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研究生心理健康

我国研究生心理健康（精选12篇）

我国研究生心理健康 篇1

1 我国医护人员心理健康发展现状

2007年卫生部的一项调查显示, 90%的医护人员感到工作压力大, 23%的医护人员有消极情绪, 50%的医护人员有时有消极情绪, 而73%的医护人员在工作时有情绪消极情况出现。上海最近对一个区的调查显示, 70%的医护人员感到自己合法权益难受保护, 有相当比例的医务人员认为“自己正受到前所未有的良心谴责与生存压力”。去年底, 在广东省卫生厅举行的医护人员精神压力座谈会上, 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发布的《广东省医护人员精神状况调查报告》显示, 医护人员的总体精神压力较大, 39%的医护人员压力达到重度程度。

另外, 在 2006年, 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开展了“中国医师睡眠状况调查”, 该调查涉及到全国12个城市30家医院的2759名医生, 这些医生的年龄在30岁到40岁之间。结果调查显示, 其中有1914名医生存在睡眠障碍, 其中2/5的医生属于难以入睡, 超过3/4的医生睡眠质量差, 有大约1/3的医生容易惊醒不能持续睡眠, 大于1/4的医生醒来后睡不着觉。进行该项调查的科研人员了解到, 存在睡眠障碍问题的医生中, 有一半的人认为睡眠问题对日常生活有一点影响, 46.9%的医生感觉压力过大, 35.6%的医生出现焦虑, 17.6%的医生感觉存在抑郁症状, 28.8%的医生认为自己的问题可能与失眠相关。这项医护人员的睡眠状况调查也从侧面反映了当前医护人员心理压力较大, 心理健康问题严重的现象。

以上情况表明, 改善医护人员的心理健康刻不容缓, 试想, 如果医护人员本身是带有巨大的心理问题和精神压力在工作, 又如何能为病人解决病痛呢?

2 我国医护人员的主要心理健康问题

2.1 工作压力导致的心理问题

对医护人员来说, 首当其冲的是工作压力。第一, 是工作的量的压力, 医护人员在工作过程中经常会感受到紧张或威胁, 压力过大尤其长期处于压力状态会引起人体过度的情绪紧张, 产生身心疾病。现在很多大型三甲医院的医生护士都是超负荷工作——世界多数国家综合医院的病房床位与护士比例保持在1:1以上, 而我国三级综合医院平均为1:0.33, 最低仅为1:0.26。在我国一些大城市的三甲医院, 值白班的护士平均每人至少要负责15名患者, 值公休日、节假日和夜班的护士负责的患者数常常超过40名。

第二, 是工作的“质”的压力, 即继续教育、科研和晋升的压力。医院是一个高学历人才集中的地方, 不少大医院医生的起点学历是硕士, 有的科室甚至博士化, 护士的起点学历是大专, 本科生、研究生已经不稀罕, 竞争的激烈逼迫很多医护人员在职攻读高一级学历学位。而除去学历学位教育之外, 医学本来就是一个不断积累, 不断学习的学科。一个医生要精进医术, 不仅要靠临床实践, 还要不断吸收新的医疗技术成果, 接受各种形式的继续教育。而医护人员的聘用与待遇与其执业资格证相挂钩, 医生需考取医师执业资格证才能上岗, 而且资格证是转为正式人员的凭证, 从初级职称到高级职称, 都关系他们的事业发展。因此医护人员在工作之余还有学习考证的压力, 各大学附属医院的部分医师还要承担教学任务, 任务过多, 导致医护人员注意力分散, 容易发生各种过失。

第三, 是工作环境的压力。医护人员常年工作在“恶劣”情景中, 每日交往的人群是心理和生理双重受损的病人, 这种特殊的职业工作环境, 这些不良情景因素的长期刺激, 促使一个特定的反应模式, 在某些医护人员的身上固定下来, 形成一种独特的人格特点, 这种人格特点在心理临床上集中表现为:烦燥、易怒、工作不耐心、不细心、不热心, 与“白衣天使”的柔美形象形成较大的反差。这种人格特点不仅直接影响到服务质量, 而且对自身的心身健康构成潜在的危险因素。

2.2 生活压力导致的心理问题

首先是生活条件、经济方面。以前, 绝大部分医院都是前店后厂的模式, 工作区与生活区相邻而建, 上下班的时间不过十来分钟。现在, 大城市的医院基本不再提供宿舍, 上下班途中花上一两个小时司空见惯, 消耗的时间呈十倍的增长, 工作紧张加上途中劳累, 很多医生回到家里已经疲惫不堪。不少人以为医生个个都是高收入。以经济发达的广州地区的三甲医院为例, 新医生入职首先要经过两到三年的住院医师培训, 在此期间月收入不过2000元左右;一些医院特别是公立医院为降低人员成本, 大量招用编制外医师, 不少人的起点月收入仅仅千元而已。在当前生活成本高涨的情况下, 以这样的收入, 要在大城市里实现成家立业、居有其所的目标, 年轻医生的压力可想而知。

其次是感情、家庭方面。年轻的医护人员处于恋爱或对恋爱的需求中, 这些本身就容易分散注意力, 易与工作发生矛盾。一旦出现挫折, 就会导致明显的抑郁、焦虑情绪。年轻人又缺乏理智控制事态的能力与习惯, 不良情绪便渗透到工作中, 影响工作效率与服务态度。已成家的医护人员面临更多来自家庭事件的影响。日常家务、子女培育、家庭矛盾、亲人病故、经济损失等事件可严重分散他们的注意力, 当个体同时面临许多工作任务时, 其心理是焦虑、烦躁的, 如不能与工作分清界限, 就容易将负面影响转移到工作中, 出现失误及技能发挥失常, 导致医疗过失进而产生医疗纠纷。

2.3 其它因素导致的心理问题

(1) 性别年龄因素:

调查表明, 女性医护人员心理健康问题更严重, 女性医护人员心理状况评分低于男性, 低职称、低文化程度的女性医护人员心理健康问题相对较为明显。而处于30至50岁之间年龄段的医护人员, 大多上有老, 下有小, 分散了他们的工作精力, 所以这个年龄段的医护人员的心理健康问题要比其它年龄段的严重。

(2) 病人因素:

随着人们法律意识的提高, 病人自我保护意识不断增强。他们往往只注意保护自己的权利, 对周围事物反应过敏, 自私自利, 做事、择物功利心态变强, 只顾自己有没有利益可得, 过于严谨, 特别是不轻易相信别人, 不考虑如何体谅别人, 忽略了医护人员的感受, 致使医护人员的心理很容易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 严重影响了医护人员的心理健康。

(3) 社会因素:

当下媒体对医疗纠纷的报道常将患方视为弱势群体, 偏袒患方, 给医疗行业造成消极的负面评价。社会对医护人员的理解和尊重大为下降, 无疑给医护人员带来明显的社会舆论压力。

3 如何防范和疏导医护人员的心理问题

(1) 针对医护人员的工作压力巨大, 一是要搞好加班医护人员的后勤保障服务, 如安排后勤人员送饭送水到科室。二是医院领导可以时常下基层慰问, 提高医护人员的积极性。三是适当给予表彰奖励, 如对节假日加班的医护人员予物质、精神的奖励等, 提高医护人员主动加班的积极性, 缓解其心理症状。四是培养自己乐观的人生态度, “一种美好的心情, 比一副良药更能解除生理上的疲惫和痛楚”。医护人员须不断完善自己的人格, 改变能改变的, 适应不能改变的, 培养工作并快乐着的乐观人生态度。这里尤其要认识到医院管理者的作用, 医院管理者在全面关心患者利益的同时, 也更应该关注本单位员工的健康。医护人员是医院的主体, 医院的经营状况, 甚至兴衰成败都与医护人员的工作状态休戚相关。医院管理者应经常深入一线了解医护人员的困惑, 尽可能解决医护人员工作中的实际困难, 给医护人员建立减压机制, 并定期进行心理健康知识培训, 建立医护人员支持系统, 帮助他们提高心理调适能力, 减轻和消除心理压力。

(2) 针对年轻医护人员的生活压力, 可以由老医护人员进行带教。科室的主要领导应关注年轻一代的成长, 及时发现他们出现的异常情绪, 并及时给予疏导。还可以为科室改善办公环境, 构建一个和谐、融洽的科室氛围, 使每个医护人员都能感到科室和谐的积极效应, 避免将不良情绪带入工作场合。

(3) 针对病人和社会舆论因素, 医护人员在初次见面时给予患方热情、平等接待, 可以有效消除患方可能出现的对医护人员职业道德的怀疑, 还可以促使患方全面、准确地反映病情病史。个别患方出于种种担忧, 会有讳疾忌医的现象, 医护人员应及时认真维护患方的知情权, 加强沟通, 有效避免患方可能给医护人员带来的消极心理影响。虽然目前社会舆论普遍偏向患方, 给医疗行业带来消极影响, 但同时也激发了医院不断提高医疗服务水平的动力。医院应严格管理, 切实提高医护人员服务态度, 公正透明处理医疗投诉和纠纷, 从而塑造良好的社会形象, 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4) 另外, 还应培养医护人员积极主动的工作态度, 医疗差错、纠纷对医护人员心理健康影响很大, 管理者对新医护人员应加强岗前培训, 引导他们严格执行规范, 减少差错和纠纷发生。培养他们积极主动的工作态度, 以正常心态去面对困难, 多替病人着想, 用法律武器保护病人和自己。提高人际交往的能力也能促进心理健康, 和谐的人际关系对保持良好的身心健康作用甚大。医护工作中医患关系、护患关系、医护关系是医护工作中人际交往产生压力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提高人际交往的能力, 在处理各种人际关系时, 善于控制和调节不良情绪, 树立健康、积极的人生观, 对保持身心健康具有积极的意义。医护人员还应学会构建良好的生活方式, 由于心理健康和生理紧密相关, 因此, 通过积极的体育锻炼、卫生保健和良好的生活方式, 增强体质和生理功能很重要, 有助于促进心理健康。

(5) 医院可为医护人员设置相关健康教育和专门的“心理咨询室”, 为避免医护人员因面子问题不肯疏导自己的心理问题, 可把这种咨询室叫做“医护人员俱乐部”等。让医护人员有心理倾诉的空间, 创造轻松、愉快、高效率的工作环境, 尽量避免增加他们的心理压力。

参考文献

[1]刘景峰.他们走得太匆忙, 当“过劳死”阴影笼罩[J].医药经济报, 2007, 12, (7) .

[2]孙晓敏.医护人员心理健康状况及心理干预[J].现代护理, 2007, (12) .

我国研究生心理健康 篇2

我国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现状及发展研究

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不仪要具备良好的身体素质、文化素质、专业素质、道德素质,更需要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因此高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介绍我国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总结出我国高等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发展的特点,并对未来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发展问题作思考和探索.

作 者：李海南 孟韬 作者单位：华北科技学院,河北,三河,065201刊 名：硅谷英文刊名：SILICON VALLEY年，卷(期)：“”(7)分类号：G41关键词：大学 心理健康 教育 发展

我国研究生心理健康 篇3

关键词：小学生；心理健康；措施

心理健康教育是小学进行素质教育的必要可少的组成部分，也是目前的教育应该具有的重要内涵之一。从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起的很多调查和研究表明，我国小学生的普遍心理健康处于令人担忧的状况。因此，学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促进我国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有效实施也是目前深入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关键所在。

一、认真组织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心理健康教育既是一种技术和方法，又是一种科学的、先进的思想和教育观念。随着对心理健康教育的深入认识，它就会广泛渗透到小学教育的多方面和整个过程。因此，各个地方的教育部门以及学校必须大力宣传心理健康教育的内涵，使心理健康教育的意义得到足够的重视，并且能够广泛开展。学校教师应该更加重视小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良好的心理素质，使学生树立起心理健康的教育意识。

二、提升教师的专业水平

我国的教育界应该尽早计划安排我国的心理辅导和教育专业，培养出更多的具有专业水准的人才，一些高校也应该积极与地方的教育发展情况相配合，调整其心理专业的课程设置，培养专门的教育人才。此外，教育部门要组织一些相应的心理健康教育培训活动，从而有效提升心理健康教师的专业化水平。

三、积极应用并研究心理健康教育理论

提升小学的心理健康教育必须借助于一些相关理论的指导。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有效开展的途径就是教育革新与科研相结合，教育实践与专家指导相结合。小学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是一项比较系统的工程，需要一些专家学者和理论的支撑，共同合作攻关。

四、构建社会、家庭、学校三位一体的健康教育模式

要想推进小心理健康教育发展，提升小学生的心理素质，我们必须建立社会、家庭、学校一体化的教育模式。通过各种途径，对学生的家长进行有层次的心理方面的指导，使学生家长对心理健康教育的意义有更深的理解，同时，要借助社区的有关部门来加强舆论宣传，营造出良好的外界氛围，为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提供良好的资源。

总而言之，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就是提升小学生的心理素质，这不仅是小学生的心理能够健康成长的迫切需求，同时还是社会发展的要求。因此，促进我国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有效实施是长期并且十分重要的一项工作。

参考文献：

我国研究生心理健康 篇4

1. 影响研究生心理健康的因素分析

1.1 学业和科研压力。

大部分院校对研究生在读期间应发表论文数量、级别做了硬性规定, 凡未能达标者不能按期毕业。许多院校将硕士研究生学制由三年改为两年或两年半, 意味着研究生要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理论知识学习, 完成论文选题、开题、撰写和答辩, 并发表论文, 就业, 等等。特别是一些理工科的研究生由于学习和科研任务较重、难度大, 娱乐放松时间较少, 势必带来了沉重的心理压力。研究生如果不能尽快适应, 长此以往, 就容易导致心理问题的发生。

1.2 就业压力。

随着研究生规模的扩大, 研究生的就业前景不容乐观。现在普遍存在“找工作不是太难, 而是找好工作很难”的现象, 很多研究生深感当前的就业压力, 很早就开始关注毕业后的就业, 为了能够在就业时有更多的筹码, 在进行科学研究的同时参加各种考级考证, 心理上担负巨大压力, 很容易产生沉重的压抑感和抑郁、自卑心理, 如果得不到及时缓解就容易造成心理疾病。部分研究生读研期间忙于兼职和个人感情问题而无暇顾及自身能力和素质的提高, 加上个人对就业期望值过高、不切实际, 导致在就业过程中屡屡失利, 产生挫败心理, 甚至自暴自弃、丧失信心。

1.3 经济压力。

近年来物价上涨, 直接导致了大家消费心理的紧张。研究生大多是全脱产全日制的学生, 由于公费名额有限, 自费研究生比例相当大, 高昂的学费对于自筹经费且家庭贫困的学生来说是一种巨大的负担, 他们还要承担住宿费及日常生活费。大部分在读研究生是本科毕业直接读研, 根本没有完全独立的经济能力, 即使是公费研究生, 每月也只能获得两三百元的研究生补贴, 难以满足日常生活所需。部分已婚研究生肩上有家庭的重担, 这迫使他们在学习之余外出兼职, 如果处理不好学习和兼职的关系, 就会影响到学习。因此, 家庭生活困难的研究生承受的压力更大, 如果不善于自我调适, 就容易产生抑郁、自卑等不良心理。

1.4 复杂的人际关系。

一些研究生从小“一心只读圣贤书, 两耳不闻窗外事”, 往往疏于人际交往, 缺乏相应的沟通技巧, 到了研究生阶段, 该群体结构相对大学前的学习较为复杂, 虽然他们渴望交往, 却不知该如何处理协调好, 时间久了容易产生逃避心理, 不愿与人沟通, 加之学业等方面的压力, 有可能表现为自我否定, 从而陷入苦闷、焦虑、烦恼;少数研究生与同学发生争执后不寻求积极的解决方法, 随着矛盾深层次的积累, 一旦爆发就可能引起一些恶性事件;有的研究生交际范围较窄, 需要拓宽;一些研究生急于在导师面前表现自己, 同门师兄弟间相互产生不良好的竞争心态, 产生妒忌心理, 关系紧张;一些研究生缺乏沟通意识, 遇到误会等方面问题不愿甚至不敢主动与导师交流, 处于被动状态, 和导师间产生交往障碍。人际关系的不理想, 久而久之, 就会导致性格孤僻, 产生心理障碍。

1.5 婚恋方面问题突出。

研究生年龄已到了法定结婚年龄, 由于各方面的原因, 婚恋方面问题凸显。有些研究生只注重学习, 缺乏与异性交往的经验, 与异性交往不是那么如意;有些研究生年龄较大, 为找不到合适的对象而烦恼;有些因为考上研究生, 身份和地位的变化使他们对自己的婚恋有了新的思考;有些研究生对失恋挫折的接受能力差, 不能正确对待情感上的波折;有些研究生已结婚, 但不得不两地分居, 家庭的影响分散了他们有限的时间和精力, 使学习效果难以保证;在性的关系上, 部分研究生存在认识上的偏差, 自我调节和控制力不是很强。如果婚恋问题处理不好, 研究生就很容易产生心理问题, 轻则情绪低落, 重则自控能力减弱、言行怪异, 直接影响正常的学习生活。

1.6 研究生心理健康问题重视不够。

人们总是将研究生看成佼佼者, 误认为他们每个方面都很优秀, 认为他们具有良好的心理健康素质, 从而忽视了他们的心理健康问题;也有人认为, 研究生已是成人, 个人心理品质已基本定型, 较难抓出成效;有时将一些心理异常的状况误认为是“思想问题”;一些院校在教学计划中未开设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管理人员懂得心理学的人不多, 以致很难及时发现心理不健康的问题, 更谈不上进行心理疏导了。

1.7 研究生自身成长的缺陷。

研究生都是在各种各样的考试中过关斩将, 最终脱颖而出, 拥有一定的实力的, 平时深受家长的宠爱、老师的疼爱、别人的羡慕, 犹如温室里的花朵。一旦在学习、婚恋、人际交往等方面遇到问题, 就往往不知所措, 进而产生各种心理问题。随着研究生群体中独生子女的比例越来越大, 他们大多数生活经历单调, 这种状况显得越来越严重。

2. 解决研究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对策

2.1 加强研究生自我教育。

有效改善和提高研究生的心理素质, 关键要靠研究生群体自我教育, 培养他们较高自我调节、自我发展的能力。

首先, 正确认识和评价自我。对自己正确地认识和评价是远离心理问题的第一步, 正确客观、准确地评价自我, 量力而行, 准确定位自己, 为实现自我努力。一些研究生对自己不能合理认识和评价, 不是悲观就是好高骛远, 容易引发心理问题。其次, 完善自我。通过正确的自我评价, 发现自己的优点和缺点, 不断提高自身各方面的素质, 让自己适应社会, 达到理想的自我。最后, 正确对待挫折。每个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 要采取积极态度勇敢正确对待挫折, 不能悲观厌世。

2.2 建立和完善研究生心理咨询体系。

学校须建设或完善心理咨询中心, 建立完善的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的保障机制。第一, 需要建立一支经验丰富的、专兼结合心理健康教育的师资队伍, 对突发事件或心理危机能够做到及时了解、有效预防、重点干预。第二, 通过举办或开设心理卫生和健康、人际沟通等系列讲座或课程, 加强心理卫生教育, 使研究生了解心理健康基本知识, 增强心理调节的基本能力, 对研究生心理健康问题建立研讨、交流等机制, 促使研究生在研讨或交流中解决自身的一些问题。第三, 新生入学后, 对新生进行心理健康调查并建档, 建立科学的心理健康监控管理体系, 为研究生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提供依据。第四, 及时掌握研究生入学后心理健康状况的变化, 定期对他们进行心理健康检测。第五, 开展经常性的心理咨询, 有针对性地做好咨询和指导工作。

2.3 采取多种措施, 改善研究生的学习、生活条件和环境。

研究生的一些心理问题是经济拮据、生活困难等压力造成的。因此, 学校要采取多种措施改善研究生的学习和生活条件, 如办理助学贷款, 积极设立多种形式的奖、助学金, 提供勤工助学机会。提供一些适合他们特长的一些岗位, 通过特定岗位锻炼, 他们一方面能提高组织管理能力和科研能力, 为今后的就业打下基础。另一方面能获得一定的经济资助, 缓解经济压力, 顺利完成学业。

2.4 开展校园文化活动, 舒缓心理压力。

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 积极开展青年志愿者服务活动、暑假“三下乡”等社会实践活动, 营造宽松、和谐氛围, 一方面, 能够使研究生才华得到展示, 增强自信心, 有利于培养人的兴趣、调节情绪、释放压力、充实生活, 使精神生活更丰富、更健康。另一方面, 能够使研究生扩大人际交往范围, 提高人际协调和沟通能力, 使他们在接触、了解、认识社会的同时, 提高认识自我的能力, 其心理得到锤炼并趋于成熟, 有助于形成良好性格和健全人格。

2.5 加强就业指导工作。

各学院研究生就业指导办公室要做好以下工作。第一, 为研究生开设职业发展规划课程, 为研究生的职业规划提供支持和帮助, 根据市场需求, 使研究生能够比较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将来的职业发展, 从而有利于他们更加有目的地学习。第二, 积极收集有效的就业信息并及时发布, 使研究生及时掌握就业动态信息, 促进学生就业。第三, 邀请成功校友回校开设校友论坛;邀请企业家、工程师和人力资源专家到高校做就业指导讲座。

2.6 加强研究生导师及管理人员队伍建设。

导师及管理人员与研究生相处的时间相对较多, 学校对导师及管理人员应开展心理健康辅导所必需的专业知识、科研能力等方面的培训, 增强他们的责任感, 在他们指导研究生过程中, 适时对研究生进行心理辅导。

参考文献

[1]江立成, 杨峰.当前我国研究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分析及对策[J].中国高教研究, 2005, (7) :31-34.

[2]林莺莺.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探析[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5, (4) :143-145.

[3]罗斐悦, 宋官东.我国研究生心理问题的现状及其对策的研究[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 2006, (4) :59-60.

[4]魏晓慧, 李欣.研究生心理健康问题及应对策略[J].黑龙江高教研究, 2007, (4) :120-121.

我国研究生心理健康 篇5

摘 要：对健康需求的研究，国际通行的方法是基于人力资本理论的Grossman健康需求模型。本文采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 2008）的数据，运用Probit排序选择模型对影响我国中老年人健康需求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整体上看，收入和年龄对健康水平的影响符合Grossman模型的预测，且影响显著，相比之下，教育的影响不明确而且不显著，稳定的婚姻状况和青少年时期健康的体魄对中老年的健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在性别差异方面，教育对女性健康的影响更大，而年龄和收入对男性健康的影响更大。在城乡差异方面，年龄对城镇居民的健康影响更显著，收入对农村居民的健康影响更大。这些经验发现可以作为配置医疗卫生资源的依据。

关键词：Grossman模型；健康需求；性别视角

一、引 言

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我国居民健康水平也不断提高，全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从1990年的6855岁提高到2000年的7140岁，同时卫生费用支出也迅速增加，从2000年的4 5866亿元增加到2006年的9 8433亿元，卫生费用支出的增长率大部分时间超过GDP的增长率。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各期。人均寿命的提高加剧了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程度，我国老年人全年人均医疗费是总人口的256倍，占总人口10%的老年人口医疗费用占总人均医疗费用的30%，人口老龄化将大大增加我国卫生费用的支出。资料来源：http：newssohucom20060305n242133633shtml 收稿日期：2012070

1基金项目：山东大学研究生自主创新基金项目“我国中老年居民健康需求影响因素实证研究”（yzc11008）

作者简介：张 琳（1985-），女，山东胶州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健康经济学研究。Email：zhanglin8562@mailsdueducn对这些问题的研究都可以概括为对我国中老年居民健康需求和医疗卫生服务需求的研究。

对健康需求和医疗卫生服务需求的研究，国际通行的方法是基于人力资本理论的Grossman健康需求模型。Grossman通过将健康看做一种人力资本，建立了确定健康需求的模型，进而通过对健康需求的选择来确定对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健康资本折旧率、工资率和教育资本的变化对健康需求和医疗卫生服务需求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1]。

二、文献回顾

经济学家很早就将健康看做人力资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但是直到1972年，Grossman才第一次建立了基于人力资本理论的健康需求模型[1]。首先，该理论强调了健康作为人力资本，与其他人力资本尤其是教育的区别，即教育主要通过影响个人在生产部门和非生产部门的劳动效率来提高个人的效用，而健康主要通过延长劳动时间来提高个人的效用。其次，该理论区分了健康需求和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健康资本作为一种耐耗品，其存量的增加是通过对医疗卫生服务的投入来实现的，所以，人们对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是基于对健康需求的引致需求。

Grossman创造性的工作为后来的学者用经济学的框架研究健康需求和医疗服务需求奠定了基础。到目前为止，对Grossman模型理论上的主要扩展有三个方面：一是将不确定性引入到模型中，分析在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个体对健康需求和医疗卫生服务需求有什么变化[3]-[6]；二是将模型从以个人为基础拓展到家庭为健康生产的基本单元[7]-[8]；三是建立了在生命周期基础上的健康需求动态模型，并运用面板数据对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9]。

大量的文献在Grossman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实证分析，试图找出各种因素对人们健康需求和医疗卫生服务需求的影响[10]-[13]，或者某个因素对不同人群影响作用的差异[14]-[16]。这些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社会学方面的因素，如性别、年龄、种族、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等；经济学方面的因素，如资产、年收入水平等；行为习惯，如饮食习惯、是否经常锻炼身体；还有获取医疗服务资源的可行性等。这些因素显然影响着人们的健康水平，但是健康水平同样对某些因素有反向的影响。由此产生了实证中的内生性问题，导致无法得到无偏一致的参数估计值。另外，Fuchs认为可能存在某些不可观测的因素，比如个人能力、时间偏好等，它同时作用于健康水平和其他影响因素[17]，将这些不可观测的因素量化加入模型或采用工具变量的方法，从而获得更有效的估计[18]-[19]。

为了解决内生性问题，多种方法被运用到健康经济学的实证中。这些方法一是估计结构模型[20]-[22]，二是使用工具变量[24]-[25]，三是通过比较两个制度不同的国家，考察不同国家的不同的制度结构是否导致某些因素对健康的影响途径发生变化[26]。

国内的文献大多采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CHNS）的数据，CHNS是由北卡罗来纳大学人口研究中心﹑美国国家营养与食物安全研究所和中国疾病与预防控制中心合作开展的调查项目。自1989年开始，该调查已经进行了8次，是一个包含多次调查数据的面板数据库。所以，使用这个数据库的文献多数使用面板数据做分析[27]，也有的使用截面数据[28]。

在健康需求的影响因素分析中，文献多用自评健康对微观个体的健康状况进行度量[29]，或构造健康指标，如生活质量指标QWB[27]-[30]、健康相关的生活质量HRQoL[31]。相对应的，用Probit或Logit排序选择模型、OLS模型、2SLS模型等对影响健康的因素进行分析。

在医疗卫生服务需求的影响因素分析中，文献多用两周就诊次数、医疗卫生支出等衡量医疗卫生服务需求，使用两部模型（Two-Part Model）来分析性别、收入、医疗可及性等因素对医疗卫生服务需求的影响[32]-[33]。王俊等考察了居民选择不同层次医疗服务的影响因素[34]。对于实证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多采用工具变量估计。以上文献从微观层面考察健康需求和医疗服务需求影响因素，基本都是基于Grossman模型，但是估计的结果与Grossman模型的预测存在不一致的地方。赵忠认为，对卫生服务经验研究的困难不在于构建经济学模型，而在于正确估计模型，这个困难是由卫生服务的不确定性及道德风险、逆向选择和诱导性消费等因素造成的。

三、数据及实证分析

1数据及变量说明

本文的数据来自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2008年在浙江和甘肃两省进行的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这次调查对象的年龄基本都在45岁以上，多数在50—70岁之间，按照我国45—59岁人群为中年人，60岁以上为老年人的划分标准，CHARLS的数据非常适合用来反映我国中老年人的基本情况。

本文希望通过微观数据的实证来分析各因素对我国中老年居民健康需求的影响。表1给出了我们在实证中所使用变量的基本统计情况，如表1所示。

我们采取受访者对自己健康状况的判断估计作为健康存量的衡量，将受访者对自己健康状况的判断分成四个等级，其中差、一般、好、很好分别对应的健康水平H=1、2、3、4。表2是健康水平的统计描述情况。从表2中可以看出，大部分受访者的健康水平是一般。其中，女性的平均健康水平低于男性，但分布更加均衡；城镇居民的平均健康水平高于农村，分布也更加均衡。进而分别将性别、城乡作为分组变量，对健康水平做平均值差异的t检验发现，男女、城乡之间中老年人的健康水平均值的确存在显著的差异，如表2所示。

与受访者的自评健康状况对应，我们采用Probit排序选择模型对我国中老年居民的健康需求模型进行估计。

2教育资本变量的内生性检验

健康资本和教育资本作为两个最重要的人力资本，两者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影响，导致我们估计的模型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我们认为一个人年轻时的健康水平对受教育的程度影响更大，同时作为健康禀赋对未来的健康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所以我们在模型中添加了受访者15岁之前的健康水平这个自变量，来剔除健康对教育的反向影响。但是我们采用了受访者教育程度这个变量来作为教育资本的测算，存在测量误差。由于教育资本的测量误差或者遗漏变量，同样可能导致内生性问题。

我们选取了可能的内生变量，即受访者教育程度相关的受访者第一个子女的教育程度（IV1）、受访者配偶的教育程度（IV2）以及受访者在第一个子女出生时的年龄（IV3）作为工具变量，对模型进行估计。

通过相关性的检验，笔者发现，IV3与受访者的教育程度相关性不高，IV1和IV2与受访者的教育程度相关性较强，因此保留这两个工具变量。表3给出了在Probit排序选择模型中利用工具变量法对模型进行估计的结果。

我们知道，如果变量不具有内生性，使用工具变量估计就不是有效的。所以，笔者对教育程度这个可能具有内生性的变量进行了检验。先用被怀疑的内生变量受访者的教育程度，对模型中所有其他的解释变量和工具变量IV1、IV2进行回归，并提取其残差ε。然后把该残差加入到Probit排序选择模型中作为一个新的解释变量继续回归，如果其系数显著，则说明受访者的教育程度确实是一个内生变量。表3的最后一行给出了残差系数的显著性水平，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我们不能拒绝受访者教育程度外生性的假设，即这个变量不存在内生性。所以，接下来我们用Probit排序选择模型来估计并分析各种因素对健康需求的影响，如表3所示。

从表4中可以看出，在全部样本的Probit排序选择模型估计中，性别和城乡虚拟变量的系数都显著为正，表明同样条件下，男性的健康水平高于女性，城镇居民的健康水平高于农村居民。与我国女性平均期望寿命高于男性不同，2005年，我国男性期望寿命为70岁，女性为74岁（资料来源：《2010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我们的估计认为男性的健康水平更高，这可能与本文衡量健康选取的代理变量有关。本文选取自评健康状况作为健康的代理变量，女性对自身的健康要求更高，可能导致女性过低评价了自身的健康。

婚姻状况虚拟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婚姻状况稳定、与配偶生活在一起的中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更好。配偶之间，尤其是老年配偶之间互相照料，对健康有正向的影响。

受访者15岁之前的健康水平对目前的健康水平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15岁之前健康水平良好意味着更健康的基因，青少年时期相对充足的营养摄入，显然对今后的健康有正向的影响。

年龄对健康水平的影响显著为负。年龄的增长，尤其是高龄人群年龄的增长，大大地提高了健康资本折旧率，提高了健康资本的成本，导致了对健康资本需求的减少。

教育程度对健康水平的影响为正，但是在所有设定样本估计中作用都不显著。教育程度对健康水平的影响不显著，并不符合Grossman健康需求理论的预测，这可能与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有很大关系。本文的受访者都是中老年人，基本上出生在建国前后，那时的教育并没有受到广泛的重视，后来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更是中断了那个年代几乎所有人受教育的机会，所以受教育程度在两代人代内和代际间的差异都不明显。同时受教育年限只是对教育资本的一个测算，存在测量误差。这些都可能导致教育程度对健康水平的影响不显著。

收入水平对健康水平的影响显著为正，所有的设定样本估计都表明了这一点。显然，高收入体现了更高的健康边际产出，从而提高了对健康的需求。另外，表4中还列出了分别以性别和城乡虚拟变量分组的模型回归系数。对表4中的数据综合分析可以发现，教育程度对女性健康水平的影响更明显，因此，加强对女性教育的投入不仅可以提高女性的健康水平，通过良好的婚姻状况，也会间接提高男性的健康水平。婚姻状况、年龄和收入对男性健康水平的影响更明显。这意味着随着年龄的增加，当男性面临退休，收入明显下降时，健康水平会受到很大的负向影响，所以，我们应该对这个时期的老年男性倾注更多的关心。

城乡居民的健康需求模型估计的数据显示，年龄对城镇居民健康水平的影响较农村居民更显著，这可能由于农村居民年复一年的生产、生活模式随年龄的增长变化不大，因此年龄对其健康水平影响不明显。而收入对农村居民的健康水平影响明显，这可能由于农村的基础设施和医疗体系比较薄弱，农村居民收入的增加对其改善生活环境、增加就医的可能性有着显著的影响。

四、结 论

本文运用Grossman健康需求模型对我国中老年居民的健康需求进行了实证分析。在健康需求模型中，通过内生性检验发现，教育这个重要的人力资本变量不存在内生性问题。运用Probit排序选择模型发现：第一，男性的健康水平比女性高，城镇居民的健康水平比农村居民高。第二，整体上来看，收入和年龄对健康水平的影响符合Grossman模型的预测，且影响显著。相比之下，教育的影响不明确而且不显著。稳定的婚姻状况和青少年时期健康的体魄对中老年健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第三，在性别差异方面，教育对女性健康的影响更大，而年龄和收入对男性健康的影响更大。在城乡差异方面，年龄对城镇居民的健康影响更显著，收入对农村居民的健康影响更大。

总体上来看，我国数据对Grossman健康需求模型的拟合并不十分理想。根本原因在于Grossman健康需求理论建立在医疗卫生服务效果的确定性和医疗卫生服务供需均衡的假设基础上。第一个假设显然与实际不符，需要我们对理论和模型本身做出进一步的改进。第二个假设在目前中国医疗卫生服务的条件下是远远不成立的，我国目前存在着严重的医疗卫生资源供给不足的问题，大量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得不到满足，更不用提通过医疗卫生服务来实现的健康需求。不过，实证的结果还是给我们未来资源的配置提供了一些参考。比如，增加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提高农村居民受教育的水平、增强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对于提高农村居民的整体健康水平有显著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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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团体心理辅导研究现状综述 篇6

摘要:团体心理辅导是依据一定的心理辅导理论与方法在团体中引导人们自我了解、自我探索、自我体验、自我发展、自我成长而专门组织的活动,具有教育性、发展性、预防性和治疗性功能,因而它受到了人们的欢迎。研究并总结我国团体心理辅导的历史发展情况、研究现状(包括研究被试、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和工具)、优点与局限并提出建议和展望,将会促进我国团体心理辅导的进一步发展,使它在治疗、教育、职业训练等众多领域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关键词:团体心理辅导;研究综述;研究现状

中图分类号:B842.1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09)13—0017—02

一、引言

团体心理辅导是从英文(group counseling)翻译而来,Group也可译成为小组、集体、群体,Counseling也可译成咨商、辅导,所以团体心理辅导与小组辅导、集体咨询、团体咨询概念相同。团体心理辅导是心理辅导的主要形式之一,是相对于个体心理辅导或个体咨询而言的,顾名思义,团体心理辅导是一种在团体的情景下协助个体开发心理潜能或解决心理障碍的一种心理辅导方式,它通常包括两名领导者和多名团体成员,由几次或十几次团体聚会或活动组成。在团体活动中,领导者根据团体成员问题的相似性,通过团体内的人际互动,引导成员共同讨论大家关心的问题,彼此启发反馈,相互支持鼓励,增进成员对自己的了解和接纳,增进成员对他人心理的认识,促使成员调整和改善与他人的人际关系,学习新的良好的行为方式,提高成员社会适应性,促使成员的人格成长。

在中国的20世纪80年代,团体心理辅导的方法由清华大学的樊富珉教授开始传播。最初是在大学校园里兴起,如今逐渐也走向中小学校园。团体心理辅导的内容也发生着多样性的变化,从过去的自我成长、人际交往、情绪抑郁等主要领域,开始向网络依赖等崭新领域尝试探索。正如罗杰斯所讲“团体是本世纪传播最快的一项社会发明,而且是最为有效的。”他认为,团体为“正常”的人提供了独特的机会,团体成员可以坦诚、开放的互动,尝试更多的行为,并把它扩充到日常生活中形成有效的思维和行为模式。我国于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对团体辅导进行研究,主要运用在高校在新生入学教育、自信心教育、人际交往及某些问题的心理治疗等方面。现在团体辅导与治疗的引用范围也日趋广泛,它既可以被用于治疗各种神经症如恐怖症、抑郁性神经症、神经衰弱症等,也可以被用于调节正常人的心理障碍,用于发展性目标,即帮助正常人解决其成长中遇到的种种适应问题。

二、研究现状

1.我国团体心理辅导在研究被试上的情况。团体心理辅导的对象主要针对大学生群体,以小学生为辅导对象的比例相对较小。另外,还可以看到团体心理辅导逐渐开始研究其他特殊的群体,如教师、士兵和聋生,这说明我国团体心理辅导的领域逐渐扩大。

2.我国团体心理辅导在研究领域上的情况。团体心理辅导研究领域中,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的团体心理辅导最多;其次是人际交往辅导,然后为理论综述。而且我国团体心理辅导的种类日益增多,只是在自我探索、抑郁治疗、应对方式、家庭亲密度方面的团体辅导还开展得较少。

3.我国团体心理辅导在研究方法上的情况。所查文献资料的论文中,有些论文可能用到了一种或一种以上的研究方法,如同时使用实验法和测量法,本次统计以最主导的研究方法进行统计以减少重复计量。研究方法主要按黄希庭、张志杰主编的《心理学研究方法》进行分类,即将心理学研究方法分为观察法、实验法、测量法、统计方法、调查法和其它研究方法。团体心理的研究方法以实验法和测量法以及文献综述法为主,总的说来方法比较单一,有的研究方法如观察法和统计法一直没有尝试。

4.我国团体心理辅导在研究工具上的情况。大多数研究论文都没有使用心理量表,有的使用了团体心理辅导方案以及在活动过程中使用了其它道具。而最多使用的量表是SCL—90,其次是SAS、SDS以及IAS。

5.我国团体心理辅导研究的不足与局限。(1)从研究对象来说,团体辅导对象主要是针对大学生,而对中学生、青少年、小学生的研究相对较少,对教师、班主任以及其他社会群体很少涉及。(2)从研究领域来说,在研究领域方面的严重失衡,心理健康、人际交往以及理论综述多,而想象力、自信心、家庭亲密度、应对方式、提高社会能力、自我探索、生存与发展等方面研究很少。(3)从研究方法来说,总的来说十分单一,有的方法还没有被使用。而且在研究设计上大多缺少对照组,其效果评价仅限于相对较主观的量表评价,采用基础心理实验进行客观评价的研究还未见报到,对团体辅导效果评价进行心理机制解释的研究少见。(4)从研究工具来说,有的未使用科学的研究工具,而使用者也以SCL—90、SAS、SDS、IAS为主,这些量表多从国外引进,应该考虑对我国的研究对象是否缺乏针对性。(5)从团体心理辅导者来说,主要表现在团体心理咨询师专业训练不足,专业培训已经成为制约发展的关键。尽管团体心理咨询近十多年已经在内地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发展过程中仍存在不少问题,各种规范的训练小组和合格的训练主持者相对较少,这与人们对它的需求形成了矛盾。团体辅导对辅导人员要求高,丹麦心理学家艾鲍说,在辅导过程中,辅导者能带进辅导关系中最有意义的资源就是他自己,足见团体心理辅导中辅导者的重要性,除具备一定个人特质外,还应掌握心理咨询相关理论技术,遵循团体辅导者的职业道德,否则会对成员带来负面影响。

三、建议与展望

1.对我国团体心理辅导研究的建议。(1)针对我国团体心理辅导的研究对象现状,由于团体辅导对象主要是大学生,建议在研究对象上扩大范围,加强对其他特殊群体的研究,探索团体心理辅导在各种不同群体上的应用,实现更多研究价值和应用价值。(2)针对在研究领域方面的严重失衡,如果能加大对想象力、自信心、家庭亲密度、应对方式、提高社会能力、自我探索、生存与发展等这些方面的研究,这将能充实我国团体心理辅导内容,或者使各领域研究数量相对平衡。(3)对于研究方法,总的来说十分单一,有的方法还没有被使用,团体心理辅导研究应尽量使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设计,使研究更具有可靠性,打破传统的单纯的说理、讨论和单一方法使用的局限性。(4)关于研究工具,以SCL—90、SAS、SDS、IAS的使用为主,未使用研究工具的占多数,在团体心理辅导中,心理辅导者应懂得心理测量的相关理论、技术和量表操作,以便于在团体辅导过程中应用,熟悉尽量多的心理量表将起到很大的作用。加大量表在团体心理辅导中的应用能使研究更具有可行性和科学性。另外,还要编制一些适合我国研究对象的心理测量工具。(5)针对我国团体心理辅导领导者的不足,综合中外咨询教育家的观点,结合内地心理咨询发展的现状,提出包括理论、技巧、计划、个人成长、经验、实习、督导、伦理八个部分在内的培训方案。团体辅导的培训方式可以用采取课堂教学、课堂体验,参与真实情境,观看团体录像带,观察他人带小组,接受个别或团体督导等,以期形成一支专业化的团体心理辅导队伍。(6)我国团体心理辅导还应该加强本土化研究,形成本土特色的指导理论,丰富和加强我国团体心理辅导。

2.对我国团体心理辅导研究的展望。(1)我国团体心理辅导本土化进程将会加快。团体心理咨询与治疗是西方先发展起来的心理咨询方法。近年来,关于心理咨询本土化的呼声渐强,逐渐成为一种发展趋势。我国港台地区和内地学者都在探索如何开发适合中国人心理和行为的团体心理咨询模式。20 世纪90 年代初,香港大学社会工作系陈丽云教授从素食、气功、拜佛等我国传统健身方式中得到启发,提出并开创了“身心灵全人健康团体心理咨询模式”,并用于辅导癌症病人。到现在,身心灵互动健康模式在香港应用了近十年,身心灵全人健康团体心理咨询模式最初主要应用于慢性病患者的辅导,现在已经在癌症患者、抑郁症患者、离婚妇女、不孕症患者、大学生等人群中实验。该模式将西方团体心理咨询形式和我国传统文化背景相结合,具有比较鲜明的本土化的特征。身心灵全人健康模式不仅直接运用许多我国传统的健身方法,而且从系统的观点审视健康,关注身心协调和全人健康。在“灵性”方面调适的理论,主要是依据我国传统哲学中如“重人贵生”、“道法自然”、“清静无为”等生命观、人生观以协助被辅导者改变人生态度,重建生活理念和信心。身心灵全人健康团体心理咨询模式是对华人心理治疗实践研究的探索和创新,我国的团体心理辅导也必将以更多的形式和途径加快本土化的步伐。(2)我国团体心理辅导的发展趋势。团体心理咨询是否能健康发展和普及,取决于未来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及团体心理咨询效能研究和团体领导者的训练。

吴武典等人预测,21世纪的我国的团体心理辅导,将出现以下趋势:理论上,将加强理论辅导的研究力度;强调本土化;强调辅导的人生化本位;辅导内容和方法上,职业辅导将成为重点;团体辅导范围将扩展,学校辅导课程将进一步发展;辅导的技术的电脑化,辅导人员的专业化、职业化将是发展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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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校辅导员心理健康研究综述 篇7

一、研究现状

本研究主要通过网络搜索的方式获得数据来源。本研究通过在我国最大的全文现刊数据库“中国期刊网 (www.cnki net) ”上以“辅导员”和“心理健康”及“辅导员心理健康”为主题词进行检索, 查阅到自1979年以来发表在各类学术刊物上的论文1339篇, 在添加了“高校”这一关键词后, 搜索到的相关论文为627篇。经过对这些论文的仔细阅读、筛查后发现, 其中只有70篇是关于高校辅导员心理健康的研究, 在2000年之前没有关于辅导员心理健康的论文发表, 2000年有一篇关于辅导员心理健康的文章, 2004、2005、2006、2007年发表的数量分别为3、4、4、4。从2008年开始, 关于高校辅导员心理健康的文章增幅较大, 2008年为13篇, 2009年为15篇, 2010年为23篇。

在这70篇文章中, 使用实证方法进行研究的有9篇, 其余文章都是属于思辨性文章, 即从质的方面来考察、研究这一问题。从以上一些基本数据上可以看出, 对于高校辅导员心理健康问题的研究相对滞后, 研究大多还停留在理论思辨水平, 实证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

二、高校辅导员心理健康研究重点及其成果

从已有文献分析, 目前研究者对高校辅导心理健康的研究重点为:心理健康现状及应对策略 (吴文珊, 2006;朱媛媛, 2008;罗伏生等, 2009) 、职业枯竭与职业倦怠 (吴薇莉等, 2006;孟勇, 2008;陈静等, 2010) 、心理压力及其调试 (丁敢真, 2006, 肖晓哲, 2010) 、心理应激研究 (蔡秋婷, 2008) 、心理焦虑与对策研究 (黄夏青, 2004) , 研究方式一部分使用问卷调查, 有SCL-90, 16PF, MBI-GS量表, 以及自编问卷和论证方式 (陈翔, 2006;李德芝等, 2004.;李景春等, 2007;徐鹏, 2005;田敏等, 2009) 。

这些研究分别对不同地区、不同层次的高校辅导员的心理状况进行了研究, 显示了高校辅导员在心理健康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下:

1. 整体心理健康状况欠佳。

高校辅导员SCL-90各因子与全国常模比较, 得分均高于国内正常人常模, 其中躯体化、抑郁、焦虑、敌意和精神病性五项因子具有显著差异 (吴文珊, 2006) ;关于心理压力, 在被调查的辅导员中, 有50%的人认为很有压力感, 压力来自社会、工作及自身等方面 (丁敢真, 2006) 。

2. 具有不同程度的职业倦怠感。

主要表现在被调查者成就感低落、情绪低落、厌倦工作、自我评价低。

3. 人际关系问题。

研究指出辅导员感到人际关系难处, 人际关系不稳定, 成就感低 (李景春等, 2007) 。认为人际关系对辅导员很重要的占63.13% (丁敢真, 2006) , 在与学生接触的过程中也会出现关系紧张的情况。辅导员的工作总是会涉及人际关系, 有些辅导员在交往中缺乏必要的交往技巧, 不能很好地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 易于与同行发生纷争, 与学生产生对立, 与领导关系紧张, 久而久之形成孤独、无助、固执、偏激、郁闷、焦虑、消沉等不良情绪, 易于引发自卑、妒忌、埋怨、畏怯的不良心理 (王国良, 2007) 。

4. 角色认同与多种角色冲突问题, 由此滋生郁闷、厌烦心理 (彭云龙等, 2010;

李小宁, 2009) 。辅导员工作内容多, 任务比较琐碎, 不易出成绩, 由此造成许多辅导员对自己的工作角色不认可, 而多头管理, 常让辅导员无所适从, 由此也会使其产生心理问题。

三、对高校辅导心理健康影响因素的分析

相关研究对于高校辅导员心理健康影响因素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 工作性质。

辅导员是一个特殊的职业, 工作内容涉及面广, 包括学生学习、生活、就业、交友、心理健康等各个方面, 辅导员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学生保姆的角色。这一角色让辅导员的工作琐碎而无挑战性;无法为其带来成就感。近年来高校扩招, 学生人数剧增, 学生思想多元化, 这更加大了辅导员的工作压力。辅导员虽然是高校教师, 但实际上只是个二级教师地位, 与高校专业教师或专业技术人员相比, 在科研、职称评定、进修、收入待遇等方面都处于比较尴尬的位置。辅导员对学生工作、自身前途、发展的困惑和迷茫直接影响到其自身的心理健康。

2. 社会环境的影响。

当前社会飞速发展, 经济的冲击波及每一个角落。而高校辅导员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考虑自身的前途与发展需要是必然的。赵艳丽 (2002) 在研究中对比了优秀辅导员与非优秀辅导员, 指出了优秀辅导员相对而言有许多显著的优点, 然而在许多高校几年后出现优秀辅导员在专业上和经济上都不如非优秀辅导员的情况, 因为优秀辅导员承担更多工作, 压力更大, 而非优秀辅导员有的专注于学习、有的搞兼职或搞开发。这种情况更是让辅导员感到前途渺茫, 对其心理健康造成影响。

3. 自身的问题。

高校辅导员在学生时代多是佼佼者, 来到新的岗位, 更是希望能够继续有突出的表现, 往往会对自身要求过高, 由此带来的压力、焦虑都会影响到他们的身心健康。此外, 我国对心理健康问题的关注起步较晚, 辅导员也存在自我心理调控能力不足的情况, 当出现心理方面问题时可求助的相关机构有限, 这也是其心理健康状况不佳的另一个原因。

四、对今后研究的展望

1. 研究方法。

从已有文献来看, 大多数学者都是采用思辨方式探讨高校辅导员心理健康问题, 仅限于纯理论讨论分析、经验总结, 缺乏实证研究, 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研究的科学性和客观性, 以后的研究应该将质和量的研究方法结合, 可以采用心理测量与统计方法等方法对辅导员心理健康状况进行研究。

2. 研究内容。

目前的文献, 主要集中在高校辅导员的心理健康状况及个别具体心理问题方面, 在研究容的广度上明显不足。并且, 多数研究只局限于某个院校, 或某个区域, 缺乏对高校辅导员整体状况的研究;其研究的内容只限于高校辅导员本身, 没有涉及其工作对象、工作环境。而辅导员作为高等教育中的一支中坚力量, 其心理健康状况必然会对学生、对学校造成一定影响, 以后还应该对这些相互关联事物进行研究。

另外, 在高校辅导员心理健康的维护方面, 现有文章提出了一些相关策略, 但这些解决办法的科学性、有效性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证实, 因此加强对高校辅导员的心理健康干预研究也是很有必要的。

从目前的文献看, 我国高校辅导员心理健康的研究还很薄弱, 这不符合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要求, 加大对高校辅导员心理健康的研究, 拓展研究的深度, 将为高校辅导员的健康发展提供有力的科学依据, 为高校教育发展作出贡献。

摘要：本文对我国高校辅导员的心理健康现状进行了研究, 阐述了这一问题的研究现状、研究成果、存在问题, 并从研究方法、研究内容方面对有关高校辅导员心理健康的研究进行了展望。

我国研究生心理健康 篇8

关键词：社区,心理健康,对策

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 我国不同年龄段的社区居民普遍存在着各种心理问题, 例如工作学习压力问题、价值取向问题、人际关系问题、子女教育问题、情绪情感烦躁苦闷和感到孤独寂寞的问题等。面对这些心理问题, 我国还没有一个普遍可行的预防和治疗方案, 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的心理健康需求。本文通过设置潜伏期、暴露期和消亡期3个层次, 分析了儿童、青少年、青年、中年和老年的心理健康问题, 从而在预防、治疗和愈后3个方面为我国社区心理健康服务提供支持。

1 我国社区居民的心理状况

1.1 潜伏期社区居民的心理状况

儿童在家庭环境和校园环境受到的作用较大, 例如:在家庭环境方面, 父母关系不和, 或农村父母亲常年不在家, 缺少父母亲关爱;被隔代或同辈抚养, 易被溺爱而产生放纵、任性的行为;家庭贫困, 父母缺乏教育, 可能会走上小偷小摸、抢劫犯罪的歧途。在学校环境方面, 得不到老师的关注;经常被同学们取笑疏远, 融入不到同学们中去。儿童处于对社会懵懂的成长期, 这些不良因素对儿童的影响很大, 很可能对儿童的心理产生创伤, 随着儿童的成长, 产生严重的心理问题。

青少年时期是一个生理和心理都极其不稳定的时期。青少年往往注重自我, 希望走出与父母不一样的道路。尤其是现在大多数家庭是独生子女家庭, 父母对孩子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往往是“重身轻心的心理”。父母更喜欢把自己的梦想愿望加注在孩子身上, 如果孩子的表现与自己的期望不同, 可能会摆出家长的威严责骂孩子。在学校方面, 老师更倾向于在学习上的帮助, 拥有“片面追求考试成绩”的价值取向, 让大多数青少年失去了自己的美好童年, 每日与各种辅导作业为主, 备感学习压力。而老师却缺乏耐心和关心, 甚至有歧视、冷落的行为。在我国某些贫困地区, 许多青少年求学艰苦, 往往会产生厌学的情绪。

青年正处于人生的“精神断乳期”, 独立意识增强, 社会经验又不足, 很容易被社会生活方面的挫折所击倒, 其内心的矛盾与冲突比其他年龄段的都多。比如个头的高矮、身体的胖瘦和容貌的俊丑等这些成年人已经习以为常的现象, 青年人则相当敏感, 很容易由此产生心理焦虑。再如, 考试成绩欠佳、求职就业不顺、人际关系失和、恋爱婚姻受挫、个人处境维艰和家庭遭遇不幸等这些挫折, 青年人的承受力更远不如成年人, 往往由此产生心理障碍和心理的不平衡[1]。农村地区青年的文化水平明显低于城市, 更易沾染不良恶习。

中年期是人生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期。这一时期的个体身体和心理发展都较为成熟, 是人生发展中的一个顶峰, 拥有充沛的体力、丰富的知识经验, 也是家庭生活与事业发展的关键时期。同时, 也开始面临生理机能与心理机能的下降等各方面的转折。这一时期, 也是中年人开始自我整合和重新评估自己, 并容易由此产生一系列消极情绪的时期。中年人肩负着“上有老, 下有小”的双重责任, 工作压力大, 身体方面开始出现种种小问题, 婚变离异、职场失意、亲子沟通不顺和同事间的矛盾等, 这些都易使中年人产生抑郁症等严重的心理问题[2]。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会长李宝库11日在昆明表示, 我国正快速步入老龄化社会, 预计2050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将占三成, 达31%。家庭和人际关系方面是老年人心理问题产生的主要因素。例如:家庭不和睦、子女不孝顺和生活没有愉悦感;老伴先行离去, 感到孤独寂寞;自身生活不规律, 身体状况较差;老人退休或离职后鲜少往来无人问津;终日足不出户, 很少参加集体活动;生活自理能力有缺陷, 少有亲人朋友关注等。这些潜在的因素都极有可能让老年人产生严重的心理问题, 重则厌世自杀。

1.2 暴露期社区居民的心理状况

有调查资料显示, 儿童心理行为问题发生率较高, 通常以偏食、任性发生率最高, 其次为多动、吃手指[3]。我国经济发展水平逐步提高, 人民生活普遍改善随着计划生育的实施, 大部分家庭只有一个孩子, 对孩子溺爱, 造成了孩子厌食挑食、任性暴躁的现象。而农村留守儿童则恰恰相反, 得不到父母的照顾和关爱。留守儿童更多出现的心理行为问题为:厌学的情况屡见不鲜;生活态度冷漠, 孤僻内向, 脾气暴躁;心理承受力弱, 自卑自闭, 缺乏安全感和自信心;任性, 逆反心理严重;部分儿童、青少年上网成瘾, 吸烟赌博, 甚至养成小偷小摸、敲诈勒索和抢劫犯罪的行为等[4]。

在情绪问题方面, 国外的调查资料表明, 青春期前的儿童中, 抑郁症的患病率为1.8%, 学前儿童只有0.3%, 而14~16岁少年则上升为4.7%[5]。青少年因无父母亲管教, 家长和老师的忽视、压制和不公平和学习压力与感情问题等而引起的烦恼及焦虑等现象并不少见。在学业问题方面, 来自父母老师同学等各个方面的压力, 造成他们厌学、逃学、旷课和沉迷网络的情况突出。在某些落后地区, 很多青少年甚至失去了求学的机会。在危险行为问题方面, 沾染吸烟酗酒、拉帮结派、打架斗殴和敲诈勒索等恶习。

有心理问题的青年人易被生活中各种压力击垮, 从此一蹶不振, 终日吸烟酗酒不务正业;性格孤僻, 不善交际, 几乎没有可以交往的朋友;心情经常抑郁烦躁暴怒, 有厌世反社会情绪, 情感意志脆弱;工作屡次失败, 对自己失去信心;人际关系紧张, 有各种过激行为, 自杀、报复和相信伪科学;参与“黄毒赌”偷盗、抢劫和凶杀等犯罪活动;拉帮结派, 打架斗殴, 从事违法犯罪活动。青年作为社会中最鲜活的代表, 暴露期的种种心理行为问题, 会对国家和社会带来很大的危害。

家庭、工作和同事等各个方面的因素, 使中年人往往产生抑郁、烦躁、孤独寂寞的心理。经常怀疑自己的办事能力, 甚至越来越缺乏自信。诸如失眠, 内分泌失调等一些身体症状, 也凸显了中年人的种种不顺心。有的中年人拿孩子出气, 产生家庭暴力等。轻则自伤、自残, 重则自杀或者走向极端, 伤及无辜, 危害社会。

老年人则是随着身体机能的下降, 心脏病、高血压和糖尿病等各种常见病的发生, 易使得他们对死亡产生恐惧心理;退休或离职的老年人易产生失落感、无用感和自卑感, 觉得自己不再被需要, 甚至产生厌世自杀的心理;一些不和睦、子女不孝顺的家庭, 易使老人产生被嫌弃、抑郁和厌世的心理, 这在农村发生的情况较多;空巢老人则易显示出孤独寂寞、抑郁的心理或行为;随着老年人身体器官的老化, 使得他们的识别能力和思考能力下降, 性格变得固执己见, 往往以自我为中心, 产生孤僻的心理;老年人接受外界的信息迟缓, 由此产生猜忌怀疑的心理, 再加上理解能力的下降, 容易产生误会;有的老年人生活不规律, 与人交流的时间少, 生活不愉快等, 可能会诱发各种神经症, 诸如抑郁症、恐惧症、焦虑症和神经衰弱等[6]。

1.3 消亡期社区居民的心理状况

大部分独生子女家庭的父母都很关注孩子的成长。希望通过健康咨询、家庭保健、智力检测和心理咨询等途径, 及时发现、纠正儿童的问题, 帮助孩子回归正途, 在广大的农村地区, 孩子的教育问题显得更加需要和迫切。

青少年在父母、老师、亲人和朋友们的规劝后, 一般会及时醒悟, 重新树立生活目标和信心。青少年容易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 如果长期处于不利于身心健康发展的环境, 即使明白是非, 但是由于缺乏自制力, 会继续在该环境中听之任之。所以, 青少年的心理问题如果暂时得到解决, 更需要关注其在未来行为中的表现。家庭、学校和社区为青少年建立健康向上的场所显得尤为重要。

青年人一般都有自己独立的思想、自制力和执行力, 且社会学习力强。了解自己的心理问题, 并采取措施予以改正。青年人会重新确立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会懂得与亲人、朋友多交流, 多倾听他人的意见, 从而变得更加成熟, 更加懂得应对家庭、社会各方面的人际关系和心理压力。

由于中年人的心理问题一般都来源于家庭和工作, 舒适的家庭、工作环境对中年人的心理健康有促进作用。中年人在接受心理治疗后, 会更加积极乐观地看待周围的环境, 努力解决对自己心理健康不利的环境因素, 中年人的心胸会更加宽广、心态更加也平和。

老年人由于身体机能下降, 身心对周围的环境都极为敏感, 所以, 即使老年人心理问题已逐渐好转, 但仍易反复发生。家庭因素对老年人的心理影响作用最大, 老年人都希望子女关爱自己, 在一个充满亲情的家庭中安度晚年。满足老年人的愿望, 包容老年人晚期出现的种种不合理要求, 为老年人营造一个和谐的心身环境, 杜绝老年人再次出现种种心理问题。

2 我国社区心理健康服务干预措施的思考

2.1 预防干预

儿童和青少年在学校受教育的时间较多, 学校每周应至少进行一次学生和家长的心理健康教育讲座。父母应多倾听与尊重青少年的意见建议;老师要正确看待青少年成长, 激发他们的兴趣爱好, 多多关心青少年学习外的生活。学校可以开设文化补习班或夜班、技能培训班及讲座等, 为青年人提升自身的知识水平提供帮助, 从而增强青年人的自信心。区委会可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多联系, 在社区多做心理健康的宣传, 可定期举办社区心理健康问题的有关会议和讲座, 以聊天的形式促进中年人的交流。傍晚是居民结束一天的辛苦劳动开始放松的时刻, 利用傍晚时间, 在社区举行各种娱乐活动, 打破邻里间彼此陌生的场面, 弘扬健康向上的娱乐精神。针对老年人, 社区应长期举办老年活动, 诸如唱歌跳舞等, 愉悦老年人身心, 丰富精神生活;可举办一定的旅游活动, 丰富老年生活, 避免抑郁自闭的心理产生, 使老年人由“安度晚年”上升为“欢度晚年”。

2.2 治疗干预

社区心理健康服务中心的服务人员需经过专业的培训, 对有心理问题的居民进行归档。可以培训居委会人员和父母, 增强他们的心理健康知识和治疗措施, 以便及时预防、发现和治疗居民和家庭成员的心理问题。鼓励社区居民与有一定心理健康知识的居民多多交流。学校要设置心理问题咨询室, 并做好保密工作。父母和老师应多关注青年人的生活状态, 与走上歧途和有心理问题的青年人多多交流, 及时纠正他们的认知行为问题。中年人大多是因为工作压力大而产生各种心理问题, 除了药物治疗外, 更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态度, 合理安排时间。可利用业余时间参加一些体育运动, 例如跑步、打羽毛球和爬山等。老年人由于身体机能的下降, 身体和心理各方面都易出现问题。建立老年护理中心, 便于预防和治疗老年人的各种心身问题;组织家庭主妇, 对易出现心身问题的老年人多予以生活照顾和心理疏导;宠物是人类的好朋友, 鼓励空巢老年人养宠物, 让老年人不再感到孤独寂寞;倡导子女们多多关爱老人, 对不孝顺的子女予以重点教育, 给老人们以精神慰藉;引导老年人树立正确的思想, 使老年人重新评估自己的价值, 适应自己衰老的这一客观规律, 提倡老年人“善待自己关爱自己”的理念。

2.3 愈后干预

社区心理健康服务的工作人员可以通过电话、电脑和人工调研等手段, 对患有心理问题的居民进行定期回访。对心理问题已被治愈的儿童和青少年, 老师要逐渐一视同仁, 避免儿童和青少年产生错觉, 认为老师会一直选择自己做一些事情, 从而在以后的生活中, 如果受到其他挫折, 可能会产生失落自卑的心理。青年人应从此次心理健康问题中吸取经验教训, 时常反省自己的行为, 探索自己的心理问题, 遇到困境时及时向长辈或心理健康服务者求助。中年人则应该学会在生活中寻找乐趣, 学会更好地处理各方面的问题。老年期是心身健康最脆弱的时期, 而且常见病会反复地发生, 应对老年人定期做体检, 定期为老年人解决生活和心理方面的问题, 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活动需要长期得持续下去。

3 结语

我国社区居民对心理健康服务的需求较大, 了解我国社区居民的心理健康状况, 对症下药, 可以有效减少社区居民心理健康问题的发生发展。但是, 社区心理健康服务的建设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 需要大量的资金和人员、设备投入。我国社区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的建设仍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1]黄志坚.迈向21世纪服务青年的走向[J].江苏省团校学报, 1998年创刊号, 1998 (1) :4.

[2]缪佩君.社区心理服务在应对中年危机中的积极作用[J].福建医科大学学报, 2011, 12 (2) :44-45.

[3]赵冬梅, 鲍玉莲.社区儿童健康服务需求分析[J].中国妇幼保健, 1999, 14 (7) :416-417.

[4]叶敬忠, 王伊欢, 张克云, 等.对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研究综述[J].农业经济问题 (月刊) , 2005 (10) :73-78.

[5]杨丽.社区流动青少年心理行为健康服务模式研究进展[J].护理研究, 2009 (8) :2076-2078.

我国研究生心理健康 篇9

关键词：城乡困难家庭,心里健康,社会参与,社会政策,贫困类型

一、研究背景

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生态、社会结构出现了不同层级的异化、分化现象。城乡困难家庭的生活状态主要表现为收入水平低,收入来源少,相对贫困程度日益加深;恩格尔系数高,营养不足,衣着简朴,档次偏低;家庭关系紧张,家庭负担系数较大(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课题组,2013)。由于在社会权利和资源的运用上远远落后于其他群体,他们普遍承受着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压力,产生了一些特殊的心理状况,严重阻碍其社会参与,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生态的扭曲和变态程度。贫困人群心理状态是指贫困人群这个特殊群体成员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共同的心理感受和体验(颜世峰等,2013)。刘颂(2007)和杨风雷等(2011)研究发现,有社会参与活动的老年人心理健康状态优于没有社会参与活动的老年人,老年人社会参与程度与其心理健康水平成正比。有学者研究发现,贫困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和社会支持状况均低于非贫困大学生,尤其是在人际敏感、抑郁和精神病三方面差异达到非常显著的水平;在贫困大学生中,女生的心理健康水平低于男生,文科学生低于理工科学生,来自城市的贫困大学生低于来自乡村的贫困大学生;贫困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和社会支持状况显著相关。提高个体感受到的主观支持及其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将有利于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提高(吴远等,2005)。

社会参与可以产生很多有利于个体主观精神健康的积极因素,提升对他人的信任水平,但是不能够和一般信任水平之间建立显著的联系。与之同时,在不同类型的信任与精神健康水平之间,机构信任,对同学、同事以及同乡的信任,以及一般信任却能够显著提高个体的精神健康状态(胡安宁,2014)。贫困者有权利表达他们的意见,有权利要求他们的经历被了解,有权利在政策制定中被考虑,这种参与程序的必要性是发展中的“参与民主政治”现象(鲁多·霍尔曼斯等,2007)。当然,贫困群体的生存权益、发展权益、社会参与权益具有明显的相关性,三项权益三位一体(彭忠益等,2008),目前政府仅对贫困群体的生存权益提供相关政策,发展权益和社会参与权益严重缺位,理应加强其社会政策支持系统建设,建立更加完善的贫困群体社会参与机制和体制。

本文在此基础上,通过对2013年“中国城乡困难家庭社会政策支持系统建设”项目的数据资料进行系统研究和分析,寻找出我国城乡困难家庭心理健康与社会参与问题的关键,为我国相关政策的完善提供理论依据。

二、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是“中国城乡困难家庭社会政策支持系统建设项目”数据库中2013年的数据,该数据库来源于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国家重大课题“中国城乡困难家庭社会政策支持系统建设项目”。该项目从2008年始,每年展开一次全国性的综合调查,2013年的数据反映的是2012年的真实情况。

该调查以家庭为单位,调查对象主要包括城乡困难家庭和社会救助服务人员。前者主要包括享受低保的困难家庭、没有享受低保的低收入家庭和城市流动人口三大群体,后者主要是指参与政府主导的各项社会救助服务的工作人员,包括国家公务员、单位各类聘用人员、基层自治组织负责人及聘用人员等。该调查按照“省一市一区(县)—乡镇(街道)—户”的顺序,综合运用立意抽样、分层抽样以及简单随机抽样等多种抽样方式确定最终调查样本。调查地区为辽宁省、山东省、山西省、湖南省、甘肃省、重庆市(首批试点省份)和安徽省、贵州省、陕西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增加省份),共10个省份。本次调查收回农村困难家庭有效问卷6166份、城市困难家庭有效问卷6062份、城市流动人口有效问卷3162份、社会救助服务人员有效问卷1285份。

三、城乡困难家庭贫困类型及求助渠道

(一)城乡困难家庭贫困类型

城乡困难家庭致贫原因不一,因而产生了不同的贫困家庭类型。按照本项目的调查,目前我国城乡困难家庭主要面临的困难为:家庭主要劳动力没有工作、家庭主要成员没有劳动能力、子女教育负担难以承受、家庭成员需要长期照料、家庭成员疾病负担重、被长期拖欠工资、家庭成员发生意外事故、遭受重大自然灾害、以上全无。农村困难家庭、城市困难家庭和城市流动人口所面临的主要困难有所不同,其中农村困难家庭有效户数为6090户、城市困难家庭有效户数为5995户、流动人口困难家庭户数为2940户(见表1)。

从表1中可以看出,农村困难家庭致贫原因排名前5位的分别是家庭主要成员没有劳动能力,占31.17%;家庭成员疾病负担重,占22.14%;家庭主要劳动力没有工作,占16.18%;家庭成员需要长期照料,占13.29%;子女教育负担难以承受,占9.69%。城市困难家庭致贫原因排名前5位的分别是家庭主要劳动力没有工作,占24.98%;子女教育负担难以承受,占20.24%;家庭成员疾病负担重,占19.43%;家庭主要成员没有劳动能力,占19.09%;家庭成员需要长期照料,占9.34%。流动人口困难家庭致贫原因排名前五位的分别是以上全无,占41.06%;子女教育负担难以承受,占21.22%;家庭主要劳动力没有工作,占17.14%;家庭成员疾病负担重,占6.39%;家庭成员需要长期照料,占6.39%。可以发现,城乡困难家庭致贫原因主要是家庭主要劳动力没有工作、家庭主要成员没有劳动能力、子女教育负担难以承受、家庭成员疾病负担重、家庭成员需要长期照料。

(二)城乡困难家庭求助渠道

城乡困难家庭在遇到困难后选择的求助渠道大致相同。农村困难家庭主要向政府、亲戚和社区居委会求助,其比例依次为68.0%、23.6%和14.8%;城市困难家庭主要向社区居委会、政府和亲戚求助,其比例为54.9%、28.4%和28.3%;流动人口困难家庭主要向亲戚、居住地社区居委会、朋友和居住地政府求助,比例为41.5%、34.5%、20.6%和13.8%。可以看出,城乡困难家庭发生困难时农村主要依靠政府、城市主要依赖社区居委会、流动人口主要依靠亲戚,亲戚和朋友成为除政府救助渠道(包括村委会和社区居委会)外的主要社会救助力量,应该充分发挥和利用好这种救助渠道。另外,其他社会组织、工作单位、工青妇残等社会团体的作用没有得到发挥,其社会救助的功能和作用有待于提高,为城乡困难家庭减贫提供多样化的途径。

四、城乡困难家庭心理健康认知与社会参与

(一)城乡困难家庭心理健康认知

心理健康程度决定了其社会参与的程度,二者成正相关关系。城乡困难家庭群体与其他群体在经济、物质、生活水平等方面差距较大,心理落差较大,社会认同感、心理认同感较差,极易产生自卑、自责和孤立心理,严重阻碍自我实现和自我发展,他们的自我发展权益和社会参与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容易对政府、社会、其他群体和个人等产生不信任感。

1. 城乡困难家庭群体自卑感认知较强。

调查发现,在与经济条件好的人交往时,没有感觉自卑的农村困难家庭比例为34.4%,城市困难家庭比例为31.9%,农村略高于城市;自卑感很明显、有一些和不太明显自卑感的农村困难家庭比例高达61%,城市困难家庭比例为63.2%,城市略高于农村。总体上来看,城乡困难家庭在与经济条件较好的群体交往时自卑感比较明显,自卑感认知比较强烈。

2. 城乡困难家庭群体自我困难认知明显。

城乡困难家庭自我困难认知方面,很同意和较同意家庭中的困难是自己造成的,农村困难家庭比例为43.4%,城市困难家庭比例为28.2%,农村明显高于城市;不太同意和不同意的比例农村困难家庭比例为48.4%,城市困难家庭比例为59.5%,城市高于农村。总体上来看,城乡困难家庭自我困难认知比较突出,农村较城市明显。

3. 城乡困难家庭群体消除贫困认知较高。

城乡困难家庭消除贫困认知方面,认为消除贫困主要依靠政府和社会的农村困难家庭比例为61.8%,城市困难家庭比例为57.9%,农村略高于城市;不同意这种观点的农村困难家庭比例为32.9%,城市困难家庭比例为36.3%,城市略高于农村。能够发现,政府和社会在消除贫困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是消除城乡困难家庭群体贫困的主要力量。

4. 城乡困难家庭群体自我信心认知较高。

对自己和家庭未来生活充满信心的农村困难家庭比例为84.4%,城市困难家庭比例为84.3%,二者相当;对自己和家庭未来缺乏信心的农村困难家庭比例为7.2%,城市困难家庭比例为8.4%,城市略高于农村。总体上城乡困难家庭在对自己和家庭的未来生活很有信心。

5. 城乡困难家庭群体生活水平认知较好。

与5年前相比,家庭生活水平提高的农村困难家庭比例为79.5%,城市困难家庭比例为74.1%,流动人口家庭比例为83.2%;基本没有变化的比例依次为12.8%、16.2%和13.2%;降低的比例依次为7.7%、9.8%和3.5%。总体上来说,城乡困难家庭目前的生活水平状况较5年前有较大的提升,改善明显。

6. 城乡困难家庭群体心情状况认知较强。

目前心情愉快的农村困难家庭比例为62.3%,城市困难家庭比例为51.1%,流动人口家庭比例为65.7%,农村和流动人口群体高于城市群体;相反的,不愉快的家庭比例依次为6.4%、8.7%和4.2%,城市困难家庭相对较高。心情状况能有效的反应当前城乡困难家庭群体的心理健康状态,是对生活水平、社会环境、社会参与、人际关系、家庭关系等的一个综合反应,是衡量城乡困难家庭目前心理健康状况的标准之一。

(二)城乡困难家庭社会参与状况

城乡困难家庭群体由于自身条件限制,在生活水平、物质条件、社会资源获得及人际关系交往等方面严重滞后于经济条件较好的群体,其自卑感、失落感和被遗弃、抛弃感强烈,社会认同感和社会参与感相对较低。

1. 城乡困难家庭社区(村)公共事务参与状况。

愿意参与社区(村)公共事务的农村困难家庭比例为81.1%,城市困难家庭比例为79.9%,流动人口家庭比例为71.8%。对于社区(村)公共事务,城乡困难家庭的参与率和参与积极性都比较高,流动人口有其特殊性,不愿意参与的比例略高。

2. 城乡困难家庭社区(村)志愿者参与状况。

愿意成为社区(村)志愿者,为社区(村)其他人提供互助服务的农村困难家庭比例为38.8%,城市困难家庭比例为44.5%,流动人口家庭比例为26.3%;愿意参与,但是时间不允许的比例依次为42.3%、35.4%和45.5%;不愿意参与的比例为14.2%、15.7%和23.3%。可以看出,绝大部分城乡困难家庭很愿意作为社区(村)志愿者为其他人提供互助服务,但是时间上不允许参与的比例较高,显得有心无力。

3. 城乡困难家庭受社区(村)其他人歧视程度。

农村困难家庭中有11.2%遭受到歧视,城市困难家庭的比例是9.9%,流动人口家庭比例是5.9%,相对来说,城乡困难家庭受其他歧视的比例较小。在受歧视的比例中,完全没有歧视的比例依次为1.7%、0.9%和5.8%,说明在受到歧视的城乡困难家庭中,受到歧视的程度还是比较严重的,严重影响他们融入社区(村)群体,阻碍了其自身发展。

4. 城乡困难家庭与所在地周边人群融合程度。

城乡困难家庭与所在地周边的人群融合得比较好,融合度很高。融合度较好的农村困难家庭比例为90.9%,城市困难家庭比例为85.2%,流动人口困难家庭比例为80%,相对来说流动人口融入程度低于农村和城市家庭。

在流动人口中,有30.4%的人觉得自己是城里人,有41.0%的人觉得自己是农村人,还有28.5%的人觉得自己是边缘人(既非城市也非农村)。有36.8%的人有定居的意愿,并且觉得不久的将来就可以实现;有26.2%的人有定居的意愿,但觉得希望渺茫;有11.6%的人没有定居的意愿;有16.3%的人没有想好和9.2%的人没有考虑过。

(三)城乡困难家庭心理健康与社会参与相关性分析

1. 城乡困难家庭心理健康相关性分析。

为了准确把握城乡困难家庭心理健康状况,本文选择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和户籍作为变量,选择心情状况作为衡量心理健康的指标,对其进行相关性分析,通过卡方检验得到Pearson列联表系数(C系数)(见表2)。

注:**表示在0.01水平上显著相关,*表示在0.05水平上显著相关。

通过分析发现,农村困难家庭心情状况与文化程度呈正相关性,与年龄和婚姻状况呈负相关性,与性别、户籍相关性较弱;城市困难家庭心情状况与文化程度、性别呈正相关性,与年龄呈负相关性,与婚姻状况、户籍相关性较弱;流动人口困难家庭心情状况与婚姻状况年龄呈正相关性,与文化程度呈负相关性,与性别和户籍的相关性较弱。

可以看出,尽管相关性不高,但是城乡困难家庭在健康状况方相对其他变量较高,流动人口家庭表现最为突出。健康状况对城乡困难家庭的心理健康造成了很大影响,这也是导致他们不愉快、不高兴的关键所在。

2. 城乡困难家庭社会参与相关性分析。

城乡困难家庭社会参与可用其与周边人群融合程度来衡量,本文选择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健康状况、文化程度和户籍作为变量,选择融合程度作为社会参与的指标,对其进行相关性分析,通过卡方检验得到Pearson列联表系数(C系数)(见表3)。

通过分析发现,农村困难家庭融合程度与健康状况呈正相关性,与年龄、户籍呈负相关性,与性别、婚姻状况、文化程度相关性较弱;城市困难家庭融合程度与健康状况、婚姻状况呈正相关性,其他相关性均不显著;流动人口困难家庭融合程度与健康状况正相关,与性别负相关,其他相关性均不显著。

和心理健康一样,城乡困难家庭的健康状况影响着他们与其他群体的融合程度,流动人口困难家庭依然表现最为突出。

注:**表示在0.01水平上显著相关,*表示在0.05水平上显著相关。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文研究发现,城乡困难家庭心理健康中自卑感认知较强、自我困难认知明显、消除贫困认知较高、自我信心认知较高、生活水平认知较好、心情状况认知较强,社会参与中社区(村)公共事务参与比较积极、社区(村)志愿者参与度高但时间不允许、受社区(村)他人歧视程度较低、与所在地周边人群融合程度非常高。城乡困难家庭心理健康与社会参与与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和户籍等相关性不大。

总体上来看,城乡困难家庭心理健康状况良好,但是也有很多突出的问题。农村困难家庭有7.3%的人有很明显的自卑感,城市困难家庭比例为8.1%;农村困难家庭有12.1%的人认为政府和社会没有消除贫困的作用,城市困难家庭的比例为12.6%;农村困难家庭有1.6%的人对未来没有信心,城市可能家庭的比例为2.0%;认为自己的生活水平变差了的比例依次为农村困难家庭7.7%、城市困难家庭9.8%和流动人口困难家庭3.5%;心情不太愉快和很不愉快的比例依次为农村困难家庭6.4%、城市困难能家庭8.7%和流动人口困难家庭4.2%。

城乡困难家庭社会参与度高,但是矛盾仍然凸显。参与社区(村)公共事务方面,有4.7%的农村困难家庭不愿意参与,城市困难家庭的比例为4.4%,流动人口困难家庭比例为5.0%;不愿意成为志愿者、为他人提供互助服务的比例为农村困难家庭14.2%、城市困难家庭15.7%和流动人口困难家庭23.3%;农村困难家庭中有11.2%的人遭受到歧视,城市困难家庭的比例是9.9%,流动人口困难家庭比例是5.9%。

(二)政策建议

针对上述分析中所发现的问题,结合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2013)和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课题组(2013)的研究,本文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政策性建议。

1. 完善社会救助体系,提升城乡困难家庭心理健康水平。

从社会责任的角度来说,社会救助体系的不完善导致城乡困难家庭出现了心里失衡、自卑、自弃以及贫困自闭等心理健康问题。治标不治本起不到任何作用,因此需要完善城乡困难家庭救助体系,如完善社区生活服务设施、加强基层医疗卫生建设、加强基层教育救助力度、加强基层住房救助力度、加强城乡困难家庭就业扶持、提高低保救助标准、扩大低保救助覆盖面等,形成一套完善的救助体系。通过完善的救助体系提升他们的自信心,培育良好的健康心理。

2. 健全社区文化体系,提升城乡困难家庭社会参与水平。

社会参与的最大障碍来自于文化冲突,这种冲突是一种典型的文化排斥和社会参与排斥,导致城乡困难家庭社会公共事务参与率低下,受歧视程度不断加剧,社会融合程度矛盾突出。追源溯流,没有形成良好的社区文化,没有从现有的社区文化中建立起反贫困的社会参与机制,没有利用好现有的社区文化进行反贫困工作。社会救助要求多方参与,是一个社会协同的参与协同机制,城乡困难家庭作为社会救助的主要对象,需要认清社会救助的本质和要求,需要认清政府和社会的责任和义务,更需要认清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笔者建议,在现有社区文化建设的情况下,必须加强宣传和引导,培育出良好的社区道德文化,改变城乡困难家庭社会参与的方式,增强他们与政府和社会的互动,形成良好的集体行动机制,增强他们的集体荣誉感、归属感、责任感和幸福感。

3. 消除贫困代际转移,提升城乡困难家庭生活质量水平。

贫困具有代际转移的特性,很容易形成穷二代、穷三代的现象。同时,从城乡困难家庭致贫原因也可发现,家庭生活贫困是最终影响他们心理健康和社会参与的根源。从人的社会发展权的角度来说,人人都享有获得丰富、幸福生活的权利,因此可以通过多种多样的途径减轻或缓解家庭贫困。一是通过加大职业介绍、技能培训、扶贫开发、精准扶贫等方面的投入,加强城乡困难家庭自立自强的能力;二是加强城乡困难家庭子女的教育救助,从社区、企业、社会组织等各方整合力量,从根本上解决贫困代际转移问题;三是加强城乡困难家庭医疗救助,医疗救助减免对缓解家庭贫困有很大的作用,同时也是防止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的重要手段之一,同样需要协调各方力量共同协作完成;四是加强城乡困难家庭住房救助,农村困难家庭可加强危房改造、异地搬迁、生态搬迁等工程缓解其住房压力,城市困难家庭可通过廉住房、经济适用房、危房改造等改善其住房压力。最终,只有生活质量水平提高了,城乡困难家庭心理才会健康、社会参与度才会更高、家庭生活才会更幸福。

参考文献

[1]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课题组.中国城乡困难家庭社会政策支持系统建设蓝皮书(2012)[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3.

[2]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课题组.“中国城乡困难家庭社会政策支持系统建设”课题研究报告(2011年度)[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3.

[3]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课题组.“中国城乡困难家庭社会政策支持系统建设”课题研究报告(2010)[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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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胡安宁.社会参与、信任类型与精神健康:基于CGSS2005的考察[J].社会科学,2014(4):64-72.

[9]鲁多·霍尔曼斯,赵晓芳,谢琼.贫困与被排斥群体的社会参与研究[J].社会保障研究,2007(2):40-46.

我国研究生心理健康 篇10

与普通高等学校的学生比较, 高职学生在心理层面上究竟有哪些不同?在当前高职院校学生中普遍存在的行为问题背后心理归因是什么?高职学生的行为矫治与心理疏导的对策如何确定?针对这些问题本课题作了如下的调查和研究。

研究方法

1. 以汉中职业技术学院为研究基地。在学校开展了新生心理调查基础上, 采取随机抽样的方式对20%的学生进行综合性尽收眼底面调查, 共收回有效卷436份。并采用社会科学统计软件“SPSS”进行统计和数据处理。综合问卷以平常而多发问题为背景, 主要涵盖学习心理、职业心理、社会心理 (侧重于人际关系方面) 、青春期心理等。

2.采用个人访谈和“小群体”座谈方式, 针对高职生多发问题或热点问题进行对话, 其中也包括典型学生 (优秀生和有发展障碍的学生) 的个案研究。

问题归因分析

1. 高职学生学习心理问题的测验和分析

在高职学生的学习心理方面, 普遍认为主要表现是文化理论的学习困难、厌学情绪大、学习自觉性和主动性差、学习成就感弱。

以上的问卷调查和检验表明, 高职学生的学习心理有许多特殊性:一是职业定势明显, 学业期望中职业倾向突出;二是高职学生的职业择向和成才抱负, 自主意识较强;三是就业展望, “找合适工作就业”的观念仍是主流, 而“自主创业”意识明显不足。

本调查特别需要提及并关注的问题有:就高职学生群体分析, 进职业院校学习是学生本人意愿的为43.8%, 由父母决定的占20.1%;选择就读职业院校的关键因素是“升学考试成绩不好”者约占50%, 认为“进职业院校读书是无可奈何的选择”;热爱所学专业者仅29.8%的“喜欢”;有26.5%的对完成学历“信心不足”或“没有信心”。这组数据表明, 高职学生进职业院校学习有“先天不足”的因素, 如主体的学习期望与现实矛盾大, 使职业认同 (或角色认同) 度低, 影响了学习能动性的发挥, 厌学情绪大;读职业院校认为同是“无奈选择”, 表明学生“伤痕心理”较重, 造成对完成学业信心不足, 成才期望值低。

2. 高职学生青春期心理问题的测试和分析

高职学生的学习生活与青春期同行, 对此他们又有何想?本调查以恋爱为主题, 以直白的与受试者进行了问卷对话。

本调查中, 对于学生间恋爱现象高职学生持“反对”的占8.7%, 而表示“支持”者占18.4%, “无所谓”者72.8%, 表明高职学生的情感世界里恋爱观的理智成分增大。另外, 48%的高职生有过谈恋爱的经历, 在高职就读期间“全身心投入学习”者31.1%。从这些数字分析看到高职学生青春期的教育是学校教育管理不可回避, 而且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学生的恋爱现象反映着高职学生的高关注, 持“无所谓”观点的群体是待分化和极易分化的群体, 针对此学校加强高职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指导更显重要。

3.高职学生综合心理素质水平的测验和分析

从社会的评价意义看, 高职学生与中职学生比较, 其道德感、理智感和审美能力有了较高水平。但就高职各选项的统计比较, 其差异性仍大。如面对被醉汉纠缠女生的求助, 有18.2%的“不理睬”, 还有40.4%的选择尽快帮助女生脱身, 有“也许会揍打醉汉”意向的占11.2%, 要跟醉汉“讲理”的占30.2%。数字表明多数高职学生具有较强的道德感和正义感, 但应对的方式中感情用事、理智驾驶情感的弱的不足也突出;另外约有20%的学生对女生求助“不予理睬”, 也不能不说正义感和见义勇为的品质在这部分学生中有缺失。再如面对自己的缺点, 有29.2%的学生总是“自责”;在异性同学面前做了一件失败的事, “恨不得一死”的占6%, 选择逃避的占11.2%。这些选项说明, 高职学生中心理承受力脆弱、爱面子和自尊心太强, 心理发展存在一定障碍的学生也不是少数, 在学校的教育和管理中要有充分的认识和预见性。

加强高职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对策

从以上调查分析, 高职学生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对象之一, 同样具有许多当代大学生的良好素质, 这是高等职业教育质量提高的重要基础和条件。不过, 高职学生也存在诸多的心理健康问题, 也应加强针对性的教育和帮助。

1.高职学生职业心理存在“先天”不足, 高职教育应加强心理“补钙”

从进职业院校学习的成因分析看到, 不少的高职学生就读有“父母意志”的支配和强加, 也有学生高考成绩低的“无奈”。这些因素交织到学生身上, “成长受挫”或者“成长失败”的阴影难以挥去, 心理深处“伤痕”难愈。受之影响, 这部分学生日常学习中学习信心不足, 厌学情绪大, 学习效率低。针对此, 高职学生的心理“补钙”的重要之策是“心疗”, 即帮助学生找回信心、坚定信心。具体内容包括指导学生正确地认识自我, 正确对待成长工中的挫折与失败, 正确认识自己的职业角色, 从而达到现实再认、信心重塑、行为“调整之目的”。

2.高职学生职业定势强, 高职教育在“职业人”和“文化人”的角色认知上要给以指导和帮助

调查表明, 受试高职学生中70%的求学之目的就是要“学到专业技术, 将来做一个真正的职业人”。这种学习动机中鲜明的职业定势, 处理不好就会在学习过程中产生“排他反应”。因为现行的中国高等职业教育是学历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合一并举的教育, “重品质、厚基础、宽口径、强能力”的职教理念, 使高技能专门人才的培养与高等专科层次的知识理论素养成为高职教育的重要目标。由于职业心理的驱动, 高职不生容易出现“专业技术学习”是唯一学习的误区, 在学习过程中产生对基础理论课程和大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的其它课程不重视, 其而反感厌学, 从而导致“教师教得困难学生学得痛苦”的尴尬。本研究认为, 从国家现行的高等职业教育体制运行看, 将学历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的目标分离办学, 让不同性质的学校承担和履行不同的教育职能将更有利针对性教育和专门人才的培养。另外, 高职院校在加强课程改革的同时, 也不能忽视学生多重角色的心理疏导, 帮助他们走出狭隘的“职业人”的学习观。

3. 高职学生青春期心理“张扬”, 学校教育需作“冷处理”

在职业院校中, 无论是高职还是中职中, 作为与青春期同行的学生群体, 多数已经完成了青春期的“闭锁期”向“开放期”的转变。他们对在校学生恋爱现象的看法以至自己的恋爱行为表白, 多是“直言不讳”的。客观地说, 我国大学生婚姻问题的开禁, 大学生谈谈恋爱也就不足多怪了。但就高职学生群体而言需关注:从招生批次看, 高职是第4批次, 尽管高职生中也有为数不少的优秀学生, 但整体上文化基础在高校系列中是“弱势”, 他们文化补习的任务更重。本研究认为高职院校加强学生的青春期教育势在必行。要以务实的态度和切实可行的方法以“导”治“本”, 开设相关课程和讲座、设立心理咨询室站、构建并完善管理者与学生心理对话的通道等极为重要。另外, 从管理层面上, 学校生活是一种规则性很强的生活, 在尊重学生的前提下, 对于学生违反教育规则的情爱行为也应进行干预, 使之懂得“张驰有度”。

4. 高职学生“应激心理”危机四伏, 学校教育要加强预见性和针对性教育

在调查问卷中, 涉及了高职学生道德感、理智感、应激状态等方面的测试。从结果分析看到, 面对突发事件, 受试高职学生中有较强的正义感的占多数, 有“两肋插刀”的侠士精神的喾一也不少, 但潜在问题方面也突出, 如感情用事不理智 (有揍打醉汉倾向约占12%) 、社会首先缺失突出 (面对被醉汉纠缠女生的求助有逃避倾向约占20%) 、受挫承受力弱 (发现自己的缺点“一蹶不振”约占30%) 、自尊心太强, 面子观太重 (在异性同学面前失误, “恨不得一死”者约占10%) 。以上诸种现象表明, 高职学生的主流中有我国大学生的许多优秀品质, 但心理问题的差异也较大, 学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应有针对性地对高职学生潜在的以上问题进行教育, 以防患于未然。

总之,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突起, 迫切地呼唤着针对高职教育特殊性的心理健康教育体系的构建。“德育”、“智育”与“心育”, 是成就现代教育的鼎力之柱, 三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但决不能彼此替代。要确保高职教育的质量, 必须从关爱学生的心理健康做起。

参考文献

[1]邱开金.高职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研究。心理科学, 2007, 第2期, 444-446

[2]时蓉华, 两性世界——男女性别差异的心理剖析。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3-7

[3]闻素霞,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意义及途径。兵团教育学院学报, 1999, 9 (1) :96-97

我国政府公务员之心理资本研究 篇11

关键词：公务员；心理资本；价值开发

公务员在我国一直是一个热门的职业，每年报考公务员的人数不断上升，公务员考试已经成为我国的“第一考”。据国家公务员局统计，2012年底我国公务员已经达到708.9万人。政府的管理能力和服务绩效，不仅受所掌握的社会资源和政治体制限制，也受制于公职人员的管理素养和治理技巧。我国政府从选拔、培训、绩效考核、薪酬福利等方面不断对公务员的管理进行改革，其目的就是为了提高公务员的效率和效能，提升政府公信力和服务形象。在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和政治民主化的浪潮中，对公务员的管理和开发已成为对公职人员研究的主流。怎样才能让公务员达到最佳工作状态，发挥潜能，提高绩效，一直是人们所关注的。在人力资本理论提出之后，管理学界积极对人力资源管理进行研究和实践，心理学界也提出了“心理资本”概念，把心理学思想进一步延伸到人力资源管理与组织行为学领域，对公务员的心理开发已然成为了一大核心任务。

一、心理资本理论的概念

心理资本（psychological capital），简称PsyCap，最早见于经济学家Goldmith和Darity关于个体实际工资受心理资本和人力资本影响的研究［1］。以原美国心理学会主席Martin Seligman为首掀起了积极组织行为学（POB），提出了以人的潜力和美德等积极因素研究心理学的新视角［2］，其后美国著名学者Luthans于2004年提出心理资本理论。

心理资本是指个体在成长和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积极心理状态，是超越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一种核心心理要素，是促进个人成长和绩效提升的心理资源。它建立在人力资本（也就是“你知道什么”）和社会资本（也就是“你认识谁”）的理论基础之上，并超越了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具体来说，心理资本关注的是“你是什么样的人”，或者从发展的角度看，是“你在成为什么样的人”。

心理资本已经成为继财力、人力、社会三大资本之后的第四大资本。按照积极组织行为学的标准，心理资本包含四项能力：自我效能、乐观、希望、韧性［3］。 它为一个组织和个人的开发开辟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角度，挖掘人的无限潜能，就像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许燕说的，心理资本是贮藏在我们心灵深处的一股永不衰竭的力量，是实现人可持续发展的原动力。

二、我国公务员对心理资本的价值需求

目前，我国对心理资本方面的研究还相对不足，主要关注对企业员工的心理资本探究，对公务员心理资本方面的研究还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其概念、要素、测量、管理以及干预相关理论和实践甚少。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用正确方式处理人际关系。”可以看出我国政府已经开始注意到心理问题的重要性。公务员工作压力增大、职业倦怠多发、情绪低落、工作积极性下降等问题已成为政府绩效提高的瓶颈。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加大对公务员的心理资本开发和管理，让心理资本产生涟漪效果，使其积极性和创造性传播到政府各部门已成为一个重要课题。

（一）心理资本开发增强公务员服务动机

动机，至今学术界还没有一个可以普遍接受的定义。基于对动机的研究有Abraham Maslow的需求层次论，Murray的成就、权利和管理动机理论，Vroom的期望理论，Huseman的公平理论，Locke等人的目标设置理论。这些理论都有一个共性，即个人动机都有明确的目标，并为目标努力去奋斗。作为政府组织的重要成员，公务员服务公众不仅是基于工作职责的非自利动机，其动机也会随着时间迁移和部门变化而不同［4］。公务员的工作自信心、乐观情绪、自我恢复能力、韧性这些心理资本因素对工作影响非常大，积极的心态能提高公务员的工作效率和服务态度，反之，消极的心态则致使工作低效。公共服务动机有理性、规范、情感三个层面，理性动机是基于个体效用最大化的行为动力，规范动机是努力符合规范而产生的行为动力，情感动机是对各种社会情境作出情绪反应的行为动力［5］。对我国公务员心理资本的开发可有效增加其工作的理性，使其工作程序更规范，投入更多情感去处理工作问题。

（二）心理资本开发为职业倦怠提供解决途径

“人力资源开发网”在2004年12月和2008年4月进行中国职场人士工作倦怠现状调查的结果显示，公务员的职业倦怠率均高于其他行业；2013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郑建君博士主持的一项调查也显示，基层公务员79.89%存有轻度工作倦怠现象，6.40%有重度工作倦怠。由于公务员的工作压力大、工作单调、工作超负荷、工作的重复性、工作无自主性、工作责任不明确等原因，致使公务员在工作中表现为情绪低落、行为拖沓、工作只为福利、不愿承担责任［6］。可以看出，公务员的职业倦怠不仅带来其自身身心健康问题，更带来政府部门服务效能降低和公众形象的破坏。职业倦怠已经成为追求美好工作生活的严重障碍［7］。如何有效预防公务员职业倦怠问题，不仅需要政府组织作出适当的调整，改善公务员工作的环境和氛围，也需要从公务员自身进行调整。心理资本建设是避免公务员倦怠心理的重要途径。通过对公务员心理资本开发，可以提升公务员的自信，增强职业信念；增加其工作积极性，获取对工作的满足感；增强其面对解决困难的韧性，提升对工作环境和工作任务的适应性；树立职业发展希望，培养高绩效的政府组织文化。

（三）心理资本开发避免公务员职业沉默

员工沉默（employee silence）是一种集体现象，即员工对组织潜在的问题保留个人观点的行为［8］。 Milliken等人研究发现，在组织中的员工由于害怕被归类或被消极看待，危及自己在组织中的关系，害怕自己被惩罚，甚至感觉自己在组织中无益以及害怕消极影响别人等原因，往往在组织中选择沉默。在等级制的组织里更容易产生沉默效应（mum effect），即个体在组织里更倾向于传递好消息［9］。我国公务员在政府组织内存在明确的等级和分工，公务员从自身考虑往往喜欢向领导和同事传递他们喜欢的信息，对与自己无关或自身不能受益的工作，会选择无为或不为，最终导致领导和同事不能得到全面的信息，对领导的决策和组织氛围都有不良的影响。进行心理资本开发，对全面挖掘和提升公务员潜在的能力和素养，增强政府组织的效能，打破公务员职业沉默具有重要意义。

（四）心理资本开发提高工作情绪，增强主观幸福感

公务员的情绪影响着自身的身心健康，也影响着工作的态度和耐心。情绪高涨的公务员在工作中必定会全心地投入工作，处理问题；反之，情绪低落的公务员很难在工作中表现优秀。企业在员工管理中越来越重视员工的情绪管理。面对经济转型、政治改革、社会矛盾突发的社会坏境，加大对我国公务员的职业情绪管理尤为重要。情绪管理提倡把积极情绪带入生活工作中，排除消极情绪对自身的伤害。公务员心理资本开发能帮助公务员有效地进行情绪管理，让公务员以积极乐观的情绪在岗位上工作，使其精神饱满，感受到工作给予的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在重大困难或危险情境中能积极适应。这一方面可以避免公务员在单位对工作环境、工作压力、薪酬福利不满的消极怠工情绪，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公务员因工作不适应而提出离退职现象的发生，保障我国政府对公务员人才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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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探讨我国公务员心理资本开发

心理资本已成为公务员心理开发的重要方向。心理资本影响着公务员的职业发展和工作效率、服务水平，影响政府创新动力。公务员的心理资本受政府组织的工作环境和管理体制以及公务员自身性别、年龄、学历、职位级别、工作年限等因素影响［10］，所以其开发相当困难，以下主要从组织层次和公务员自身层次进行探讨。

（一）组织层次

1.提升政府组织文化氛围

目前，我国政府仍比较偏向集权化和松散低效的组织文化氛围，很多事情都是单位或部门一把手决定，缺少多方位的参与决策，再加上公务员一般安于职位，不愿多做事，承担责任，造成人浮于事、效能不高的通病，形式主义、弄虚作假等不良风气严重。对公务员的心理资本开发首先要做的就是打造一个优质的组织文化，提升公务员的服务和效益理念，改革管理体制，让集权化行政文化向参与式行政文化转变，管制行政文化向服务型行政文化转变，人治型行政文化向法治型行政文化转化，松散低效型行政文化向高效型行政文化转变［11］。要营造学习型组织氛围，提升公务员的素质和能力；实施目标管理，让公务员更加认清自己的职责，按时按质按量地完成任务；同时建立科学合理的绩效考核体系，增加公务员对政府组织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这种政府组织文化氛围更有益于公务员心理资本的开发以及自我效能和集体效能的提升。

2.从心理资本角度加大对公务员人力资源的管理

在公共人力资源管理和开发方面提升公务员的心理资本，要做的就是建立一个统一的管理和测评体系。公务员的招聘，不仅要注重职业能力和素养的选拔，也要注重心理测试在选拔方面的应用，了解报考或晋升公务员的心理倾向和潜能，准确地选择与职位相匹配的人才。同时，要定期组织公务员学习和培训，弥补专业和工作技巧的欠缺，全面提升公务员的工作水平。要改进公务员绩效考核方法，完善薪酬福利体制，减少公务员对组织的不适应和不满意，让其安心稳定地工作。

3.对公务员进行积极有效的心理资本干预

心理资本的开发可以通过心理干预进行。Luthans在《心理资本》一书的最后提出了心理干预模型（PCI），通过制定合适的目标和方法影响心理资本的自我效能、希望、乐观、韧性。我国可以采取压力管理、预防干预、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等方式对公务员心理进行疏导，让公务员树立积极、乐观、坚韧的良好品质。心理资本干预的目的是影响心理资本中的每一个状态变量以及整体的心理资本水平，并最终影响绩效［12］。政府组织应该用心理资本问卷（PCQ）对公务员进行心理资本测量，及时发现问题，及早对公务员进行心理资本干预，让公务员明确自己的目标，宣泄自己的情绪，愉快地生活和工作。

（二）个人层次

1.提高公务员自信，增强幸福感

我国公务员的工作繁琐，工作量大，给公务员工作带了极大的困扰。现代信息化时代对专业性和技术性要求越来越高，要求公务员不断更新自己的文化和技能，满足职位需求。但对于很多公务员来说，面对复杂工作与学习培训都是苦恼和有压力的事情。因此，开发公务员心理资本要求公务员自身树立自信，发挥自身优势，扬长避短，在工作和生活中积极主动，信心十足地面对一切事情。

2.树立乐观态度，避免沉默

态度影响行为。拥有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个体就能对社会、对人生、对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持正确的认识，能采取适当的态度和行为反应，就能站得高，看得远，冷静而稳妥地处理各种问题。公务员的工作内容、薪酬、工作环境、人际关系等都会影响公务员的态度，进而影响其工作满意度和工作绩效［13］。因此，公务员要多参加活动，培养兴趣，扩展人际关系，在组织中拥有乐观向上的心态，积极处理生活和工作问题，这样才会明确组织目标，有效实现组织目标。

3.学会控制情绪，面对复杂工作

情绪是可以控制的。要对自己进行情绪管理，就需要对自己的情绪特点、自身的性格等做一个全面的了解，只有了解自己，在遇到情绪波动的时候才能进行正确的处

理［14］。公务员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要学会与组织达成心理契约，积极为目标而努力，学会用适当的方式宣泄情绪和表达情绪，如同领导交流想法、逛街、听音乐等。

四、总结与展望

我国正在加大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对公务员的要求在逐渐地提高，一方面向公务员队伍注入新鲜的血液，另一方面则增加了对公务员的教育与培训。心理资本作为影响公务员的一个重要因素，如何去管理和提升，是我们必须要研究的课题。想要丰富我国公务员心理资本的理论和实践研究，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如何设计我国公务员心理资本测量的有效问卷，如何把心理资本加入到公务员的培训当中，如何把心理资本的潜在价值发挥到最大，等等，这些都需要更多的学者加入到研究行列中。

［1］Goldsmith A H, Veum J R, Darity W. The impact of psychological and human capital on wages［J］. Economic Inquiry, 1997, 35: 815-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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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吕毅辉. 情绪影响因素及情绪管理研究［D］. 泉州：华侨大学, 2011.

栏目编辑 / 丁 尧.终校 / 王晶晶

我国研究生心理健康 篇12

1 高职院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发展特征

高职院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发展是多层次、多因素互动的过程,其本身具有一定的内涵及特性,应该系统地实现。高职院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发展特征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1 稳定性与时代性

根据唯物主义理论,一切事物都是矛盾体,这是其发展的根本。在高职院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发展的进程中,始终存在着两种力量,即维持系统稳定的力量和改革创新发展的力量,它们之间相互碰撞和对抗。因此,高职院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发展既是稳定的,又是变化的,且与时代有着紧密联系。高职院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发展的稳定性与时代性,通过对传统心理学的继承、借鉴与创新集中体现出来。其中,继承是基础和前提,这是高职院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发展的动力源泉,决定了其连续性以及稳定性。而创新是高职院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发展的目的和方向,是一个不断丰富和充实新质的过程。因此,我国高职院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发展同时兼具稳定性与时代性。

1.2 规律性与目的性

作为一种实践活动,高职院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发展内在隐含着一定的规律性,这是由事物内部诸多要素间的本质联系决定的。简单来讲,高职院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发展的规律包括:矛盾是促进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和量的积累引起质的提升。高职院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发展的这一特征告诉我们,应该遵循其内含的规律性,进而循序渐进地予以开展。除此之外,高职院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根本目标是促进大学生身心全面发展,这一目的始终不变。在具体的工作实践中,应更多地体现出人的主动性,即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自主选择教育理念、内容以及手段等,致力于为大学生提供优质的心理健康辅导服务。因此,高职院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发展应实现规律性与目的性的统一。

1.3 内涵性与外延性

从宏观的角度上讲,高职院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发展分为内涵发展与外延发展两个层面。其中,内涵发展主要体现了事物本质属性的变化。而外延发展则是对事物外部领域的拓展。对于高职院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发展而言,其内涵发展满足了社会与学生的需求,主要从本质、特性以及功能完善入手。这要求高职院校在不断的实践探索中调整和优化内部结构,包括创新教育理念、明确教育目标、优化教育内容以及改革教育方法等。高职院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外延发展,主要体现在师资建设、规模扩张和领域拓展上。目前,高职院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对象还限定在学生范围内,忽视了对教师、辅导员以及校园环境的服务,在学生生活中的渗透还表现出了一定的不足,限制了心理健康教育的发展层次。为此,高职院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发展要同时兼顾内涵与外延两个层次。

2 高职院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发展趋势

笔者结合上文对高职院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发展特征的分析,罗列了以下几种高职院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发展趋势,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促进发展的建议,以供参考和借鉴。

2.1 构建课程体系

现代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越来越注重对大学生心理特点的考察,坚持理论联系实践的原则,研究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体系的构建,强调了拓展心理健康教育领域,通过行为训练实现大学生的全面发展。高职院校应致力于完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体系的构建,创新符合大学生心理特点的教学方法。具体而言,高职院校需要在遵循注重理论学习、强调实践应用原则的基础上,不断优化课程设置,从大学生心理实际出发,针对不同学生群体特征开发与设计课程内容,实现各阶段课程教育的有效连接。同时,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过程中还要注意采用体验式、互动式的教学方式方法,关注学生个体的心理感受及生活实践,从而提高课堂效能。除此之外,信息化时代背景下,高职院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还应充分发挥现代媒体的优势,包括多媒体、投影仪、影音设备等,通过感官刺激深化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养成他们良好的学习兴趣和习惯。尽管各高职院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略有不同,但是我们可以预见,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体系构建必将成为高职院校教育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2 师资建设强化

素质教育背景下,教师是主导,他们表现出的综合素质和能力直接影响了教育实效。随着高职院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发展,它对从业人员的专业素养要求越来越高,必须要经过专业、系统地培训才能创造更大价值。对于我国而言,由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各高职院校相关教师的专业化水平低,并且层次参差不齐。目前,从事与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相关工作的人员有德育教师、辅导员、医务人员以及团委干部等。综合来看,高职院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队伍中专职少、兼职多,专业化师资队伍的匮乏限制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可持续发展。针对这一客观实际,教育部及各级主管部门日渐重视和加强专业化心理健康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并提出了一些培训要求,出台了一系列资格认定制度,采取了诸多落实编制、职称评定、规范管理等举措。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高职院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师资队伍将日趋专业化,逐步实现专职为主、专兼结合,为此项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基础保障。

2.3 教育对象丰富

以往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的主体是大学生,其一切内容研究、课程培训等相关工作都围绕这个中心开展,重在解决如何辅助和引导学生身心健康成长问题。然而,高职院校大学生并不是生活在“封闭的世界”里,他们的心理健康始终受社会生活的影响。同时,由于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大学生心理健康还直接或间接地受教师、管理员等素质的影响。因此,高职院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发展将逐步实现对象的转变。具体来讲就是,高职院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应面向学生、教师以及管理者,对教师教学进行全面、客观地评估,重视解决教师或管理者在工作实践中遇到的心理学问题,并不断优化教育物质条件和文化环境。高职院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作为一项服务,其面向的不单单是学生主体,同时还应该为教师、管理者以及校园环境提供优质服务,这是提升其教育实效的根本。

2.4 涉猎领域扩宽

经过长期的调研发现,当前高职院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主要集中在养成大学生良好的个性,强调提升其心理适应能力和调节能力,积极防治出现的心理障碍。部分高职院校虽然开展了一些促进大学生自主学习和个人发展的指导性教育,但是尚未进入普及化状态,也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这些都是心理健康教育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相反只是视为常规性项目予以进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精神生活愈加丰富,对心理健康教育的需求越来越强烈。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将在大学生成长成才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应为其学习、生活、交际以及就业等提供全方位的指导和服务。这在某种意义上就决定了,高职院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必须要完成补救模式向发展模式的转变。即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应该确定促进大学生身心全面发展的核心目标,辅以有效的治疗方式,通过课堂教学、课外教育等途径将教育与指导、咨询与自主有机结合在一起,从根本上解决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

2.5 参与主体多样

借鉴国外先进经验,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学生对心理健康辅导的需求,很多国外学校开始扩充辅导力量。我国高职院校应该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积极借鉴国外心理健康教育经验,构建校内以辅导员、教学教师、学生干部为一体的服务网络体系。在充分发挥教学教师功能的同时,利用辅导教师以及社会工作者的力量,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提供更完善的辅导,形成人人参与的良好氛围。通过学生干部辅导,建立校内和谐关系,利用学生之间的可亲近性,互帮互助,是高职院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新兴方式。在此过程中,教师需要通过能力测验、知识考评等渠道,选择合适的学生担任辅导干部,对其进行简短的培训之后,使之帮助自己完成心理健康教育目标。教师要着重注意及时更新他们的辅导方法和辅导技能,实时端正其工作认知和态度,由这部分学生完成个别同学的心理健康辅导任务,如此既可以减轻教师的负担,又保证了心理健康教育的覆盖范围,有助于教师更加深入地了解学生。新时期,高职院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注重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参与,要求相关教师做好联通工作,从而为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提供更优质和全面的服务。

3 结论

总而言之,高职院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发展势在必行。由于个人能力有限,本文的研究可能存在些许不足之处。笔此,笔者希望学术界的其他学者持续关注此项研究,结合高职院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实际,深入剖析心理健康教育发展的本质,并提出更多促进其发展的建议,以保证大学生身心全面发展,使之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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