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立论文

新中国建立论文（精选12篇）

新中国建立论文 篇1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随着中国成为研发活动对外投资的主要来源,中国的“走出去”战略正在向未知领域扩展。

过去几年里,中国公司以创纪录的速度在世界各地建立起实验室和研发中心。据英国《金融时报》旗下的外国直接投资市场研究公司的数据显示,仅2016年中国公司就宣布已建立9家新的海外研发中心,据估计总支出达2.24亿美元。

报道称,以上情况是在北京逐渐放松对外投资管控之际出现的,北京推动地方公司到海外寻求机会,以提高它们的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因此,中国资本大量流入国际市场。外国直接投资市场研究公司的数据显示,中国上半年第一次在新建投资领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对外投资国,中国公司承诺投资532亿美元,略高于美国公司的524亿美元,美国是传统上直接对外投资最多的国家。

报道称,中国不断增长的研发活动对外投资搭上了中国作为国际投资大国崛起的顺风车。中国最活跃的对外投资者华为公司5月宣布在迪拜开设一家研发中心,以满足其在中东和北非业务的需求。一个月后,华为又宣布在法国开设一家研发中心,以服务其欧洲业务。不过,推动中国最新研发对外投资热潮的是制药和生物技术公司,自去年1月起宣布建立的16家新海外研发中心当中,有7家属于这些公司。

新中国建立论文 篇2

1949年建国初期，我国各地税收制度很不统一。在一些老解放区，仍沿用革命根据地时期各自制定的征税制度。在新解放区，为了及时开展城市税收工作，按照“暂时沿用旧税法，部分废除，在征收中逐步整理”的原则，除了将旧政权不合理的苛捐杂税以及为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服务的征税规定加以废除外，一般暂时沿用旧税法。因此，当时全国各地实行的税种不统一，同一税种的税率差别也非常大。如面粉税，东北为8%，华东为25%；卷烟税，华东为40%，华北为10%，东北为60%；烟叶在华北不征税，而华东、中南都要征税。至于各地区的完税凭证和管理方法更是五花八门，很不一致。这种情况与全国统一的新形势很不适应。

1949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召开了首届全国税务会议，讨论研究统一全国税政，建立新税制和加强税务工作。会议根据全国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有关财政税收的规定精神，制定了《全国税政实施要则》，于1950年1月由政务院发布施行。《全国税政实施要则》明确了统一全国税收的要求，规定了全国统一的税收体系和税收立法权限，提出了加强税收工作的制度措施。与此同时，政务院还公布了货物税、工商业税等主要税种的暂行条例和《全国各级税务机关暂行组织规程》。这标志着我国新的社会主义税收制度迅速建立起来。

随着新的税收制度的建立和贯彻执行，城市工商税收收入也开始迅速增长。1950年上半年就达到了与公粮收入相等的地步，完全改变了以往国家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农村公粮收入的局面。1950年6月，针对执行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调整了工商税收，简化合并了一部分税种、税目，调整了部分税率，改进了征收方法，并在调整的基础上修正了货物税、工商业税等主要税种的暂行条例，同时由财政部公布了这些暂行条例的施行细则，从而使我国新的工商税收制度逐步趋于完备。

我国工商税收制度建立以后，曾进行了多次调整改革，主要有1953年的税制修正；1958年税制改革，试行工商统一税；1963年所得税制的调整；以及1973年税制改革，试行工商税。这些改革基本上是在保持原有税负的基础上，实行简并税种、税目，调整税率，简化征收办法，使原来以“多种税、多次征”为特点的工商税

收制度逐步变为一种极为简单的税制。通过这几次改革以后，我国国有企业只缴纳一种工商税，集体企业只缴纳工商税和工商所得税两种税收。

1978年以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适应新时期经济发展的需要，从1980年起，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公布了一系列涉外税法。为了配合经济体制改革，从1983年开始，有步骤地实行了国有企业利改税，并改革了工商税制。这次改革，是比过去历次税制改革的范围都要广泛得多、经历的时间也长得多的一次全面的工商税制改革。

经过10年税制改革的探索，从1994年起，我国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了新的工商税制。新税制遵循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和合理分权的原则。在流转税方面，以增值税为核心，辅之以对非商品经营课征营业税，对少数产品交叉课征消费税。在所得税方面，统一了不同经济性质的内资企业所得税，合并了内外个人所得税。此外，新开征了土地增值税，合

建立“中国精品”培育机制等 篇3

王天凯指出，积极推动科技、品牌、可持续发展、人才四大战略，是构建纺织强国的重点和精髓，以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以质量、创新、快速反应和社会责任为主要内容，加快品牌培育管理体系建设对提升企业品牌管理能力，实现纺织工业由大到强的转变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从去年12月开始，标准起草组在充分

借鉴国内外与品牌相关的标准和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推进的《品牌培育管理体系实施指南》等有关文件和我国纺织行业自主品牌建设实际情况，对纺织行业企业品牌培育核心要素、品牌培育过程和品牌培育绩效测量等内容进行了规范要求，该标准的制定为指导纺织行业建立品牌培育管理体系，规范我国纺织行业企业品牌培育过程，管理品牌绩效，提升纺织服装企业品牌培育能力提供了积极的方法和技术支撑，对深化纺织工业品牌建设，加快工业转型升级，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建立“中国精品”培育机制，探索培育一批能与国际顶尖品牌相媲美的“中国制造”高端品牌提供了基础，具有重要意义。

审定组一致同意该标准通过审定，并要求标准起草组根据本次会议提出的修改意见，尽快修改形成“报批稿”，报行业标准主管部门，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发布。（宗边）

宏观政策：增强纺织等产业持续创新力——国务院发布《“十二五”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建设规划》

国务院日前公布《“十二五”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建设规划》，提出到“十二五”末，制造业等重点领域创新能力要明显提升，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达到1.5%，一批创新型企业进入世界500强，每万名就业人员的研发人力投入达到43人年。

《规划》明确提出要增强纺织等重点产业持续创新能力。在纺织领域，重点是高新技术纤维和新一代功能性、差别化纤维，高效节能纺纱、织造和印染以及产业用纺织品。《规划》强调加强制造业共性技术创新平台建设，提高重大成套技术装备开发能力，加强生产过程智能化和生产装备数字化应用示范，提升集散控制、数字控制等自动化和信息化技术集成创新能力。

《规划》还把高性能复合材料列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能力建设重点，强调要前瞻部署一批前沿技术研发平台，完善一批产业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平台。发展产业链完善、创新能力强、特色鲜明的创新集群，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技术的工程化和产业化能力。

针对推进创新主体能力建设，《规划》提出加强企业技术创新基础能力建设，鼓励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按产业发展需求构建创新链，推进创新型企业建设，加大对企业创新基础能力建设支持力度，促进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采取有效政策措施，引导企业加大产业发展前沿技术研发力度。（郝杰）

制造业工资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2年平均工资主要数据显示，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46769元，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9.0%；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28752元，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14.0%。受我国国民经济增速放缓影响，2012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和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名义增长速度分别比上年回落2.5和1.2个百分点。

在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中，对占全部就业人员41.2%的制造业和建筑业就业人员而言，其年平均工资不仅远远低于金融业的89743元，也比平均工资水平分别低5119元、10286元。对私营单位就业人员而言，其年平均工资更低，仅为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水平的61.5%。

统计表明，2012年，全国共有25个省份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幅达20.2%。23个省份发布了2012年工资指导线，基准线提高幅度多在14%以上。

（郝杰）

宏观数据

中央财政收入增长：2.6%

财政部6月9日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公共财政收入12749亿元，比去年同月增加744亿元，增长6.2%。其中，连续两个月负增长的中央财政收入在5月份转为小幅增长，为7170亿元，但仅比去年同期增长2.6%。

5月人民币贷款增加：6674亿元

中国人民银行6月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6674亿元，同比少增1258亿元，明显低于市场预期。分析人士认为，5月份金融数据显示出信贷需求不足的现实，反映了实体经济的疲弱。

5月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增长：12.9%

国家统计局6月9日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18886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2.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2.1%。1至5月份累计，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2.6%。

5月工业增加值增长：9.2%

6月9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5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9.2%，比4月份回落0.1个百分点。从环比看，5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月增长0.62%。1-5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4%。

5月PPI下降：2.9%

国家统计局6月9日发布数据，5月中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2.1%，增速回落0.3个百分点；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同比下降2.9%，创近8个月新低。两项指标均低于市场预期。

5月外贸出口增长：1%

海关总署6月8日公布，今年前5个月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10.51万亿元，同比增长10.9%。5月份，进出口总值2.15万亿元，增长0.4%。其中出口1.14万亿元，增长1%；进口1.01万亿元，下降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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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关注：需求导向创新 技术进步不断

第十六届上海国际纺织212业展览会落幕

6月10～13日，为期四天的第十六届上海国际纺织工业展（shanghai Tex2013）在上海新国际展览中心举行。

此次展会展出面积10万平方米，共有来自25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多家纺织机械企业参展，其中包括来自意大利、德国、韩国的展团。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太平洋机电（集团）有限公司、瑞士立达公司、欧瑞康等海内外知名企业悉数到场。展会展出产品涵盖纺纱机械、织造机械、针织机械、印染及后整理机械以及专件器材产品。

此次纺机展中，海外参展企业占总量的35%，包括来自德国、瑞士、日本等国的知名设备企业，国内参展企业占总量的65%，也同样名企汇集。此次展会展出规模最大的是印染及后整理机械，有3个展馆进行该领域产品的展示，立信、贝宁格、宏华数码等企业都纷纷进行了新技术产品的展示。随着数码印花技术在印染行业的迅速发展，此次展会，在该领域的产品技术展示企业占据不小的比重，参展企业除了本土企业外，还包括印度、日本等国企业。

以终端产品特点反映设备特性，成为了此次展会的一大亮点，很多参展企业都纷纷借助这一方式进行各自装备技术的推广。不论是立达公司主推的新型纺纱技术下的Com4立达纱，还是江苏金龙、慈星股份、常州五洋的针织服饰产品展示，抑或鹰游纺机展台的毛毯及碳纤维产品陈列，都在更大程度上体现出当前纺机企业对于市场需求的全面捕捉与把握。展会中，高效率、减人工、降成本、环保是每个展出产品大都会涉及到的设备特点描述，这些源于纺企转型升级的需求，正不断深入设备企业的技术创新之中，并成为了当前企业创新的主旋律。（袁春妹）

加快建立促进产业健康发展长效机制

2013中国国际棉花会议召开

6月6日，2013中国国际棉花会议在青岛市开幕。论坛由中国棉花协会、全国棉花交易市场和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办。本届的主题为“信心、转型、共赢”。来自17个国家和地区的近千名专家学者、政府官员、棉花纺织业者围绕这个主题，就当前农产品贸易与宏观政策、棉花与纺织形势等进行深入的交流，共同谋划中国和世界棉业的未来发展之路。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理事会副主任骆琳，中国棉花协会会长周声涛，山东省副省长赵润田，中国棉花协会名誉会长林乃基，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生等参加了开幕式。中国棉花协会常务副会长高芳主持了开幕式。

骆琳在致辞中指出，14年来，中国国际棉花会议已成为全球棉业界最具影响的盛会。本届会议的主题对处于国际金融危机深层影响下的世界和中国棉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骆琳分析了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棉花和纺织行业的冲击，他认为新的一年，需求不足的大环境没有改观，人民币升值、成本上升、资金困难等制约因素依然存在，中国棉花纺织形势仍不乐观，棉纺业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如何在有效保护棉农利益的基础上，实现农工商三者协调发展，加快建立促进产业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成为当前急需解决的紧迫课题，需要各方共同参与和推动。

周声涛指出，2012年以来，受需求不足、成本上升、内外棉差价等因素影响，中国纺织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困难。面对这种情况，中国政府统筹国内外两个市场，统筹产业链关系、统筹农工商三者利益，出台了三项措施：即继续实施棉花临时收储预案、扩大棉花进口和投放储备棉。以上措施保障了棉农基本利益，使国内棉花价格总体稳中有升。今后一段时间，纺织品服装出口形势仍然严峻，内需动力仍然不足，棉农植棉积极性下降，中国棉花产业面临新挑战。但他始终乐观地认为，未来5-10年中国棉花大国的地位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棉花生产和棉花消费仍具增长潜力，纺织业仍可以大有作为。（郭春花）

协会快讯：中纺联将推荐电子商务 集成创新试点工程项目

6月7日，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发布“关于开展电子商务集成创新试点工程项目评审推荐工作的通知”。此通知是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电子商务集成创新试点工程工作的通知》的要求，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将组织评审并推荐符合条件的项目参加工信部电子商务集成创新试点工程项目的评定。

5月24日，工信部发出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电子商务集成创新试点工程，并发布了《2013年电子商务集成创新试点工程项目指南》。该工程包括五大试点方向：大企业电子商务和供应链信息化提升、行业电子商务平台服务创新、跨境电子商务、移动电子商务和产品信息追溯。

通知要求项目符合《电子商务“十二五”发展规划》和《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推进物流信息化工作的指导意见》确定的发展方向。项目具有实施基础和应用前景，在技术创新、应用创新、服务创新、商业模式创新、集成创新等方面已经取得明显成效，具有示范推广意义，或者具备较强的技术、商业可行性和创新性，预计在1—3年内可取得较明显的经济效益，具有一定的试验探索意义。项目实施倡导自主可控原则，以拥有民族自主品牌和自主知识产权的解决方案提供商为主要依托。

为坚持高标准和严要求，充分体现试点工程项目的行业代表性和领先性，中纺联将根据企业申报情况，组织专家评审，对符合试点工程项目评定条件的项目，由中纺联择优向工业和信息化部进行推荐。（筱露）

实时播报：“神十”飞天天工大助力

神舟十号飞船发射升空，举国欢腾。而它的各项准备工作也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天津工业大学复合材料研究所工作人员密切关注着有关“神十”的消息，因为“神十”关键部件复合材料采用的就是该研究所研制的高技术含量的特种纺织增强材料，代表了中国先进复合材料的应用水平。

据天津工业大学复合材料研究所所长陈利介绍，为了适应严酷的飞行环境和减轻结构重量，神舟十号飞船的关键部位选用了高性能复合材料，天津工业大学研制的特种纺织增强材料成为复合材料关键部件的首选增强骨架材料，具有重量轻、强度高、抗烧蚀的优异性能，同时减轻了结构重量，显著提高了飞船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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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纺织增强材料具有高维自由度的可设计性，通过改变材料内部结构，可以在很宽的范围内“量体设计”材料的力学性能和物理性能以满足特殊环境下的使用要求。到目前为止，特种纺织增强材料被认为是提高复合材料的强度、抗烧蚀、抗热震和抗蠕变等性能的最为有效的方法，同时也是实现飞行器结构一体化设计制造的技术关键，因而成为新一代飞行器研制的核心技术和重点发展领域。

天津工业大学复合材料研究所成立于1989年，是国内最早开展多维纺织技术和先进纺织复合材料制造技术的研究单位。1990年成功研制出了我国第一台机械式编织机。1992年，研制成功了我国第一台由计算机控制的大型编织机，可挂纱线4万锭，目前为国内最大的编织设备，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建成了国内唯一的集材料设计、多向编织、液体模塑成型、材料性能表征等为一体的先进纺织复合材料的研究开发平台，承担完成了多项国家重点工程配套研制任务，研究成果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并已成功应用于我国探月卫星、宇宙飞船、运载火箭、远程导弹及新型战机等高技术领域。

天津工业大学以自主创新为引擎，选择高定位，瞄准高水平，通过交叉、渗透、融合等方式进行内涵建设，通过打造一流的科研基地、建设一流的科研梯队、坚持长期稳定的研究方向和实现科研成果的产业化等有效措施，带动了学校纺织、材料、计算机、自动化、机械电子、艺术设计等学科的协调发展，目前已经形成了以先进纺织复合材料、中空纤维膜分离技术、特种功能纤维材料、纺织油剂助剂、半导体（LED）发光材料和机电设备集成制造为代表的多个国际先进或国内领先水平的特色科研领域，连续五年获国家科技奖。学校批准成立各种研究机构70余个，围绕支柱产业组建36支科技创新团队，目标是努力打造一批“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优势学科和重大科研成果，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做出高校应有的贡献。（陈利）

企业动态：孙晋良院士工作站落户华通色纺

6月8日，绍兴华通色纺有限公司与中国工程院院士孙晋良正式签署协议，成立以孙晋良院士为首，由东华大学、浙江理工大学、北京服装学院、西安工程大学、绍兴文理学院等各高校专家学者团队共同参与研发的院士工作站。作为一家以新材料研究为发展根本的新型科技企业，华通色纺搭建平台，联手专家高校，实现创新提升的做法或许将成为纺织企业突破自身创新能力桎梏，加快转型升级脚步的又一次示范性尝试。

中国工程院二局副局长阮宝军、浙江省科协副主席隗斌贤、绍兴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赵铭、绍兴县副县长周树森，总后勤部军需装备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来侃等来自政府和专业机构的代表，以及来自上海大学、东华大学、浙江理工大学、北京服装学院、西安工程大学、绍兴文理学院的多位专家教授共同出席了本次签约仪式。

孙晋良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市科协副主席、上海大学复合材料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是我国复合材料研制领域的领军人物，曾多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发明奖，2008年被授予我国工程技术界最高荣誉——中国第七届光华工程奖。

对于此次牵手绍兴华通色纺，孙晋良表示绍兴企业能够积极创新升级，热心新材料开发研究，对整个行业进步都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作为行业研究的学者，能够与企业联手开发，为企业技术创新做贡献，是一种荣幸也是一种责任。

据了解，绍兴县华通色纺有限公司是一家集棉花收购、加工、仓储、纺纱、服装为一体的新型科技型企业，公司成立于2006年，注册资本5000万元，公司下设上海圣麻服饰有限公司、绍兴吉玛良斯服饰设计有限公司、绍兴县滨江特产棉花有限公司、中国储备棉总公司绍兴代储库。2012年华通色纺销售达4.8亿元。

华通色纺董事长季国苗透露，此次的院士工作站建设华通色纺共投入1200万元资金，旨在以汉麻新材料的制造、纺纱、染整、服装研发为切入点，组建以孙晋良院士为核心的行业特色高校合作与现代科技骨干企业，组建一支产学研用密切合作的集中创新团队。通过汉麻纤维新技术的集中创新，为本地纺织产品结构调整、核心竞争力提升和新的经济增长点等储备科技成果产业集群。通过一至两年的努力建成浙江省乃至国家级的汉麻研究中心和纺织新材料开发服务公共平台，为企业良性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为当地纺织产业提升和技术创新发挥示范作用。

（沈激/文张俊龙/摄）

华孚获得碳足迹绿叶标签认证

日前，经过近四个月的碳足迹认证工作，华孚顺利获得英国权威机构Inertek颁发的“碳足迹”绿叶标签认证。据了解，华孚是色纺行业首家、也是目前唯一一家获得“碳足迹”绿叶标签的企业，为色纺纱领域的低碳、高效可持续发展树立了标杆。

去年12月底，华孚与P.S.Intertek天祥公司签约，正式启动碳足迹认证。1月2日，天祥公司相关市场、技术人员已进驻位于浙江上虞的华孚色纺工业园，随后用3个月时间，完成走访，问卷调查，数据收集，数据验证（华孚及供应商），华孚下游工厂数据验证，结果分析、建模计算、出具报告，准备证明书材料、提交申请资料等一系列流程。最终，认证机构通过深入对华孚生产的全棉色纺纱碳足迹的专业、系统认证，以权威的数据佐证了华孚及其产品生产符合低碳环保要求，颁发“碳足迹”绿叶标签。（蔡玉琼）

“中国创意大师”江绍雄加盟苏丝股份

近日，“中国创意大师”江绍雄正式加盟江苏苏丝丝绸股份有限公司，出任苏丝苏州丝绸创意研究院院长，率领企业研究团队展开苏丝丝绸的创意研究工作。

江绍雄是中国蓝道广告公司执行创意总监、艳遇中国首席设计师、中国广告学术委员会常委、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教育部艺术学科指导委员会委员、华侨大学教授、北京联合大学广告学院客座教授、首都经贸大学中国品牌研究中心研究员和北京大学国际首席品牌研究生院客座教授。他被国内外的产品创意研究界誉为“中国创意大师”，他的创意以奇异精妙著称，具有很强的震撼性。他以本土广告人的执着，创作出了很多国际色彩感很强的作品，其亲自打造的“艳遇中国”系列作品多次荣获国家级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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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丝苏州丝绸创意研究院坐落在美丽的丝绸之都苏州。江绍雄表示，他将立足苏丝，致力于丝绸时尚设计与传统工艺的完美融合，以中国设计现代化的目标为己任，为把中国千年丝绸的人文情怀与精湛的丝绸工艺推向世界，为成就“中国的爱马仕”而努力，建立起国内外知名的、独有的“苏丝”丝绸品牌。

据悉，江绍雄此前多次参与、指导了苏丝丝绸的产品设计、生产，为苏丝丝绸睡衣、睡袍、丝绒衫和蚕丝袜等新产品通过省级鉴定，荣获国家丝绸创新产品金奖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相信，在“中国创意大师”江绍雄领军的苏丝苏州丝绸创意研究院，苏丝必将带给国内外市场以更多时尚的丝绸服装、家居服和服饰产品，为振兴中国丝绸产业作出积极的贡献。

（徐军/文毕银书/摄）

东莞市纺织服装职业教育集团成立

6月6日，东莞市纺织服装职业教育集团成立大会在东莞职业技术学院召开，14所高校服装设计专业的相关负责人，东莞市纺织服装行业协会、东莞市毛纺织行业协会、东莞市虎门服装服饰行业协会等7个行业协会相关负责人，以及50多家纺织服装企业的负责人共同参与东莞市纺织服装职业教育集团揭牌。

东莞市虎门服装服饰行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东莞纺织服装行业发达，成立集团可以培养更多的人才，进一步提高产业竞争力。

据介绍，东莞市纺织服装职业教育集团由东莞职业技术学院牵头，依托东莞市纺织服装行业协会、东莞市毛纺织行业协会、东莞市虎门服装服饰行业协会三大行业协会及其上规模企业，联合省内设置服装专业的高校及中职学校等团体力量，以项目的形式进行建设和推进。职教集团将实行政府、高校、行业、企业共管的管理模式，设立理事会和协同创新中心。以纯集团董事长郭东林担任理事长，东莞职业技术学院院长贺定修担任常务副理事长。协同创新中心下设运营中心和战略发展中心，负责职教集团的整体发展规划和运营设计。

职教集团成立后，将由东莞职业技术学院安排日常办公场地，预计三年内投入人民币650万元进行项目建设。其中，软件服务平台建设投入300万元，用于支持师生和企业技术开发，以及企业动态、学生学习成果及获奖情况、教学结果等的展示；服装多功能厅及T台建设投入350万元，用于实现研发、表演及营销一体化。（立武）

德棉改革压缩空气滤清器见成效

近日，针对空压机压缩空气滤清器使用时间大幅减少这一问题，山东德棉集团机动分厂空压制冷工段积极开拓思路，寻求创新。

他们通过使用无纺布对设备的空气进入处进行圈围，使之弥补空气滤清系统的缺陷，提高了空气质量，极大延长了空气过滤器的使用时间。经比对，改造前一个新换空气滤清器的使用时间为12天，改造后，更换使用可超过17天，有效降低了停车维修给生产带来的不利影响。（杨爱芹李波）

助推中国建立公平竞争平台 篇4

ASTM标准制定过程使得不同意见被听取和采纳, 最终将这些意见融入新标准或修订标准之中, 我们的标准作为全世界都在使用的技术文献结合了质量和市场相关性两个重要因素。ASTM会员和客户应用ASTM标准来保证其产品和服务的兼容性, 使其产品能够进入市场并且提高产品在整个生命周期的质量, 而这种始终如一、平等、可靠的标准制定和发布过程对于保持ASTM会员和客户的信心是至关重要的。ASTM标准使你的工作更加得心应手, 帮助你更容易地达到目标并支持你创新。

我非常高兴ASTM通过中国的合作伙伴使得ASTM标准的获取更为简单直接, 同时也促进了中国专家参与标准制定过程。通过ASTM和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签订的谅解备忘录, 中国的技术委员会在制定国家标准时, 可以参考和采用ASTM标准。谅解备忘录也使中国专家可以免费参与ASTM技术委员会活动, 拥有平等参与权利的同时也为ASTM标准贡献专业力量。ASTM通过与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的合作, 为中国专家获得ASTM标准和参与ASTM标准活动开辟了另一条捷径。

在全球市场上, ASTM标准对于成功贸易策略来说是一本通行证。高品质、高市场相关性的ASTM标准遵循WTO标准制定原则, 通过为全球企业开辟新市场和新贸易伙伴促进贸易发展。从世界500强到新企业, ASTM标准有助公平竞争的开展, 以致所有规模的企业都能够在全球市场公平竞争。

中国应建立立法助理制度 篇5

立法助理制度是随着近代各国立法工作专门化和立法职能不断强化而发展起来的、协助立法机关工作的一项立法制度。许多国家都建立了相对完备的立法助理制度。仅以美国为例：早在19世纪代，美国国会就开始着手雇佣助理人员；1946年还专门通过立法改革法规定国会常设委员会助理的数量及薪金支出等事宜；到目前为止，美国众议院议员私人助理有8000人，常设委员会有助理2200人，参议院有私人助理4000多人。为了加强我国人大的立法工作，提高立法的质量，我国也应建立具有自己特色的立法助理制度。

中国食品欧洲展销中心有望建立 篇6

今年的柏林绿色周共吸引来自全球65个国家和地区的1660家展商参展，伙伴国为非洲国家摩洛哥。各地不同风味的美食，品种多样的动物，色彩艳丽的花朵，无不给人们带来愉悦的感官享受。如果想仔细逛完26个场馆，大约需要步行8公里，花费至少3天时间。不过，若只对某一主题感兴趣，也可按照主办方推荐的“乐趣德国”“家庭娱乐”“吵闹动物”“春意花园”“发现之旅”“世界美食”等9条不同主题线路设计行程，每条线路长数百米至数公里不等。

中国展区位于6号展馆，大红色的背景与古香古色的故宫宫门设计极具东方韵味。白酒、香醋、茶叶、蜜柚……展团带来了近百种中国特色食品和农产品。灯笼、春联等中国文化元素也为展台增添了喜庆气氛。同时推出了“茶之美”中国茶叶知识展板，通过向各国参观者介绍中国名目众多的茶叶种类，普及东西方饮茶习惯的区别。此外，中国展团与当地亚洲食品和用品经销商进行了深度交流，初步达成了双方发挥各自优势、在德国建立中国优质农产品和食品欧洲展销中心的合作意向。

中国碳排放交易体系建立探讨 篇7

1 中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的现状

最近几年, 中国已经赶超许多国家成为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主要东道国之一, 最新资料显示, 截至2009年5月, 中国共有544个CDM项目注册成功, 占全部注册项目的33.64%, 超过印度成为世界第一大清洁发展东道国, 累积核证减排量为126, 872, 554吨二氧化碳当量, 占东道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总量的44.37%。

我国于2002年3月正式引进碳排放交易体系, 虽然我国目前还没有建立统一的碳排放交易体系, 但是正在进行一些初步的探索, 并且日趋完善。近几年来, 我国碳排放交易发展迅速。

2 构建中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的机遇与风险

2.1 构建中国碳排放交易市场面临的机遇

一方面, 由于《京都议定书》在第一阶段没有把我国纳入碳减排的国家, 从短期来看, 如果在第二阶段将我国纳入碳减排国家的话, 那么企业对节能减排的项目贷款需求就会大幅度增加, 从而对碳排放权的交易需求亦会增加, 这必将在很大程度上促进我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发展。另一方面, 由于我国各省市能源结构相差很大, 因此我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和技术的实施需要很长一段时期, 而且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 而国际碳排放交易市场将带给我国巨大的融资机会;而且通过向发达国家出售碳减排量可以获取有利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及能源结构升级的技术和资金, 改进我国现在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 提高能源的利用率。

2.2 构建中国碳排放交易市场面临的风险

首先是技术风险;目前发展中国家成功申请的技术项目并不多见, 尤其是中国, 这主要归因于:某些技术项目的合作周期较长, 企业更看重的是短期内可以盈利的项目, 由于碳减排技术一般都具有较高难度, 企业还需要购置大量的设备, 因此企业的风险和损失较大。其次是成本风险;我国碳交易市场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 相关的配套政策还不够完善, 并且根据现行法律规定, 发展中国家不能直接将配额出售到欧洲市场, 企业卖出的减排额主要由一些中介机构参与后才能进入国际市场。这中间很可能会由于中介商的操作以及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导致我国签订的交易合同价格相差较大。最后是政策风险;国际碳交易市场上的不确定性也会增加我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外部性。

3 构建中国碳排放交易市场体系的具体框架

中国的碳排放交易应该分为两类, 即国内交易和国际交易。国内交易主要应该建立在总量管制和排放交易的市场机制上。按照国家规划, 首先对每个省都设置一个排放上限, 然后各省再将具体的排放额按照规定下发给各个企业。倘若某个企业的实际排放量超过政府规定的排放额, 则该企业有几种不同的选择:一是需要到二级市场上购买相应的排放许可额;二是投入资金运用碳减排技术从而将该部分超过限定额度的碳排放量消除;或者是选择上缴罚款。国际交易则主要集中在面向发达国家出售碳排放权, 同时开发出与国际碳排放交易体系相同的产品进行交易。

除了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外, 政府还应建立相对应的法律体系, 从而保证碳排放权交易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同时, 还应制定相关的各种规章制度, 这有利于创造相对公平透明的交易环境, 消除信息不对称, 防止不正当竞争, 保证碳排放交易市场的有效运行。

3.1 建立碳排放总量交易机制在碳排放中的战略地位

随着我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的不断发展完善, 目前已经初步具备了利用总量交易机制控制碳排放的条件。我国现在应该转变目前所采取的环境治理思路, 摆脱这种过分依赖行政手段的模式, 积极探索依靠市场机制运行配置资源、促进节能减排的新模式。由目前的以命令——控制为主减排方式逐渐过渡到由市场机制与行政手段相结合的政策体系。同时推出环境资源有偿使用的制度, 也就是强调环境资源的商品属性, 使其能够充分体现在企业的生产成本中, 从而促进国内企业走上“低投入、低消耗、低污染、高效率”的集约化道路, 进而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

3.2 完善碳排放交易市场

随着国际碳排放交易市场的不断发展, 我国应不断完善现有市场并积极开发新市场。通过建立碳排放权期货交易市场和碳排放权期权市场, 从而拓宽我国碳排放交易市场。在这一市场体系中, 以现货交易市场为基础, 期货交易市场和期权交易市场为主, 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并结合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设计出适合中国的标准化碳排放权期货和期权合约, 包括合理安排碳排放期货、期权交易所的布局, 价格形成制度, 以及时物之间的交割制度等工作。

3.3 设立碳排放交易中心和交易平台

建立我国的交易中心应该具有一定的权威性, 从而保证其能够在国际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基础上运行, 用市场导向来指导我国的温室气体减排项目的实施, 通过交易中心的市场化运作, 产生并传播碳排放交易市场的信息, 使温室气体减排成本最小化, 并且能够有效的降低市场的交易费用。除此之外, 我们还需要建立一个实体性的交易平台, 为我国碳排放交易市场各会员和参与者提供一个可以进行交易的场所。在此基础上, 再建立一个基于网络的市场交易平台, 以便注册用户通过网络进行交易, 从而减少成本、提高市场交易效率。

3.4 加强政府和市场的监管力度

通过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既可以为企业的碳融资行为提供资金的保障, 又可以为调整资产组织提供便利, 但同时有可能成为某些投机者操纵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工具, 因此, 我们应该加强政府和市场的风险管理。具体来说:一是建立严密的监管体系, 规范碳排放交易行为;二是建立严密的法规, 规范碳排放权交易的市场行为;三是加强碳排放期货期权交易的投资宣传;四是建立完善的风险管理措施。

总之, 在我国建立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必须在政府的积极引导下, 结合市场手段与行政手段的灵活运用, 对现有的资源进行最优化配置, 运用市场规律促进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健康发展。根据碳排放权交易所具有的功能和气候交易所的成功经验, 在我国推出碳排放权交易对发展和完善我国证券市场体系, 提高国际竞争力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同时应该加强法律、市场监管和投资者教育几方面的配合, 从而达到国家对温室气体排放的总量控制, 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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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程.“浅论京都议定书下的碳排放权交易”[J].载法制与社会, 2007,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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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涂毅.“国际温室气体 (碳) 排放权市场的发展及其启示”[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08, (2) .

新中国建立论文 篇8

宽带中国战略的提出, 引发了“两会”代表、委员的热议, 对于该战略具体实施中的问题, 不少代表、委员提出了宝贵建议。全国政协委员、工信部电信研究院科技委副主任雷震洲在提案中建议, 由发改委或工信部立项建立“中国宽带地图”, 尽快就“中国宽带地图”的关键环节和建设方案开展研究。

雷震洲在2009年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上就曾提交提案, 呼吁把发展宽带提升为国家战略。他认为, 在人类社会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过渡的大转型时期, 抓宽带就是抓时代的机遇, 抓宽带就是占领制高点。宽带不仅是推进信息化, 持续发展经济社会的重要基础设施, 而且是在网络空间中维护国家主权的坚实后盾。没有宽带, 在网络战中必败无疑;没有宽带, 在应对恐怖、动乱事件中就难以速战速决;没有宽带, 就无法真正有效推行远程教育、远程医疗、异地协作等生产性应用;没有宽带, 就不能有力支撑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下一代互联网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繁荣发展。

雷震洲介绍说, 美国为了确保宽带这一重要基础设施的有效部署, 政府首先出台了国家宽带战略, 接着制定了长达377页的国家宽带计划, 2011年则推出了美国宽带地图, 形成了一个协调的三部曲。所谓宽带地图是通过监测、评估与信息服务系统, 以地图的形式向社会直观地展示宽带部署与发展进程, 不仅政府可以全面、及时掌握进度和发现问题, 而且还可向公众提供服务, 如查询宽带信息数据和相关应用、与政府就宽带服务质量进行互动沟通等。宽带地图是保障宽带战略顺利实施和宽带目标如期实现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对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发展不平衡的我国来讲, 尤其必要。对此, 雷震洲建议, 由发改委或工信部立项建立“中国宽带地图”, 项目组成立后, 尽快就“中国宽带地图”的关键环节和建设方案开展研究。在充分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宽带地图建设经验的基础上, 摸清我国建立宽带地图的资源基础和技术条件, 提出“中国宽带地图”的指标体系、所需数据来源、发布机制和展示方式等方案, 制订切实可行的分步骤、分阶段实施计划, 研究提出建设宽带地图所需要的配套政策措施和专项资金使用方案。

论宪法诉讼机制在中国的建立 篇9

1803年美国的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开创了宪法诉讼的先河, 并由此建立了由司法机关来审查违宪与否的监督体制。基于全世界多样化的法律传统和政治理念, 各国建立和发展了具有各自特色的违宪审查制度 (我国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所声明的宪法监督与上述的违宪审查涵义是相同的) 。依照实施违宪审查的主体以及方式的不同, 违宪审查体制大体可以分为最高代表机关审查制、司法审查制、宪法法院审查制和宪法委员会审查制四类。

最高代表机关审查制, 是由各个国家的代表机关 (议会、人民代表大会等) 作为审查机关实施违宪审查;司法审查制和宪法法院审查制都是宪法诉讼制度的表现形式, 也就是下文所介绍的普通法院型和宪法法院型的宪法诉讼制度;宪法委员会审查制即由专门设立的宪法委员会作为违宪审查的主体。下面重点介绍宪法诉讼的相关制度和研究。

一、宪法诉讼的概念和特征

为了更好地阐释宪法诉讼的概念, 首先要将宪法诉讼与容易混淆的司法审查和违宪审查加以区别。根据之前学者的研究可知, “司法审查制度, 是指司法机关通过司法程序审查和裁决立法案或行政行为是否违宪的一种制度。 (1) ”司法审查的主体是司法机关, 侧重于诉讼主体机关的司法属性, 而宪法诉讼是通过诉讼程序对宪法进行审查, 则宪法诉讼的主体是特定的审查诉讼机关, 由此可得司法审查与宪法诉讼是不能等同的两个概念。违宪审查是对宪法监督机制的各种程序的总称, 不仅包括诉讼审查程序, 也包括非诉讼审查程序。我们可以认为宪法诉讼是违宪审查的一部分, 但不能代表全部的审查方式。

宪法诉讼是违宪审查机关、原告人以及具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针对具体的存在的违反宪法的事件引起的某项特定法律或者抽象地仅对法律的合宪性与否的审查, 最终确定违宪法律效力存在与否的诉讼过程。宪法诉讼的特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 宪法诉讼的前提是违宪, 是指相关主体违反包括宪法典、宪法原则、宪法判例等相关内容的宪法规范。

(二) 宪法是调整国家与公民关系的法律规范, 宪法诉讼中行使违宪审查权的是特定的国家机关, 违宪的主体是国家机关及其领导人, 败诉后违宪主体将承担的是违宪责任, 违宪责任是兼有法律和政治双重性质的一种法律责任。

(三) 宪法诉讼的对象是审查特定法律违宪与否。

(四) 宪法诉讼的结果是判断法律是否违宪并判决违宪的法律无效。

二、国外宪法诉讼制度的相关研究

根据法院的种类及审查方式的不同, 可以将宪法诉讼分为普通法院型和宪法法院型两大类型。普通法院型, 又称为“附带性违宪审查制度”或“私权保障型违宪审查制度” (主要存在于美国、日本、菲律宾、埃及、阿根廷、巴西、印度、澳大利亚、加拿大等英美法系国家, 日本除外) , 是指以传统的司法权观念来理解宪法问题, 在具体的法律上的争讼中, 一方当事人作为请求根据引用有违宪嫌疑的法律, 另一方当事人以其违宪性为理由主张该法律不能适用于该案件时, 作为确定具体的权利或法律关系的前提, 由普通司法法院根据审理具体案件的实际需要对有关法律进行合宪性审查的制度 (2) ;宪法法院型, 又称为“抽象性违宪审查制度”或“宪法保障型违宪审查制度” (德国、意大利、法国、奥地利、韩国等大陆法系国家) , 是指不以具体的法律上的争讼的存在为前提, 而以抽象的法律的合宪性为诉讼标的, 由特别宪法法院进行的一审终审的违宪审查制度 (3) 。

(一) 两大宪法诉讼制度的发展历程

1.普通法院型, 普通法作为英美法系的基础认为法是恒定不变的;再者英美国家的国家政体多数为三权分立, 注重通过法院对于立法权的制约, 在英美法系国家法官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 因此对于宪法权的审查一直是由法院进行的, 并且近代更加信奉自由主义, 主张对于个人权利的保护。

2.宪法型法院, 大陆法系国家的法院的权利是由王权分离出来的, 影响着蓬勃发展的资产阶级革命;大陆法系国家是成文法系国家, 法官依照系统条理的法律进行判案, 抑制法官的个人意志。基于立法权的优越性以及对于法官的不信任, 大陆法系国家起初实行的宪法审查制度是由立法机关建立的自我审查制度。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民主意识的提高, 宪法审查制度的建立已刻不容缓, 而且自我审查制度也暴露出来大量的弊端。于是旨在维护宪法秩序的宪法型法院的宪法诉讼制度建立起来。

(二) 两大宪法诉讼制度的发展特色

普通法院型的宪法制度的诉讼前提是存在具体的侵害利益的事件, 并由此提起刑事、民事、行政诉讼附带审查适用该案件的法律;普通法院型的宪法诉讼制度并没有重新设立审查机构而是各级法院均可受理 (规定只有最高法院才拥有审查权的少数国家除外) , 因此该宪法诉讼制度仍要遵循各国相对应的司法审级制;处理案件是根据具体情况作出的判决, 判决仅针对诉讼的案件有效, 不具有一般的约束力。

宪法法院型的宪法诉讼制度可直接对法律抽象地进行审查而不根据具体的事件和原由;宪法法院型下的宪法法院是独立于一般司法机构之外, 仅对存在使用争议的宪法相关问题进行审查, 实行一审终审制;宪法法院型对于审查的法律具有一般的效力, 可以最终判决撤销违宪法律, 自判决宣告之日或次日法律就会失效。

三、中国宪法诉讼制度的可行性

(一) 建立宪法诉讼制度的重要作用

宪法作为我们国家的根本大法, 只有被有效地实施和执行, 才能发挥其调解社会关系的作用。监督宪法的实施和执行可以通过两种方式, 一是特定机关依职权的主动审查, 二是特定机关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被动审查。然而通过我国多年宪法审查的实践经验来看, 依职权的主动审查由于违宪审查的复杂性不能够有效地发挥效果, 因此我们应该将更多的精力转向宪法诉讼制度。

宪法诉讼制度的重要作用: (1) 保障宪法的实施, 维护宪法的权威;所有的法律如果只制定了法律条文而没有规定具体的保护和救济措施, 那么无论是具有最高权威的宪法还是仅仅约束特定区域的地方法规都不能够发挥作用, 该法律的所有的有点和特性也不能被发掘。 (2) 宪法和宪法诉讼相结合才能保障公民最基本的权利;法律是用来维护权利的, 法律的实施是由法律的救济措施来保障的。建立宪法诉讼制度才能够及时防止违宪行为的发生并且对于已经发生的违宪行为进行制裁。

(二) 宪法诉讼制度建立的障碍和可行性

由于宪法的内容、宪法制定机关的素质以及宪法在具体适用上的不当阻碍了我国宪法诉讼制度的建立。宪法是根本大法, 涵盖人们基本的权利和义务, 规定了法律中的基本原则和要求。这就导致了宪法的抽象性和空洞性, 没有具体的条文来解释, 为宪法的适用造成一定障碍。宪法的制定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该制定机关中包含了各行各业的工作者, 人民代表能够明确的反映人民的要求却没有基本的法学素养。这对于宪法的实施和执行来说又构成一大障碍。另外, 在处理具体的案件中我国司法机关对于宪法向来敬而远之, 其中1955年最高人民法院给当时新疆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关于在刑事判决中不宜援引宪法作论罪科刑的依据的复函》和1986年最高人民法院给江苏省高院的《关于人民法院制作法律文书应如何引用法律规范性文件的批复》加剧了下级法院排除宪法司法适用的行为。

虽然宪法诉讼在中国的建立存在上述的障碍, 但是国家对于法制的重视和民众权利意识的提高为宪法诉讼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可能性。首先, 依法治国, 建设法治国家是领导人和民众的共识。十五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也写入了宪法, 中国的法制建设为宪法诉讼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契机;然后, 近几年来的司法改革对于法律的具体适用非常重视, 而宪法诉讼的实施就是为了监督和审查宪法适用的情况, 司法改革为宪法诉讼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基础;最后, 宪政理想的实现在最终要依赖于公民的宪法意识的提高, 没有权利文化作底蕴再完备的制度设计都是空中楼阁。 (4) 随着法制社会的进步, 公民的权利保护意识逐渐增强,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自身基本权利的保护, 公民权利保护意识的增强为宪法诉讼制度的建立提供了保障。综上而言, 宪法诉讼制度在中国的建立有极大的可行性。

四、对于宪法诉讼制度的模式选择和构建设想

既然宪法诉讼制度对于宪法的实施和执行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 那么建立怎样的宪法诉讼制度以及如何建立宪法诉讼制度对于当前中国宪法的发展极为重要。在本文的第二部分已经介绍了宪法诉讼的两个种类:普通法院型和宪法法院型。两种模式的宪法诉讼制度各有特色并且都有着长期的发展历史, 结合中国的国情, 我认为普通法院型的宪法诉讼制度更适合中国当前的发展态势。首先, 宪法法院型的宪法诉讼制度是大陆法系国家惯用的模式, 宪法法院是该制度必不缺少的条件, 而中国法律的历史发展中并没有建立宪法法院的渊源;其次, 如果要在中国建立各级的宪法法院来处理宪法适用的问题无疑会消耗更多的财力和人力;再者, 建立宪法法院是由一般的法官还是由各级的人大代表和政府机关工作人员来进行案件的审理呢?法官了解案件的审理程序而人大代表更明白宪法的制定意义, 两者都有着特有的优势。总体而言法官相对于人大代表更能掌握诉讼的程序流程, 更有利于宪法的审查和监督。

我们国家虽然主要参考和借鉴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 但是制度的建立仍需要结合当前的国情。现在我国的法院系统已趋于完善, 宪法诉讼相较于刑事诉讼、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有更高的要求, 但具体的诉讼程序与其他的程序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另设机构或部门来进行和管理宪法诉讼的相关案件, 仅需在法院系统中增加宪法诉讼这一审理厅, 从现有法官中选出合适的审理宪法诉讼案件, 具体的审理程序以及上诉、抗诉程序参见其他的诉讼程序;这样既能够节省人力和物力, 又能够迅速将宪法诉讼融入到我国司法体系中。

宪法诉讼制度一直以来都是学者的研究对象, 但是鉴于世界各国各具特色的宪法诉讼模式和我国系统的宪法监督审查体系缺失, 使得各方学者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 宪法诉讼制度的研究止步不前。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加强宪法监督, 这为宪法诉讼的再次研究创新了良好的机会。结合中国的基本国情, 借鉴国外的优秀制度, 建立和完善宪法诉讼制度指日可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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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蔡定剑.中国宪法司法化路径探索[J].法学研究, 2005 (5) .

中国古代建立监察制度的思想理念 篇10

一、权力的扩张性, 需要建立监察制度来调控

监察作为国家职能的一部分, 和司法制度、军事制度迥然不同。它的职能不是直接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反抗和颠覆行动, 而是监察、制衡国家机关及其官员, 是国家管理系统中的一种自我约束机构。《册府元龟·宪官部》在议论监察起因、性质和职能时说:“古之王者建邦立制, 设都鄙官府之治, 分班爵品职之序, 创刑典以洁暴慢, 修礼范而别等威, 百职并分, 万邦承式, 乃设纠督之任以专察之事, 刺检凶愚, 抨正违谬, 然后内外之政允, 厘奸宄之萌自塞者。”商鞅在总结历史上“有法不胜其乱”的原因时指出, 根本上是“法之不行, 自上犯之。”[2]所谓“上”就是指统治阶级内部的王公贵戚及官吏。韩非则更明确指出:“乱之所生六也:主母, 后姬, 子姓, 弟兄, 大臣, 显贤。”[3]“犯法为逆以成大奸者, 未尝不从尊贵之臣也。”[4]即使出现了民乱, 也往往是由于吏乱造成的。“闻有吏虽乱而有独善之民, 不闻有乱民而有独治之吏, 故明主治吏不治民。”[5]如何治吏?韩非提出了“督责之术”, 即通过严加监督和处罚来驾驭百官。朱元璋对监察御史等风宪官谕之曰:“风宪须严明以驭吏, 宽裕以待民, 如有奸贪强暴虐良善者, 尔等就逮其人鞠问审决, 然后以闻。”[6]朱元璋对御史提出的“严明以驭吏, 宽裕以待民”的要求, 可谓道出了监察的调控职能。

监察首先是为了适应统治者长治久安的需要, 它是国家法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 它为了维护整个统治阶级根本的、长远的利益, 不仅需要调整统治阶级及其领导集团与被统治阶级的关系, 把阶级冲突限制在“合法形式”的范围内, 防止阶级矛盾激化而把整个社会消灭, 而且需要调整统治阶级及其领导集团的内部关系, 限制个别成员“私人利益”的过分膨胀, 防止“整个自身阶级利益”受到损害。

作为国家组成部分的监察制度, 其建立正是首先适应了统治者长治久安的需要, 通过以官纠官的形式, 承担了约束统治阶级及其领导集团的内部一些人的特殊利益之职责, 充当了国家整体利益与官吏个别特殊利益、君主与百官、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以及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等诸方面关系的调节器和制衡器, 使之“水火相济, 盐梅相承”, 稳和对立面的冲突。因此, 监察看起来更像代表社会普遍利益的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

二、皇权的至上性, 需要建立监察制度来维护

监察制度作为封建制度的子系统, 它的政治属性受到母系统的严格制约。考察中国古代封建政治制度, 其最重要、最基本的内容就是君主专制。在这种政治制度下, 君主高高在上, 独裁专制, 统治一切, 所谓朕即国家, “主有专己之威, 臣无百年之柄”[7]。皇帝就是国家的同义语, 国家的一切权力皆源于皇权, 归于皇权。但是, 天下之事, 从行政到司法, 从经济到军事, 仅靠君主一人亲理是无论如何也难于应付的。君主的最高统治权要得以行使, 还需要设置遍及全国的统一官僚机构, 需要依靠庞大的官僚集团来实现。《韩非子·观行》说:“虽有尧之智, 而无众人之助, 大功不立。”同书《难二》又说:“凡五霸, 所以能成功名放天下者, 必君臣俱有力焉。”作为专制君主, 所需要的统治机构应当是既不妨碍君主独裁, 又能积极发挥统治作用的办事机构。

然而, 皇帝防臣如防贼, 大臣伴君如伴虎, 是古代君臣矛盾的生动写照。君主要想驾驭庞大的官僚机构, 需要对内外百官进行严密督察和有效监控。但君主只身一人, 要自行身察百官则力不足, 正如《韩非子·有度》所言:“夫为人主而身察百官, 则日不足, 力不给。且上用目则下饰观, 上用耳则下饰声, 上用虑则下繁辞。”因此, 自战国起, 历代君王设御史专以监察天下百官, 设谏官以广开言路, 防止用人和施政失误, 以维护君主专制统治。封建监察制度必然是以维护君权宗旨的, 历代统治者都把监察机关视为君主的耳目, 并极力操纵监察机关为维护君权服务。

监察官吏的选定和监察机关的命名鲜明地表现了其御用性。御史一职, 在西周春秋时期, 为国君记事官, 虽属微官, 但因“职居亲近”, 常常受到国君的信任和重用, 逐渐演变成为君主的“耳目”, 被赋予纠察的职能。秦创立监察机构, 以御史府命名, 根本任务就是维护皇权, 是封建帝王操纵的监察工具。秦汉以后的最高统治者都无不将监察官视作自己的心腹、耳目, 并在有关诏赦和法规中明确规定了这一性质。在宋代, 不仅中央御史台直属皇帝, 地方的监司和通判也直隶皇帝。御史是皇帝的耳目之官, 监察对象是朝廷百官, 任务是“举台纲, 肃官邪”, 目的是“以收众智, 以驭辟吏, 百官向方而万事理。”即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清代的《钦定台规》和《都察院则例》两部监察法规中, 清朝皇帝屡屡强调科道官是皇帝的耳目之官。以法规的形式规定, 监察官的考选、差遣、内升以及外转都由皇帝说了算。以上, 均体现了监察制度维护封建君权的性质。

三、官僚的利己性, 需要建立监察制度来规范

中国封建官僚体制是典型的东方专制主义集权制, 这种集权制的官僚机构是宝塔型的, 站在宝塔顶端的是君临天下的皇帝, 而广大的官吏只不过是皇帝的奴仆。皇帝实行专制独裁, 最担心的是人臣“功高震主”和“权重倾主”。正如韩非所言:“万乘之患, 大臣太重;千乘之患, 左右太信;此人主之所公患也”, 历代身居深宫的帝王对臣僚持戒心, 防臣如防贼, 对任何人都难以信任, 即使是自己的耳目监察官也不例外。同时, 在君主专制统治下, 封建官僚制度的一个重要弊端就是机构臃肿, 人浮于事, 办事拖拉, 不讲效率, 不负责任, 相互推诿, 欺上瞒下。如何保证天子宪令的正确和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 是封建制度所面对的一大难题。监察机关必须承担起调节国家权力, 对国家决策及政令的制定和实施实行监督的重任。并依据国家的法律、法令, 对各级衙门及官吏的行为是否合法进行监督, 使政事行为制度化、法制化, 从而使封建国家机器能够正常运转。

监察制度以介入司法活动为手段, 维护纲纪、保持官员廉洁, 最终使封建政权得以巩固。朝廷纲纪的主要内容和形式均体现为统治阶级制定的法律和法令, 历代皇朝均把监督法律、法令的实施作为监察机构的一项重要任务。御史台 (明清时改为都察院) 与刑部、大理寺并称为“三法台”, 即三大司法机构, 而御史也常被称为“法吏”。御史对不法官员进行弹劾, 也可由皇帝赋予直接审判之权, 并对审判机构实行监督, 履行“掌律令, 审重狱, 察冤枉”的职责, 加之在监察过程中对朝政存在的弊端向君主实行劝谏, 对朝廷的统治起到了巩固作用。

北宋魏了翁在论驳谏诤功能时说:“李唐以降, 又不如古, 然而尚于相维之间, 默寓交儆之意。中书进拟, 门下审覆, 尚书奉行, 而两者之属有给舍谏官, 尚书省之属有长贰郎曹, 一政令之行, 经涉非一, 使之得以选为正救……又使台臣得以纠逖, 侍从得以献纳, 百执事得以封章核对。盖以意思是天下事非宇宙大物, 非一人智力所能独运也。”[8]意思是国家大事非一人的智力可驾驭, 而三省建制暗含着让各部门相互制约监督的用意, 以匡正补救其中可能存在的过失。同时, 在政策实施的过程中通过严密监督、控制百官, 保证政策的彻底实施, 杜绝在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因官员的个人行为而影响到统治阶级的利益, 督促百官尽心守职, 提高行政效率, 并将这些要求在监察法规中明确规定。明侍御史刘真所言:“台宪之官不专于纠察……至于激浊扬清, 使奸邪屏迹, 善人汇进, 则御史之职尽矣。”[9]历代封建统治者利用监察机构对官吏进行多方面的监督, 促进吏治清明, 无疑对提高行政效能, 实现勤政具有积极的作用。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之所以为历代封建王朝所推崇, 是因为它服务于封建专制制度、与封建专制制度充分耦合。历朝历代监察组织机构的设置、监察官员职责功能的变化, 都是以维护封建专制制度、强化中央集权为目的的。封建制度下, 官员的权力均来源于皇帝的授予。皇帝的权威又必须通过各级官员权力的运用才能得以实现。权力的斗争性使得皇帝在授予官吏权力的同时也保持对官吏的高度警觉, 极力避免因官吏权力的过分膨胀而对皇权带来威胁。同时, 封建专制制度的先天不足也使得整个官僚体系不可避免地要面对腐败、低效、冗拖等一系列问题, 封建社会必须对这种权力体制的缺陷进行补救, 最大限度地保持封建专制制度的长治久安, 使官僚系统的权力处于有效监管之下, 避免因为官员权力膨胀或滥用权力对封建制度带来的冲击, 确保皇权的绝对权威和封建制度的稳定, 这也就是中国封建社会建立监察制度的宗旨之所在。

参考文献

[1]《叶适集》第751页.

[2]《史记》卷68《商君列传》.

[3]《韩非子》卷18《八经》.

[4]《韩非子》卷5《备内》.

[5]《韩非子》卷74《外储说右下》.

[6]《明太祖实录》卷54洪武三年七月.

[7]南朝·宋·范晔《后汉书·班彪传》.

[8]《历代名臣奏议》卷98《经国》.

中国掘进机产业亟待建立标准 篇11

据不完全统计，到2020年我国规划地铁项目176个，规划里程6200公里。每1公里地铁造价约为10亿元人民币，也意味着各地基础建设支出超过6万亿元。盾构机作为挖隧道的专用大型工程机械，预计需要盾构机超过300台次；铁路建设未来的5—10年，将规划新建17000公里，其中隧道约2000公里，约需盾构机200多台次。

一台盾构机的售价高达数千万，甚至数亿元人民币。原国务院重大技术装备办公室副主任董必钦表示，目前，我国盾构机面临行业发展无序、不规范情况，出现了一拥而上的局面。他呼吁，国家应对盾构机出台扶持政策，其市场需完善准入制度，相关的安全标准与法规、行业统计工作等也亟待建立健全。

实地调查：

复杂地质条件对装备性能要求更高

盾构机不仅用于全国各大城市轨道交通建设以及城际铁路建设，还可以用于水利工程、过江隧道、军工等项目的建设，应用前景广阔。由于我国各大建设项目持续上马，盾构机的市场需求也在不断扩大。盾构机为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于是，国内很多企业纷纷转向盾构机的研发和生产，江苏凯宫隧道机械有限公司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在江苏昆山凯宫隧道的一个生产基地，记者看到了一台正在组装的盾构机。盾构机的最前面安装着硕大的刀盘，后面是长达十几米，甚至是上百米的履带；刀盘挖出的泥土或石块等通过履带往后输送出去；中间还有一个中控室，可容纳一两个人。

凯宫机械公司董事长苏善珍告诉记者，在盾构机工作时，中控室里有操作人员通过前面的玻璃实时观察盾构机运行情况，并通过电话等通讯工具，随时与地面人员保持联系。由于地下地质情况复杂多样，对盾构机的性能、保障操作人员的安全性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盾构装备成企业转产的热门选项

不过，记者发现，就在盾构机生产线旁边，是凯宫机械的纺织精梳机设备生产车间。原来，凯宫还是一家纺织机械制造商，其在全国的销量和市场认可度均稳居榜首。

苏善珍说，纺织是我国的传统工业，精梳机市场趋向饱和。随着成本的日益提高，行业竞争日趋激烈。一些企业甚至以低于成本价方式恶性竞争。凯宫向高科技、高附加值产业的转型迫在眉睫。

2007年，苏善珍到北方重工参观，他意识到眼前的盾构机将是企业提升转型的好机会。而凯宫也有转型的技术创新“底气”。企业已累计开发新技术50多项，开发新产品12个，其中国家重点新产品3个、国家火炬计划产品4个，江苏省高新技术产品5个等。2010年，经专家组技术研讨和认证，凯宫隧道机械有限公司与德国海瑞克公司签署了合作协议，通过技术引进、吸收和自主研发生产盾构机。

2011年6月，凯宫隧道生产的EPB-6390型复合式土压平衡盾构机获“江苏省首台（套）重大装备及关键部件证书”。经鉴定，自主生产的盾构机盾体、螺旋输送机、主驱动等各部件性能均达国际先进水平，并超过日本公司产品。

到2011年12月，凯宫隧道共生产13台盾构机，分别投入苏州地铁2号线、南京地铁3号线和10号线的建设中，使用效果良好。

发展瓶颈：

核心技术缺乏

据悉，目前我国共有28个城市正在进行地铁施工，约有50个城市最新公布要开挖地铁。据预测，2020年，我国将有36个城市拥有地铁，总里程超过6000公里。

截至2011年8月，我国盾构机总销售台数超过200台以上，销售额超过100亿元，其中，内资企业销售近100台左右，销售额超过40亿元。

尽管国内企业希望在盾构机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但目前世界上掌握盾构机技术的制造企业主要集中在德国、日本和美国。2005年以前，仅海瑞克一家企业就占据国内盾构机市场的70%以上，外资品牌盾构机占有率曾超过95%。目前，盾构机的核心技术和主要部件仍然依靠国外进口。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副秘书长王金星说：“盾构机是‘订单式’的定制生产，需根据不同地质条件，进行不一样的配置生产，加上其自动化、智能化程度非常高，核心技术尚未完全掌握。”

市场竞争的公开原则有待健全

董必钦认为，盾构机的创新能力和研发投入有待进一步加强和提高；产业结构不尽合理，企业趋多，规模偏小，多而不强，大而不精，缺少市场竞争力和长远发展动力；市场的竞争环境有待完善，监管不到位。

“国内已有近30家企业进入，或准备进入盾构机行业。”董必钦说，加强调研，摸清市场迫在眉睫。“在不同领域、情况应用的盾构机产品类型不同，而且产品都有开发周期，因此需相关主管部门尽快调研，研究各领域究竟有多大的市场需求，避免企业盲目投入。总之，盾构机市场不仅需设定准入门槛，完善准入制度，相关安全标准与法规、行业统计工作等也亟待建立健全。”

专家建议：

董必钦认为，盾构机是个性化强、技术难度大、关联面广和市场需求量大的重大装备，应纳入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国家重点支持的高端装备制造，继续加强政策支持和监督指导，推进其健康持续发展；进一步推进市场准入机制，鼓励企业兼并重组，提高企业集中度。

不过，董必钦也表示，盾构机是一个技术含量非常高的行业，无法一下子就要求一项工程100%使用本国产品，还是要保证工程的质量和进度。因此，在发展过程中，一方面政府要加强对自主研发产品的支持，一方面企业也要拥有真正的核心技术，而不是一些名不符实的“专利”。

苏善珍说，盾构机的研发和生产需要资金非常庞大，民营企业完全自筹资金很难做到，需要有关部门的支持。他期待，在各方面的支持下，通过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培育具有自主品牌和知识产权的盾构机。

对中国翻译理论体系建立的思考 篇12

1 我国的翻译历史及其理论的发展

我国翻译的历史到底有多久?无论是从历史的长短来看, 还是从翻译作品的数量来看, 以及从翻译所产生的影响来看, 中国都是世界之最。

早在远古时期, 我国就有了传译之事。我国用文字记载的翻译, 始于佛经翻译。我国的第一篇谈翻译的文字是三国时支谦写的《句法经序》, 其提出“因循本旨”, “实宜径达”, 等一系列的观点说明我国最初的翻译思想已达到相当高的认识水平。“六朝真是‘达’而‘雅’了”, 当时“译界第一流宗匠”鸠摩罗什曾论及翻译文体, “改梵为秦, 失其藻蔚, 虽得大意, 殊隔文体, 有似嚼饭与人, 非徒失味, 乃令呕秽也!”实际上也是指责直译之失。“唐则以‘信’为主”, 古代的大翻译家玄奘就主张“五种不翻”, “不翻”就是用音译, 音译就是不翻的翻法。谈到近代翻译理论, 影响最大的, 当推严复的信达雅。严复是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系统介绍西方学术的启蒙思想家。他为《天演论》写的《译例言》的始句便是“译事三难信达雅”, 创造了一条影响深远的翻译标准。他的这条标准客观上起了继往开来的作用, 一方面, 集汉唐经论说之大成, 另一方面, 开近代翻译学说之先河。

2 西方翻译理论的引入

中国翻译理论发展的同时, 西方的一些翻译理论也被不断介绍进中国。我国早在20年代就介绍过英国泰特勒《论翻译的原则》一书。50年代西方刚刚出现传神说和等值理论, 中国就进行了介绍。70年代后期开始,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 西方的翻译理论以更快的速度被引进中国, 对中国的翻译理论的发展也产生着更大、更深远的影响。

近几十年, 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呈现出新的特点, 即随着语言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发展, 翻译学在大量借鉴语言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也向纵深发展。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发展给西方翻译研究注入了活力。几乎所有重要的语言学理论均不同程度地被运用在翻译研究中。较早从语言学角度研究翻译的是布拉格学派语言学家雅柯布逊, 1959年, 他在《论翻译的语言问题》的论文中第一次区分了语内翻译、语际翻译和符际翻译, 对等值翻译作全面论述的是英国卡特福德。第一个明确倡导完全从语用学角度研究翻译问题的是美国的奈达, 他提出了“等效”翻译的理论:译文在译语读者中产生的效果应等同于原文在原文读者中产生的效果。奈达的翻译理论对中国翻译理论的发展尤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年来, 目的论翻译理论在中国盛行, 目的论框架中, 决定翻译目的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是受众, 每一种翻译都指向一定的受众, 因此翻译是在“目的语情景中为某种目的及目标受众而生产的语篇”。

3 完善自我翻译理论体系

我国翻译的历史虽然悠久, 成绩斐然, 但翻译理论的研究仍十分薄弱。西方翻译理论大量借助于其他领域的研究成果, 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而我国翻译理论虽有发展, 仍十分缓慢, 与西方译学相比, 几大不足: (1) 理论意识不强, 许多发表见解的人本身是翻译家, 而不是职业的翻译理论家, 他们的译论是议论式的, 而不是理论式的, 谈论的是翻译情况而不是对翻译理论的设定, 感性经验多余理论思辩, 结果没有形成有效的理论体系。 (2) 基本范畴缺乏, 传统译学多数借用中国传统哲学和文艺学的术语, 理论难以深入和展开, 结果无法形成不同的译论流派, 只限于个人意见的交流。 (3) 学术基础薄弱, 其根本原因是自然科学不发达, 演绎理论不发达, 缺乏西学的治学传统和现代科学的创新精神 (王宏印, 2002) 。

在中国, 翻译被更多地认为是一门艺术, 而不是一门科学。中国佛经翻译家提出的“案本求信”和“依实出华”说, 十九世纪末严复提出的“信达雅”说都可视为艺术论译论。林语堂在1933年《论翻译》中最早明确提出“翻译是一种艺术”。他主张译者应具备“个人相当之艺才”——即主观创造力和对于该艺术相当之训练。他反对的是规矩准绳约束译者和靠文法作文。可能正是由于这些观点的影响, 中国的翻译理论一直没有形成科学的体系, 或者说没有成为一门科学。

虽然中国翻译理论的发展还很落后, 它的发展需要大力借助于西方翻译理论, 但并非意味着我们要全套照办西方的翻译理论。而且确有一些西方的翻译理论号称具有普遍性的适用性, 可以指导一切的翻译实践。他们之所以这样认为, 与他们发达的科学文化以及学术上的垄断地位分不开。在他们看来, 他们的文化相对于其他文化来说更“自然”, 更“进步”, 他们的准则就是人类通行的准则。国内也有一些学者颇认同这些观点。其实只要从哲学的角度看, 就可知道这一观点是极其错误的, 因为没有一个理论可以指导所有的实践, 普遍性中总存在特殊性, 适合西方的翻译理论, 未必就完全适合中国, 因为中国有自己的国情, 自己独特的文化, 和自己独有的翻译理论特色。比如西方翻译学家提出的“等值”“等效”理论, 就未必适合中国。因为西方都是拼音文字, 在西语之间实现“等值”翻译容易做到, 而要在汉语和西语之间做到“等值”就未必那么容易了。

4 结语

我们应该承认, 中国的翻译理论还很落后, 西方的翻译理论的发展却极为迅猛, 他们借助大量相关学科的理论, 向着科学化和系统化的方向发展, 他们的理论成果对我们也极具有应用价值, 我们必须大力引进和发展, 成为对中国的理论研究的有益补充, 使之更符合中国国情。所以, 中国未来的翻译理论发展应该是在保持原有的风格的基础上, 学习和借鉴西方的翻译理论, 形成自己的体系。这不止是一种想法, 也是一种趋势。

参考文献

[1]Edwin Gentzler.当代翻译理论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

[2]罗新璋.翻译论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4.

[3]王宏印, 刘士聪.中国传统译论经典的现代诠释[J].中国翻译, 2002 (2) .

[4]潭载喜.翻译学必须重视中西译论比较研究[J].中国翻译, 1998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