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立高等院校（通用10篇）
公立高等院校 篇1
在我国计划经济时期, 高等学校长期以政府的一个部门的身份存在, 名义上独立, 实则为政府的附属物, 研究其法律地位并没有很大的实际意义。然而近年来,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并逐步完善, 我国高等学校的法人地位问题也随之浮出水面, 各大院校都迫切引进新管理方法, 并且大部分学校倾向于建立政府宏观统筹规划, 院校自主办学的体制。因此, 对于我国公立高等学校法人地位的研究不仅仅对学理上研究法人分类具有重大意义, 也是高等教育改革中不可避开的一环。本文试图在分析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几点见解。
一、公立高等学校成为法人的基本条件
①按照我国《民法通则》第37条之规定, 法人应当具备以下四个条件:一是依法成立, 二是有必要的财产和经费, 三是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 四是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②我国民事法律并没有明确高等学校的法人地位, 直到1992年《关于国家教委直属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提到“国家教委直属高校是有国家教委直接管理的教育实体, 具有法人地位。”这是公立高等学校的法人地位首次得到确认。1995年3月18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出台, 才使得我国的高等院校的地位在法律上得到了确认。表述体现在第31条的四款规定上, 第一款: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具备法人条件的, 自设立或者登记注册之日起取得法人资格;第二款: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在民事活动中依法享有民事权利, 承担民事责任;第三款: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中的国有资产属于国家所有;第四款: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兴办的校办产业独立承担民事责任。通过以上表述可以看出, 高等学校的法人地位已经基本得到确认。③
二、公立高等学校法人地位分析
(一) 法人分类的基本情况
在学理上, 学者主要倾向于大陆法系的分类方法, 有以下四种分类:根据法人设立的依据, 分为公法人和私法人;根据法人设立的基础, 分为社团法人和财团法人;根据法人设立的目的, 分为营利法人和公益法人;根据法人的国籍, 分为本国法人和外国法人。④此外, 《民法通则》第三章中除一般规定外, 分别用专节规定企业法人及机关、事业单位法人和社会团体法人。因此, 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 法人又分为企业法人、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和社会团体法人。
在法人制度逐步完善的今天, 确立公立高等学校的法人地位已经刻不容缓, 在明确我国法人分类的基础上, 本文来着重探讨我国公立高等学校的法人地位问题。
(二) 公立高等学校法人属于公法人范畴
首先, 从我国公立高等学校设立的依据来看, 如前所述, 我国《教育法》明确规定了我国公立高等学校的性质。《教育法》即是调整我国教育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有关学者认为《教育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调整公权力之间的关系, 因此属于公法范畴。也有理论证明《教育法》属于行政法范畴, 在大陆法系国家普遍这样认为, 行政法在我国的法律规范中调整的是公权力关系, 属于公法。我国仍然采取调整对象来划分法律部门, 因此第二种说法更加恰当,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教育法》属于公法范围内, 由于设立依据是公法, 因此我国的公立高等学校属于公法人。当今, 公私法的划分越来越收到各界重视, 高等学校划归为公法人具有重大的价值。
其次, 我国公立高等学校的设立和发展具有很强的公益性。公共利益, 从广义上说, 是全体社会成员为实现个体利益所必需的社会秩序, 其实现形式包括国家制度和国家权力, 公共利益代表着社会上大多数或者说是不特定的人的利益;从狭义上说, 公共利益概念在现代民主政治国家出现。社会公共利益只有通过民主与法治的途径才能实现。⑤人类社会的延续和发展以及前进都要以知识的积累和扩充为前提, 高等学校作为知识和学问的集散地担负着承继过去, 开启未来之重任。当今我国的高等学校教育已成为社会服务的一部分。近年来, 在党的领导下, 我国经济政治文化都得到了长足的进步, 这离不开人才的供应, 高等学校作为国家最主要的人才供应补给站, 担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 可见公立高等学校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 我国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 国家利益就是最大化的人民的利益。因此, 我国公立高等学校在确定的体制下是以公共利益为目的存在的法人毋庸置疑。
最后, 公立高等学校享有一定的公权力。公权力一直被认为是国家权力的一部分。公权力分为广义及狭义两种。广义指的是公机关所拥有的片面决定改变相对机关或相对私人权利义务的力量;例如拥有许可执照或强制驱离的权力。除此, 台湾的翁岳生教授认为狭义公权力基本架构与广义相同, 区分在于狭义公权力力量之行使针对于相对机关或相对私人不利益之时, 也就是如果造成私人或相对机关负担侵害的公权力力量之行使, 才称为狭义公权力。⑥
现代行政法理论普遍认为, 对于高等学校管理体制的确立也是国家行使教育权的重要表现。高等学校教育是行政给付的重要环节和组成部分。从公立高等学校的方面来看, 高等学校担负的是具体的教育教学任务, 最终培养出高水平的人才才是终极目的, 这也是国家公权力的行使结果。公立高等学校享有一定公权力的论断已经得到现在行政法理论的证实。
(三) 公立高等学校法人属于公法人中的事业单位法人
事业单位法人的含义本身就具有模糊性, 公立高等学校作为事业单位法人则一定具有事业单位法人的一般特点。学校从事的是非营利性活动, 与一般的经济活动有着本质上的差别, 学校以传播文化为目的, 帮助社会群体得到自身的发展和提高, 最终达到为社会输送人才的目标。虽然随着教育科技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逐步增强, 教育机构的经济作用也逐渐发挥出来, 但是并不能改变教育机构的公益性质。事业单位法人的主要目的是发展社会公益事业, 公立高等学校的理念与其相符。我国《教育法》明确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还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举办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为了保证学校的事业单位法人的法律地位, 相关教育法律法规做出了具体的规定。主要体现在财务管理和事业编制上。财务管理方面, 对于收费的严格限制就决定了学校的公益性质。其中教育法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受教育者收取费用的, 由教育行政部门责令退还所收费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 依法给予行政处分。”⑦此外, 国家还在职工福利和财产分配上给予大力支持。事业编制上, 事业编制是指为国家创造或改善生产条件、增进社会福利, 满足人民文化、教育、卫生等需要, 其经费一般由国家事业费开支的单位所使用的人员编制。我国政策规定对于公立高等院校适用事业编制, 参照公务员待遇。对于实现社会公益事业起到很大作用,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公立高等学校的能力
法人的能力包括权利能力、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在学术领域对于高校的能力研究较为深入的是权力能力和行为能力方面。
(一) 公立高等学校的权利能力
公立高等学校作为一般法人, 自然享有一般法人的权利能力。在高校的诸多权利中, 财产权的适用范围最广, 备受关注。高校的财产权利并不充分, 受到诸多方面的限制, 这与高校的建立目的紧密相关。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中的国有资产属于国家所有。”⑧“高等学校对举办者提供的财产、国家财政性资助、受捐赠财产依法自主管理和使用。高等学校不得将用于教学和科学研究活动的财产挪作他用。”⑨此外, 对于公立高校的财产使用范围也做了严格规定, 对于高等学校的国有资产部分, 其所有权属于国家, 但其占有、使用、收益权属于高等学校, 不过高等学校不得将其用于教学和科研活动之外。⑩可见, 公立高等学校由于其与国家公权力的依托关系, 决定了其财产的处分权收到严格的限制。
(二) 公立高等学校的行为能力
法人具有独立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 公立高等学校原则上具有独立的行为能力, 但是公立高等学校的法人特点制约着其行为能力, 法人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 而体现在公立高等学校上权利与义务具有不对等性, 实施教育以公益为根本, 若承担责任则有损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此外, 法律不完善也影响着公立高等学校的行为能力, 从法规上看, 许多教育现象并未纳入到具体条文中来, 这就使实务中出现漏洞。笔者主张采取措施增强公立高等学校的行为能力, 扩充其行为能力范围。应该在部门之间理顺关系, 明确责任的分配, 实行相对集中, 学院自主的办学政策, 突出学院的特色, 实现权力的部分下放。兵器而改革学校内部的教学体制, 将行政方式和合同方式相结合。
(三) 公立高等学校的责任能力
我国的公立高等学校均采取事业单位编制, 在诉讼上有独立的资格, 在名义上均为独立的组织, 拥有独立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但是在现存的法律规定中没有关于高等学校是否可以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条文, 目前学理上对于高等学校的责任能力的研究很薄弱。据笔者推测, 这与教育的特殊性有关, 一方面高等学校的教育对于国家的经济政治发展都有重大影响, 另一方面对于公立的高等学校, 其产权归属于国家, 对于其独立的民事责任能力的限制很有必要。另外也不排除我国法律不完善的可能。因此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规定公立高等学校具有独立的责任能力并不影响其法人地位的确立。
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学生齐某诉北京某大学人身损害赔偿一案○11。本案中, 法院的做法可以借鉴, 法院将北京某大学也就是本案的被告视为一个独立的民事主体看待, 而教师的侵权行为属于职务行为, 后果应由其所在单位北京某大学承担。本案对于今后我国的事务中处理类似案件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 将高校确认为一个法人身份来承担响应的民事责任, 并且, 在审判程序中的诉讼时效、责任分担都是用的是《民法通则》以及《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但是, 目前尚缺乏明确的法律条文来规定高校的赔偿责任问题, 今后的学术研究和理论还亟待完善。○12
四、结语
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 民法学的结构也不断完善, 应充分重视公立高等学校的法人地位, 从设立依据上看, 由于公立高等学校是依据公法设立, 并且享有一定的公权力, 本文将其定位为公法人;进一步研究发现, 公立高等学校具有公益性且非盈利性, 属于事业单位法人。本文着重分析了公立高等学校的权利能力和责任能力。理论上对于责任能力的研究较少, 先关法律法规亟待完善。
摘要：分析我国公立高等学校的法人地位, 首先简要介绍了公立高等学校成为法人的条件, 并且简述了我国的法人分类。从设立依据上看, 由于公立高等学校是依据公法设立, 并且享有一定的公权力, 本文将其定位为公法人;进一步研究发现, 公立高等学校具有公益性且非盈利性, 属于事业单位法人。本文着重分析了公立高等学校的权利能力和责任能力。
关键词：公立高等学校,法人地位,公法人,事业单位法人
注释
1胡劲松, 葛新斌.关于我国学校法人地位的法理分析[J].教育理论与实践, 2001 (6) :19.
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31条。
3郭明瑞, 房绍坤主编.民法[M].3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54.
4公共利益, 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938288.htm[EB/OL].
5公权力, 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228972.htm[EB/OL].
6《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78条。
7《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31条第3款。
8《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38条规定。
9此为法律上对法人的定义, 在学说上, 学者对法人定义多种多样, 在此不一一列举。
10申素平.试论高等学校法人地位问题[J].高等师范教育研究, 1997 (4) :6.
11○11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1998) 海民初字第5164号。
12○12申素平.试论高等学校法人地位问题[J].高等师范教育研究, 1997 (4) :6.
公立高等院校 篇2
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留学申请公立大学奖学金，国内有人把Fellowship翻译成“福禄寿奖学金”，非常有意思，也很贴切，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奖项相对于TA和RA奖学金来说有两个好处：一是不干活，TA和RA每周有20小时工作量的要求;二是不缴税，TA和RA是劳动所得，因此要缴纳所得税(只是因为你的收入低，所以事后可以退税给你)。
美国给奖学金多的大学，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留学申请美国大学奖学金许多人都认为很难，但也不是绝对不可能的。有一类奖学金叫作Fellowship，通常来源于某个机构或者个人的捐赠，不属于纳税人的税收，因此只要满足该奖项的条件，不管是本州学生，外州学生，还是国际学生，都可以获得该美国大学奖学金。获得TA和RA奖学金的国际学生，自动获得Out-of-stateTuition的减免，就是说其奖学金自动包含一个免学费奖学金;有些学校发放的I-20表格上甚至根本不提州外学费的事情，原因就在于此。
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留学生活申请美国公立大学奖学金，还可能获得RA(ResearchAssistant，助研)奖学金和
TA(TeachingAssistant，助教)奖学金，这类美国大学奖学金一般是研究生才有资格获得，极少数科研能力强的本科生也有可能得到教授的青睐，而获得RA奖学金，但获得TA奖学金的可能性就更小了。
公立高等院校 篇3
摘要：文章从财政投入主体、财政投入客体和财政投入方式三个方面来探讨我国扶持非公立高等教育经费的政府策略。
关键词：非公立高等教育；财政投入；政府策略
本文将非公立高等学校定义为，除国家和国有企事业单位以外的各种社会组织、社会团体及其公民个人利用非财政性教育经费，面向社会举办的自行经营的高等学校及其他高等教育机构[1]。我国法律文件中没有非公立高等学校的提法和说法，普遍对于公立（即公办）高等学校以外的非公立高等学校的提法是民办高等学校。但是民办高校的范畴里，并不包括独立学院、中外合作办学和成人高等学校及其他高等教育机构（自考助学、网络教育、培训等），所以本文用“非公立”的概念，包括了除公立以外的所有高等学校及教育机构。
一、我国继续加大财政投入非公立高等教育的可行性
1、继续加大财政投入非公立高等教育的理论基础
（1）财政加大投入非公立高等教育的上升空间
一个国家能够形成投资非公立高校的资助体系，有国家的高度重视，相关立法和规章制度的完善因素，还有个极为重要的客观因素，那就是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实力。2013年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预测数据，世界各国GDP排名最高的仍是美国，经济总量达到16万1979亿美元；中国位居第二，GDP总量达到9万零386亿美元；日本5.99万亿美元排在第三。可见我国的经济实力已经跻身全球最强国家之列。
从表1中，看出政府越来越重视教育问题，逐年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力度。并要在2010年实现教育经费占GDP的4%的目标已实现。
从表2中，2010年我国的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是不低的，但是看财政支出的基数值则相对其他国家很低的。作为一个已经具有很高经济实力的发展中国家，与其不相匹配的教育支出，是值得我们政府重点考虑的问题。
基于以上數据的分析，可见我国已经具备投资教育的强大实力，且财政投入高等教育的基数仍有很大的上升空间，有必要对这部分财政投入进行合理的规划。
（2）国家相关政策的引导和支持
政府开始通过经济手段来引导和支持非公立高等学校的发展，是与政府相关政策的支持和扶持息息相关的，且这些具有法律法规效力的支持政策为财政投入非公立高校提供了一个法律保障。
2、继续加大财政投入非公立高等教育的现实基础
从当前的政策和各地的实施情况看，虽然国家鼓励各地政府发挥财政能力支持非公立高等教育的发展，但由于各地方经济实力差异和对非公立高等教育认识程度不够等问题，导致财政扶持非公立高等教育发展的政策并没有很好的落实，各非公立高校资金短缺，办学经费不足的问题仍是制约高校发展的主要问题。
二、我国财政投入非公立高等学校的政府策略现存问题
回顾1995年到2013年政府财政投入非公立高等教育的政府策略，我们不难发现，这些策略以鼓励和引导为主，缺乏可操作性。随着公共财政投入非公立高校的力度逐渐加大，我们有必要对这部分财政投入进行政策方面的设计，对财政投入主体，财政投入客体和财政投入方式进行细化设计。
三、对完善我国财政投入非公立高等学校的政府策略的建议
1、非公立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主体
根据教育公益性理论和高等教育的成本分担理论，政府的财政经费应是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在强调地方财政对当地非公立高校的扶持义务的同时，也不能忽视中央公共财政教育经费对非公立高校的扶持义务。所以财政投入的主体分为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两个主体。
2、非公立高等教育财政投入客体（对象）
基于我国非公立高等学校的现状，中央财政投入客体（对象）是非公立高校的学生、教师和科研。对非公立高校学生的资助方向主要是奖学金、助学金和贷学金；对教师的资助方向主要是提高工资待遇和完善福利制度；对科研的资助需要具备科研能力的高校进行申请，非公立高等学校也同样可以申请，这样引导和鼓励非公立高等学校从事科研创新活动。这些投资项目资金按照投资条件直接划拨到各高校，或划拨到第三方中介财团机构。
3、非公立高等教育财政投入方式
（1）对非公立高等学校学生的财政投入方式
政府对学生的资助采取中央财政直接拨付的方式，在教育经费支出中列出学生资助专款，教育金一半以上用于学生的奖助贷学金。资助不通过各省政府和高校，而是直接面向各资助机构或直接给予学生个人。
（2）对非公立高等学校教师的财政投入方式
只要是高校教师，就不该有公立和非公立高校教师的区分，应在经济待遇上平等对待。鉴于当前非公立高校经济力量有限的条件下，政府财政应承担职工收入不足的部分，确保民办高校在岗教师实际年收入与本地区公办同级教师实际年收入相当；教师之间的工资应该按照岗位的的不同而区别对待，实行岗位薪酬制，同时综合教师的教学教研能力。
同时为了改善当前非公立教师的待遇低现状，建议设立一项主要针对非公立高校的教职工工资补助政策，补助金额按照教职工的人数乘以单位金额划拨给各非公立高校。单位金额也有个浮动范围，采取倾斜分配的原则，对改善教育、研究有突出成绩的学校给予较多的补助金额；对师资力量薄弱，经济状况不良好的学校给予较多的补助。
最后，完善非公立高校教师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社会保障“五险一金”的水平，政府可通过“以奖代补”的形式给予部分返还。
（3）对非公立高等学校科研的财政投入方式
首先，政府对非公立高校科研的资助采取国家财政直接拨付的方式，教育金的30%-40%用于所有高校的科研补助，不区分公立和非公立，不区分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其次，各省、直辖市科研机构建立非公立高校科研设备配备费补助金制度、教师科研成果奖励制度。
（4）对非公立高等学校的其他财政投入方式
在金融信贷政策上，政府把国家拨款和财政金融投资资金拨付给中介金融机构，由各中介机构再向各非公立高校发放长期低息贷款，支持各非公立高校完善科研、教学设备设施，维修和新建校舍。这样保障贷款金额不会受到金融市场的较大波动而变动。
四、结语
面对我国政府越来越重视非公立高等教育，逐渐加大对非公立高等教育的财政扶持力度，与现有的财政扶持政策不足和扶持策略不完善的问题无法满足政策需求之间的矛盾，我国政府急需从制度的顶层设计层面，对如何合理高效利用高等教育财政资源进行研究，并以政策的形式表现出来。本文针对这一矛盾，提出了继续加大财政投入非公立高校的政府策略，期望对政府构建扶持非公立高校政策有所借鉴，从而促进我国非公立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郁冬 张朝敏.政策分析视角下的民办高等教育[M].高教高职研究，2009（4）：11-13
公立高等院校 篇4
2012年, 我国财政部颁布了《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 (试行) 》, 其后在2015年发布了《关于全面推进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建设的指导意见》, 要求包括公立技工院校在内的行政事业单位建立内部控制制度, 以规范内部控制, 提高内部管理水平, 建立廉政风险防控机制。财政部在2016年再次发出《关于开展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基础性评价工作的通知》, 要求行政事业单位于2016年底前完成内部控制的建立与实施工作。基于此, 本文在分析公立技工院校的经济活动的基础上, 探究公立技工院校内部控制制度的设计与建设思路。
一、公立技工院校内部控制存在的一些问题
当前, 公立技工院校的内部控制制度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 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在公立技工院校从数量发展转向内涵发展的新常态下, 其内部管理面临不少问题和挑战:
(一) 内部控制机制不够健全
学校经济活动的决策、执行和监督没有实现有效分离, 责权利未对等;存在“一支笔”“一言堂”现象, 议事决策、岗位责任、内部监督等内控机制流于形式。
(二) 预算控制力度不足
大部分公立技工院校没有建立起全面的预算制度, 预算管理基础薄弱。
(三) 内部管理制度不够完善
内部业务部门各自为战, 边界不清, 相互冲突。一些业务流程、标准依赖财务进行解释, 受人为因素影响大。费用报销的原始凭证不完整、不准确, 导致费用被多列或虚列。各类合同多头管理, 合同数据统计不及时、不准确, 合同的履行随意性大, 容易引发经济风险。
(四) 采购管理和资产管理存在缺位
采购的实施过程缺乏监控, 购置实施过程不够透明。采购方案制定、采购实施以及资产保管部门的管理存在交叉点或盲点, 缺乏统一管理。
(五) 内部信息管理制度尚未建立
“信息孤岛”现象突出, 与内部控制有关的信息未能有效沟通, 例如, 行政OA、资产管理、物资采购、会计核算软件等系统之间数据不能交互, 工作效率低。数据统计分析不及时、不准确, 无法为单位决策提供支撑。
二、公立技工院校内部控制的目标定位思考
按财政部的定义, 内部控制是指为了实现其发展目标, 保护资产安全, 确保会计信息资料准确, 保障管理有序高效, 而在单位内部采取的防范、评价和控制等一系列措施与方法。一般而言, 公立技工院校是履行政府赋予的职业教育职能, 以培养生产和服务一线的技术工人为目标, 主要培养高级工、预备技师等后备高技能人才, 是我国培养技术工人、传承“工匠精神”的重要阵地。公立技工院校承担技能人才培养的公益任务, 不以盈利为目的单位, 其主要的业务活动开展主要依靠财政性资金。因此, 笔者认为, 公立技工院校的内部控制目标应基于职业教育的办学规律, 结合技工院校的办学特点, 可以明确为如下表述:为实现技师学院的办学目标, 围绕技能人才的培养全过程, 通过制定和完善管理制度、工作措施和业务流程, 对学校经济活动及教育活动的风险进行防范和管控, 应包括预算管理、收入管理、支出管理、采购管理、合同管理、资产管理、项目管理等主要业务范畴。
三、公立技工院校内部控制的建设思路
(一) 构建层次分明、全员参与的内部控制制度
不少公立技工院校对内部控制的认识存有偏差, 认为内部控制等同于会计控制, 在规划设计内部控制制度时, 侧重于内部会计控制的制度完善。在内控管理人员的组织上, 仅仅局限于财务人员, 而其他部门也简单地认为内部控制只是财务部门的业务范围。实际上, 内部控制是由会计控制、管理控制和业务控制三个方面构成的。会计控制主要是确保会计信息的真实可靠、财务活动的合法合规以及学校资产的完整安全;管理控制能够保证学校大政方针的贯彻落实、决议决策的认真执行;业务控制可以确保保障招生就业、社会培训、物资采购等业务活动规范有序进行, 有效地实现学校的教育教学目标。
因此, 应构建以内部会计控制为核心, 内部管理控制为骨架, 各项业务规则、规范、流程为血肉的全员参与的内部管理制度。三个方面纵横交织, 互为依托, 相互制约, 形成一个有效运行的单位内部管理的控制网络。还应成立由校长牵头、分管校领导以及各业务部门负责人参与的内控工作小组, 建立健全重大事项集体决策和会签制度, 明确各岗位办理业务和事项的权限范围、审批程序和相关责任, 实现归口管理。
(二) 形成覆盖全面、重点突出、配置合理、责任明确的内控机制
要筑牢“制度的笼子”, 构建严密的内部控制运行体系, 将学校的所有经济活动纳入其中, 涵盖决策、执行和监督全过程。在人员组织层面, 要覆盖单位领导、中层管理者和全体教职工;在业务经营层面, 要覆盖学校所有教育教学活动和经济管理活动, 深入决策、执行、监督、反馈等各个环节;在业务操作层面, 要在业务流程上实现全风险控制, 消除战略风险、市场风险、财务风险、法律风险等在内的潜在风险。
建立关键岗位相互牵制、相互制约的岗位责任制度, 打造“防”“控”结合的监控机制, 明确各岗位办理业务和事项的权限范围、审批程序和相关责任。例如, 在实训设备购置中, 设备购置的决策由学校行政会议决定, 购置方案的制定由实训部门负责、设备购置由总务部门实施, 资金由财务部门负责支付, 设备验收和入库由资产管理部门进行。建立和完善“内”“外”结合的监督制度, 可每年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学校进行审查, 形成年度审核报告。在内加强学校财会管理, 强化会计人员岗位责任制, 开展日常性和周期性的内部会计检查及核查。
(三) 营造齐抓共管、执行有力的内部控制环境
学校内部控制环境的好坏, 直接影响到内部控制制度的执行和内部控制机制的顺利运行。要建立全员业务培训制度, 强化学校管理人员的纪律观念, 形成遵守内控制度的自觉意识。应科学设置学校组织机构, 明确每个机构的管理权限和报告关系, 合理授权和分配责任, 做到责任到位, 责权一致。要从事后控制向过程控制的转变, 综合运用预算控制、目标控制、定额控制、规章制度控制等各种方法, 强化事前控制, 确保学校作出正确的决策。加强事中控制, 让学校的所有活动按照既定的决策方向、目标运行。落实事后控制, 及时总结归纳工作任务完成情况, 对工作绩效进行考核并作出评价, 给予合适的奖惩;对不利于工作结果的形成原因认真分析, 找出存在的问题并及时调整。还要建立经济活动风险定期评估机制, 每年一次对学校各项活动存在的风险进行全面、系统和客观评估, 拾遗补缺, 为学校管理制定下一步工作计划提供依据。
四、公立技工院校内部控制建设的几点建议
(一) 夯实内部控制的组织工作
提高学校全体人员对内部控制的认识, 统一思想;成立由校长担任组长、分管校领导以及财务、教务、培训鉴定、督导以及专业系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参与的风险评估工作领导小组, 并可根据工作需要设立若干个专项工作小组。建立目标责任制度, 明确内部控制的目标任务, 各部门负责人要承担内部控制建立与实施责任, 并定期进行检查评比。对经济活动风险评估结果应当形成书面报告提交学校领导班子参考, 为完善内部控制提供依据。
(二) 建立内部控制风险评估机制
基于学校内部控制目标, 结合技工院校的业务特点开展内部控制风险评估, 可委托独立第三方机构 (如ISO标准审核机构、会计师事务所) 定期进行全面的内部控制审核。应合理确定经济活动风险评估的时间, 公立技工院校的教育教学活动按学年为一个单位 (分为上、下两学期) , 公立技工院校的经济活动也与之相对应, 因此学校的经济活动风险评估应每个学年进行一次, 有条件的可以每学期进行一次。在实施重大的学校建设活动的前后, 例如国家示范校建设、高技能公共实训基地建设等, 还应及时对经济活动风险进行评估。
(三) 明确风险评估的职能部门
一般认为, 在实施学校层面的风险评估时, 将财务部门定为牵头部门。实际上由于风险评估涉及学校的所有经济活动以及过程, 需要协调全校的相关部门参与, 财务部门的工作力度显然不足。建议在学校风险评估领导小组的框架内, 由学校办公室为牵头部门, 定期组织开展会议沟通协调工作, 监督学院内部控制的运行, 形成良性的工作联动机制。
(四) 强化预算业务管理
大多数公立技工院校尚未建立由预算编制、审批、执行、决算与评价等构成的预算内部管理制度, 部分已建立预算内部管理制度的, 也只停留在学校对外层面。因此, 在预算业务管理体系的建立方面, 一是做好预算编制工作, 根据学校年度建设目标的需要, 按照内设部门的职责和分工, 明确学校各职能部门的预算编制责任, 尤其要强化各专业系的预算编制工作责任。各部门上报的预算计划经学校汇总整合后, 再上报上级主管部门审批。二是做好预算下达工作, 可将上级财政部门批复的预算进行内部指标分解、审批下达各部门。三是加强预算执行管理, 要督促各职责部门根据批复的预算安排收支, 规范内部预算追加调整程序, 确保预算严格有效执行。四是加强预算绩效管理, 在进行决算的基础上, 对比分析预算与决算的差异, 找出问题并加以改善, 形成两者相互印证、互为促进的机制。
摘要：公立技工院校的内部控制是学校为了实现发展目标, 保护资产安全, 确保教育教学活动有序高效所采取的内部防范、评价和控制措施。近年来, 公立技工院校快速发展, 随着规模膨胀, 部分学校内部控制建设未能及时跟上, 存在内部控制意识不足、内控规范薄弱、执行力度不够等问题。2012年以来财政部多次发文要求行政事业单位建立内部控制制度, 提高内部控制和管理水平。为此, 在分析公立技工院校的经济活动的基础上, 提出了公立技工院校内部控制的制度设计与建设思路。
关键词：技工院校,内部控制,制度设计,制度建设
参考文献
[J]潘漫海.浅谈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M].立信会计出版社, 2013.
[2]赵卫红.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现状及改进的思考[J].商业会计, 2013 (10) .
[3]雷蕾, 杨守杰.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现代经济信息, 2013 (4) .
选择加拿大公立院校要看高考成绩 篇5
优势专业推荐
优先选择
加拿大公立院校
与美国相比，加拿大的高等教育体制以公立院校为主，赴加拿大攻读大学应优先选择公立院校。加拿大公立大学的教学和科研质量在世界上久负盛名，充足的教学和科研经费使学校可以拥有顶尖的师资力量和优秀的生源;私立院校大多需自筹部分或全部资金，多数院校以大量国际学生的高额学费补充运营资本，生源质量难以保障，同时，很多私立院校的学历也不受中国教育部和当地企业的认可。加拿大大学本科学制为4年，每学年共八个月，周期分秋季和冬季学期，对于计划提早完成学业的学生，可选读为期三个半月的暑假学期，9月至12月为秋季学期，1月至4月为春季学期，春夏学期为5月至8月。
根据成绩
选公立大学或学院
留学加拿大，很多人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怎样选择学校，在入学之初，学生应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是进入大学还是公立学院。成绩优秀的学生，希望将来进一步深造的学生，建议选择公立大学。成绩一般，可以先选择公立学院的转学分课程，曲线进入大学。成绩一般，想尽快移民的学生，可以选择到公立学院就读，因为学院大多开设的是实用性强、易就业的课程，并且在加拿大移民打分中，大专3年的文凭和大学本科的学位在教育评分时获同等分数。
多数学校要看高考成绩
加拿大大多数的公立大学要求学生提供高考成绩，很多学生学习语言时，易忽略了高考成绩的重要性。尽管应届毕业生会在高考之前收到加拿大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但大部分的学生是有条件录取，学生需在入学时提供高中毕业证、会考成绩和高考成绩。多伦多大学、女皇大学、圭尔夫大学等名校皆要求高考成绩过一本线或550分。如高考成绩过低，入学时会有不必要的麻烦，或被取消录取。对于往届毕业生，高考成绩需在申请的第一时间递交，高考成绩将成为录取的审核条件，直接影响录取机会和奖学金的多少。课的复习时间，把好成绩进行到底。
加拿大大学申请方案：
1、大学方案：
已具备合格托福或雅思成绩的同学，可直接申请加拿大大学本科专业。此外，还需要丰富的课外活动经历为申请加分。最好从高一开始进行留学的有关规划。
对于无语言成绩的优秀的高中毕业生或大学在读生，可通过“语言+专业”双录取直接入读部分加拿大名校。推荐学校有：西安大略大学、西蒙菲沙大学、约克大学等。审核确定学生申请条件后，学生会收到两份录取通知：一份是该校或者该校指定的语言中心录取通知书，另一份是该大学录取通知书。学生入学之后，先进入语言中心学习英语，通过语言中心本身的测试后，进入该大学进行专业课学习。
2、学院方案：
对于成绩一般的高中、中专、职高及大专生，可以考虑先申请加拿大公立大专院校。由于名校直接申请要求高，大班授课，淘汰率高，学院课程设置灵活实用，小班授课，并与众多名校签订了学分互转协议，学生在完成至少一年学习后，如果成绩达到大学的相关要求，则可以转校合作大学继续就读，并获取该大学学士学位。
推荐学校：百年理工学院、北阿尔伯塔理工学院。
3、预科方案：
对于高二、高三在读生、高中应届毕业生来说，如希望入读加拿大最优秀的大学但不想参加高考或无理想的高考成绩，可以考虑申请加拿大高中或者预科。众多加拿名校除了要求很高的英语成绩外，还要求学生提供优秀的高考成绩，就读加拿大高中或预科可避免承担高考风险。
推荐学校：加拿大公立中学，西蒙菲莎大学预科等。
1、金融专业
金融保险业的每周平均工资在1000加币以上，居所有行业的前4位。
推荐院校：
多伦多大学、麦克马斯特大学、西蒙菲沙大学、西安大略大学、圣玛丽大学、北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2、管理类专业
加拿大的酒店业非常发达，一些学校开设的酒店管理专业，只需3年即可完成本科课程，其中还包括1年的带薪实习课程，薪酬达到2万加币。
推荐院校：
维多利亚大学、圭尔夫大学、肯考迪亚大学。
3、会计专业
会计专业在加拿大仍属于比较紧缺的专业，而且也是加拿大最好找工作的专业之一。
推荐院校：
多伦多大学、滑铁卢大学、麦克马斯特大学、萨省大学、布鲁克大学。
4、电子计算机专业/IT专业
会计专业是比较紧缺的专业，而且也是加拿大最好找工作的专业之一。
推荐学校：
多伦多大学、戴尔豪斯大学。
公立高等院校 篇6
一、市场方式的联邦政府拨款
俄罗斯政府在1992年颁布的《教育法》已明确规定:国家优先发展教育并保证教育拨款,教育经费不少于国民收入的10%。然而,由于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原因,联邦政府保障教育预算拨款的承诺无法兑现。以2004年为界,苏联解体后的近二十年中,联邦中央政府高等教育预算经费呈现出先降后又稳步上升的轨迹。1992年~2003年,教育预算在联邦预算所占的比例除了1992年曾经达到5.86%外,其余年份始终浮动在3.1%~4.2%之间。联邦教育支出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仅维持在0.6%~1.3%之间。[2]以1994年为例,在国内生产总值比1989年缩减了一半的情况下,当年投入教育的资金仅为1989年的1/3,国家仅能保证投入培养一名技术专业大学生每年所需经费的1/4。[3]
从2004年起,教育预算在联邦预算中所占比例不断攀升,2006年达到4.7%,2007年为5.1%。而且,在高等教育领域,联邦教育预算的增长更为明显。随着2005年教育的地方化改革,部分中等职业教育机构和几乎所有的初等职业教育机构被划转给联邦主体管理,3,800所初等教育机构只剩下250所属于联邦中央管理,联邦教育经费开始集中划拨到高等教育领域。2005年,高等教育预算占联邦教育预算的比例为70%,2006年至2009年分别占77.0%、77.3%、77.4%、77.6%。2004年高等教育生均预算经费为1.8万卢布,2005年增长到2.56万卢布,2006年增长到3.75万卢布,而2007年达到5.16万卢布。[4]更为重要的是,在拨款方式上,联邦中央尝试由直接拨款向通过市场化模式拨款转变。
首先,从国家一次性拨款到按人头定额拨款。《俄罗斯联邦教育法》规定,教育机构经费的拨给标准按每个类型和级别的教育机构的生均费用计算。[5]实名制国家财政券(ГИФО)的实施就是这一改革的重要举措。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根据前一年的开支情况对大学的日常经费进行预算的做法。实名制国家财政券实施期间,国家按照高考成绩将学生分为五个等级进行拨款,各等级对应不同的拨款数额。高校获得国家拨款的多少不仅取决于招生的人数,更取决于生源的质量。为了获得更多的拨款,各高校不得不在提升教学质量、学校声誉和吸引学生方面做出努力。
其次,从以计划性分配为特征的拨款模式转为以竞争和绩效为基础的拨款方式。教育经费的使用效率越来越多地受到关注,大学的运作绩效成为拨款的依据。正如普京所做的指示,“有所侧重,保证成效显著的学校获得特别资助”。[6]2004年,俄罗斯对评选出的15~20所重点高校(ведущиевузыРоссии)和65~70所各专业重点高校(ведущиевузыРоссиипоспециальности)给予特殊的财政资助。2009年12月,俄罗斯评选出国立高级经济学院、莫斯科理工大学、喀山理工大学等12所高校作为国家研究性大学(национальный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иуниверситет),这些大学2009年~2018年每年将从联邦预算中获得18亿卢布的拨款。目前,俄罗斯拟出台新的高等教育质量评估指标体系,其教育质量结果将作为国家向高等学校拨款的依据。现任教育部长安德烈·富尔先科(ФурсенкоА.)指出,“所有通过认证的高校不受所有制形式的限制竞争获取联邦预算拨款———教育质量是绝对准则”。[7]各种类型的高校,包括非国立高校在竞争的基础上获得预算资金。1995年,依靠国家预算的国立和市立高校、收费的国立和市立高校、非国立高校三者获得联邦中央预算的比例分别为86.9%、8.2%、4.9%,而到了2004年三者获得的联邦中央预算比例变化为43.6%、41.5%、14.9%。[8]
二、地方政府加大的成本分担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俄罗斯高等教育地方化的实践取向日益明显。为克服苏联时期中央和地方之间权力天平过分失衡的弊端,俄罗斯开始划分联邦中央、联邦主体和市级地方自治机构的边界,重新配置中央和地方的高等教育事权。与这一进程相适应,在俄罗斯高等教育财政方面,改变前苏联时期由国家大包大揽的中央集权的财政政策,促使联邦主体、地区、市一级的政府承担一部分财政经费,以缓解联邦政府压力。随着国家分级预算体制的建立,俄罗斯政府高等教育领域的预算体制分为三级:第一级是联邦预算,第二级是联邦主体预算,第三级是地方预算。
一方面,预算收入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俄罗斯进行了分税制改革。《俄罗斯联邦税收体制基本法》和《税法典》将税种划分为联邦税、地区税和地方税,对各级预算收入进行了划分,在理论上使各级政府均拥有了与其事权相对应的财权。《俄罗斯联邦教育法》对俄罗斯联邦、联邦主体和地方自治机构在预算收入方面也做出了规定:俄罗斯联邦———确定教育拨款在联邦收入中的份额,编制联邦教育经费预算,筹集联邦教育发展基金;联邦主体———编制联邦主体在教育支出部分及相应的教育发展基金的预算,规定辖区内的教育经费拨款指标,规定地方教育捐税和教育捐款的权利;地方自治机构———编制地方教育经费项目的预算和相应的教育发展基金,制定和推行地方教育系统的经费指标,补充设立可促进教育发展的捐税和优惠项目。[9]这实际上规定了俄罗斯联邦主体和地方的一定教育预算收入自主权。俄罗斯联邦的财政安排实施的是以收定支的做法,这跟很多国家的以支定收有很大不同。联邦中央向联邦主体拨付的高等教育预算经费是按照下列公式计算的:B=(V/N)×Ni。其中,B为中央向联邦主体拨付的高等教育预算经费;V指中央高等教育预算资金总量;N指俄罗斯在国立高校就读的学生数量,Ni是指在某一联邦主体内国立高校就读的学生数量。从公式可以看出,联邦中央对联邦主体的高等教育拨款是按照大学生数量来计算的。按照这种计算方式,2005年应获得高等教育经费最多的是莫斯科,达到184.2亿卢布,而最少的是马加丹州,只有2,780万卢布。而实际上,莫斯科取得的资金比上述数字还要多112.7亿卢布,而马加丹州比既定数字还少230万卢布。[10]这样,各地区之间获得的高等教育预算经费差异很大。
另一方面,从预算支出来看,地区和地方政府在支付教育经费中的责任大大加强。1996年新修订的《俄罗斯联邦教育法》第42条规定,“通过竞争考试在国立机构免费接受国家教育标准联邦部分的高等职业教育,由俄罗斯联邦预算资金和俄罗斯各联邦主体预算资金按免费生招收数额(控制数字)拨付经费”。“在俄罗斯各联邦主体实施国家教育标准的地区成分,与此相关的大学生免费上学的费用随之由各俄罗斯联邦主体的预算资金予以支付”。[11]《俄罗斯联邦高等及大学后职业教育法》则进一步规定:“国立高等学校教育活动的经费依靠联邦预算拨款。如果地方拨款标准高于国家拨款,则补充拨款标准经费由地方预算解决。非国立高校的经费由其创办者依据双方所签合同拨款。国立高校的科研活动经费由联邦中央高等职业教育管理机关或这些高等学校所在地区的、管理该校的政府机关拨款。”[12]如此一来,地区和地方政府不仅承担了地方高校的财政拨款和当地初等和中等教育机构的财政拨款,而且也承担了国立高校的一部分拨款责任,这使得地区和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压力不断加码。
三、学生学费的缴纳
让学生及其家庭分担高等教育成本,并进一步加大成本分担的力度,最大限度调动私人资源支持高等教育的发展,成为近二十年来俄罗斯高等教育经费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趋势。《俄罗斯高等和大学后职业教育法》规定,在不影响高等学校基本活动的情况下,高等学校可以根据自己的章程在教育等领域收取费用。[13]自1995年俄罗斯公立高等教育开始实施收费教育以来,学费已经成为俄罗斯高等学校不可或缺的稳定经费来源。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俄罗斯高等教育学费呈现如下特点。
第一,学费标准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从本世纪初到2008年,地方院校的平均收费标准从932美元上涨到1,314美元,莫斯科高校的收费标准从1,896美元上涨到2,473美元,而莫斯科一些私立高校的学费从2,988美元上涨到4,688美元。[14]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所有高校的学费平均上涨了50%左右。这种增长态势已经远远超出了俄罗斯居民人均收入增长水平,因此,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学费负担比较大。针对这种情况,2009年12月7日,俄罗斯教育部出台了《关于向高校大学生提供国家贷款的决议》,用以缓解因缴纳学费而引起的教育公平问题。
第二,学费占高校收入比例逐步提高。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学费已经成为继国家预算拨款之后高校的第二大稳定经费来源。据2003年俄罗斯高等教育科学院对6个联邦主体的调查,家庭支出在高等教育服务中所占的比例从35%(沃洛格达州)到73%(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不等。以新西伯利亚大学为例,2002年学费占该校收入的63%,2003年学费所占比例居然占到了72%。[15]自2003年起,比起非国立高校,消费者更愿意为国立高校支付学费,这与近二十年非国立高校的迅猛扩张而带来的低质量有关。俄罗斯高等教育对个人成本分担依赖程度的逐步提高,已经引起了相关学者与专家的关注。
第三,收费生占在校生的比例逐步扩大。尽管1992年《教育法》规定,收费生占学生总数的比例不能超过25%,但在实际操作中,越来越多的高校打破了25%的限额。后来,俄罗斯教育部取消了原定的25%的限额,规定“原则上,俄罗斯的高校可以招收70%的收费生”。自1995年以来,公费生比例一直处于下降趋势,而收费生所占比例则呈现逐年上升势头。2001年以前公费生还占压倒性优势,而到2005年就和收费生的比例基本相当,到2008年公费生已经下降到46.0%。而收费生1998年只占21.8%,到了2006年收费生已经超过公费生,2008年收费生占在校生的比例为54.0%。[16]
第四,留学生的学费收入大幅提高。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加大了招收国外留学生的力度,高校开展赢利性、市场化的跨境高等教育活动日趋活跃,并向海外学生收取部分培养成本或提高学费水平以及生活费,教育出口和教育服务得到扩大。2003年8月,俄联邦政府通过了《关于修改学位授予条例》,将外国公民列入“自然人”的范畴,承认经过鉴定的所有国家颁发的文凭,向所有国家的公民打开了留学俄罗斯之门。到俄罗斯留学的外国学生以亚洲和非洲国家的学生为主,由于俄罗斯传统的高等教育声誉较高,其在教育出口和教育服务的国际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2006年,俄罗斯占全球留学生目的国市场份额的2.6%,成为继美、英、德、法等国之后的第八大世界留学生目的国。为进一步扩大教育出口,《2006年~2010年俄罗斯联邦专项教育发展规划》提出将外国留学生在大学生中所占的比例,由2006年的1.5%提高到2010年的1.8%。
四、高等学校的企业性活动
在高等学校经费缺口依然很大的情况下,俄联邦政府积极鼓励高等学校从事企业性活动,多渠道筹集自己所需经费,并给予必要的自主权。俄罗斯高校逐渐趋向于使用不同来源的混合财政策略,其企业性活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有偿教育服务。
《俄罗斯联邦教育法》规定,国立和市立教育机构有权为居民、企业、机构和团体提供相关教育大纲和国家教育标准之外的有偿补充教育服务。主要包括:为俄罗斯大学生和外国学生提供的教学活动;博士和硕士的培养;第二专业和第三专业的教学;预备班的教学;对中学生和中学毕业生的评价活动;教学课程的答疑;辅导补习;再培训和提高技能活动;在教学大纲之外深化某些课程的研究;包括小组、俱乐部、集体授课形式的补充性教育活动;个性化教学方案等。[17]提供有偿教育服务不局限于非国立高校,国立高校和自治的非商业性组织在有偿教育服务市场的作用也很大。例如,莫斯科国际经济、信息、财政和法律学院开设了包括世界经济、消除危机管理、信息系统等16个专业,按照国际的IMS标准技术,通过网络提供部分课程,并收取相应费用。
2. 有偿学术活动。
主要包括:智力财产的建立和转让;学术服务的提供;在竞争的基础上完成科研活动等。产、学、研合作是高校企业性活动的重要方面。高校以专业知识为依托,以市场急需的产品为生产对象,以与企业签署严格的经济合同为手段,获得收入,并将之用于教育再投入。一些科研实力较强的大学利用自身的专业优势独立或合作从事工商业活动,开办工厂,转让科研成果,建立“教学—科研—生产联合体”等。如,莫斯科大学在1992年成立了莫斯科大学科学园有限公司;1991年创建的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是典型的大学、企业和国家事业单位三位一体式的学校,其中尤科斯公司占最大的经费投资比例;莫斯科银行学院和各大银行联合培养银行金融业方面的“专家”;国际酒店管理和旅游学院与“宇宙”、“乌克兰”、“总统酒店”等莫斯科顶级大酒店联合培养酒店经理人员。
3. 其他有偿活动。
主要包括:出售工厂、财产、商店、印刷厂、饮食机构等;供应和维修仪器、电脑、房间、通讯设施;提供保障学生营养、居住、医疗和文化服务等方面的活动;提供保障学校工作人员后勤服务的活动;提供图书馆、交通和计算技术服务。甚至包括:生产日用消费品;建立汽车停靠处和汽车库;修理日用电器;提供日常服务;提供中介服务;举行展览;获取有价证券;将现金存入账户;出租学校的资源;根据法庭判决获得财政罚款,等等。根据法律规定,财产所有者确认高校对楼房、建筑、财产综合体、设备以及消费性、社会性、文化性财产进行业务管理。奥莱尔国立技术大学的教育研究与革新联合体通过把教育研究和工业融合在一起,在七年时间里使学校的固定资产增加了170多倍。秋明国立石油天然气大学大力加强企业合作,非预算经费在经费总额的份额从1998年的75%上升到了2002年的85%。[18]
在高校的收入构成中,1992年~1999年企业性活动收入一直呈上升趋势,其增长速度已经赶超教育预算的增长速度。1992年高校来自这方面的收入占7%,1993年、1994年、1995年所占的比例分别增加至13%、15%、25%。[19]2000年~2007年高校的企业性活动收入的绝对数量分别为465亿、612亿、758亿、906亿、1,240亿、1,480亿、1,930亿、2,400亿卢布,陡然上升的趋势非常明显。[20]目前,一些大学有一半甚至更多的收入来自企业性活动。
五、国内外社会的捐赠与资助
国内外社会捐赠与资助是俄罗斯高等教育经费的又一重要补充来源。2001年《俄罗斯联邦高等职业院校的标准条例》规定,高等学校的收入来源包括自然人和法人以及外国人的自愿捐赠和专项资助。
首先,获得世界银行贷款是国内外资助的重要渠道之一。1994年,俄罗斯获得的第一笔世界银行贷款为4,000万美金,用于金融干部与管理干部的培养。1998年,世界银行贷款7,100万美元给俄罗斯,资助其实施《教育发展创新草案》,其中的3,950万用于俄罗斯高等教育系统,优先资助三个领域:第一,70%的贷款用于俄罗斯高校在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的发展;第二,20%的贷款用于完善高校管理方面;第三,资助社会科学领域学术性及其他方面活动。2001年,世界银行拨款5,000万美元给俄罗斯,用于资助其教育系统改革的进一步推进。俄罗斯政府委托国家干部培养基金实施具体方案,由财政部和初等、职业教育部监督执行。
其次,争取社会捐赠成为大学应对经费紧张挑战的重要策略之一。《2006年~2010年俄罗斯联邦教育专项发展规划》明确要求,2006年~2010年每年高校的社会捐赠相对于2005年的增长比例分别要达到2%、5%、6%、7%、10%,高校从商业机构和非商业机构获得资金的比例要从2006的5%提高到2010年的10%。为了鼓励社会各界向教育系统投资,俄罗斯制定专门的税收优惠方法,对那些为教育系统发展而进行资金投入或实物投入的企业、机构、组织和个人(包括外国公民)提供税收优惠。国家领导人,包括普京、梅德韦杰夫、前教育部长菲利波夫和现任部长富尔先科多次发表演讲,敦促企业、组织和个人对教育投入资金,加快教育领域的市场机制建设。截至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和私人非商业性机构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支持教育。其中,俄罗斯最大的尤科斯石油股份公司每年拿出巨额资金资助各种层次的教育,2005年曾支持俄联邦教育因特网建立50个网络教育中心,有5,000万俄罗斯教师在这里接受培训。同时,俄罗斯还寻求在国外的侨民和国内的跨国公司对高等教育进行捐赠。
为了加强对教育捐赠和资助的规范管理,俄罗斯还成立了一系列的非商业性教育基金组织,吸纳并合理分配社会资金,例如,约翰与凯特琳基金(ФондДжонаД.иКэтринТ.Макартуров)、俄罗斯国家干部培养基金(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фондаподготовкикадров)、俄罗斯人文学术基金(Российскийгуманитарныйнаучныйфонд)、乌拉基米尔·巴塔宁慈善基金(БлаготворительныйфондВладимираПотанина)和季娜斯季亚非商业计划基金(ФонднекоммерческихпрограммДинастия)等。从近十年的情况来看,基金组织在吸纳国内外社会捐赠与资助方面的作用日益扩大。以季娜斯季亚非商业计划基金为例,2003年~2009年获得社会捐赠的数额分别为2,360万、6,910万、10,180万、10,600万、12,530万、19,140万、24,130万卢布。[21]
尽管目前社会捐赠在高校收入中所占比重较低,但是由于它正处于不断上升趋势,已引起大多数俄罗斯高校管理者的重视。
摘要：苏联高等教育经费模式被学者普遍认为是纯粹的由国家包办的官僚控制模式的典型代表。苏联解体以后的二十年来,由于经费的急剧短缺,俄罗斯高等教育领域进行了经费多元化改革。联邦政府的市场方式拨款、地方政府加大的成本分担、学生学费的缴纳、高等学校的企业性活动以及国内外社会的捐赠资助成为俄罗斯高等教育经费的多种来源。
公立高等院校 篇7
关键词：西南联大,高水平公立高等学校,办学经验
一、西南联大的历史发展
1937年抗日战争打响, 对我国高等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为躲避战事, 先是迁至湖南长沙, 又在1938年4月西迁至昆明, 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直至1946年解散为止, 在八年战争状态下创造出极大的教育成就。据统计, 从1938年至1946年, 毕业生中有1000多人先后成为国内外诸多领域知名度颇高的院士、高级教授和研究人员、高级工程师、高级记者、诗人、作家、总经理、高级法官和政府高级官员[1]。
在严酷的战争环境和艰苦的生活环境下, 经历了“教育界的长征”, 为什么西南联合大学能够在逆境中发展, 培养出如此多的优秀人才, 创造出如此多的文化成果, 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正如对西南联大研究了十几年的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史学教授约翰·依色雷尔说的那样, “西南联大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思的一所大学, 在最艰苦的条件下, 保存了最完好的教育方式, 培养了最优秀的人才, 最值得人们研究”[2]。研究西南联合大学的成功办学经验, 对当今我国高水平公立高等学校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二、西南联大的成功办学经验
罗海鸥、刘志文在《提升联合办学水平的三条纽带》一文中提出, 维系一所大学生存与发展的应该有资源、制度和精神三条纽带, 其中资源包含人力和物力[3]。本文从这三个方面对西南联合大学的成功经验进行分析。
(一) 资源层面。
1. 一流的校长与教师
彼时,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的校长分别是蒋梦麟、梅贻琦和张伯苓。蒋梦麟就读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的时候, 师从教育大师杜威, 主张发展学生个性;张伯苓一手创办南开系列学校, 重美育、体育和公能教育, 毕生都奉献给了南开;梅贻琦是首批庚子赔款的留学生, 巧合的是, 他正是张伯苓创办的南开中学的第一期学生。这三位中国历史上的著名校长, 无论在教育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给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作出了很多贡献, 同时他们高尚的人格也影响了一代学生。
梅贻琦有这样一句名言:“所谓大学者, 非有大楼之谓也, 有大师之谓也。”因此, 在主持联大校务期间, 他十分注重教师的任用。据统计, 西南联大179位教授中, 97位留美, 38位留欧陆, 18位留英, 3位留日, 23位未留学[4]。朱自清、闻一多、钱钟书、陈寅恪、冯友兰、刘文典等“大家”都曾经任教于西南联大。梅贻琦先生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学校犹水也, 师生犹鱼也, 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 小鱼尾随, 是从游也。从游既久, 其濡染观摩之效, 自不求而至, 不为而成。”正如梅贻琦先生话中所说, 西南联大有这样优秀的老师给学生做模范, 学生怎么会学不好呢?
2. 物质的匮乏
抗日战争年代, 物质匮乏、战火纷飞, 许多卷宗都在战乱中丢失或损毁。北大、清华和南开的师生不远万里到昆明, 只为了躲开战事前线, 老师专心做学问和育人, 学生专心学习。这一路上的艰难险阻想必是如今的我们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到的。但是,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下, 师生们还是携带了许多书籍, 在战乱年代保留了一批珍贵的学术成果。
西南联大初建, 下无寸土、上无片瓦, 只能借助昆明现有学校的校址。著名作家林语堂先生参观西南联大时说了这么一句话:”西南联大物质生活不得了, 极其艰苦, 但是精神生活, 了不得!”[5]西南联大的师生经常受日军的空袭, 校舍由于经常遭受空袭而损毁, 导致课程被迫中止, 很多人甚至认为学校无法按时复课, 但是在梅贻琦先生的要求和带领下, 迅速修复损毁校舍, 并寻找备用校舍, 在最短时间内令学校重回正常秩序, 不得不令人敬佩。
(二) 制度层面。
1. 民主制度和教授治校
联大根据三校合组的实际情况及1929年国民政府颁布的《大学组织法》规定, 联大不设校长, 由三校校长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和秘书长杨振声组成常务委员会, 梅贻琦任常委会主席[6]。梅贻琦认为教授与校长相比, 校长固然重要, 但不过是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椅子、凳子的人, 最重要的是教授。因此, 西南联大确立了以教授为代表的教师在学校的主体地位。学校各级管理部门都由教授担任要职, 陈立夫担任教育部长时, 多次想从校外委派专职的国民党职业政客担任西南联大的训导主任, 均被联大以教授治校是三校的一贯传统必须予以尊重为由而婉拒[7]。
校务委员会制度充分考虑了三所高校的需求, 避免了一些矛盾和冲突, 教授治校更是在战火中给了这些大师们最充分的尊重和敬意, 让他们更热爱学校, 投身于学校发展。拒绝政府的插手, 防止被政治左右, 更是实现了蔡元培先生的愿望, 让师生有了更自由的发展空间。
2. 学术自由
西南联大学术自由的理念既体现在学生的行为中, 又体现在教授身上。一二·一惨案发生后, 联大校友会发布告全国同胞书, 其中写道:“联大师生要不惜牺牲争取民主。”[8]
学术自由令西南联大一批重要的学术成果得以问世。如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 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 冯友兰的《新理学》等。据统计, 八年来西南联大出版、编印各类教材、参考书、著作共150部, 其中被采用为部定教材的有25部。在1941~1945年间, 获教育部学术奖一、二等奖的占总数的40%以上, 涵盖文理法工各科[9]。
西南联大的学术自由精神和教授治校是分不开的, 正因为西南联大这么一批有学术自由精神的教授, 而学校又给予了他们充分的自由和权力, 使他们有了为学术自由而据理力争的坚强后盾, 更进一步促进学术自由地发展。
3. 通才教育
西南联大将“通才教育”贯彻到教学实践的基本思路是:大学的首要任务不仅给学生以专门技术知识或职业训练, 而应给学生广博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方面的综合基本知识[10]。联大的通才教育体现在课程安排上。联大的必修课大都开在一二年级, 到三四年级绝大多数课程都是选修课, 选修课的比重较大, 一般占到总学分的60%以上[11]。这种“先通后专”的教育不仅能够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为后期专业课学习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又不放松专业方面的培养, 因此才能培养出一位位全面发展的专才。
(三) 精神层面———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主义精神。
战火纷飞的年代, 面对外来侵略者, 每一个中国人都怀揣着一颗赤诚的心, 西南联大的师生亦是这样。昆明虽然不是战火的前线, 也经常被空袭搅得不得安宁。为了人身安全着想, 同时也因为校舍短缺, 西南联大许多教授住在离教学处很远的地方。学生的生活十分艰苦, 有学生回忆, 一间大教室里住几十个人, 下雨的时候没有一处不在漏水。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 西南联大的师生就是这么坚持了下来。试问, 如果不是抱着一颗热切的爱国之心, 不是有着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 这样的苦难又有谁能熬得过去呢?虽然西南联大的师生在那个年代没有直接拿起枪杆走到战争的前线, 却一直用他们的热血、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在后方声援, 在战争后为祖国建设带来了丰富的人才和资源。
三、对我国高水平公立高等学校的建设的启示
(一)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重视校长的作用。
西南联大的师资是有目共睹的, 令如今我国大部分大学都难以望其项背。我国大学并不是没有认识到师资的重要性, 事实上, 各大高校都在重金招聘名师。但是高校在招聘教师的过程中过于看重教师的文凭、职称, 令很多有才之士求职无门, 而一些教师进入高校以后, 迫于学校压力, 又疲于应付一系列职称评选, 发表学术成果, 虽然也许对科研有一定程度上的帮助, 却令教师无力专注教课, 学生自然无法获得老师的真传。因此, 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并不是简单地招聘有学识的教师, 更重要的是应该打造一支优秀的教学队伍, 高校要重视科研, 但是不能忘了教学之本。
西南联大名师多, 流派却不尽相同。如今我国若想建立高水平的公立高等学校, 就要像西南联大那样兼容并包, 允许教师有自己的学术信仰, 不同流派之间互相切磋, 自由论辩, 营造自由良好的学术氛围。
目前, 我国高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校长在高校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现阶段我国大学校长多是政府任命, 这是暂时无法改变的制度和事实。因此, 校长不能只关注“政绩”, 而应该潜心于“治学”, 校长要多听师生的意见, 多为师生考虑, 深入学校大群体中。
(二) 自由民主的管理。
“无规矩不成方圆”, 高校从教师到学生再到管理人员, 数量庞大, 如果没有良好的管理制度, 学校陷入无序状态, 便不能保证日常教学与科研活动。在大学里, 教师和学生毕竟是主体, 因此教学管理活动应当以他们为中心, 让师生有发言权, 而不仅是行政领导“一言堂”。西南联大的委员会制度和教授治校, 体现了校内管理的自由和民主。若要建设高水平的公立高等学校, 就不能过分压制师生的权力, 如果让教师和学生都丧失了活力, 高校如何能够永葆活力呢?
无论大学如何发展, 学术活动都应该是大学的中心任务, 学术的发展需要自由民主的氛围, 这样师生才能潜心于学问。同时, 只培养技工类专业人才是职业学校所做之事, 高水平大学培养的应该是全面发展的专业人才。这些人才间的自由交流与沟通能进一步促进学科之间及专业内部的知识交流, 促进本学科、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发展, 从而提高大学的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因此, 高水平大学需要“学术自由”和“通才教育”。
(三) 良好的校园精神文化构建。
西南联大处于抗日战争时期, 那时最好的校园精神文化就是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精神, 而如今高水平大学仅仅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当今社会, 办大学就是办文化。文化的传承、创新是大学生存与发展的根本之道[12]。校园精神文化建设是校园文化建设的核心, 主要体现在校风、教风和学风这三个大方面上。值得注意的是, 校园精神文化不仅仅是一个口号, 应该融入校园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融入学校每一个人心中。在苦难中、逆境中, 正是有了这样的精神文化支撑, 使人们越挫越勇、激流勇进。因此, 校园精神文化建设是我国高水平公立高等学校建设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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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高等院校 篇8
关键词：美国,公立高等院校,内部问责制,专业主义视野
高等教育问责制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成为世界高等教育改革的一个热点问题。美国公立高等院校通过采用高等教育问责制来有效回应高等教育利益相关方的责任与诉求,这也顺应了高等教育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内在需要。其中,美国公立高等院校内部问责制逐渐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管理的重要手段及制度。研究专业主义视野下的美国公立高等院校内部问责制的内涵、理论基础及实践意义,可以加深外部群体对高等院校内部问责制复杂性的理解,并以更加理性的态度来反思和追寻高等院校问责制的发展方向。
一、美国公立院校内部问责制的提出及内涵
1972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教授肯尼斯(Kenneth P.Mortimer)在其著作《高等教育问责制》(Accountability in Higher Education)中首次提出了高等院校“内部问责制”(internal accountability)的概念。肯尼斯认为,高等院校内部问责制是学院与大学的内部政策决议,是学院与大学理事会迫于外部的压力而授权管理学校行政人员、教师和学生的行为,在这一管理过程中,学院与大学理事会拥有终极权威,并对学校的绩效负有责任(accountable)。[1]20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格拉汉姆(Patricia Albjerg Graham)、马丁·特罗(Martin Trow)、约瑟夫·伯克(Joseph C.Burke)等人进一步发展了“内部问责制”的概念。美国高等教育问责制主要指向公立高等院校,由于私立院校没有接受政府的拨款和绩效考核,所以政府对私立院校的管理权限较小。
本文认为,美国高等教育内部问责制是指美国公立高等院校为了承担大学的责任,通过在大学内部建立一定的规范和管理机制,通过特定的途径和方法(如绩效报告、院系审查等),主要向大学的董事会,有时也包括向大学的“持股者”(如大学的经费支持者、家长、州教育委员会)主动报告、解释、证明和回答有关学校内部教育质量、教育资源使用及效率等情况,是学校以改进和完善为目的的自我评价监督过程与学校内部质量保障的自觉行动。公立院校通过内部问责制履行大学的责任,内部问责的基本理念是提升高等院校的自主管理质量与内部教育质量。
二、专业主义视野下美国公立院校内部问责制的理论基础
专业主义视野下的美国公立院校内部问责制主张问责制是一种由学校专业人士控制的问责模式,通过学校学术评议会、教师或专业化社会组织来对教师的行为、学生的学业成绩以及教师的人事绩效方面进行问责,教师的业绩和学生的成绩被认为是能真实代表学生进步和学校发展的核心指标。美国高等教育问责制最早由中小学问责制运动掀起,因此,研究美国公立院校问责制的理论基础必须追溯到美国公立中小学问责制的理论,代表人物主要有美国学者布伦达·纽曼(Brenda Neuman-Sheldon)、理查德·艾尔默(Richard F.Elmore)以及约瑟夫·伯克。他们分别从各自的理解出发,对美国公立院校内部问责制的专业控制特征进行了阐述,由此形成了美国公立院校内部问责制的专业主义理论。
(一)布伦达·纽曼的“问责制框架”(account-ability frameworks)
美国教育政策中心的教授布伦达·纽曼认为,问责制在美国公立学校是一种微妙的平衡。布伦达·纽曼通过对美国密歇根州公立学校问责制的研究发现,“密歇根教育评估计划”(Michigan Educational Assessment Plan,MEAP)成为公立学校绩效表现的“指示器”(indicator),成为密歇根州公立学校问责的典型代表。布伦达·纽曼建议将公立学校问责制视为一种过程、结果和关系进行研究,因此他将问责制表述为“问责制框架”(accountability frameworks)。布伦达·纽曼的“问责制框架”由“规范性的导向”(normative orientation)和“技术要素”(technical elements)组成。“规范性的导向”的社会决策表征涉及到对谁问责、什么内容、教育组织和行动者谁被问责等,“规范性的导向”决定了问责制“技术要素”的特点;“技术要素”主要表征为问责制中操作的层面,例如,问责制主体与对象、评价标准或绩效规范的确定、绩效指标的内容、问责制的奖惩、改进措施等。
布伦达·纽曼在1998年美国教育研究协会年会(the 1998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上指出,美国历史上的公立教育问责制主要受到三种问责制模式的影响:民主问责制(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专业问责制(professional accountability)和市场问责制(market accountability)(详见下页表1)。布伦达·纽曼解释了三种问责制内涵:[2]
(1)民主问责制(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学校通过政府机构预设的公共目标选举和任命学校管理人员,问责的规章及制度由外部创建,由校内的教师实施。
(2)专业问责制(professional accountability)。学校在支持教师专业自主发展和自主决策的基础上组织问责,问责的标准由专业的团体,例如教师决定。
(3)市场问责制(market accountability)。学校在尊重消费者选择的基础上组织问责,消费者可以自由选择各种学校,以此来满足特定学生或团体的需要。
布伦达·纽曼指出,传统的公立学校民主问责制和以市场为导向的学校问责制由于无效(ineffectiveness)和反应迟钝(unresponsiveness)而饱受批评。新的改革方向在于公立学校应放松管制和官僚似的管理,加强更高标准的自我问责制(self-imposed accountability)。布伦达·纽曼继而提出“专业发展学校”(professionaldevelopmentschools,PDS)的概念,他认为“专业发展学校”旨在通过专业问责制提升学校的绩效。“专业发展学校”的发展依靠两个基本假设:(1)在一个由学校和大学实践者组成的跨机构合作模式里,研究与反馈都是为了更好地指导实践;(2)专职教育工作者应承担起教育改革规划的主要任务,“专业发展学校”从理论上受到专业标准的“最佳实践”的问责,而这些专业标准是由教师及其大学合作人制定的。
资料来源:Brenda Neuman.Accountability and Competing Reform Strategies:Michigan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Charter Schools[J].Paper Prepared for the 1998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San Diego,California April 15,1998:1~25.
(二)理查德·艾尔默的“问责制模式”(models of accountability)
美国哈佛大学研究生院的教授理查德·艾尔默是研究公立学校问责制较有代表性的学者之一,在研究问责制时首先提出“专业发展”(professional development)的概念。著名教育学者加里·芬斯特曼彻(Gary D.Fenstermacher)和戴维·伯林(David G.Berliner)曾指出,“专业发展”是指通过特定的方法和途径来提高教育工作者的职业知识和技能。[3]理查德·艾尔默认为,“专业发展”这一概念在专业术语中应区别于“职前教育”(pre-service education),它是发生在教师及其教育工作者的日常教育活动中的;在实践中,“专业发展”涵盖了大量的专业发展活动。例如,一些有很强针对性的特殊教育课程、教学短期实践、课程现场模拟讲习
理查德·艾尔默认为,美国公立学校的工作正慢慢变得复杂与艰巨,公立学校组织在很大程度上是静态的和僵硬的,如果外部力量硬推这样的刚性结构,必然会打破这种结构,伤害学校里面的人员,这便是美国公立学校的危险状态。[5]理查德·艾尔默指出,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很简单——学校正处于被问责的状态,学生们必须有高水平的学术表现,而学校和教职工们必须保证他们的学生,而且是全体学生,达到这样高水平的学术表现。问责制的形式往往千变万化,包括高风险的学生测试、关闭或重组薄弱学校、政府接管薄弱学校和学区等。不幸的是,公立学校系统并未对问责制做好充分的准备,并未将这种压力转换成有意义的工作来提高学生的绩效表现,公立教育的未来便显得很危险。随着问责制在美国公立教育系统的加强,公立学校被要求参与到系统性的问责制中,突出表现为不断改进学生的受教育质量和测量学生的学业表现,而在很多公立学校,已经有专业人员专门从事这样的工作。
理查德·艾尔默认为,美国学校的组织文化如同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一样,教师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独奏者”(solo practitioners),他们彼此孤立地工作,并被严厉禁止接触到做同样工作的人。普遍的假设是,教师必须在进入教室之前就应知道如何教学,而教师的学习主要来自于他们在教学中的经验。这通常意味着他们对自己所能达成的与学生学业成绩相关的期望有所降低,学校作为一种组织在这时看起来是敌对的或不支持他们的工作。这就要求教师成为教育管理者。然而,行政工作往往很难与教学的内容发生联系,因此教师必须在外部侵扰中孤立地工作。学生对学习的期望取决于教师的这种独奏模型。教师们为了晋升和增加薪水通常累积他们所授大学课程的学分,虽然这种工作与他们的日常工作是无关的,但却反映了整个组织的实际绩效表现。于是,一个以绩效表现为基础的问责制体系(a performance-based accountability system)逐渐形成,并成为一种文化。
理查德·艾尔默从技术、市场与专业的观点阐释了问责制的三种模式(详见表2):
(1)技术模式(technical models)。技术模式问责制主张学校的教学与领导惟有掌握科学的核心技术,才能促进学校改善。因此,技术模式问责制必须建立清楚的目标、定义绩效表现指标,然后收集客观的绩效资料以利于下一次计划的参考。
资料来源:R.J.S.Mac Pherson.Educative Accountability:Theory,Practice,Policy and Rresearch in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M].Oxford,U.K.:Pergamon Publishers,1996:8.
(2)市场模式(market models)。市场模式问责制是一种以顾客为导向的观点,市场模式问责制认为,教育工作者必须对其顾客(学生、家长、社区成员)负责,学校应透过政治、市场与管理机制来改善质量。
(3)专业模式(professional models)。专业模式问责制赋予教育工作者与领导者更多的专业发展、参与决策与专业自主的机会,学校的办学品质应有专业人员改善。
理查德·艾尔默认为,问责制的参与者必须是专业人士(professionals)。[6]政策制定者和公众普遍认识到,基于绩效表现的公立学校问责制的核心问题是教师的知识和技能,这正是专业教师的优势所在,这也预示着一种新型问责制的来临——内部问责制(internal accountability)。理查德·艾尔默认为,低绩效表现学校的问题正是他和他的同事们研究的“内部问责制”的问题。如果学校缺乏内部激励机制和相关措施的学习,这势必会影响学校的教育质量。在理查德·艾尔默和他的同事们的研究中,只有高质量的内部问责制才能直接反馈回学生的学习表现,因此理查德·艾尔默成为支持内部问责制的研究者之一。
(三)约瑟夫·博克的“问责制模型”(account-ability models)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教授约瑟夫·伯克建构了由“国家优先权”(state priorities)、“学术问题”(academic concerns)和“市场力量”(market forces)组成的“问责制三角形”(the accountability triangle)。约瑟夫·伯克主张,无论是公立高等院校还是私立高等院校都无可回避地要对“国家优先权”、“学术问题”与“市场力量”负责。[7]约瑟夫·伯克认为问责制是一个多维的概念,包括向上问责(up ward accountability)、向下问责(downwardaccountability)、内部问责(inward accountability)和外部问责(outward accountability)。向上问责代表了下属对上级的传统关系,是一种过程的、科层的、法律的或垂直的问责;向下问责强调代理人在参与性决策中向下属负责或指高等教育中的学院管理;内部问责在组织中经常由专业人士控制,集中作用在于专业或道德的标准,如在大学和学院内部的问责制成为专业的问责;外部问责意味着要对外界的顾客、利益相关者、支持者做出回应,主要指市场和政治问责。约瑟夫·伯克据此提出了他的“问责制模型”(accountability models)(详见表3)。
约瑟夫·伯克认为,每一种问责制模型都有其独特的途径、代理者、目标等,每一种模型都需要一定的条件才能实施,如专业问责制模型在高等院校中必须在自治的环境中才能得以完成。高等院校内部问责制带有鲜明的专业性倾向,是一种传统的“资源-声望”(resource-reputation)型思维路径,强调高等教育对学术资源的专业控制,鼓励通过扩大投入的方式,如招收高质量的学生,吸引优秀的教师以及募集更多资金,来维持学术标准和社会声望。
三、专业主义视野下美国公立院校内部问责制的实践意义
作为一种内部治理制度,专业主义视野下的美国公立院校内部问责制对高等院校的自主管理和质量提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一)专业主义视野下的美国公立院校内部问责制是高等院校自治的基础
自从问责制在美国公立高等院校诞生之日起,就伴随着问责与自治的双重拷问。专业主义视角下的美国公立院校内部问责制在学术管理委员会的学术层级中运行,它通过学校教师或专业化社会组织来对学校进行问责。专业控制模式的重要特点就是自我报告和评价,学校要对外部的评议要求做出反应,同时还要保持和延伸自己的专业独立性,高等院校尤其要紧紧地掌握自治权。首先,专业主义视野下的内部问责制与自治有着同样的目标。专业主义视野下的内部问责制试图从专业主义的角度对高等院校内部的教育质量及运行效率进行调查。专业主义视野下的问责制实质上是内部问责与自治,问责的焦点是学术质量,目标是为了提升高等院校内部的教育质量与自治程度。其次,对于问责的结果没有奖惩,只作为改进工作的参考,这可以视为一种自治的权利,是高等院校高度自治的体现。根据美国堪萨斯大学公共管理系的巴巴拉·罗姆泽克(Barbara S.Romzek)教授的观点,专业问责制属于高等院校内部问责,是高等院校高度自治的体现(详见表4)。专业问责反映在自治能力较强的高等院校的工作安排上,政治问责反映在利益群体关注的决定或选择上,如选举官员。巴巴拉·罗姆泽克还指出,高层次的问责制度模式没有低层次的问责制度表现得明显,高层次的问责制度没有明确的规则,如专业问责,它表达了对专业知识的尊重,专业控制视角下的内部问责制是高等院校自治的基础。
资料来源:Joseph C.Burke.Achieving Accountability in Higher Education:Balancing Public,Academic and Market Demands[M].San.Francisco:Jossey-Bass Press,2005:12~13.
(二)专业主义视野下的美国公立院校内部问责制是教育质量保障的重要制度
专业主义视角下的美国公立院校内部问责制是学校以改进和完善为目的的自我评价监督过程与学校内部质量保障的自觉行动。首先,在高等院校内部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中,最根本的作用机制是问责机制,专业问责制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美国公立高等院校内部教育质量的提升。[8]高等院校在本质上是一个学术组织,其核心责任是学术责任,学术责任体现在高校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以及文化传承等各项活动之中。专业主义视野下的美国高等院校内部问责制的出发点和目的围绕着学术责任开展,是高等院校为维持和提高自身教育教学质量而主动采取的全部有计划、有组织的系统管理过程,是高校作为一个自主发展的学术自组织,运用科学有效的管理方法与评价机制的具有自我改进、自我约束、自我发展功能的教育教学质量管理系统。其次,构建高等院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是大学自身践行责任的过程。构建高等院校内部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是对其责任意识的回应,根本目的不是为了追究责任,而是为了使得大学更加以自觉的责任意识来开展教育教学工作。学校内部的专业问责制侧重于内部奖励和改进实践,内部问责制没有奖惩,只作为改进学校内部教育质量和机构效率的依据。学校内部的专业问责制允许外部审查的介入并对学校的绩效进行审查,包括对教师职业的审查,通常外部审查会对学校的治理结构、教师与管理人员等提出修正意见和申诉程序。专业内部问责制赋予教育工作者与领导者更多的专业发展、参与决策与专业自主的机会,学校的办学品质应由专业人员改善。据此得出,构建高等院校内部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是大学内部问责制度的应有之义。
资料来源:Barbara S.Romzek.Dynamics of Public Sector Ac-countability in An Era of Reform[J].International Reviews of Administrative Sciences,2000(1):21~44.
四、专业主义视野下的内部问责制是美国公立院校问责制的发展趋势
综上所述,布伦达·纽曼、理查德·艾尔默、约瑟夫·伯克所主张的专业主义问责制实质是一种“内部问责制”,是高等院校系统内部学术机构的自我问责和规范,这恰恰是高等院校自主和自治的表现。专业主义视野下的美国公立高等院校内部问责制的核心理念是构建高等院校内部教育质量保障体系,这将成为高等公立院校问责制的发展趋势之一。
专业主义视野下的美国公立高等院校内部问责制的建立与发展,将成为世界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与高等院校问责制发展的新趋势。不可否认,当前高等院校多种问责制的存在是高等教育质量得以提升的必要条件。正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公共政策学系的教授大卫·克里普(David L.Krip)指出,“问责制框架”并非是独立存在的,很少有学校只采取一种模式的问责,事实上公立学校的问责是多维度,并相互影响的,而对于某一种模式的侧重是一种权利分配的体现。美国学者达林·哈蒙德(Linda Darling-Hammond)认为,“问责制框架”虽然试图满足公立学校政治、法律、官僚、专业、市场等方面不同目标,但总是有所侧重的。每一种模式的问责都存在局限性,混合形式(hybrid forms)的运用是公立学校选择的最佳方案。
专业主义视野下的美国公立高等院校内部问责制作为一项必要和有效的工具,对高等院校的管理产生了强大的功能作用。传统的政府控制模式和市场控制模式的问责制强调对政府或对市场负责,学校管理主体的责任和义务就是执行规则,而无需对结果承担必要的责任,这两种模式所导致的必然后果是学校管理责任机制的缺失和管理主体责任意识的淡薄。专业视野下的美国公立高等院校内部问责制主张问责制是一种由学校专业人士控制的问责模式,学校学术管理委员会、教师或专业化社会组织成为学校问责制的主体,强调对教师的业绩和学生的成绩负责。专业模式问责强化了高等院校管理的责任机制与管理主体的责任意识,是衡量高等院校教育质量水平最好的尺度之一,代表了美国高等院校问责制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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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高等院校 篇9
高教法中明确,高等学校是依法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经济上实行独立核算。资金是企业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必要条件,教育也不例外,高等学校要考虑其生存和发展,就不能不重视财务问题。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赵定勇副教授以立项建设的100所国家骨干高职院校为研究对象,对2009年骨干院校办学经费即总收入结构进行实证分析后的数据显示,政府财政投入占47.6%,学费收入占41%。《中国职业教育发展报告2012》显示,高职院校事业性收入(学杂费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东部11省市平均为45.25%,中部8省平均为51.1%, 西部12省市区平均为38.89%(其中西藏22.31% 、青海27.05% 、新疆23.14% 、内蒙古33.12%、宁夏30.09%)。可见,高职院校的财政拨款和事业性收入的两元结构明显,事业性收入依存度高,国家骨干高职院校和西部民族地区高职院校的政府财政投入大于其事业性收入,而对绝大多数高职院校而言,事业性收入替代财政资金起着稳定支撑的基本保障作用。
不同于研究型学术性大学,公立高职院校的科研收入、校属经济实体收入在财务上的重要性不大,专项资金拨款、科研经费拨款、学生奖助学金等需专款专用,只是一种代收代付的收支活动,属于转移性收支范畴,而化债资金属于例外事项,不作为财务分析的因素,综合资金流的性质与稳定性, 公立高职院校的收入类型可以划分为预算内财政经费拨款、学费住宿费收入、其他收入(预算外财政资金、上级补助、经营收入、其他)三大类。
基本建设支出不属于经常性开支, 校与校之间没有可比性,在这里不计入分析范畴,则公立高职院校的办学成本类型可以分为教学成本(专任教师成本、教学经费)、管理成本(管理人员成本、管理费用、财务费用、招生就业费用与离退休人员支出)两大类。
在公立高职院校的总收入中,因科研实力和社会服务能力较差,科研经费收入筹集能力较弱,专款专用的转移性收支的大小并不影响财务效益, 不考虑转移性收支问题,预算内财政经费拨款一般会逐年增加;稳定事业收入的前提是稳定招生规模, 在就业与招生的市场化导向、地方本科院校转型的影响下,一定办学规模下的学费住宿费收入增长的可能性只源于政策调整,一定时期内学费住宿费收入不但没有增长趋势且具有不稳定性;就高职院校而言,科研合作收入、捐赠、投资收益、资产出租出售收入等虽然存在增加的可能但增长额非常有限,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培训项目高档化形势下,以成教、自考、培训为主要来源的其他收入未来呈现减少趋势。随物价的不断上涨和事业单位改革的深化, 以及与教育质量相关的师资建设、教改教研、教学设备等软环境竞争的加剧,教学成本与管理成本都将呈现增长趋势。可见,公立高职院校办学收入与办学成本增长趋势呈现非对称性,成本增长幅度将大于收入增长幅度。
二、降低管理成本是控制办学风险的重要内容
高校与企业的不同之处在于, 高校通常是一个非营利机构。教育的目的是育人,是为社会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和人自身的发展服务,教学是学校的工作中心。高校和其他组织相比,有着它自己的特殊性。高校的其他所有机构如行政机构都是衍生工具, 是派生出来的而非原始的需求。也正因为如此,在高职院校管理中,我们对教育质量的考虑往往掩盖了教育成本问题, 成本问题极少被考虑甚至被漠视。任何一所具体的高等院校,只是高等教育的载体之一,从教育目标看,质量是高职院校发展的核心动力,招生困难的根本原因是办学质量不高,办学风险产生的内在因素是质量问题;从管理的角度看,教育是一个模式维系系统,资金是维持学校正常的教学、科研、管理、生活秩序和教育事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经济效益和教育质量二者之间具有一致性, 任何教育质量的提高,都离不开资金的支撑,教育质量与教育成本之间又存在矛盾,教育质量必然受到资金的限制,教育质量如果需要通过无限的成本获得,那就毫无意义。在高职院校的发展过程中,财务困难是办学质量不高的关键原因。高职教育的层次、教育影响力与公益性普惠性特征决定了非营利性质的公立高职院校的收入拓展渠道非常窄, 在学校的财务管理上节流比开源更重要。节流原则是,提高教学成本效益,减少管理成本。
三、 基于成本控制的公立高职院校财务管理方式变革路径
(一)公立高职院校财务管理工作的特点
作为非营利性组织, 公立高职院校的财务管理工作有两个显著特征。
一是以会计职能为主,财务管理职能弱。几乎所有行业与所有发生经济活动的组织,无论规模大小,人财物等的管理最后都反映为资金信息, 都必然要求审核并记录和诠释数据记载、分析汇报总结以反映运营状况,任何一个组织都涉及会计核算工作,学校也不例外。与企业不一样,高校财会工作中不存在过强的利益中心, 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并未使高校财会工作处于复杂性、多样性环境中。公立高职院校财会工作中不需要收集归纳和提炼海量数据来发现和界定问题、发挥创造力和想象力,不需要有序线性地运用多个视角或观点提出与测试及改进各种设想, 不需要面对市场和模型的局限性以衍生思考和横向思考能力去质疑假设、前提和新出现的模式,投融资、项目管理、金融、战略管理、运营管理、组织行为、营销、企业文化等各种专业知识之间的交叉、渗透和综合现象在学校的财会工作中不明显。公立高职院校的财会工作以会计职能为主,主要业务是收入成本和费用计算、预算制定和执行、部门业绩考核,工作职责是会计核算、资产管理、税务处理、编制报表、内部控制、全面预算、成本控制、绩效考核。
二是财务管理成本高、职权管理层级高。教育最主要的活动是教书育人,开学收费、毕业结算时财务工作忙而压力大,平时经济业务简单而少。财务信息系统的软件和硬件、财务数据的安全和完整性都需要经常维护和升级,维护和升级都涉及大量专业性极强的技术,而且这些技术更新变革也十分快,因而对高校财务信息化建设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财政部发布的《内部会计控制规范》规定,内部控制制度必须贯彻不相容职务分离的原则。所谓不相容职务是指那些如果由一个人担任,既可能发生错误和舞弊行为,又可能掩盖其错误和舞弊行为的职务。不相容职务分离的核心是内部牵制,它要求每项经济业务都要经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部门或不相容职务人员的处理,使得单个人或部门的工作必须与其他人或部门的工作相一致或相联系,并受其监督和制约。主要不相容职务有:业务授权和业务执行职务分离、业务执行和业务审核职务分离、业务执行和业务记录职务分离、财产物资保管和记录职务分离(如会计部门的出纳员与记账员职务分离、财产物资保管和核对职务分离、记录明细账和记录总账的职务分离、登记日记账和登记总账的职务分离)。
基于《内部会计控制规范》不相容职务分离原则设置的岗位,及现代财务管理信息化所要求的财务软件运行和维护人员,以会计职能为主、财务管理职能弱的高职院校财会部门机构大、人员多。社会经济组织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和委托代理关系形成后,会计信息反映社会经济组织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现金流量及受托管理责任的履行情况,是社会经济组织决策的依据。高校财务管理对象是资金实体, 反映的是以人财物为管理对象的资金信息,高校财会部门是综合性的信息部门, 是信息业务管理部门,是行政决策支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门。在高校内部管理中,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行政职能泛化、行政级别分明。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公立高职院校财会部门同样具有隔阂、屏蔽会计信息的“信息围墙”作用,因而财务管理职权大,财务职权在行使中也必然存在非程序化权力关系困境, 严重时导致领导角色与管理角色混淆,财会部门(也包括其他管理部门)不可避免、程度不一地存在“近亲繁殖”与“帕金森定律”陷阱问题。
(二)财务外包是实现成本控制的财务管理方式变革路径
公立高等院校 篇10
关键词：公立高校收费,影响因素,学生资助体系
2014年下半年, 全国多地公布了高校学费上涨标准, 部分地区平均涨幅高达50%。如此大幅度地增长学费额度, 对不少学生及家长来说, 确实出乎意料。高校涉及收费方面的话题一直都比较敏感, 由于牵涉到多方因素, 加之收费部分过程的不透明化, 学费制定以及调整也是比较困难的问题。
一、影响我国公立高校学费定价的因素
(一) 国家宏观调控政策
1996年, 国家出台《高等学校收费暂行管理办法》, 规定学校学费占年生均教育培养成本的比例最高不得超过25%。尽管在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 但是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费上涨, 保证了高校收费的公平性。
我国严格规定学费定价标准, 公立高校收费项目与学费收取标准由国家直接定价: (1) 出台新的教育收费项目必须由国务院规定或经财政部、国家发改委、教育部联合批准; (2) 改按学分制收费的要实行总额控制, 并且需要在召开听证会基础上报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3) 不与物价水平挂钩, 高校学费总体标准不会因物价上涨而提高, 高校收费标准与物价水平不挂钩。学校的主要收入来自政府拨款, 然而对于大部分非985、211高校而言, 中央、省级财政拨款类办学经费, 学杂费与科研经费十分有限, 高校的改革与发展问题日渐严峻。
(二) 居民家庭收入水平
居民家庭收入水平是高等学校学费制定标准的重要影响因素, 因为不同地区和人群的经济承受能力的不同、心理承受能力不同, 故不能盲目以偏概全, 以免导致接受教育的不公平现象。本文仅以江苏省为例进行收入差距分析。
从十三个省辖市来看, 2001年以来, 宿迁一直是全省收入水平最低的城市, 不及收入水平最高的苏州市的一半。2010年, 苏州可支配收入接近三万元, 宿迁、连云港和淮安可支配收入仍在两万以下, 城市之间收入水平差距依然明显。此外, 县 (市) 城镇居民收入水平也存在严重不均衡, 2010年, 收入最高的吴江市是收入最低的泗洪县的2.63倍。
从三大区域来看, 苏南、苏中、苏北之间收入差距的绝对值逐步拉大, 2001年, 苏南苏北收入差距2152元, 2005年扩大至4779元, 2010年进一步拉大至8013元。从收入比来看, 2001年, 苏南、苏中、苏北收入比为1.30:1.10:1, 2005年三大区域收入比扩大到1.46:1.13:1, 2010年收入比为1.41:1.14:1。“十一五”期间, 苏北收入增幅超过苏南, 收入比略有缩小, 但差距依然显著。
随着学费的上涨, 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选择放弃学业的比例远高于来自中高收入家庭的学生。居民家庭收入的差距由此导致了高等教育机会不均等。
(三) 不同专业的投入与未来收益
不同专业所需的教育成本是不同的。一般来说, 工科类专业在教学过程中需要配套许多昂贵的实验仪器, 这导致其相对于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学科专业的教育成本要高出很多。此外, 不同专业的就业率以及就业前景有所不同, 未来的收益也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因此针对不同专业收取不同的学费存在其合理性。
2014年, 江苏省物价局正式公布的公办高校学费调整标准表明:8大专业中, 除艺术、农林专业的学费不变, 其他专业的学费都出现了相应调整。根据统计, 医学类专业学费上涨幅度最高, 已经与艺术类齐平, 学费水平名列第一;公安类仍处于第二;工科、理科类分列第三、四名;而文科类从过去与医学、理工科一样的水平退至倒数第二;农林类学费依旧保持最低水平。
(四) 高校教育成本
高校学费标准应以教育成本为基础。高校生均教育成本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层次、不同科类专业、不同办学水平是有差异的。如“985”“211”工程大学的生均教育成本是普通高校的1.5倍以上;理、工、农、医等学科的年生均教育成本比人文社会学科高出50%以上。据《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 (2012) 》显示, 我国普通高校的生均教育经费支出23930.61元, 其中东部省市28837.56元, 中西部省市在20831.48。个别甚至高达63701.30元, 而经济不发达地区则不到13152.88元, 高低差距约4.84倍。因此, 在制定学费标准时, 应根据高校层次、学科类别及地区性差异等因素, 并按照生均教育的一定比例确定学费收取标准。
二、目前我国公立高校收费存在的问题
(一) 高校收费增长过快, 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涨幅不对等
近年来, 我国高校收费增长速度过快。以江苏省为例, 2014年秋季学费普遍上调, 本科学费由平均的4712.5元调整为平均5487.5元, 上涨幅度为16.4%。而2014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名义增长10.1%,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0%。根据以上两组数据明显看出, 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涨幅远远小于学费的上涨幅度。这种不对等, 也将直接导致家庭教育成本所占比例的增加与受教育困难度的上升。
(二) 高校教育经费支出等相关信息不透明
由于高校并未按照《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的要求公布每年的预算总额、预算结构、实际支出等情况, 导致社会、学生及其家长、媒体等对高校的收支情况的模糊, 这对高校生均成本的核算造成了极大限制。
针对这一问题, 我们江苏省各大高校发放了问卷进行调查, 结果显示:59%的同学认为, 学校的钱都花在了一些面子工程上;34%的同学认为学校的钱进了某些人的腰包。与此同时62%的同学对学费上涨持反对态度, 认为学费上涨没有道理;34%的同学对学费上涨持中立态度, 认为学费上涨压力不大;仅有4%的学生支持学费上涨。由此可以看出, 高校学生对学费上涨基本持反对意见, 并且对学校的开支产生怀疑, 认为学校的钱去向不明。因此, 高校应该把教育经费支出公开透明化, 以真实数据来解释高校收费一直在增长的原因。只有这样, 才会使社会大众理性地看待学费上涨问题。
(三) 校贫困生资助体系不完善
我国高校从1999年实行扩招, 公立高校的招生人数从1999年的159.68万人增加到2014年699.8万人, 年平均增长率为10.65%。截止到2014年我国的在校大学生人数达到了2468.1万。随着在校大学生基数的增加, 贫困大学生人数也持续攀升。尽管政府从“奖、助、贷、补、减”等方面加大对困难学生的资助力度, 但资助制度本身仍存在许多与学费制度不配套需完善的地方。而调查数据显示:只有29%的学生获取过奖助学金。因此, 随着贫困大学生人数的增加, 完善资助制度、加大资助力度十分必要。
三、解决公立高校收费存在问题的对策
(一) 实现教育经费多元化
高等教育是一种准公共产品, 在理论上应采取政府和市场共同分担的原则。因此, 高等教育的成本应由政府、企业、个人共同承担。政府要加大教育投资力度, 认识到教育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 保证教育经费在财政支出的优先性。在国家GDP连年增长的大好形势下, 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资也要逐步加大。另一方面, 企业和个人作为高等教育的受益者, 也应投入相应的经费。这些资金的主要体现形式是社会捐赠、校友捐赠、基金会等。
在经费来源问题上, 高校也应发挥其主观能动性, 从多种渠道获得更多的经费。具体措施如下: (1) 运用民间资本, 拓宽融资渠道。 (2) 成立教育银行, 实现合理调度。 (3) 发行教育彩票, 缓解财政压力。 (4) 推进校企合作, 增加产业收益。
就江苏省而言, 省内经济发达, 高科技产业园区较多, 高校可借助这一优势与企业开展校企合作项目, 互利互惠。
(二) 加强高校经费管理
对于高等教育经费, 高校应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由学校财务部门统一管理, 并及时对教育收费进行公示。高校的财产、资产和收费信息也要按规定公开化教育经费的使用管理实现规范化和制度化。高等教育院校应公开其财务信息, 将高等教育成本量化, 才能制定让广大人民群众信服的学费标准。
(三) 改善资助体系
当前, 高校贫困生群体庞大, 但贫困生资助体系尚不完善。为解决这个问题, 在宏观方面, 国家应增加贷款的数量和比例, 通过制定稍微宽松的贷款标准降低贷款的门槛, 保证尽可能多的贫困生能够顺利贷款。增加学费减免的政策性投入, 例如, 对毕业后愿意到基层到艰苦的地方实施锻炼的学生进行学费减免, 或实施助学贷款代偿政策。同时改革助学贷款的偿还方式。针对目前大学生择业困难、起薪偏低的现状, 可以适当延长还款时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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