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立大学

公立大学（共12篇）

公立大学 篇1

1996年台湾教育主管部门在五所公立高校首先试行校务基金,到1999年台湾已全面实施校务基金制度。校务基金是台湾教育主管部门为公立大学院校财务有效运作,提高营运绩效,以适应高等教育发展趋势,提升教育品质,按照《国立大学校院校务基金设置条例》及《预算法》规定,遵循预算程序设置,编制附属单位预算的特种基金。其实施理念有四个方面:一是落实大学自主;二是增加预算编制及执行弹性;三是缓解政府财政压力;四是教育资源分配合理化。校务基金是台湾高校目前普遍采用的一种财务制度。[1]

一、校务基金基本情况

根据台湾地区2012年教育主管机构统计资料显示,台湾有各类高等院校163所,其中大学116所、学院32所、专科学校15所,公立学校54所、私立109所。按照在校生中研究生人数比例超过35%、介于35%至15%和小于15%的大致分类,又可以分为研究型大学、教学研究型大学与教学型大学。以上述分类方法为基准,进一步将台湾公立大学分为获“迈向顶尖大学计划”补助与未获补助的研究型大学,并排除体育与艺术专门学校及师范(台湾师范大学除外)与技职体系校院。另外,校务基金财务信息不够五年的也不列入研究。最终,按照2010—2011学年研究生在校生人数由高至低排序,筛选出以下13所台湾公立高校作为本研究对象,具体参见表1-1。[2]

表1-1 2010-2011学年13所学校学生规模情况一览表

根据台湾《国立大学校务院校务基金设置条例》第七条,目前台湾公立高校校务基金收入有八个来源。本研究以其中的政府预算拨付、学杂费收入、建教合作收入、推广教育收入、场地设备管理收入、捐赠收入及投资取得的收益作为探讨的对象,同时分析教学支出与其他补助收入款,以此分析台湾主要大学的财务状况。[3](本文所有资金都以新台币计,所列收支项名称参考高校具体设置科目)。

表1-2 2004-2009年台湾公立高校预算财源结构表

(不含特别预算,单位:%)[4]

随着校务基金的运作,台湾政府对高校经费补助逐年递减(表1-2)。这意味着公立学校必须在各项自筹收入上下功夫。同时,自筹收入由各校自负盈亏,学校对经费的投资与运营更有弹性和自主性。台湾2004—2009年公立高校各项收入平均比例(图1-1),可以明显看到,目前台湾公立高校的收入主要由政府资助、学杂费收入和建教合作收入三个部分组成,占总收入的91%。

图1-1 2004-2009年台湾公立高校各项收入平均比例

二、学校教学研究补助收入

学校教学研究补助收入是以各学校科系及学生人数为计算基础,同时根据台湾“教育部”的政策、学校工程与所提的计划需求,核算各校年度教育补助,为学校基本需求收入来源之一。

从各校历年学校教学研究补助收入来看(表2-1),该收入与学校科系及学生人数规模有关。在13所大学中,台大学校规模最大,近五年平均约获得44亿元的教学补助,其次成大约23亿元;因为中正、台南、暨南与海大在学校科系与学生人数上规模都较小,所以获得平均补助都少于10亿元,其余各校的教学补助都超过10亿元。另外,各大学的政府补助款都呈现逐年微幅上升的趋势,但是教育经费支出占政府整体预算的比率却下降了。校务基金制度的实施即在于鼓励学校自行筹措财源、降低政府财政补助的需求。不难看出,近年在台湾政府财政困难的环境下,提高高等教育经费的拨付能力有限。

表2-1 2007-2011年13所学校教学研究补助收入

(单位:百万元)

三、教学研究及训辅成本

教学研究及训辅成本是用于人事、教学、研究及相关行政的费用支出。从各校历年教学研究及训辅成本支出情况来看(表3-1),13所大学中,台大近五年平均约70亿元支出成本最高,其次是成大约44亿元,交大、中央、清华、中兴、政大与台师大也有20亿左右的教学成本,中山约18亿、中正与海大则约10亿左右,而台南与暨南则低于10亿元。

此外,各大学的教学研究及训辅平均成本呈现增长的趋势,这表示学校提高其教学研究的经费投入,以提升学校的教学质量与竞争力。由于台大与成大无论是在师资、学生或教学机构的规模上都高于其他学校,因此也使得其支出相对较高。

表3-1 2007-2011年13所学校教学研究及训辅成本

(单位:百万元)

四、学杂费收入

学杂费是根据各校的成本,以弹性调整10%(根据台湾“教育部”学费指导标准上调或者下浮10%)为限的标准,由各校自行订定学杂费的金额,同时学校的学杂费收入也视各校该年度学生人数多少而定。13所学校中各校历年的学杂费收入呈微幅上升的趋势(表4-1),显示台湾高等教育总量有增加的现象。同时,由于台湾人口出生率逐年下降,在台湾高等教育需求下降与教育机构林立的情况下,各校也都积极展开国际学生与台湾一流人才的招生策略。这既是为了广纳人才,也是为了维持学校的经营。

由于学校每年收取的学生人数变动幅度小,各校历年学杂费平均收入的增减差异不大,其中,台大平均约17亿元排名第一,成大约11亿元紧随其后,这是由于台大与成大每年入学的学生人数较多;交大、清华、中央、中山、中兴、政大、台师大与中正等中等规模的学校平均也有5亿元的收入;台南、暨南与海大则由于学生人数相对较少,学杂费收入也较少。

表4-1 2007年至2011年13所学校学杂费收入

(单位:百万元)

五、五项自筹收入

(一)建教合作收入

建教合作收入是学校提供服务、技术与教育训练所获取的收入,为五项自筹收入来源之一,也是台湾公立大学经费筹措的重要来源。建教合作收入取决于学校与企业或政府机关的合作计划,研发或技术性服务领域较强的学校,通常能获得较多的建教合作机会。

表5-1为2007—2011年13校历年建教合作收入及占该校五项自筹收入的比例。13所大学中,以台大近五年平均约57亿元的建教合作收入最高,其次为成大约24亿元、清华与交大约20亿元、中央约17亿、中兴与台师大约10亿左右,其余学校则平均低于10亿元,尤其台南与暨南两所学校的建教合作收入仅1至2亿元左右。如果按照建教合作收入占各校五项自筹收入的比例来看,大多数学校比例都高于80%,政大、台师大、台南与暨南在近五年的表现则居后。

近五年建教合作收入平均前五名的学校依序为台大、成大、清华、交大、中央,台湾南部的学校只有成大,其余都是台湾北部学校。进一步分析其因,台大开设的科系领域广泛、学术声望高,其次成大、清华、交大与中央都以理工科系和技术研发所长而有较多的建教合作计划,而台南、暨南、海大、政大与中正在建教合作的成效上则相形见绌。由此可知,学校发展型态、专注领域,确实对于各校资源、收入的比例分配有影响。

总的来说,各校的建教合作收入有逐年稳定上升的趋势,且在五项自筹收入中建教合作收入所占比率最高。这表明近年台湾高校都积极争取与政府机关、民间团体如国科会与私人企业等的项目研究或技术研发合作计划,以提高学校经费自筹收入。

表5-1 2007-2011年13所学校建教合作收入及占自筹收入比例

(单位:百万元)

(二)资产使用及权利金收入

资产使用及权利金收入是学校通过租借场地、仪器设备及技术移转而获得的五项自筹收入来源之一,占目前各校自筹收入的比例仅次于建教合作收入,为学校五项自筹经费中第二重要来源。

从各校历年资产使用及权利金收入及占该校五项自筹的比例来看(表5-2),13所大学中,以台大近五年平均约7亿元的资产使用及权利金收入最高,其次台师大、政大、成大、清华与交大都有约2亿元,中央、中山、中正、中兴则约1亿元,海大、暨南与台南则因学校的资产规模较小对应收入较少。从各校资产使用及权利金收入占五项自筹收入比来看,13所学校的比例都占5%以上,其中台大、政大、台师大、中正、台南与暨南的资产使用及权利金收入占该校五项自筹收入的10%以上。中正、台南与暨南等学校的资产使用及权利金收入之所以较高,是因其资产规模相对较小。各校近五年在资产使用及权利金收入上,如果呈增长趋势,则说明学校的教室、体育馆等各项设施除供校内教职员生使用外也向外界开放,以提高资产的使用效率与经费收入。然而,各校资产使用及权利金收入在五项自筹收入中的占比却呈下降的趋势,这表示学校在其他自筹收入款项上也有所提升。

表5-2 2007-2011年13所学校资产使用及权利金收入及占自筹收入比例

(单位:百万元)

(三)推广教育收入

推广教育收入是根据各校各年度推广教育办学规模(开班数)而定,也是学校五项自筹收入来源之一。然而在竞争激烈的教育环境下,各大学推广教育收入普遍不佳。

从各校历年推广教育收入及占该校五项自筹收入的比例来看(表5-3),13所大学中,以台师大近五年平均约2.8亿元的推广教育收入最高,其次为台大约2.3亿元与政大约1.3亿元,中兴、成大与交大也有0.5亿元以上的收入,中山与中央则有0.4亿元以上的收入,其余学校则仅约0.1亿元收入,尤其海大近五年平均推广教育收入仅约1百万元。

从推广教育收入占各校五项自筹收入比来看,大部分学校比例仍偏低,其中以台师大与政大占该校自筹收入的10%以上最高。台大的推广教育收入金额虽高,但由于其资产规模相对较大,因而所占比例较低,而台南大学资产规模较小,其推广教育收入占五项自筹收入的比例则相对较高。

由表中资料可知,2007至2011年度推广教育收入平均前五名学校依序为台师大、台大、政大、中兴、成大。北部有台师大、台大与政大;中部有中兴;南部则为成大。进一步分析,这些学校都是区域性的代表学校,其中台师大的推广教育实施多年,近几年平均每年开班数约2,000班,授课学员约2.6万人次。

从整体平均来看,13所公立高校的推广教育收入及其占各校五项自筹收入之比都呈下降的趋势。分析其因,可能是由于台湾校外私人文教机构的竞争、学校开设的课程没有妥善规划而不能配合学习者的需求等因素所导致,也说明台湾大学院校的教育推广在未来还有许多增长与改善的空间。

表5-3 2007-2011年13所学校推广教育收入及占自筹收入比例

(单位:百万元)

(四)社会捐赠

社会捐赠为校务基金自筹收入来源之一,近两年也成为学校积极争取的项目。在欧美诸国,捐赠收入是有些高校经费的重要来源之一。相较之下,台湾企业捐赠学校的诱因不足,导致各大学受赠收入占五项自筹的比例偏低。此外,设立条件较不利或未能跻身一流大学之列的大学,在募款时也属于较劣势的群体。

表5-4为各校历年受赠收入的金额及占该校五项自筹收入的比例。13所大学中,以台大近五年平均约2亿元、清华与交大约1亿元之受赠收入最高,其次成大约0.7亿元、政大约0.5亿元,其余学校的受赠收入仍然偏低。如果按照受赠收入占各校五项自筹收入比来看,大部分学校比例仍偏低,但交大、清华与政治近五年比例则高于3%以上。整体来说,13所学校受赠收入占自筹收入平均比例呈现缓慢增长的趋势;其次,多数学校的受赠收入偏低,未来仍有改善的空间。可以看到,2007至2011年度受赠收入平均值前五名学校依序为台大、清华、交大、成大、政大,台湾北部学校占了四名,台湾南部学校只占一名。深入分析,首先台大成立历史悠久,校友多而广布于各领域;其次就清华、交大、成大与政治而言,与企业界的关系紧密使其获得较多的捐赠。归纳前五名学校的特点可知,受赠收入的多少与学校成立时间、企业间的合作关系、校友数、学校声望及科系设置有关。募款收入最后五名学校为台南、暨南、中正、中央、海大。这些学校同时或部分具有以下特性:学生人数相对较少、创校时间较晚、学校尚未累积一定的学术声望。

总的来说,类似交大、清华与台大等创校历史悠久、校友多的学校,在募款能力上高于其他学校。可见,校务基金实施的优点在于鼓励学校发展各自的特色,但也产生越有优势的学校获得更多的资源,劣势学校仍无法获得较充沛资源的两极化发展现象。

表5-4 2007-2011年13所学校资受赠收入及占自筹收入比例

(单位:百万元)

(五)财务收入

财务收入是学校将资金存于银行收取利息收入及投资长短期有价证券所获得的投资剩余,财务收入的多少也代表学校资金配置的灵活程度。表5-5为各校历年财务收入金额及占该校五项自筹收入比例。在全球经济发展放缓的大背景下,台湾大部分院校持保守的投资态度,将多数的资金以银行定存方式获取利息收入,本研究对象中中山、中兴、中正、台南与暨南都未将资金投入证券市场等风险较高的投资。

表5-5 2007-2011年13所学校财务收入及占自筹收入比例

(单位:百万元)

从各校财务收益来看,近五年以台大平均约1.5亿元、成大约0.9亿元、交大与台师大约0.6亿元、中央约0.5亿元的收益优于其他学校。由此可知,在如今低利率时代,学校如果可以妥善做好资金配置与运用,也可以获取高于定存利率的投资收益。另外,从学校财务收入占五项自筹收入的平均比例来看,呈下降趋势。尤其2008下半年爆发金融危机后,全球证券市场下跌、经济发展放缓,加之近年台湾定存利率调降等双重因素,使得学校的投资收入更加大幅下降,这使得整体财务收入的平均状况从2008年度占五项自筹收入的5.63%下降至2010年的1.86%最低点。

六、其他补助收入

其他补助收入款为大学院校积极争取台湾教育主管及其他政府机关补助计划的竞争性财源收入之一。近年台湾大学教育的普及化虽满足了大众对于高等教育的需求,但大学院校的快速扩张出现了大学教育质量滑坡及竞争力下降等问题。有鉴于此,近几年台湾“教育部”特颁定“发展国际一流大学及顶尖研究中心计划”“奖励大学教学卓越计划”“奖励大学院校设立区域教学资源中心计划”“教育部补助重要特色领域人才培育计划”等补助计划,目的在于提升大学竞争力并追求大学在研究及教学上的卓越。因此,各校获取政府其他补助款的收入多少,是根据该校各年度争取的奖励补助计划而定。

如表6-1所示,台大、成大、清华、交大、中央、中山、中兴、政大及台师大(第二期新增)为获得台湾教育部2006起施行的第一期与2014年4月起至2016年12月实施的第二期五年五百亿计划的学校。该计划实施2年9个月,其中第二期台大获得约60亿元补助远高于其他校院。

表6-1台湾公立大学迈向顶尖大学计划经费第二期五年五百亿计划核配结果

表6-2 2007-2011年13所学校其他辅助收入

(单位:百万元)

通过上述各校校务基金现况分析可知,台湾公立研究型大学对于政府财政补助的需求有降低的趋势,但多数学校的经费来源仍以政府补助及学杂费收入为主。另外,在五项自筹收入方面,则以建教合作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而在其他补助款上,仅少数具竞争优势的学校获得较多的教育资源。

七、结语

经过多年的改革与发展,我国公立高校正逐步走上规范化的发展道路,其财务管理制度也在日趋完善之中,但不可否认,仍存在许多问题有待解决。台湾高校所采用的校务基金管理制度可以给我们提供许多有益的借鉴。

(一)进一步拓宽筹资渠道

我国高校的经费来源渠道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全部来自于政府拨款。尽管自80年代以后,尤其是90年代以来,经费来源日益呈现多样化和多元化趋势,但主要来源还是政府财政拨款。需要改变这种经费收入结构,增强财政拨款之外的其他经费收入来源。借鉴台湾13所大学的数据,大陆高校可以在以下两个方面有所拓展。

1. 通过市场行为拓展经费来源

台湾13所高校的建教合作收入占学校总收入的20%以上,占自筹收入80%以上,可见其与社会联系的紧密。大陆公立高校应该积极面向市场寻找合作。公立高校在人才、科研等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而企业具有资金优势,因此,高校还具有相当的潜力可以挖掘,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收入来源渠道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竞争性,其获取量直接与学校的竞争实力和竞争行为密切相关。

2. 通过学校自身拓展经费来源

学校自身拓展经费收入来源主要指学校利用自身的科研优势、资源优势进行的产业投资、资产出租出借、资金的金融运作等方式的经营与服务收入拓展以及社会捐赠等。这些资金的取得与前面各渠道资金存在一定的联系,但更多的是基于高校自身的经营。

(二)建立有章可循的会计制度,透明财务信息

由于高校财务信息具有高度的敏感性,高校缺乏财务信息公开的主动性。在中国政法大学教育法中心2011年12月1日发布《2010—2011年度高校信息公开观察报告》中,据统计在全国教育部直属“211工程”中的112所大学,没有一所向社会主动公开学校经费来源和年度经费预算决算方案,也没有一家高校公布其财务资金的具体使用情况。学校的财务状况一般并不向公众公示,社会人士无法通过公开透明的渠道了解学校各项经费的使用情况,缺少监管机制。目前根据《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要求,有些院校已经在公开本校预决算信息,但是还有相当数量的院校没有公开本校预决算信息。台湾地区目前已经建立完善的高校财务公开制度,这次本研究所选取的13所公立大学所有的财务信息均在其学校的网站上获取。学校应该提供透明的财务信息,让更多的利益相关人参与到公立大学的管理中来。公开大学财务信息不仅能反映出资金的收支情况,而且能间接地反映大学资金运作过程中的其他信息。所以,公办高校详实准确的财务信息是管理者进行管理的必要依据,透明的财务信息制度是保护投资者利益和利益相关人员参与管理的必不可少的机制。同时,准确、透明、及时地公布财务信息也是对社会、学生负责任的表现。

(三)合理规划,建立基本金制度

大陆公办学校大多缺少相应的基本金制度,所以有时会出现账面收支的较大起伏,如果可以借鉴台湾高校建立校务基金制度,将纯收入的一部分纳入基本金,用于将来的教育设施购置、维修等,更能促进学校的长期、稳定发展。同时,也应该将基本金按用途进行划分,有利于分清不同基本金的职责,以保证固定资产维护、奖励基金颁发的正常运作。

此外,大陆公办高校在对基本金保值的基础上,还应让基本金升值,将其部分投资于资本市场,进行国债及商业银行债券投资,并兼顾其他绩优证券。此外,还可以将资金委托给专门的金融投资公司保管和投资。

公立大学 篇2

英国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的区别

英国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的区别。在英国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是有区别的，一般私立大学毕业的学生都是比较难找工作的。本文为大家整理出英国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的一些区别。

公立学校的优点有几个：

第一，学费相对低廉。

到公立学校读预科，学费在4000-5000英镑/年之间。加上生活费5500-6000英镑/年，低于私立学校的平均水平。

第二，许多公立学校规模比较大，设备比较全，科技文体社会活动比较丰富。

不过，这个优点对于那些年轻并内向的国际留学生，反而可能成为缺点，因为一下课，各奔东西，谁也不认谁，缺乏大家庭的温馨，容易诱发孤独感。

公立学校的主要缺点是：

预科教学成绩，平均而言低于私立学校。

不过，这不等于说公立学校的教师素质和教学素质就一定很差。在英国，虽然预科阶段已经不是义务教育，但只要学生未满19周岁，还是可以享受实际上的免费教育。这样，英国学生读预科就可以有两种选择，或者去不花钱的公立学校，或者去昂贵的私立学校。自然，那些到公立学校读书的学生中，混混多了不少。尽管公立学校的多数英国老师教学也很认真，但课后学生是否认真复习预习，老师就不会管那么多了。英国人一过16岁，独立性就很强了。这些学生上不花钱的学校，读书勤不勤奋，那是他们自己的事。老师犯不着成天盯着学生。再加上英国学生从小贪玩(西方人都这样)，所以公立学校教学成绩差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学生中太多人无心向学，学习氛围差一些。即使如此，公立学校在教学素质上也有比较棒的，也有糟透顶的。如果家长决定让孩子去公立学校读预科，更得仔细遴选。一般说来，如果准备去公立学校读预科，那么选择第六级学院，或者和某些名牌大学挂钩的继续教育学院、高等教育学院，比较合适。第六级学院因为专门从事预科教育，从教学资源到教师经验都有定向专长。

私立学校

私立学校又分成好几类：

A.以英国本土学生为主的私立学校。

这些学校一般历史悠久，学校管理比较严格，教学素质相对较高。

这类私立学校又可以分为：男校，女校，男女混合学校(co-education)。

英国大学http://school.indexedu.com/

英国留学-索学网

即使以英国本土学生为主的学校，一般也会招收部分国际留学生，但是比例不会超过20%。有些更低于5%。

B.国际留学生比例较高，或以国际留学生为主的私立学校。

这些学校在课程安排上，更能够照顾国际留学生的特殊背景和需要。

平均而言，私立学校，教学成绩比较公立学校好。私立学校教学成绩好有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教师素质相对较高。第二，师/生数量比高，每个班级人数相对较少，便于老师个别辅导。第三，教学管理比较严格。既然家长花钱送子女来读书，教师的责任感也更强一些，管理得更细致一些。第四，许多名牌私立学校是选拔性的(Selective)，按学业成绩录取学生。

以最近几年A LEVEL全英考试中的成绩统计为例。私立学校的学生大约占了全部考生的7%，可是获得最高等级分数(等级A)的学生中，有35%左右来自私立学校。再以学校为单位的A LEVEL成绩全英排名为例，前100名学校中，私立学校占90%，前300名中，私立学校占80%以上。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近五年招收的学生中，来自私立学校的占约50%。因此，私立学校在学术上的优势还是很明显的。

需要注意的是，私立学校也有教学素质比较差的。

英国的私立学校规模都不大。大多数私立学校学生人数在400-800之间，很少有超过1000人的。英国私立学校教育的传统，注重培养健康人格。在追求学术优异的同时，他们希望把学校建设成一个温暖的有益于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的大家庭，所以不会求大，搞什么“规模效益”。

公立大学 篇3

【关键词】美国公立大学 筹款运动 加州大学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2年度课题（编号：XJK012BJB003）。

世界高等教育大会文件指出，“目前，对高等教育的需求空前高涨，高等教育的形式多种多样，高等教育在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中及在为建设未来而赋予青年一代以新的技能、知识及思想中的重要作用日益提高”。[1]正如布鲁贝克所说，“无数的青年人逐渐意识到上大学是一种责任。这一发展倾向与20世纪高等教育从社会边缘向社会中心发展的趋势是相一致的，后者导致各种各样的新职业纷纷出现。对美国青少年（尤其是少数民族）来说，高等教育取代西部边疆而成为他们的机会之乡。”[2]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和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公立院校不断扩大的招生规模与高校教育之间的矛盾日渐突出。为了缓解经费的困难，各国高等教育都在积极寻求各种经费来源，高等教育如何和从哪里获得资金、获得资金会使高等教育自身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这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面临的突出问题。作为一个当代顶尖的美国公立大学，加州大学系统面临社会诸多挑战，而公立高等院校如何发展出适合自身的道路，以加州大学系统为例，进行探讨。

一、美国公立大学筹款运动的兴起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的大学为满足学校日常运行和自身迅速发展带来的日益膨胀的经费需要，积极面向非政府的社会团体和个人主动开展大规模的筹款运动，筹措金额目标不断提高，筹款业绩快速增长。大规模筹款运动的成功，不仅极大弥补了大学日常经费的不足，成为大学财政收入的重要和稳定的来源，更成为促进大学长期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美国公立大学的历史晚于私立大学。19世纪末20世纪初，公立大学即州立大学在州政府的财政支持下于全美各州陆续建立起来。在公立大学相继成立的初期，美国东部以常春藤为代表的私立大学早已赫赫有名、实力雄厚。但是在私立大学成长的历史过程中培育和形成的私人慷慨捐赠大学教育的社会传统和良好习惯，同样影响到公立大学，使其建立和发展同样得到社会各界的热情关心和慷慨的捐赠支持。1891年，位于美国中部的堪萨斯大学得到校友捐赠的校友基金，标志着美国公立大学接受私人捐赠的开端。[3]

二、影响加州大学系统筹款的因素

在美国公立高等教育院校中，加州大学系统（UC system）是美国最大的公共高等教育系统，包括新建成的校园（Merced），现有10个大学校园，有学生20万人。在最近公布的2004年全美最好的前50所大学排名中，加州大学系统中的伯克利（Berkeley 21名）、洛杉矶（ Los Angeles 25名）、圣地亚哥（San Diego 35名）、戴维斯（Davis 42名）、圣塔芭芭拉（Santa Barbara 45名）等5所大学榜上有名。排名第21的伯克利大学分校是美国最好大学”排名榜中位居第一位的公立大学。在排名前50名的大学中，公立大学共有17所，其中5所属于加州大学系统。这个排名，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加州大学在全美高等教育中的综合实力与突出成绩。[4]

地理因素

90年代，面对同样的资金短缺的问题，加州大学系统仿效私立大学长期以来的做法，主动组织发动了面向社会的大筹款运动，为大学的生存和发展募集资金支持，九个大学校园均有各自的筹款机构和筹款运动。为使大学系统中的九个大学（校园）各自的筹款运动有秩序地组织和开展，加州大学系统在1993年公布了《关于筹款运动组织原则的规定》，对筹款运动（Campaign）明确定义为：筹款运动是大学有组织的，为了大学的需要和利益公开面向社会、私人资源的主动发动和有明确筹款目标的筹集社会捐赠的活动；社会、私人资源指多元的来源，如个人、企业公司、社团、私人基金会等；大筹款运动是指有一定使用意图、计划的筹款目标不低于五千万美元的运动；在组织特点方面，有筹备策划的准备阶段，有正式开始的时间与相应活动，有宣布筹款运动结束的方式，等等。[4]

三、对美国公立大学筹款运动的思考

（一）筹款运动是美国高等教育实践上的创新

从分析加州立大学系统的筹款运动，不难得出大学筹款目标和筹款业绩的迅猛增长反映了美国经济迅速增长的局面，反映出由于高科技迅速发展从而要求高等教育也要快速发展，而高等教育快速发展则必会导致财政需要的快速增长。通过筹款运动，大学主动将大学的需求、发展目标向社会公布，取得认可与共识吸引社会各方面人士的参与和资金的支持，有效促进了大学的进步和发展；社会、私人资源通过参加筹款运动，促进了大学在科研、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等领域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大学通过筹款运动，使其在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适应市场经济和知识经济的变化方面，扮演了更加积极的角色，有利于在大学的发展和社会变革与社会需求之间找到更为适当的位置。

（二）对中国大学筹款工作发展启示

近年来，中国大学的发展变化迅速。随着社会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大学财政已从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完全依靠政府拨款，逐步转向多种方式筹集办学经费。大学的迅速扩张，必然面临经费的短缺和紧张，来自政府拨款的教育经费占大学年度经费比例逐年下降，从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中的全部依赖政府，改变为目前大学运行经费支出的约1/3来自政府拨款，约2/3依靠多渠道筹措的基本模式。多种方式筹措办学经费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大学有向社会筹款的内在需要。

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政府对相关政策作出了调整，并制定了一些新的政策。2004年2月，一项鼓励社会向教育包括大学捐赠的新政策出台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颁发题为《关于教育税收政策的通知》的文件，公布“纳税人通过中国境内非营利的社会团体、国家机关向教育事业的捐赠，准予在企业所的税和个人所得税前全额扣除”等具体政策。[6]这一政策的颁布，不仅是对在社会经济发展基础上，社会、个人和企业捐资公益事业、特别是捐资教育的行为的肯定，而且是积极并且及时的政策性引导和鼓励。这一政策的出台，有利于提倡和引导企业和个人对教育的捐赠，能够对建设和谐社会、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的长远利益发挥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美]Clark Kerr著，陈学飞等译：《大学的功用》，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5页.

[2]“21世纪的高等教育：展望和行动世界宣言”，《教育参考资料》，1999年，第3期，第2页.

[3]Michael J. Worth. Educational Fund Raising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M]. Phoenix： 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 and The Orys Press， 1993：19-28.

[4]Best National University [J]. U. S. News & World Report， 2004，（10）：82-83.

[5]POLICY ON FUNDRAISING CAMPAIGNS[R]. Approved1993-6-16. http：//www. ucop. edu/ucophome/coordrev/policy/7-16-93rp.html.

[6]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教育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4]39号文件.

作者简介：

论我国公立大学章程制定主体 篇4

一、我国公立大学章程制定主体的主要观点及评价

(一) 我国公立大学章程制定主体的主要观点

一是大学自身制定说。大学自身制定说即由大学自身制定章程, 这种观点在学界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同时也契合我国公立大学章程制定的现实状况。二是教育行政部门制定说。提出该观点的理由主要是基于民法原理和我国现行教育法律法规的相关条款。根据民法原理, 法人须制定章程, 而法人章程的制定者为法人的投资人、发起人或举办者。大学为法人, 其也应当制定章程, 其章程的制定者也应当为其投资者, 政府是我国公立大学的举办者, 所以, 政府为公立大学章程的制定者。另外, 根据我国现行教育法律法规的相关条款规定, 政府制定公立大学章程主要通过审核来进行, 如在《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中规定了学校设立必备条件, 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要对包括章程在内的必备条件进行审核。由此, 支持该学说的学者们得出政府为大学章程的制定者。三是地方权力机关制定说。提出该观点的学者认为大学章程由地方权力机关制定可以提高大学章程的效力和权威性, 提升大学地位。如:王春业学者认为大学章程之所以没有发挥其应有作用, 重要根源之一是大学章程没有被法律化, 其效力没有得到各级政府、社会机构甚至高校师生的认可。为此, 必须把大学章程法律化, 以法律渊源形式来体现其内容。大学章程由高校起草, 高校所在地的省级或副省级地方权力机关审议通过, 转换成有法律效力的地方性法规。[1]

(二) 对诸学说的评价

1. 大学自身制定说

这一学说存在以下缺陷:第一, 大学自身制定大学章程缺乏法定性。根据《教育法》第26条、第28条, 《高等教育法》第27条、第28条的规定, 章程是高校设立的必备条件, 其应然的逻辑顺序应当是先有章程再有大学。大学是法人, 法人章程制定遵循的是谁举办谁制定的原则, 公立大学由政府举办, 那么其章程应当由政府制定, 而不应当由大学自身制定。第二, 大学自身创制的章程对大学以外的主体不能产生约束力。大学章程既要约束大学自身还应当约束与大学发生法律关系的其他社会组织。大学自己内部创制的章程只能约束其自身无权约束大学以外的社会组织。

2. 教育行政部门制定说

该学说某种程度上可以解决大学自身制定说存在的上述两个弊端, 提高大学章程的法律效力。但由教育行政部门来制定大学章程实施起来将会遇到以下困境:一是我国公立大学约1600多所, 由教育行政部门为每所公立大学量身定做具有各高校特色的章程现实层面是无法做到的。另外, 退一万步, 假设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有可能为各高校制定章程, 这样的章程我们完全有理由质疑其难以有效规范作为教育行政法律关系一方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自身。

3. 地方权力机关制定说

鉴于上述两种观点存在的弊端, 地方权力机关制定说应运而生。大学章程由地方权力机关来制定能够避免行政干预, 但操作起来同样不具有现实性。行政机关干预虽可能排除, 立法机关干预又如何解决呢?由教育行政部门制定大学章程遇到的问题由地方权力机关来制定同样会遭遇到。

二、我国公立大学章程制定主体的现状

现实中我国公立大学章程目前都是由大学自身制定的, 在章程创制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审议权和通过权, 从《北京师范大学章程》、《上海交通大学章程》、《华北电力大学章程》等高校章程来看, 章程审议和通过机构主要为高校内部的教职工代表大会和校党委会。教代会和党委会都属于大学内部的机构, 大学内部机构制定的章程会导致这么一个问题出现:大学自己制定的章程效力仅能及于大学本身, 无权约束大学以外的主体。如此, 章程对政府、对教育主管部门及其他社会组织和成员没有拘束力, 那么通过大学章程来实现大学办学自主权的路径将被堵塞。

三、我国公立大学章程制定主体确立的构想

通过对大学章程制定主体诸学说的评价和对我国大学章程制定现状的简要分析, 笔者认为我国公立大学可借鉴美国的做法构建“校董会”作为高校的决策机构, 由“校董会”来制定大学章程。下面笔者简要介绍美国校董会的特点及中国公立大学在构建校董会时应注意的事项。

(一) 美国公立大学董事会的特点

1. 美国公立大学校董会法律地位明确

美国大学章程的制定主体是董事会, 董事会在美国高校中具有最高决策权。董事会根据批准建校的公法或特许状, 制定自己的章程或管理条例。[2]创制大学章程的董事会是通过立法程序设立的以此保证董事会的法律地位, 也使董事会制定的大学章程获得相应的法律效力。

2. 美国高校董会成员构成多元化

美国高校董事会成员无论公立还是私立均由校外人士组成的, 其成员主要来自企业、政府部门或所在社区。[3]公立高校董事主要由政府任命, 成员多来自本州或本学区的公民, 高校内部的教师和学生一般不能参与董事会, 政府官员担任当然董事席位的比例一般会受到严格控制。

这样一种董事会成员的构成至少有以下优点:第一, 董事会由校外人士构成能有效避免高校内部利益群体对高校事务的控制。由于校外人士掌握着高校的最高决策权, 高校内部利益群体———包括教师、学生、行政人员等都不可能把学校当成自己的势力范围, 这有助于他们将高校事业的发展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3]第二, 董事会由校外人士组成使董事会成为沟通高校这所“象牙塔”与社会的桥梁, 有利于高校对社会需求做出能动反应。第三, 董事会成员多元化有利于平衡各方利益。公立大学为非营利性机构, 牵涉诸多利益主体, 由多方人士担任董事会成员避免利益集中于一方, 满足各方利益诉求。

(二) 我国公立大学董事会的构建

根据《高等教育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 我国大陆地区大学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面对这一国情, 在我国如何构建公立大学的“校董会”?校董会法律地位是怎样的?由哪些成员组成?党委的意志如何体现?等等。下面笔者将论及到这些问题。

1. 我国高校董事会人员的组成

由于大学章程调整的不单单是大学自身的社会关系, 而是涉及多方利益主体, 为平衡各方利益, 大学章程的制定主体的构成不应当是单一, 应当多元化。借鉴美国公立高校董事会的构成并结合我国国情, 笔者认为中国大陆地区公立大学校董会人员的构成应当包括:大学校党委书记、大学校长、政府官员代表、教师和学生代表、校外人士代表等等, 总之, 这个人员构成应当包含有大学章程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各方利益主体代表。之所以应当包括以上人员, 理由主要有:第一, 我国大陆地区公立大学治理的客观现实是党委的领导在章程制定中应当得以体现, 以保证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落实。因此校党委书记应当纳入校董会中。第二, 由于我国公立大学是由政府举办的, 政府是公立大学最大的投资人, 因此政府的利益在大学章程制定中也应当得以体现, 政府官员代表应进入校董会领导层。第三, 大学的主体是教师和学生, 教师与学生的诉求应当在章程中得到体现, 因此, 章程的制定教师与学生应当参与。另外, 与大学有密切联系的校外人士比如有影响的教育家、企业家等等应当参与大学章程的制定。

2. 我国公立高校董事会的法律地位

在解决了公立大学董事会人员组成个后, 我们不能不回答的另一个问题是校董会的法律地位, 这个问题的解决关系到由校董会制定的章程的法律效力和执行力。笔者建议可通过修改《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明确校董会的法律地位。在法律法规中明确规定高校董事会的人员组成、产生方式、任期等, 使高校董事会的成立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使具有合法地位的校董会制定的章程具有法律效力, 使制定出来的高校章程不至于成为行政命令下的应景之作。

摘要：大学章程制定主体关乎大学章程的制定以及大学章程的效力, 我国现行法律规范对此规定的较为模糊导致学界对大学章程的制定主体观点不一。建议借鉴美国校董会制度并结合我国国情构建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公立大学董事会, 由校董会创制大学章程。

关键词：公立大学,大学章程,制定主体

参考文献

[1]王春业.论高校章程法律化及其实现路径[J].中国高教研究, 2011 (06) :37.

[2]潘燕.美国高校董事会制度及其启示[J].教育科学, 2004 (2) :41-43.

[3]王绽蕊.美国董事会的作用重大[EB/OL].http://www.ebiotrade.com/newsf/2007-6/2007622174634.htm, 2007.

[4]苗雨.论我国大学章程的制定主体[J].法学论坛, 2011 (09) .

[5]湛中乐, 谢珂珺.大学章程制定主体及其相关问题探讨[J].高等教育管理, 2011 (11) .

[6]杨晓波.中国公立大学章程的制定主体资格研究[J].高教探索, 2007 (04) .

[7]湛中乐, 徐靖.通过章程的现代大学治理[J].法制与社会发展, 2010 (03) .

[8]陈鹏.公立高等学校法律关系分析[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9]陈立鹏, 陶智.国外大学章程对我国大学章程建设的启示[J].2007 (10) .

[10]马陆亭, 范文曜.大学章程要素的国际比较[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0.

日本公立大学学院排名情况 篇5

日本公立大学都是有政府出资兴办的一流大学，由于有政府的资金支持，攻读日本硕士的费用比欧美国家便宜得多，也比读语言学校便宜得多。下面为大家介绍日本公立大学大学院的.排名情况。

日本排名前20名大学院：

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大阪大学、东北大学、名古屋大学、东京工业大学、北海道大学、九州大学、神户大学、一桥大学(不招研究生)、筑波大学、广岛大 学、御茶水女子大学、横滨国立大学、千叶大学、东京电器通讯大学、东京外国语大学、京都工艺纤维大学、名古屋工业大学、九州工业大学。

日本排名21-33的大学院：

名古屋市立大学、大阪市立大学、大阪府立大学、奈良女子大学、崎玉大学、京都府立大学、宇都宫大学、金泽大学、茨城大学、福冈教育大学、广岛市立大学、冈山大学、静冈大学。

日本排名33后的大学院：

公立大学 篇6

关键词：高校；内部治理结构；优化；对策

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是指大学利益相关者参与学校重大事务决策的结构和过程，确保大学不偏离其核心理念与基本目标。大学治理结构一般分为内外两层结构：外部治理结构是指大学与政府及市场的治理关系，内部治理结构解决的是内部权力的分配和行使问题。本文仅就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作简要探讨。

一、我国公立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基本特征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公开征求意见稿）提出要“完善治理结构；公办高等学校要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健全议事规则与决策程序，依法落实党委、校长职权；完善大学校长选拔任用办法；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在学科建设、学术评价、学术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充分发挥教授在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校管理中的作用；加强教职工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会建设，发挥群众团体的作用”。因此，现代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呈现出以下四个基本特征。

1.法律框架下的自主办学。《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规定了高等教育必须贯彻的国家教育方针，以及高等学校的办学宗旨、任务、自主办学条款等。大学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框架下自主办学。大学章程是设立现代大学的必要条件之一，根据法律规定，结合学校实际，制定符合时代要求、体现办学特色的大学章程，是法律法规的基本要求，是大学管理的现实需要，也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主要内容。

2.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在大学内部的管理体制和组织制度方面，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是由国家制度和我国的政体决定的。作为上层建筑和文化阵地的高等院校必须重视和加强党的领导，而校长作为法人代表在党委的领导下行使学校发展建设的行政权力。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大学管理体制和组织制度特征的规定性内容。

3.自由学术下的教授治学。“学术自由”是大学文化的根基，是大学教育创造新思想、新文化的先决条件。没有学术自由，就没有思想的开放和新知识、新文化的萌发和形成，就没有学术和科技的创新。因此，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就必须培育以学术自由精神为核心的内在制度。

4.民主程序下的科学管理。民主程序，即规范的、实质性的民主权力实施的过程。科学管理，是指高等学校内部机构设置合理，管理结构（包括隶属关系、权限划分、学科调整、院系设置、人事协调等方面）分工明确，决策系统、执行系统、监督系统、反馈系统健全；竞争机制、激励机制运用适度，组织机制、工作机制完善；内部自治系统运转灵活、高效、协调、优化。实现了科学管理，大学可以正常、有序、科学、高效运转，充分发挥教育资源优化组合的效应，充分调动和发挥广大师生员工的积极性、创造性，有利于大学管理效率的提高，有利于大学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

二、我国公立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

大学治理结构的形成总是与特定的历史环境相关联，我国公立大学的治理结构是我国现行高等教育制度下的产物。从这个角度而言，当前我国公立大学治理结构模式有其存在的逻辑合理性，但是，逻辑合理的并不意味着内容正确，这种治理结构也存在着明显的弊端。從外部环境看，由于公立大学对政府的严重依赖，大学获取资源渠道的单一，特别是在关键性的财政和资产方面的最终决策权仍然属于政府，使大学的内部治理结构凸显出行政本位的现象；从大学内部的权力分配看，纵向层次上权力过于集中于学校层面，横向主体间权力过于集中于行政系统，学校和院系级的行政领导对于行政事务和学术事务都拥有控制权。

1.行政权力泛化。我国公立大学的权力结构属于行政权力主导模式。首先，高校行政组织作为政府在高校的准代理，行政权力因政府权力的支持得以强化，并有集权的、组织庞大的行政组织为支撑；其次，根据《高等教育法》，学术权力机构学术委员会被定位为咨询机构，不具备决策权，因此，学术权力因对资源的依赖而屈服于行政权力，致使高校自身管理亦日趋于行政化、官僚化，行政权力得以控制学术发展，而学术权力却被挤压、弱化。正是这种弱化使得学术对教学科研人员的激励作用下降，导致教学科研人员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不得不投入更多的精力去经营“权术”，也引发了一部分人追求行政权力的欲望，随着教学科研人员从专业角度对学术事务关注度的下降，学术权力也就自动弱化了。为了弥补这部分的缺失，提高学校运行效率，行政权力又不得不在学术事务上进一步渗透，进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行政权力泛化的结果是官本位意识进一步强化，使不少人关心权术而不关心学术，关心“位子”而不关心“事业”。

2.学术权力弱化。大学学术权力的弱化是行政权力泛化的必然结果。主要表现为：其一，教师权力薄弱。当前教师代表参与大学管理的组织体制尚不健全，只是在某些咨询性委员会如校务委员会、学术委员会或各种各样的座谈会上，才能听到教师的声音。即使在学位评定、职称评审等学术事务委员会中，教师代表也只是在行政部门制定的原则下发挥有限的作用。在大学管理中，教师权力的影响力与完备的庞大的党政体制相比，只是处于从属地位。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教师对大学的大部分学术事务以及大量的非学术事务少有发言权。其二，权力中心向上偏移。我国大学的权力结构属于行政权力模式，大学内部实行科层式管理方式，在校、院、系三者之间形成了严格的等级且权力主要集中于学校层面。这种模式削弱了学术权力的发挥，行政权力对学术事务的过多干预背离了大学学术导向的根本原则，使基层的自主权受到限制，因而抑制了大部分教职员工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

由上可见，大学学术权力的生存空间被行政权力所侵犯，行政权力泛化的直接后果，一是主体本末倒置，行政人员成了支配学校的核心，难以实行大学科学民主管理；二是价值系统倒错，大学内的各种行为价值不是取决于学术价值，而是取决于它与行政权力的顺应程度；三是学术人员地位不高，治学治校的智慧和积极性无法调动；四是教育资源浪费，大量资源消耗于非“生产性”（教学科研）的行政和唯行政行为。

三、我国公立大学内部治理结构重构与优化的有关建议

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优化核心问题是协调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但由于现行教育管理体制，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完善还需要政府与社会的参与，通过具有法律效力的大学章程的制定与实施，确保大学履行使命、健康发展。

1.落实办学自主权力，构建政府与大学的新型关系。英国学者埃里克·阿什比（EricAshby）认为：“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要改革大学治理结构，必须改革高等教育的整个制度体系。各级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必须承担起在完善高校治理结构中的责任与使命，因为政府是公立大学的举办者和管理者，掌控着基本的办学经费与办学资源，政府的管理模式直接影响着高校的体制与管理。要实现高校系统的价值，完善高校治理结构，前提是完善政府与大学的关系，落实大学办学自主权，这是高校独立性与对政府依附性之间的矛盾统一关系，是价值性与功利性之间的冲突选择关系，涉及到高校的本质属性、功能、方向及其运作等问题，即学术自由、学术自治与政府控制、管理的平衡，它由高校人才培养、发展科学、为社会服务的职能和宗旨所决定，是高校求得自身生存与发展的需要，更是社会发展长远利益的需要。当然这种“完善”并不是简单的放权，而是形成高校与政府之间新的契约型关系，其次才是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的改革与完善问题，如果前者无法实现，那么后者就难以推进。

2.重视学术力量回归，协调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关系。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是大学发展不可获取的两种权力，它们的整合与配置问题是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改革的核心问题。一般认为，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耦合的三种模式：二元权力分离，适度渗透模式；二元权力渗透，学术权力主导模式；二元權力渗透，行政权力主导模式。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取向是，区分不同学校类型、考虑不同学校的现状或起点，选择适合各自管理特点的二元权力耦合模式，实现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有机结合。目前先以加强学术权力为基础，从二元权力渗透、行政权力主导向学术权力主导转变；而后，从二元权力渗透向二元权力分离过渡；最终实现二元权力分离、学术权力主导的权力格局。要实现上述转变，就要充分保证大学的学术价值追求，克服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的干预和大学学术权力的行政化倾向；要保障学术自由，强调管理的学术导向，根据教学、研究等学术活动的基本特征来进行有效的计划、组织、协调与控制；充分认识学术委员会、教授委员会等学术组织制度对加强学术权力的重要作用，切实重视起建立、健全及实行其职能，以确保学术权力的发挥和学术权力的提高。

3.重视高校内部管理，形成和谐的组织运行体制与机制。高校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适当分离，将形成行政管理和学术管理互相依存、互相补充、互相促进的良好局面，使高校行政管理以及学术管理的组织结构处于动态平衡中。而内部系统应该主动适应学术组织变迁的形势，根据学校不断发展的要求，进行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的创新，从而拥有服务于学术研究的灵活柔化的行政管理系统，也具备发挥独立性作用、切实提高高校水平和地位的学术评价体系。

大学的内部治理结构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领导机制，即决策机制；二是管理权限，即管理幅度。实现管理的优化与完善，取决于各级管理层的和谐共处、协同作战。一方面是保证正确的办学方向，发挥集体智慧，提高决策的准确性、科学性、系统性；一方面要抓好学校的教学、科研和管理等工作，界定行政管理权力范围，给学术权力以空间，调动教师从事教学研究、学术研究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高校行政系统适当分权的基础上，给予横向职能部门和纵向二级单位充分的办学与管理自主权，实现组织运行的畅通、体制机制的创新，最终形成内部治理结构的科学与和谐。

参考文献：

[1]刘向东，陈英霞.大学治理结构剖析[J].中国软科学，2007，（7）：103-104.

[2]方耀楣，张瑞平.去行政化：重构大学内部治理机制[EB/OL].中国社会科学报（网络版）http：//sspress.cass.cn/news/12567.htm，2010-8-17.

[3]肖应红.关于我国高校内部治理结构重建问题的思考[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7，（9）：11.

[4]王长喜，肖静.论现代大学内部治理的自治、控制与制衡[J].2008，（6）：41.

作者简介：于毓蓝（1973-），女，苏州大学副研究员，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吴鹏（1982-），男，苏州大学研究实习员，研究方向：教育管理学。

论美国公立大学的官僚化 篇7

一、 美国公立大学的官僚群体

美国公立大学组织系统可以从下至上分为六个层次:系——学院——大学——多校区的大学系统——州政府——联邦政府。前三个层次是公立大学系统的基层组织, 后三个层次则是该系统的上层组织。官僚化存在于整个公立大学系统。谁是官僚将决定权力所在的位置, 官僚权力可以挂在不同的层次上, 在系统中以不同的方式行事, 并部分地视它起作用的组织层次而定[1]。在基层组织内部, 无论是董事会还是院校管理部门, 都存在各种各样的教师委员会, 低产教授游走于各种教师委员会掌控基层大学组织的权力, 为这些教师谋利的委员会构成基层的官僚群体。在上层组织中, 中央集权的大学董事会和具有垄断性的高等教育委员会处于绝对权威地位, 为特定利益群体服务。

二、美国公立大学官僚化表现

(一) 基层组织权力官僚化的表现

美国的教授虽然处于管理的低端, 但却是大学里最重要的成员, 没有人能真正成为他们的“老板”。但并不是所有教授都是教学、科研明星, 美国终身教授制度滋生了一批懒惰教授, 这些教学、科研都不好的教授花费大量时间游走于各种教师委员会, 如校董事会的委员会、校务委员会、学院委员会等, 他们所提出的政策建议与方案直接影响着学校的各项决策, 其目的在于控制学校的资源。受终身教授制度及学术自由的保障, 除非犯了错误, 他们不可能被解雇, 这些人因此也被称为“朽木”, 但在地位上却是大学里的达官显贵。这些依靠当前体制谋生、控制利益流动的官僚们有一种内存的压力使其成为保守主义者, 喜欢明天和昨天一样[2], 为保持既得利益而强烈反对可能威胁其职业安全的改革。

美国大部分公立大学的运行模式和几十年前相同, 受低产教师的控制, 大学仅仅是嘴上谈论一下将如何去做, 但从不付诸实施。一位经济学家曾对大学的变革进行研究, 调查发现:所有被调查的大学中, 一半的学校平均需要26年来完成所列的30项改革。一半的学校平均需要40年完成5项财政改革[3]。多校区的纽约城市大学的校长为解决严重的预算难题, 计划取消近二百个没有必要或者低注册率的学位课程, 六个学院的教师对她投了不信任票, 她被迫放弃[4]。缅因大学的校长想实行互动电视转播教育, 使当地居民也能接受学校课程, 校董事会允许教师工会决定该问题, 教师工会则威胁校长不能给教师找麻烦, 教师们认为远程教育会减少教学服务需求, 强烈反对该计划, 校长被迫辞职。

(二) 上层组织权力的官僚化

1.大学体系的中央集权化。

美国大学实行“董事会管理模式”, 通常情况是一个董事会管理一所大学。但在州的公立高等教育系统内部, 一个董事会通常管理公立高等教育系统内的几个校区, 有时管理州内的所有公立大学, 这样的董事会也就被“教育委员会化”了。中央集权的董事会成员, 即便他们每月都碰头, 也难以对不同学校的不同问题作出专业性判断。这种大学董事会主要是服务于该系统中的旗舰学校, 如北卡罗来纳大学体系的教堂山学校、德克萨斯大学体系的奥斯丁学校, 这个体系中的其他学校则在旗舰学校之下。该体系下的董事会成员往往由忠诚于旗舰学校的人任命, 因为这些学校往往是最老、最大、最成功的, 培养了大批律师和企业家, 他们在任命董事会成员时, 通常会想到让旗舰学校作为该体系的管理者。

尽管在一些州没有中央集权的大学董事会, 但州高等教育委员会却垄断了整个州的公立大学教育。高等教育委员会的人数几乎和小型学院的教职人数相当, 掌控着州的所有学院, 并控制大部分的预算, 尽管每个学院都有自己的董事会, 但它们必须得到这个委员会及州长的支持。该委员会的一把手也是该州任何一个学院的董事, 委员会认为自己就是“机构问责制的堡垒”[5]。每个州的学院都要经历时间较长的、成本巨大的过程才能从委员会获得各种课程或者项目的许可。委员会强迫学院思考怎样赢得政治支持, 而不是考虑他们要什么。一些完全没有价值的项目能上马并得到资助仅仅是因为它们搭乘了官僚制的便车[2]。

2.州控制学费的决定权。

美国公立大学的学费决定权大部分掌握在州议会、州政府或者大学体系的州董事会手中。在每个州内部, 学费的水平相差不大, 也就是说, 无论在州内世界一流公立学校上学, 如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 还是在不知名的学校上学, 如圣克鲁斯大学, 学费不会有太大差别, 这种学费设置对知名的旗舰学校十分有利。这些学校通过严格的选拔标准与程序选择学生, 呈现出公立大学的“哈佛化”。能够在竞争中取胜的学生往往是那些来自中高阶层家庭的学生, 这就暗含着学费资助从送孩子到圣克鲁斯大学上学的父母纳税人那里转移到送孩子到伯克利大学上学的父母纳税人手中[2]。

三、美国公立大学官僚化的弊端

(一) 基层组织内部管理低效

1.董事会执行力差。

在美国, 董事会是大学的最高决策和审议机构, 大学董事会成员从法律上看是一个组织的主导者, 并且要为任务的成功完成负责。大学的任务在于教育产出的高质量, 但由于大学缺少奖励与惩罚机制, 董事会缺乏提高大学质量的动力。首先, 公立大学的董事是通过政治任命或者选举产生的[8], 不是大学股东, 而且大学也没有政策措施允许局外人来评估大学董事会的执行力, 或者许可取代质量差的董事会。其次, 大学董事一般只关心学校的财政事务, 一旦管理不善出现资源匮乏, 他们会理直气壮地向纳税人要钱来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再者, 外部非专业董事会是美国人将公众权威和大学联系起来的一种别具特色的机构设置[9]。这些外部董事代表一般公众的利益对大学进行监督, 但董事专业技能有限, 大部分董事不熟悉高校管理。职责与能力差距如此之大使得董事会不得不通过设置各种具有决议权限的常设委员会来处理学术事务, 常设委员会的主要构成人员是低产教师, 相对于教学、科研, 他们愿意花费更多的时间研究如何驾驭决策机构, 常设委员会因此成为低产教师影响大学决策的重要机构。除非事情糟糕到难以控制, 董事一般不会插手学术事务。另外, 董事会的法律责任更大程度上是象征性责任, 这也助长了董事消极对待学校事务。总的来看, 由于董事政治成分过多, 在学校中并不能受到广泛关注和尊重[10]。

2.缺乏对校长的激励机制。

多数人都认为, 美国大学董事会权限多半下放给校长来执行, 大学的校长掌握着有关大学管理最强有力的权限, 大学的命运取决于校长的能力。实际上, 大多数校长都缺乏与其职位相应的权力[11]。斯坦福前校长卡斯帕尔说:“很多人都认为高校像一个等级权力机构, 因为校长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实际不然, 权力是自下而上的。那些重要的权力, 如任命教师、设置课程、招生等校长都无权涉足。多数情况下, 我就是个清洁工而已。”[2]密歇根大学前校长杜德斯达也认为, “对现代大学校长有一个通俗的定义, 那就是住在大房子里乞讨度日的人”[13] 。

不像私人公司的老总被赋予具体权限, 校长没有权力废掉学术不力的系部, 也无权解雇低效的教师。如果缺乏强有力的董事会支持, 校长单枪匹马进行学术改革, 往往会缩短其任期。与私立大学相比, 美国公立大学校长更换频繁, 平均任期不足五年, 这个期限对于想做出实质性改变的领导来说确实太短了[14]。一旦校长下台, 董事会则成立专门的选拔委员会选举新校长, 选拔委员会控制在低产教师手中, 多数校董事会都会像橡皮图章一样接受选拔委员会所推荐的校长人选。而教师们不喜欢与其背道而驰的校长, 他们会选择从其他机构过来的、擅长遮掩问题的、对难题不做实质性改变的人。

新校长也知道这个职位风险很大, 更多地靠个人忠诚而非解决办法。为自我保护, 他们通常会解雇所有的管理者, 重新任命对己有利的人。校长的工作对外就是像外交使节那样游说私人捐赠或者从政府那里获得拨款。对内则是搞好平衡, 既要说得天花乱坠, 又不能搞实质性改变。另外, 公立大学的校长无需对其计划方案承担法律责任, 董事会对校长执行力的评估更多地是靠感觉。如此少的约束, 无需有能力的校长来发展学术性大学。总之, 因为高校选择校长的程序及治理方式不同于私人公司, 公立大学的校长只要不差就行。

3.学院管理者缺乏责任意识。

美国大学的管理者除了校级的校长、副校长之外, 还包括各院系的院长及系主任。学院的管理者很少强制改革或者对懒散者给予惩罚, 除非有更高的权威要求他们必须这样做。学院管理者的主要任务是对教师进行学术管理, 但对教师的监督并不容易, 管理者通常授权由教师代表所组成的学院委员会处理学术事务, 如聘用谁, 谁将得到提升, 教什么, 资金如何分配等[10]。委员会操纵学术管理事务使得对教师的监督流于形式。同样, 在改革的问题上, 学院委员会宁愿一直保持现状, 也不愿为一个不确定的将来而努力。

(二) 资源分配的平均主义

私人公司为了更好地发展, 在竞争中取胜, 会将资源分配给能产生更多利润的部门。但在美国公立大学, 这种管理模式是不适用的, 公立大学如果将差的部门的资源转移到优质部门的话, 整个学校会乱套的, 这对美国大学的高层管理者来说具有高风险性。多数公立大学在治理上实行教师参与的民主化, 来自所有院系的代表共同表决任何一个系部的方案、计划。如果刑法学系想搞一个关于犯罪现场调查的研究项目的话, 只要其他系部的教师和管理者认为这个项目将可能因此而减少他们的资源, 无论这笔钱花得多么值得, 都会遭到强烈反对的。

平均主义在涨工资上表现突出。为了保持平均主义, 州立学院大约40%的全国教师联合起来组成教师委员会, 要求由教师投票表决如何涨工资, 加薪一刀切最终成为现实。教师联合意味着管理者及董事会难以控制学院结构及教师, 如果教师联合的数字继续上升的话, 学院的教育将更加官僚化, 经验研究表明, 教师在管理中权力越大, 学校质量越低[16]。当教师的平均偏好主宰学院的决定时, 资源可能就会在“公平”的基础上分配, 使得两个能力不同的教师得到的报酬一样。明智的管理者应当做出不同的资源分配, 好教师才不会被其他学校挖走, 但是管理者以劳动生产率区别不同的教师, 会引起低产教师的愤怒, 因此, 平均主义成为公立大学的规则。资源分配的平均主义在秘书助理、图书馆的使用上有同样的表现。所有教师有同样的使用权利, 导致多产教师不能得到足够的助理帮助, 而低产教师却让助理去处理繁琐的小事。

平均主义达到极致的典型事例是学院之间分配夏季研究项目经费。很多公立大学通过大学范围内的教师委员会来分配科研经费, 经济学教师和历史学教师有权对儿童护理专业的项目进行评审, 决定其项目经费, 避免自己的那份资源被瓜分掉。教师们认为学校的预算就像固定的蛋糕一样, 只会越切越少。当教师通过这种“民主”的方式决定大学政策时, 低产教师与诺贝尔奖获得者就有了同样的权重。因此, 他们竭力游说, 通过“民主”投票和委员会决定的方式处理越来越多的学校事务。

四、美国公立大学的去官僚化

美国公立高等教育结构官僚化阻碍了改革, 抵制了创新, 不断摧毁公立高等教育质量。但是否去官僚化以及如何去官僚化, 学者有不同的观点。

学者Amacher和Meiners, 认为, 去官僚化要考虑整个高等教育结构的内外部环境[2], 内部改革要从三方面考虑:一是重组董事会, 增强董事会成员的专业性, 吸纳精通高等教育的人士, 同时要通过立法增强董事责任意识。二是对教师和管理者实行问责制。教师的教学要与科研并重, 在著名的大学里, 科研明星通常也是教学最好的教师。对教学的评价采用学生、专业人士和管理者相结合的方式。三是要以学生为中心, 实现课程的多元化、弹性化, 基于学生兴趣和能力为其提供不同的教育。大学外部的改革一是要废除中央集权的大学体系。废除中央集权化的大学董事会, 设立独立的董事会更利于董事了解学校的具体情况。废除州的高等教育委员会, 增强每个学院的决策权力。二是借鉴《退伍军人权利法案》直接针对学生进行资助, 给予在州内上学的本州学生资格凭证, 允许他们选择理想的大学。如果学生带着学费补助金的话, 大学将会努力工作取悦他们, 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让投入高等教育的税收创造更好的教育服务。

伯顿·克拉克从分权、多元化和合理的无序状态三个维度来分析如何废除高等教育系统的官僚化[1]。他认为三个维度之间是彼此联系、协调配合的, 从而适应高等教育系统的独特性。首先, 权力过于集中成为高等教育系统运转过程中最大的危险, 权力应当是分散的、平衡的、有限的, 通过分权与制衡实现平衡。其次, 高等教育系统需要多元化, 实施高等教育最差的办法就是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单一僵化的模式是最忌讳的。多元化表现在可以在多种方法中进行比较, 一些院校的办法失灵, 但另一些院校则能拿出替代办法来解决同样的问题。再者, 作为一个整体, 高等教育系统应当强调并赞扬无序状态。高等教育最大需求莫过于这样一种看似混乱的局面:个人和团体都各显神通, 彼此间的矛盾通过协商解决, 这种方法能够取得用严密的组织控制的方式所无法取得的效果。

有些学者则持相反的态度, 认为在公共部门实行垄断统治比较好。学者葛德塞尔认为, 美国的官僚体系如同驰骋数十年的老爷车, 它的系统装置非常复杂, 由成千上万的零部件协力驱动着其前行, 如果想让其更完美而且毫不出错地飞驰在路上, 那简直就是做梦。大多数时间它都在正常运作, 只有少数情况下才出现故障。如果对其进行重组, 它是否就能如人所愿地完美无缺?人们对美国官僚体制的评价与其在现实中发挥的作用差距很大, 目前的体制发挥的作用相当好[19]。

从实际情况看, 官僚势力已经成为美国公立大学政治生活的一个主导力量, 官僚不仅垄断了大学的执行权力, 而且成为真正的决策者。对官僚体制改革也在持续不断进行, 然而每次改革只是方式的创新, 并未能从根本上去除官僚化, 以至于有些美国人认为“官僚机构存在的问题不是通过改革就能解决的”。美国的终身教授制度被认为是官僚群体的堡垒, 庇护了一批养尊处优、没有事业心、不愿对任何人负责的低能教师, 大部分州对此进行改革。备受各州及高等院校青睐的改革措施是终身职后评审制度, 也就是定期对终身教授进行强制性审查, 目的在于使那些懒散的终身教授做得更好, 或者把他们剔除出去。现实的情况是, 大学管理者对赶走不称职的教师没有太大兴趣:一是成本高但收效差;二是对终身教授的评审是由那些已经评审过教师执行力的教师和管理者开展的, 难以期待有实质性的改变。根据AAUP一位律师的观点, 尽管37个州都有职后评审, 堪萨斯州立大学根据职后评审对教师的解雇是她知道的根据该程序解雇的唯一案例[20]。因此, 职后评审与终身教授制度本身是换汤不换药。1995年末, 明尼苏达大学的摄政者也宣布改革终身制, 改革方案的要点有:一是如果终身教授的项目或者课程被取消的话, 可以被解雇;二是执行力差的终身教授可能会被减薪;三是教师可能因严重不当行为而遭解雇。懒散教师对此的反应十分强烈。教师协商委员会认为改革者的方案侵蚀了学术自由, 破坏了大学服务明尼苏达州市民的能力。他们宣称:“学术自由最主要不是让教授受益, 而是让社会受益。”1996年9月, 校长反对此方案, 认为如果教师妥协的话将损害大学。改革的主导者简·科菲尔被迫辞职, 改革也在教师的庆贺声中结束。亚利桑那州大学体系的一份年度报告也显示, 在2001年该州大学体系中有16名终身教授应当完成发展计划, 其中5人不愿完成发展计划, 但五人中只有两人离开了大学, 还有一人成功起诉了大学[21]。

有权力存在的地方, 官僚化就有滋生的土壤。一切有权力的人都会滥用权力, 这是一条亘古不变的经验。美国公立高等教育结构中权力的掌控者同样会使用权力直到有边界的地方才休止, 权力如同双刃剑, 滋生官僚是其负面作用的一个表现。新公共管理模式与新公共服务模式的倡导者声称要取代以公共行政为基础的官僚制, 但这些治理模式都没有改变官僚制作为主要组织形态的事实, 它们只是对官僚制运作方式及流程的改变, 而不是在官僚制之外另起炉灶的结构改革。作为权力配置的一种模式, 官僚制的确存在难以避免的弊端, 改革官僚制是完善高等教育体制的必然趋势。但对官僚制的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 去官僚化是重大的、突变的改革[22], 措施不当则会重新回到原点, 或者新体制带来新缺陷。同样, 对我国大学的去行政化问题而言, 去行政化是实现学术自由的必然, 但改革之路不会平坦, 需要审慎地探寻改革之路, 谨防改革的吊诡。

摘要：我国公立大学存在行政化问题, 美国的公立大学同样存在官僚化问题, 基层组织中, 低产教授主导的各种委员会控制大学事务的决策, 上层组织中, 中央集权的大学董事会和高等教育委员会垄断权力。官僚化导致管理低效、资源配置平均主义以及上层决策权力高度集中, 阻碍公立大学的发展与创新。是否去官僚化以及如何去官僚化, 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不同的改革方案。

公立大学 篇8

权力关系的单向性是指掌权者对权力对象的行为实施较大的控制,而反过来就没有类似的权利。丹尼斯·朗对权力概念的诠释,特别是权力关系的单向性或非对称性的论述对我们分析大学校长权力的约束机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权力的约束机制理论

权力关系的单向性表明某些人影响他人的权利是单向的。如果把权力关系仅看成是等级关系和单边关系,就忽视了人们之间或群体之间的全部关系,[2]违反了“双边”权力关系或“权力平等”的理论。丹尼斯·朗认为,可以通过如下途径实现权力的约束机制:一是不断更换掌权者角色和权力对象角色。组织活动和组织的权力运用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权力的单向性或非对称性,为取得权力关系的平衡,避免权力关系的单向性延伸,只能不断更换掌权者角色和权力对象角色。二是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在特定领域内对其他人或其他群体的控制,由其他人或其他群体在不同领域的控制来取得平衡。为取得组织中权力关系的平衡,一个参与者在特定情况下和特定行为范围内控制另一参与者,而另一参与者又在其他活动中控制其他参与者,这有点类似于管理学中的分权理论。

上述第二种权力关系的约束方式引出了“分散权力”(intercursive power)和“完整权力”(integral power)的概念。“分散权力”(intercursive power)是以参与者之间权力平衡和划分领域为特征的关系,与之相对而言的“完整权力”(integral power)是指由一方垄断决策和发起行动。分散权力存在于一方权力与另一方权力相互抵消的关系中,当涉及影响双方目标和利益的问题时,则通过讨价还价和联合决策的程序来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2]“完整权力”的垄断性易导致极端权力,故必须取消权力的完整因素,实现从完整权力到分散权力的转变。

完整权力引出了“谁警卫警卫员自己,或谁统治统治者自己”的问题。丹尼斯·朗认为,“只要建立起完整权力,并把它认为至少在某种情况下(或某种领域内)是不可避免的……,人们就会采取不同于将完整权力转变为一个分散权力系统的形式来试图限制它。”[2]限制完整权力可以既不缩小掌权者的决策自主权,也不在特定领域让其他人控制他的权力,而是通过设计健全的法律制度实现这一目标。

用权力的约束机制理论来观照我国大学校长的权力关系,不禁引发我们如下思考:大学校长的权力关系中存不存在单向性延伸问题?大学校长的权力形式是不是一种“完整权力”形式?如何将大学校长的完整权力转换为分散权力?如何通过完善的法律制度限制和监督校长的完整权力?

二.我国公立大学校长权力监督中的问题

(一)决策权和执行权集于一身

为了避免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的过多干预,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国家的相关法律对校长的职权进行了规定。我国《高等教育法》第四十一条规定,高等学校的校长全面负责本学校的教学、科学研究和其他行政管理工作,行使下列职权:拟订发展规划,制定具体规章制度和年度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组织教学活动、科学研究和思想品德教育;拟订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方案,推荐副校长人选,任免内部组织机构的负责人;聘任与解聘教师以及内部其他工作人员,对学生进行学籍管理并实施奖励或者处分;拟订和执行年度经费预算方案,保护和管理校产,维护学校的合法权益。这说明,大学校长在学校发展规划、科学研究、教学、人事和财物管理等方面,掌握了决策权和执行权。

对于校长权力的规约与监督,国家的相关法律也有相关规定,如《高等教育法》第三十九条:国家举办的高等学校实行中国共产党高等学校基层委员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中国共产党高等学校基层委员会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和有关规定,统一领导学校工作,支持校长独立负责地行使职权,其领导职责主要是:执行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领导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德育工作,讨论决定学校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和内部组织机构负责人的人选,讨论决定学校的改革、发展和基本管理制度等重大事项,保证以培养人才为中心的各项任务的完成。又如,《教育法》第三十条有如下陈述: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通过以教师为主体的教职工代表大会等组织形式,保障教职工参与民主管理和监督。《高等教育法》第四十三条也规定:高等学校通过以教师为主体的教职工代表大会等组织形式,依法保障教职工参与民主管理和监督,维护教职工合法权益。《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规定:“要建立和健全以教师为主体的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加强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再如,《高等教育法》第四十四条规定:高等学校的办学水平、教育质量,接受教育行政部门的监督和其它组织的评估。

对上述我国相关法律对大学校长权力的规约方式进行归纳,大致分为如下四个层面:一是中国共产党高等学校基层委员会的领导;二是以教师为主体的教职工代表大会等组织形式的民主管理和监督;三是教育行政部门的监督;四是其它组织的评估。那么,这四个层面的权力规约是否有力呢?

首先,从中国共产党高等学校基层委员会领导的法律条款来看,它们对大学校长的职权规约是宽泛的路线、方向,无法有针对性地进行监督。其次,从以教师为主体的教职工代表大会等组织形式的民主管理和监督来看,由于自下而上的监督机制不可能成功地发挥作用,其监督力度就可想而知了。再次,从教育行政部门对校长权力的监督来看,由于信息获取的非充分性,行政手段监管校长权力的局限性、低效性和潜在的不公正性,使最有可能行使监督权力的行政部门也显得有点无能为力。有一项对重点中学校长的问卷表明:70.9%的校长(样本总数为126)认为上级部门对校长的监督“不够科学合理”,甚至“很不科学合理”。[5]大学校长比中学校长拥有更多的办学自主权,教育行政部门对中学校长权力的监督尚且如此,对大学校长就更不用说了。最后,由于我国中介组织发展还不完善,大多教育中介组织是半官方型的,存在以下不足:一是政府的干预过多,独立性不强;二是权威性不高;三是相关法规不健全。学校和民众都将其作为半政府组织来看待,因而,教育中介组织的评估也很难对大学校长的权力关系起到规约和平衡作用。

大学校长在学校内部管理的许多方面,特别是财物管理方面,既拥有决策权又拥有执行权,形成了一种完整权力形式。缺少制衡的垄断性完整权力极易导致极端权力和权力失控,产生不良后果。

(二)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合二为一

以知识为基础的大学基层学术权力应该是大学权力中最基本和最核心的权力,它是高等教育系统作为学术机构健康发展的保证。但由于行政权力泛化,我国大学管理中学术权力存在着弱化的现象。表现在:一方面,大学成员的福利待遇是根据行政级别确定的,如某些高校的津贴分配方案中明确规定,讲师相当于正科级干部,副教授相当于副处级干部,教授相当于正处级,甚至在一些高校,副研究员低于副处,研究员低于正处;另一方面,大学中单纯的学术组织,由于没有行政级别和行政权力,往往成为虚位组织,学术权力远远比不上行政权力。比如,在我国某重点师范大学的一次世界史教授职务岗位申报中,唯一的一位申报人尽管在一级学科评议组获得全体一致通过,却被人事处负责人以不符合人事处解释的量化标准为由而拒之于门外,从而出现了某一行政办事机构越权否定一级学科评议组决议的怪现象。[6]又如,教师专业技术职务的评聘分开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教师,特别是年龄大的教师的学术荣誉问题,但由于评与聘是两码事,由学科专家组成的学校职称评审委员的意见,要经过第二次确认才能起实质性的作用,这在客观上增加了行政权力干预的可能性。

为了防止行政权力的泛化,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首先,从政策法规上明确要求大学设立学术管理机构,并规定了其学术管理机构的职权。例如,我国《高等教育法》第四十二条规定:高等学校设立学术委员会,审议学科、专业的设置,教学、科学研究计划方案,评定教学、科学研究成果等有关学术事项。其次,在大学内部体制建构和管理上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在大学校长的选拔和任用上,对学术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我国大学校长大多是某一学科或专业领域卓有成就的学者和专家。

大学校长是某一学科或专业领域的学术权威,这样,大学校长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学校各种学术委员会的负责人,是学校各项学术事务的重要发言人和决策者。大学校长这种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合一的特殊地位说明他不仅是学校行政权力的拥有者,也是学校学术权力的拥有者。在我国大学组织中学术权力相对弱化的情况下,大学校长的这种特殊身份可能使弱化的学术权力增强。但也不能排除,校长由于知识水平、个人品德的限制不能正确把握这两种权力,在处理学术事务时不知不觉受到行政权力的影响,从而使已经处于强势的行政权力进一步增强。

(三)分权和授权环节不够畅通

为取得大学组织内权力关系的平衡,化解完整权力,可以采取的方法之一是:权力主体的权力对象在其他领域对其他参与者进行控制。这实际上是一个分权与授权的问题,即校长应该将政府下放的权力进一步下放给大学其它层级的管理者,包括教师。但是,现实中却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政府放权给学校,结果校长把下放的权力给截留了,没有进一步下放给教师,反而用新增的权力损害了教师本来就很少的教学自主权和学术自由。如果教师的教学自主权和学术权力匮乏,就难以使教育教学保持高水平的专业性,难以使学术研究向纵深发展。

三、我国大学校长权力约束机制的构建

上述分析说明:当前我国大学校长权力关系中存在着单向性延伸的现象,在某些方面、某些事情上拥有“完整权力”。怎么使大学校长的“完整权力”转化为“分散权力”,并实现校长权力关系的平衡呢?笔者从健全法律规章,实现决策权与执行权的分离,建立和完善校内、校外监督机构,以及提高校长待遇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和看法。

(一)健全法律制度

法律制度的建设是规范大学校长权力关系的最重要、最根本的方式。例如,董事会是防止大学校长权力关系单向性延伸的一个重要的规约机构,西方国家高校董事会的有效运行是有法律保障的,而我国高校董事会之所以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立法环节相对薄弱是一个重要原因。虽然《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关于国家教委直属高校积极推行办学与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中都提出了“积极探索社会办学的新路子”,但具体的法律和措施还未出台。

健全和完善教育法律要从如下方面入手:第一,教育法律要对董事会的权力和地位予以明确规定。第二,法律上应细化条款以保障教师权益。第三,要通过立法承认教育中介组织的监督作用。第四,法律上要明确校长的责任。《教育法》明确规定校长是学校的法人代表,因此,大学校长对整个学校组织管理与运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负有法律责任。具体来说,这些责任包括:(1)政治责任:这是校长所有责任中首要的责任,涉及维护宪法、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等方面。(2)经济责任:主要是指校长在有关经济活动中应担负的责任,如学校财务预决算、经费的收支等。(3)管理责任:校长作为学校的主要行政负责人,对学校工作正常有序地运转负有主要的管理责任,具体包括谋略责任、决策责任、用人责任、执行责任以及对学校组织发展、绩效提升的责任。(4)伦理责任:校长作为学校这一公共组织的管理者,对公共利益的实现负有主观和客观的伦理责任。前面所述政治责任、经济责任和管理责任可认为是客观的伦理责任,而主观的伦理责任则对校长提出了价值观、态度、信念等方面的要求,类似我们常言的公仆观念。总之,法律制度的建设和完善是有效保障高校权力结构重组、维护教育相关利益者权益,防止校长权力关系的单向性延伸的必要条件之一。

(二)建立大学党委书记为董事长的学校董事会,实现决策权与执行权的分离

笔者认为,要实现决策权与执行权的分离,应设立大学的决策机构——董事会。而校长为首的行政机构仍然拥有执行权,这样就有效化解了大学校长的“完整权力”。

为改变书记和校长均是学校的主要负责人并处于同一地位的局面,应设立以大学党委书记为董事长的学校董事会。董事会的主要权力和职责包括挑选和任命校长,审批大学的长远发展规划,修改学校章程,决定学校的各项基本政策,筹集办学经费,审核预算、决算,监督捐赠基金的使用,选择校外审计员,决定学校其他重大事项等等。这样校长“完整权力”的一项——决策权就被成功分离出去。为兼顾各方利益,保证决策的正确性、合理性和可行性,董事会成员应由不同利益者相关按一定比例组成,比如政府领导、教育部门领导、校长、教师、教工、学生代表和向大学提供资金资助或具有商业背景的人士等。

(三)完善教职工民主管理和监督

通过学校内部的民主管理建制,建立和健全教师参与学校管理活动的环境和保障机制,是防止大学校长权力关系的单向性延伸,实现大学校长权力关系平衡的又一途径。在我国,教职工代表大会(以下简称教代会)、大学工会制度、各种学术委员会和教职工管理委员会是学校民主管理的基本形式和教职工行使民主权利的基本机构。[7]完善教职工民主管理和监督机制要做好如下几项工作:首先,要真正落实教代会的民主职权,进一步完善教代会实施民主管理的配套制度,如教代会的组织制度、会议制度、提案处理制度、校行政与校工会联席会议制度、民主评议干部制度等,这是防止大学校长权力关系的单向性延伸,平衡校长权力关系的有力的制度保障之一。其次,要重视和健全大学工会组织,大学工会作为教代会的常设工作机构,在不断提高教职工代表的参政议政素质,保证教代会的工作成效方面发挥了重要的职能,是防止大学校长权力关系的单向性延伸,平衡校长权力关系的有力的组织保障之一。再次,要真正发挥各种学术委员会、教职工管理委员会在参与学校决策、监督干部、民主管理、协调学校矛盾等方面的作用。

(四)培植中介评估机构

教育中介组织一般是指通过教育审议、咨询、评议和鉴定等手段参与政府和学校教育管理过程的非政府公益组织,比如教育审议会、教育咨询会、资格与证书鉴定委员会、学校董事会等。截至2000年,教育部管理的教育社会团体有133个,其中属于高等教育类的有33个,分为协会、研究会组织、大学教育基金会、大学校友会等形式。[8]从世界范围来看,教育中介组织主要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半官方型组织,如英国的“大学拨款委员会”;我国的中国高等教育协会、中国国际交流协会等也是这种类型的中介机构,它们既是社会团体,又是教育部直属单位。二是完全独立于政府与学校之外的民间组织,如美国的“卡耐基高等教育委员会”。三是由校长、行政官员与教师组成的学术型组织。

目前,我国要注意培植上述第二种类型的教育中介组织,即迅速培植既不亲政府,又不亲学校,旨在维护社会共同利益和促进国家高等教育健康发展,又不失公平性的中立机构,对大学进行定期评审。要培植这种类型的教育中介评估机构,我们要做的工作是:一是政府从教育具体事务中退出。1994年教育部颁布的《关于<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中已经明确指出:要健全社会中介组织,……发挥社会各界参与教育决策和管理的作用。可以看出,政府已经有意识地从教育具体事务中退出,以发挥教育中介组织机构的作用。二是维护教育中介组织的独立地位。如果中介机构被政府干预过多,就会成为政府权力的延伸机构,中介组织难以健康成长,难以起到沟通政府和学校的作用。三是通过授权使教育中介组织享有一定的教育管理权力。四是政府应给予中介组织一定的财政补助。虽然教育中介组织是营利组织,但它在承担一定的教育行政职能时,政府应该给予拨款和支持,特别在其培植和成长期。

(五)提高大学校长的经济待遇和社会地位

我国大学校长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与其所承担的责任相比还极不相称,应该提高大学校长的经济待遇和社会地位,增加大学校长的社会荣誉度,吸引和选拔真正有才能的人担任大学校长。这也是防止大学校长权力关系的单向性延伸,实现校长权力关系平衡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参考文献

[1].(美)丹尼斯·H·朗．权力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3．

[2].3.4.(美)丹尼斯·H·朗．权力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10-11，11-12，12．

[5].袁新海，孙锦明．校长责任：一个亟待重视和研究的问题[J]．教学与管理(理论版)，2004，(11)：20．

[6].黄安年．应当刹住学术“量化”风——再论学术的量化和量化后的学术[EB/OL]．http：//www．acriticism．com/article．asp? Newsid=38&type=1001．2001-11-16．

[7].赵敏．大学管理文化的反思与创新[J]．教育研究，2004，(7)：60-65．

公立大学 篇9

一、中外合作办学的概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第一章第2条之规定, 中外合作办学是指外国教育机构同中国教育机构 (简称中外合作办学者) 在中国境内合作举办以中国公民为主要招生对象的教育机构 (简称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的活动。目前中外合作办学有合作设立机构和合作举办项目两种形式。国家规定,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包含中国教育机构采取与相应层次和类别的外国教育机构共同制定教育教学计划, 颁发中国学历、学位证书或者外国学历、学位证书, 在中国境外实施部分教育教学活动的方式是依法举办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中外合作办学和我国办的学校不同点:中外合作办学共同制定教育教学计划, 颁发中国学历、学位证书或者外国学历、学位证书。

所谓的公办大学, 是指由国家举办的学校;民办高校是指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利用非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 面向社会举办高等学校;独立学院则是指实施本科以上学历教育的普通高等学校与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合作, 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举办的实施本科学历教育的高等学校, 属民办性质。民办学校的计划内招生的学生与公办学校学生同样享受国家承认的学历待遇。

在高等教育的中外合作办学道路上, 国家公立院校起步较早, 走在了前面。但在当前教育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 独立学院面临着来自生源市场和就业市场的严峻挑战, 独立学院必须在逆境中开拓新思路, 进一步打通独立学院与国际学校的联合办学, 变滚动式发展为跨越式发展。独立学院的国际交流以开展国际合作办学为主要形式。对于独立学院而言, 国际交流与合作是机遇, 更是挑战。由于公立院校与独立学院在自身属性、办学性质和政策机制上的区别, 导致公立大学和独立学院在中外合作办学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二、公立大学和独立学院中外合作办学的模式不同

1.开放与远程教育。在全球一体化的形式下, 国外一些著名的远程教育系统已经实行了全球教学, 如2002—2003学年英国开放大学在世界各地注册学习的外国学生已经超过7.5万人。每年平均增长20%左右, 其中65%的学生可以通过远程教育来学习数学、计算机, 英国开放大学的课程还被翻译成别国语言进行教学。这类课程的注册数在一年内也增加了19%, 目前绝大多数是工商管理课程。但是, 除工商管理课程外, 技术、数学和计算机以及社会科学类课程也已经开始被翻译用于别国的远程教学了。法国国家远程教育中心1999年在190个国家拥有了3万名学生。美国国家技术大学的教学卫星电视网也已经扩展到了北美、拉丁美洲、大洋洲、欧洲、亚洲等世界许多地区。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开放大学在拉丁美洲的注册学生数已经超过了在西班牙本土的学生数, 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的远程教育大学正在将它们的教育扩展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一些亚洲远程教育大学也在使他们的教育地区化或国际化。例如,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传统大学正在努力将自己发展成为国际教育提供者, 比如中国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上海电视大学也在远程教育方面开展了广泛的国际合作。在过去的20年中,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与英国开放大学在英语课程开发、远程教育专业人才培训、多种媒体课程材料设计制作等方面的合作卓有成效。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与某些海外教育院校和商业公司, 如加拿大奥兹网络公司等合作开设继续教育课程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而进行开放与远程教育的主要是公立大学, 目前为止, 独立学院基本还没有这种模式。

2.引进优质的教育资源共同设立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什么是优质的教育资源呢?一方面可以理解为引进国外的名牌大学、名牌课程、名牌教授, 另一方面可以理解为国外先进的办学模式和管理模式的引进。如吉林大学——莱姆顿学院, 就是采用中外合作办学方式以及合作外方指定的原版教材, 并且引进合作伙伴院校的优秀师资, 严格地执行外方合作院校的教学大纲, 开创全新的国际教育模式, 使学生不出国门即可获国外文凭。北京中加工商学院则是通过与美国“八大”教育公司的合作, 在成人教育方面探索出新的教学模式和管理模式。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不仅引进了国外的优秀教学资源, 并且通过中外教育的“嫁接”, 产生了许多新的教育部门、专业和课程, 增强了教学本身的自我更新和自我修复能力, 使之不断满足受教育者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这种模式主要也是公立学院进行中外合作办学所使用的模式。

三、独立学院开展中外合作办学比起公立学校来说有更多的局限性

1.审批机制不够健全、管理与监督尚待规范。由于缺乏教育部门认证, 国外院校对很多中国独立学院不了解, 这就给合作办学带来很多的不方便。与此同时, 独立学院开展国际合作办学的管理与监督也尚待规范。从政府层面上来看, 出现的问题是管理主体不完全明确、内部协调不够而且难度较大。从办学者层面上来看, 管理水平及办学效果的差距很大, 就目前来看, 办学层面上存在许多不规范的情况:例如, 第一, 有的学校在招生、收费、颁发证书、经费使用等方面并未完全遵守国家的有关规定;第二, 一些不具备办学资质的学校, 未经批准就擅自与境外的机构非法开展办学活动;第三, 某些学校超越批准的办学层次和范围任意开班招生, 出现教学周期短、教学质量低以及监督管理部门缺乏必要的执法手段等情况, 使得在政策执行中监督检查出现不力的状况。

2.引进优质教育资源不足。独立学院由于办学历史短、积淀少, 与公办学校有着很大的差距, 在获得优质资源方面一般来说会比较困难。再加上起点比不上公办大学, 就很难寻找到国外知名高校合作。目前, 与独立学院合作的外方院校大多数是一些规模比较小、名气不是很大的院校。尽管这些年来一些独立学院一直在努力寻求与国外名校合作办学的机会, 但从总体上来看, 国际合作办学的层次还是无法提高, 导致办学的质量也参差不齐。除此之外, 外方合作办学方的课程质量、教学管理经验以及学术声誉都很难得到判断与保证。还有更为严重的情况是有些外方学校本身根本不具备合作办学资格, 而独立学院为了追求中外合作办学也把他们引了进来, 这不仅损害了学校和学生的利益, 甚至会造成不良的影响。

有专家提出这样的观点:独立学院要想引进优质的国际合作院校还需要一个过程, 一方面, 独立学院应着力打造自身特色, 逐渐赢得很多国外大学的认可;另一方面, 独立学院也可以“借鸡生蛋”, 通过与国内重点大学合作, 实现优质校外资源共享;除此之外, 当地政府在引进优质国外资源的同时, 也可以向独立学院推介。

3.师资、经费不足制约发展规模。独立学院在国际合作办学的开展过程中出现师资不足的问题, 而且这是一个较大的问题, 国际合作办学对老师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授课老师不但要承担本学科课程的教学计划, 还要求用全英文教授本课程, 这对一般的老师来说难度较大。如果是外语专业毕业的老师, 又缺乏专业知识, 具备专业知识又英语水平较高的老师很少, 除非是海归, 但要引进海归, 对独立学院来说可能性还比较小, 以目前独立学院的状况来说, 还很难吸引到海归或是博士等人才。除了师资力量不足之外, 对于独立学院来说, 费用问题也是当前国际合作院校面临的最主要问题, 优质的教育要付出优越的成本, 先进的课程、师资、理念的引入, 都需要坚实的资金投入。这对自给自足没有国家财政支持的独立学院也说是一大挑战。如果一旦生源不好, 独立学院的压力就非常大, 不少独立学院往往会因为经费问题, 而被迫搁置谈好的项目, 或者把成本转嫁到学生身上, 这就会使得学费很高, 而学费太高又会导致生源减少, 生源减少又会使中外合作办学或是优质中外合作办学流产, 中外合作办学流产也会导致生源减少, 总之, 这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另外, 一个中外合作项目往往要运行两三年之后才谈得上收益, 这对独立学院而言, 压力是非常之大的。所以经费问题, 往往成为制约独立学院国际合作办学可持续发展的瓶颈。

四、公立大学和独立学院中外合作办学层次不同

1.公立大学中外合作办学主要是两个层次, 一个是本科层次, 还有一个是研究生层次。公立大学中外合作办学的项目主要以“2+2”或“3+1”甚至“1+3”的方式进行课程或学分互认。也就是让学生在国内读2年或3年, 然后出国读2年或1年, 学生拿到中外两所学校的毕业证或学位证。

公立大学 篇10

美国的大学分公立和私立两种体系，私立大学经费来源于学费收入、捐赠和校办产业，而公立大学的经费主要来源是财政拨款和学费收入。除了培养高级人才之外，公立大学承担着维护教育公平的职能。

加州大学创办于1868年，是一所由政府通过赠地方式建立的公立大学，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之一。大学年收入将近251亿美元，包括伯克利、洛杉矶、旧金山等10个分校，除了旧金山分校之外的九个分校都提供本科到博士的教育。加州大学是一所在独立董事会领导下的公共信托机构，即是由州政府支持的学术科研机构，主要负责医学、法律等各类学位的授予。1960年加州高等教育总体规划规定了大学的三个主要任务：(1)培养合格的本科、硕士、博士和博士后人员；(2)强调在本科生和研究生层次开展研究型教学；(3)扩大公共服务的范围，展开合作农业、医疗卫生等项目。

加州大学不但是世界上学习、培养天才和社会精英的中心之一，还是加州创新的动力源之一。同时与顶尖私立大学相比，加州舒适的气候，优美的海湾环境也颇具吸引力，更重要的是加州大学秉持平等和先锋的文化理念，以及在公益服务上“优秀”与“公平”相结合的公立大学理念。在世界大学排行榜中，加州大学是排在前10左右的顶尖大学，同时也是美国公立大学的典型代表。本文以加州大学为例，分析后金融危机时代美国公立大学面临的财务危机，以及美国教育拨款对公立大学教育的影响。

二、经济衰退背景下加州大学的财务状况分析

美国政府主要通过立法和财政资助两种方式来干预公立大学的发展。在财政拨款方面，州政府每年为公立学院和大学提供约45%的经费支持，同时限制其学费增长。在立法方面，州政府将管理公立大学的责任和权利分配给一系列的机构，其中包括立法机关、州的行政主管部门以及大学管理董事会。但实际上，一些立法机关和行政部门的特权很大，甚至可以对宪法规定的有自治权的大学施加影响。

金融危机以来，加州财政危机导致州政府对加州大学的拨款大幅削减，加州大学管理小组被迫于2009年11月通过了新的学费方案，规定2010年加州大学系统的十所校区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学费均上涨32%。学费涨幅如此之大，对于美国公立高校来说是前所未有的。

随着联邦政府基于美国复兴和再投资法案（ARRA）的激励投资的终止，大学的增长速度开始减缓。加州的教育经费在2011～2013年三年中分别是27亿美元、20亿美元和22亿美元。在2012年加州税收方案投票通过的情况下，州教育经费在2013年增长了1.909亿美元。在面临财政困难、联邦政府的激励计划终结的情况下，州教育经费在2012年比2011年下调了6.87亿美元，在申请人数增加、教学和管理人员增加以及通货膨胀等因素的影响下，加州大学不得不依靠涨学费来维持运转。在2012年和2013年，申请入学的学生人数分别增长了0.8%和0.9%，由于美国公立大学的本地生源学生和外地生源学生的学费不同，对本地生源的学费在2012年和2013年内勉强维持原来的标准，外地生源的学费则有一定幅度的上涨，2011年春季和秋季无论是本地生源还是外地生源，学费分别上涨了8%和9.6%，学生普遍感受到了学费上涨的压力。实际上，尽管不同学科收取的学费不同，在2012年和2013年，大部分的项目还是收取了追加的学费。

整个加州大学纯学费收入在2013年、2012年、2011年分别是34亿美元、32亿美元及28亿美元。而同时，学生的奖学金在2013年和2012年也分别增加了1.66亿美元和4.26亿美元。2013年、2012年、2011年的奖学金分别是10亿美元、7.79亿美元、8.3亿美元，逐年增长的奖学金抵销了相应的收入，并不能弥补经营费用。按照学校的一贯政策，这些收入大约三分之一要用来对低收入家庭的学生进行经济援助。

从联邦政府、州政府、私人及地方政府和补助金、合同金等获得的收入在2013年、2012年和2011年分别为51亿美元、52亿美元及52亿美元，包括弥补2013年、2012年及2011年9.91亿美元、9.98亿美元及9.92亿美元总体的设施及行政管理成本。

加州大学在争取联邦补助金和合同收入方面还保持着高度的竞争力，同时，在得到联邦科研机构预算的科研经费方面起伏较大。三分之二以上的研究经费来自两个部门，一个是健康和人类服务部，即通过国家卫生部和国家科学基金会获得科研经费。其他比较大的科研经费来源单位包括教育部、国防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以及能源部。尽管国家经历着财政紧缩，但两党中的任何一党都注重国家的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大学正是帮助政府实现其竞争力的载体。

联邦政府各个部门的科研合同拨款是加州大学的另一个重要收入来源，2013年，加州大学从卫生部获得的合同拨款达到19.67亿美元，略低于2012年的20亿美元。从国家科学基金会获得的拨款4.78亿美元，也略低于2012年的5.12亿美元。从表1可以看出，与2012年相比，除了从能源部获得的资金增加了100万美元以外，加州大学2013年从其他部门得到的拨款均有不同程度的减少，总的合同收入从33.47亿美元减少到了32.45亿美元。

单位：百万美元

注：资源来源于加州大学2012～2013年财务报告。

在收入逐年减少的情况下，加州大学的支出却在逐年增加。2013年度、2012年度、2011年度包括各类非运作成本的与大学的核心业务有关的重要支出分别为273亿美金、261亿美金和248亿美金，2013年支出增加了12亿美金，主要原因是薪资与福利支出增加，2012年支出增加了13亿美金，主要原因也是薪资和福利的增加，再加上物资供应和原材料成本的上涨。2011～2013年三年内各类支出情况详见图1:

加州大学63%以上的支出花费在薪资和福利方面，加州大学2013年总共有140 000名全职工作人员，这还不包括在国家实验室工作的人员，他们的薪资和福利包含在实验室支出当中。与2012年相比，2013年的薪资和福利各自上浮了4.1和5.4个百分点（见图2）。

在净资产减少的情况下，加州大学并没有减少员工工资，反而是增加了薪资福利，因为作为公立大学典范的加州大学面临着私立大学的竞争，减少薪资意味着一流的师资会被迫离开公立大学而流向私立大学。但是迫于经济压力，校方开始大幅削减教师招聘数量，同时也通过休假、裁员等形式缓解支付教师工资的压力。2009年，虽然有300位新教师加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但由于预算的大幅削减，该校也已经失去了900个职员位置，且校方只能很被动地应对职位的空缺。国际金融危机引发加州财政拮据，致使州政府对加州大学的拨款力度降低，加州大学董事会被迫于2009年11月通过新的学费方案，规定2010年加州大学系统的十所分校学生学费上涨32%。

除了涨学费之外，加州大学还通过调整学生来源结构，压缩本地生源人数，增加外州及国际学生数量来增加收入。因为外州及国际学生的学费大约是本地生源的3倍左右，因此，加州大学通过扩大外地生源比例来缩减本地生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经费紧张的问题。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本科生为例，2014～2015学年，非本地居民生源新生需要交费19 194.75美元，而本地居民生源新生只需要交费7 755.75美元。老生续费的情况也大致相当于这个比例，非本地居民生源19 019.75美元，本地居民生源7 580.75美元。每学年的具体收费项目见表2。

单位：美元

注：资料来源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官网；学费按学期计算。

在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加州大学挖掘各种资金来源就显得十分重要，在2013年的加州立法会议上，批准了州长关于2014年和2015年给加州大学各增加5%、2016年和2017年各增加4%的预算经费，这种跨年度的预算给加州大学提供了未来几年稳定的教育经费。加州大学必须运用各种办法平衡使用这些经费，以实现其教学、科研、公共服务等目标，并长期评估其资本的基本状况。

当前，加州大学还没有预提退休人员健康基金，2012年大学医疗中心的花费是145亿美元。校董事会通过了一项集体讨论形成的退休法案，该法案针对2013年7月1日之后入校的雇员有效。要义是根据成员的年龄和退休时间来计算退休需要的服务，以积分的形式记录并兑付给受益人。加州大学的退休计划是由投资收益、雇员、雇主等共同投资完成的，针对校园和医疗中心的未备基金资产2012年的实际价值达到100亿美元，占到所有资金的78.1%。

在联邦政府、州政府、外部资金、捐赠等其他来源的一系列资源的支持下，加州大学继续保持着快速的发展，影响力不断增加。在2011年的经济和计划系统报告（EPS）中估计，对加州大学250亿美元的年度直接投资在加州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通过多重效应，这250亿美元的投资产生了463亿美元的经济效益，报告更进一步指出，加州政府对加州大学33.5亿美元的投资引发了联邦政府及科研经费提供部门170亿美元的补助及资助。

三、财政拨款减少给美国公立大学带来的问题

美国的私立大学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捐助和学生学费。以哈佛大学为例，哈佛大学是依靠捐助资金建立起来的，在20世纪90年代初出现财务困难时，大学发起了大规模的社会筹款运动，5年间共向17.4万个机构和个人筹款26亿美元，平均每笔捐款达13 000美元。哈佛大学的捐赠收入在整个财政预算中的比值已经由1998年前的23%增长到2008年的34%。哈佛大学的学费也远远高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费，伯克利分校非本地居民本科生的学费是19 194美元，而哈佛的是23 189美元。

相比之下，公立大学主要依靠财政拨款，经营状况难以稳定，非常容易受到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公立大学需要在经费紧张的情况下和私立大学进行同台竞争，仅以师资为例，美国是自由的市场经济，人员流动非常容易，如果由于财务原因缩减工资和福利，会直接导致有影响力的教授流动到其他私立大学，因此，加州大学在经营困难的情况下，依然每年上调薪资和福利待遇，以吸引一流的学者在这里进行他们的研究工作，以保持学校的持续竞争力。上海交通大学发布的2013年“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中，学术500强前10所大学中除了剑桥和牛津之外，其余8所均来自美国，其中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位列第三，而且是其中唯一的一所公立大学。可见，尽管可以获得的经费减少了，加州大学还是通过各种办法克服了困难，继续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其次，公立大学承担着公平教育的职能。如果政府的拨款持续波动，不仅加州大学有被拖垮的风险，更重要的是教育公平的理念及其在加州大学的实践将被彻底破坏。

四、美国公立大学拨款机制对我国的启示

1. 拨款数量要稳定。

根据经济周期波动的拨款机制导致美国公立大学师资结构和生源结构发生了变化，拨款减少的时候，美国公立大学采取的应对措施是减少教师数量，减少开课门数，增加外国学生比例的方法来应对，前两个措施减少直接成本，第三个措施减少了本地学生的入学机会。总体来看，这些措施破坏了原有的稳定结构，对高等教育形成了冲击，维持高等教育公平的理念不得不被放弃。

2. 应深入研究激励校友捐款的机制。

校友捐款是美国高校收入的重要来源。长期以来，美国建立了和捐助相关的比较完善的减税制度和良好的社会氛围，因此校友捐款能够成为其主要收入来源之一。我国应当研究激励捐助的制度体系，形成以捐助形式筹集社会资金投向高等教育的新机制。

3. 建立投资回报的视角招生的理念。

美国一流大学招生暗含着一条明确的标准，即招进来的大学生在未来是否有潜力成为社会精英，是否有能力回报母校。因此大学招生应该进一步完善招生的标准和培养方式。

4. 对国家而言，教育投资的回报率高于其他产业的投资回报率。

美国加州州政府对大学每1美元的投资将会产生约13.8美元的经济产出。这样的投资回报率远远高于其他产业，因此，我国政府应该进一步重视高等教育，以促进经济更快的增长，在提高教育质量的同时，增加对高等教育的投资。

参考文献

武学超,徐辉.国际金融危机对美国公立高等教育财政的影响与对策[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11(1).

詹姆斯.杜德斯达,弗瑞斯·沃玛克著.刘济良译.21世纪的大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张万朋.美国如何防范高校债务风险[J].陕西教育:行政版,2009(11).

严控公立医院规模 篇11

国家卫计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近日正式对外发布《关于加快发展社会办医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优先支持社会资本举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加快形成以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为主体、营利性医疗机构为补充的社会办医体系。业内人士指出，这是卫计委首次出台实在、易操作的政策发展社会办医，这一政策出台，将引来医疗服务业市场的投资与并购浪潮。

《意见》提出，严格控制公立医院发展规模，留出社会办医的发展空间。公立医院资源丰富的地区，在满足群众基本医疗需求的情况下，支持并优先选择社会信誉好、具有较强管理服务能力的社会资本，通过多种形式参与部分公立医院包括国有企业所办医院的改制重组。

《意见》要求，进一步放宽境外资本在内地设立独资医院的范围，将香港、澳门和台湾服务提供者在内地设立独资医院的地域范围扩大到全国地级以上城市；其他具备条件的境外资本可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等特定区域设立独资医疗机构。鼓励社会资本直接投向资源稀缺及满足多元需求服务领域，举办康复医院、老年病医院、护理院、临终关怀医院等医疗机构，鼓励社会资本举办高水平、规模化的大型医疗机构或向医院集团化发展。

国务院医改办主任孙志刚则用两句话来点明《意见》的改革意图。一是提高社会办医比重，有利于引入竞争机制，对医疗资源配置发挥“鲶鱼效应”和“倒逼效应”，使卫生资源配置更合理，系统运行更高效。二是能增加卫生资源供给、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医疗卫生服务需求的重要途径。

在业内人士看来，鼓励社会资本办医，将有利于促进民营资本参与中国公立医院体制改革，并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带来公立医院的并购浪潮。东兴证券认为，从现有的医疗体系来看，公立医院占据主导地位。市场化引入社会资本会带来公立医院性质的变化，即从事业单位转为企业单位。在政府兜底的前提下，变化最大的将是二级医院。预计将会有大量的二级医院被民营资本收购。三甲医院由于承担的职能较多，不会过快地民营化。高端医疗会以新建为主。

2013年10月，国务院公布的《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立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业体系，健康服务业总规模达到8万亿元以上。上述意见要求简化对康复医院、老年病医院、儿童医院、护理院等紧缺型医疗机构的立项、开办、执业资格、医保定点等审批手续。非公立医疗机构用水、用电、用气、用热实行与公立医疗机构同价。

自国务院首次提出健康服务业的概念、鼓励社会开办医院后，以民营医院为代表的健康服务概念闻风而动，成为各路资本争抢对象，同时A股医药类上市公司也开始开始争抢医疗服务业这块蛋糕。WIND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沪深两市已有近20家涉及医药工业、医药商业和医疗器械等上市公司开始进军民营医院领域，先后投资或控股多家医院。伴随着政策红利的出台，A股医药公司开始加速涌入医疗服务业市场掘金。

公开资料显示，独一味已完成对5家民营医院股权或部分经营收益权的收购。复星医药旗下也收购了济民医院、广济医院、钟吾医院、广州南洋肿瘤医院等民营医疗机构。复星系掌门人郭广昌一直有意在全国范围内打造医院集群，且规模高达500家。贵州百灵也收购贵阳市天源医院100%股权，并计划收购后以超募资金对天源医院增资。康美药业则与吉林梅河口市政府签订了《医疗产业战略合作框架意向书》，并购梅河口市妇幼保健院、市友谊医院、市中医院三家公立医院。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鹏表示，为了办好公立医院，应该大大精简公立医院数量，建立一个民营医疗医院占主体、竞争充分的医疗服务供给格局。在目前的情况下，社会资本通过参股等方式参与对公立医院的改制，不失为一个现实的过渡方案。他认为，《意见》有进步，但还在强调区域卫生规划和设备配置规划等等计划经济那一套，本质上还是要给“原则肯定，具体否定”的操作留有足够的空间。

公立大学 篇12

大学的发展有不同的模式, 大学成功的因素也各不相同。但不管是公立大学还是私立大学, 办学能否成功关键在于制度的建设和独特的办学理念, 有好的制度和理念, 大学才能可持续地健康发展。本人有幸于2009年访问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并能与该校上至校长, 下至学生各个单位和部门进行比较全面的交流, 从而能比较真实地了解到该校成功的办学理念和制度建设, 对我国大学发展具有极好的启示。

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成功启示

加州伯克利大学是美国最著名最突出的公立大学, 它是加州大学体制下最早的一所分校。加州伯克利分校之所以能成为美国乃至世界在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等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是制度因素。加州伯克利大学是法定的州立大学。它处于加州大学董事会领导下的大学分校。众所周知, 加州大学体系 (UC SYSTEM) 是加州高等教育总体规划下的一项最重要的体系。加州的法律赋予其公立大学的法律地位。法律规定加州大学的使命是以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为主导的研究型综合大学, 开设学士、硕士、博士以及某些专业学位的课程, 为加州、美国培养一流的各类高素质、高水平和有服务社会意识的人才, 为加州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法律还规定加州大学享有宪法自治 (CONSTITUTIONAL AUTONOMY) 的法律地位。

在获得自治地位的同时, 也规定其招收加州居民就读加州大学的招生比例达93%和接受州立机构监督的义务。政府除了通过州财政拨款, 每年从GDP中拿出7% (现在为3.5%) 支持加州大学外, 学术事务方面如招生的标准, 教师员工聘任的标准和条件, 开设课程、开展学术研究等方面有完全独立的自治权, 不受政府的干预。加州伯克利大学的上层管理机构是加州大学董事会 (boarding regents) 。加州大学董事会是加州政府的一个独立的行政机构。它的使命包括: (1) 为加州大学系统的发展制定整体的战略规划; (2) 负责与州政府打交道, 与各部门进行沟通以获得政府的财政支持, 与政府协商; (3) 对分校的资金分配进行磋商; (4) 对各分校的运作进行监督。加州大学董事会的组织结构:董事会由26名成员组成, 其中18名董事由州长任命, 这些董事来自加州地区的不同党派、团体, 代表不同阶层的利益, 这些成员对加州大学筹款非常重要, 任期为12年。另有一名学生董事, 任期1年, 另外有7名依职权成为董事的官员, 包括州长、副州长、州下议院的发言人、州公立教育监督官 (主要负责州幼儿园至高中的教育改革的官员) , UC系统的校友会主席和副主席, 以及加州大学的校长。此外, 两名非董事教员成员, 他们是学术顾问委员会的主席和副主席, 在董事会任职但没有投票权。州长为董事会的会长, 但实际操作上, 主持董事会工作的官员是董事会的主席, 从董事中选出, 任期1年, 从每年的7月1日开始上任工作。从以上结构看, 公立大学与政府的关系既密切又独立。大学在招生和财政方面受到州政府的制约和影响, 而办学模式和学术研究等方面享有高度的独立和自治。

第二是大学的内部的分层共治管理机制 (shared governance)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校长由加州大学董事会任命。加州伯克利大学内部高层管理一般由3部分组成:加州大学董事会, 分校校长, 行政管理部门和学术评议会。董事会主要起监督作用。具体的内部管理由分校行政管理部门和学术评议会实行共同管理, 称共治 (shared governance) 。各自分管不同的事务又相互配合, 相互监督。在这样一个管理模式下, 确立各自的权限和职能。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运行机制中, 校长负责大学的全面发展。但是在决策上必须与教师议会协商, 并通过加州大学董事会审核。民主参与管理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伯克利分校的重要决策过程中, 有学生、教员和行政管理人员共同参与, 反映各自的声音。在伯克利, 共治的管理机制是确保大学高效运行的基础。因为伯克利有一套严密的管理制度和程序, 它是确保大学机制正常和高效运行的保障。民主参与决策和分层共治管理能更高效地确保大学机制的运行, 避免行政权力的过度干预, 充分发挥全校师生的智慧。

第三是高效的学术管理。伯克利大学拥有一大批优秀的教员和学者, 优秀的学生以及良好的教学科研环境。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和大学自治是伯克利大学的又一重要特点。学术自由是指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在开展教学、科研活动的过程中, 享有追求学术真理的权利, 且这种权利不因触犯某些政治、宗教或社会的正统标准而受到侵犯, 权利人也不因其行为受到处罚或变相的人身攻击。在学术自由的前提下, 学术自治才有可能。而大学自治是指大学作为一个法人团体享有不受国家、教会及任何其他官员或非官方法人团体和个人, 如统治者、政治家、政府官员、教派官员、宣传人员或企业干预的自由。大学自治可理解为作为一个学术单位, 在机构管理、资金控制、教职员工聘任、招生、课程和评价等方面独立于政府和社会其他管理体系。加州大学在获得“宪法自治”的法律地位后, 政府除了在某些特殊领域进行干预和监督外, 大学的管理完全由大学自己管理, 尤其是学术方面的自治。事实上,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就因此而拥有了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的权限。从这点上看, 政府与大学的关系相对比较松, 基本不干预大学的办学自主权, 给予大学发展的自由空间。这对公立大学的发展非常之重要, 使其能与私立大学处于自由竞争的有利地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充分利用这一自治地位, 充分给予广大教员、学者和学生广泛的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的发展空间。如教授能自由选教材, 写教材, 自由地开设课程, 在教学之余能根据自己的研究兴趣, 潜心进行学术、科研探索新的领域;学生能根据自己的需要和爱好, 自由选择专业, 甚至自己创立专业, 开拓新的领域。在这种完全自由的学术氛围下, 加上有一流的图书资料和实验室, 有各种研究基金的支持, 所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能在众多领域的研究都处在世界的领先地位, 使科学家和学者能够脱颖而出。成为世界顶尖的学者, 这进一步提升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科研水平和学术地位。对当地经济、文化和公民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高度的学术自治和学术自由对大学的发展和高深学问的探究和科学创新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四是有良好的学术评审制度。学术评议会是美国大学提出和制定学术政策的重要机构, 由教授或以教授为主的学术人员组成, 几乎包揽了学术事务的决策权, 反映了学术权力在大学管理中的作用。学术评审制度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项重要的制度, 由学校的学术评议会负责全校的评审工作。学术评议会由7名成员组成, 他们是学校的资深的高级学者。学术评审制度不仅是确保教师具有一流的学术水平的制度, 也是维护教员切身利益和学术声誉的重要制度。伯克利评议会是美国最有权力的大学内的组织之一。学术评议会管辖下, 有许多教员委员会, 这些委员会包括关于教育事务的委员会负责诸如学术自由、学术计划和资源分配等, 还有关于教员和议会事务的委员会, 负责诸如下议会代表, 预算与各部门之间的关系, 教员福利, 研究等。在伯克利大学有一套教员绩效评审制度。教员的工作业绩每三年评审一次, 评审的目的就是考察教员的发展进步, 研究和教学, 以及为学校作贡献的情况, 然后才能决定教员能否被晋升, 是否要支付更高的薪酬, 或者更高的头衔。关于教员的整体评审情况由学术评议会向行政管理部门 (通常是行政副校长或校长) 提出推荐意见最终由行政管理部门作决定。这种决定如果对某一教员不公平或教员对这种决定不高兴, 他可以申诉, 甚至进行法律诉讼, 通过法院的判决来解决争议, 这是一种费时又费钱的麻烦事。因此, 校方在做决定时要非常谨慎, 关系到教员切身利益的事情, 通常学术评议会和行政管理部门会相互磋商, 密切合作, 最大限度确保决定的合理性。教员的业绩考核评审工作程序:如教学和科研方面, 一般由教员所在的单位的同事进行评审, 学生评估, 校友评估和校外专家评估等方式进行, 考评的结果通常由教员委员会决定, 而不是由院长决定。如果教员的考评结果合格, 将可获得留用、晋升, 或加薪等, 否则就得走人。评议会的工作比较复杂繁重, 因此教员中的大多数人员都要参与各级评议会的服务工作。一般而言要求助理教授承担的社会服务工作较少, 原因是支持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去从事教学和研究, 更好地发展, 而副教授和全职教授级别的教员, 承担社会服务工作相对比较多, 学校对他们的期望也比较大。只有少数资深的高级学者可以免除参与学术评议会的服务工作, 目的是让他们能专心从事大纲的设计、课程的开发、新技术的研发、以及重点科研实验等大型项目的领导, 因为这些方面的进步和成就是保持伯克利大学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重要因素。

伯克利大学的评议会制度, 由于教员享有更大的话语权, 能积极参与学校的学术事务。大学评议会一般扎根于学科专业, 它们对课程、教授晋升、终身任期制以及学术标准等拥有权力。评议会权力的价值追求就是保证学术标准得以贯彻, 学者所从事的学科得以发展, 教师、科研人员的学术权力得以保障。从伯克利的大学评议会的地位上看, 教员在大学的治理中承担重要的角色的组织结构, 是大学学术权力的象征, 它一方面减轻了校长和行政管理人员的压力, 但另一方面, 它又是对校长和行政管理机构权力的一种制衡。这种行政领导与教员共治学校的分权模式使得大学校长对学术事务不能专权, 评议会的存在是对大学校长权力的一种制约。然而, 就伯克利大学内部管理体制而言, 教员有很大的权力, 评议会和校长及其行政机构的关系十分密切, 因为担任行政管理机构的领导和学术议会的成员都是由教授或资深的高级学者出任, 只是承担的角色不同而已。从某种意义上讲, 大学学术评议会与校长的关系是学术方向的立法机构与行政管理的关系, 二者相互合作又相互监督。因此, 我国大学应加强制度创新和制度建设, 加大和强化学术权力。在制度的制约下, 实现大学内部权力的相互制约和监督平衡和谐发展, 最终实现大学机制的良好运行。

第五是明智的资金预算管理。它是确保UC BERKE-LEY高效运行的重要保障。大学不管是私立还是公立, 办学经费的来源及分配是当前大学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决定因素。作为州立公立大学,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费主要来源于州政府的财政拨款, 学生的学费、联邦政府的研究基金、个人的捐赠以及慈善机构的捐款以及大企业财团的基金赠与等。主管资金预算的行政副校长NATHAN BOOSTROM告诉我们伯克利大学资金来源随着私人捐赠、学生费用和研究基金已经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补充了国家基金。如下图示:

从上图所示, 资金来源近年来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来自政府和州政府的拨款在缩减而来自私人的赠与等资金在不断增加, 这也说明大学与政府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然而, 学校的支出却保持相对的稳定不变, 这将导致目前分校财政不可持续, 主要原因是州政府的拨款跟不上高等教育成本的增长。这对学校的发展构成很大的挑战。由于资金来源的变化, 也直接影响到大学与政府关系的变化。一方面, 根据州立法的伯克利大学要招收97%的加州籍学生, 而本州的学生学费收费较低, 而教育成本却在不断提升, 这就增大了大学资金预算的缺口。而私立大学则不同, 它招生不受州立法的控制。本州和非本州学生, 以及国际学生的收费都是一样的, 根据市场的变化而调整学生的收费标准, 不会造成因教育成本提升而带来的资金缺口。这种状况对伯克利大学而言, 既要保持学术的卓越又要满足对加州市民就读大学通道的承诺, 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因此, 伯克利大学管理层希望能增加招收非本州籍的学生, 尤其是国际学生, 以增加学费的收入, 填补资金缺口, 保持竞争力。这就导致大学与政府之间的矛盾, 通常要改变州立法机构改变法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别是金融危机爆发之后, 加州财政陷入危机, 对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拨款由每年从GDP收入中的7%减少到现在的3.5%, 这就促成伯克利大学要从其他渠道来增加资金来源, 这无疑也会削弱政府对大学的影响力。就目前而言, 政府对大学的影响主要来自州政府的拨款和联邦政府研究基金。

为了应对严峻的财政挑战, 确保大学学术地位的不断增强, 伯克利大学聘请金融专家、银行家NATHAN BROSTROM出任掌管资金预算的行政副校长。通过资金预算决策来加强伯克利大学的管理, 提高管理效率和运行机制。具体的做法如下:

1. 应对财政挑战的措施有:

引进新的预算方法;实行更加大胆的负债战略;开发更好的资产责任管理方法;增加私人的慈善捐款。

2. 新的资金预算和管理办法有:

(1) 重构伯克利的预算框架; (2) 去掉增加的预算; (3) 采用以活动为基础的预算; (4) 在预算中包括所有的资金; (5) 围绕透明、信任和负责任的原则进行预算; (6) 评价并采用行政和辅助活动中的最佳措施。

3. 采用更合理债务策略。

(1) 通过以下方式增加债务能力:对单独的UC留置权管理进行等级评估;优化债务特点。 (2) 确定新的资金来源来保证:教育资金;专业学位费;新的扶助性收入。 (3) 通过债务分配平衡筹款来增强大学的资产负债表。

4. 开发更好的资产管理策略, 如:

(1) 创立新的短期资产档案类 (总投资收益档案夹) , 包括:为收益投资代替流动性投资;能取得1.5%~2%的额外投资收益。 (2) 改善UC债务与UC金融资产的结盟:增加可变量比率的债务;管理金融资产以获得更大的收益。 (3) 将所有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赠予资金管理权归还给基金会。

5. 资金计划将焦点放在保持卓越与通道:

(1) 保持卓越:教员薪酬支持;研究生支持;研究提案;世界一流的设施。 (2) 保持学生入学通道:本科生支持。 (3) 惠普基金赠予标志筹款的新方向。 (4) 不断追求更高的金融和行政管理水平来增强筹款能力。明智的资金预算管理的另一项重要制度就是透明的审计制度, 对大学的各项基建项目, 大型的设备设施采购, 工程项目的招标进行严格的审计, 预防各种腐败行为的滋生, 对伯克利大学的有效健康运行起很好的保障作用。

三、结语

从以上的讨论可以了解到,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作为一所公立大学, 发展成为世界著名的大学, 其成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除了有政府的支持之外, 更重要的是制度的建设。原伯克利大学的校长罗伯特?吉伯诺说得好,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之所以能成为学术卓越, 世界一流的公立大学, 主要归功于有优秀的教员, 优秀的学生和优秀的制度。”从伯克利大学的自治地位与政府的关系可以看出, 政府不对大学的发展横加干预, 大学就能够自由地发展, 但政府适当的监督和间接的影响, 将能使大学的发展能够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从伯克利大学分层共治的管理体制中, 我们能得到一些启示:大学的构成是复杂的, 把大学看作一个有机体, 我们应该尽可能发挥有机体各组成部分的作用, 才能健康的生存发展, 焕发活力。要把大学内部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 包括组织结构的分层、内部权力体系的构成等都以制度的形式确定下来, 使各种利益相关者的职责权限和相互关系都能清楚明晰, 并自觉按照制度来执行。这样, 各种利益相关者将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发挥作用, 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将在相互制约和平衡中发展, 最终实现大学机制的良好运行, 对我国公立大学的发展将有很好的借鉴和启示作用。

摘要：本文通过比较详细地介绍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成功办学理念、学术制度和管理机制来反思我国公立大学发展与政府的关系, 对我国大学的发展具有很好的启示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