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公立医院

温州公立医院（精选6篇）

温州公立医院 篇1

2011年, 湖北省卫生厅将我院列入了全省公立医院改革试点范围, 今年进入全国311个试点县之列。自2011年以来, 我院坚持突出“一个目标、三大领域和九项任务”[1]的医改总要求, 大胆探索, 重点突破, 循序渐进, 做到六个“主动”:

1 主动推进运行机制改革, 激发生机活力

1.1 着力推进干部选任制度改革

引入竞争机制[2], 建立“岗上有危机, 岗下有希望”的推进式用人机制, 推行中层干部聘用制, 将中层干部由上级组织委任改为单位聘任, 使党委在干部管理和使用上有更大的灵活性, 按实绩考核干部, 能者上, 庸者下, 平者让, 既给在位者以压力, 又给他人以希望和动力。建立干部队伍动态管理机制, 用实绩考核干部, 用民意衡量干部, 用教育约束干部;对考核实绩不佳、测评群众不满意、教育无改进者给予解聘, 促进干部把更多的精力和时间用于业务建设和科室管理上。

1.2 着力推进人事用工制度改革

全面推行聘用制度, 坚持竞聘上岗、按岗聘用、合同管理, 建立能进能出、能上能下的灵活用人机制;新进人员实行分开招考, 择优聘用, 一年一考核, 一年一聘用。完善专业职称评定制度, 突出临床技能考核。

1.3 着力推进分配制度改革[3]

着力改革岗位效益工资分配机制, 加强人员绩效考核, 健全以服务质量、数量和患者满意度为核心的内部分配机制, 做到多劳多得、优绩优酬、同工同酬, 体现医务人员技术服务价值, 并向临床一线、关健岗位、业务骨干、作出突出贡献等人员倾斜, 适当拉开差距, 激发了广大医务人员主动服务、热情服务的自觉性。

2 主动推进院务公开[4], 促进和谐健康持续发展

2.1 坚持阳光采购

各类大型采购严格按照“招投标制、竞价谈判制、集体决策制、合同责任制、廉洁自律承诺制”的“五制”规定执行, 试剂、卫材、医用高额耗材实行竞价招标, 药品统一实行网上招标, 阳光采购。

2.2 坚持阳光收费

坚持按照“清单制、查询制、一卡通制和收费执行省市物价标准制”的“四制”要求, 实行阳光操作, 收费更加规范, 医疗收费不满意投诉为零。今年, 县人民医院启用了大处方防火墙及反统方软件, 既防范了医生开大处方, 滥用高价药, 遏制医药费用不合理上涨, 又较好杜绝了医药购销环节索要回扣、收受红包、损害群众利益的腐败现象。

2.3 坚持阳光院务

深入推进“每周工作例会、每月中层干部会议、每半年职工大会、每年职代会和离退休老同志座谈会”等“五会”制度, 及时公开年度财务预、决算和“三重一大”情况, 对人事安排、职称晋升、职工福利、毕业生招聘等敏感问题, 采取事前通知、事后公示的办法, 主动接受职工的监督。

3 主动适应补偿机制改革, 降低医疗费用

3.1 加大基本药物推广使用力度[5]

按照基本药物制度要求, 配齐基本药物品种和保证基本药物数量, 在诊治中优先选择和使用基本药物, 新增加药品尽可能选择基本药物, 调整医院药物使用目录时, 对基本药物进行区分标识和划价提示, 有倾向性地引导医生优先使用基本药物;硬性规定职工医保、居民医保和新农合病人基本药物使用比例, 约束和督促医生必须优先使用基本药物;将基本药物使用纳入医生绩效考核, 明确规定医生基本药物使用基础比例, 超比例者给予奖励, 达不到比例要求者给予扣款处罚, 用经济手段激励医生自觉优先使用基本药物, 使基本药物使用范围明显扩大, 有效减轻了患者就诊负担。

3.2 加大临床路径管理力度[6]

按卫生部要求, 对部分条件成熟、技术适宜的病种实施临床路径管理, 明确各病种诊疗护理操作规程, 规范了诊疗行为, 提高了工作效率和质量, 控制和降低了医疗费用。

3.3 加大费用支付方式改革的力度

启动实施了医保和新农合住院病人按病种付费、按人头付费和总额预付方式改革试点, 在推行临床路径管理的前提下, 实行按病种限价付费, 降低医疗费用。

4 主动推进便民惠民服务, 改善病人就医体验

广泛开展以“服务好、质量好、医德好、群众满意”为主要内容的“三好一满意”活动, 提升服务水平, 改进医疗质量, 弘扬高尚医德, 积极争创人民满意医院。

4.1 从根本上改善就医环境

投资新建现代化住院大楼即将竣工, 全力为病人创造一流的服务设施和环境。

4.2 强化便民惠民服务举措[7]

简化、优化门急诊就诊流程, 强化岗位职责, 落实便民措施;增加高龄资医师上普通门诊, 充实门诊技术力量;坚持开放专家门诊, 并增加专家名额, 更好地满足了患者的就医需求;保持急救绿色通道畅通无阻, 确保急、危、重症病人救治的及时性和有效性;成立支助服务中心, 为病人提供多种便民服务。

4.3 创新护理服务模式

推行“三个一”优质服务, 即每位入院病人发放一张医患联系卡、进行一次满意度调查、出院后进行一行电话跟踪回访, 为病人提供全面、全程优质服务。

5 主动推进能力建设, 增强核心竞争力

5.1 推进信息化建设

按照统一标准, 建设以电子病历和医院管理为重点的县级医院信息系统[8], 功能涵盖电子病历、临床路径、诊疗规范、绩效考核及综合业务管理等, 实现了医疗信息全程共享, 提高了工作效率, 优化了服务流程。

5.2 推进重点专科建设, 提高医疗服务能力

积极创建临床重点专科, 在创建中提高专科诊疗水平和急危、疑难重症救治能力, 带动医院整体医疗服务能力和技术水平进一步提升。

6 主动开展上通下联, 发挥医院龙头作用

实行基层首诊、分级医疗和双向转诊, 是优化配置医疗资源、控制医药费用、方便群众看病就医的战略性举措。

6.1 主动上通下联

抓住“万名医师下基层对口支援”机遇, 与上级大医院建立对口帮扶关系, 实现大医院优质资源共享。与各乡镇卫生院建立紧密协作关系, 免费接受乡镇卫生院医务人员进修, 并定期派出专业人员到乡镇卫生院开展技术指导和专业讲课, 建立双向转诊协议, 有效发挥了医院优质资源作用。

6.2 积极开展送医送药下乡

每年组织各专业专家到扶贫村、共建村、共建社区和福利院开展义诊, 送医送药送关爱;还协助上级多家大医院开展多形式的义诊, 使更多的患者不出家门就得到了上级大医院专家的诊治和咨询, 受到社会好评。

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工作的大力推进, 推动了各项工作扎实开展, 与2008年相比, 门诊诊疗病人、收治住院病人、做住院手术分别增长28%、34%和16%, 固定资产总值、职工收入分别增长70%、42%, 药占比、病人外诊率分别下降8%、5%, 初步取得了“三增长、三降低、四提高”的改革成效, 即“政府投入、医疗资源总量、医疗业务量”三增长;“医药费用增长速度、药品费用、病人外诊率”三降低;“服务能力、管理水平、医务人员待遇、群众满意度”四提高, 切实让人民群众得到了实惠, 医务人员受到了鼓舞, 实现了又好又快发展。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农工党中央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桑国卫, 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农工党中央副主席刘晓峰, 卫生部副部长马晓伟, 国务院医改办副主任刘振秋, 带领农工党中央调研组于2012年6月6日到我院调研, 对我院主动推进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工作举措和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十二五”期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暨实施方案 (国发 (2012) 11号) [Z].2012-03-14.

[2]秦遵武.县级医院人才建设初探[J].现代医院管理, 2012, 3 (10) :53-55.

[3]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意见的通知 (国办发 (2012) 33号) [Z].2012-06-07.

[4]秦遵武.推行公开透明, 促进医院发展[N].黄冈日报, 2012-1-17 (5) .

[5]张清华, 刘国祥.基本药物对基层医疗机构住院服务影响研究[J].中国医院管理, 2012, 32 (5) :68-69.

[6]张国力, 潘习龙.基于临床路径的医疗质量控制研究[J].中国医院管理, 2011, 31 (9) :20-21.

[7]秦遵武.抓服务优质量强医德努力争创群众满意医院[J].中国初级卫生保健, 2012, 26 (4) :10-12.

[8]冯振林, 高靖, 代丽红, 等.电子病历在医院住院流程再造中的作用[J].中国医院管理, 2011, 31 (12) :87-87.

公立医院回归公益 篇2

看病难、看病贵，这一难题有望从2014年开始寻求解决。

5月28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4年重点工作任务》(以下简称《工作任务》)，提出以公立医院改革为重点，推动医改向纵深发展，用中国式办法破解医改这个世界性难题。

“医改已经进入了攻坚期和深水区，特别是公立医院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李玲说。

启动于2009年的新一轮医疗改革，距今已经5年多了，但看病贵、看病难的矛盾仍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距离公众对新医改的预期，还有很大差距。新医改仍在路上。因此，这份附有具体时间表的《工作任务》，或许能让人嗅到一些改革的新动向和新举措。

医改最为薄弱之处

新医改5年来，老百姓对医改是否成功，是否产生了效果，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去医院看病的时候是否更容易了，花费是否更少了，医疗保险的报销等是否更便利了等等。实际情况怎样呢?

看病还是很难。2009年以来，一方面，国家投入8700亿元建设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设施，在部分地区和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看病难的问题。但是，社区可用的药品很少，社区医生缺乏工作积极性；另一方面，公立医院不断扩张人满为患，医患冲突时有发生。

看病还是很贵。2011年以来我国职工和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范围达到总人口的90％以上，职工医保缴费和居民医保补贴在不断增加。但个人医疗卫生支出仍占全国总支出的34％以上(应当小于20％)，药品占医疗费用的40％以上(国际标准为15％)，检查项目和医用耗材占比越来越高。一系列数据显示，确实存在着过度医疗问题。

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让医院饱受诟病，在我国，医疗卫生服务主要由公立医院提供，无论是看病贵还是看病难，最核心的“药方”，其实都是公立医院改革。当前，公立医院改革主要局限于县级医院，其实公众关注更多的还是大医院的改革能否推进。一方面，公立医院资源分配过度集中，例如北京早就是“全国看病中心”；另一方面，基层医院更多精力仍放在搞基建盖房子上，不能满足公众日益提高的医疗需求。公立医院改革，至今仍是医改最为薄弱之处。

经历多次的改革尝试后，当前我国医改的核心问题已逐步聚焦到促使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上面。当前公立医院仍旧存在着诸如医院规划布局不合理、公益性不强、管理制度不健全、就医秩序不规范以及综合改革不配套等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百姓不满意，就很难谈得上医改的成功。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从上到下所要采取的措施，包括了推进公立医院规划布局调整、建立科学补偿机制、理顺医疗服务价格、建立适应医疗行业特点的人事薪酬制度、建立和完善现代医院管理制度等八项内容。可以毫不客气地说，这八项具体的工作内容，实际上也正是当前公立医院改革工作的重点和难点，正是以上这些内容的工作在多年来迟迟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推进，所以百姓对医改工作感受不是那么明显，甚至产生了医改停滞不前的“错觉”。

根据《工作任务》，今年，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人均政府补助标准提高40元，达到320元；个人缴费同步新增20元。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支付比例分别达到70％以上和75％左右，进一步缩小与实际住院费用支付比例之间的差距。

《工作任务》还提出要“建立和完善现代医院管理制度”，这也是公立医院改革最该着力之处。

这方面，媒体多有报道的“港式医院”经验或许值得借鉴：取消事业编制；不给不负责任、没有追求的庸医提供岗位；给有医德、有医术、有追求的医生提供更好的福利薪酬；对医务人员收回扣、拿红包等实行一票否决零容忍；用预约制让医院不再像车站般拥挤；用先看全科后看专科避免有病乱投医；用全科门诊打包收费，避免大处方、大检查等等。

新医改能够取得多大成效，，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公立医院特别是大医院的改革进程。《工作任务》中提出的“推动公立医院去行政化，逐步取消公立医院行政级别”，或是全新的开始。

医疗收入难撑公立医院公益性

然而，在现行回归公益性的医改政策下，公立医院正处于合理运营和公益性服务的矛盾困境之中。

上海市委党校金阳撰文表示，公立医院在新医改中面临的困境在于：

整体支出水平面临着巨大的刚性增长压力，医疗服务活动过程中所发生的“人、财、物”耗费支出，均与医院的医疗业务量有直接的正向关联，伴随着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卫生需求以及社会公用事业成本的持续升高，而不可避免出现增长。

而收入主要来源于药品、医疗收入和财政补助收入。新医改政策对药品收入进行了严格限制，随着回归公益性的要求，药品加成率进一步降低，药品收入逐渐减少并有可能取消；财政补助收入水平比例却仍偏小并且严重不足，新医改后政府对公立医院的财政补助总额持续增加，但根据《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数据，财政补助收入占公立医院总收入的比例也仅从2009年的5.99％提高到了2011年的8.52％。

依据“结余=收入－支出”这个基本的经济运营等式，医院的收入与支出之间的差距将进一步拉大，医改政策实施后，公立医院收支结余普遍大幅缩减，结余为负的亏损状况时有发生，并有趋于常态的趋势。

困境中的公立医院敏锐地发现：等式中剩下的唯一现行政策没有限制的因素就是医疗收入。随之应运而生的措施就是：提高医务人员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分解住院，增加返诊等多种途径来增加医疗业务量；大量提供如检查、化验和特需等盈利诊疗项目等。这样，公立医院似乎既保证了自身的持续发展，又满足了现行公益性考核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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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条现实中的“脱困之路”，对于广大病人群体和医务工作人员来说，公益性回归的效果却大打折扣：大幅提高医务工作强度和劳动时间，严重增加医务工作者的工作压力与负担，由此必然影响医疗服务质量和医务工作者的工作积极性。随之而来的是“以检养医”的新问题，严重违背了公益性中提供医疗卫生服务适宜性的要求。

这就迫使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和完善新医改以来公立医院公益性回归的一系列政策，公立医院改革并不是简单选择“公益”或者“生存”的道路问题，它涉及到一系列体制性、结构性问题，受到思想观念、体制机制、资金短缺等多方面的约束，这就注定了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的改革是逐渐完善、逐步推进的过程。我们须在实践中找到一条引导公立医院真正回归公益性的破局之路。

金阳提出的建议是：一、完善公益性考核指标体系。增加对盈利诊疗项目如检查、化验、特需收入的控制指标，增加对短时间内的重复挂号、分解出院、返诊率等情况的监控指标，清除考核盲点，尽快建立一套统一的、可量化的、可以多角度描述和测量的考核体系，进而纠正公立医院违背公益性要求的具体医疗行为。

二、完善财政补偿机制。财政应当出资给予公立医院既可弥补亏损，又不影响其提高效率的积极性的合理补偿。

三、完善医疗服务价格调整机制。目前医疗收费标准统一由省、市、自治区物价部门、财政部门会同卫生主管部门制定，医疗收费标准政策性很强、医院只能被动执行。而医疗服务价格的调整远远落后于市场价格的升速，今后应对医疗服务价格进行及时调整。价格政策调整后，针对“看病贵”问题，对价格政策的补偿除了财政之外的另一种可能方式就是通过医保对亏损性的服务提供补助，让医疗保险来吸收价格提升带来的费用增长，使患者自己支付的费用水平保持不变。

四、完善医院内部绩效考核制度。应当围绕医院岗位工作量、医疗质量、病人满意度、病种难易度、科研教学质量、成本和医疗费用控制等核心要素，建立医院内部绩效考核指标体系，杜绝将药品、检查等收入与科室和医务人员个人收入分配挂钩，从个人激励方面纠正医务人员的逐利行为，确定医务人员合理的工资薪酬水平，从而进一步控制公立医院人员经费的不正常增长，优化卫生资源的配置。提高公立医院自身发展潜力和实力，为公益性实现奠定内部基础。

期待“中国式办法”破题

在上一轮医改被明确认定“不成功”之后，新医改在启动之初曾经陷入过所谓的“模式”之争，有“英国模式”，有“美国模式”，还有“德国模式”。但无论照搬哪种模式，都不一定符合国情。这次，《工作任务》特别强调“用中国式办法破解医改这个世界性难题”，说明我们接下去要做的，是立足于中国实际的全新探索。

何谓破解医改难题的“中国式办法”?《工作任务》共分6大方面31项改革任务，总结起来，就是要“深入推进医疗、医保、医药三医联动”。其中约半数围绕公立医院改革，包括医疗服务价格、降低大型医用设备的检查、治疗费；简化医生多点执业审批程序，推进医生人事薪酬支付改革和社保社会化。

在加快公立医院改革方面，《工作任务》指出，把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作为公立医院改革的重中之重，并启动实施第二批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新增700个县级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县市，使试点的数量覆盖逾50％县市，覆盖5亿农村人口。同时，会扩大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研究制订有关改革试点实施方案，今年每个省份都要有1个改革试点城市。

“每干人医疗床位数达到4张，当地公立医院规模不得再扩大。”《工作任务》中明确要求“推进医疗机构规划布局调整”，限制公立医院扩张。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工作任务》提出“积极推动社会办医”，并且明确重点解决社会办医在准入、人才、土地、投融资、服务能力等方面政策落实不到位和支持不足的问题。

此前，国家医改目标提出，社会资本举办的医疗机构床位，应达到总量的20％。但因缺乏具体调控标准和支持政策，公立医院，特别是公立大医院不断盖楼扩张。

北大人民医院院长王杉认为，政府明确支持社会资本办医是好事，但是没有解决社会资本办医，“医生从哪里来”的问题。“社会资本办医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资金，而是医疗资源的问题。”

他认为现在社会办医最主要的问题是，医生流动不起来。“在现行的体制下，一流的公立医院医生愿去社会办医的医院的情况，并不是很多。”他解释，目前绝大多数医生的身份是体制内的。“无论是刚刚毕业的，还是正在工作的医生，对这个身份比较在意。”因此，他认为，要流动起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次《工作任务》公布后，一如往常，于网络上迅速掀起舆论热议，其中，言辞激烈者不少。一些“拍砖”、“不领情”的声音，让人看到曾经的不成功给百姓带来的失望和不信任感。这也从另一方面提醒决策者，百姓受这一难题困扰已久，必须得到解决，而且时间相当紧迫，不能只是修修补补。

本次各项重点工作任务的公布，列出了具体分工和进度安排的时间表，一些工作将在今年6月底完成，多数则集中在今年12月底，不少任务都有具体量化的数字指标。从承诺到兑现，从设想到落地，一个可操作性更强、紧迫感和压力感更大的改革进程，被晒在公众视线下接受集体检阅，相信会大大挤压、削弱相关部门的某些敷衍与拖延。

医改是一个世界性难题。目前，在我国，一张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医疗保障网已经织就。不过，这张网够不够密实、够不够牢靠，还需要进一步检验与完善，这张冈将如何持续下去，也是决策者面对的另一个考验。

(本刊综合《第一财经日报》、《上海金融报》、《21世纪经济报道》等报道)

民营医院发展与公立医院危机 篇3

上下求索的医疗改革中, 引人注目的有两个领域:大型公立医院的版图扩张及民营医院推进式发展。显然公立医院占有得天独厚的发展良机, 国企的垂青, 民信力的青睐, 资金的雄厚, 人才的引进都已成为公立医院足可以走向医疗帝国的使动因素, 而相比之下, 民营医院则根据自身特点悉数取经, 整合有力资源, 逢迎政策需要, 已经悄无声息的展开医疗蛋糕的分羮追逐。在逐鹿中原中, 实力的对比并不是决定最终称王的鞭策之术, 而浑然不察, 则会导致横空黑马, 失城弃地, 终于未然。兵法云:“生死之道, 不可不察”, 医疗的存亡不可在不察中偏废, 不可在无知中暗度, 不可在亡羊后补牢。

1 民营医院和公立医院同时存在体制问题

民营与公立本是两种企业所有制的抽象解说, 与生产关系的象征含义, 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两种形式已经成为对立竞争, 并驾齐驱的生死存亡两方。市场经济, 耳熟能详, 不为陌生, 就其含义, 以供需双方为调节基础, 参与竞争主体在调节中自行决策, 成王败寇。占据市场者生存, 不适者淘汰。医疗不再是简单社会与政府的公益事业, 而是在逐步市场化, 他不再扮演政府机构的角色, 而已成为市场经济下的竞争产物。它的外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病源市场化。生病是不可预料的, 无可测得性, 但在一定时期, 一定地域范围及人群, 他的数量是基本恒定不变的, 简单说, 患者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固定, 也就是病源市场固定, 患者依据致病因素可简单分为意外性致病及自身老化性致病, 在意外性致病中, 打架、交通伤、食物中毒等群体事件居多, 暂时将这一部分定为随机数量, 而自身老化性疾病, 如内科常见病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等居多, 同样也将这一部分定为恒定数量, 两者之和就是一定时期一定地域范围及人群的患者总量, 这个总量是一个波动的相对恒量, 不会影响总体数量的增加或减少, 这个波动的恒量相对于医院这个参与竞争的主体就是病源的市场。如今的病源市场已经不是自主选择的市场, 而是相互争夺的市场, 民营与公立正在进行市场化争夺, 而除此之外, 市场的平衡调节功能已经逐渐失去作用。 (2) 医院市场化。医院相对构成医疗市场的需方, 而现在的需方市场出现医院较多, 病源较少的局面, 这就造成医院争夺病源的结局。一线城市的公立医院与民营医院相济共存, 二线及三线城市仍然以公立医院为主导地位, 公立医院在一线城市仍占据优势地位, 确切说是公立医院中的三级医院起主导作用, 但民营医院有发展上升的趋势, 数量与规模均有上升趋势, 这主要因医疗市场的改变, 如前所述, 他们不再满足于专科类发展, 而是要向公立医院发起挑战, 这种争夺医疗市场的结局会使不适应已经市场化的医疗格局中的公立医院处于不利地位, 如果无视这种改变, 结局会造成国家的公立医院投入损失, 民营医院从建立自己的市场开始, 逐步扩大市场, 而公立医院却至今难以适应这种变化, 尽管有些公立医院已经开始意识到并开始行动, 但至今医院市场化已经不可否认的形成。 (3) 医护人员市场化。在公立与民营的博弈中, 产生了一个急需思辩解读的产物, 就是医护人员的市场化, 为了在竞争中获得更高利润或具备更强的竞争力, 医院作为医护人员的载体将医护人员市场化, 让市场决定其自身价值, 由市场的需方自主决定医护人员的选择。而医护人员则成为劳动力市场中的商品, 可以购买, 这其中也不乏医护人员的学历学位、职称、技能、论文数量等多项参考指标的竞争, 这些因素构成了医护人员明码标价的内在质量, 医院根据自身需要而决定应该购买的劳动力。这样就由一级市场构成的市场竞争变成了次级市场的多项竞争, 医护人员已经明显成为市场中的一部分。 (4) 还有一点需要关注, 这就是药品市场及医疗器械的市场化, 这个市场相对于医护人员的市场化则更为复杂, 它所体现的不再是公平竞争, 竞标上岗而是黑金驱使、权利寻租;不再是质量生存、价格合理而是渠道为王、营销制胜;不再是本国需要、民族企业而是进口增值, 依附较强。国家在2010年对大部分药品进行了招标入场, 结果药品的大部分都大幅度减价, 市场的药品价格趋于正常, 药品市场化已经形成多年, 近年国家对这一领域正在进行政策调整。

自从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以来, 优胜劣汰的市场准则使得国民经济运行中的各种行业纷纷加入竞争, 市场化在所难免, 十五年的市场化道路也让医疗的整个领域发生了不可逆的变迁, 他的衍变是更适合生存更适合发展的目的, 这对于今天的医疗现状无可厚非, 业已成舟, 只能既希望于并将行动向着更加有利医疗本质的市场化的方向努力前行。西方的哲学已经经过渗透在无形的改变着中国大地上每一寸可以开发利用的土壤, 而新生的萌芽能否在风雨飘摇中成为参天之材还值得去精心浇灌, 不倦修剪, 这需要一代或者几代人的不懈努力, 民营与公立的竞争既是医疗市场化的结局, 也是医疗市场化的开始, 而多方面的博弈结局值得期待, 更值得去改变, 因为行动者有未来。

2 公立医院的现状

从历史上看, 今天的公立医院从改革开放后的卫生事业单位转变而来, 医院的职能也随着开放发生了变化, 2001年前医院作为国家医疗卫生事业的主体, 以医疗的人才队伍建设好人民的卫生保障服务为主要职能, 2001年后医院逐步走向市场化, 以资金介入, 硬设备的更新换代, 国际化的交流合作为主要内容, 职能在服务人民群众的同时, 开始倾向独立自主的企业化道路发展, 职能与性质的身份转变使得公立医院逐渐市场化的竞争主体, 在发挥其自身本质职能上虽无偏废, 但市场化后的公立医院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褪去了底色, 以实现市场化的盈利和生存选择为发展要务, 总体而言, 市场化后的公立医院将难以全面实行事业单位的职能。2011年5月国家出台了一项新的政策, 所有事业单位全部改为招聘制, 这意味着全部公立医院都要进行招聘制选拔所需人才, 公立医院的职能再次受到挑战, 值得庆幸的是国家随后又出台了另外的一项, 在全国范围建立600所医院, 其中包括国家级300所, 省级200所, 地方级100所, 这在一定程度上算是保留了公立医院的部分职能。职能的稳定也许是社会中的各部门本能体现, 而他的内在模式也正是这个稳定的复合体。就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而言, 公立三甲级医院林立繁多, 呈现大专科大综合模式, 大专科指专业性领域突出, 大综合指三甲级医院的综合实力水平, 内外科兼容, 如宣武医院以神内科为专科, 天坛医院以神外科为专科, 安贞医院以心血管外科为专科, 肿瘤中有中国医学科学研究院协和肿瘤医院与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同仁以眼科为专科, 而二线城市则以一个大型综合医院辐射广大的地域范围, 以大综合为模式。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这句话用在医疗的结构模式决定其自身所带来的问题同样适用, 一线城市中公立三级医院也同样存在诸多问题, 其中比较突出的是人才结构的问题, 他们不缺乏教授, 学科带头人, 而是在住院医师和进修人员等岗位上, 以进修人员和研究生代替这些需要的正式岗位, 责任划分不明确, 一旦出现医疗纠纷, 难以解决, 而对于三级医院来说不缺乏有效的人才引进, 而是人才的贮备, 除此之外公立三级医院还存在近年来突出的格局:自身版图的扩张, 设立分院, 收购一些区县的无活力的医院, 提高自身竞争力;圈地翻新, 比拼硬设备来达到竞争的目的, 还有些失去活力与竞争力的公立三级医院被民营医院收购, 这种结局较少见, 但正在衍进与改进。在一个存在诸多问题而又快速发展的行业中, 不得不忧虑他的结局与未来, 正如公立医院职能、人才、扩张或是被收购, 它的改变将带来深远的影响, 因为医疗是全民健康的重要保证, 公立医院更是在保证中的中坚力量, 如果无风险危机意识, 结局真的让人隐忧。

3 民营医院现状

与公立医院相比, 民营医院则没有执行医疗事业职能的过程, 他以公司盈利的形式出现就注定他是参与市场竞争的主体而不是职能的完整体现, 但民营医院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缓解了公立医院的职能作用, 随着自身发展, 民营医院更多要求通过自身社会职能体现扩大影响力并获得社会认可, 被社会接受。由此看来, 民营医院的职能是随着自身的进步而逐渐体现。民营医院的发展多是靠多种手段的争夺市场, 其中不乏以大众避讳的医疗领域, 公立医院所没有开展的业务领域, 更加专科化, 与专科三级医院合作以及整编收购无活力的公立医院借鸡生蛋, 甚至是不正当的某些手段。这样的手段看似残酷, 但在夹缝中生存, 实力对比悬殊也使得市场化下的民营医院不得不采取一些非常规的做法, 因为市场的准则就是弱肉强食, 优胜劣汰, 而当公立医院在无觉察的情况下, 只要时机成熟, 民营医院就会继续拓展自己的业务, 而成为更有利的竞争者, 由小专科向大综合发展, 更具竞争力, 这其中不乏以专科形式由公司模式经营而后成为行业佼佼者, 何式眼科, 已经在创业板上市, 也不乏以小综合向大综合转变的凤凰医疗集团, 还有更多在一线城市的医疗集团都在转变, 推进自己的医疗市场, 民营医院能够做到快速发展, 从管理学角度来看, 他们注重了自身的市场定位, 内部的科学管理, 而还有更重要的是与外部环境的关系, 政府在一方面鼓励民间闲置资金进入医疗领域, 而民营医院也完成了与政府的社会职能的体现, 良性的互动就使民营医院快速的发展。从经济学角度看, 闲置资金进入医疗领域, 将闲置的生产力转变为了更有价值的经济体, 民营医院收购了无活力的公立医院让资源更加优化配置, 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民营医院在注重自身模式发展的同时更注重内部人才的结构发展与培养。民营医院的内部人才结构, 多数以采用回聘离退休主任, 招聘应届毕业生, 这样就使得人才结构节约了成本, 当然这样的人才结构在医疗技能上水平参差不齐, 但民营医院同时也解决了应届生就业问题, 民营医院利用各种学历学位职称的不同量化人才岗位, 做到了人尽其才其用, 较公立医院的高精尖人才需要不尽相同。民营医院从改革开放的经济发展中走来, 但却会在经济发展中进行走下去, 并且越走越稳, 在市场化的竞争中会占据有利地位, 而这一点一些公立医院甚至还没有具备市场的意识, 所以民营医院的未来将会明朗。

4 公立医院无视民营医院的发展

“未雨绸缪, 居安思危”, 自古以来是发展与稳定的不变王道, 防微杜渐, 也应是稳定集团的长治之思, 然而公立医院却以自身仍为主导地位而无视民营医院的发展, 这将导致医疗结局的重大变革。历史上有两例经典事件可以说明无视弱小集团发展的结果, 一个就是美国汽车制造商通用汽车公司无视日本丰田汽车制造公司在逐步吞噬美国国内市场, 结果直到他们的市场已被丰田占据50%才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 经过改革通用汽车公司恢复了市场的占有率, 但此时的丰田已经不再是那个只会走路的孩提, 至今丰田汽车公司已经稳稳占据美国汽车市场。另一个应该是电脑巨人IBM公司, 他同样犯下了无视的错误, DELL电脑和微软公司的崛起, 直到IBM意识到他无法再占据市场, 由微软拯救了IBM, 而他却被联想收购了, 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今天, 公立医院无视民营医院的发展, 结局可想而知, 对于国家这是一种损失, 而公立医院无视民营医院的发展会有三种危害:一种就是公立医院的优势资源难以发挥作用, 造成一定的资源配置不合理, 产能过剩, 进入重复建设, 对国民经济整体及改善民生带来阻力。二是民营医院的发展壮大将进一步吞噬现有公立医院的优势资源, 民营医院本身存在的技术水平参差不齐, 势必造成全民医疗质量的下降, 扰乱医疗市场, 甚至民族医疗素质下滑, 全民健康水平受到威胁。三是公立医院与民营医院的合作使得公立医院的诚信度与权威性下滑, 随之而来的是医药与医疗器械的倾斜, 加重了医疗市场的混乱, 这样的弊端不能单纯从单方面来改革, 应该从二者的各自特点去分析, 找到一个可行的切入点, 在一点的改革上改变整个医疗局面。

5 政策与应对

这与论题有些偏离, 但不应回避的是有问题存在, 就应适时改革解决问题, 就国内的医疗市场而言, 政府应在改革中起主要作用。任何集体的发展其实质就是人才的发展, 这一点从资本论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和剩余价值中可以得到论证, 毋庸置疑, 政府应改善医护人员的待遇, 在改善医护人员的待遇同时提高医护人员的技能水平, 不仅从学历学位、职称, 更要在实践临床技能与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执行力中提高, 对于民营与公立都是一个有利的发展要素, 除此之外应该培养民族医疗设备企业与人才, 中外合资企业已经到处可见, 但应该清晰的认识到真正的民族企业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整条产业链生产的个个环节都能掌握核心技术的企业并不多见, 在高科技领域还是依赖国外进口, 在全球化的今天这样的方式是进步的表现, 但应反思为什么没有自己的民族企业致力于医疗器械制造领域, 关键是缺乏这样的人才, 如果长期被国外垄断会造成民族医疗成本的增加, 而承担成本的正是国民经济, 应向日本学习, 每年都向全球进口技术, 注重对高科技人才的培养。让市场发挥自身调节功能, 政府对医疗市场宏观调节, 这对于民营和公立都是有益的, 只有政府引导医疗市场的合理发展, 医疗才能长期发展, 民营与公立才不会恶性竞争。

学习的民族令人生畏, 日本在战后能够迅速发展, 是民族学习的结果。也应向世界学习先进的经验, 借他山之石攻玉。西方的模式是值得学习的, 美国的医疗模式让医院、医生、药品与器械分离, 医院只提供住院环境与所需医疗设施, 医生只负责病情治疗, 这样患者可以自行选择医院与医生、药品与器械, 将医疗完全市场化, 当然西方已经在西方的环境中, 成熟了医疗市场, 也许一些做法还不能用在国内, 但至少值得学习。

公立医院“去编”之忧 篇4

编制改革是大势所趋，但“单纯去编不如不去”。

7月底，人社部发布消息，将研究制定高校、公立医院不纳入编制管理后的人事管理衔接办法。公立医院“无编”时代或将到来。

随着医改不断深化，公立医院的补偿机制、医疗服务结构、管理模式等已发生变化，传统的编制管理难以适应医院发展，而编制管理下僵化的人事和薪酬制度也已成为医生多点执业、医院管办分开的绊脚石。

因此，在不少地区，公立医院去编制改革已破局。例如，山东、安徽、福建等省正在试行编制备案制，北京提出将逐步收回公立医院编制，深圳则提出全面取消公立医院编制管理。

然而，“‘去编不是单一的改革，需要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制度系统改革的配套。”镇江市卫计委主任林枫表示，单纯去编制不如不去。

多位受访专家也表示，公立医院“去编”牵一发动全身，改革后政府责任怎么履行、医院公益性如何保持、编制内外人员待遇如何确定、医生队伍如何稳定等一系列问题和争议必须尽早谋划应对。

编制改革是大趋势

“目前，编制管理已经成为束缚医疗服务行业发展的‘壳。”中国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王震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他认为，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医疗服务的需求大幅增加，但在编制管理下的公立医院难以对医护人员形成有效激励和监管，因此难以满足需求。

国内公立医院是差额拨款的事业单位，编制是其岗位设置、核定收支和财政给予补助的依据。政府通过核定医院编制并根据在编人员数量进行财政拨款，监管和保障其发展。而编外人员则享受不到国家财政的“庇护”。

据了解，现行医院编制制度起源于1978年，原卫生部发布《综合医院组织编制原则试行草案》，确定了按床位定人的基本原则。例如，300张床位以下的综合医院病床数与工作人员比例为1：1.3～1.4，300～500张床位的比例为1：1.4～1.5，500张床位以上的按1：1.6～1.7。此外，该草案对公立医院的基本任务、机构设置、病床分配比例、人员编制、工作量及人员配备都做了详细规定。

“经过30多年的发展，医疗服务需求快速释放，原有的配置满足不了需求，所以很多医院扩大规模、增加床位，但人员编制量却没有根据配置标准随之增加。”国家卫计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卫生人力研究室主任张光鹏表示，床位规模与人员编制总量配置比例不断下降，核编数量难以满足快速增长的医疗服务需求。

张光鹏提供的调研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范围内，城市公立医院超编32%，县级公立医院超编25%;床位编制比仅1：0.9，床位实际人员比为1：1.19，远低于1978年规定的标准。

张光鹏认为，除了编制数量不足，目前编制管理还存在三个问题：一是用编自主权不够，公立医院即便有空余编制，如果要使用依然需要报批，程序繁琐;二是不能按照医院具体需求进行招聘，因为编制内人员的录用都由人事主管部门统一招聘，往往考虑学历、报名比例、考试比例、面试比例等通用要求，而基层卫生机构、医院小科室的应聘人员较少，经常难以满足这些要求，导致招不到人;三是有编制和没编制的人员在工作稳定性、基础工资、养老保障、职称评定等待遇方面差别很大，而且公立医院岗位设置一般基于编制人数核定，这导致各级岗位职数尤其是高级岗位职数与实际人数不匹配，挫伤医务人员工作积极性。

在林枫看来，目前编制内外人员的矛盾才刚刚显现，主要原因在于医院大量引进临聘人员是从2006年开始的，这部分人员职称刚到中级，后面的职称聘用矛盾会愈发突出。

此外，由于编制有限，财政拨款无法再增加，尤其到县级医院层面，财政拨款存在不到位的现象，政府对公立医院的保障作用并不大。

“政府对医院的经费保障不够，管得却很宽，影响医院良性发展，不如取消编制，给予医院充分自主权。”安徽阜阳市阜南县人民医院院长陈雷表示。

目前，业内人士大多认同，公立医院应取消事业单位编制，将医生群体由“单位人”解放为“职业人”，但保留事业单位性质。但对于去编制后，政府办医责任如何落实、原编制内外人员的待遇怎样确定等问题，目前尚未有共识，地方试点举措也各有不同。

“单纯去编不如不去”

“如果事业单位政策不做相应调整，去编制只是改变医生事业身份，可能会造成混乱，不如不去。”林枫认为，去编制的本质是改革编制背后的一系列捆绑政策，包括财政投入、医务人员聘用、岗位设置、收入分配及退休养老等政策。

首先，财政投入政策需要明确。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去年发布的《关于全面推开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的实施意见》和《关于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政府对公立医院的财政投入责任包括基本建设和设备购置、重点学科发展、人才培养、符合国家规定的离退休人员费用和政策性亏损补贴投入等7个方面。

“目前编制是各级财政部门拟定财政预算和核拨经费的主要依据。”张光鹏介绍，编外人员的经费则一般来源于公立医院业务收入。

取消编制后，医院担心财政拨款能否到位，医院运行如何保障？对此，政府需要探索新的办法履行办医责任。

王震认为，财政投入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机制进行保障，但政府购买服务不应局限于公立医院，而应将范围扩至整个医疗行业，“不论姓公姓私，只要提供良好的医疗服务，就应该给予扶持。”

例如，在去编试点改革中，深圳提出，将按人定补的财政投入方式转变为按事定补，根据医院的基本医疗服务数量、手术难度、病床周转率、转诊量、科研水平、满意度及行政岗位与医疗医护岗位比等指标核定补助经费，并根据考评结果进行动态调整。

其次，去编后公立医院和医务人员监管问题。受访专家表示，用人自主权交给医院后，政府一方面依然需要核定用人总量和工资总额;另一方面，需制定和完善医院绩效考核办法。医院自身也需要制定详细的医务人员专业技术绩效考核体系和标准。

第三，去编后医院人事管理制度改革至关重要。

“岗位设置根据现有编制量还是核定人员总量来定？新进人员签订事业单位的聘用合同还是企业的劳动合同？薪酬体系按照事业薪酬体系还是企业薪酬体系走？”林枫认为这些问题必须尽快明确和解决。

在他看来，如果要去编制，公立医院岗位设置和岗位聘用政策必须调整，比如岗位设置根据核定人员总量定，编制内外均有岗位;新人招聘应该签订企业的劳动合同;工资标准按照绩效来评定，而不应根据事业档案工资制度定。

“最为关键最为矛盾还是养老保险问题。”林枫说。

一直以来，医院在编人员是事业单位养老轨道，临聘人员进入的是企业养老轨道，而从现行标准来看，企业养老保险比同年资事业单位工作的编制人员退休金要低得多。

目前，养老并轨改革正在全国范围内推进，具体实施中多采用“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事业单位养老制度改革让编制内外逐步统一，去编制化障碍大大减小。”王震表示。

但在林枫看来，不少地区的养老并轨改革中所谓的“新人新办法”实行并不彻底，新人其实不是“新办法”，而是“中办法”。据了解，目前不少地区医院新进人员养老保险金依然是交到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基金中，而不是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表面看来是为了让事业单位养老改革平稳过渡，实际上产生了很多新矛盾。”林枫说。

有专家更直白地表示，这样做是因为事业单位养老金抚养比越来越高，收支不平衡矛盾突出，所以通过企业新增人员的缴费弥补亏空。

“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基金不能平衡的问题，应该由财政来解决。新人缴费应该到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中，这才是彻底的改革。”林枫表示，老人保留编，等到老人退休、辞退之后自然减员，逐步收回编制，而新人不进编，未来将实现全员合同聘任制。

此外，在“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过渡期间，同样存在同院同岗不同待遇，如何调动新人积极性、有效管理老人，依然考验决策者智慧。

去编难以承受之重

不少地区将去编制改革作为推动公立医院改革的发力点，而编制备案制成为改革首选方案。

例如，江苏省探索推行审批管理和备案管理相结合，安徽省保留现有审批编制的前提下设立备案编制，山东、湖南、福建等省则在核定人员总量前提下实行备案制管理。各地均提出，“备案制人员在岗位聘用、收入分配、职称评定、工资福利、养老保险、进修培训、考核奖励等方面与原事业编制人员同等对待”，并表示“在人员控制总量下，公立医院自主用人”。

福建三明市卫计委副主任于修芹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福建编制备案制在具体落实中，医院先向编办和人社局打报告，根据医院床位数、服务量等因素确定需要的医护人员总数，总数经过审批后，医院可在总数范围内进行自主招聘、定岗，之后向上述部门备案即可。

张光鹏认为，作为去编制的过渡手段，编制备案制应遵循四大原则：一是科学核定总量，不论编制取消与否，政府依然需要根据服务需求调控医疗行业用人总量;二是保障医院用人自主权;三是落实岗位管理;四是突出同岗同待遇，同工同酬。

与编制备案制相比，深圳的改革更为彻底，根据《深圳市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实施方案》，深圳市公立医院将不再实行编制管理，取消行政级别，实行全员合同制管理。

有观点认为，去编制让医务人员从“单位人”变为“职业人”，将鼓励医生多点执业、自由执业，进而促进社会办医和医疗资源下沉，推动公立医院改革和分级诊疗格局的形成。

但多位受访专家表示，简单去编制可能难以承受上述预期。

“更有可能的情况是，去编制之后，基层或落后地区的优秀人才会往条件好的地区流动，基层和落后地区缺人的情况短期可能还会加剧。”张光鹏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但这不代表落后地区的编制就不能松绑，相反，去编制应该全国一盘棋。对于区域不平衡问题，政府可通过一些行政手段改善基层环境、提高待遇，留住人才。

聚焦公立医院改革 篇5

公立医院改革之所以成为新一轮医改的重点之一, 是因为公立医院在我国医疗服务体系中发挥着主体、主导作用, 公立医院的医疗服务效率和质量提高了, 就可以极大地提高基本医疗服务的可及性, 有效缓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这一突出问题, 确保中央提出的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变为现实。正因为如此重要, 中央新医改文件十分明确地把公立医院改革作为五项重点改革之一。说公立医院改革是难点之一, 是因为它涉及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补偿机制等深层次问题, 其中尤以管办分开更难, 因为它不是公立医院一方说分就能分的, 一手托两家的惯性思维和传统体制根深蒂固, 分开的难度可想而知。而且, 分开后采用什么样的管理模式也需要探索。说公立医院改革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 不仅是因为公立医院的地位和作用重要, 还因为公立医院改革严重滞后, 拖了三医配套联动、协调发展的后腿, 特别是“以药养医”所导致的公立医院药价虚高仍然严重冲击着全民医保体系, 深受看病难、看病贵困扰的人们企盼加快公立医院改革步伐的迫切愿望不言而喻。

那么, 公立医院改革的出路在哪里, 面临的体制机制等改革难点怎么破解?其实, 有关专家和一些地方已经从理论和实践上让人们看到了出路。北京大学教授顾昕曾为本刊撰写过一篇题为《公立医院改革本质在于政府改革》的文章。这个题目就是一条出路, 告诉人们政府主导着公立医院改革的进程, 政府主管部门有政事分开、管办分开的积极性, 分开的形式就不难找到, 改革的进程就不会滞后。专家的这种观点也被一些地方的改革实践所证实。成都在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之下设立公立医院管理局的探索, 其目的就是管办分开, 被社会认为是医改的最大亮点, 并有消息表明, 北京、深圳等城市也将组建公立医院管理局。镇江市通过组建医疗集团的方式, 成功地破解了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等多方面的难点。新组建的两大医疗集团, 即以资产为纽带的紧密型医疗集团和以技术为纽带的松散型医疗集团, 都发挥了资源整合、优势互补的作用, 收到了有效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有效降低医疗费用、有效缓解看病难的好效果。中央新医改文件要求积极探索政事分开、管办分开的有效形式, 人们相信, 随着医改的深化, 像镇江、成都这样的探索将会越来越多。

加快公立医院改革, 已成为所有参保人的期待, 也是全民的期待。医保经办机构作为参保人的代言人和医疗服务购买方, 能否在公立医院改革上发挥助推作用?答案是肯定的。经办机构助推公立医院改革, 既有责任, 也有办法, 中央新医改文件提出的“强化医疗保障对医疗服务的监控作用”, 就是医保经办机构的责任所在。“完善支付制度, 积极探索实行按人头付费、按病种付费、总额预付等方式, 建立激励与惩戒并重的有效约束机制”的要求, 就指出了办法, 即通过完善医保付费制度促进公立医院加强内部管理和机制创新, 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和效率。

公立医院与民营医院合作模式研究 篇6

关键词：公立医院,民营医院,非营利医院,营利医院,合作模式

近年来,由于民营医院在技术、人才、信誉度等方面无法与公立大医院竞争,往往门诊量小、空置床位多 , 造成医疗 资源不必 要的浪费;而公立大医院依托政府雄厚资金的投入,技术、人才、科研与管理水平等方面优势明显,且有多年的文化积淀,在老百姓心里占据重要位置,因此,公立医院门诊量大,床位不够用 , 形成“看 病难、住 院难、手 术难”等“三难”问题[1]。医疗改革28年来,由于体制的限制,公立大医院与民营医院的合作一直没有突破性的进展。医疗领域这种公立与民营过于分明的状况,既不利于民营医院成长壮大,也不利于普通百姓从医疗服务竞争中受益[2]。

2010年11月26日,国务院向发展改革委、原卫生部、财政部、商务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5部门发布《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的意见》,国家在政策方面加大了对民营医院的扶持力度,为公立医院与民营医院合作办医提供了政策支持。公立医院与民营医院的合作按照资源整合方式可分为业务指导型、资源共享型和完全一体化合作型等3种模式。

1 业务指导型:公立医院向民营医院输出管理与技术

业务指导型合作模式的核心是公立医院以输出品牌、技术、管理等形式,充分发挥自身的品牌效应、人才和技术优势,与协作医院共同培育医疗服务市场,为老百姓提供更多、更好的优质医疗资源。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与平阳县长庚医院的合作就是此种合作模式的典型代表。

1.1 业务指导型合作方式

平阳县长庚医院属股份制民营医院、营利性医疗机构,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是公立医院,技术实力雄厚。由两家医院合作建立的协作医院以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的技术和管理为核心,以长庚医院院区为医疗基地。协作医院保留股份制不变,直接管理机构为综合管理办公室,主要由核心医院派出人员组成,双方院领导通过综合管理办公室协调沟通。核心医院负责派出一定数量各科室精干人员入驻协作医院,并定期派出一定数量的专家轮流到协作医院坐诊。双方在利益分配上按协定比例提取,合作期限也在合作协约中注明,合作期满,根据合作效果确定是否继续合作[3]。

1.2 业务指导型合作效果

1.2.1优势资源得以延伸利用。合作前 , 温州医学 院附属第 一医院的 品牌优势、 管理优势 、技术优 势、人才优势、科研优势、教学优势只能在该院发挥作用,通过与平阳县长庚医院合作,优势资源得以延伸利用,扩大了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的影响力。同时,平阳县长庚医院借用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的优势资源,在管理、技术、人才、科研与教学等方面的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增强了自身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发展壮大了自己。

1.2.2经济效益显著提高。此合作模式提高经济效益表现在3个方面:第一是扩大了规模经济效应;第二是提高了工作效率;第三是信息资源得以共享。

1.2.3社会效应也明显提高。当前,大医院存在“看病难、住院难、手术难”等“三难”问题,通过帮扶民营医院,使其在业务、管理水平上大幅提高,能够为患者提供与大医院同等水平的医疗服务,解决“三难”等社会问题,为大医院排忧解难,为患者创造更多的就医机会,让双赢(公立医院与民营医院)变成多赢(公立医院、民营医院、患者和社会)。

2 资源共享型:公立医院向民营医院借床

由于公立医院住院病人较多,不能满足患者需求,医院又不能马上扩大规模,只能向民营医院借床,以缓解病人住院难、看病难的压力。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与三环肿瘤医院的合作就是这一合作模式的代表。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为当今全国最著名的公立肿瘤专科医院之一,病人来自全国各地,2000年门诊量超过20余万人次,并以超过10%的速度逐年上升,医院床位不足900张,病床使用率98%以上,病人“看病难、住院难、手术难”的问题十分突出。

为了确实解决病人就医“三难”问题 , 在北京市 卫生局的 协调下 ,2001年8月医科院肿瘤医院与民营的北京朝阳区三环医院建立了协作关系。三环医院投资1500万元,完善了医院必要的装备和物资;医科院肿瘤医院借用该院的200张病床,建立了内科3个病区,放疗科2个病区及腹部外科1个病区。由肿瘤医院派高年资主治医师以上的医师常驻三环医院担任各病区主管医师,派2名会计参与财务管理,另外派1位科室的副主任、党总支书记担任该院的副院长。经过10年的协作,目前三环肿瘤医院的病床已超过500张,病床使用率也超过了95%,远远高于民营医院平均使用率57%的水平。

3 完全一体化型:公立医院托管民营医院合作模式与股份制合作模式

完全一体化合作型指民营医院与公立医院逐步结合成为一个单一实体的合作模式,包括公立医院托管民营医院合作模式与股份制合作模式。

3.1 公立医院托管民营医院合作模式

医院托管是指医院产权所有者将医院的经营管理权交由具有较强经营管理能力,并能够承担相应经营风险的机构,明晰医院所有者、经营者债权关系,实现医院效益最大化的一种运营方式。

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成都金沙医院的合作便是典型的托管模式[4,5]。根据托管协议,在委托管理期间,金沙医院把所有资产和人员团队交给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管理运营,金沙医院的管理人员和医务人员跟着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学习和工作,这样可以迅速提高金沙医院人员的管理水平和医疗技术水平,金沙医院的公信力也得以大大增强,进而提升了金沙医院的整体竞争能力。

公立医院的托管,有利于民营医院进一步增加投资,扩大规模,增加医疗供给,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多层次的看病需求。但站在中国医改这个层面上,公立医院托管民营医院,其意义并不仅限于两家医院所获得的资源互补 。扩大优 质医疗资 源覆盖面,让百姓就近享受优质医疗服务,扩大有效医疗供给,是中国医改的一个重要目 标 , 公立医院 托管民营 医院,这种新的改革发展模式将为扩大医疗供给探索一条全新的路子。

3.2 股份制合作模式

目前,我国的医疗体制改革允许并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医院建设,从而股份制医院大量出现,有些是某个地方规模数一数二的人民医院与大企业合作开发,参考股份制企业的运作机制,如浙江海宁医院[6]。

4 3种模式比较分析

4.1 3种合作模式相同点比较

3种合作模式的原因基本相同,即公立医院门诊量大,床位紧张,无法满足患者的需求,而民营医院门诊量小,床位有富余,造成资源浪费[7]。3种模式合作的效果也基本一样,即公立医院与民营医院合作,使优势资源得以延伸利用,可实现优势互补,且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显著提高,让双赢变多赢,对解决“看病难、住院难、手术难”等“三难”问题起到了积极作用。

4.2 3种合作模式不同点比较

4.2.1合作的程度不同。公立医院向民营医院输出管理与技术的合作是浅层次合作,公立医院向民营医院借床的合作是中等层次的合作,而公立医院托管民营医院和民营医院或民营资本向公立医院参股等模式的合作是深层次的合作。

4.2.2合作的紧密程度不同。公立医院向民营医院输出管理与技术的合作是松散型合作,公立医院向民营医院借床的合作是半紧密型合作,而公立医院托管民营医院和民营医院或民营资本向公立医院参股等模式的合作是紧密型合作。

4.2.3民营医院享有的自主经营权也不一样。公立医院向民营医院输出管理与技术的合作模式中民营医院享有完全的自主经营权;公立医院向民营医院借床的合作模式中,民营医院只有有限的自主经营权,即民营医院只对借床以外的部分享有自主经营权;公立医院托管民营医院和民营医院或民营资本向公立医院参股等合作模式中民营医院基本没有自主经营权。

4.2.4合作模式适用的医院也不相同。公立医院向民营医院输出管理与技术的合作模式适用于有一定规模和基础的民营医院,通过合作,可以快速提升民营医院的竞争力;公立医院向民营医院借床的合作模式适用于有大量床位闲置的民营医院;公立医院托管民营医院的合作模式适用于规模较小和基础较差的民营医院;民营医院或民营资本向公立医院参股合作模式适用于新建或改制的医院。

4.2.5 3种合作模式可利用的资源也不相同。公立医院向民营医院输出管理与技术的合作模式可利用的资源为无形资产;公立医院向民营医院借床的合作模式可利用的资源既有无形资产,也有部分有形资产;公立医院托管民营医院和民营医院或民营资本向公立医院参股合作模式为完全一体化合作模式,可达到有形和无形资源完全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