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主体协同（精选7篇）
多主体协同 篇1
一、多主体协同治理的必然性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首次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
虽然公报没有对社会治理的多主体作出界定,但治理学家们对“多主体”的内容仍达成了较为一致的意见,即认为中国的社会治理主体不仅包括政府还应包括党组织、社会组织、基层自治组织和企业。社会治理所要求的多主体并不是凭空想象出的,而是有其深刻的经济倒逼助力和社会背景。首先,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种种问题的倒逼。随着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经济开始全面由公有制到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转变。新的所有制结构打破了过去公有制“一统天下”的局面,民营经济开始蓬勃发展,外资经济也开始迅速涌入中国的市场。但在取得经济巨大成功的同时,中国的种种社会问题却由于社会管理对象问题的复制性、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社会管理旧体制的陈旧和落后而凸显出来。其次,市场经济的发展本身催生了多种社会主体的出现。市场经济的发展促成了社会利益群体的多元化,不同的社会利益群体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以谋求更好的发展,不得不联合起来而向社会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以上两个因素都急需社会治理体系的改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其中推进建设多主体的协同治理框架成为两者的基础和重要内容。
在多主体协同治理的框架中,政府仍应发挥其主导作用。首先,在协同治理的范式下,政府地位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政府是社会公共事务多元治理主体的合作者,他们的地位是平等的;另一方面,政府在多元主体中的职责又是最为重要的,它必须为市场的运行和社会的发展提供稳定的政治和法律环境。[1]其次,在中国现阶段的社会治理中,其他治理主体无论在能力、资源还是社会权威上也远远做不到能够与政府完全平等,如果过于强调“平等”而忽视政府的特殊作用,只会造成“空心国家”,对国家和社会都将造成深重的危害。
此外,鉴于中国的特殊国情,中国共产党在多主体协同治理中必然也有其特殊的作用。由于没有经过市场经济充分发展而造成市民社会相对薄弱的原因,我们不能直接将西方的治理理论套用于中国的现实社会。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中国的执政党,更是中国的领导党。建设多主体的协同治理框架,从经济上是为了进一步解放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不适宜体制,从政治上是为了进一步确定人民的主体地位,从文化价值观上是为了进一步整合社会的多元价值观,从社会上是为了激发社会的活力。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二、多主体协同治理的挑战
(一)管控思维的束缚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政府建立的“单位制”的“全能型政府”管理体制,虽然能够更好整合社会资源,形成社会发展的合力,但也大大削弱了社会整体的活力和创造力。另外,由于受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影响,不仅多数人民的思想观念也依然停留在过去的“有事只能找政府”的思维中,造就了“单位成员”较为突出的依赖性人格,而且政府官员也习惯于对社会的一切事务进行完全的管控。受到历史传统观念的影响和建国后的社会管控体制的双重束缚,无论是政府当局还是受管理者的人民都依然未从思想观念上转变自己的思维。在社会治理新时期强调多主体协同配合的情况下,如何改变政府的本位思想,如何使其他社会主体更有自信发挥自己的中心作用是我们首先需要关注的问题。
(二)社会内生能力的不足
相比于改变政府的管控思维,提高其他社会主体发挥其中心作用的信心显得更为紧迫,而现代中国其他社会主体无法发挥其应有作用最大的原因依然在于其自身内生能力的不足。
首先,很多社会组织在财政上完全依赖政府的财政拨款,行政化倾向明显。在其中,甚至有些的社会组织过去就是政府的部门,虽然随着国家号召的“政社分离”在组织上完成了与政府管理的脱钩,自身也为其自主性和民主性作出了努力。但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依然存在着对政府的依赖性。其次,社会组织人才的缺乏。在人才相对稀缺的时代,社会组织作为非盈利组织,很难能在与企业的竞争中留下人才。最后,公民的参与热情和意识并不高,尤其体现在基层自治组织中。很多组织的成员依然把自己当作政策的被动接受者而不是参与者。而一些社会组织内部高层忽视普通成员的权益和能力,把普通组织成员排除在社会治理之外的种种问题更是降低了公民的参与热情。
(三)协同机制的不完善
社会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社会行动,需要有效的机制来确保多主体在发挥自己作用的同时又尽量与其他主体减少摩擦,使出“合力”来确保社会治理目标的实现。但由于目前中国社会治理多主体所拥有的力量差距较大有时难以真正的做到平等协商,价值观念和立场并不总是统一而造成合作动力的不足,有些主体的权责依然没有完全厘清造成遇事的相互推诿和有利益时的相互争夺,各主体间信息的不透明和难以沟通造成了资源的浪费等问题给原本就复杂的社会治理带来了更繁重的负担。没有有效的协同机制,社会治理只能事倍功半,有时甚至产生与预期相反的效果。
三、推进多主体协同治理的几点思考
(一)树立法治思维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改进社会治理方式,要“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简单的说,就是政府和社会都应从价值观念上树立法治思维,以法治的各种要求运用于认识、分析、处理社会治理的问题以期达到社会的和谐。具体来说,要转变过去的“管控思维”,完成由“官本位”向“民本位”的思想转变,首先要树立“平等”的理念。社会治理的多元主体能够有效协同的关键首先是“平等”,如果在社会公共事务多元治理主体中无法实现平等也就谈不上真正的“合作”。其次要树立“顾全大局”的理念。在复杂的社会事务中,各个主体的利益并不是总是一致,因此,各个主体对于社会治理的出发点应该是整个社会的利益不是单纯自身的利益。再次,要树立“弹性治理”的理念。弹性治理理念要求政府及其他主体在社会治理中应依据变化的环境来制定相应的政策,兼顾其他社会主体的利益,注重治理的能动性和灵活性以激发社会的活力。最后,要树立“依法治理”的理念。国家对政府已经设立了“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要求对于该管的事情要管好,对于不该管的事情,政府要进行简政放权而防止公权力的滥用,确保政府和其他主体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社会治理。
(二)提高多主体的内生能力
中国的社会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是政府逐步向社会放权以达到“大社会,小政府”的过程,因此,这里多主体内生能力的提高主要是针对社会组织和企业而言。首先,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政府将由自身承担的却没有足够人力、物力进行的为社会和人民提供的服务事项交给有资质的社会组织来完成。通过这种方式,一方面有利于为社会提供更针对性的服务,也为社会组织提供间接资金支持;另一方面也有利于鼓励社会各方的资源投入到社会建设中,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能力。其次,建设人才培训基地。政府可以以行政区划和社会组织的特点为单位,利用政府和购买企业的资源来帮助建设社会人才培训基地。通过挖掘社会组织内部的人才来服务社会组织,更好的进行社会治理。再次,鼓励企业参与到社区治理中。企业作为以盈利为目的的社会主体,可以通过各种社会公益活动和举措,为自身塑造良好的社会形象,增加“无形资产”。另外,基层政府还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让物业公司等盈利较小却与社会群众紧密相连的企业参与到社会治理中,充分发挥企业作为社会治理主体的作用。最后,保障公民的参与权利,提高公民的参与热情。政府需进一步健全我国的公民参与制度,通过各种途径疏通、扩大公民参与渠道,并使之制度化,以保障公民参与社会治理渠道的通畅。
(三)建立健全多主体的协同机制
党的领导机制。首先,要加强党对社会治理中的政府、人大、政协等政治机关的政治领导,确保社会治理的根本方向不动摇;其次,要加强党对相关社会组织、基层自治组织和企业的组织领导,通过组织内的党组织与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确保各主体依法运行,履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最后,要加强党对其他主体的思想领导,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完成对其他主体的价值引领。
政府主导机制。在社会治理中,政府的地位具有双重性,这就要求政府不仅要准确发挥自己应有职责又不能越界干预其他主体的合法行动。首先,政府要明确自己在协同治理中发挥主导机制不是“一家之长”而是组织者、支持者和协调者的地位;其次,政府要提供良好的政策法律环境和制度安排来保障多主体的协同运行;最后,政府的主导机制要与社会协同治理行动中的具体执行区别开来,不能用政府的权威在社会治理中越界行动。
利益协调机制。在各类社会治理主体当中,除了党与政府之外,其他社会主体由于其成立的目的和宗旨的不同,都有其“私利性”。这就要求在社会治理中必须建立相关的利益协调机制以确保各主体都有意愿参加到社会治理当中。具体应建立利益表达机制,确保相关主体都能畅通的表达自己的利益;建立利益分配机制,以公平和效率为原则提高多主体的参与积极性;建立利益冲突协调机制,降低社会治理的风险。
集体行动机制。首先,针对各种公共事务,都需在行动前研究、分析事务的性质和程度,根据各主体的资源和能力确定核心行动主体和具体步骤;其次,根据行动前平等协商的结果和步骤进行社会治理,并在行动中查缺补漏、弥补不足;最后,对集体行动的后果进行反馈,分析集体行动是否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总结经验和教训,为今后的行动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2]
信息共享机制。在社会协同治理中,有效的信息共享不仅能节约社会资源,优化资源配置,更能让群众了解社会治理的相关运行,有效地避免“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首先,建立社会公众诉求信息平台,保障各社会主体畅通的了解社会公众的需求,把社会问题解决于事前;其次,建立社会治理综合信息平台,提高协同主体的工作效率,保证资源的优化配置;最后,建立公共危机应急联动管理平台,加强政府的公共危机管理职能,提升全社会公共危机的应对能力。
参考文献
[1]刘晓.协同治理: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政府治理范式的有效选择[J].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07(5):67.
[2]邵静野.中国社会治理协同机制建设研究[D].吉林:吉林大学,2014:38-39.
多主体协同 篇2
关键词：大学生,志愿服务,多主体协同,长效机制
近年来,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公益慈善、志愿服务的良好风尚在一些城市蔚然成风。大学生年富力强,视野开阔,精力充沛,课余时间多,组织程度高,是志愿者队伍的绝对主力。传统观点认为,高校肩负着培育大学生志愿者的重任,为国家和社会输送服务意识好、服务能力强、服务水平高的志愿力量是高校的使命和职责。这一观点不无道理,但其忽略了在校学生的固有属性和志愿服务的长效特性,一方面大学生终要毕业,高校精心培育的志愿者走出校门后,需要国家和社会的吸纳和再培育,调查显示,大学生志愿者毕业后再次从事志愿服务的人数仅占三成,这造成一种资源流失。另一方面,志愿服务的原动力是助人为乐的精神和奉献社会的热心,但其持续性和长效性则建立在相应的机制供给和高校、政府、市场、社会组织等多主体协同保障上,各主体间应形成多元协同合力,方可促进志愿服务持续健康发展。
一、理论阐述:多主体协同理论对大学生志愿服务的意义
多主体协同理论(又译为多中心协同)是由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政治学教授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创立,“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务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务”,奥斯特罗姆教授以著名的三个命题(“公有地悲剧”、“囚徒困境”、“集体行动的逻辑”)为分析起点,批判了传统公共事务治理当中单向度的国家主义范式和市场主义范式,认为制度安排过程中不应该只存在权力与利益,具有共同偏好和价值的人完全可以在国家与市场之外主动或被动的组织起来,形成自主治理基础上的协同治理。[1]
志愿服务通常体现为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小到社区邻里互助,大到国际人道主义援助,[2]与公益慈善“强者”对“弱者”的二元逻辑不同,志愿服务不仅仅是针对弱势群体的帮扶,它包含了大型赛会服务、公共交通引导、文化传播推广等诸多方面,是“多对多”的混合逻辑,老弱病残需要志愿服务,普罗大众需要志愿服务,精英群体也需要志愿服务。它本质上是属于公共事务,公共服务的内在属性要求志愿者主体之外的政府、市场、社会等公共事务主体的参与和协同。
二、实践探索:杭州大学生志愿服务的现状与问题
地处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文化积淀厚重地区和优秀人才聚集地区的杭州,具备了开展大学生志愿服务的天时地利人和。发达的市场经济水平和市委市政府大力倡导志愿服务的手笔和魄力为大学生志愿服务提供了有利条件;丰富的文化资源、浓厚的人文气息和较高的文明水准为大学生志愿服务提供了良好氛围;西博会、休博会、世界文化大会和永久落户临近乌镇的世界互联网大会等诸多大型赛会为大学生志愿服务提供了广泛平台;30余所在杭高校,60余万在校大学生和强大的师资力量为大学生志愿服务提供了活力源泉。
二十余年来,杭州大学生志愿服务组织由小到大、人员由少到多、内容由简单到丰富,风华正茂、青春阳光的大学生志愿者形象,已成为市民眼中一道亮丽风景。以笔者所在学校为例,从最初单纯依靠自身力量开展志愿服务,到与相关机构共建服务基地,从将志愿服务列入大学生德育体系,到正式纳入人才培养方案,大学生志愿服务正向深层次发展,涌现出“雷锋服务公司”(采用企业化运作,将雷锋精神发扬光大),“语言+服务队”(在自然博物馆等景点为国内外游客进行志愿讲解),“移动三脚架”(为敬老院孤寡老人拍摄照片)等一系列专业匹配性强,社会影响好,深受服务对象赞誉的志愿服务项目。
然而,我们也遗憾的看到,一些原本开展的如火如荼的项目,在“风靡”一段时间后嘎然而止;一些表现优秀,乐于奉献的大学生在初期的活跃之后,悄悄退出了志愿者队伍;一些很有意义的志愿活动,确缺乏应有的感召力。这些现象折射出大学生志愿服务长效机制建设不健全,具体表现为:
第一,保障体系不健全。完善的安全和权利保障体系是促进志愿服务长效发展的基础,笔者选取了浙江大学、浙江理工大学和浙江传媒学院等14所在杭高校的1800位大学生志愿者进行问卷调查,设置9个维度调查志愿服务的保障措施,按照李克特量表设置选项,结果显示:只有“为志愿者提供相关培训”(3.11)和“对志愿者进行管理、监督、指导”(3.04)高于平均值3,其余7项全部低于平均值。特别是在“同服务机构签订相关协议、明确志愿者责任与相关权利”、为志愿者提供基本补贴、为志愿者提供人身保险等方面,均值明显偏低。
第二,发展体系不健全。志愿服务是人们自愿贡献个人时间和精力,在不为物质报酬的前提下,为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和社会福利事业而提供的服务,它具有非物质性、非强制性、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点,这也就造成了志愿者的流动性大、随意性强。在笔者的调查中,75%以上的受访者表示“没有相关机构对我们的服务志愿进行考核”,60%以上的受访者表示“没有听说过星级义工的概念”。调查发现,杭州还没有针对大学生形成层次化、结构化的发展评价体系,志愿服务的好与不好,差异不大。
第三,组织体系较单一。当前,大学生志愿服务一般是按照“党政支持、学校组织、共青团承办、社会化运作”的模式在开展,运转上多是党团组织自上而下发起的,以命令或者任务的形式下达项目,自主能动性缺乏。[3]有的学生表示对于一些上级倡导的项目,学校存在“下指标、硬摊牌”的现象,这不仅偏离了教育引导的目标,还与志愿服务的宗旨和初衷相违背。
第四,衔接体系不健全。大学生志愿者毕业后再次从事志愿服务的比例很低,高校、市场、社会之间的衔接机制还不够健全,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杭州尚未成立专门性的志愿者登记、注册管理部门,虽然率先成立了志愿者工作委员会,但因体制格局的束缚,志工委并非法人实体,是共青团牵头的临时性议事机构,其协调和衔接作用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三、结论对策:多中心协同视阈下的大学生志愿服务长效机制建设
志愿服务工作,是传承美德、传播文明、推动社会进步的工作,是一项崇高的事业。[4]从多主体协同视角出发,本文认为,大学生志愿服务长效机制应该是以大学生自身为行动主体,以高校为培育主体,以政府为保障主体,以市场和社会组织为接纳和发展主体的多主体合作协同框架。在这一框架下,各类主体之间相互配合、相互影响,形成促进大学生志愿服务长效发展的多主体协同格局。
大学生是行动主体。解铃还须系铃人,任何涉及大学生志愿服务的政策和制度都应符合大学生的主体特性。当前,大学生志愿者的参与动机正在实现从传统型动机(以“责任感”为轴心)向现代型动机(以“发展”为轴心)和后现代型动机(以“快乐”为轴心)的结构转型,且不同类型的动机彼此共生。[5]换言之,大学生从事志愿服务的动机和需求是多重的,既有社会责任的感召,也有提升发展的需求,还有自我实现的愿望,这就要求大学生正确处理“利己”和“利他”,“我要做”和“要我做”的关系,正确对待“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从善精神和“今天我帮助他人,是为日后他人更好的帮助我”的互惠理念,只有行为主体的动机可持续,志愿服务才能可持续。
高校是培育主体。在大学生志愿服务多中心协同框架下,高校是当仁不让的培育主体和组织载体,贯穿着志愿者的招募、遴选、管理、培训、考核等各个环节。高校开展志愿活动时,需进一步完善志愿者培养体系,理顺教学、学工、团委、学生组织之间的关系,突出志愿服务人文性和专业性,健全志愿者评价机制,在充分发挥自身组织优势和人才优势的同时,借助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的资源优势,在开辟志愿服务基地、拓展志愿服务内容、提升志愿服务内涵、扩大志愿服务影响力等方面谋求发展,
政府是保障主体。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府职能的转变,志愿服务的动员机制已从最初的政府统一组织、单一动员逐渐发展为民间自发行动,政府保障监督。政府通过建立完善相关法律体系和制度体系为志愿服务提供兜底性的保障,通过设立专项经费、推动大型服务计划、设计志愿者成长机制等方式为志愿服务提供发展性保障。当前,我国未设立专门性志愿服务监管机构,没有建立成熟的志愿者注册、登记和评价体系,大学生志愿者毕业后缺少再吸纳和再培育。对此,政府需要充分发挥保障作用,解决高校与大学生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
市场和社会组织是吸纳和发展主体。新形势下开展志愿服务,不仅要靠政府部门提供制度保障,还要靠市场机制发挥效率优势,也要靠各类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吸纳和“软引领”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哪里需要志愿服务,需要何种志愿服务,应由“市场”决定。社会组织是介于国家和市场之间的一个相对独立领域,在公共事务中发挥这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是个体组织化和偏好集中化的有效途径。目前我国志愿服务类社会组织主要有三种,一是官方背景的各级青年志愿者组织,二是社区性志愿组织,三是民间自发成立的,以推动社会公益事业为宗旨而提供无偿服务的民间志愿服务组织。[6]三类组织应各司其职,各守其序,承接大学生志愿者的吸纳和发展工作。
参考文献
[1]E·奥斯特罗姆.《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余逊达,陈旭东译.2000年版,第6、15、31、40页.
[2]彭远威.《多中心协同视角下的大学生志愿服务模式探索》.现代教育科学,2013年第2期.
[3]陈素文.《关于大学生志愿服务体系长效机制建设的思考》.载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学报,2008年第6期.
[4]《2014年杭州志愿服务事业发展研究报告》,http://www.hzva.org/article/fileshow/id/56.html.
[5]王金财.《总结经验、完善深化,提升志愿服务品牌化、专业化、规范化水平》.在杭州市志愿服务表彰大会暨市志工委九次全会上的讲话.http://www.hzva.org/article/fileshow/id/1284.html,2012.5.
多主体协同 篇3
协同论 (synergetics, 又称“协和学”或“协同学”) 是一种复杂系统理论。与耗散结构理论、突变理论一样, 协同理论属于非平衡系统理论三大流派之一, 它是由德国物理学家哈肯 (Hermann Haken) 于20世纪70年代创立的一门横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横断学科。协同学主要研究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在与外界有物质或能量交换的情况下, 如何通过自己内部协同作用, 自发地出现时间、空间和功能上的有序结构。它把一切研究对象看成是由组元、部分或者子系统构成的系统, 这些子系统彼此之间会通过物质、能量或信息交换等方式相互作用。通过子系统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 整个系统将形成一种整体效应或者一种新型的结构。在系统这个层次, 这种整体效应具有某种全新的性质, 而这种性质可能在微观子系统层次是不具备的。协同学的目的是建立一种用统一观点去处理复杂系统的概念和方法。把协同论引入循环农业系统研究, 对循环农业的发展以及对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具有启迪意义, 也为循环农业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维模式和理论视角。
循环农业系统是一个复杂性的系统工程, 是一个涉及生产、流通、消费的产业大循环, 系统的有序运行是系统内各子系统及要素协同作用的结果。循环农业系统一般由作为主体的人、组织 (如政府、企业和协会) 和内外环境三大要素组成, 而每个要素又嵌套多个次级要素, 其内部呈现非线性特征。在循环农业系统中, 各参与主体能否准确定位、明确分工, 实现有效参与, 是循环农业顺利发展的重要基础和保证[1]。然而, 从我国循环农业发展实际来看, 对参与主体间协同作用的重视尤显不足。目前, 循环理念还未能在政府、企业、农户、农民组织等本应成为循环农业发展主干力量的主体之间形成积极共识, 存在政府一头“热”的现象, 农户和企业常常缺乏主体意识, 惯于被动参与。协同论认为, 系统能否发挥协同效应是由系统内部各子系统或组分的协同作用决定的, 若能协同好, 系统的整体性功能就好。如果一个系统内部, 人、组织、环境等各子系统内部以及他们之间相互协调配合, 共同围绕目标齐心协力地运作, 那么就能产生1+1>2的协同效应。反之, 如果一个管理系统内部相互掣肘、离散、冲突或摩擦, 就会造成整个管理系统内耗增加, 系统内各子系统难以发挥其应有的功能, 致使整个系统陷于一种混乱无序的状态。因此, 循环农业的发展并非能靠一方单打独斗能够实现的, 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和通力协作, 这也正是建立循环农业长效发展机制的关键所在[2]。本文力图通过对循环农业中各行为主体进行重新界定, 在总结分析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对循环农业的行为主体进行角色定位, 使各主体之间形成有效合力, 建立循环农业长效发展机制, 推动循环农业又好又快发展。
2 协同理论视角下的循环农业参与主体界定
目前国内关于循环农业方面的研究成果众多。很多研究者就循环农业中的农户行为、企业行为和政府行为等主体行为进行了研究, 农村中介组织行为的研究则较少。在这些研究中, 有的较为具体地从某种现象或活动出发进行分析。例如, 通过研究农户焚烧秸秆这一现象, 探讨开展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促进农户有效回收利用秸秆的激励机制[3];有的站在宏观层面, 对有关主体参与农业循环经济的动力因素、参与主体行为转变的动力与方式、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成败的决定因素等方面展开研究[4]。其中, 还少有文献针对循环农业中的主体角色定位进行研究, 较多定位于“循环经济”中的主体定位。而在这些研究中, 将中介组织这一重要的参与主体给予专门研究的较少。2005年5月23日, 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忠禹在“发展循环经济研讨会”上指出,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要充分发挥政府、企业、公众的作用, 做到政府调控、企业运作、公众参与三者结合, 形成合力, 共同推动循环经济发展。日本发展循环经济的经验也告诉我们, 正是国家、地方公共团体 (地方政府) 、企业与公民个人的责任的分担与协作, 才有效解决了环保与发展经济之间的矛盾[5]。因此, 建立各参与主体之间共同参与的循环农业长效发展机制是推动循环农业快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而对循环农业各行为主体的角色定位进行研究, 对实现这一保障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综合国内外研究成果, 本研究认为:除农户自身因素外, 循环农业的发展, 不仅要求有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农业技术, 也需要有相关企业和农户等市场参与主体的产业链接, 同时还需要有循环经济理念构筑的文化氛围和配套的基础设施建设及协会、政府的扶持和引导等作为保障。鉴于此, 本文对循环农业发展的主体进行了重新界定, 认为当前影响和制约循环农业发展的主体主要包括四类, 即:农户、企业、政府及农村中介组织。其中, 农户和企业是循环农业发展最直接的参与主体;农村中介组织是促进企业与农户进行合作、实现政府与农户有效沟通的联结主体;政府是主要起指导和监督作用的引导主体。
3 基于协同机制的循环农业参与主体职责分析
协同理论强调协调效应, 特指在复杂系统内, 各子系统的协同行为所产生的作用超越各要素自身的单独作用, 从而形成整个系统的联合行为。在循环农业系统中, 协同模式的优势源于循环农业产业链上各参与主体的协同行为。基于协同理论, 循环农业各参与主体职责协同定位对于循环农业发展的作用机理如下:
3.1 农户
农户是循环农业最直接的微观参与主体, 是一个社会与经济功能合一单位, 具有生产、消费、生育、教育、积累、文化等多方面的社会经济职能。农户进行农业生产活动总是出于一定的经济目标和非经济目标。改造传统农业所需要的是合理成本下的现代投入, 一旦现代技术要素投入能保证利润在现有价格水平上的获得, 农户会毫不犹豫地成为最大利润的追求者[6]。因此, 发展循环农业不应削弱农户生产组织功能和自由市场体系, 而应在现在组织和市场中确保合理成本下的现代生产要素的供应。中国农村的自然资源禀赋、市场和信息资源禀赋、人文禀赋、技术禀赋等的独特性决定了中国农户行为的特殊性。从目前我国农户的行为模式来看, 仍然以追求经济目标为主[7]。农户发展循环农业的经济目标是获得国家补贴和支持、降低生产和生活成本, 以及追求最大限度的经济利润;非经济目标则包括响应国家政策、改善自身生产生活环境、保障资源的再生能力等 (图1) 。由此, 循环农业生产中农户的主要职能在于:在政府和企业的引导下, 采用有利于保护环境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生产方式进行农业生产, 并获得个人效益。
3.2 涉农企业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 是从事生产、流通或服务性活动的独立核算经济单位, 是循环农业重要的参与主体。本文中的企业主要是指涉农企业 (简称企业) , 是指一些从事农业生产资料供应、农产品加工和流通为主的农业企业。循环经济作为一种先进的生态生产方式, 要转换成先进的生产力, 关键在于企业这个载体的转换能力。
作为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核心, 涉农企业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和经营组织优势, 可以将分散的经营主体 (以农户为主要经营单元) 组织、协调起来, 共同按照统一的标准进行农业生产。其不但是发展循环农业的主角, 而且是“生产者责任制延伸”的承担者。200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已经将增加农业产业化专项资金, 支持龙头企业开展技术研发、节能减排和基地建设等作为重点工作。涉农企业参与循环农业, 有助于循环农业产业链的形成, 增加农民就业, 推动农业标准化生产等作用;还可通过产业带动, 有效改善当地生态环境, 推动区域生态经济实现良性循环[8]。对企业来说, 发展循环农业的经济目标是获取政府的财政信贷支持, 提升企业的规模经济效益;非经济目标则包括企业本身具有减少污染排放、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社会责任, 以及打造绿色品牌, 提升企业形象和市场竞争力等 (图1) 。
作为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关键切入点, 企业的职能在于:
(1) 通过自身采用ISO14000、ISO9000、HACCP等进行清洁生产和安全控制, 确保经过加工环节生产的产品仍然是安全无害的。
(2) 将上下游其他相关产业带动起来, 通过废弃物交换、循环利用、要素耦合和产业联接等方式形成相互依存、密切联系、协同作用的循环农业产业链条[9]。如以粮食及其他农副产品龙头加工企业为依托的加工企业循环经济链条;以畜牧、水产生产加工企业为依托的畜牧、水产加工循环经济链条;以林业及其加工业为依托的林业循环经济链条;以秸秆综合利用为重点的秸秆循环经济链条等。涉农企业在循环农业产业链条的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的联结作用。
(3) 向农户提供统一的技术服务、采用统一的标准控制进行生态农业生产, 从而在帮助农户增加收入、扩大就业的同时, 推动区域生态经济实现良性循环。在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进程之中, 涉农企业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3.3 农村中介组织
农村中介组织主要是指为农户提供信息咨询、技术培训、经纪等各种服务的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和技术协会等机构或组织。长期以来, 我国农业生产中, 政府、企业、农民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 严重限制了政策的落实和农民对新技术的采用。农村中介组织在农业发展中扮演着信息传递与反馈, 组织带动和技术传递与扩散等方面的作用, 是联结农户、企业、政府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农村中介组织也可以看作是涉农企业和农户的双向委托-代理。农村中介组织通过合作社和协会等形式, 将农户有效地组织起来, 不但可以提高自身的组织化程度, 增强单个农民抵御自然和市场的巨大风险, 还可以将广大农户与企业紧密地联系起来, 并以此为循环农业的发展提供组织保障, 增强农户与企业谈判的实力, 保障农户的合法权益[10]。另一方面, 企业通过农村中介组织, 也能将分散的农户集中起来进行规模化生产, 给企业提供标准一致的产品, 降低了企业的组织成本和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农户违约成本。
在循环农业生产中, 农村中介组织可以凭借示范效应把本地的农民有效地组织吸收起来, 在生产、销售等环节为农户提供相关服务 (如图2) , 并通过建立种养、工农大、城乡、区域等农业内部循环体系乃至不同产业间的循环体系, 从而有效地将循环经济的理念积极运用到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的实践中, 这样不但可以节约大量资源,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而且还能增加农民就业机会, 促进农户增收。目前国内外现有文献对于循环农业发展中农村中介组织的研究基本上没有。本文认为, 作为政府、企业与农户之间的联结体, 农村中介组织必将在这场革命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农村中介组织主要作用在于对企业和农户的生产、交易等提供相关服务, 并对其行为进行监督, 同时接受政府的扶持和规范管理。
3.4政府
政府是发展循环农业的引导体, 包括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以西奥多·舒尔茨 (1999) 为代表的理性行为流派认为, 一国的贫困不是因为纳克斯所谓的“贫困恶性循环”所致, 而是因为其糟糕的政策所致。因此, 政府的监督引导作用对于发展农业循环经济至关重要, 主要表现在:
(1) 制定有利于循环经济建立与发展的游戏规则——法律、法规和相应的政策, 并加以监督, 对不符合循环经济的行为进行规范和限制, 保护各循环农业生产主体和市场主体及中介组织的权益, 维护市场的有效竞争。
(2) 利用经济杠杆与行政手段最有效地合理配置资源, 矫正市场失灵, 校正外部性, 保证各种规划的实施, 最大限度地释放企业、市场、社会及个人的内在潜能, 支持和激发民间自愿参与到循环农业生产行动中来, 推动循环经济的顺利发展[11]。
(3) 加强循环农业发展的基础设施、科技研发及政策环境建设。包括农田水利设施、道路交通、循环农业生产技术、污染处理技术等基础设施及人力资本开发等。
但是, 循环经济建设归根结底是以市场化为导向的, 政府的介入仅仅限于克服市场本身的不足以及市场触角不能触及的领域范围, 政府并不能直接作为微观主体加入循环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亲自运作项目, 处处包办。这是我国循环农业发展中必须尽力避免的一点。
3循环农业各参与主体间的协同
所谓协同, 指的是系统的各个部分协同工作。协同效应则指复杂系统内的各子系统的协同行为产生出的超越自身单独作用而形成的整个系统的聚合作用。协同论的自组织原理告诉我们, 任何系统如果缺乏与外界环境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流, 其本身就会处于孤立或封闭状态。在这种封闭状态下, 无论系统初始状态如何, 最终其内部的任何有序结构都将被破坏, 呈现出一片“死寂”的景象。因此, 系统只有与外界通过不断的物质、信息和能量交流, 才能维持其生命, 使系统向有序化方向发展。如上所述, 作为循环农业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实践者, 农户、涉农企业、政府及农村中介组织各自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农户和涉农企业倘若分别是循环农业这架巨型机器上的某一部件, 农村中介组织则是连接各个部件的关键轴承, 而政府则是帮助机器运行的润滑剂。既要保证机器正常、高效运行, 又要保证机器寿命, 做到可持续利用, 各个部分缺一不可。同样, 循环农业的发展需要各行为主体准确定位、协调互动、形成合力, 从而建立循环农业可持续推进的长效发展机制。
基于对循环农业中各行为主体的界定和职能分析, 本文认为, “政府引导、农户主导、企业参与、中介组织助力”的角色定位是建立我国循环农业发展“四位一体”长效发展机制的关键所在。
在循环农业这一复杂系统中, 农民不但是循环农业的投入主体 (物质投入和劳动投入) , 也是循环农业的受益主体 (生态收益和经济收益) 。循环农业需要广大农户发挥主体能动性, 变被动为主动, 积极参与到循环农业建设中来。而这些目标的实现, 对其他参与主体都提出了要求。对于企业而言, 在履行社会责任、积极投身到循环农业建设重的同时, 还应积极与当地农户形成协作、带动的关系, 通过“公司+农户”或生产基地建设等方式给予农户资金、信息、技术等方面的支持和指导, 发挥“龙头”带动作用。同时, 由于循环经济明显的外部性特征, 政府介入也成为必然。在当前条件下, 政府 (特别是地方政府) 是引导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和“引路人”, 循环农业中的企业、农户以及农村中介组织均需要政府提供在政策、法律等方面的扶持, 鼓励其参与、投资农业循环经济;同时还需要对以上主体进行约束和监督, 理顺各部门在发展农业循环经济中的协作关系, 保障各参与主体同心同力, 通力协作, 实现农业循环经济又好又快发展[12]。有了政府有力的扶持引导和监督, 农村中介组织的联结则是循环农业稳定、健康发展的又一重要推动力, 农村中介组织应充分发挥组织农户、联结市场和延伸产业链等方面的作用, 指导、帮助农户开展循环农业生产, 在农户之间大力宣传循环经济思想。此外, 中介组织还可为企业和政府提供决策支持, 提高产业规模化和产品市场化水平, 使循环农业在更广阔的空间内运行。如果这四类主要参与主体真正做到了“协同一致”和“四位一体”, 则循环农业的发展必定是长效、健康和有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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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多元社会管理主体的协同之道 篇4
一、社会管理主体的多元化
20 世纪70 年代末,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先导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引发了全方位的社会变革:由政治权威、计划体制总揽社会事务、支配社会资源的“总体性社会”,开始向国家、市场、社会逐步分立的“结构社会”转化[1];随着单位体制的解体,“单位人”变为了“社会人”、“社区人”;村民自治、社区自治的工作逐渐展开。社会管理主体多元化一个很明显的趋势,就是民间组织,包括基层服务组织、中介组织、公益组织以及行业和城乡自治组织正在缓慢发展,公民对社会服务的需要是这些组织出现的前提。从社会实际来说,社会本身是不自足的,单独依靠个人自助和社会互助无法完全解决社会问题,民间组织所掌握的资源是有限的,因此政府和企业介入社会问题的解决和社会服务的提供就成为必然[2]。
执政党确定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目标,为社会管理的发展指出了方向。从这个目标里我们已经可以明显地看出社会管理主体的多元化。
多元化的必然结果是各主体在各自的服务领域里发挥自己的能力,而协同,就是让它们能够了解自己的优势与劣势,在处理社会服务问题时正确选择合作的方式,实现力量最大化。
二、多元主体的发挥路径
(一)执政党是领导核心,要制定有效目标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说:“执政党不仅是现代政治组织的独特形式,而且是它的中心。”[3]中国的社会管理发展必然以执政党为核心力量,在大方向明确的现在,社会管理的发展迫切的需要有效的阶段目标。这就要求执政党能理性、及时地分析社会问题,理清主次,为社会组织的发展制定近期目标和最终目标,使其不至于盲目,保持发展的动力。同时,在社会组织发展上,一系列相关的法律法规也需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
(二)政府作为行政主体,需改变大包大揽的既有工作方式
协同治理实质上是公共权力的回归。“政府只是受人民委托来行使这些权力,权力的行使必须服务于人民。而不能借助这些权力凌驾于人民之上。”[4]随着社会的发展,许多新的社会服务行业不断涌现,传统的政府管理模式已经很难做到面面俱到,这就要求各级政府必须更新自己的管理理念,从管制向服务转变。在这种转变中,做好各级工作人员的思想工作是关键之一,只有从每一个单元上自觉的转化,整个政府部门的模式转化才能顺利进行。
(三)企业与社会组织主动协助,减少无效、冗余路径
在多元化时代,按照“多中心”概念,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存在着多个主体参与治理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权利的运行不是单向的,简单的运行在这里是行不通的。因此,也就不存在单一的权威中心,社会治理的权利并不具有一体性。这也就意味着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参与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自己对自己主体地位的认识度和积极性。只有企业和社会组织清楚认识到哪些服务是自己能够提供的,哪些问题是自己能够解决的,它们才能真正参与到社会管理中;只有企业和社会组织积极地去提供服务,解决问题,才能真正解放自己的力量,在社会管理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同时,企业与社会组织的主动协助,解放了政府,会极大地降低不必要的人力物力损耗,从而使政府加强支持力度成为可能。企业与社会组织的主动协助程度,取决于国家赋予其权利的程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对社会组织的建立能一概从容,它还需要考虑社会上对一些社会组织不认可、不支持的态度。特别是公民社会领域的一些民间组织,它们在进行社会管理和开展相关活动中经常备受“关注”和遭遇到“敏感”,党政官员和普通公民普遍对民间组织抱有不信任、怀疑、防范和抵制的态度[5]。
(四)公民作为主人翁,积极参与社会管理
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指出:“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物,人们关怀着自己的所有,而忽视公共的事物;对于公共的一切,他至多只留心到其中对他个人多少有些相关的事物。”社会管理确实存在着这样的盲点,在社会管理过程中,最强大也最容易被忽视的正是来自公民的力量。一方面,国家应该加大力度,对公民自主参与社会管理这一理念进行宣传讲解;另一方面,公民的参与需要有实际可行的路径。要最大力度地发挥公民的力量,实际上和扶持企业与社会组织这一过程是不可分割的。公民在经过宣传,具有了主动参与社会管理的意愿之后,只有获得确实可行的路径,才能积极发挥自己主人翁精神,积极投身到社会管理中去。如今被很多媒体和公众所熟知的微博,正是公众渴望参与社会管理的最佳证明;通过微博,很多社会问题的解决和社会现象的发生,都充分反映了公民在社会管理中不可阻挡的强大力量。但是同时,网络力量又很容易被投机分子利用,从而扭曲公众意志,这就呼吁政府尽快地开辟更多的可供公民参与社会管理的路径。
三、协同作用发挥的保障
(一)培育权力伦理
每个执行公权力的个体都应该有自己行使的权利是属于民众的,行使权利的目的是更好地保障公民的权利这一意识。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乃至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行使一切权利的目的都是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而不是凌驾于人民。只有建立了这种观念,协同作用的发挥才具有了道德保障。
(二)完善人员培养机制
协同作用的发挥是一个持续的、长久的过程,这一过程要求不断有人才投身于社会管理。而在社会管理中,我们所要面对的问题往往是复杂而多变的,这就要求工作者具有处理不同问题的能力。目前在中国大学中,已经有“社会工作”等专门培养社会管理人才的专业,但是往往这些人才无法找到对口的出路,培养机制的完善,应当包括人才的定向输送。
(三)资金政策上的支持
很多社会服务组织———如慈善基金会,自助救援会等等———常年存在着资金不足的窘况。一方面它们不以盈利为目的,另一方面,国家的法律法规和一些政策严格限制了其资金的注入。解决这一问题,有赖于执政党的扶持和社会民众的支持。如雅安地震中,政府允许社会组织募捐,这一政策让社会组织的力量充分地爆发了出来,公众也满怀热情地参与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中国的社会管理工作任重而道远,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管理必然对多元主体提出更多的要求,给出更多的考验。只有多元主体更好地发挥协同作用,形成合力,才能满足社会管理的需要,构建更加和谐的社会。
摘要：在社会管理主体多元化趋势越发明显的现在,构建服务型政府已经成为各个国家积极考虑的发展之道。而要使得这种构思变为可行的现实,就必须释放多元社会管理主体的能量,增强各个主体的积极性,使其更好地发挥“协同作用”。
多主体协同 篇5
一、高职教师专业发展与主体性发展协同构建的价值:对幸福感的追求
所谓高职教师主体性, 就是高职教师在自我发展和教育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新性, 表现为在教育教学活动、科学研究以及促进学生发展的各个方面, 不甘于机械单调的重复, 不断学习、研究、创造, 不断自我完善、自我超越, 在教育对象——学生成长的同时, 不断提升个人的自我价值, 满足自我的高层次需要。教师的专业发展与主体性发展以追求精神层面自我中心和主观幸福感为特征。
(一) 高职教师专业发展的目标内涵呼唤教师主体性的张扬。
高职教师专业发展既包括学科专业性, 又包括教育专业性。2002年教育部在《关于加强高职 (高专) 院校师资队伍建设的意见》中提出“力争经过五年努力, 建设一支师德高尚、教育观念新、改革意识强、具有较高教学水平和较强实践能力、专兼职结合的教师队伍”。国家、社会对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提出了特殊的要求, 既不同于一般职业教育, 又不同于普通高等教育, 而是“以面向生产、服务、管理第一线的应用性人才为培养目标”。高职教师除了传授专业基本知识理论外, 更要重视学生职业适应能力、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培养。高职院校能否完成历史赋予的使命, 关键取决于教师能否在教学科研活动中发挥自主性、能动性和创新性。
(二) 高职教师的主体性发展有助于促进其专业发展。
只有具有主体性意识的教师才能自觉地不断促进自我专业成长。教师不仅要对自己过去专业发展有清晰的认识, 对现在专业发展状态和水平的认识及对未来专业发展的规划, 还要与同事之间进行相互合作交流, 借鉴他人的先进经验, 并将其整合到自己的经验结构中去, 从教师的专业成长阶段和内在专业结构及发展水平出发, 积极适应外界环境的变化, 提出切合实际的专业发展要求, 以促进专业素质和专业能力的提高。
二、高职教师专业发展中主体性缺失现状分析
首先, 偏离教学的价值导向使高职教师缺乏进行课程改革的热情。教学与科研是高校的基本任务, 而教学工作更是高职院校的中心任务。然而, 目前很多高职院校的办学定位摇摆不定, 过于偏向科研, 崇尚学历的价值取向, 评职称、评奖、实行岗位津贴制等方面, 处处以科研、学历为重, 一些教学水平高、深受学生欢迎的教师, 因为科研、学历上的欠缺而在职称评定、评奖等方面受阻, 最终导致教师重科研而轻教学, 热心于搞课题、写论文, 对教学敷衍了事, 缺乏对学生的关怀和交流。
其次, 我国的高职教师教育体系中尚未克服“重知识传授, 轻能力培养”、“重学科课程, 轻专业训练”的倾向, 很大程度上使高职教师教育混同于普通高校教师教育, 体现不出其应有的特点。这样培养出来的教师, 在实际教学中缺少研究教学的意识与方法, 很难提出富有创造性的教学理念, 其主体性难以在教学中得到确证和发展。
再次, 受传统教育的影响, 高职教师教育中不同程度地呈现出“灌注多、启发少;分析多、综合少;同步多、异步少”的问题。这样的教师教育非但不能促进教师主体性的发展, 反而会抹煞教师的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 有学者将这样的教师教育称为“主体性弱化”的教育。教师是实践性极强的职业, 教师的主体性应该在教育实践和继续教育中逐步建构, 作为以培育教师为目标的教师教育的“主体性弱化”, 势必会限制教师主体性素质的养成, 对教师主体性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最后, 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中, 教师的课堂生活往往是“自给自足的”。“孤立、孤单”是大多数教师日常工作中的状态。教师职业上的这些特点, 为教师与同事之间的合作设置了障碍。没有深入的交往, 没有同事间的相互启发, 使教师的研究思路受到封闭, 进行研究的随意性大, 教育科研难以取得创造性的突破。因此, 交往的阻隔构成了教师主体性发展的潜在威胁。
三、高职教师专业发展与主体性发展协同构建的途径
高职教师要勇于展现自己的个性, 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 每一种风格都是一种独特的生命体验与表达。对于如何发展, 教师不能只是一味地追赶迎合外在的要求, 每一位教师都应做出自己的回答。任何一个教师都是特定的个体, 其个性都具有不可模拟性, 教师要自己规划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反思已被广泛地看成是教师职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美国心理学家波斯纳提出一个教师成长的公式:成长=经验+反思。教师的反思是指教师在教学实践中批判性地考察自我行为表现及其行为依据, 通过回顾、判断、自我监控等方式, 不断提高教学效能和素养的过程。需要强调的是, 教师的反思是将反思目标直接指向专业化发展, 进行多层面、全方位的审视和分析。既包括理念层面 (教育理念) , 也包括行为层面 (教育和教学行为) ;既包括及时性的, 也包括阶段性的, 是一个深刻的、经常性的、制度化和系统化的反思。20世纪末兴起的“行动研究”, 被公认为是“一种在具体领域将教育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有效的技术工具, ……教师在研究时, 是一种从比较客观的角度去‘观察’、‘分析’自己的教育行动, 促进教学反思, ……在行动研究中, 实现了自主的可持续性发展”。
科技人文知识与专业知识的融合更新。高职教师要走综合发展的道路, 成为文理融通、具有复合性知识结构、全面发展的教育者。这种知识结构不仅要具有工具性学科知识和技能、专业知识与技能, 以及教育专业知识, 还应有较高的科学、人文素养。
教师只有不断地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提高, 才能做到精益求精, 才能实现超越他人、超越自我的目标。学会学习和学会教学应是教师终生教育的主要内容。终生教育也不应仅仅拘泥于一纸文凭或证书, 而应指向教师主体的专业发展、人格的完善和主体价值的实现上, 唯有如此, 教师才能由被动的“受教育者”变成自己职业成长与发展的设计者和实施者。终生教育的过程, 也是教师主体性体现和发展的过程。
以人为本, 加强教师专业发展管理。良好的管理制度能激发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潜能的发挥, 促进教师队伍建设;反之, 教师专业发展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不能得到有效的激发, 将不利于高职院校的整体发展。高职院校要按照“以人为本”的原则, 改变过去以事为本, 对人的关注相对较弱的倾向, 建立起一套倡导教书育人, 崇尚学术研究, 大兴科技创新的管理制度, 营造一种学术自由、民主宽松的氛围, 激发大学共同体内的人把全部精力和聪明才智凝聚到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上来。实行人性化管理, 注重人文关怀, 以最大限度地激活生产力基本要素中最活跃的人的因素, 使教师的创造力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建立完善体现高职院校教师特点的年度评估, 职称职位晋升评估的指标体系, 以促进教师专业发展与主体性发展协同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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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主体协同 篇6
一、协同创新运行机制的基本内涵
协同创新的理论基础可追溯到协同学理论。协同学作为自组织领域的一个理论分支,发源于自组织又不同于自组织。自组织理论是探讨系统演化中协同过程和机理的理论,耗散结构理论、超循环理论和协同学是研究自组织过程的系统科学理论。这些理论以自组织系统为研究对象,试图解决系统有序与无序相互转化的条件与机制等普遍性问题。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上创新研究领域相继出现的创新网络理论、创新系统理论、三螺旋创新理论、创新集群及创新环境理论等流派,均强调各类创新主体的互动联结和集体创新等,这些理论为协同创新理论和方法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一)协同创新的基本内涵
1. 协同创新的概念、特点与类型。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彼得·葛洛最早给出协同创新(Collaborative Innovation)定义:“由自我激励的人员所组成的网络小组形成集体愿景,借助网络交流思路、信息及工作状况,合作实现共同的目标。”[1]从微观的角度可将协同创新概述为,为实现共同的目标,不同创新主体(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之间相互配合、合作和整合,发挥各自的优势,获取外部性效应,产生“各种分散的作用,在联合中使总的效果优于单独效果之和”,即1+1>2的效用,从而降低创新成本,提高创新绩效。
从国内外实践看,协同创新多为组织内部形成的知识(思想、专业技能、技术)分享机制,特点是参与者拥有共同目标、内在动力、直接沟通,依靠现代信息技术构建资源平台,进行多方位交流、多样化协作。除组织设计和提供的制度支持外,对于现实或潜在的参与者,能够参加协同创新行为乃至项目的意愿,既与其创新实力有关,也与显性或隐性收益考虑和预期有关[2]。此外,协同各方是一种相互合作的关系,其共同目标是实现共赢,各主体之间是一种互补性联盟,各主体之间可以是契约关系也可以是产权关系等。
协同创新按实现途径的不同,可分为内部协同创新和外部协同创新两种。内部协同创新的主体是产业组织本身,其实现依赖于组织内在要素之间的互动;外部协同创新的实现主要取决于产业组织与其他相关主体之间的互动[3]。显然,这是对产业组织为主导的协同创新的分类。外部协同创新分为横向协同创新和纵向协同创新,其中,横向协同创新主要研究同一大类产业或项目中细分产业主体或项目主体间的协同,如产学研合作协同创新等;纵向协同创新主要研究同一功能链不同环节上的主体间的协同等。
2. 高校主导的协同创新的基本内涵。
高校协同创新是指高校内部各学科之间、高校与高校之间以及高校师生与科研院所和企业的研究者、生产者、管理者之间,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重大科技项目,为解决行业关键和共性技术以及生产实际中重大问题,投入各自优势资源和能力,在政府、科技服务中介机构、金融机构等相关主体的协同支持下,合作攻关,从而力求在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上取得重大进展和突破的创新活动[4]。
高校协同创新类型多样,可利用其优势与多主体在多领域开展协同创新活动。按照合作主体分,可分为校校协同、校所协同、校企(行)协同、校地(区域)协同、国际合作协同等类型。按照协同领域分,可分为人才培养的协同创新、科技研发的协同创新、学科交融研究的协同创新、产学研协同创新等。按实现途径不同,可分为高校内部协同创新和外部协同创新。其中高校内部协同创新主要是与其相关的核心要素和若干支撑要素(如学科、教学、科研、管理、师生等)的协同创新。同时,高校对外还可与科研院所、企业、国外高校及组织等协同创新。
(二)协同创新运行机制的基本内涵
1. 协同创新运行机制的特点。
协同创新运行机制是指从各协同主体(如高校、企业、科研院所等)产生组建协同联盟意愿开始,到协同利益分配结束全过程中涉及各环节的运行原理、相关制度及作用方式。协同创新运行机制的载体应具有结构性,即协同创新各主体各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的方式;其内核应具有运动性,是在一定结构中诸要素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过程;其表现应具有功能性,即在特定结构中诸要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形成的特定结果。因此,协同创新运行机制是协同创新过程中相关要素实现相互联系的动力、规则和程序的总和。它包括若干内部子机制,如协同创新动力机制、决策机制、选择机制、投入机制、利益分配机制等。
2. 高校主导的协同创新运行机制的基本内涵。
高校主导的协同创新运行机制是指协同创新系统结构及其运行机理,即相关主体(高校、企业、科研院所等)、相关对象和要素(如科研力量、市场、技术、经费等)等在协同创新中的内在联系,相互作用的动力、方式、功能、程序及运行原理等,包括高校协同创新的动力机制、决策机制、投入机制、利益分配机制等。高校在其主导的协同创新中主要承担事件的发起、制定协作流程和规章、分配和调控协同资源、协调冲突等责任。高校发挥高端人才荟萃、学科门类齐全、研究基础雄厚等优势开展内外部协同创新,在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解决国家经济社会重大问题、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等方面能做出积极贡献。
二、我国高校主导的协同创新运行机制分析
(一)高校主导的协同创新动力机制分析
1. 高校为主导的协同创新动力机制基本内涵。
高校为主导的协同创新动力机制,是指促使高校协同创新的动力源。高校协同创新的根本动力来自于高校对知识和真理的追求,其动力既可来自正向激励,也可来自逆向激励。大体上讲,动力机制分为内部动力机制和外部动力机制。内部动力机制是指存在于高校协同创新系统内部各主体对合作产生的内驱力,主要包括自我发展需求、利益驱动、外部诱发转化成内驱力等三方面因素。而外部动力机制是指高校为主导的协同创新合作主体之外的,能对协同创新起推动作用的外部动力因素。这些外部动力因素能驱动或转化为合作主体的内在因素,推动协同合作。外部动力因素主要包括政策推动、社会心理、市场拉动。在高校主导的协同创新中,应对所涉及的动力因素的不同特点和相互关系采取相应措施,促使内外部各动力因素实现优化组合,发挥动力因素的积极作用,避免消极影响,以形成有利于协同创新系统健康运行的合力。
2. 高校主导的协同创新动力机制的问题分析。
高校主导的协同创新中,一方面,各学科间存在学术语言、思维方式、研究方法等差异;另一方面,由于各主体处于不同的领域,存在观念、价值观、制度及管理等方面的差异,因此使得参与协同创新的各主体间存在着互补与互斥、竞争与合作,客观上造成协同创新的困难重重。但在实践中体制机制有效调节的缺乏,更使协同创新各方动力不足、活力不强。高校主导的协同创新动力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表现在:
第一,缺乏坚实的协同创新思想认识基础。我国学术界长期以来看重学者在本领域中学术造诣的精深,对一些实际应用价值很强的跨学科研究往往持“不务正业”、“不入主流”的成见,导致学者们热衷于局限于本学科一味地深挖猛掘,不愿意开展跨学科交叉研究;另一方面,为响应国家有关协同创新的倡导和争取重大项目,各院系或学者间虽然也制订协同创新计划,但实施中仍存在各自为政、貌合神离,缺乏实质性的多学科融合,使协同创新流于形式、浮于表面。
第二,缺乏合理的协同创新的利益分配机制。研究者一向重视研究成果的归属性,在尊重知识产权的今天更是如此。然而一方面,由于以往情况特殊,对于某些重大攻关项目的成果总是功归集体,因参与单位和个人多,分工协作完成,不太好肯定个人的贡献;另一方面,在评定学者学术成就时,成果署名通常只有排名第一或靠前者才有效。这种简单化的管理政策,不仅不科学,且挫伤了科研人员从事合作的积极性,严重阻碍了联合攻关。此外,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创新本身就是高风险,在协同创新的过程中每个协同主体所承担的风险不同,应适当增加承担风险大的一方在利益分配中的比重,但实际上并未充分考虑各主体所面临的风险,缺乏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使得协同创新利益分配中,要么简单化地平均分配,要么功归负责组织协调的最高领导,要么仅按投入比例分配,而忽略了创造性贡献等重要因素。这些不合理的利益分配办法,严重挫伤了协同创新各方的积极性。
第三,缺乏科学的协同创新评价标准。首先,我国高校的教师评价体系中,职称评定的评价体系主要以学术水平为衡量标准,主要依据学术论文和科研成果的级别与数量,不太重视科研成果的应用。这就使得大部分教师和科研人员只顾埋头于自身专长的领域做研究、写论文,很少主动进行跨学科研究或了解企业的技术需求。其次,高校对学术评价往往过于“学院派”,重理论、轻应用,重学术上的精深严谨(学科本位),轻跨学科实际应用,这种评价导向挫伤了许多科研人员开展跨学科协同创新的热情、激情和创造性,使执意面向企业、面向市场、面向实际应用从事协同创新者要承担很大风险和压力。再次,一些高校及科研骨干因科研经费充足,在本学科领域项目多,不必自找麻烦开展协同创新,对主动服务企业和市场并不感兴趣。因此,无论高校内部学科和院系之间,还是产学研之间都缺乏基于利益驱动的自愿协同创新机制。
(二)高校主导的协同创新实现形式分析
1. 高校内部协同创新的主要实现形式。
跨学科研究协同创新是高校内部协同创新的主要形式。它是指把来自两个以上的学科或专业知识团体的理论、技能、方法等进行融合,以拓展知识领域,或解决那些用单一学科或研究领域无法解决的复杂问题。跨学科研究协同创新的具体实现形式主要有:(1)组建跨学科团队。其特点是拥有来自不同院系的教师,承担着不同的学术使命,各学科在思想和方法上相互融合。(2)设立跨学科研究新项目。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和重大科学前沿领域寻找交叉点,部署和建设大规模科学工程,以高校的优势学科或事关重大的学科为试点,或优先发展其科学基础前沿的相关学科等。(3)建立跨学科研究中心、跨学科研究院等。具体形式可根据跨学科研究任务的内容、时限等灵活选择,以此促进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之间的交流。跨学科研究是高校为主导的协同创新前提之一,目前许多世界一流大学已把跨学科交融作为一种大学理念,渗透到大学全部活动当中,高校应充分发挥其人才云集、学科齐全、基础厚实等优势,找准跨学科的研究方向,为协同创新奠定良好基础。
2. 高校主导的外部协同创新主要实现形式。
高校不仅要自身内部合作,而且要与科研院所、企业等外部合作,瞄准国家急需的战略性研究、科学技术尖端领域的前瞻性研究、涉及国计民生重大问题的公益性研究等领域协同创新需求,启动从资源共享、项目深度合作,到建立协同创新战略联盟,或联合建立引导行业核心技术与关键技术研发的研究院[5]。
在高校主导的外部协同创新中高校既是科技成果的创造者,又是科技成果转化给产业、转化为商品并实现产业化的创新者;既是研发主体,也参与产销。具体表现在:以高校为主体,以科技活动及其成果为主导,参与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开发研究、技术成果产品化、科技成果商品化,从产品设计到中试、投产,直到形成产业并占有市场的全过程。高校主导的外部协同创新典型实现形式有大学创办经济实体、共建大学科技园、联合培养人才等。
高校主导的外部协同创新要求高校应满足如下4个条件:(1)不仅具备很强的基础研究实力,而且具有应用研究、开发研究、产品设计、工艺设计等技术实力;(2)不仅具备科学技术研究实力,而且具有新技术产品化、新工艺制造等生产实力;(3)不仅具备科研和生产实力,而且具有市场预测、产品销售等方面的营销实力;(4)不仅具备科研、生产、营销等实力,而且具有协调科研、生产、营销等方面的决策、控制实力等。
三、完善高校主导的协同创新对策建议
实施“2011计划”,积极推进协同创新,要求政府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和政策项目引导,鼓励高校同科研机构、企业开展深度合作,建立协同创新的战略联盟。高校要根据自己优势和发展定位,科学制定协同创新战略规划,妥善处理与其他创新主体的关系,积极构建协同创新平台,建立人才培养特区,突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构建全方位协同创新环境氛围。
1.树立协同创新新理念。高校要将“协同创新”理念贯彻到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实践之中,突出“创新”在办学理念中的重要位置,强调“协同”作为办学思路的重要内容,依托优势学科群,与科研院所、行业企业、政府部门及国际社会等深度合作,建立“开放、集成、高效”的协同创新共同体,主动为解决国家重大需求和重大科学问题、提升国家创新能力和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作贡献。
2.构建协同创新利益分配机制。首先,建立协同创新的风险互担机制。参与各方应在合作前建立风险分担机制,明确目标任务、各方责任与义务,制定考核指标,分层次、分阶段分解风险责任。其次,完善利益分配标准。在衡量风险时应综合考虑各方的投入强度与实际创新贡献,设计合理的利益分配方案。要做到鼓励合作、支持创新,考虑到科研成果的创新性和效益的延迟性,要大胆承认学者的个人贡献。协同创新的成本分担和利益分配问题主要依靠参与各方协商和订立协议解决,但政府和社会服务机构也应积极为各方提供相应的保障服务和政策支持。
3.完善协同创新评价指标体系。第一,在考核评价上,要建立健全以创新质量为导向的考核评价机制,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学术氛围,倡导求真务实、团结合作、协同攻关的良好风尚,形成有利于协同创新的文化环境等。第二,在规划和科研管理上,要提前谋划、精心设计协同创新项目并随时准备申报工作。第三,在资源共享平台上,搭建高校各院系、各学科享有共同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分享共同的教育资源,形成良性竞争。第四,在队伍建设上,要加快探索与国际接轨的、以任务为驱动的人员聘用和分配制度,增强对国内外优秀人才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第五,在学科建设上,要强化以优势学科和特色学科为导向的资源配置方式,努力形成协同创新与学科发展双赢的良好局面。
4.优化协同创新实现形式。首先,构建科学有效的组织管理体系,包括设立专门的协同创新管理机构等,使高校协同创新工作有一个正式的、专业的管理组织模式。其次,要完善协同创新的选择机制。具体表现在:(1)合作对象的选择上,坚持共同目标原则、优势互补原则和优良信誉原则等。(2)合作模式的选择上,参考以往成功的案例或根据项目和合作对象的不同采取所需要的合作模式。(3)合作组织结构的选择上,根据合作性质、各方力量对比及合作模式来确定合作组织结构,采用协议、合同方式组建规范化的合作组织,以形成自愿合作、目标统一、优势互补、风险共担、公平分配、产权明晰、共同发展的协同创新体系。
参考文献
[1]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Network[EB/OL].http://en.ikipedia.org/wiki/Collaborative_Inno-vation_network.
[2]张力.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战略意义和政策走向[J].教育研究,2011(07).
[3]熊励,孙友霞,等.协同创新研究综述——基于实现途径视角[J].科技管理研究,2011(14).
[4]李忠云,邓秀新.内外兼治破解高校协同创新困境[J].中国高等教育,2011(17).
多主体协同 篇7
关键词：区域科技创新,N方主体,异质程度
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相互影响与促进。一方面科技创新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推动“新区域市场+新生产技术+新产品设计理念”;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水平影响科技发展水平,影响因素=“经济增速+科研投入+区域产业结构调整+技术溢出”,由于我国各个区域间影响因素存在差异性,→区域科技创新发展水平差异性+不均衡性。
区域科技创新按参与主体数量不同分为=单一主体创新和N方主体协同创新。N方主体协同创新模式是区域科技创新的发展方向,为此本文开展N方主体协同进入区域经济创新基础平台的现状研究。
1 演进=区域科技创新
科技创新活动的出发点=科技能力。科技能力是有评价指标的。我国科技能力评价的演进如表1。
在科技创新活动的发展阶段形成了创新能力,它是在科技能力比较成熟时,通过已有知识创造新的产品或知识的能力。创新能力形成=在科技创新的发展阶段。在科技能力成熟阶段,在已有知识基础上,创新新知识和新产品的能力=创新能力。创新能力也有评价指标,创新能力评价发展如表2。
融合=科技能力要素+创新能力要素+其他要素,→创造=新知识+新产品,这就是科技创新能力。科技能力、创新能力和及科技创新能力之间的关联如表3。
区域科技能力创新历经三个发展阶段,由于科技创新在不同区域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所以不同区域的科技创新能力存在差异性。
2 异质程度=参与主体
参与主体=N方主体。N为高校院所+协会+中介+金融+政府+企事业单位等。由于不同区域内N方主体的发展水平存在异质性,导致不同区域内科技创新能力存在异质性。N方主体异质性与区域科技创新能力关联性如表4。例如:经济发达地区(我国东南沿海)→科技创新能力强,经济欠发达地区(如西部)→科技创新能力弱。因此N方主体的异质程度是影响区域科技创新的重要因素。
3 发展水平=区域经济
科技创新重要因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基础提供财政支持+市场机遇+物资基础→给科技创新。由于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异质性,导致科技创新水平出现异质性。通过区域研究与发展事业投入的比例来看,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又能够决定科技投入的强度,经济较为发达地区对科技创新投入程度高,经济欠发达地区对其投入程度相对比较低。以2012年为例,区域经济发达程度与区域研究事业投入程度之间的关系,如表5。
以上这些说明经济较为发达地区对科技创新的投入程度较大,反之则较小,而投入强度的强弱差异性也影响着区域科技创新产出的水平,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既影响着区域科技创新投入的力度,又深远持久地影响着区域科技的产出水平。
4 水平测度差异=区域科技创新
由于区域间异质性,导致区域科技创新能力水平测度差异性。区域经济发展程度又是区域间异质性的关键因素。区域科技创新能力水平测度异质性如表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