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档案法律法规比较

中外档案法律法规比较（精选8篇）

中外档案法律法规比较 篇1

由于受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工作实践等的影响，中外的档案教育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本文试图通过对国外档案教育模式、教学课程及教学内容的简单介绍，为我国的档案教育工作提供参考。通过比较研究，取长补短，从而更好地推动我国档案教育的发展。

一、国外档案教育概况

1. 美国。

美国的档案教育萌芽于20世纪初。据资料统计，全美各地包括马里兰大学、南卡罗来纳大学、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拉来格分校、丹佛大学等60余所大学的历史系或信息学院开设了不同程度的档案专业课程。美国的档案教育主要有三个层次，即大学开办的正规教育、档案工作者协会负责的继续教育和档案馆举办的岗位培训。[1]美国高校档案专业教学计划一般包括理论课与实践课两大部分。重视实验课的教学是美国档案教育的重要特色之一。学生通过上实验课，不仅可以熟悉档案工作的各个环节，包括收集、整理、编目和提供利用等，而且能够从事档案领域的定向研究。

2. 瑞典。

在北欧各国中，瑞典是最早开办大学档案教育的。从1973年起，斯德哥尔摩大学就开始提供档案教育。除此之外，瑞典还有5所大学提供档案学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瑞典的学位教育采取学分制，取得硕士学位必须修满180个学分，其中80个学分是主课程学分。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档案学课程属于人文系的历史课程和文化课程，学习档案学的学生必须已经获得大学的一定学分，或者具有档案工作经验。档案学课程内容覆盖了档案学的各个方面，包括档案学理论、档案立法特点、档案登记、档案整理编目、信息检索、档案鉴定和处置，以及技术问题等。此外，在教学大纲中除了课堂教学以外，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档案学课程还包括在公、私机构的实习课程。[2]另外，瑞典的国家档案馆在档案教育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瑞典的国家档案机构主要针对政府机关、私人组织，如协会和企业等开展档案培训课程和研讨会。隶属于国家档案馆的军事档案馆为国防部门开设相关课程。但是瑞典国家档案馆的培训没有建立正式的学位体系。

3. 英国。

目前，英国的档案教育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大学开设档案专业课程；二是英国各档案机构提供的在职培训；三是英国档案工作者协会提供的定期培训。其中，大学档案教育是最重要的一种形式。在英国各大学中，档案课程大多由历史系开设。大学档案教育的突出特点：一是层次高，属于研究生教育范畴；二是理论与实践结合明显，每门专业课程都配有实践部门的兼职教师，都要求学生到实践部门开展实习，最终的成绩都通过理论考核与实践考核给予综合评定。[3]英国大多数公共档案机构，比如公共档案馆、苏格兰档案馆、威尔士档案馆等都有为馆内的工作人员，特别是没有实践经验的人员提供在职培训。英国档案工作者协会提供的定期培训是大学档案教育的补充形式。课程多以讲座或讨论的形式来完成，学生们需要就课程内容完成作业并进行实习。

二、中外档案教育的异同

1. 相同点。

(1）受信息技术的影响，中外的档案教育在课程设置上都有信息化的色彩。中外的档案教育工作者都看到了信息技术对档案工作的影响，因此中外的档案课程设置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欧美许多大学开始将档案学课程开设了信息科学系。我国的档案教育也根据自身的教育特点，结合我国政务信息化发展给政府和档案管理人员带来的影响，在档案课程设置上增设了如信息管理导论、信息检索、信息资源组织、信息政策法规等方面的课程，以保证学生胜任未来政务、档案信息管理工作。另外，随着电子化、数字化的发展，电子文件的出现，欧洲许多国家开始重视电子文件管理的教育和培训研究，电子文件管理课程已成为档案在职教育和培训或继续教育的必修课程。除了电子文件管理课程，还有电子文件管理的思想、方法和技能在档案课程教学内容中都有体现。我国的档案教育工作者也充分认识到电子时代的到来给档案教育带来的影响，在国内，武汉大学、山东大学、苏州大学、四川大学、南开大学等许多大学都设立了电子政务、电子文件管理等顺应时代特点的课程。

(2）中外都注重采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面对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中外的档案教育工作者都在努力突破传统的教学模式，采用更加活泼多样、学生容易接受的形式，如启发式、学导式、研讨式等。在教学手段上，许多大学都采用了计算机辅助教学（CAI）、案例教学、观摩学习、网络辅导等现代化教学手段，教师们采用文字、声像、电子、多媒体、网络等各种手段获取教学信息。随着计算机及网络的普及，远程教育更是比比皆是。

2. 不同点。

(1）中外档案教育的师资队伍及办学主体不同。我国的档案教育以学校为主，档案行政管理机构为辅。档案中等教育主要是有中专、技术学校和职业高中承担。高等教育主要是在大学里完成的。在办学形式上，无论是成人教育还是电视大学、自学考试，都是学校教育占主导，档案局（馆）只在干部培训中占一定比例。在正规档案学教育中，主要是专职教师，为了弥补专业教师的不足，各办学单位又会聘请具有实践经验的档案管理人员做兼职教师，档案在职培训的师资队伍主要由兼职教师构成，这些兼职教师相对固定，不经常调换。因此，在学科设置和师资力量方面我国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档案教育体制，拥有丰富的档案专业教材和齐全的师资力量。

而欧美的办学主体与师资队伍与我国有所不同。欧美档案教育的办学主体具有多样性，档案教育机构与档案职业专业学会和实际部门合作办学，教学大纲受职业学会指导，学位证书受职业学会认定，人才的知识结构和培养目标及未来去向受实际部门需求的影响。[4]在师资队伍方面除必修课教师为专职的档案学者外，专题研究课教师多为实践部门的兼职档案专家。在美国档案教育机构是学校、协会、档案馆三足鼎立，美国的学校没有档案学专业，只有档案管理方案或档案学课程，且没有中等教育层次，使其大学教育的力量相对薄弱。岗位培训在这一层次主要是档案馆负责，美国对档案馆工作人员级别要求很高，进馆人员都要进行为期两年的培训计划，受训后档案人员即可提升两级。英国虽然在大学里开设档案专业课程，但其档案教育实际上只是研究生教育，其档案工作者协会的专业培训也主要针对档案在职人员的教育。英国的档案教育也没有明显的纵向层次。

(2）在中外档案教育中，理论课和实践课的重视角度不同。我国档案教育主要是课堂授课式，几乎是教师讲完整节课。在教学内容上我国更注重理论的系统性、稳定性，偏重对文史知识的熏陶，主要提高学生的文化素质和理论水平，对学生的动手能力和操作技能培养的不够。而在美国的正规大学教育中，教学形式常常是通过课堂实践、模拟表演、自由讨论等多种方式使学生消化理解的。就档案教育内容而言，美国则理论、技能兼顾，实用性特点相对突出。美国的档案课程设置中基础课程和辅助课程各占一半。美国的档案教育课程把诸多实用性内容摆在首位，美国的教师经常带学生去各类档案馆参观实习，然后在课堂上进行模拟表演，这种形式类似于MBA的案例教学，其教学效果相当不错。[5]

在英国，档案教育被看成是一种实用技术职业，无需深厚的理论知识，档案工作者可以从相关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中获得大部分知识。因此，英国的档案教学采取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办法，使学生在理论学习过程中同时了解实际工作需要，减少学习盲目性，促使教学内容把理论与实践紧密相连，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3）中外档案教育机构对档案在职人员的培训重点不同。中国对档案在职人员的教育培训主要是一种上岗资格证明，对培训对象没有具体学历高低的要求，所有从事档案工作的人员都可以参加继续教育和培训。而在国外，许多国家都要求参加继续教育的人员要拥有大学本科或本科学历以上的文凭。在培训内容方面，我国主要讲授档案基础课程，重点传授理论知识，而国外的在职教育侧重于对档案工作具体业务环节的讲授，注重对新技术的学习和档案行政职能及人事、财务管理等知识的灌输。另外，在美国的继续教育中最有特点的是岗位轮训制，即学员在2至3个月的时间里要被派到十多个部门进行实习，熟悉馆藏，直观的了解档案馆的各种业务，使学员在实践中更好的掌握知识。

档案学本身又是一门动手能力非常强的技术型管理学科，因此，我国的档案教育要想取得更快、更广的发展，必须在立足自身优势的前提下，汲取国外的优秀做法，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档案教育结构；调整实践教育与理论教育的结构比例；紧跟时代特点，掌握学术动态，加强专业教材建设，使我国的档案教育事业不断进步。

摘要：本文通过对国外及我国档案教育概况的简单介绍,指出了中外档案教育在教育模式、课程设置及教学内容等方面存在的异同,通过比较研究,我国的档案教育要吸取国外的先进做法,取长补短,从而更好地推动我国档案教育的发展。

关键词：中外档案,档案教育,比较研究

参考文献

[1]杜鹃.中美档案教育比较[J].兰台世界,2003(10).

[2]肖秋惠.当前北欧各国的档案教育特色[J].档案学研究,2005(6).

[3]邓君.中英档案教育比较[J].兰台世界,2001(6).

[4]安小米.欧美档案高等教育研究及其启示[J].档案学通讯,2003(2).

[5]王宇晖.中美档案教育比较研究[J].北京档案,2000(7).

中外档案法律法规比较 篇2

该特征与《公司法》上的有限责任公司相比，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的不同：

1、两者的权力机构不同

前者的最高权力机构是董事会，而后者则是股东会。

根据《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以下简介《条例》）第30条规定：“董事会是合营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决定合营企业的一切重大问题。”

《公司法》第37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股东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照本法行使职权。”

2、两者对权力机构人数限制不同

前者没有上限的限制。而后者则由上限的限制。

《条例》第31条第1款规定：“董事会成员不得少于3人。董事名额的分配由合营各方参照出资比例协商确定。”对其上限则没有限定性规定。

另外，该条规定的董事名额的分配参照出资比例协商确定的内容可以解释为在合营各方完全可以在合营合同和章程中规定董事的名额分配不参照出资比例来分配，如出资多的一方可少委派董事，而出资少的一方多委派董事。

《公司法》第20条第1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由二个以上五十个以下股东共同出资设立。”也就是说，有限责任公司对股东会人数的上限有明确的限制，即不得超过50人。

3、两者权利机构人员的来源不同

前者来源于合营各方的委派。后者则来源于出资而取得股东资格。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以下简介《合资法》）第6条第1款规定：“合营企业设董事会，其人数组成由合营各方协商，在合同、章程中确定，并由合营各方委派和撤换。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由合营各方协商确定或由董事会选举产生。中外合营者的一方担任董事长的，由他方担任副董事长。董事会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决定合营企业的重大问题。”

《公司法》第37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股东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照本法行使职权。”

4、两者表决权的依据不同

前者是根据人数表决（即一个董事一票表决权）。而后者则是根据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

《条例》第32条第1款、第2款分别规定：“董事会会议每年至少召开1次，由董事长负责召集并主持。董事长不能召集时，由董事长委托副董事长或者其他董事负责召集并主持董事会会议。经1／3以上董事提议，可以由董事长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

董事会会议应当有2／3以上董事出席方能举行。董事不能出席的，可以出具委托书委托他人代表其出席和表决。“

第33条规定：“下列事项由出席董事会会议的董事一致通过方可作出决议：

（一）合营企业章程的修改；

（二）合营企业的中止、解散；

（三）合营企业注册资本的增加、减少；

（四）合营企业的合并、分立。

其他事项，可以根据合营企业章程载明的议事规则作出决议。“

《公司法》第41条规定：“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但有一个例外，即《公司法》第35条第2款前句“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其出资时，必须经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此处的“过半数”指的是股东人数，而不是按照股东的出资比例数。

附带需要说明的是，前者的董事会是最高权力机构，而后者的董事会则是由股东会选举产生，代表公司并行使经营决策权的公司常设机构。

两者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最高权力机构，而后者则是经营决策机构。

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经营管理机构或者说业务执行机关是总经理和副总经理

该特征与《公司法》上的有限责任公司相比，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的不同：

1、两者结构不同

前者的机构是总经理和副总经理等组成的经营管理机构。后者则是由董事会和总经理组成的机构来共同完成。

2、权力来源不同

前者来源于最高权力机构的聘请。后者则来源于具有经营决策权的董事会的聘任。

3、两者的职权不同

前者可以代表合营企业。后者则不能代表公司。

《条例》第36条规定：“总经理执行董事会会议的各项决议，组织领导合营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工作。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总经理对外代表合营企业，对内任免下属人员，行使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公司法》对总经理则没有规定此职权。

三、其他

前者没有规定监事会制度。后者则明确规定了监事会制度。

根据《公司法》第18条规定：“外商投资的有限公司适用本法，有关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资企业的法律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由该条规定可以得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也可以设立监事会，作为对董事、经理的管理行为及企业的财务进行监督的机构。

侦查法律属性的中外比较分析 篇3

1.1 刑事司法的基本含义

刑事司法系统本身并不是基于国家行政与司法活动的范畴划分而产生的概念, 而是特别针对刑事犯罪行为而形成的一个应对体系。 它是指确定刑事指控被告人的刑事法律责任并解决其刑罚问题的一系列机构与制度所形成的集合体。该系统包含三个典型的功能部分或阶段:执法、诉讼程序、罪犯矫正。例如在美国, 其中的法律执行和维护是指警察、治安或执法官员对案件的调查和取证;司法审理程序包括法官、检察官以及辩护律师各自的职责活动, 主要目的是通过法庭审判等司法程序最终确定被指控者的刑事法律责任及其刑罚问题;犯罪矫正则主要指监狱、缓刑监督官以及假释监督官等机构和专门人员通过执行刑罚、心理矫正与行为监督等手段对罪犯进行改造。 当然, 由于政治体制以及法律传统的不同, 刑事司法系统在我国的含义与上述西方国家的典型特征有所不同, 其中主要体现在具体的机构组织形式、称谓以及具体的诉讼程序设置方面。例如在我国, 法律执行和维护事实上就是指侦查机关对涉嫌犯罪案件的调查取证, 并且侦查程序被视为一个独立的刑事诉讼阶段, 而侦查立案是所有刑事程序的起点;在法庭审判前及审判中, 辩护律师的作用虽然正越来越受到重视, 但就传统观点来看却仍然很难将这样一个非官方角色视为刑事司法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我国“刑事司法系统”很大程度上是刑事司法机关的代名词;另外在犯罪矫正环节中, 除监狱所执行的徒刑以外, 劳动教养是我国具有特色的又一种改造手段。对于缓刑以及假释的观察和监督, 我国也并未设立专门的职位, 而是由公安机关负责进行。但需要明确的是, 刑事司法系统的上述中外差异仅仅是体制及形式上的差异而并非本质的不同, 因此并不影响我们对其进行比较和分析。作为针对刑事犯罪行为的一个应对体系, 各国的刑事司法系统在根本目的、基本要素以及一般程序环节上仍然是具有一致性与共同性的, 体现了现代人类法制文明应对犯罪这一社会法律现象的基本要求与总体标准:即准确查明事实、公正适用法律、有效矫正罪犯, 以实现法律的正义并预防和控制刑事犯罪行为。而侦查便是这一系统的有机组成要素之一, 其所承担的任务正如前面对侦查内涵的描述——就涉嫌犯罪案件收集和调取证据, 查明犯罪嫌疑与事实真相。

显然, 就其中的任何一个功能环节而言, 理解和认识刑事司法系统的关键都在于把握其形成和存在的根本目的及意义, 而不是去考究哪些国家机关在其中发挥了作用以及这些机关的性质如何。毫无疑问, 在我国侦查有很多情况下是由作为国家行政机关之一的公安机关负责进行的, 但并不能由此说明其性质是国家行政行为。因为侦查只是公安机关的特定部门针对特定事由所进行的一项法定行为, 而并不是公安机关的全部职能范围。侦查的任务仍然是针对涉嫌触犯刑法的案件事由进行调查取证、维护刑法禁止性规定的有效性并为法庭审判提供证据支持。更为重要的是, 其调查的结果与效力必须通过后续司法程序的确证才能最终成立, 这些均是侦查不同于国家行政活动的特点。同理, 也不能因为我国享有侦查权的各个国家机关有不同的种类、不同的性质以及不同的职责管辖范围, 便得出“侦查权由什么机关行使便具有什么性质”的悖论 。因为“犯罪”本质上只是社会危害行为的一种程度质变, 在发生范围上涉及社会生活管理的方方面面, 而不论其发生在哪一社会生活领域, 之所以能够成为“犯罪”, 本质上就在于其社会危害性程度达到了刑事违法。因而不论是由哪一国家机关进行管辖的刑事案件, 其“涉嫌违犯刑法”这一根本性质都是一致的, 若脱离了刑法对于相应犯罪行为及其构成要件的规定, 则不论该机关本身的管辖范围与职能性质如何, 它都不可能享有所谓的侦查权。那么, 专门针对涉嫌违犯刑法的案件所开展的侦查活动, 显然也就不可能由于其主体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任务乃至不同的性质。立法上对不同侦查主体之间的案件管辖划分, 只是为了有利于实现侦查工作的便捷、高效以及专门化, 而与侦查的性质无关。

1.2 侦查功能的界定

可以得出结论的是, 侦查在其任务上既不属于一般国家行政活动, 也不同于严格意义上的司法活动 (法庭审判的相关活动) , 而只能是作为刑事司法系统的要素之一而存在。侦查与司法裁决程序、犯罪矫正 (亦即刑罚执行) 手段三个基本功能要素相互依存, 共同构成刑事司法系统的完整体系链条, 其中的任何一个要素都无法独立地对刑事犯罪行为进行有效处置和应对。至此我们必须明确, “行政”与“司法”是关于国家权力与政治生活的一对范畴, 而“刑事犯罪行为”与“刑事司法系统”则是关于刑事法律问题的另一对范畴, 两对范畴之间的所处层次、参照标准以及划分方式均不相同, 本身并不存在必然或对应的联系。因此, 若脱离刑事司法系统的根本目的以及侦查在其中所承担的任务, 仅从国家权力的一般分类角度来片面地争论“侦查权究竟是行政权还是司法权?”这一问题并无实际意义。然而, 我国理论界近年来对于侦查暨侦查权的性质问题恰恰争议巨大、无法形成共识, 其中主要存在行政说、司法说、行政与司法双重属性说这三种观点;另外一个特例是, 在谈及检察机关侦查权时, 往往又另起炉灶地将其归为法律监督权。显然, 以上这些观点均忽视了探讨侦查性质问题的逻辑起点与基本平台——刑事司法系统, 因此我们均不赞同。

从刑事司法系统的根本目的以及侦查的任务来看, 我们认为侦查的性质应界定为旨在维护刑事法律公正的一项刑事司法活动;相应地, 侦查权为一项国家刑事司法职权。

2 侦查的授权法

侦查作为国家职权行为, 必须直接授权于法律。侦查的授权法即指侦查的法律依据, 可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进行认识:

(1) 侦查的实体法律依据。侦查的实体法律依据即刑法。刑法中对犯罪行为及其构成要件的规定, 事实上就是侦查行为可以实施的范围与应该进行的方向。侦查是针对涉嫌犯罪案件的专门活动, 如果案件事由不涉及刑法所禁止的行为或未侵害刑法所保护的权益, 侦查便不得被启动和实施, 已经实施的须立即终止。同时, 侦查对涉嫌犯罪事由的调查是围绕“其行为是否符合犯罪构成要件”这一中心问题而开展的, 因此刑法中对犯罪构成要件的规定将直接决定侦查的取证方向;而在个案侦查中, 脱离和超越本案犯罪构成要件的侦查行为, 将可能导致低效或不合法的结果。总之, 对于侦查的实体法律依据可以理解为:没有刑法便没有犯罪, 没有犯罪便没有侦查。

(2) 侦查的程序法律依据。侦查的程序法律依据主要指刑事诉讼法。 我国的侦查是法定的刑事诉讼程序之一, 而立案则是整个刑事诉讼程序的起始标志, 刑事诉讼法对侦查的程序、措施、标准、期限以及基本原则等都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刑事诉讼的直接任务是正确解决被追诉者的刑事责任问题、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从这一角度而言, 侦查作为刑事诉讼程序之一同样体现了对刑法的维护, 刑法决定了侦查的存在, 而刑事诉讼法则规定了侦查存在的形式和运作的方式, 侦查中任何违背或超越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行为都是非法行为。

因此, 从侦查的授权法角度来看, 侦查的性质是一项旨在保证刑法正确实施的刑事诉讼活动;侦查权为一项刑事诉讼职权。

3 结语

中外档案展览工作之比较研究 篇4

一、中外档案展览比较分析

1. 发展概况。

外国档案展览工作起步早, 规模大, 社会认可和接受程度高。外国档案馆规范的档案展览工作起步是较早的。早在1950年, 法国巴黎举行的第一届国际档案大会上, “档案与学校”就被定为议题之一。同年, 法国国家档案馆设立了教育处。从1952年起, 这样的部门在法国各省档案机构也相继设立, 主要向学校提供历史教学示范性服务。到1969年, 在96个省中, 已有50个建立了教育处, 每周平均为700名学生提供26个课题时, 在某些省份, 接待人数高达20 000人次。我国档案展览工作发展的阶段性较为明显。档案展览初创期是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 这一时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政治色彩浓厚, 体现着档案工作为行政机关团体服务的特征。同时, 档案展览多为内部展览, 参观者多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时期是我国档案展览工作的停滞期。20世纪80~90年代, 我国档案展览工作进入发展期。以档案史料展览为主, 并开始同外国互办档案展览进行交流。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 档案展览在内容、形式、管理理念上都有了较大的飞跃, 进入了繁荣期。现代化信息技术被引用到展览工作中, 网上档案展览等为档案展览工作增添了生机活力;各省市级档案部门也积极参与到展览工作中, 规模和层次得以扩大和加深。

2. 档案展览的实施模式。

(1) 档案展览的展品。多数国家和地区在举办档案展览时, 比较倾向用复制件, 这有着其自身的合理性和安全性。然而一些国家的档案部门也倾向于在保护措施周密和科学的前提下, 在展览中使用档案原件, 这以加拿大、美国最具代表性。加拿大对每一件展品都设计制定了严格的保护措施, 展品不重数量而重质量, 不求多而求珍贵, 展室不大但设计典雅厚重, 每件展品都被精心放置在单独的玻璃展柜中, 灯光柔和适度, 适宜档案原件的保护。美国国家档案馆利用特制的惰性气体展柜陈列档案, 平时, 将档案连同展柜存放在地下保险库内;开展时, 使用电子升降术将展柜及展品送到展厅;闭馆时, 再送回地下保险库。开展期间, 会安排一定数量的警察在展厅维持秩序, 参观者只可观看档案文献, 不可拍照, 警察会对违规行为进行干预、制止。我国档案馆尚不具备这些条件, 为确保档案原件的安全, 陈列展览一般只用复制件。 (2) 展览地点和时长。外国档案展览地点较为开放、灵活。美国国家档案馆坐落于华盛顿市宾夕法尼亚大道, 交通便捷, 且不设围墙, 其大门可直接向大众敞开, 凡在每天的开馆时间, 许多美国人都能自由地进入展厅参观。此外, 加拿大、莫斯科的档案馆协会还在城市街头、交通要道、商贸中心举办了档案展览。近年来, 欧美许多国家一些大的档案馆还设计了一些完备的永久性展厅让来访者和利用者参观。我国的档案馆大多在党政机关大院深处或办公大楼内, 展览持续时间一般都不长, 难以收到预期效果。但近几年来, 我国档案展览也开始向更贴近群众的开放空间的探索。 (3) 展览形式。中外档案展览形式共有的类型有:临时展览、独立举办展览、联合举办展览、专题展览、综合展览、网上展览等。总体来说类型差别不大。

二、做好档案展览工作的建议

1. 加大对档案展览提供展品安全保障的力度。

利用档案复制件进行展览虽然有着自身的合理性和安全性, 但从档案原始记录性这一根本属性和价值来说, 原件在展览中对参观者带来的体验效果以及对档案展览重要性的体现是复制件无法比拟的。参考外国的经验, 我国档案工作应加大对档案保护技术的研究和创新, 制订清晰明确的展览参观者守则, 并在展览现场同有关安全部门合作, 设置警察等工作人员进行安全协助, 为原件参展打造一个安全的环境基础。

2. 结合自身特色进行对永久性档案展览的建设。

综观我国档案资源, 存在不少具有长期接待参观者、进行永久展览的档案资源, 如党史教育、我国三农档案等主题, 均可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交通通达度高、人口密集、人口流量大的地区建设永久性的档案展厅和相关主题展览, 为相关主题进行社会教育和交流的长期性、系统性提供条件。

3. 加深对档案展览作用和意义的认识。

对档案展览的作用和意义, 相关部门和工作人员应当加深对其社会教育作用的认识并加强相关方面的践行工作。要在展览主题选定、展览讲解方式和内容、同中小学和社区的联系紧密度等方面下功夫。充分利用档案资源的真实性和历史性, 对教育往往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辅助效果。

4. 充分借助相关法律和制度促进档案展览良好发展。

在各种保障方法和措施中, 法律和制度是最有利的途径。我国档案工作在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和工作制度时, 可根据实际情况, 将档案展览工作相关内容涵盖进条例, 通过明确、详细、系统的规定, 让档案工作者充分意识到档案展览工作是自己本职工作的基本内容之一, 并适当结合奖惩制, 为我国档案展览工作良好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和保障。

参考文献

[1] .姜之茂.外国档案展览的理论和时间[J].档案学通, 2000.3

中外公益信托比较研究与法律思考 篇5

关键词：公益信托,比较分析,法律思考

公益信托是指出于公共利益的目的, 为使社会公众或者一定范围内的社会公众受益而设立的信托。它是委托人将信托财产委托给受托人, 由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对信托财产进行管理、使用, 并按照信托文件的要求将信托财产及其受益用于实现信托文件所规定的社会公益目的。我国《信托法》对公益信托的定义是为救济贫困、救助灾民、扶助残疾人、发展教育、科技、文化、艺术、体育事业, 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环境保护事业和其他社会公益事业而设立的信托。

公益信托不同于其他信托, 具有自身独特的特点:一是目的的公益性。公益信托, 顾名思义, 是为公益目的设立的信托, 因此目的的公益性成为公益信托的基本条件。这一点, 在各国法律中都有明确规定。除我国法律规定外, 公益信托发展较为成熟的英国、美国、日本等法律中都有类似规定。如美国《公益信托法》第348条规定, 公益目的包括救济贫困、促进教育、倡导宗教、增进健康、政府或者市政目的, 以及其他有益于社会的目的等;日本《信托法》第66条规定公益信托须为祭祀、宗教、慈善、学术、技艺或其他公益目的;二是受益人的特殊性。与普通信托不同, 公益信托的受益对象不是某个或某些确定的或可确定的人, 而是整个社会或社会公众的一个足够大的部分, 不会因为受益对象不确定而无效。公益信托受益人的“不确定”是指信托的最终受益人不确定, 而受益人的范围根据信托的目的是可以确定的。比如:一个企业出资设立一个救助失学儿童的信托, 该信托的受益人范围———“失学儿童”是确定的, 而每年接受捐助的失学儿童的个体却是不确定的。

在英国, 法律意义上的公益目的主要包括以下四部分:一是救济贫困的信托;二是促进教育的信托;三是倡导宗教的信托;四是其他有益于社会, 但又未列入前三类的信托。长期以来, 英国的公益信托一直享受重要的税收优惠:第一, 根据《1988年所得税和公司税法》规定, 公益组织的收入只要用于慈善目的, 通常会豁免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第二, 公益组织完全占有或者主要为慈善目的而占用的土地, 减半征收继承税。第三, 公益组织出售他人捐献的物品可以豁免增值税。第四, 任何人在生存期间或去世时将财产转移给公益组织的, 均免征继承税。个人向公益机构捐款符合一定条件的可以从纳税收入中扣除。第五, 根据《1992年公益收益税收法》规定, 公益信托原则上豁免征收资本增益税。此外, 将地产转移给公益组织的, 还可以免缴印花税。为了防止滥设公益信托, 英国根据《1960年公益法》成立了“公益事务署”, 作为公益信托统一的主管机关。除依法享有登记豁免权的公益事业外, 任何公益信托的设立、变更和终止都应由受托人向公益事务署办理登记。公益信托一经登记, 即确定具有公益性, 据此可享受法律和税收上的优惠。任何人都可以在合理的时间内, 向设在伦敦的公益事务署和设在利物浦的公益事务署办事处请求阅览任意公益信托的登记事项。

美国的公益信托主要以基金会的形式存在, 组织形式既可以采用单纯信托 (公益信托) 的方式, 也可以采取公司的形式。在具体形式上, 主要有三大类:一是公众信托, 即对某一特定范围内的居民为了该范围内的人的利益而捐赠的款项进行管理和运用所产生的信托。二是公共机构信托, 即由学校、医院和慈善组织等公共机构在接受捐款以后, 将款项委托给信托机构进行合理有效的管理, 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三是慈善性剩余信托, 即由捐款人设立的一种慈善性信托, 它允许捐款人获得一定比例的信托收益, 以维持自身和家庭的生活, 而将剩余部分全部转给某个特定慈善性机构, 包括慈善性剩余年金信托、慈善性剩余单一信托和共同收入基金等。在美国, 公益信托的监督权主要由州检察长依据《统一公益信托受托人监督法》行使。公益信托的受托人在受让信托财产之日起6个月内, 向州检察长申请登记并附上信托文件的复印本。

日本有公益法人和公益信托两种制度。20世纪70年代以后, 日本居民财富增长迅速, 一些人开始不满足于仅捐献给现有的法人团体。特别是由于有些公益法人的事务费用太多, 经济上粗放, 信息不透明, 而受到诟病。在此背景下, 日本开始对公益信托进行深入研究, 认为公益信托虽不适合学校、图书馆、美术馆等拥有一定设备和专门人员管理的事业型公益活动, 但对为各种公益活动提供奖金、补助金的供给财产型公益活动是适合的。此后日本公布了统一的公益信托许可标准, 使得公益信托的受托业务有据可依。在1998年实施了《特定非营利活动促进法》以后的10年间, 日本以社会福利、城市环保等为目的的公益信托在逐步增加。在日本, 公益信托主要有以下特征:一是业务仅限于扶助捐赠, 由信托银行负责向主管政府部门申请批准, 不需法人登记;二是信托银行作为善意的管理人, 对信托财产实现严格独立管理;三是通过设定信托管理人来保护不特定多数受益人的利益;四是公益信托的名称中可载入财产捐赠企业或个人的名称, 以赞颂其善意;五是对公益信托实行税收优惠。

我国《信托法》第62条规定:公益信托的设立和确定其受托人, 应当经有关公益事业的管理机构 (以下简称公益事业管理机构) 批准。但是, 对于“有关公益事业的管理机构”法律上没有明确的界定。从字面上看, 它可能具备两种含义:第一, 目标公益事业所属的管理部门, 如教育事业对应的是教育部门, 环保事业对应的是环保部门, 救济贫困的对应的是民政部门;第二, 参照国务院发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第六条规定, 国务院民政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是基金会的登记管理机关。

但是无论是何种含义, 法律均没有明文规定。对于究竟以何程序申报, 如何监管, 信托公司如何配合等问题均只有原则性的模糊立法。公益事业管理机构没有明确到位, 这使得公益信托管理中的很多事项无从批准, 公益信托的有效性大打折扣。对“有关公益事业的管理机构”定义的缺失给公益信托的成立造成了巨大的障碍, 主要体现在:第一, 当一个公益信托的目的超过一个公益事业领域时, 如既覆盖教育事业, 又覆盖医疗卫生事业, 同时又救济贫困, 由谁来审批?第二, 对于单一目的的公益信托, 法律没有规定具体的审批程序, 导致即使存在相应的公益事业管理机构, 但其在审批方面又不存在法律依据。

有鉴于此, 明确公益信托的审批机构已经成为发展公益信托一项迫在眉睫的前提条件。建议由国务院尽快协调有关部门, 在立足我国国情的基础上, 通过借鉴日本、美国和英国等公益信托较为发达国家的经验, 建立一套科学统一的公益信托审批制度。

公益信托监察人是公益信托外部监督的重要内容, 其目的在于代表公益信托不特定的受益人监督公益信托项目运行, 保证公益目的有效实现。《信托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公益信托应当设置信托监察人。信托监察人由信托文件规定。信托文件未规定的, 由公益事业管理机构指定。”

信托监察人对于受益人不特定的公益信托而言, 具有重要的意义,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 委托人可以通过依照自己的意志选择信托监察人, 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自己无法涉足信托关系进行监督的不足;第二, 信托监察人可以作为受益人的“利益代言人”, 通过行使其监督权利, 防止受托人违反信托义务, 维护受益人的利益;第三, 在信托文件没有指定信托监察人时, 公益事业主管机关可以指定信托监察人, 从而增加了其对信托监督的方式和力度。然而, 我国现行公益信托相关的法律法规, 针对信托监察人的规定寥寥无几, 对于公益信托监察人的资格、监督权利等问题都没有作出明确的认定, 导致公益信托监察人制度的实施在实际操作中存在很多的困难。

有鉴于此, 需要建立并完善公益信托的监察人制度, 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规定:首先, 监察人的资格。监察人是应为个人还是法律实体, 还是二者兼可?对此笔者认为, 无论是个人还是法律实体, 除了应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外, 其本身须处于良好的财务状况, 更须具备良好的有关信托、会计和法律的专业素养, 在实践中, 如由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担任监察人将会是较为妥当的选择。

其次, 监察人的权利。监察人的权利应包括知情权、查阅权和诉讼权。在公益信托成立之初, 监察人可以查阅公益信托的审批、登记情况, 对资金是否全部到位进行监督;在公益信托的运行过程中, 监察人可以查阅账目和会计报表, 对违法违规行为行使撤销权、异议权, 对侵害受益人利益的行为提起损害赔偿诉讼等;在信托终止时, 审查受托人处理信托事务的清算报告, 并具有是否通过该报告的决定权。如果受托人无视监察人的监察意见, 监察人在受托人做出清算报告时就可以不予认可。由此让受托人对监察人负责。广义的监察权还应包括监察义务, 比如善良管理人义务, 监察人必须亲自履行监察职责, 恪守职责, 忠于信托目的, 接受委托人与公益事业管理机构等信托法律关系人的监管。

公益信托的目的在于扶助弱势群体、支持社会福利事业, 是对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补充。因此, 公益信托理所应当需要得到政策上的支持, 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便是税收优惠。目前有关公益信托税收优惠的问题, 仅在《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鼓励信托公司开展公益信托业务支持灾后重建工作的通知》中有泛泛规定, “信托公司开展公益信托业务, 可以争取公益事业、税收等管理部门的支持”。但即便是这一规定, 也没有明确开展公益信托可以获得哪些税收优惠, 还需要信托关系人在开展公益信托时自己与公益事业和税收等部门联系寻求支持, 这在实际中的操作难度很大。

公益信托在税收方面可以适用的法律规定包括《企业所得税法》第9条规定, 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 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部分, 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24条规定, 个人将其所得通过中国境内的社会团体、国家机关向教育和其他社会公益事业以及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地区、贫困地区的捐赠, 捐赠额未超过纳税义务人申报的应纳税所得额30%以内的部分, 可以从其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但除此以外, 再无层级较高的相关规定, 其他如《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 发展高科技, 实现产业化的决定有关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对青少年活动场所电子游戏厅有关所得税和营业税政策问题的通知》等部门规章甚至均规定只有捐赠对象为特定事业或特定机构的方能享受税收扣除优惠, 对公益信托的开展造成了更大的限制。

因此, 国家宜制定相关政策, 推动我国公益信托活动的开展, 如规定个人、法人设立公益信托可以免征部分所得税, 并规定免征额占其年收入的比例等。同时, 也要防止人们利用公益信托逃避税收监管。加拿大在这方面有过教训, 如公司设立科研研究基金, 有的不属于免税的部分, 钱转一圈后又回到委托人手中。对此, 要加强监控, 如检查信托目的是否具有公益性、受益人是否存在, 以及受益人是否已从中受益等。我国台湾地区对设立公益信托给予免税鼓励值得我们借鉴。在我国台湾地区, 设立公益信托与捐赠的意义相同, 因此设立公益信托享受免税待遇。将个人的财产设立公益信托, 或者将财产捐赠给公益信托, 该信托财产无须课征赠与税, 同时还可以将该赠与额列入所得税的扣除项目之内予以扣除。此外, 还有很多国家对公益信托也是完全免税的。

尽管我国《信托法》对于公益信托已经作出了明确规定, 但与之相适应的管理制度与适用法律至今未出台, 使得公益信托仍然处于难以操作, 作用未能发挥的窘况。如公益信托的设立以及确定受托人必须经公益事业管理机关批准, 但对于相关主管部门职责、审核程序等并没有明确规定;其次公益信托产品的发行、监管也缺乏相关法规引导;再者与公益信托密切相关的税收减免政策不明确, 也不利于公益信托的有效运作。因此, 当务之急必须加快推动我国公益信托相关法律、税收等制度建设, 完善公益信托发展的制度环境。

参考文献

[1].韩宵.我国公益信托业现实困境及完善策略的法律思考[J].长沙铁道学院学报.2010 (11)

[2].金立新 (金融时报记者) .借鉴海外经验发挥公益信托功能 (特邀嘉宾:许均华) .金融时报, 2008 (7)

[3].张军建.信托法基础理论研究[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9

[4].郝琳琳.我国公益信托发展中的税法缺失[J].河北法学, 2010 (12)

中外档案事业管理体制比较与研究 篇6

关键词：集中式,分散式

档案事业管理体制是指一个国家管理本国全部档案和档案工作的方式和组织制度, 包括各类档案机构的设置、隶属管理、权限划分等。管理体制在中央集权制国家中体现着国家档案事业行政管理机关与各级档案机构间的关系, 而在联邦制国家中则体现各类档案机构间的关系。目前, 各国间的档案事业管理体制主要存在着两种形式:一是集中式;二是分散式。集中式主要指地方档案机构受中央档案机构的领导或监督, 其各级档案机构是由国家通过行政手段或法律手段设立的;档案事业行政管理机构是全国档案工作的业务指导中心, 按法定的权利对档案机构的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集中式主要有俄罗斯型、法国型、北欧型和中国型。分散式主要是指国家不设立档案事业行政管理机关, 对档案和档案工作实行中央和地方分权管理原则。中央级的国家档案馆只负责管理中央或联邦政府机关的档案及历史档案, 无权过问地方档案事务。用于分散式管理的国家主要有美国、英国、前南斯拉夫和瑞士。

一、集中式模式下中国与外国档案事业管理体制比较

集中式档案管理体制中, 中国和俄罗斯均是层次型管理体制, 法国是单一型管理体制, 所以本文主要拿中国同俄罗斯和法国作比较来说明同是集中式管理体制, 不同国家之间仍然各不相同。

1. 中国与俄罗斯的比较。

我国实行党政档案统一领导, 分级、分专业管理原则指导下的集中式档案管理体制。国家用法律手段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下设档案事业行政管理部门, 形成一个完整的有层次结构的档案事业行政管理系统, 负责统领党和国家的档案事业建设, 分级管理和指导各级各类档案馆的工作以及档案教育和档案科研, 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实行党政档案和档案工作集中、统一管理的档案专业系统。我国下设的档案机构主要有:国家档案局;各级档案行政管理机关。

俄罗斯的档案管理体制基本沿袭了前苏联的模式, 即实行党政工作分开的集中统一管理原则, 对档案文件实行由各级档案馆集中管理的体制。其档案机构有: (1) 俄罗斯国家档案局, 负责掌管俄罗斯联邦档案全宗, 制订档案法规及发展规划。 (2) 各共和国、边组区、州、自治州、自治区、市和区的档案事业行政管理机关。它们是二级档案事业行政管理机关, 业务上受国家档案局领导。 (3) 各级国家档案馆和文件中心, 它们是俄罗斯联邦档案事业的主体。 (4) 档案科研机关, 它们是从事档案学理论与技术研究的机构。

通过对上述两国档案管理体制的比较, 我们不难看出, 中国和俄罗斯都是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下设立等级制档案行政管理机关, 即都是在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下形成有层次的行政管理体系, 分级管理掌管中央和地方的档案事业建设, 使得档案管理结构更加组织化、有序化。同时, 两国的下设档案机构也大致相同, 都是在中央设立国家档案局, 统领全国档案事务, 在地方设立档案行政管理机关, 对各省、市等进行档案行政管理并受上级档案局的领导。俄罗斯和中国虽都属于层次型管理体制, 但最大的差异就是俄罗斯是党政工作分开管理, 而中国是党政合一、统一领导。因此在档案的集中程度上我国高于俄罗斯。其次, 俄罗斯建有文件中心, 并且数量和质量上也都达到了一定规模, 而中国则不存在这种说法。

2. 中国与法国的比较。

法国的集中式档案管理体制是于1794年6月25日颁布的《档案法》即著名的樯月7日《档案法》确立的。1884年法国政府颁布了一项法令, 决定在教育部成立档案管理局, 统一管理全国的档案工作, 而法国国家档案馆则成为法国档案局的直属机构。法国档案管理局的隶属类系也几经变化, 现为文化部直属局。法国的档案管理体制是只在中央设立一个档案事业行政管理中心, 即档案局, 统一掌管全国的公共档案, 规划国家档案事业建设, 领导和监督中央和地方国家档案馆工作。通过对法国档案管理体制的简单描述, 我们可以得出, 中国和法国的档案管理体制的相同点主要在于他们同是集中式, 他们在中央都设有国家级档案行政管理机关, 并且都是通过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对下设的各级档案部门进行指导和监督。两者的不同点主要有以下两点。 (1) 中国属于层次型管理体制, 在中央设立国家档案局, 在地方设立各级档案行政管理机关。法国属于单一型管理体制, 只在首都设立国家档案局, 在地方不设立档案行政管理机关。 (2) 我国档案局隶属国务院, 是政府和党委的直属机关。法国档案局则隶属于文化部, 是部级直属机关。因此, 中国和法国档案局相比, 具有更高的地位, 更大的行使权限。

二、中国与分散式模式各国间的比较

分散式下国家主要有美国, 英国, 前南斯拉夫和瑞士, 其中最为典型的要数美国和英国。前南斯拉夫主要是靠档案法规来制约各个档案机构的活动, 瑞士是靠档案工作者协会来协调联邦和各个州档案馆间的关系。因此, 本文主要以美国和英国为例与中国进行比较。

1. 中国同美国的比较。

美国的档案管理体制是同他的国情和社会制度息息相关的。美国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国家, 实行联邦、州和地方政府各司其职, 分权管理的国家体制。美国实行分散式档案管理体制, 主要是在首都设立联邦政府的业务管理机关———国家档案与文件署, 通过其管辖的国家档案馆对联邦政府内各个机构的档案实行集中统一管理, 但包括各州市在内的其他拥有者的档案由其自行管理。因此我们可以说, 美国是将集中和分散完美融合的最佳例证。在联邦级, 美国实行高度集中, 统一管理的管理原则, 由国家档案与文件署对国家档案馆和联邦政府内各个机构的文件和档案实行一体化管理。而在各个州和各特区建立州级档案馆和档案与文件局, 自行管理各自的档案和文件, 不受联邦级的国家档案与文件署的管理和制约。从中、美两国档案管理体制的比较中可以看出, 美国对我们的借鉴之处在于:一是美国档案机构的布局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以美国15个联邦文件中心为例, 其中包括2个全国性文件中心, 13个地区文件中心, 这样的布局不仅便于联邦政府机关移交文件, 而且可以大大节省费用和提高档案工作效率。二是美国的“文件管理”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比较紧密。他们以档案馆为作为界定档案与文件, 档案管理与文件管理的标志, 并用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解释这种管理模式。目前, 美国的文件管理体制是很有效果的, 一方面可以使机关不专设机构管理文件;另一方面在档案机构和档案人员参与下, 可以对文件的整个生命周期进行有效的控制, 从而确保文件管理的质量, 为档案管理奠定良好的基础。

2. 中国与英国的比较。

在英国, 英国中央政府的档案与各地区的档案是分权管理的。英国的历史档案以及政府各机构的档案, 除了有些部单独设置档案馆保管以外, 均交由英国公共档案馆集中管理。各地区设档案馆管理本地区的档案, 各类档案馆之间无隶属关系。英国既没有全国性档案事业行政管理中心, 也没有美国那样的联邦档案事业行政管理中心。和英国的档案管理体制相比, 我国的档案管理应该说是有一定优势的。英国可以说是彻底的分散式管理, 不设立任何档案事业行政管理机关, 并且各档案馆间还无隶属关系, 这种管理体制容易形成各个档案馆间各自为政的状态, 相关的档案不能有效的整合和得到优化, 容易造成档案财富的流失和浪费一些档案信息资源。而我国是实行党政档案统一领导、分级管理, 设立国家档案局, 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档案的集中管理, 更加具有权威性。其次, 我国在纵向上设有国家档案局和各个地方档案局, 横向上有各专业档案馆和地方档案馆, 形成了一个档案馆网, 使我国的档案事业横纵交织, 条块分明, 更加具有系统性。

通过对分散式的比较说明, 我们看出, 我国档案管理在一些方面还是具有比分散式更多的优势, 能够保障档案法规在全国范围内贯彻执行, 有益于各个档案机构间建立横向业务联系和协助关系, 更有利于领导和有计划地充分实现档案的现代化管理。

三、中国具有特色的档案管理体制

通过与集中式和分散式的不同国家的档案管理体制的比较, 我们可以得出, 中国由于自己特殊的国情和体制, 拥有具有特色的档案管理体制。新中国建立后,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 我国的管理体制是按“计划一切, 管理一切”的模式建立起来的, 推行计划经济体制、削弱大区权利之后,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进一步向中央集权方向发展。发展的结果就是以“统一领导, 分级管理”取代了“统一领导, 因地制宜”, 并成为我国行政体制纵向运行的基本关系。在横向上, 各级政府都设置了上下大体对口的职能部门, 这些职能部门上下贯通, 既接受本级政府领导, 又接受上级对口部门领导或指导, 并领导或指导下级对口部门。也就是所谓的“条条专政”。与纵向的“块块”成为我国政府行政体制中的基本机制结构。我国档案管理体制作为我国政府管理体制的一部分, 也采取了这种体制, 即党政统一领导, 分级管理。因此, 我国档案管理体制为迎合国家政府的管理体制, 也采取了党政档案统一管理, 并且档案机构也具有条块结合的特色。

这种体制对维护中央集权, 强化计划体制, 维护科层制非常有利。条条有利于强化中央通过所属职能部门对地方的领导, 块块有利于建立各级地方的档案行政机关间的有效联系, 形成档案馆网。然而, 这种特色体制也体现着我国档案管理体制的不足, 如集中统一原则和条条间的冲突。集中统一与条条是我国的档案管理体制的组成部分, 集中统一、分级管理原则意味着各级档案管理机构分布对各级形成的档案进行集中管理, 条条则是按专业对档案进行管理, 这意味着专业档案从综合档案中分离出来, 单独进行集中管理, 形成了集中大背景下的分散状况。

通过中外档案管理体制的比较, 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的档案管理体制不论是在集中式中还是在分散式中都具有一定的优势, 并且具有自己的特色:党政档案统一管理, 实行集中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以及条块结合, 形成了我国档案管理的高度集中和网络系统化。当然我们在保持优势的同时, 还要积极地向他国学习, 补充自己的不足, 使我国的档案管理体制更加完善。

参考文献

[1]黄宵羽.外国档案管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2]罗军.我国档案管理体制改革研究[J].档案学通讯, 2009 (5) .

[3]杨肖春.中法档案事业管理体制比较[J].云南档案, 2008 (4) .

对中外档案工作社会化的比较分析 篇7

一、传统档案管理方式向现代档案社会化服务模式转变的先决条件是档案工作理念的转变

众所周知, 先进的文化代替落后的文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档案工作理念也经历了从传统保守向现代开放的转变过程。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 不少档案工作者认为, 做好档案工作就是要尽最大可能去保存好档案资料, 其认识停留在“收藏与保管”阶段, 这就使得档案的社会化服务似乎成了档案部门的内部事务。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信息资源已经成为了一种重要的战略性资源, 社会各界对档案利用的需求大增, 迫切需要档案社会化的理念与时俱进。

1.社会档案意识的高低是评价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文明程度的标志之一。档案的服务社会意识是档案价值存在和档案工作发展的基础, 档案界有学者把档案的服务社会意识归纳为四个方面:确定档案资料为重要的信息资源;将档案资源视为文化遗产之一;公民有合法利用档案的权利;公民有依法保护档案的义务[1]15。在西方国家, 政府提升公民的档案意识的一些做法是有借鉴意义的。英国原本档案工作也很传统、保守, 后在发现档案的重要价值之后, 采取了吸引赞助和基金, 成立“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理事会”, 开展“档案意识提升运动”等多种形式, 吸引普通民众了解档案、利用档案, 取得了巨大的成功[2]66。美国全民的民主意识很强, 明白档案信息的价值, 对档案利用的意识普遍很强, “绝大多数美国人认为, 档案如果不积极地予以利用, 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与活力, 利用档案解决各自工作、学习和生活中的问题已成为众多美国公民的自觉行动”[3]18。美国国会通过的《信息自由法案》就是为了保障国民能有充分的权利利用档案信息, 在《美国公民运用<信息自由法案>指南》更是提供了非常具体的实施细则。

在我国, 仍有些地区或部门的档案人员观念比较保守, 加之法律不够完善及在区域发展上的不平衡等诸因素, 使得档案利用意识与利用水平相对较低, 造成档案利用社会化推进乏力。

2.中外档案管理机构的性质与功能定位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欧美国家普遍都把档案馆确定为重要的信息传播机构, 如美国总统图书馆就属于国家档案馆的一部分, 其职能不仅在收藏和保存档案资料, 更重要的是根据各类用户不同的需求开放和提供档案。不少国家都是首先通过立法确立档案的性质和档案管理的职能, 确保公民有利用档案的充分权利, 再通过服务方式的优化给予公民利用档案的便利和自由。美国就规定, 年满16周岁的公民, 只要持有身份证, 就可利用已开放的档案。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规定凡是不涉及公民个人隐私或国家安全的档案都应开放, 尽可能向公众提供利用。

我国的档案管理实行“统一集中”的管理模式, 由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负责统一领导全国的档案工作。档案馆的服务对象也主要是围绕政府及其部门的工作, 档案馆被人为地“内部化”、“仓库化”, 远离了公众的视线, 造成档案工作社会化利用水平难以提升。

二、档案工作社会化必须通过档案工作方式的创新得以实现

提升档案利用社会化水平, 离不开创新档案工作方式, 只有用更科学、便利和人性化的服务方式, 激发社会公众了解和利用档案的兴趣和热情, 推动档案社会化进程。了解国外的开放利用方式, 将有助于提供借鉴和开拓创新思路。

1. 在开发利用方式上的创新。

美国最珍贵的三份历史文献《独立宣言》、《美国宪法》和《人权法案》是陈列在国家档案馆设立的永久性档案展厅内的, 使无数的公众在参观中, 了解历史了解美国, 具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性质。法国档案馆内专门设有学生教育服务处, 配合历史课教学大纲, 用档案的形式进行法国历史教育。此外, 还非常重视举办各类演讲、档案研讨会等形式向公众展示馆藏档案信息, 力求通过新颖、贴近生活的活动形式, 让公众在享受知识乐趣的同时, 领略到档案的深厚魅力, 进而从内心激起珍视档案及利用档案的兴趣。

在档案开发利用方式的探索方面, 我国也有不少自己的特色, 比如定期向社会公布馆藏、提供档案编研资料给公众利用等。但是, 在档案开发利用方式缺乏多样性, 尤其是更能贴近公众生活的方式还是很不够的, 缺乏现代元素和新鲜感、趣味性, 难以激起公众的档案利用兴趣, 如果能采用更加灵活多变的形式, 大力度地推进档案工作的社会化, 档案的价值就能更充分地被体现出来。

2. 在开放时间上提供更好服务。

根据美国《情报自由法》, 政府机构的机密档案要不断加快开放期限, 封闭期从50年降到30年后又规定期满20年的机密文件进行解密检查, 能开放的要开放;对确实不能开放的到30年就自动解密向公众开放。同时, 为了适应互联网时代人们利用档案的需求, 实行更加合理的档案馆开放时间, 主要就是实行每周开馆六天和电子档案馆“24小时不闭馆”制度。这些制度的制定和实施, 与现代社会节奏加快和信息需求的急增相适应, 也方便公众利用档案的时间特点, 使档案的利用无论在人数上还是次数上都有很大的提高, 这与推进档案利用社会化工作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

结合国内档案在开放时间方面的情况来看, 政府机构的机密档案解密开放有明确的规定, 然而, 即使是到期的机密档案一般档案部门也不去进行解密检查, 以避免可能的责任。而档案利用社会化程度较低, 又使档案的社会影响力微弱, 利用档案的人次和数量都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 因此, 延长开放时间的需求并不迫切, 然而对于一些有应急利用的公众来说, 开馆的时间太短, 也会带来很大的不便, 要扩大档案在社会上的影响力, 就需要有能够提供及时服务的机制, 制定出确实有效的措施。

3. 在工作内容上的创新。

欧美国家档案馆工作重点是突出档案的利用和服务, 对于档案文献的整理没有严格的要求, 编研工作主要也是留给历史工作者及相关研究专家去做, 档案人员只是从中协助。在我国, 各类档案人员档案整理要遵守一整套严密的程序, 当然有利的方面是有助于档案的标准化管理和今后的检索利用服务, 但不利的方面是确实可能对档案产生了一定的破坏。国外的做法不仅仅是档案法律法规的规定, 其目的也是想体现了档案工作中如何体现“以人为本”和“对用户友好”的原则。从根本上讲, 如果档案的社会化利用水平不能得以提升, 而把大量的富贵时间用在档案整理、保护上, 不仅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 也会违背档案工作的最终目的。

三、以新技术的合理运用为契机快速推行档案社会化

随着高新科技的快速发展, 档案部门也大量地使用缩微技术、多媒体技术、网络技术及现代通信技术, 这种新技术带来的变化为档案的社会化利用提供了一个十分难得的机会。

目前, 在美国、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 已经普遍运用了各种新技术来管理和利用档案。比如美国档案馆向公民提供档案的缩微胶卷、电子扫描件或复印件, 从而避免了档案原件使用中可能的危险。再者, 西方国家发达的信息高速公路建设, 为实现档案的网络共享提供了现实可能。现在一般的公共档案馆以及专门档案馆都建立了自己风格各异的网站, 公众可以在其网站上进行查档、检索浏览或者是远程传送等功能, 而且, 在一些大的档案馆之间还实现了不同馆际之间的信息共享及档案互调。我国近几年数字档案馆建设也发展迅速, 国家档案局在2010年发布了《数字档案馆建设指南》, 这是对国内的数字档案馆建设的总体性的指导意见, 尽管由于技术、资金等方面的原因, 当前的档案网络化、数字化建设情况还不理想, 地区间发展水平还很不均衡, 但这个发展趋势已被大家所认同。

在新的时代发展背景下, 运用高新技术于档案社会化应是大势所趋。从国内档案管理的现状来看, 高、精、尖的设备及技术必然要求有大量的资金和技术人员, 考虑档案工作在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 想要在短期内全面、快速推行确有一定困难, 馆际合作是一种推进档案利用在更广范围得以利用的十分有效的方式, 可以是通过同地区的多个专业档案馆联合组网, 也可以是发达地区档案馆与欠发达地区档案馆或是不同等级之间的结对组网的方式, 使有限资源能在最大范围内得以均衡利用, 发挥新技术的最大能力和档案的最大价值。

总之, 通过与国外档案利用社会化的比较, 发现不同以及差距, 包括我国的档案工作社会化的自身特点及已经取得了较快的进步, 也存在由于观念滞后、法律不健, 以及资金技术等方面的制约, 与欧美等发达国家之间还存在的差距, 更有助于我们寻找合适的路径, 恰当的方式, 加快档案利用社会化的进程, 使档案在社会化的利用中发挥其最大价值。

摘要：针对目前中国档案社会化的现状, 进行了中外档案工作社会化的对比分析, 重点论述了档案意识的转变, 工作方式的创新以及现代技术如何合理运用到档案社会化利用中, 对于推进我国档案工作社会化进程具有创新性的探索意义。

关键词：中外档案工作,比较分析,档案利用,创新方式

参考文献

[1]林真.现代档案意识的四种表现[J].兰台世界, 2001 (10) .

[2]颜川梅.英国“档案意识提升运动”的启示[J].中国档案, 2007 (10) .

我国宋代档案法规比较研究 篇8

一、我国宋代档案法规发展的历史进程

宋代的档案法规发展历程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北宋初年的全面继承唐朝档案制度时期。因当时“周刑统科条繁浩, 或有未明”之缘故, 宋太祖下令统纂刑统, 再由大理寺刻板摹印, 并决定以《宋建隆详定刑统》的名义颁行天下, 后世简称《宋刑统》, 《宋刑统》是以《唐律疏议》为主体, 所以, 这一阶段的档案法规建设主要是沿袭唐朝, 没有新的发展和突破。第二阶段是从神宗开始, 《庆元条法事类》制订和颁布后, 在南宋宁宗时期形成架阁条法, 其将部门法分成职制、选举、文书等十六个具体的门类, 文书档案法规首次开始与行政、民事、刑事等部门法一同排列, 位置次于第三位, 地位排序显著, 这在宋以前历史上是决无仅有的;可以说, 宋代档案法规随着《庆元条法事类》的创立出现了新的格局, 得到了创造性的发展。

二、我国宋代档案法规的具体内容

1. 宋代档案的收集、整理制度。

第一, 档案的编录。宋代在档案编录上要求各级官府的文书原件要保管于架阁库中, 同时进行“置册抄录”, 这就是最初的宋代档案汇抄制度, 它是中国古代管理档案文书的重要制度。第二, 档案的分类。宋代在整理档案过程中已经开始对档案文书进行分类, 一种就是以官员分类;另外一种是以文种分类。宋代档案的分类在很大程度上方便了档案的管理和使用, 为后世档案的分类保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三, 档案的登记、立卷和编号。宋代采取“置册分门编录”办法, 即按月日次第编号, 以千字文排列上架, 在册皮上写明封题、事目、张页、年月日;在登记簿上也写明以上项目, 注明某库、某架阁等情况。同时又规定“诸条制先次行下者置册, 分门编录, 仍以所受月日次第连粘”, 可见宋代的档案是按照年月日的顺序, 以千字文为号进行编排录入, 这种方法编排又叫“千文架阁法”。第四, 档案的移交。宋代的档案移交可分为两种, 一种是定期将机关档案移交至架阁库和文书库的制度;另一种是《宋刑统》中规定“其主典代者, 文案皆立正案, 分付后人”。按年限移交档案在宋代就已开始, 这在当时的世界档案工作上还是极其罕见的。

2. 宋代档案保密制度。

档案的保密工作, 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 在宋朝更是如此。两宋政权从建立到灭亡的300多年间, 长期与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处于敌对状态, 政治和军事斗争尤为尖锐, 各政权之间互相封锁和保密信息, 展开了长期窃密与反窃密斗争, 辽国曾不惜以重金收买宋代机密文件, 金人也想方设法收买南宋的内部文书, 并使用“蜡丸”等方式窃取机密。为使自己的档案不被窃取, 宋代加强了秘书档案工作, 采取严厉措施禁止传播和盗卖的同时, 还加强内部管理, 在大、小衙署内设立架阁库, 把公务活动中形成的机密文档, 整理收藏起来, 使其不散失或者被盗, 这充分体现了宋代档案保密制度的严密性。

3. 宋代档案的鉴定、销毁制度。

宋代的档案律令主要体现在北宋的《宋刑统》和南宋的《庆元条法事类》中, 关于对档案鉴定的规定是:“诸制书及重害文书, 若祥瑞, 解官, 婚, 田, 市估, 狱变之类长留”, “申监司差官复讫除之, 其有本应长留者, 移于别库籍内, 仍随事朱书, 所除所移年月同复官签书”, “诸架阁公案非应长留者, 留十年, 每三年一检简”。这些律令对档案保管期限的划分, 以内容因素为标准的档案鉴定依据, 档案鉴定的程序以及鉴定后销毁档案的程序等都作了明确规定, 可见宋代在档案鉴定、销毁方面比唐代有了很大的进步, 并且鉴定程序也相当完备。

4. 宋代档案的惩罚制度。

为了对档案管理进行规范化管理, 宋统治者制订了严厉的惩罚措施, 以确保法规能够得以执行。例如:“诸架阁库文书所掌官吏散失者杖一百。当职官吏以架阁应留文书费用者, 以违制论, 非重害减三等”, 这就是对卖掉应长留文书或把架阁库文书散失的官员进行的刑事处罚;“诸盗应架阁文书有情弊者, 徒二年, 不以赦降原减”, 这是对盗窃档案人员的刑事处罚规定。

5. 宋代档案的控制利用制度。

宋代《职制令》规定:“诸被受手诏以黄纸造册编录, 并续颁诏册, 并于长官厅柜帕封锁, 法司掌之, 无法司者, 选差职级壹名, 替日对簿交受”, 凡“检用”档案时, 要“委官一员”, “监视出入”。并要“监官立限” (即规定借期) , “批注交受”;归还时, 主要官员要清点。至于机密的档案, 除“职事”官员外, 一般官吏不得借用。严格限定接触机密档案的人员范围, 同时, 因为有借还记录, 权责明确, 借用档案的人往往都会对档案的保护格外小心, 防止因疏忽导致档案遗失或破损, 很好地维持了档案实体的完整性和保密性, 也维持了档案内容的保密性。

三、宋代档案法规的特征

宋代制订了严密的档案法规, 有效地保护了档案的安全, 使宋代的档案保存完整, 为现在的档案法规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经验。宋代档案法规的特征如下。

1. 继承性。

宋代档案法规在中国古代档案史上承前启后, 主要是因为继承前代档案立法的优秀成果, 并且加以发展和扩充, 形成了自身的档案规范。如宋代档案“三年一检简”制度就是在唐代“三年一拣除”制度的基础上继承发展而来的。

2. 政治性和专制性。

档案法规的根本目的是维护封建统治, 为宋朝政权的正常运行和至高无上的皇权服务, 为此, 宋代的文书档案工作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和专制性, 丝毫没有社会性可言。另外, 宋代对图书和档案利用也大肆进行限制, 如规定个人使用档案和图书资料去编写史料书籍, 要受到杖责八十的严厉处罚。可见, 宋代的档案文书其实是统治阶级的专利, 只有统治阶级才有权使用而普通群众使用档案文书的基本权利已经被剥夺, 这也充分体现了档案法规的政治性和专制性。

3. 系统性、完整性。

宋代对档案法规的规定十分严密, 从档案的立卷、注籍到编排、立号再到借阅、监督等各个环节都进行了详细规定, 整个档案工作形成有机统一的完整体系。同时违反档案法规的处罚也较为细密和严厉, 形成了系统、完整的宋代档案法规系统。

4. 执行力度不够。

宋代秉承文人治国理念, 机构臃肿, 官制紊乱, 敷衍塞责、效率低下现象难以避免。宋朝官员昏庸无能, 在其位却不知其责者大有人在, 经常在档案工作中出现隐匿、窃取、拆换、毁坏档案并以此贪赃枉法、中饱私囊。出台的档案工作的律令不可谓不多, 但执行效果不佳, 力度不够, 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腐败臃肿的宋代官僚机构。

四、我国宋代档案法规的历史意义

宋代档案法规作为中国古代档案法制史上光辉的一页, 地位举足轻重, 意义不容忽视。

1. 宋代完整的档案法规为史学繁荣提供了保障宋代的史学成果丰硕, 史家辈出。

据《四库全书总目》统计, 宋代按卷数计算占清初以前的五分之一;史书按部数计算, 占清初以前的三分之一, 为历朝之最。这些浩繁的史学著作都是基于大量档案和史实记载的基础上编写而成的, 例如司马光在大量阅读官府收藏的典籍和唐五代时流传下来的档案材料基础上, 成功编成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宏伟巨著———《资治通鉴》。可见, 宋朝利用档案编史工作是颇有成就的。

2. 中国古代档案法规系统在宋代已初步形成。

宋代以前, 档案法规是零散分布在各朝代的律法之中, 没有专门的律令。如唐代的档案立法只是散见于《唐律疏议》和《唐六典》中。到了宋代则有所改变, 在隋唐基础上, 宋统治者对档案法规不断加以完善和发展, 经历了从《宋刑统》中的散记到真宗的“三条诏令”再到《庆元条法事类》中的“架阁条法”, 改变了以往档案法规不成体系的零乱历史, 形成了架阁条法, 为后世档案法规的专门化起了基础性作用。

综上所述, 宋代的档案法规既继承了唐和唐代以前的优秀成果, 又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创新, 使中国古代的档案法规在宋朝达到了鼎盛时期, 成为元、明、清各朝代效仿的典范。但宋代的档案法规毕竟还是封建社会的产物, 其目的仍是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 维护至高无上的皇权, 有其自身的时代局限性。所以, 我们要坚持唯物主义立场对其辩证看待, 学其优点, 弃其不足, 为当代的档案法规工作提供宝贵的可鉴经验。

摘要：宋代统治者对档案法规不断地加以完善, 极大地促进了档案法规的发展, 本文旨在对宋代档案法规的发展历程、主要内容、特征和历史意义进行简要阐述, 以期为当代的档案法规建设提供借鉴依据。

关键词：宋朝,档案法规,庆元条法事例

参考文献

[1]赵咪咪.我国古代档案保护技术的传承与发展[J].苏州大学, 2010 (3) .

[2]麻新纯.中国古代档案保护思想探析[J].北京档案, 2005 (11) .

[3]邓君.中国古代档案法规发展原因探析[J].兰台世界, 2004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