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农业公共产品供给

对农业公共产品供给（精选11篇）

对农业公共产品供给 篇1

2006年我国全面取消了农业税。在大部分地区伴随农业税一起取消的还有曾经给农民带来沉重负担并引发大量农村社会事件的“三提五统”。“三提”是指三项提留, 即村级组织向农民收取的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五统”是指五项统筹, 即乡政府向农民征收的用于乡村两级办学、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练、修建乡村道路等民办公助事业的费用。这是此前农村举办各类公共产品最主要的资金来源, 而农民则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成本的主要分摊者, 是事实上的供给主体, (乡镇) 政府不过是主动充当了公共产品供给的委托人。彻底的税费改革使农民从沉重的税费负担中解脱出来, 农民不仅不用再向政府交钱 (粮) , 还可以得到政府的种粮补贴, 也自然不愿意再在农村公共产品生产中“挑大梁”。长期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造成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无论绝对量还是与城市比较的相对量都严重短缺, 要改变这种状况, 政府责无旁贷。

1 政府是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

“各个个人所追求的仅仅是自己的特殊的、对他们说来是同他们的共同利益不相符合的利益 (普遍的东西本来就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 , 所以他们认为这种共同利益是‘异己的’, 是‘不依赖’于他们的。”如果没有外来强制力的影响, 个人并不愿意为“公共事务”奉献太多。我国改革开放之前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就是克服传统“小农”注重私人利益的缺点而在土地集体所有制下把农民组织起来共同劳动, 并通过强有力的集体主义意识形态宣传敦促农民要舍小家为大家、要自觉为集体做贡献。改革开放以来, 尤其是随着农业税费大幅减免的实现, 农民获得了更全面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他们可以更加独立自主地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当然这符合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但同时也使农民的个体独立意识不断增强。“我不要你的, 你也别要我的”曾是农民的一种普遍心态, 甚至是一种普遍诉求;而在农业税免除的后农业税时代, “我要了你的, 你也不能要我的, 因为你曾经要了我太多”。朴素的话语一方面反映出国家对农民的过度索取给农民生产生活以及心理造成的严重伤害, 也透露出农民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矛盾更加突出。

马克思指出:“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 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 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国家是调和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矛盾的工具, 而且应该是一种超然的无实际利益的独立形式, 它存在的意义就是要代表共同体执行公共职能;“一切一般的、共同的生产条件……必须由国家收入的一部分来支付, 由国库来支付”, 国家有义务利用公共财政来保障公共利益;“修筑铁路对于生产所产生的直接利益可能如此微小, 以致投资只能造成亏本, 那时资本就把这些开支转嫁到国家身上”, 虽然马克思意在揭示资本的逐利行为, 但同时也表明公共产品的公益性、非盈利性促使国家要担起供给责任。总之, 马克思认为国家 (政府) 是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

事实上, 各国政府一般都会充分发挥公共财政的作用支持农业、农村以及农民的发展。“除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之外, 在农业科研、农村教育、农村社会保障、农村公共卫生等方面, 国外工业化国家不仅普遍财政支农力度大, 而且建立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责任分担机制。”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政府是人民的政府, 政府作为人民利益的集中代表, 必须担当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主体, 在农村公共品生产中发挥主导作用。

2 政府如何做好供给

2.1 加大投入

近年来, 国家一直强调对农村要“多予、少取、放活”。充足的财政资金是办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关键, 因此“多予”是重点。国家在这方面是有所作为的:据统计, 2011年国家支农支出总额为10497.7亿元, 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9.6%, 与之前连续三年9.5%的比例增加了0.1个百分点。但由于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历史欠账太多, 公共产品普遍短缺的状况仍无显著改变。

农村基础教育事业发展严重滞后。基础教育关涉个人一生的发展, 而在各类公共产品中其效用的“外溢性”又非常强, 农村基础教育资源长期短缺令人难以接受。新世纪以来, 国家在广大农村地区实施了以优化教育资源配置, 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农村教育投资效益为目的的“撤点并校”政策。这项偏重于对农村有限的教育资源和有限的教育投入进行集中的政策, 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村师资、校舍不足的问题, 但同时也制造了不少新矛盾:山区的小学生在校车普遍缺乏的情况下, 上学往往需要跋山涉水, 在路上的时间甚至比在课堂上的时间都多, 这不仅影响了学生的正常学习, 也造成了极大的安全隐患;不少孩子八九岁就开始读寄宿学校, 难得与父母亲人见面, 再加上农村寄宿学校的伙食条件普遍简陋 (在个别地方甚至出现学生自己带米、带面租炉灶生火做饭的情况) , 不利于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寄宿费、用餐费以及租车接送费, 家长为此付出的成本已经远远超过了“两免一补”所带来的实惠, 经济负担加重使农村学生失学和辍学率明显提高。这项源于农村教育资源不足的政策又引发了新的教育资源与基础教育相关的配套设施不足。农村基础教育资源绝对量严重不足, 更加不合理的是城乡教育资源的极度不均衡。“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底线”, 但是巨大的城乡投入差距使农村学生入学率、升学率都远低于城市, 农村孩子一开始就输在了起跑线上。

农田水利设施脆弱。目前农村大部分地区的抗旱防涝设施仍然相当匮乏, 脆弱的农田水利设施根本不能有效抵御自然灾害。2010年春季西南地区大范围持续的干旱和夏季两广、云贵、江淮流域等多地区的涝灾, 都导致大批农作物减产甚至绝收。农民面对自然灾害仍然极度被动, 不少地区抗旱基本靠农民自己使用拖拉机、发电机、塑料软管、抽水泵等一套设备, 费时费力更费钱, 在抗旱高峰期, 因抢占井眼和其它水源经常引发打斗事件;遭遇涝灾就更加无计可施, 只能听天由命, 任凭庄稼枯萎、粮食减产。

农村养老保险水平低。我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从2009年开始试点, 2012年底实现了制度全覆盖。试点之初中央财政就开始向符合条件 (一般是年龄达到60岁) 的农民提供每月不低于55元的等额基础养老金, 但此后这个数额并无明显上涨。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测算, 基础养老金实际购买力已在几年内下降了三分之一以上, 目前即便加上个人缴费和地方补贴, 很多省份的养老金也只有六七十元, 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从14%下降到8%。这不仅影响了老年人的日常生活, 也在一定程度上地打击了年轻农民的参保积极性。

农村医疗卫生条件差。据统计, 2011年每1000农业人口拥有乡村医生和卫生员1.27人, 但村级诊所大多是私人诊所, 医疗器材仅限于听诊器、体温计、血压计等, 从事简单的注射工作;改革开放前培养的赤脚医生仍是农村地区不可或缺的医务力量, 医务人员的专业素质普遍偏低, 卫生专业人才的短缺, 成为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一个制约因素;乡镇卫生院的基础设施条件也不容乐观, 一般只能做肝肾功能、X线拍片、B超、心电图, 即使有的医院在政府的扶持下购买了先进设备, 但苦于无人会操作, 导致设备闲置、资源浪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村“看病贵”的问题, 但乡村有限的医疗、医药条件造成的“看病难”仍然困扰着广大农民, 偏远山区农民遭遇大病常常得不到及时救治。

2.2 合理定位各级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角色与功能

我国各级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长期存在一种事权与财权的倒挂现象, 掌握的财权越多, 承担的事权反而越少。具体而言就是中央政府掌握了大部分财政收入, 却只承担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少部分责任, 而将大部分责任推给了地方政府。由此乡镇政府就肩负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不可承受之重, 依法要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等多项公共事业。如果说农村税费改革前乡镇政府尚能从农民手中获取一些公共资金, 那么改革后大多数乡镇政府都面临着财政困难的窘境, 对于举办公共产品心有余而力不足, “用于教育、计生等法定项目的支出也是低标准的, 用于卫生、文化等公共事业发展的资金更是凤毛麟角, 而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资金几乎没有”, 不可能承担起公共产品供给的主要责任。这严重影响了供给效率, 对各级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角色与功能进行合理定位刻不容缓。

较为可行的办法是根据政府间财权事权对应的原则, 结合公共产品受益的区域性确定各级政府的责任:全国性的公共产品, 如农业科学研究、大江大河治理等应由中央政府提供;地区性的公共产品, 如农村养老、合作医疗、农村电网等可由省级政府为主, 中央与省级政府共同承担;乡域性的公共产品, 如农村水利设施、乡村道路、农村自来水等应以乡镇政府负责为主, 由上级政府给予财政支持。

2.3 改变自上而下的供给体制

现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自上而下”决策机制是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部门直接投资, 存在的问题是公共品供给方与需求方的错位, 部门就可能在提供农村公共品时, 从自己的偏好出发, 比如优先建设政绩工程、面子工程, 且很难防止灰色行为。”农民作为公共产品的实际使用者无权决定公共产品供给的种类, 更不能监督公共产品供给的过程以及质量, 无论需要与否、质量好坏, 农民都只充当公共产品的被动接受者。这一方面容易造成资源浪费, 另一方面又容易引发腐败行为。因此, 有必要改变这种由外部行政力量决定乡村内部公共产品供给的局面, 以人为本, 建立起“自下而上”的能反映农民公共产品真实需求的决策机制。

建立农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表达机制, 最重要的是与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相结合, 在村民民主自治的制度框架下, 以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为载体实现农民对所需要的公共产品进行表决, 使一个村或一个乡范围内多数居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偏好得以表达。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按照提高水平、完善机制、逐步并轨的要求, 大力推动社会事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向农村倾斜, 努力缩小城乡差距, 加快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面大有可为。

摘要：取消农业税后, 以往农民个体出资举办农村公共产品的模式无法延续。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集中代表有责任担当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主体。对于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 政府要加大人、财、物的投入, 创新供给体制, 还应明确、合理地定位各级政府的角色与功能。

关键词：农业税,农村公共产品,政府,主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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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业公共产品供给 篇2

文摘编号：1005-913X( 2010)12-0032-CA

摘要：建国六十多年来，我国农业得到长足的发展，农村与城市的差距在逐步缩小。但与此同时，也在许多地区存在着增产不增收，农民的实际收入增长下降的情况。原因是多方面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制度性缺陷是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强化和优化政府供给的主导地位，以多元化的供给主体为辅助，引导农民形成新型合作组织并保障农村基础教育，加强职业技术教育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创新的经济选择。

关键词：农村公共产品;制度创新;制度缺陷

中图分类号：F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0)12-0032-02

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错位下移

长期以来，从我国农村的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上看，全国性的农村公共产品由中央政府提供，而地方的农村公共产品由地方政府提供。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却出现了本应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或由政府与农民共同承担的公共产品成本，却完全由农民来承担，本应由上级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却通过政府权威转移事权，交由下级政府提供，最终落到乡政府和农民头上。特别是农村税费改革后，国家和地方政府实行财政包干，除大型水电建设外，国家把地方建设的任务交给县、乡政府，不再通过拨款加以支持。作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县、乡政府，由于财政紧张，对农村公共品的投入锐减。如基础教育、计划生育是全国性的公共产品，但这些事权目前主要由乡政府以及村承担。这样做的必然后果是乡镇政府事权大于财权。另外，全国的乡镇多数财政困难，无力承担和提供农民所需的公共产品。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在公共产品方面的权益受到严重损害。

(二)农村公共产品的总量供给不足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农村公共产品需求总体在不断增长，但不论是生产性的基础设施还是生活性的基本保障，供给都相当薄弱。我国许多地方的农田水利设施年久失修，陈旧老化，勉强维持运转。供给的不足主要是由于财政投入的不足，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非均衡发展模式，决定了在资金总额一定的情况下，财政有明显的非农偏好，资金更多地投向了城市建设上。

(三)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城乡二元结构

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我国社会经济形成了非常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模式，在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上这种城乡二元结构的体现更是非常明显，公共产品的供给政策长期向城市倾斜。如城市基础建设全部由国家承担，农村基本上是由农民自筹解决，即便是农村生产与生活急缺的中小型基础设施投资，实际上也主要依靠农民自己集资举办，有关数据显示，历年用于农业支出占全国支出的比重还呈现递减的趋势。此外，城市居民和职工一般享受公费医疗与养老保障等待遇，而农村居民医疗则基本上属于自理和传统的家庭养老制度。

(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低下

许多地方政府出于对政绩的偏好，在提供农村公共产品时，往往愿意提供一些短期内见效快，容易出政绩的产品，而对于需要大量长期投入具有战略性，关系到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公共产品却不愿提供。相关资料统计表明，我国财政支农投人中用于农业科技的部分比重一直偏低，在7%到8%之间徘徊。目前大部分农村急需良好的大型水利浇灌设施、大型农用固定资产以及良种的培育，但这些公共产品的供给相当匮乏。这主要是由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单一和强势，提供公共产品的各个公共服务部门不存在竞争导致的。

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创新的价值分析

(一)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 城乡差距是二元经济社会最典型的表现形式，这种差距表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最明显的是城乡收入差距。2004年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过数年跟踪所做出的一份全国性调查报告显示，近年来，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在不断拉大，如果把医疗、教育、失业保障等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世界最高。由此可见，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依然存在一条鸿沟，在国民收入分配上依然是重城市居民而轻农村居民。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继续扩大，使农民在农业上的收入还是低微。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进行制度性变革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

(二)扩大内需，拉动农村市场消费

作为占总人口绝对数量的农村市场应是未来消费市场的主力。但近些年来，由于公共产品财政投入不足且主要由农民来承担，农民负担比较沉重，导致农民收入增长比较缓慢，这直接抑制了农民的消费能力，使农村的相当一部分潜在消费需求无法转为现实消费需求。从而影响了国家扩大内需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实现。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总量，增大对公共产品的投入，可以直接或间接地改善农民的收入，提高生活水平，给农民形成一种良好的心理预期，可以有效扩大内需。

(三)有利于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

虽然近年来农民收入呈现恢复性增长，但增速缓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由于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落后的制约，相应地农民收入增长也就受到一定制约。而各项农业基础设施的完善可以为农业增长提供有利条件，促进农民收入的`增加。良好的教育服务、完善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畅通的农业信息渠道将帮助农民提高素质，获取市场经营与管理经验，提高在市场中的竞争能力。

三、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创新的构想

(一)强化和优化政府作为村公共产品制度创新的主体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创新是一件复杂工程，涉及面广，牵涉的部门众多，制度的创新会涉及到利益的重新分配，会受到已有的利益集团的阻碍，政府所具体的权威性将大大减少制度创新成本。因此，政府作为创新主体，将有利于新的制度安排向现实的转化，从而大大节约制度创新的实施成本。

(二)实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多元化

应根据农村公共产品的层次和性质，构建多元化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系。对于农村基础教育、卫生防疫、计划生育、社会保障、环境保护、大型骨干水利工程、农业基础科学研究、全国性的农业病虫害防治等，由于其受益范围局限于农村区域，外部性大，属于纯粹公共产品，适合于中央政府公共提供。乡村道路、农村电力、通讯、农业科技教育与推广、市场开发及提供市场信息等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鉴于我国的国情，可以考虑由地方政府为主，农村社区、私人和非盈利性民间组织供给为辅的形式。

(三)引导农民形成新型合作组织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我国农民应该是规模最庞大的一个利益集团，但由于人数众多，组织松散，难以形成有力的“特殊利益集团”，从而对公共决策的影响力较小，其利益常受到侵害，各种负担沉重。这就需要政府引导农村成立合作组织。有效地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总量不足和低效率的问题。目前我国的一些农村地区已经形成了功能类似于农协的这种合作组织，但一般规模小，力量薄弱，这就需要政府部门的大力扶持与帮助。

(四)保障农村基础教育，加强职业技术教育

我国财政在继续增加对教育投入总量的同时，对现行的农村义务教育的管理体制和投人体制应进行力度较大的调整和改革。此外，许多发展中国家对农村职业技术教育的重视也是值得我国借鉴的。许多发展中国家重视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大量培养各类农村职业技术人才，新建、扩建或改建农村职业技术学校，为职校提供现代化的教学设备、教学仪器和实习基地，推广新的技术手段和运用新的教学方法。鉴于此，我国应统筹兼顾农村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提升农民的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使农民不会因贫困而在竞争中处于劣势。

(五)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法律保障

西方发达国家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面高度的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做法无疑是最值得借鉴的。一方面通常以立法形式明确供给的责任主体，明晰财权与事权。如德国的联邦基本法、各州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明确规定了联邦、州和地方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的责任和权力。因此各级政府之间的职责非常明确，政府间的权力关系清晰、责任关系。另一方面是专门针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立法。如日本，在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间就出台了《农业振兴法》《农业协同组合法》等三十多个涉农的法律法规，形成了完善的法律体系，为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和高效治理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张蕾.日本农协及其对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启示叨，农学通报，2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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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业公共产品供给 篇3

关键词:农村;公共产品;制度变迁;合作医疗制度

中图分类号:F323.8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11-0063-03

农村公共产品是农村区域农民生产､生活共同所需的具有一定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产品或服务｡其用于满足农村公共需要的共同生产条件,具有较强的外部性｡近些年来,随着以生产队为单位的集体农作制度向农户家庭为单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变迁,在为促进农业生产的高速增长提供了很强激励的同时,也引致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变迁,即由集体农作制度下的国家财政负担､动员并组织群众以劳代资的供给模式,转变为政府与私人共同承担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1]｡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转变,出现了如供给总体不足､供给结构失衡等一系列问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作为农村公共产品,在制度运行的过程中,也受到了同样的影响｡本文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变迁的视角,分析现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变迁对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运行所产生的困境,提出了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政策建议｡

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变迁及其供给现状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经历了由解放前的私人供给为主或个体农户合作供给模式到解放后的互助组形式再到合作社供给三个阶段,即供给制度逐步由私人供给发展为合作供给再发展为政府供给｡这样的供给制度在当时供给农村公共产品时产生了巨大的制度绩效[2]｡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作制度非集体化的变迁引起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家庭联产承包的实施,促使农村私人产品供给激增,虽然在短期内的激励制度的改善增加了农户对于农耕的投入和产出,但是在家庭联产承包制度下,农村集体组织的经济力量和组织能力普遍低下,既无力用集体经济力量解决村级公共产品的良好供给,也没有人民公社体制下随意调动劳动力进行大型公共设施建设的权力[3]｡农村公共产品有政府和集体统一提供的供给机制出现缺失,同时适应新的农作制度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不能及时建立,导致现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出现了供给总体不足､供给制度不规范以及供给结构失衡导致的供给低效率等一系列问题[4]｡主要表现在:

首先,供给主体经济乏力,农民急需的公共产品难以产出｡无论是在生产队时期还是现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都不是“需求主导型”,制度内与制度外相结合的不规范的供给制度,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决策程序和制度外筹资为主的筹资方式,导致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缺乏制度保障和资金保障,同时供给也脱离农民的实际需求｡另外,乡镇财力匮乏,多年来国家对农业基本建设的投入数额始终偏低,财政的支农支出徘徊不前,以及较少顾及需求信息和农民本身存在的文化特质等原因,使现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低下｡

其次,生产公共产品出现“两重两轻”现象,即重“硬”轻“软”､重“准”轻“纯”,农民很难享受到有利于发展生产､改善生活质量的农村公共产品｡由于有限财政的覆盖范围有限,一些地方政府部门追逐政绩,农民自下而上的需求表达机制不畅,导致了农村纯公共产品供给的乏力,对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有所阻碍｡

最后,供给的渠道单一,长期自上而下的供给方式,使得农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只寄希望于政府,但有限的政府财力无法生产更多的农村公共产品以满足需要｡政府和私人相结合的供给方式从理论上讲是一个有效的供给方式,但是长期的制度外筹资使得私人供给缺乏制度保障,没有良好的运行环境,导致私人供给很难充分满足实际中对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

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变迁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运行的影响

1.医疗产品供给经济主体的消失,加剧逆向选择

农作制度的改变,农民获得了长期的土地承包使用权,经营自主权越来越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农业生产和收益分配过程中的权力大大弱化,农村医疗作为农村公共产品其供给的经济主体逐渐消失,形成了“空壳”,农村医疗制度由传统的国家集体经济组织资金投入占主要部分,农民只需缴纳少量费用就能获得较大收益的保障形式完全蜕变为由农民自身负担的自我保障形式｡传统医疗保障制度的瓦解,自我保障形式下投入成本和潜在收益之间的极大的不平衡性和不经济性,增加了医疗费用的支出,同时使农民对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稳定性以及持续性产生了怀疑,这对于农民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积极性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本身的设计上,基本上将费用相对较低的乡村卫生诊所排除在合作医疗体系之外,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对于农民的吸引力,加剧了逆向选择的问题｡

2.农村公共卫生体系的瓦解,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失去运行的平台

经济体制改革后,农村公共产品生产重“准”轻“纯”,国家对医疗保障放任自流,医疗保障从国家政策变成了地方性政策,发展医疗保障失去了国家政策的强制性,政府对于农村医疗卫生体系的投入大幅度减少,从1992年以后,尽管政府对卫生投入的绝对数有所增加,卫生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却在一路下跌不止,到2002年已经跌入4%以内[5]｡农村乡､镇医院的医生缺乏,知识结构和医疗水平下降严重,医院设备陈旧,乡镇医院以及当时随着农业合作社的兴盛逐渐发展起来的县､公社和生产大队的医疗卫生机构纷纷倒闭或撤销,大大削弱了预防保健､健康教育､计划生育指导等公共卫生功能｡农村基层公共卫生体系的逐渐瓦解,对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运行起到了巨大的阻碍作用｡

3.医疗服务的市场化,费用增长过快,农民医疗费用负担过重

在市场转型的大背景下,公共卫生机构也毫不例外地从原来的完全由政府财政拨款的公立机构,转型为以服务换取收入的组织｡在农村,医疗服务体系呈现出民营化的趋势｡作为农村医疗保健重要载体的村卫生室演变为个体或个人联办的卫生点,无论是民办还是公立,所有卫生服务提供者均以按项目付费的方式向病人收费｡激励结构的变化,使得县医院､乡镇卫生院等所有医疗服务的提供者,变成了追求收入最大化的市场主体｡县､乡医院虽然被纳入了合作医疗的体系,但是医疗费用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合作医疗看病补偿比例的增加,农民自付部分的费用支出仍然远远超过其医疗支出的预算约束,医疗费用支出的负担依旧很重｡

三、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政策建议

根据公共产品的供给理论,可以将农村公共产品进行大致的分类,从而确定其相应的供给方式｡一般认为,按照消费的竞争性､受益排他性以及外部性可以将农村公共产品分成三类:(1)农村纯公共产品由政府供给｡这类公共产品只有外部收益而没有内部收益,适合于由政府提供｡政府可以通过合同的形式引进私人投资或直接交由私人生产,然后再由政府购买提供｡(2)农村准公共产品应由政府和农民混合提供｡这类公共产品通常既有社会受益又有个人受益的特点,可以在政府补贴的基础上,按照“谁受益?熏谁负担”和“量力而行”的原则,由农民按照受益程度的大小进行集资生产｡(3)小范围受益的低级公共产品,可以考虑将农民组织起来?熏通过俱乐部的方式提供｡这类公共产品由于其外溢较小,且受益群体相对固定,由政府提供显然是不合理的,而对农民来说,由于外部性的存在,私人提供也容易造成效率损失,因而理想的方式是将农民组织起来,成立农业合作社,将外部收益内在化,以提高供给效率｡遵照分类供给的原则,可以从不同的分类角度审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供给,并提出合理的政策建议｡

(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作为农村公共卫生体制建立和完善的制度保障,具有纯公共产品的属性,要求政府承担起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责任｡

1.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具有纯公共产品的属性

根据萨缪尔森的定义,公共物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纯粹的公共产品,具有很强的外部性,这就使基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市场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出现失灵,“搭便车”现象的存在,使得市场上的私人部门在提供公共产品时无法弥补生产成本;同时,由于公共产品的个人消费量不能确定,价格机制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竞争市场上一般无法提供这类产品｡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中只有政府的力量能够充足的供给公共产品,通过强制性的税收来弥补生产成本,并免费向公众提供,满足社会需求,达到社会资源配置的帕雷托最优,这也是一种效率选择的结果｡农村的公共卫生保健服务是全体国民医疗保健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典型的公共产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我国政府在农村实施公共卫生职能和提供最基本的医疗保健服务的主要制度安排,需要政府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支持,并承担相应的责任,保证这一制度安排的良好运行｡

此外,顾昕､方黎明研究认为,提高统筹层次,在县级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要形式的合作医疗制度,不是简单的统筹层次提高的问题,而是我国在坚持社区还是国家组织合作医疗的大问题上首次提出了明确的方向,提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一般采取县(市)为单位进行统筹”,条件不具备的地方,在起步阶段也可采取“以乡(镇)为单位进行统筹,逐步向县(市)统筹过渡”｡这意味着合作医疗将从社区医疗筹资制度转型成为国家福利[6]｡这就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政府在合作医疗的制度安排上要负起更大的责任｡

2.政府在维护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中的责任

政府在构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中,需要从医疗保障的政策设计､财政投入以及监督管理等方面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首先,政府要加大对农村卫生保障的投入,增加财政支出中的卫生费用,解决医疗卫生体系建设中的财政投资“缺位”问题｡在当前国家财政能力不足的情况下,政府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中的投入重点应该放在两个方面:(1)增加医疗卫生保健服务投资,保证农村医疗卫生产品和服务供给｡如农村防病防疫的投入,重建村卫生室的启动资金的投入等｡(2)增加卫生专业人员的培训经费,提高基层卫生专业人员的医疗水平｡通过对基础卫生建设的投入,逐步恢复和健全农村基层卫生服务体系,保证医疗资源的稳定供给｡其次,建立完善的公共财政体系｡明确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职责,实行财政分权制｡加大对乡镇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依靠财政转移支付,建立起大病医疗基金,解决贫困人口重症治疗,消除农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最后,加强政府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组织和引导,完善和强化相应的监督和管理机制｡建立医疗保障的监督机构和有效的医疗考评制度,一方面,督促医疗保障实施､审核医疗保障资金筹集､管理､资金预算和医疗服务以及经济补偿等问题,另一方面,通过考评制度,规范医疗机构和管理人员的服务,提高工作效率[7]｡

(二)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中的医疗卫生体系,具有准公共产品的性质,决定了在医疗卫生的提供上,可以进行多渠道的供给｡

医疗卫生体系具有准公共产品的属性,因为医疗卫生服务与个人的劳动能力以及个人收入状况密切相关,具有较高收入潜力的个人具有享受高水平医疗卫生服务的条件,从这一点说,医疗卫生针对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性质｡这样,在提供和享受医疗服务上,就会出现上述所说的既有社会受益又有个人收益的特点,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在政府补贴的情况下,按照受益程度的大小,进行多种形式的供给｡对那些有差异的与个人联系密切的医疗服务,可以引入市场机制,通过市场交易的渠道进行购买｡此外,就合作医疗制度而言,是一种社区医疗筹资制度,基于他的非营利性和立足于社区的性质,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在农村医疗卫生体系中,可以把农民组织起来,发动农民进行合作,在一定的范围内,将医疗作为一种小范围受益的低级公共产品进行提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洛川的试点就具有以上两个方面的特征｡

(三)来自陕西洛川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试点

自2003年至今,中国社科院政策研究中心课题组在陕西省洛川县旧县镇开展了农村社区卫生服务试点｡其做法是建立农民医疗合作组织——旧县镇农民医疗合作社,集体筹款､集体签约､集体购买､集体监督乡镇卫生院提供的规定内容的社区卫生服务,形成需方补偿供方与制衡供方并举的新机制｡该做法与当地大病为主的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相配合,试图探索一个新合县(大)统筹､农医合镇(小)统筹的大小结合､县乡结合的农村卫生服务新模式｡农医合作社组织分为三层:一层为村,二层是片,三层是镇｡按户每个农民每年缴费10元,由镇农医合作社代表会发给社员证｡小钱聚大钱,大钱搞镇统筹,由农医合组织代表社员集体购买社区的基本卫生服务｡社员有权凭证享受质优价低的基本医疗与健康服务,有权参加农医合对社区基本卫生服务的管理与监督,反映意见,健康信息,有权通过推选或选举成为农医合作社代表､组长､主任｡民办､民用､民管､民受益是农医合的运营原则,农医合在征得各方同意后可以用征集社员会费的方式向农民筹资,同时也可向社会筹资｡在运行的过程中,6万多人不同程度地享受到了医疗补助,一些大病患者报销了数千元甚至上万元的医药费用,“大病统筹”使一大批农民家庭免于因病致贫｡

在解决大病统筹的同时,一些学者也开始对小病统筹进行试点｡我国学者杨团在洛川进行了旨在解决农民仍旧看不起小病这一问题的农村社区卫生实验｡通过设立农村社区卫生服务站,通过农民个人账户中的一部分资金进行门诊和体检的费用支付｡但是现行制度对于利用农民的个人账户资金作为经费还没有明确规定,农民预防保健和常见病跟踪等公共卫生服务还没有被纳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体系内,这一试验的效果并不明显｡不过关于小病统筹的试验,对现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运行方式的改进以及制度体系的完善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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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业公共产品供给 篇4

经济学上把同时具有消费的排他性和竞争性的产品称之为私人产品，而把不具备消费的排他性与竞争性的产品称之为公共产品。公共产品一般可进一步分为纯粹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纯粹公共物品由公共成员共同使用，使用权归群体或集体所有，具有绝对的非竞争性、非排他性和非独占性的特点;准公共物品或称混合物品是处于纯粹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中间的物品或服务，兼有私人物品和纯粹公共物品的性质。农村公共产品范围界定标准应包括：地域上属于农村范围;直接受益者是农民。按公共产品的主要服务目标，农村公共产品的具体范围大体可分为：农业生产性公共产品，主要是为农业生产和经营服务的基础设施;农民生活性公共产品，主要是与农民人居环境建设以及与改善农民生产条件相关的基础设施;农村社会性公共服务，主要是农村的教育、卫生、文化设施。

在我国城市公共产品的供给基本达到国际水平的同时，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严重不足已成为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严重障碍。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城市化水平很低，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90%。乡经济发展差距虽已存在，但差距不大。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快速发展，我国城乡差距逐步扩大。在公共产品的提供上，这种差距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城乡生产基础设施的差距

目前，我国大部分农村仍是以农业产业为主，农业生产靠天吃饭的局面实际上彰显了农业生产基础设施与城市工业基础设施的差距。

1、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滞后。

目前全国农田有效灌溉面积只占耕地面积的46%，机电排灌面积不足30%，农业灌溉用水平均利用系数只有0.45%。

2、耕地面积减少，地力下降。

1998-2004年，我国净减少耕地1.08亿亩，全国耕地面积中70%以上是中低产田。

3、农业科技和机械化水平低。

科技进步对农业生产的贡献率只有48%，农业生产综合机械化水平只有36.5%。

4、农业产业化及农产品现代化流通体系建设不足。

目前我国农产品加工率只有30%，远低于发达国家80%的水平。

（二）城乡生活基础设施的差距

住宅、路、水、气、电是现代人必备的生活基础设施，这些设施在城市都已完备，但在农村都才刚刚起步。目前，全国还有145个乡镇、5万多个建制村不通公路，近1万个乡镇、30万个建制村不通沥青路或水泥路;只有14%的村庄有自来水或供水设施，全国3.6亿农村人口喝不上符合标准的饮用水;1.5亿农户需要解决燃料问题;还有2000万农村人口用不上电;全国6成以上的农户还没有用上符合卫生标准的厕所，村内污水排放和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基本是一片空白，每年约1.2亿吨的生活垃圾乱堆乱放，乡镇企业的生产污水和农民生活污水随意排放，进入河流、水塘，严重威胁农民身体健康。

（三）城乡社会事业基础设施的差距

从最主要的教育、卫生和文化设施考察，农村居民在享有国家教育、公共卫生资源以及文化设施方面都远远落后于城市居民。教育方面，仅以中学学校数计，每百万城镇居民拥有的中学校数是农村居民的1.6倍，拥有的高中学校是农村居民的8.8倍;卫生方面，我国占总人口30%的城市居民享有80%的卫生资源;而占总人口70%的农村居民仅享有20%的卫生资源;文化设施方面，城市居民拥有公园、动物园、博物馆等社会公共服务设施，有先进的电信网络系统以及各类培训机构等等，而广大农村地区尚有2.3万多个乡镇没有文化站，尚有5000多万农民不能收听收看广播电视。

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在质量和范围上的差距，导致城乡二元结构日益凸显。首先，农业生产基础设施落后制约了农民增收。特别是在以农业为主的农村产业构成中，农业生产基础设施落后直接制约了农民增收。尽管在国家不断加大对农村投入情况下，城乡收入差距有缩小的势头，但从收入绝对额来看仍然很大。其次，生活基础设施落后制约了农民生产生活条件改善。出门难、饮水难、取暖做饭难等都是摆在8亿农民面前的现实问题，这种生产生活条件，不仅给广大农民套上繁重劳动的重枷，更阻碍了农民视野的开拓，影响了农业的发展。再次，农村社会事业基础设施落后制约农村的长远发展。现代社会，教育直接决定一个国家崛起和腾飞，农村教育基础设施落后直接造成广大农村地区人力资本匮乏;卫生基础设施落后也使广大农民就医困难;文化设施落后更是造成农民信息闭塞，在这个迅速发展的信息时代，闭塞无疑就加剧了落后。

二、我国农业生产性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

与城市公共产品相比，农民生活性公共产品和农村社会性公共服务与城市相应的公共产品没有根本的区别，是城乡公共服务是否均等化的重要反映，因此各级政府更容易将公共产品的供给重点放在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条件和社会事业方面。而农业生产性公共产品是农村特有的公共产品，是农业再生产的物质基础和条件。我国特殊的人口、耕地、水资源、气候等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条件决定了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在农业发展中的特殊地位。特别是近年来国际粮食市场波动，农业生产的重要性日益显现，更说明了农业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是社会经济发展“基础的基础”地位。

但是，目前城乡公共产品的供给差距主要体现在生产性公共产品方面。从中央政府投资安排比例来看，1998年中央政府投资用于农林水利基础设施的比重占到对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的70%。2005年这一比重下降到47%。相应地，用于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投资比重，从1998年的30%提高到了2005年的45%;用于农村社会事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则从1998年基本没有安排，逐步提高到2005年的近70亿元。由此可见，相对于农民生活性公共产品和农村社会性公共服务方面，对于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比重有逐年下降的趋势。

反观当今世界发达国家，其农业创造的国民收入在其总收入中所占比重已经非常有限。但是，为了提升本国的农业国际竞争力，增加农民收入，发达国家非常重视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补贴政策，特别是农业生产领域的公共产品提供。近年来在WTO规则下，发达国家更加注重运用财政公共投资和绿色补贴，实施对农业的支持，如政府运用财政手段在农田保护、水利、病虫害控制、生态环境治理、产业结构调整、农业科研、技术推广与咨询、检疫、农民职业培训、公共产品的财政投资、地区援助计划等。以美国、欧盟和日本为例，美国每年的农业财政补贴达到8000亿美元;欧盟每年用于农业发展支出占总预算的50%以上;日本对农业的预算支出相当农业净产值的50%。加大对农业投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供充足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是处于工业化初期及中期的国家保护和发展农业的普遍规律。

三、加大农业生产性公共产品供给的对策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历史阶段。在现实的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农民负担能力和农村基础设施状况下，按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理念，首要的基本保障性基础设施建设就是农业基本生产基础设施。作为农业大国，我国自2004年以来一直实施对农民的粮食直补政策。直补政策对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也存在一定的缺陷，限制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和农民收入的持续增加，而且容易与世界贸易规则产生抵触。因此，必须要进一步加大农业公共产品供给，促进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农业科技的进步和农业信息服务体系的完善，保证粮食产量、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和农村的科学发展。

基于政府财力状况和农村现实发展水平，单靠政府或者农民自身的力量都不可能负担巨大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需求。因此，提供公共产品服务，做好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必须动员各方力量，既依托政府投资的核心领导和带动作用，也倚重市场，形成政府、农民、企业、社会共同参与的多元投资格局。

一是中央政府投资自身要建立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稳定增长机制，减少年度间波动。严格按照中央关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量主要用于农村”的要求，保持农业基础建设投资规模持续增长，并加大交通、水利、农业、林业、通信、文化等中央部门的支农投资。

二是强化地方事权，调动地方政府投资力度。加大地方各级政府对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逐步实现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收入等政府投资主要用于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中央政府可通过“以奖代补”等方式引导地方政府投资。

三是运用税收、补贴、“以奖代补”、公私合伙经营等多种政策手段，引导企业及社会投资。目前一些农村基础设施项目主要是由企业负担，如农网改造项目主要由电网公司投资、村村通电话工程主要由6大电信运营商投资等，也有不少社会投资兴建小型农田水利、农村道路等。要积极探索公私合伙经营模式(PPP)、研究适宜的财税优惠政策、大力发展农村金融等，为企业及社会投资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创造条件。

四是改革现行的投资管理方式，实行农民民主决策。农民民主决策，就是将项目的决策权交给农民。规划批准并确定对村的总体补助额度后，政府不再审批具体项目，而是监督项目建设和验收考核。农民在规划范围内通过投票等方式进行民主决策，自主选择建设项目。这样就确保了政府投资切实用到农民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项目建设上，同时也有利于调动农民投资投劳和加强管理的积极性。

五是改进管护方式。把对农业生产基础设施的管护放在与建设同等重要的位置，切实解决基础设施长期存在的“有人建、有人用、无人管”的问题，充分发挥使用效益。首先，规划阶段必须考虑运营管护经费，将其纳入项目总投资或明确管护经费来源，建立管护经费保障机制，对纯公益性项目由财政安排一定的管护经费;其次，对符合条件的基础设施，引进市场方式，推行公私合作合营模式;再次，扶持农民专业协会组织，实现农民对农业生产基础设施的自我管理和维护。

摘要：长期以来, 公共资源配置主要向工业和城市倾斜, 导致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出现巨大差距, 是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形成的重要原因。在“以工补农, 以城带乡”的新的历史阶段, 发展现代化农业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保障, 对农业生产性公共产品提供提出了新的要求。农田水利基础设施是农民的基本生产条件, 是农业生产基础的基础。加强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的供给, 关键在于改革农业基础设施, 建设投融资渠道, 创新农业生产性公共产品供给机制。

关键词：农业,生产性公共产品,供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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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业公共产品供给 篇5

《 人民日报 》（2013年03月20日 07 版）

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需要正确认识并妥善处理几个关系。规模与效益的关系。我国众多的农村人口在广阔的地域里分散居住，导致农村单位公共产品供给成本高、效益低。这就需要在保证政府投入的基础上，增强供给的有效性和质量，最大限度发挥农村公共产品的效益。一是积极实施城乡发展一体化战略。加强农村小城镇建设，充分发挥小城镇的管理中心、文化中心、服务中心、工业中心、流通中心等作用，吸引、聚集更多的人口、工商企业和服务业，增强公共产品供给的规模效应并提高供给质量。随着农村小城镇的发展以及人口和经济聚集效应的显现，进一步实行城乡统筹、以城带乡，努力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格局，在城乡发展一体化中实现城乡公共产品供给一体化。二是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在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基础上，创新农业经营体制，完善现代农业体系，促进农业生产经营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以此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和效益。

主导与多元的关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在明确政府承担主要责任、发挥主导作用的同时，改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由政府包揽的模式。一是实现供给主体多元化。进一步强化政府责任，提高政府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和效率。同时，推动形成优势互补、相互合作、多元并存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格局，引入竞争机制，提高供给效率。二是实现筹资渠道多元化。改变长期以来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以体制外筹资、筹劳为主的局面，建立包括财政渠道、市场渠道、非营利组织渠道等的多元化筹资渠道，努力形成“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农村公共产品投融资新格局。三是实现供给模式多元化。为提高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益，政府可以通过授予经营权、购买等手段，委托私人部门提供公共产品，努力构建以政府供给模式为主导、其他模式为辅助的多元供给模式。

浅谈公共产品的私人供给 篇6

【摘 要】受以往计划经济体制和我国政治经济现状的影响,我国公共产品供给存在着政府负担过重、供给效率低下等问题,虽然也有私人参与公共产品供给的尝试,但缺乏较为系统性的模式。文章综合了西方众多学者关于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理论,从不同层面论证了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以便为我国私人参与公共产品的供给提供借鉴。

【关键词】公共产品;私人供给;政府

中图分类号:F014.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283(2010)07-0271-01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政府包办一切,特别是公共产品的供给更是由政府统一承担提供,虽然起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效果,但供给效率低下,资源浪费等现象严重,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公共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政府放松了对某些行业的管制和垄断,允许私人资本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公共产品的供给,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但其中仍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因此,研究借鉴西方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相关理论,将其运用到解决我国实际问题中,对于改善我国公共产品供给现状具有重要意义。

1 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必要性

萨缪尔森在《公共支出的纯粹理论》中,给出了公共产品的经典定义。据此,福利经济学家们认为,政府提供公共产品要比私人具有更高的效率,是公共产品的唯一合理提供者。然而,从20世纪60、70年代起,随着福利国家危机的出现,福利经济学家的这一论断受到了冲击和挑战,一些主张自由的经济学家纷纷怀疑政府作为公共品唯一供给者的合理性,认为市场的缺陷并不是把问题交给政府处理的必要条件,他们从经济人的角度深入剖析私人供给公共产品的必要性。

1.1 政府作为公共产品唯一供给者存在着失灵的问题

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理论将经济学引入政治领域,他们从经济人的角度深入剖析了政府失灵的表现:(1)政治家的目标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倾向于夸大政府的作用和市场的缺陷,即使政府干预的社会成本超过社会收益的贴现值也在所不惜。(2)政府干预可能无效,表现为官僚主义作风、体制僵硬机构臃肿和运行效率低下,导致通过政府配置带来的效率损失甚至比市场配置的损失还大。(3)政府过度干预为特殊利益集团寻租行为的产生和泛滥提供了极大便利。

由于以上缺陷,现实中政府并不像人们预期的那样能够完全代表公众利益,恰到好处地提供公共产品,政府“越位”和“缺位”现象在现实中比较普遍。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作为公共产品的惟一供给者就失去了合法性的依据。

1.2 公共产品的私人供给,可以增强竞争意识,有利于经济和社会ば率的提高

同时,有利于解决基础性项目的资金短缺,解决公共产品的供给相对不足的矛盾,消除社会经济发展的“瓶颈”障碍。

2 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理论和现实的可行性

公共产品的私人供给,不仅对于公共产品供给现状是必要的,而且西方许多专家学者也在理论上论证了其可行性,并且在实践当中得到了验证。

2.1 戈尔丁关于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理论

戈尔丁认为,在公共产品的消费上存在着“平等进入”和“选择性进入”。“平等进入”指公共产品可由任何人来消费,一般是纯公共产品;“选择性进入”指消费者只有在满足一定的约束条件,才可以进行消费,一般是俱乐部产品。戈尔丁认为福利经济学忽视了公共产品供给供给方式上的“选择性进入”。产品和服务采取何种供给方式取决于排他性技术和个人偏好的多样化。

戈尔丁的分析尤其是他提出的“选择性进入”方式是极富有创见的。这为探讨公共产品的私人供给问题、尤其为解决准公共产品的“拥挤性”问题指明了方向。

2.2 德姆塞茨关于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理论

德姆塞茨在《公共产品的私人生产》一文中指出,在能够排除不付费者的情况下,私人企业能够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他进一步认为,若一个产品是公共产品,那么对同一产品付不同价格是满足竞争性均衡条件的。由于不同的消费者对同一公共产品有不同的偏好,因此可以通过价格歧视的方法来对不同的消费者收费。

可以说,德姆塞茨的论点是对戈尔丁论点的发展,二者都从技术的角度讨论了私人提供公共产品的可能性,即如果存在排他性技术,则私人可以很好地供给某些公共产品。

2.3 科斯关于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理论

如果说上述学者是从理论角度论证了私人提供公共物品的可能性,科斯则是从经验的角度论证了这种可能性。

众所周知,灯塔作为一种公共产品,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只能由政府提供。而科斯在其经典论文《经济学上的灯塔》中认为,从17 世纪开始,在英国灯塔一直是由私人提供的,并且不存在不充分供给的情况,政府的作用仅限于灯塔产权的确定与行使方面。私人从国王那里获得修建灯塔的专利权,国王允许私人向船只收费,费用通过港口代理者来收取。

科斯的研究表明,一向认为必须由政府经营的公共产品也是可以由私人提供和经营的。

3 對于我国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思考

现阶段,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的改革和转轨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在公共产品的私人供给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尝试,并取得了良好成效。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多方面原因,我国的公共品供给在一定程度上仍困于传统体制的影响,存在着供给效率低下和相对不足的问题。因此,政府应该顺势而行,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理论和成功经验,并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适当放开某些领域的垄断,允许并引导更多的私人资本投入到公共产品的供给,对于提高我国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减轻政府压力,进而提高我国公共产品供给水平,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げ慰嘉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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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周敏.我国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分析及改革[J]. 现代商贸工业,2009,(1)

对农业公共产品供给 篇7

“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是指:省、市、县行政管理关系由“省—市—县”三级管理转变为“省—市、省—县”二级管理。我国推进“省管县”财政体制改革, 是为了减少行政管理层次, 增强省级调控能力;是为了扩权, 强县 (市) , 使中央和省对县 (市) 财政的一些扶持政策和补助资金等能及时落到实处, 真正做大县 (市) 一级。“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 加大了省级财政对县级财政的支持力度, 有利于县域经济的发展, 有利于增加对欠发达县 (市) 转移支付的力度。不可否认, “县财省管”成为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新模式, 但面对改革, 我们不仅要看其成效, 更要警惕其中存在的问题, 从而进行改革, 更有效地促进“省直管县”改革。

1.1 与现行行政管理体制的矛盾

实行财政“省直管县”后, 将市级的财权架空, 无疑会影响到行政管理权的实施。省、市、县三级政府运行方式、工作方法、规章制度等还不能完全适应新的管理体制。在已进行“省直管县”改革或试点的省份, 大都是在财政上“省直管县”, 而在行政关系依然是市管县, 市县财政平行对省级财政, 除部分事权直接下放到县以外, 其他的人事管理权或绝大部分事权仍实行“省管市、市管县体制。出现人权、财权、事权管理不一致, 产生了一些摩擦。

1.2 市对改革县的支持力度减弱

一些地方在地级市权力下放后将市级财政的财力更多地投向市区, 帮扶县 (市) 发展的积极性有所降低, 项目要求的配套资金迟迟不能到位或划拨给了另外地方, 一些地级市不愿意再承担配套责任。

1.3 管理幅度扩大, 给省级财政增加了压力

“省直管县”后, 省管理幅度的扩大, 给省级财政增加了压力, 在管理中仍然存在着鞭长莫及的问题。加之有的省内县域经济不发达, 县级财政困难比较普遍, 并且情况各异, 省财政能否及时、准确掌握各县市财政的实际情况并迅速作出反应, 可能不如“市管县”来得及时和准确。同时, 省级财政的政令传达成本也明显增加。

2 “省直管县”财政体制对县域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分析

2.1 县级财政自主权扩大后, 县域内无序开发、重复建设

“省直管县”后, 市一级的财政管理环节减少了, 客观上削弱了市对县的监督和约束力度, 县级权力的扩张和自主权的增加, 可能会使某些县搞“政绩和形象工程”, 仅从自身角度和短期利益出发, 制定一些不切实际的政策措施, 采取盲目建设、无序开发等短期行为, 造成一系列的不平衡, 违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另外, 我们知道, 地方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由财政税收在各级政府的分担程度决定的。一般来说, 下级政府的财税权力越大, 地方发展经济的内在激励效应越大, 但也容易形成地方税收竞争的过度激烈。

2.2 “省直管县”并不一定能解决县财政困难

县财政困难是取消农业税后、县乡财政收入骤然减少而导致的一种相对“收不抵支”的财政现象。“市管县”本身并非县乡财政困难形成的根本原因, “省直管县”只能是减少财政层级, 提高财政资金往来的速度, 有助于中央政府财政政策的落实, 本身并不能在收入、支出以及预算上发挥明显的作用, 对于从根本上解决县乡财政困难的贡献十分微弱。

2.3 “省直管县”无益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省直管县”对于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作用相当有限, 只能有助于解决省内 (纵向)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对于省际、市际、县际等横向均等化无法发挥作用。“省直管县”确实改变了原有的资源分配格局, 但是这种改进是相悖于均等化方向的。在资源总量有限的情况下, 直管县获得的资源越多, 意味着非直管县所获得的资源就越少。就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而言, 这些直管县本身的经济实力就强, 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财政能力相对较强, 因此政府的转移支付、项目安排等更应该向更不发达的“非直管县”倾斜, 目前的这些做法只能使得“直管县”的基本公共服务的改进程度更大, “非直管县”的基本公共服务变得更差, 二者之间的差距更大, 基本公共服务更加趋向于非均等化的方向发展。

2.4 权责不对等导致公共产品“公地悲剧”依然存在

推行“县财省管”以来, 地方政府的财政自由权扩大, 但是事权却并未得到同步下放。财权事权的不协调, 使得县级政府在行政行为上受到重重约束, 财权事权的剥离导致“有钱的没事做, 要做事的没钱”, 对公共产品的分配无法根据现实需求进行最终分配。而对公共产品的使用更是缺乏一个合理有效的监督和管理机制。根据财权与事权相结合的原则, 在实行省管县的财政体制后, 市级政府集中县财力的权力丧失, 相应地, 市级政府对县级政府的支出责任也将随之弱化。因此, 涉及跨县的抗旱抗涝、卫生防疫、科技推广、农田水利建设、环境保护等支出责任难以落实到位, 从而引发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缺位和区域性公共品供给短缺问题。

3 “省直管县”财政体制下改善县域公共产品供给的对策探析

3.1 推动相应的行政体制改革

与财政改革同轨进行的应该是行政体制改革, 这是解决县域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困境的制度前提。建立与财权下放相匹配的行政管理权使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更加符合当地实际, 能更好地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不易造成资源浪费的保障性前提。通过行政改革, 实现规则体系的变化, 加强规则体系的理性化和系统性, 消除体系中相矛盾和冲突的方面, 使规则建立在统一价值原则之上, 从政府的绝对支配、全面干预转变成宏观引导并逐步引进市场调节。

3.2 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应实现多样性

一般而言, 社会公共产品的供给有三大主体, 即政府、企业、非营利性组织等民间组织。目前县域公共产品供给主体主要是政府, 在以GDP为首要目的的环境下, 各级政府考核多注重经济发展指标, 而对县域公共产品较少关注, 最终导致县域公共产品供给的“政府失灵”。企业加入到公共产品供给活动中来, 将公共产品的提供与生产相分离, 将一些公共产品转移给私营部门生产, 政府作为聪明的购买者设定标准并选择相应产家。在竞争和压力下必然促成公共产品成本的减少和效率的提高。同时, 非营利性民间组织应该成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更加活跃的主体。非营利性质是获得民间群众信任的基础, 其更好地了解民众对公共产品的需求情况, 并能根据实际需求进行针对性的提供或是改善。

3.3 探索公共产品民主供给模式

根据公共选择理论和有限理性人假设, 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并不是一个超脱于自身利益至上的大公无私的神灵, 他们也有自利性。倘若这种公共权力不受制约, 对公共产品的供给就会背离“公共性”而转为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牟取私利的工具。而民主是人民将一部分公共权力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运用规范和约束保障政府的公共权力始终运行在人民意志的轨道上。因此除了法制和道德等约束公共权力的力量, 民主同样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制约力量。人民作为公共产品真正的主人拥有更多的权力自主表达对公共产品的种类、数量、质量以及供给的优先次序等问题的看法和意愿, 这样就使得公共产品供给趋于更公平。这种兼顾了公平与效率的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对解决公共产品供给困境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途径。

3.4 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 加快地方税制建设

我国政府必须采取措施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 构建透明有效的财政资金支出绩效评价体系, 对于财政资金的滥用与浪费建立领导问责制度, 在“省直管县”财政体制下通过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同时, 省级政府应赋予县市级政府完全支配本级主体税种收入的权利, 鼓励地方政府培育税源, 以经济的发展带动自身财政收入的增长, 通过加快地方税制建设, 增强县市级地方政府的财政自我供给能力, 减少“省直管县”财政改革给省级政府带来的财政压力, 提高省级政府扶持省内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能力, 充分发挥“省直管县”财政改革的积极作用。

摘要：推行相应的行政体制改革, 实行多元主体参与的公共产品民主供给模式, 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 加快地方税制建设才能确保“省直管县”的顺利推进以及对县域公共产品的根本改善。

关键词：“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县域公共产品供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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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研究 篇8

1 农村公共产品的现状分析

当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状况具体表现如下:

(1) 农村公共品供给总量不足。按公共财政理论, 公共物品的提供主体主要应该是政府。但我国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提供方面严重缺位, 加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公共产品提供方面的明显制度缺陷, 导致了公共产品总体呈现供给总量不足的状况。2003年我国的税费改革, 虽然从制度上遏制了制度外筹资渠道, 但却没有消解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压力, 尤其取消农业税后, “财权上交, 事权下放”使得原来的供给主体 (县、乡政府、村集体) 受制度制约及财政萎缩的影响, 没足够财力履行其公共产品供给职责。

(2) 农村公共品供给结构失衡。我国官僚科层制的行政组织结构容易形成信息传递过程中的梗塞, 即上下级之间信息传递过程的失真或上下级之间信息的不对称。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面来看尤为突出。我国农村长期以来“自上而下”的供给体制使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脱离了农民的实际偏好, 造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结构的失衡, 降低了农村公共产品的整体效用, 表现为供给过剩和供给不足并存。其供给过剩表现在兴修道路、水利设施等容易突出“政绩”方面;供给不足表现在对农村可持续发展公共品方面严重不足, 表现在生态保护、污染防治等方面。

(3) 农村公共品供需机制不合理。当前, 我国农村公共物品实行自上而下的决策模式以及农民对农村公共产品需求的表达机制不健全等因素致使对公共产品起主要作用的不是农村社区内部需求, 而是来自于社区外部“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 导致公共产品供需脱节, 表现为农民急需的公共产品供给不足, 农民不需要的公共产品供给过剩;重大型水利设施建设, 轻一般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重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 轻教育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此外, 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项目缺乏科学论证, 项目预算和审计流于形式;部门之间缺乏配合, 相互扯皮和推诿责任时有发生;公共物品供给的具体内容和制度建设严重滞后, 农村公共产品的实效性较差。

2 农村公共产品问题成因解析

(1) 农业的天然弱质性是造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根本原因。农业相对于其他产业相比处于天然不利地位。长期来看, 由于受土地、种植物生长周期、气候、地域等因素的制约, 即使加大科技投入也难以使产量呈现类似工业及第三产业的几何级数增长, 加之自然灾害对农业造成的直接影响, 农业虽作为第一产业, 却也是最弱势的产业。随着科技与市场经济的发展, 工业与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不断增大, 农业与其他产业在产品交换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 工业与第三产业的发展不断挤压了农业发展的空间。农业的不利地位导致了落后的农村经济, 这是造成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根本原因。

(2) 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的历史原因。我国建国后, 百废待兴, 国家形成以优先发展工业、重工轻农, 以农哺工的二元经济的政策定势, 长期以来工农业的“剪刀差”和国家政策倾向城市, 对农村经济造成严重剥夺, 导致了农村与城镇人口收入及生活水平的巨大差距, 扩大了城乡差距。落后的农村经济难以为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提供有力的经济支持, 是造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长期停滞的主要原因。

(3) 政府有效性边界模糊、权责不明确是造成农村公共产品不足和结构失衡的重要原因。城乡发展长期以来呈现的二元结构, 导致城乡有别的资源配置制度。城市实行政府为主导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我国农村公共品长期以来主要由农民以上缴税费的形式负担, 政府供给功能严重缺位。此外, 农村公共产品多元化供给机制不健全, 对于纯公共物品还是准公共物品, 都是要么是村民“自给自足”要么是政府垄断性提供, 或两者结合, 筹资方式单一, 市场或NGO等难以渗透。缺乏多元化的供给机制。

另外, 现行的农村行政管理体制中对有关部门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的职责与权力划分都很笼统。权责的模糊不清使得一些乡镇部门形成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观念, 这样, 有些公共物品供给就没有人扮演提供者的角色。此外,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还存在多头领导问题, 造成管理部门推诿责任和争夺权力行为, 导致行政管理支出虽多, 但公共产品供给却很少。

3 解决我国公共物品供需矛盾的对策研究

(1) 加大财政支农力度, 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公共物品供给体系。长期以来, “二元经济”体系导致了城乡经济的巨大差距, 也造成了相对独立的城乡公共产品供给体系。农村公共产品的“自给自足”和城市公共产品的政府主导供给, 不仅造成了公共产品供给不公, 而且由于农民承担了本应该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成本, 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在我国坚持科学发展观, 以工业反哺农业, 统筹城乡的政策下, 应加大财政支农的力度, 调整公共产品支出结构, 在公共品供给上坚持城乡平等非歧视的原则, 逐步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公共产品供给体系, 以减轻农民负担, 加快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

(2) 重构公共产品供需机制, 优化公共产品供给结构。当前, 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主要体现的是基层政府及职能部门的需求偏好, 而不是有效地反映农村对公共产品需求。其公共产品的决策目标偏离农民需求, 而是向政绩转移。重构农村公共产品供需机制必须在明确各级政府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主体责任的同时加强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 改变以往“自上而下”供给的传统模式, 转变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合理模式, 建立农村公共产品需求表达机制, 逐步重视农民急需的和可持续发展的公共产品供给。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必须按照公平民主、讲求效益、注重协调、统筹兼顾的原则, 合理安排公共产品的优先顺序, 优化公共产品的供给结构。

(3) 完善农村公共产品筹资机制, 拓宽农村公共产品的投资渠道。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投入严重不足, 已经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我国目前农村公共产品投资来源主要有包括各级财政的扶持资金, 村级“一事一议”政策筹集, 部门的资金补助三个方面。这种模式筹资渠道单一, 资金投入较少, 而且投资分散, 容易投入重复, 不仅难以形成合力而且管理成本较高。重塑城乡一体化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必须形成以财政为主体, 多渠道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融资机制, 调整公共财政支农结构的同时加强市场化建设, 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这两种资源配置方式的效力, 引导社会力量参与, 在明确产权下, 按照“谁引进, 谁收费”, “谁投资, 谁受益”的原则, 积极动员企业及其他社会组织为新农村建设提供资金和技术服务, 并为其提供税收优惠政策。在融资形式上还可运用BOT、ABS、ADR等融资方式提升筹资力度。

(4) 加强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法制保障。农民在国家的资源分配系统中, 是一个庞大的弱势群体, 自我保护的能力很弱, 因而, 保护农民合法权益客观上需要法律的介入。只有通过法律的规定, 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相关制度法律化、规范化, 才能切实保障我国农民的切身利益。首先国家应规范公用地征用程序, 保障农民在土地使用权流转中的权利, 规范土地转让价格的形成机制, 合理地大幅度提高土地征用的补偿费用遏制滥征、乱占农地的势头。其次, 尽快制定农民权益保护法和提供农村公共产品的相关法律。农村的基本公共物品也要逐步立法, 使之制度化、法律化:一方面要认真贯彻国家已有的相关法律;另一方面要修改不适应新形势的法律法规, 细化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还要制定并出台新的相关法律法规。最后要尽快制定和完善农村公共卫生条例、农村义务教育实施条例、农村土地承包法实施细则、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相关法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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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产品的私人供给研究 篇9

关键词：公共产品,私人供给,必要性,规制

公共产品的经典定义由萨缪尔森于1954年在《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中提出, 他将公共产品定义为:每个人消费这种物品或劳务不会导致别人对该种物品或劳务消费的减少。根据萨缪尔森的定义, 公共产品是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产品。非排他性指的是把公共产品提供给多个人联合消费的同时不排斥其他不付费的共享者;非竞争性指一个人对公共产品的消费不会影响其他人从对公共产品的消费中获得的效用, 每增加一个消费者, 不会影响原来的消费者对该产品的消费, 新增消费者使用该产品的边际成本为零。布坎南进一步指出, 根据萨谬尔森的定义得出的公共产品是“纯公共产品”, 完全由市场决定的产品是“纯私人产品”。而在现实世界中, 大量存在的是“准公共产品”, 即在满足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上与纯公共产品相比又存在着一定边际成本的产品。

一、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必要性

现实生活中经常存在的政府供给缺陷以及公众对公共产品供给的超额需求都会导致政府供给效率低下、供给不足等问题。这些问题为公共产品供给中引入私人部门提供了现实依据。

(一) 政府供给的缺陷

在公共产品供给中, 政府凭借其拥有制定政策法规与垄断公共资源等强大优势处于主导地位, 但是, 政府供给公共产品往往是低效率的。首先, 因为政府官员也存在“经济人”特性, 同样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在供给公共产品上未必符合公共利益或社会目标, 从而引发一些社会冲突。其次, 政府长期垄断公共产品的供给使其缺乏竞争压力和创新动力, 从而造成生产和供给公共产品过程的低效率运转。最后, 在市场经济中, 私人供给必须遵循价值规律, 根据成本和收益调节其经济行为。但政府由于缺乏有效的绩效评估制度, 其成本和收益难以衡量, 无法及时调节其行为, 而事后的制约成本则往往巨大。

(二) 公众对公共产品供给的超额需求

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人们对于公共产品的数量和质量都提出了更高的需求。但由于政府的财力有限, 以及运营公共产品的低效率, 公众对公共产品的超额需求政府是无法满足的。而且如果这部分超额需求的公共产品由政府单一供给的话, 既会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 又会导致社会不公平和公众不满。

由于低效率“政府失灵”的存在, 在某种程度上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甚至比市场机制下更加昂贵。正如世界银行所说, “在许多国家中, 基础设施、社会服务和其他商品及服务由公共机构作为垄断性的供给者来供给不可能产生好的结果”。而公众对公共产品供给的超额需求则为私人部门 (企业) 通过市场供给这类公共产品提供了现实依据, 在“经济人”动机的驱使下, 私人部门供给公共产品的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在超额需求的诱导下, 在“经济人”动机的驱动下, 私人部门通过市场中的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来供给某些公共产品, 这既满足了市场需求 (尽管是超额的公共需求) , 同时又弥补了“政府失灵”所造成的公共产品供给不足。

二、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条件及形式

(一) 私人供给公共产品的条件

1. 能够由私人供给的公共产品通常是具有一定边际成本的准公共产品。

私人无法供给纯公共产品往往因为技术上无法实现完全非排他或者成本上不经济。但是应当注意的是, 私人不能供给纯公共产品并不意味着私人不能涉足这个领域, 某些纯公共产品可以由私人来生产, 再由政府采购。

2. 该准公共产品在技术上要具备消费的排他性。

对于纯公共产品和共同资源, 由于具有消费上的非排他性, 很难避免“搭便车”等外部性问题。而准公共产品由于在技术上可以实现排他, 如付费才能享受的水、电、通信等服务, 可以有效地排除免费搭车者, 从而激励私人供给某些公共产品。

3. 私人供给公共产品必须有有效的产权制度做保障。

产权具有强制性的特征, 可以使产权所有者形成稳定的预期, 从而有动机来行使产权。因此, 只有界定了私人在某一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产权, 并且有一系列制度来保障产权的行使, 才能对私人供给公共产品产生足够的激励。

(二) 公共物品私人供给可以有三种形式

1. 完全的私人供给:即公共产品的生

产以及供给全部由私人单独完成。私人或者供给公共产品并通过收费的方式获得收益, 或者以自愿捐赠的方式直接提供。前者主要有“俱乐部模式”, 后者有修路、造桥、兴办“希望小学”、慈善捐赠等公益活动。

2. 私人与政府联合供给:

即公共产品的生产和供给主体不同, 由私人从事生产、经营, 政府通过采购等方式向私人购买并向社会公众提供最终的公共产品, 例如教育、医疗等。

3. 私人与社区联合供给:

即由社区成员集体出资由私人生产并供给公共产品。这种供给形式比较多的存在于有一定的地域位置、公共产品外溢范围相对封闭而受益主体不能轻易“退出”的地区。

三、公共产品私人供给存在的问题

(一) 定价制度不合理

在私人供给公共产品的过程中, 因为竞争不够充分现象的存在, 往往导致定价并不是依据社会平均成本确定, 而是由个别企业的成本决定。价格水平的确定更多的时候是依赖政府与特许经营者的讨价还价能力, 而不是市场竞争。当前, 我国对私人供给的公共产品主要采取按照平均成本定价的原则, 但是对平均成本的核定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核查过程中企业可能以各种各样的手段隐瞒其真实成本, 从而使规制机构对企业的成本掌握不清楚就无法监控其是以真实的平均成本定价。此外, 不同的公共物品所具有的属性也不同, 要想根据不同行业特点实行不同定价方式的科学定价就需要对其进一步分类, 从而达到社会福利最大化。

(二) 政府规制监管不完善

私人供给公共物品可能会出现某些负外部性问题, 这些负外部性问题不仅会影响公共产品的供给质量, 损害公共利益;它也会动摇公共产品私人营化改革的信心, 政府有必要对此进行规制监管。但是在当前政府行政效率不高, 监管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 各个监管部门容易相互推卸监管责任, 各个部门的规制环节、规制措施又很难协调一致, 就很容易导致各个部门的互相推诱。同时由于规制主体不明确或者专业性不强也导致了政府对市场的监管能力不强, 管理手段落后。

(三) 法律法规制度不健全

法律法规是保障私人部门权益的重要依据, 法律法规的不健全将可能导致各方利益主体之间的争执与冲突, 阻碍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有效进行。地方保护主义一直是是我国法治建设中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 由于地方政府通常都会偏向和保护本地方的产品生产者, 地方保护主义很难通过地方的立法、执法和司法来解决。另外, 法律法规制度的不健全给被规制者提供了政策和法制漏洞可钻, 也为规制部门的规制者提供了寻租的机会。比如有意对投标者隐瞒信息, 实行不公开招标, 指定中标人等等。由于私人供给过程中牵扯到各个部门的利益再分配和协调关系, 因此容易滋生腐败, 同时也造成社会不公平。

四、完善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措施

(一) 合理定价制度

首先, 政府应坚持“保本微利”原则。公共产品的供给是要给公众提供福利, 并不能像“纯私人产品”那样给私人部门创造丰厚的经济利润。因此定价在允许私人部门合理利润存在的情况下, 必须以公众利益为前提。其次, 引入价格听证制度。针对目前公共产品的供给, 国家不可能完全交由市场自由调节, 自由竞争;更重要的这些产品的价格往往影响到公众的切身利益, 作为公共产品消费主体的公众参与决策的愿望比较强烈。价格听证可以为政府对公共产品的定价提供必要参考, 提高价格决策的科学性、透明度, 减少和避免失误, 促进社会和谐。

(二) 完善政府规制监管体制建设

首先, 良好的政府规制机构应该保证其监管的独立性, 不受任何利益集团的利诱, 同时也要与政府政策部门划清权限, 不受政府部门的不必要干涉, 从而提升监管机构的可信度。其次, 要建立起完善的行政监管程序以及有效的外部监督机制, 加大行政违规的和行政违法行为的问责制度和惩罚力度, 从制度层面上保证机构的公正性。再次, 要严格界定规制机构的职责范围和行使职权方式, 坚持职权法定原则, 还要科学设立适合我国国情的规制体制。总体来说, 中央政府应该主要负责诸如立法、行业标准等宏观层面的管制;而下属地方政府应侧重于城市及其下属的具体规制, 并注意协调好各个层级之间的关系。同时社会中介组织的协调作用也要积极发挥。政府应该在规制过程中加强与中介组织必要的信息沟通和交流, 鼓励中介组织参与监管。

(三) 健全法律保障制度

国外经验表明, 公共产品私人供给要取得预期成效, 需要很多的条件, 其中之一便是确立法律框架, 包括中央法规和地方法规。法治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础。在当今改革开放的形式下我们更应该认识到加强法治建设及市场组织建设, 规范政府经济职能的必要性。鉴于此我国应尽快建立健全有关反限制竞争立法和反垄断法, 在完善立法基础上也要加强执法和司法力度。为保证司法公正, 约束政府行政部门的不合理及不规范行为, 也应当赋予经济人通过法律程序起诉和上诉政府部门和官员的权力。

公共产品的私人参与供给是我国现代化发展与市场化改革的必然选择。当然, 私人参与公共产品供给并不意味着要完全脱离政府, 相反, 政府作为公共责任的直接承担者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政府要为私人供给者提供良好的政策、制度、法律环境, 同时对于私人供给公共产品可能出现的某些负外部性问题, 政府要进行必要的规制监管, 从而更有效地促进公共产品私人供给, 保障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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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综述 篇10

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现状

有关学者和机构对农村公共产品现状进行深入研究, 学界普遍认为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现状表现为这几个方面。第一, 供给总量严重不足, 现行农村的“吃饭财政”, 且乡镇一级机构臃肿, 政府机构由农民养活, 且乡镇大修各种超规格办公设施, 没有较多财政支出提供公共品;第二, 供给结构失衡, 主要是地区和产品种类不合理。地区间不合理表现为区域差异明显, 东部地区比中西部提供公共产品多。第三, 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低, 农村基层政府的职能是提供各种农村公共产品, 随着制度的变迁, 政府职能的转变, 基层政府追求“形象工程”, 追求自身的利益, 很多在国务院通过的提案, 卡在基层的决策机制上, 总体效益低下。

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研究方法

对于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定性分析, 学者们多从供给模式和制度这一视角进行探索;对于定量分析, 学者们用数据包络分析 (DEA) 进行研究, 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一)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定性研究

由于农村公共产品在具有限非排他性、有限非竞争性。因此供给主体是政府。学术界对于定性分析, 大多从制度和供给模式进行研究。苏晓艳、范兆斌 (2005) 以税费和农村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出发点, 研究制度的变迁对供给效率带来的影响。吴淼 (2007) 从社会资本角度出发, 探究引用社会资本这一非正式制度对供给效率的影响。邓立新 (2014) 对成都农村中小型公共设施实践中以“村民自建”为突破口, 探索让政府和村民作为双主体参与公共产品的全过程建设, 研究对供给效率的影响。从制度, 供给模式对供给效率的研究, 宏观层面把握研究的整体方向。也为学者从多视角研究供给效率提供理论依据, 对促进我国农村经济改革具有深远的影响。

(二)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定量实证研究

目前, 国内外学者对于公共产品供给效率评价运用定量研究比较少。效率评价有两个内涵:一, 效率从管理学角度来看是组织的各种投入与产出之间关系, 此类运用数据包络分析 (DEA) 评价研究比较广泛;二, 效率是对主体行为而言, 效率是功利主义的, 学者用顾客满意度指数 (Customer Satisfaction Index, 简称CSI) 。不同的学者, 在用DEA对供给效率评价时采用方法不同, 但首先都是以经典DEA模型, 分析投入、产出, 计算初始供给效率。季鸣、王林 (2010) 以DEA和计量学结合研究发现,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 供给效率将会减少;财政分权程度越大, 供给效率越高;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会促进供给效率;农村机械化水平高, 供给效率将会提高。李建军、张辰昕 (2012) 用两阶段DEA—Tobit模型实证研究地方政府公共品供给效率, 认为收入增加、转移支付及预算外收入比重提高、经济开放程度等将影响供给效率, 而教育水平提高有助于供给效率的提升。叶文辉、郭唐兵利用2003~2010省际版面数据实证分析我国农田水利运营效率低下, 指出要从农田水利自身“准公共产品”性质, “以资代补”提高其运营效率。综上所述, 研究表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地区差异大, 东高中西部低;供给效率大都与经济、人口密度、财政分权制度、公共品供给政策紧密相关。不同之处在于各学者研究选取指标有细微差异, 侧重点不同, 这为以后研究指标选择多样性提供思路。

三、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低下原因

对于此方面的研究, 国内学者集中从供给模式, 制度等方面进行分析。刘文勇认为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强制性特淡化和新的有效制度“缺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框架下的供给制度变迁、农业组织化程度低等是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低下的制度原因。李建军、张辰昕 (2012) 认为我国转移支付制度不尽合理。税收返还保护既得利益色彩, 转移支付规模不大, 专项转移性影响资金灵活配置及优化, 因为资金不是地方政府的自有收入, 使用资源时缺乏精打细算。刘海英, 李大胜 (2014) 认为农村水利因为其公共性和政府单一供给, 导致市场失灵和政府供给失效, 供给效率较低。由此可知, 农村的资源分配、利用不尽合理, 缺乏监督, 供给主体不当决策, 导致资源严重浪费, 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不太高;

四、保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探索

关于这一问题的探讨, 国内学者主要围绕在供给模式和制度方面进行探讨。

刘文勇认为从制度层面将“一事一议”扩大, 中央政府给予财政支持和恰当的“底线”设计, 完善制度。邓立新提出“村民自建”这一构想, 以成都和安徽的试点, 引入村民参与全过程的实施。符合农民需求, 提高政府投资的有效性, 对减少政府农村投资的跑冒滴漏和公共资源配置中腐败滋生、提高政府投资效率有积极的意义, 实现政府与农民的双赢。其他学者, 根据农村公共产品供效率规模效率及影响因素的不同, 选择合适的策略。由实证研究得出:①地方公共品供给效率具有时空差异性, 需要根据不同时间、各地政府, 进行准确的评估;此外, 还需扩大地方规范、独立的自有财政收入, 在转移支付时给予指导, 发挥地方政府的主动性。②因为人口密度、人均GDP与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呈正相关, 适当提高居民集聚水平、重视经济持续发展, 从而提高供给效率。③大部分地区整体效率各不相同:纯技术效率低的地区, 调整供给结构, 提高管理水平;对于规模效率不高的地区, 调整供给规模, 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对于都不高的地区, 根据需要, 调整供给结构与供给规模的比例, 提高效率。

五、简要评论及进一步研讨的问题

从定性分析到定量实证研究, 对于解决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低下具有重要的理论及实践意义。定性分析从宏观层面上研究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多是由于制度, 供给模式原因导致供给效率低下, 主要表现为未考虑公共产品的收益主体, 尊重农民权利。可以通过供给主体多元化、完善制度、村民自建等方式, 加强政府和市场合作, 提高供给效率。定量研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 目前研究比较少, 通过实证、基于数据、运用DEA和改进型的DEA, 对我国目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得出目前供给效率:东部高, 中西部次之, 提升幅度较大。选取指标, 影响因素不同, 共同影响因素:经济发展、人口密度、财产分权制度、惠农政策等与供给效率呈正相关;其他影响因素, 因学者研究方法、地域、时间的不同, 影响因素各不同。基于定性供给模式和制度分析, 定量DEA实证研究都得到较好效果, 因此应用广泛。尽管取得进步, 还有一些需深入探讨:1、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测度定量实证研究还比较少, 运用DEA改进型及CSI方法具有重要的应用前景。2、将供给效率定性与定量结合研究方法较少, 两者如何结合, 还需要学者做更深入的研究。3、农村公共产品种类很多, 特别是准公共产品, 应根据其地域性、不统一性、多层次性, 在效率测度时选择不同的方法及影响因素指标。4、国外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研究的经验对国内具有借鉴意义, 通过比较找到适合于我国研究的先进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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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燕凌.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实证研究[J].公共管理学报, 2008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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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公共产品制度化供给研究 篇11

关键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化

中图分类号：F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7）11010602

农村公共产品是农村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及农民生活的重要保障。当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普遍存在的投入不足、效率低下及供需结构失调的问题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对此，分税制改革后基层财、事权不对称，基层财力过弱、负担过重是多数学者针砭的对象。 而集中化的财政体制和低效的转移支付并没有弥补基层财、事两权不对称的弊端。 目前基层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和决策机制本身的缺陷也进一步加剧了供给的困境。 此外，制度变迁的视角看到了因家庭承包以后的制度安排不适应新的农村环境和制度环境，引致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不足。 

这些论断无疑敏锐地指出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陷入困境的症结，并提出了具体解决方案。但是，这些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怎样为农村提供长期且稳定的公共产品的问题。要走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困境，根本在于对现行农村公共产品进行制度化改革，使公共产品供给这一行为普遍地被制度制约并逐渐定型化与模式化。这是彻底摆脱困境的逻辑，也是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的长远之计。

1地位特殊——特定场域的特定性质

农村公共产品除了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公共产品基本特征之外，因处于农村这一特定的场域而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农村的公共产品供给的制度设计首先要建立在认清农村公共产品的特性的基础上，使其适应当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发展农业现代化的迫切需要。

（1）农村公共产品具有分散性。不同于城市的密集化和中心化，农村社区因处于中国行政区划的最底层而本身就具有边缘性，农民居住分散，农业属以家户为单位经营的弱质农业。因此农村所需的公共产品必须较为均匀地分布在各个村落中，使每个村落的农户都能享有基本的公共产品。这决定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需要高度统一布局、科学规划。同时我国农村地域广袤，各地发展极不均衡，东、中、西部不同省市下的自然条件、农民收入水平各不相同，对公共产品的需求类型和数量要求差异巨大，这又决定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需要引入村民制度化参与以保证符合真实需求的供给。

（2）农村公共产品具有综合性。有别于城市的生产区与生活区的明显分离，农村农业生产和农民日常生活是一体化的，生产和生活所需的公共产品相互交错，密不可分。道路、供水、电力和通讯网络在服务于农业生产活动的同时也是提高村民生活质量的必需品；教育、医疗、卫生和文化建设是农民目前和将来生活的基础。因此，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涉及到电力、交通、自来水、文教卫等大量部门的协作互动，必须由政府带动，多方并举，综合协调。这就需要将其纳入政府制度内的财政支出，由政府牵头、各级各部支持努力，以保证供给产品的数量、质量和有效性。

正因为农村公共产品处在农村这个特殊的场域中，因而需要制度化的供给渠道来保证供给的常规性。然而目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主体缺位，供给效率低下。纳入政府财政的制度化供给不仅能改善目前因供给资金短缺、供给主体缺位而导致的农村公共产品稀缺状况，而且能对长期的供给起到系统安排和科学规划的作用，从而提高供给的效率和效益。

2主体缺位——效率低下的产品供给

农村目前的供给主要表现为以上级政府转移支付、基层政府制度外支出与农民“一事一议”相结合的供给方式，多头主体下暗含着主体缺位的事实。由于没有制度化的投入规划和财政支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缺乏管束行动模式和行动程序的一套行为准则，供给效率极其低下。

（1）非规范的转移支付削弱了支农资金的有效性。规范化的转移支付的应以“标准支出”与“标准收入”为基础来确定。然而由于基础数据的缺失及准确测量的不可能性，加之因尚未明确划分政府间事权而难以确定基层农村实际的“标准支出需求”，导致了有限的转移支付资金的结构不合理，重点不突出，甚至被挪用、流失，从而导致供给短缺。并且，以转移支付方式划拨的专项支农资金的安排缺乏系统性和全面规划，这就导致各地享受到的支农资金数额不平衡、不稳定。各基层政府也无法以上级规范化的转移支付标准为参考来编制本地公共产品供给的长期预算与规划，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不确定性。

（2）“项目供给”的非长期性降低了产品供给的稳定性。这种供给方式往往是临时或暂时地“一次性”投入，临时的立项使投入于公共产品的公共财政覆盖的范围、领域及数量缺乏规定性，丧失了对地方政府这一供给者的约束机制和激励结构。并且，这种方式赋予了政府官员拥有选择上何种项目的权力，致使并非亟需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的出现成为可能。同时由于缺乏规范，不论政府自身还是民众都无法通过熟悉公共产品供给的法规或规定来对公共产品供给项目的内容、进程、目标及其资金使用效率等予以监督，因而无法保证定期地向固定的对象提供正常需要的公共产品。

（3）“一事一议”的非正式性提高了产品供给的困难度。这种随意性较强的办法在目前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来规范应由农民筹集资金或劳务的项目。加之农民是在对“一事一议”缺乏充分了解与明确认识的基础上，被强制性地推入到上级政府制定的“参与”的渠道，而非在农村的生产力与村民意识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的自发性变迁，因此目前我国农民的居住分散、各自经营、自谋农产品销路等特点就必然导致农民对其他人的不信任、不依赖，从而导致合作的困难，使得村民大会召开难、意见统一难、决议执行难，最终导致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难。

很显然，由中央政府“拨一点”、地方财政“挤一点”、农民自身“凑一点”三者相结合的“凑米下锅”的供给筹资方式，使供给不规范、不稳定，从而导致公共物品供给短缺、效率低下。那么，必须有一种制度化的解决方案来改变目前的非程序性、非常规性的非正式供给局面，为农村带来充足、持续、稳定且高效的公共产品。

3制度化供给——走出困境的制度创新

公共产品供给的制度化能厘清公共产品供给主体与对象各自的权利义务关系并使之规范化和法制化，是制约供给者和供给对象的各种行为目标与行为选择的一种重要机制，使供给行为的定型化与模式化。正如亨廷顿所说：“制度化是组织和秩序获取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 只有通过法律、法规或规章条例的形式，对公共产品的项目、内容、进程、目标及其资金保障等予以明确的规定，使其决策和投入使用都符合一定的程序和逻辑规则，才能使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享用和监督有据可依。

（1）制度化供给首先要有短、中、长期的制度规划。科学的制度规划必须建立在认清现实的基础之上，正如本文开始提到的农村公共产品具有特殊的性质，制度设计无法离开这些特定的制度背景。制度设计没有全国统一的模式，必须结合各地农村的自然条件、土壤状况、种植习惯、河流分布、风俗人情以及农业的集约化和分散化程度，因地制宜地设计出最适于各地供给对象所需要的制度。同时，中长期规划要求设计者通过对目前的公共产品的盘存从而充分认清有待提供的公共产品的结构、数量与顺序，基于现实主义的原则做出与实际情况相符合的制度规划，杜绝不切实际和好高骛远，逐步推进公共产品的制度化供给。

（2）制度化供给要求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纳入政府财政体系。根据公共产品的性质以及财权、事权合理安排各级公共财政在支付农村公共产品中应当承担的比例和范围，或者公共产品支出必须占GDP的比重，并制定具体的、更具操作性的实施办法,规范政府投入行为。统一预算、统一编制、统一管理，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全面纳入到公共财政支出的体系内，并以法律法规的形式予以明确，使监督和监管有章可循，从而将彻底改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缺位的问题，解决转移支付过程中一直一来无法解决的资金流失和失效问题，使县乡政府不再依靠寻求制度外收入勉强提供公共产品，也使农民走出筹资筹劳的沉重负担。 

（3）制度化供给要求做到决策程序化和规范化。建立专门的决策部门，采取上级政府定出决策方向与农民参与合理表达需求相结合的决策制度。目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要么是依靠上级政府自上而下地发布“命令”，要么是村委会临时组织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进行决策，决策主体不明确、不固定，这不仅导致决策的极不稳定和不规范，而且使责任扩散，问责无门。因此要规定具有专门知识和技能的部门作为首要负责部门，这样可以保证供给决策的科学化和规范化。建立“政府定出方向——农民参与讨论（或听证、表决、投票等）——政府反馈吸收——做出合理决策”四部曲的决策程序，提高决策的有效性与民主性。 

综上所述，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化能促使政府和农民双方认定行为的合理性，也使公共产品供给这一社会行动具有可期望性。对于公共物品供给者而言，制度化能给供给者提供规范、规则，实现义务与权利双方面的保障；对于供给对象即受益人而言，也有章可依，可获知自己应当获得哪些权益、享受什么公共产品，通过哪种合理的方式对自己享受的公共产品付费，从而可以“合法”、“合理”地享受或争取应当获得的权利；对于新农村建设和农业现代化建设而言，制度化带来的稳定、长期、规范化的公共产品供给无疑会起到巨大的基础性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