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药品交易所（精选3篇）
辽宁省药品交易所 篇1
面对碳减排的巨大压力,我国承担强制减排额度已不可避免。围绕建立碳交易市场的政策举措,如何使碳排放权顺利交易,达到减排的目的,关于碳排放权的界定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碳排放权界定的理论依据及其重要意义
(一)理论依据。碳排放权交易是指通过建立合法的污染物比如温室气体都可以折算成碳当量进行排放的权利,并且允许这种权利可以进行买卖交易,从而达到控制碳排放的目的。碳排放具有明显的外部性特征。所谓外部性,是指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对其他经济主体产生有利或者不利的影响,如果是有利的影响就称为正的外部性,如果是不利的影响就称为负的外部性。碳排放具有负的外部性特点。如何使外部性内部化,首先应该使碳排放权成为稀缺资源,可以进行交易。而界定排放权利的问题自然是政府应该考虑的问题。
科斯认为,要解决外部性的问题,首先应该明确产权,通过合理的制度来界定产权,建立完善的产权制度,因为外部性存在的原因就是产权不清楚,从而不清楚谁应该为外部性负责。而对于解决碳排放的负的外部性问题,也应该通过对碳排放的权利进行界定,谁有污染的权利,有多少权利,怎样交换这种权利能够通过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来实现。同时,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也指出,若交易成本为零,无论权利如何界定,都可以通过市场交易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但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是不存在的,需要制度降低交易成本,从而使外部性也降到最低。同理,合理的碳交易制度也可以降低碳交易的成本,使碳排放者在衡量是自行处理碳排放,还是考虑在市场上购买碳排放权,从而利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实现减排的目的。而确定碳排放权的问题应该是首要问题。
(二)重要意义
1、使碳排放权成为稀缺的资源。首先应该明确的是,环境的容量是有限的,由于温室气体效应,正在使人们的居住环境日益恶化,碳排放权的稀缺性开始显现,如何有效地利用碳排放这种资源,成为各国都非常关注的问题。在2005年《京都议定书》中制定了三种灵活减排机制,即国际排放贸易(IET)、联合履约机制(JI)和清洁发展机制(CDM),从而确定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以碳排放配额为基础和以项目为基础的碳交易市场,推动了碳市场的发展。
2、激励企业的减排动机与技术改进。确定碳排放的权利,使企业衡量是通过技术改造降低碳排放,可以出售多余的碳排放权,还是通过在市场上购买碳排放权,使减排成本最小化,这两种方式都可以激励企业减排,使自己在竞争中保持优势。
3、使政府利用经济手段解决环境问题。政府采取行政命令甚至法律的手段,控制企业的排污行为,都很难收到成效,企业是被动接受,也可以采取各种办法隐瞒真相。但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可以通过买卖碳排放权使企业获利,或者使减排成本最小化,这种经济手段使企业获得主动性,有积极性参与到减排中来,是解决环境问题的较佳途径。
二、碳排放权交易的定价方式与方法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确定碳排放权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政府免费发放碳排放权配额;二是采取在市场上公开拍卖的方式;三是两者的结合。每种方式对于排放权的价格都会产生影响。而碳排放权的价格直接影响到企业的减排成本以及进行碳交易的积极性,因为企业的本质是盈利的,这种趋利性动机也是市场上价格机制能够起作用的重要前提。
(一)政府免费发放配额。根据国际对碳排放权分配的经验,在减排初期,大部分排放权都是免费发放。因为这样可以减少企业的成本压力。但是,免费发放的配额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碳排放权的供给过多,价格会下降,降低企业的减排动力以及参与碳交易的积极性。在核定配额时,应采取政府总量控制和企业申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企业参与的积极性,同时也要设立配额的调整机制,对企业多报排放量的行为进行约束。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碳排放量的核查也非常重要。
(二)采取拍卖的方式。通过拍卖发放排放权,企业获得排放权的成本提高,使企业可能会面临更大的压力,但同时碳交易市场上的价格会上升,也为减排企业提供了获利的机会和动力,而且政府可以将拍卖收入用于补贴消费者,或者给企业减税,从而提高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积极性。从总体上说,拍卖应该是大势所趋。例如,欧盟在2006年规定通过拍卖发放的排放权不超过总量的5%,2013年拍卖占的比重达到50%,预计到2020年,各行业碳排放权拍卖的比重将达到70%~80%。广东省是我国试点进行碳排放权交易的省市中,最先采取有偿配额竞价发放的。从2013年12月开始有28家企业竞拍成功,截至2014年6月,有46家企业竞拍成功。除电力外的企业有偿配额购买比例原则上不高于3%,电力企业预计到2020年比例达到50%以上。
(三)两者的结合。对垄断性的行业,比如电力、钢铁等的排放权采取拍卖的政策,因为垄断性的行业较容易转嫁成本。在碳交易市场运行的初期,一般都会采取免费的配额,但是不管是基于企业的历史排放量的平均值,还是按照行业的统一标准发放都是各有利弊,而随着碳市场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采取拍卖的形式更有利于减排的顺利进行。
除此之外,对碳交易价格产生影响的还有碳配额的期货价格以及核证减排量的现货和期货价格,期货价格对于价格发现的作用不容忽视,因此建立碳交易的现货市场的同时,建立碳期货市场也很必要。同时为防止碳排放权交易价格的剧烈波动,政府对于价格设定上下限,进行价格管理也是定价机制中的重要环节。
三、辽宁省碳排放权交易定价机制构建
截至2015年7月14日,辽宁省已注册将近150个CDM项目。按项目数量排列,辽宁省项目数量居全国第10位,估计年减排量达到32,772,385t CO2e,在全国排在第8位,因为辽宁省的重工业地位,可以节能减排的空间很大。辽宁省作为工业大省,碳减排的压力很大,尤其是电力、水泥、钢铁等行业占辽宁省总的碳排放量一半以上。尽快建立碳交易市场势在必行,但需要准备做的工作任务繁重,而定价机制是核心内容。
(一)碳排放总量的测算与各行业的排放权标准。以电力、热力企业为例。排放主体原则上为独立的电力、热力生产单位,排放主体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范围包括其与生产经营活动相关的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其中,直接排放是指发电机组、热电联产机组和供热机组等生产系统燃烧消耗煤炭、柴油、燃料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间接排放是指排放主体因使用外购的电力和热力等所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电力和热电联供的生产单位核算范围仅包括直接排放,其他供热等生产单位核算范围包括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
通过计算和测量,可以把碳排放总量计算出来,各个行业不同,排放权计算的方法和公式也不尽相同。例如,主要是化石燃料对排放量的影响较大,如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对排放总量的影响很大,辽宁省碳排放数据根据《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中能源部分所提供的基准方法进行计算,公式如下:
二氧化碳排放量=化石燃料消耗量×二氧化碳排放系数
关于二氧化碳排放系数,不同研究机构,比如国家科委气候变化项目组与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得出的关于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折算系数并不相同,综合平均的数值分别是0.733、0.558、0.423。
总量确定的前提下,应该根据辽宁省的经济增长速度,制定单位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下降的目标,比如15%~20%,配额应发放的比例可以占到排放量的一半,配额要分为三部分:一是政府预留配额,在市场价格波动较大时,需要政府进行干预;二是初始配额,各行业的排放权标准可以根据企业历年或者近五年的排放量的平均值来确定,也可以根据行业的平均水平来确定,后者简洁宜行;三是新增预留的部分,目的是为新上的项目留出足量的配额。配额的数量直接决定了在碳交易市场上是否可以盈利的可能性,因此应高度重视,前提是对碳排放量的测度。这也是当前最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对电力企业排放权进行拍卖,对其他企业免费发放配额。辽宁省应该将电力、煤炭、钢铁、水泥、石化、化工、有色金属、化纤、医药等行业纳入到试点的行业中。电力企业是碳排放较高的企业,尤其是火力发电,燃烧煤,大量排放,但同时也是垄断性很强的企业,通过拍卖的形式得到排放权会使企业成本增加,但可以通过提高电价的方式,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而钢铁、煤炭、石油等行业,虽然碳排放量也比较大,但由于目前经济下行,库存严重,去库存的任务艰巨,碳减排的意愿不够,在此情况下,要想发展碳交易市场,政府应该免费发放配额,鼓励企业积极参与,为节能减排的实施争取时间。另外,拍卖最终数量的确定受到企业支付能力和支付意愿的约束,因此要针对各行业制定差异化的拍卖比例,来体现政策的偏好,对于排放密度较大,易受冲击的部门提高免费配额的数量。
(三)价格上下限的设定与管理。如果允许企业将当年未用完的排放权留为以后使用,被称为排放权的储存,而如果允许企业提前使用将来的排放权,被称为排放权的预支,允许储存和预支,可以减少碳交易价格的波动,但在禁止储存和预支的情况下,设置价格的上下限是很有必要的。价格下限也成为拍卖保留价格,如果市场上的价格低于这个价格的时候,企业不会从管理者手中购买排放权,排放权的供给就会减少,实际价格就会升高。如果政府免费发放排放权,价格下限就是排放权的最低转让价格,如果政府通过拍卖发放排放权,就会设定拍卖底价。价格上限的设定是要参考减排的边际收益。但边际收益难以确定,价格上限往往很难起到价格的约束作用。
碳市场和其他市场的显著不同是其建立在政府的减排目标和监管之上,所以政府的作用是基础性的,政府对于价格的管理和干预在碳交易市场建立的初期非常重要,是引导价格走向的风向标,也是鼓励企业积极参与的重要激励措施。
总之,结合辽宁省的实际情况,在建立碳交易市场的过程中,按照市场的定价规律,由供求决定市场价格,但是由政府来确定碳排放权的稀缺性,才能保障市场秩序的正常进行,并且通过严密的设计,以及采用不同的排放权分配方式,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价格,对于企业的决策产生直接的影响。因此,政府的制度设计尤为重要,对于各种可能出现的价格问题进行管理,也是保障碳交易正常进行的重要举措。
参考文献
[1]付云鹏,祝国君,马树才.能源消费、经济增长与碳排放总量之间的关系研究[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6.
[2]费玄淑,张竹云,赵雪梅.碳金融交易机制的界定及对中国的启示[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3.1.
[3]王信,袁方.碳排放权交易中的排放权分配和价格管理[J].金融发展评论,2010.11.
辽宁省药品交易所 篇2
信用体系建设工作方案的通知
辽食药监市发[2010]80号
各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为进一步推动我省药品安全信用体系建设，现将《辽宁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深入开展药品安全信用体系建设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
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二O一Ｏ年四月二十九日
辽宁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深入开展药品安全信用体系建设工作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辽宁省委、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辽宁省全面推动“信用辽宁”建设工作方案〉的通知》（辽委办发[2009]54号）、省信用办、省直机关目标办《关于印发〈2010年省直部门“信用辽宁”建设工作评议考核方案〉的通知》（辽信办发[2010]3号），构建良好的药品市场环境，按照省委、省政府统一部署，省局决定在前期工作基础上，继续深入开展药品安全信用体系建设，制定具体工作方案如下。
一、工作目标
开展药品安全信用体系建设，搭建我省药品安全信用信息平台，完成全省药品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信用等级评定工作，并建立药品安全信用奖惩联动机制，促使我省药品、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知信守信观念得到进一步加强，培育我省诚信的药品市场环境，保障公众用药安全。
二、工作重点
（一）健全药品诚信监管档案系统数据库
各市局要继续完善企业基础数据库，按许可证所列内容将辖区内药品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基本信息
100%录入到数据库中，并做好日常维护工作，及时更新企业信息，每月至少更新一次，保证企业信息的真实性和时效性。
各市局要将对企业开展的日常监管情况等信用信息及时录入到诚信监管档案系统，稽查部门在使用稽查管理系统录入案件时，要调用诚信监管档案系统数据库企业信息，要将行政处罚案件全部录入到稽查管
理系统，实现日常监管和稽查打假数据统一, 使信用等级的评价更加科学准确。
（二）做好信用等级评定工作
在完善药品诚信监管档案系统企业数据库和信用信息的基础上，按照《辽宁省药品医疗器械生产经营
企业信用等级评价标准》（辽食药监市发［2008］138号），系统将自动将药品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认定为守信、基本守信、失信企业，各市局要做好统计，掌握好辖区内企业信用等级情况并积极开展工作。
（三）做好辖区内典型失信案件收集和上报工作
为加大对社会造成较大危害、严重破坏我省药品市场环境的典型失信行为的惩治力度，按照辽宁省信用办印发的《辽宁省典型失信案件曝光工作规则》（辽信发[2010]1号）要求，各市局要整理辖区内严重
失信案件，并填写《典型失信案件报表》（附表1），对已经经过行政复议程序或司法程序的典型失信案件，必须及时向省局报送，上报的案件可以是近两年发生的案件。
（四）积极建立信用奖惩联动机制
要通过开展药品安全信用体系建设工作，建立奖惩联动工作机制，提升药品监管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对守信企业要从正面进行宣传和报道, 对失信企业要加强日常监督检查频次和处罚的力度，通过公共媒体
加大依法披露失信行为黑名单的力度，提高企业失信成本。
（五）加强信用宣传工作，营造良好诚信氛围
各市局要组织辖区内企业，通过开展座谈会、诚信承诺宣言等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并通过广播、电
视、报纸广泛发动宣传，在社会上营造守信收益、失信受损的良好社会环境。今年，全省将集中组织开展
信用宣传周活动，时间定于6月份和11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宣传活动要突出主题、注重实效，切实增强药
品、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的诚信意识。
三、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精心组织
省局党组高度重视药品安全信用体系建设，专门召开工作部署会议，并成立辽宁省药品安全信用体系
建设领导小组，由省局局长助理阎浩林任组长，局办公室和药品市场监管处为牵头处室，相关业务处处长
为成员，设立联络员，名单见附表2。各市局也要相应成立领导小组，制定具体实施方案，确定牵头处室并设立联络员，健全工作联络机制。
（二）加强目标责任考核，确保实效
省局将组成督查组，对各地开展的药品安全信用体系建设进行现场督查。在完成现场查验的基础上，省局将按照药品安全信用体系建设考核指标（附表3）要求，在2010年12月3日前完成对各市局药品安
全信用体系建设目标考核，考核结果将作为2010年省局代表省政府对各市政府药品安全目标完成情况的考核内容。
（三）做好总结，及时上报信息
各市局要把开展药品安全信用体系建设工作情况及时向省局报告，根据工作安排，请于2010年7月
2日、9月20日、11月26日分三个阶段向省局药品市场监管处报送各地信用体系工作进展情况。省局将在12月完成全省药品安全信用体系建设工作总结，工作突出，成效显著的予以表扬，对工作不力的予以通报。
附表1：
典型企业失信案件报表
报送部门：
对辽宁省构建碳交易市场的建议 篇3
关键词：气候变化,碳交易市场,建议
气候变化问题是人类社会面临的最为严峻且最难以应对的全球性问题之一, 因温室气体大量排放所造成的“国际公共负产品”效应, 最终酿成了全球气候环境的公用地悲剧。实质上该问题已不再是单纯的环境问题, 而是一个涉及国际合作与国际制度创设、国家发展战略与道路选择以及地方政府构建新型管理与经营模式的跨层次问题。气候问题在国际—国家—地方政府三个层次间逐层“内渗”, 一方面导致国家和地方政府在应对该问题时需要承受来自上一层次的压力;另一方面, 也为国家和地方转变发展模式提供新的经验和契机。
国际气候谈判形势发生变化给中国带来压力
从《京都议定书》的签署与强制生效, 到2007年巴厘路线图授权谈判的开始, 再到2012年德班气候谈判平台的正式启动, 国际气候谈判在世界各国一些企业集团的博弈过程中继续向前推进。然而, 在国际气候谈判的推进过程中, 原本有利于中国的谈判环境出现了相对复杂的变化。
1. 中国长期坚持的“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逐渐被模糊化
《京都议定书》体现的“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 主张国际社会在应对气候问题时应注重“历史责任”和“南北区分”。即在推行世界各国共同减排的前提下, 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区别对待, 强调发达国家的长期工业化历史对全球气候变暖负有主要责任, 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目标是消除贫困和促进经济发展, 而且发达国家应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清洁能源的资金援助。然而在新近的德班谈判中, 主要发达国家提出, 要在国际经济新格局的框架下变化地理解“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 要求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在与发达国家对等的制度框架下强制履行减排义务。在2013年的华沙气候大会中, 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则一再向联合国施加压力, 强调各国在减排问题上的平等性, 否认“共区”原则作为谈判的指导性标准。[1]
2. 国际气候谈判格局出现了不利于中国的转变
与《京都议定书》和巴厘路线图谈判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两大“阵营”的长期对垒相比, 德班平台的谈判格局出现了新的变化。发达国家的“阵营”依然稳固, 原本存在立场分歧的欧盟与美国正试图联手推翻“共区”原则的“防火墙”;而与前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发展中国家阵营的日趋分化, 小岛国和一些最不发达国家, 由于自身缺乏应对“气候暖化灾难”的能力转而要求建立更加严格的减排机制, 一些中等发展中国家则认为以中国为首的碳排放“大户”是它们与发达国家进行讨价还价的“拖累”, 希望将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国家“踢出”发展中国家的“阵营”。“阵营”的分化, 一方面削弱了发展中国家的集体话语权;另一方面, 减少了国际社会对发展中国家的同情舆论。
3.身份转变使得中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处境日益尴尬
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 有关中国的“国际责任论”甚嚣尘上, 国际社会要求中国在诸如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的治理中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2006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碳排放国, 2013中国的碳排放量达到世界总排放量的29%, 超过欧美总和, 而且中国的人均碳排放量已经超过了欧洲。身份地位的转变和温室气体排放量的硬性增长使得中国面对更多的减排诉求, 发达国家指责中国应该承担更大减排义务, 不能倚仗“崛起大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双重身份“搭便车”, 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则不断质疑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身份, 要求中国承担等同于发达国家的国际减排义务。
完善碳交易市场是解决减排压力的现实选择
国际社会迫使中国承担更大的减排责任, 为中国现存的经济发展模式带来巨大的压力。作为国际—国家—地方政府三个层次的中间环节, 中央政府要在国际社会和地方政府间进行“双层博弈”。一方面, 中国要在国际气候谈判中争取更多的权益, 为国家未来发展赢得更大的空间;另一方面, 来自国际社会的减排压力, 也“倒逼”中国采纳清洁的经济发展模式和高效的碳排放管理机制。
我国政府承诺, 要在2020年前将单位GDP的碳排放量在2005年数据的基础上降低40%~45%。作为经济崛起中的大国, 中国对于温室气体排放的需求是刚性的, 而对于实现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辽宁省而言更是如此。
2012年辽宁省的整体能源消耗量为2.2亿吨标煤, 碳排放量在5.2~5.4亿吨之间, 位居全国前列。“兑现减排承诺”与“碳刚性需求”之间的张力迫使国家和地方政府将有限的碳排放权高效合理地分配各个生产部门和企业。因此, 构建公平有序的碳交易市场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
碳交易主要源于在《京都议定书》的三项灵活机制中:一是“联合履约”。发达国家可以通过项目交易实现减排额度在彼此间的流动。二是“清洁发展机制”。发达国家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清洁发展项目, 项目产生的减排量可以相抵发达国家的减排额;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建立清洁项目的技术和资金, 后者则以减排额为回报。三是“国际排放交易”。发达国家企业之间可进行额定减排量的交易。其中, 前两项机制形成了目前“基于项目”的碳交易类型, 而第三项机制则产生了“基于配额”的碳交易, 其运行模式为政府在考量经济和政治多方面因素的前提下设定碳排放总额的上限, 并将该总额具体分配给每个履约企业, 企业可根据自身实际排放量相互出售或购买未使用的碳配额, 从而借助市场的力量实现减排额的合理分配, 目前该交易类型约占全球碳交易总量的86%, 而且相继出现了欧盟排放交易体系和芝加哥气候交易所等相对成熟的市场机制。[2]
2008年我国在北京、上海、天津分别建立了三家碳交易机构, 2011年作为国家“五省八市”低碳试点地区的辽宁也成立了碳排放权交易中心。经过两年的准备, 2013年碳交易权平台正式启动, 目前该平台主要开展基于项目类的碳交易, 交易内容为由减排项目产生的经过核证的减排量 (voluntary emission reduction, VER) , 企业团体或个人通过自愿的方式向减排项目购买核证的减排量以抵消其温室气体的排放。
总体上看, 该交易模式既可实现总体减排又能达到向清洁能源项目融资的目的。然而, 对比辽宁省每年巨大的碳排放量和国内其他省市碳排放交易模式的多样化, 辽宁省的碳交易模式仍然较单一, 更广更深层次的碳市场需要进一步开发。
对辽宁省构建碳交易市场的建议
面对国际和国内减排形势日益严峻的形势, 国内各个地区的碳交易市场已纷纷展开。拥有“全国经济大省”、“国家老工业基地”、“低碳试点地区”等多重身份的辽宁省, 应在构建碳交易市场中实现“四个过渡”。
1.由基于项目的自愿碳交易向基于配额和基于项目并存的双层交易模式过渡
由于来自国际社会的“气候压力”日趋增大, 国家不断加强对温室气体的管控已成必然, 而且基于配额的碳交易不但在国际市场占主要份额, 而且也成为国内碳交易发展的趋势。相比基于项目的自愿碳交易, 构建基于配额的碳交易模式需要面临更大的挑战。其前提条件是政府要在企业间实现公平合理的分配, 一方面要对企业的历史碳排放量数据进行科学的收集和整理, 以此作为公平下发配额的依据;另一方面还要对辽宁产业结构、发展战略和能源结构进行政策规划, 以此作为合理分配碳配额的依据。除此之外, 在配额交易过程中还要对企业的实际碳排放量和减排量进行核算与监测, 设立计算能源消耗和碳减排量的测算体系, 从而实现碳配额交易的过程公平, 确保配额减排指标的“货真价实”。
2. 实现碳排放权现货交易市场向期货交易市场的过渡
目前, 欧洲和美国等较为领先的碳交易市场, 已经完成了由现货交易向期货交易的转变, 并掌握了国际碳金融市场的定价权, 而且, 国内一些地区的碳交易市场也在跃跃欲试, 尝试开展期货交易的市场模式。辽宁省目前仍以基于项目的碳现货交易为主, 但存在将金融机构和个人投资者融入碳交易平台的趋势。在基于配额交易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基础上, 政府可以对派发的免费碳减排额度予以限制, 从而为碳金融市场定价机制的形成提供前提条件。另外, 为了保障碳金融市场的有序进行, 还要对参与主体的资质进行审核, 建立科学的资格评价体系。在交易过程中, 金融机构可以尝试借鉴欧美经验设计不同到期日的期货合约, 提高碳金融产品在市场上的流动性。
3. 由局限于辽宁本省的碳交易市场向覆盖东北地区的区域碳交易市场过渡
基于碳排放压力的逐年增大, 中国构建全国性碳交易市场的脚步也在不断加快, “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地区则利用自身的区位优势尝试构建区域性的碳交易市场。辽、吉、黑三省和内蒙古地区的整体排放量较大, 在全国所占的份额较高, 而作为东北地区经济大省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龙头省份——辽宁, 具备成为东北碳交易中心市场的独特优势。在构建区域碳交易市场的过程中首先要坚持制度模式统一的原则, 即建立统一的排放量核证体系、排放配额分配标准、排放量检测机制、资格认定标准和企业履约条款, 从而保证各地区各企业公平有序地参与区域性的碳交易。另外, 在统一市场的大环境下, 还要鼓励各地区发挥自身优势, 设计诸如湿地碳汇交易、草地碳汇交易、林业碳汇交易和海洋碳汇交易等灵活的交易类型和交易产品, 由此来实现区域内不同地区间的优势互补。
4. 从相对自由化的市场交易环境向法制化规范化的市场运行模式过渡
法律与规范需要贯穿于构建碳交易市场的整个过程:一是要出台限制碳排放的法规, 将减排从倡议层面纳入到法律要求;二是要建立严格的市场监管法规, 对项目减排的核证、减排份额的分配、减排量的监测与核算、碳金融市场的管理机制以及市场参与主体的认证、注册、监管作出详细的规定, 充分做到“有法可依, 有章可循”;三是要建立有关温室气体减排的行政管理机制, 将减排纳入到对各级政府的评价体系中去, 激励政府在碳交易市场的建设中扮演好“组织者”的角色;四是针对辽宁企业参与碳交易市场意愿不足的现状, 可在法规中融入一些激励条款, 对率先参与碳交易的企业给予资金、技术、基础设施保障等方面的帮助, 从而塑造企业参与碳交易的偏好。
参考文献
[1]于宏源.气候谈判地缘变化和华沙大会[J].国际关系研究, 2014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