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卫生知识认知水平（精选6篇）
职业卫生知识认知水平 篇1
职业卫生量化分级管理是近年来职业卫生监督管理领域中的一个热点。通过综合分析企业的前期预防、职业卫生管理人员与机构设置、作业场所检测、职业健康监护、职业病诊断与病人保障以及职业健康监护档案, 结合企业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种类、数量以及接触人数等, 评定企业的职业卫生管理等级, 根据不同的管理等级实施不同的监督频次。这大大提高了职业卫生监督管理的效率, 提高了企业的职业卫生水平[1,2]。然而, 在加强职业卫生监督管理的同时, 我们也要充分调动企业的积极性, 提高企业的职业卫生认知水平, 启发和引导企业加强自身监管。以往的职业卫生认知研究大多针对企业员工, 而较少针对企业自身, 尤其是企业职业卫生管理人员的职业卫生认知水平研究较少。因此, 本研究针对企业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对本企业职业卫生情况的自我认知水平进行调查, 并分析其与企业职业卫生水平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 希望可为以后的工作提供些许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北京市海淀区171家存在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作业的企业。
1.2 职业卫生相关资料
召开企业职业卫生管理人员会议, 收集企业的职业卫生资料, 内容包括: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和机构设置情况、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岗位操作规程、应急预案、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报告、职业健康检查报告、防护设施及个人防护用品清单、合同样本、培训记录等。
1.3 企业现场资料
企业现场资料主要来源于日常监督检查资料以及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普查资料。
1.4 量化分级评分表、企业自评分、调查评分与分差
根据《上海市职业卫生分类及量化分级管理办法 (试行) 》中的《上海市职业卫生量化分级评分表》, 将评分表与评分标准合并至一张表格中, 从而使评分标准的应用更加统一, 评分表更加易用和实用。
为了保证各企业职业卫生管理人员能够充分理解评分表的内容, 尽可能按照同样的标准进行自评, 减少因评分人员差异对结果产生的影响, 研究人员召开了企业职业卫生管理人员会议, 对其进行统一培训, 然后再由其对企业的职业卫生情况进行自评 (称企业自评分, 下同) 。研究人员则根据上交的材料并结合企业现场监督检查资料以及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普查资料, 按照相同的标准对企业的职业卫生情况进行评分 (称调查评分, 下同) 。
原始量表每项满分10分。将各项指标加权后分别计算企业自评分与调查评分的总分, 如有合理缺项则进行标化。总分大于85分定为A级, 60～85为B级, 小于60为C级。分差=企业自评分-调查评分。以分差来反映企业职业卫生自我认知水平, 分差越小, 表示企业职业卫生自我认知水平越高;分差越大, 表示企业职业卫生自我认知水平越低。为了使结果更加直观, 将分差由小到大排序, 并计算其名次百分。计算公式如下。名次百分undefined (名次-0.5) [3]。名次百分越高, 说明企业职业卫生自我认知水平越高。
分析调查评分与企业自评分以及调查分级结果与企业自评分级结果之间的差异, 并通过分析职业卫生等级在不同分差范围内的分布情况来研究企业职业卫生自我认知水平与企业职业卫生状况之间的关系。
1.5 统计分析
应用EPIDATA 3.1将企业自评分和调查评分结果录入计算机。使用Eexcel 2003与SPSS 10.0进行统计分析, 应用配对t检验或非参数检验比较企业自评分与调查评分之间的差异, 应用卡方检验比较企业自评分与调查评分的分级结果之间的差异以及不同分差范围内职业卫生等级的分布有无差异, 应用秩相关分析企业自我认知水平与职业卫生水平之间的关系。
2 结果
2.1 企业基本情况
调查企业的职工总数为29 591人, 平均每个企业180人, 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人数为4687人, 平均每个企业31人。在职业卫生分类中定义为存在“严重”职业病危害的企业主要有:存在接触可能产生在《职业性接触毒物危害程度分级》 (GB 5044-85) 中危害程度为“高度或极度危害”的化学物质且接触人数多于3人的企业26家 (15.2%) , 可能产生石棉纤维的且接触人数多于3人的企业1家 (0.6%) , 可能产生列入《高毒物品目录》 (2003年版) 的毒物且接触人数多于3人的企业33家 (19.3%) , 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人数多于50人的企业15家 (8.8%) 。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为噪声、高温、粉尘、苯系物、汽油以及四氯乙烯, 各有害因素接触情况见表1。
2.2 职业卫生分级结果 见表2。
分级情况在企业自评与实际调查之间情况有差异 (χ2=82.02, P<0.01) 。自评结果中A与B级企业所占比例要大于实际调查的结果, 可以认为企业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对于本企业的职业卫生自我认知并不符合企业实际情况。故进一步分析自评分级与调查分级之间的差异, 见表3。
表3显示, 73家自评为A级的企业中仅7家 (9.6%) 为真正A级企业, 其余66家 (90.4%) 企业自评结果均好于实际情况。自评为B级的52家企业中有37家 (71.15%) 企业自评结果好于实际情况, 可见大多企业对企业的职业卫生自我认知情况较差。
由于评分的分布不符合正态, 采用中位数与Wilcoxon秩和检验来描述和比较企业自评分与调查评分之间的差异。企业自评分的中位数为80.00, 而调查评分的中位数为36.82。经Wilcoxon秩和检验, P<0.01,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企业自评分要高于调查评分。经配对Wilcoxon秩和检验, 发现多项指标企业自评分与调查评分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4。
注:括号内数字为该项满分。
其中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建设项目审核、生产布局合理有害和无害作业分开3项企业自评分与调查评分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由于职业病诊断与病人保障项目 (5项) , 绝大多数企业为合理缺项, 故未进行比较。
2.3 企业职业卫生自我认知水平与职业卫生状况的关系
本研究的171家企业分级情况为:A级7家 (4.09%) , B级52家 (30.41%) , C级112家 (65.50%) 。其中C级企业所占比例较多, 由于本文不评价企业的职业卫生情况好坏, 故不详述。职业卫生等级在不同分差范围 (即企业不同职业卫生自我认知水平) 内的分布情况见表5。
经卡方检验, χ2=64.77, P<0.01。可以认为分级情况在不同分差 (自我认知水平) 组内分布不同。即分差较小的企业中A与B级企业所占比例较大, 分差较大的企业C级企业所占比例较大。
为了更直观地观察企业职业卫生自我认知水平与职业卫生状况之间的关系, 我们以调查评分为横坐标, 分差名次百分 (计算方式见资料与方法) 为纵坐标做散点图, 见图1。可以看出, 除去少数调查评分较低但自我认知水平相对较高的企业 (图中虚线以上部分) , 随着企业打分的升高, 企业的分差名次百分 (企业自我认知水平) 也有升高的趋势。
将每个企业的分差名次百分 (分差名次百分越小, 自我认知水平越低, 分差名次百分越大, 自我认知水平越高) 与企业职业卫生调查评分进行秩相关分析, 发现两者之间具有正相关性, 相关系数为0.258 (P<0.01) 。
3 讨论
近年来职业卫生管理更多地开始采取量化分级管理, 总结各家之言, 主要是强调政府在职业卫生管理中如何发挥其监管作用, 并未对企业自身职业卫生认知水平及其对职业卫生状况的影响进行分析[4,5,6]。而企业作为直接用人单位, 应该成为职业卫生管理工作的核心, 尤其是企业职业卫生管理人员, 其对职业卫生的认知水平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一个企业的职业卫生状况。
表3显示, 自评为A级的73家企业, 仅有7家 (9.4%) 的评价真实反映了企业情况, 而其余66家 (90.6%) 却未能真切地认识到企业自身的职业卫生状况, 认知水平欠佳, 尤其是有29家被评为C级, 这些企业对自身的认知水平较差;而自评为B级的52家企业中有37家 (71.2%) 认知水平欠佳。
经检验, 发现企业自评分要高于调查评分 (P<0.01) , 经分析发现, 各个项目中分差与调查评分的比值最小为24.62%, 绝大多数超过50%, 甚至超过100%, 因而可以排除由于随机误差而导致企业自评分高于调查评分的可能。表4显示, 绝大多数项目企业自评分与调查评分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而仅在有害无害作业分开, 是否进行了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等这些显而易见的项目上没有差异。本研究企业自评分与调查评分之间有差异的结论与以往庄惠民等[6]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 这可能是由于地域不同 (上海与北京) , 人们的观念不同以及企业职业卫生自我认知情况确有差异[6]。
表5显示, 企业分级情况在不同分差 (自我认知水平) 组内分布不同, 分差越小A与B级所占比例越大, 分差越大C级企业所占比例越大。即自我认知水平较高的企业, A与B级所占比例较大。图1显示, 随着调查评分的升高 (反映企业职业卫生水平) , 分差名次百分 (反映企业自我认知水平) 也有随之升高的趋势。对分差名次百分与调查评分之间进行的秩相关分析发现, 两者之间具有正相关性, 说明企业职业卫生管理人员的自我认知水平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职业卫生情况, 但相关系数仅为0.258, 相关性不大。这可能是因为, 除了企业职业卫生自我认知水平的影响之外, 其他许多因素, 如监督管理水平, 企业经济状况等都可能影响企业职业卫生水平。
综上, 本研究认为在职业卫生的量化分级管理当中, 应当纳入企业自我认知评价的内容。本研究中以企业自评分与调查评分的分差来反映企业的职业卫生自我认知水平, 是对此的一种尝试, 但有一定的局限性。在以后的研究和工作当中, 应当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对企业职业卫生水平的影响, 并且探讨更加恰当的方法评价企业的自我认识情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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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卫生知识认知水平 篇2
关键词：石英砂,农民工,职业卫生知识认知水平,职业卫生服务需求
安徽省凤阳县境内石英岩储量大,质量稳定,二氧化硅含量高,是国内少有的优质大型石英岩矿床,是我国优质硅质原料生产基地。为了解整改后凤阳县石英砂企业农民工的职业卫生知识知晓率及职业卫生服务需求,我们选取凤阳县石英砂企业作为研究现场,于2014年6月开展了职业卫生知识认知水平及职业卫生服务需求调查,分析农民工职业卫生知识知晓水平和职业卫生服务需求的影响因素,为当地政府对石英砂企业职业卫生培训与监管提供基础资料。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42家石英砂生产企业中468名农民工作为对象进行调查。
1.2方法采用问卷调查法,发放统一设计的《农民工认知、态度、行为及职业卫生服务需求调查问卷》,由经过培训的调查人员对调查对象逐个进行调查。实际发放问卷500份,有效问卷468份,有效样本率为93.6%。 调查时间2014年6月10—12日。
1.3调查内容调查内容包括:1基本信息(姓名、性别、年龄、工种、工龄、文化程度等)。2农民工职业卫生知识知晓情况(职业病、尘肺病、职业健康监护和职业病诊断等基础知识,石英砂厂存在主要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女工职业保护知识等)。3农民工职业卫生服务需求情况(职业病防治法和职业卫生相关知识需求,个人防护用品需求, 定期职业健康检查和改善劳动环境需求,学习缓解工作压力和女工保健知识需求,政府、职业病防治机构、监督执法机构提供服务需求等)。
农民工职业卫生知识知晓情况调查表中,知晓率为每个项目答对的正确人数 / 问卷调查总人数;总知晓率为答对的正确项目数 / 问卷调查总项目数。知晓率得分和需求得分的需求问卷变量及赋值见表1,根据调查问卷实际情况评分,然后进行统计分析。
1.4质量控制1编制统一的填写说明,对调查人员进行统一培训。2对现场调查表采用自填问卷和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对有一定文化水平和读写能力,能够独立完成问卷的,采用自填方式,对文化水平较低者且不能独立完成者,有调查员逐项询问,按照被调查者的回答完成问卷填写。
1.5统计学分析问卷数据采用Epi Data 3.0统计软件双人录入,采用SPSS 19.0进行统计分析,统计其知晓率得分和职业卫生服务需求得分,采用方差分析进行各单因素分析,检验水准 α=0.05。
2结果
对6名被调查者间隔1月后进行第2次调查,结果发现问卷的一致性为83.3%,说明其重测信度良好。 2.1基本信息本次共调查农民工468人,其中男性387名,女性81名;年龄最大68岁,最小18岁,年龄中位数为40岁。最短接尘工龄不足1 a,最长接尘工龄30 a,接尘工龄中位数为3.83 a。调查农民工主要分布在中型和微型企业,占84.61%(396/468),见表2。
注:a 指参照《国家统计局关于印发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国统字 [2011]75 号),大型企业:≥1 000 人;中型企业: 300~1 000 人;小型企业:20~300 人;微型企业:<20 人。
2.2职业卫生知识知晓情况农民工对职业卫生知识总体知晓率为82.90%,以“粉尘对人体产生健康损害” 的知晓率最高,占96.15%,见表3。
2 .3职业卫生服务需求情况468名农民工中有51.28%农民工通过电视广播途径了解职业卫生知识, 电视广播 > 宣传板报 > 办培训班 > 宣传资料 > 现场咨询>网络。同时,51.07%农民工希望今后能通过办培训班等直接交流的方式学习职业卫生知识。在农民工对职业卫生服务需求调查中,以配备个人防护用品需求和定期进行职业健康检查的需求最高,分别占95.51% 和93.80%。而对工资收入和工作环境的满意度最低,仅为32.26%和33.12%。
农民工希望政府提供的服务中,以组织工厂对工人进行职业卫生知识培训和职业健康检查需求最高, 分别占69.23%和75.58%;其次,希望政府尽快制定更新职业病防治法规(52.35%)和加强安全生产规范宣传需求(58.33%)。希望职业病防治机构提供的服务中,以定期到工厂进行职业卫生知识培训(56.62%)、培训工人职业危害因素识别(62.82%)、定期进行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68.16%)和职业健康检查(68.37%)需求为主。希望监督执法机构提供的服务中,以定期监督企业组织工人职业健康检查 (74.14%) 和工厂安全检查 (72.86%) 需求为主 , 其次为加 大违法处 罚力度 (34.82%)需求。见表4。
2.4影响职业卫生知识知晓率和职业卫生服务需求情况的单因素分析对468名农民工进行职业卫生知识知晓和职业卫生服务需求情况的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小于30岁、大专及以上、中型企业的农民工职业卫生知识知晓率显著高于其他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男性农民工职业卫生服务需求显著高于女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微型企业农民工需求显著高于其他类型企业的农民工,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见表5。
3讨论
调查表明,凤阳县石英砂生产企业工人的文化程度较低,流动性大、缺乏基本的职业卫生服务,这与国内外对小工业的报道基本相同[1,2]。农民工对于粉尘、岗前健康检查等概念知晓率最高,这可能与2009年当地发生大规模石英砂企业农民工矽肺病事件[3]后,政府加大了对农民工职业病危害因素和职业健康监护的培训有关。而农民工对于职业病应到什么机构进行职业病诊断的知晓率较低,25.21%的农民工不知道普通内科医生不能诊断职业病,提示石英砂行业农民工对于自我保护法律意识不够有关。调查显示,凤阳县石英砂企业农民工希望主要通过办培训班、电视广播、现场咨询
的方式来获取职业卫生相关知识。与文献[4-6]的调查结果较为接近。
农民工对于个人防护用品、职业健康检查及学习职业病防治法的需求达到了90%以上,这说明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的农民工对于自身健康和职业卫生知识需要越来越强烈,可能与劳动者文化水平不断提高和自我健康保护意识越来越强有关。75.85%的农民工希望政府督促企业进行工人的健康检查,68.38%的农民工希望职业病防治机构定期到工厂进行职业健康检查,74.14%的农民工希望监督执法机构定期要求企业组织工人进行职业健康检查。这说明农民工对于职业健康检查强烈需求。国家安监总局职业健康司调研了河北、河南、安徽等10个省(区)的80家石英砂加工企业, 仅有9.3%的企业对从业人员进行了职业健康检查[6]。因此,安监部门、卫生行政部门、劳动部门等政府职能机构应加强对石英砂企业的职业病防治工作的监督和管理力度,尤其是要加强石英砂从业人员健康监护。
对于知晓率和需求进行单因素分析,年龄小于30岁、大专及以上、中型企业的农民工职业卫生知识知晓率显著高于其他组,主要与年龄较小、学历较高的农民工接受新事物新知识的能力相对较强,同时,中型企业对职业健康意识较小微型企业强,中型企业职工接受的职业卫生知识宣传培训多于小微型企业有关。男性农民工职业卫生服务需求显著高于女性,与范秀红等[7]的研究结果近似,可能与石英砂行业男性工人数量远大于女性工人,且从事的主要是破碎和拣砂等粉尘浓度较高的岗位有关。微型企业农民工职业卫生服务需求远远高于中小型企业,进一步调查发现,微型企业经营管理者80%以上学历是初中及以下者,可能与微型企业企业主自身文化水平较低,缺乏职业卫生管理意识, 没有提供职业卫生相关知识的培训宣传服务有关。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明确规定了企业是保护劳动者健康权益的直接责任主体[8],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积极督促企业承担起保护劳动者职业健康的社会责任,企业有义务做好职业卫生知识培训和职业健康监护,有责任为农民工提供符合要求的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切实满足农民工日益增长的职业卫生服务需求,提高农民工职业卫生知识认知水平,预防职业病的发生,保护劳动者健康。
职业卫生知识认知水平 篇3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于2013年5—12月,分层整群随机抽取辽宁省沈阳、大连、锦州、营口、辽阳、铁岭6个城市共12所学校的3 300名学生家长作为调查对象,每个城市分别抽取2所小学的学生家长按以下规则进行抽取: 若三~六年级学生总数≤300名,则抽取该部分学生的全部家长进行调查; 若总数>300名,则每个年级按一定比例抽取,抽取到的班级内的学生家长全部进行调查,共调查不少于300名。,对抽到的小学中的三年级及以上的全部学生家长进行调查。收回问卷3 280份,有效问卷3 130份,有效回收率为95. 42%。女生家长年龄24 ~ 47岁,平均( 38.00±3.50) 岁; 男生家长年龄29 ~ 47岁,平均 ( 39. 41±3. 62) 岁。男生1 092名,女生2 038名。文化程度在高中及以下者1 747名( 55.81%) ,大专及以上1 355名( 43.29%) ; 居住地在农村 者558名 ( 17. 83%) ,郊区者129名( 4.12%) ,城市者2 443名( 78.05%) ; 家庭年收入≤5万元者1 979名 ( 63. 23%) ,> 5万元者1 098名( 35.08%) 。
1.2方法
采用自行设计的突发事件调查问卷进行调查,内容包括家长一般资料、家长突发事件认知水平现状、家长安全知识知晓水平评估、家长对学生突发事件的重视程度4个部分。问卷Cronbachα系数为0.747,内容效度CVI= 0.967。问卷由调查员统一分发给学生,由学生将问卷带给家长填写,隔天统一收回。
1.3数据分析
应用SPSS 17.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对等级资料采用秩和检验,对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突发事件认知水平
2.1.1父亲不同性别家长突发事件认知水平比较与母亲在突发事件认知、突发事件与生活关系2个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0) ,母亲在以上两方面认知程度的平均秩次要高于父亲。见表1。
注: ( ) 内数字为构成比 /%; 部分项目存在数据缺失。
2.1.2不同文化程度家长突发事件认知水平比较不同文化程度家长在突发事件种类认知、突发事件与生活关系、对突发事件重视程度3个方面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 0.00) 。大专及以上学历家长以上3个方面认知程度的平均秩次均大于高中及以下学历的家长。见表1。
2.1.3不同家庭收入家长突发事件认知水平比较不同家庭年收入家长在突发事件种类认知、突发事件与生活关系、对突发事件重视程度3方面的认知构成情况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 。家庭年收入在5万元以内的家长对突发事件认知程度的平均秩次均小于5万元以上的家长。见表1。
2.2 突发事件安全知识水平
2.2.1不同文化程度家长突发事件安全知识知晓率比较不同文化程度家长对突发事件安全知识知晓率在自然灾害、人为事故、公共卫生、应对策略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 = 0.00) 。大专及以上学历家长的安全知识知晓率要高于高中及以下学历家长。见表2。
2.2.2不同家庭收入家长突发事件安全知识知晓率比较不同家庭收入家长对自然灾害、人为事故、公共卫生、应对策略的安全知识知晓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 0.00) 。家庭收入高的家长的安全知识知晓率高于家庭收入低的家长。见表2。
2.2.3不同居住地家长突发事件安全知识知晓率比较不同居住地的家长对突发事件安全知识知晓率在自然灾害、人为事故、社会安全、公共卫生、应对策略方面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 = 0.00) 。两两比较发现,居住在农村的家长的安全知识知晓率在自然灾害、人为事故、社会安全、公共卫生、应对策略方面均低于居住在城市的家长( P值均<0.017) ; 居住在郊区的家长安全知识知晓率在自然灾害、社会安全、公共卫生方面要 高于居住 在农村的 家长 ( P值均 <0.017) ; 居住在城市的家长安全知识知晓率在人为事故方面要高于居住在郊区的家长( P<0.017) 。见表2。2.3不同性别家长在是家长对学生安全重视情况否了解孩子目前具备的安全知识、是否与教师谈论过孩子安全问题、是否了解学校保卫处工作职能3个方面知晓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 0.00) 。见表3。
注: ( ) 内数字为知晓率 /%; 部分项目存在数据缺失。
注: ( ) 内数字为构成比 /%。
3 讨论
学生对突发事件的认知水平及安全知识水平对于保障自身安全有着重要作用[4],而家长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对突发事件的认知情况对学生有着直接影响。调查显示,家长对突发事件种类的全面知晓率仅为24.5%,认为突发事件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家长比例为73.7%,对突发事件表示重视的家长占90.1%。母亲对突发事件的认知程度要高于父亲,可能是由于父亲大都在外工作、社会交际较多,而母亲则扮演着照顾家庭日常生活的主要角色。学历高的家长对突发事件的认知程度要高于学历低的家长,这一结果与颜翠兰等[5]调查一致,家长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对突发事件相关知识的知晓程度就越高。家庭收入高的家长对突发事件的认知程度要高于家庭收入低的家长,可能由于家庭收入低的家长生活质量相对不高,将大量精力放在维持生计的工作上,因此对于社会上的各类突发事件关注度不高,对突发事件的认知水平也有限。
学生家长对突发事件的人为事故、应对策略、自然灾害、公共卫生、社会安全5个方面的安全知识知晓率分别为16.5%,30.3%,31.3%,54.1%,54.7%,对人为事故的安全知识知晓率最低,其他方面的知晓率也低于55%。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家长对自然灾害、人为事故、公共卫生、应对策略的安全知识知晓率高于高中及以下学历家长,与邱静等[6]一致。高学历家长对突发事件的相关知识掌握较多,了解突发事件带来的危害,因而在日常生活中对突发事件的关注程度较高[7]。家庭收入高的家长的安全知识知晓率高于家庭收入低的家长,可能原因是家庭收入高的家长对突发事件的认知程度高,对摄取各种突发事件安全知识有较强的主动性,因而安全知识知晓率高。居住在农村的家长对自然灾害、人为事故、社会安全、公共卫生、应对策略的安全知识知晓率均低于居住在城市的家长,居住在郊区的家长对自然灾害、社会安全、公共卫生的安全知识知晓率高于居住在农村的家长,居住在城市的家长对人为事故的安全知识知晓率高于居住在郊区的家长,说明家长对突发事件安全知识知晓程度存在城乡差异,与李莉等[8]、张刚等[9]调查一致。一方面城市人口相对密集,人为事故、社会安全、公共卫生类突发事件的发生频率较高,因而居住在城市的家长对突发事件的重视程度也相对较高; 另一方面,居住在城市的家长文化水平、经济状况及医疗卫生服务水平要好于居住在农村的居民,因此对突发事件的相关知识知晓率高[9,10,11]。郊区是由农村向城市过度的中间状态,人口密集程度和各项安全设施的完备程度要低于城市,因此居住在郊区的家长对人为事故安全知识知晓率要低于居住在城市的家长。
家长表示经常与教师谈论孩子安全问题、了解学校保卫处职能、很了解孩子目前安全知识、经常给孩子讲解安全知识的比例分别为15.0%,20.4%,28.7%,46.8%,显示出家长对孩子的安全问题重视程度有待提高。此外,父亲对孩子的安全重视程度要比母亲高,可能是父亲相对于母亲比较关注社会热点新闻,在外工作接触到的突发事件较多、接受的各种突发事件的宣传较多[5],因此对孩子的安全问题重视程度相对高一些。有研究表明,在学生的安全健康教育中,家长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12]; 在遇到危机事件时,约有83%的学生愿意第一时间将所经历的事件告诉家长或者教师[13]。因此,家庭环境对学生安全健康知识的掌握有着重要作用[14]。
职业卫生知识认知水平 篇4
关键词：认知,知识,生活变动事件,学生
突发公共事件指突然发生, 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生态环境破坏和严重社会危害, 危及公共安全的紧急事件[1]。近年来, 我国小学生的安全问题日趋严重和复杂, 安全伤害事故频发, 小学生尚属未成年人, 对突发事件的认知水平及应急避险能力有限, 在突发事件中极易受到严重伤害, 因此, 备受社会各界的关注[2]。学校与学生安全密切相关, 教师及学校管理人员是学生安全的维护者, 因此, 教师及学校管理者的安全知识水平及对突发事件的重视程度直接影响学生对待安全问题的看法。本课题的目的在于评估学生、班主任及学校管理人员的突发事件认知水平现状, 为小学生的安全教育提供参考, 也为预防及控制伤害的发生提供科学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2013 年 6—12 月分层整群随机抽取辽宁省沈阳、大连、锦州、营口、辽阳、铁岭 6 个城市, 每个城市分别抽取 2 所小学的三年级及以上的学生、班主任及相关学校管理者进行调查。按照以下规则进行抽取: 如果三 ~ 六年级学生总数≤300则全部进行调查;如果总数 > 300, 则每个年级按一定比例抽取不少于300名, 抽到的班级全部调查。共调查学生合计3 300名, 平均 ( 11. 31±1. 53) 岁。有效问卷3 166份, 有效率为96. 54% ( 问卷中有单个条目未作答则作为缺失值处理, 数据分析总体不删除) , 其中男生1 431名 ( 45. 20% ) , 女生1 735名 ( 54. 80% ) ; 三、四年级学生1 459名 ( 46. 09% ) , 五、六年级学 生1 707名 ( 53. 91% ) 。教师及学校管理人员共175名, 有效问卷158份, 有效率为92. 94% , 其中男性46名 ( 29. 11% ) , 女性112名 ( 70. 89% ) ; 来自大城市 ( 沈阳市和大连市) 者58名 ( 36. 71% ) , 来自中小城市 ( 锦州市、营口市、辽阳市、铁岭市) 者100名 ( 63. 29% ) 。
1. 2方法采用自行设计的学生问卷、教师及学校管理人员问卷进行调查。其中, 学生问卷包括学生一般资料、学生突发事件认知水平现状、学生安全知识知晓水平评估3个部分。突发事件种类认知包括自然灾害 ( 如地震、洪水) 、人为事故 ( 如火灾、踩踏事件) 、社会安全 ( 如打架斗殴、敲诈勒索) 、公共卫生 ( 如突发传染病、集体食物中毒) 4个方面, 选择以上4个方面的为全面知晓, 部分选择的为部分知晓, 没有选择的为不知晓。问卷Cronbachα系数为0. 770、内容效度指数 ( CVI) 为0. 932; 班主任及学校管理人员问卷包括一般资料、对突发事件认知水平现状、对突发事件安全知识知晓水平评估、学校安全现状评估4个部分, 问卷Cronbachα系数为0. 817, 内容效度CVI = 0. 912。统一培训调查员, 学生问卷、班主任及学校管理人员问卷由调查员现场发放, 匿名填写, 当场收回。
1. 3 统计分析 应用 SPSS 17. 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 对等级资料采用秩和检验, 对计数资料采用 χ2检验。
2 结果
2. 1学生对突发事件认知水平秩和检验结果显示, 不同性别学生对突发事件认知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P值均 > 0. 05) ; 低年级与高年级学生在突发事件种类认知、对突发事件重视程度两个方面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P值均 < 0. 01) 。见表1。
注: ( ) 内数字为构成比 /% 。
2. 2学生突发事件安全知识水平不同性别学生对突发事件安全知识的知晓率除了在伤害事件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外, 在其他方面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P值均 > 0. 05) , 女生对伤害事件的安全知识知晓率高于男生。不同年级学生对突发事件安全知识知晓率在交通事件、火灾、伤害3个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P值均 < 0. 05) , 在交通事件和火灾方面, 低年级学生的知晓率高于高年级学生; 在伤害方面, 高年级学生的知晓率高于低年级学生。见表2。
注: ( ) 内数字为知晓率 /% 。
2. 3 班主任及学校管理人员对突发事件认知与安全知识水平 班主任及学校管理人员对突发事件种类的全面知晓率为36. 7% ( 58 /158) , 认为突发事件与生活息息相关的比例为74. 7% ( 118 /158) , 对突发事件重视的比例为74. 7% ( 118 /158) 。不同城市班主任及学校管理人员对突发事件安全知识知晓率在自然灾害、公共卫生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P值均 < 0.05) 。中小城市的班主任及学校管理人员自然灾害的知晓率高于大城市; 大城市班主任及学校管理人员公共卫生方面的知晓率高于中小城市。见表3。
2. 4学校安全现状评估分别从易燃易爆品是否有专人专管、校园的报警装置消防设施是否安置到位、楼道大厅是否安装足够的照明设施、操场是否允许校外人员进入、主要建筑物及角落是否安装监控设备、体育设施是否有专人管理和维护6个方面对学校安全现状进行评估, 比较大城市学校与中小城市学校安全现状, 结果显示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P值均 > 0. 05) , 学校安全硬件设施都有妥善管理。见表4。
注: ( ) 内数字为知晓率 /% 。
注: ( ) 内数字为报告率 /% 。
3 讨论
小学生对突发事件种类的全面知晓率为16. 6% , 不同性别学生对突发事件种类认知、突发事件与生活关系、突发事件重视程度的认知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与范存欣等[3]调查一致。不同年级学生在突发事件种类认知、对突发事件重视程度两方面的认知情况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三、四年级学生对突发事件种类的知晓程度要高于五、六年级学生; 五、六年级学生对突发事件的重视程度高于三、四年级学生, 说明并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学生对突发事件的认知程度随之提高[3]。有研究显示, 一方面, 低年级学生比高年级学生年龄小, 家长及教师对其安全知识讲解次数比高年级学生要多; 另一方面, 高年级学生由于逆反心理, 家长与教师越是反复强调安全问题则越是不在乎[3], 因此会出现上述结果。
小学生对溺水、食物中毒、伤害事件的安全知识知晓率均低于40% , 对踩踏事件的安全知识知晓率还不到4% 。女生对伤害事件安全知识的知晓率高于男生, 可能是由于男、女生在生理和心理上的不同, 家长对女生伤害事件的安全教育要比对男生的程度强、次数多, 因而女生对伤害事件的安全知识知晓率要高一些。三、四年级学生对交通事件和火灾的安全知识知晓率高于五、六年级学生, 五、六年级学生对伤害事件的安全知识知晓率高于三、四年级学生, 原因是交通事件与火灾是常见的突发事件, 家长与教师对低年级学生的安全教育比高年级的次数多; 且随着年级升高, 家长及教师对学生的应试课程知识更加重视, 从而忽略了对学生的安全教育[4]。但是, 高年级学生的自立性和自主性比低年级学生强, 随着年龄的增长所经历的或者见到的伤害事件逐渐增多, 因此五、六年级学生对伤害事件的安全知识知晓率高[3]。
学生对突发事件的认知水平与安全知识水平均有待提高, 小学生缺乏生活经验, 常有冒险和侥幸心理, 因此, 学校应当针对小学生不同的生理心理特点进行与之相适应的安全教育, 普及安全知识, 发挥学生自救能力, 提高学生对突发事件的认知水平与安全知识水平[5]。有研究者提出建议, 可以针对不同年级学生的生理及心理特点进行安全教育, 对低年级学生可以通过黑板报、墙贴等图文并用的形式, 对高年级学生进行定期安全知识讲座可使学生加深印象[3,6];同时应利用媒体的社会宣传作用, 充分调动社会各界对小学生安全的关注程度。
班主任及学校管理人员对突发事件种类的全面知晓率为36. 7% , 认为突发事件与生活息息相关, 对突发事件重视的比例均为74. 7% , 说明班主任及学校管理人员虽然对突发事件的重视程度较高, 但是对突发事件种类的知晓程度有欠缺, 因此, 对班主任及学校管理人员进行突发事件的安全教育也是有必要的。
班主任及学校管理人员对人为事故、自然灾害、应对策略、公共卫生、社会安全5个方面的安全知识知晓率均低于50% 。中小城市的班主任及学校管理人员对自然灾害的安全知识知晓率高于大城市的班主任及学校管理人员, 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可能原因是突发性的地质灾害、水旱灾害、森林火灾等自然灾害在中小城市及农村多见。大城市的班主任及学校管理人员对公共卫生的安全知识知晓率高于中小城市的班主任及学校管理人员, 大城市人口密集,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涉及地区范围广, 人群范围大, 因此, 其对公共卫生知识的重视程度较高。
班主任及学校管理人员对突发事件的认知水平及安全知识知晓率尚需提高, 学校针对此现状, 应加强对教师安全意识方面的教育, 使学校教师不断了解掌握突发事件的基本类型等常识, 尤其是对人为事故方面的安全知识, 掌握应对突发事件的方法, 提高应急避险能力。张裕岭[6]提出, 要加强中小学校教师的应急能力建设, 使教师掌握有关安全知识和防御常识, 提高教师的决策能力和应变能力, 另外, 要提高教师的心理承受能力, 在突发公共危机时, 教师要表现得沉着、冷静才能保护学生的生命安全。作为知识的传授者, 教师及学校管理人员应在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中加强安全知识的宣传与讲解, 提高学生对突发事件的安全意识。有研究表明, 以健康教育为主的安全干预措施能够使中小学生的伤害发生率下降[7]。
对不同城市的学校评估显示: 大城市学校与中小城市学校安全现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并且, 在易燃易爆品是否有专人专管、报警和消防装置是否安置到位、是否安装足够的照明设施、操场是否允许校外人员进入、建筑物及角落是否安装监控设备、体育设施是否有专人管理6个方面的妥善管理比例均在80%以上, 无论是大城市学校还是中小城市学校对待学生安全的硬件设施都比较齐全和到位, 也进一步说明教育管理者对学生安全的重视程度较高。
总之, 由于处于未成年阶段, 小学生没有形成成熟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缺乏对是非的判断能力、自制力以及对突发事件的有效反应能力[8]。学校是与学生学习生活密切相关的环境, 而教师及学校管理人员是保护学生免受伤害的强有力后盾, 教师及学校管理人员对突发事件的认知水平与安全知识水平直接关系到学生对突发事件的认知程度与应急能力, 因此, 教师及学校管理人员应充分认识到自身的安全知识水平, 提高对学生安全的重视程度。学校在各项安全硬件设施都准备完善的情况下, 应将安全知识和安全演练作为一门课程培养学生的安全意识, 并努力在实践中摸索最好的处理方法提高学生的应急能力[9]。我国中小学校大多把精力倾注在课堂教育, 缺少灾难逃生的教育。因此, 我国中小学不仅要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 培养学生安全意识, 更应交给学生发现险情、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及安全逃生的办法。对学生的安全教育不仅需要学校教师的讲解, 也需要学生家长、教育部门、交通部门、卫生部门、宣传部门以及社会各界对学生安全的密切关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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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卫生知识认知水平 篇5
1 教师自身综合素质的培养
高等卫生职业教育专业课教师, 其职业特点具有双重性:既要懂得教育教学, 又要能传授医学知识, 需要的是“双师型”的人才队伍, 而大多数的教师都是从医学院校毕业, 只具有一定的临床理论和实践技能, 而在教育教学方面的水平和经验又显得比较薄弱, 因此必须在这两方面加以提高。
1.1 教育教学方面
作为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 首先必须具备相应的资格, 通过进行普通话、教育学、心理学、师德及法规等相应的岗前培训, 让教师懂教育、想教育、爱教育, 从而增加教师的责任感和荣誉感。同时教师要适应现代教学水平, 熟练掌握和利用为了各种教辅工具、教学手段和方法, 提升教学质量, 开展定期、不定期的教学经验探讨, 交流教学方法和技能。
1.2 医学专业方面
当今社会, 知识的更新日新月异, 而医学是一门关乎生命健康的严谨的学科, 这就要求教师队伍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和内涵, 通常需要采用进修、下临床和继续深造等措施为自己充电, 以适应知识更新所带来的新的教育形式的需要。
下医院参加临床工作, 一来可以积累教师的临床经验和获取最新的医学知识, 同时也可以深入地了解最新的医疗发展状况, 相应的医疗法律法规, 医患关系的走向等, 把这些内容充实到教学工作中, 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促进学生的学习动力。
继续深造不仅是学校对教师的要求, 也是教师自身发展的需要。就当前的晋升机制来看, 教师想要获得更高的职称必须有更高的学历, 这就要求专业课教师通过脱产、半脱产等形式取得更高层次的学历, 一来让自己在专业方面保持优势, 以应对晋升机制的约束。二来充实和更新自己的专业知识, 为往后的教学活动增添新的教学素材和更深内涵。
2 创造良好的教学环境
教学环境的好坏会影响到教师的教学热情和积极性, 进而影响到教学水平, 严重的影响到整个教学质量, 为教师创造良好的软、硬件教学环境, 可以充分挖掘教师各方面的潜能, 以最饱满的热情投身到教学活动中去[1]。
2.1 软环境
学校管理机构要为教师创设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 为教师提供参与教育科研的机会, 提供各种展示锻炼的机会, 只要对提高教师水平有益的教育教学研讨会, 无论是本市的, 还是全国的, 学校都会积极安排教师前往;重视对骨干教师的培养, 宣传优秀教师的业绩, 为获奖教师发奖时, 动员师生应当全部参加, 要让学生知道:我们的教师获奖了, 增强教师的荣誉感和成就感;学校的对外网站设专区宣传优秀教师的事迹;为教师排忧解难, 特别是子女教育是每位家长最关心的问题, 教师也不例外。
2.2 硬环境
医学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学科, 所需教学仪器、设备比较多, 必须加大资金的投入, 加强试验室的建设、附属医院的建设、实习基地的建设以及图书馆的建设等, 优化教学条件, 教师在教学活动中不会因为教学条件的限制, 而出现“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尴尬境地。对于一些专业需要而又比较贵重的仪器设备, 而学校在没有能力购买的情况下, 通过学校与当地医院协作的方式, 借用医院的设备优势, 实行学校和医院共同培养的教育模式。
3 转变教学观念, 积极探讨有益的教学方法和手段
3.1 树立“学生为主, 教师为辅”的观念
树立“学生为主, 教师为辅”的观念, “先生教学生, 中心点是学生”, 把学生从以前被动的学习状况中解放出来, 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俗语说的好:“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 教师在制定教学计划和教学目的之初, 就要体现出学生的地位和教师作用, 教师主要是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终身学习的能力, 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在教学中, 教师要鼓励学生质疑, 发表不同意见, 尊重学生的看法, 保护学生的积极性, 保证学生具有安全感, 这样在平等、友好、活跃等宽松课堂环境中, 有利于学生自主的思考, 自学质疑, 自我评价, 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
3.2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挖掘学习潜能
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生来校学习医学知识基本上都是冲着专业来的, 说明学生对医学感兴趣, 但很多学生并不清楚自己将要从事的专业光凭兴趣是远远不够的, 在学习中他们也会表现出对医学基础知识的枯燥和死记硬背的厌倦。为了维持和促进学生的这种原始兴趣, 教师应多采用启发式和引入式教学方法, 在教学过程中引用些真实的病例、病案, 如讲到心肺脑复苏时, 引入一人突然由于激动出现呼吸、心跳停止, 现场缺乏复苏设备和技术条件的病例, 提出应如何认识和正确处理这种情况的问题, 激起学生的好奇心和思考的积极性, 并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 挖掘他们的学习潜能, 使学生懂得医学知识的应用在日常生活、工作中的普遍性和重要性[2]。
3.3 模拟医疗场景, 培养动手能力
结合课堂教学的内容和需要, 适当地模拟一些特定的医疗场景, 为学生提供练习机会, 培养动手能力[3]。如应用“模拟人”进行人工呼吸急救、心脏按摩、进行输液注射练习, 模拟手术室场景, 对学生进行铺巾、打结、传递手术器械练习等。最近出现了一种综合模拟系统, 完全由电脑程序驱动, 能够模拟人体真实的病理生理特征, 也能再现临床实践中经常遇到的各种病例和救治场景, 教师根据需要载入病例, 接受学生亲手操作, 使学生对病人外表的观察、实施急救措施以及如何用药等医疗技术方面在模拟系统上得到练习。
3.4 落实实习追踪, 加强临床实训
临床实习是医学教育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环节, 主要是培养学生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科学思维方法的形成, 巩固提高所学基础理论、临床知识技能, 对学生进行综合训练[4]。教师要密切追踪学生在实习阶段的表现, 鼓励学生多看、多学、多问、多动手, 尽量可能多的为学生创造临床实训的机会, 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积极配合医院带教教师对学生的实践技能知识进行测试和评价。
摘要：针对高等卫生职业教育的不断深入和发展, 结合当前的教育形式与发展需要, 高等卫生职业教育专业教师须通过各种途径提高教学水平, 从而提升教学质量, 才能为社会培养大批适应时代发展的高层次、实用型的卫生技术人才。
关键词：高等卫生职业教育,专业课教师,教学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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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卫生知识认知水平 篇6
关键词：医学院校,选修课,认知调查
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为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于2002年开始探索面向全校学生开设选修课, 学校教务处出台了相关的规章制度, 明确提出了开设选修课的目的, 致力于培养“厚人文、明医理、强技能、高素质”的适应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应用型卫生技术与健康服务类人才。本文以学生为调查对象, 了解我校选修课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为选修课的优化提供理论依据。
我校目前实施的《人才培养方案》是于2013年修改调整的, 因此本研究选定的时间范围从2013学年开始, 对2013—2014学年学校实际开设的选修课开展访谈和问卷调查。
1 调查结果
1.1 学生对选修课的总体评价
第一, 学生对开设选修课必要性的认识情况 (见图1)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大多数学生对学校开设选修课持赞同意见, 参与调查的430名学生中, 有355人“完全赞同”和“赞同”, 占82%。只有6%的学生“不赞同”和“非常不赞同”开设选修课, 说明学生对开设选修课是比较认同的。12%的学生认为“无所谓”。
第二, 学生对目前选修课制度合理性的认识情况 (见图2)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大多数学生对于目前学院选修课制度的合理性持赞同态度, 参与调查的430名学生中, 348人“完全赞同”和“赞同”, 占81%。只有11%的学生“不赞同”和“非常不赞同”, 说明学生对选修课制度的合理性是比较认同的。8%的学生认为“无所谓”。
1.2 学生对学校管理的评价
学生关于目前学校对选修课的重视程度、师资配备、选课程序、教师管理、门类设置及选修课内容等的评价见表1。
1.3 学生对选修课教师教学情况的评价 (见表2)
1.4 学生上选修课的目的
关于学生上选修课目的的调查结果见图3。调查结果显示, 53%的学生上选修课的目的是为了“学知识”, 26%的学生上选修课的目的是为了“提高综合素质”, 而为了“凑学分”的学生人数占调查总人数的19%。由此可见, 多数学生希望在选修课上有所收获。
1.5 学生上选修课的收获
有关学生在选修课中的收获调查结果见图4。调查结果显示, 认为在选修课中收获很大的学生仅有100人, 占调查总人数的23%, 这一方面说明选修课教学质量有待提高, 另一方面说明学生重视选修课, 对选修课期望值较高。
2 选修课教学效果不佳的原因
2.1 学生方面的原因
学校开设选修课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为分析研究学校选修课中存在的问题, 我们先了解学生方面的原因, 这里面既有学生主观认识上的原因, 也有客观存在的原因。
2.1.1 学生对选修课目标的认识存在误区
虽然学校对选修课进行了各种形式的宣传和讨论, 使学生对选修课的认识有所提高, 但在学校选修课的实际教学过程中, 部分学生对选修课的认识仍存在着一些误区。
(1) 认为选修课只是兴趣课或只是为了拿学分。目前, 多数学生是凭自己一时的兴趣去选择选修课, 有些学生选择选修课的出发点仅仅是为了拿学分, 因此这部分学生会选择一些相对比较容易的课程, 也有部分学生是在功利心的驱动下选择选修课的。如目前学生热衷于选择影视鉴赏等课程, 如果医学院校的学生只是图新鲜或者轻松都去选择一些影视鉴赏类的课程, 那么开设选修课的目的与作用就无法达到。目前, 学校有些专业选修课是为了给学生补充部分专业课的内容而开设的, 但有些学生会认为这种选修课不是专业课程, 选择这种课程没什么意思, 所以不愿意选择。对于这种情况, 需要专业教师及班主任等给予学生必要的指导, 帮助学生选择适合的选修课程。
在“你理想中的选修课是什么样子”的回答中, 有相当一部分学生认为选修课要有趣, 内容要丰富多彩并且要能增长见识, 实用性要强, 有助于培养实用技能;要注重培养思维方式和综合人文素养, 而“最好不点名, 不留作业, 好通过”也是学生选择选修课的一个重要因素。
(2) 认为选修课是专业课的延伸。医学类高职院校的学生从进入大学开始就进行专业技能的学习, 而理论知识或多或少有所欠缺, 操作技能一般都较强, 因此学生对专业理论知识有一种渴望, 这就使得学生认为选修课还应多增加些专业课的内容。在“你更喜欢哪种类型的选修课”的回答中, 37%的学生喜欢医学类的选修课, 调查结果见图5。
从学生的调查问卷统计结果可以看出, 医学类高职院校的学生热衷于专业课程的学习。学生对开设选修课的目的及作用了解不深, 只是从专业发展的角度来看选修课, 他们认为选修课只是为了补充专业知识的, 甚至有的学生认为选修课如果不能增长专业知识, 还不如自己看书。
2.1.2 学生对选修课内容缺乏了解
调查结果显示, 许多学生由于不了解选修课的内容, 导致学习态度不端正, 从而影响学习效果。
(1) 仅为凑学分而选课, 选课时忽视课程教学内容。医学类高职院校学生选课时间安排在期中, 期中开始选下学期的选修课, 因此, 学生选课的盲目性比较大。同时由于医学类高职院校规模比较小、专业课的压力较大, 导致学生间的交流机会也较少。因此, 学生选课时基本上没有得到有效指导。
(2) 知识结构的缺失导致学生无法充分了解课程内容。目前, 为了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 多数高职类学校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比较重视对实践技能的强化, 认为学生的理论知识只要够用就行了。因此, 多数高职类学校培养的学生理论知识基础较薄弱, 许多学生连基本的医学类知识都掌握不了, 对其他学科知识的了解就更少了。这就使得学生在选择选修课时只能是盲目选择。
(3) 此外, 在选课系统中有许多诸如“医学科技文献检索”、“科研设计与论文写作”、“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名医名家谈”等课程名称新鲜的选修课, 面对这些课程, 学生只能以自己的理解来选择, 当一些学生选了一些名称新鲜的选修课后发现, 上课的内容并不能吸引自己, 从而导致学生对所选课程缺乏学习热情。
2.2 教师方面的原因
分析有关医学类高职院校选修课存在的问题可以发现, 教师方面的原因也是影响选修课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
2.2.1 主观原因
教师方面的主观原因既可能是教师个人的原因, 也有可能是教师群体的原因, 下面分析的主观原因主要是指教师群体的原因。
(1) 认识不足。目前医学类高职院校中存在着教师对选修课的地位认识不足的问题。分析课程的地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首先从课程的课时量来看。总体来说, 选修课的课时量较少, 这在一定方面反映出选修课的地位不高。其次从课程的学分和学时来看。以本校某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规定的教学计划表可以看出, 该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程的学分为1.5~7.5分, 每门课程不等, 多数专业课程的学分在3分以上, 而本专业学生选修课程的学分为1~2分, 多数选修课程的学分为1分。学时上:必修课程的学时从16~174学时不等, 多数必修课程的学时为64学时以上, 而选修课程的学时仅为16学时或32学时, 多数选修课程的学时为16学时。从课程的学分和学时安排可以看出, 选修课程的地位的确需要提高。再次从教务处及二级学院历次关于课程设置的会议来看。据调查, 教务处及各二级学院关于课程设置方面的会议中, 90%以上的讨论都是围绕专业课的设置而展开的, 极少为了选修课程展开讨论, 这也在一定方面反映出选修课程的地位有待提高。
(2) 个人价值难以实现。大部分高校教师把学生的成长与发展作为实现个人价值的途径。教师在讲授专业课时, 很容易把自己的专业知识传授给学生, 能够体验到教书育人的快乐。另外, 由于医学类高职院校的专业课基本上都采用小班授课的方式, 学生人数较少, 教师与学生能够顺畅沟通与交流, 通过教师与学生的互动, 能够获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教师易于从课程教学中体验到快乐与成就感;而教师在上选修课时, 基本都是大班上课, 学生多互动少, 教师提问时学生反应也不积极, 使教师很难体验到快乐。
2.2.2 客观原因除上面讨论的教师主观方面的原因外, 在教师方面还存在一些客观原因, 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1) 教师学科背景单一, 限制了选修课程的结构。学校选修课的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学校教师的学科背景。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是以护理及医学类相关专业为主的高等职业院校, 学校绝大多数教师都是医学类教育背景。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的学科背景结构见图6。
调查显示, 学校70%的教师学科背景是医学类, 13%的教师学科背景是文学类, 而学校理工科出身的教师占教师总人数的11%。由于师资方面的原因, 学校如需开设其他学科的选修课只能外聘授课教师, 因此学校多开设医学类选修课。
(2) 偏低的薪酬影响教师上课的积极性。影响教师上选修课的积极性除教师方面的主观原因外, 在客观方面, 偏低的薪酬也是影响教师上课积极性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教师在上选修课时, 需要面对来自不同专业、不同知识背景、不同基础的学生, 教师实际的工作量远大于上专业课的工作量, 在这种情况下, 不少教师自然不愿意讲授选修课。加上大多数选修课的授课时间都安排在晚上或者周末, 这意味着教师要利用个人的休息时间来上课, 而所获得的薪酬并不比必修课多, 这无疑会影响教师上课的积极性。可见, 学校薪酬分配方案的不合理、激励机制的不健全将直接影响教师上选修课的积极性。另外, 目前学校对教师的考核指标主要是学生评教、授课工作量及科研工作量。由于多数学生对选修课不重视, 上课的积极性不高, 所以学生在评教时对选修课的评价偏低, 这将直接影响学校对任课教师的考核, 从而也削弱了教师上选修课的积极性。
2.3 学校管理方面的原因
2.3.1 对选修课较为忽视
医学类高职院校普遍存在“重视专业课、轻视选修课”的现象。学校培养的是医学类服务人才, 要求学生在掌握医学类基础理论知识的同时, 更注重实际的操作技能, 再加上学生毕业后服务的对象是人, 光有理论体现不了价值, 更要以实际的操作去实现自我价值, 所以教师对学生专业课的学习要求特别严格。而学生由于就业压力等原因, 也能意识到学习专业课的重要性, 因此对专业课程有足够的重视。由于教师和学生都不敢怠慢专业课程, 选修课就有可能成为被忽视的课程。
2.3.2 管理制度不健全 (1) 选修课审批制度不健全。对于选修
课的管理, 学院的教务处还是比较认真的, 但由于缺乏其他部门和二级学院的配合, 管理过程中还存在一些不规范的地方。教务处对于选修课的把关主要是放在新开设的选修课上, 以前开过的选修课只要任课教师继续申报就可获得批准。而新开的选修课是需要教师试讲的, 因为学校没有专门的审批委员会或者类似机构, 所以一般由教务处临时聘请部分教师和管理人员进行评审核定, 这些被聘请来审批选修课的人员都是临时性的, 难以体现科学性与权威性。同时, 由于多年来愿意开设选修课的教师很少, 对于提出开课申请的教师, 学校的审核一般比较宽松, 只要申报基本上都能通过审批。
(2) 选修课激励、经费管理制度缺失。缺乏对教师开课的激励措施, 没有课程建设的启动资金, 教学所必需的参考资料、材料、教材、实验耗材都没有经费来源。选修课大多具有较为直观和与现实联系紧密的优点, 可以使学生较快地接受知识, 但因缺乏经费来源, 致使选修课教学效果大打折扣, 比如说开展实验需要花费一定的物力和财力, 而大多数实验因为需要的实验仪器、耗材没有经费来源, 无奈之下只能观看录像, 大大削弱了选修课应有的效果。
3 对策
选修课是医学高职院校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校园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它不仅能开阔学生的视野, 优化学生的知识结构, 还能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
目前, 学校在让学生选择选修课时大多只是给学生提供了选修课程的名称, 学生获得与课程有关的信息极为有限, 在选择选修课前对课程并不了解, 他们大多是根据选修课的名称及同学之间的交流来选择的, 因此导致学生对选修课的认识存在误区、对选修课不够重视、盲目选择选修课等, 为解决这些问题, 建议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3.1 加强对学生选课的指导工作
由于选修课涉及的学科门类比较多, 内容比较丰富, 有的课程学生不能完全理解, 所以建议各二级学院在学生选课前, 通过学校网站、教务处、辅导员等建立良好的信息渠道, 使学生在选课前能够充分了解选修课的大概情况。然后通过二级学院与教务处配合, 集中对学生进行选课指导, 可以请辅导员、班主任或者其他专业课教师指导学生选课, 还可以组织高年级学生和低年级学生进行座谈, 帮助学生充分了解学校的选修课程。为更好地指导学生选好选修课, 在对学生进行指导前需要考虑各方面的因素, 如学生的基础知识结构、专业的未来发展、个人的兴趣爱好等。
3.2 对选修课的功能进行宣传
选修课能够让学生了解到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是多样化的, 随着社会的进步、知识经济的发展, 知识结构单一、实际动手能力差的人会被淘汰。因此, 有必要让学生认识到开设选修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从而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
医学类高职院校培养的人才不仅应该有专业特长, 具备一定的实践操作能力, 更应该有较高的综合素质。现代大学教育尤其是医学类教育, 要求学生下临床的时候要跟病人多沟通、多打交道, 这样就需要学生具备一定的社交礼仪及沟通技巧, 因此可以教导学生通过相关选修课的学习使自己具备这些方面的知识与技能。
高等医学教育已经把学生限制在了狭窄的专业领域里, 专业领域以外的事情学生关注较少, 但是他们将来走入社会所面临的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社会环境, 尤其近几年就业形势不佳, 有的学生刚走入社会就面临改行, 需要马上适应新环境, 这就需要学生具备更多专业领域以外的知识和能力, 以提高个人竞争力。学校开设的选修课中有一门叫“护士执业资格考试辅导”的选修课, 选修这门课的学生比较多, 主要就是因为学生有考护士执业资格证书的需要, 他们觉得此选修课有利于提升他们的就业竞争力。
3.3 编写有针对性的选修课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