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经济协调指数

生态经济协调指数（精选11篇）

生态经济协调指数 篇1

我国的生态城市研究起步较晚, 但随着城市生态问题的日益严重, 与生态城市相关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杨志峰等认为生态城市是一个经济发达, 社会公平、繁荣、自然和谐、技术与自然达到充分融合, 城乡环境清洁、优美、舒适, 从而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创造性, 并促使城市文明程度不断提高的稳定、协调与持续发展的复合生态系统。

1生态城市建设中急需解决的问题

1.1 生态城市建设表面化现象严重

由于受思想观念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影响, 城市政府往往强调生态城市的表面层次, 即城市外在环境的改善, 在一些生态城市的建设过程中, 盲目仿照西方发达国家生态城市的建设模式, 建成一批与当地自然、人文环境不相符的人文景观, 影响了城市生态环境的综合效益。一些城市为达到生态城市建设的外在化指标, 将生态城市建设停留在城市景观生态化的层次上, 单纯依靠增加城市绿化面积、改善城市环境质量等方式建设生态城市, 显然无法真正实现生态城市生态良性循环的目标。

1.2 生态意识普及推广不足

现阶段我国的生态城市建设存在上热下冷的现象, 对于生态城市相关规划的落实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 往往是生态城市建设的口号响亮, 但却没有具体实施的时间框架和建设指南, 生态意识在全社会普及推广的力度不够, 缺少必要的实施规划及细则, 来指导城市建设和配合生态化发展。城市居民生态城市理念欠缺, 环境保护意识淡漠, 在建设过程中群众参与力度不足, 生态城市建设延续性不够, 没有建立良好、完善的生态城市建设公众参与机制。由于生态城市建设水平难以定量化表征, 使得人们对生态城市经济高效、环境宜人、社会和谐的特点没有清晰的认识。

1.3 城市政府对生态城市建设管理缺乏力度

由于管理机制不健全, 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之间关系难以协调, 城市政府在生态城市建设过程中的政策引导和组织协调力度薄弱, 各相关部门协作能力不足, 信息共享力度不够, 信息资源分散在各个部门, 使得城市政府无法完成对生态城市的整体协调调度, 工作效率较低。在生态城市建设过程中, 虽然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 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生态城市的建设向良性发展, 但整体来看, 我国关于生态城市建设的法律法规、政策以及管理保障体系仍不完善, 对于与生态城市建设有关的法律问题研究较少, 相关法律、政策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 对生态城市建设的支持力度不足。

1.4生态城市内部产业结构布局不合理

我国的产业结构布局相对落后, 整体来看还属于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 能耗大、污染重的产业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基础设施薄弱, 第三产业滞后等问题突出。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 环境恶化、资源枯竭等问题日趋严峻, 城市发展和城市资源承载力之间的矛盾突出。生态城市建设与城市生态经济发展不协调, 大量企业存在工艺落后、设备陈旧、浪费严重的问题, 直接影响到城市及其周边的环境、资源质量。高技术产业在我国是资源密集度较高、知识密集度和附加值较低的产业。信息技术的高技术产业, 基本上是一个缺乏技术含量的组装产业。核心技术、零部件严重依赖进口。在生态城市的建设过程中, 对绿色GDP评价指标的认识存在偏差, 重视程度不够, 一味追求经济的快速增长, 生态城市的经济高效性优势不明显。我国生态失衡、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是我国产业结构低度化、增长方式粗放导致的必然结果。我国产业结构低度化的特征突出, 经济增长对资源消耗的依赖程度高, 在这样的产业结构下维持经济快速增长, 必然给生态环境带来严重后果。

1.5 生态城市规划不合理

生态城市建设目标的可实施和可操作性不足, 往往仅是打着生态城市的旗号, 好高骛远、急功近利的现象严重, 使城市的生态建设与城市自身基础设施建设脱节。生态城市的空间规划不合理, 对城市的扩张和城市自身结构优化方面存在局限性, 不注意开放空间的利用和保护, 使城市开放空间日益减少, 生态质量随之下降;交通组织形式混乱, 公共交通系统不发达;土地集约利用能力不足, 盲目扩张城市用地范围, 土地浪费现象严重, 直接影响到生态城市的建设进程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1.6 缺乏科学的生态城市评价标准

我国尚未建立起完善的生态城市评价指标和评价体系, 使得生态城市的建设缺乏必要的指导原则以及建设过程中对原有生态结构的维护规则。单纯重视城市绿地面积指标的完成和生态景观的建设, 城市绿化没有为城市生态的发展发挥积极的作用, 没有将生态城市的内涵融入到城市的复合生态系统之中, 淡化了生态资源培植, 考虑经济建设过多, 考虑生态资源再造少, 其综合效益较低。

2解决问题的对策

(1) 实现“社会和谐、经济高效、生态良性循环”的目标。

“社会和谐、经济高效、生态良性循环”是生态城市区别于传统城市的主要特征, 三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和谐的社会运行为经济的长效发展创造了条件, 高效的经济运行为居民财富的积累奠定了基础, 而生态的良性循环是城市持续发展的前提。然而, 在现实生活中三者又常常表现出矛盾性, 城市作为一个社会经济系统, “社会、经济、生态”是共生的客观存在, 但“和谐、高效、良性循环”的目标没有相应的基础和条件却难以共存。城市经济学应在区分城市特征的基础上, 研究在保证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 实现城市社会内部关系协调和生态良性循环的基础与条件。

(2) 生态城市的空间特征。

城市的空间结构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 关系到城市的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已有的城市经济学理论认为, 城市的内部空间结构大致可分为同心圆型及其轴向结构、放射扇形和多中心型等变形形式, 其中同心圆模式是城市形成的基本结构。然而生态城市具有其自身的特点, 在城市地理空间概念上, 它区别于传统城市独立于周边乡村的特点, 是一种城乡融合的城市化区域, 因而在空间特征上, 生态城市必然会与传统的城市有所不同。城市经济学应该在生态城市的空间特征上, 研究适应于生态城市特点的空间结构演化及城市土地利用规律, 找到最适合生态城市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空间结构和土地利用模式。

(3) 要素禀赋与生态城市建设的途径选择。

要素禀赋是城市在特定的区位产生和发展的基础, 城市是区域空间上多种要素大规模聚集的结果。在长期的建设发展中, 城市已经形成了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目标的相对完备的要素构成及资源配置方式。然而, 生态城市作为新兴的城市形态, 需要充分考虑环境、社会、经济等众多方面的生态化要求, 根据自然条件、区位条件、资源条件、人文条件等要素禀赋的不同, 选择适宜的建设途径与方式。城市经济学研究应能揭示要素禀赋与生态城市建设途径选择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规律, 为决策者提供科学的路径选择判定标准。

(4) 生态城市的经济运行规律。

城市经济是在密集的地理空间范围内的开放性经济, 它不是封闭的, 因而城市经济的运行需要依靠外部环境。生态城市打破了传统城市的地域界限, 将城市与乡村融合到了城镇化区域之中, 具有更广阔的经济运行环境。因而, 城市经济学应该研究生态城市的经济构成, 生态城市的经济运行所遵循的特有规律, 已有的传统城市经济运行规律有哪些可以运用到生态城市的发展之中, 现有的经济运行规律怎样指导生态化的经济运行, 如何促进生态经济发展等问题, 尤其应该特别关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经济运行规律。

(5) 生态城市的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模式。

生态城市的空间特征, 决定了其产业结构不同于以非农经济为特征的传统城市, 将是一、二、三次产业相互协调发展的产业结构新模式。又由生态城市复合式生态系统的特点所决定, 其集约内涵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将与传统城市的粗放外延式模式不同。因而, 应研究符合生态城市内涵的新型经济发展模式、包含第一产业在内的新型城市产业结构的发展问题、满足生态可持续发展要求的生态城市产业结构的构建问题、城市三次产业布局的合理分配问题、如何协调经济发展和环境效益二者之间关系的问题、如何促进传统工业向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产业及第三产业转型的问题等。应特别关注对生态城市区域产业传导机制的研究, 探索如何形成具有生态、经济、高效的产业链, 在城乡一体化条件下发挥生态城市产业的带动机制, 加快生态产业的发展。

(6) 生态城市经济运行管理体系与评价指标体系。

城市经济运行管理体系对城市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 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是评价城市经济运行管理体系是否有效的依据, 对城市经济运行管理体系的优化具有引导作用。生态城市的经济运行有其特有的规律, 应该构建不同于传统城市的评价指标体系。应从生态城市自身经济运行特点着手, 重点研究生态城市经济运行的特殊性、生态城市经济运行过程中各部门的协调方式和责任分工、进行生态城市发展的成本效益分析方法等问题。以“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为目标, 充分考虑节能、降耗、环保等内容构建适宜生态城市的评价指标体系。

(7) 重视城市间、区域间的合作。

城市和区域是密不可分的。城市是区域的核心, 区域是城市的基础。两者相互依存、互相促进。城市及区域间不断地在进行着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生态城市的建设特别要强调城市间、区域间的分工协作、协调发展。

3生态城市建设的重心和方向

(1) 产业是现代城市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也是城市发展的动力。

产业的发展状况不仅直接决定了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 而且对城市文化、环境等各个方面都有着深刻的影响。根据我国目前的产业发展模式, 必然造成大量的环境问题、资源问题和社会问题。因此, 改善产业发展模式, 使产业发展“生态化”, 是我国实现生态城市的必要条件和核心内容。或者说, 只有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 在发展循环经济的框架中继续优化产业结构, 才能为生态城市建设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发展生态工业是生态建设的重点, 而循环经济是生态工业的发展方向。因此, 在产业方向上, 要坚持不污染环境、不破坏资源、不搞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原则;在企业生产过程中, 推行清洁生产和使用清洁能源, 减少单位经济产出的废物排放量, 实现达标排放。应把生态环境优化作为衡量工业发展质量的基本标准, 并把产品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的损害程度降至最低。同时, 多层次利用“废弃物”, 把经济生活中传统的侧重污染的末端治理转变为生产全过程控制的污染防止, 即实现清洁生产。在管理上, 将不同部门和地区之间的资源开发、加工、流通、消费和废弃物再生过程进行系统组合, 优化系统结构和资源利用的生态效率。把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作为推进我国环保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力图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环保战略的总思路。

(2) 生态建筑是生态建设的重要内容。

生态建筑体现了以人和自然为本的生态观, 是自然生态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协调的结点。它是由自然基础设施、生态代谢设施、人工设施 (和人类生态服务体系, 通过物理过程、化学过程、生物过程、经济过程和人文过程及其相互关系耦合而成的结构合理、功能完善的人居生态系统。生态建筑是解决城市发展中所面临的污染和健康问题的有效途径, 也是推动生态城市建设的一个关键因素。

(3) 发展生态服务业是生态建设的保障。

所谓“生态服务业”也可称为“生态第三产业”, 也就是指第三产业的生态化。生态城市必须重视第三产业的发展、因为生态经济和循环经济是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形成完备的功能组合。如商业、交通通讯等流通部门保证了城市人流、物流、信息流的正常运转, 是城市经济生态系统运行的动力, 同时也对城市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生态系统构成重要影响。交通的密集和拥堵会加剧城市环境污染 (主要是大气污染) , 饮食服务业造成的油烟及消费过程中严重浪费现象等也会造成城市环境污染。在重视实体生态产业发展同时, 要重视城市生态服务管理和生态文化建设, 通过加强环境公益建设为生态城市建设奠定服务基础, 通过新型社区和企业文化建设, 提高人的素质、技能和生态意识。

(4) 绿色消费是生态城市建设不可缺少的环节。

消费是实现生态循环的重要环节, 它和社会生产之间存在促进和制约关系。因此, 在生态城市建设中, 要实现消费方式的转变:一是要引导消费者向无污染、无公害、有助于身体健康的“绿色消费”方向发展;二是在消费的同时就考虑到废弃物的资源化, 对垃圾进行有效的处置, 提倡“绿色生活”;三是引导消费者转变消费观念, 崇尚自然、追求健康, 提倡“绿色家园”;四是提倡适度消费, 实现可持续消费。

4选择生态城市的经济发展模式

经济发展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基础, 而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始终是人类社会急需解决的迫切问题。二者的关系从“经济优先发展、先污染后治理”发展到“清洁生产, 污染零排放”, 又发展到“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城市发展要遵循“可持续发展”建设“生态城市”。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 要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这种背景下, 结合经济的全球化, 一体化要求, 各大城市的经济发展模式将经历一次大的调整。而基于生态优先原则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缓解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根本出路;是优化经济结构, 提高经济效益, 保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迫切要求;是顺应知识经济潮流, 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必然选择。

4.1 国内外不同经济发展模式比较

西方的工业化是20世纪主导生产模式, 以不可再生的石油作为能源。“石油经济”倾向于集中趋势、规模化生产, 生态压力超过生态承载力, 带来环境负效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美国采取了自主创新为主, 日本采取了模仿创新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 带来了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东亚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形式多样各具独色的经济发展模式。但归纳起来主要有四种类型: (1) 新加坡、南韩、我国台湾、我国香港新兴工业化经济体 (ANIES～4) 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 (2) 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东盟三国 (ASEAN-3) 外扩内联综合型经济发展模式; (3) 菲律宾拉美型二元断裂性经济发展模式; (4) 处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中国、越南社会主义过渡型经济发展模式。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是“煤炭经济”, 与人民群众的物质与精神需求之间的矛盾很大。因此, 在协调经济发展和环境生态保护中应采取有力的对策与措施:倡导节能型经济, 加速再生能源对石油的替代。循环再生产模式与节耗经济应成为追求目标, 把前向关联产业废物作为后向原料资源, 使有害物质的排放减少到最低程度。目前, 我国大中城市需要实现从粗放型发展模式向集约型发展模式的转变。

4.2 循环经济模式

生态城市的经济是一种循环经济, 它是仿照生态体系中的生产、消费和“废物”处理过程的机制, 将现行的“资源一产品一废物排放”开环式经济流程转化为“资源一产品一再资源化”的闭环式经济流程, 实现资源的减量化、废物的资源化, 使园区经济和环境同时优化。发展循环经济是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城市的必然选择。这首先需要在城镇体系规划上、在产业布局上, 把相互之间有较强“食物链”关系的各产业主体放在一个园区内, 并进行生态环境建设、基础设施建设, 形成产业生态园区。这既可大大节省建设投资, 又可以有效地利用废物, 创造一个优美的生态环境。

4.3 面向生态城市的经济发展模式

可持续发展是生态城市建设与管理的主题, 其实质是以人为中心, 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面向生态城市的经济发展模式要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基础上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建设生态型工业园区。具体设计需要遵循四化原则, 即工业园区化、园区循环化、产业知识化、企业清洁化。

摘要：我国的生态城市建设起步较晚, 且多数生态城市的建设以外在的城市形象和环境的改变为主要目标, 考虑眼前目标多, 长远目标少, 出现了与生态城市内涵相背离的情况, 存在一些待解决的问题。良好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实现生态城市建设的前提, 因此面向可持续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是生态城市建设中必要的一环。它既强调城市开发建设中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又体现了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协调性。

关键词：生态城市,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产业结构升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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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经济协调指数 篇2

从生态旅游的.内涵与特征入手,阐述了生态旅游对生态环境的正负效应,概述了引导旅游业走向生态旅游的主要途径,并针对国内生态旅游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生态旅游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作 者：阳柏苏 何平欧阳志云 YANG Bo-su HE Ping OUYANG Zhi-yun 作者单位：阳柏苏,何平,YANG Bo-su,HE Ping(怀化学院生态研究室,中国,怀化,418008)

欧阳志云,OUYANG Zhi-yun(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系统生态重点实验室,中国,北京,100085)

生态经济协调指数 篇3

一、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问题

1.人口增长速度过快,人口素质偏低。当今人类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三大问题中,人口是第一位的。资源和环境问题都与人口紧密相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口问题是其他所有问题的根源,人和自然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一方面,人要利用和改造自然,不断地向自然界索取资源,满足自己的需要,为自己创造适宜的生存条件,同时也排放废物污染环境。另一方面,自然界也反作用于人类,限制其无节制的开发活动,以各种灾害施加报复,人口增长过快已对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的压力,再加上,人口剧增,教育跟不上,人口的文化水平低,环境保护意识差,法制观念薄弱,也造成对资源环境的巨大冲击和破坏。

2.法制不健全,人治代替法治。目前我国关于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不健全,缺少配套的实施细则,不足以成为执法部门的依据。

3.对生态规律缺乏认识,经济活动决策失误。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甚至现阶段的某些经济活动中,决策人员没有充分认识生态规律,未能从环境的区域性、整体性和生物资源的潜在价值出发,因地制宜、整体规划、统筹安排。

4.生产技术落后,环境资源过渡消耗和浪费。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生产技术水平低,工业化水平不高,再加上人们环保意识不强,管理混乱,因而资源利用率低,废物的排放量大,造成对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污染。

二、如何解决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问题

1.强化污染治理，推动结构调整进程。要保护环境资源，必须继续加强环境污染控制和进一步巩固“一控双达标”成果。一是要打击和惩处未经许可占用环境资源的行为；二是要加大对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平衡的土小企业的关停取缔力度；三是强化现有企业的排污治理工作，把污染排放量减下来。从而在保持区域环境质量稳定趋好的基础上，把当前由产出效益低、污染严重的技术落后企业占用的环境资源腾出来，提供给潜力产品、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使用，为新上调产项目提供排污容量。

2.引入市场机制，提高环境资源配置效益。环境是一种公共资源，政府是资源的管理者。当前，政府通过排污总量控制和对生产企业的排污达标控制来配置环境容量。国外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证明，市场配置环境资源，可达到以最低费用实现污染控制的目标。因此，为了减少行政手段配置环境资源导致的资源利用效益低下、资源闲置等不经济的弊端，有必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在太原市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试点取得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向全省推广。我们认为，现阶段把排污权交易与排污达标控制结合起来实施，可对结构调整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主要有：一是有利于提高环境配置效益，为低污染、高收益企业扩大产业规模提供了一条扩大环境资源使用权的途径，促使排污权向单位环境损耗产出效益高的企业集中，从而引导产业结构调整向高加工度、高附加值、高收益和低污染产业方向倾斜；二是抑制高污染、高能耗、低收益企业排污，推动这些企业技术改造和结构调整的进程；三是减少了污染物减排的投入。

3.加强环保建设，提高环境承载能力。环境同其他资源一样，都有保质和增值的问题。一般来说，通过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若能保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环境自净能力就会提高，环境容量和环境承载能力也就相应扩大，这就是对环境资源的保质和增值。反之，环境质量变差，环境容量和环境承载能力就会缩小，环境资源就会贬值。

4.发展循环经济，促进生态环境保护。循环经济是一种把物质、能量进行梯次和闭路循环使用，在环境方面表现为污染低排放，甚至零排放的一种经济运行模式。也就是在可持续发展思想指导下，把清洁生产和废弃物综合利用融为一体，运用生态学规律指导人类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使经济系统和谐地纳入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中，建立起一种新型的经济。发展循环经济，就是要引导今后的产业结构调整方向，改变当前单纯依赖资源优势发展经济的模式。运用循环经济的思路，以产业生产过程中的资源（包括废弃资源）流动为主线，研究如何利用高新技术、企业群集、关联产业互动等途径，把炼焦炉、冶金炉煤气利用与城市（镇）居民燃气改造结合起来，把煤矸石、废气、废水综合利用与工业小区生态型工业体系建设结合起来，使环境保护产业与经济增长联动，解决当前企业群集引发的污染在部分区域趋强问题，逐步推动经济发展步入与环境协调发展的轨道。

三、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和谐发展

生态制约着经济，而经济发展反过来又影响着生态，地理环境的差异，使得生态具有了一定的区域性，同一区域内的生态组成要素是彼此相互影响的，且互相交叉，这种状况的存在就使得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了不同于其他经济发展模式的特点。构建生态经济发展的一定路径也就成为保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环节。

生态经济还具有一定的新的价值特征。生态经济在考虑自然时，已不再像传统工业经济那样仅将其作为“取料场”和“垃圾场”，也不仅仅视其为可利用的资源，而是将其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是需要维持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在考虑科学技术时，不仅考虑其对自然的开发能力，而且要充分考虑到它对生态系统的修复能力，使之成为有益于环境的技术；在考虑人自身的发展时，不仅考虑人对自然的征服能力，而且更重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能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生态经济这些特征的存在，就要求人类在采取经济发展手段时，必须在此基础上选取合适的路径，进而实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生态经济协调指数 篇4

1研究区概况

辽宁海岸带位于我国东北地区,毗邻渤海、 黄海,包括大连、丹东、锦州、营口、盘锦和葫芦岛6个沿海城市所辖的行政区域,陆域面积5.65万km2,海岸线长2 920km (包括岛屿岸线),海域面积约6.8万km2。2005年,辽宁海岸带的经济总产值为3 980.92亿元,占辽宁省总量的45.42%,而2011年,辽宁沿海经济带的经济总产值达到了1 1150.86亿元,占辽宁省总量的52.25%。

2研究方法

2.1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研究区数据来源于1997—2011年 《辽宁省统计年鉴》 及 《辽宁省环境公报》,采用熵权法[5-6]确定指标权重,并应用可变模糊模型[7], 对辽宁海岸带内6市的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情况进行定量研究。

2.2评价指标及评价标准

根据辽宁海岸带6市的特点并参考相关文献,选取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第一产业比重、第二产业比重、第三产业比重、居民消费水平及居民恩格尔系数6个经济指标,耕地面积比重、耕地灌溉率、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年降水量、工业废水排放量及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6个生态环境指标作为评价6市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标准。 在此基础上参考相关文献[7,8,9],以及国内其他海岸带的评价标准,并结合辽宁海岸带的实际情况,确定辽宁海岸带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评价指标分级标准(表1)。

表1中 “正”表示该指标对研究区可持续发展有正面作用, “逆”则表示有负面作用。一级表示 “极高”情况,即研究区发展具有较高的水平,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及其协调;二级表示 “高” 情况,即发展具有一定水平,具有较好的发展潜力;三级表示 “中” 情况,即发展具有初级规模,具有较好的发展空间;四级表示 “低” 情况,即发展水平较低,生态威胁严重;五级表示 “极低” 情况,即研究区发展水平极低,生态危害十分严重,且治理效率较低。

运用可变迷糊模型公式计算辽宁沿海经济带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可持续程度的相对隶属度,变换距离参数和模型优化参数得到研究区各个城市的生态指数、经济指数及综合指数评价结果见表2,评价标准见表3。

3辽宁沿海经济带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评价结果与分析

3.1大连市

大连市是辽宁海岸带6市中仅次于丹东市的第二大城市,结合表2和表3以及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两方面数据可以看出,大连市1997— 2011年15年间经济协调性变化波动较大,其中2005年经济协调性突然下降,随后呈增长趋势, 但从2010年开始又呈现下降趋势,而生态协调性较经济协调性而言相对稳定,所以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整体仍处于动态平衡阶段,但平衡效果不太理想,从2010年开始出现下滑趋势, 属于低度动态平衡阶段。

(1)经济方面:大连是辽宁海岸带的6市中地区生产总值最大的城市,同时也是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最高的城市,但2011年其经济协调指数仅为0.508,仅略高于动态平衡阶段。15年间大连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从15 383元增加到91 295元,且居民消费水平也呈上升趋势, 居民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总额/总支出总额) 呈现递减趋势, 整体朝向明显协调阶段发展。 但从图1中可以看出,大连的第一产业比重有明显下降趋势,第二产业比重和第三产业比重在2005年差距最小, 在2008年差距最大; 2005—2008年间,二产比重处于上升状态,三产比重处于下降状态,这段期间的协调性较差; 2008—2011年二产比重虽有所下降,但是整体处于上升趋势,相反三产比重虽有所上升,但仍处于下降趋势。即从2005—2011年二产比重基本处于上升趋势,三产比重则处于下降趋势, 这说明大连开始向工业转型发展,经济潜力价值开始下降。

(2)生态方面:2011年大连市的生态环境协调指数达到0.564,略高于动态平衡阶段。从1997—2001年 《辽宁省统计年鉴》[5]中可以看出,人均公共绿地面积除2002年增幅较大之外,其余年份均增幅较小,整体处于增长状态; 降水量方面除了1999—2002年及2006年小于500mm,其他年份均超过500 mm,达到中等水平,尤其是2011年降水量达到902.6 mm, 水量较为充沛;至于工业废水排放量方面2011年达到31 487万t,明显高于辽宁海岸带的其他城市,虽然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达到95.528%, 但整体环境仍处于恶化趋势;大连市的耕地面积比重及耕地灌溉率在2007年差距最小,而在2007年之前差距较为明显,2007—2011年耕地比重变化较小,耕地灌溉率有所增加,整体处于上升阶段。由此可见,大连市的整体生态环境有相对转好的趋势。

3.2丹东市

丹东市是辽宁海岸带6市中土地面积最大的城市,结合表2和表3以及丹东市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相关数据可以看出,1997—2011年15年间丹东市的经济协调性波动较大,但整体处于上升趋势,2008—2011年比较平缓;生态环境协调性变化幅度也较大,但整体处于上升阶段。从综合协调性来看,15年间丹东市的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综合协调性较好,虽然近几年有所下降,但整体处于较好的动态平衡阶段。

(1)经济方面:丹东市2011年经济发展协调指数为0.625远高于动态平衡阶段,向明显协调阶段靠近。从1997—2011年 《辽宁省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中得出[5],丹东市人均GDP由1997年的6 338元增加到2011年的36 841元,居民消费水平增幅也较大, 从1997年的3 116元增加到2011年的12 725元,整体处于上升趋势;恩格尔系数则从1997—2001年处于下降趋势,2002—2004年有所增加,2005年后又开始下降,但到了2011年却突然上升,达到43.50%。从三次产业比重上来看,第一产业比重15年间一直呈现下降趋势,二产和三产比重则波动较大;三次产业比重方面,2005年是一个转折点,虽然在1997年时二产比重超过三产,但1998—2005年之间三产比重却处于优势地位,但二产比重呈现上升趋势,三产比重处于下降趋势,直到2006年开始,二产比重已经超过三产比重,占丹东市生产总值的主要部分, 且二产比重有继续上升的趋势,三产比重则有继续下降的趋势。

(2)生态方面:2011年丹东市的生态环境协调指数达到0.602,远高于动态平衡阶段。从1997—2011年 《辽宁省统计年鉴》 数据中可以看出[5],人均公共绿地处于持续上升状态;年降水量均在500mm以上,且15年间有9年的年降水量达到900mm以上,为丹东市生态环境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工业废水排放量基本处于3 000万~6 000万t之间,但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不是很高,但处于上升趋势;耕地比重和耕地灌溉率处于相对平稳的状态虽然均有所上升,但是增幅不是很明显。 由此可见, 丹东市的生态环境正往较好的趋势发展。

3.3锦州市

锦州市的土地面积在辽宁海岸带6市中排第四位,从表2和表3中可以看出,1997—2011年锦州市经济发展协调性远高于动态平衡阶段, 生态环境协调性略高于动态平衡阶段,但均处于动态平衡状态,而锦州市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综合协调度波动不是很明显,基本在0.57~ 0.70之间,整体均高于动态平衡阶段,但都不足于明显协调阶段。

(1)经济方面:根据1997—2011年 《辽宁省统计年鉴》 中的数据得出[5],1997—2011年锦州市人均GDP由5 939元上升到35 784元, 居民消费水平也上升了10 238元,恩格尔系数变化稍有波动,但整体呈下降趋势,2011年较1997年下降了11.15%; 三次产业的比例从1997年的持平状态逐渐向第二产业发展, 到2011年三产比例为15.5∶49.6∶34.9,表明近年来锦州市通过相关政策降低第一产业比重, 从而使第二产业比重升高,形成以第二产业为主导的形式。

(2)生态方面:从1997—2011年 《辽宁省统计年鉴》中的数据可以看出[5],15年间锦州市的耕地比重变化较小, 但其所占比重较大, 至2011年,锦州市耕地比重已达到45.99%, 加上耕地的灌溉率有大幅度提高,从1997年耕地比重与耕地灌溉的比例为40.3∶29.1,发展到2011年二者比例为23.0∶22.7,这是促使锦州市生态环境一直处于动态平衡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也在逐年增长,15年间增长了4.65m2;但降水量不是很充足,平均年降水量为519.7mm;工业废水排放量控制的较好,平均年排放量为3 940万t,且排放达标率也有较大上升,到2011年,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已增长到95.3%。

3.4营口市

营口市的土地面积在辽宁海岸带6市中排第五位, 从表2和表3中可以看出, 营口市1997—2011年经济发展协调性及生态环境协调性均略高于动态平衡阶段但远不足于明显协调阶段,自从2006年辽宁沿海经济带战略实施以来,营口市的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协调性波动很大,且2011年的协调性较2010年有明显下降,可持续发展前景不容乐观。

(1)经济方面:2011年营口市人均GDP是1997年的8.85倍,是2006年的2.68倍,2011年GDP总值高达1 224.65亿元,占辽宁海岸带的10.98%,仅次于大连市,居第二位。从三次产业比例可以看出,15年间营口市第二产业比重有所上升,但幅度不是很明显,第一产业比重下降较为明显,第三产业比重几乎没变,这说明营口市是以牺牲第三产业为代价向以第二产业为主导的形式转化, 可持续发展的潜力下降。

(2)生态方面:2011年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到10.38 m2,是1997年的2.40倍;工业废水排放量自从2006年以来有所好转,且达标率上升较为明显,2011年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高达99.99%;年降水量不充足,只有2010年超过了900mm,其他年份均偏少;耕地比重和耕地灌溉率变化幅度较小,说明近年来营口市对于耕地的建设和灌溉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进而使生态协调性处于下降趋势。

3.5盘锦市

盘锦市是辽宁海岸带6市中最小的城市, 从表2和表3中可以看出,盘锦市经济协调性略高于动态平衡阶段,且呈现波动形态,但远低于明显协调阶段;而生态协调性则远高于动态平衡阶段,且近年来有上升的趋势,所以导致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协调度总体处于高于动态平衡阶段,且呈上升趋势。

(1)经济方面:从1997—2011年 《辽宁省统计年鉴》中可以看出[5],盘锦市1997—2002年间人均GDP一直高于辽宁海岸带6市中的其余城市,2003—2011年也是仅次于大连市排在第二位,居民消费水平与人均GDP的发展趋势相同, 二者都呈现上升趋势;从三次产业结构方面来看, 第二产业为盘锦市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且历年来第二产业比重均在60%以上,而近年来第二产业比重有所下降、第三产业比重有所上升,说明盘锦市的经济正向良性方向发展。

(2)生态方面:1997—2011年 《辽宁省统计年鉴》显示[5],15年间盘锦市的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虽然呈现上升趋势,但是幅度较小,仅增加了2.42 m2,是6市中上升幅度最小的城市;降水量方面除2010年超过900 mm外,其余各年均较小,这对盘锦市的生态环境有较大的影响;工业方面的废水排放量处于较稳定状态,且达标率上升幅度较大, 从1997年的9.63%上升到2011年的98.29%。从图2中可以看出,历年来盘锦市耕地面积处于相对稳定的增长状态, 截止2011年耕地比重已达到35.67%,且耕地灌溉率较好,历年来均在75% 以上,这是形成盘锦市生态环境协调性呈上升趋势的主要方面之一。

3.6葫芦岛市

葫芦岛市是辽宁海岸带6市中面积仅次于丹东、大连的第三大城市,从表2和表3中可以看出,盘锦市经济协调性略高于动态平衡阶段, 但远不足于明显协调阶段;而生态协调性则远高于动态平衡阶段, 且近年来有上升的趋势, 所以导致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协调度总体处于高于动态平衡阶段,且呈上升趋势。

(1)经济方面:1997—2011年 《辽宁省统计年鉴》数据显示出[5],葫芦岛市的人均GDP 15年间增加了19 448元, 居民消费水平也增加了8 864元, 恩格尔系数下降了15.88%, 整体处于较好的发展趋势;历年来的三次产业比重变化不大,虽然从2006年看是第二产业比重有所下降,第三产业比重有所上升,但是2009年出现了转折点,使第二产业比重呈上升趋势,而第三产业比重呈下降趋势,但变化幅度较小,说明葫芦岛市应重视三次产业比例问题,使葫芦岛市的经济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2)生态方面:葫芦岛市的年降水量均在900mm以下,不利于生态环境的发展;人均绿地面积,从1997年的6.25m2,增加到2011年的14.42m2,增加幅度较为明显;工业废水排放量处于稳定状态,但达标率不高,2011年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仅为65.97%;历年来耕地比重几乎没变,且耕地的灌溉率也不高,均低于45%,这是造成葫芦岛市生态环境协调性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

4结论

可变模糊模型是工学中常被用来衡量经济与水环境协调状况的模型之一,其计算过程较为复杂,但评价结果具有较强的说服力,本研究借用此模型来研究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问题,得到了较好的结果,说明此模型与可持续发展模型[10]形同,均可用于不同城市(或区域)之间、同一城市(或区域) 在不同时期的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协调状况的定量评价和研究。经该模型计算所得的结果为:辽宁海岸带6市的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协调性均处于动态平衡阶段,但根据各城市的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发展的不同,平衡的结果也不尽相同,其中(表2)从2011年的综合指数来看,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协调性由高到低分别为丹东、葫芦岛、盘锦、锦州、营口、大连;而从经济协调性来看,由高到低依次为丹东、锦州、葫芦岛、营口、盘锦、大连;从生态角度来看,由高到低依次为盘锦、丹东、葫芦岛、营口、大连、锦州,这说明一个城市可持续发展性的好坏与生态环境的好坏密切相关,所以辽宁海岸带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加强生态环境的建设, 增加环保投资,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实施相关的法律法规保护生态环境,并且要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努力实现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的局面,做到长久的可持续发展。

摘要：文章根据辽宁沿海经济带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现状,选取适宜的指标,采用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并应用可变模糊模型,对辽宁沿海经济带内6市的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情况进行了定量研究。

生态经济协调指数 篇5

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的发展必须与自然保护区的发展结合起来,走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的道路.这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需要在动力机制、制度机制、市场机制、参与机制和补偿机制共同作用下运行.

作 者：黄晓园 罗辉 作者单位：黄晓园(西南林学院)

罗辉(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云南昆明,650224)

生态经济协调指数 篇6

关键词：旅游经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河南省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6.06.009

0引言

旅游业是资源与环境高度依赖性产业，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研究一直是国内外研究的热点。国外关于旅游与生态环境关系的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侧重于旅游对环境的消极影响；20世纪7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将视角转向环境对经济增长的限制研究，并开始注重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21世纪以来，国内旅游学界开始运用协调发展理论及方法研究旅游与环境的协调问题。杨士弘较早提出了协调发展度的划分体系与判别标准，李雪丽、程晓丽分别对我国24个旅游城市及安徽省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性进行分析。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河南省在全国具有代表性，代表了旅游业发展速度快、生态环境压力大、区域经济处于中等水平、产业结构面临转型升级的绝大多数省份，因此，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关系研究尤为重要。

1.2计算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度及协调发展度

协调度与协调发展度是测定协调关系的两个重要指标。协调度反映的是系统或要素间总体协调程度或在一定水平下为使系统内要素综合协调程度最高，系统或要素间进行组合协调的数量程度；协调发展度反映的是系统或要素间总体协调发展程度或水平的高低。

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度计算公式为：

C表示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复合系统的协调度，K为调节系数，因本文涉及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两个子系统，故K取值为2。

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的计算公式为：

T表示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复合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α、β为待定系数，因河南省将旅游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均确定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故α、β各取值为0.5。D表示协调发展度，D值越大，说明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整体的协调发展程度、水平及综合效益越好，反之，亦然。

1.3协调发展类型的判断标准

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根据协调发展度D的大小，将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关系分为五个类别，若DE（0，0.2），属于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严重失调衰退类；D∈（0.2，O.4）属于中度失调衰退类；D∈（0.4，0.6）属于勉强协调发展类；DE（0.6，0.8）属于中度协调发展类；D∈（0.8，1.0）属于良好协调发展类。对比旅游经济综合指数f（t）和生态环境综合指数g（e）数值的大小，可判断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发展滞后性，若f（t）>g（e），说明是生态环境保护滞后型，若f（t）一g（e），说明是旅游与生态同步发展型，若f（t）

2河南省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关系

2.1协调关系相关指标计算结果

根据协调度及协调发展度的计算步骤及公式，可计算出河南省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相关指标（见表1）。

2.2旅游经济一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评价

根据表1绘制出河南省2004—2013年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指标的动态演变曲线（图1）。

首先，河南省旅游经济指数与生态环境指数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但旅游经济指数低于同时期生态环境指数，但旅游经济增长快，保持了年均25%的增速，10年来，旅游业总收入增长576%。相比较旅游业的快速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一直稳中有增。2013年旅游经济指数和生态环境指数几近相等，按照旅游经济增长的势头，未来的几年内，生态环境有可能滞后于旅游经济的发展，环境方面应引起重视。

其次，河南省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关系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发展势头良好，但协调关系起点较低，2004—2006年协调发展度均低于0.7，主要原因是旅游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影响了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关系，但从2011年之后，随着旅游经济的快速发展，两者的协调程度日益增强。

最后，从协调发展度曲线看，因河南省经济基础相对薄弱、旅游业起步晚，2004年和2005年协调发展程度属于勉强协调类且旅游经济发展滞后型；2006至2008年，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步入中度协调发展阶段；自2009年起，河南省旅游业进入了全面发展阶段，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关系进入良好协调发展阶段。2013年，河南省明确提出推进生态省建设，为进一步推动旅游经济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融合与协调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3结论与建议

通过以上对河南省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关系的评价分析，有以下结论：（1）河南省虽然旅游资源比较丰富，但相比较全国其他旅游发达地区，资源优势尚未转化为产业优势，旅游经济起点低，增长速度快，旅游业已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而且旅游经济发展仍保持在生态环境可承载范围内，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2）10年来，河南省生态环境稳中有升，但增长速度有所放缓，特别是近几年出现旅游经济略超生态环境的迹象。随着旅游活动的频繁与开发的加剧，势必会对资源与环境造成一定的威胁，一旦出现生态环境滞后于旅游经济的状况，不仅会影响旅游业的发展，还会对区域经济产生严重的影响。（3）河南省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关系不断改善，已趋于比较平稳的良好协调关系且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同步发展阶段，这与河南省提出的旅游强省与生态文明建设，以及低碳、绿色、可持续的旅游发展思路有很大的关联。

生态经济协调指数 篇7

一、林业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

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主要调节器, 其生态效益远远大于直接的经济效益 (周生贤, 2002) 。日本、前苏联、芬兰等国的研究和我国对云南省的调查测算都表明, 森林的生态效益经济评价值占森林总效益的90%以上, 而木材产值不足10%。鉴于目前我国的生态环境状况和森林在水土保持、水源涵养、防风固沙、空气净化、护路护岸、农田防护、顶级群落和生物种质资源保护、自然风光维护和生态旅游等方面的独特作用, 我国对林业的生态需求已经上升为第一需求。

林业是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基础产业, 木材和林产品在轻工、化工、军工、农业、食品、医药等诸多领域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是这些领域的生产条件或重要原材料。同时, 森林还是人类重要的食品来源、山区农民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 并为数百万人提供了就业机会。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国林业累计为国家提供木材80多亿立方米, 竹材近100亿根, 以及大量的茶油、桐油、核桃板栗、中药材等林副产品, 并在造纸、人造板、花卉、森林食品、森林旅游等木材深加工产业和相关产业方面获得了长足发展。所以, 发挥森林的经济效益, 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日益增长的木材及其他林产品的需求, 也是林业义不容辞的责任。

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一方面, 生态系统遵循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的动态平衡规律, 追求物质要素及其能量转换相对关系趋向最大的稳定态;而经济系统则以趋利为核心, 需要持续获取自然资源, 加大系统的投入、产出, 并不断排放物质能量, 追求经济效益的稳定增长。生态功能是森林的一种自然属性, 生态效益的发挥必须以森林实体的存在为前提。森林一旦被砍, 生态效益的发挥随之终止。因此, 在稀缺森林资源既定的条件下, 两个效益的发挥在一定程度上均是以牺牲或放弃对方为代价的。另一方面, 生态系统为经济系统提供了必要的生态环境介质和有效的物质资源载体, 是获取经济效益的前提和基础;而经济系统从永续利用的角度出发进行生态投入和建设, 维护生态平衡, 促进资源再生并改善资源利用状况, 也是持续获取生态效益的必要条件。在林业领域, 这两者统一于森林资源同一物质载体之中, 构成森林资源的一体两面。有人形象地指出, 林业产业体系和生态体系是林业的一鸟两翼, 缺了哪一个, 都是残缺不全的, 都飞不高、飞不远。

二、林业两大效益不相协调的状况

我国既是人口大国, 又是少林国家, 对林业的生态需求和经济需求都很旺盛。受林木生产周期长、更新速率慢, 林业建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只投入、不产出, 以及历史上对资源过度开发、无节制利用等因素的制约, 森林资源存量少, 质量低, 增长缓慢, 供需反差大, 林业生产力落后。以有限的森林资源应对几乎无限的需求, 既未持续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 又损失了大量的生态效用, 导致林业两大效益之间的对立十分尖锐。

据第六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结果显示, 我国森林覆盖率比世界平均水平的29.6%低了11.39个百分点, 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61.5%, 居世界第130位;人均森林面积0.132公顷, 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4, 居世界第134位;人均森林蓄积9.421立方米, 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6, 居世界第122位;占国土面积32.19%的西北五省 (区) 森林覆盖率只有5.86%;全国林木平均每年净生长率为4.31%, 每公顷林分平均年生长量3.55立方米, 仅为林业发达国家的50%;每公顷林分蓄积量84.73立方米, 比世界平均水平110立方米低约25.27立方米。我们用占世界不足5%的森林资源, 既要满足占世界22%人口的生产、生活和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 又要保障占世界7%的耕地生态安全 (雷加富, 2006) 。协调两大效益矛盾的基础平台过低, 回旋余地过小, 统筹兼顾困难。

与此同时, 我国林业长期在以木材生产为中心的经营思想指导下, 过度消耗了森林资源, 加重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目前, 我国生态环境“局部治理、整体恶化”趋势尚未得到根本扭转, 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表现为水土流失仍在持续, 水土流失面积已占国土面积的38%, 每年新增水土流失面积达1万平方千米;沙漠化面积有增无减, 每年新增荒漠化面积达3 436平方千米, 导致耕地、草场的退化, 全国有1.7亿人口生活在受荒漠化影响的地区;湖泊和湿地面积持续减少, 天然湖泊已由历史上的2 800个减少到1 800个, 总面积减了36%, 三江平原湿地面积1975年占48%, 现在只占22%;野生动植物受威胁程度依然很高, 全国有15%-20%的动植物物种濒临灭绝, 高于世界10%-15%的平均水平 (李美锋, 申宪武, 2007) ;极端气候现象和旱灾、涝灾进入频发期, 危害日益严重。日趋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 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 制约着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已经成为当今中国面临的最紧迫和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三、协调林业两大效益的措施

1.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 实质是政府对森林生态效用这种公共产品的购买活动。其意义在于弥补林业活动的生态效益外溢, 降低森林营造和管护的边际成本, 提高林业资源经营的平均利润水平, 从而扩大森林资源配置, 并在其他利益参数的配合下, 共同形成林木立地比采伐更有利可图的利益导向, 进而实现生态公益林营造和管护由政府全部背负到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转变, 可以从根本上协调林业两大效益, 并倒逼以木材节约和代用为主要内容的“第二森林资源”开发。补偿对象应是发挥生态效用森林的经营、管护主体, 补偿依据为实际发挥生态效用 (包括商品林立地条件下产出的生态效用) 的森林, 补偿方法是在效用测定和计量的基础上, 政府分年购买。

2. 税费调节资源配置行为

林业税费通过税种 (或收费项目) 的设置、税率 (或费率) 的调整、税款 (费额) 的增减或退税等方式, 助长或致弱特定的林业资源配置或生产经营行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 微观主体税费实际负担与其经营收益之间存在数额相等、方向相反的关系, 对资源配置产生重要影响, 故可成为广泛使用的重要利益参数之一。如通过降低林业整体税费负担水平, 可以提高行业平均利润, 刺激林业资源配置规模的扩大;同时, 通过对林木砍伐和一般木材加工业保持一定税负, 并对森林营造、管护、三剩物和次小薪材综合利用、木材保护和节约代用、资源产权流转和活立木交易行为免税或轻税, 可以减少采伐量, 增加蓄积量, 并吸引社会主体投资林业, 进一步增加森林资源, 从而协调两大效益, 实现生态效益优先目标。

3. 林权激励

林权作为一种稀有资源产权, 不仅是林业活动的基础性生产要素和经营获利的基本依据, 而且是步入林业改革和发展广阔空间的“门槛”及多元社会主体进入林业的“钥匙”。因此, 林权激励既是林业利益机制构建和运行的主要内容, 又是其建立和运行的前提条件。林权激励的重点有两个, 一是产权明晰, 二是流转顺畅。世界各国林业产权制度安排的经验表明, 产权明晰是调动林业生产经营主体积极性的基本前提, 而林业生产要素的合理、规范流转才能真正盘活森林资源资产, 切实解决林业生产经营周期长与经营主体所追求的经济循环周期短的矛盾, 实现由森林资源资产经营向资本经营的转化, 为社会资本注入林业建设创造条件 (缪光平等, 2005) , 从而达到政府的资源配置目标。林权流转在此定义为林权改革确权颁证基础上的再流转, 包括林地经营权流转和立地林木及其他生物资源的所有权与经营权流转两个层次, 以及权属转让、承包、租赁、抵押、担保、折资入股和合资合作等具体形式。

4. 增加林区公共产品供给

林区公共产品供给应以森林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和生态效益优先为目标, 以林区三次产业协调发展、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和经济、资源、人口、生态四个再生产的综合平衡为基本着眼点, 适应林区特点, 科学规划, 突出重点, 努力归还历史欠账, 尽快达到公共产品存量的社会平均水平, 不断改善林区发展的环境和条件, 降低林业交易成本。当前, 林区公共产品供给的首要任务应是在公共预算中建立固定渠道和来源稳定的林业基金, 主要用于购买林业生态效用或提供造林补助, 加快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5. 疏通生态效益的市场和第三方力量供给渠道

市场途径提供生态效益的主要存在方式包括: (1) 河流上下游之间的水文服务交易, 如河流下游的矿泉水和水电企业对水质改善有着强烈的需求, 如果这种改善的成本低于设备改造或产能损失, 则可协商上游种树, 下游付费。 (2) 碳汇贸易, 在国际公约或国内法律强制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规定减排任务的条件下, 由于森林能将CO2气体经过固碳以后转化为O2, 排放国或排放厂商要么减排, 要么营造一定数量的森林后继续排放, 要么付费由其他国家或国内组织实施“碳汇”造林项目, 相当于购买排放权, 然后继续排放。生态效益的第三方力量供给是指除了政府和市场以外的力量对生态建设和保护的无偿投资、投劳行为, 如慈善捐赠、非政府组织义举和社会公民自愿奉献的植树造林、植被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 等等。

对于市场和第三方力量供给, 政府不仅应积极倡导, 还应提供交易规则或操作规范、技术标准、效用评估、效果反馈等制度供给。同时, 把关注点更多地放在国际碳汇机制上来, 在自身有效减排和利用森林吸收抵消的前提下, 通过参与规则制定和国际谈判, 与减排国家合作开展森林碳汇项目, 以弥补我国生态建设的资金缺口。在此基础上, 参照国际规则, 逐步启动国内清洁发展和碳汇贸易机制, 建立国内碳汇市场, 以增加排放企业的环境成本, 为适时承担减排义务创造条件, 并借以推进生态建设。

参考文献

[1]刘德权, 黄清.协调林业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理论考察与创新[J].财政研究, 2007, (11) :25-27.

[2]李万古.论生态经济生态价值和生态经济效益[J].山东师范大学报, 1998, (3) :10.

[3]陈晓倩.可持续生态林业融资论[J].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 (4) :27-31.

生态经济协调指数 篇8

GDP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最重要指标之一, 为国内经济增长勾勒出清晰的增长曲线, 并因其科学性与权威性被社会各层次各领域广泛采用。然而, 近年来国家社会各个层级对于GDP的肯定和追逐却也滋生了“唯GDP论”“GDP至上论”“GDP主义”等片面强调“量”的绝对增加的风气和理论, 其方法论有重大缺陷, 既不符合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也与生态文明建设反其道而行。此外, 随着GDP崇拜不断加剧, 它的统计方法和核算理念的影响早已超出了社会经济范畴, 甚至已经渗透到社会伦理、生命价值等相对超越的领域, 这加剧了传统GDP指标数据“恶”的影响性。近期, 中国科学院提出了GDP质量概念, 并制定了GDP质量指数的核算体系与评估标准, 发布了评估数据, 这对于传统GDP统计方法、特别是对指导传统GDP统计的方法论做出了重大突破。

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组对于GDP质量指数的实质做了如下的阐明:“我们不盲目崇拜GDP, 我们也不盲目抛弃GDP。我们关注的核心是不断创新与积累的理性高效、均衡持续、少用资源、少用能源、少牺牲生态环境, 综合降低自然成本、社会成本、制度成本、管理成本前提下‘品质好的GDP’。” (牛文元, 2011) GDP质量的内涵中否定了单纯将GDP的数量大小与增数作为衡量政绩的唯一尺度的传统做法, 但也肯定了GDP仍是迄今衡量综合社会财富的最佳指标, 问题的关键在于通过何种方式去实现GDP、去追求“好的GDP”, 即获得GDP质量的全面提升。这是统计理念与方法论的重大转变。从统计和评估的标准可见, 从GDP到GDP质量指数的跨越, 并不是简单的统计方法的变化, 也超出了一般的质量互变的辩证法范畴, 而是在生态经济学与绿色经济学的学科高度, 并从热力学定律与一般系统论等方法论领域对于传统GDP概念和理论进行了哲学与科学方法论的扬弃。GDP质量及其指数在方法论意义上而言, 超越了传统经济学对于经济效益的设置框架。

生态经济学与绿色经济学的方法论是GDP质量指标获得切实方法论依据的最好选择。传统经济学的存在论根基奠定在它对于事实的搜集与把握、专注与分析上, 但这种客观主义科学在特别强调和突出经济理论和经济伦理的合规律性的同时忽视了其合目的性。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不仅遮蔽了人的感性存在的丰富性、人性的复杂性、人群的无目的性等, 也将经济的发展沿着理性和自利原则向一个不允许存在批判或否定思维的单向度维度不断拖拽。这些从根本上是对于人的生存的背离。理性经济人将“人”从自然人与社会人两个层面做了抽象, 剥离了“人”的环境依附性与人的类本质性。这在终端上也构成“GDP主义”盛行的思想基础。过分关注经济增长必然绕不开增长的期限, 把“增长”视为经济繁荣的最重要指标也导致对自然生态系统与人的终极目的的双重漠视。有学者认为, 正是由于这种双重漠视导致了传统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悖论:“增长经济学既是非常物质化的, 也是极其非物质化的。在忽视最终手段和热力学定律时, 增长经济学表现的物质性很不够。在忽略终极目的和伦理时, 却又表现得非常物质化”。 (赫尔曼·戴利, 2001) 马克思主义也从异化劳动导致人本身的机械化、工具化等方面阐述了现代工商业如何背离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人的普遍性正表现为这样的普遍性, 它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 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和工具———变成了人的无机的身体。……异化劳动使类同人相异化。”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1995) 这样一来, 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对于人来说都变成了异己的关系, 变成了生存的手段。GDP质量指数要获得与“GDP主义”不同向度的引导, 也就必须要从对于上述双重漠视与双重异化的克服中发展出新的经济学方法论。这也是将“质量”加注在GDP之上的本质所在。

二、生态经济学与绿色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突破

先说生态经济学。生态经济学从解构理性经济人概念开始, 将经济人概念引向生态人概念, 将抽象意义上的人做了一次大幅度的还原, 凸显其审美性、生态性与伦理性, 表明参与一般经济活动的个人或人群既是自然性的也是社会性的。自然性是对应于人的概念的美学回归, 体现人的存在方式与存在价值;社会性对应于人的概念的伦理学回归, 体现人的社会属性与幸福感获得。传统意义上经济人概念只是逻辑学意义上的人, 抽象而单薄, 虽然非常适应现代工商业的数量统计与机械复制, 却让个人或人群逐渐“去人化”, 在数量级别的不断跃迁中, 人们也逐渐丧失了追问意义与收获幸福的能力, 同质性统治了丰富性, 机械性压缩了创造性。在此意义上, GDP质量指数与个人幸福指数就存在内在的对应关系, 且都注重的是质量或幸福, 而不是数量的大小与增速。GDP质量指数五大子系统之一的生活质量系统即是为了测量GDP生成过程中民众心理或意愿的幸福感和安全感。生态经济学对于社会伦理之合目的性诉求的回归, 要求幸福与质量等性质性概念必须在数量统计之外被着重强调, 否则, 将无力扭转异化加剧的恶果。

再说绿色经济学。我国在调整经济结构、推进创新型经济发展的进程中, 一个重要的着力点即是加快绿色经济的的发展。国内或国际各种绿色经济协会不断举办各种绿色经济论坛, 深入探讨绿色经济在产业升级换代、应对气候危机、节能减排等当代工商业变革方面的可能作为与影响, 为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绿色转型提供各种智力支持与务实方案, 推动绿色经济和绿色产业健康有序的发展。绿色经济已经凝聚了全世界越来越多的共识, 许多国家和地区已经做了绿色经济长远发展的规划并付诸了实施。发展绿色经济即是以绿色经济学与生态经济学为学科指导与方法论基础的。绿色经济学与生态经济学有重大相关性, 其哲学方法论基础都包括热力学定律与一般系统论, 两者都属于后工业社会经济社会思想, 带有后现代哲学对于现代性深度解构的重重烙印。绿色经济学者表明, “创建绿色经济学这门新的学科, 其目标是为所有的不管来自哪里的人, 为地球、为生物圈、为非人类的物种、为自然和其它生命形式谋求利益。” (Miriam K等, 2006) 绿色经济的实质是强调和保护生态多样性与文明多样性。我国的GDP质量指数的前身可以追溯到“绿色GDP”概念的提出。发展绿色经济是对于绿色经济学某些基本概念和设定接纳后的政策实施, 而GDP质量指数则是对于绿色经济学的实际应用, 这超出了计量经济学“非人性”的研究范式。毫无疑问, 绿色GDP作为一个思想中介性概念为GDP质量指数的最终提出提供了反向思维的重要尺度。

三、热力学定律与经济关系无序性的产生

无论是生态经济学还是绿色经济学都为GDP质量指数最终出台铺平了学科范式的道路, 但更深层的哲学基础和方法论依据则必须在热力学定律与一般系统论中去寻找。热力学定律与一般系统论也构成生态经济学与绿色经济学的科学方法论基础。本文特别从热力学第二定律展开对于GDP质量指数的提出进行方法论方面的论述。所谓热力学第二定律, 其实质就是孤立系统内的熵的单调增。在生态经济学和绿色经济学层面, 熵的增加实际描述的就是社会经济活动对于自然界生态破坏后的污染的增加。在物质宇宙中, 物质的转化非但不可逆, 且会造成能量的消散。熵的增加就意味着有效能量的减少。换言之, 人类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制造的包括化工产品、能源产品在内的各种产品实际上已经转变了物质的形态, 再也不可能反向产生成为转换前的物质了, 能量损失后也不能再利用了。这一条在热力学原理上是绝对的。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也必然遵循自然世界的热力学原理。人类的文明, 尤其是现代社会的工商业文明加剧了整个物质世界走向一种熵增的缓慢死亡的速度。人类社会如果并不试图在更加生态和绿色的方式上思考并寻求自然生存状态的回归, 一个逐步地走向恶化的热寂死亡状态是完全可以预期的。事实上, 不遵循热力学定律的经济活动造成的恶果我们已经并正在痛苦承受。

传统经济学的方法论成了违背热力学定律的典范。传统GDP统计的方法也只考虑总量的大小和增速, 且这些增量和总量的“科学”统计标准往往只是基于经济学上理性经济人合乎自利的判断。热力学过程不可逆性使得经济运行系统从有序走向无序, 在统计概率上讲即是, 毁坏与崩盘的概率越来越大。单纯为GDP的增加而欢欣鼓舞的时候, 显然忽略了经济运行系统或整个宇宙系统都存在的熵增原理。GDP质量指数五大子系统中的经济质量系统专门测量GDP生成过程中资源占用量和对于物质能量的消耗水平, 这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传统单调性统计方法的缺陷。对物质能量消耗水平的测量显然不能停留在简单的成本折旧上, 必须深入到热力学定律的深刻规定中。热力学定律的熵增原理提醒我们, 当我们将经济运行当做一个孤立系统的时候, 能耗总在单调增, 混乱不可避免, 污染也不可避免。这样看来, 单纯统计GDP的增长只有相对价值, 须得被GDP质量指数超越。经济运行不能只是也从来不是一个孤立的系统。经济主体本质上讲也是一个生命体, 经济关系也是一种生态关系, 经济学也须被还原为生态学。经济人通过这种生命熵回归更加本真的生态人。

四、一般系统论与秩序的重建

当确认经济运行是一个开放的系统的时候, 就必须要谈到一般系统论与耗散结构理论了。贝塔朗菲在他的专著《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和应用》中为系统论做了奠基, 并使得系统论成为方法论学科的重要构成部分, 作为横断学科被广泛用于多个学科和领域的研究。而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则是沿着贝塔朗菲开创的一般系统论深入研究的最重要理论体系之一, 该理论也从熵增的无序性走向了开放系统的有序性, 对于GDP质量指数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耗散结构理论尝试通过系统的开放, 并使系统与外界保持活跃的能量、物质甚至信息的交换来达到产生负熵流的效果, 最终将该系统导向有序。因为, 熵的减少即混乱的减少, 也即秩序的增强。耗散即强调这种系统内外的交换。

经济系统就其与自然、社会、人群等外在领域存在广泛的物质、能量与信息等交换而言, 自然符合耗散结构理论的研究对象的特征。经济关系或经济运行系统在与社会的其他各种政治、文化、生态等系统的能力与物质的交换中逐渐走向有序, 此为复杂系统的有序性, 并非单纯量的增加。传统计量经济学关于GDP的统计集中显示的是国内经济总量在数量级别上线性的增加, 在生态经济学和绿色经济学的立场看来, 这种GDP只是一种抽象的数字统计, 既没有关注经济运行非线性的方面, 也不曾涉及与经济系统以外广阔自然社会领域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的耗散结构。纯线性的“有序性”是一种单向度的有序性, 是假的有序性。这种“有序性”实质上导致的是熵增的混乱与耗损、污染的加剧等。一般系统论与耗散结构理论之所以能够作为生态经济学与绿色经济学的方法论, 正是因为它们帮助生态经济学和绿色经济学构建了一个容纳天地自然、国家社会、人民群众甚至人类的知情意在内的广博而坚实的经济学地基, 大大超越了传统经济学过于抽象的研究范式。GDP质量指数作为对传统GDP核算体系的反思恰恰与生态经济学与绿色经济学的内在要求相一致。所以, 热力学定律与一般系统论作为生态经济学与绿色经济学的科学方法论也就构成采集GDP质量指数的方法论依据。

如果说传统GDP统计数据对应的是理性经济人概念, 那么, GDP质量指数对应的则是“理性生态人”概念。GDP质量概念以及GDP质量指数充分考虑了经济系统内外的各种交换关系, 转而从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重新构建GDP增长的真实有序性。这充分显示出关于未来社会将是一个生态化社会的共识已经达成。GDP质量指数最为重大的意义是为经济学研究开辟了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或者说将新的方法论纳入到经济学的研究中。有学者总结了主流西方经济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主要包括自由竞争论、实证方法论、西方中心论、机械论、自私论等。 (向松祚, 2012) 应当说, 这五种哲学方法论都指引出传统理性经济人概念与GDP追逐游戏方法论的合理性, 这也从一个反面论证了生态经济学和绿色经济学的方法论是多么地具有划时代意义:哲学方法论与科学方法论不断地发展要求跟随它们前进的经济学研究不断做出批判、反思与重构;生态文明建设、理性生态人与GDP质量及其指数等政策或新的经济学概念的提出也必将有利于经济学研究自身在科学与人文两个重要向度上的平衡推进。□

参考文献

[1]牛文元.中国GDP质量指数[J].战略与决策研究, 2011, 5.

[2]赫尔曼.戴利, 肯尼斯.汤森.珍惜地球[M].范道丰译, 商务印书馆, 2001.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 人民出版社, 1995.

[4]Miriam K, Volker H.Green Economics:set-tingthe scene.Aims, context, and philosophical underpin-ning of the distinctive new solutions offered by GreenEconomic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reen Economics, 2006, Vo.l 1, Nos.1/2, p68-102.

生态经济协调指数 篇9

贸易与环境问题是指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在带动经济扩张的同时, 会不可避免地增加物资投入量和废物排放量, 并且改变某些资源的使用状态, 从而增加了生态环境的压力所带来的问题。在当前理论界, 将贸易——环境问题的由来归结为市场失灵、制度失灵和环境成本外部性三个方面。然而, 当我们回顾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贸易——环境争端的背景时, 我们看到从制度较为完备的发达国家到制度不完备的发展中国家, 从市场经济国家到计划经济国家, 这一问题存在着极强的普遍性, 这说明, 贸易与环境问题的根源并不仅仅在于市场、制度、成本这三个方面。笔者认为, 这一问题是一个系统内部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及其不断进化过程中所产生的必然矛盾, 因为, 作为贸易系统的高一级系统的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就是一个系统——生态经济系统。而超循环理论提出如果具有优势信息的话, 竞争双方都可能成为胜利者。这一理论所说的竞争、选择、共存、统一的进化和自组织机制, 对我们详细考察生态经济巨系统提供了一个可能的途径。

二、贸易与环境问题边界与实质分析

笔者认为, 贸易与环境问题是生态经济系统中的一个具体问题, 其边界受生态经济系统边界的制约。一般生态经济学理论认为, 生态经济系统是由三个子系统, 即自然子系统、经济子系统和社会子系统构成的复杂巨系统。三个子系统相互交换物质、能量和信息, 人们通过对三个子系统的调控、管理和发展对生态经济系统实施其影响。因此, 贸易与环境系统之间的问题必须纳入生态经济系统这一高层次巨系统下来考察。

生态经济系统的特征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自然系统和经济系统具有层次有序性, 这是二者耦合形成生态经济系统的先决条件。如果子系统之间不存在耦合, 系统将无法得到进化。这说明, 自然系统与经济系统出现暂时的无序是整个生态经济系统进化的一种现象。二是自然系统的自然生长与经济目标的人工导向协调具有有序性, 这种有序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随着系统主体需求的变化而变化的, 带有强烈的进化性质。三是自然系统与经济系统都有各自的运动及循环轨迹, 各自都有自己特殊的有序稳态目标, 这一稳态又具有持续性。这种持续性一方面表现为自然生长或经济利益获取需要一定的过程才能满足各自的需求;另一方面表现为一个层次需求满足后的惯性作用。四是自然系统与经济系统所具有的非平衡态结构, 决定了二者必须相互进行不间断的交换活动以维持某一稳定状态, 交换过程就是二者耦合过程, 缺少交换这一过程或者交换过程的非对称性都会严重影响两个子系统之间的协调有序。这个交换过程始终都贯彻着“商品交换”的基本原则。五是生态经济系统中的生态循环与经济循环, 都离不开生产过程这个耦合环节, 这也是人在系统中主体地位的重要体现, 而由于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和人们对物资需求追求的无限性, 二者的耦合方向和耦合度必须由系统的主导者控制才能完成, 主导者的不控制或者控制失衡均会导致子系统内外部的循环不畅, 使整个生态经济系统出现无序状态。这些特征都为研究贸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线索。

笔者认为, 生态经济系统控制失衡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技术发展的单向性。技术是生态经济系统循环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技术进步不仅可以增强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 也可以增强由人施加影响的自然系统维持自身循环的能力, 同时可以通过自催化循环, 使技术知识自身不断积累和增长。也就是说, 如果技术的发展是经济和生态双向同步的, 那么,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 生态环境也能够维持自身的健康性。然而, 从人类社会出现开始, 技术的发展就是单向性的, 即生产技术发展。这种技术越发展, 经济越发达, 而环境破坏越严重。这与人类对摆脱贫困、改善物质生活质量的要求的急速上升有关, 也与人类对高质量环境需求的滞后性有关。二是经济系统物质代谢方式的单向性。长期以来, 不断推动经济的增长一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中之重。尽管现存生态系统尚未完全窒息人类的经济增长, 然而不断扩张的经济增长, 以及与其相伴相随的人口与需求的激增, 日益使环境资源的匮乏成为现实。生态系统通过自身不断的物质循环运动, 维持着生态平衡, 并支撑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但是, 现有嵌入生态系统的人类经济社会, 特别是工业系统, 为追逐资本的不断循环增殖, 一直信奉沿袭着资源—生产/消费—废物的单向线性的物质代谢方式。在有限的生态大系统的承载能力下, 毫无节制地从地球上攫取着资源能源, 尤其是不可再生的资源能源, 又通过粗放扩张型的生产方式和日益膨胀的消费行为, 将大量的废物抛入环境, 不断加剧着地球资源能源的危机, 引发着各种严重的生态环境恶化问题。三是子系统之间反馈机制缺欠。生态环境子系统是经济系统运行的依托, 具有缓冲能力。环境在一定的容量限度内可以包容某些不恰当的人类行为造成的破坏。但如果环境质量恶化, 一方面会降低人的生活质量, 另一方面会妨碍资源的利用, 从而影响经济的发展。在存在人类活动的情况下, 生态经济系统及其组成要素都不会按某一精确轨迹运动, 它们的变化过程同时具有随机性、模糊性。同时, 系统结构和要素之间的关系也具有灰色性, 其结构信息、层次信息、关系信息不可能完全确知。这些不确定性严重影响着生态经济系统的信息反馈程度, 造成了人们对生态环境自发展能力的过分信赖和对需求增长的不加限制, 从而使生态环境系统和经济系统之间产生高度的非平衡性。四是贫困。身处贫困中的人们, 几乎无法选择自己的生产行为方式和消费方式, 他们很少把环境问题或可持续发展问题放在自己生活的首要地位。而且, 无论经济如何发展, 在同一区域或不同区域总有这些贫困的人群存在。相比较而言, 个人和组织在选择解决贫困和环境问题时, 往往倾向于急需解决的最低层次的贫困问题, 这也是环境问题不能得到全神贯注解决的主要原因。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个结论:

第一, 人类的需求层次决定了生态经济系统由无序向有序转化的时机, 但这种转化的速度受组织对系统所进行有目的的调控的影响, 这种调控包括合理取舍经济利益和生态环境保护, 包括对处于弱势的生态系统进行快速的补偿, 还包括改变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等。

第二, 经济系统与人类的最基本的需求直接联系, 同时它又是改善和促进生态系统向使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的动力之一。因此, 发展经济仍然是区域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

第三, 生态经济系统的无序化是系统自组织的结果, 但这一结果不是最终的, 经过组织对系统的控制, 可以使系统向有序的方向发展。然而, 这种调控并不是停滞或放弃经济发展, 而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 加大对改善生态环境方面的投入。

第四, 组织对生态经济系统的控制的切入点, 应放在对传统生产方式的转换和大力发展环境保护产业上, 将单向线性的物质代谢方式转换为双向循环的生产方式, 促进经济系统自身内部的代谢, 减轻生态系统消化经济系统产生的“废物”的压力。

三、贸易与环境系统演化的超循环分析

生态经济系统中的贸易与环境系统由贸易子系统、经济子系统、社会子系统、环境子系统等进化而来, 每一个系统都相当于一个反应循环, 例如, 对于环境子系统, 输入的是自然环境、生产排放、生活排放、环境治理技术、环境治理投入等, 通过环境治理和自然消解, 输出生成新的环境。贸易与环境系统中的每一个子系统在时间轴上的相互联系形成二级循环网络, 各个子系统相互联系、相互作用, 每一个子系统为其他的子系统提供催化剂, 如生活需求、需求满足度、环境现状信息等, 从而形成催化循环。如经济子系统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与布局、投资水平等方面的资料、数据和信息, 为其他子系统的发展创造了直接的物质条件, 并直接作用和影响社会发展速度、环境保护投资额等。贸易与环境系统的各个子系统的催化循环, 在功能上相互耦合, 相互提供催化支持, 形成了一个超循环系统。按照超循环理论的选择评价原理, 形成超循环的贸易与环境系统的各个子系统之间, 既竞争又协同, 从而选择和进化。使贸易与环境系统不断朝着有序方向演化。以经济子系统和环境子系统为例, 它们耦合在一起, 相互依存, 相互制约。一方面, 经济子系统和环境子系统之间存在竞争, 其竞争的对象是资金、技术和政府支持政策;另一方面, 它们又互为对方的催化剂, 经济子系统为环境子系统提供治理用的资金和技术, 为环境子系统增加消解能力, 而环境子系统能够消解一部分经济子系统产生的废物、废气、废水等, 为经济子系统的扩张创造更大环境容量和更强的承载力。两者的耦合, 使双方都能得到对方的催化支持, 从而在更高的层次上加速对方的发展。

但是, 不幸的是环境子系统在贸易与环境系统的超循环初期常常处于被动, 从而缺乏与经济系统持久的抗衡能力, 这便产生了环境问题。事实上, 每一个超循环系统都有这样的情形出现, 这是由系统演化发展过程中的各种非线性作用产生的。这种非线性作用具体表现为各种超循环组织的形成、发展、解构和重组, 超循环是贸易与环境系统非线性作用的载体和表现形式。从本质上说, 超循环组织就是系统正反馈和负反馈这两种基本形式耦合而成的多重反馈结构, 超循环组织功能上的耦合和循环互动正是通过各种正负反馈得以实现的。任何系统同时存在正反馈和负反馈两种形式, 正反馈有利于系统的涨落, 负反馈有利于自组织的稳定, 而且这种稳定性是动态的稳定性。正负反馈在不同的条件下表现出不同的主导地位, 正反馈作用和负反馈作用表现相反的效应, 负反馈抵消系统的随机或偶然因素, 抵御系统环境对系统的随机或偶然噪声, 控制系统保持稳定性。而正反馈则把系统中的随机或偶然因素放大, 可使系统越来越偏离稳定状态, 甚至导致系统崩溃。正负反馈是相辅相成地发生作用的, 如果系统中仅仅仅存在负反馈, 那么系统不可能向高级有序结构演化, 反之, 如果系统中仅有正反馈, 那么系统就会一直处于动荡之中。

贸易与环境系统中存在着倍增的正反馈和起稳定作用的负反馈, 整个系统由一系列多重正负反馈结构的超循环组织组成。它们之间通过功能耦合与循环互动, 促使系统向高级有序方向演化。贸易与环境系统超循环组织由贸易子系统超循环组织模块、经济子系统超循环组织模块和环境子系统组织模块组成, 它直接反映出各个子系统模块之间的循环、耦合和反馈关系。在这些循环关系中, 进出口贸易总额年净增长率、三次产业经济增长率、GDP年增长率、财政收入年增长率、环境污染物总量等因素和指标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它们是不同子系统超循环组织间的循环催化剂, 体现这人类需求的不同层次。因此, 以这些因素和指标为中心, 就可以构建起贸易和环境系统的超循环结构, 进而为研究这一系统, 特别是以量化方式研究提供一条可行的途径。

四、结论

作为生态经济系统的一部分, 贸易与环境系统以非线性作用这种最简单、最直接的方式进行超循环, 这种超循环不是随意的循环反应, 而是强调系统中各个子系统, 以及组成要素之间的功能耦合和循环催化的互动关系, 并通过包含多个正反馈和负反馈的多重反馈结构的超循环组织得以实现向高级有序结构的演化。

摘要：本文从生态经济理论的视角, 对贸易与环境问题做了较为深入的分析, 并采用超循环理论对贸易与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其因素进行了描述, 想借此为贸易与环境问题的量化研究提出了一条新的途径。

关键词：生态经济系统,贸易与环境问题,超循环理论,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钱学森:论系统工程[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2:lO～16

[2]欧阳志云王如松: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与可持续发展[M]//社会一经济一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研究丛书.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 1999

[3]OdumEP孙儒泳等译:生态学基础[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2

生态经济协调指数 篇10

一、国际贸易生态化的发展趋势

当前无论是我国还是发达国家, 主要面临的世界性难题就是环境问题。所以在国际的贸易中就体现出环境与资源之间的矛盾。众所周知, 在贸易交往中, 最主要的因素就是资源, 如果没有资源, 就难以发展经济。所以国际间的贸易体系中的重点就是环境。为了将这一问题落到实处, 相关的法律法规也明确的体现出保护生态环境在贸易中的重要性。我们不能为了经济的发展而大力破坏赖以生存的家园, 这不仅是为我们自己考虑, 更重要的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提供一个能够生存的环境。

二、国际贸易生态化与全球经济现实发展的矛盾

1. 经济发展加速了资源的不平等性

在当前国际间的大环境中, 主要面临的问题是环境问题。虽然在全球经济的推动下, 我国经济的发展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 但是这一趋势是以资源作为代价的。如果没有充分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而继续无视下去, 那么我国的经济发展就很难与环境达到共同进步的效果。为了避免这一情况的发生, 我国正在实施可持续的发展战略。之所以这一策略适用于我国, 是因为不同国家的资源消耗量是不同的, 发达国家的人口较少, 资源的消耗量也相对较少, 而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 纵使我国资源丰富, 但是资源的消耗量也相对较大, 因此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呈现出一种不平等的趋势, 长此以往将会造成对生态环境的阻碍。

2. 经济发展带来的资本不公平分配

根据各个国家不同的国情, 因此对于经济的发展以及规模上都有所不同, 所以不同国家为提高经济的发展所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都呈现出一种不公平的现象。在发达地区的资源投入量明显要低于发展中国家。因为不仅仅是人口的因素, 在其他方面还将影响着国家的发展。发达国家的生产力水平较高, 主要是因为其注重科技的投入, 所以在生产过程中经常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实现效率的提高。但是我国主要仍然以劳动力为主, 高科技的设备使用率不高, 由此造成最终效率上的差异。这不利于我国加入全球化生产的行列, 更为重要的是所获得的资本主要向西方的发达国家传播, 由此造成差距逐渐拉大, 甚至出现及不公平的现象。

三、新形势下国际贸易生态化与全球经济难以协调发展的原因

1. 国际贸易生态化发展与全球经济发展的短期目标冲突

当前, 国际贸易生态化的发展趋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 从经济角度来说, 国际间往来日益密切, 各国之间的经济往来更加频繁, 也因此提高了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 增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 同时, 供求关系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其二, 我国是一个人口资源丰富的国家, 加强国际间的贸易往来, 促进国际贸易的生态化发展, 有助于我国社会得到进一步发展, 解决人口矛盾, 促进社会的和谐, 因而也就有效的降低了因贫富差距大造成了社会矛盾。其三, 环境资源与生态发展具有密切的关系, 环境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 能够为我国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 在今后可持续道路的发展过程中, 具有积极的促进意义。

2. WTO对国际贸易生态化与全球经济发展缺乏协调政策

我国在进入WTO后, 与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变得更加密切, 在这种发展趋势下, 全球的经济也被带动了起来, 但是人们并没有对全球化经济具有一个深刻的认识, 因而造成国际贸易生态化不能与全球化经济进行有效的衔接, 二者具有相对独立性, 这会对国家今后的经济发展造成一定的影响。任何事情都不是孤立存在的, 只要找出合适的落脚点, 就能够有效的解决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将经济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的连接, 使二者形成一种密切的关系, 这样不仅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 同时还能有效的缓解生态环境与经济之间的矛盾。

四、对策建议

1. 优化国际贸易生态化与全球经济的协调发展

开展国际间的贸易往来是随着时代发展而逐渐形成的一种贸易形势, 国际间的贸易交流越来越频繁, 可以有效的促进国家经济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但是不难看出, 经济发展速度的加快其实也凸显着一个重要的问题, 那就是急功近利的色彩愈发明显。人类社会的生活中, 并不是仅仅具有经济这一个重要的内容, 而是多元化的融合, 其中还包含了环境、社会等一系列与人类可持续发展具有紧密联系的内容。因此, 加强社会、环境以及经济之间的关系, 是当前的重点内容, 反过来也能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2. 遵循国际贸易生态化与全球经济协调发展的规则

在国际贸易往来的过程中, 法律法规的作用十分明显。因为一切事物的发展都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如果急于求成就很有可能在这一过程中作出不符合要求的行为, 尤其是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会存在众多的诱惑, 如果不采用法律法规进行约束, 极有可能会因为错误的行为扰乱市场秩序, 对社会的发展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因此, 为了国际市场的公平公正, 也要加强相关制度的建设, 在不影响各国之间经济效益的基础上, 制定出符合国际市场规范的统一标准, 按照相应的标准进行贸易往来, 能够有效的减少不必要的问题。

五、结语

综上所述, 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 我们不应该只注重经济效益的增长, 而忽视了对于生态的保护, 因为生态环境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基础, 这二者是相辅相成, 共同发展的, 如果缺少了资源的供应, 那么我国的经济就很难得到进一步发展。

摘要：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 在国际上的地位越来越高, 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也愈发密切, 尤其是在当今的社会在发展中, 国家的振兴离不开经济水平的提升。但是, 在发展贸易的同时, 我们也不能忘记在贸易交往中具有的生态学的原则, 该原则主要为我国今后的经济发展指点了方向, 同时也促进了我国资源更加合理化的配置。具体来说, 我国要想走一条可陆续发展的道路, 就要将生态理念与经济的发展相融合, 这才是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 对今后的社会生活具有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国际贸易,生态化,全球经济,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刘冲.国际贸易生态化与全球经济协调发展研究[J].山东社会科学, 2012, (12) .

[2]王飒.国际贸易生态化与全球经济协调发展研究[J].经济观察, 2013, (7) .

生态经济协调指数 篇11

一、广州实现“资源-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优势与劣势

广州实现“资源-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优势:一是广州市产业结构得到了不断优化。从改革开放以来, 广州市第一产业比重持续下降, 第三产业比重不断上升, 同时二三产业发展水平也得到了提高。汽车、电子制造与石油化工成为了广州三大支柱产业。因此, 在能源消耗方面, 与重工业城市相比, 广州所承担的压力相对较小。二是广州生态赤字从逐渐减小转向盈利。2000年以来, 广州生态赤字逐渐减小, 2005年以后处于盈利状态。由此可见, 广州凭借自身经济优势, 逐渐利用贸易等行业对生态承载能力方面存在的缺陷进行了弥补。虽然这也意味着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生态影响正在向其他地区转移, 但是对于广州的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而言却具有重要的意义。三是广州能源消费结构得到了持续优化。虽然当前广州煤炭消费比例仍旧较大, 但是液化石油气等能源的使用量也在不断提升。另外, 在严格的资源利用和节能减排政策下, 企业中的用煤设备不断减少, 清洁化水平不断提高, 其中水电、风电、气电、核电清洁电源装机容量比重也不断提高。

广州实现“资源-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劣势:一是广州市经济的领先优势逐渐弱化, 城乡之间在各方面依然存在较大的差异。与其他各省份GDP逐年增长的态势相比, 近年来广东省的GDP增长缓慢, 这使得其他各省与过去在经济发展方面具有表率作用的广东省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 广州市在全国经济发展中的领先优势逐渐被弱化。并且就广州市人民的日常产品消费结构情况来看, 城乡之间依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农村居民在肉蛋奶、房屋以及娱乐等享受性方面的消费要明显低于城镇居民。二是广州市的经济发展模式以粗放型为主, 环境形势堪忧。在广州市经济粗放式发展的影响下, 其资源、环境利用也呈现出了粗放式的特征。虽然近年来广州市为进一步改善城市的环境质量, 在人力、物力、资金等方面不断加大环境保护的力度, 但依然未能彻底转变广州市的总体环境形势。粗放型经济发展具有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的特点, 使广州市的环境问题日益突出, 严重影响了广州市“资源-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实现。

二、广州实现“资源-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策略

广州城镇化水平与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导致了资源消耗总量与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增加。因此, 在生态经济背景下, 广州要实现“资源-环境-经济”协调发展, 就必须重视绿色生产的推动、环境保护的强化, 同时需要从推动现代农业与基础产业发展、城乡统筹发展、人才引进与现代产业体系的构建等多个方面提升自身的“资源-环境-经济”的协调发展能力。

1. 推动绿色生产

在广州实现“资源-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过程中, 推动绿色生产, 提倡生态消费, 是确保资源、环境与经济平衡发展的最有效途径。在此方面, 广州需要重点强调低碳产业、循环产业的发展, 并鼓励企业节能减排与消费者生态消费观念的树立。

虽然广州以轻工业为主, 但是资源的利用与废弃物的排放问题仍旧不能忽视, 这决定了广州需要重视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和节能降耗技术的开发。低碳产业的发展, 要求广州在产业调整方面淘汰高污染、高能耗、产能落后的企业和产业, 通过制定与实施严格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在环保领域提升行业转入标准。另外, 广州需要重视鼓励企业对生产工艺的开发与改造, 并重视低碳技术和绿色技术的推广。

循环经济的发展, 是在广州经济发展过程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有效策略, 同时有利于广州资源利用水平的提升, 对减小广州经济发展中对资源和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 提升广州的资源与环境承载能力具有着重要意义。在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广州需要加强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宣传力度, 通过使用激励机制与采取宏观调控措施, 来鼓励循环经济发展中的社会参与。在实践过程中, 广州需要对工业、生活污染物的分类机制和回收机制进行完善, 同时鼓励社区与企业自主构建污染物回收点。另外, 还要对循环生产技术进行开发与推广, 完善循环生产服务体系。

促进节能减排, 是生态经济发展对全国产业发展提出的必然要求, 对于广州同样如此。节能减排的意义不仅体现在资源的节约利用和环境的保护方面, 而且对广州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 广州需要出台更加严格的节能减排管制措施和更加具有吸引力的节能减排鼓励措施, 通过严格控制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总量来实现节能减排工作的有效开展。在能源的节约方面, 广州需要实现自身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 并在开发绿色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基础上强化能源消耗总量的考核与统计, 淘汰超过能源消耗与污染排放限定线的项目或者企业。在能源利用率的提高方面, 不仅要重视在能源使用方面提高能源的利用率, 而且要在生产环节、运输环节来提高能源利用率, 从而使能源生产到利用的整个链条都得到良好的控制。在污染物的排放控制方面, 则应当提倡清洁生产, 并对企业所使用的清洁生产技术和清洁生产水平做出考核。利用严格的惩处措施来倒逼, 无法满足污染物排放要求和清洁生产要求的企业和产业进行结构升级与转型。

绿色消费的提倡对广州企业以及产业的发展具有引导作用。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不仅推动居民消费水平提高, 同时也加快了广州能源与资源的消耗速度。随着居民消费的升级和能源消耗的增长, 广州经济的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也逐渐明显, 在此背景下, 引导社会大众转变消费观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实践过程中, 广州需要针对社会大众开展广泛的教育活动, 并把节约意识、绿色消费、理性消费理念的树立当做重要的内容。在居民的日常生活中, 应该使用节能电器, 并在餐饮和购物过程中尽量避免一次性物品的购买和使用。最为重要的是, 在出行方面, 广州应该坚持限号出行制度来提倡社会大众采取低碳出行的方式, 从而避免对环境造成过度的影响。

2. 强化环境保护

广州重视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 是实现“资源-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前提, 同时也是确保广州生态系统稳定性得以提升, 生态承载能力得以增大的有效途径。在此方面, 广州需要做好环境监督、治理与改善修复等多项工作, 从而确保广州能够具有良好的生态环境。

首先, 广州需要强化环境监督工作, 从而为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提供依据。在环境监督方面, 广州不仅要对环境现状、发展问题作出分析与探索, 同时还需要明确环境监督主管部门, 并构建多部门参与的环境监管模式。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 把对环境风险、环境容量以及环境总量所做出的科学评估需要作为重要的决策依据。同时广州还要在产业发展中严格贯彻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 切实做到限制高污染项目和高污染产业的发展, 推动落后产能的淘汰, 并通过环保收费与排污收费政策为环境保护工作提供资金保障。对于污染环境的违法违规行为, 应当进行严肃查处。另外, 广州应当对企业和产业做出专业的严格审核, 避免污染面向农村或者经济不发达的地区扩展。

其次, 在环境的治理方面, 广州应当重视集中处理原则的贯彻, 通过在工业园区构建污染物集中处理设施来对工业园区所产生的污染物进行集中处理, 从而确保工业园区环境质量的优化与污染物处理效率的提升。同时, 为了进一步提升环境污染治理成效, 广州有必要利用政策手段来鼓励企业开发与使用可再生能源与清洁能源。针对饮用水源地, 广州更是要提高重视程度并做到严格把关, 通过做好水质监控和水源保护等工作来确保饮用水安全。在实践过程中, 广州还应当对沿江沿河产业的排污口进行合理的调整与规划, 从而使海域、河流的水质污染控制工作能够在统一管理的基础上提高管理效率与管理水平。

在对环境进行严格监控和有效治理的基础上, 广州还应当重视对已经被污染的区域进行环境改善与环境修复。如已关停的废旧矿山、采石场等都是进行环境修复的对象。对此, 广州应当重点加强地下采空区的填补与地面植被的恢复, 从而避免地面塌陷以及水土流失等现象的出现。另外, 在城市环境改善工作中, 广州应当重视绿地面积的增加, 如通过建设郊野公园、生态公园等来对城市中所出现的热岛效应进行缓解, 并对城市所具有的生态功能进行提升与完善。同时, 广州应当以提高人居环境水平为出发点, 不断提升生活垃圾处理水平, 从而为了居民提供良好的居住环境。而对于农村以及农业的管理, 则应当强调应用水源的保护, 并鼓励在农业生产中使用低残留、低毒的化肥农药产品, 通过提倡有机农业的发展来推动农业生产资源的循环利用。

广州在对环境进行保护的同时, 还应当重视环境保护经验的积累与环境保护技术的创新和提升, 这是提高广州环境保护、治理与修复水平的重要保障。在此方面, 广州应当重视在市内外开展广泛的学习与交流, 并重视先进环保技术和环保理念的引进, 通过与邻近区域构建环境治理合作机制, 来确保本地空气质量、水质质量的提高。另外, 在产业发展方面, 广州也应当鼓励环保产业、环保技术开发产业以及生态科研产业的发展, 从而推动自身环境优化水平与能力的持续提高。

3. 提高“资源-环境-经济”的协调发展能力

在生态经济背景下, 广州要实现“资源-环境-经济”协调发展, 不仅需要强化资源的保护与环境的治理, 同时要重视“资源-环境-经济”协调发展能力的进一步提高, 在此方面, 广州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推动产业经济的战略性改革。

(1) 广州需要推动基础产业与现代农业的发展, 对自身所具有的优势产业进行进一步的巩固与升级。在实现效益与质量平衡的基础上, 广州有必要推动园艺产业、种植产业、畜牧业和林业等产业实现现代化、国际化与标准化, 从而促使农业产业体现出生态化、集约化和对外发展的特征。为了给农业发展构建强有力的保障, 广州有必要重视基础设施的建设, 通过优化现有交通网络来提升自身的运输能力, 同时重视绿色能源的开发, 从而让现代农业发展能够得到良好的资源支撑。在基础产业方面, 则应当重视有色金属、建材、服装、食品、电气等产业的发展, 并通过融入高科技和新技术来提升产品附加值, 并为产品品牌的打造夯实基础。

(2) 广州应通过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来实现城乡统筹发展。从整个广东省来看, 城乡差距与贫富差距是十分明显的, 因此广东省被认为是我国最富有的区域也是最穷的区域。与广州的市区相比, 周边农村经济发展相对落后, 人均消费水平与城镇之间的差距也在进一步扩大。为了实现统筹发展, 广州应当结合自身优势, 实现资源合理配置, 通过推动产业与劳动力转移来开发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潜力。同时, 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并通过户籍制度的改革来让产业与城镇化发展的空间得到进一步的拓展。

(3) 广州要重视人才的引进与创新能力的提升。在产业升级与转型的过程中, 人才资源与创新能力是推动产业发展的根本动力, 但是创新能力不足, 自主知识产权与核心技术的欠缺, 都直接导致了广州各个产业的产品附加值不高和国际竞争力不强的问题。因此, 广州要在兼顾资源保护、环境治理的基础上重视发展高新产业与绿色产业, 并通过引进人才与提高自身创新能力来突破科技发展瓶颈。在此过程中, 广州各个企业, 特别是高新产业与绿色产业领域中的企业, 需要重视调整人才结构, 并开展高端人才的引进与自主培养项目, 从而为广州实现资源、环境和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保障。

(4) 广州要重视现代产业体系的构建, 推动经济发展实现新的突破。当前社会经济的发展呈现出了产业发展知识化、服务化, 国际产业不断转移的趋势。并且在可持续发展要求下, 广州经济发展中的各个生产要素所具有的成本在不断提升, 同时企业所面临的节能减排压力也在不断增大, 因此, 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升级与转型成为了广州在生态经济发展背景下实现发展的必由之路。这就要求广州能够提升自身自主创新能力以及经济对外开放水平, 推动传统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转变, 并通过扶持与带动企业的发展来实现产业科技水平的提升。另外, 广州要为企业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 吸引外来企业的入驻, 从而使自己成为全国现代服务业、花卉产业、制造业的中心, 并在此基础上推动经济发展, 实现新的突破。

综上所述, 广州实现“资源-环境-经济”的协调发展, 是生态经济背景下的必由之路。在实现三“资源-环境-经济”的协调发展过程中, 广州具有明显的优势与劣势, 而为了广州“资源-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实现, 广州应当重视绿色生产的推动、环境保护的强化以及“资源-环境-经济”协调发展能力的提升, 从而为广州资源、环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摘要：生态经济强调资源、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在此背景与要求下, 广州不仅需要重视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与环境保护工作的强化, 而且需要将资源与环境当做经济发展过程中重要的决策依据。本文在对生态经济背景下广州实现“资源-环境-经济”协调发展方面所具有的优势与劣势做出论述的基础上, 对广州实现“资源-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策略进行了分析与探讨。

关键词：生态经济,资源,环境,经济,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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