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主体博弈（精选7篇）
多主体博弈 篇1
摘要：针对养老地产发展过程中的多主体合作问题, 从多主体的角色定位入手, 深入分析多主体间的相关关系, 以此为基础构建基于博弈论的信息不对称下的养老地产多主体动态博弈模型, 最后通过模型分析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养老地产,多主体,博弈
0 引言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 目前, 我国已有超过2亿年龄在60岁以上的老年人, 老龄化率为14.8%, 预计到2020年我国老年人口将达到2.48亿, 老龄化率上升到18%。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养老市场, 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中国面临的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
养老地产市场是在政府、需求方、房地产企业和投资方等多主体共同参与下形成的, 各参与主体之间彼此独立又互相关联, 在博弈对局中分别受其他主体策略的影响。多主体之间的博弈赋予了每个参与主体决策以及行动的自主权, 在博弈过程中多主体各自发挥优势, 能力互补, 利益竞争, 以满足目标群体的需求为共同目标, 以期实现多主体整体利益的最大化。本研究从养老地产行业多主体角色定位入手, 深入分析主体间互相竞争、协作、耦合的关系, 在此基础上研究多主体之间的行为博弈。
1 各主体角色定位
养老地产发展多主体的角色定位主要由各主体的利益诉求决定, 还受到其自身所占有的资源以及相关知识等的影响。
1) 政府。政府干预养老地产的发展方向、承担社会养老责任、维护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 在养老地产发展的整个过程中起主导作用。政府主要通过政策支持、资金投入、制度监督等实现对养老地产发展系统中其他主体的管理, 其中政策既是导向、激励又是约束, 养老地产市场的相关政策是我国政府对老年住宅发展的既定目标、行动准则和执行措施。随着我国老龄化速度的加剧, 市场需求的攀升, 养老地产行业的不断发展, 政府在其发展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将越来越明显。
2) 需求方。根据再生产理论, 养老地产作为产品只有进入消费环节, 才能实现其开发的最终目的, 实现货币的增值回收, 只在中间环节流通而没有进入消费环节的养老地产会导致房地产经济泡沫的产生[1]。需求方的存在, 是养老地产进入消费环节的基本保障。作为养老地产服务的目标群体, 其影响力贯穿于养老地产规划、开发、运营、服务的整个过程, “需求催生市场”, 需求方是促进养老地产发展的根本动力, 是关乎养老地产行业生存权利的基础性保障。
3) 房地产企业与投资方。房地产企业与投资方是参与我国养老地产行业建设的主力机构, 由于养老地产项目的资金投入巨大, 在发展的过程中, 房地产企业和投资方组成了联合追求经济利益的伙伴组织。作为连接养老地产整个产业价值链上下游的核心部分[2], 房地产企业与投资方为促进我国养老地产行业健康、稳定的发展提供了资金、技术保障, 确保了养老地产市场的良性发展。
2 多主体间相关关系
理清各主体间的相关关系是研究多主体行为博弈的基础保障, 图1揭示了养老地产多主体间的相关关系情形。
1) 房地产企业与投资方。
养老地产属于资金密集型行业, 长期以来我国房地产项目的发展主要依靠高投资的拉动。养老地产由于产业链、投资回报周期长所以需要的资金量巨大[3], 足额的资金投入是一个养老地产项目成功运作的关键因素, 是房地产企业的生存之本, 因此研究房地产企业与投资方之间的博弈关系对于促进我国养老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势在必行。
养老地产开发对实体经济的传导主要是通过房地产价格影响经济主体的投资行为来影响实体经济, 进而影响宏观经济[4]。在养老地产价格与投资规模之间存在负反馈机制, 投资规模既代表了当期养老地产市场的需求, 也代表了未来一段时期内的供给。投资规模过小, 养老地产市场供给不足, 影响供需平衡, 房价上升;投资规模过大, 养老地产市场供过于求则价格下降。房价的涨速本质上就是房地产企业与投资方的资金收益率, 养老地产投资的“粗放式”增长的最终结果就是导致双方机会资本收益的损失。
2) 政府与房地产企业。
政府与房地产企业之间的关系是我国养老地产市场发展的核心问题所在。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这种信息不对称主要体现在: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受政府宏观调控、制度监督的影响显著, 这就导致政府相对于房地产企业的信息优势, 使政府能够强制约束房地产企业的参与行为, 维护良性的市场竞争环境, 引导养老地产行业的发展方向。在养老地产开发的过程中, 政府以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为主要目标, 而房地产企业则倾向于实现其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利益诉求的多元化是导致主体间复杂关系的根源。
3) 房地产企业与需求方。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养老地产相对于普通房地产具有很大的特殊性, 这种特殊性是由供需双方预期心理、适老化设计、运营模式等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养老地产是在人口老龄化日益加剧的背景下, 房地产市场细分的一种新型地产模式, 这种模式是将房地产与创造老年人消费方式密切结合, 整合房地产企业与养老相关产业, 为老年人创造出充分体现生活品质与文化价值的复合性质的适老化房地产, 因此老年人的心理预期是养老地产项目成功的主要推动力之一。
3 多主体间行为博弈
1) 房地产企业与投资方。
房地产企业与投资方之间博弈的本质是资金供求双方的博弈, 双方的博弈并不是一次行为的静态博弈, 具有多次选择性和次序性, 并且由于资金供应方相对于资金需求方在信息的获取上存在客观的滞后性, 即获取信息的时滞性, 使得房地产企业相对于投资方具信息优势, 所以房地产企业与投资方的博弈是不完全信息的动态博弈, 即动态贝叶斯博弈。
房地产企业作为此博弈过程中的先行为一方, 其向投资方展示养老地产项目的预期收益、融资报酬、项目发展前景等, 相当于向投资方传递其机会投资回报的信号, 这种信号对于投资方来说存在一定可信度的问题。从房地产企业融资运作的角度出发, 可以认为其拥有相对完全的信息, 掌握投资方所要求的投资效用以及资金项目后续的发展状况, 而投资方的行为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房地产企业信号的影响。根据收到的信号, 投资方不能直接得出养老地产项目的准确类型, 即其收益能力的高低, 但可根据已知信号推断不同类型出现的概率。
假设房地产企业 (信号发出方) 为A, 投资方 (信号接收方) 为B, 市场选择养老地产项目高收益能力为PH, 低收益能力PL (PL+PH=1) , M={发出信号, 不发出信号}为A的信号空间, N={投资、不投资}为B的行为空间, π为养老地产项目收益能力, E为参与主体的综合得益。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如图2所示。
设房地产企业要求的融资金额为I, 预计资金回收期n (年) , 投资增长率i, 同期银行存款利率ic, 投资回收期内每年的期望收益Rt (t=1, 2, 3……) , 一个养老地产开发项目的实际收益率为ζ, 则:
由上述条件可以推算房地产企业向投资方发出信号的条件约束要求满足式 (1) :
当满足式 (1) 要求时, 房地产企业选择向投资方发出信号;不满足条件时, 选择不发出信号。
投资方投入资金的条件约束要求满足式 (2) :
当满足式 (2) 要求时, 投资方选择向房地产企业投资, 当条件不能满足时, 投资方选择不投入资金。
当投资方选择投资, 养老地产项目为高收益能力时, 房地产企业的综合得益为式 (3) :
当养老地产开发项目为低收益能力时, 资金回收延期为m (年) , 房地产企业的综合得益为式 (4) :
当投资方选择向房地产企业进行投资时, 投资方的综合得益为式 (5) :
由上式可以看出, 当投资方选择投资时, 其收益主要受实际收益率以及项目类型影响;当投资方选择不投资时, 房地产企业则使用自有资金进行投资, 此时房地产企业和投资方的综合得益如下:
根据分析, 当满足式 (1) 时, 房地产企业会向投资方发出信号, 投资方根据收到的信号分析其是否满足式 (2) , 如果满足条件, 不论项目是何种收益类型, 投资方都会选择投资, 这对于双方都是最优的选择, 即贝叶斯均衡为 (发出信号, 投资) , 此时E (AH) >E' (AH) , E (AL) >E' (AL) , E (B) >E' (B) , 实现了双方整体利益的最大化。但是, 如果投资方分析信号的结果不能满足式 (2) 的要求, 投资方会选择放弃对养老地产开发项目的投资, 此时双方的利益都不能达到最优。
2) 政府、房地产企业与需求方。
政府为促进养老地产行业的发展, 可以选择在土地、税收、资金等方面提供便利或限制条件进行调控, 当然也可以选择不调控, 即M={调控, 不调控}为政府的决策空间, 在动态博弈过程中, 政府是否选择调控是上一次房地产企业与需求方实际行动情况作用的结果;在政府作出选择决策之后, 房地产企业会根据政府的调控政策作出行动决策, 房地产企业可以选择开发或是不开发养老地产项目, 即N={开发, 不开发}为房地产企业的决策空间;政府的调控政策对需求方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鼓励消费或是抑制消费, 而房地产企业的行动选择更直接的影响需求方的消费策略, Q={购买, 观望}为需求方的决策空间。三方参与主体的博弈模型如图3所示。
假设Rt为t时期折现系数;It为t时期养老地产投资增长率;It0为t时期政府预期的养老地产投资增长率;αt为政府对养老地产市场投资水平的关心程度;βt为政府对养老地产价格水平的关心程度;αt, βt值越大, 表示政府调控程度越大;Qt为t时期养老地产平均价格上涨指数;τt为t时期通货膨胀率。
则:政府选择决策目标函数为:
需求方的行动决策目标函数为:
其中, Rat为需求者a在t时期的折现系数, Rat∈ (0, 1) ;Pat0为t时期需求者a对养老地产预期的平均价格水平;Pat为其购买的实际价格水平;Kat为养老地产在需求方消费支配的比重 (假定需求方没有其他投资) , Kat∈[0, 1) ;nt为t-1~t时期的时间间隔, d;ic为同期银行存款利率。对需求者整体而言, 决策目标函数为:
房地产企业的行动决策目标函数为:
其中, Rbt为房地产企业b在t时期的折现系数, Rbt∈ (0, 1) ;Ibt为房地产企业在t时期养老地产投资增长率;Pbt0为t时期房地产企业预期的养老地产价格水平;Pbt为t时期实际的养老地产价格。对进入养老地产市场的房地产企业整体而言, 其决策目标函数为:。
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评估是由行为策略剖面和信念体系组成的“对”;上述包括政府、房地产企业和需求方的三方博弈模型满足序贯理论及相容性原则, 即当给定参与主体和其他主体的策略时, 每当主体必须行动时, 他的策略是最优的, 每个参与主体的信念与策略剖面是相容的。序贯理论的要求推广了子博弈均衡的要求, 信念与策略剖面的相容性要求在轮到参与主体行动的每个历史之后的博弈中, 在给定策略剖面的前提下, 如果所有参与主体遵循他们的策略不管这个历史是否发生, 该参与主体的策略最优。包括政府、房地产企业和需求方都能够在给定的信念集上选择该阶段的占优行动策略, 并从该信念集出发, 影响后续其他参与主体的行动策略, 从而最优化自己的行动, 加以充分考虑其他参与主体的行动策略, 三方博弈主体在以后各阶段的博弈中都能使自身的目标函数达到最优。
4 政策建议
养老需求的日益扩张使得养老地产市场成了一个潜力巨大的目标市场, 对于房地产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保证国民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意义。经过多年的探索, 我国的养老地产仍然处于初级阶段, 根据目前我国养老地产的发展状况, 结合我国养老地产行业参与主体特点, 对我国养老地产行业的发展提出如下建议:
1) 加大政府扶持力度。
我国养老地产行业走社会化、合作化、专业化的道路是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 完备的政策和技术标准体系是养老地产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政府为促进养老地产行业的发展, 应该从用地、融资、税收等政策上作出针对性调整, 让房地产企业可以低门槛进入。针对公益性质的养老地产制定细致合理的分期投资计划, 而非一次性补助, 监督、扶持养老地产在各个环节、阶段都能够健康、稳定、均衡的发展。
2) 以人为本。
养老地产的发展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 立足老年人的实际需求, 以提升老年人生活品质和生命质量为核心理念。养老地产的设计要满足老年人对居住环境的特殊需求, 根据老年人的综合特点, 打造适合老年人居住, 体现人文关怀、社会关怀的居住环境。首先, 养老地产的规划不仅包括住宅, 还要包括医疗、娱乐、日间护理等机构相匹配, 这直接关系到养老地产项目的服务品质。其次, 在室内设计方面, 根据不同地区的气候差异、生活习惯等进行差别化设计, 要充分考虑安全性、舒适性以及老年人的特殊性。
3) 健全养老地产产业链。
目前, 我国养老地产产业链处于形成的过程中, 资金投入、适老化配套设施、运营管理等环节有待进一步完善、衔接。顺利衔接各有关环节, 完善养老地产产业链是养老地产行业健康、稳定发展的关键前提。这就需要建立良好的信息平台来衔接各环节, 并完善政策体系来支持、培育各环节的成长。健全优化养老地产产业链, 还需要有针对性的产业标准的支持, 需要政府的调控政策和标准来规范和引导养老地产行业的发展, 从而解决多主体参与所造成的水平不均衡的问题。
总体而言, 单方主体的努力并不能实现养老地产的健康发展, 只有各参与主体互相协作、互相耦合, 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共同努力, 才能促进我国养老地产市场的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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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高中相关利益主体博弈分析 篇2
1953年,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重点发展、保证质量、稳步前进”的教育方针。同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首次提出“要办重点中学”。6月,教育部出台了《关于有重点地办好一些中学和示范学校的意见》并具体分配了各地举办重点中学的具体数目。1962年,教育部再次发出《关于有重点地办好一批全日制中小学的通知》,并提出了具体措施[1]。1978年1月,经国务院批准,教育部颁发了《关于办好一批重点中小学试行方案》,指出:“切实办好一批重点中小学,以提高中小学的质量,总结经验,推动整个中小学教育的发展。”[2]1983年,教育部在《关于进一步提高普通中学教育质量的几点意见》中,重申了举办重点中学的必要性。1995年,国家教委发出《关于评价验收1000所左右示范性普通高级中学的通知》,提出根据有计划、有步骤、分期分批建设的原则,将于1997年前后,分三批评估验收1000所左右示范性高中。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一些地方用示范性高中取代了重点高中,一些地方用星级学校代替了重点学校,示范性高中、星级高中与传统的重点高中并没有实质区别。
二、重点高中利益博弈的参与者
博弈,这是一个从西方学术理论中引进的术语,是指在遵循一定规则下的人们进行的一个共同的活动,而且进行游戏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博弈论研究的对象就是“理性的”行动者或参与者如何选择策略或如何作出行动的决定[1]。重点高中属于严重短缺的资源,稀缺资源一直都是“理性经济人”争夺的目标,个人和组织的寻利性,追求利益最大化决定了利益相关者围绕重点高中这个平台相互博弈。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市场化的逐步推进,教育由原来国家一元价值转变为多元利益主体。重点高中在这个大趋势下涉及的多方面利益亦变得更加复杂,多种利益缠绕在一起,其中最主要的是家长、学校、政府三个群体的利益,这三个群体进行进一步的深化,家长可以再分为强势家长和弱势家长,学校也可以细化为重点高中和弱势高中,同时政府也可以分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但同是重点高中带给强势家长与弱势家长的利益有所差别,重点高中和弱势高中的利益博弈更为直接、明显,甚至是激烈,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针对重点高中也存在着利益交叉和融合,既一致又分歧。当前利益主体多元化、分散化是重点高中长期存在和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某种程度上重点高中能够满足各主体的利益需求。同时政府、学校和家长对重点高中利益的博弈是动态过程,重点高中能否长期存在取决于相关利益者能否从重点高中获得相应的利益,实现主体、个人的利益最大化。
三、重点高中带给博弈主体的利益
1. 政府在博弈中获得利益
在人类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像彪悍的猎手,到处追逐他心目中的利益。无论是组织还是个人,都会在某一个竞争平台上去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社会转型期,政府组织,尤其地方政府自身利益比较突出地表现出来。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一旦产生就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理性经济人”,也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必然导致政府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在公共政策实践中,政府自身利益的恶性膨胀对政府管理和决策有着巨大的负面影响,就政府与其他利益主体的利益关系而言,政府是公共权力的主要载体,在与社会、市场、公民及其他组织的利益博弈中处于优势地位,这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提供了制度保障[4]。地方政府与学校、家长接触更为频繁,相互之间的利益也就变得尤为复杂,地方政府是由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单个个体所构成,地方政府在与学校、家长进行交易的过程中,就难免会产生以组织为依托,直接或间接为个人谋利益,从而影响或违背相关教育政策的实施效果,同时地方政府也不会像中央政府那样把全国的教育统筹起来通盘优化,地方政府受地域局限性,会更多地关注当地利益,重点高中能够满足当地政府一定程度的利益追求。
重点高中能够带来家长、学校、政府期望的高升学率,我国现有的教育评价体制是以地区的升学率为指标,升学率高就能在地区之间的评价中获得较高位置,当地的教育主管部门就能获得较高评价,受到上级部门的赏识,从而获得物质奖励或升迁机会,同时地方政府官员个人会利用自身的影响力为子女创造进入重点高中的机会,政府官员作为行政组织成员为社会服务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带有搭便车为个人牟利的倾向。政府是社会公共资源的管理和分配者,教育作为政府工作的一个重心,中央以及地方政府每年都要承担大量的财政拨款以及预算内教育经费,这对各级政府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负担,同时由于教育的特殊性,教育投资的长期性、滞后性等显著特点,政府不太愿意为教育投入大量的经费,对于这一点从中央、地方政府每年对教育经费投入的具体情况就能得出相应结论。重点高中能够为当地政府缓解甚至解决一部分教育经费,众所周知重点高中每年都要收取大量的择校费,并且收取比例是相当高的,每一届新生都能为学校缴纳高额的择校费,收取的择校费归当地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共同使用,择校费按比例上交当地教育主管部门作为办学所需教育经费的一部分,既从择校费的收取中获利,又在一定程度上加大弱势高中的投入力度,政府可以把上交的择校费作为预算内教育经费返还给学校,从而减轻政府自身的财政负担,还可以把重点高中上交的择校费作为专门的经费支持当地弱势高中的发展,这样教育部门就能相应地减少对高中阶段的经费投入,在预算内教育经费逐年增长的前提下,择校费的上交为教育部门提供了寻租机会,教育部门会利用重点高中创租、收租,满足自身利益。
2. 学校从博弈中获益
重点高中属于严重稀缺的资源,整个高中阶段的教育需求大于供给,高中教育仍然是卖方市场,存在着强烈接受高中教育愿望的消费市场,占据卖方市场的重点高中和当地政府就会从中牟利。重点高中利用自身优势招收足够数量的优质生源,争取更多的教育经费、收取择校费,择校费是学校的额外收入,通过和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分成后,剩余的学校自由支配,这样重点高中获得了额外的资源和动力,随着重点高中实力的不断增强,重点高中在博弈中拥有更多的筹码,获得更多的利益。另外重点高中凭借自身的影响力和强大的师资在区域内实现学校的大规模扩张,合并弱势高中或是建立分校,重点高中在规模扩张中不断蚕食弱势高中的利益,通过提供丰厚的待遇吸纳弱势高中的优秀教师为己所用,造成重点高中在区域内一枝独秀,最终实现重点高中教育垄断,在垄断中重点高中能够最大限度地追求学校的利益,尽可能提高择校费的收取标准,招收质量更高的生源,实现重点高中收益最大化。
在区域内无以伦比的高升学率使重点高中在与弱势高中博弈时处于优势地位,越来越多的家长选择到重点高中就读,使不平衡的买方与卖方市场更加失衡,重点学校在受到家长和社会各界广泛欢迎的过程中,拥有了更多与家长乃至当地政府博弈的资本,与家长博弈中掌握着主导权,能够从家长身上获得更多利益。政府自身的利益需求和利益偏好决定了对重点高中和弱势高中的支持力度会有所区别,重点高中能从政府那里获得更多的资源,无论是明显的教育经费投入还是可以利用的隐形社会资源,只要重点高中的资格不被剥夺,重点高中就会一直处在博弈中的优势地位,使家长和弱势高中处于更加不利的位置。学校所需要的资源几乎都掌握在政府手中或者受政府控制,谁能挤进政府认可(有时是直接指定)的“重点”行列,谁就能比“非重点”得到更多资源[5]。重点高中得到的经济上的和其他形式的特别帮助,不一定都是政府行为,有些是“名牌效应”的作用。但这种名牌效应的产生又是与政府在经费、人员、政策方面的支持分不开的,作为当地政府主导下的教育组织,在追逐组织自身利益的同时更多地采取与政府一致的立场,甚至是采取合作形式共同牟利。正如R.芬德莱所说,他们采取的是“和上面合作的方式”而不是“来自下面压力的形式”[6]。
弱势高中在与重点高中博弈中,各个方面都将处于弱势地位,重点高中影响了弱势高中的利益,但弱势高中并不能取消重点高中,弱势高中只能在接受重点高中的前提下寻求利益,重点高中在招收的学生中大比例收取高额择校费,这一做法已被各类高中普遍采用,最终造成高中阶段收取择校费的盛行,弱势高中也能在这一潮流中实现自身利益,相对于重点高中收取的高额择校费,弱势高中可以收取相对较低的择校费,并不是所有的适龄学生都能到重点高中就读,弱势高中也有自己稳定的生源,弱势高中就针对这部分学生收取择校费,这也是弱势高中与重点高中博弈的间接收获,弱势高中由于升学率不太理想,起初并不会有收取择校费的企图,但在重点高中收取择校费的影响下,家长对收取择校费已经觉得合情合理,并且是毫不吝啬,在这样一种大氛围下,弱势高中也开始收取择校费,获得额外的但不如重点高中丰厚的择校费。所以重点高中在剥夺弱势高中利益的同时也为弱势高中带来了获益的机会,弱势高中也能在与重点高中博弈中获得间接利益。
3. 家长(学生)在博弈中收益
就业市场的唯学历导向以及大学生就业难,学历和文凭逐渐成为寻找工作和获得收入的主要依据,人们竞相储备知识,为此学校也在不断满足和刺激这种需求,即人们对高学历的要求和期望,并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大学生数量在短时期内急剧膨胀,大学招生数量增加的同时失业大学生数量也在不断攀高。教育投资不一定获得相应收益,如果继续对高等教育不加筛选地盲目接受,接受高等教育不仅不能带来任何利益,还会教育致贫。虽然大学生就业状况不容乐观,但重点大学、名牌大学的就业情况依然被看好,受到冲击的大学生就业市场是低级的大学生就业市场,重点大学、名牌大学代表着更高级的就业市场,相对于一般的大学具有更强的竞争力,适应性更强,能够在激烈的大学生就业中很好地生存下来,具有更强的生命力。在当前僧多粥少的大学生就业市场里,就读大学的层次越高,毕业后在就业市场上就会越有安全感,家长为了子女能够进入到重点大学就展开了相互竞争。在市场机制配置人力资源、就业压力激增的形势下,高等教育的竞争压力势必传递到基础教育,以至于义务教育阶段的竞争性、选拔性考试,尽管与法定宗旨不相符合,也能为社会和家长所认可[7]。我国的重点高中之所以为重点高中,其最显著的特色就是拥有高的升学率,在追求高的升学率方面,重点高中刚好可以满足家长和学生的需求,重点高中的这一核心竞争力是获得家长和学生赞誉的基础,同时也是重点高中和家长博弈的根本。强势家长要对稀缺的重点高中资源进行博弈,重点高中意味着进入重点大学的机会更大,为进入重点高中进行必要的投入,会有利可图,将来不仅能够收回重点高中的投资,并且将会有更大的盈利,家长经过利益的权衡后,就愿意为进入重点高中而支付额外的费用。对于家长和个人来说,由于当前教育与就业的不确定性,接受大学教育并不意味着就能找到理想的工作,就业岗位与大学生已经由原来的一对一转变为一对多的关系,子女要在未来就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要接受高质量的教育,在高中阶段同样如此,家长之间要进行利益博弈,每一个家长都不想让子女输在人生的起跑线上,会选择进入重点高中,最终强势家长的子女获得了有限的进入重点高中的机会。同时家长与重点高中博弈的过程中,由于家长的分散性,不能组成统一的组织,而单个家长根本没有与重点高中博弈的能力,最终家长只能接受重点高中的不合理要求,包括缴纳大量的择校费,家长从重点高中获得利益的同时也为重点高中付出了额外成本。
四、促使利益博弈规范化的建议
重点高中作为博弈的对象和博弈的载体,成为个人、社会和学校三方主体直接或间接寻求自己利益的工具。从以上分析中,政府、学校、家长都能从重点高中运作中找到合适的位置,满足了自身的利益,究其各方面利益来源,政府、学校利益,主要以收取家长额外的择校费,以弱势高中的缓慢发展,乃至整个高中阶段的均衡发展为代价,学校差距越来越大,重点高中和地方政府在博弈中,只有收益,没有任何损失,是最大的赢家。地方政府在博弈中减轻了投资教育的沉重负担,家长付出了更多成本,地方政府和重点高中获得的利益由家长、弱势高中买单,在利益主体相互博弈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正当利益,应采取相应的措施改变这种局面。
1. 禁止高中收取择校费
高中阶段收取择校费属于让学生二次缴纳费用,高中阶段的教育属于公共产品,公民已经对公共产品缴纳对应的税收,高中阶段所需要的教育经费也应由政府相关部门来专门拨付。对公共产品进行二次收费,明显剥夺了公民的合法权利。尽管教育主管部门不止一次禁止高中阶段收取择校费,但执行的效果却差强人意,收取择校费依然成风,究其原因,当地政府与重点高中存在共同利益,当地政府与重点高中存在“合谋”,政府职能并没有得到真正落实。政府应淡化追求部门利益最大化倾向,凸显并加强公共服务的职能,加大财政投入,保障高中阶段教育经费的按时足额下拨,严惩高中收取择校费的行为。
2. 取消重点高中
高中阶段之所以出现不正当利益博弈,因为高中教育资源稀缺,当地政府和重点高中对优质教育资源的垄断,在垄断过程中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当地政府应消除重点高中与薄弱高中之间的差距,促使高中教育均衡发展,尽可能淡化重点高中的社会影响力,缩小学校的差异水平,使高中学校处在公平的竞争平台,杜绝获得超额利益的机会。鉴于教育的产品属性,当地政府应加强监督管理,加强薄弱高中的改造,拉近学校间的水平,实现高中学校之间良性竞争,营造一个公平的高中教育氛围,提高高中教育的质量。
3. 完善和改革当前的大学生就业市场
增强就业市场容纳大学生的能力,使各类别的大学毕业生都能在就业市场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提高普通大学的教学质量和就业能力,改变普通大学收益率不断下降的危险境地,努力提高大学教育的整体水平,适当缩小高校之间的差距,增强普通高校吸引力,解开学生、家长的“重点教育”心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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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公路供给主体的博弈分析 篇3
“十一五”时期，中央明确要求把加快农村公路建设作为改善农村基础设施的一项重大任务。在推进新农村建设的进程中，公共财政负担过重，国家出台了以“配套资金”的形式和提倡资金多元化扶持乡村公路的建设。所以在政府财政支出的同时，各个村庄还是得拿出一大部分资金来解决公路供给资金的不足。近年来，学者们也日趋达成共识的是，农村当地组织（包括当地政府和农民合作社）在供给农村公共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直接决定了供给效率的高低。
按照公共经济学理论，作为准公共产品，可以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选择进行分析，各个主体有自己的理性选择和利益倾向，具体担负供给任务的乡镇政府会根据上级政府的任务、自身等情况来设置供给目标和政策并监督激励各村委会完成供给任务。两者的策略又相互影响，直至达到一种均衡。农村公路供给的主要问题是资金不足，但乡镇政府在安排农村公路项目不关心村委会资金的来源，从调查中发现这些资金一般是村委员会通过动员全体村民集资或者变卖村中资源等筹集的，如村委会能“财尽其用”提供农村公路基础设施建设，那么两者的利益是一致的，并有益于地方公共利益的提高。然而村委会的利益并非总是与农民的利益相吻合，村民在追求利益最大化时往往会采取与村委会或其他村民不合作的态度。可以说，农村公路的供给过程实质上就是在不同阶段乡镇政府与村委会、村委会与村民、村民与村民之间不断进行利益选择的多重博弈过程。
1 农村公路的有关利益主体的博弈分析
1.1 乡镇政府与村委会的博弈分析
1.1.1 基本条件假设：
假设一：乡（镇）政府和村委会两个博弈主体都是理性经济人。
假设二：在供给决策博弈中乡镇政府的选择为“提供”与“不提供”。“提供”表示乡镇政府增加该村庄的公路供给项目并给予资金扶持。“不提供”表示不管村委会有没有配套资金，都不会增加农村公路项目或者资金支持。
假设三：在供给决策博弈中村委会的选择为“配套”与“不配套”。“配套”表示村委会同意在乡镇政府安排农村公路项目时配套一定的资金，并要求资金扶持。“不配套”表示村委会没有行动，听任乡镇政府进行决策安排。
假设四：两个博弈主体进行的是完全信息的静态博弈，即两者之间的纳什均衡。
假设五：乡镇政府在给该村增加公路供给并提供资金扶持，都要求村委会有配套资金，一旦乡镇政府安排农村公路项目时，农村公路供给就必须实施。
假设六：Y表示乡镇政府在农村公路供给中获得的收益，如政绩的提高，百姓的称赞等，Y1表示村委会在农村公路供给中的收益，Z表示村委会积极配套而乡镇政府不提供资金扶持时乡镇政府所承担的政府责任；C表示村委会为修建农村公路而配套资金所付出的成本，W为乡镇政府安排了项目但村委会不配套时乡镇政府对村委会的惩罚，（Y、C、W均大于0）。据以上关系，其支付矩阵如图表1。
1.1.2 从上分析可得以下结果：
(1)当Y>C>W时，纳什均衡为（不配套，提供）。这可以理解为乡镇政府不管有没有村委会的配套资金都会增加农村公路的供给，当村委会了解了乡镇政府的战略选择后，知道不管自己是否有配套资金，乡镇政府都会供给农村公路，那么村委会的最优策略则是“不配套”。此时，由于乡镇政府W<C，所以村委会宁愿选择惩罚。从纳什均衡的结果看，村委会受到了惩罚，这部分罚款也很可能会转嫁给农民，降低了社会的总福利水平，没有达到帕累托最优。
(2)当Y1>W>C时，纳什均衡为（配套，提供）。当W>C时村委会的占优策略就是“配套”。乡镇政府的占优策略仍是“提供”，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公路供给的效率是最高的，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也最大。
(3)当C>Y1+W时，纳什均衡为（不配套，不提供）。村委会认为在乡镇政府未提出资金扶持时，自己配套资金的成本太高，所以宁愿接受上级政府惩罚，也不愿承担配套资金，那么纳什均衡就变成（不配套，不安排）。
(4)当Y1+W<Z>Y且Z>W时，是一个混合战略的纳什均衡，这表明在乡镇政府为农村公路供给的成本不变时，乡镇政府供给农村公路的收益越大，村委会对农村公路配套的概率越小；而村委会所受到的惩罚越大，乡镇政府安排农村公路项目并给予资金支持的概率也越大，同时村委会对农村公路配套的概率也相应增大。
推论一：只有克服了村委会在提供农村公路过程中的搭便车行为，消除其行为动机，即可以加大W或者使W>Y,那么村委会在外在约束下的情况下，村委会会积极筹集配套资金，从而产生合作行为。
推论二：无论农村公路项目收益和配套成本大小，只要建立了有效的乡镇政府对村委会配套资金的奖惩制度以及有效的需求表达机制，由乡镇政府按照收益大小来选择农村公路项目，实事求是，以减少村委会的配套成本。这样的话，在有限的财力下，不但满足了农民的需求而且也增加了农村公路的供给。
1.2 村委员会与村民的博弈分析
1.2.1 基本条件假设：
假设一：村委会在应用农村公路项目的资金时有两种选择：“公开”与“不公开”。在政府做出选择以后，农民从自身利益最大化角度出发,也有两种选择：“上访”和“不上访”。
假设二：R为村集体筹集的资金，C为村委会乡村道路供给支付成本（C≤R）,W为村委会被上级发现不公开时被上级政府查处后的罚款，Y为在村委会在财务公开下农民的收益，C2为农民向上级政府反映的成本，C3表示村委会在实施财务公开时的成本，根据以上关系，其支付矩阵如表2所示。
1.2.2 从上分析可得以下结果：
(1)在村委会财务公开的情况下，农民上访与不上访的收益分别为Y-C2和Y。由Y>Y-R可知，对农民而言，“不上访”是最优策略。
(2)在村委会财务不公开的情况下，农民上访与不上访的收益分别为Y-C2和0。当Y-C2>0时，农民会选择“上访”作为最优策略。
(3)在农民上访的情况下，村委会公开与不公开的收益分别为R-C-C3和R-C-W，当W-C3>0时，即R-C-C3>R-C-W，村委会会选择“公开”作为最优策略，否则会选择“不公开”。
(4)在农民不上访的情况下，村委会公开与不公开的收益分别为R-C-C3和R-C。由R-C>R-C-C3可知，对村委会而言，“不公开”是一个最优策略。
推论三：如果乡镇政府对村委会实施监督机制，在村委会财务不公开时，加大惩罚力度，那么将会促进村委会资金的合理运用。
推论四：如果村委会为了全村的福利实现，能在博弈一开始就使自己的策略具有可信性，比如说直接以公告的形式进行财务公开，从短期看这样可能会增加村委会的支出，但从长远看是一个理想的均衡状态。
1.3 村民与村民的博弈分析
1.3.1 基本条件假设：
假设一：只有两个村民A和B。
假设二：公路供给后没有给村民带来外部的带动效益（短时间内确实时不明显或不能衡量的），在这里只有出行方便、村容整洁等方面给每个村民带来一样的收益均为Y。
假设三：这个博弈完全是从个人利益角度分析。
1.3.2 从上分析可得以下结果：
村民合作出资提供农村公路，两者选择(出资，出资)，双方都得到的效益为Y,同时作为“理性人”的村民也会看到无论自己出资还是不出资，也会得到同样的效益为Y,那么博弈最后的纳什均衡为(不出资，不出资)。
推论五：以上两人博弈的结果推演到多数人身上情况会更糟糕，因为每个人都有搭别人心理，所以在公路供给过程中村民自发的出资行为在没有其他约束力的情况下将是无法实现的。
推论六：如果说能够对不出资的人给予一定的惩罚措施，或者说在公路供给中采取不同的供给方式把搭便车的人数控制在最低范围或者排除在外，使之不影响整个公路供给的项目，那么这样合作供给行为则会自发产生。
2 结论与建议
农村公路的有效供给是由利益主体联合供给，各相关利益主体各自具有不同的目标取向，进而各利益主体产生了不同的行为。行为方式产生的原因是农村公路供给过程中必须重视的问题。在此，我们仅从博弈的结果按照均衡的方法来寻求不同供给主体行为和利益的合作性。
乡镇政府与村委会的博弈均衡结果的出现具有不确定性，即是一个分散的纳什均衡，应该引入焦点仲裁人使其倾向于一个焦点，在这个博弈中乡镇政府可以作为焦点仲裁人，它可以在博弈前了解双方的情况，并能和村委会进行有效沟通，从而获得更高的期望支付。这就要求各级政府在农村公路供给过程中根据区域性和收益性来合理划分事权范围，明确主体供给责任，使每一级政府所拥有的财力与事权相对称、支出与责任相统一。
为了村委会和村民的博弈能趋于更好的均衡状态，把这个博弈从静态转化为动态。第一阶段，村委会先行。一开始他就执行制订这样的策略：（公开，公开），第二阶段村民了解到村委会的策略，那么他的最优策略是不上访。那么（公开，不上访）就是最理想的博弈结果，但是要达到这一均衡结果就必须具备使村委会的策略具有可信性，那么村委会就得付出一定成本来时使自己的承诺具有可信性，比如可以及时公布财务和成立村民财务监督小组，做到村民人人心里有数。此时，乡镇政府应该建立有效的监督和约束机制，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提高农民的监督意识，强化农民的“集体行动”能力，从而提高农民在与政府博弈过程中的地位。
村民与村民的博弈可看作是一个囚徒困境，对囚徒困境的解法是将一次或有限次重复博弈演化为无限次重复博弈。在无限次重复博弈下，双方总是先试图合作，第一次无条件选择出资，如果对方也是合作态度，则坚持选择合作的出资，一旦发现对方不出资，也用不合作来报复，以后永远选择不出资，迫使对方选择出资以达到双赢局面。这一均衡在少数人是很容易实现的。但是随着人数的增加，只有贴现率非常接近1时，均衡才能出现。对于村民而言，他的决策取决于他对农村公路未来的预期。当贴现率不够高时，村民就会注重当期利益的选择，使得村民之间的博弈再次陷入囚徒困境，如果贴现率较高，那么村民就不会注重短期利益，而是积极与对方合作。所以在村集体中应采取选择激励措施，比如建立功德碑，对在农村公路供给中有突出贡献的给予奖励等等。使村民积极参与进来，此时也可以对村民进行相应的道德约束和采取的一定的措施将不合作者比例控制在最低的范围内或者边缘化，使选择合作的村民占据优势地位，从而产生合作行为。
摘要：农村公路的有效供给是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文运用博弈论的方法分析了乡镇政府、村委会、村民之间在农村公路供给过程中策略的选择,最后基于博弈结果提出解决供给主体问题的方案和建议。
关键词：农村公路,供给主体,博弈分析
参考文献
[1]王冬冬,李界乐.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博弈分析[J].体育科技,2011,1(32).
[2]李洁.公共品供给困境的博弈分析与对策[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05,4(18).
[3]刘勇,张庆.我国农村公路建设投资主体辨析[J].综合运输,2007,(5):25-29.
[4]朱敏杰.新农村道路建设:村庄与村民的博弈分析[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6(7).
[5]马新辉.农村公路供给博弈分析及对策[J].综合运输,2008,5.
[6]缪之湘,钟锋雨.我国农村公路建设融资渠道探析[J].交通财会,2006,(5):30-32.
[7]於永和.地方政府在农村公路网建设融资中的主导地位[J].广西交通科技,2002,(3):107-110.
多主体博弈 篇4
一、审计市场的行为主体分析
审计市场的行为主体包括审计服务的供给者、需求者和监管者, 其中审计服务的需求者又可以分为最终需求者和代理需求者两类。我们在这里主要对审计服务的需求者和供给者进行分析。
1. 审计服务的需求者。与一般的商品、服务市场不同的是, 审计市场中的需求者包括两类:
(1) 最终需求者。最终需求者是指审计服务的最终使用者, 即真正需要根据审计结果判断被审计单位披露的信息的可靠程度的各利益相关者。审计服务是在资源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的情况下, 为了满足资源提供者监督经营管理者履行受托经济责任情况的要求而产生的。资源提供者对经营管理者所提供的经营活动信息的可靠性存在质疑, 从而需要审计服务对此提供合理的保证。在现代经济生活中, 这种委托代理关系及人们对审计服务的需求会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而表现得更加突出和普遍。从一般意义上说, 审计服务的最终需求者就是资本市场中现实或潜在的资金提供者 (包括投资者和债权人) 。
(2) 代理需求者。在现实经济生活中, 当审计服务的最终需求者众多、分布较广时, 他们单独提出审计服务需求是不现实的, 这就需要一个能够代表其根本利益的机构代为提出审计服务需求。以上市公司年度财务报表审计为例, 由于审计服务的最终需求者众多、构成复杂, 并且分布极为分散, 因此通常由公司股东大会代为提出审计服务需求。为了将前面提到的审计服务的最终需求者与这里的“代言人”区分开来, 笔者将这里的“代言人”称为“审计服务的代理需求者”。
由此看来, 在由审计委托人、审计人、被审计人构成的现实审计关系中, 审计委托人 (即审计服务的购买者) 可能是审计服务的最终需求者, 也可能是审计服务的代理需求者。尽管从表面上看两者都存在对审计服务的正当需求, 但是事实上真正有动机和能力购买审计服务、创造审计需求的只是最终需求者, 代理需求者只不过充当了在市场中传递需求的角色。
2. 审计服务的供给者。
审计服务的供给者是注册会计师及会计师事务所。与一般商品、服务的供给者有所不同, 审计服务的供给者承担着更多的社会责任, 有关监管机构也对其执业行为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和约束。
在这种情况下, 注册会计师及会计师事务所的行为取向就受到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 呈现出一定的复杂性。注册会计师既是理性经济人, 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 又要承担保护公众利益的责任, 需要接受社会公众的道德评判。因此, 他们总是在个体利益与公众利益之间不断寻求平衡。要使注册会计师的执业行为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就要同时运用市场调节手段和道德熏陶手段对其加以引导。当然,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前一种手段形成的激励和约束是基础性的, 后一种手段形成的激励和约束则是一种必要的、有益的补充。
二、审计市场行为主体的博弈关系分析
在审计市场的运行过程中, 除了审计服务的供给者和需求者两类主体参与, 还需要有相关监管部门对市场运行过程进行必要的监督和干预, 以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供给者、需求者和监管者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着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竞争, 构成了多种相互交错、相互关联的博弈关系。
1. 审计服务的最终需求者和代理需求者之间的博弈关系。
前已述及, 审计服务的最终需求者和代理需求者之间是一种典型的委托代理关系。最终需求者希望代理需求者能够真正代表自己的根本利益, 使自己的真实审计需求不偏不倚、及时地传递到审计市场中。这自然就引出了下面的问题:什么是最终需求者的真实审计需求呢?如前所述, 在现实资本市场中, 审计服务对相关信息可靠性的保障程度越大, 就越有利于资本市场功能的有效发挥。因此,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 资本市场对高质量审计服务的需求有其内在必然性, 也就是说, 最终需求者的真实审计需求是高质量的审计服务。那么, 具体到处于特定制度背景下的我国, 审计服务的最终需求者的真实审计需求是否也是如此呢?这就需要先认清谁是我国审计服务的最终需求者。
从总体上看, 我国审计服务的最终需求者是社会公众。认清了这一点, 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每次发生重大审计失败案件时, 反应最为激烈、最痛心疾首的总是社会公众了。作为资本市场委托代理链条上的终极委托人, 其与代理人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从而需要借助高质量的审计服务来监督代理人的行为, 这一点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并无不同。换言之, 我国审计服务的最终需求者同样希望代理需求者将其对高质量审计服务的需求准确地传递到审计市场中。
当然, 代理需求者是否能够和能在多大程度上按照最终需求者的意愿购买高质量审计服务, 取决于其与最终需求者在对审计服务的需求方面是否具有和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利益一致性。在双方为了最大化自身利益而进行的博弈中, 代理需求者的策略选择是购买何种质量水平 (“高”还是“低”) 的审计服务;而最终需求者为了维护自身利益, 则将针对代理需求者的策略选择采取行动。从理论上讲, 最终需求者的策略选择是对代理需求者进行何种奖惩, 包括是否继续委托该代理需求者等。但遗憾的是, 最终需求者与代理需求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 作为委托代理关系中的委托方, 最终需求者显然处于信息劣势, 属于“不完全信息博弈方”, 再加上评价审计质量相当困难, 因此最终需求者想要准确获知代理需求者的策略选择并非易事, 从而其针对代理需求者采取的制衡措施的有效性不强。
由此可见, 能否消除各种干扰审计市场正常运行的不利因素, 使最终需求者对审计服务的真实需求准确传递到市场中, 关键取决于代理需求者能否真正代表最终需求者的根本利益, 而这显然与公司治理机制的有效性密切相关。
2. 审计服务的代理需求者与监管者之间的博弈关系。
作为审计服务的现实购买方, 代理需求者从自身利益出发, 有可能忠实地表达最终需求者的真实意愿, 购买高质量的审计服务, 也有可能购买低质量的审计服务。审计市场中的监管者虽然不会针对代理需求者的需求倾向和购买特征做出具体的规定和要求, 但是其会通过制定一系列规章制度对代理需求者的行为进行必要的约束, 并对其违规行为进行适当的处罚。
因此, 在代理需求者与监管者形成的博弈关系中, 代理需求者的可选策略是违规或不违规。针对其不同的策略选择, 监管者则将有针对性地采取进一步行动。
我们可以看出, 能否有效地规范代理需求者的行为, 关键在于能否通过相关法规的制定和实施对代理需求者的行为形成强有力的约束。这显然与代理需求者的违规风险大小以及违规处罚力度密切相关。
3. 审计服务的代理需求者与供给者之间的博弈关系。
在审计服务的代理需求者与供给者形成的博弈关系中, 代理需求者始终处于主导地位, 代理需求者的可选策略是购买何种质量水平 (“高”还是“低”) 的审计服务并支付多少审计费用。供给者则将针对代理需求者的策略选择做出“接受”或“拒绝”的行为选择。值得注意的是, 相比之下, 代理需求者的行为特征对供给者的策略选择及其受益情况的影响是主要的, 而供给者的行为特征对代理需求者的策略选择及其受益情况的影响是次要的, 这是由审计市场的需求导向型特征决定的。
不难看出, 鉴于审计服务的现实购买方即代理需求者能制约审计服务供给者的行为, 因此供给者的行为是否遵循审计市场的效率原则,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代理需求者的需求特征;而供给者对代理需求者的行为不具有约束作用, 因此代理需求者的行为是否遵循审计市场的效率原则不是供给者可以左右的。
需要说明的是, 由于对审计服务质量的评价相当困难, 因此审计服务的购买方在评价拟购买审计服务的质量时, 必须借助一些质量指示信号, 如提供审计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声誉等。而这些质量指示信号能否真实、客观地反映审计服务的质量, 直接关系到审计服务购买方的购买策略能否顺利实施。这就要求审计市场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保证审计质量显示机制的有效性。
4. 审计服务的供给者与监管者之间的博弈关系。
除了受制于审计市场的需求特征, 审计服务供给者的策略选择还要受监管者的监督。监管者虽然不会针对供给者具体提供何种质量水平的审计服务做出强制性规定, 但会通过制定一系列法规制度对其行为做出必要的限制, 并对其违规行为进行适当的处罚。因此, 在供给者与监管者形成的博弈关系中, 供给者的可选策略是违规或不违规, 而监管者则将针对供给者的不同策略选择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由此可见, 能否有效地规范供给者的行为, 使其在追逐自身利益的同时不会扰乱市场秩序, 关键在于能否通过相关法规的制定和实施对其形成强大的威慑力。这显然与供给者的违规风险大小和违规处罚力度密切相关。
我们要使审计服务的最终需求者对高质量审计服务的需求得到应有的重视, 并有效地引导审计服务的供给者最大限度地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服务, 以满足资本市场对可靠会计信息的需求。只有在这种情况下, “优质”会计师事务所才能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 从而维护审计市场秩序, 最大限度地促进审计市场优化资源配置功能的发挥。
【注】本文系中国海洋大学人文社科规划项目“我国审计市场信息传递机制有效性研究” (项目编号:H07ZD04)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摘要：审计市场的行为主体包括审计服务的供给者、需求者和监管者。本文对我国审计市场的行为主体及其博弈关系进行了分析, 以期为我国审计市场的良性运行提供一种思路。
关键词：审计市场,博弈关系,供给者,需求者,监管者
参考文献
[1].樊纲.市场机制与经济效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2].房巧玲.需求导向的审计质量及其衡量观.财会月刊 (会计) , 2005;8
多主体博弈 篇5
一、“绿色保险”的内涵———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
“绿色保险”是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形象称呼。一般来说，它是指企业就可能发生的环境事故风险在保险公司投保，一旦发生污染事故，由保险公司对受害者进行赔偿，企业则避免巨额赔偿的风险，受害者能得到迅速、有效的救济。根据国际惯例和有关法理，绿色保险要赔偿的损失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环境污染造成生命丧失与伤害带来的经济损失; (2) 污染事故造成的直接财产损失; (3) 环境污染带来的财产价值的减少; (4) 为消除损害而采取必要措施发生的合理费用。对于绿色保险，环保部门、保险公司和保险监管部门将各司其职。环保部门提出企业投保目录以及损害赔偿标准;保险公司开发环境责任险产品，合理确定责任范围，分类厘定费率;保险监管部门制定行业规范，进行市场监管。
国际经验证明，一个成熟的绿色保险制度是一项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的制度，也是一个能在更大范围内调动市场力量加强环境监管的制度。如果排污企业购买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一旦发生事故则由保险公司及时给受害者提供赔偿，企业避免了破产，也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这符合三方的共同利益。绿色保险的收费将与企业对环境的污染程度成正比。如果企业发生污染事故的风险极大，那么高昂的保费会使企业不堪重负。同时，保险公司还会聘请专家对企业的环境风险进行预防和控制。这种市场机制的监督作用将迫使企业降低环境污染程度。
由此看来，推行绿色保险无论是对于我国的循环经济发展，还是对于和谐社会、创新型国家的建立，都将起到推动作用。
二、博弈模型的建立与分析
1. 博弈要素。
(1)参与人。参与人有环境监管部门(参与人A)和排污企业(参与人B)，他们是博弈决策主体，其目的是通过选择行动或战略，使自己的支付效用最大化。
(2)行动。参与人(排污企业和环境监管部门)在博弈的某个时点的决策变量，用ai表示。行动集Ai={ai}，为参与人i所有行动的集合，则有行动集：AA={检查，不检查}，AB={购买绿色保险，不购买绿色保险}。环境监管部门(参与人A)和排污企业(参与人B)具有不同的可供选择的战略行动空间，其行动的具体内涵也有很大不同。
(3)信息。信息指参与人(环境监管部门和排污企业)关于博弈双方行动顺序与行动空间的共同知识。
(4)支付。支付指在一个特定的战略组合下参与人(环境监管部门和排污企业)在行动中取得的效用，可以是确定效用，也可以是期望效用。假定： (1) 在排污企业购买绿色保险的情况下，排污企业需要花费的代价为e (e>0)，排污企业的利润为r (r>0)，排污企业购买绿色保险的支出中有一部分(p)流入环境监管部门。 (2) 在环境监管部门检查排污企业是否购买了绿色保险的情况下，环境监管部门需要花费的成本为c (c>0);如果排污企业购买了绿色保险，则排污企业可获得额外效用(m)，且m>e>0;如排污企业没有购买绿色保险，则环境监管部门为了完善环境保护管理机制以获得更大的社会效益，而对不购买绿色保险的排污企业进行罚款(f)，且f>0, r>f>c。 (3) 在环境监管部门不检查的情况下，不购买绿色保险的排污企业依然拥有利润(r)。
(5)均衡。均衡指所有参与人(环境监管部门和排污企业)最优战略的组合，其中第i个参与人的最优战略是使其效用或期望效用最大化的战略。
2. 基本假设。
(1)博弈中只存在两个参与人———环境监管部门和排污企业，且二者都是理性的经济人。
(2)环境监管部门和排污企业两个参与人在选择战略时，把对方的战略当作给定，不考虑决策对他人决策的影响。
(3)排污企业和环境监管部门在做出决策之前都不知对方的行动，他们的行动在时间上是一致的，即该模型是一个静态博弈模型。
(4)信息是完全的，即排污企业与环境监管部门对相互的战略空间和支付函数等有正确的认识。
3. 博弈模型的建立与求解。
依据上述博弈要素和基本假设，可以建立环境监管部门和排污企业之间的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即完全信息条件下不考虑时间因素的一次性博弈)。排污企业和环境监管部门在各种行动下的博弈支付如下表所示。
注： (1) f表示排污企业不购买绿色保险而遭受的惩罚，e表示排污企业购买绿色保险付出的代价，r表示排污企业的固定利润，m表示排污企业购买绿色保险获得的额外收益，c代表环境监管部门需要花费的检查成本，p表示排污企业购买绿色保险的支出中流入环境监管部门的部分; (2) α和β分别表示混合策略纳什均衡情况下环境监管部门检查的概率和排污企业购买绿色保险的概率。
(1)当e>r+m时，存在纯策略纳什均衡。当e>r+m时，给定环境监管部门检查，排污企业的最优策略是不购买绿色保险;给定排污企业不购买绿色保险，环境监管部门的最优策略是检查。故当e>r+m时，该博弈存在纯策略纳什均衡。这种结果可以很好地解释在保险费率较高的情况下，排污企业都采取不购买绿色保险的策略(尽管监管部门不辞辛劳地例行检查)，但这种结果不是社会所期望的。
(2)当e
令α、β分别表示环境监管部门检查和排污企业购买绿色保险的概率，设环境监管部门的混合策略为：(PA1, PA2)=(α，1-α);排污企业的混合策略为：(PB1, PB2)=(β，1-β)。
环境监管部门的期望效用函数为：
上式的一阶条件为：δVA/δα=f-c-β·f=0
解得：β=1-c/f
排污企业的期望效用函数为：
上式的一阶条件为：δVB/δβ=α·m+α·f-e=0
解得：α=e/(m+f)
这样，当e
三、结论
1. 购买绿色保险代价过高是排污企业不购买绿色保险的充分条件，但非必要条件。
当e>r+m时，即排污企业购买绿色保险的成本高于其预期固定利润和额外收益之和时，上述博弈存在纳什均衡，即(检查，不购买)。这不是我们想要看到的结果，因为这种结果会产生较大的负效应。如果绿色保险的购买价格得到了适当的降低，使得e
2. 适当降低绿色保险购买成本将有助于排污企业购买绿色保险。
当e降低时，排污企业选择购买绿色保险的概率从无到有，同时，环境监管部门选择检查的概率[e/(m+f)]会降低，由于检查成本摊薄，导致c降低，从而在其他条件不变时，排污企业选择购买绿色保险的概率(1-c/f)将会增加。
3. 实现绿色保险“双赢”目标的根本出路在于多方通力合作。
从环境监管部门的检查成本(c)与排污企业购买绿色保险的概率(1-c/f)成反比的关系可以看出，环境监管部门应该努力完善监管机制，提高监管水平，降低检查成本。对于不购买绿色保险的排污企业要严惩(即增加f)，同时减少对购买了绿色保险的排污企业的优惠或奖励(即减少m)，这样排污企业购买绿色保险的概率(1-c/f)将会增加。同时，保险公司在提高运作效率、确保公司利润的同时，更多地承担着社会责任，使绿色保险购买成本保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上，对于敦促更多的排污企业购买绿色保险将起到一定的作用。此外，排污企业更应认识到其本身肩负的社会责任，不但应该积极购买绿色保险，还应该致力于自主创新，尤其要重视环保技术和新材料的研发。当然，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也应全力支持绿色保险的推行。只有集合多方的力量才能最终完成绿色保险的使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赢”。
参考文献
[1].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2].富若松.绿色保险研究.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05;4
多主体博弈 篇6
农地整治是人类对土地利用混乱、不合理现象进行整治、改造的过程, 也是重新配置和合理利用土地资源的过程。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及近几年中央一号文件都明确要求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地整治的投入, 进一步发挥农地整治综合效能和作用。截至2011年, 国土资源系统为反哺农村, 每年筹集资金近千亿元开展农地整治工作, 补充耕地不低于同期建设占用、灾害损毁和农业结构调整损失的耕地、林地、牧草地等其他农用地。“十一五”期间, 经过整治的耕地生产成本平均降低5%~15%, 产量比过去增加10%~20%, 全国提高粮食产能80多亿㎏。然而, 农地整治是一项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周期长、资金占用量大的项目, 需要巨额资金支撑。目前我国农地整治的资金来源通常包括三个部分:国家、企业和个人, 特别是在农地整治中国家投资占主要份额, 大约为98%, 只有非常少的资金来源于企业或者个人。总体而言, 我国农地整治没有形成多元化的投融资机制, 融资机制需要加强创新。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 目前我国农地整治在资金筹措方面存在诸多缺陷。主要表现在:一是投资渠道单一、结构失衡;二是投入资金规模小、效益低。主要是利益相关主体由于在自然环境、投资体制、财政体制因素等不完全信息条件约束下由于目标函数不同存在投资动态博弈行为。
基于此, 本文运用古诺—纳什均衡博弈理论, 在不完全市场信息的条件下采用动静结合法对我国农地整治投资机制及各利益相关主体投资动机进行系统分析, 诠释主体间农地整治项目投资从总体上不能达到最优的深层次原因, 并据此提出构建完善的项目投资机制思路, 对于减少投资的效率损失及寻求新的农地整治资金供应渠道, 力争建立多元化的投资主体, 推动农地整治产业长足发展, 加快农地整治事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2 两级城府下的农村土地整治投资博弈
2.1 博弈产生的原因
对于两级政府而言, 在某一时刻t1, 其投资都存在两种选择, 即或者投资农业, 概率为P, 或者投资非农产业, 其概率为1-P。由于项目在不断安排, 地方政府也可以反复决策, 因此, 在下一时刻t2, 地方政府又有两种选择:农业和非农业……, 如此循环, 最终形成了多种选择策略博弈模型。假设W0、W1分别表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农地整治投资标准化效用函数;C0、C1分别表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必须承担的农村土地整治投资额度;G0、G1分别表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总量;α、γ分别表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将农村土地整治投资推脱给对方以后获得的收入量占各自总支出的比例;β、θ分别表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被迫接受对方推给自己的投资责任而被迫增加的支出占各自总支出量的比例;ε、ω分别表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农地整治财政投资中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时付出信息运行成本占各自支出总量的比例。假定中央政府的目标是在保证自己财政农业支出需要的前提下尽量减少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 那么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偏好可以用一个定义在财政农业支出的效应函数来表示,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所要面临的社会总效用函数模型为:
这表明,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效用取决于各自推脱出去的投资支出、被迫接受对方推脱过来的农业投资责任和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的产生的费用成本三者之间的对比关系, 如果前者大于后两者之和, 则社会总效用会递增, 反之则会递减。中央与地方在农地整治项目投资的相互博弈过程, 其实就是两者在最大限度的降低成本费用的同时, 将不同属性的农业投资和地区受益方面难以判断的对投资职责相互推脱给对方的过程。最终结果是在中央财政对农业项目投资比例逐渐减少的情况下, 尽可能多的将投资责任推脱给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考虑到本地区的财政投资最优化, 在没有硬性条件约束的情况下, 地方政府当然不愿意将过多的财政资金投入到周期长、效益低、自然和市场存在双重风险的农业方面。
3 政府和农户的农村土地整治投资博弈
3.1 农户投资行为分析
从市场角度看, 农户在很大程度也是农业投资的主体, 1990年以来,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和普遍实行后, 农村集体经济职能迅速弱化, 直接导致农村集体和居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额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逐渐下降。2004年农村集体投资比例仅为16.25%, 而个人投资比例下降到4.75%。影响农户对农地整治投资的倾向, 归结起来一般受以下几个方面影响:第一, 农户收入水平及结构。高收入水平的农户在一定的资本积累之后会逐渐脱离农业, 不愿意再往比较收益水平低的农业进行投资;第二, 土地经营规模。理论上认为土地规模越大农户越趋向于增加资本投入。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偏大或偏小都将造成投资的不经济性;第三, 非农就业程度。非农就业机会增加时, 农户进行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可能性和规模都会减小;第四, 劳动者素质。劳动者素质的高低影响农户的资本或劳动投资倾向。从投资效应上讲, 政府投资的目标收益函数是在减少财政支出的情况下使财政投资效应最大化, 而农户则是使个人收益最大化。
3.2 政府和农户的投资博弈
对于农业生产, 其也遵循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其生产函数基本形式:
假设式中Y是总产值, Y的总产值受到K、L的影响, A (t) 是农业综合技术水平, L是农户农业生产投入的劳动力数, K是投入的资本, α是劳动力产出的弹性系数, Β是产出的弹性系数, μ随机干扰向, 且μ≤1。并假设政府或农户投资非农产业也遵循柯布—道格拉斯的生产函数基本形式。从这个模型看出, 决定农业系统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是投入的劳动力数、固定资产和综合技术水平 (包括经营管理水平、劳动力素质、引进先进技术等) 。根据这一生产函数, 假设农户投资的收益函数为Yf=f1 (k1, L1) +f2 (k2, L2) , 其中f1 (k1, L1) 表示农户投资收入, 假定农户对项目的投资为Kf, 而f2 (k2, L2) 则表示农户非农产业投资收入;政府的收益也是有两部分组成, 即投资农业收益f1和投资非农产业收入f2, 并将政府的收益函数表示为Yg=f (f1, f2) , 同时假定政府的农业投资为Kg。
从理论来讲, 农户或政府将资金投资于农业对对方都有利, 农户投资减轻了政府财政支农负担, 从而使政府能够将财政资金更多的投资于非农产业增加效益。只有政府和农户相互增加农业投资, 才能使收益函数最大, 一方增加而另一方不增加则会导致收益降低, 当两者都不增加农业投资时收益函数接近于零或收益不存在。故政府和农户之间农业生产投资最终有四个博弈结果 (见表1) :
由于博弈双方只要存在一方的边际投资收益率小于0或等于0, 都会存在一方投资而另一方不投资的现象, 这种现象的结果是博弈的最优解便不会存在, 并且导致投资的另一方也会逐渐减少对农业生产的投资, 最终形成一种新的纳什均衡解 (0, 0) , 即政府和农户在农业生产投资收益的最终结果都没有收益或者收益为0, 从而使双方在没有硬性条件约束的状态下都不会主动的增加农业生产投资。这和两级政府下的农业生产投资博弈结果一样, 正是由于这样的博弈结果才导致了目前农业持续向前发展的陷阱。
4 结论与建议
4.1 完善政府职能是农村土地整治项目顺利实施的关键
农村土地资源实质上具有准公共物品的性质, 公共物品“外部性”的存在, 使土地资源利用最优决策水平偏离了社会最优决策水平, 这就要求政府对人们的土地利用活动发挥主导作用, 明确政府在农村土地整治项目实施中的供给范围和职责, 特别是完善项目运营的资金管理制度, 加大对项目实施过程中环境保护及防护林建设的力度。对一些关乎农户利益的重点领域、关键问题需要重点解决, 以实现社会范围内土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
4.2 从政府和农户的农业生产投资博弈结果看, 博弈的最终均衡并非是一种理想的均衡
政府在投资行为上应该采取一些激励措施, 因地制宜根据当地农村的宏观经济形势和农业产业结构现状, 激励农户主动的增加对农村土地整治投资, 提高积累和投资水平, 制定有利于农业及农村发展、向农业倾斜的财税和信贷、金融等相关政策, 完善以市场为基础, 政府财政投资为主体, 农户积极参与投资以及信贷投资等多元化投资体制, 从而实现投资博弈的帕累托改进。
4.3 积极建立完善的农户参与决策体系是农村土地整治项目顺利实施的根本保障
农村土地整治项目关系到千家万户, 关系到农户的利益重新分配问题等, 加强农户项目的决策参与度显得尤为重要, 项目决策参与体系的完善需要贯穿于农户生产的整个过程, 需要合理规范农村基层组织、农村企业和农户三者之间的信息协调。同时积极整合农村土地整治资金, 加强对其资金使用的监督和管理, 尤其是要对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资金加强统筹协调和统一安排, 增加资金使用的透明度, 防止项目重复投资或投资过于分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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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主体博弈 篇7
乡镇作为基层政府代表着国家行政权力, 其属性是服从上级的决定, 执行上级的任务, 要对上级负责。这就导致平常我们所说的上面千条线, 下面一根针的现象。上面设置了多少个机构, 下面都要挂上相应的牌子, 并有专人去负责这一块的工作。与此相对应的是, 村委会作为农村基层群众所选举出来的自治性组织, 其代表的是自治权力, 其执行的是全体村民 (通过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达成的) 决策, 维护的是全体村民的利益, 而且每一名任上的村委会成员都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即三年一次的换届, 这就导致其在执行工作时, 不同于基层政府所代表的行政权力, 出于换届的考虑, 其更多考虑自治的因素会多一些。这就造成了行政权力与自治权力的碰撞, 结合近几年来发生的多起群体性事件来看, 基层政府的因素占了很大比重, 根源就在于国家行政权力的末梢, 与自治性权利属性相异的权力 (利) 在直面过程中, 更容易发生摩擦或者说碰撞, 严重者发生群体性事件。
2 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对乡镇基层政府的需要
第一, 现有法律法规的缺位。对于农村基层社会治理, 在国家层面, 我国目前仅有一部偏重于组织的《村组法》, 但在当前中国城镇化的背景下, 如对于某些村改居基层社区, 仍旧存在着部分田地, 或者集体财产, 因此其在治理的过程中还是适用的《村组法》, 这一点在《村组法》中并无相应的规定。地方多以通过地方性法规的方式来对适用法律进行规定。
第二, 农村基层自治主体自身的局限性。因工作原因, 接触到的大多数村干部都具备有相当的能力, 在发展经济、处理村级事务过程中都能起到很好的表率作用。但有一点不可忽视的情形就是, 在中国处于转型期的当下, 利益的诱惑使得原有的农村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新闻报道中, 我们不乏看到类似于村干部因违法违纪而受到纪委的查处, 或者接受法院的审判而入刑。
第三, 乡镇政府自身的职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相关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行使的职权中与村级事务相关的包括执行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 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教育等行政工作;维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各种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以上规定表明村级经济、社会事业的发展都脱离不了乡镇基层政府的各项工作。
3 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主体的融合
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过程中, 村级自治组织和基层政府两种主体的存在, 总会出现博弈的情形, 二者又有融合的必要性及现实性, 关键就是解决好乡镇政府对村级工作管什么以及怎么管。
管什么?依据《村组法》及相关法律的规定, 基层政府对村级组织的管可以分为静态管和动态管。静态管指指对村民自治章程、乡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是否有违法或侵犯村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进行监督。动态管则是指基层政府对村级事务的公开合法与否进行监督, 这种管还包括资金上的支持, 在村委会办理本村公益事业所需经费确有困难的, 地方政府要给予适当支持;动态管还包括村委会成员的任期和离任时组织进行经济责任审计。
怎么管?究竟如何才能实现法律所定位的指导、支持和帮助?通过实践中的一些正面案例, 我们能够得知, 一方面, 乡镇政府的管主要是侧重于对程序的监控。在城镇化进程中, 如何让村干部对法律有所敬畏?光靠书面的普法显然不能达到这一目标, 笔者所在区域实行合同监管和项竞标, 使得村干部的权力运行不能暗箱操作而需放在阳光下接受检验, 使村干部能够从被动最终转向主动守法。另一方面, 基层政府的管也要遵循一定的程序。基层政府只有在全体村民同意作出委托决定并签署委托协议的情况下才可以受托监管公章和三资代理。如果没有这一程序的严格遵循, 则会造成行政权力对自治权利的蚕食。任何瑕疵都会导致村民的埋怨及法学界的指责。最后一点不得不强调的是, 基层政府的管更应该侧重于对村级自治营造更好的氛围, 这种氛围不仅仅指基层政府要为村民自治提供更好的法治环境, 约束自身的权力不要到处伸手, 更为重要的是要对村民自治所应具备的法治素养和法治能力的孕育, 这应该是乡镇政府长期致力的一项任务。
综上所述, 在当前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大背景下, 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过程中不得不面对乡镇基层政府与村级自治组织这两个主体的博弈这一情形, 但也不能否认二者中间也存在着融合必要性和现实性这一事实。当前我们更需要关注和解决的就是乡镇政府如何做才能更好地符合融合的需求, 从而更好地实现农村依法自治。
摘要：城镇化进程中, 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主体既有自治性村级组织, 还有基层政府的身影, 二者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博弈的情形。但基于当前法律法规的不完善以及村级组织自身的原因, 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法治化要求又决定了二者有融合的需要, 这就要求乡镇政府采用正确方法来促进农村依法自治的最终实现。
关键词：社会治理,自治,乡镇政府,融合
参考文献
[1]尤琳.中国乡村关系[D].华中师范大学,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