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业遭遇信任危机

基金业遭遇信任危机（精选4篇）

基金业遭遇信任危机 篇1

引言

生活在当今中国的很多人正时刻经历着、感受着愈演愈烈的信任危机, 从食品安全问题到小悦悦的悲剧发生再到最近发生在上海老人摔倒事件等等, 道德沦陷正深深地触碰着人们内心的底线。这种信任危机弥散在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 政府与民众之间、市场利益主体之间和一般社会成员之间。中国发生的两次罕见大地震, 把中国人民的善良和团结之心凝聚在一起,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加入到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中, 但是去年引起广泛关注的“郭美美事件”把公益组织再次推到信任危机风暴的风口浪尖, 非营利组织特别是公募基金会面临着史无前例的信任危机挑战。

基金会这一组织制度形成历史悠久, 但本身呈多样性和复杂性, 不同的国家对其定义和实际运作大相径庭[1]。美国基金会中心认为基金会是“非政府的、非营利的、自由资金 (通常来自单一的个人、家庭或公司) 并自设董事会管理工作规划的组织, 其创办的目的是支持或援助教育、社会、慈善、宗教或其他活动以服务于公共福利, 主要途径是通过对其他非营利机构的赞助。”中国的基金会简言之是指基于捐赠的公益基金会。2004年颁布的中国《基金会管理条例》中对基金会进行了分类, 将其分为:公募和非公募基金会。公募与非公募基金会最根本区别是:公募基金会属于公共筹款型基金会, 主要依靠成立后向公共募集的资金来从事公益活动;非公募基金会属于管理独立基金的基金会, 主要依靠有资金的运作增值以及发起人等的后续捐助来获得资金从事公益活动。对于公募性非营利组织而言, 公众的志愿性捐赠是其主要资源来源, 且不具有财政机制的强制性和市场机制的交易性, 而是公众的捐赠意愿来决定。公募基金会的公信力是指公募基金会公开说明组织所获各种资源的流向, 以及说明各种运作是否有成效、是否符合组织宗旨及其社会承诺, 用来证明其为可靠组织。

一、社会转型期中国公募基金会信任危机大爆发

1.“郭美美炫富”事件在媒体助推下引发公募基金会信任危机

从“郭美美”事件、慈善总会“尚德诈捐门”、青基会“中非希望工程”到万元帐篷和天价公务餐等一连串事件使得慈善信任风暴愈演愈烈, 承载着中国慈善事业名誉的社会公益机构信誉受到极大破坏, 公众的捐赠热情大大降低, 善款数额大大减少, 中国公募基金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 但“危机”中孕育着改革的“机遇”。“郭美美”绝非偶然、孤立的事件, 她只是一个引爆点, 触发了更多公众对公益组织的关注, 激起了热爱公益的人们郁积的对慈善机构的不信任, 但政府、公益组织、媒体和社会公众都应该正确面对慈善事业的信任危机。

2.社会转型期中国公募基金会成长发展背景

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完善, 社会财富快速积累, 同时贫富差距急剧扩大, 中国基金会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环境与20世纪80年代初第一家基金会成立时相比, 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从改革开放之初到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的颁布, 中国的基金会的发展道路蜿蜒曲折, 并有其特殊的历时条件。首先, 整个经济还处于起步阶段、财富积累远远不足;其次, 旧体制十分强大、新旧体制转型尚未充分展开;第三, 社会转型期社会公益需求旺盛、政府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尚未充分发达。基金会的发展, 没有经验可循, 也没有外国模式可以借鉴, 甚至长期没有规范和框架, 是在摸索中前进发展[2]。在这个特殊时期, 中国特色的基金会发展之路呈现出了自上而下、公益导向、聚财为主、项目主导、规模零散的五大特点。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 仍处于初级阶段的公募基金会的强大功能和作用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很多方面都需进一步完善、规范。

3.中国公募基金会公信力建设势在必行

近年来, 公募基金会的发展以及信任等问题逐渐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和讨论, 从国家领导的高度重视到非营利组织负责人、媒体以及广大专家学者的关注, 再到很多知名的公众人物如企业家陈光标、演员李连杰、歌手王菲等对公益事业的积极投入, 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如火如荼, 而高的关注度可推动其发展进步[3]。在第四十三届南丁格尔奖章颁奖大会上, 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指出, 慈善事业要深化改革, 切实维护慈善公益组织的公信力[3]。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华建敏曾指出, 中国红十字会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机制、更加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虚心听取意见建议, 不断增强责任感、提升公信力, 以赢得全社会的尊重与信赖。慈善组织如何改革[3]?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认为, 中国慈善业应首先去行政化倾向, 回归其民间属性, 重新制定资源分配规则。公众的信任直接决定基金会资源的获得能力。因此, 高信任度是中国公募基金会发展的社会基础, 社会信任度的降低与缺失, 使非营利组织不能在政府与公众、政府与市场之间很好地与公众沟通, 有效地弥补政府失灵, 从而影响其资源的获得, 限制了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因此, 公募基金会的公信力建设应摆在其发展的首要位置。

二、社会转型期中国公募基金会信任危机的表现

1.捐赠数额的骤减

公募基金会信任危机的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捐赠数额的锐减, 只有具备公众高信任度的基金会才能获得公众的认可得到高数额的捐赠, 从而最终实现组织目标。比如去年因为“郭美美事件”所引发公募基金会接受捐赠大幅降低就较为明显[4]。中国法制晚报在名为《受近期事件影响, 社会捐款降五成》的文章中披露:自“郭美美事件”等一系列事件发生后, 社会捐款数以及慈善组织捐款数额均出现锐减。从民政部统计数据中发现, 去年6月全国社会捐款10.2亿元, 而7月为5亿元, 减少5.2亿元。捐赠热情的下降以及数额的急剧减少, 充分体现了公众对中国公募基金会与日俱增的不信任和失望情绪。随着信任危机的不断加剧, 不仅是知名的慈善家们如曹德旺、陈光标等, 越来越多的公众或企业绕开公募基金会, 选择高成本的点对点的捐赠, 这样的趋势将会严重制约中国公募基金会的发展以及整个公益事业的健康发展。

2.公众的反响

随着网络信息的快速传播比如微博, 人们更直接地选择网络等媒介表达对公募基金会的不信任、不满。由于公众可通过多渠道获得需要捐赠帮助的个人信息, 他们更愿意去选择直接的帮助那些需要在媒体寻求帮助的人, 但这不仅会增加捐赠成本, 这对慈善组织来说也是极大的挑战, 因为失去了公信力, 非营利组织作为“第三部门”就不能“谋其政”。其次, 是机构评估的结果。中国公募基金会都有一个业务主管单位, 而实权多由政府离退休人士掌管, 他们的管理方式方法不可避免的会照搬行政机关一套, 加上很多地方政府由于财政比较困难, 善款被挪用的情况时有发生。而企业和个人所捐的善款“下落不明”的情况更是屡见不鲜, 公众便会会认为他们捐赠给基金会的的钱物最后是归地方政府所有, 所以把救灾款被贪污、截留、挪用等责任全部归咎到政府, 从而对政府或者慈善组织失去信任。公众因不了解而无法分清政府组织的一次性捐助和慈善事业二者差别所在, 也会影响他们对公募基金会的信任。理顺政府与慈善组织的关系, 让公募基金会自主运作可以帮助提高公募基金会的公信力。与此同时, 监察部门、媒体和公众应加大对政府的管理部门和独立评估机构的监督。

3.组织活动的低效率

捐款的有效使用率是捐赠者们最为密切关注的问题, 即组织的绩效问题。如何才能得到满足双方意愿的活动成效呢?首先作为公募的基金会做好活动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明确活动的使命, 与资助人和服务对象保持良好的沟通, 竭力做到少花钱, 多办事。低效率或无效率的资金使用, 组织完不成其既定使命或者高成本的执行活动是目前很多公募基金会共同存在的问题。只有提高活动的效率才能保证筹资的目的和组织的使命保持一致, 顺利完成既定的使命, 降低成本, 满足捐助人的捐赠意愿和服务对象的需求。

三、中国社会转型期公募基金会信任危机的原因

(一) 外因

1. 社会环境。

中国公募基金会发展较晚, 社会信用体系还在逐渐完善之中。弄虚作假、践踏合约、违法经营、偷税漏税等社会现象比比皆是, 导致了经济领域的信任危机;其次, 官员猖狂的贪污腐败、违法乱纪等现象也屡屡发生;生活方面, 人与人的信任也急剧降低, 从小悦悦的悲剧发生到老人摔倒无人敢上前搀扶, 信任危机成为了社会健康和谐发展的阻碍。非营利组织在社会转型背景下, 甚至有人本着私利, 打着非营利组织的幌子, 利用国家对非营利组织的减、免税等优惠政策, 进行营利性的商业活动, 而有些政府官员却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寻租。这些现象完全背离了公募基金会的本质属性。

2. 双重管理体制和监督。

对于基金会来说, 大多数都具有“双重管理体制”这样一个特点。在双重管理模式中, 主要的管理者们均由业务主管单位任命, 如此产生的管理团队会存在缺乏使命感、能力欠缺或独断专行这样一些特点, 管理者们更愿意把决策权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而且, 很多公募基金会管理者其实就是政府部门的行政人员兼任, 他们有些缺乏应有的责任感和工作热情也就不足为奇。这样的组织文化偏向于衙门文化, 使得组织不能形成正确的使命和目标。由于政府行政力量的强大, 业务主管单位并没有掌握优先决策权。这样一来, 公募基金会就仅仅存在于形式, 实际上是政府在操作和运行。

3. 制度层面。

首先是监督制度的缺失。主要体现在:监督主体缺失、监管不到位、新闻舆论的错误引导监督之后、专业评估机构的缺失。其次是立法方面, 规范非营利组织的主要法律有《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办法》、《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这些分别是以“国务院”的名义针对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登记和管理而设立的法律法规。但是, 随着全球化所带来的影响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 旧的条例办法并不能全面地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特别是针对非营利组织的财税、人力资源管理、募捐和捐助政策等方面, 还存在很多空白, 并无系统的法律法规加以规范, 从而形成对非营利组织信任体系的支持。对于不同类型的社会团体和行业, 相应的配套法律还很滞后。这也是导致非营利组织管理混乱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 内因

1. 缺乏专业管理人才。

中国公募基金会管理人员行政化倾向严重, 专业化程度很低, 并未接受过系统的非营利组织管理知识的培训, 而在资金筹措、管理等方面的技能也有欠缺, 很难获得公众的信任。当管理人员根据自己的一己之好来管理整个团队时, 容易造了志愿失灵的局面, 并与组织的使命和目标背其道而行之。公募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不仅应有正确的使命感、责任感, 还应需要有专业化的技能和风险精神, 这也直接影响着志愿者参与的积极性。

2. 责任不明确。

社会责任、公益意识不强、营利化倾向严重的公募基金会是很难取得公众的信任和认可的。首要的问题就是明确自身责任和定位, 业务主管单位要加大力度管理对基金会工作人员的管理。中国目前不论是政府主管单位、理事会、媒体、公众还是基金会自身在问责这方面所做的工作远远不够, 对公募基金会问责制度的建设远远不够, 易导致公募基金会的社会责任的缺失。基金会应向制度化和规范化迈进, 如果没有制度的约束, 仅仅靠道德的约束远远不够, 没有好的制度, 基金会就不能更好更远的发展下去。其次, 组织的自律也是至关重要的, 非营利组织也迫切需要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明确自律标准, 同时政府相关部门机构应给予积极的回应和支持。

3. 资金使用低效率、欠透明。

目前中国绝大多数基金会的公开透明程度还距公众的要求很远。公信力的缺失很大程度上主要问题是资金使用的长期不透明所致。捐赠人没有途径了解到资金的使用和资助相关情况, 更不要谈捐赠人的问责。基金会公开透明的内容有很多, 主要包括:捐赠款物的数量、使用方式、效率、受益人;公益成本;项目开展情况;基金会的内部治理情况;项目开展的情况和外部评价等。公开透明对基金会发展至关重要, 可以提高其公信力。

总之, 中国公募基金会正处在诚信缺失的社会转型环境中, 双重管理体制弊端, 监督机制不健全, 立法不完善, 专业人才队伍缺乏, 社会公共责任缺失以及内部管理机制不完善等等问题, 都是造成中国公募基金会信任危机的原因所在, 这需要政府、媒体、社会公众和公募基金会自身的共同努力去消散信任危机的迷雾。

四、结论与讨论

(一) 公募基金会的信任危机问题是中国政府公信力缺失的次生现象

从公募基金会信任危机的表现和原因分析的基础上, 我们可以看出, 公募基金会的信任危机问题实则是中国政府公信力缺失的次生现象。目前国内保留下来的绝大多数公募基金会都带有行政色彩, 被称为为“准政府机构”, 因此其运行主要参照行政机关的标准, 与政府机构及其相似的是在信息公开方面缺乏动力和与之匹配的监督机制,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讲, 中国公募基金会其具有政府公信力缺失的一部分特点。在中国, 政府与公募基金会关系密切。从根本上讲, 慈善公益事业具有民间性、自愿性和自主性三个特点。而政府收税后形成财政, 政府将一部分资金投入到社会保障工作中, 例如扶贫、救灾、教育、医疗等, 这其实是政府职责所在, 不能与“慈善”混淆。政府也可以自助给民间组织, 委托专业的非营利组织去做一些公益事业, 这是国际通例。在中国却出现了相反的情形, 民间捐赠往往流入政府管理使用。以汶川地震的大量捐款为例, 红十字会之所以无法向捐赠者公布善款的流向, 将其公开透明化, 据解释是因为这些钱与政府的拨款混在一起, 也就是说民间捐赠纳入了政府财政。而政府的财政迄今实际是不公开的。最后, 灾后重建的种种业绩全部归功于政府的政绩, 将其混为一谈。更不可思议的是, 此后遇到类似的情况干脆明文规定, 宅后的民间捐赠都要纳入地方政府的财政当中去, 从而导致论者诟病, 沉重打击社会捐赠的积极性, 也导致政府及公募基金会的公信力大幅度降低。其次, “双重管理体制”使得“业务主管单位”拥有了管理和决策权力, 而且规定只有党政机关或其授权的机构组织才能担任“业务主管单位”, 通过这种方式把公募基金会置于政府的控制当中。由于政府公信力的日渐下降, 也直接影响到公募基金会的公信力。公募基金会的“业务主管单位”在这种体制下掌握了法律赋予“理事会”的主要权力, 所以登记注册的非营利组织理事会只不过是徒有虚名。这种治理结构是不合理的[5]。在双重管理体制下的公募基金会只保证其对主管单位负责, 不能全面保证其对社会利益负责。而双重管理模式中的公募基金会的主管管理者由有业务主管单位任命, 如此产生的团队除了未去“行政化”倾向以外, 还缺乏使命感、能力欠缺, 或者独断专行, 把决策权控制在自己手中, 而且, 业务主管单位的人员或者其他政府部门的人员往往兼任组织的管理者, 他们本来就公务繁忙, 有些缺乏应有的责任感和工作热情, 因此很多组织的文化偏向于衙门化, 也不大可能有达成共识的正确的组织使命和目标。在项目设计和执行过程中, 往往掺杂部门和个人私利。

由于政府与公募基金会之间的特殊关系以及社会转型特点, 政府公信力的高低直接影响公募基金会的声誉以及人们的捐赠热情。在这样的社会转型、基金会转型的大背景下, 就需要政府与公募基金会之间的密切配合, 共同努力重塑公募基金会的公信力。

(二) 转型社会中公募基金会即使在公信力缺失的背景下, 仍能发挥其他组织无法替代的作用

第一, 政府不是万能的, 必须将某些职能释放给社会, 而公募基金会在公益服方面正是对政府社会保障体系的必要补充。就公募基金会而言, 对政府来说, 其可以通过自身的专业化程度、社会影响和行动, 积极调动社会财富, 推动各项社会公益服务, 帮助解决一些社会弱者或者政府所估计不到的方方面面的困难问题;对公众来说, 公募基金会更具有亲和力, 是公益活动的载体, 为公益宣传使者和活动组织者, 有实力去资助和兴办各类社会公益事业, 唤醒公众的慈善意识, 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水准;对捐赠人来说, 它是公益的代言人、管理者, 以其严谨的责任心和精明的策划为他们服务, 使捐赠人达成自己的愿望和理想。社会保障作为一种政府支持, 本应该由政府职能部门去执行, 但是, 在社会生活中, 还存在许多单靠政府不能解决的领域, 这些领域就需要依靠“第三部门”非营利组织来拾遗补阙, 发挥重要的补充作用。因此, 公募基金会正是政府主持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必要的、有益补充的不可或缺的力量, 它对于分担政府的扶贫济困压力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二, 公募基金会是大力发展公益慈善事业, 实现社会支持、帮助社会弱势群体最有力的现实需要。虽然近些年来经济迅猛发展、科技不断进步, 但社会依然存在着需要特殊关怀和帮助的社会弱势群体, 如残疾人、孤儿、老年人以及各种自然灾害受害者等等。这些社会弱势群体是公益事业的主要扶持对象和受益者。特别是近年来世界各地各种自然灾害频发, 如汶川和青海玉树两次大地震, 受灾人数就以千万计, 受到的经济损失惨不忍睹。中国有句古话:众人拾柴火焰高, 公益组织恰能凝聚社会的力量去帮助、关爱受灾的地区和灾民。

第三, 公募基金会通过公众捐赠可协同政府实现第三次分配, 从而消除贫富两极分化的目标。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全球化, 贫富差距已是一个不容小觑的问题。世界银行一项调查报告指出, 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 仍然会产生不可避免的贫困和不平等。据资料显示, 中国城市中20%的高收入户与农村中20%的低收入户相比较, 贫富差距高达10多倍。虽然产生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的原因不是单一的, 但现在社会上一些如陈光标、曹德旺的精英等有能力也愿意资助那些需要帮助和关爱的人们, 那么, 我们的社会就应该大力支持和鼓励这种慈善公益行为, 建立适当的机制来规范和保护人们的爱心义举。

结语

尽管目前很多公募基金会组织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 存在着公信力缺失、内部管理不善、人才缺乏等诸多问题, 但从中国公益事业长期发展来看, 尤其是近几年自然灾害频发的特殊时期, 公募基金会仍能发挥其官方组织无法取代的社会作用, 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如何重获公信力?主要有三个基本要素:一是透明公益是根本;二是完善制度是保障;三是组织自律是关键。公信力建设工作必须落到实处, 应切实加强中国公募基金会的内部治理, 推进中国非营利组织问责和监督机制的构建, 加快其改革中透明度的建设。公募基金会的信任危机不仅仅是非营利组织发展的瓶颈和困阻, 也是整个社会之忧。重建中国公募基金会的公信力, 对于促进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健康发展以及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资中筠.财富的归宿[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53.

[2]徐宇珊.论基金会[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 2010:49-50.

[3]张璐晶.中国经济周刊[J].北京:中国经济周刊, 2011, (9) .

[4]大洋网, http://shehui.daqi.com/article/3252441_7.html.

[5]康晓光, 冯利.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 (2012) [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基金业遭遇信任危机 篇2

慈善事业在内地起步较晚，近年来各种诈捐、骗捐多发，上海卢湾红十字会还爆出天价餐费的丑闻。慈善组织到底应该如何运作？所募善款去向应该如何监管？

专家解读：

恢复民众对红十字会的信任，要做到以下四点：

一是审计。为了确保专款专用，可以请会计师事务所做审计，审计结果会在年报中详细呈现。

二是公开。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之后，可以公开审计结果报告，市民通过网页或电话均可查询到善款的去向。

三是告知。慈善者捐的钱用在哪里了，红十字会得给个交代，得有个说法，不是简单地向公众说，而是必须向慈善者说。而我们看到，不少内地慈善者将钱捐出去了，却从未收到慈善组织的反馈信息，既不知道受益者是谁，也不知道受益者是怎么花钱的。更可怕的是，还有造假现象。

四是监管。政府的监管和服务应尽量精简行政程序，方便进行筹款活动，同时力求确保这类活动不会对市民造成不便和滋扰，并保障捐款人的权益。此外，审批和监察机构筹款活动，并调查管理不善或行政失当的个案，问题严重的将撤销牌照。

“小蓝帽”遭遇信任危机 篇3

抽检标准“被放宽”

国家食药监局于2月29日和3月5日先后向地方监管部门下发内部通知（25号和27号通知），通报检出铅、砷超标的13家“不合格”螺旋藻生产企业和8家“内容物欺诈”的鱼油生产企业名单。

但在已经检出相关产品不合格的情况下，国家食药监局于25号通知中，要求下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再次送检。3月30日凌晨，国家食药监局对外公布的“最新抽检结果”显示，原先13家“不合格”螺旋藻生产企业只剩下1家产品“不合格”，原先8家“内容物欺诈”的鱼油产品变为3家假冒，其余5家检查结果未予公布。

对于大相径庭的两次检测结果，国家食药监局相关负责人解释：25号和27号通知中列出的“问题产品”是“可疑待查的产品”，而非科学检测后的“不合格”产品。

但有记者从多个渠道获知，国家食药监局的首次检测结果被媒体曝光后，多家涉事企业即进京“公关”。某涉事保健品公司市场总监曾向记者坦言，已与主管部门“沟通”。次日凌晨，国家食药监局发布第二次抽检结果，包括该公司产品在内的大部分螺旋藻产品，铅含量均变为“合格”。

在国家食药监局最新的抽检结果中，螺旋藻保健食品铅含量执行2.0mg/kg的标准。而在1个月前，专门负责保健食品审批的国家食药监局保健食品审评中心相关人士和审评组专家多次表示，应严格执行《保健食品国家标（GB16740）》中规定的0.5mg/kg的标准。第二次监测为何要放宽标准？是来自专家科学严谨的论证，还是企业的“公关”起了作用？不禁让人浮想联翩。

“吃不死人，但没营养”

与螺旋藻一样戴着“蓝帽”，当下市场热销的多种鱼油软胶囊，售价不菲。后者到底有多少营养含量，吃了真能“降脂、益脑”？

为摸清鱼油产品的质量，《瞭望》周刊记者在京、津、冀三地药店的保健食品专柜，购买了8大品牌的鱼油“蓝帽”产品，所购产品均为软胶囊，随后严格按程序送检。

根据多家鱼油产品品牌宣传，鱼油的两种重要营养成分是EPA和DHA，前者“有利于人体降脂”（编者注：降脂的提法欠准确，应为调脂，因为高密度胆固醇是好的胆固醇，不应降之），后者“对脑部发育有益”。

两家权威机构的检测结果显示，在送检的8个样品中，有一半未达标，分别是“孚莱唯”、“欧丽莱”、“恩贝特”和“睿得利”。其中，“恩贝特”牌鱼油的EPA检测含量为其标注值的1/4；“欧丽莱”牌鱼油DHA的标注值为24.47%，检测含量仅为0.56%，两者相差甚远。

“吃不死人，但没营养。”对此，有关营养专家这样表示。

卫生部中国保健协会提供的数据显示，鱼油产品已成为我国销售量最多、影响范围最大的代表性保健食品。截至目前，包括上述8种送检产品在内的200多个鱼油类保健食品获批“蓝帽”。

一些戴“蓝帽”的鱼油胶囊中的EPA和DHA含量为何这么低？有媒体记者专程来到山东一家所购产品检测合格的鱼油软胶囊生产企业实地探访。

该企业负责人王先生说，DHA与EPA含量的关键在鱼油原料，含量越高，原料进价越高。“DHA含量为50%的鱼油生产成本，是含量为20%的4倍”。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清华大学卫生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刘远立分析，有的企业为降低生产成本，要么引进低含量原料，要么在生产中添加副食品偷工减料、以次充好。

“偷工减料还算好的，更令人担忧的是，由于一些鱼油企业缺乏实际生产能力，普遍委托软胶囊厂进行加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国家食药监局保健食品审评专家说，“这些软胶囊厂经常使用回收的明胶残渣作为原料生产鱼油以降低成本”。

据一份来自中国保健协会的专题调研报告显示，有的企业用色拉油加腥味素配制生产食用鱼油，有的用工业鱼油或鱼油尾料制造鱼油，还有黑心商家用猪皮、鸡皮甚至废弃皮具，如皮鞋、皮包等制作胶囊壳，这会直接导致鱼油成品中的过氧化物、多氯联苯、汞、醛、酮等有毒有害物质严重超标。

受访鱼油企业负责人证实了这一说法。他说，负责任的鱼油厂家会在原料收购合同中设定门槛，但有的企业为了压低成本、牟取暴利，原料监管不够严格。

其实，监管部门对此已有相当认识。在今年年初举行的“中国保健食品产业发展大会”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保健食品化妆品监管司司长童敏说，当前我国保健食品企业“多、小、散、乱、低”的特征明显，一些企业自律意识不强、诚信较差，违法生产经营、非法添加违禁物品等现象时有发生。

此前推行的“蓝帽”审批制度，即是为确保保健食品安全合格而实施。而事实上在保健食品的审批过程中，存在一些中介机构，在其运作下，审批从样品生产到机构检测，再到申报材料、试制现场核查，直至最后的专家评审，有可能全程造假。在看似严谨的保健食品审批制度背后，存在着以代理机构为中介的灰色甚至非法利益链条的现象，它们“编资料”、“卖批文”、“贿评委”，使“蓝帽”审批之门洞开。

由于保健食品检测标准的专业性，行业外人士事实上很难洞悉内部各种是非瓜葛，并容易受到部分从业者刻意引导。对此多位受访专家呼吁，保健食品事关人民群众健康大计，“蓝帽”审批认证不可儿戏。我们也希望有关主管部门完善检测标准，健全监管制度，严格问责机制，坚决依法查处违法违规生产企业，确保消费者健康。

基金业遭遇信任危机 篇4

美国券商盈透证券6月8日在其官方网站宣布，由于担心一些中国公司可能存在会计违规行为，本周起已经禁止客户以保证金的方式买进部分中国公司股票。

对于这个在美国证券市场上的常见行为，有媒体称“中国概念股”被封杀了。一时间，关于中国概念股的种种忧虑浮出水面。

是“黑名单”，还是“误读”？

盈透证券列出的被禁止的目录，在中国媒体上被冠以了“黑名单”的称呼。

这份“黑名单”共列出了132家中国公司的159只不同股票，其中约90只在美国上市。根据榜单，上榜公司大部分为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中小公司和网络概念公司，但麦考林、新浪、搜狐、当当等知名企业也名列其中。

盈透证券称，出于“对高风险的担忧”，本周起禁止客户以保证金的方式买进上述中国公司股票。所谓保证金方式买入股票，是指客户只需在合约订立的时限内缴付买入价的部分金额，余额则为券商提供的借贷金额。

根据美国的相关法律，常规保证金账户的日内交易可以有4倍购买力，隔夜交易则有2倍的购买力。比如存入1万美元，可以日内买入及持有4万美元的股票，隔夜持有2万美元的股票。禁止某些股票的保证金交易，就是以100%的保证金才能购买和持有该股票。1万美元最多只能买入或持有1万美元的股票。”

就媒体一片哗然之时，盈透证券回应称： “我们没有什么黑名单，禁止保证金交易就是去杠杆化，在我们公司有13800多只股票被去杠杆化，这130多家不足百分之一。”这话的另一层含义就是：所谓“封杀”作为美国券商的一种正常行为被“误读”了。

然而，盈透证券封杀中国概念股放射出的信号在于其对部分中国概念股企业的不信任，认为部分中国概念股企业可能存在一些会计作假问题，违背美国证券市场规则。而根据美国证券市场规则，券商有权这么做，其目的也在于保护投资者利益。

据华尔街报网站上一篇《盈透证券禁止保证金方式购买中国股票》文章指出，目前还不知道美国其他证券商是否会采取相似措施。虽然目前并不是全面封杀，只是禁止以保证金方式买入中国股票，但影响不小。

但从总体影响来看，主要对一些中小美国上市概念股影响较大，原因在于美国网民担心这些企业可能存在问题而投资更加谨慎。而对于在美上市、本身的优质的概念股，影响不是很大。

概念股国内上市有苦难言

讨论中国概念股被封杀的问题，首先要了解，为何如此多的中国概念股执着于美国上市。

概念股是与业绩股相对而言的。通常来讲，业绩股需要有良好的业绩支撑；概念股则是依靠某一种题材比如资产重组概念、网络概念等支撑价格。中国概念股就是外资因为看好中国经济成长，而对所有在海外上市的中国股票的称呼。

中国概念股企业为什么舍近求远，远涉重洋上市而不登陆中国国内股市直接上市呢？事实上，中国概念股企业以互联网企业尤为突出，由于其自身的特性，难以符合我国目前股票上市发行的相关标准，可谓有苦难言。

以大多数互联网概念股企业为例，他们大都具有“白手起家”的生长特性，难以满足我国股票发行审核时对募集资金投向及管理方面的严格规定。因此，募集资金成为互联网企业在国内上市的障碍。

另一方面，国内股票发行审核理念强调募集资金项目的确定性，并且主要针对资本性项目，募集资金项目主要用于固定资产投资，要求拟发行企业要提出非常明确的投资项目和效益预测。而互联网企业一般轻资产运营，主要成本为人力资源成本以及运营成本，其募集资金用途无法像传统经济企业那样用于购置有形的固定资产，此外，互联网行业发展瞬息万变，新的盈利机会不断涌现，投资项目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反观互联网企业上市，一方面来自于其自身实力的提高，另外，相关上市政策、审核机制与标准的调整也必不可少，募集资金项目的安排和使用应该更加灵活。

发行审核思路方面，目前企业上市发审的思路是“以历史推断未来”，用历史盈利水平来判断未来的盈利能力，而互联网企业的历史是短板。而且企业的盈利模式的改变或创新是作为风险点而被高度关注的，而互联网企业恰恰需要不断的创新，其从“烧钱”到“赚钱”的拐点可能随时出现，这些都没法被市场充分检验。大多数互联网企业上市前可能盈利非常少甚至亏损，但达到一定规模点后，盈利会爆发性增长，具有很高的成长性，这与传统企业不一致。根据传统的发行审核理念，互联网企业前期盈利能力普遍较弱，难以在境内上市，相当数量互联网企业积极引进创投寻求境外上市。这方面，海外上市审核更为开放灵活，如一家海外上市的互联网企业在募投项目中披露：“我们目前尚没有准确的方案去配制我们的所得，相应的，我们管理层具有十足的弹性去利用这笔资金。”

另外中国概念股企业在财务会计方面、管理人员的稳定性、盈利前景等等方面都有自身的特色，难以达到我国目前的股票发行审核标准，因此，其在国内上市也困难重重。

美国抛出的橄榄枝

中国国内概念股企业国内上市面临重重困难，而美国资本市场却看好概念股企业的成长性，并抛出橄榄枝吸引国内企业赴美上市。

总体来说，美国资本市场上市标准相对灵活宽松、上市程序更简单、上市周期也比国内短得多。比如纳斯达克市场，从营业收入、盈利、现金流、过往融资记录等方面给出了三个可供企業选择的标准，标准相当灵活，不像国内市场对上市前两三年的业绩要求那么严格。

例如中国概念股企业最喜欢选择的美国纳斯达克对非美国公司提供可选择的上市标准之一为：财务状况方面要求有形净资产不少于400万美元；最近一年（或最近三年中的两年）税前盈利不少于70万美元，税后利润不少于40万美元，流通股市值不少于300万美元，公众股东持股量在100万股以上，或者在50万股以上且平均日交易量在2000股以上，但美国股东不少于400人，股价不低于5美元。这个标准对成长性较好的互联网企业来说不算苛刻。

中国互联网企业与国外资本的结缘始于1999年，产生的第一个中国网络概念股是中华网。2000年，新浪、网易、搜狐三大门户网站也相继亮相纳斯达克。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携程、盛大、百度、巨人网络等也成功在美上市。

对于我国公司而言，在纳斯达克上市的途径有两个：首次公开募集（即通常所说的IPO）和反向收购（借壳上市）。

在IPO中，一般是采取曲线IPO的形式。也就是说，境内企业在海外设立离岸公司或购买壳公司，然后通过资本安排和契约设计将境内资产或权益注入壳公司，然后以壳公司的名义在海外证券市场上市筹资的方式。通常，离岸公司注册在英属维京岛、巴哈马、开曼群岛、百慕大群岛、巴拿马等世界著名的避税岛上，这样能够享受税收优惠，同时能够规避我国政府对于企业海外上市的严格规制。纳斯达克市场上的新浪、网易、搜狐等就是采用这种方式上市的。

除了IPO上市之外，我国的企业还可以通过反向收购（借壳上市）在纳斯达克上市。所谓反向收购上市，就是指国内企业在海外购买一家上市公司作为“壳”，然后由上市公司反向兼并中国大陆或大陆之外的企业法人，然后由壳公司实现再融资功能。反向收购上市尽管规避了国内审批程序，但资产业务注入难度、风险较大，而且在短期内很难实现再融资目标。如我国西安的生物技术公司杨凌博迪森就是采用这种方式成功登陆纳斯达克，并于2005年8月25日成功升板全美证券交易所（American Stock Exchange）。

这样，一旦一家“中国概念”公司根据自身实力确定了纳斯达克上市方式，它就可以按部就班地实现上市计划。

一般而言，如果一家中国公司想要实现纳斯达克上市，需要经历如下步骤：提出申请、等待答复、取得法律认可、招股书的Redherring（红鲱鱼）阶段、路演与定价，然后就是招股与上市阶段。只要公司符合纳斯达克上市要求，并且能够吸引到国际投资者的关注，那么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的难度不大。因为纳斯达克是一个成熟的市场，只要投资者预期上市公司能够给他们带来回报，他们必然会热烈地追捧这家公司的股票。只要获得投资者热烈认购，上市公司也就能够在纳斯达克以很高的市盈率融得资金。

鉴于此，对于美国资本市场抛出的橄榄枝，中国的概念股企业自然欣然接受，概念股企业赴美上市一时成为风潮。

游戏总有规则

风潮的最开始，是一个个一夜暴富的“中国故事”，乃至缔造了丁磊、张朝阳等一批网络新贵。

“中国故事”不仅让美国人眼红，也让一大批企业前赴后继地奔赴美国。然而，游戏总有规则，中国概念股进入美国资本市场，就得按美国资本市场的规则去做。欣欣向荣的背后是，概念股的软肋依然存在。

由于纽约证券交易所没有“企业需连续两年盈利”等硬性要求，这条件似乎比在国内A股上市还要宽松。但实际上，美国的资本市场更为成熟和规范，根据美国的发行制度，上市企业必须保证做到“完全信息披露”，即必须确保证券发行有关的一切信息的真实、全面、准确，并对不实陈述所导致的投资者损失承担法律责任。在成熟的资本市场里，就是必须以诚信为本，失去诚信就意味着失去上市的资格，甚至会遭到投资者的集体诉讼，最后不得不付出沉重的代价。

目前造成美国券商“封杀”中国概念股根本起因还在于，一些公司所采取的反向收购方式，掩盖了业绩，加之财务造假手段多发，使所有的中国概念遭遇了新一轮的信任危机。

自今年3月来时，一些公司就因种种不合规的做法而被美国证监会勒令退市。其中包括盛大科技、中国高速频道、艾瑞泰克、多元印刷及新华悦动传媒5家中国概念股公司。另外15家中国概念股公司被停牌后至今未恢复交易。而网秦、人人和优酷等中国互联网公司上市后跌幅均超过50%。

由于一些中国概念股陷入财务造假风波，目前美国证交会（SEC）已对多家通过“反向收购”在美上市的中国企业展开调查，内容涉及市场操控、审计及信息披露等。涉嫌造假的中国企业已经从转板上市的中小企业，向主板企业蔓延，由美国证券市场延伸至加拿大。

显然，法律对热潮中的概念股企业泼起了凉水。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美国证券公司运用合法的手段禁止客户以保证金方式买入中国概念股就顺理成章地发生了。

A股国际版或为回归之道

面对中国概念股遇到的這股寒流，一方面，概念股企业在美上市须小心谨慎，按规则办事，完善财务、会计、审计等各个环节的合规性，因为美国奉行“我的地盘我做主”，否则只能自食其果。另一方面，从长远来看，完善国内资本市场，吸引海外上市公司回归国内股市，丰富国内资本市场、让国内股民分享发展的成果也应是题中之义。

事实上，目前我国正在准备推进境外企业在国内A股市场上市发行。为了更好地区分企业的性质，该类企业在A股市场上被称之为国际板，国际板即是指境外企业在我国A股市场上市发行所属的板块。

目前，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在推出国际板，其直接目标就是吸引境外优质企业到境内上市，吸引境外上市公司回归A股。上交所国际板的法规准备工作已经接近尾声，其中，发行办法、交易规则、上市规则和结算规则等四大法规已经有初稿，目前正在进一步细化。

2009年8月国内创业板的推出为互联网企业的上市创造了机会，但是对于类似盛大这种母公司在海外上市的红筹股，在国内创业板上市将面临政策问题，国际板成为为他们回归的最好途径。

一般认为，我国推出国际板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首先，虽然境外企业在公司治理、会计准则、信息披露、上市监管协调等方面与我国现有监管体系存在一定差异，但中国证监会已和人大法工委、人民银行、财政部、外管局、上交所、中证登等相关监管机构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在我国法律框架内基本达成了共识。其次，市场基础设施不存在障碍。201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新一代交易系统已正式上线投入运行，从计算机和网络系统上保障了国际板的推出和运行。最后，多家优质的境外上市的红筹公司及大型跨国企业都已表示出登陆国际板的兴趣并开始为此作积极准备。

目前国际板相关规则正在制定中，对登陆国际板企业主体、独立性、盈利能力及现金流、规模、资产质量、业务、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实际控制人员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连续性、社会公众持股持续经营和盈利能力、公司治理的其他要求及募集资金等国际板上市相关规定有待进一步明确。应该说，推出国际板只是个时间问题。

无论是登陆国际板还是创业板，或者以其他方式实现回归，从长远来看，漂泊海外的“中国概念股”应该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