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递行为（通用3篇）
传递行为 篇1
一、引言
股利分配政策,不仅影响投资者的个人收益及其继续投资的欲望,还影响公司的未来发展前景。从历年分配的情况看,一般公司发放的股利越多,证明当年的盈利能力越好,对于投资者的吸引力就越大;而较高的股利发放率使得公司的股价也会持续上升,表明市场对于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一方面,公司能获得更多的低成本的资金,减少通过其他途径融资的成本;但另一方面,过高的股利支付率会减少公司的留存收益,也会增加公司的资本成本,不利于公司未来的发展。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上市公司数目越来越多,信息也愈来愈透明,越来越重视股利政策的选择规范化。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学术界的学者应该立足本国国情,借鉴西方成熟市场的相关理论和方法,积极解决上市公司的一些诸如股利政策选择的实际问题。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本文界定信号传递效应中的信号,指的应该是投资者没有预期或者是预期之外的股利分配信息。投资者得到这个信息,从而改变了之前的投资想法,结果获得了较大的收益。国内的学者在进行信号传递作用实证检验时,多数忽略了股利公告的内容,认为只要有股利分配公告就存在信息传递作用。本文在研究现金股利的信号传递作用时,界定只有实际的现金股利不同于投资者的预期股利时,即出现未预期的现金股利变化,这样的股利信息才是具有信号作用的信息。相较于普通投资者,管理层拥有该公司的内部信息,对于公司的未来发展也有正确的认知。股利政策是由上市公司的管理层制定的,这些政策中包含了管理层对于公司了解的信息。投资者通过这些股利政策,能够减少由于缺失信息而导致的投资失误率,从而获得更大的收益。大量的研究表明,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在股利政策公告日前后会发生较大的波动。股利政策的信号传递理论认为,这种股价的波动现象就说明了投资者获得信息进行买卖操作,从而证明股利的变化确实影响了股价。因此,本文提出假设一:
H1:进行现金分红的上市公司未来盈余质量要显著好于未进行现金分红的上市公司
信号传递假设理论认为:上市公司的管理人员拥有相对于外部投资者没有的私人信息。一般研究认为,公司的管理人员通过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进行股票拆分,向市场传递公司未来良好走势的信息。分配方案中的转增股本实质上是上市公司的扩张行为,尤其在中国一级市场发行价格和二级市场交易价格价差较大的特殊背景下,股票股利和混合股利向外界传递的都是十分积极乐观的信号。
Mc Nichols & Dravid(1990)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的股票股利比例越高,该公司的未来盈余能力越好;公司的股票拆分比例越高,该公司的未来盈余能力越好。由此他们认为上市公司的股票股利和股票拆分比例能够传递公司管理层对未来业绩的信心,具有信号传递作用。那么,作为弱式有效的中国股票市场,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与盈余的关系又是如何呢?会不会像现金股利一样显著相关呢?我们提出第二个研究假设:
H2: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上市公司未来盈余质量要显著好于未转增的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了2000-2011年所有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A股公司为初始研究样本。本文关于公司性质的数据均来自国泰安数据库(CSMAR),并按以下标准对初始样本做了剔除:首先去除金融保险类的上市公司,原因是金融保险类的上市公司会计制度与普通的上市公司有较大差异,不能同一而论。其次,对于那些在样本期间被ST或者*ST公司,统计时其股利分配政策也不算在内;再次,去除在一年中两次及其以上进行股利分配的样本数据;最后,对于那些当期净资产为负值的样本公司也予以剔除。最后,选择的样本中现金股利分配事件为7077个, 同期的其他没有现金分红的公司财务报告样本24382个,总样本为31459个。本文从CSMAR数据库中搜集了公司财务数据、转增股记录、上市公司股票价格数据、股本变动记录和综合市场回报率等信息。在样本选择上以《公司法》的实施为界,对前文原样本数据进行以下筛选:首先,剔除上市后不足一个会计年度就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上市公司样本。考虑到研究股票价格需要公司转增股之前的相关数据,如果不足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数据缺失会导致实证结果不准确。删除了215个样本。其次,去除在一年中两次及其以上进行股利分配的样本数据97个。大多数上市公司选择在年度报告中公布股利政策,少部分公司选择在中期进行,考虑到数据的统一性,本文研究年度报告的股利分配政策。最后,选择的年度报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事件为2160个,同期的其他没有转增的公司财务报告样本24382个,总样本为26542个。
(二)变量定义
在假设一中,变量Cash Div-dummy表示上市公司的现金分红的情况,在此采用名义变量的方法,即当上市公司存在派现时,该变量取1;当不存在派现情况时,该变量取0。变量Cash Div表示上市公司派现比例,如每1股派0.2元,则派现比例为0.2。变量roe表示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是公司净利润与公司净资产的百分比。变量droe表示下一期的净资产收益率相对于本期的增量。在假设二中,变量pertran-dummy表示上市公司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情况,在此采用名义变量的方法,即当上市公司存在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时,该变量取1;当不存在转增情况时,该变量取0。变量pertran表示上市公司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比例,如每10股送2股,则转增比例为0.2。变量roe表示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是公司净利润与公司净资产的百分比。变量droe表示下一期的净资产收益率相对于本期的增量。
(三)模型构建
(1)模型(1)。为了检验假设一,比较是否派现及不同派现比例下盈余质量的差异,我们对上市公司发放现金股利的当期盈余及其增量与派现比例的相关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如果下一期的盈余增量与该公司是否派现及派现比例相关度好,意味着H1成立;如果情况相反则证明假设一不成立,说明派现行为不具有信号传递作用,而该股利政策的选择不能用信号传递理论解释。具体模型如下:
(2)模型(2)。为了检验假设二,比较是否转增及不同转增比例下盈余质量的差异,我们对上市公司送转股当期的盈余及其增量与转增比例的相关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如果下一期的盈余增量与该公司是否转增及转增比例相关度好,意味着H2成立;如果情况相反则证明假设二不成立,说明转增股本不具有信号传递作用,而该股利政策的选择不能用信号传递理论解释。具体模型如下: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1)股利支付意愿。公司当年是否要进行股利分配是上市公司的管理层制定股利政策需要首先考虑的问题。进行股利分配的公司数目比例低成为我国上市公司的特点,因此被戏称为“铁公鸡”。从表1统计中可以看出,2000-2011年12年间,不分配股利的样本数比例基本保持在65%左右,有些年度甚至达到了70%。上市公司不分配股利的原因很多,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当年没有盈利或是盈利较少,负担不起股利分配的金额。这也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有待加强。从市场买方的角度来看,即有65%左右的投资者不能从持有的股票中获得股利,只能通过不断的买卖手上的股票寻求差价,以获得短期收益。这也解释了相对于欧美发达的资本市场,我国证券市场为何具有较高换手率的原因。如果考察上市公司每年的股利支付情况,我们可以看到不支付股利的上市公司占比的发展趋势呈现出阶段性:2000-2003年间,我国上市公司不支付股利的比例为从63%一直上升至71%。以后的2004年下降至68%,而2005年又攀升到历年最高的72%,2006-2010年间从70%下降到60%,而2011年又有所上升,达到62%。纠其原因,一方面因为我国上市公司数量不断增多,另一方面证监会不断出台措施要求上市公司进行分红行为,使得近几年未分配股利的公司比例下降。
(2)从股利支付方式角度分析。首先,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形式多样化(李刚,2009)。现金股利和送股成为西方成熟资本市场经常选用的股利分配形式,同我国一样,现金股利也是最主要的分配方式。在实践中,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一般分为两类:现金股利和股票股利。而股票股利通过组合,创造性地推出了丰富多样的股利支付方式:只转增股本;同时支付现金股利和送红股;支付现金股利和转增股本;送红股和转增股本等相结合的形式。据统计,2000年到2011年间选择纯送股行为数只有16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行为有2160次,其余各种混合方式2462次,为方便研究,本文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这一行为作为股票股利的代表进行研究。其次,现金股利仍然是股利分配的主要形式。从前文统计结果来看,我国最主要的股利分配方式仍然是现金股利。2000-2002年的比例一直在70%左右,从2003年开始,这一比例逐渐下降,到2011年占比55%。虽然趋势是在下降,但是仍然是一半左右的公司选择此种方式,如果考虑到混合股利分配方式中也存在较多的转增派现、送股派现的情况,已有大约80%的样本公司选择现金股利这种方式进行股利分配。经过计算我们得到结果:上市公司支付股利的意愿比例与上市公司支付现金股利的比例是同趋势变化的,这就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只要是进行股利分配,现金股利仍是管理层首要考虑的途径。此外,虽然自2009年以来,只有不到一半的公司选择现金股利,但在当年盈利的样本公司中,有58.54% 的公司选择进行股利分配;在进行股利分配时,超过一半的公司选择了现金股利这种分配方式。然后,越来越多的公司存在转增股本行为。在整个样本区间段中,近两年已有20%的上市公司选择单纯用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方式进行股利分配。一般情况下,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被划分到混合股利中,但近两年混合股利中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比例已经低于单纯选择这种方式的公司在股票股利中所占的比例。2000年到2003 年的不分配公司数开始上升,但上升速度变缓其主要原因在于支付现金股利可以减少净资产,使净资产收益率下降。证监会在2000年出台了关于配股或增发条件的规定:“上市公司近三年的净资产收益率必须达到年平均6%以上才有资格配股;同时上市公司必须在近三年实行现金分红才能实现再融资。”从表2的统计结果来看,股利分配比例2004年有所下降,而2004到2005年又上升至70%,可能是受此期间我国证券市场进行的股权分制改革影响。从2005年以后,不分配的公司数逐年下降,比例在60%左右,数目仍然很大。
(二)相关性分析
表3的分析对象是2000-2011年A股上市公司所有的样本,括号内为显著水平。从相关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当期的ROE与是否派现及派现比例呈显正相关,ROE的增量droe与公司是否存在派现行为(Cash Div-dummy)的相关系数为0.0234,显著性为0.0061;与派现比例(Cash Div)的相关系数为0.0143,显著性为0.0861。由此可见,从样本总体的角度来看,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与盈余的增量显著相关,现金股利能作为传递公司未来盈余信息的一个信号。假设一成立。
(三)回归分析
表4的分析对象是2000-2010年A股上市公司所有的样本,括号内为显著水平。从相关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当期的ROE与是否转增及转增比例呈显著正相关,而ROE的增量droe与公司是否存在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行为(pertan-dummy)的相关系数仅为-0.0062,并不显著;与转增比例(pertran)的相关系数为-0.0049,也不显著。由此可见,从样本总体角度来分析,上市公司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于当期的盈余正相关,与公司的未来盈余水平不相关,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行为不具有信号传递作用。假设二不成立。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对我国股票市场上广泛存在的现金股利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行为动机进行了分析和讨论。本文认为现金股利具有信号传递效应,而转增股的股利政策不具有明显的信号传递效应。由本文得到的结论可知,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应加强对证券市场的认知,树立正确的投资理念,如果愿意获得长期持有股票的收益,可以投资于发放现金股利的公司股票;如果想获得短期收益,可以选择愿意转增的公司股票,以获得短期买卖差价。为了更好的规范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行为,促进中国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本文从结论出发,提出以下几点建议:(1)考虑到仍有一半的上市公司不进行股利分配,证监会应引导上市公司进行股利分配,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吸引投资者,中国的股市才会获得更好的发展。(2) 针对采用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上市公司,管理层应该综合考虑到公司的未来发展,合理使用留存收益。(3)上市公司自身应该加强盈利能力的提升,努力成为优质的上市公司,对投资者负责。
参考文献
[1]苏力勇:《基于资源配置视角的公司现金股利分配研究》,上海交通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
[2]王宁宁:《基于信号传递理论的我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实证研究》,江苏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
[3]Adaoglu and Lasfer.Investor protection,Taxation,and Dividends.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2012.
传递行为 篇2
1调查实施与样本数据描述
1.1调查实施
食用农产品是指可供食用的各种植物、畜牧、渔业产品及其初级加工产品,范围十分广泛,为了便于分析,本文仅以蔬菜为调查对象。调查员为江西财经大学2009级硕士研究生,正式调查之前,在南昌市新建县生米镇进行了预调研,并根据预调研情况对问卷进行了修正。正式调查采取调查员入户的方式于2010年4~5月在南昌和九江两市进行,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215份,剔除填写不规范或者关键信息缺失的问卷36份,最终有效问卷为179份,问卷有效率83.26%。
1.2样本数据描述
1.2.1 户主基本特征描述
户主的年龄:179个样本农户的平均年龄49.16岁,标准差9.38岁,样本分布区间23~74岁。
户主的受教育程度:179个样本农户的平均受教育年限8.32年,标准差3.42年,样本分布区间0~12年。
户主是否担任(过)村组干部:179个样本农户中,担任(过)村组干部的23人,占样本总数的12.85%,没有担任(过)村组干部的156人,占样本总数的87.15%。
1.2.2 食用农产品生产者质量信息传递行为
179个有效样本中,传递食用农产品质量信息的生产者58个,占样本总数的32.40%。大多数食用农产品生产者在出售农产品时都不向购买者提供质量信息。因此,从食用农产品生产者质量信息传递的情况看,传递的比例还有待大幅提高。
1.2.3 生产专门化程度
本文的专门化程度用农户生产食用农产品的种类表示。179个有效样本中,专门生产一种食用农产品的农户37个,占样本总数的20.67%,生产两种食用农产品的农户79个,占样本总数的44.13%,生产三种及三种以上食用农产品的农户63个,占样本总数的35.20%。因此,从生产专门化程度看,食用农产品生产者的专门化程度还比较低。
1.2.4 食用农产品销售渠道
179个有效样本中,将食用农产品销售给农业龙头企业、协会等农业产业化组织的农户61个,占样本总数的34.08%。而将食用农产品销售给小贩,或者农户直接去农贸市场销售的农户118个,占样本总数的65.92%。因此,从食用农产品销售渠道看,组织化程度还比较低。
1.2.5 是否接受农业技术指导
179个样本中,89个生产者接受过农业技术指导,占49.72%。因此,从农户接受农业技术指导情况看,虽然食用农产品生产者接受农业技术指导的比率接近50%,但仍有超过一半的生产者没有接受过农业技术指导,需要进一步加强农业技术指导。
1.2.6 是否参加农业产业化组织
179个样本中, 54个食用农产品生产者参加了农业产业化组织,占样本总数的30.17%。因此,从食用农产品生产者参加农业产业化组织的情况看,尽管政府近年来积极鼓励农产品生产者加入农业产业化组织,但实际效果并不尽如人意,生产者参加农业产业化组织的积极性并不高。
1.2.7 是否属于安全认证农产品
安全认证农产品特指无公害农产品、绿色农产品和有机农产品。179个样本中,53个生产安全认证农产品,占样本总数的35.20%。剩下的126户生产普通农产品,占样本总数的64.80%。
2食用农产品生产者质量信息传递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2.1变量及模型选择
食用农产品生产者质量信息传递行为是指生产者在出售农产品时是否向购买者提供农产品信息,由于信息传递是在生产者与下一级购买者交易时发生的,信息传递行为本质上属于生产者生产经营行为中的销售行为[4],会受到户主的年龄、户主的受教育程度、户主是否担任(过)村组干部、生产专门化程度、食用农产品销售渠道、是否接受农业技术指导、是否参加农业产业化组织及是否属于安全认证农产品等因素的影响[5]。用Xi表示这些变量。一般来讲,户主年龄越大,受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影响越大,传递食用农产品质量信息的可能性越小;农户户主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清楚信息传递的必要性和好处,传递食用农产品质量信息的可能性越大[6];如果户主担任(过)村组干部,其综合素质高些,大局观念和责任意识强些,传递食用农产品质量信息的可能性大些;生产专门化程度越高,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对农产品信息的记录会更专业、更方便、更完善,更倾向于传递食用农产品质量信息[7];一般而言,当生产者面对的销售对象是拥有较强鉴别能力的农业产业化组织时,为把握住出售农产品的机会,促使交易能够顺利进行,生产者会主动向购买者提供农产品信息,以取得购买者的青睐和信任;生产者通过农业技术指导能提升自身的生产技能,自然也就乐于向购买者提供农产品信息,以显示所采用的技术,期待卖出更好的价钱;生产者参加农业产业化组织除享受相应的权利外,同时也必须履行相应的义务,即必须在产业化组织的管理下,建立农产品相应的信息档案,按照组织规定的生产标准进行生产,这部分生产者在交易时更愿意传递食用农产品质量信息,向购买者显示自己产品的优势[8]。安全认证农产品生产者,本身就必须按照一定的操作规程进行生产,其传递食用农产品质量信息的可能性更大。各个影响因素的含义及预期作用方向如表1所示。
由于食用农产品生产者质量信息传递行为是一个二分变量,即传递或不传递,因此,本文选用二项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食用农产品生产者质量信息传递行为受哪些因素影响。运用SPSS13.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用被调查的食用农产品生产者是否进行质量信息传递作为二项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的因变量,户主的年龄、户主受教育程度、户主是否担任(过)村组干部、生产专门化程度、食用农产品销售渠道、是否接受农业技术指导、是否参加农业产业化组织及是否属于安全认证农产品等作为自变量,则被调查食用农产品生产者质量信息传递行为的Logistic 回归模型
可以表述为:
log=undefined
式中,Y1为食用农产品生产者传递质量信息,Y0为食用农产品生产者不传递质量信息;β0为常数项,βi为Xi的回归系数,μ为随机扰动项。
2.2实证结果考察
表2显示了被调查食用农产品生产者质量信息传递行为回归模型的分析结果。
从统计结果来看,模型整体拟合优度较高,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其中食用农产品销售渠道和是否属于安全认证农产品的Wald检验值在1%的水平上显著;是否参加农业产业化组织的Wald检验值在5%的水平上显著;生产专门化程度的Wald检验值在10%的水平上显著;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程度、户主是否担任(过)村组干部以及农户是否接受过农业技术指导的Wald检验值不显著。根据模型回归结果,食用农产品生产者质量信息传递行为各影响因素的影响方向和程度如下。
① 户主年龄。
不同年龄的生产者,由于生理、心理和社会差异的存在,导致了各自特有的生产特点和生产行为。从回归结果看,户主年龄的系数为负,说明年龄越大,质量信息传递的可能性越小。但从变量显著性程度看,户主年龄不是一个显著性变量。
② 户主受教育程度。
不同的教育背景使生产者对食用农产品质量信息传递必要性的认识也存在差异,并导致食用农产品生产者质量信息传递行为的差异。从回归结果看,户主受教育程度的系数为正,说明户主受教育程度越高,质量信息传递的可能性越大。但从变量显著性程度看,户主受教育程度不是一个显著性变量。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
③ 户主是否担任(过)村组干部。
户主如果曾经或者正在担任村组干部,其综合素质高些,大局观念和责任意识强些,传递食用农产品质量信息的可能性大些。从回归结果看,户主是否担任(过)村组干部的回归系数为正,说明担任(过)村组干部的食用农产品生产者传递质量信息的可能性大。但从变量显著性程度看,户主是否担任(过)村组干部不是一个显著性变量。
④ 生产专门化程度。
如果农户生产的食用农产品种类比较多,会导致记录生产档案比较繁琐,从而不愿意传递质量信息。从回归结果看,生产专门化程度的系数为负,说明生产专门化程度越高,食用农产品生产者传递质量信息的可能性越大。从变量显著性程度看,生产专门化程度在10%的水平上显著影响食用农产品生产者质量信息传递行为。
⑤ 食用农产品销售渠道。
一般来说,农业龙头企业、协会等农业产业化组织在收购农产品时对质量的要求要高,对农产品生产过程更加关注。从回归结果看,食用农产品销售渠道的系数为正,说明将食用农产品销售给农业龙头企业、协会等农业产业化组织的生产者传递质量信息的可能性更大。从变量显著性程度看,销售渠道在1%的水平上显著影响食用农产品生产者质量信息传递行为。
⑥ 是否接受农业技术指导。
整体而言,农业生产者的文化程度还比较低,缺乏获取食用农产品生产技术的能力。因此,在食用农产品生产中,没有农业技术指导会影响到其质量信息传递行为。从回归结果看,是否接受农业技术指导的系数为正,说明接受过农业技术指导的农户传递食用农产品质量信息的可能性更大。但从变量显著性程度看,是否接受农业技术指导不是一个显著性变量。
⑦ 是否参加农业产业化组织。
一般来说,农户参加农业产业化组织,可以获得稳定的销售渠道和较高的经济收益,但农业产业化组织对农产品的质量要求也比较高,因此,是否参加农业产业化组织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食用农产品生产者质量信息的传递行为。从回归结果看,是否参加农业产业化组织的系数为正,说明参加了农业产业化组织的农户传递质量信息的可能性更大。从变量显著性程度看,是否参加农业产业化组织在5%的水平上显著影响食用农产品生产者质量信息传递行为。
⑧ 是否属于安全认证农产品。
安全认证农产品生产过程有严格的操作规程,要求有详细的生产档案,因此,生产安全认证农产品的生产者更倾向于传递质量信息。从回归结果看,是否属于安全认证农产品的系数为正,说明属于安全认证农产品的生产者传递质量信息的可能性更大。从变量显著性程度看,是否属于安全认证农产品在1%的水平上显著影响食用农产品生产者质量信息传递行为。
3结论及建议
通过对食用农产品生产者质量信息传递行为影响因素的计量经济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① 当前,食用农产品生产者质量信息传递行为还很缺乏,大多数食用农产品生产者在销售农产品时并不附加相关产品信息,一旦食用农产品出现质量问题,处于供应链中下游的销售者、消费者向上追溯十分困难。
② 目前,食用农产品生产者年龄整体偏大,受教育程度整体偏低;生产专门化程度不高;食用农产品生产者与农业龙头企业、协会等农业产业化组织对接的程度还比较低;农户接受农业技术指导的比例还有待提高;农户参加农业产业化组织的比重偏低;从事安全认证农产品生产的农户比例偏低。
③ 显著影响食用农产品生产者质量信息传递行为的因素有生产专门化程度、食用农产品销售渠道、是否参加农业产业化组织以及是否属于安全认证农产品。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建议政府在当前食用农产品质量信息传递中做好以下五个方面的工作。
① 加强农业技术指导。政府应该积极组织和引导与食用农产品生产有关的部门,通过发放宣传材料、举办讲座、现场指导等多种形式加强对食用农产品生产者的农业技术指导,提高其质量安全意识和信息传递意识。
② 鼓励农业产业化组织与食用农产品生产者签订产品购销合同。合理引导农业产业化组织和食用农产品生产者签订产品购销合同,并通过利益连接机制引导食用农产品生产者将产品出售给农业产业化组织[9]。
③ 提高食用农产品生产的专门化程度。通过实用技术培训等方式,鼓励生产者不断提高食用农产品生产的专门化程度。
④ 提高安全认证农产品生产比例。政府相关部门应该加大对安全认证农产品的宣传,使生产者和消费者对安全认证农产品有全面的认识,并通过政策扶持和资金支持,提高食用农产品中安全认证产品的比重。
⑤ 加大对食用农产品质量信息传递的宣传。通过报纸、电台、电视台、网络、海报、宣传栏、讲座等多种途径宣传食用农产品质量信息传递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提高生产者传递质量信息的意识。
参考文献
[1]徐翔.建立食用农产品溯源机制的途径探析[J].现代经济探讨,2009(10):71-74.
[2]胡庆龙,等.农产品质量安全及溯源机制的经济学分析[J].农村经济,2009(07):98-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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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蕾.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系统有效实施的经济学分析:一个概念框架[J].软科学,2009(07):109-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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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辛岭.基于DEMATEL方法的农产品质量安全影响因素分析[J].科技与经济,2009(04):65-68.
[7]张利国.我国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管理探讨[J].科技与经济,2008(06):53-55.
[8]顾黄辉.农产品质量安全溯源机制建设的探讨[J].农业环境与发展,2007(04):55-57.
传递行为 篇3
在实行浮动汇率制的开放经济体中, 宏观经济学假定汇率波动会迅速、完全的在出口商品的外币价格上得到反映。 但学术界大量研究结果却表明, 汇率传递存在不完全性, 即出口商品价格通常不会迅速、 完全地反映出出口经济体的汇率波动情况, 且汇率传递呈现出明显地时滞、非均质性和不对称性 (Gaulier et al., 2008;Yoshida, 2009) 。
统计数据显示, 自2005 年7 月21 日中国汇率制度改革以来, 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升值幅度已达34%。 在人民币逐步升值的过程中, 江苏外贸出口企业利润受到严重挤压, 面临的形势迅速恶化, 甚至出现了破产倒闭现象。 笔者调研发现, 人民币升值速度过快、幅度过大, 企业普遍表示很难把汇率成本完全转嫁给国外的进口商。 也就是说, 江苏企业的按市场定价1 (pricing to market, PTM) 能力弱, 汇率传递率 (exchange rate pass-through, ERPT) 整体较低。
由于汇率不能完全传递到出口商品价格上, 那么在人民币持续大幅升值的条件下, 从微观层面看, 即使在其他外部条件不变的前提下, 外贸出口企业也难以生存;从中观层面看, 汇率传递长期不完全可能会不断恶化贸易条件, 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产业升级, 还会出现产业空心化趋势;从宏观层面看, 汇率就不再是一个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调节工具了。
二、模型建构及测算结果
国内外学术界多使用面板数据回归、VAR模型或VECM模型来估计汇率变动与出口商品价格之间的数量关系。 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以企业微观定价为视角、以出口商品价格方程为基石, 采用面板数据回归方法进行估算。
对于从事某一行业出口业务的单个厂商而言, 其最大化利润由以下函数决定:
其中, et表示直接标价法下时期出口国货币兑美元的汇率, i、t分别表示出口目标国家 (地区) 、出口时期, Pti·Qti分别表示时期以出口国货币表示的出口到i地的出口价和出口数量, C (·) 为成本函数, 受总产量Q、国内投入品价格Pd、进口投入品价格Pm影响。
对 (1) 式求一阶导数得到厂商利润最大化的最优价格为:
MCti表示t时期出口到i目标地的边际成本, μ表示边际成本加成, ηti表示以出口国货币表示的需求价格弹性。 由此可见, 出口商品价格取决于汇率、边际成本和成本加成三大因素。 其中, 成本加成主要受进口地市场需求因素的影响, 即:
因此, 出口企业针对某一进口国家 (地区) 的出口价格决定方程为:
为了剔除进、出口国家之间物价水平变动不均的影响, 本文用贸易伙伴之间的消费者物价指数相除对汇率进行调整, 得到调整后的汇率为、CPIim分别表示出口国和进口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在汇率经过处理后, Pti就可以用Pi来代替, 经过调整后的价格方程如下:
对 (5) 式表示的价格方程进行线性化处理, 可以得到如下方程:
αi是拟线性回归方程的截距, εi是随机误差项, β 是边际成本对价格的影响系数, γ 是汇率对出口商品价格的影响系数, 为本文关注的重点。
本文HS编码4 位数进行商品数据加总, 按照Lall (2000) 的分类标准把商品归为资源密集型 (RB) 、低技术制造业 (LT) 和中高技术制造业 (MT、 HT) , 共计八大类。 经过测算, 得到各大类商品平均汇率传递系数如表1。
三、结果分析及对策建议
从回归结果来看, 出口商品汇率传递率与商品的技术含量有较高的正相关性, 资源密集型商品汇率不完全传递特征明显, 且技术含量越低越趋向于完全不传递, 中高技术含量商品呈现汇率过度传递现象。
近年来, 人民币持续升值, 给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带来较大影响。 在转嫁汇率成本方面, 与高新技术产业相比, 传统产业和低技术产业受市场结构、企业规模等因素的制约, 成功实施PTM行为的阻力较大。 但这也反映出传统产业的企业经营理念仍然较为传统, 对产品和国际市场的分析和信息挖掘明显欠缺, 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和国际市场最终消费者信息挖掘工作均没有引起企业决策层的重视, 大部分企业决策层仍然将自己定位为 “贸易商”。 为了成功应对汇率上升给企业带来的不利影响, 企业可以在以下方面做出努力:
1、加强国际市场竞争对手和消费者相关信息搜集工作
动态跟踪国内外同行的国际市场开拓进展和市场份额情况, 定期研究国外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和消费心理, 加强对出口商品需求价格弹性等因素的分析。 在综合分析以上信息的基础上, 才能最有效地实施PTM行为, 汇率成本才能更多的转嫁出去。
2、充分利用现代金融工具规避无法传递的汇率风险
江苏外贸企业中的中小企业对于汇率风险中无法转嫁的部分一般采取的措施是风险敞口, 这对于企业的利润乃至正常运营都有可能会产生较大影响, 运用远期外汇交易、期权等现代金融工具虽然会产生一定的交易费用, 但均可以锁定风险, 有利于企业正常运营。
3、中低技术产业企业和中小外贸企业须加强外汇风险管理工作
具体可以从财务和非财务手段两个方面进行, 财务手段包括提前或推迟结算、债务美元化和外汇远期合约或期权进行对冲, 对于外汇远期合约和期权而言, 中小企业可能会遭遇合约标准化的门槛, 但这可以通过多家企业打包“团购”或政府建立“批零转售平台”帮助解决。非财务手段包括价格转嫁和成本美元化, 在价格转嫁不充分的情况下, 积极实施成本美元化策略, 使支出和收入风险变化趋势完全相反, 以此建立汇率波动风险自动对冲机制。
摘要：人民币快速大幅度升值给江苏外贸带来严峻挑战, 本文通过建立面板数据回归模型测算江苏外贸汇率传递率, 并据此分析企业在国际贸易中实施PTM行为的能力及制约因素, 提出提高汇率传递率的举措, 帮助企业更好地实施PTM行为, 针对无法传递出去的汇率成本, 则提出了应对方法, 最大程度抵消人民币升值给外贸带来的不利影响。
关键词：汇率传递,出口,按市场定价 (P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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