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本性问题（精选12篇）
根本性问题 篇1
摘要：就高等学校开展的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所围绕的“培养什么人, 怎样培养人”与“办什么样的大学, 怎样办好大学”这两个根本性问题各自本身的以及它们与素质教育之间的关系展开讨论。首先, 就前一根本性问题与文化、教育、高等教育、素质教育、人的全面发展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讨论;其次, 就后一根本性问题与高等教育、高等学校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讨论;最后, 就素质教育、文化素质教育以及与两个根本性问题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讨论。
关键词：大学,高等教育,科学发展,素质教育
问在高等学校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题观活动中出:高等学, 中央负责同志明确而校要围绕“培养什么人, 怎样培深刻指的养人”、“办什么样的大学, 怎样办好大学”思际, 明确发展思想这两个根本性的问, 题解决, 突出问题紧密联系, 创新体本校实考展时期制机制, , 党中央提出了促进科学发展。实施科教兴国进入新的历史、人发
才强国、教育优先发展的重大战略。两个
根本性问题的提出, 不仅为高等学校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指明了方向, 同时也直接关系到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实施, 关系到思想政治领域的和谐和稳定。科学发展上水平, 是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核心, 是“重中之重”, 对重点大学更是如此。
笔者拟就这两个根本性问题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进行讨论。而且, 今年又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这一重要的历史性文件颁布十周年, 所以, 我们曾为此专门撰文《素质教育:改革开放30年中国教育思想一大硕果》[1]以志纪念。本文就是在该文的基础上写成的。重点就素质教育、文化素质教育同这两个根本性问题之间的关系进行讨论, 为的是高等学校特别是重点大学科学发展上水平。这些讨论仅作为我们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中的一些认识与体悟, 来参与“高等教育强国”这一主题的讨论。
一
2005年1月, 胡锦涛同志在全国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高等学校“首先要解决好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2006年8月29日, 胡锦涛总书记又强调指出, 全面实施素质教育, 核心是要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重大问题, 这应该成为教育工作的主题。要解决好“培养什么人, 如何培养人”这个根本性的问题, 首要的关键在于正确地理解教育的本质, 理解素质教育思想的重大意义。
大自然创造了人类, 人类创造了文化、文明。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延续, 以大自然作为其前提与基础;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以文明、文化作为其手段与方式。不是文化的, 就是自然的;不是文明的, 就是野蛮的。显然, 人类一切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活动都会随时间而逝去, 留下的就是历史, 就是文化。动物界靠基因的遗传而延续, 靠基因的变异而演化;而人类社会及其文明靠文化的传承而延续, 靠文化的创新而发展。文化就是人类社会及其文明的“基因”。而文化主要靠教育通过“育人”而传承, 靠教育通过“育人”而获得创新的基础与前提;社会越发展越进步, 教育的作用就越重要。
显然, 教育主要是文化教育, 教育定位在文化领域内, 即以文化育人, 培养适应社会需要与发展的人。此即, 教育的根本任务是育人, 提高人的素质, 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从而又以此服务于社会的需要与发展。可以说, 教育的根本宗旨就是提高人的素质, 教育的本质就是素质教育。素质教育是我国改革开放30年教育思想与教育模式的一大硕果, 素质教育就是现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观。
素质教育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 是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 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目标的一个科学论断。《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 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 在那里,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又明确指出, 未来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党的十六大、十七大报告也明确指出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党十七大还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写入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之中。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既是一种结果, 又是一种过程;既表现为未来社会应有的理想状态, 也体现在现实社会应有的努力发展之中。要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固然需要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达, 需要先进的社会制度作为保障, 同时, 还需要不断地全面地推进素质教育, 以达到人本身的素质的全面提高。可以认为, 素质教育有两个维度:一个是全面发展, 一个是自由发展。全面发展是指人的发展是整体性的发展, 亦即德智体美诸方面的发展, 既会“做人”、又会“做事”;既有“德”、又有“才”;既有高尚的精神境界、又有实际的办事能力;既有抽象的优秀内涵、又有具体的感人外显。全面发展强调的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必备的基本要素, 缺一就不完整。全面发展是一种共性要求。而人是以个性而存在的, 共性寓于个性之中。自由发展是指对每个人这一生命个体所具有的由其先天基因与后天环境共同决定的潜能所能达到最大限度的挖掘与发挥, 亦即个体生命的价值得到充分的发展与实现。显然, 自由发展是一种个体化的要求。人的全面发展寓于不同个体不同的自由发展之中, 不同个体不同的自由发展应体现人的全面发展;从而, 我们讲全面发展, 实际就隐含着自由发展。我国自古至今所倡导的“因材施教”与“自由发展”, 我国古代所倡导的“成人之学”与“全面发展”, 从一定的角度来看, 尤其有相通之处。
正如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既是一种结果, 又是一种过程, 既是一种理想状态, 又是一种现实发展一样, 素质教育也体现着这一教育的结果与过程、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相统一。
从这个意义上讲, 教育的根本宗旨就是提高国民素质。《礼记·学记》一开始就指出, “化民成俗, 其必由学”。“学”, 就是教育;“化民成俗”, 就是提高国民素质。“化民成俗”, 来自《周易》中的《贲卦·彖辞》:“文明以止, 人文也。”“观乎人文, 以化成天下。”其中, “化”指的是教育的方式, 即在外部因素作用下的内生;“俗”是“化”的结果, 即将外在的道德伦理要求转化为内在的品质, 转化为内在品质的情感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讲, “化民成俗”就不仅仅是指提高国民素质, 而且是通过素质教育来提高国民素质。当然, 这个素质教育的内容与今天的素质教育内容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但其本质却一脉相通。
国民素质是第一国力。我国人口众多, 这是个严峻的现实。如果国民素质低, 人口多则成为极其沉重的人口包袱;相反, 如果国民素质高, 人口多则成为十分巨大的人力资源。实施“人才强国战略”, 建设“人力资源强国”, 既包括培养创新型高素质人才, 也包括普
参考文献
[1]杨叔子, 余东升.素质教育:改革开放30年中国教育思想一大硕果——纪念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颁布十周年[J].高等教育研究, 2009 (06) .
[2]杨叔子, 余东升.大学的生命:日新之德[J].高等教育研究, 2008 (05) .
[3]茱丽.A.罗宾.现代大学的形成[M].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 2004.
[4]杨叔子, 余东升.文化素质教育与通识教育之比较研究[J].高等教育研究, 2007 (06) .
根本性问题 篇2
留人靠什么，似乎就是所谓的“待遇留人、事业留人、感情留人”，这几条几乎被说烂了，然而也很难再找出其它手段。但是留人难的问题并没有因为这几条而有所好转。
一、传统留人手段的分析
靠待遇留人，难，难就难在企业可能没有承受能力，无法拿出有竞争力的薪酬水平。的确，这一条不是什么企业都使得起得，不是什么企业都能够像阿里巴巴一样，一下子拿出几个亿作为员工买房补助。
靠事业留人，似乎也有一点难度。有些企业为了体现靠事业留人，专门聘请咨询机构设计了多条职业发展通道，建立了发展阶梯;然后还为员工进行了测评，上下级沟通，确定发展路径和能力发展计划。但是这些轰轰烈烈的运动式发展很难持续，原因很简单，池子就那么大、水就那么深，通道、阶梯再多，如果企业不发展，结果只能是画饼充饥。
靠感情留人。待遇和事业是基础，感情才有效果，否则就会变得空洞、虚无、廉价。那么待遇和事业都不错的，似乎感情也不错;没有待遇和事业的基础，感情也别指望能够好到哪里去。所有有人感叹，人力资源管理能做到锦上添花、却难以做到雪中送炭。
总的来说，这三条重点强调了留人的手段，而没有解决一个根本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到底留谁、留下来又如何支撑企业发展的问题。当然，我并非苛求这三条解决一切问题，但如果作为企业来说，如果忽略了上述根本问题则可能陷入“无目的的哲学”。说到最后，无论薪酬、事业，还是感情，都需要以企业发展为保证。从根本上讲，人员流动本身就是市场竞争的必然结果，是要素重新配置的过程。无论是留、还是流，其原因都是竞争，都是为了赢得竞争。
二、企业与员工之间的竞赛
除了企业之间的市场竞争以及由此引发的人才竞争，企业与员工之间也存在着竞争关系。也就是说，员工与企业同时都在发展，当企业发展速度快于员工发展，那么企业就会感到人才不能适应企业发展要求，于是要调整人才结构，从外部招聘高级人才，并对现有人员进行淘汰。而反过来也是一样的，如果员工发展速度快于企业，这时就出现了“小庙大菩萨”的问题，企业很难提供员工继续发展的空间，员工自然会选择跳槽。
因此，当企业中快速成长起来的人才流失时，人资部门和企业高层首先应当检讨，为何企业发展速度慢于员工发展速度。当然，企业与员工同步发展是非常理想的状态，但事实上这只能是一种理想状态。
试想，即使企业老板也存在这个问题，有些时候，老板就成为企业发展的极限;这也是造成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的一个重要原因;乔布斯，伟大的企业家，也是如此，当初获得成功，也最终被董事会扫地出门，因此周鸿t认为乔布斯的伟大之处在于“自省”。
三、留人在先还是战略在先
这就引出另外一个问题，留人在先还是战略在先。这个问题就像前几年人们围绕柳传志“搭班子、定战略、带队伍”的三段论的争论一样，大家争论的焦点是，究竟搭班子在先、还是定战略在先。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对于企业核心创业团队而言，搭班子和定战略恐怕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一个不断调整、相互适应的过程，不同企业有不同的构建形成过程;但是对于企业核心人才而言，定战略一定是在先的，因为人才的发展与保留主要属于“带队伍”范畴。
廓清了这一点，那么人才的发展与保留首先要解决的是一个战略问题。也就是说，人力资源战略要服从和支撑企业总体战略，缺乏总体企业战略，那么留谁(或者说谁是人才)、留下来干什么都成为问题。
反过来，如果明确了战略，那么谁是核心人才、谁是必须的保留对象，这个问题就变得清晰，而核心人才留下来对于企业战略实现的作用也非常明确。这时，企业就可以大胆地在这类人才身上花钱，给待遇、给平台，老板也愿意为其营造良好的发挥作用的空间。在这个意义上，留人就是投资。待到企业获得发展，那么企业就又可以进一步提供更好的薪酬、发展平台来吸引和保留企业所需的人才。
对于大量中小企业的问题就在于，企业缺乏明确的战略，除了极少数核心人才之外，企业无法明确谁是人才、人才与企业战略实现之间的关系(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企业的组织结构和运营模式问题)，老板也就不愿意在这些员工身上投资。竞争的特征就是不进则退，企业在犹疑不定之间丧失了发展的机会。
对于人才的发展与保留，必须从战略性投资的角度来看待，既然是投资就必然有失败，当然没有投资不会有失败，同时也不可能有成功。这又涉及到第二层关系，人才保留和企业发展孰先孰后。究竟是等到企业发展了再在人才上投入呢，还是要企业先投入呢?很清楚，一定要先投入。
四、期权的妙用
说到这一点，不得不谈到期权。期权是一种非常精巧的激励手段，其精巧之处就体现在：持有者可在设定的未来某一个时间变现。作一个假设，如果此人对企业发展毫无信心，那么他根本不可能接受此项期权;而如果一旦此人接受期权――要知道获得期权也是需要支付现金的，当然也可以通过金融手段进行操作，则表明此人认同企业未来发展。一位核心人才愿意接受目前相对较低的现金薪酬，而其薪酬主体则是带有不确定性的一定数量期权，对于企业来说无疑是用未来的钱雇佣了企业今天发展急需的人才。
要实现这一点，必然建立在人才对企业发展的认同基础之上。否则，期权就一文不值。当然，企业在授予期权问题上，也必然是无比慎重的，只有那些对于企业发展至关重要、值得被授予期权的人才能够获得这样的机会。
五、简要总结
企业发展和战略实现是保留人才的基础、根本;人才发展与保留是企业重要的投资行为。人才和战略一体两翼，缺一不可。
根本性问题 篇3
关键词：城乡结合部；写作困难；问题及对策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以下简称《课标》）指出：“写作是用语言文字进行表达和交流的重要方式，是认识世界、认识自我、进行创造性表达的过程，写作能力是语文素养的综合体现。”习作教学是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我们城乡结合部的孩子在习作上遇到了困难。他们的写作心理不正确，写作是为了应付；写作素材难发现，舍近求远找素材。最重要的原因是教师指导思想不到位，不能引导孩子进入写作之门。为此我结合自己的教学体会，谈谈城乡结合部孩子习作困难的根本性问题及对策。
一、纠正写作心理，激发写作兴趣
当老师给孩子们组织一些活动时他们会问，结束了是否要写作文。他们常常带着负担在进行，因为作文让他们畏惧、厌恶、痛恨。不说写作兴趣的激发，连其他兴趣都被击垮了。要纠正学生认为写作是为了完成“作业”“任务”的心理，我把学生心得、见闻、感受等作为班级手抄报内容，把他们的作文作为黑板报材料，给本校“文学社”投稿，给各类报刊投稿。让学生得到由写作产生的自信、愉悦、骄傲、荣耀，让他们感到他们的作文是一件艺术品，是有人欣赏的，他们可以像作家一样让自己的名字闪光，这样的方法扭转了学生“写完了也不想给别人看”的想法，激发了他们的写作兴趣，也让他们懂得“写作是为了自我表达和与人交流”。他们可以通过写作与人分享自己的感受。同时我还鼓励学生参加各类比赛，比如“姑苏晚报小荷作文比赛”，他们的语言潜能得到激发，改变了学生的写作状态，增强了他们的写作自信。
二、积累写作素材，重视内心思考
1.让阅读服务于写作
《课标》中提到“在写话中乐于运用阅读和生活中学到的词语”，“尝试在习作中运用自己平时积累的语言材料，特别是有新鲜感的词句。”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就应该加强他们的素材积累，因此我鼓励学生多读课外书，开阔视野，可以在阅读中积累素材做到厚积薄发。梁启超认为，“读”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提高“写”的水平，我让学生在阅读时有目的性地摘抄一些词句，避免大量摘抄使学生对阅读产生厌倦。阅读的目的，是发展学生自己的语言，而不是改变学生的语言。我让学生寻找属于自己的那本书，寻找到能和自己精神上碰撞出火花的作者，这样他们就能找到自己的语言个性。比如，我给学生介绍《奔向荒野》，他们读完后去寻找《鲁宾孙漂流记》《格列佛游记》《神秘岛》等；我推荐《草房子》这本书时，孩子们又去寻找作家曹文轩的一系列作品，他们特别喜欢他的文字、他的风格。
2.让日记成为写作载体
“写作的种种要素，种种自由和自在，以及身体到心灵的彻底放松，全在日记里。”我鼓励学生每天坚持写日记。日记可以培养学生观察、思考、表现、评价的能力，日记是学生说真话、实话、心里话的地方，不会束缚、限制孩子们的心，他们可以自由、不拘形式地表达自己的感受、见闻和想象。孩子们的生活单调与否关键在于他们那颗心是否敏感与细腻。写作没有内容，认为老师组织的活动才是素材，觉得父母带出去郊游才是生活，我告诉小淘气们，课间故意绊人家一脚是素材，发本子用飞的可以高谈阔论，被老师批评内心激起千层浪后可以滔滔不绝。“人的生活状态或许有好有差，对写作而言，没有好坏之分，不同的生活状态造就了写作的多样性、丰富性。”关键是老师要引导学生“养成留心观察周围事物的习惯，有意识地丰富自己的见闻，珍视个人的独特感受，积累习作素材”。学生有“个人的独特感受”不应只停留在“留心观察”上，而是要走进观察背后的思考——那个独特的内心世界，这样才能进入写作之门，孩子们要学会自己去寻找素材，日记就可以为学生提供这样的条件。
三、转变教师观念，改进教学方法
爱因斯坦曾说：“教师的最高艺术是用富于独创性的教学方法去传授知识，并给学生带来快乐。”有效及多样的作文教学能够发挥教师的创造性，教师适时的“点”“拨”能点燃学生内心写作兴趣的熊熊大火，启发学生对身边素材信手拈来，训练学生作文技能的有效提高。城乡结合部的小学生作文能力培养策略就是通过教师对学生进行有意识的培养和训练，以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我比较慎重于学生写作前的指导，写作前指导不当会让学生失去自己的语言个性，失去个人的独特感受。我比较注重作文讲评，鲁迅曾言“文章是改出来的”。老师要让学生知道哪里需要改，为什么要改，引导学生对作文进行多角度修改，同时激活他們对自己作文修改的愿望与满足感，不能觉得改作文是老师的事情，老师的思想怎么能真正触及孩子的内心世界呢？我还重视为学生搭建训练的平台，除了在讲评课中训练，我还利用阅读教学中的一些契机，让学生发挥想象，建构自己的语言，表达自己的独特感受，这不失为一个隐性写作训练。
参考文献：
管建刚.我的作文教学主张[M].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2012.
（作者单位 江苏省苏州市阳山实验小学校）
人本性的摹状语指称问题研究 篇4
一传统语义分析方法在摹状语指称问题研究上遭遇的困难
指称问题应该是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因为“语言与现实相联系的主要方式是通过指称”[1]。但事实是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密尔、罗素到前期维特根斯坦,虽然他们都承认语言与现实之间存在着指称关系,但指称关系只是被用来解释语词意义,最终形成语词意义的指称论。这其中,尤以罗素专名意义的摹状语理论最为典型。作为一名意义实在论者,罗素认为日常语言中只有专名才能和实在对象直接对应,专名因指称实在对象而有意义,其意义就是所指的实在对象。不过罗素同时还认为,从逻辑上看专名可由一个甚或一组摹状语代替,因而专名就是伪装的簇摹状语。这样一来,摹状语就成了比实在对象更合理的解释专名意义的工具。当然,罗素坚持摹状语和专名应该严格区分开来,主要目的是消解由“一切语言表达式都指称某种对象”这一迈农式观点所带来的许多现实世界中不存在的实体,“从而大大减少了他的本体论中对象或实体的数目”。[2]所以在罗素看来,有的摹状语因其描述性内容不针对任何实在世界中的对象,因而没有所指,也就没有意义( 比如,当今的法国国王) ; 还有的摹状语虽能描述实在对象的某方面属性,但不是对象的全部属性,因为构成专名的摹状语家族无法穷尽,所以单个摹状语不能等同于专名,也就无法指称对象。综上,罗素认为摹状语根本就不是指称表达式,摹状语指称问题在他那里也就彻底消解掉了。出现这样的结果是因为罗素研究专名的初衷只是关注其意义问题,摹状语不过是解释专名意义的手段而已。
罗素的“摹状语不是指称表达式”观点有悖于我们语言使用的直觉。言语交 际中出于 不同目的1,人们经常会用摹状语而非名称来间接指称现实世界甚至想象世界中的对象。作为间接指称论者的弗雷格早在罗素之前就对摹状语的意义和所指问题做过深入研究。弗雷格认为专名( 包括摹状语) 2兼有涵义和所指两面,他做这一区分是为了解释不同语言表达式可以指向同一对象的指称同一性问题的,而不是为了创立一种意义理论。虽然他的理论后来被视为意义理论发展的里程碑,但弗雷格的研究出发点却是关注专名的所指,关注专名因为有所指而对它出现的语句真值所做的贡献。在弗雷格看来,专名的涵义是识别其所指的手段,专名必须通过涵义这一媒介才能够有所指称。因此一般认为,在摹状语指称问题上弗雷格是典型的间接指称论者,坚持语义解决方案,即摹状语的涵义决定其所指。
通常将罗素和弗雷格划归为摹状语指称问题研究的语义阵营并不正确,这是把指称问题和意义问题混为一谈的结果。虽然罗素提出了摹状语理论,但那是用来解释意义而非解决指称问题的,而弗雷格尽管没有明确提出摹状语这一概念,但他关注的却是指称问题。所以一般意义上讲的摹状语指称问题研究的语义分析方法应该是弗雷格之“摹状语涵义决定其所指”思想的延续和发展。但这种语义分析方法面临着两个经典的解释难题:
1) 摹状语空指问题,即摹状语有完整语义内容,但却没有实在对象与之对应。比如,“三头六臂之人”是有意义的,但并不指称实在世界中的任何人。
2) 摹状语指称转移问题,即摹状语语义决定的所指对象和言者实际意指对象不一致的情况。比如,“姚明的小棉袄”不指姚明的某件衣服,而指他女儿。
对于第一个难题,语义实在论者要么像罗素那样干脆不承认这类摹状语有意义和所指,借此消解掉该问题,要么像弗雷格那样引入空类概念来应对;可能世界语义论者则是用把本体扩大到可能世界中实体的方法加以解决的。而对于第二个难题,语义分析方法则完全不能解释。出现这样的结果源于传统语义分析是用研究意义问题的方法来研究指称问题的,认为摹状语指称就是摹状语和语言外对象的二元对应关系,而不考虑语言使用主体———人在摹状语和所指对象关系构建中的作用,忽略了“是人在使用摹状语指称对象”的这一事实。可能世界语义学能较好地解释第一个难题,因为可能世界归根结底是人的世界。而弄清“是人在使用摹状语指称对象”这一事实后,第二个难题也就迎刃而解。由此看来,指称关系至少是个“语词 - 人 - 对象”的三元关系。正如怀宁宁指出的,“人及人的世界为指称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法,也是阐明语言表达式意义及其指称关系的基础。”[3]
二摹状语指称问题研究的语用转向
其实,弗雷格在解释语词涵义时对语境十分重视,即“不要孤立地问语词的意义,而要在语句使用语境下问其意义。”[4]以此来看,弗雷格讨论的摹状语所指就可分为两种情况: 一是脱离语境孤立语符的所指,二是语句使用中语符的所指。对这两类所指的派生关系,弗雷格没有清楚地表明态度,但他在指称问题研究上的语用思想却不容抹杀。正是源于他的语用思想萌芽,后来者关于摹状语指称问题的研究才得以不断向纵深发展,越来越清楚地揭示出了摹状语指称问题的语用本质。
斯特劳森非常看重弗雷格在指称问题上表露的语用思想,他果断放弃了仅从分析摹状语意义来确定所指的思想,认为“‘指称’…不是表达式做的事情,是人使用表达式做的事情。”[5]在斯特劳森看来,意义和指称是分属不同层次的两个概念,意义是语言自身具有的性质,而指称是语言使用的功能。所以指称问题不同于意义问题,研究指称问题就是研究人使用表达式所实施的指称行为。他进而把摹状语的使用功能分为指称和归属两方面,前者用来指向对象,后者用来描述对象某方面的性质。他还指出听者为保证能识别出正在谈论着的对象,考虑摹状语使用的语境十分必要。斯特劳森这种将摹状语指称视为语言使用并重视语境的思想使摹状语指称问题研究发生了语用转向。
沿着斯特劳森的思想,唐奈兰对摹状语指称问题的语用研究又做出了有益的补充。他指出言者在使用摹状语时有两种情况: 一是他脑子里已有明确的意指对象,用摹状语是为了给听者提供识别其意指对象的一种途径; 二是他脑子里并无明确的所指对象,用摹状语只是把某个特征性状归属于他认为存在着的某个对象。唐奈兰把上述两种情况称作摹状语的指称性用法和归属性用法。他认为: 在指称性使用中,即便是摹状语并没有正确描述所指对象的特征性状,甚至是完全错误的描述,听者还是能通过其他途径( 情境因素和言者的明示手段等) 识别出言者意指对象; 而在归属性使用中,如果实际上没有任何对象符合摹状语的语义内容,那么言者就没有谈论任何对象。而在言者使用摹状语指称到底属于那种用法上,唐奈兰说,“摹状语究竟是以指称方式还是以归属方式使用,这是言者在特定情境下的意向功能。”[6]虽然唐奈兰没有就指称意向构成做分析,但他指出人之意向对决定摹状语真实所指具有重要作用,这进一步揭示了摹状语指称问题的语用本质。
克里普克吸收了唐奈兰关于摹状语指称性用法的思想,从分析言者的交际意向出发提出了言者指称和语义指称两个概念。言者指称就是言者在特定语境场合下使用摹状语指称某个对象的特殊意向行为,而语义指称则是言者仅凭摹状语语义内容决定对象的一般意向行为。克里普克认为如果言者相信其特殊意向确定的对象等同于其一般意向确定的对象,且其信念是正确的,那么言者所指就是语义所指; 如果言者的信念是错误的,或者言者有意突出其特殊意向,那么言者所指就有别于语义所指。在克里普克看来,摹状语指称归根结底是言者指称,语义指称从属于言者指称。因此,从言者用摹状语实施指称行为来看,摹状语空指只是语义所指为空,不代表言者在交际时没有意指对象,而摹状语转指也不过是言者意指和语义所指不一致而已,交际中重要的是言者要能成功将其意指对象,即言者所指让听者识别出来。这样,语用论者就合理地规避了语义分析方法在解释摹状语指称问题时所遭遇的两大解释难题,将摹状语指称研究从关注“摹状语的语义信息是否正确描述了对象”问题转向了“语言使用者是如何利用摹状语成功指称对象”的问题。
从关注摹状语语义本身到关注摹状语的使用及其使用语境,再到关注言者的指称意向,语用论者逐渐揭示出了摹状语指称问题的语用本质,并将摹状语指称研究最终指向一个问题: 言者是如何利用摹状语实现向听者指明其意指对象,听者又是如何借摹状语识别言者意指对象的?
三摹状语指称问题人本性研究框架说略
从语言使用的角度看,摹状语指称本质上是一个言者使用摹状语将意指对象明示给听者的指称行为实施与取效的过程。只有在语言使用者将摹状语纳入指称交际的具体语境后,摹状语才可能指称对象。这时,言者必然带有某种指称意向,凭借一定的语境明示手段和摹状语的语言形式将听者引向其意指对象,而听者则需结合言者明示的语境因素和摹状语的语义信息经过心理运算,最终推理得出言者意指对象。所以,分析言者在实施指称行为时的指称意向、关注交际双方对指称语境的共建、探究听者在识别所指对象时的认知推理过程便构成了摹状语指称问题人本性研究的主要内容。
1. 言者指称意向是摹状语指称行为实施的前提
言者使用摹状语将听者引向其意指对象实质上是在实施一种指称行为,该行为成功实施的前提是言者要有明确的指称意向。
日常语言学派代表人物奥斯汀指出人们说话就是在做事,就是在实施某种言语行为,他进而又将言语行为抽象出言内行为、言外行为、言后行为三方面。[7]事实上,言者使用摹状语向听者明示其意指对象的“指称”言语行为也包括言内、言外和言后行为三方面。其中,言内行为是向听者说出摹状语,言外行为是向听者明示摹状语使用的语境,言后行为是希望听者在摹状语使用的语境基础上结合摹状语的规约意义推理出其意指对象。这样我们可以看到言者在用摹状语向听者实施指称行为时的指称意向构成: 希望听者明白他是用摹状语这种语符在指称某个对象,希望听者清楚摹状语使用所涉及的语境知识,希望听者结合摹状语规约意义及其使用语境推理出意指对象。
我们用唐奈兰和克里普克在讨论摹状语指称问题时都用过的一个例子来分析说明言者指称意向构成及其在实施指称行为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假定史密斯被人残忍地杀害了,而琼斯被认为是嫌疑人且正在接受庭审。旁听席中的甲对乙说“杀害史密斯的凶手简直是丧心病狂”,并用眼神将乙的注意力引向被审台上的琼斯身上。这种情况下,甲的指称意向包括: 希望乙明白他是在用“杀害史密斯的凶手”这一摹状语指称一个人,希望乙能激活“史密斯被人残忍杀害”和“现在是庭审嫌疑人现场”等语境知识,希望乙能在激活的语境基础上推理得出其意指对象———琼斯。如果事实上琼斯真的就是杀害史密斯的凶手,那么甲的指称意向和摹状语的语义内容都指向了琼斯。如果事实上琼斯并非杀人凶手,而真凶另有其人,那么是甲的指称意向而非摹状语的语义内容将乙引向了所指对象琼斯身上。由此可以看出,在言语交际中构建摹状语和对象之间的指称关系时,无论摹状语的语义内容是否对所指对象做出了正确恰当的描述,言者的指称意向都实质性地决定了言者意欲指向的对象。
2. 交际双方共享认知语境是摹状语指称行为实施的基础
言者用摹状语意指对象和听者识别其意指对象离不开摹状语使用的特定语境。传统的语境概念包括语言使用时的一切外在因素,从社会文化背景、百科知识、语言的上下文、交际的时间、地点、场合等具体场景因素到交际双方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了解程度等。传统上认为这些语境因素在实施指称行为时就已经决定了,是个常项。但这种看法没有认识到在具体的指称行为实施过程中,这些语境因素对于所指生成和识别的作用并非是同等凸显的,摹状语加上这些潜在的客观语境因素并不能自动生成所指。
客观的语境因素只有通过语言使用主体的认知过滤才能形成对所指生成和识别产生实质性影响的语境,即认知语境。“语境是一个心理建构体( psychological construct) ,是人在大脑中关于世界的一系列假设的集合。正是这些假设,而非实际的客观世界,制约了对话语的理解。”[8]但言者和听者所处的外部环境和认知能力会有差异,各自所建立的认知语境就会有所不同,那他们又是如何对摹状语的所指取得一致的认识呢? 事实上,交际双方的指称行为实施是一个不断协调磋商的会话合作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言者是处于主导地位的,他在使用摹状语实施指称行为时已经充分考虑到了听者的认知能力,当他将自身认知语境中的事实或假设明示给听者时,听者会出现三种情况来适时调整自身的认知语境: 强化和言者相同的事实或假设; 排除掉和听者矛盾的事实或假设; 接受新的事实和假设。这样,听者和言者就在当下的交际情境下形成了共享的认知语境,这是指称行为顺利实施的关键所在。比如在“中国最大的城市也是雾霾频频光顾的大都市”这一语句中,言者误用“中国最大的城市”意指北京时,听者可首先通过强化“雾霾频频光顾的大都市是北京”的事实来排除“上海是中国最大城市”这一正确却与言者假设矛盾的事实,并接受言者的假设“北京是中国最大的城市”,最终识别出言者的意指城市,保证了交际的顺利进行。
那么交际双方共享的认知语境涉及哪些方面呢? 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目前学界也没有统一的看法。我们认同熊学亮的观点,“认知语境即语用者系统化、认知化了的语用知识,包括语言使用涉及的情景知识( 具体场合因素) 、语言上下文知识( 工作记忆因素) 和背景知识( 知识结构因素) 三个语用范畴。”[9]这三个语用范畴基本上反映了言者在用摹状语意指对象时的认知心理状态。下文对听者识别摹状语所指心理过程的描述也是以这样的认知语境构成因素为基础的。
3. 听者语用推理是摹状语指称行为取效的保障
摹状语指称行为的完成必须经历一个从言者用摹状语明示意指对象给听者到听者从摹状语出发推理识别对象的完整过程。对听者而言,他首先听到的是摹状语,然后根据言者明示的语境信息形成自己当下的认知语境,在此基础上推理获得言者的意指对象。这样看来,言者意指对象就是摹状语对交际双方当下共享认知语境的函项。交际一开始听者的认知语境可能和言者的认知语境会有出入,这种情况下,听者就得对推理所调用的语境因素不断做出调整,重新建构直至和言者的认知语境吻合,否则对摹状语的所指识别将告失败。我们可用如下的图示描述出听者的所指识别心理过程:
摹状语所指识别的心理过程
图1描述了听者在识别摹状语所指时不断选择语境因素来调整自己认知语境进行推理的过程。当然,对不同语境因素的选择顺序并没有严格的先后之分,选择顺序的不同代表了语用者认知能力和语境建构能力的不同。下面,我们看在如下两种情形下,听者对摹状语“她的丈夫”的所指识别过程。
情形一: A和B在餐馆用餐,他们旁边桌子是一对他们并不认识的男女,彼此关系看似很亲密。A跟B说“她的丈夫对她真好”,并用眼神示意他们旁边桌子。B首先听到“她的丈夫”这一摹状语,并从A的眼神判断他明示的语境即当前的就餐情景,B随即调用这一语境信息,明白了A用“她的丈夫”意指旁边桌子就餐的那位男士,所指识别成功。因为A和B都不认识那对男女,没有关于他们的背景知识,之前话语中也没有谈论他们,所以B不会调用背景知识和上下文知识来构成自己的认知语境。如果真实情况是: 那位男士并不是她丈夫,她丈夫另有其人且对她很粗暴; 或者那是位未婚女士。那么,传统语义分析方法就会遇到此类摹状语转指或空指现象的解释困难,而从人本性的言语交际视阈解释,困难便迎刃而解。这进一步论证了我们之前的观点: 摹状语自身并不指称,是言者在指称。
情形二: A和B在餐馆边用餐边聊天,聊到了他们大学时的女同学张燕,讲了关于她很多的事情。这时,A跟B说“她的丈夫对她真好”。B首先听到“她的丈夫”这一摹状语,在选择上下文语境知识后,确定“她的丈夫”即“张燕的丈夫”,然后再调用背景知识“张燕的丈夫就是A和B共同认识的王洪”,到此,所指识别成功。因为张燕本人并未出现在A和B交际的现场,所以B会忽略情景信息。这种情况下,言者所指就是传统语义观认为的摹状语语义所指。不过我们认为摹状语语义所指最初也是人们在某一背景知识语境下形成并固定下来的,所以摹状语语义所指归根结底还是言者所指。
语言使用者用摹状语指称对象所出现的各种复杂现象都能在上述图解的所指识别推理机制下得到合理解释,传统语义分析方法面对的摹状语空指和转指解释难题也就消解掉了。
四结束语
摹状语只有在言者有意识地实施指称行为时才能指向对象。所以,摹状语指称问题本质上就是言者指称问题,研究重心应该从关注摹状语 - 所指对象的二元对应关系转向关注指称行为所涉及的言者- 所指对象 - 摹状语 - 听者的四元关系,重点解释“言者是如何利用摹状语实现向听者指明其意指对象,听者又是如何借摹状语识别言者意指对象的”这一问题。
我们把摹状语指称问题研究的重心从关注“摹状语是否正确描述了对象”转向“言者是如何用摹状语成功指称对象的”,提出了人本性的摹状语指称问题研究框架,由此消解掉了传统语义分析方法所遇到的解释难题。同时,摹状语指称问题的人本性研究方案对解决言语交际中的修辞性指称问题( 隐喻指称、借代指称等) 也有普遍的指导意义,这将是我们后续研究的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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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Sperber D,Wilson D.Relevance: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1:15.
坚定信仰是个根本问题 篇5
坚定信仰是个根本问题薛 飞
一
坚定信仰是个根本问题。因为理想信念是管方向的，左右人前进目标与行动的。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就是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毕生追求，因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就成为共产党人最根本的精神家园，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也就成为共产党人的终极奋斗目标。多少年来，正是这样一个理想信念，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为民族的解放，为人民的幸福，殚精竭虑，勇往直前，谱写着壮丽篇章。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和志士仁人主动放弃了自身优厚的家庭条件，为了这个“主义”吃苦受罪，矢志不渝。可以说，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立身之本和力量之源。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时候，就曾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他们的党所以叫共产主义者同盟，就是为了表明这个党是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党。毛泽东把“为共产主义奋斗到死”称为共产党员的“政治道德”。他说，一个人如果革命顺利时就入党，遇到挫折就退党，这就是政治上的“无道无德”。邓小平在回答国际青年代表团提出的“中国共产党员的含义是什么”问题时曾指出，如果用概括的语言来说，只有两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目的是要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江泽民把坚持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称作党员的 “革命气节问题”。2005年1月，胡锦涛在新时期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专题报告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崇高的理想信念，始终是共产党人保持先进性的精神动力。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基础之上的，因而是科学的理想信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符合中国国情，符合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因而是中国发展、走向富强的正确道路。共产党员有了这样的理想信念，就有了立身之本，站得就高了，眼界就宽了，心胸就开阔了，就能自觉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而奋斗。”从实践中看，“共产主义”是每个共产党员都耳熟能详的一个概念，而且每个共产党员都曾庄严宣誓：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9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就是靠着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断取得新的成就的。战争年代，革命先烈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所以能够威武不屈，就是因为他们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矢志不移。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许许多多共产党员所以能够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也是因为有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的激励。现在我们搞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这既是关系到每个共产党员的先进性、纯洁性和政治前途的大问题，更是关系我们党的纯洁性和国家的事业兴衰成败的大问题。
二
必须强调的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改革开放是强大动力，而改革开放的基本取向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本身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具有双重作用：既可以促使人们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引发健康向上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行为，同时又可能促使一些人滋长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改革开放以来，一些人由高官到罪犯、由人民公仆到腐败分子的演变过程可能是不一样的，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的理想信念发生了动摇。因此，党员干部要经受住改革开放的考验、发展市场经济的考验和执政的考验，就不能丢掉共产主义理想，也不能丢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
经过全党努力，当前党的队伍总体上是纯洁的，在党性党风上是经得起考验的。但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党面对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面临的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突出。当前，存在着一些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不符合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问题，主要是：一些党员、干部忽视理论学习，学用脱节，理想信念动摇，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信心；一些党组织贯彻民主集中制不力，有的对中央决策部署执行不认真，有的对党员民主权利保障落实不到位，一些党员干部法治意识、纪律观念淡薄；一些领导班子整体作用发挥不够，推动科学发展、处理复杂问题能力不够，一些地方和部门选人用人公信度不高，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问题屡禁不止；一些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不强，有的软弱涣散，有的领域党组织覆盖面不广，部分党员党员意识淡化、先锋模范作用不明显；有些领导干部宗旨意识淡薄，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不讲原则、不负责任，言行不
一、弄虚作假，铺张浪费、奢靡享乐，个人主义突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一些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发生的腐败案件影响恶劣，一些领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这些问题严重削弱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严重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严重影响党的纯洁性，必须引起全党警醒，并抓紧加以解决。
存在的上述问题中，理想信念问题是需要特别加以重视的。我们一方面要加强对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进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教育，另一方面也要高度警惕各种不良思潮对共产党人精神家园的冲击。应当看到，尽管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但是经过多年实践，我们党带领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的脚步愈发坚定，我们党对信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想信念问题的认识愈发全面和深刻。每一名党员都既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坚定信念，更要脚踏实地地为实现党在现阶段的基本任务而不懈努力，扎扎实实地做好现阶段的每一项工作。但是，一些党员、干部忘记了远大理想而只顾眼前，失去了前进方向，犯下这样或那样的错误，甚至走上了不归之路。
三
20年前邓小平在南方视察时曾指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当前，世情、国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只有抓紧解决党员、干部队伍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家园，才能使党真正成为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领导核心。
一是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大力保持党员、干部思想的纯洁。不同的理想信念决定着每个人不同的人生追求和境界。理想信念的动摇必然导致前进方向的迷失。有的党员干部在诱惑面前不能洁身自好，说到底，还是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不坚定。因此，反对党内存在的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广大党员就要认真学习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不懈地加强党性修养和党性锻炼，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二是严把入口、疏通出口，大力保持党员、干部队伍的纯洁。党员作为党组织的有生力量，是党的构成主体。党的战斗力，不仅取决于党员的数量，更取决于党员的质量。中国共产党党员数量已经超过8000万，管好这个党很不容易。因此，保持党员队伍的纯洁，对保持党的纯洁性具有重要意义。保持党员、干部队伍纯洁，需要严把入口、疏通出口。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但是，社会是复杂的，党员是生活于社会之中的，且一个党员入党时先进，不一定入党之后也先进；今天先进，不一定永远先进。因此，对失去了先进性的党员，必须及时妥善地进行处置，该教育的教育，该处分的处分，该清除的清除。及时清除肌体上的“毒瘤”，党才能有旺盛的生机和活力，才能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
三是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持群众路线，大力保持党员、干部作风的纯洁。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初，就把群众观点作为根本政治观点，把群众路线作为根本工作路线。党成立90多年来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结果。我们要在新的征程中继续开创未来，再创辉煌，仍然要更好地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这是党员、干部保持作风纯洁的根本点。保持党员、干部作风纯洁，必须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持群众路线，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检验纯洁性的试金石，坚持奋发向上、百折不挠的精神，弘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作风。要求每一位党员干部，必须树立公仆意识，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为人民办好事、办实事，绝不能把个人置于党和人民群众之上，做官当老爷；要求每一位党员干部必须牢固树立廉政意识，自觉反腐倡廉，清正廉洁，勤政为民，廉洁自律，绝不能把权力当作向党和人民讨价还价的筹码，谋取私利；要求每一位党员干部必须不断增强为人民服务的敬业精神，增强职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做好为人民服务的本职工作。
四是加强监督和严明纪律，大力保持党员、干部的清正廉洁。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因此，全党必须警钟长鸣，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把反腐倡廉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坚决的态度、更加有力的举措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坚定不移地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广大党员、干部要大力保持清正廉洁，就要严格执行廉洁自律各项规定，坚决查办腐败案件，加大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力度，加强警示教育。要大力加强监督和严明纪律，加强党内民主监督，推进党务公开，发挥舆论监督积极作用，严格执行党的纪律，以制度保证党的领导干部廉洁从政。
□张荣臣（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希腊救助协议未触及问题根本 篇6
从希腊到爱尔兰,从西班牙再到葡萄牙,欧元区国家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水平急剧飙升,一场波及整个欧元区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已显蔓延扩张之势。
经过艰难的磋商,在3月25日至26日举行的欧盟领导人峰会终于就救助希腊问题达成共识。但是这项协议条件苛刻,能否将希腊、将欧洲从债务危机的泥潭中拯救出来呢?带着这个问题,《小康•财智》记者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教授。
妥协的产物
因内部分歧严重,直到欧盟领导人峰会开幕之际,外界仍在猜测这次峰会就救助希腊问题达成共识的可能性。令人欣慰的是,欧元区成员国领导人最终还是通过了联手IMF共同救助希腊的协议。
对该项救助协议,相关方均表示比较满意,就连一直坚持认为引入IMF援助将会“非常非常糟糕”的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也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迅速改变了论调,称欧盟与IMF联手救助希腊是个“可行的解决方案”。
“欧盟本身缺乏一种有效的协调机制,这个援助方案是各方博弈妥协的产物。”刘元春分析称,欧盟刚开始不愿救助,是因为救助会使得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失效,并且使欧盟成员国之间形成一种软约束,但是希腊债务问题越来越严重,不救不行。在刘元春看来,德国和IMF的表态更具深意。德国在欧洲央行中的份额最大,救助希腊将承担更多义务,德国担心一旦成立了这样一个救助机制,未来可能麻烦不断,不只穷国要借,以后富国也可能要借,所以主张IMF介入,希望在欧盟内部自我救助上设置一些硬约束,防止问题的蔓延。
IMF也非常乐意介入,刘元春指出,IMF通过介入希腊债务问题可以达到三个目的:一是发挥调节各国短期支付危机这一核心职能;二是希望在现有国际货币体系里发出自己的声音,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大家都对IMF感到失望,认为其无所作为,基本上可以解散了,IMF自己也进行了很多改革,也希望通过救助希腊,提升自己的形象和影响力;第三个是IMF份额里美国的份额最大,它在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美国的利益。
“这样,IMF非常乐意介入,希腊希望尽早得到援助,德国希望形成这种较好的欧洲债务约束机制和外部刚性偿债机制,同时其他欧洲国家可能没有能力主导这样一个救助活动,所以导致了这个各方博弈妥协的EU-IMF救助希腊方案的出台。”刘元春说。
自救还是求援?
对于这一救助方案,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称赞其为一项“非常令人满意的决定”,但是仍坚称希腊“将不会在任何情况下需要欧盟和IMF的帮助”,希腊有能力自己解决问题。
迫于欧盟压力,希腊政府在3月初主动出台了一系列紧缩财政的措施,虽然得到了市场的积极回应,使其随后发行的50亿欧元国债获得超额认购,但是该计划却遭到国内民众的强烈反对。有报告显示,几乎四分之三的希腊人认为,事态的发展比较“糟糕”或者“非常糟糕”,削减赤字计划是“社会不公”,目的在于降低人们的收入。
“希腊政府坚持自救只是一种政治表态,同时寄希望于市场稳定后发行几笔长期国债,度过这个难点。”在刘元春看来,虽然客观上希腊政府债务偿还的途径有很多种,但是从成本角度考虑最好还是寻求一些外援。第一种途径是进一步发行赤字,在西方国家来讲,也就是必须要在国债市场进行发行,而这个发行就有个成本收益的问题和可发行度的问题,目前来看,由于希腊的主权评级被下调,导致它发债利率偏高,政府压力更大,同时危机进一步蔓延,使得它发不了债;第二种途径就是变卖国有资产,但是欧洲这些国家经过20世纪70、80年代私有化运动,它们的国有资产很少,这个途径也有问题;第三个就是通过银行债务融资,但是这对它经济体的影响将进一步加剧,希腊没有发行货币的权力,只能是发行国债让银行持有,把债务危机的风险转嫁给银行体系,这对国民经济的冲击更大;第四个途径,就是让国民自己捐钱,自我消化赤字,但是在欧洲这种很自由的社会,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很自私的社会,民众不会愿意。
救助方案效果有限
根据这一协议,一旦希腊陷入严重困境,可获欧盟和IMF协同安排的最高可达220亿欧元的双边贷款,其中三分之二的救助资金由欧盟提供,IMF负责剩余三分之一。据了解,2009年年底,希腊债务总计2800亿欧元,今年希腊政府需要筹集约540亿欧元资金才能满足自身融资需求,其中部分资金需求用于偿还4月和5月到期的200多亿欧元债务。有专家称,该项救助协议条件苛刻,并且与希腊庞大的债务相比,只是杯水车薪。
然而,刘元春对此持有不同看法。“布鲁塞尔会议上能有这样一个救助承诺,这对于希腊和整个欧元区来说都很重要,这就相当于一种信用担保。”刘元春如此评价,“没必要帮希腊全部偿还债务,只要维持希腊的主权信誉,使它能够不断地进行债务融资,债务滚动起来就可以了。”受该协议刺激,希腊股市当日上涨了4.12%。
“但是,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希腊和欧洲的债务问题,从目前看,这个方案肯定不行。”刘元春表示。
三大问题制约经济复苏
“我们看到的成员国政府约束较弱、高社会福利体系不堪重负等因素只是产生欧洲这次主权债务危机的次要原因,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在一体化的进程中,欧盟两极分化加剧,但是在实行单一货币后,缺乏相应的统一财政税收体系和财政支付体系,尤其是财政转移支付体系,导致欧盟无力平衡这种两极分化。这次危机产生的根源就是欧元区本身经济基础和这种单一货币制度之间的冲突。”
欧盟如何才能真正走出危机的泥潭呢?在刘元春看来,这里有三个制度性的因素需要重点关注。
第一,欧洲经济已经失去了弹性。在危机的时候,在需求大幅削减的时候,高社会福利体系以及劳工组织的盛行,使得它的生产体系、政府体系没有弹性,应对危机的能力很差。
第二,欧盟的金融体系以混业经营体系为主体,银行持有企业股份,各种金融机构也相互持股,因此企业和金融之间的这种治理结构非常复杂。它们之间的这种债权债务关系在资产缩水过程中会变得非常不透明,欧盟危机暴露得不像美国那么明显,但是它的危机化解过程也比较缓慢,这种金融与企业治理结构的复杂性阻碍了企业财务调整和企业振兴的过程。
第三,由于共同货币区的这种统一的货币政策在处理各区域之间差异的时候没有区别性,同时它的财政本身也没有一些相对的协调行动,没有一个统一的刺激计划,导致在应对这种既是金融层面又是实体层面的冲击时,它的应对能力要比其他区域的应对能力差很多。
“即便是欧元区度过了这样一次主权危机,但是在未来再出现这种外部危机冲击或内部的危机爆发,可能还是这些问题的显化。如果它不在制度上做出改进的话,就有可能像许多专家预测的那样,欧元迟早要崩溃。”刘元春对欧盟的未来深感担忧。
根本性问题 篇7
目前, 失地农民问题已经引起中央高度重视, 并出台了一些政策, 但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 失地农民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 尚需要政府和社会各界给予更多的关注并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我们通过对淄博市的实地调查发现失地农民面临的问题十分突出, 需要制度上、体制上的变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
一、失地农民面临的主要问题
我们课题组在淄博市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调查。调查发现失地农民主要面临以下问题。
(一) 约两成失地农民生活困难
其中一部分人是有部分劳动能力的农民。如残疾人、老人、病人。他们在征地前虽然不富裕但尚能解决温饱。这部分人“干不了别的, 但是种地还是可以的。只要地里种上粮食, 起码能吃上饭。现在没地了, 要是没人管没人问, (他们) 吃都吃不上, 就是个累赘。”还有的是家里有病人, 因病致贫。
(二) 征地后, 一半以上农户收入下降
收入下降的原因主要有:1、农民获得的征地补偿小于该土地带来的农业及副业收入。2、征地后, 多数村庄进行了“旧村改造”, 虽然大大改善了村民的住房条件, 但是楼房不适合搞“庭院经济”, 养殖、手工作坊 (磨豆腐、蒸馒头、打烧饼等) , 使收入下降。
(三) 征地后, 一半以上农户生活消费支出增加
主要因为:1、土地被征用前, 农民家庭食品消费如粮、菜主要依靠自产自食, 现在基本上靠从市场购入, 导致了生活消费支出的增长。2、城市生活成本比较高。暖气费就是十块钱一平方, 一年1080元。还有水费, 电费、有限电视费, 卫生费。
(四) 补偿标准低, 而且补偿资金大部分沉淀为集体资产
淄博市“统征办”推行的“片区综合价”, 使村里分享了部分级差地租。但是补偿仍然偏低。例如, 当地莲池村某地块的征地补偿是12万/亩, 而政府拍卖价是85万/亩。真正农民得到的只有1元/人天的“口粮钱”, 老人可得170元/月的养老金。而淄博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是160元/月。可见, “卖地”钱掌握在村集体手中。
(五) 集体资产流失
举例说明, 某村里用卖地钱上建材厂, 后来又贷款, 最后一共投了5000万元。厂子建成投产即严重亏损。现在以200万元/年的价格租给韩国人, 这点钱只够付贷款利息的。在访谈中, 村民这样告诉笔者:“俺这村的书记, 他家里八个兄弟 (包括表、堂兄弟、姻亲) 把着八个厂。咱这不是叫庄园集团吗, 书记是一把手, 下面分厂, 公司还不都他一家子。”
(六) 就业困难
中老年农民本来是当地农业劳动的主力军, 征地后, 要通过市场化就业和自主择业来解决劳动就业问题, 往往非常困难。青壮年就业问题也不乐观。城市对进城农民设置种种“门槛”, 将他们限制在各种苦、累、脏、高强度、低收入、无保障的职业上。农民在就业上受到的歧视和不公正待遇, 被总结为“同工不同酬, 同工不同时, 同工不同权”
(七) 农转非难
农民考虑到集体资产、计划生育、宅基地等因素对转户口并不积极;政府怕负担养老、医疗和公共设施也不急于农转非。只有一个村在我们调查前一个月全部村民转为城镇户口。而该村的耕地在早在八年前已全部被征用。村民早已脱离农业生产, 转而从事二三产业, 但仍然延续农民身份八年之久。
(八) 社会保障难
农民失去了土地保障, 而现行的与户籍制度配套的社会保障制度根本没考虑进城农民的生活、养老、医疗以及子女上学等。
访谈资料:“这有病, 依靠自己的自身能力解决不了。药费高, 学费多, 收入太低。我这个情况, 孩子上学, 上学费用特别大。本身有病, 生活很困难, 我也跟村里说, 向村里打了好多报告, 村里还有20%的人生活困难。即使买楼房, 成本价买都买不起, 才四百多块一平方, 有20户左右。”
(九) 行政管理体制
现行的土地制度下, 可行的城乡融合机制没有建立。城区村居混杂, 地域交错, 村归乡镇管, 居委会归街道管, 体制不顺、职责不清、标准不一, 没有真正从农村社区管理过渡到城市社区管理。
历史的经验表明, 凡是农村的某个问题, 不是一县—地存在而是全国性的、比较普遍地发生, 不是一年二年, 而是连续多年屡治不愈, 那就不是因为一般讲的干部问题、认识问题、执行问题、工作不到位的问题, 而是体制性、制度性的问题。这样的问题, 单靠加强领导、提高认识、改进工作是解决不了的, 而要靠改革、靠调整原来的体制安排、靠制定新的政策,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5]
九亿农民站在城市文明的入口处, 这就是我们在未来几十年内面临的主要问题。与农民工不同, 失地农民不能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 他们的归宿只能在城市。认真分析上述问题, 我们就会发现, 失地农民问题生固然有农民的文化素质、生存技能等个体性原因。但是, 制度性的障碍才是阻止失地农民真正融入到城市的根本原因。涉及到的制度有征地制度、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社会保障制度、集体资产管理体制、村居行政管理体制、就业制度等。需要高度重视的是村这一级是各种矛盾和利益的焦点, 也是实施各种改革措施的着力点。因此, 落实村级民主管理制度, 给村民表达利益的渠道尤其关键。在此基础上进行各项制度改革, 沟通失地农民融入城市的“制度通道”, 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三、依靠制度创新从根本上解决失地农民问题
(一) 落实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
首先要建立一个程序保证农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监督权。我们建议:1、“两务”公开。村委会应向村民公开村务、财务情况。财务公开栏内公布村级集体收入、生产性开支、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投入、村干部报酬、招待费用等全部收支情况, 真正给群众以明白。2、“三会”决策机制, 即村两委会议议事制度、党员大会议事制度、村民代表会议议事制度。村里每一项重大决策的出台, 如土地征用、工程承包、旧村改造、集体资产管理等方案, 都必须经过村两委会、党员大会、村民代表会研究、讨论和决定。定期 (每月或半月) 召开村支委会、村委会, 就需要提交党员大会、村民代表会议讨论的有关事项, 事先商量通气, 达成共识, 提出初步方案;定期召开党员议事会, 对党支部、村委会提交的事项进行讨论, 征求全体党员的意见, 统一认识;经民主选举产生的村民代表, 组成村民代表会议, 定期召开会议, 对由村两委会提出、党员大会讨论的事项进行审议和表决, 正式作出决定或决议。这样才能真正把决策权交给群众。3、村务、财务监督制度。专门成立村财务监督小组, 其成员由党员群众推选, 主要对村务财务公布的帐目进行清查, 确保无差错、无遗漏, 4、村干部定期报告工作制度及对村干部述职评议制度。每年组织一次村干部向全体党员、村民代表述职, 由党员和村民代表对村干部进行民主测评。
(二) 完善“片区综合价”制度
淄博市实行的“片区综合价”就是由市、县政府根据不同地段, 地类、人均耕地和经济发展等情况, 划立区片, 进行评估。在充分征求有关方面特别是农民意见的基础上, 统一制定分片的“征地综合补偿标准”。“片区综合价”确定的程序上, 应建立与被征地农民集体和农户的协商程序, 建立公平的争议仲裁制度, 充分保障被征地集体和被征地农户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申诉权, 保证农民充分行使公民权利。基于农户30年的承包权, 农民应该被授权享有绝大部分的补偿费, 至少75%的补偿费应该归农民所有。
(三) 改革集体资产管理体制
分离村集体的行政管理职能和集体资产所有者职能。行政管理职能由社区委员会承担。成立集体所有制企业, 管理村集体的土地、村办企业及其他集体资产。同时对村集体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在土地股份制经营上, 最为典型的做法是“南海模式”。农民变股民, 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变为股份分红权, 促进了农民非农化和向二、三产业的转移, 同时保障了农民的土地收益权。将集体资产股份化有利与解决集体资产所有者主体“缺位”的问题, 防止集体资产的流失。
(四) 促进失地农民就业
国家要鼓励企业接收失地农民就业, 对这部分企业提供政策上的优惠。要建立失地农民职业技术培训机制, 提高农民自身的素质, 帮助他们树立全新的就业观念, 鼓励其通过劳动力市场寻找就业机会。废除“职业保留制度”建立统一的劳动市场。要根据征地面积的大小, 保留一定比例的村级留用地, 作为村集体经济发展的需要;在村民自愿的前提下, 允许村集体利用征地补偿费作为发展基金, 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行业和服务业。有关部门要鼓励失地农民和村集体自主发展二、三产业, 并在工商、税务、信贷等方面提供方便和优惠。
(五) 为失地农民建立社会保障制度
最低生活保障是社会安全网的最后一道防线, 所有低于最低生活标准的群众, 无一例外都应享受。失地农民大多生活在城市近郊区或者市区, 所以失地农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应该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一致。要为失地农民提供养老保障, 而且要与现行农村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衔接好。失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的主要来源应该是土地转让的增值收益和土地补偿安置费。
(六) 农转非、村转居
失地农民村委会要改制成社区委员会, 按照城市社区的规范和要求进行管理, 失地农民应从农村户口转成城镇户口, 享受城镇居民应有的权益。要完善基本的生活设施和文化教育设施, 通过丰富多彩的社区文化活动和市民教育活动, 打开农民与市民沟通的桥梁, 增强现代市民意识和心理适应能力, 促使失地农民在思想观念、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上顺利向市民转变。
参考文献
[1]资料来源:《2002年中国国土资源公报》和《2003年中国国土资源公报》
[2]王海坤:《失地农民出路与现实》, 载《中国经济时报》, 2004年4月9日
[3]刘声:《国家应出台法规保障失地农民权益》, 《中国青年报》2009年3月14日
[4]数据来源:作者调查统计
根本性问题 篇8
计算机病毒是指编制的或者在计算机程序中插入的, 对计算机功能和数据有破坏作用, 影响计算机正常使用并且能够自我复制的一组指令或程序代码。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理解计算机病毒的定义, 一是病毒通过磁盘, 磁带和网络等作为媒介传播扩散, 能“传染”其他程序的程序。二是能够实现自身复制且借助一定的载体存在, 具有潜伏性, 传染性和破坏性。再有, 计算机病毒是一种人为复制的程序, 它不会自然产生, 是精通编程的程序员刻意编制的, 通过不同的途径寄存在存储媒体中, 当某种条件成熟时, 才会复制和传播, 使电子文件信息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1. 计算机病毒的破坏作用:
(1) 病毒激发对电子文件信息的直接破坏作用, 所利用的手段有格式化磁盘、改写文件、删除重要文件等。
(2) 占用磁盘空间和对信息的破坏。
(3) 抢占系统资源和影响计算机运行速度。
计算机病毒是一种常见的, 破坏性极强的, 危害电子文件信息安全的技术手段。
2. 黑客攻击
网络自身的不安全性也是威胁电子文件信息安全的重要因素。如非法访问, 即非法网络用户进入特定网站, 窃取对其有用的重要信息, 造成泄密。再如, 私自伪造网上信息, 即合法网络用户从特定网络上获取文件信息, 根据需要进行伪造加工, 再将其伪造信息发送给网络上的其他用户, 形成虚假信息, 使原有的信息面目全非, 造成混乱, 带来极大的危害。
在明确了对电子文件信息安全造成威胁因素的同时, 还要了解电子文件信息安全的含义, 只有这样, 才能采用相应的措施, 对电子文件进行维护。
电子文件信息失控、破坏有外界自然原因, 更多的是人为的因素。电子文件的任何载体发生物理损伤 (如磁化、刮伤等) 以及外围设备出现技术故障都会危及其安全和正常运用。因此, 电子文件在保管条件的要求上, 较传统的纸质文件更加特殊, 难度也更大, 外界自然原因也会对其产生较大的影响。如:潮湿、暴雨、雷电、洪水、风雪、地震、磁场干扰, 温湿度变化、气压增减、烈日曝晒、霉菌侵蚀、微生物侵害、有害气体侵蚀、碰撞、物理擦伤、化学反应等都会对电子文件造成伤害。电子文件还容易受到电脑病毒和网上“黑客”的侵扰, 这种侵扰具有突发性和隐蔽性, 尤其是我们档案工作者计算机的知识运用能力不高, 只能够应付日常利用工作的需要, 叫人防不胜防, 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CIH病毒的后果至今还令人谈“毒”色变) 。如何防止电脑病毒的侵害, 比防止普通纸张的霉烂或虫蛀更加困难。这种人为因素对电子文件的破坏更为普遍性。因此, 如何确保网络安全, 是保障电子文件安全最为主要的措施。
由于电子文件其自身特殊性, 除了自然和人为因素对电子文件的安全性构成威胁外, 我们还不得不承认计算机技术飞速发展而带来难以预见性的安全问题。如:一是由于电子文件对计算机的高度依赖性, 与计算机性能的飞速发展, 计算机部件的快速淘汰而产生的安全性能问题。可以说目前还没有一种技术升级像计算机一样如此迅速, 每8个月CPU主频便提高一倍的摩尔定律不单主宰电脑芯片的制作, 也同样地影响了与电脑运行的各种软件。据统计, 一台计算机使用寿命不超过十年, 电子文件的运行对计算机的高度依赖性, 其使用寿命又是如此短暂, 我们能够对此掉以轻心吗?二是电子文件运行对各种程序的高度依赖和与新程序的不断研发推出, 旧版本的快速淘汰所带来的安全问题。目前, 各种电子程序可以用“浩如烟海”一词来形容, 类似操作系统从1990年推出Windows3.0版本, 到2002年的WindowsXP, 仅12年的时间, 微软视窗操作就完成了8个版本的升级。此外, 各种应用软件层出不穷, 若干年后, 当我们打开室藏档案库的电子文件时, 发现原来的电子文件由于版本过低, 或是缺乏相应的支持程序而无法打开, 这绝非是瞎子操心多余的, 尤其是对于大型的数据库, 由于编写程序的公司倒闭或转产, 管理人员明知光盘里数据极为重要, 但缺乏相应的支持程序无法读取, 我们只能是望“盘”叹惜。三是电子文件格式繁多, 且缺乏互通性或者共性, 给今后的利用带来了难以预想性的安全问题。电子文件的保存格式也极难统一, 类似电子文本文件常用的有TXT、WPS、Word、Rrr、HTML、PDF等, 图像格式的电子文件有BMP、JPG、TIFF、GIF等不下几十种, 压缩文件除了主流格式ZIP、RAR之外, 还有类似ARJ、JAR、ISO等种类不同的压缩格式, 并且不同版本软件生成的文件格式也不同, 要读出数据库文件需要由专用的管理程序支持, 如我厂现有的发电量实时数据系统、Q4、EF+4等。电子文件格式的复杂性, 无疑给档案管理、档案利用带来了难以预见的问题, 根据电子文件管理要求, 在文件归档过程中, 要附带计算机程序 (即命令文件) 以及配套的纸质文件, 但仅靠这些是还不能够完全消除电子文件管理中的种种安全问题的担忧的。
另:电子文件的易复制性是电子文件保密上的一个巨大隐患, 由于电子信息具有可重复使用的特点。因此, 电子文件可以非常简便、快速地复制到别的存储介质上, 特别是在网络传输方面, 信息的复制扩散速度是可怕的, 呈几何级数增长, 极难控制和回收, 这对于管理不严或尚未采取加密措施的电子文件来说, 是非常危险的。正因为如此, 使得人们对电子文件的安全性能总是怀着忧心和顾虑, 希望相关部门能够极早着手解决这一问题, 使电子文件更好地服务社会, 服务经济建设、服务于民。
摘要：电子文件是数字化信息技术的产物, 电子文件是在计算机中产生和处理, 其信息形态是数字化的。无论是传输还是存储等处理, 电子文件均是以数字编码的形式存在。电子文件的这些特性给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 而我们从档案管理的角度来审视它, 也带来了一系列难以回避的安全问题。电子文件与传统的纸质文件相比有着很大的不同, 从档案管理角度看, 它的许多特点犹如先天不足形成的缺陷, 给我们的管理工作带来了许多无法估量的困难和难以解决的难题。
关键词：电子文件,信息技术,传输,存储,缺陷,管理,安全问题
参考文献
[1]国家档案局编著:《电子文件与电子档案管理概论》, 中国档案出版社, 1999年9月出版。
[2]冯惠玲主编:《电子文件管理教程》,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年8月。
[3]肖建文:《论网络环境下电子文档信息的安全》《档案学通讯》2003年第1期。
[4]邱晓威、冯丽伟:《电子文件和电子档案涉及的网络安全问题》《中国档案》2000年第1期。
根本性问题 篇9
最近一段时间, 对于中小学生进行性侵犯的案件屡有发生, 不断拷问着教师的师德问题。然而, 更为严重的是这些性侵犯案件还在不断升级, 作案对象从中学生扩大到小学生, 作案地点从教室、办公室和宿舍发展为带学生到宾馆开房, 作案人从教师发展到校长、从年轻教师到即将退休的德高望重的老前辈, 这是一个怎样的群体?什么样的因素导致了这样的怪现状?这不仅仅是师德沦陷所导致的必然的结果, 更有社会道德和主流价值沦丧导致的必然后果。
这样的案件以海南等地出现数起教师强奸、猥亵学生的恶性犯罪案件为代表, 尽管这些案件涉案人员虽属教师队伍中的个别人, 但犯罪性质极其严重, 社会影响极其恶劣, 严重危害学生身心健康, 严重损害教师形象。教育部第一时间要求有关地方教育部门立即查清事实, 坚决果断地把违法犯罪人员清除出教师队伍, 并配合司法机关依法从严、从快、从重查处、打击, 绝不手软姑息。这给大家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 教育部要下重拳整治师德问题, 以提高师道尊严, 重拾教师的信誉度和社会地位。
这样的管理措施貌似非常重视, 但实质上起不到任何作用。因为, 目前官方都有一个习惯性的做法, 那就是一旦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领导就会做重要批示、赶赴现场, 然后启动应急预案, 但事情过后就偃旗息鼓, 消失于无形, 犹如马后炮。对于这样只有应急预案没有预案的管理模式, 无异于和小孩玩游戏——逗你玩, 根本无从谈及改变师德问题。
前不久, 《小学教师专业化标准》、《中学教师专业化标准》和《义务教育学校校长专业标准 (试行) 》都把师德问题放在首位进行要求和考核, 以此加强警戒性, 提高师德教育。师德问题是一个非常难以量化和考核的问题, 只要不出现刑事案件都不会发现所谓的师德问题, 唯有发生刑事案件之后才知道某人道德品质败坏, 师德有问题, 而且很多人根据其平日表现根本就不相信他居然能做出这样的事情。但此时已经无力回天, 其行为已经给受害者造成巨大伤害, 甚至有可能会影响其一生的幸福, 而肇事者仅仅判处几年有期徒刑, 甚至某些人会用金钱来逃脱罪责。正因为如此, 才导致那些犯罪分子、潜在的犯罪分子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继续兴风作浪、毫无顾忌, 而且犯罪手段和范围不断升级, 造成的危害越来越大。
这涉及到的已经不仅仅是师德问题, 更重要的是法律对违法犯罪案件的处罚态度问题, 尤其是对未成年人性侵犯问题的处罚力度问题, 一旦处罚力度太轻, 必然会导致那些潜在的违法犯罪分子抱有侥幸心理。何况, 对那些未成年学生施以恐吓, 很多学生都不敢说出这些“丑事”, 即使案发, 不也可以以钱私了吗, 即使不能私了, 也就那么几年有期徒刑, 这也不是什么大事情。再说, 下到学校, 上到当地教育局, 谁喜欢在自己的领地里出现这样的“丑事”, 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因此, 一旦出事, 多方面的因素都会极力阻止这样的事情曝光, 自己身上还有一个“部门”的“护身符”。正是这多重因素, 导致那些潜在的违法犯罪分子胆大包天、任意妄为、无法无天, 让很多无辜的学生受到侵犯。
教育如果不能解决安全问题, 尤其是未成年人性侵犯问题, 让天底下最光辉的职业情何以堪, 让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何以继续为人师表, 让教育的师道尊严何以保持高洁神圣? 因此, 教育作为塑造人灵魂的事业, 首先教师的灵魂就要美, 只有美好的灵魂才能塑造美好的心灵, 只有伟大的灵魂才能铸就伟大的人生。但是, 这样的灵魂仅仅依靠制度、文件、要求等来规范师德问题, 是不能在最大范围内解决有关问题的, 其作用和效果是非常有限的。毕竟, 人性都是自私的, 如果没有严格的法律规范和严厉的法律制裁, 是不能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 达到长治久安的局面的。正如新加坡的社会风貌、文明礼仪做得非常好, 关键不在于其有多么高尚的人性, 而在于其有严明的法律和严厉的制裁处罚, 不论任何人违反都要按照法律规定处罚, 正是这样严厉的处罚消除了隐藏在人内心深处的侥幸心理, 让其不敢触犯法律, 只能按照法律要求来做。因此, 法律存在的必要就是通过以严厉的处罚根除那些人性深处的侥幸心理, 从而构建和维护和谐的生活环境。
教育作为塑造人灵魂的地方, 首先教师的灵魂就要美, 只有美好的灵魂才能塑造美好的心灵, 只有伟大的灵魂才能铸就伟大的人生。
教育部要整治师德问题, 仅仅从教育的角度去整治是不行的, 这只能治标不能治本, 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讲连标也不能治理。当然, 在教育范围内, 用教育行政命令对教师的师德问题进行一定的规范、要求、束缚是非常有必要的, 可以达到正本清源的目的。但是, 更有效的方法还是教育部以及地方教育部门不要怕出丑事, 不要怕自己脸上无光, 只要出现这样的事情, 一定要及时曝光并严肃处罚 ;对那些包庇、隐瞒不上报的校长和地方教育部门, 有群众举报并一旦查实或者自行调查发现这类事情, 把包庇隐瞒不上报的相关人员和犯罪分子按照相同的罪进行严格处理, 甚至比犯罪分子的罪还要重。一旦执法形成了这样的严厉的惩罚制度, 就会让那些敢冒险去肆意性侵犯的违法之徒受到震慑, 就没有多少人胆敢去性侵犯那些未成年的学生, 也没有多少领导敢隐瞒不报。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源都在于法律对这些违法犯罪者和隐瞒不报者处罚力度太轻或者放 弃惩罚。
根本性问题 篇10
关键词:三农问题;乡镇企业;新农村建设;农民增收
一、农民增收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
“三农问题”由来已久, 对此问题有不同表述, 尤其以曾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概括得最为充分:“农民真苦, 农村真穷, 农业真危险”。简单地说, “三农问题”是指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分别侧重于从事行业、居住地域和主体身份, 三者密切相关, 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 三个问题中的任何一个对其他两个方面都会产生重要影响, 因此, 必须系统地分析和解决“三农问题”。
截至2008年底, 中国大陆总人口为132802万人, 其中, 乡村人口72135万人, 占54.32%。总就业人数为77480万人, 其中在乡村就业人数为47270万人, 占61%。国内生产总值 (GDP) 为300670.0亿元, 其中第一产业为34000.0亿元, 占11.3%。尽管第一产业在GDP中所占比重并不大, 但是“无农不稳”, 而且第一产业为第二产业提供重要原料, 同时农村也是工业产品的重要市场, 中国要在经济上获得长足发展, 归根结底要依赖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突破。因此, 解决“三农问题”是关乎国计民生的战略性部署。自2006年, 中央政府全面免除了农业税, 结束了农民数千年要交“皇粮国税”的历史。近年来, 由中央政府推动的各种惠农政策全面向农村铺开, 诸如向种粮农民发放各种补贴、农村合作医疗、农村义务教育、农民养老保险、新农村建设等等。以上政策都是得民心、惠及农民的好政策。但是, 我们必须认识到, 解决“三农问题”, 最主要是农民增收问题。农民增收主要有三个来源:种粮收入、政府补贴和工资性收入。
(一) 种粮收入
中国人口多、耕地面积少, 以占世界9%的耕地面积养活了占世界21%的人口。这说明, 耕地的产出在一定意义上是保持国家稳定所必需的, 粮价是一把双刃剑, “谷贱伤农”, 但是, 粮价太高, 城市居民又难以承受。因而, 粮价不可能完全由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粮价太低, 政府应当以最低保护价来收购, 以保护种粮农民的积极性;而粮价太高, 政府又应适当减少粮食储备, 以调低粮价, 或者向城市居民发放补贴, 以降低城市生活的成本。耕地和粮食关乎国家安全, 对于农民来说, 也是保障性质的, 特别是一旦发生经济危机, 农民可以返乡种地。我们可以设想一下, 如果成千上万的失业人口都聚集在城市, 衣食无着, 这对于政府、对于社会都是难以解决的大问题。因而, 18亿亩耕地的红线不能触碰, 耕地流转必须以保持耕地承包权不变为前提, 否则, 失地加上失业, 这对于打工农民来说就是“雪上加霜”。更何况, “中国水土资源都严重缺乏, 有六百多个县人均耕地面积低于0.8亩, 有三分之一的省人均耕地少于一亩。这些地方的农村土地已经基本上转化为农民的社会保障。”“那些人均耕地面积多于一亩的地方多在北方, 然而北方缺水严重, 旱魔肆虐, 经常是数以千万亩的土地受旱, 因此, 尽管那些地方土地资源相对宽松, 但水资源缺乏导致产出率低, 耕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仍然是第一位的。”由上分析可知, 种粮收入对于农民增收来说并不是关键性的因素。
(二) 政府补贴
针对近年来农村经济、社会和政治形势趋于复杂的现象, 温铁军分析道:“农业产值已经下降为占GDP的15%, 而农业人口仍占60%以上。其实, 任何政府都不可能把在约15%农业产值上的收益作为税费基础, 为占60%以上人口的农村提供社会保障, 以及教育、医疗等公共开支;更不可能以此维持基层政府上千万财政供养人口的庞大开支。同理, 面对8亿农民, 任何形态的现代治理都不可能满足农村的社会需求。一般学者提出的城市工业反哺农村, 或者政府补贴农业, 对于中国2.3亿农户而言当然也不现实。”因此, 政府向种粮农民补贴更多的是具有象征性意义, 表明了政府对农民的关爱, 这对于打破我国几十年来的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体制无疑是意义重大的。2010年, 中央财政对“三农”的投入达到史无前例的8183亿元。但是, 假定这些投入全部是对农民的补贴, 平均每个农民每个月还不到100元。如果农民失去了土地, 又没有工作的机会, 那么, 这点钱连维持温饱的水平都不够。综上所述, 农民增收的关键也不是政府补贴。
(三) 工资性收入
改革开放以来, 特别是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 农民从土地上真正解放了出来, 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就不但成为农民增收的关键, 而且成为农村发展的关键。近年来, 工资性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的比重越来越大, 有的农民工输出地区甚至创造了“打工经济”这个新词汇。但是, 我们又不得不看到, 外出务工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外来务工者给劳务输入地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 但是, 他们自身的地位并不高, 很多地方仍然把外来务工者当作“招之即来, 挥之即去”的“工具”。而且, 由于大量正值壮年的中坚力量外出, 农村发展面临着十分严峻的问题:一是新农村建设缺乏人才, “能人”都外出了, 村里剩下的都是“387061”部队 (妇女、老人和孩子) , 村民自治制度的运转本身就成了问题;二是造成一定的社会问题, 特别是夫妻长期两地分居, 留守老人无人照料, 留守孩子无人教育等。
上述分析表明, 工资性收入是农民增收的关键。鉴于外出务工不管是对务工者, 还是对农村发展均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 发展乡镇企业就成为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
二、必须重新认识乡镇企业的重要地位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乡镇企业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 在增强我国综合国力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2008年, 全国乡镇企业增加值84 127亿元,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7.98%;出口商品交货值35 092亿元;实缴国家税金8 765亿元。乡镇企业的发展大大提高了我国经济的总体实力。乡镇企业深刻改变了农村经济单纯依靠农业发展的格局。1978年, 社队企业总产值只相当于当年农业总产值的37%左右;到1987年, 乡镇企业产值首次超过了农业总产值, 标志着中国农村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到2008年, 乡镇企业增加值已占农村社会增加值的71.21%, 成为支撑农村经济最坚实的支柱。
20世纪90年代以后, 由于国有企业发展面临困境, 乡镇企业的发展空间一再受到挤压, 再加上乡镇企业多是高能耗、高污染的行业, 于是, 在治理污染、提高能源利用率的政策大背景下, 乡镇企业逐步萎缩。一些原来在乡镇企业务工的农民, 只得远走他乡, 外出务工。在解决“三农问题”的大背景下, 我们必须重新认识乡镇企业的重要地位。乡镇企业不仅有助于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提高农民收入、加快新农村建设、促进社会和谐, 还有助于农产品深加工, 促进农业由粗放型向集约型, 由劳动密集型向资金、技术密集型转化, 并促进中国城镇化发展。
(一) 乡镇企业有助于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
农村富余劳动力有两种:一是长期富余劳动力;二是临时富余劳动力。前者的出现往往是由于家庭人口多, 耕地少, 再加上现在普遍实行了农业机械化, 一些过去的农业劳动者就可以彻底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了, 特别是初、高中毕业后回乡的青年, 他们往往缺乏农业劳动的技能, 也没有从事艰苦农业劳动的热情, 这些人的去向往往是务工。如果当地乡镇企业比较发达, 这些人就成为乡镇企业中的生力军, 由于他们比较年轻而且文化程度较高, 接受新生事物比较快, 属于优质人力资源, 因而不管是在当地乡镇企业还是外出务工都较受欢迎。临时富余劳动力是由于农业生产的季节性所决定的。农忙时, 他们主要忙于农业生产;而农闲时, 他们就成为富余劳动力。这类人外出务工一般受到较大限制, 一则外出只能寻短工, 短工不好找, 工资亦较低, 有时, 工资收入还不足以弥补在外住宿和旅途的支出;二则临时富余劳动力一般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 一旦外出, 就把家庭的重担交给妻子或老人, 他们在外地打工, 也是两边牵挂。如果临时富余劳动力均选择外出, 那么, 这对于农村发展、村民自治等均是不利的。因此, 乡镇企业在解决富余劳动力, 尤其是临时富余劳动力的就业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 乡镇企业有助于提高农民收入
农民收入的真正提高并不仅仅体现在毛收入方面, 更重要的体现为净收入。上文提到, 工资性收入是农民增收的关键, 而外出务工, 由于有在外租房、饮食、往返旅费等诸多花销, 净收入其实并不多。当然, 一些外出务工者为了多攒一些钱, 只好省吃俭用, 最大限度地压缩自己的生活成本。有人这样描述外出务工者的生存状态:“吃得比猪差, 起得比鸡早, 干得比驴累”, 这种状态确实令人心酸。而乡镇企业使农民“离土不离乡”, 即便在乡镇企业务工收入略低一些, 但平时吃住在家, 所需额外支付的生活成本是很低的, 因此, 在乡镇企业务工者的净收入实际上并不低于外出务工者。
(三) 乡镇企业有助于新农村建设
在中央提出新农村建设的指导性意见后, 各地纷纷落实, 但是, 新农村建设并不是简单地建设一些连片的农民住宅。有些地方其实是错误地理解了中央的政策, 把新农村建设又搞成了一项政绩工程, 甚至出现了农民纷纷抛下新建的别墅而外出打工的怪现象。因为, 这些地方一哄而上地建设了一批农民别墅, 农民没有钱, 就由政府担保向银行贷款, 为了还贷款, 农民只有外出打工。其实, 新农村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 它不仅包括村容村貌的改观, 而且包括村民自治制度的健全、精神文明建设的落实。在这几个方面, 乡镇企业都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在村容村貌改观方面, 由于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不同于城市, 基本上要靠自给。如果村里修一条马路, 向农民集资, 无疑会加重农民负担。而如果乡镇企业发展得较好, 为村里修路之类的公益事业是乡镇企业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在村民自治制度的健全方面, 由于乡镇企业在本乡本土, 在乡镇企业务工者并不存在参与所在村各项事务的困难。而外出务工者, 有时因不好请假或者为了节约往返的旅费, 干脆放弃自己的民主权利。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 由于乡镇企业解决了临时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也能够大大减少在农闲时, 乡村频繁发生的打架斗殴、聚众赌博、酗酒闹事等不良社会现象, 如果乡镇企业建立了工会, 经常开展一些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娱活动, 这对于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无疑是非常有利的。
(四) 乡镇企业有助于促进社会和谐
社会和谐的基础是家庭和谐。外出务工者抛家舍业、无法在老人跟前尽孝、离妻别子, 这对于家庭和谐来说, 是非常不利的。如果是一个中年人外出务工, 家里就少了“主心骨”, 家庭所有的重担就落在了妻子肩头, 而且长期的两地分居造成的生理、心理上的痛苦, 往往埋下了婚姻破裂的种子。如果夫妻双双外出务工, 则又会造成“留守老人”无人照顾、“留守儿童”缺乏管教的新的社会问题。有的夫妻可能也会把孩子带上外出打工, 但是, 由于教育是地方性的公共物品, 劳务输入地并没有为外来务工者子女提供义务教育的法律义务, 尽管在中央的干预下, 一些地方部分地解决了外来务工者子女的入学问题, 但是, 这些孩子由于不具有当地户籍, 在升学、就业等方面依然存在着诸多困难。而且, 如果这些孩子在城市长大, 他们很少愿意再回到农村, 这样一来, 农村发展后继无人;而留在城市, 在现行户籍制度下, 这些孩子又不可能获得和城市居民一样的待遇, 无法接受良好的教育, 无法找到理想的工作, 他们又会形成对城市、对社会的仇视心理, 这对于社会和谐极为不利。而发展乡镇企业不但解决了绝大部分农民的就业问题, 而且乡镇企业务工者不必遭受背井离乡的痛苦, 一家人和和美美地在一起, 而且随着农村的发展, 农村的教育水平也会逐步提高, 孩子有父母有照管, 在自己的家乡接受义务教育, 不会受到任何歧视, 孩子有一个幸福的童年, 这对于孩子的健康成长也是非常有利的。
(五) 乡镇企业有助于农产品深加工
初级农产品价格往往很低, 这也是种粮农民增收乏力的关键。而农产品深加工或者由于技术较难, 或者由于资金匮乏, 单个家庭往往难以做到。在这方面, 乡镇企业大有可为。20世纪80年代, 乡镇企业主要是高能耗、高污染的行业, 现在, 乡镇企业应当发挥地方特色优势, 而不要拿自己的短处与外资企业、国有企业相比拼。农产品往往具有地域性, 如山东的大蒜质量就是全国一流的。过去大蒜直接出口, 一则价格低;二则受到进口国农产品进口配额的限制, 农民获益不多。现在, 在当地企业的带动下, 发展大蒜的深加工, 生产大蒜粉, 价格是大蒜的10倍。这种做法值得全国推广。政府应鼓励和促进乡镇企业从事农产品深加工, 在税收、信贷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
(六) 乡镇企业有助于促进农业由粗放型向集约型, 由劳动密集型向资金、技术密集型转化
传统农业往往是靠天吃饭、粗放经营, 由于受到资金、技术匮乏的限制, 也是一种劳动密集型产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在农业投入上加大了力度, 但是, 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 是无法实现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因为农村土地基本上按人口平均分配, 把整块土地分割成许多小块分户经营。由于耕地面积狭小, 农民还在沿用传统手工劳动工具, 机械化大生产既不合算, 也不可能, 生产效益低下。这既不利于农业生产规模的扩大, 也不利于分工的发展, 更不利于农业技术的进步, 导致农产品成本过高, 缺乏市场竞争力, 经济效率低下。随着中国加入WTO, 外国农产品凭借其价格优势大举进入中国市场, 中国农业由于自身的低效率而受到强烈冲击, 农业发展面临巨大挑战。乡镇企业在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方面同样大有可为。由于乡镇企业具有资金和技术的优势, 如果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 在保持土地承包权不变的情况下, 农民以土地承包权入股, 适度集中土地, 实现良种种植规模化、农业生产机械化, 发展现代农业, 观光、旅游农业, 那无疑会展现出中国农业发展的新画卷。在这种新型生产方式中, 农民既是土地的承包者, 又可以成为这类乡镇企业的工人。
(七) 乡镇企业有助于中国城镇化
从国际经验来看, 城市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城市聚集了人力、物资和基础设施, 在公共物品供给方面具有规模优势。但是, 大城市, 尤其是特大城市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城市病”, 如交通拥堵、就业压力、住房紧张等。对于中国来说, 可行的路径是发展小城镇。而在小城镇发展方面, 乡镇企业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一方面, 乡镇企业主要是在小城镇, 在这些小城镇很自然地兴起了第三产业;另一方面, 乡镇企业发展也为小城镇建设提供了资金。更何况, 很多乡镇企业本身就是依托小城镇发起来的, 乡镇企业与小城镇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如果结合新农村建设, 在小城镇开发房地产, 一方面, 可以促进人口适度聚集, 在供水、供电、供暖、教育、医疗等方面, 小城镇的发展状况都优于一般农村, 这有助于改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状况;另一方面, 也节约了大量耕地, 这又为现代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综上所述, 发展乡镇企业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因此, 各级政府乃至全社会都应当高度重视乡镇企业发展, 为乡镇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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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温铁军.“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双重困境下的“三农”问题[J].读书, 2001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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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性问题 篇11
这个教育观念中包含了教育的三个根本问题，即“学什么”“怎样学”“为什么学”，也就是关于教育的“What”“How”“Why”的三个问题。我对这三个基本问题的不同思考，要从下面这三组词说起，分别是：“有用与无用”“学好与好学”“人与才”。我先说出我的观点，之后再来详细论说。首先，我要讲学什么，讲知识的“有用”与“无用”，我要论说的是“无用”知识的有用性；第二，我要讲怎样学，讲“学好”与“好学”的区别，我要论说的是“好学”比“学好”更重要；第三，我要讲为什么学，讲“人”与“才”不完全是一回事，我要论说的是“育人”比“育才”更根本。我对中国教育中的这三个基本问题的不同思考，在当前中国的环境和语境中，有相当的现实针对性。
一、“无用”知识的有用性
这个命题并不是我最先想出来的。1939年，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首任院长弗来克斯纳（Abraham Flexner）在《哈泼斯杂志》（Harper’s Magazine）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就是《无用知识的有用性》。在这篇文章中，弗来克斯纳对柯达公司创始人柯达先生认为马可尼（Guglielmo Marconi）发明的无线电收音机是最有用的发明提出质疑，认为麦克斯韦尔（Clark Maxwell）和赫兹（Heinrich Hertz）的理论贡献更加有用。他写道：虽然麦克斯韦尔在1873年发表的电磁理论完全是抽象的数学，赫兹在1887年对他做的电磁波实验的实用价值也毫不关心，但是这些看上去无用的研究却为后来有用的发明奠定了基础，没有他们的工作根本就不可能有后来马可尼的发明。弗来克斯纳写这篇文章是有原因的，因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使命，就是研究那些“无用”的知识。
举一个经济学的例子。我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导师马斯金（Eric Maskin）教授因“机制设计”理论获得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个理论的起源，是研究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在利用信息上的效率问题，是抽象的理论问题，当时完全看不出在市场经济中的有用性。但是后来，机制设计理论被应用于市场中的拍卖问题，由于拍卖不仅应用于传统的艺术品，而且也应用于诸如无线频谱等产权的拍卖，所以它可以解决移动通信行业中的非常实际的问题。
再举一个工程中的例子。这是乔布斯10年前在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上自己讲的故事。他在当年大学一年级辍学后并没有离开学校，而是听了一些自己感兴趣的课，其中一门是美术字课。这在当时看来完全无用的课，在10年后他设计电脑上的可变字体时发挥了作用。乔布斯这样说：“如果我当年没有去上这门美术字课，苹果电脑就不会发明这么漂亮的字体；又由于微软视窗是照抄苹果的，所以很可能所有个人电脑上就都没有这样的字体了。”
以上三个例子告诉我们，对知识有用性的认识不能过于短视。当然，短视在全球都是一个问题，不过在我们中国人中尤其突出。我们心目中的“有用”，往往是指立竿见影式的马上有用。我把这种急功近利式的功利主义叫作“短期功利主义”。“短期功利主义”使得我们把知识的“有用性”局限在极其小的范围内。
短期功利主义在教育中很严重。比如，大学中人文类的专业和课程不受青睐。又比如，学生在选课前总要先考虑这课对找实习或找工作有什么用。可是另一方面，毕业10年、20年、30年的校友们，对他们在大学时期所上的课的评价，却与在校生很不一样：他们感到遗憾的是，当时学的所谓有用的课在后来变得如此无用；同时又后悔，当时没有更多地去学那些看上去“无用”但日后很有用的课，比如一些人文、艺术、社会科学类的课。有趣的是，不少美国商界的成功人士，他们在大学本科读的是“无用”的人文类专业，比如投资银行高盛的CEO劳埃德·布兰克费恩（Lloyd Blankfein）在哈佛的本科专业是历史，私募基金黑石的CEO史蒂夫·施瓦茨曼（Steve Schwarzman）在耶鲁的本科专业是文化与行为，网上支付公司PayPal联合创始人和前CEO、《从0到1》的作者彼得·蒂尔（Peter Thiel）在斯坦福的本科专业是哲学。
有许多原因，使得毕业时间较长的人对知识“有用”的看法会基于更加长远的考量。首先，知识发展得快，过时得也快。许多在大学里学的知识虽然一时有用，但是没有多长时间就变得过时了；第二，多数人在一生中要更换多次工作和专业，他们后来从事的工作与他们早年在大学选择的专业不一样，甚至相距甚远；第三，人们对未来预测的能力很有限，只有在事后才能看清。乔布斯这样反思：“在我念大学时，是不可能把未来的很多点连接起来的。只是在10年之后，当我回头看时，是如此的清楚和显然。”
因此，所谓“无用”与“有用”之分，大多是短期与长期之别。在学什么知识这个问题上，我们要着眼于长期，不要急功近利。我们要理解，一些看似短期无用的知识可能是长期非常有用的知识。要知道，大学教育不仅是为毕业后找工作，更是为一生做准备。
以上用长期观点来理解知识的有用性，仍然是把知识作为实现某种目的，诸如工作成效的一种工具。知识除了工具价值之外，还有内在价值。知识的有用性，不仅仅体现在能够提高工作成效（不管是短期还是长期）的工具性方面，知识的有用性还体现在塑造人的价值、提高人的素养、提升人的品位等丰富人生的目的性方面。这就与下面要讲的“育人”相关。
二、“好学”比“学好”更重要
在中学阶段，“好学生”就是“学得好的学生”，而学得好就是学习成绩好、考试成绩好。中国的应试教育，使得学生磨炼出一套怎样学好的方法，可以概括为：文科靠死记硬背，理科靠大量做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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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大学后，“好学生”就不应该是这种类型的“学得好”的学生，而应该是“好学的”学生。“学好”与“好学”有很大区别，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学”的境界：“学好”是学习中被动的接受，而“好学”则是学习中主动的探索；“学好”是今天学习的一个结果，而“好学”则是今后学习的一种习惯；“学好”只是对学习已有知识的一种度量，而“好学”则是对学习未来知识的一种态度；“学好”是为了掌握知识，而“好学”是为了探索问题；“学好”得到的是答案，而“好学”追求的是真理。“好学”远比“学好”更重要。
“好学”是懂得怎样学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中有若干要素，我特别要强调“好奇”“好问”“好思”这三点。
我把好奇放在首位。好奇是科技创新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原始推动力。多年前，4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到清华理学院与学生座谈。当被问到什么是科学发明最重要的要素时，他们没有选择基础扎实、数学好、勤奋、努力这些学生们提出来的选项，而是不约而同地说到了好奇心。连爱因斯坦这样的天才都说：“我没有特殊的才能，我只是激情般地好奇。”
好奇是好学的第一要素，好学源于好奇。然而，我们发现，中国学生普遍缺乏“好奇心”。我进一步的猜测是，人生来都是有好奇心的，是后天的教育把原始的好奇心磨灭了。
好奇往往导致好问，而好问是质疑既有知识、探求未知的起点。但是，我们面临的情况是，学生不好问，也不会问。我们不仅不鼓励学生质疑老师，而且还往往对那些喜欢质疑的学生产生负面印象。我们的应试教育制度是不鼓励提问的：获得标准答案就能取得好成绩，而提出问题不仅对获得好成绩没有帮助，而且还有害，因为它让你不相信标准答案。
中国学生回到家里，家长会问：“你今天学到了什么新知识？”据说，犹太学生回到家里，家长问的是：“你今天提出了什么好问题”，甚至还接着问，“你提出的问题有没有老师回答不出来的”？以色列著名作家阿莫斯·奥兹（Amos Oz）说：“怀疑和争辩是犹太文明的特征。这是一种怀疑和争辩的文化，一种解释、反解释、重新解释、反对性解释的开放式自由问答游戏。这是一种善辩的充满争论的文明。”全球犹太人总数只有一千多万，还没有北京市人口多，而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犹太人以百计。这或许与他们的好问有关。
好思则是好学的核心。17世纪的数学家、哲学家笛卡尔——就是发明坐标系的那位法国人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思故我在”，他把“思”作为人存在的根本价值。爱因斯坦把思考作为大学本科教育的根本，他说：“大学本科教育的价值，不是学习很多事实，而是训练大脑去思考。”
如何思考？不是人云亦云，而是独立思考。只有独立思考，才会有创造性思考，才会有批判性思考，才会有“Think Different”，即不同的思考。蒂尔在《从0到1》这本书的一开头，就举出他在面试候选人时经常提出的一个问题：“哪些重要的真理，是很少有人同意你的？”他的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因为绝大多数真理是大家都同意的，而要说明那些与“共识”相反的、你的看法是真理，非独立思考是不能回答的。
我希望在大学教育中能够改变“好学生”的定义，并改变学习的方式。真正的好学生，是“好学”的学生，是具有强烈好奇心的、好问且能问出有意思问题的、并且能够独立思考的学生。这种“好学”是一种可以伴随学生一生的有关“怎样学”的能力。
三、“育人”比“育才”更根本
在中文里，“人才”是一个词，而且我们经常都把“人才”简单地落脚为“才”。所谓“拔尖创新人才”“杰出人才”，都是指“才”。但是，“人才”是由“人”与“才”两个汉字组成的。“才”的英文是talent，而“人”的英文是person或human being。“才”关注的是“三力”：创造力、分析力、领导力。人有“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度量“才”的词是成绩、成功、成就，而形容“人”的词则是自由、快乐、幸福。“育人”比“育才”更根本，是因为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
中华文化的传统、中国教育的传统，从来都是重视“人”的传统。“四书”中《大学》开头便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这是几乎每一个中国教育者都常引述的一句话，讲的是大学的目的是育人，是人的道德，是人的善。中国文化中的做人是非宗教的，这是与世界其他文明的不同之处。
梁启超1914年到清华演讲，题目是“君子”，对应的英文是gentlemen。梁启超以“君子”寄语清华学子，强调的是做人：清华学子，首先要做君子，之后才是做才子。在演讲中，他引用了《易经》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说明的是做君子的条件。他还引用王阳明的话：“治山中贼易，治心中贼难”，说明“做人”比“做事”更难。正是由于此篇演讲，“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才成为清华的校训。
但是，这个重“人”的传统后来发生了变化，使得重“才”逐渐压倒重“人”。直接原因是，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落后于西方了。落后就要挨打，因为西方有枪炮，西方有科学技术。所以我们要科学救国、技术救国、实业救国。因此，教育就转向科学知识、技术知识、专业知识的传授，转向对“才”的培养。不仅在中国，在所有落后国家实现追赶的过程中，都是一样的。
不过，这种由“人”向“才”的转向近年来在中国走向了极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经济迅速崛起的同时，经济增长似乎变成了唯一的价值和目标。即使当下讨论的转变发展方式和创新驱动，也仍然是把经济发展作为目的。在这种思维中，人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力量，人才就成为加速经济发展的动力。“育才”也随之变成了教育的最终目的。
在经济学中，人有两个作用：一是作为劳动力，其中包括“才”的贡献。在这个意义上，人是经济活动投入品，是工具；二是人是消费者，在这个意义上，人是经济活动的目的。所以在经济学中，人不仅是工具，也是目的。另一方面，在康德看来，人只能是目的，不能是工具。康德的哲学使得“人是目的”这一价值更加清晰和突显。无论如何，只要人是目的，不仅是工具，教育的目的中，“育人”就比“育才”更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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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如何体现“育人”？在我看来，作为目的的“人”包括“人文”“人格”“人生”三个方面，所以，关于人的教育，应该包括人文精神的教育、人格养成的教育和人生发展的教育。
人文是相对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而言的。人类文明的进步从来都是科学进步与人文进步并举的。如果说科学是为了做事，那么人文是为了做人，做有品位的人。科学告诉你什么是真理，人文告诉你说真话的价值。龙应台女士这样解读人文：文学使你看见原来看不见的东西，可以让你看见水里白杨树的倒影；哲学使你从思想的迷宫里认识星星，从而有了走出思想迷宫的可能；历史就是让你知道，沙漠玫瑰有它的特定起点，没有一个现象是孤立存在的。所以，文学让你看见，哲学让你定位，历史让你连接，这些都是人文的价值。
以人文为基础的人格是做人的准则。人格养成是人的教育的基础，正直诚实是对人格的基本要求，而对人格的起码要求就是人格底线。说话有底线，就是说话讲真话；做事有底线，就是做事有原则；做人有底线，就是做人有良知。人格的底线就是文明人的底线。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曾经批评我们的一些精英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批评的不是一般的利己主义者，而是那些学过很多知识、善于利用制度的缺陷和传统的弊端，同时又没有人格底线的利己主义者。这从近期的“反腐”案例中可见一斑。
人生既有对人生发展的梦想，更有对人生意义的探索。苏格拉底的这句名言：“未经反省的人生不值得过。”（Unexamined life is not worthliving）应该成为每一个学生用以经常提醒自己和检讨自己的格言。大学是反省人生的开始，思考人生的起步。反省人生是发现自己，认识世界的过程。
在我们当前的教育中，相对而言，我们更缺乏对人文精神、人格养成、人生发展的教育。理解人文价值，坚守人格底线，反省人生意义，应该成为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的必修课。
四、“三位一体”的教学
“无用”知识的有用性；“好学”比“学好”更重要；“育人”比“育才”更根本——这是我对学什么、怎样学、为什么学这三个教育基本问题的回答，是我这些年来从教育改革实践中悟出的教育理念。
学什么、怎样学、为什么学，是从学生视角提出的问题。相对应的，从学校和教师视角的问题就是教什么、怎样教、为什么教。过去这些年中，我们在清华经管学院各个教学项目，包括本科、硕士、博士、MBA、EMBA中都进行了深入的改革。虽然各项目的学生群体不同，学习阶段和学习目标不同，但是这些改革有一个一致的主线，就是把传统的、以知识为核心的教育方式，改变为“三位一体”的教学方式，即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获取。在这个“三位一体”之中，我们首先强调价值塑造，之后是能力培养，最后才是知识获取，并且在实施中更加侧重长期有用的，以及有助于“育人”的知识。这正是对应着上述教育理念的具体行动。
每年秋季在清华经管学院本科生开学典礼上，我都会为新生们讲话，向新生们传递新的教育理念。事实上，我在过去3年三次讲话的主题，正好分别是“‘无用’知识的有用性”“‘学好’与‘好学’”“‘人’重于‘才’”。所以，这三个主题是我多年教育实践的结果。今天我还是第一次把这三个主题放在一起讲，体现出我对学什么、怎样学、为什么学这三个教育基本问题的整体思考。
（来源：腾讯教育）
根本性问题 篇12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深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在中国政治和经济上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的改革取得了巨大意义和成果, 这些都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在治理国本的现实意义中有着极为丰富的理论依据。在现代化中国的建设中, 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政治和经济上面的举措也有很多, 八荣八耻的社会只要道德观念要求和社会科学发展观的创新意识, 加上市场经济的迅猛进步, 都给人民的生活带来了不同程度的改变。中国化理论的适用性也充分的体现出来, 从市场经济改革前的三位一体到市场经济改革后的四位一体, 都具有重大的历史纪念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现代化在政治方面的发展
(一) 中国社会主义执政理念中八荣八耻内容和意义
八荣八耻的内容是坚持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 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 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 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 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 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 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 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
八荣八耻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执政措施理念中起到了重大意义, 八荣八耻是人民生活中的道德要求准则。在热爱祖国的根本下, 进行社会主义的发展是坚强有力的。关心热爱祖国的人们, 才能促进社会和国家的发展。服务人民的心态是为了礼仪之邦的风范传播。崇尚科学的理念, 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培养更多有学习意识的人才, 为建设国家创新型发展添砖加瓦。热爱劳动的积极心态能够促进我国劳动基层的发展, 进行工业产业的增值空间拓展。团结的意识, 让中国人民公共合作努力为祖国发展加油助力。以诚为本的教育理念, 从中国基层发展经济等举措, 让我国和世界的合作进一步发展。遵守各种法制法规能够有效的挟制我国法制社会的建设, 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理念有着重大的帮助作用。艰苦朴素的人们生活作风, 能够促进道德品质的良好的培养, 还能协助促进我国竞争力的进步发展[1]。
(二) 中国社会主义执政理念中科学发展观内容和意义
节能减排、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和谐社会以及集约发展、生态建设、创新发展等都是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的内容, 这些科学发展观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具有重大理论实践意义。
节能减排就是对物质和能量资源的节省, 减少垃圾和有害物质在人们生活中的散播, 这是新时期社会和国家对人们的改革要求。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能够促进环境的维护, 让人们生活的环境得到净化和平衡。和谐社会的节约发展, 就是在和谐的生活环境内保证和谐的人文交流, 于此同时进行社会的科学性集约式发展政策、在社会发展的道路上, 也必须要进行创新的发展, 不断的改革才能使社会和国家进步[2]。
科学的发展观是以人为本的重要体现, 是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根本, 能够全面的监管国家发展理论和国家全局发展的路线。科学的发展观有利于我国的进步和发展, 它能够积极的提高人口素质和生产力发展水品, 能够维持和维护自然和民生之间的平衡, 是我国可持续发展措施执行的有效策略。
再者就是我国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进行实践的中国化理论适用性, 在市场经济改革前是三位一体, 改革后转变成四位一体, 原本的三位一体包含了政治、经济和文化, 改革后的理论变革为政治、经济、文化和道德的四种标准, 道德的主要战略增加了重视度和建设性, 无论是几位一体, 这一体的理念就是坚持社会主义的主干线统一[3]。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现代化在经济方面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现代化在经济方面的发展就是坚持邓小平改革开发理论中的举措, 进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共存的市场经济, 让我国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执行科学之国的理念。
改革开放前后的中国有着巨大的变化, 全民生活水品伴随改革开放的政策不断提升, 物质供应越来越优异, 国民生活质量的提升就带来了生产能力和国家发展的提升, 进而让中国的国际地位迅速飙升, 全面的进入世界的经济体系。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让生产的资源属于私人所有, 经济收益是指导生产决策的根本, 产品和资源的支配都依靠市场和价格来控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要是为社会主义服务, 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进行资源和收益的支付, 大方向是坚持共有制度, 促使市场和经济计划共同作用。两种市场经济的结合可以加强我国社会发展的脚步, 因为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 面对不同人群和企业的需求, 就需要不同形式的市场经济方式, 多种多样的市场经济体制能够满足像中国这样大国的经济发展需要[4]。
坚持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理念, 完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结合措施, 能够促进我国的经济体制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品的不断提高。
在社会主义发展的过程中, 不仅没有伴随时代的发展而被埋没, 反而与社会的发展越发呈现出正相关关系。在和谐社会背景下, 中国梦成为了当前社会主义的愿景, 伴随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 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越发浓烈。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着深邃的文化内涵, 其所体现的正是满足当前时代理念需求的实际理论。本文认为, 或许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完全融入中国尚待时日, 然而在其精神与内涵的影响下, 必将越来越深入地嵌入到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念当中, 通过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中国话”, 实现中国梦。
摘要：马克思主义现代化对中国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中国发展的重要理论, 必须结合我国国情进行与时俱进的国加政治举措改革。建设我国成为富强、民主、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不断的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现代化在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上突出作为, 蓄势待发的中国新生的改革力量正在腾飞。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念, 进行全面合作的可持续发展, 充分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中国化策略, 实现现代中国政治和经济的不断进步。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中国化,根本问题
参考文献
[1]杨瑞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十个理论问题[J].教学与研究, 2010, 07:5-14.
[2]李正兴.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实现过程研究[D].江西师范大学,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