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基础能力

科技基础能力（共7篇）

科技基础能力 篇1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10年来,以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治理为主要内容的西部开发取得显著成效。为保持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中央政府制定和出台了一系列发展战略和政策措施,尤其在卫生、教育等领域加大了政策倾斜和转移支付力度,公共基础设施和教育医疗卫生条件已有相当改观。但随着西部大开发重点逐渐转移到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实现强区富民的产业发展的新阶段,支撑国家战略定位功能的西部科技基础能力建设不足的问题已凸现出来,西部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基础设施瓶颈约束正在转化为科技基础瓶颈约束,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1 加强西部科技基础能力建设的紧迫性

科技基础能力主要是指科技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人力物力财力信息等科技资源的统筹配置和使用能力,是科技创新活动的物质保障和基础条件。通过加强西部科技基础设施和条件建设提升科技基础能力,在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的新阶段,不仅十分必要,而且非常紧迫。

首先,是发展西部产业尤其是优势主导产业和提升产业结构的迫切需要。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把提高西部自身内在的增长力作为新的目标,必须将开发的重点逐步转移到强化西部的“造血功能”即产业发展上来。目前西部产业包括主导优势产业仍然是以要素驱动为主,资本要素投入、价格和自然垄断的粗放式发展特征明显,迫切需要通过技术创新提高产品、产业附加值和提升产业结构。但一方面,由于受地区、部门条块分割和观念限制,区域内科技资源尤其是国家(军工)科技资源和科技基础设施等基本科技创新要素合理流动受阻,不能共享致使区域内国家科技资源溢出效益较差本地产业发展不能从中直接受益;另一方面,支撑本地产业包括优势主导产业发展的科技研发基础设施和条件建设严重缺乏地方资源投入,历史欠帐太多,导致地方属科技研发机构仅能维持人头费,无力添置科技创新必须的设备设施,科技支撑本地产业发展乏力。如甘肃省分析测试中心的设备90%仍然是上世纪80年代初成立时购置的,已超过寿命期不能正常使用。尽管这几年该中心新添液相色谱仪等一些急需要的小型设备,并对部分器件升级改造,但设备不成体系,不能提供系统、多学科的研发测试服务。

其次,是完成国家重大创新任务,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迫切需要。西部地区科技在全国具有呈整体劣势局部优势的特征。西部的川、陕、渝、甘等局部地区,作为我国内陆战略要地,从“一五”、“二五”到“三线建设”,得到了国家长期的重点支持,国家在此布局了众多的重点高校、科研院所和军工科技企业,积淀着丰裕的科技资源,承担着大量国家重要的基础研究、战略高技术和前瞻性技术开发及具有西部特色的基础研发任务,是我国三大科技中心———“内陆科技圈”的主要省份。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方面由于西部地区尤其是边远欠发达地区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生活条件较差,物质待遇较低,加之东部地区高度灵活的人才吸引政策,到处挖人才,致使西部国家科研院所、重点高校的优秀科技人才甚至团队成批“东南飞”,人才流失严重,科技创新能力急剧下降。另一方面,在目前国家重大创新项目、基地和基金项目主要采取竞争方式,以科技创新团队课题制申请下拨科技研发经费的管理体制下,西部地区科研机构和企业由于优秀人才匮乏明显处于劣势;加之原部委直属应用开发类科研机构企业化改制和重点高校省部共建后,地方专项配套资金不能落实,与东部如广东从2001年至2007年在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所获得的32亿投资中,中央仅11亿,广东省投入就多达21亿元形成明显反差[1]。西部地区科技基础能力建设在近年来国家R&D经费大幅度提升的情况下,不仅没有提升反而相对下降,这严重影响着国家重要创新任务的完成。

其三,是缩小东西部经济差距,实现科技经济协调发展的迫切需要。实践表明,区域科技与经济之间具有高度的关联性,两者是共生共荣、相辅相成的关系。科技发展固然需要经济支撑,但不能等经济发展起来之后再发展科技,因为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具有先导作用,科技滞后往往是经济滞后的主因,只有“国兴科教”才能“科教兴国”。西部科技基础能力建设严重滞后,东西部区域科技差距远远大于经济差距的现实,已成为制约西部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即使是在西部原来科技基础条件较好、科技相对先进的川、陕、渝等省市,由于相对东部发达地区科技投入相对下滑,2007年其科技发展指数由前10年的在全国排前10位都落到23位以后。因此,随着西部大开发进入新阶段,国家和西部地区必须从科技发展的最基本、最基础环节入手,切实加强西部地区科技基础能力建设,为西部区域创新体系建设提供有力的基础条件支撑。

2 加强西部科技基础能力建设的体制机制保障和政策措施

解决西部地区科技基础能力支撑不足的问题,需要在发展思路和体制机制上有所突破。当前迫切需要从国家深化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高度,把政府主导和市场机制相结合,在加大对科技队伍建设和科技基础条件建设的财政投入的同时,逐步引导形成市场化投入和运行机制,提高本地化、特色化的区域创新能力。

首先,把政府支持和市场机制相结合。要在切实加大国家对西部科技基础能力建设投入的政策倾斜力度的同时,逐步引入市场化的投融资和运行机制。具体来说:一是中央应从深化西部大开发的高度,制定相关倾斜政策。要从国家财政增设或从支持西部大开发基础建设资金投入中,辟出一部分作为改善西部科技基础条件建设的专项资金,确保其科技创新活动的正常运行。二是从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和区域创新体系整体布局的角度,在科技创新基础条件建设、创新基地和创新团队等方面给予西部地区科研机构、高校和重点龙头企业以倾斜支持:既要支持承担国家使命的国家属科研院所和重点高校,又要支持具有西部地域特色的重点学科和科技产业化发展,更要重点建设一批服务地方经济的区域性公共研发平台和公益性科技转移及科技创新检测服务机构,以提高本地科技创新能力;同时做好对接国家科技、充分利用其科技基础条件提升区域创新能力。三是按照分类指导和东西部地区差异化评价的原则,制定指导不同于东部发达地区的西部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及高新区发展战略和评价标准,重点支持西部地区已有较好发展基础的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和高新区等科技园区,及时将西部地区发展较好的省级高新区、高新技术产业基地等升格为国家级,享受相关优惠政策。这里关键是要克服一种认识误区,即认为西部发展高新技术既不可能、也不经济的观念。事实上,实证研究表明,由于高新技术具有产业基础依赖性较弱的特性,受原有产业基础的制约较少,所以,加大西部落后地区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化投入,不仅必要,而且合算[2]。同时,引导社会资本、风险投资和社会中介组织机构及科技中小企业等通过市场机制投入科技基础能力建设并且通过环境成本企业内部化逐步放开稀缺性资源要素开发、使用价格等市场力量的“倒逼机制”,迫使西部一些大型企业由资源依赖型向创新型转变,加大企业自身技术创新基础条件建设和投入力度。

其次,切实加强人才队伍建设。要以创新创业基地建设为契机,稳定和吸引培养一批创新人才,为提升西部科技基础能力提供人才保障。西部地区留得住、用得上的高水平人才匮乏是制约其科技基础能力建设的瓶颈约束因素。当前,西部地区除依靠自身力量加大创新创业基地建设外,要充分利用好国家创新基地重新布局和建设的契机,以创新基地建设为平台,快速聚集、配置一批西部地区用得上、用得好的人才。人才配置领域要关注西部急需和西部特色两个方面:西部急需即实现地区和谐发展所必需的领域;西部特色即西部生态环境等具有独特资源优势的领域。其途径可通过在西部科研机构和创新基地探索流动工作制、设立短期工作岗位和科研任务以及鼓励全国优秀人才以支持西部大开发的方式到创新基地开展科研工作等,逐步培养西部人才梯队。同时,加强中央财政投入,引导地方增加科技财政投入,提高西部领军人才的待遇,使一部分愿意到西部工作的人才能够长期安心留在当地。

其三,科学统筹配置科技资源。对西部川、陕、渝等国家科技资源丰裕地区,要以国务院不久前批准实施的建设以西安为中心统筹科技资源综合配套改革示范基地为示范和引导,重点抓好区域国家科技资源的统筹配置,提高其合理流动和合作共享效率。中央政府及相关部委要按照创新型国家的要求,加强顶层设计和组织协调,通过“省部会商”等途径引导所属科研机构、高校和军工科技企业,在确保国家创新任务完成的前提下,打破科技资源部门条块限制最大限度开放科技资源提高其利用效率。省市地方政府则要更加主动,坚持统一领导,科学统筹。具体来说:一是地方科技主管部门与国家科研机构、高校、军工企业通过签定合作协议、沟通协调会议制度等途径建立沟通协调机制,做到科学决策,消除统筹各方的观念差异和信息不对称现象;二是制定和完善科技资源共享的法律制度,明确科技资源的归属权,将其纳入国有资产管理范畴,明确依托单位的责、权、利,提高合作共享各方的积极性,又保护其各自的利益,规范其合作共享行为;三是提供良好服务,做到精细管理,切实解决统筹科技资源过程中如基地平台建设、资源信息共享等方面的重大问题的具体困难。对西部其它科技资源匮乏的地区,在加大投入的同时,则要通过省部共建、省部科技会商、东部科技转移等途径和国家科研院所、重点高校与这些落后地区的地方科研机构、高校一对一结对子帮扶等方式,推动科技资源向这些欠发达地区流动,逐步提高科技基础能力。要特别注意,这些地区科技基础设施条件建设不能只投入于高、精、尖的仪器设备,更要关注广大科技工作者,尤其是基层科技工作者日常工作的需要,改善他们基本的工作条件,如实验材料、电脑设备等

摘要：加强西部科技基础能力建设不仅是发展西部产业尤其是优势主导产业和提升产业结构的迫切需要,而且是完成国家重大创新任务、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迫切需要,也是缩小东西部经济差距、实现科技经济协调发展的迫切需要。要从国家深化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高度,把政府主导和市场机制相结合,在加大对科技队伍建设和科技基础条件建设的财政投入的同时,逐步引导形成市场化投入和运行机制,提高西部地区本地化、特色化的区域创新能力。

关键词：西部地区,科技基础能力,统筹科技资源

参考文献

[1]张景华.省部产学研:创新企业,反哺高校[N].北京:光明日报,2008-10-07.

[2]周元.区域技术相容性及其经济收益指标分析——兼谈西部投资收益的技术水平结构差异[J].经济地理,2004(2):145-148.

科技基础能力 篇2

1 科技条件平台建设是区域创新体系的组成部分

科技基础条件平台是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创新体系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基础性工程,它为整个创新体系的研发活动和成果转化活动提供基础性支撑平台。为此,国家科技部从2002年开始着手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的研究工作,并于2004年出台了《2004—2010年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根据《纲要》的精神和总体框架的要求,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方案的调研、部署和组织实施工作在全国各地区、各部门全面开展[1]。

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的建设将改变科技资源的独占模式,使分散在各行业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里的科技资源和科技基础设施融合起来,实现社会化服务,从而加速新知识和新技术的产业、扩散和应用。区域创新体系的建设就是要促进知识和技术的扩散和应用,而平台为所有类型的组织,尤其是中小型创新企业、个人在创新活动中获取相关知识、手段和信息提供方便和可能,所以说它的建设必将有力地促进区域创新体系的建设和完善,提高区域创新能力。

2 我国科技基础条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施了若干重大科学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和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使我国的科技基础条件不断改善,已经形成一个拥有各类科技基础资源的庞大保藏体系。据国家基础资源现状调查显示,我国大型科学仪器设备拥有机构2 050家,实验室1 000余家,野外台站1 303个,自然科技资源保藏单位3 199家,科学数据库单位1 600家,科技文献保藏单位1 000多家。但从总体来看,我国的科技总体水平与发达国家还存在较大差距,科技基础条件仍无法满足科技发展与全社会创新活动的需求,还存在着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一是政府投入形成的科技基础条件资源不能为全社会共享,资源重复、零散、分散,成为制约科技创新的“瓶颈”;二是战略性科技基础条件资源严重短缺,长期忽略无形资源的积累,成为科技持续发展的“痼疾”;三是科技基础条件资源整体布局不能适应科技发展的要求。这些问题制约了我国科技基础条件建设的发展,导致了我国战略性研究经常受制于人,国家关键技术的突破难以实现,重大原创性科技成果难以形成,全社会的科技创新创业活动得不到及时有效支持。因此,我国科技要实现跨越式发展,缩短与国际先进科技水平的差距,必须缩短科技基础条件方面的巨大差距,加快建设科技基础条件平台。

3 太原地区科技基础条件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2005年中共太原市委、太原市人民政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科技资源整合、共享和有效利用,支撑区域自主创新科技进步,根据《纲要》的精神,结合太原市实际,太原市人民政府出台了《关于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加快了太原地区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的步伐[2]。

太原是山西省的省会城市,集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于一身,科技资源、科研院所、大专院校、人才队伍等方面具有一定优势,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科技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发展具有一定规模。据2007年4月对中部六省会城市科技竞争力调查显示,太原市现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23.8万人,其中直接从事研究与开发的科技人员2.58万人,两院院士5人;全市拥有研究与开发机构288个,其中中央属48个、省属163个,市属47个,民办30个;企业技术中心37个,其中国家级3个、省级23个、市级11个;省级以上重点实验室19个,其中国家级7个,省级16个;工程技术中心49个,其中国家级7个,省级22个、市级20个。全市经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527家,高新技术产品1 265项,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约339家,科技企业孵化器26个。

可以说,太原市科技基础条件建设工作经过长期努力,具备了较好的基础,为地方经济建设和科技自身的发展做出了应有贡献。但太原地区,由于受地域、经济欠发达等诸多因素,同样存在着科技基础条件薄弱和管理条块分割,多系统,多层次,资源分散,政出多门的问题,尤其是太原地区科研院所技术研发体系薄弱的问题较为突出。近年来,山西省、太原市属开发类科研院所的转制到位,大大地提高了科研院所的市场化意识。但是薄弱的研发基础及其生存压力已经使其中的大多数科研院所转化为企业或准企业,为产业提供持续创新服务的作用得不到显示。山西省内高等院校的专业设置与太原地区产业技术需求呈离散态分布,缺乏系统匹配的内在动力与协调机制。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还普遍薄弱,尚不足以承担起产业持续升级的成长,急需要不断地提供与产业发展目标相配套的持续创新的产业技术,急需要创建与发展能够支持成果转化和企业发展的成果转化公共服务平台,能够支持行业和产业发展的工程技术公共服务平台。

4 太原地区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的对策

1)转变政府职能。长期以来,太原地区各级政府财政通过各个部门、各种渠道的项目投资,为大学、科研机构和企业购置了大量的科学仪器和设备,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科技成果、实验数据、资料信息等科技基础资源。而作为国有资产,这些科技基础资源长期以来被单位所有制圈为已有,封闭管理,封闭使用,造成了大量科技资源得不到共享,既削弱了科技基础设施应有的能力,又造成国家资源的极大浪费。因此,必须转变政府职能,加强科技基础设施建设。

2)加强组织领导。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是一项跨部门、跨系统的工程。面对太原地区存在的条块分割、管理封闭、资源分散等科技基础资源管理现状,各级政府必须要转变观念,提高认识,加强领导,精心组织,把各项工作做到实处。充分发挥政府部门在科技资源共享中的行政职能和引导作用,加强科技主管部门对资源整合、平台建设及运行机制模式、管理体系的顶层设计和组织,切实做好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的统筹与协调工作,进而加强对平台建设与管理的宏观调控能力和监管责任,有序地推进太原地区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

3)实现资源整合。政府要引导并组织实施各类科技资源的整合,鼓励和引导现有的企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以及社会各类科技基础条件资源进行整合,形成科研、教育与企业的科技条件紧密结合的机制;鼓励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与企业建立双边、多边科技条件使用的协作机制;鼓励科技人员在大学、科研院所和企业之间流动,形成一支稳定的区域科技人才队伍,通过区域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的建设,真正实现科技资源的整合,使各方面科技力量能够充分利用现有的科技条件,不断提高科技水平,形成区域创新优势。

4)建立共享制度体系。在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中,要打破传统的资源分割局面,实现科技资源的共享。要实现资源共享,一要打破部门之间、区域之间彼此分割、重复分散的传统格局,对现有科技资源进行区域层次上的规划与统筹,实现科技资源的整合与共享。二要通过地方立法把区域的科技资源纳入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轨道,使区域的科技基础条件平台能够为社会提供服务,真正成为公共物品。三要根据科技资源的特点,引入市场机制,实行灵活多样的共享模式。

5)建立合理的人才评价和激励机制,加强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管理与运行的技术支撑人才队伍。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的有效运行和管理,客观上要求有一支稳定和高水平的人才队伍。要通过建立良好的评价机制和激励机制实现对技术支撑人员的公正评价,以职位或待遇的形式稳定科技人才队伍。

综上所述,区域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作为区域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提高我国的区域创新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政府必须充分认识区域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下大力气加以解决。只有这样,才能从整体上提升区域科技创新能力,才能超越世界发达国家水平。

参考文献

[1]张圣恩.太原市科技发展“十一五”规划专题研究报告[M].山西:太原市科学技术局,2005:8.

科技是绿色建筑发展的基础 篇3

人类社会的发展依赖于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和科技进步,这些增长和进步给大多数人带来利益的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和环境问题,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的《转变关于地球的观念(1993年)》报告中指出:“环境问题首先是一种人类理解和价值观的合成物的结果,而这些理解和价值观决定着个体同时作为消费者和生产者的态度和行为……环境问题的利害关系和挑战不仅仅是维护自然,更重要的是对继续人类进步给予重要的物质支持”。

早在1896年,瑞典科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斯万提·阿兰尼亚斯就预言了地球今天面临的气候危机。根据他的计算,大气中的CO2增加1倍,全球气温就会平均上升2～6℃。100多年过去了,他的计算结果正与今天的气候模型相吻合,这个预言已被全球迅速变暖的现实所证明。当今的科学家们发现,20世纪,地球年平均升温0.74℃,且大部分升温发生在1970年以后。与此同时,大气中的CO2浓度比200年前高出了40%。自2000年以来,因人类燃烧化石燃料和破坏森林而形成的CO2每年正以超过2%的速度增加。相反,自然生态系统能够吸收的CO2量却在不断减少,剩下的CO2将永久地长存于大气中。另外,气候变暖已经导致各种气候异常情况和天气现象愈加极端,例如:飓风更多,干旱地区更缺水,沙漠化愈来愈严重,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

根据我国《中国气候与环境演变》科学报告中分析:“近百年来,我国的气候变化和全球趋势基本一致,平均气温升高了0.5～0.8℃,与全球平均增温幅度相近。但是,随着气候变暖,近50年来,我国沿海的海平面不断上升,年均上升2.5 mm,略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频率和强度也发生了明显变化。”

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正像金融危机是人们透支消费的结果一样,气候危机是人类透支地球资源的结果。如果人类不重视和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地球将毁灭并非危言耸听。

2 绿色建筑的勃兴

在2009年末召开的丹麦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大会上,国际能源机构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表明,目前各国都在减少煤、石油和天然气的使用,并且都在采取各种积极措施,改变依赖传统能源、传统生产方式、传统生产技术、传统原材料的做法。这些措施对遏制地球暖化有好处和帮助,对各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

在建筑行业中,近年来,国际上绿色建筑的兴起,就是人类社会对全球环境问题的理性反思和有力实践。

2.1 内涵

绿色建筑,也称为生态建筑和可持续建筑。其科学内涵是指为人们提供健康、舒适、安全的居住、工作和活动的空间,同时在建筑全生命周期(物料生产,建筑规划、设计、施工、运营维护及拆除过程)中实现高效率地采用、安装资源(能源、土地、水资源、材料),最低限度地影响环境的建筑物。因此,绿色建筑的概念不仅限于用能效率最高,而且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含义。

2.2 成效

据统计,绿色建筑与既有建筑相比,耗能可以降低70%～80%。同时,达到节能60%标准的建筑,虽然要在原来的建筑造价基础上再增加15～20个百分点,但是增加的造价预计在5～8年的时间内就可以收回。

目前,发达国家对绿色建筑的设计和评估准则已经逐步形成体系并不断完善,而且发达国家近年来制定了一些相应的标准。比如,美国的LEES绿色建筑评估体系、德国的生态建筑导则LNB、英国的BREEM评估体系、澳大利亚的NABERS、加拿大的GBTools、挪威的Eco Profile和法国的ESCALE等。

发达国家十分重视绿色建筑的设计和示范,源于政府支持开展了与此相关的一系列活动。例如,美国绿色建筑协会的最新数据表明,美国总共有大约121例通过了认证的绿色建筑,另有1 400例正在规划或建设之中。在今后的5年内,美国50%的新建筑将是绿色建筑,而5%的现存建筑将被改造为绿色建筑。欧盟推动了“焦耳2”行动计划,在多个欧盟国家进行绿色建筑技术示范,以验证太阳能利用技术、地热能和水能利用技术等绿色技术在绿色建筑中的应用效果。

已有的典型绿色建筑有:法国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办公楼,Integer公司率先在英国设计建造的首栋Integer示范房屋,美国皮兹堡的CCI中心,英国新国会大厦项目,德国采用太阳能发电、热泵、氢气贮能器及多种隔热建筑材料和建造方法建造的“旋转式太阳能房屋”等。

我国每年城乡新建房屋建筑面积近20亿m2,其中80%以上为高耗能建筑;而既有建筑近400亿m2,95%以上是高能耗建筑。目前,我国单位建筑面积能耗是发达国家的2～3倍。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研究绿色建筑,取得了一定成效。2005年7月,我国《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开始实施,是我国重视、发展绿色建筑的一个重要标志和里程碑。

2.3 科技进步是关键

科技进步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涉及人们生产、生活、工作的各个方面。与人类密不可分的建筑行业也不例外,主要有以下一些科技成果,奠定了绿色建筑的坚实基础。

2.3.1 高性能计算机

近年来,高性能计算机(HPC)技术及应用飞速发展,高性能计算正从科学工程计算向经济和商业各个领域扩展,承担起更多的社会服务任务。由于HPC发展策略、体系结构和关键技术进入新的跃变时期,千万亿次级高性能计算系统已经成为现实。其对于绿色建筑的意义是,从过去追求“高性能”走向实现“高效能”。其效能不仅包括绿色建筑的高性能,还包括生产成本与时间、运行、维护成本,以生产者和用户能获得效益进行衡量;其可以解决平衡的体系结构、高效率、高计算密度、可靠性和稳定性等关键技术问题。

2.3.2 网格

网格(Grid)实际上是继传统因特网和Web之后的第三个科技应用大浪潮。网格是构筑在互联网上的一组新兴技术,它将高速互联网、高性能计算机、大型数据库、传感器、远程设备等融为一体,为工程设计人员提供更多的资源、功能和交互性,有利于创新实践。

2.3.3 太阳能

太阳能为再生能源中的一种,具有无污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永续性。人类社会很早就认识太阳能对人类生活的重要意义。经过数个世纪的发展,人类已经生产出各式各样的特殊太阳能装置。近年来,人们对太阳能利用的技术已日渐成熟,如热利用和发电。

2.3.4 中水

中水是指各种排水经处理后,达到规定的水质标准,可在生活、市政、环境等范围内杂用的非饮用水。因为它的水质指标低于生活饮用水的水质标准,但又高于允许排放的污水水质标准,处于二者之间,所以称之为中水。

2.3.5 绿色建材

(1)水泥。高强度、长寿命、低环境负荷是当代水泥材料的发展方向。我国水泥材料基础研究的重点是水泥本身的高性能化:一是提高水泥熟料的胶凝性;二是合理活化处理工业废弃物;三是大幅提高水泥应用过程中的水泥基材料耐久性,延长建筑物安全使用寿命。

(2)平板玻璃。近年来,我国在建筑用平板玻璃熔窑节能降耗技术的研究上取得较大进展,尤其是全氧燃烧熔窑技术的成熟和推广应用,为浮法玻璃生产企业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3)卫生陶瓷。在卫生陶瓷的生产工艺技术发展趋势上,基本做到:实现资源能源节约化生产,减少“三废”对环境污染,同时对废弃物再生利用的工艺进行研究。另外,配合产品的附加功能,进一步提高工艺水平,提高产品质量和功能。

(4)墙体材料。发达国家在广泛使用绿色墙体材料的基础上,向进一步提高生产率、利用工业废渣、节约能耗、使产品系列化与配套化方向发展。同时,还不断开发出一大批多功能新型绿色墙体材料。

3 他山之石

各国根据各自的特点,按照绿色建筑的理念进行了实践示范。比较典型的家庭住宅建筑如:20世纪90年代末,英国的BRE和Integer等众多公司合作,结合可持续发展、智能科技及创意建筑的三大原则,在英国建造了著名的Integer绿色住宅样板房。该建筑为一幢3层木结构住宅,从利用地热和防火安全考虑,3间卧室设在底层,第二层为起居室,内分客厅、餐厅和厨房区,第三层为书房、活动室和热泵间。为增加空间视觉,第三层的书房和活动室内墙采用调光玻璃。建筑物围护结构达到英国建筑节能设计最新标准(外墙K值为0.3,屋面为0.16,楼板为0.45,窗采用LOW-E双玻)。外窗设有可遥控的百叶窗,户内门窗上部还设有可调节风口。

该建筑坡屋顶面采用玻璃幕墙架空封闭,其顶面开设天窗并安装了2个约1 m2太阳能热水装置;两端天沟设置雨水集中管,并通过中间水循环管道再循环利用雨水。其底部设有一层可开启的银白色隔热遮阳绝缘层。建筑物基础混凝土采用再生骨料,外墙和地板为旧房回收废料,墙体保温采用由废纸纤维制成的保温材料。

此外,屋内的家用电器也是节能产品,例如冰箱保温层用真空保温技术,脱排油烟机用电可根据烟气排放量自行调节,洗碗器可控制在电费半价时间区运行,浴缸水位、温度可自动调控。据测算,该建筑比传统建筑节能50%,节水33%,其太阳能热水装置可提供60%供热需求。

4 结语

21世纪,人类共同的主题是可持续发展,城市建筑必须由传统高消耗型发展模式转向高效绿色型发展模式。绿色建筑是当今世界建筑发展的必然趋势,而经典的绿色建筑通过精妙的总体设计,结合自然通风、自然采光、太阳能利用、地热利用、中水利用、绿色建材和智能控制等高新技术,充分体现了科技是绿色建筑发展的坚实基础,同时也展示了人类未来绿色建筑广阔的发展前景。

参考文献

[1]赵中建.全球教育发展的研究热点[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1999.

[2]舒俭民,等.全球环境问题[M].贵阳:贵州科技出版社,2001.

[3]中国科学院.2006高技术发展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6.

[4]中国科学院.中国未来20年技术预见[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6.

高新科技如何改变我国基础教育 篇4

传统教育的困境与反思

“在公立学校里,书本将很快过时。”托马斯·爱迪生曾在1913年充满信心地说,“人类知识的所有门类都可以通过动态影像来进行教学。我们的学校系统会在十年内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百余年过去了,除了教学设施变得更加现代化,其他的基本上和过去没有什么区别。不管学校外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课堂里始终遵循着传统。

迄今为止,教学的形式越来越多:学生们围坐在一起,教师不再严格的站在讲座后;学生们参加小组合作,鼓励彼此之间互相学习;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如日本大阪,平板教学方式正在覆盖公立学校。

然而从某种角度看,现代教育依旧没有什么改变:同样年纪的学生被要求用着同样的教材、做着同样的习题。就其本质而言,教与学都参照着统一的标准,基于平均值,不顾个人喜好和能力。学习本是个人的行为,而教学成为了标准化生产。

在传统教学中,老师对学生学习表现进行考察,例如各种考试。这个数据的结果是单向度的,从教师和校方指向学生和家长,然而老师们很少为自己的教学行为进行评估。对于特定学生而言,考试成绩反馈是关于学生对课程的理解度,而不是关于教师或教学工具的优劣。而考试成绩,也是依据学校和老师的统一标准制定的。个性化的学习辅导似乎离学生们很遥远。

为了解决上述的问题,老师们也作出了努力:通过分层教学,提高习题的相关性和有效性,从而弥补大班教学的不足。但是这种“个性化教学”方法真的公平、有效吗?再者,两名考试分数相同的学生,一位因为答题速度慢,只作答了一半题目而另一位做完了整张试卷还有时间富余,他们应当采取相同的方式提高自己的学习成绩吗?

数据技术的摸索之路

当互联网相关技术在其他行业风生水起时,在线教育也随后诞生了:将线下资源搬到线上,运用在线课堂,在线题库等等,解决了学习的时空障碍,试图解决教育资源不足、分布不均的问题。

但遗憾的是效果并不明显。师生们面对浩如烟海的在线资料,彷如雾里看花,完全不知道从何下手。在线教育在中学教育领域走入了一个误区:我们教育资源匮乏,但是缺少的并不是学习资料,而是教育资源与个人需求的精准匹配。在传统教育中,这项匹配工作由老师来完成,优秀的老师能够根据学生的个人情况,准确地指出他们应该选用哪些资料,做哪些题。而我国中学教育的资源不足、分配不均问题,大多也是指的缺乏优质教师资源。而教师资源却难以像资料一样实现共享。

正当在线教育在中学教育领域进退维谷之时,人工智能和数据技术的日臻完善和应用领域的扩张点亮了其未来。大数据技术简单来说就是指能够捕捉、挖掘并处理海量(非结构化的)数据,最后将这些数据用于预测的技术。大数据技术现在广泛应用于金融、互联网、广告等行业并且效果不俗。

数据驱动型教育的未来

为了孩子的个性需求,我们已经做出了很多努力;但如果对学生个人学习数据挖掘不够深入,就无法真正做到“以学生为中心”。而技术的进步让我们能够精细地捕捉和分析学生考试、上课、学习的各个细节,从而诊断出到应试者在某个物理原理、解题技巧、应试技巧上甚至性格上的缺陷,私人定制系统化的解决方案。

不只是考试,仅仅针对一次日常作业的大数据就蕴藏着无数有效信息:该学生完成每道题花了多少时间,读题和演算分别花了多少时间,其中有哪些时间在走神,在哪些题上有犹豫、有修改。这些信息经过大数据分析后比简单的A评级或者分数有价值得多。然而变革的基础是硬件的革新,数字环境的普及使得学生的学习行为,教师的教学行为暴露在数字环境下,也就积累了我们未曾拥有的教、学数据,比如学生的做题习惯,教师的讲授特点等等。

我们且将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教育称为数据驱动型教育,它将真正完成传统的在线教育未完成的使命–有教无类和因材施教。每个孩子不分家庭背景、不分天资基础,都可以通过智能算法享受针对自己的学习资源。因此其更深远的社会意义在于降低教育成本,迅速实现个性化教育的规模化。

科技基础能力 篇5

一、辽宁省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基本情况

(一) 基础研究投入增长缓慢

2010年辽宁省基础研究经费总量为7.3亿元, 比2006年增长12.6%, “十一五”期间平均增速仅为3.5%, 而同期全国平均增速达到20.1%, 高出辽宁16.6个百分点。辽宁省基础研究经费占全国的份额也从2006年的4.7%下降到2010年的2.5%。

(二) 基础研究投入比重和强度偏低

“十一五”期间, 辽宁省基础研究经费所占R&D经费的比重持续走低, 2010年为2.5%,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1个百分点, 比2006年下降了2.2个百分点。2010年辽宁省基础研究经费占GDP的比重也从2006年的0.69‰降至0.40‰, 远低于全国0.81‰的平均比例。这一现象表明, 辽宁省的R&D活动主要集中在试验发展领域, 并且集中程度越发显著。

(三) 基础研究经费投入与科技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

通过对我国各省份的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强度与R&D经费强度的回归分析, 得出两者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即科技创新能力强、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也高, 他们要更多的依靠原始创新获取地区竞争优势, 反之亦然。按照回归方程测算, 目前辽宁省1.53%的R&D经费强度, 基础研究经费强度应在1‰左右。而实际辽宁省的位置在回归线下方偏离较远, 反映出基础研究投入与现阶段的科技创新能力和经济发展水平极不适应。

二、基础研究经费的来源分析

(一) 中央财政科技拨款是基础研究的主要经费来源

2007年我国财政收支分类改革后, 财政科技支出科目中设置了基础研究科目的分类。近5年来, 中央本级财政支出中用于基础研究科目的支出比例基本保持在14%左右, 而辽宁省财政科技支出中这一比例最高年份2009年也仅为0.94%, 低于当年全国地方财政1.5%的比例水平。这样低的基础研究拨款水平与辽宁作为全国科技大省的地位是十分不相称的。2010年辽宁省基础研究经费中, 来自中央部门属单位的经费为4.9亿元, 占全部基础研究经费的67.1%, 地方部门属单位只占32.9%。虽然目前从统计上无法分清这些部门基础研究经费的来源渠道, 但基于我国基础研究活动开展基本都是依靠政府投入支持的现实, 可以判断辽宁省基础研究经费绝大部分来源于中央财政科技拨款。

(二) 基础研究活动主体经费投入偏低

辽宁省的基础研究活动基本集中在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之中, 2010年他们的经费投入分别占全省基础研究经费的55.2%和44.7%。其中, 辽宁省高等院校基础研究经费增长较快, 2010年达到4.0亿元, 比2006年增长40%。但从全国情况看, “十一五”时期高校基础研究经费年均增速为21.2%, 而辽宁省只有11.9%。2010年, 全国高等院校R&D经费投入中, 用于基础研究的比重为30.1%, 而辽宁省高校这一比重仅为16.5%, 相差了13.6个百分点。从辽宁省政府部门属科研开发机构情况看, 2010年辽宁省政府部门属研究开发机构在研的基础研究课题经费支出共计1.3亿元, 其中99.9%的经费为中央部门属科研机构支出, 地方部门属科研机构也几乎没有基础研究活动开展和经费投入。作为基础研究的主要执行部门, 高校基础研究和地方部门属科研机构经费投入的薄弱, 势必会对全省基础研究总体水平的提高产生相当不利的影响。

(三) 企业基础研究投入薄弱

“十一五”期间, 辽宁省企业研发活动投入的主体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 2010年R&D经费占全省比重高达75.4%, 比2006年提高了1.9个百分点。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在基础研究投入上却是呈现急剧下滑之势, 2006年企业基础研究经费支出还为2.2亿元, 占当年企业R&D经费支出的2.1%, 但到2008年, 企业基础研究经费仅为351万元, 2009和2010年甚至没有基础研究经费投入。这反映出辽宁省企业虽然研发投入规模较大, 但结构不尽合理, 这也是造成辽宁省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增长停滞不前的重要原因。

(四) 基础研究科目经费中用于基础研究的比例不高

从政府财政预算科目的设置看, 财政科技支出的基础研究科目经费应主要用于从事基础研究活动。但从对R&D活动的执行结果统计看, 财政基础研究科目经费并不是完全用于基础研究活动, 还包括了一部分应用研究活动和少量的试验发展活动。以国家重点基础研究计划 (即973计划) 为例, 2010年辽宁省在研的973计划课题资金共计6447万元, 其中69.8%的资金用于基础研究, 28.5%的资金用于应用研究, 还有1.6%的资金用于试验发展。辽宁省地方财政科技拨款基础研究科目经费在实际执行过程中, 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资金使用偏离的情况, 致使有限的基础研究经费更为不足。

三、政策建议

(一) 积极争取国家和外省研究经费资源

一是积极争取承担教育部、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和其他行业部委等部门基础研究计划项目, 通过人才资助、项目资助和环境条件资助的形式, 让更多的国家基础研究经费流入辽宁;二是呼吁国家基础科学研究计划遴选更多适合地方财政支持的重大基础研究项目, 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共同支持, 形成中央、地方合作支持基础科学的新机制;三是以问题、项目为导向, 加大跨地区基础研究合作。

(二) 持续稳定提高地方财政基础研究投入

一是积极调整财政科技支出结构, 适当缩减对研发活动下游和成果产业化的经费支持比例, 加大对基础研究特别是面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基础研究的投入强度, 力争未来五年地方财政科技拨款对基础研究支持的比例提高到3%-5%;二是加大力度建设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重大科学工程, 形成合理的建设、运行和科研投入机制;三是继续加大对参与基础研究机构的经费投入, 特别是加大对重点院校、重点科研机构以及国家级和省级重点实验室的经费投入;四是以自然科学基金和博士科研启动基金为抓手, 加强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建设。

(三) 引导省内行业龙头骨干企业开展基础研究

一是依托行业龙头骨干企业, 建设企业重点实验室、院士工作站, 扩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基础研究载体;二是利用产业联盟的形式吸引更多的企业尤其是大企业参与到国家的各种基础研究计划和项目中;三是通过政策导向、舆论宣传、税收杠杆等手段, 吸引大型国有企业 (集团) 、跨国公司、民营高科技企业增加对基础研究的投入。

(四) 提高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基础研究投入水平

论军队院校与国防科技基础研究 篇6

1 国防科技基础研究的基本属性

对国防科技基础研究相关基本属性的理解非常重要。目前在部分军队院校中,国防科技基础研究之所以遭遇一些瓶颈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很多人包括领导决策层、科研管理者甚至科研人员自身,都存在对国防科技基础研究相关属性认识不清的问题。因而,对国防科技基础研究的相关基本属性进行定位,应是相关研究的逻辑起点。

1.1 从研究属性上看,国防科技基础研究属于应用基础研究范畴

1945年7月,美国科学研究发展局(OSRD)局长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在其著名的《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的研究报告中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进行了清晰的分离[3]。按照布什的理解,一般认识目标和实际应用目标之间的内在张力决定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范畴在实际上是分离的,一个具体的科研项目只能属于这两类研究中的一种,而不能同时属于两种。然而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人们越发感到布什模式的局限性。在科学发展史上,许多贴有基础研究标签的项目具有明显的应用性,而被认为是应用研究的一些项目中也含有基础研究的成分。为了解决这一矛盾,1964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首届主任沃特曼(Alan T.Waterman)将基础研究的内涵进行了拓展,细分为单纯的指向科学前景的“自由”研究和期望其研究成果具有可预见的实际应用的“与任务相关的基础研究”[4]。这一划分方法现已普遍为学界所接纳,并逐步演变为现在的称谓,即纯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5][6]。纯基础研究属于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科学范畴,其任务是探索客观事物运行发展的基本规律,发现新原理,提出新理论。应用基础研究属于技术科学范畴,其任务是针对生产实践中提出的科学技术问题进行理论探索与实验研究,或者运用基础科学的理论,为解决某一类工程技术领域中的普遍性问题提供理论和实验依据。在“基础研究”之前冠以“应用”一词而构成“应用基础研究”这一概念,体现了该类研究的“基础研究”属性和“应用”特色,凸显了其作为链接纯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重要环节的积极作用。国防科技基础研究产生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特别是武器装备发展的需要,研究目标明确,具有较强的方向性与针对性,本质上具有向武器装备现实技术能力转化的客观要求和现实基础,满足的是军事领域当前或未来的需求,从研究属性上应作为国家基础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定位于应用基础研究。

1.2 从学科属性上看,国防科技基础研究多属于理、工、军、管多学科交叉研究范畴

纵观科学发展史,学科分化与综合是科技创新与发展的一对基本矛盾,它们之间的对立统一推动着现代科学技术沿着“综合—分化—综合”的轨迹向前发展[7]。这种学术领域分化和综合的矛盾运动,充分体现了所谓“分则深、深则通、通则合”的科学研究否定之否定的内在逻辑。20世纪后半叶以来,现代科技在继续分化的同时,加速向综合化、整体化、跨学科化的方向发展。国防科技基础研究作为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避免地也要遵循这一发展规律。“各种现代武器系统和军事技术装备从原理、结构的研究设计到使用和改进,都建立在现代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发展的基础之上,都离不开现代自然科学提供的理论武装和技术科学的创新”[8]。国防科技基础研究要取得成绩,武器装备的功能机理要实现创新,往往需要来自于信息科学、材料科学、能源科学、工程科学、军事科学,乃至于基础科学、管理科学等多方面的协同配合与共同进步。比如,弹道导弹的开发要以空气动力学、控制科学与技术等的发展为基础,坦克装甲的研制离不开材料科学的新进展和工程制造技术的新突破,船艇电机系统的革新是电气工程、船舶与海洋工程、军事装备学等多学科共同作用的结晶,等等。这种现代武器装备系统发展的集成性与复杂性,客观上要求在科研攻关中借鉴和引入多类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既有成果、理论框架等,促使国防科技基础研究越来越多地涉及一些交叉学科领域的综合性研究,向理、工、军、管多学科交叉融合发展。

1.3 从组织属性上看,国防科技基础研究兼属于“大科学”背景下的国家规划研究与“小科学”传统内的自由选题研究范畴

20世纪后半叶以来,“大科学”在科技创新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大科学”强调研究与管理的规模优势,强调国家自上而下的组织规划,强调解决对国家和社会健康稳定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科学问题。“国不可一日无防,国防不可一日无科学技术”。较之其他领域的科研工作,国防科技研究(当然包括国防科技基础研究)因其直接与国家安全息息相关而具有更加突出的尖端性、紧迫性与巨额投资性等特点,在很大程度上适宜开展“大科学”背景下的国家规划研究,即以国家规划立项的方式,集中多方研究力量,实行大范围、多专业、跨部门单位的分工协作与联合攻关。我国的“两弹一星”、载人航天和战斗机等先进武器装备研制中的基础研究,“十五”期间由总装备部牵头组织的“国家安全重大基础研究计划”等,就都是典型的“大科学”背景下的国家规划研究。同时,与“大科学”相对应,科技创新还存在一种“小科学”传统,即通常“由科学家个人或科学小组进行研究,由科学家个人或科学小组设定问题、独自执行、探索式解决”[9],并通过“自下而上”的同行竞争获得资源分配。目前,申报国防科技基础研究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国家级基金,以及各类部委、学术机构自行设立的基金,或者由研究者自筹资金开展的国防科技基础研究项目,一般均属于“小科学”传统内的自由选题研究。国防科技基础研究的深入发展,使“大科学”背景下的国家规划研究与“小科学”传统内的自由选题研究之间形成了一种“互补”的关系。在很多情况下,“大科学”是由“小科学”自然“演化”而成的。因而,二者的协调共生与良性互动,有利于国防科技基础研究的可持续发展。

2 军队院校开展国防科技基础研究的现实意义

《中国人民解放军院校教育条例》明确规定:科学研究是院校的基本职能之一。院校的科学研究是军队科学研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的重要途径。以基础研究学术创新为先导,以高水平科研项目为依托,充分发挥自身在国防科技创新中的生力军作用,对于军队院校特别是工程技术属性比较鲜明的院校提高办学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2.1 国防科技基础研究在自主创新能力生成中的突出作用,促使军队院校必须重视国防科技基础研究

自主创新能力是包括军队院校在内所有高等院校最重要的核心竞争力,是评判一所院校学科建设水平、师资队伍层次、办学质量效益的根本标志,也是一所院校争取各类办学资源,并逐步做大做强的基本抓手。自主创新有三层含义[10]:一是强调原始创新,努力获得更多的科学发现和原创性的技术发明;二是强调集成创新,使各种相关技术有机融合,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产品或产业;三是强调对引进先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三者都与基础研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探索、揭示未知规律,提高原始创新能力本来就是基础研究的使命;基础研究往往是由细微到宏大的渐进积累过程,当这些成果组织化积聚后,就会带来某种必然性的创新,因而基础研究的积累越深厚,集成创新的水平就越高;基础研究越繁荣,对引进的技术所依据的科学原理认识得就越深刻,消化吸收能力就越强,实现再创新的可能性就越大。2011年7月1日,胡锦涛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提出要提高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自主创新能力。目前,我国国防科技研究正处于一个由跟踪研究向自主创新转变,由量的扩张向质的提高转型的关键时期。科学技术各学科领域在基础研究方面的纵向深入和横向交叉,使国防科技出现重大创新的可能性大大增强。然而与这一大好形势形成鲜明反差的是,较之于其他国防科技研究机构,很多军队院校在自主创新方面存在诸多不足,突出表现在基础研究水平较低,缺乏创新武器装备功能机理方面的革命性成果,科研项目大多为低层次的技术改良和装备集成,且由于缺乏基础研究的支撑,难以承担高精尖武器装备的研制开发任务。上述问题的存在,势必形成恶性循环,持续削弱军队院校的国防科技基础研究实力,进而严重影响到军队院校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近年来历次军队院校体制编制调整改革的一条重要原则,就是按照院校办学实力的强弱来“保优汰劣”、“削枝强干”,对部分自主创新能力较弱的院校进行精简撤并。在这一大背景下,努力提高国防科技基础研究实力,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无疑成为广大军队院校增强自身办学实力,在竞争中求得生存并逐步发展壮大的现实诉求。

2.2 国防科技创新体系各要素的交叉关联,促使军队院校必须重视国防科技基础研究

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发展研究是国防科技创新体系的三个基本要素。其中,应用研究主要是进行武器装备原理性部件的制造与试验,并对技术方案的可行性与现实性进行鉴定论证,为武器装备研制提供技术基础;发展研究主要是研制或改进供部队使用的成品化武器装备。传统的观点认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发展研究三者的关系是单向线性的,即基础研究的结果传递给应用研究,应用研究的结果再传递给武器装备开发。由于具有明确的界限,不同类型的研究可以由不同的机构分别承担。这也是部分决策层和管理者认为军队院校应该放弃基础研究,专注应用研究和发展研究的理论依据之一。然而当前国防科技创新的实践则证明,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到发展研究的过程中含有大量的反馈、衍生等作用关系,因而三者的界限也越来越模糊,越来越呈现出相互促进的交叉网状关联和螺旋上升的互动关系。比如,有的应用研究本身就包括了基础研究,从事应用研究的工作者往往必须返回到“上游”,进行基础研究,以弥补某些基础知识的不足,而这些知识是从事应用研究所必不可少的。还比如,有的基础研究是发展研究的“溢出”成果,从事发展研究的工作者在科技开发中也有可能做出新的科学发现,从而增加人类对自然的认识[11],等等。2005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在题为《对美国国防部的基础研究进行评估》的报告中也明确指出,应该放弃将基础研究仅视为序贯串联的研发过程的一个环节的观点,而应当把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以及研发的其他各种阶段,都看作是连续不断地,并行地发生着的种种活动,这些活动之间有着各种各样的相互支撑的关联。国防科技创新体系诸要素的这种交叉关联,使应用研究、发展研究与基础研究日益成为一个彼此关联、密不可分的整体。因而对于军队院校而言,无论主观愿望如何,要在国防科技创新中取得重大进展,忽视或刻意回避基础研究都是不足取的,也是不现实的。

2.3 基础研究日益明显的“相对专有”特点,促使军队院校必须重视国防科技基础研究

实际上,即使国防科技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发展研究三者可以截然分离,由于基础研究的“相对专有”特点,军队院校也不能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和“搭便车”的策略,单纯依靠直接引进其他机构的基础研究成果来支持自身的应用与发展研究。所谓基础研究的“相对专有”特点,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现今从基础研究到开发出成品的周期越来越短,而基础研究成果从发现到正式发布,一般都有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滞后期,加之知识产权保护和国家安全保密的考虑,研究机构往往会对自身国防科技基础研究成果的发布进行限制。由于成品转化周期越来越短,引进的难度越来越大,基础研究越来越呈现出“相对专有”的特点。如果军队院校在国防科技基础研究方面毫无作为,一味跟踪别人的研究成果,那么在应用与发展研究方面必然会失去先机、陷于被动。另一方面,“基础研究不是免费物品”[12]。任何知识,包括基础研究成果,都是可编码知识和意会知识的统一体。前者是可以言传的、可以用文字表达的知识。后者是只可意会、难以或不可言传的知识,如在实践中获得的技能、养成的敏锐学术直觉等。对基础研究成果的理解,仅靠可编码知识是远远不够的,研究者必须掌握一定的意会知识。而要掌握意会知识,则必须进入特定的学术圈子,并开展相应的学术实践。这就是说,军队院校要充分吸收和利用其他国家、机构产出的国防科技基础研究成果,自身必须拥有一批能够充分理解该成果的研究者和与之相配套的研究资源与环境。而要做到这一点,军队院校最直接、最有效的措施就是支持所属单位和人员开展相应的基础研究。唯有如此,方能将基础研究成果从“他人专有”转变为“彼此共有”,有效推动国防科技创新向纵深发展。

2.4 基础研究对人才培养的助推作用,促使军队院校必须重视国防科技基础研究

院校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有赖于高水平的学科、高素质的师资和高标准的教学工作,这些条件无一不同基础研究紧密相关。众所周知,“学科水平影响人才培养质量”[13]。加强学科建设,是现代军校教育具有战略性的基础工程,是院校建设和发展的永恒主题。各门学科的基础研究反映的是事物的本质和整体,是“本”或“体”,;应用与发展研究则反映的是事物的表象与局部,是“表”或“用”。换句话说,国防科技研究基础研究的深度决定着相应应用与发展研究的张力。如果国防科技基础研究水平上不去,相应的学科建设就难以形成明确长远的学术发展方向,也难以形成相对稳定的理论基础和学术体系,势必造成学科建设水平的低下,进而对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产生不利影响。另外,科研是建设师资队伍的基本抓手,结合课程教学对学员进行科研训练、鼓励和支持学员特别是研究生等高层次人才参与研究活动,也是院校教学工作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较之应用与发展研究,基础研究在上述方面具有更为显著的作用。从事基础研究活动,能够促使研究者运用基本原理进行思考与探究,有利于加深其对科学技术本质、规律与原理的认识,从而有利于其打牢学术基础、锻炼理性思维、培养探索精神。因而大力开展国防科技基础基础研究,对于军队院校提升师资队伍建设和教学工作的水平,无疑具有明显的助益。

3 军队院校开展国防科技基础研究的若干思路与建议

长期以来,由于对国防科技基础研究的重视程度不足、投入力度不够,很多军队院校的科研活动集中于武器装备的维修保障和简单改良集成,在研究新思想,揭示新规律、发现新原理、创造新方法等基础研究上下的功夫不够,缺乏研究解决机理性和规律性问题的热情与行动。国防科技基础研究存在短板,客观上导致院校的武器装备研发始终在低水平徘徊,难以出大成果、推大名师、创大牌子。要改变这一局面,军队院校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大胆开启国防科技基础研究的厚重之门,真正实现自身办学实力的整体跃升。

3.1 以构建集理、工、军、管于一体的学科群为依托,优化国防科技基础研究学科结构

所谓学科结构,是指高校学科的组成及其相互关联的方式。军队院校学科结构的优劣,直接关系到其科研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的高低。当前,国防科技基础研究正逐渐向交叉学科领域的综合性研究迈进,迫切要求军队院校构建与之相配套的学科结构。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与地方高校特别是研究型大学相比,部分军队院校的学科结构还存在一定欠缺,突出表现为尽管学科种类、数量增长较快,但学科布局小而散,学科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不清晰,导致学科之间的关联性和相互支撑度不强,学科建设“各自为战”的现象还不同程度存在。如何从满足国防科技基础研究需要出发,有效优化学科布局,理顺学科关系,形成理、工、军、管各学科协调发展、彼此扶持的学科结构,成为当前军队院校学科建设亟待破解的一道难题。20世纪90年代逐渐在我国兴起的学科群建设模式,为破解这一难题提供了可能。所谓学科群,可以理解为由共同的研究对象联系起来的基础相关、联系紧密、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一组学科,这些学科可以同属一个学科门类,也可以分属不同学科门类[14]。学科群建设的基本思想是,以复杂性、现实性、前瞻性研究领域为牵引,将与之相关联的学科按内在逻辑关系合理搭配、整体优化,形成由一个带头学科和若干支撑、相关学科组成的学科群体;其特点是以带头学科为核心,对支撑、相关学科产生辐射和凝聚作用,共同进行科研攻关和人才培养,是现有学科设置制度下最能够保证学科实现纵横发展、交叉渗透和综合集成的高校学科结构。笔者认为,军队院校依托学科群来优化国防科技基础研究学科结构,应着重把握以下三点:一是要围绕自身的传统优势工程技术学科建设学科群。传统优势工程技术学科是一所院校国防科技研究实力的最直接体现,也是其生存发展的“根”。军队院校在构建学科群时,要注意将传统优势工程技术学科作为带头学科,并根据实际需要优选支撑、相关学科,这样才能充分发挥自身的学术优势,有效拓展国防科技基础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二是要重视建设力学、机械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对国防科技基础研究具有基础支撑作用的工学学科。学科群没有这些学科作为后盾,其他学科就会失去凭借,只能繁华于一时一地,整个学科群也就失去了根基,甚至可能崩溃。因此,要确保国防科技基础研究长足稳定发展,军队院校在构建学科群时,必须要为这些学科预留出一定的生存发展空间。三是要突出学科群的军事特色。姓军为战是国防科技基础研究的存在依据与根本使命。军队院校要注意在学科群中为军事学学科安排适当的位置,创造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的机会。这样既能使军事学学科提升科技含量,大大增加军事学学科在国防科技基础研究中的参与度;又能在理、工、管等各学科中彰显军事特色,有效提升国防科技基础研究的军事应用前景。

3.2 以优化项目申报、立项、资助与评价机制为重点,创新国防科技基础研究管理模式

建立科学合理的科研管理模式,是调动广大学术人员智能潜力,提高研究效率与成果质量,确保科研工作健康发展的基础。由于国防科技基础研究具有周期长、难度大、探索性强、成功率低等特点,很多军队院校在国防科技研究中普遍重视“短、平、快”性质的低层次应用类项目,对基础研究缺乏足够、稳定甚至是必要的支持,导致很多极富挑战性、蕴含重大突破的前沿课题研究难以深入开展,军队院校国防科技自主创新的实力与后劲明显不足。要解决上述问题,重要途径之一就是要从创新科研管理模式入手,逐步形成一套与国防科技基础研究属性特点和发展要求相适应的项目申报、立项、资助和评价机制。一是要优选研究方向。从某种程度上讲,选题合适与否,是决定研究者能否有所作为的最关键环节。要紧盯装备、紧贴实战,将国防科技基础研究的重点聚焦在具有广阔应用前景、对国防和军队建设能够产生深远影响的关键领域,通过采取宣传造势、指南指导、推荐评奖等措施,鼓励和引导所属人员对武器装备研发特别是当前新型作战力量建设中的共性问题和普遍现象进行深入探索,力争揭示新规律、创造新方法、提出新原理、实现新突破。二是要完善资助制度。可在鼓励多渠道申报国防科技基础研究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其他军地基础研究基金项目的同时,在学校、院系、教研室(研究中心)甚至课题组内自筹经费设立国防科技基础研究基金,对具有发展前景和研究潜力但申请外部资金支持条件还不成熟的基础研究项目给予资助,支持开展先期预研。三是要加强计划管理。在制定科研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时,注意结合重大指令性、合同制应用与发展研究项目开展基础研究,在相关课题中安排一定比例的基础预研项目,从而有效解决基础研究项目支持度低、经费申请困难等问题。四是要注意支持与保护非共识项目。“重大的科学发现总是少数人打破旧的框架、提出新的概念、建立新的理论”[15],偏向于苛求共识往往导致基础研究囿于传统性、跟踪性的外沿项目,而令那些敢于另辟蹊径、独树一帜的原始创新研究陷于夭折。在以共识为主要依据择优立项的同时,军队院校应从制度层面对非共识基础研究项目给予必要保护和适当支持。按照“能者多劳、特事特办”的原则,允许和支持一些长期辛勤耕耘、具有一定实力的单位和人员适当开展非共识项目的研究;对短期内难以被大多数人所共识的基础研究项目,应建立后评价制度,并适当延长评价期限,不求短期一“小成”,务求多年一“大成”,使高水平的创新成果有较长的孕育时间。

3.3 以提升基础研究成果转化效率为突破口,增强国防科技基础研究生命力与竞争力

科技基础能力 篇7

一、科技平台的特点与认定评价构成要素

(一) 科技平台的特点

第一, 以整合为主线。科技平台工作不同于一般的科技计划, 主要是针对现行体制下的多头管理、重复建设、效益低下的现状, 对科技资源进行有效整合, 充分利用、挖掘并发挥科技资源的最大效益。科技平台工作紧紧围绕资源整合这条主线, 将盘活存量作为第一任务, 强调资源整合与互补。

第二, 以共享为核心。科技平台工作的核心目的, 是实现科技资源的开放共享和有效利用, 推进那些可以共享、应当共享的科技资源面向全社会提供服务。因此, 科技平台工作的核心是共享, 贯彻“以用为主、开放服务”的原则, 不共享就不符合科技平台工作的宗旨和方向。

第三, 以效益为目标。科技平台建设的效益, 不是一般简单意义上的效益, 它更多地体现国家有限科技资源优化配置、共享使用的效益, 更多地体现通过共享服务支撑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的综合效益。科技平台工作以提供服务的数量、质量、效率、覆盖面作为衡量标准, 在考核标准上注重科技资源对全社会服务所产生的实际效果。

第四, 突出组织管理和支撑队伍。在工作周期上, 科技平台不是短期行为, 而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作, 是通过管理创新、机制创新和持续支持形成的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基地, 建立有效的决策、执行、咨询、监督组织管理体系是保障科技平台健康发展的关键。科技平台工作突出推进科技资源为社会服务的特色, 拥有一支专业化的管理、技术和服务支撑队伍, 是科技平台事业能够得以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

(二) 科技平台认定评价的构成要素

第一, 资源整合。主要是指科技平台整合资源的能力、水平和达到的效果, 这既是衡量科技平台工作的基础条件, 也是保障国家科技平台科技资源“最新、最优、最权威”的前提条件。资源整合一般反映在科技平台的资源优势、规模、质量和信息化水平等方面, 注重科技平台本身要建立合理、有效、保障资源可持续积累的整合模式。

第二, 组织管理。主要是指保障科技平台正常运行、可持续发展和对外开放共享服务所需的组织机构、人才队伍、制度规范及相关条件等。针对科技平台涉及参加部门、单位较多的特点, 创新组织管理模式是科技平台机制创新的重要内容, 也是保障科技平台运行服务的核心要素。

第三, 运行服务。实现科技平台良好的运行服务、促进科技资源开放共享是科技平台工作的根本宗旨, 运行服务主要从科技平台服务涵盖的范围、对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的支撑效果、提高科技资源利用效率等方面来衡量。同时, 建立良好的运行服务模式是保证运行服务效果的关键因素。

第四, 持续发展能力。主要是指保障科技平台长期稳定发展、向社会提供可持续的共享服务所具备的能力和水平, 主要反映在科技平台资源的可持续整合能力、科技平台服务的可持续保障能力以及科技平台持续发展所需的政策支持和支撑条件保障等方面。

二、科技平台认定指标设计思路

(一) 充分体现科技平台内涵与构成要素。

根据科技平台“以用为主、开放服务”的原则, 在科技平台认定指标设置中着重体现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在资源上强调资源优势和覆盖面;二是在组织管理上强调具有明确的管理机构和制度保障;三是在工作性质上将科技平台工作作为一项基础性、长期性工作持续开展;四是在服务成效上强调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和对全社会服务的实际效果;五是在工作支撑上突出稳定的科技平台队伍和共享服务条件。

(二) 充分融合国家、部门、地方科技平台共性特点, 提高指标的普适性。

科技平台工作起步较晚, 很多工作机制和模式需要不断进行探索和创新, 作为国家层面研究制订科技平台认定指标, 首先需要认真总结“十一五”期间国家、部门和地方科技平台工作所反映的共性特点, 凝炼好的经验模式, 吸纳好的做法和共性要求, 形成共性指标进一步指导科技平台工作, 因此在指标研究上着力体现针对面广、普适性强, 突出科技平台的共性要素。

(三) 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

指标研究基于对各个层面科技平台实际情况的分析梳理, 能够量化的力求找到合理的量化标准, 确定定量指标;不宜量化的采取定性描述的方式。定性或定量指标确定的前提条件是真正体现科技平台的共性特点, 突出可适用性。

三、国家科技平台认定指标体系

根据上述思路, 设立4个一级指标, 即衡量国家科技平台门槛条件的四大类要素指标, 4个一级指标共下设13个二级指标, 如下表所示。

(一) 资源整合指标

1. 资源整合范围与规模是资源整合效果的直接体现, 也是国家科技平台与部门或地方科技平台区别的重要因素。

指标强调科技平台整合了跨部门、跨地方的优势资源, 覆盖本领域或本区域主要优势资源单位, 体现科技平台资源“最新、最优、最权威”的特点, 突出科技平台资源规模在本领域、本区域同类资源占绝对优势。

2. 资源质量是科技平台发展的生命线, 资源质量保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建立完善的资源整合、加工及信息化等方面的标准和技术规范;二是建立符合资源特点的质量控制体系和准入制度, 严把科技平台资源的入口;三是所整合的资源能够满足用户需求, 强调需求导向。

3. 资源整合模式是保障科技平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鉴于不同科技平台资源类型、行业分布、管理模式等差别较大, 鼓励科技平台积极探索创新, 建立成熟的、适合科技平台特点的资源整合模式, 且资源整合效果良好。

充分运用信息、网络等现代技术, 是实现科技平台资源整合和开放共享的重要手段。资源信息化水平指标一是要求科技平台具备系统先进、功能完善、运行稳定、本领域知名度较高的科技平台资源信息运行服务系统, 达到通过信息共享带动科技资源共享的目的;二是要求科技平台数字化加工的资源量占已整合资源总量80%以上, 强调科技平台资源信息化的基础和水平。

(二) 组织管理指标

具备完善的组织机构, 为科技平台有效运行提供组织保障。根据科技平台管理特点, 组织机构二级指标主要包括:一是具有保障科技平台日常运行服务的专门管理机构 (如XX科技平台管理中心等) , 实行人财物相对独立的管理机制;二是具备符合科技资源特点、有效保障科技平台运行的决策机构 (理事会、领导小组等) 、咨询机构 (专家委员会等) 和监督机构 (用户委员会等) , 由科技平台管理部门、参建单位、专家、用户等共同组成。

建立有效的科技平台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 为科技平台运行管理提供制度保障。制度与机制二级指标主要包括三个要素, 一是制定了有效保障科技平台运行服务的管理制度体系, 包括科技平台章程、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二是科技平台参加单位之间建立了责、权、利清晰的组织协调和利益分配机制;三是建立了适应科技平台运行服务特点的共享服务机制。

拥有一支稳定、专业化的人才队伍, 为科技平台有效运行提供人员保障。一是明确牵头单位和参加单位设立科技平台运行服务专门岗位;二是要求科技平台总人数一般不低于50人, 其中维持科技平台运行的专职人员一般不低于20人;三是要求科技平台运行管理、技术支撑、共享服务人员比例合理, 满足科技平台运行服务工作需求。

良好的支撑环境是科技平台资源整合和共享服务的基础。支撑条件二级指标围绕资源保存维护和资源开放共享两个方面的支撑条件提出要求, 强调科技平台整合的资源具有良好的保存设施和维护条件, 实物资源要具有良好保存设施和场所, 信息资源具备相应的信息存储和网络运行条件, 同时要求科技平台具备开展共享服务所需要的工作场所和良好的研究实验开放条件, 确保科技平台运行服务工作的开展。

(三) 运行服务指标

服务成效主要衡量科技平台对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的支撑作用和效果。鉴于科技平台资源类型的多样性和服务方式的复杂性, 主要从两方面定性评价:一是考核科技平台在提高科技资源使用效率方面的效果;二是考核科技平台在国家重大专项、国家和地方科技计划、重大工程、企业创新、民生科技、应急事件、科学普及等方面的支撑效果, 在评价上根据每类科技平台特点各有侧重。

服务范围主要体现科技平台服务的受众情况。一方面考核科技平台覆盖部门、行业、地方本领域主要用户单位情况, 强调国家科技平台资源服务覆盖面要广;另一方面强调科技平台面向系统外的共享服务功能, 规定服务于科技平台参建单位以外的用户占总服务用户的比例不低于50%, 引导科技平台面向全社会开展共享服务。

服务模式是保障科技平台服务成效的基础和前提。鉴于不同科技平台资源类型和服务特点不一, 科技平台服务模式突出与科技平台自身科技资源特点相结合, 鼓励科技平台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创新服务模式、深化服务内容, 达到有效促进资源共享服务的目的。同时, 明确科技平台具备规范化服务流程, 对外正式公布服务内容与承诺。

(四) 持续发展能力指标

资源持续整合与服务能力指标主要从建立科技平台资源可持续整合机制和提高服务深度、扩大服务范围二个方面保障科技平台可持续发展。一是建立符合科技平台特点的资源持续整合机制, 能够不断提高科技资源整合的广度和深度, 这对于将科技资源整合作为一项长期工作持续推进尤为重要;二是科技平台面向用户需求, 具有开展科技资源深层次开发的能力, 能够充分利用科技平台资源开展深层次、专业化服务, 不断扩大服务范围和领域, 这对保障科技平台发展的良性循环至关重要。

支撑保障能力指标主要衡量科技平台主管部门、参建单位对科技平台可持续发展的支持情况, 强调要将科技平台工作作为一项长期工作持续稳定支持和推进, 在人才队伍上要建立符合科技平台工作特点的人员绩效评价和激励机制, 积极为科技平台运行服务营造环境、创造条件。

四、结语

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认定指标的研究得到科技部计划司、财政部教科文司的大力支持和精心指导, 研究过程中广泛征求了平台专家顾问组成员、相关领域专家、管理专家、平台负责人、资源用户代表等方面的意见, 并征求了相关部门以及地方科技与财务主管部门的意见, 已由科技部、财政部正式发布, 成为规范科技平台运行管理, 深化科技平台共享服务, 引导科技平台事业健康发展的有力抓手。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办公厅.2004-2010年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纲要[Z].2004.

[2]科学技术部、财政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教育部.“十一五”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实施意见[Z].2005.

[3]国务院.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年) [Z].2006.

[4]科技部发展计划司、财政部教科文司、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中心.整合.共享.创新-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回顾与展望[M].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