亲自申请, 由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代为申请。当然, 这种情况下, 代为申请人应当提供与被害人关系的证明和被害人不能亲自申请的原因证明) 即可向补偿委员会提出国家补偿申请, 要求补偿的申请应在犯罪行为发生之日起两年内提出, 否则无效。当刑事责任已追究时, 这个期间可以延长至生效判决作出后的一年内。但如果补偿委员会认为申请人主张的诉讼时效中止事由成立, 则可参照《国家赔偿法》关于诉讼时效中止的相关规定处理。[3]

2.调查程序。

补偿委员会经形式审查认为申请成立予以受理后, 应对下列事项进行调查, 加以综合分析:被害人的性别、年龄、职业状况、收入情况、有无抚养人、被害的程度、有无后遗症、被害人有无过错等。补偿委员会在调查过程中, 可令申请人和其他有关人员到场, 报告、提交文书、其他物件或接受医生诊断, 还可以要求刑事侦查机关及其他政府机关或公私团体、金融、税务、保险方面的专业人员提供必要的帮助, 报告相关的情况, 后者应依法予以配合。

3.听证程序。

有句古老的法彦:“正义不仅要得到实现, 而且还必须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得到实现。”[4]为了确保国家补偿的客观公正, 笔者建议在作出补偿决定之前引入公开听证程序。该程序应由设有补偿委员会的中级以上人民法院的1~2名法官主持, 但主持人须非本案调查人员, 以防止他们利用其特殊身份作出先入为主的决定;另外, 主持人须与本案无利害关系, 否则应适用回避制度之相关规定另行更换。主持人应在听证举行7日前通知本案调查取证人员、案件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委托代理人以及其他相关人员届时参加听证。主持人应组织各方进行辩论与反驳, 听取各方的陈述意见, 审查各方提出的事实、证据并组织质证。在此基础上查明事实, 以作出公平合理的处理决定。

4.决定程序。

补偿委员会应在听证程序结束后3日内作出是否支付被害人补偿金的决定。决定支付时, 必须同时决定支付的具体金额。补偿金额应根据被害人的伤害程度、被害人及其受养人的生活状况, 以法定的基础额 (可参照我国下岗职工最低生活保障金发放标准予以确定) 乘以法定倍数加以计算, 具体实施办法应由立法机关结合我国政府的财政承受能力依法作出规定。

参考文献

[1]王小军, 孙立夫.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之立法探析[J]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06, (3) :70-71.

[2]大谷实, 黎宏.犯罪被害人及其补偿[J]中国刑事法杂志, 2000, (2) :120-124.

[3]姜明安.行政补偿制度研究[J]法学杂志, 2001 (5) :14-17.

国家补偿制度 篇5

时间：2012-11-30 16:13 作者： 来源：互联网【找法网 补偿贸易合同】补偿贸易是指由外国厂商或者利用国外出口信贷进口生产技术和设备，由我方企业进行生产，以返销其产品的方式分期偿还对方技术、设备价款或贷款本息的交易方式。直接用国内产品同国外厂商交换设备、原材料、元器件或成品，以货换货，属于易货贸易，不属补偿贸易的范围。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除经批准在过渡宽限期内的补偿贸易项目外，自1996年4月1日起取消补偿贸易项目进口加工设备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税的规定。上述贸易项目进口的设备按一般贸易规定办理手续。其进口设备一律照章征税。1996年4月1日前(不含当日，下同)外经贸部门在其审批权限内依法批准的补偿贸易项目且在1996年5月15日(含当日)前经主管海关登记备案，其加工设备于1996年12月31日(含当日)前进口的，仍可按原优惠政策办理。对设备进口额在3000万美元(不包括1995年12月28日以后追加的投资)以上的，可通过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报国务院批准后，宽限期可延长至1997年12月31日。有关补偿贸易合同在补偿完毕后，对继续出口的产品以及用其出口收汇购进的设备等，海关按一般贸易进出口货物办理有关手续。补偿贸易出口的补偿产品，原则应返销给提供技术设备的外商，但如有特殊情况，可将有关补偿产品返销给双方指定的第三方代销人，进行三角补偿。实行三角补偿的合同，应由我方经营单位与提供技术设备的外商以及代销补偿产品的第三方共同签字确认后，方可享受补偿贸易的优惠。

补偿贸易引进技术设备如属进口许可证或特定产品目录管理的商品，应向经贸部主管部门申领进口货物许可证或报国家机电进出口办审批。海关凭上述进口许可证或机电产品进口证明予以办理有关手续。

国家补偿制度 篇6

征地补偿直接关系到被征地农民的切身利益。然而，旧的补偿办法以具体地块的平均667平方米（1亩）产值的倍数来计算补偿费用，不仅使补偿费用偏低，而且相邻地块的征地补偿往往因用途不同而相差很大，补偿的随意性也较大，引发了大量争议和纠纷。

据国土资源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作为新的征地综合补偿标准，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的制订将综合考虑地类、产值、土地区位、农用地等级、人均耕地数量、土地供求关系、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等多方面的因素。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的制订，也将考虑被征收耕地的类型、质量、农民对土地的投入、农产品价格及农用地等级等因素。

可以预见，新的征地补偿标准将更有效地保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保护其原有生活水平不下降、长远生计有保障。同时，随着征地补偿标准的统一，同地不同价的现象也将得到纠正，农民可以很清楚地了解自己耕种土地的征地价格水平，因征地补偿安置引发的争议有望减少。

国土资源部日前发出通知，要求东部地区在城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内制订区片综合地价，中、西部地区大中城市郊区和其他有条件的地区推进区片综合地价制订工作，其他暂不具备条件的地区制订统一年产值标准。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区片综合地价一经公布，必须严格执行。

通知强调，各地应合理确定不同地区征地补偿标准，防止以制订、公布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区片综合地价为由，压低征地补偿标准；要在认真做好实地调研和科学测算的基础上，广泛听取有关部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群众及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要注意与过去征地补偿标准的衔接，防止因新、老征地补偿标准差距过大而导致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北京张晓松）

国家补偿制度 篇7

一、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理论基础

被害人获得国家补偿的权利, 其理论基础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国家责任理论, 国家有责任保护自己的公民, 当公民受到犯罪侵害时, 国家有义务给予补偿。该学说认为, 国家补偿是国家对社会契约的遵守, 在契约关系中, 市民有向国家交纳税收的义务, 而国家则有向市民提供服务和保障市民安全的责任。被害人受到犯罪侵害, 在没有过错的情况下, 意味着政府没有维持好社会治安, 违背了双方的契约关系。在刑事被害人因为各种原因无法从犯罪人那里获得赔偿的时候, 政府就有责任采取措施, 使受到犯罪侵害的市民恢复到犯罪发生前的状态。按此理论构建的国家补偿制度应当以国家补偿为必须, 即一旦出现犯罪人没能赔偿的情形, 国家就有履行补偿义务的责任。

二是人道及社会福利说, 该观点认为, 对于被害人这种弱势群体, 国家应伸出援助之手, 给予最起码的人道扶持。被害人本来已经因犯罪侵害遭受身心创伤及财物损失, 在诉讼中又往往是控辩双方论证中的牺牲品, 成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 社会有责任予以适当的救助。社会应当不断地提高国民的福利水平, 其中包括要向处于困境的被害人适度倾斜。被害人补偿法, 就是向公民提供福利性保障的规范。

三是社会保险说, 人们平时以保险的方式缴纳一定的税金, 一旦发生危险, 国家应以整体的力量弥补个人的不测之损害。这一理论把国家看作全社会的保险人, 社会成员向国家纳税, 等于向保险公司投保。而各种社会保险的目的都是使人们能够应付威胁其生活的稳定和安全的意外事件, 包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养老保险。国家补偿也是社会保险的种类之一, 对于受到的犯罪侵害, 也属于社会保险帮助解决的意外事故。当被害人不能从其他渠道获得足够的赔偿时, 由国家予以补偿, 而不会产生被害人被迫独自承受这一事故带给他的损失。以上这些社会保险的费用都来自源国家的税收。犯罪这一行为, 侵害的是社会上不特定的人的利益, 所有的纳税人应对此共担风险。

四是社会正义理论, 这一理论认为国家虽然有剥夺犯罪人因犯罪所获得的经济利益的权利, 但却无权因此影响被害人的利益。也就是说, 如果国家获得罚金收入的同时影响了被害人权益的实现, 那么国家所获得的罚金收入就是不符合道义的, 国家应以其获得的罚金作为补偿被害人的基金。五是刑事政策论, 国家补偿被害人, 可以消灭被害人对犯罪人的仇恨, 也有助于一般民众对政府的认可。六是社会防卫论, 补偿被害人即提高了被害人对司法的信赖与合作的意愿, 从而增强社会的防卫功能。七是现实观察论, 为了平衡被害人与被告人利益的维护, 实现司法正义的真谛, 应加强对被害人的保护。这些理论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被害人获得国家补偿的必要性。

二、被害人诉讼地位的变迁

根据美国被害人学者沙菲尔的观念, 被害人在刑事司法体系中经历了三个阶段, 是被害人的黄金时期、被害人的衰退时期和被害人的复兴时期。黄金时期是以私力救济为基本特征, 衰退时期以公立救济为基本特征, 复兴时期也就是私力救济与公立救济的相结合。下面将从不同阶段被害人地位变迁谈国家赔偿的理念。

(一) 被害人的黄金时期

之所以称之为黄金时期是因为这一时期是以被害人为中心司法处理, 被害人在追诉和刑罚方面处于至关重要的地位, 一切以追求被害人的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具体来说, 这里指的是在人类社会的早期, 犯罪被视为是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私人过错, 绝大多数的针对普通社会成员的恶性行为被视为是对抗单独个人的私行为, 血亲复仇、血态复仇以及后来的同态复仇和赎罪都是又被害人自行或者由其近亲属及所属氏族予以实施, 这一时期司法体系的重要特征就是缺乏公诉人与公共执法机关的介入。之后, 为了减少和禁止被害人及其家属针对犯罪人及其家属所采取的各种无休止的报复和由此产生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许多国家明文确定了被害人有获得经济补偿的权利, 直接赔付机制出现, 以期全部或部分恢复因被害所遭受的各种损失和损害。在犯罪行为发生后, 犯罪人需要向被害人及其家属支付赔偿金, 如果拒绝或无力支付, 被害人及其家属便有权进行家族复仇。这一时期以个人义务、家庭纽带、宗教信仰及社区传统为基石的社会关系为实现被害人利益最大化提供了社会条件, 此时法律是用来解决私人纠纷的一种平衡机制。

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 大多数针对个人实施的暴力犯罪或财产犯罪不仅被视为对单独被害人的私行为, 而且被视为对抗王权的严重刑事犯罪, 而之前的私力救济也逐渐被视为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威胁, 逐渐导致了刑罚结构的改变, 使得公立救济得以逐步确立以及被害人保护的缺失。

(二) 被害人保护的衰落时期

这一时期首先是公立救济的确立, 18世纪的《汉谟拉比法典》为后人所称道的是其对被害人权利的珍视和保护, 力图以国家出面惩戒犯罪的形式来取代家族复仇。它确立了国家权力的权威性, 首先确立了以国家为名进行刑事处罚, 并对弱者施以保护, 使其免受强者侵扰。以公力救济来保障被害人, 不可否认是刑罚结构的一定进步, 但是, 随之而来的是被害人逐步丧失了决定犯罪人命运的决定权, 在刑事司法体系中的地位亦逐步削弱。制约和维系被害人和犯罪人利益最大化的机制逐步解体, 政府主导下的司法机构和司法程序逐渐成为解决被害人权利的最主要和最重要的机制, 犯罪不再被视为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私行为, 而是犯罪人对国家法律的藐视与侵犯。公诉人承袭了以前由被害人处理犯罪问题而享有和实施的权力与责任。检查官被授权来决定是否起诉犯罪人和是否建议法官对被告施以适当刑罚, 法官的司法裁量权可以对犯罪人施以刑罚, 而被告人所遭受的痛苦和损失只是认定犯罪事实的证据和定罪量刑的依据之一。力图恢复和弥补被害人在被害前境况的努力不再成为刑事司法考虑的主要问题。在此时, 主流观点认为通过刑罚来威慑犯罪、通过监禁犯罪人来保障社会的安定与和谐应是刑事司法的最重要目的所在。刑罚不应该被用来解决私人损失, 被害人也不能被允许来掌控起诉和刑罚, 刑事司法系统应该起到避免犯罪所造成损失的作用。

(三) 被害人保护的复兴时期

现代的刑事司法体系被设计为处于相对弱势的单独个体与占强势的国家之间的较量, 这种较量显然是不平等非对称的, 为了保障弱势一方免受来自政府的过多打压, 许多国家都着力推进被告人和犯罪人的权利保障。相当长的时期内, 被告人的地位问题始终处于许多国家刑事司法领域的核心, 被害人仅被赋予证人的地位, 始终处于被忽略被遗忘的位置, 诉讼地位和诉讼权利相当有限。随着被害人运动的发展, 被害人保护的意识开始逐渐深入人心, 之前那种将被害人与刑事司法体系生硬剥离的传统做法开始逐步发生变化, 人们开始将视线转移到对刑事司法系统的改造中来。各国的刑事司法机构逐渐意识到被害人也是刑事司法中的重要部分而需要得到协助, 众多措施开始贯彻到刑事诉讼中来, 包括允许被害人在初审中提供被害人陈述作为量刑参酌, 告知被害人案件的进程, 采取保障刑事被害人及证人免被恐吓的措施, 判定犯罪人对被害人的损失进行补偿, 以及对某些种类的犯罪的被害人提供经济补偿等。

1985年的《联合国被害人宣言》设定了被害人保护的国际最低标准, 首次对刑事犯罪中的被害人权利问题做了规定。2000年的《犯罪人和受害人:司法程序中的责任和公正问题》明文规定了被害人的7项权利, 这是国际公认的对被害人公正的基本要素, 包括:得到尊重和承认的权利;得到引导取得适当资助服务的权利;得到案件进展情况信息的权利;出庭和参与决策过程的权利;咨询的权利;保护人身安全和隐私的权利;得到犯罪人和国家补偿的权利。这其中就包括了国家补偿这一义务。

三、小结

通过上文对被害人在不同诉讼模式中地位的变化可以看到, 在私力救济时期, 也就是早期以被害人为中心进行的救济最大限度的保护了被害人的利益, 在公力救济时期, 被害人的权利遭到漠视, 国家的追诉是为了维护其自身的权威性, 现代的被害人权利得到逐步重视, 刑罚体系仍然是公力救济为主, 国家为了追求整体利益的最大化为了追求社会的公共利益而剥夺了被害人自我救济的途径, 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被害人的权利, 那么国家就有义务对被害人的损失作出赔偿, 尤其是在犯罪人无力赔偿或无法找到犯罪人的时候, 国家就应从其维护社会利益的所得中拿出一部分来补偿维护个人利益的所需。因此, 从国家与被害人在诉讼中角色的转换这一角度也可以得出建立国家补偿制度的重要性。

犯罪的本质则是对刑事被害人人身权利、生命权利和财产所有权的严重侵害, 但是在旧的刑事司法模式下, 一方面强调国家刑罚权的实施, 另一方面则注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救济, 比较少去重视被害人的身心伤害是否在刑事诉讼中得到弥补, 被害人的利益是否得到了救济, 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救济。因此, 在我国加入《国际人权公约》及强调尊重和依法保障人权的今天, 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 尤其是在我国尚未构建统一的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今天, 研究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在对我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通过对刑事被害人的适当补偿, 安抚社会的情绪, 也可以为在诉讼中加强对被告人的程序保障提供更大的空间, 有助于实现刑事诉讼法的价值理念由控制犯罪向保障人权的转变。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 法治进程也必然会深深地打上时代的烙印。鉴于我国被害人保护的严重不足, 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日显迫切, 但同时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建立不可能一蹴而就, 各国在实践中也面临很多问题, 所以需要立足于我国社会当前的发展阶段, 并以此为基础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摘要：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一般指被害人及其家属无法从犯罪人处得到应有的赔偿, 国家以其公共资金给予适当补偿的制度。这一制度的理论基础有国家责任论等, 笔者认为加强对被害人的保护是现代法律的立法趋势, 本文仅就由于被害人诉讼地位的变迁来论证国家补偿的合理性。

关键词：国家补偿,被害人,诉讼地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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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补偿制度 篇8

志愿者是指不以获取报酬为目的, 自愿以智力, 体力、技能等为他人和社会提供公益性服务的经注册、登记或者通过招募的个人。其活动具有明显的公益性和无偿性。在国家积极转变社会管理模式的当今, 志愿者及志愿组织在灾难救助、日常公益服务等方面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然而, 随着志愿服务的发展, 志愿者人身权益受侵害的情况也日益普遍。由于法律制度的缺失, 志愿者人身权益受损后, 往往得不到及时的救济和补偿。这严重影响了志愿者的积极性, 也不利于我国志愿者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本文通过分析志愿者人身损害责任主体, 进而论证国家对志愿者人数损害进行补偿的合法性, 合理性和必要性, 尝试探讨建立相关的制度以保障志愿者的合法权益。

二、志愿者人身损害责任主体

志愿者受到人身损害后, 承担责任的主体主要有以下几类。

第一, 由志愿服务组织承担责任。当志愿者受到人身损害后, 根据相关法律, 志愿组织需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在志愿服务组织不存在过错时, 其有提供相应协助的责任;二是志愿服务组织存在过错时, 其应承担过错责任。

在志愿者组织不存在任何过错的情况下, 志愿者受到侵害时, 该组织也有提供相应的救济的责任。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 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集体的财产、人身的, 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再根据民事诉讼第十五条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对损害国家、集体或者个人民事权益的行为, 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向人民法院起诉。在服务过程中, 志愿者是与志愿服务组织有紧密的联系, 因此, 当志愿者的人身受到侵害时, 其应向造成损害的主体主张赔偿责任, 而志愿服务组织应支持其起诉, 并在必要时承担民事责任。《广州市志愿服务条例》也明确规定, 志愿者在志愿服务过程中遭到接受志愿服务的单位、个人或者其他单位、个人侵害的, 志愿服务组织应当协助志愿者追究侵权人的法律责任, 维护志愿者合法权益。

志愿服务组织存在过错时, 其应承担过错责任。当志愿者受到人身侵害并且不能获得保险理赔或在保险范围内保险金额不足以弥补损失的, 其可以将索偿的目光投向志愿者组织。这种情况下, 志愿者组织承担责任应遵循过错责任原则, 即在志愿者组织存在过错时, 应对志愿者的人身损害承担责任。志愿者组织克尽职责地履行了其基本义务, 就不能算其有过错, 也就不应当承担责任。

第二, 由志愿服务对象承担责任。当志愿者与服务对象之间产生纠纷 , 发生人身损害行为时 , 如果属于志愿者依照志愿者组织的安排 , 在向服务对象提供志愿服务的过程中自身权利受到侵害的情况 , 应由做出侵权行为的服务对象承担法律责任 , 赔偿志愿者的损失。或者基于无因管理关系, 则应由服务对象给予补偿。

第三, 由第三人承担责任。这里所指的第三人是指除了志愿者本人、志愿服务组织和志愿服务对象以外的其他自然人或者组织, 当然还包括志愿活动中的其他志愿者。若是第三人侵权造成志愿者的意外的人身伤害, 那么应由侵权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如果志愿者购买了保险时, 则可以获得保险人的理赔。

第四, 由志愿者自己承担责任。如果志愿者本人受到人身侵害时, 是由于其主观上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 则由志愿者自己承担责任。

需要指出, 侵权行为不可避免地还会存在混合责任的情况, 即以上四类主体中的任意两个以上的主体共同承担责任的情况。但因为混合责任的情况的主体依旧是以上四类, 故不赘述。

可以看出, 以上四类主体承担责任的情形并不能涵盖所有志愿者人身受损的情形。例如, 志愿者在从事志愿服务过程中被突如其来的冰雹砸伤, 而冰雹的发生是事先未能预见的。这一类的意外事件造成志愿者人身损害, 无论按照特殊侵权或者一般侵权, 都无法归责于上述四种主体, 我们不妨将这类情况称之为无可归责的志愿者人身损害。针对这种情况, 笔者认为应当建立国家补偿制度, 探索建立由国家对志愿服务过程中受到人身损害并且因无可归责而得不到救济的志愿者给予补偿的制度。

三、建立国家对无可归责的志愿者人身损害的补偿责任制度的合理性、合法性和必要性

国家对无可归责的志愿者人身损害的补偿责任的性质是补偿责任。然而, 关于国家补偿责任, 现行我国并没有统一的定义。之所以称之为“补偿”, 是为了与国家赔偿概念区分。国家赔偿是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因行使职权过程中有法律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并造成损害, 依法应给予的赔偿。可见国家赔偿是与违法行为联系在一起的。笔者所探究国家补偿责任并不以违法行为为基础, 而是基于制定的规范产生。

志愿者的志愿服务成果不仅使服务对象收益, 也归属于整个社会, 在这个过程中遭遇到人身损害, 是为了维护他人利益、公共利益而做出的特别牺牲。国家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代管人。为维护志愿者个人权益, 国家应对这种损失做出适当补偿。

笔者之所以认为应当由国家对无可归责的志愿者人身损害给予补偿, 具体是基于以下原因:

第一, 从法理上看, 根据公平负担理论, 国家应当给予补偿。

公平负担理论, 又称社会比较理论, 是法国的主流公法理论之一。公平负担理论的主要观点是:在民主文明社会中, 人人平等地享受权利, 也应平等地分担社会负担;如果有部分公民为社会承担了特别的义务或者收到了特别的损害, 国家应给予其以特别的补偿, 将这部分人因公共利益受到的损失转由全体公民分担, 从而使社会负担均衡。18世纪的普罗文斯说:“如果居民为整个社团蒙受损失或为止提供物资, 那么他理应受到补偿。但如果他仅承受了施加于每个居民的普通负担, 则又另当别论。”

志愿服务具有公益性, 即是增进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为了增进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而从事志愿服务的志愿者们本已经为社会承担了特别的义务, 虽然志愿服务具有无偿性, 志愿者是自愿无偿地承担这部分特别的义务, 但如果因为参加志愿服务活动招致人身损害, 显然属于受到了特别的损害, 假设有侵权损害赔偿、违约损害赔偿、无因管理等途径可资救济, 这种损害可以得到充分填补时, 我们认为没有运用公平负担理论要求国家补偿的必要。但是, 当出现意外事件等情况而不存在上述这些救济途径, 这些既为社会承担了特别的义务, 又受到了特别的损害的志愿者则当然应当按照公平负担理论由国家予以补偿。

第二, 与社会救助的对象相比较, 志愿者更应当得到国家经济救济。

社会救助是国家面向贫困人口和不幸者组成的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款物接济和服务帮助的一种社会保障政策, 它通常被视为政府的当然责任和义务, 采取的是无偿援助的方式, 目标是帮助社会弱势群体摆脱生存危机, 以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社会救助的外延, 包括灾害救济、贫困救济和其他针对弱势群体的辅助措施。社会救助的对象是社会弱势群体, 包括老、弱、病、残等这一类的生理性弱势群体, 以及下岗、失业等社会性弱势群体。

社会弱势群体从国家获得救济并不是基于其对国家对社会的贡献, 也就是说一个人也许对国家对社会并未做出贡献, 但其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符合社会救助的法定条件即可得到国家的救济。那么, 我们可以做这样一个朴素的比较, 志愿者是在提供公益性服务的过程中受到侵害的, 相比一般的社会救助的对象, 具有更高的社会责任感, 或者对公共利益做出了贡献, 因此更应当获得国家的经济救济。

第三, 从宪法上看, 国家有义务给予补偿。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5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 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

志愿者是为维护国家利益, 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利益而使自己利益受损的, 却又不无法归责于组织者、服务对象、自身或第三人时, 理应受到宪法的保护, 有权获得物质帮助。所以这些规定虽未明确地赋予志愿者以具体的权利, 但我们仍然可以从此法条中推导出国家有责任对无可归责的志愿者人身损害给予补偿。

第四, 由国家给予补偿有其现实必要性。

法律具有导向功能, 即指引人们行为的功能, 法律通过肯定、限制或者禁止某些行为使人们事先衡量法律后果, 从而促使人们多为立法者鼓励的行为, 少做、不做立法者反对的行为。笔者认为, 志愿服务具有弥补政府服务、市场服务不足的功能:不仅直接维护了国家、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 有利于增进全体社会成员的现实福祉。同时, 志愿服务把“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和中华民族“助人为乐”的传统美德互相融合, 有利于全社会形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良好风尚和互助精神, 对培育良好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个人美德, 在弘扬社会正气、维护公共秩序, 引导社会风气、和谐社会关系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 志愿服务无疑属于立法者应当肯定的行为。

而志愿者是志愿服务的核心, 他们在整个志愿活动中起着关键作用。任何志愿活动的圆满完成都是由志愿者脚踏实地工作才能完成。志愿者为社会的福利默默的奉献着自己的时间、精力、技能,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志愿者的付出获得了相应的精神和物质上的回报, 这样良性的反馈机制引导着志愿服务的健康发展。如果国家不对因志愿服务受有损害且没有其他救济途径或者其他救济不足以填补损失的志愿者给予补偿, 放任这些为社会承担了特别的义务, 又受到了特别的损害的人自生自灭, 显然令社会心寒, 使人们不敢于积极参加志愿服务, 不利于志愿服务的发展。

当前, 不少志愿者从事志愿活动过程中遭受损害却因无可归责而只能自力承担的情况日益增多, 这无疑已经成为志愿服务发展的一大隐忧。

四、构建国家对无可归责的志愿者人身损害的补偿责任制度的具体建议

第一, 明确补偿责任的构成要件。

笔者认为, 在建立国家责任制度时, 必须对国家责任的范围进行严格限定:必须满足志愿服务过程中受到人身损害, 并且无可归责的要件。严格限定国家补偿责任范围, 只对无可归责的、因志愿服务受损的志愿者给予补偿, 将可以通过对其他主体进行追责而得到补偿的情况排除在外。原因如下:

首先, 财政资源是有限的, 要将所有的志愿者损害涵摄在内, 显然国家无力承担。

更重要的是, 国家没有必要承担所有的志愿者损害。笔者强调, 国家补偿责任是建立在在现有法律框架中赔偿责任无法涵盖的那一部分基础之上的, 它是兜底制度, 只救济现有法律不救济的对象。根据现有的法律框架, 前述四种志愿者受损害的情况是分别由组织方、服务对象、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或者由志愿者自己承担责任, 便无须国家补偿的介入。

这样严格限定国家补偿责任范围有两个重要的意义:第一, 防止国家责任无限延伸;第二, 保障无可归责的志愿者人身损害补偿真正落到实处。

笔者认为, 应当同时具备以下要件才属国家对无可归责的志愿者人身损害的补偿范围:

1、损害事实的存在。即造成志愿者人身损害的客观情况, 此处的损害事实类似于侵权行为法中的“侵权行为”概念。但因无可归责的志愿者人身损害的原因多不存在“行为”即人的参与, 故称之为“损害事实”。

2、受损害者是从事志愿服务的志愿者。这是国家补偿责任对象的主体要件, 必须是志愿者才有资格获得国家补偿。

3、受损害事实发生在志愿服务过程中。此处的“志愿服务过程”应当作适当扩张解释, 除了包括志愿服务过程本身, 还应当包括前往志愿服务地点的途中、志愿服务的前期准备过程、离开志愿服务地点返回途中。因为这些过程是志愿服务过程必备的前提和适当延伸, 虽不为文义解释所涵摄, 但从论理上应当包含更为合理。

4、人身损害结果的发生, 即志愿者的身体、健康受到的损害情况。之所以将国家补偿责任只限定于人身损害, 不包括财产损害, 是因为我们认为人身损害的严重性超过了任何财产损害, 人身损害无可归责时会导致更严重的后果。建立国家对无可归责的志愿者损害的补偿责任制度是法律上无可救济却亟待救济的情况下, 系突破原有框架新创制度, 不应当一下子涵盖救济紧迫性较低、操作难度更大的财产损害, 所以财产损害应当让位于人身损害。但不意味着今后财产损害也不能纳入该制度。

5、损害事实与损害结果具有因果关系。即损害事实客观地、直接地导致了损害结果的发生。

6、按照现有法律, 属于无可归责的情况。将可以通过侵权损害赔偿、违约损害赔偿、无因管理等途径对其他主体进行追责而得到补偿的情况排除在外。

第二, 设立有效、可行的补偿程序。

在给付国家补偿时, 必须进行严格审核, 确定申请者确实满足上述要件, 既要做到真正使国家补偿制度的目标对象得到救济, 又要有效防止不满足条件者得到救济。笔者认为, 应当探索建立与之配套的行政确认程序作为国家给付补偿的前置程序, 必须先由相关行政确认主体确认申请者满足上述要件, 才能由国家补偿主体给付补偿。

因此, 应当设立新的专事受理无可归责的志愿者人身损害确认申请的行政机关或者在现有的行政确认机关中设立新的专门部门从事此事。

第三, 国家补偿的资金保障。

落实资金保障是实施国家对无可归责的志愿者人身损害的补偿责任制度, 发挥制度积极作用的必要条件。应当将国家补偿的专项资金纳入财政预算, 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每年按比例划拨“志愿者人身损害的补偿专项资金”, 以保障受到无可归责的人身损害的志愿者能够得到国家补偿金, 使其损失得到充分的填补。

要真正实施无可归责的志愿者人身伤害补偿制度仍有许多值得思考和解决的地方。本文仅是抛砖引玉, 以引起学者和专家的关注与讨论, 进而能共同促进我国志愿者事业的健康发展。

摘要：随着志愿服务的发展, 志愿者人身权益受侵害的情况也日益普遍, 但有时却得不到及时的救济和补偿。在志愿者人身损害责任主体无何归责的情况下, 国家对志愿者的补偿责任显得尤为重要。

关键词：志愿者,人身损害,无可归责,国家补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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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补偿制度 篇9

与大陆地区所施行之土地公有制有所不同, 台湾地区施行土地私有制, 即个人或团体可以取得土地所有权。土地征收补偿制度于2000年《土地征收条例》之颁布而逐渐形成其相应之体系, 一扫过去“一制多法”之状况, 保障台湾地区私权主体之合法利益。[1]其后, 台湾地区以该条例为中心, 逐渐将征收内容、征收程序、补偿项目、补偿费用等纳入到土地征收补偿制度中, 增加各目次法律规范, 完善土地征收补偿制度。

台湾地区将土地征收划分为公用征收与政策性征收两种[2]。公用征收, 即一般意义上之土地征收, 被规定在《土地征收补偿条例》第3条, 是指为公共利益之需要进行之土地征收。政策性征收是土地征收的特殊形式, 其目的是实施国家经济政策、改善土地产权分配及促进土地合理利用。区段征收是政策性征收中最重要的形式, 其范围被规定在《土地征收补偿条例》第4条。区段征收是指地方政府将划定区域内的土地征收后重新整理与开发, 被征土地者可以选择更换相应的已整理开发之土地或直接拿取征收补偿费用。区段征收作为都市更新的重要手段, 在高雄、台南、苗栗等地区都得到广泛应用。[3]虽民间及学界对区段征收评价褒贬不一, 但不可否认的是区段征收确实提升土地价值, 振兴经济发展,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二、征收补偿内容与标准

土地征收具有法定性、公益性、补偿性, 即土地征收必须是在法律规定之下, 为公共利益之目的, 通过相应补偿的形式来合法剥夺土地权利人之权利。征收补偿是土地征收补偿制度中最为重要之部分, 也是与土地权利人之利益切实相关之方面。虽然人民应当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但在法治前提下, 私人利益也应受到平等保护。因此, 合理的补偿内容及标准的设立, 不仅有利于保护被征收土地者之私人权利, 更有助于土地征收行为之切实施行。

根据两种征收方式的不同, 其征收补偿之内容与标准也有所不同。

公用征收之补偿内容专章列于《土地征收补偿条例》第三章, 补偿内容包括四个方面:地价补偿、相关改良物补偿、合法营业损失补偿及其他费用。1、地价补偿, 即土地价值之补偿, 其标准为征收当期之公告土地现值, 不同地区公告现值应依内政部地政司所公布之数据为据。面临台湾地区地少人多之现状, 为推动土地征收之顺利进行, 直辖市或县 (市) 主管机关可对征收土地加成补偿, 但加成补偿之标准提交地价评议委员会评议。在实务中, 各地区一般均会采用加成比例进行补偿。2、相关改良物补偿, 包括建筑改良物、农作物改良物、土地改良物三类。建筑改良物系指依法兴建或实施建筑管理前兴建完成之建筑改良物。由于前项已对地价进行赔偿, 因此, 对于建筑改良物之赔偿标准应当按土地征收当时该建筑改良物之重建价格估定。农作改良物之补偿费, 类似于大陆地区之青苗补偿费, 其标准依征收时土地上农作改良物之现状与其成熟期的时间差距而有所不同:时间差距在一年以内者, 按成熟时可收获之价格估算;时间差距超过一年者, 按其投入培育的费用及现状酌定估定。3、合法营业损失, 建筑改良物原供合法营业之用, 因征收而致营业停止或营业规模缩小之损失, 应给予补偿。至于其补偿标准,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4、其他费用包括对于必须迁移的人口、设备、畜产等而发放之迁移费;他项权利价值及依法应补偿耕地三七五租约承租人之地价所形成之应有负担清偿费;被征收之土地或建筑改良物原设定之他项权利因征收而消灭所形成之设定权利之消灭及债权额之清偿费用等。

区段征收是公用征收之特殊形式, 因此, 区段征收之征收补偿内容及标准以公用征收为基础, 惟两者有所不同在于抵价地部分。区段征收赋予被征收者两种征收补偿方式:直接得到相应土地征收补偿费用, 亦或待区段征收整理完成之后取得相应抵价地外加一定补偿费用。按《条例》第39条之规定, 前者之补偿内容与标准与公用征收完全一致。而后者需要增加抵价地分配部分。区段征收公告发布之后, 事业单位开始抵价地分配作业, 待与土地所有人签订好抵价地分配合同之后, 才对征地其他费用进行补偿。抵价地分配作业首先应当由事业单位拟定抵价地作业单位、计算方式、分配方案, 待公告无异议后, 再以相应程序分配抵价地、登记抵价地所有权及后期价差补偿。

三、对台湾地区土地征收补偿之借鉴

虽然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土地所有制不同, 但依现行台湾地区之土地征收补偿工作比大陆地区进行得更加顺利, 究其原因, 亦在于更加丰富之征收补偿内容与标准。因此, 可借鉴台湾地区土地征收补偿, 来完善大陆地区土地征收制度。首先大陆地区征收补偿种类过少, 可以适当增加补偿种类, 对被征收者进行全面补偿。例如, 补偿之内容应扩大到保护被征收者在土地上所设定之利益, 台湾地区所规定之“应有之负担及清偿”、“设定权利之消灭及债权额之清偿”等类目。其次应当完善补偿标准, 可借鉴台湾地区对“土地价值加成补偿”之做法。即可对房屋补偿进行加成计算, 各地根据当地现状制定加成补偿之标准, 并将被征收房屋者之实际情况纳入考虑。通过对征收补偿之完善, 更加注重保护私权主体之利益, 进一步推动大陆地区土地征收补偿之实务进程。

摘要：土地征收补偿制度是为了公共利益之需要, 而对土地权利人进行相应补偿后, 合法剥夺其土地权利之制度。土地征收补偿制度是公权力对私权的合法侵犯, 为保障该状况下之私权利益, 建立相应的征收补偿显得尤为必要。台湾地区对土地之征收补偿按征收形式进行划分, 且补偿内容与标准较为合理, 值得分析、借鉴。

关键词：土地征收补偿,补偿内容,补偿标准,《 (台湾地区) 土地征收条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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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补偿制度 篇10

1 基本药物制度补偿模式的比较分析

在基本药物制度的实际补偿过程中，各省、市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发布了相关文件，采取了相关措施，并在实施的过程中相互借鉴，取得了较好的成效。目前我国关于基本药物制度主要有四类补偿模式，分别是政府全额补贴模式、多渠道、多头补偿模式、以奖代补模式和收支两条线管理模式。

1.1 政府全额补贴模式

在补偿方面，对核定的经常性收入不足以弥补核定的经常性支出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差额部分由政府统筹财力予以足额安排。安徽省还在此基础上对一体化管理的行政村卫生室承担药品“零差率”销售，按户籍人口数每1 200人每年8 000元的标准给予补助[1]，建立起长效的补偿机制。

政府全额补贴模式体现了基本医疗服务和基本药物的公益性与政府主导性，政府的大力支持可以保证基本药物制度的深入实施，但是政府全额补贴难免会造成政府的财政压力过大，进而影响政府投入的连贯性。

1.2 多渠道、多头补偿模式

多渠道、多头补偿模式主要是以财政和医保基金为主，调整医疗服务费、药事补偿以及风险基金和社会捐助等为辅的多头补偿机制。天津、四川、山东、辽宁等地方是多渠道、多头补偿模式的代表。天津市卫生局和财政部门共同开展了基层医疗机构的绩效评估工作，加强管理，提高效率，降低基层医疗机构的运营成本，来消化掉原来的部分灰色收入；将不合法的黑色收入坚决剔除，保证基本医疗机构的阳光运行，保护广大居民在基层医疗机构就医和使用基本药物的积极性[2]。天津市财政部门和卫生局建立了资金预算制、规范补助资金拨放流程，对于基本药物制度“零差率”销售减少的15%的药品收入，由财政和医保基金共同支付。辽宁省建立医疗保障资金补助、公共卫生服务补助、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就医报销比例和医疗费用报销比例相结合的多渠道补偿机制保障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

多渠道、多头补偿模式拓宽了基本医疗服务和基本药物制度的补偿渠道，调动社会各种资源共同补偿，大大降低了政府的财政压力，间接保证了政府财政投入的连贯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物“零差率”销售，药价大幅下降，节约了大量的医保基金，通过医保基金补偿方式的加入，使得补偿水平显著提高。但是通过医保基金来补偿的模式一直以来也备受争议，认为会加大筹资负担，而且医保基金的拨放应该按人头和服务质量来投入，直接拨给医疗机构会导致医疗机构服务质量和效率的降低。

1.3 收支两条线管理补偿模式

收支两条线管理是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全部收入上缴财政专户，其全部支出纳入政府部门的预算管理，工作人员的待遇、药品“零差率”销售的补偿均由财政予以保证。实施这种补偿方式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切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收支之间的联系，避免趋利行为。实施这种补偿模式的代表主要有江苏、上海和北京等地区。实施收支两条线管理补偿模式的地区，政府的卫生投入明显增加，包括人力和财力的投入，卫生机构的运营效率也得以提高。不少地区还进行了制度创新，如上海市长宁区严格预算，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临床检验外包出去，并且与医院合作，提高效率，降低运营成本[3]。

收支两条线管理切断了基层医疗机构收入和支出之间的联系，避免医疗机构的诱导需求和过度医疗服务。同时，通过收支两条线补偿办法之后，笔者发现政府对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投入明显增加，包括人力和财力的增加，医疗服务的效率也有所提高[3]。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以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人员收入由人事、财政根据原有的工资水平进行增长，并要求保持逐年增长。但是这一实施方案对于医疗机构的运营效率影响不稳定，主要表现在不同业务量的机构效率不同。原先业务量好的机构人员待遇随着业务量的增长而增长，但是采取此种补偿方式后，人员待遇的年增长率跟不上业务量的增长率，导致人员消极，不利于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而业务量原本不太好、收入偏低的医疗机构，开始依靠财政兜底这一大树，“坐”、“等”、“靠”、“要”情绪滋生，严重影响了医疗机构的创新和创收的积极性。而且由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总收入中的政府投入取决于政府的财政能力，各地政府财政能力的差异会造成投入标准的不一致，进而影响基本医疗服务和基本药物制度的公平性。

1.4 以奖代补模式

以奖代补模式的奖补资金按照“突出改革、转变机制、注重实效、鼓励先进”的原则分配，要求统筹中央和地方财政奖补基金行收支差额。奖补资金按照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制度实施情况和综合改革情况、地方财力和服务人口等因素进行分配。云南省按照服务人口和区域采取以奖代补的方式，对综合改革后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支出给予补助。湖南省某县市区奖补资金分配额=待分配奖补资金总额×[该县市区指标考核得分×该县市区工作难度系数/∑（各县市区指标考核得分×各县市区工作难度系数）][4]，考核的标准按国务院医改办对于各地的考核评估结果确定。

以奖代补模式是一种奖惩分明的模式，可以有效地摈除基层医疗机构中原有的不合理的黑色和灰色收入，保护群众在基层医疗机构就医和使用基本药物的积极性，但是也有明显的弊端，例如奖补资金的不足或不到位，使基层医疗机构的工作人员担忧待遇无法保证，这势必会影响他们对于工作的积极性和投入度。

2 国际先进国家和我国港台地区的经验总结

国外大多数国家对基本药物的补偿主要是通过对药品的定价和对制药企业的补偿来实现的，而对基层医疗机构“零差率”销售或免费提供基本药物的补偿一般包含在社区卫生服务的补偿中[5]。日本政府根据实际的市场价格，实行动态政府定价的政策。医疗机构、零售商、第三方支付机构按政府制订的零售价执行药品销售，政府不考虑他们的采购价格，这样各个机构就会加大药品采购时的议价力度，尽可能压低采购价以获得利润空间。当然，政府会持续动态地调查各医疗机构的采购价格并动态调整政府定价，以使得政府定价和市场价格基本一致。香港地区由特区政府全额补贴转变为社会共同投入，通过增加政府投入、社会医疗保险、个人或商业保险共付来补偿[6,7]。国外先进国家以及我国港台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较好，补偿机制较完善，对基本药物的补偿力度较大，资金到位快。我国其他地区尚有不足，需要借鉴这些地区在补偿机制方面的经验。

3 政策建议

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补偿机制上原则基本一致，即在“核定任务、核定收入、绩效考核”基础上对收支差额进行补助。笔者认为就是要通过对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进行补偿，保障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人员待遇，保护他们开拓业务、不断创新的工作积极性；补偿医药企业，使他们保持创新激情，不断研发出兼具安全性、有效性和经济性的药物，对基本药物目录进行补充和完善；最终基本药物制度在基层医疗机构全面实施，基本药物在群众中广泛应用，从而缓解群众的看病负担。如图1所示，基本药物制度里有一个多方协同的制衡机制，政府、医疗机构、医疗保险机构、医药企业、患者是其中的不同的利益相关者，也是不同的责任主体。补偿机制与监管机制在它们之中发生作用，相互制衡，通过对各个主体的激励和约束，最终使消费者受益。根据上述分析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3.1 无固定补偿模式

各种补偿模式在各个省市已实施一段时间，各有优缺点。所以，为了更好地实施基本药物制度，不应囿于固定的单一模式。补偿模式可以是综合了的、修正了的上述模式。

3.2 补偿机制和监管机制协同作用

补偿机制和监管机制同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一样，应该同时存在、协同作用，从而克服补偿过程中的不透明现象。

3.3 多方参与、责任共担、利益共享

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包含多个利益相关者和责任主体。从利益相关方的角度来说，应该构建相应的激励机制，使基本药物制度能够进一步的长效高效实施。从责任主体的角度，为了保证基本药物制度的长效高效实施，每一方都有必须承担的责任：政府要补偿到位、透明监管；企业要在追求利益的同时承担起社会责任，保证基本药物的提供和安全、有效、经济的药物的研发；医疗机构应该积极宣传，优先采用基本药物，避免诱导需求；患者应该克服过度需求，节约卫生资源等。

3.4 构建动态机制

基本药物制度中的各个参与方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其规模和结构在发生着变化，所以对其的补偿机制和监管机制、激励和约束机制都应该是动态的，应该建立相应的反馈机制。这是本文的不足之处，也是后期努力的方向。

摘要：补偿机制是保证基本药物制度稳步高效实施的重要环节之一,也是难点环节之一。本文从分析基层医疗机构的补偿机制现状入手,对现有补偿机制模式进行比较分析及借鉴国外先进国家和我国港台地区的经验,总结出不同补偿模式的优缺点,取长补短,对基本药物制度的补偿机制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基本药物制度,补偿模式,补偿机制

参考文献

[1]许永建,任建萍,高启胜,等.基本药物制度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补偿方式研究与实践进展[J].现代医院管理,2011,6(3):10-12.

[2]王跃平,刘敬文,陈建,等.我国现阶段基本药物补偿模式分析[J].中国药房,2011,22(8):682-684.

[3]王芳,朱岩,张丽芳,等.东部片区社区卫生服务体制机制综合改革的做法及启示[J].中国卫生经济,2012,31(3):41-44.

[4]财政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2010-2011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国家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和综合改革以奖代补专项资金管理办法[Z].2010.

[5]吴琢,钦嫣,卢建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行基本药物制度的补偿机制探讨[J].江苏科技信息,2011,(3):23-24.

[6]唐圣春,常星,刘春生,等.建立基本药物制度的国际经验及完善我国基本药物制度的政策建议[J].中国药事,2011,25(12):1174-1178.

农地征收补偿制度变革之后 篇11

尽管农地征收制度改革之后的征地补偿数额提升到原补偿款的“10倍以上”的消息并不确切，农地征收补偿金的大幅提高却已基本成为定局。然而对这种做法，得到的社会舆论反馈却也并非全是肯定。

反对者主要有以下四种情况：其一，农地征收补偿金大幅提高可能会提高房地产开发的成本，从而促进房价持续高涨；其二，农业用地和农村建设用地属于不同性质的土地，应该建立不同的征收补偿机制而不可一概而论；其三，土地价格的提升乃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被征地的农民对此贡献甚微，农地征收补偿金大幅提高，甚至按照土地市场价格确定补偿款，将不利于实现社会公平；其四，很多农民缺乏理财能力，加之通货膨胀等因素的影响，解决社会保障问题而非给予其高额征收补偿款才是保障失地农民权益的永续发展之道等。对以上诸种说法，笔者实难苟同。

其实，近些年来城市房地产价格的持续高涨，是人口城镇化快速发展、基层政府严重依赖“土地财政”等多种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农地征收补偿金的大幅攀升固然可能会对县市等基层政府的“财政模式”构成一定影响，但是却并非必然导致房价的持续高涨。进而言之，土地价格的高涨是由多种因素所导致，政府与房产业主同样并非唯一贡献者甚至并非主要贡献者，却均属于最重要的受益者。既然此种利益分配格局在当下都“与法无悖”，被征地农民因此获取巨大利益自然也并非不当。

我国著名学者姜明安先生曾提出，在农地征收补偿金大幅提高之后可“以交易税调节农民卖地收入”。其实，按照国家税务总局的相关规定，对土地承包人取得的土地上的建筑物、构筑物、青苗等土地附着物的补偿费收入，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的“销售不动产—其他土地附着物”税目征收营业税；对土地承包人取得的青苗补偿费收入，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取得的转让建筑物等财产性质的其他补偿费收入，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财产转让所得”应税项目计征个人所得税。农地征收补偿金大幅提高之后，税务机关按照累进税率等税法条款课征相关税收，也是理所当然。

完善旅游项目征地补偿制度 篇12

一、征地补偿相关概念分析

征地, 是指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依法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的强制性行政行为;补偿, 是指抵消 (损失、消耗) , 补足 (缺欠、差额) 。本文中“补偿”仅指“抵消”, 是以损害为前提的, 是国家/其他主体对合法侵害给受害人造成的损失/损害进行的给付救济。我国旅游项目征地中, 根据补偿时间跨度的长短和补偿形式的多样, 可将征地补偿分为一次性补偿和综合安置两类。

二、我国旅游项目征地补偿现状

(一) 一次性补偿。

一次性补偿下, 征收耕地的补偿费包括:土地补偿费, 为该耕地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6～10倍;就业安置补助费, 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4～6倍;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 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自行规定, 通常青苗补偿费, 为该地三年平均年产值的1～2倍。旅游项目征地的补偿标准, 参照征收耕地的标准执行。

一次性补偿因其快捷省事, 政府能很快甩掉失地农民这块包袱, 常受政府青睐, 但却存在极大的弊端:

1、补偿标准过低。

农用地转为旅游用地后, 其价值将得到极大提升, 以土地的过往农用价值作为补偿标准, 显然不公。据调查, 大连市金州、旅顺区86.54%的农民认为失地后经济收入有所减少。

2、补偿费用分配不合理。

根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6条第1款的规定, 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 就业安置补助费、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农民私人占有。由于征地补偿费一般并非直接到达农民, 而是先经过乡、村两级, 这样极易产生层层截留的问题。据有关部门统计, 如果土地出让成本价为100%, 则农民只得5%～10%, 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得25%～30%, 60%～70%为县、乡 (镇) 各级地方政府所得。

3、社会保障低。

一次性补偿下, 由于农民的市场意识还比较差, 除少数农民将所得土地补偿费用于长远投资外, 大多数的农民得到补偿费后, 急着用于房屋建设、婚娶等, 这样本来就不多的补偿费, 很快就被花光。又因农民失地后向城镇社保体系过渡的过程中存在政策门槛, 很快便成为“三无” (无田、无岗、无保险) 人员。

不仅如此, 因征地补偿程序不完善, 我国农地征收过程还严重侵犯农民的知情权;补偿金发放也存在严重的拖欠问题。

(二) 综合安置。

综合安置, 一般指在景区外集中为失地农民留出生存与发展的空间, 或直接在景区内为农民提供就业途径, 或引导、鼓励发展相关旅游服务业。以解决农民的就业和生存问题。比如, 青城山等景区对从山里搬迁出来的农民每户预留面积为80m2, 其预期收入可为房租收入, 也可为提供其他旅游服务收入。但此安置方法也同样存在问题:

1、就业竞争力低。

农用地转性后, 由于农民所掌握技能水平相对新环境偏低, 岗位竞争劣势明显。据对卧龙自然保护区内居民的实证调查研究, 发现当地农民因文化水平较低, 85.1%被调查者仅能从事出售农产品或旅游纪念品、烧烤等技术含量较低的工作, 选择厨师、工匠、经营家庭旅馆以及出租车服务等技术类工作的被调查者人数偏低, 每项仅占5%左右, 而保护区内较大规模的餐饮旅店所雇用的厨师、会计等都是从外地聘用的, 且餐饮旅店业业主中, 来自保护区外的居民比例达37%。

2、工作稳定性差。

农民失去土地后, 企业用工并非土地耕作那样稳定, 一旦企业出现关、停、并、转, 对务工农民则又是一种生存挑战。

不仅两大征地补偿方式存在弊端, 我国旅游项目征地在根源上也存在问题。根据宪法, 征地必须是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 但“公共利益”本身就存在一个难以界定的概念, 为数不少的旅游开发商打着“公益”的幌子, 无偿或低价圈占农业用地和民宅用地, 甚至变相发展房地产, 以达到牟取暴利的目的。这种现象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 侵害了农民的基本利益, 产生了消极的社会影响。

三、完善我国旅游项目征地补偿政策

应当说政府已认识到失地安置政策的缺陷, 并做出了改进。如2004年11月的文件, 提出用地单位应优先吸收被征地农民就业, 而在此之前的法律并无提出对被征地农民具体的安置途径。各地方政府也在积极探讨本地失地安置措施, 如河北辛集市在试行失地农民长期保障工作中, 实行“村集体拿小头、失地农民拿大头”的办法。专家学者也就征地补偿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但从近年来全国各地的征地补偿实践来看, 征地过程中侵犯农民利益事件仍屡见不鲜, 对此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探索革新之路。

(一) 重置补偿标准。

目前, 国内外对于征地补偿的标准不一, 学术界主要有两种声音:“完全补偿说”、“适当补偿说”。前者主张对所产生损失的全部进行补偿, 最大限度地将损害降低到最小程度;后者认为补偿时并不一定要求全额补偿, 只要参照当时社会的一般观念, 按照客观、公正、妥当的补偿计算基准计算出合理的金额予以补偿就足够了。

一次性补偿以土地的过往产值为标准计算, 综合安置下, 农民收入水平低下。显然我国采用的是“适当补偿说”, 明显对农民不公, 但因我国现阶段财政的限制, 采用“完全补偿说”显然不符合实际, 因此本文建议, 可先对部分征地实行完全补偿标准, 逐步带动全部征地完全补偿标准的实施。

(二) 建立直接补偿机制。

建立对农民的直接补偿机制, 就是将土地补偿费直接补给农民, 而不是补给集体。虽然有些学者也建议可通过加强监督及村委会财务透明化来防止补偿金支付中的克扣行为, 但本文认为于其花大量的人力、物力对相关组织及人员进行监督, 不如从根本上斩断根源。

(三) 严格补偿程序。

目前, 我国正在酝酿制定《行政程序法》、《强制执行法》, 学界和实务界就制定这两部法的有关问题已展开认真讨论, 本文认为做好行政征收的补偿程序工作, 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 加强国家补偿程序的民主性和公开性, 广泛采取听证和听证会制度; (2) 明确补偿程序违法的责任后果; (3) 注重协商调解程序的适用; (4) 建立科学合理的补偿评估机制。

(四) 明确“公共利益”内涵。

因“公共利益”界定不清, 不少不法分子便钻了空子。对“公共利益”的界定目前已引起了国内学者的研究, 并取得一定进展。笔者认为, 要做好为农地征收的管制工作, “公共利益”的概念必先得到明确界定, 并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具体规定下来。

(五) 加强失地农民就业指导, 建立失地农民社保机制。

农民因文化水平较低, 政府因加强对其就业的宏观指导, 积极推进社区居民的技能培训工作, 力争使每一位具有劳动能力的居民掌握一门专门的旅游技术, 努力提高其收入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