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税的影响（精选6篇）
碳税的影响 篇1
一、碳税的理论概念及我国开征碳税的必要性
所谓碳税是指针对二氧化碳排放所征收的税, 是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为目的, 对化石燃料 (如煤炭、天然气、汽油和柴油等) 按照其碳含量或碳排放量征收的一种税。它是以生产经营领域和消费过程中因消耗化石能源直接向大气排放的二氧化碳为征税对象, 以向大气中直接排放二氧化碳的单位和个人为纳税人, 以二氧化碳的实际排放量或估算排放量为计税依据, 旨在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避免由此引起危险的气候变化而对化石能源和相关产品征收的一种环境税。
我国一直以来都是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国,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 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也迅猛增长, 我国面临着日益增大的二氧化碳减排压力。气候的变化已经对我国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经济社会系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同时, 我国的发展面临着人口、资源、环境的严重约束, 因此我国开征碳税的必要性显而易见, 主要有以下几点: (1) 有利于我国的节能减排及环境税收制度的完善。碳税的征收能够为实现节能减排提供有力的保证;另外我国目前虽然也存在着一些与环境保护相关的税种, 如消费税、资源税等, 但还是缺乏独立的环境税种, 符合市场经济的环境税收制度尚未建立起来, 环境治理的效果不理想。构建碳税制度, 设立直接针对二氧化碳排放量征收的税种, 增强税收对于二氧化碳减排的调控力度, 有利于我国环境税制的完善。 (2) 有利于我国企业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目前, 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为粗放型发展方式, 经济结构不合理, 是我国经济发展众多矛盾和问题的主要症结之一。采用节能减排的方式是我国进行产业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途径。碳税的开征将会引起化石燃料等高耗能产品的价格上涨, 从而导致这类产品的需求量下降, 最终会引起抑制化石能源消费的后果。 (3) 碳税可增强风能、太阳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的竞争力, 促进能源消费结构的转变。 (4) 碳税能够给予企业有效的激励, 从而形成自下而上的节能减排动力, 并与自上而下的行政手段相结合, 大大提高节能减排的效果, 促使产业结构调整以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低碳经济的发展。 (5) 从国际角度, 碳税的开征有利于我国应对国际贸易壁垒, 树立我国的大国形象。
二、碳税的开征对我国企业的财务影响
(一) 对能源密集型企业的财务影响
1. 征税对象方面的影响。
如果我国将碳税的征收对象确定为在我国境内生产、经营过程中向自然环境排放二氧化碳的企业和个人, 能源密集型企业受到的冲击巨大, 必然会调整财务管理方式, 将之前的粗放式管理优化为集约式管理, 尽量减少碳排放。同时, 能源密集型企业被征碳税后, 生产成本将会提高, 如果不采取措施改变自己原本的生产模式, 不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从长远来看, 将会因没有利润而退出该行业甚至被迫宣布破产。因此, 企业不得不提高生产技术, 尽可能使用新能源或是提高生产效率, 以保证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下来。而新能源和新技术的利用, 会使企业前期的生产成本提高, 给企业带来一定的财务压力。
2. 纳税环节的影响。
根据我国的国情, 如果开征碳税, 我国会在不同的环节进行征收。在不同环节征收对我国各类企业的影响不同。在生产环节征收, 可以促使企业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但是对能源密集型企业来说就增加了成本;如果在销售环节征收, 会促使能源密集型企业提高生产技术, 加大环保技术的投入;相应的优惠政策可能会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 但相应技术的费用将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从而对能源密集型企业的产品销售带来不利影响。
3. 税率设置的影响。
通过借鉴国际碳税实施的实际并结合我国的国情, 我国碳税税率的设置, 应采用先低再逐步提高的方式。在低税率情况下, 能源密集型企业有时间及时调整高能耗产业, 增强自身的适应能力和竞争能力, 为财务资金的积累争取时间;随着税率的逐步提高, 资源价格会逐步提高, 要求能源密集型企业不断提高生产和经营效率, 否则能源密集型企业将面临市场压力, 进而转变为财务压力。
4. 税收优惠的影响。
政府如果实施碳税优惠政策, 更有利于能源密集型企业以后的发展和创新。通过对税收实行减免的优惠政策, 能够使能源密集型企业有意识地去开发、保护和有效利用环境资源, 一方面有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另一方面有利于企业创造新的市场增长点, 创造更多的财务资金, 并且还能推动整个社会的科技进步, 促进社会环境的改善和资源的有效利用。
(二) 对其他企业的财务影响
1. 对新能源企业的财务影响。
对新能源企业来说, 碳税的征收可以说是非常有利的。新能源企业主要是针对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的企业, 早就对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进行了控制, 因此在成本方面不会有大的增加, 开征碳税可以使其产品在市场上占据重要的位置。其中, 风电的发展前景无疑是最为光明的, 一方面是新能源行业风电技术更加成熟, 另一方面是国家近期的政策对未来大力发展风电产业的倾向;同时, 与新能源行业长期受益相比, 因受益于产业结构调整的约束性和财政、税收政策的倾斜, 节能环保行业受益可能更为直接, 其中, 具有节能概念的电气设备公司以及具有环保概念的脱硫除尘设备公司受益更大, 有助于企业的财务资金积累。
2. 对非能源企业的财务影响。
碳税的开征对非能源企业的影响没有能源密集型企业那么大, 但也有一定的影响。征收碳税会带来煤炭涨价和电价上涨, 但由于税收起征点较低, 不会导致明显的物价上涨或所谓通货膨胀之类的问题, 但可能会使一般企业年收入增长率下降, 进而导致企业生产成本的上升以及利润的下降。征收碳税也会降低私人投资的积极性, 对经济增长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碳税导致价格上升, 致使消费量减少, 在产能过剩、需求下降的情况下, 碳税增加的生产成本可以避免一部分企业盲目扩大产能, 也可能使那些产能落后的企业负担过重而被市场淘汰。征收碳税不仅直接影响非能源企业的财务, 也间接影响非能源企业的生产模式。为了减少碳排放量, 非能源企业需要在每一步的生产过程中都考虑减排, 以往一些高耗能的生产方式要被淘汰, 需要探索新的、低碳又环保的生产模式。
由此可见, 碳税的开征对不同类型企业的影响各不相同, 但对我国企业的财务都有一定的影响, 而且是利弊共存, 企业应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 进行相应的调整, 以保证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三、我国企业的财务应对措施
从我国目前形势来看, 开征碳税是十分有必要的, 所以企业要尽快做好一些应对措施, 而财务方面的措施是非常重要的。我国目前现行的财务模式建立在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基础之上, 基本没有考虑生态环境的问题, 这可能导致企业的财务决策行为与低碳经济的要求背道而驰。所以, 企业必须在财务制度方面进行调整, 以适应低碳经济的发展。
(一) 企业应清楚自己日常的碳排放量, 减少成本压力
企业要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 明确自己能够承受的最大成本以及技术改进的空间, 特别是煤炭高消耗企业, 如火力发电厂、炼油厂等。在关注自己承受能力的同时, 企业应该细化成本的分摊, 明确成本的构成, 对相应的科目做出调整, 例如增加碳税在成本中的指向性。对于在哪些环节中引发的成本的增加, 一定要在会计核算中加以明确, 这样才能为降低成本做好准备。同时, 在此基础上, 企业要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着手技术上的升级, 以降低在制造过程中的成本, 引进降低碳排放量的技术。
(二) 企业应对原有的财务预算进行调整
企业要做好碳排量的预算, 首先应结合总的碳排量的指标预算, 再将具体指标分解到各个部门或车间, 做好部门预算。要对各部门的碳排量进行严格控制, 制定详细的奖惩制度, 对超额完成任务的部门给予奖励;对没有达标的部门除了惩罚外, 还要结合实际情况分析原因, 对预算进行调整。企业还可以推行“全体员工节约理念”, 使每个员工养成低碳的习惯。
(三) 企业应关注环境财务指标
在低碳经济的条件下, 企业应设计出符合我国低碳经济的财务指标体系。在指标设计中必须要考虑可持续发展理念, 以节能减排为关键点, 考虑环境和社会责任等因素, 重视低碳技术的开发, 将碳排放指标纳入战略环境绩效评估过程中, 引入资源、能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指标, 加强企业环境绩效评估, 激励企业迈向顺应低碳经济的良性发展。
(四) 企业要从低碳会计入手, 完善企业会计核算
企业低碳会计是将企业在低碳经济活动中使用的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和利润六大要素的增减变化加以描述, 并进行确认、计量和报告, 提供决策相关的会计信息, 并在低碳会计信息的生成过程中加强对低碳经济活动的管理。企业应当将与不可再生能源高效利用有关的低碳技术、设备的超额投资以及与可再生能源有关的低碳技术、设备的投资作为无形资产、固定资产来核算。对于低碳经营的核算, 企业在购买原材料、燃料、动力等时, 应当尽量购买与低碳相关的材料和能源;在生产过程中, 应加强对含碳燃料消耗量以及碳排放量的关注, 可以设置“碳排放”、“碳消耗———燃料、动力”等会计账户来进行核算;在库存、包装及运输过程中, 企业应当努力减少二氧化碳的消耗量和排放量, 同时采取一些与低碳相关的可行性措施。如果我国构建二氧化碳税收制度, 那么企业缴纳的碳税就可以借记“低碳营业税金及附加”科目, 贷记“应交税费———应交碳税”科目。企业可以在负债或所有者权益的相关账户下设置“低碳资金”二级账户来核算低碳融资活动中产生的负债或所有者权益。企业也可以拓宽筹资渠道, 采取多样筹资方式来发展低碳投资项目。
我国作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 同时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主要发展中国家, 将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提高减缓与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二氧化碳碳税的开征和完善不仅是我国应对全球气候变暖这一环境问题的重要责任, 更是我国税制不断发展与完善以实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的必然趋势。本文从开征碳税对我国企业财务的影响方面探讨碳税开征的相关问题, 有利于增强人们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 更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
参考文献
[1] .吴国华.中国节能减排战略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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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梁浩.低碳经济对我国企业财务的影响[J].财会研究, 2010, (15) .
碳税的影响 篇2
一、碳税开征的影响
关于碳税的影响, 学者们主要围绕碳税对我国宏观经济、社会福利以及CO2排放等方面带来的影响进行定量分析。学者们的观点归纳起来大致如下五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 碳税开征对我国经济影响较大。高鹏飞, 陈文颖 (2002) [1]通过MARKAL-MACRO模型分析碳税的经济影响, 认为开征碳税将会对国内GDP较大损失。魏涛远, 格罗姆斯洛德 (2002) [2]通过CGE模型分析了碳税对我国经济影响。研究表明, 虽然碳税可以促使CO2减排, 但同时会造成中国经济恶化。
第二种观点, 碳税开征对我国经济影响较小。贺菊煌, 沈可挺, 徐篙龄 (2002) [3]通过静态模型分析碳税开征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认为在开征碳税的同时, 同比例削减其它税收的税率, 那么碳税的经济影响较小。王金南 (2009) [4]等学者通过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 (CGE) 模拟分析了碳税开征后对我国经济发展、能源节约以及CO2减排的影响。研究表明, 如果碳税开征实施低税率, 那么对经济发展影响不大, 同时, 对于CO2减排效果显著。
第三种观点, 碳税开征短期内会对我国经济会产生负面影响, 但是从长远来看, 这种负面影响会逐渐减弱。张明喜 (2010) [5]认为碳税的开征对各个行业的产出都会带来相应的负面影响。虽然短期内由于开征成本大, GDP波动幅度明显, 但是随着碳税收入用于资本积累的增加, 碳税的长期影响显著减弱。刘洁, 李文 (2011) [6]也认为随着相关税制体系的完善以及税率的调整, 碳税的影响会减弱。
第四种观点, 碳税开征会对我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并且从长远来看, 这种影响会不断增强。苏明, 傅志华 (2011) [7]建立CGE模型对碳税的经济影响进行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结果表明, 两种模型之下碳税开征都会抑制GDP的增长, 同时, 在动态模拟分析中, 随着碳税实施的不断深入, 碳税对经济负面影响也不断增强, 并且税率越高这种影响也越大。
第五种观点, 碳税的影响应当因地制宜, 考虑不同因素。朱永彬, 刘晓, 王铮 (2010) [8]利用CGE模型, 分析了在不同碳税税率以及消费性碳税与生产性碳税的背景下, 碳税的减排效果及其对经济和产业部门的影响。研究表明, 碳税影响因行业不同而有所差异, 并且不同碳税税率减排效果也不相同, 随着碳税税率提高, 减排效果越明显, 但是生产性碳税的减排效果及其对经济的影响都显著高于消费性碳税。王文举, 范允奇 (2012) [9]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碳税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能源消耗与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表明, 碳税对不同行业与区域的影响不同。建议我国碳税政策制定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地区自然禀赋差异以及行业差异, 制定差别碳税。
二、双重红利理论之假说
最早提出“双重红利理论”的学者是Pearce。他认为, 碳税的实施的可以促进CO2等温室气体的减排, 从而带来环境改善的第一重效应。此外, 碳税税收用于降低个人所得税或其它税种的税率, 从而增加就业, 提高社会福利带来第二重效应。
国内关于碳税开征的是否存在“双重红利”的研究存在不同看法。大部分学者认为碳税开征可以实现“双重红利”。 (金慧华, 2009) [10]、 (熊彬, 2011) 。[11]虽然“双重红利理论”在学界中还存在争议, 但有的学者已经把其作为碳税开征的法理依据。 (苏明、傅志华、许文, 2009) [12]此外, 还有部分学者研究认为, 碳税的“双重红利”能否存在还需考虑两方面因素。一方面因素是税收循环效应, 即碳税收入用于减少其它税收所造成的扭曲效应;另外一方面因素是税收干预效应, 即碳税开征会导致相关产品价格上涨、失业率上升, 由此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碳税开征能否实现“双重红利”, 关键取决于这两种效应之间的比较。 (李淑霞, 2012) [13]
三、碳税的累退性之争
所谓“累退性”, 是相对于“累进性”而言, 是指那些低收入的家庭相比高收入的家庭而言, 用以纳税的那部分占其总收入的比例更高。即相比之下, 那些纳税能力高的人所承担的税负较小, 纳税能力弱的人承担的税负反而更高。关于碳税的累退性, 学者们争论也比较多。主要是围绕碳税是否存在累退性, 以及如何避免或弱化碳税的累退性。
一些学者认为碳税的累退性可以通过恰当的制度安排予以抵免。张景华 (2010) [14]认为已有的研究分析大多只考虑碳税的减排成本负担的分布, 而忽视了由此带来的环境质量改善的福利分布, 更重要的是没有把碳税收入的循环效应考虑在内。如果碳税收入专款专用于补贴那些对环境质量改善作出努力的中小家庭, 那么很大程度上可以抵消碳税的累退性。
此外, 更多的学者认为碳税具有累退性, 并在此基础之上探讨如何削弱碳税累退性的影响。薛钢 (2010) [15]研究表明, 避免和弱化碳税的累退性可以设计一系列的减免措施。包括碳税开征之前对影响较大的群体进行减免, 以及碳税开征之后的事后减免。包括直接返还 (如, 直接把税款退回给纳税人用于环境改善) 和间接返还 (如, 把碳税用于降低个人所得税或者用于提高其它社会福利等) 。钟锦文、张晓盈 (2010) [16]也认为碳税开征具有累退性, 为了缓解这样的情况, 碳税政策设计时, 应当考虑相应的减免措施, 同时, 考虑到居民生活用煤与天然气等可以暂时不作为纳税对象。李传轩 (2010) [17]认为, 对碳税累退性的关注原因在于人们偏重碳税税收的财政功能的发挥, 而忽视了碳税作为一种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对于环境这类公共物品的调控。同时也表明当前税制理念存在重经济效益, 轻税收的环保以及生态效益。
四、启示以及未来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综上所述, 我们对学界中有关碳税的影响、“双重红利理论”以及碳税的累退性的研究进行梳理后发现, 对于未来我国碳税立法的研究与启示可以归纳为如下五个方面:
(一) 碳税税率设计应当立足于国情设计差别税率
现有研究表明, 我国开征碳税对GDP影响不大, 但是碳税的影响因经济发展、环境状况、能源结构、相关政策以及区域或行业差异而有所不同。我国复员广阔, 自然资源禀赋差异较大, 经济发展不均衡, 东部发展较快, 产业结构相对合理, 而广大西部地区发展较慢, 产业结构落后, 过多依赖重工业以及高耗能产业, 因此, 难以形成碳税实施的一个相对统一、公平的外部环境。由此, 碳税税率的设计至关重要, 应当立足于基本国情设计差别税率。这不仅关系到碳税实施的公平性问题, 而且对于碳税这样一种新型税种的开征与推广至关重要。
(二) 明确碳税立法的功能与价值取向
“税法的功能与价值取向, 不仅关系到效率与公平, 并且有助于税法性能与功效的认识。”虽然, 碳税开征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经济增长, 但是我们应当更加重视碳税作为一种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在削减二氧化碳排放、引导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企业节能技术研发以及寻找替代能源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当前, 我国环境问题已经非常突出, 环境保护不能再成为协调经济发展背景下的“傀儡”与“附庸”。因此, 我国碳税的立法功能与价值取向应当明确以削减二氧化碳排放为目的, 促进环境的保护和改善。
(三) 关于碳税税收循环使用方面的研究
“税收收入分配的选择, 将影响该税种的政治可持续性。”对于碳税税收的使用, 主要包括三种途径:一种是不列入一般财政预算, 把碳税收入用于专款专用;一种是把碳税收入纳入一般财政预算, 并作为一般财政使用;还有一种是把碳税收入纳入一般财政预算, 并坚持税收中性原则。
我们认为由于碳税开征之初, 税收收入较少, 专款专用不能满足与节能减排所需要的庞大资金, 同时, 专注于专款专用会导致在实践中有关部门过多的偏重于碳税的税收筹集功能, 而忽视碳税环境功能的发挥, 部门之间为了争取更过、多的专项资金, 往往相互博弈, 从而使专款专用在公共选择过程中容易受到更多的政治影响。此外, 专款专用还会破坏预算的统一管理。因此, 碳税开征之初, 我们不建议专款专用。
对于后面两种碳税使用方式, 虽然有学者研究认为, 碳税税收使用坚持税收中性原则, 对经济的影响小于碳税作为一般财政使用。同时, 对于减排效果而言, 碳税税收用于返还企业消费者的方式能够实现最优的减排效果。[18]但是, 碳税税收使用的设计如何实现减排效果最优与经济影响最小相结合, 这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四) 关于我国现行税制绿化与改革的研究
税制的绿化不仅是保护环境的内在需求, 也是当前我国社会转型的必然诉求。如何借碳税开征之际, 在坚持税收中性原则下, 实现我国税收结构的优化或绿化, “使税收负担由劳动力向能源和污染物转移, 即实现对环境污染课税, 代替部分劳动力或企业社会保障税收。”从而实现税制的绿化, 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五) 关于碳税的激励制度
我国开征碳税的思考 篇3
1.1 碳税的概念
碳税是指针对二氧化碳排放所征收的税。它以环境保护为目的, 希望通过削减二氧化碳排放来减缓全球变暖。碳税通过对燃煤和石油下游的汽油、航空燃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产品, 按其碳含量的比例征税来实现减少化石燃料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与总量控制和排放贸易等市场竞争为基础的温室气体减排机制不同, 征收碳税只需要额外增加非常少的管理成本就可以实现。
1.2 碳税与能源税, 环境税的关系
简单而言, 碳税就是针对二氧化碳排放征收的一种税。而能源税一般是泛指对各种能源征收的所有税种的统称, 包括国外征收的燃油税、燃料税、电力税以及我国征收的成品油消费税等各个税种。二者之间既相互联系, 也存在着一定的区别。联系为:在征税范围上, 碳税与能源税有一定的交叉和重合, 都对化石燃料进行征税;在征收效果上, 碳税与能源税都具有一定的二氧化碳减排和能源节约等作用。区别为:在产生时间上, 对各种能源征收的能源税的产生要早于碳税, 碳税是在认识到排放温室气体破坏生态环境以及对全球气候变化造成影响后, 才得以设计和出现的;在征收目的上, 碳税的二氧化碳减排征收目的更为明确, 而能源税的初期征收目的并不是二氧化碳减排;在征收范围上, 碳税的征收范围要小于能源税, 只针对化石能源, 而能源税包括所有能源;在计税依据上, 碳税按照化石燃料的含碳量或碳排放量进行征收, 而能源税一般是对能源的数量进行征收;在征税效果上, 对于二氧化碳减排, 理论上根据含碳量征收的碳税效果优于不按含碳量征收的能源税。
环境税一般是泛指对为实现一定的环境保护目标而征收的所有税种的统称。三者相比较, 环境税的外延最大, 既包括能源税和碳税, 也包括其他与环境保护相关的税种, 如硫税、氮税、污水税等。
2 开征碳税的必要性
2.1 开征碳税是减缓国内生态环境压力的需要
受能源分布的约束, 我国是世界上少有的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国之一。改革开放三十年来, 我国经济高速发展, 碳排放量逐年增加, 而且增长速度很快。气候变化已经对中国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经济社会系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同时, 中国的发展面临着人口、资源、环境的严重约束。因此, 为了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政府已经把节能减排作为当前工作的重点, 也采取了相关的政策措施。碳税作为实现节能减排的有力政策手段, 也是保护环境的有效经济措施, 应成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政策手段之一。
2.2 开征碳税有利于树立负责任的国际形象
中国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签约国。虽然目前对发展中国家没有规定强制的减排义务, 但根据“巴厘岛路线图”达成的协议, 2012年以后发展中国家也要在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采取对国家合适的减排行动, 同时这种行动要以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的方式提供技术、资金和能力建设方面的支持, 首次明确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的责任。中国作为世界上二氧化碳排放大国, 我国限排和减排的国际压力与日俱增。既然减排是有益人民和子孙后代的事业, 我们自然应该寻求主动。因此, 开征符合我国国情的碳税, 将其作为我国主动进行二氧化碳减排的行动之一, 不仅符合国际环境政策的发展趋势, 也可以提高自身的国际形象, 有利于掌握未来谈判的主动权。
2.3 开征碳税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粗放, 特别是经济结构不合理, 是我国经济发展诸多矛盾和问题的主要症结之一。节能减排是进行经济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途径。而碳税作为重要的环境政策工具, 既有利于调整产业结构, 也有利于促进节能减排技术的发展, 还符合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方向。具体来看, 开征碳税能够推动化石燃料和其他高耗能产品的价格上涨, 导致此类产品的消费量下降, 最终起到抑制化石能源消费的目的, 进而还能达到因减少使用化石燃料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以及减少其他污染物排放的目的。
2.4 开征碳税是完善环境税制的需要
从国外发达国家来看, 其普遍建立了以硫税、氮税、燃油税、碳税等环境税种为核心的环境税制或绿色税制。虽然我国目前也存在着一些与环境保护相关的税种, 如资源税、消费税等, 但目前尚缺乏独立的环境税种, 符合市场经济的环境税收制度尚未建立起来, 环境治理的效果不理想。开征碳税, 可以设立直接针对碳排放征收的税种, 增强税收对于二氧化碳减排的调控力度。同时, 也有助于我国环境税制的完善。
3 碳税税制要素的设计
碳税的税制要素包括征税范围和对象、纳税人、计税依据、税率、征收环节、税收优惠和征收方式等方面, 结合国外开征碳税的经验和我国开征碳税的目标和原则, 我国碳税制度要素的设计内容如下。
3.1 征税范围和对象
碳税的征税范围和对象为:在生产、经营和生活等活动过程中因消耗化石燃料直接向自然环境排放的二氧化碳。碳税是对二氧化碳排放进行征收的税种, 但导致全球气候变化的温室气体不仅包括二氧化碳, 还包括氧化亚氮、甲烷和臭氧、六氟化硫、氢氟碳化物和全氟化碳等。从运用税收政策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角度看, 应该对所有的温室气体都进行征税。也就是说, 中长期的碳税政策应该实现对集中排放源的所有温室气体征税, 对分散源则以二氧化碳或燃料消耗为基础。但从短期来看, 由于二氧化碳约占温室气体排放的60%以上, 是最重要的温室气体, 同时对二氧化碳进行征税较其他温室气体更容易操作。因此, 我国现阶段碳税的征税范围和对象可确定为:在生产、经营等活动过程中因消耗化石燃料直接向自然环境排放的二氧化碳。由于二氧化碳是因消耗化石燃料产生的, 因此碳税的征收对象实际上最终将落到煤炭、天然气、成品油等化石燃料上。
3.2 纳税人
凡是因消耗化石燃料向自然环境中直接排放二氧化碳的单位和个人为碳税的纳税义务人。
根据碳税的征税范围和对象, 我国碳税的纳税人可以相应确定为:向自然环境中直接排放二氧化碳的单位和个人。其中, 单位包括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有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股份制企业、其他企业和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军事单位、社会团体及其他单位。
3.3 计税依据
根据世界各国征收碳税的经验, 碳税的计税依据应该是消耗化石能源向自然环境直接排放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其中排放量指化石燃料完全燃烧释放的二氧化碳的体积。
3.3.1 计税依据的选择
碳税的征税对象是直接向自然环境排放的二氧化碳, 理论上应该以二氧化碳的实际排放量作为计税依据最为合理。但由于以二氧化碳的实际排放量为计税依据, 涉及到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监测问题, 在技术上不易操作, 征管成本高。因此在实践中更多地是采用二氧化碳的估算排放量作为计税依据, 即根据煤炭、天然气和成品油等化石燃料的含碳量测算出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由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与所燃烧的化石燃料之间有着严格的比例关系, 且化石燃料的使用数量易于确定, 因而可通过投入量或使用量确定出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此外, 这种计税依据的确定不需要涉及气体排放量的监测问题, 易于操作, 征管成本低。
严格来说, 对根据化石燃料估算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征税与对二氧化碳的实际排放量征税相比, 是存在差别的。前者只鼓励企业减少化石燃料的消耗, 而无法使企业致力于对二氧化碳排放的消除或回收利用等方面的技术研究。
目前实施碳税的大部分国家都是采用估算排放量作为计税依据。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税务机关尚不具备对二氧化碳排放量进行监测的能力, 为了便于征收, 降低征管成本, 我国同样应该采用二氧化碳的估算排放量作为碳税的计税依据。
3.3.2 计税依据的确定
根据《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中能源部分所提供的基准方法, 化石燃料消费产生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计算公式为:
二氧化碳排放量=化石燃料消耗量×二氧化碳排放系数
二氧化碳排放系数=低位发热量×碳排放因子×碳氧化率×碳转换系数
其中, 化石燃料消耗量是指企业的生产经营中实际消耗的产生二氧化碳的化石燃料, 包括煤炭、原油、汽油、柴油、天然气等, 以企业账务记录为依据;二氧化碳排放系数是指单位化石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低位发热量是指化石燃料完全燃烧, 其燃烧物中的水蒸汽以气态存在时的发热量, 也称净热;碳排放因子是指化石燃料单位热值的碳排放量;碳氧化率是指碳氧化的比率, 即氧化碳占碳排放的比率;碳转换系数是指碳到二氧化碳的转化系数。
3.4 税率
税率直接反映的是一个税种税负的高低, 税率的选择直接影响行业的发展, 因此在税率的选择上要综合其他税种及资源价格水平等因素。
3.4.1 税率形式
碳税税率形式与计税依据密切相关, 由于采用二氧化碳排放量作为计税依据, 且二氧化碳排放对生态的破坏与其数量直接相关, 而与其价值量无关。因此, 需要采用从量计征的方式, 即采用定额税率形式。
3.4.2 碳税开征税率的初步选择 (表1)
需要注意的是, 碳税采用定额税率形式, 其水平的设计还需要考虑能源的价格情况。
3.5 征税环节
碳税的征税环节一般有两种选择, 一是在生产环节征税, 由化石能源的生产、精炼、加工企业缴纳;二是在消费环节征税, 即批发或零售环节, 由化石能源的销售商缴纳。理论上, 碳税的纳税人是消耗化石能源的企业和居民, 从充分发挥碳税政策效应的角度考虑, 在消费环节征税, 并采取价外税的形式, 更有利于刺激消费者减少能源消耗。但从实际管理和操作角度考虑, 在生产环节征税更有利于税收的管理和源头控制。
现行消费税对成品油的征收是在生产环节, 资源税对煤炭、天然气和石油的征收也是在生产环节, 考虑到中国目前对煤炭、天然气和成品油征税的实际做法, 为了保障碳税的有效征收, 减少税收征管成本, 建议将碳税的征税环节设在生产环节。具体来看:对于煤炭、石油和天然气, 由资源开采企业缴纳;对于汽油、柴油等成品油, 由石油的精炼、加工企业缴纳。
摘要：二氧化碳 (CO2) 排放税, 简称碳税, 碳税被认为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要手段和工具, 在气候变化大背景下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 由于其理论设计上的优点和实践操作上的便利, 目前已经在很多国家实施。当前, 西方学术界和政府部门酝酿在国际贸易中征收国际碳税, 这将会影响到我国的政治经济贸易状况, 所以有必要及早进行二氧化碳税收问题的研究。本文通过对碳税的概念, 意义及税制要素的探讨, 明晰征收碳税的思路。
对我国开征碳税的法律思考 篇4
由于气候的逐年恶化, 各国均纷纷采取各种措施来应对环境恶化所带来的压力。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各种措施中, 采用税收的方式来抑制二氧化碳的手段相继被一些国家所采用, 这种方式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征收碳税。
碳税 (carbon tax) 又被称为二氧化碳税, 它是指针对二氧化碳排放量所征收的一个税种。因为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与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中的碳的含量有直接关系, 所以征收时通常按照含碳量的比例进行征收。政府征收碳税并不是为了增加国家的财政税收, 而是为了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的环境。国家希望通过对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进行控制来减缓全球变暖的速度。碳税与环境税不同, 环境税的范围较碳税相比更大, 它包括其他与环境保护相关的税种, 如碳税、硫税等。由此可见, 环境税中包括碳税。而我国恰好缺乏一些对环境税的相关专门立法。
二、国外碳税立法的相关问题
(一) 国外开征碳税的立法背景
1990年, 第二次世界气候大会的部长宣言和科学技术会议声明, 首次提倡制定气候公约。同年12月, 第45届联合国大会决定设立政府间气候变化谈判委员会。从1991年2月开始, 历经15个月, 总共进行了五轮谈判, 最终于1992年5月9日形成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简称《框架公约》) 。该公约目前已经有160多个缔约国, 我国在1992年签署了该公约。随后, 1997年在日本东京召开的《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上通过了另一项国际性公约, 也就是众所周知的《京都议定书》。公约为各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规定了标准, 即在2008-2012年间全球主要工业国家的工业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比1990年的排放量平均低5.2%。[1]《京都议定书》较《框架公约》相比, 具有一定的先进性。比如它明确了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以及各国作出承诺的期限。同时, 《京都议定书》也给予发展中国家很大的利益, 保证了发展中国家在履行公约的义务时的资金充足。
(二) 国外开征碳税的理论基础
近年来, 许多国家已经建立了碳税法律制度, 还有一些国家正在准备对碳税进行立法以保障碳税税收的合法性。碳税立法具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 其最早来源于庇古税。1920年英国经济学家庇古在其《福利经济学》一书中提出了庇古税理论, 简单地说就是政府应根据污染所造成的危害对排污者收税, 以税收形式弥补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之间的差距, 将污染的成本加到商品的价格中去。[2]
作为碳税立法的先行者, 芬兰于1990年最早开征碳税, 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随后荷兰、挪威、瑞典等一些国家纷纷开始征收碳税。经过实践证明, 开征碳税的确对改善空气质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同时也为完成世界范围的节能减排目标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我国可在开征碳税的立法过程中研究并借鉴国外的先进法律制度, 以使我国的碳税立法较为完善。
三、我国开征碳税的利弊分析
开征碳税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手段, 更是一种法律手段。碳税的征收可以引导人们以自然界的一部分为起点, 兼顾子孙后代的发展需要, 从而改变发展方式, 坚持可持续发展。我国之所以到现在还没有对碳税的征收进行立法, 是因为各界对于是否征收碳税存在比较大的争议。一些赞成者认为, 开征碳税可以有效地控制空气中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从而更好地实现节能减排、保护环境的目的, 同时还能增加国家的财政税收。然而反对者却认为开征碳税会给企业带来更大的经济负担, 造成失业人数增多等不利影响。下面将对我国开征碳税的必要性与存在的弊端作出一个简要的分析。
(一) 我国开征碳税的必要性
1. 开征碳税有利于发展低碳经济
近几年来, “低碳经济”逐渐成为热门词汇, 各行各业在发展其经济、追求利益的前提下更加注重对环境的保护。由于环境的逐年恶化,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无限制的污染空气只会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灾难。但在生产中, 仍有一些企业没有意识到这些, 仍然将追求利益最大化作为首要目标而忽略了对环境的保护。因而, 开征碳税可以增加企业减少排放废气的意识, 有效地控制二氧化碳的排放。这样做不但能够降低空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 而且符合了“低碳经济”的要求。
2. 开征碳税有利于完善我国节能减排机制
我国现行的节能减排机制是一种自上而下、主要靠政府发动的机制, 由中央政府给出约束性指标, 再层层分解, 并由各级政府监督实施。[3]然而, 这种机制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之处, 企业只能被动地按照政府的指令进行节能减排, 这样必将影响到节能减排的效果。采用税收方式可以更好地激励企业积极主动进行节能减排。这种税收制度能够使原有的机制更为完善, 这样就不再需要政府来进行宏观调控, 而是由企业主动进行节能减排, 这种机制更能充分发挥企业的主观能动性, 更有利于节能减排的进行。
3. 开征碳税可以弥补我国环境税的空缺
碳税是一种污染罚款的替代形式, 但我国目前并没有独立的环境税种, 仅仅存在消费税、资源税等与环境保护相关的税种, 也就是说我国并没有真正建立符合我国市场经济的环境税收制度。碳税作为环境税的一种, 应当在消费税和资源税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立法, 以此来增强环境保护的力度, 加强企业和个人节能减排的意识, 有效控制二氧化碳的排放。
此外, 开征碳税还有利于增加国家的财政税收。虽然开征碳税是以保护环境, 改善空气质量为目的, 为国家创收并不是真正的目的所在。但无论在哪方面征税, 都无一例外地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国家可以利用这笔收入来创造出更先进的减排技术, 以便更好地为节能减排工作服务。
(二) 我国开征碳税存在的弊端
1. 开征碳税易给企业带来较大的经济负担
由于碳税是针对空气中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而征收的税种, 许多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必然会使用大量的化石燃料, 并排放大量的有害气体。因而对其碳的排放征税就会给企业带来较大的经济压力。这就会导致企业在生产需要耗费资金的同时还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而企业如果为了减少税收负担而控制生产则会造成收入的减少。由此可见, 开征碳税易给企业带来较大的经济负担。
2. 开征碳税会对就业造成一定的影响
正如上段所述, 如果企业的利润受到影响, 势必会导致企业在其他方面减少支出, 那么多数企业也许会采取裁员的方式, 这样就会造成一些工人失业, 由此又会给社会带来更大的就业压力。同时, 低碳经济的发展还需要大量的高技术人才, 而我国的大多数劳动力素质较低, 这样也会产生大量的失业人员。由此可见, 开征碳税会对就业造成一定的影响。
尽管开征碳税存在着一定的弊端, 但是总的来说它的优势远大于弊端。开征碳税只是暂时给企业造成较大的经济负担, 从长远发展来看, 碳税法律制度必将促使空气质量的好转, 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只要我们制定出比较完善的法律制度, 就一定会将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四、对我国开征碳税的立法建议
(一) 碳税的征收方式和征收对象
依据计算数量的单位不同, 计税依据可以分为从价计征和从量计征。对于碳税而言, 由于其征收的目的是控制和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所以各国在对碳税的立法上均选择从量计征的方式。[4]我国可以借鉴各国的立法经验, 采用大部分国家的计税方法, 也就是以燃料的含碳量和消耗的燃料总量计算二氧化碳排放量。这种方式不但简便, 交易成本也比较低。
由于工业部门和电力部门是我国碳排放的主要生产部门之一, 造成空气污染的主要原因是这些部门在生产、经营中排放了大量的化石燃料。因此, 碳税的征收对象可初步设定为在生产、经营等活动过程中因消耗化石燃料直接向自然环境排放的二氧化碳。由于二氧化碳是因消耗化石燃料所产生的, 因此碳税的征收对象实际上最终将落到煤炭、天然气、成品油等化石燃料上。[5]本文不主张对个人的碳排放进行征税。由于个人在生产、生活中排放的二氧化碳相比于企业是微乎其微的, 可以暂且不对个人进行征税。
(二) 制定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
由于开征碳税会给企业带来更大的经济负担, 甚至对就业造成影响, 所以要给企业一些适当的税收优惠政策。例如, 可以对一些经济状况不太好的企业在征收碳税时提供一些补偿措施, 这样企业就能够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调整和适应。同时采取补贴方式可以确保其资金运转状况不因征收碳税而受到较大影响, 这样就可以缓冲因缴纳碳税带来的负面影响。当然, 哪些企业可以得到补贴, 这还需要制定一个标准。同时, 我们还可以对未达到二氧化碳的应税排放量的企业减少税负甚至可以允许其免税排放。这点我们可以借鉴丹麦的做法, 即要求未达到二氧化碳的应税排放量标准的企业做出承诺, 承诺其采取一定的节能减排技术改进的措施, 完成量化的减排任务。
碳税对实现节能减排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同时在改善全球气候和治理大气污染方面都具有积极的作用。许多国家在碳税立法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我国应积极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 尽快对碳税的征收进行立法, 利用碳税法律制度有效地改善我国的空气质量, 并且从根本上转变我国在温室气体减排的国际谈判中的被动地位。
参考文献
[1]张宪珍“.全球变暖”与<京都议定书>解读[J].河北工程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8, 2, 23.
[2]http://baike.baidu.com/view/1908382.htm[DB/OL].
[3]张梓太.关于我国碳税立法的几点思考[J].法学杂志, 2010, 2, 98.
[4]王宁宁.国外碳税立法及对我国的启示[D].宁波大学学报.18.
中国涉煤基金向碳税的转型浅论 篇5
关键词：碳税,煤炭价格调节基金,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
1 碳税概述
使用化石燃料等人类活动所造成的气候变化问题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所共同面对的巨大威胁, 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成为各国的共识。为了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芬兰在1990年成为第一个征收碳税的国家。此后, 瑞典、丹麦、荷兰、意大利等欧洲国家, 加拿大的魁北克省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也先后开始征收碳税[1]。对化石燃料所征收的碳税, 使得化石燃料的使用成本增高, 从而提高了非化石燃料 (往往也是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 在能源市场中的竞争优势, 降低了化石燃料的消耗量, 最终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笔者认为, 一个税种, 无论其形式上是否被称为CarbonTax, 只要同时符合了如下3个标准, 即应被归为实质上的碳税。
(1) 设计税种时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作为其目标或者目标之一;
(2) 计税依据与能源的含碳量或者二氧化碳排放量相关;
(3) 该税种实施后对于二氧化碳的减排起到了一定的效果。
我国目前直接对化石燃料征收的税种包括:增值税、成品油消费税、资源税。下面我们依据碳税的三项标准来重新审视这三个税种。
(1) 增值税。
增值税是一项基本的流转税, 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保障政府的财政收入而不是碳减排。其征收范围包括一切在境内销售、进口的货物, 并不局限于化石燃料。因此其与碳税相去甚远。
(2) 成品油消费税。
根据国务院2008年12月28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实施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通知》, 我国的成品油消费税除了筹措交通基础设施的维护、建设资金外, 还承担有“促进节能减排和结构调整”的征税目的。成品油消费税采取的是定额税率, 其单位是元每升成品油。通过计算每升成品油的消耗所产生的二氧化碳, 可以将成品油的税率单位转变成元每吨二氧化碳。但是我国的成品油消费税实施之后, 其节能减排的功能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 普通民众往往只感受到了油价的上涨, 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承担了一部分为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而征收的税收。这主要是因为燃油税并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税种, 而是作为消费税的一个税目, 其社会引导功能有限。因此, 我们很难将我国的成品油消费税视为一种碳税, 尽管其与碳税确实存在相似之处。
(3) 资源税。
资源税与碳税的关系非常密切, 体现在两者的征税对象都包括化石燃料, 但其区别也非常明显。首先, 资源税的征税目的主要是为了调整资源开采中的级差收入。其次, 资源税中纳税人具体适用的税率, 取决于纳税人所开采或者生产应税产品的资源品位、开采条件等情况, 与资源的含碳量、二氧化碳排放量没有关系。因此资源税与碳税仍然存在较大不同。
综上所述, 虽然增值税、成品油消费税、资源税与碳税在征税对象上存在重合, 但是我国并没有实质意义上的碳税。
作为世界上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 无论是从应对国际社会对中国日益高涨的减排压力出发, 还是从节约能源、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国内需求出发, 中国都应该采取实质性的碳减排措施。2009年9月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提出的《中国开征碳税问题研究》报告认为, 开征碳税的必要性包括:是减缓国内生态环境压力的需要;有利于树立负责任的国际形象;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完善环境税制的需要。另外该报告亦提到在我国开征碳税具有理论上、政策上、技术上的可行性[2]。本文认为, 即使针对所有化石能源征收碳税是未来的趋势, 但为避免对经济产生较大冲击, 可以先对煤炭行业进行征税, 然后再推广到其他化石能源领域。
2 选择煤炭行业开征碳税的原因
本文建议我国首先在煤炭行业征收碳税, 然后再考虑扩大到其他化石能源。这主要是出于以下原因。
(1) 煤炭在中国的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中占据绝对位置。根据《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11》, 我国2010年一次能源的生产量总量达到279693万吨标准煤, 其中原煤的产量占到81.3%;我国2010年一次能源的消费量总量达到307986万t标准煤, 其中煤炭的消费量占到71.9%。另有数据显示, 燃煤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占我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85%以上[3]。仅仅对煤炭产业征收碳税, 已经能够覆盖我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很大部分。
(2) 经过2011年的资源税改革, 石油、天然气的资源税已经采用了比例税率, 即按销售额的5%～10%征税, 而煤炭仍然采用定额税率, 焦煤每吨8～20元, 其他煤炭每吨0.3～5元。仅就资源税的税额来看, 煤炭的税额要远远低于石油和天然气。2011年之所以不改变煤炭从量计征的计税方式, 主要是考虑到避免对经济产生较大冲击, 而这客观上也恰好给今后在煤炭行业开征碳税提供一个征税空间。在将来进一步改革煤炭资源税时, 可以选择在资源税之外另行开征碳税。当然, 碳税的征收并不是简单地增税, 这涉及到一系列的制度设计, 这些都将在下文予以论述。
3 我国煤炭行业的税费改革问题
立税之前, 需先清费, 对煤炭行业开征碳税, 并不意味着简单地增加煤炭开采、生产企业的税收负担。对煤炭行业开征碳税, 必须先对煤炭行业已有的税费进行清理与整合。业界普遍认为, 2012年之后煤炭行业结束了其“黄金十年”, 市场较往年低迷。与此同时, 煤炭行业与学界对于清理不合理收费、减少煤炭生产税费成本的呼声日益高涨。例如中国煤炭经济研究院院长岳福斌认为, “我国煤炭税费制度存在税费负担过重、收费名目繁多、税'费'化严重等问题, 已严重影响煤炭产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4]”又如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副会长梁嘉琨认为, 中国煤炭税费存在“煤炭税费项目多, 税费重复征收问题突出;煤炭增值税税负重;多数产煤省 (自治区、直辖市) 征收价格调节基金, 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业的生产经营压力”[5]等问题。另有统计, 我国煤炭企业除了法定税收外, 需要交纳88种收费及基金, 包括“资源环境类25种, 经济建设类4种, 行业管理类6种, 市场行为类6种, 企业发展类2种, 社会功能类10种, 交通运输类35种”[6]。
本文建议, 在讨论煤炭行业税费改革的时候, 应当看到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新形势, 在将来对现有的涉煤税、费、基金进行清理整合的时候, 应该看到开征碳税的契机。
以涉煤基金为例, 我国目前对于煤炭行业征收的基金主要包括山西省的可持续发展基金以及其他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 所征收的煤炭价格调节基金。这两者性质上都属于财政部《政府性基金管理暂行办法》中所规定的政府性基金。但其中只有山西省的可持续发展基金依照《政府性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履行了审批程序, 其余省份的价格调节基金并未获得财政部或者国务院审批, 也从未被财政部列入每年的全国政府性基金目录, 在合法性上存在争议, 其征收与使用也远不及可持续发展基金那么规范、成熟。2007年山西省经国务院批准开始征收可持续发展基金, 作为山西省开展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政策措施试点的一项重要内容, 可持续发展基金将来有可能在其他产煤省份得到推广, 以取代现有各个省份各自征收的价格调节基金。本文建议, 将来在对涉煤基金进行进一步规范、改革的时候, 应在充分借鉴、吸收山西省可持续发展基金运行经验的基础上, 实现涉煤基金向碳税的转型, 以更好地发挥其经济、环境作用。
4 煤炭价格调节基金向碳税的转型
目前, 内蒙古、陕西、贵州等许多产煤大省对煤炭企业征收煤炭价格调节基金。我国的煤炭价格调节基金制度, 是指地方政府为了调控煤炭供求关系, 稳定煤炭价格, 平抑市场价格异常波动而向煤炭企业征收一定费用的制度。根据发改委2011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加强发电用煤价格调控的通知》 (发改电[2011]299号) , 省级政府征收的煤炭价格调节基金不得高于国务院批准的山西省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每吨23元的征收标准, 不得对省内外用煤实行不同标准;超过每吨23元的, 以及对省内外实行不同标准的, 必须在2011年12月31日前进行整改。本文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取消煤炭价格调节基金, 减轻煤炭企业的负担, 为碳税提供征税空间, 理由如下。
4.1 煤炭价格调节基金的合法性存疑
各省征收煤炭价格调节基金, 均主张以《价格法》为其法律依据, 主要是第二十七条“政府可以建立重要商品储备制度, 设立价格调节基金, 调控价格, 稳定市场。”但是对于此法条的解读, 煤炭行业界、政府机关、学者之间存在争议, 主要在于对“设立”二字的理解上。本条授权政府“设立”价格调节基金, 但并没有明确这种价格调节基金设立的方式。政府设立一种基金, 既可以通过政府预算安排资金的方式设立, 也可以通过向公民、法人、其他组织征收费用的方式设立 (即政府性基金) 。二十七条仅仅赋予了政府“设立”基金的权力, 但并没有明确说明政府可以通过“征收”来“设立”这种基金。此外, 二十七条也没有明确具体是由哪一级政府来设立这种价格调节基金。那么, 二十七条到底有没有授权地方政府通过征收方式来设立价格调节基金呢?在这个问题上, 发改委和财政部在不同的文件中表露了不同的态度。
4.1.1 观点一
在发改委2011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加强发电用煤价格调控的通知》中, 有如下表述:“除国务院批准设立的矿产资源补偿费、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 以及依法设立的对煤炭征收的价格调节基金外, 凡属省级以下地方人民政府越权或擅自设立的附加在煤炭上征收的所有基金和收费项目, 必须在2011年12月31日前由相关地方人民政府自行取消”、“省级人民政府对煤炭征收的价格调节基金……征收标准合计不得高于国务院批准的山西省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每吨23元的征收标准”。由该表述可见, 发改委认为, 省级政府依法是可以设立煤炭价格调节基金的, 而且这种基金也可以以征收的方式设立。
4.1.2 观点二
财政部在《政府性基金管理暂行办法》中, 将政府性基金定义为“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共中央、国务院文件规定, 为支持特定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事业发展, 向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无偿征收的具有专项用途的财政资金”, 由此定义可见, 煤炭价格调节基金也属于政府性基金。在《政府性基金管理暂行办法》中, 财政部规定了设立政府性基金的申请和审批程序:对于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共中央、国务院文件明确规定征收政府性基金, 但没有明确规定征收对象、范围和标准等内容的, 都必须经过财政部审批 (其中一部分需由国务院批准) 。事实上, 作为一种政府性基金, 我国的煤炭价格调节基金大部分没有履行申请和审批的程序, 而财政部每年公布的政府性基金目录中, 也从未收录煤炭价格调节基金。可以看出, 财政部对于煤炭价格调节基金的合法性采取了否定的态度。此外, 在《关于公布2012年全国政府性基金项目目录的通知》中, 财政部更加明确地提到“凡未列入《目录》以及未经国务院或财政部批准的政府性基金, 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应拒绝缴纳。”
“在所有公法领域, 公权力的行使都应当保持相当程度的谦抑, 除非得到法律明确授权, 否则, 公权力主体不得作出任何可能侵害私有财产权的行为, 同理, 也不得任意作出可能征收私有财产的决定。[7]”仅从《价格法》第二十七条来看, 目前我国各个产煤大省普遍征收的煤炭价格调节基金其合法性尚有待商榷。
4.2 煤炭价格调节基金的使用范围混乱
各地的煤炭价格调节基金虽然都使用相同的名字, 但基金收入的使用范围各不相同, 存在一定的混乱。
陕西省煤炭价格调节基金主要用途包括:①稳定煤炭市场价格, 缓解省内供求矛盾;②促进煤炭资源有效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建设;③矿区沉陷等地质灾害治理补贴;④煤矿安全生产支出补贴;⑤安全、科研以及煤矿职工的教育和培训;⑥经省人民政府批准的其他支出项目。
四川省煤炭价格调节基金主要用于促进电煤生产供应与储备, 包括:①电煤供应补贴。对向主网火电厂、地方火电厂和纳入统调的企业自备火电厂供应电煤的煤炭企业给予补贴;②电煤丰存枯用储备补贴、电煤应急调度价格补贴;③地税部门代征手续费;④经省领导小组批准的其他用途。
贵州省煤炭价格调节基金的使用范围包括:①不低于征收金额的50%用于平抑市场煤炭价格;②矿区经济结构调整和后续非煤产业发展;③矿区地质灾害治理和煤矿安全生产补欠;④经省人民政府批准的其他用途。
各省的煤炭价格调节基金均归属于地方政府收入, 由于透明度和监管力度较低, 其容易变成法律监管的盲点, 成为地方政府增加收入的一种手段。
煤炭价格调节基金合法性存疑, 且使用范围混乱, 因此本文建议取消煤炭价格调节基金, 以碳税取而代之。碳税作为一种法定税种, 相比于游走在《价格法》边缘的价格调节基金, 更具有合法性、权威性。税收征收、使用的稳定性、规范性, 也可以解决煤炭价格调节基金使用混乱的问题, 杜绝乱收费现象的发生。更何况《陕西省煤炭价格调节基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价格调节基金用途本身就包括“促进煤炭资源有效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建设”, 这与碳税的征税目的、税收用途是一致的, 完全可以用今后开征碳税取得的收入来实现。
5 山西省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向碳税的转型
5.1 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相对于价格调节基金的进步
相对于其他省份的价格调节基金, 山西省的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具有如下几点进步。
(1) 合法性。
与游走在《价格法》边缘并广受质疑的价格调节基金相比, 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的设立完全符合法律、法规、规章所要求的程序。2006年发改委向国务院报送《关于在山西省开展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政策措施试点的意见》中提到“基金的审批管理由财政部负责, 征求国家发展改革委意见, 报国务院批准;有关基金具体使用安排等事项, 由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环保总局审批”, 该意见得到了国务院的同意。之后, 财政部和发展改革委分别同意了山西省报请批准的《山西省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征收和使用管理实施办法 (试行) 》与《山西省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安排使用管理实施细则 (试行) 》。此外, 可持续发展基金也被财政部列入了每年的全国政府性基金目录。
(2) 规范化与制度化。
山西省的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 在基金的征收对象、征收主体、征收标准、征收额的确定、征收管理等方面的规定都比各省的价格调节基金更为规范化、制度化。以煤种征收标准的设置为例, 内蒙古的价格调节基金征收标准分为三档:褐煤、无烟煤、其他煤种, 分别适用8元/t、20元/t、15元/t的征收标准。陕西省煤炭价格调节基金的征收标准则分为原煤 (含洗混煤) 与洗精煤、焦炭两档, 分别适用15/t和25/t两档征收标准。而山西省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2011年的征收标准则分为12档, 包括:焦煤;1/3焦煤;肥煤;瘦煤;贫瘦煤;气肥煤 (肥气煤) ;晋城市境内无烟煤;阳泉市境内无烟煤;其他市境内无烟煤;贫煤;弱粘煤、不粘煤及1/2中粘煤;气煤、长焰煤、褐煤。相比于做简单化分类的价格调节基金, 这样的细化规定更有利于煤种征收标准的精细化操作。
5.2 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向碳税转型的理由
(1) 征收目的上的一致性: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与碳税的征收目的, 都是为了将煤炭开采、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负外部性内部化, 让煤炭开采、生产企业承担其社会成本, 从而使得煤炭价格能够反映出煤炭生产的环境成本, 实现“受益者付费”, 防止煤炭企业滥用自己的开采权利, 置其开采行为给环境带来的损害于不顾。
(2) 收入使用上的高度重合:《山西省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安排使用管理实施细则 (试行) 》中规定了“基金主要用于企业无法解决的跨区域生态环境治理、支持资源型城市 (地区) 转型和重点接替产业发展、解决因采煤引起的其他社会性问题。 (一) 跨区域生态环境治理。主要治理内容包括:煤炭开采所造成的水系破坏、水资源损失、水体污染;大气污染和矸石污染;植被破坏、水土流失、生态退化;土地破坏和沉陷引起的地质灾害等……”, 并规定了基金用在跨区域生态环境治理上的支出原则上应按50%的比例安排。
(3) 以碳税的形式代替基金的形式, 并不会让地方政府的收入减少, 只会让这种收入的取得更加规范化, 也更具有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可行性。同时, 碳税的开征能够帮助中国应对国际上对中国的减排压力, 也能对国内用煤企业起到引导作用, 促使其使用清洁能源。在以碳税代替可持续发展基金后的一段时间里, 可以先保持与可持续发展基金征收标准大概一致的税率, 然后再依节能减排的需要, 依严格的法定程序调整税率。
5.3 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对碳税开征的借鉴意义
(1) 对征税环节、纳税人的启示。
我国未来的碳税宜采取与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一致的征税环节, 即在煤炭的开采、生产环节征收。这样设计的好处在于可以相对集中地实现税收的征收, 避免向数量广大的消费者征收, 降低税收的征收成本。此外, 除了规定在本省区域内从事原煤开采的单位和个人为基金的缴纳人外, 山西省还规定了收购未缴纳基金原煤的单位和个人为基金的代扣代缴义务人。我国的碳税也可以相应地将从事原煤开采的单位和个人作为纳税人, 将收购未缴纳碳税原煤的单位和个人作为税收的代扣代缴义务人。
(2) 对征收方式的启示。
无论是征收基金还是碳税, 都要面临如何确定煤炭产量的问题。对此, 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采取了查账征收、核定产量征收两种征收方式。“对账簿健全, 能正确核算产量、投入、成本、费用的单位和个人, 采取查账征收的方式, 按生产台账和有关账簿记载的产量征收”, “对虽设置账簿, 但不能正确核算产量、收入、成本和费用以及不按规定设置账簿的单位和个人, 采取核定产量征收。”另外还对税务机关核定产量所依据的指标进行了规定。我国将来征收的碳税, 也应借鉴这两种征收方式, 对征税对象的数量进行确定, 保证税收的收入。
(3) 对收入使用的启示。
山西省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的使用实行专款专用, 仅2008年、2009年两年, 基金安排项目2190项, 其中, 跨区域生态综合治理592项, 转产转型和重点接替产业1215项, 由采煤引起的社会问题378项[8]。我国将来开征碳税所取得的税收收入, 也应实行专款专用, 并在使用范围中增加促进节能减排的投入。
6 结语
目前我国煤炭行业税费负担过重, 税“费”化问题严重, 对煤炭行业进行税费改革成为煤炭行业业界和学界的共同呼吁。与此同时, 随着气候变化问题的日益严峻, 国际上对中国的减排压力日益增大, 国内节能减排、调整经济结构的需求也不断增长, 中国采取实质性的减排措施也成为学界的一股潮流。笔者正是看到了煤炭行业税费改革和中国采取实质性碳减排措施这两股潮流, 所以提出了将目前实行的煤炭价格调节基金与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转型为二氧化碳税的构想。这种基金向碳税的转变, 既不会减少政府的收入, 也不会增加煤炭企业的负担, 却能同时起到规范煤炭行业收费和引导节能减排的双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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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开征碳税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篇6
一、碳税的相关概念及理论
(一) 碳税的相关概念。
碳税就是针对二氧化碳排放征收的一种税。更具体地看,碳税是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为目的,对化石燃料(如煤炭、天然气、汽油和柴油等)按照其碳含量或碳排放量征收的一种税。
(二) 碳税的相关理论
1、庇古税理论。
英国经济学家庇古接受了外部性理论,他认为要使环境外部成本内在化,需要政府采取税收或者补贴的形式来对市场进行干预。政府根据污染所造成的危害对排污者收税,以税收形式弥补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之间的差距,将污染的成本加到产品的价格中去,这种税又被称之为“庇古税”。
2、污染者付费原则(PPP原则)。
“污染者付费原则”的提出是为了解决污染者的环境责任问题,即环境外部成本该由谁来负担。污染者付费,就是由污染者承担因其污染所引起的损失,即污染费用。这种观念形成于20世纪六十年代末期。OECD委员会在1972年将“污染者付费原则”作为欧洲污染预防与控制的一个主要的经济原则,很快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被一些国家确定为环境保护的一项基本原则。
二、国外碳税实践概况
碳税作为一种新型的税种虽然还没有统一的标准,但它已经成为研究者和国际组织极力推崇的一种减排措施,许多发达国家纷纷制定了相应的碳税制度。碳税最早于1990年由芬兰开征,目前丹麦、芬兰、荷兰、挪威、意大利、瑞典等国家已经相继开征了碳税,美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家也在酝酿针对控制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税收制度。
1990年芬兰在全球率先设立了碳税,并将此税的收入用以降低该国所得税与劳务税税率,以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碳税征收范围为所有矿物燃料,根据燃料的含碳量计税。开始时,税率较低,随后几年逐渐增加,当时的目标是在20世纪九十年代末将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长率降低为零。在1994年,芬兰提高了能源税税率。根据估计,在1990~1998年间,芬兰因为碳税而有效抑制约7%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挪威在1991年开始对家庭征收碳税,同时也对部分企业征收碳税,其目的是将200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稳定在1988年的水平上。在1998年开始的税制改革中,挪威的小党派人士提议应该扩大碳税的征收范围,将所有的企业都纳入碳税的征收范围,并且所有企业所排放的二氧化碳的税率不得低于13欧元/吨。但考虑到碳税会削弱国家的国际竞争力,挪威政府决定把碳税的收益返还给企业,一部分收入奖励那些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企业,另一部分收入用于奖励那些对于解决就业有贡献的企业和弥补个税。挪威政府估计,如果没有采用碳税,今日挪威的排放量将会比1990年增长15%~20%。挪威的碳税使一些工厂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了21%,家庭机动车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了2%~3%。
1992年7月,欧洲委员会颁布一个指令,建议在欧盟引进碳税。其税率水平的设计以每桶油3美元的标准控制,其他种类的能源进行相应的换算。按照规定,该税的总体税负按每年每桶标准油提高1美元,从1993年的每桶标准油3美元逐年提高到2000年的每桶10美元。该建议允许成员国采用比这更高的税率。另外,该建议中明确规定成员国应该用从该税取得的收入来减少其他的税收,而不是增加支出。欧盟各成员国在该指令下都按照各自的情况实施了不同的碳税制度,并取得了一定效果。欧盟1990~200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3.5%。
总体来看,碳税的征税范围比较广泛,多数国家出于对本国经济国际竞争力影响的考虑,对一些行业给予豁免或特殊优惠。在税收的用途上,大部分国家将碳税的收入用于一般公共财政,如消减个人与公司所得税,促进低碳技术、低碳能源的开发,促进就业与长期经济发展。
三、我国开征碳税的必要性
(一) 开征碳税是减缓国内外压力的需要。
受能源分布的约束,我国是世界上少有的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国之一。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碳排放量逐年增加,而且增长很快。根据世界资源研究所的研究结果,1950~2002年间中国化石燃料燃烧二氧化碳累计排放量占世界同期的9.33%,人均累计二氧化碳排放量61.7吨,居世界第92位。气候变化已经对中国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经济社会系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同时,中国的发展面临着人口、资源、环境的严重约束。因此,为了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政府已经把节能减排作为当前工作的重点,也采取了相关的政策措施。碳税作为实现节能减排的有力政策手段和保护环境的有效经济措施,应成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中的主要政策手段之一。开征碳税有利于树立负责任的国际形象。
(二) 开征碳税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粗放,特别是经济结构不合理,是我国经济发展诸多矛盾和问题的主要症结之一。节能减排是进行经济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途径。开征碳税能够推动化石燃料和其他高耗能产品的价格上涨,导致此类产品的消费量下降,最终起到抑制化石能源消费的目的,进而还能达到因减少使用化石燃料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以及减少其他污染物排放的目的。因此,开征适度的碳税,有利于加重这些高耗能企业和高污染企业的负担,抑制高耗能、高排放产业的增长。同时,征收碳税有利于鼓励和刺激企业探索和利用可再生能源,加快淘汰耗能高、排放高的落后工艺,研究和使用碳回收技术等节能减排技术,结果必然是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降低能源消耗和加快节能减排技术的开发和应用。
(三) 开征碳税是完善环境税制的需要。
从发达国家来看,各国普遍建立了以硫税、氮税、燃油税、碳税等环境税税种为核心的环境税制或绿色税制。虽然我国目前也存在着一些与环境保护相关的税种,如资源税、消费税等等,但目前尚缺乏独立的环境税种,符合市场经济的环境税收制度尚未建立起来,环境治理的效果也不理想。开征碳税,可以设立直接针对碳排放征收的税种,增强税收对于二氧化碳减排的调控力度。同时,也有助于我国环境税制的完善,碳税作为一个独立的税种或者作为环境税的一个税目,配合其他环境税的开征,可以弥补环境税的缺位,构建起环境税制的框架,加大税制的绿化程度。
(四) 开征碳税是应对“碳关税”贸易大棒的需要。
联合国全球气候峰会之前,美国最新《清洁能源和安全》法案(众议院版本)中提出,在2012年后,如果进口产品产地的行业温室气体排放量高于美国同行业的排放量,则总统有权对这些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
有关专家担心:美国“碳贸易保护主义”和“碳贸易歧视主义”正在发展,“碳关税”或将成为其打击发展中国家贸易的一项工具。而中国开征碳税,可通过WTO禁止双重征税原则阻断美国意图。“反正出口受影响了,宁可我们自己收税,这个税还可以在国内补贴我们的企业进行减排。”
四、我国开征碳税的可行性
(一) 政策上的可行性。
开征符合中国国情的碳税不仅符合我国目前贯彻科学发展观、实现节能减排目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方面的发展目标,也符合《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提出的制定有效政策机制的要求,是当前我国应对气候变化所应采取的主要措施的规定,也可以提高自身的国际形象和有利于掌握未来谈判的主动权。
(二) 技术上的可行性。
与硫税、废水税等环境税相比,碳税有计量简单、操作容易、便于检测的特点。碳税的税基是碳的排放量,各种能源的含碳量是固定的,所以其燃烧排放的二氧化碳量也是确定的,再考虑减排技术和回收利用等措施计量真实的碳排放量,所以碳税计量相对简单,对税务人员来说操作相对容易,也不需要复杂的检测。同时,其他国家的碳税实践为我国碳税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很多有益的经验和借鉴,包括合理设计碳税的税负水平,充分发挥碳税的调节功能,并规避其对低收入群体和高耗能产业的冲击等。
从国内宏观经济环境看,宏观经济过热或下滑都不适合开征碳税,在经济过热时开征碳税推动物价的上涨,在经济下滑时开征碳税会导致经济难以复苏。从国际经济环境看,中国经济属于外向型的经济,出口是影响国内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如果国际经济环境不佳,造成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基于上述同样的道理,也会影响到碳税的开征。目前,我国的宏观经济也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出口受到严重影响,经济增长呈现出下滑的趋势,这都构成了开征碳税的相关障碍,导致碳税开征时间的延迟。
开征碳税必然会加大企业和个人纳税人的负担,尽管目前我国全民环境保护意识普遍提高,使得碳税的开征相对容易为社会所接受。但是,过高的税负水平必然会导致受影响较重的纳税人的抵制情绪,产生较大的社会阻力。因此,碳税的开征初期有必要设计较低的税负水平,并设计对受影响较大的纳税人的相关税收返还和补贴等优惠政策,以减弱碳税推行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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