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教育与科技投入(共10篇)
基础教育与科技投入 篇1
基础研究是科学之本、技术之源, 被视为一个国家和地区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和提升经济实力的重要支撑。本文采用全国科技统计调查数据及有关统计资料, 对辽宁省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和来源进行分析。
一、辽宁省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基本情况
(一) 基础研究投入增长缓慢
2010年辽宁省基础研究经费总量为7.3亿元, 比2006年增长12.6%, “十一五”期间平均增速仅为3.5%, 而同期全国平均增速达到20.1%, 高出辽宁16.6个百分点。辽宁省基础研究经费占全国的份额也从2006年的4.7%下降到2010年的2.5%。
(二) 基础研究投入比重和强度偏低
“十一五”期间, 辽宁省基础研究经费所占R&D经费的比重持续走低, 2010年为2.5%,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1个百分点, 比2006年下降了2.2个百分点。2010年辽宁省基础研究经费占GDP的比重也从2006年的0.69‰降至0.40‰, 远低于全国0.81‰的平均比例。这一现象表明, 辽宁省的R&D活动主要集中在试验发展领域, 并且集中程度越发显著。
(三) 基础研究经费投入与科技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
通过对我国各省份的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强度与R&D经费强度的回归分析, 得出两者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即科技创新能力强、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也高, 他们要更多的依靠原始创新获取地区竞争优势, 反之亦然。按照回归方程测算, 目前辽宁省1.53%的R&D经费强度, 基础研究经费强度应在1‰左右。而实际辽宁省的位置在回归线下方偏离较远, 反映出基础研究投入与现阶段的科技创新能力和经济发展水平极不适应。
二、基础研究经费的来源分析
(一) 中央财政科技拨款是基础研究的主要经费来源
2007年我国财政收支分类改革后, 财政科技支出科目中设置了基础研究科目的分类。近5年来, 中央本级财政支出中用于基础研究科目的支出比例基本保持在14%左右, 而辽宁省财政科技支出中这一比例最高年份2009年也仅为0.94%, 低于当年全国地方财政1.5%的比例水平。这样低的基础研究拨款水平与辽宁作为全国科技大省的地位是十分不相称的。2010年辽宁省基础研究经费中, 来自中央部门属单位的经费为4.9亿元, 占全部基础研究经费的67.1%, 地方部门属单位只占32.9%。虽然目前从统计上无法分清这些部门基础研究经费的来源渠道, 但基于我国基础研究活动开展基本都是依靠政府投入支持的现实, 可以判断辽宁省基础研究经费绝大部分来源于中央财政科技拨款。
(二) 基础研究活动主体经费投入偏低
辽宁省的基础研究活动基本集中在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之中, 2010年他们的经费投入分别占全省基础研究经费的55.2%和44.7%。其中, 辽宁省高等院校基础研究经费增长较快, 2010年达到4.0亿元, 比2006年增长40%。但从全国情况看, “十一五”时期高校基础研究经费年均增速为21.2%, 而辽宁省只有11.9%。2010年, 全国高等院校R&D经费投入中, 用于基础研究的比重为30.1%, 而辽宁省高校这一比重仅为16.5%, 相差了13.6个百分点。从辽宁省政府部门属科研开发机构情况看, 2010年辽宁省政府部门属研究开发机构在研的基础研究课题经费支出共计1.3亿元, 其中99.9%的经费为中央部门属科研机构支出, 地方部门属科研机构也几乎没有基础研究活动开展和经费投入。作为基础研究的主要执行部门, 高校基础研究和地方部门属科研机构经费投入的薄弱, 势必会对全省基础研究总体水平的提高产生相当不利的影响。
(三) 企业基础研究投入薄弱
“十一五”期间, 辽宁省企业研发活动投入的主体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 2010年R&D经费占全省比重高达75.4%, 比2006年提高了1.9个百分点。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在基础研究投入上却是呈现急剧下滑之势, 2006年企业基础研究经费支出还为2.2亿元, 占当年企业R&D经费支出的2.1%, 但到2008年, 企业基础研究经费仅为351万元, 2009和2010年甚至没有基础研究经费投入。这反映出辽宁省企业虽然研发投入规模较大, 但结构不尽合理, 这也是造成辽宁省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增长停滞不前的重要原因。
(四) 基础研究科目经费中用于基础研究的比例不高
从政府财政预算科目的设置看, 财政科技支出的基础研究科目经费应主要用于从事基础研究活动。但从对R&D活动的执行结果统计看, 财政基础研究科目经费并不是完全用于基础研究活动, 还包括了一部分应用研究活动和少量的试验发展活动。以国家重点基础研究计划 (即973计划) 为例, 2010年辽宁省在研的973计划课题资金共计6447万元, 其中69.8%的资金用于基础研究, 28.5%的资金用于应用研究, 还有1.6%的资金用于试验发展。辽宁省地方财政科技拨款基础研究科目经费在实际执行过程中, 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资金使用偏离的情况, 致使有限的基础研究经费更为不足。
三、政策建议
(一) 积极争取国家和外省研究经费资源
一是积极争取承担教育部、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和其他行业部委等部门基础研究计划项目, 通过人才资助、项目资助和环境条件资助的形式, 让更多的国家基础研究经费流入辽宁;二是呼吁国家基础科学研究计划遴选更多适合地方财政支持的重大基础研究项目, 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共同支持, 形成中央、地方合作支持基础科学的新机制;三是以问题、项目为导向, 加大跨地区基础研究合作。
(二) 持续稳定提高地方财政基础研究投入
一是积极调整财政科技支出结构, 适当缩减对研发活动下游和成果产业化的经费支持比例, 加大对基础研究特别是面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基础研究的投入强度, 力争未来五年地方财政科技拨款对基础研究支持的比例提高到3%-5%;二是加大力度建设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重大科学工程, 形成合理的建设、运行和科研投入机制;三是继续加大对参与基础研究机构的经费投入, 特别是加大对重点院校、重点科研机构以及国家级和省级重点实验室的经费投入;四是以自然科学基金和博士科研启动基金为抓手, 加强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建设。
(三) 引导省内行业龙头骨干企业开展基础研究
一是依托行业龙头骨干企业, 建设企业重点实验室、院士工作站, 扩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基础研究载体;二是利用产业联盟的形式吸引更多的企业尤其是大企业参与到国家的各种基础研究计划和项目中;三是通过政策导向、舆论宣传、税收杠杆等手段, 吸引大型国有企业 (集团) 、跨国公司、民营高科技企业增加对基础研究的投入。
(四) 提高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基础研究投入水平
一是高等院校适当减少应用研究投入, 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力度, 建立稳定支持的长效机制;二是加大对部分有实力高校的研究经费投入并引导它们积极从事基础研究, 将大学自筹基础研究投入作为创新型大学建设的重要标志;三是通过政策调节, 改变基础研究经费的投资取向, 由高校侧重承担基础研究, 中科院等科研机构侧重应用基础研究和共性技术的开发, 优化基础研究经费分配结构;四是引导社会力量支持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开展基础研究, 形成多元投入机制。
基础教育与科技投入 篇2
【摘要】本文首先梳理和总结了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和我国的财政科技投入评估体系,然后对中外财政科技投入绩效的评估体系进行了比较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改善我国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估提出了相关建议。
【关键词】财政科技投入 绩效评估 评估体系
财政科技投入是保障科技水平的先决条件,我国财政每年投入大量资金直接资助或间接引导相关科技项目的开展,对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估的研究也就成为一个值得关注和探索的问题。
发达国家的财政科技投入因其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科技发展水平和科技发展战略不同,表现在投入的领域、方式、方向和结构上也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对于财政科技投入绩效的评估体系和评估方法也有自身的特点。相比之下,我国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估起步较晚,至今尚未形成规范的体系,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本文通过对中外财政科技投入评估体系进行了比较,以期对我国财政科技投入的绩效评估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发达国家的财政科技投入评估体系
20世纪中期开始,一些西方国家将绩效评估逐步应用于财政支出管理,西方发达国家对财政科技投入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绩效评估制度。
1、美国的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估体系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实施科技评估工作的国家,始于20世纪20年代。经过多年的发展,美国的科技评估已是制度性、经常性的工作,并建立了科技评估支持系统。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估作为科技评估系统的一个分支,其完善的评估机制以及严谨的评估形式和内容,影响了众多国家,同样也值得我们借鉴。
美国国会于1993年1月通过了《政府绩效与结果法案》(GPRA),该法案是美国财政科技投入及政府部门绩效评价的重要法律依据。同时,根据该法案的规定,美国政府于1993年3月成立了国家绩效评价委员会,负责法案的监督和实施。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成立于20世纪50年代初,是专门负责推进美国科学和工程事业的一个部门。NSF对其资助项目绩效评估的模式和方法,可以作为美国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估的一个突出典范。20世纪70年代,NSF就开展了基础研究及其影响力的评估方法研究。在《政府绩效与结果法案》的框架下,NSF重新整合、规范了评估工作,扩大了绩效评估的范围,使评估指标和方法更为灵活多样。
根据《政府绩效与结果法案》,NSF要在规定时间内提交绩效报告。绩效报告不是对单个资助项目的结果进行评估,而是对项目中的一类项目乃至对实现本机构某一方面特定任务的诸多项目开展综合评估,以展示其整体绩效水平。
NSF将项目绩效评估指标分为三类:资助结果、内部管理和投资过程。对反映资助结果的绩效目标评估多采用定性指标,而对反映内部管理和投资过程的绩效目标评估则尽可能采用定量指标。
为了在《政府绩效与结果法案》的框架下更好地开展绩效评估,NSF特别重视与绩效目标相关的数据采集、核实和认证工作。实施《政府绩效与结果法案》之后,NSF要求结题报告提供详细的内容,并进入由NSF维护的网络系统,便于快捷查询。NSF的评估数据源主要是中心数据库和独立的专项数据库。中心数据库主要有项目网上申请系统、项目受理数据库、资助数据库、项目发布系统、业务信息系统、评审专家库和绩效报告系统等;独立的专项数据库主要有科学出版物、新闻发布会、专家委员会和顾问委员会独立评价系统、项目学科年度报告、全委员会年度报告及内部数据库等。必要时,NSF还利用其外部建立与维护的合同数据库。这些信息资源,为NSF有效开展制度化的绩效评估活动提供了保障。
为更好地对绩效评估进行监督,NSF加强了外部专家委员会的职能:除了继续监督同行评议过程之外,还把各资助项目评估结论作为工作重点。
2、澳大利亚的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估体系
澳大利亚是较早实施项目绩效评估的国家之一。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从1985年开始实施财政科技投入的绩效评估试点工作;1993年开始全面推行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估;1999年开始对公共部门的所有支出预算进行绩效评估。
(1)澳大利亚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估的内容和步骤。澳大利亚的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估主要包括三方面
内容:适当性评价、效率性评价和有效性评价。评价重点根据项目目标和项目生命周期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澳大利亚对财政科技投入的绩效评估贯穿于立项、实施、结题的全过程。其主要步骤为:进行项目分析,确定评估重点;找出评估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确定评估项目和战略;收集、分析评估资料;起草、发布评估报告;回顾绩效评估;充分利用评估结论。
(2)澳大利亚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估的管理。绩效评估成功的关键在于对评估工作的管理。澳大利亚对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估的管理主要包括对评估的组织、实施、控制、检查以及对评估结论的应用。从组织结构上看,评估的管理组织包括评估指导委员会、项目评估的管理者(负责评估项目的制定和具体的组织实施)和评估工作小组。
项目绩效评估活动的监督管理体现在项目绩效评估的整个过程中。有些部门建立了监管委员会,在监管委员会的监督下,评估小组按规定程序工作,保证评估的管理者及其小组成员尽职尽责,以达到评估的目的,实现评估的功能。
评估管理的关键是对整个绩效评估过程的控制。澳大利亚对项目绩效评估过程的控制是根据评估的规模和复杂程度而定的。如评估小组定期召开会议,分析评估进展情况,为评估工作建立定期检查机制。为保证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估的质量,澳大利亚政府设立了评估的质量标准体系。
3、其他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估体系
欧盟以公共资金支持研发计划的时间较早,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而绩效评估的施行则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主要有英国、法国、德国、荷兰、瑞士和北欧等国家。欧盟科技研发计划的绩效评估,基本是伴随着欧盟各期架构的研究计划而演进的。1996年欧盟发布了“Sound and Efficient Management 2000”方案,要求开展系统性的绩效评估。其目标是促进各个计划项目的有效完成,并通过评估结果,反馈到欧盟的决策层次,以提升未来计划项目的执行成就并引导未来研究项目的方向。欧盟着重于以下五个方面的评估内容:计划筛选的程序、计划管理、计划的一般特色、计划的产出和成果的扩散利用。其基本特点是立足于从组织内部改进管理,不强调预算的重新分配。日本于1998年3月在经济产业省下成立了政策评估研究会,制定了《科学技术基本法》、《科学技术基本项目》等大政方针,规定今后若干年科技的研究方向及其预算目标额度。在此基础上,各省厅制定了年度《科学技术重点指针》,严格制定年度预算编制。日本政府预算实施过程中有一套完整的项目管理评估体制和预算监督机制。项目一旦确定,它的每一笔开支必须按预算执行,如需调整,须经政府主管部门的同意。2001年11月,日本政府又公布了《国家研发评估实施方针》,要求对项目进展情况定期检查,发现问题要及时提出调整意见,供下年度制定预算时参考。经费由项目执行单位负责管理,执行过程中除有本单位和上级主管部门的严格管理、评估外,国家还设有专门的国家审计员制度,以监管科技经费。
二、我国财政科技投入评估体系的现状
我国的科技投入产出绩效评估起步于90年代初。1993年,国家科委开始将科技绩效评估手段引入科技宏观管理环节,作为国家重大科技管理的突破口;1997年,在原国家科技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的基础上组建了国家科技评估中心;1998年,国家科技部决定对国家重点新产品计划的立项进行评估试点,并在选择了北京、上海、天津等七个省进行试点后,在全国各地相继成立了科技评估机构。
2001年1月,国务院下发了《科技评估、R&D项目招标投标工作资格认定暂行办法》,2001年6月正式出版了我国科技评估活动的第一个行为规范和技术规范——《科技评估规范》,作为国家《科技评估管理暂行办法》的重要配套文件。《规范》不仅进一步明确了科技评估的定义,而且还明确地规定了科技评估所应遵循的原则和基本职业道德,同时对科技评估的类型、范围、评估程序、评估关键环节、评估方法、组织管理、机构和人员,以及所涉及各方的权利、义务及责任作了明确规定。
随着我国公共财政体制框架的建立,以及各项财政制度改革的推进,建立财政支出绩效评估制度成为财政支出管理工作的必然要求。财政资金绩效评估工作已成为规范财政支出、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的有效手段,受到各级财政部门的重视。
2002年,财政部颁发了《中央本级项目支出预算管理办法》(试行),其中明确规定要对财政预算安排的项目(计划)的实施过程及完成结果进行绩效评估,并将项目绩效评估的结果作为以后安排财政预算的依据。
2003年,财政部印发了《中央级教科文部门项目绩效评估管理试行办法》,并结合教科文部门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中央级教科文部门项目绩效评估规范》,对如何进行财政科技投入评估作出了明确规定。部分省市财政部门也颁发了项目绩效评估的管理办法,并在办法的指导下开展了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估的试点工作。目前,我国财政科技投入评估的主体包括政府下属预算独立的科技评估机构和政府部门内部的科技投入绩效评估。按科技活动的管理过程,具体的评估一般可分为事先评估、事中评估和事后评估:事先评估是在科技活动实施前对实施该项活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所进行的评估;事中评估是在科技活动实施过程中对该项活动是否按照预定的目标、计划执行,并对未来的发展态势所进行的评估;事后评估是在科技活动完成后对科技活动的目标实现情况以及科技活动的水平、效果和影响所进行的评估。
具体而言,科技评估工作的对象和范围主要有:科技政策的研究、制定和效果;科技计划的执行情况与运营绩效;财政科技投入的前期立项、中期实施、后期效果;科技机构的综合实力和运营绩效;科技成果的技术水平、经济效益;区域或产业科技进步与运营绩效;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的科技投资行为及运营绩效;科技人才资源;其他与科技工作有关的活动。
三、中外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估的比较
比较分析国外几个发达国家开展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估的现状,不难发现,其在评估主体、评估程序方面具有如下的共同点。
1、评估主体
国外发达国家基本上建立了完善的、全国性的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估体系。各国广泛采用三层次评估体系,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部门、独立的科技评估机构共同开展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估工作,并通过立法形式,运用制度予以推行。
2、评估机构的独立性
发达国家在政府主导下进行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估的过程中,非常注重评估机构的独立性。一方面,政府部门下属的评估机构实行独立预算,由中央政府直接拨款;另一方面,政府积极鼓励和支持社会独立的评估机构建立。
3、评估程序
国外开展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估的基本程序一般是评估准备(设立专家委员会)、评估设计、信息获取、评估分析与综合、撰写并提交评估报告。其中,专家组进行同行评议是各国开展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估的主要方式,同时也增加了定量评估方法的使用。
相比之下,我国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估还存在很多问题,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没有形成完善的评估体系;没有形成科技评估的专业队伍;科技评估程序方法还不够规范,评估范围偏小;缺乏科学高效的绩效评估工具;科技评估的结论缺乏权威性,有些评估流于形式等。
四、加强和改进我国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估工作的建议
1、建立健全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估的相关法规政策
制度建设是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估健康发展的基本保障条件。我国的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估目前还没有建立完善的制度和法律,虽出台了项目绩效评估管理办法和规范,但对绩效评估过程的监督检查及绩效信息管理等制度和法律仍需进一步加强。应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和做法,通过完善政策和立法使我国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估走上制度化、规范化道路。
2、进一步完善科技投入和产出绩效的评估机制
第一,除考虑科技投入和产出的经济效益指标或财务指标外,还必须将生态效益指标和社会效益指标加入到科技投入和产出绩效评价的框架中来,切实关注科技创新对生活质量、资源节约、环境优化及社会和谐的正面与负面影响效应。第二,应当动态地看待科技投入的投资回报率。要着眼于长远的效益而不能局限于近期的收益,更不能以当年的产投比来作为衡量科技投资回报率的唯一依据。因为科技投入往往具有投入量大、风险性较高、研究成果转化到实际应用的时间较长等特点,而科技产出则大多具有后发效应、衍生效应、溢出效应等特征。第三,要关注某些评估指标的内部差异性。如专利包括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三类,其科技含量依次递减,对产出绩效的贡献程度也有所差异,故在定量评估中的权重赋值也应考虑
到其内部差异性。
3、建立相对完备、权威的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估数据库
要想实现全面、客观、公正、准确的科技绩效评估,必须具有相应完备、详实的权威数据支撑。我国目前没有建立支出效益评价信息采集体系,与各类支出效益相关的数据资料十分匮乏,评价所需的公正合理的标准值很难确定。因此,要借鉴国外数据收集、处理、分析和利用的经验,逐步建立适合财政支出效益评价所需的信息采集体系。一是选定不同行业、不同类型的财政支出项目评价工作初始数据源,做好数据信息的分类管理;二是制定各类财政支出效益评价的分类标准,扩大评价数据信息收集范围,推动社会公众信息指标和标准的研究制定工作;三是改进评价数据信息采集方法,重点收集大中型财政支出项目从立项决策、项目实施到生产经营等的各类技术经济指标和数据资料,确保评价数据信息采集的有效运转;四是开发评价数据处理软件,促进提高数据处理效率;五是运用评价数据信息研究测算综合评价和行业评价标准值。
4、建立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估信息反馈机制和绩效报告公开制度
具有影响力的绩效评估结果对项目承担单位和管理部门具有重大的激励作用和监督作用。我国应建立绩效报告公开制度,通过将评估结果与被评估对象的信息进行反馈,发现项目实施和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最终提高承担单位的项目实施能力和管理水平。
因此,对于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估最终形成的结论,如不涉及保密内容,建议在一定范围内加以公开,并通过报刊、电视、网络等传播媒体及时地告知公众,加强公众对科技管理工作的了解和监督,最大限度地发挥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估的作用。
5、建立跨部门合作机制,成立综合绩效评估部门
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价工作所需要的数据来自各个不同的政府部门,开展此项工作离不开各部门的协同合作。应加强政府各部门科技管理职能的协调,财政部、科技部、教育部、发改委等各个部门间宜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协商与沟通各个部门科技投入的主要领域、支持重点、重大成果以及各个部门科技计划的衔接问题。应对某些分散在各部门内部的统计数据进行整合,设立新的统计指标,为科学评价财政科技投入绩效提供必要的支持。
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价涉及大量数据和专业知识,必须在制定和不断完善相关评价制度的前提下,配备专业的绩效评价队伍,给予充分的人力资源保障。这种专门的评估组织应由高素质的政府工作人员和专业的评估人员共同负责。政府工作人员对政府机构的运作以及财政资金的划拨和使用情况较为了解,能够为专业评估人员提供公开资料和书面材料难以反映出来的意会知识;而专业评估人员则能利用其所掌握的各种专业知识,用最低的成本、最高效地完成绩效评价报告。
【参考文献】
[1] 邓向荣、刘乃辉、周密:中国政府科技投入绩效的考察报告
基础教育与科技投入 篇3
【关键词】财政科技投入;经费管理;科技创新
科技的创新和发展离不开政府财政科技投入的支持以及对政府科技经费的有效管理,政府科技投入的支持为科技创新提供了资金及资源的保障,而有效的经费管理则能够为科技创新提供制度上保障,二者共同作用促进了我国科技领域的发展。与此同时,我国的财政科技投入与经费管理制度方面仍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并随着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我国国情的变化,不断进行着改革和调整,财政科技投入与经费管理制度的建设和健全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财政科技投入与经费管理的发展
我国对财政科技投入与经费管理的改革第一阶段从1985年开始持续到1992年,这次改革的主要成就是,实行了对研究机构经费的分类管理,经费开始由中央财政预算单列,专项拨款。这一时期我国改革开放刚刚取得成效,对于科技创新力量的重视也逐步加强,专项经费的分类管理,是我國科研经费管理方式上的一大进步。
改革的第二阶段,是从1992年持续到1998年,这一阶段改革的主要内容是鼓励科技人员走出去创办企业,并对一批行业科研院所和国务院各部门所属技术开发机构进行了企业化转制。这一阶段的改革体现了我国经济体制转型的需求,这一时期生产力的发展速度加快,人们生活水平极大提高,人们的社会需求也不再停留于温饱的层次上,对社会的需求已经扩张到了更多的领域,也对社会经济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鼓励个体经营创办企业、推动科研机构的企业化转型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
改革的第三阶段是从1999年后直至今天,第三阶段的改革主要是实行部门预算制,调整了财政科技投入与经费管理的部门职能和会计科目,形成了分工协作的财政科技经费投入与管理体系。这一阶段的改革主要集中在对管理体制的健全与完善方面,随着科技发展速度的加快,各领域中的科技创新项目也不断增加,财政科技投入在资金的投入量上也不断加大,因此建立有效完善的管理体制以适应科技创新发展的需求则成为当务之急。
二、我国财政科技投入与经费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1.财政科技经费管理模式单一,过度竞争导致效率降低。现阶段我国财政科技经费的管理模式主要是依靠企业项目间的竞争实现的,企业竞争是行业发展的原动力,但过度的竞争对于创新领域的发展也带来了一定的制约,企业在项目研发中过度注重竞争手段,而忽略了创新项目的实用性与项目质量,项目研发目标不明确,或是不考虑项目风险性因素对企业的影响,这些都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行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一些风险过高或是缺乏竞争力的项目利用管理制度的漏洞或是缺乏公正的程序也能够获得资金的支持,但很难保障项目目标的实现,也造成了政府科技经费的不合理利用。
2.财政科技经费投入结构不合理,基础研究投入不足。财政科技经费投入的比例分配应该与我国经济发展的水平相适应,现阶段我国的财政科技经费投入主要集中在开发领域,而对于科技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投入则相对不足,尤其是基础研究上的投入。基础研究阶段是科技创新与社会应用的基础环节,需要科技经费持续与稳定的支持,但该阶段几乎无法创造收益,并且风险较大。而在政府财政经费投入的分配上往往选择在能够短期创造收益的领域加大投资,这也造成了我国基础研究投入无法满足基础研究的资金需求。
3.财政科技经费支出结构不合理,基本支出不足。我国财政科技经费支出按照用途可分为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两部分,前者是维持科研机构正常运行的经费,后者是科技活动经费,多是竞争性经费。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一方面,科研院所运行成本大幅度提高,不得不在项目经费中分摊科研成本,特别是人员成本,造成许多经费的使用违反现行课题制等规章制度;另一方面,基本支出不足使科研院所难以吸引高层次人才和及时更新科研设备仪器,从而制约科研院所的科研水平提高。
4.我国财政科技经费管理缺乏有效监督。在我国财政科技经费的管理方面存在一些漏洞,而对于财政科技经费管理的监督机制也不够完善,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管与制约,导致我国财政科技经费在实际使用中常出现缺乏有效评估、项目审核不规范、流程操作缺乏公正性以及不良竞争等现象,这些都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我国财政科技经费的使用效率,影响着资源配置的优化。随着近年来政府财政经费公开化透明化的增强,以及政府财政领域改革的深化,这些问题也有了一定的好转。
三、加强我国财政科技投入与经费管理的有效措施
1.完善科技经费管理制度,加强管理模式的改革,通过政策引导与管理保障,促进良性竞争,限制恶性竞争,通过管理模式的灵活运用保障科技经费的有效利用。控制恶性竞争与过度竞争要从管理制度的完善着手,市场经济环境下,竞争是市场发展的原动力,通过有效的管理,引导竞争的良性发展,防止不公正不规范的竞争扰乱行业秩序,进而提高创新项目的竞争力。
2.优化财政科技经费的投入结构,加强基础研究方向的财政投入。基础研究与基础建设方向的投入是具有长远意义的,加大基础研究方向的资金投入,可以有效地保障科技领域的发展潜力,加强对新科技项目的基础研究可以有效的为应用研究与开发研究提供科技基础与研究素材,对于科技应用与开发领域的拓宽有着重要的意义。
3.优化财政科技经费的支出结构,提高基本支出所占比例。财政科技经费的支出应为科技创新领域的长期发展提供保障,因此加强科研院所的建设及运营经费支持,加强创新型科研人员的培养,提高科研院所的等基础科研机构对人才的吸引力,进而保障科研水平的提高。
4.进一步加强政府监管,建立健全的财政科技投入经费管理监督机制。有效监管是保证财政科技经费管理在实际实施过程中的规范化、科学化的必要措施,通过对政府监管机制的建设与不断完善,加强对财政科技经费管理相关部门的评估监督,对财政科技经费的使用情况进行公开,对不规范的管理行为进行及时纠正,对不公正行为进行及时处理,保证财政科技经费管理的公开公正与规范性。进而有效地提高财政科技投入与经费管理的效率,提高政府财政科技经费的有效利用率,促进财政科技经费的优化配置,保障我国科技创新领域的稳步发展,为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与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科技投入的国际比较与启示 篇4
1 科技投入总量的国际比较
科技投入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科技投入是指全社会为支持科技活动而进行的经费、人力、政策和各种资源的社会配置。狭义上的科技投入则是指科技活动中科技经费的投入总量。本文所指的科技投入是其狭义的概念。
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总额是国际上衡量一个国家科技资金投入的主要指标,R&D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也称R&D投入强度)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科技资金投入与其经济发展规模的对比,是衡量一国科技投入水平的另一重要指标。由于世界各国国内生产总值存在着高度的不平衡状态,因而各国投入研究与开发活动的财力的不平衡状态也十分突出,全球的研究与开发经费的4/5以上由西方发达国家和日本支出,而其中美国的研究与开发经费又相当于西欧各国的总和。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14.2%,而研究与开发经费只占世界的4.9%[1]。
1.1 我国科技投入总量分析
2000年以来,以科技和经济实力为标志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在各个国家之间展开,中国在这一时期的科技投入和创新活动也显得非常活跃。统计资料显示,我国2001年的科技总投入为2 589.4亿元,与1995年的845.2亿元相比,增长了2.5倍,而2005年这一数字猛增到5 250.8亿元[2],在十年间,增长了35.2倍,年均增长率接近20%。
从最具有国际可比性的R&D投入来说(表1),中国2006年的R&D投入为2 943亿元,近10年来年均增长22.1%,图1表明,R&D投入在2000年经历了一次激增,以后一直保持20%以上的稳定增长幅度,这与我国科技总投入的增长幅度是一致的。这一时期,我国的R&D投入强度也从1996年的0.6%增加到2006年的1.41%,真正转向了依靠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资料来源:文献[2—3]
1.2 世界科技投入总量比较
从R&D投入总量来看,美国遥遥领先其他国家,即使是在发达国家中,美国对科技的投入总量也是其他国家望尘莫及的。如图3所示,2004年,美国R&D投入3 125亿美元,是日本的2.14倍,是中国的13.13倍,是俄罗斯的35.5倍。目前,就世界上各国科技投入总量来说,排在前三位的依次是美国、日本和德国。中国2004年的R&D投入为238亿美元,总量上接近法国2001年的投入水平。虽然中国按全职统计的科研人员数量是全世界最多的,但由此计算的人均科研经费却处于世界上较低水平,2003中国研发人员平均科研经费只有1.7万美元/人年,虽然高于俄罗斯,但只有日本的1/9,只有韩国的1/5(如图2)。
资料来源:文献[3]
另一方面,各国R&D经费增长速度普遍不稳定,2004年,俄罗斯R&D增长率达到了60%,而到2005年,其增长速度变为-6.81%。在科技部统计的8个国家中,2004年中国R&D增长率为27.96%,韩国为21.65%,美国和日本分别为9.80%、7.83%。究其原因,是因为发达国家经济总量大,科技投入基数也较大,因而增长率较小,但增长的绝对数仍然较大。而发展中国家科技发展起步较晚,科技投入需要十分迫切,加之前期基数小,所以增长率高于发达国家是情理之中的事。而韩国科技投入的高速增长,显示了其建立亚太地区科学研究中心的强烈愿望。
就一个国家的R&D投入强度而言,日本和韩国比较突出。如图3所示,日韩两国的R&D投入强度超过了美国和欧盟各国,2004年,日本为3.13%,韩国也达到了2.83%,美国略少为2.68%,而中国这一比例只有1.23%,虽然与上个世纪相比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并且居发展中国家首位,但与发达国家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差距。
2 科技投入资金来源的国际比较
科技创新资金的两个主要来源渠道是政府投入和企业自身资金投入。据此,国际上形成了三种典型的投入模式:一是政府主导型投入模式;二是企业主导型投入模式;三是多元化的投入模式。
2.1 我国科技投入资金来源分析
中国科技投入模式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改革开放以前,中国还处于计划经济时代,财政拨款是科研开发的唯一资金来源。第二个阶段是过渡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在中国逐步迈向市场化的过程中,科技创新能力成为各国在国际社会谋求进一步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巨大的耗资客观上要求多元化的投资主体参与到科技创新中来,中国政府也在这一时期逐步削减政府在科技方面的支出,同时鼓励企业和民间机构积极投入科技创新。从表2中看出,20世纪90年代初到90年代末,政府科研经费投入、企业自筹资金投入二者的比重维持在30%和40%左右,企业投入与政府投入达到一种平衡状态,互为补充。第三个阶段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到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企业的科技投资活动进一步增加,到2006年,政府资金投入比重为23.10%,企业自筹资金比重达到65.52%,金融机构投入也有明显下降,其他民间资金开始踊跃地投向科技创新领域。目前,企业当仁不让地成为我国科技创新的主要资金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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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文献[2]
2.2 世界科技投入资金来源比较
2.2.1 政府主导型投入模式
由于科技创新是公益性较强,外溢性较大的科学活动,相对于私人来说,国家拥有丰富的人才和技术力量,科技投入以政府投入为主是大多数国家工业化初期必须经历的阶段。政府用于科技方面的支出有两种形式,一是直接拨款,即国家财政预算内安排的科研经费支出,另一种是间接投入,即国家通过减税让利等各种优惠政策,将本应上缴财政的部分资金留给企业或科研机构使用。德国、美国等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科技创新活动仍是以政府投入为主导的。目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采取这种模式,比如在拉美国家,各国政府特别是联邦和中央政府一直是科技研究和开发经费的主要提供者。虽然政府所提供的经费占该地区研发经费总额的比重呈下降趋势,直到2000年,政府科技支出占科技总投入的58.2%[1],仍占据绝对优势。
2.2.2 企业主导型投入模式
采用这种模式最典型的国家是日本。目前,日本企业的研究经费占该国总研究经费的3/4左右,这个比例在世界上是很高的,主要是因为日本的民间企业,特别是大企业对加强研究开发具有很高的积极性。早在1960年,日本政府负担的科研经费比例就只有32.5%,而民间负担经费高达67.5%,且以后一直在70%以上[4]。大多数发达国家企业自筹资金投入占科技投入总量的比重都在60%以上,韩国达75.2%,美国为70.1%[5]。此外,我国目前也处于企业主导型的投入模式.
2.2.3 多元化的科技投入模式
企业和政府科技投入占科技投入总量的比例都在50%以下的处于多元化的科技投入模式。西欧一些国家、澳大利亚、加拿大等都属于这一模式。2003年,加拿大政府和企业科技投入总量分别为55.79亿和99.52亿加元,占科技总经费的24.9%和44.42%。在加拿大,外国投资R&D的比例是比较高的,占该国R&D经费的11.7%[6],另外,高等院校也是科技研发投入的重要力量。此外,2003年英国政府投入比例和企业投入比例分别为40%和30%,法国为50%和40%,在澳大利亚两者比例都在40%左右[5]。这些国家的共同点就是国外投资和民间风险投资所占比重比较大,成为科技资金的重要来源。从另一方面看,这些国家也比较重视政府在科技创新活动中的作用。
3 科技投入结构的国际比较
按科技经费执行主体分,可以分为科研院所、高校、企业和其他私人组织或部门。这一划分是为了说明科技经费资源在各主体之间的分配情况,有助于进一步了解一国经费的主要用途与科技发展趋势。按科技经费的研究类型分,又可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
基础研究是对新知识、新理论的探索,其成果不但能扩大科学理论领域,而且对于应用科学和生产发展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应用研究是把基础研究发现的新知识、新理论用于特定目标的研究,它是连接基础研究与开发研究的桥梁。开发研究又称技术开发,是把应用研究的成果直接用于生产实践的研究。这三类研究只有形成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合理结构,才有利于科技成果尽快转化为生产力,并使科技活动保持持续发展的后劲。世界各国R&D经费在这三类研究中的分配比例随着经济的发展有所不同,并且和经费执行主体的行为密切相关。就一般国家而言,高校主要从事基础研究,开发研究主要在企业研究部门进行,科研院所主要从事应用研究。但也并非绝对是这种情况,有些国家的科研院所也从事基础研究,而在高校和企业、研究所进行合作研发时,高校也参与了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对一国来说,某一科技经费执行主体所拥有的科技资源比其他主体丰富,那么,科技经费自然流向这一主体,这一主体从事的研究类型就能获得相对于其他研究类型较多的经费。
3.1 我国科技投入结构分析
从经费执行主体来看,2000年以前,科研院所和企业获得的经费比例几乎相当,但总的来说,科研院所经费有下降趋势,而企业获得的经费比例上升较快。到2000年,两者的经费分配比例出现了明显的分化,企业拥有经费总额的60.3%,而科研院所则下降到28.8%,前者的上升和后者的下降趋势一直持续到目前。2005年。企业的经费比例已达68.4%,而科研院所只有21%。相对而言,高校获得的经费比例长期以来一直保持在10%左右,期间升降幅度不太明显(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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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文献[3]
在我国,对于每个经费执行主体来说,都包含了三种研究类型,但各有侧重(如图4所示)。企业进行开发研究的比例占91.6%,也进行较少的应用研究,比例只有7.5%,而从事基础研究的部分少之又少,可以忽略不计。科研院所等研究机构涉及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的分配比例为11.3%、34.4%和54.3%,其中主要偏重开发研究。高校在三种研究类型中进行应用研究的经费比例最高,为51.6%,基础研究和开发研究比例相当,分别为23.4%和25.0%。此外,高校分配在基础研究中的经费比例是三个执行主体中最高的。从整体看,我国R&D经费投入的优先顺序是开发研究※应用研究※基础研究。
资料来源:文献[3]
3.2 世界科技投入结构比较
从经费执行主体的分配结构看,发达国家的企业都是R&D经费的主要执行者,大多数国家重要的研究力量在各国高校,典型的如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等,而类似中国、俄罗斯和韩国等一些国家,科研院所是继企业之后又一重要的研究执行主体[3]。从研究类型来看,(如图5)除法国等国家以外,发达国家的研究经费主要都用于开发研究,比例都达到了60%以上。法国在三种研究类型的经费分配上比较平均,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的比例分别为36.2%和39.7%,基础研究经费占24.1%,是所有统计的国家中最高的,其他国家的基础研究比例一般都在20%左右,最低的日本在2003年也达到了13.3%。大多数发达国家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三者之间的比例关系都接近1:2:5,其中美国开发研究只是基础研究的3倍,法国开发研究经费还不到基础研究的2倍,主要是由于这些国家的基础研究费用相对较高,导致开发研究费相对较低。我国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之间的比例关系为1:3.5:13,我国基础研究经费过低,只占总经费的5.7%,而开发研究经费高达74.1%,是基础研究的13倍,这一比例甚至大大超过日本和美国,反映出我国对与生产联系密切的技术创新活动的重视以及“技术要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的战略方向。但是基础研究薄弱将直接导致我国的科技发展后劲不足,没有新领域的拓展,开发研究的一味提高只会使重复研究增加,而创新能力减弱。
资料来源:文献[3]
4 对我国的启示
通过对先进国家科技投入实践的比较分析,结合我国目前科技投入的特点,我们得到了一些启示:
4.1 我国需要进一步提高科技创新的投入水平
目前,大幅度增加科技投入已经成为很多国家提升科技竞争力的国家战略。欧盟正在致力于建立欧洲统一科研创新体系,明确要求各成员国到2010年将研发投入增至GNP的3%;韩国计划到2015年,要建成亚太地区主要的研究中心;印度和巴西等发展中国家也提出了要在2010年以前,使R&D投入强度达到2%[7]。我国目前的R&D投入强度只有1.41%,人均R&D投入水平也比较低,在总量和相对量上都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的差距,想要进入科技强国的行列,还需要付出长时期的努力。因此,我国在时刻紧盯国际科技发展的产业趋势和动态的同时,需要不断增加科技投入,进一步提高我国的科技投入水平。
4.2 我国应建立多渠道的科技投入模式
科技投入采取哪一种模式,取决于这种模式能否与一国经济发展体制相适应,如果适应,则能促进经济发展,反之,则会对经济发展起阻碍作用。
我国目前处于企业主导型的科技投入模式,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仍不健全,知识产权保护还有待完善的情况下,企业投入科技创新活动存在着巨大风险。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多元化科技投入模式则可以较好地分散风险,避免风险积聚到同一主体。国际上采取多元化投入模式的国家,其民间的科技投入和境外的科技投资都很活跃,而且相应地,政府投入占比也较高,政府也分担了部分风险,并且起到了科技投入导向作用。多元化的投入模式正好符合我国以政府政策为导向、外资大量涌入、企业和民间经济发展迅速,但风险防范能力比较薄弱的现实情况。这样看来,多元化的科技投入模式更适合我国经济发展的特点。我国应该改善原有的资金来源渠道,积极鼓励多元化的私人投资,形成全社会、多渠道、多形式的R&D投入体系,促进我国经济的良性发展。
4.3 我国应该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
我国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三者之间的投入比例分配不合理,基础研究投入严重不足。在全球化的知识经济时代,发达国家越来越重视对基础研究的投入,这是因为基础研究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和推动器,是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后续力量,也是知识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发达国家虽然也将大部分资金投向了开发研究,不过其基础研究比例也一直保持在20%左右,并且有不断增加的趋势,说明很多国家都已充分意识到基础研究的重要性。
由于基础研究的商业性不强,大多数国家都由政府承担,所以,基础研究的比例主要取决于政府的科技政策和科技导向。中美两国在基础研究的投入及执行主体上类似,即科研机构和大学都进行基础研究活动,政府不仅提供大部分的基础研究资金,也承担大部分的大学研究经费,然而结果迥异,中国的基础研究比例严重偏低,只有5.7%,而美国的基础研究比例达到近20%。如此大的悬殊是由于我国政府对基础研究的重视程度不够,科研机构和大学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更愿意进行应用研究或开发研究活动。而在美国,由于政府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和激励机制的充分渗透,科学界和产业界对基础研究投入的积极性都比较高,这也是美国能够在众多领域掌握尖端核心技术,成为科技超级大国的原因之一。因此,增加基础研究的投入,提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成为我国实施“科技兴国”战略的关键。政府应加强对科研机构、大学和企业(尤其是高新技术领域内的企业)进行基础研究的支持和资助,注重提高和增强科技创新活动主体从事基础研究的能力,鼓励和促进科研机构及高等学校与企业在基础研究领域的合作。
4.4 政府应鼓励私人投资科技创新,不断完善科技投资环境
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政府还是科技投入的主要来源,这主要是由于社会资本规模太小,无法承担科技创新的任务,而对于发达国家来说,由于民间科技投资的力量很强大,政府除了对公共领域的科技创新进行投入外,最主要的工作是进行科技软环境建设,如制定科技政策、完善激励制度等。
我国在私人科技投入领域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并非我国民间资本不够雄厚,而是我国在知识产权制度方面的建设不够完善。我国知识产权制度主要包括:著作权制度、计算机软件保护制度、专利制度、农业化学物质产品和药品行政保护制度、商标制度、反不正当竞争制度等六方面内容,而缺乏对技术创新中间阶段成果保护的详细规定,尤其存在对伪造、盗取技术成果行为的惩罚力度不大的问题,所以,对一些私人部门或国外投资者来说,政策风险比技术风险更大。虽然统计资料显示,我国企业是科技投入经费的主要来源,但都是一些规模较大并且享受国家优惠政策的企业,大部分的中小企业并没有科技研发能力,有经济和科研实力的私人部门又不愿冒政策和技术的双重风险。因此,我国一方面应该对私人部门的科技创新活动进行风险补偿,另一方面要加快完善科技投资环境。最重要的是制定和完善知识产权制度,使科技创新者的权益得到有效的保护,才能增强私人投资科技创新的积极性。这样,不仅可以增加我国科技投入资金的来源渠道,又可以提高我国科技的自主创新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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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曹恒忠.加拿大科学技术概况[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222.
基础教育与科技投入 篇5
[摘要]海洋科技与资本、劳动力等经济要素—样,是推动海洋资源开发和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加大海洋科技投入,可以有效促进海洋科技进步和产业比。采用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理论,对山东省2004-2012年海洋经济总值与资本、劳动力、科技投入的统计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分析结果表明,资本、劳动、科技等要素投入每增长1个标准差,将分别影响海洋经济产出增长0.980、-0.015、0.010个标准差。山东省海洋经济呈典型的资本驱动型特征,科技进步对海洋经济发展的贡献度不高。基于科技进步的视角,山东省应进一步提升海洋科技要素投入水平,创新海洋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加强海洋科技人才队伍建设,不断推动海洋经济发展。
[关键词]海洋科技投入;海洋经济;经济要素;山东省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5)02-0068-03
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开发海洋资源、发展海洋经济都将是国际竞争的战略重点。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创新为海洋资源开发和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并成为促进海洋资源开发、推动海洋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动力。2012年,全国海洋经济总产值超过5万亿元,占全年GDP的9.6%。其中,山东省海洋经济总产值达到8972亿元,占全国的18%,居全国第二位。在海洋经济发展的同时,山东省海洋科技投入也在快速增加。可见,山东海洋经济发达,海洋科技投入在促进海洋经济发展方面具有典型性。本文将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研究海洋科技投入与海洋经济发展的关系。
一、文献综述
科技投入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是国内外学者比较关注的领域。新古典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罗伯特·索罗(Robert Solow)提出了中性技术进步假设条件下的余值法,即“索罗剩余(Solow residual)”,并据之计算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S·贝克尔(Gary S. Becker)等比较了经济发达国家科技投入占GDP的份额,认为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密切关系。琼斯·查理斯(Jones Chades)利用10个主要发达国家数据,得出R&D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重要来源的结论。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最初是美国数学家柯布(C.W.Cobb)和经济学家保罗·道格拉斯(PaulH.Douglas)共同探讨投入和产出关系时创造的生产函数,是在生产函数理论基础上做出的改进,引入了科技进步这一经济要素,用以预测工业产业或大型企业生产状况的一种经济数学分析模型。
在海洋科技投入与海洋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方面,中国海洋大学殷克东教授从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角度,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测度海洋科技与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王泽宇等运用协调度模型揭示了海洋科技创新能力与海洋经济发展两者之间具有整体协调效应,当某些沿海地区海洋经济发展差异呈现海洋科技滞后时,将造成海洋科技创新能力对海洋经济发展贡献相对较小。徐质斌认为,要健全海洋科技推广体系,使海洋科技成果及时转化为现实社会生产力。姜庆华、张振刚等分别对山东和泛珠三角地区等进行了相关研究。
总体而言,海洋科技投入对我国区域海洋经济发展关系的定量研究还比较少。运用实证数据,分析区域海洋科技投入对海洋经济发展的影响,将为海洋经济、科技政策制定和企业决策提供参考。
二、调研方法
笔者采用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作为本文研究的理论方法,在计算海洋产业资本和劳动力投入的基础上,引入海洋科技投入这一研究变量;实证研究基于山东省海洋经济发展的统计数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muhivariabl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来估计海洋科技投入与海洋经济发展的关系,应用的统计分析软件是SPSS19.0。问卷分析采用向后回归法(backward),同时计算异方差稳健的t统计量和F统计量对回归结果进行检验。若一个变量的F统计量的p值小于0.05时,那么这个变量就进入回归模型;若一个变量的F统计量的P值大于0.10,那么这个变量就从回归模型中删除。为了保证回归方程的准确性,笔者对回归方程进行DW检验、F检验和异方差稳健的t检验。尽管线性回归模型存在着两方面的缺陷,但是对我们的研究不会有太大的影响。首先,虽然线性回归模型的预测值可能大于0,或者小于1,与概率值必须大于0以及小于1相矛盾,但是由于概率的预测值并不是分析的核心,而本文关注的是自变量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对概率的影响,因此这个问题对本文的分析不会产生太大的干扰。其次,虽然线性回归模型存在着一定异方差性,但是大样本情况下应用OLS异方差稳健(heteroskedasticity-robust)的方法可以克服这一缺陷。线性回归模型的优势突出体现为容易估计和解释。因此本研究采用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模型,并用OLS根据相关统计数据对模型进行估计。
在理论研究和实证调研的基础上,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海洋科技投入增加促进海洋经济发展。根据本假设建立模型:
四、结论与建议
海洋经济在山东省域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近年来山东省海洋生产总值占经济总产值的比重稳定在15%左右,海洋经济已经成为山东省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充分发挥山东省的海洋资源优势、海洋科技人才优势,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加快山东省海洋经济发展。
(一)调整海洋经济要素投入构成,优化海洋产业结构
目前,固定资产投资是山东省海洋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与资本要素相比,海洋科技的贡献度不高,这是由山东省海洋产业结构决定的。滨海旅游房地产、海洋物流、海洋渔业、海洋油气、海洋装备制造、海洋化工等传统海洋产业是山东省海洋经济的主体。传统海洋产业技术成熟,对海洋科技的依赖程度相对较低。海洋生物医药、海洋矿业、海洋电力业、海水淡化等新兴产业,对海洋科技投入的依赖程度相对较高,对海洋科技投入力度和成果转化效率也有较高的要求。新兴海洋产业的规模较小,加强海洋科技要素投入力度可以有效提高新兴海洋产业的竞争力,培育新的海洋经济增长点,优化全省的海洋产业结构。在2012年,山东省海洋科研机构获得科研经费收入高达316.62亿元。其中,R&D科研经费支出17.29亿元,分别占全国的12.29%和14.0%,均居全国第2位。海洋科技投入对山东省海洋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不断提升。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海洋科技进步将成为海洋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山东省应当进一步增加海洋科技研发的投入,推动海洋关键技术成果的深度开发、集成创新和转化应用,发挥海洋科技进步的支撑引领作用,增强海洋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和竞争能力,加速推进海洋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步伐,实现海洋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合理化。
(二)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海洋科技成果转化机制
加大海洋科技投入的同时,还要针对山东省海洋科技产业化的瓶颈,重点培育以企业为主的海洋科技创新主体,构筑海洋科技产业化新体系。一是要注重培育领军科技企业。山东省海洋科技产业化能力较弱的主要原因是缺乏以企业为主体的海洋科技成果转化机制。针对这种现状,山东省可以积极借鉴硅谷的经验,在金融、科技方面给予领军科技企业支持,使海洋科技型企业成为科技成果产业化的主体。二是积极推进企业与科研院所的合作。截至2012年,山东省共有21个海洋科研院所,3818位海洋科研人员,仅次于北京,居全国第2位。其中,多数科研机构是从事海洋自然科学、海洋农业科学、海洋社会科学等基础海洋科学研究,只有少数科研机构是从事诸如海洋工程、海洋化工、海洋装备制造等技术研究。虽然这些海洋科研机构部门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但在海洋科技成果的产业化方面与先进地区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因此,山东省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政府和中介机构的作用,打造创业企业孵化平台,形成大学、实验室、企业联合运作的综合体,并使其成为支持企业技术研发的公共服务平台、科技型企业孵化的重要载体。
(三)加强海洋科技人才队伍建设
基础教育与科技投入 篇6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科技投入的力度不断加大, 2009年, 中国GDP总额335 353亿元。全年研究与试验发展 (R&D) 经费支出5 433亿元, 比上年增长17.7%,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62%, 超过2008年的1.52%。2009年的基础研究投入为272亿元, 比2008年增长36%。如果从一个较长的时间视角来观察, 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在连续多年高速经济增长的前提下, 有没有安排足够的科技投入?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定的生命周期, 那么中国经济与中国科技投入各自处在其生命周期的什么阶段?中国经济增长与科技投入的发展同步吗?或者说, 中国经济增长与科技投入的发展?这是重点关注的问题。研究结果对于国家制定宏观科技预算, 合理分配科技资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科技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领域, R M Solow[1]推导了新的经济增长速度方程, 分离了技术进步的作用, 指出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重大贡献, 并对美国技术进步进行了实证研究, 但将技术进步作为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P MRomer和R E Lucas[2,3]将技术进步作为系统的内生变量, 提出著名的新增长理论, 即在技术进步条件下, 资本边际效益递减规律可以避免, 经济增长的持续性也可以保持, 技术进步是长期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因, 科技投入是知识增长的核心因素。F Lichtenberg、J Eaton等[4,5]利用Summers-Heston的数据来研究R&D支出与各国经济增长存在差异的关系, 发现一个国家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及其R&D支出几乎可以解释50%的国际间生产力差异。S Kuznets[4]对主要工业化国家大量经验数据分析结果表明, 在50~100年的发展进程中, 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高达86.7%。
在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关系领域, 国内学者也进行了广泛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单红梅、李芸[7]对中国科技投入的经济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 认为中国科技投入不但对当期的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 而且还存在滞后效应。朱春奎[8]通过对我国财政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的有关数据变量进行协整分析与因果关系检验, 建立了二者之间的误差修正模型, 揭示了财政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均衡关系。彭思思、祝树金等[9]利用CGE模型对2009年中央预算中大幅增加的财政科技投入对中国经济的短、长期影响做了定量分析。从短期来看, 国家积极的财政科技投入所引起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会促进中国经济增长, 从长期看, 科技投入的增加在长期会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的升级。张明喜[8]用灰色关联度模型分析发现科技经费投入、科技活动人员投入对产业经济增长有显著作用。张薇、焦少飞等[9]通过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陕西省地方财政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发现二者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地方财政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只存在单向因果性。
以上研究从使用数据看, 许多学者主要采用R&D投入、国家财政科技投入、地方财政科技投入等, 而较少考虑全社会科技投入。从研究方法看, 以往的研究基本上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灰色关联分析、面板数据、回归分析等等, 重点研究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而较少考虑科技投入与经济发展的优先度问题。
从我国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数据分析入手, 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和成长曲线研究科技投入与经济发展的优先度, 分析我国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同步情况。
1 研究方法
1.1 单位根检验与格兰杰因果检验
理论分析认为, 科技投入与经济发展之间肯定是互为因果关系的, 科技投入带来技术创新和管理变革, 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而良好的经济发展水平也会带来稳定的财源, 从而保证科技经费的投入。那么实际数据究竟如何验证这种关系呢?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是主要的方法[10,11]。
若时间序列的均值或自协方差函数随时间而改变, 则该序列就是非平稳时间序列。对非平稳的时间序列进行时间序列分析会产生“伪回归”问题, 为使回归有意义, 可对其进行平稳化, 然后对差分序列进行回归。这样就会忽略了原时间序列包含的有用信息, 而这些信息对分析问题来说又是必须的。对此可采用协整理论, 进行协整分析。进行协整检验的先决条件是时间序列是不稳定、非平稳的, 而且具有单位根。因此, 首先要对所研究的相关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 然后建立非平稳时间序列的回归模型。单位根检验同时也是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前提条件, 也就是说, 只有平稳时间序列才能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考察随机过程{Yt, t=1, 2, …}, 若Yt=δYt-1+εt其中δ=1, εt为一稳定过程, 且E (εt) =0, Cov (εt, εt-1) =μt<∞, s=0, 1, 2…, 则称该过程为单位根过程。若Yt=Yt-1+εt, 其中, εt独立同分布, 且E (εt) =0, D (εt) =σ2<∞, 即εt~idd (0, σ2) , 则称{Yt, t=1, 2, …}为一随机游动过程。
若单位根过程经过一阶差分成为平稳过程, 即Yt-Yt-1= (1-B) Yt=εt, 则时间序列Yt称为一阶单整序列, 记作I (1) 。一般地, 如果非平稳时间序列Yt经过d次差分达到平稳, 则称其为d阶单整序列, 记作I (d) , 其中d表示单整阶数, 是序列包含的单位根个数。进行单位根检验有多种不同的方法, 如DF法、ADF法、PP法, 本文主要采用ADF检验法。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基本原理是:如果利用X和Y的过去值一起对Y进行预测比单用Y的过去值来进行预测所产生的预测误差更小的话, 就存在着从X到Y的因果关系, 此时称X以Granger方式引致Y, 一般用X→Y表示。同理, 如果利用Y和X的过去值一起对X进行预测比单用X的过去值来进行预测误差更小的话, 就存在着从Y到X的因果关系, 此时称Y以Granger方式引致X, 一般用Y→X表示。
无条件限制模型为
有条件限制模型为
其中, μt为白噪声序列, α, β为系数。n为样本量, m, k分别为Yt, Xt变量的滞后阶数, 令 (1) 式的残差平方和为ESS1; (2) 式的残差平方和为ESS0。
原假设为H0:βj=0;备择假设为H1:βj≠0 (j=1, 2…, k) 。若原假设成立, 则 (m,n-k-m-1) , 即F的统计量服从第一自由度为m, 第二自由度为n- (k+m+1) 的F分布。若F检验值大于标准F分布的临界值, 则拒绝原假设, 说明X的变化是Y变化的原因。
1.2 Logistic曲线
Logistic函数, 也被称为成长曲线函数, 由美国生物学家和人口统计学家珀尔、利德首先在生物繁殖研究中发现, 后被广泛应用于生物生长过程和产业成长过程的描述。经济增长和科技投入, 本质上也是一个逐渐成长的过程, 因此用Logistic成长曲线函数来分析其阶段特征, 有较高的相似性和可行性[12]。像美国、日本等经济发达国家, 近几年来的经济增长缓慢, 已经处于成熟期, 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 经济一直处于高速增长, 处于成长期。
Logistic函数曲线略呈拉长的S型, 如图1所示。在A点之前 (0~t1) 称为引入期, 其特点是增长缓慢;然后在A点和C点之间 (t1~t3) 迅速增长, 称为成长期;在A点和C点之间有一拐点B, 在A点和B点之间增长速度越来越快, 在B点和C点之间增长速度越来越慢, 但均属于高速增长, 因此B点是成长期的鼎盛时期;在C点以后 (t3~∞) 增长速度变慢。
Logistic函数方程一般为
其中, t为时间, Y为因变量, 文中Y表示科技投入或GDP, L为Y的最大极限值。a、b分别为可控参数, 它们的取值大小是由Y成长自身特征和扩散中的环境所决定的。
求Logistic函数的一阶导数, 并令其为0, 得到t=ln (a) /b, 该点即为B点。继续求Logistic函数的二阶导数, 并令其为0, 得到
即得到A点和C点的横坐标时间t的值。
分别计算出经济增长曲线和科技投入曲线的A、B、C 3点的时间值, 就可以比较二者的成长阶段特点, 从而进行优先度的比较。
2 数据来源
经济增长数据一般用地区生产总值GDP表示, GDP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2008, 主要采用1978年—2008年的数据进行分析, 也就是改革开放以后的数据, 其中2008年的GDP数据来自于2009年中国统计公报。科技投入数据包括2部分, 一部分是国家财政科技拨款数据, 另一部分是全国科技活动经费筹集总额数据, 均来自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2009) 。国家财政科技拨款数据时间跨度为1980—2008年;全国科技活动经费筹集总额时间跨度为1990—2008年, 部分数据根据往年的中国科技统计年鉴进行了增补, 更早的数据缺失, 因此进行了省略。
3 实证结果
3.1 科技投入占经济增长的比重分析
国家财政科技拨款和全社会科技经费筹集总额 (全社会科技投入) 占GDP的比重, 如图2所示。国家财政科技拨款从1980年的64.6亿元增加到2008年2 581.8亿元, 增加了40倍, 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国家财政科技拨款占GDP的比重总体上呈先下降后缓慢上升的趋势, 从1980年的1.42%一直降到1996年的0.49%, 然后又缓慢升高到2008年的0.86%, 尤其可喜的是, 国家财政科技拨款自2000年以来一直处于缓慢上升阶段。
全社会科技投入从1990年331.30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9 123.81亿元, 增加了27倍。科技活动经费筹集总额占GDP的比重基本上处于曲折中上升趋势, 1993年由1.92%一直下跌到1996年的1.49%, 之后又缓慢上升到2007年的3.06%, 达到最大值, 2008年略有下降, 为3.03%, 这属于正常波动, 但要引起注意。
我国已经建立起国家、企业、社会相结合的科技投入体系。由于全社会科技投入包括了国家和企业及其他机构的投入, 因此更具有意义。国家科技投入占全社会科技投入总额的百分比从1990的41.99%下降到2008年的28.30%, 说明国家科技投入结构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3.2 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因果检验
采用EViews6.0软件, 对全社会科技投入 (X1) 、国家财政科技拨款 (X2) 、国内生产总值 (Y) 进行ADF单位根检验, 如表1所示。经过二阶差分, 发现3个变量已经没有单位根, 是平稳时间序列, 符合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前提条件。
注:X1为全社会科技投入, X2为国家财政科技拨款, Y为GDP
格兰杰因果检验的结果, 如表2所示, 格兰杰因果检验表明, 无论是国家财政科技拨款还是全社会科技经费筹集总额, 在1~3滞后期的情况下, 都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 但是经济增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国家财政科技拨款和全社会科技总投入的格兰杰原因。从这个角度分析, 我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前提下, 并没有保证足够的科技投入, 因此经济增长与科技投入相比, 经济增长是优先的, 而科技投入是滞后的。
3.3 Logistic曲线分析结果
如果分别模拟出国家财政科技拨款、全社会科技投入、GDP 3者发展的成长曲线, 就可以得知3者各自生命周期曲线的特点以及当前状况, 从而可以横向比较各自的优先度情况。成长曲线可以用Eviews6.0方便地进行估计, 但是在估计前, 要分别确定国家财政科技拨款、全社会科技投入、GDP的最佳理想值。美国2008年GDP为14.33万亿美元, 折合人民币约100万亿元, 中国2008年GDP为300 670亿元, 也就是说, 美国2008年GDP约为中国的3倍, 我们用这个数据作为中国GDP的理想目标。那么能否参照美国的科技投入来设定国家财政科技拨款和全社会科技投入的理想值呢?由于各国有各国的国情, 加上科技投入占GDP的比重经过一段时间发展后会相对稳定, 因此借用2008年GDP乘以3倍的方法, 分别设定国家财政科技拨款和全国科技投入的理想值为2008年的3倍。利用EVIEWS 6.0对GDP、全社会科技投入、国家财政科技拨款分别进行成长曲线模拟, 得到a、b参数的值, 然后再计算主要时间特征点, 总体上拟合优度R2极高, 均在0.98以上, 如表3所示。
说明:数据自1990年开始, 来自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经济增长在2005年开始进入成长期, 然后将在2014年到达拐点, 在此之前, 经济增长速度递增, 在此之后, 经济增长速度递减, 然后到2022年进入成熟期, 在此之后, 经济增长速度变缓。
全社会科技投入在2006年进入成长期, 比经济增长滞后一年, 在2012年到达拐点, 比经济增长到达拐点的时滞后两年, 但是在2018年过早地进入成熟期, 比经济增长提前4年, 也就是说, 全社会科技投入比经济增长提早萎缩。
国家财政科技拨款在2006年进入成长期, 同样比经济增长滞后一年, 在2013年到达拐点, 比经济增长到达拐点的时间滞后一年, 但将在2019年过早地进入成熟期, 比经济增长提前3年萎缩。
从平均水平看, 财政拨款科技投入和全社会科技投入比经济增长滞后2年左右。考虑到格兰杰因果检验的结果, 科技投入在当期、滞后一期、滞后两期对经济增长都有促进作用, 那么实际滞后情况可能还要严重一些。科技投入滞后于经济增长, 如图3所示。
图3中, AC曲线为经济增长曲线, A′C′曲线为科技投入曲线, 科技投入进入成长期的始点A′时间比经济增长进入成长期的始点A要迟, 但是科技投入进入成熟期始点C′的时间又比经济增长进入成熟期始点C的时间要早, 属于一种典型的“晚熟早衰”型曲线。
进一步地, 虽然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成长曲线分析的原理各不相同, 但结果有相通之处, 总体上科技投入滞后于经济增长。
4 结论与建议
虽然理论上科技投入和经济增长存在着互相促进、互相依赖关系, 但是格兰杰因果检验的结果表明, 科技投入无论是在当期, 还是在滞后一期和二期对经济增长都有促进作用, 是导致经济增长的原因, 但是经济增长不是导致科技投入的格兰杰原因, 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我国科技经费投入不足, 或者说, 科技经费的增长滞后于经济增长。
通过成长曲线模拟科技投入和经济增长发现, 科技投入平均滞后于经济增长2年左右, 具体表现在, 科技投入进入成长期的时间比经济发展迟, 但是进入成熟期的时间比经济增长早, 属于“晚熟早衰”型, 这是一种需要扭转的不合理现象。
经济增长是相对“客观”的结果, 不易被操控;科技经费投入某种程度上则可以“主观”控制。2006年全国科技大会推出了面向2020年的中长期规划, 中央决定要加快对科技的投资, 这将有助于保证活跃的科技投入, 提高科技投入的优先度。
科技对经济的贡献已经得到了公认, 国家应继续加大科技投入, 鼓励多种渠道筹集科研经费。建议国家应该将科技经费占GDP的比重逐步提高到同步水平, 比如2006年的理想科技投入应该是2008年的科技投入水平, 应根据这个比例对未来的科技投入逐步进行调整。同时注意提高科研经费的使用效率, 使经济发展和科技投入进行良性循环, 这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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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投入与产业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篇7
1.科技投入含义。科技投入顾名思义就是指为促进科技发展而进行的投入,也是为了促进生产而进行的投入。根据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定义,科技投入的内容应该包括:研究与发展活动投入、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活动、科技服务活动三部分组合。其中研究发展活动应该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科技成果转化与应用活动包括设计与试制、小批试制、工业性实验等;科技服务活动包括计量、标准、统计等。
2.产业经济增长含义。产业是指国民经济的各行各业,包括生产、流通、服务行业、文化教育等行业。产业规模有小有大,但是都称之为产业。产业经济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产业经济指各种产业经济形式,狭义的产业经济专指工业生产部门。产业经济增长就是在产业生产中通过一定的手段和方式促进了产业生产效率和生产水平,从而增强了该产业的经济增长。
3.科技投入对产业经济增长的作用。有效的科技投入必定能促进长期的产业经济增长。根据笔者在中国知网查阅的参考文献中有关于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其中江蕾等人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与科技投入增长率的广义差分回归研究表明,科技投入是引起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17%左右。另外还有学者对一些专门地区的产业经济增长情况与科技投入关系进行研究,也得出相似的结论,认为科技投入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由于中国市场结构存在的问题等原因,使得目前中国科技投入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十分有限[1]。
二、科技投入与产业经济增长存在的问题
1.科技投入主体不强,产业化能力较弱。作为产业经济的主体,企业对科技的投入是促进本企业所经营产业经济增长的重要方面。目前中国很多企业在科技投入实力上较弱,没有较多的科研基金对科技投入做支撑,科技投入能力明显不足。有资料显示,发达国家企业对科研和科技的投入占公司预算资金的70%以上,而中国当前企业在这方面的投入不超过50%。由此可见作为产业经济投资主体的企业在科技投入方面重视不够。当然这也与中国企业结构和发展状况有关。一般来说中国企业获利能力较弱,企业用于科研投入的资产有限,所以在科技投入上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另外,中国企业科技水平本身较低,产业化能力较弱,所以需要进行的科技投入项目较多,短时间内很难有效促进产业经济的增长。由于科技水平有限,使得企业科技产出能力较低,带动性能力较差,难以形成集聚效应,最后导致恶性循环,产业化能力明显不足。
2.政府财政科技投入少,示范引导作用难以充分发挥。科技投入的主体不仅仅是企业本身,政府财政投入也是一个重要方面。据预算,财政科技投入对非政府财政科技投入的诱导效应极大,也就是说通过政府财政对产业的科技投入能有效带动其他渠道对科技的投入。虽然当前政府意识到科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但是由于中国正处于经济发展时期,很多方面都需要财政的支持与辅助,所以使得政府财政不能较大程度地对科技进行明显的投入。2013 年中国财政预算用于科技投入的占比仅占所有财政预算的17%,远远低于很多发达国家对科技的投入。政府财政对科技投入比重较低,导致科技难以充分发挥其对企业产业经济的增长作用。
3.科技成果转化不畅,影响科技贡献率提升。当前中国许多企业在科技成果展现方面存在重视论文研究,轻视专利科技成果,使得科技转化成果结构不合理,不利于科技转化和应用。2013 年中国科技人员申请的国内专利申请量可以看出中国科技人员的成果主要体现在论文发表上,真正运用在产业生产中的科技成果较少。另外由于中国技术市场交易额较少,制约科技产出规模的扩大和效率的提高。有效科技交易市场能最大程度地促进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效率[2]。
4.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科技投入增长乏力。虽然目前中国经济处于高速发展期,各个产业发展迅速,市场发展状况良好。但是中国经济发展存在严重的区域不平衡和产业不平衡,有些地方产业经济发展十分缓慢,严重制约整个社会的产业经济的发展。同时经济发达地区的产业经济发展也不平衡,低端加工产业发展较好,但是科技含量高的产业发展十分落后。有些地区为了单纯地促进本地区的生产总值,将资金投入到加工产业加多,在科技投入上缺乏较大的投资,思想观念较落后,创业文化发展不健全,不少企业不重视对科技的投入和产业的产期发展,对可持续发展认识不全面,整个社会创新文化舆论不足,使得科技投入增长乏力,不能有效的促进产业经济的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渐渐开始重视对科技研发和引进的投入,近年来也因为科技水平的提高促进了产业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对科技投入的重视和关注上,仍然有很多不足。这需要企业和政府的共同努力。
三、如何有效促进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1.加大财政对科技的投入,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产业经济的增长在当前经济条件下很大部分是依靠高科技技术和高技术水平的提高来实现的。而科技水平的提高需要对科技研发的投入和重视,因此加大财政对科技水平的投入和支持是提高科技水平的重要措施。在保持中国当前财政对科技投入的水平上应根据每年中国的产业结构进行适当的调整和规范,争取建设以科技投入和科技发展为重点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同时政府财政对科技的投入有良好的带头指引作用,能有效带动社会各方面对科技的投入,主要是企业这个主体对科技的投入,能带动全局,起到四两拔千斤的作用。尤其要注意的是财政投入应该集中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和一些支柱产业的技术创新上,把增强科技创新放在首位,把科技创新和促进产业经济增长更好的集合起来[3]。
2.突出科技投入重点,优化科技项目结构。科技投入对产业经济增长的效用不言而喻,但是不能盲目地加大对社会所有产业的科技投入,必须有重点有先后地加大对产业的投入,就是要突出科技投入的重点,围绕新兴产业和发展中的产业进行投入提升,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突破口,实施一批科技专项,培育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技术成果和品牌产品,加快成果转化及产业化进程,集中有限的科技投入资源,抓住投入重点和关键产业,迅速推动经济的增长,使资金真正用到实处。所谓优化科技项目就是在企业项目的基础上进行筛选优化,将科技投入集中在依稀额有发展前途好和发展效益的项目上去。做好项目的短期和长期规划,形成完整和良好的产业发展链,是项目发展具有后劲。
3.改革和创新科技投入体制。经济社会应该建立多元化的科技投入体制,鼓励各单位和个人对科技的投入,坚持谁投入谁获利的原则,将企业经济效益与科技投入挂钩,形成国家、政府、企业和个人等多渠道对科技投入的新格局。建立健全的科技投入新体制,探索吸引民间对科技投入的新机制,逐渐形成以企业投入为主,政府投入为引导,其他投入有益补充的队员化投入渠道。使全社会增强对科技的投入力度。创新科技投入和科技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可以通过实现科技投入的资本化和市场化运作,使对科技投入的高投资与高收益结合起来。另外可以通过增长社会科技投入能力,拓宽企业对科技投入的融资渠道,创新科技投入金融产品,吸进更多的民间资本进入企业进行科技投入。同时加强与科技公司的合作也能有效的促进企业科技水平的提高和发展。最后要建立完善的科技投入与产业经济增长的合作化服务,使科技投入真正有效地运用到产业生产中去,真正实现产业的经济增长。
4.改善科技投入环境,建立完善的科技投入法律规范。对科技投入环境的建设首先表现在硬环境的建设上,主要是对科技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创造良好的科技投入平台,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企业要创新科技投入重点领域,打造科技投入和科技发展新基地。其次是对科技投入软实力的建设,重点在于企业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对科技投入的各项政策和优惠项目,保证企业能以最少的投入和最优的形式对科技成果进行最有效的投入,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5.重视科技队伍建设,培育科技人才。 科技投入不仅仅是资金的投入,更重要的是科研人才的投入和引进,因此要想提高企业的科技水平,应该加强对科研人才的培养和教育。首先要树立以人为本的人才观念。通过相关组织和机构向社会招聘各类科研人才,并提供良好的科研基础设施,使科研人才的能力在企业得到充分的发挥;其次优化科研队伍,要建立良好的人才考核和培育机制,设置人才培育方案,定期进行人才培育和训练,同时提供合理的人才晋升制度,建立高技术水平的科研人才基地。另外也可以通过社会中介组织,帮助企业和科研机构吸纳更多的资金和人才,促进科技水平的提高,进一步促进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4]。
四、结语
基础教育与科技投入 篇8
一、河南省科技投入现状
科技投入是科技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为此, 本文选择了地方财政科技拨款作为科技财力投入指标, 以绝对数和相对数作为科技投入研究的基础。
经费支出是指研究与开发机构 (包括大中型工业企业、高等学校等) 用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方面的经费支出, 是研究与发展经费内部支出的总额, 也是各国评价科技投入、科技活动规模和强度的通用指标。就河南省的情况来看, 2002~2005年经费支出逐年增长;2004、2005年的经费支出在中部六省中是最多的, 且优势明显;2002、2003年低于湖南省位居中部六省第二位。在中部六省财政科技拨款占地方财政总支出的百分比变化方面, 河南省在2004、2005年反而低于2002、2003年;从近几年的趋势来看, 河南省低于湖南、湖北两省以及全国平均水平。
省财政科技拨款代表了地方政府对于科技发展的支持力度, 它不仅同本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财政支持能力呈较强的正相关关系, 还与地方政府对科技的重视程度密切相关。2002年以来, 河南省的财政科技拨款总额逐年上升, 由2002年的835亿元增加到2005年的1384亿元, 增长了1.7倍。财政科技拨款总额在2004、2005年中部六省中排名第一。2004、2005年河南省的科技拨款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分别为1.23%、1.24%, 2002年是比重最高的一年, 占财政支出的1.41%, 低于当年湖南省 (2.13%) 的水平, 也低于全国1.98%的平均水平。人均财政科技拨款与全国其他省份相比, 处于倒数的位置。
二、河南省科技产出现状
本文选择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作为科技产出研究的指标。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是一个地区高科技发展状况的反映。虽然近年来河南省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额逐年增加, 但在中部地区的排名及占全国份额的情况令人担忧。就中部六省的情况看, 河南省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及增加幅度明显低于安徽省和湖北省, 2002~2004年在中部六省中排名分别为第4、4、3位 (见图1) 。
注:系列1、2、3分别代表2004、2003、2002年
三、河南省科技投入与产出的相关性分析
本文利用SPSS软件对2002~2004年河南省的科技投入与产出指标作Pearson相关系数分析, 得到表1的结果。
从表1可以看出, 2002~2004年河南省的科技投入与高科技产品出口的相关系数为.999 (r=.027) , 达到0.05的显著性水平,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河南省的科技投入与产出的相对合理, 也优于中部其他5省。但由于本文产出指标的选取相对单一, 这一结论还有待于今后的研究支持。
有研究认为, 河南省的R&D经费内部支出与科技活动中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数量、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与R&D经费内部支出之间的关系通过了0.0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并且相关系数很高, 说明在科技投入方面人员的质量和经费之间有很大的正相关性。提高人员的质量可以促进R&D经费、地方财政科技拨款和科技活动经费的增加, 而经费的增加反过来又能促使人员质量的提高。
注:数据来源《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网2002~2004年, 经计算得到。
四、结论与建议
1. 结论。
无论是在科技投入方面还是在科技产出方面, 河南省与安徽省和湖北省均存在一定差距, 更低于东部发达地区。
从科技财力投入方面来看, 近年来, 河南省加大了科技投资力度, 在总量上各项指标都有了很大幅度的提高, 总量排名在中部六省处于上等水平, 科技投入量的增加在中部六省是最高的, 但科技投入占同年财政总支出的百分比却不增反降, 这在中部六省中都有反映, 与全国其他先进省 (区) 市相比, 差距显著。一方面, 反映了地方财力不足;另一方面, 也反映出我们对科技投入的重视程度不够。
从高科技产品出口总量来看, 2002~2005年河南省的产品出口总量较低, 增长速度明显低于投入增长速度, 效率低下。与中部地区的安徽、湖北等省相比, 产出差距更是大于投入差距。高科技产品的产出总量在全国的比重不仅份额较小, 且呈逐年下降趋势。结合已有的研究结论可以发现, 河南省的科技产出在全国的排名处于较落后的地位, 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目前河南省科技人员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2. 建议。
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农业大省, 也能实现工业大省”, 及“中部崛起”、“科教兴豫”等战略, 促进河南省的科技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实现科技和经济的良性循环, 逐步提高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实现“中原崛起”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 针对我省的实际情况, 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 制定适合河南实际情况的科技发展战略目标。河南省不仅是人口众多的农业大省, 也是具有一定工业基础的工业大省。农业在河南省的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今后应在提高农产品品质和科技含量方面狠下工夫。同时, 抓住河南省工业产品品牌提升的关键, 转变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占全国份额偏小的现状。缩小河南经济与全国平均水平之间的差距, 关键在于必须要发展科学技术,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创新商业运作模式,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此, 要立足省情, 科学制定科技发展规划, 提升“工业大省”的品位以及其在“中部崛起”中的地位, 真正落实好“科教兴豫”战略。
(2) 以人为本, 优化科技创新环境。要运用激励和竞争机制, 充分调动广大科技人员的创新积极性, 使他们勇于创造、乐于奉献, 形成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建立产学研基地, 为科技人员提供创新的平台, 改变“河南现有科技人员数量占全国的比重低于人口比重, 但高于科技产出比重”的现状, 充分发挥现有科技人员的作用。
(3) 探索有效的投入模式, 提升投入——产出比重。科技财力投入过低的问题已严重制约了河南省的科技发展, 并且财政科技拨款占全国的比重和占本省财政支出的比重也在逐年下降, 这些问题应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并为此采取有力措施, 探索有效的投入模式, 鼓励组建民营科技机构, 拓宽科技资金的来源渠道, 不断加大对科技经费的投入力度, 科学确定科技经费投入与固定资产投资比例, 优化投资结构, 合理使用有限的科技资金, 提升投入——产出比。
基础教育与科技投入 篇9
农业科技推广投入是农业推广人员通过沟通等方式组织与教育农村居民,使其增进知识、提高技能、改变观念与态度,从而自愿改变行为,提高农业投入产出比和农产品市场竞争力,为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加创造良好的环境的行为。农业科技推广投入不是简单地向农业或农民“输血”,而是增强农业或农民自身的“造血”机能。
1 广东农业科技推广投入存在的问题
1995年以来,广东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活动经费从14 345万元增长到2002年的32 106万元(现价)(见表1),即使在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后,仍增长将近111%,年均增长达到15.9%。以1995年的不变价分析,创收收入增长幅度最大,达到了184.7%,再次是其他收入,增长幅度也达到了89.6%,而政府的财政拨款增长幅度最慢,7年时间仅增长了82.3%,年均仅增长11.8%。
单位:万元
资料来源:根据1996-2003年的《广东农村统计年鉴》整理,2002年以后的资料因统计年鉴不再有统计而无从分析。备注:创收收入为自筹资金与接收外单位委托所得资金之和
从人均经费看,1995年广东省农业科技推广人均总经费仅有0.746万元,人均财政经费更少,只有0.104万元;但到2002年的时候,农业科技推广人员的人均总经费达到1.736万元,比1995年增长了132.7%,人均财政经费达到0.210万元,比1995年增长了101.9%(见表2)。
资料来源:根据1996—2003年《广东农村统计年鉴》整理,2002年以后的资料因年鉴不再有统计而没分析
尽管广东的农业科技推广投入较之1995年已经有了不同程度的增加,但纵观全省的状况,还存在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
(1)农业科技推广资金普遍不足。
从农业科技推广的投入强度看,发达国家农技推广经费一般占农业总产值的0.6%—1.0%。广东省农业科研和农技推广经费只占农业总产值的0.3%左右,占总财政支出的0.2%左右,占农业财政支出的10%左右(见表3),单纯农技推广经费更少。目前全省农技人员年基本工资收入人均只有5 000—6 000元,而且各地相差较大。财政状况好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可达8 000—12 000元,而粤东西两翼只有3 000—4 000元,财政状况较差的粤北部分县镇则还要低,就算处于较发达地区的广州,乡镇农技站每年的人头费才8 000—1 5000元。由于目前推广经费不足,影响了农业技术的推广,大多数推广服务部门较难开展工作。
资料来源:根据1996—2008年的《广东农村统计年鉴》、《广东统计年鉴》整理
(2)推广经费机制不合理。
广东省目前推广经费的分配主要是依据农业技术重点推广项目来分配的,即通过政府核拨给农业技术推广部门一定的推广项目经费,使其推广特定或不定的技术。虽然这种项目的管理也要经过竞争申报,但计划制定和执行过程仍然是先通过当地政府再到技术推广人员和农民,是自上而下地下达而非直接来自项目区的需要,这一计划经济时期沿袭下来的体制,为技术推广活动带来许多不确定性:一是技术的推广与否决定于财政是否有钱,如果财政紧张,即使政府认为某项技术重要,由于无法立项从而也影响到技术的推广;二是决定于财政部门及相关财政预算编制人员的知识水平与个人行为,如果这些官员认识不到农业技术的重要性,那么技术推广项目将不会被立项,从而也断绝了技术推广人员的活动经费。
(3)推广人员的素质、学历结构、专业结构、布局结构不合理。
1)专业人员比例偏低。从整个广东的情况来看,高、中级职称人员所占比例平均只占3%与10%左右,而中级职称以下人员高达87%左右;从学历上看,大学本科毕业及以上的人员仅占13%左右,大专学历的人员所占比例也不高,仅占12%左右,高达75%左右的人都是中专学历及以下人员。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2005)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因为法律要求低、灵活性大《农业技术推广法》对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的要求是“具有中等以上专业学历,或者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主持的专业考核培训,达到相应的专业技术水平”。在法律条文给出的宽松的空间下,各专业站由于级别较低,但却拥有编制,因而成为领导安排亲友、政府分流人员的理想选择,被迫接纳了一些缺少或没有技能的人员,在那些实行基层推广机构由乡镇政府管理的地方,这个问题更为突出;此外,由于农业技术推广工作条件较为艰苦而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待遇偏低,大量的农业院校毕业生宁愿改行留在城市,也不愿到县乡基层单位工作。
单位:人
资料来源:根据《广东农村统计年鉴》(1996—2003)整理所得,2003年以后因年鉴没有统计数据未作分析
单位:人
资料来源:根据《广东农村统计年鉴》(1996—2003)整理所得,2003年以后因年鉴没有统计数据未作分析
2)年龄普遍偏大。由于基层推广机构待遇低,工作艰苦,很多有专业学历的青年人不愿进来,推广队伍出现年龄断层,年轻的推广人员所占比例偏少,年老的推广人员占了绝大多数。在调查当中,老一辈的推广工作者表示了他们的担忧,当他们都退下来以后,基层农业推广站和农业推广工作将后继无人。
3)推广人员专业结构不合理,懂农学、植保、土肥技术的人数比较多,懂水产养殖、农副产品加工、市场营销、经营管理的人数较少,而且推广人员知识陈旧,掌握常规技术的多,了解新技术的少。
4)布局结构不合理。在布局上呈“倒金字塔”型结构,县级农业推广人员所占的比重大,而乡、村两级的农业推广人员所占比重小并有下降的趋势。据课题组的调查,乡镇农业推广站的农业推广人员约占县(市)农业推广人员总数的30%,有的县甚至还不到20%。农业推广队伍的这种布局上的缺陷,使得农业技术推广在乡村两级出现断层。
(4)乡镇农业科技推广人员的职能不明确。
农业部门将县乡农业技术推广职能按性质分为四大类:1)法律法规授权或者行政机关委托的执法和行政管理;2)纯公益性工作;3)带有中介性的工作;4)经营性服务。然而,在实际工作中,据我们的调查,农业推广站从事各种行政委托执法活动的农技人员比较多,乡(镇)一级的农技人员经常被乡政府抽调参加计划生育等“中心工作”。党政中心工作、行政执法和经营创收占据了基层农技员的大部分工作时间,严重影响了农业技术推广部门从事公益性农业技术推广的工作,同时对其他经营者,尤其是私人部门造成不平等竞争,损害相关市场的发展。
(5)农业科技推广机构的市场参与率低。
目前的各种现象表明,很多农业技术培训、技术资料、科普宣传等“纯技术”的推广在很大程度上己经失去了原有的魅力,农技推广人员即使免费深入田间地头也倍受冷遇,很难看出农民对农技推广服务有实际需求。这不是农民不懂科技的重要性,而是目前的农技推广机构不懂市场,推广方式和内容脱离了市场。据相关部门统计,广东省农业科技推广机构在农业生产要素市场上的参与率极低,只具象征意义的科普宣传也被排除在市场实际需求之外,因此从单纯技术推广的层面上,很难说农技部门在农业发展和科技进步中发挥了实质性作用。
2 原因分析
(1)管理体制不健全,行政命令式的推广方式已不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
各级农业推广机构接受农业行政部门和上级推广机构的双重领导,导致农业推广机构受行政干预的影响严重,系统内的管理弱化。由于农业推广机构在行政上接受同级政府农业行政部门的直接领导,人事权、财物支配权以及重大事项的决策权均由农业行政部门作出,因而农业推广部门的工作较多的是围绕农业行政部门的工作来开展,对行政领导部门负责;而上级农业推广机构对下级农业推广机构的领导因没有机制上的约束,只能是在业务上进行指导和建议,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管理权,不能真正发挥作用。目前广东省的许多农技推广活动仍以行政命令形式进行推广,推广活动是带任务、带指标进行的,导致由政府号召种植某种作物或发展某种果树,但当这些作物或果树发展起来时,农民又遭遇卖难,造成损失。政府这种“好心”办“坏事”的现象,是行政命令式技术推广的最直接后果之一。这就造成农民对推广工作的不信任,增加了推广的难度。
(2)基层农业推广站经营性收入的困境
经营农业生产资料的确是农业技术推广部门的一条创收之路,他们具备技术优势,应该能够经营得很好,但是,实际上农业生产资料的经营没有给农业技术推广部门带来多少收益,因为这方面的创收存在三个缺陷:销售网点限制;经营观念限制;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长期以来,农业生产资料由农资公司和供销社经营的体制使得供销社的体系非常健全,每一个乡镇、自然村都有供销社的代销点,这样节约交易成本的商业体系必然使得它们在与农业技术推广站的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而且这种体制下农业技术推广部门经营农业生产资料必然会遭到农资公司和供销社以及个人的反对。此外,私人企业的进人使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基层农业推广站由于体制上的原因,在激烈的竞争中反而处于劣势。
(3)农业的小规模化生产的影响
狭小的土地规模限制了农业投资,严重影响农业技术革新的直接经济效益,同时土地经营面积与采用或改良品种也存在明显的关系。孟德拉斯通过实验证明,所有的小经营者(6公顷以下)都追随中等经营者,大经营者都是在权衡利弊之后作出自己的决定,而小经营者依靠对别人的信任而作出决定。小土地的经营状况抑制了经营者对新技术的接受,使农业生产始终停留在低技术层面,依赖传统的经验进行。马克·布洛赫在《法国农村史》中也有同样的结论,他认为由于土地形式上的传统主义以及共同的耕作方式对新精神的长期抵抗,农业技术进步缓慢,这一切的原因都在于小农经济的顽固性。
(4)采用新技术、新品种所导致的风险农民难以承受
从土地收益看,土地已经作为农村保障的主要内容。广东省已有1/3的农户的人均土地面积小于1亩,1 /3的农户人均土地面积小于0.8亩。这个数据已经低于联合国确定的土地对人口的最低生存保障线。人均0. 8亩生产的全部粮食只能维持全家的一年食用,有限的土地,扣除种子、农药、化肥、水资源费、机器耕作、收割等费用,已经所剩不多。这种情形下,农民生产的目的只能满足家庭需要,而不能满足市场需要,任何风险都可能直接导致供给消费出现问题,而采用新品种、新技术都需要较多的资金投入和面临更大的风险,这种风险可能导致其家庭生活发生困难。满足家庭需要的生产就意味着农民必须以“生存理性”为原则,而不是“经济理性”为导向。
(5)留守人员对农业技术的保守与种田目的是满足家庭对粮食消费的影响
随着大批青壮年外出打工,具体种地更多是老人。老人更多依赖经验种田,对待农业技术相对比较保守,对现有技术状况的任何变动都有某种强大的内在抵抗力。传统农业的概念就意味着不要打破过去的常规,而引进新的要素就意味着风险和不确定性因素产生。
从调查中得知,种田的目的也是农民对采用新技术不感兴趣的原因。“我们留在家庭的主要任务是带好孩子,其次才是种地。”。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农村攒钱的任务主要由年轻男性劳动力来承担,种田的目的已不是为挣钱,而是满足家庭对粮食的消费,年轻的子女也不指望老人通过种田带来多大的财富,老人和妇女与其说是种地不如说是守地。
(6)农户的组织化程度低导致进行农业技术培训成本过高
家庭承包责任制直接产生2亿多户农民参与农业生产经营,使众多分散的小农户面临变化莫测的大市场。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低,农户表现均质化、分散化,这使得进行农业技术培训的成本过高,导致农民对组织培训不感兴趣。就种地而言,每个农户是独立的,不隶属哪个组织,他可以选择去或不去培训,他不去,是没有办法强迫他去的。这带来一个问题,必须有人来才可以培训。农业技术没有必要让这么多农户都去掌握,也不可能。众多分散的小农户的存在对农业技术形成直接的障碍,增加了对农业技术培训的成本。
3 政策建议
3.1 在投资政策上
(1)适当增加财政农业推广投资总量,改善投资结构
具体而言,今后在确定政府对农业推广投资的总量时,应当依据不同时期财政农业支出总量、农业总产值、农业与农村人口、耕地等几个主要指标的具体水平来确定。以财政农技推广支出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为例,早在80年代初,113个国家平均水平为0. 96%,低收入国家也达到了0.44%。因此,建议广东未来将这一比重逐步提高到0.5%以上。
在适当增加总量的同时,要不断改善农业技术推广投入结构。根据国外经验及有关学者的研究,若工资比例超过全部资金来源的75%—80%,活动经费不足就会限制推广活动的有效开展。为此,建议政府事业费拨款中业务经费的份额最好保持在20%以上,同时农业技术推广投入中适当提高用于试验示范和宣传培训经费的比重。要结合广东不同时期的发展战略,适当加大各级各类推广项目的投入力度及其在政府投资总量中的比重。
(2)完善项目经费投入机制
完善项目经费投入机制,最为关键的是要体现农业科技推广政府投资的特点:反映广东当前经济建设和推广发展规划的目标、重点、方向,体现政府财政推广投资的主动性;同时,这类投资是以具体推广项目为载体,与项目承担单位签订合同,具有契约性质,合同中明确规定双方权利、义务和违约责任,具有法律效力。为此,需要改革农业技术推广项目资金拨款制度,建立推广项目基金管理制度,规范推广项目公开招标管理与专家评审制度,以确保项目由最佳技术推广机构和人员来完成。为保证项目经费的使用方向和效率,要建立严格的资金监督审计体系,使农业技术推广项目经费做到专款专用;同时,在技术推广机构内部,实行项目管理制,使推广人员的劳动绩效同利益分配挂钩。
(3)建立并完善多元化的农业推广投融资机制
从世界农业推广投入模式演变过程中不难看出,非政府部门的农业推广投资在总投资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上升,政府和私人部门对农业推广的投资领域各有侧重。私人投资的范围主要集中在物化程度比较高、市场潜力比较大因而竞争力比较强的科研成果的推广上,而政府投资则逐渐侧重于公益性的技术推广项目。在投入机制及管理体制的改革上,大多数国家逐渐向基金制、分包制管理方向发展。
非政府部门能够参与且有效开展的推广工作领域,政府可以逐步退出,政府财政农技推广投资主要起到一种刺激和调节地方及私人投资以支持推广事业的杠杆作用。在制定推广项目计划时,要根据各类农业技术的特性,重点放在企业和私人难以参与的农业技术推广项目上。应借鉴国际农业推广分权的各种形式与经验,发展非政府推广事业,扩大农业推广中非政府投资的比重。非政府投资可以利用商业投资、资本市场、民间资本及外资等形式,还可以通过适当提高从流通环节和农产品加工环节提取农业技术改进费的标准,并适当扩大提取的范围以及从农业发展基金和各种农业综合发展项目资金及农业生产基地建设资金中提取一部分用作农技推广资金,并保证专款专用。
(4)对农技推广部门兴办经济实体应予以继续鼓励和引导
从过去10多年的经验看,推广部门兴办实体有助于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增强推广机构的实力,促进推广事业发展,还可以分流推广人员,优化队伍结构,增加人均活动经费。因此,应当继续鼓励农技推广部门兴办经济实体。推广机构总经费中,目前创收所得的收入所占比重仍然很小,而且农业经营规模小、比较利益偏低,农民收入水平不高、技术接受能力有限,导致农民对新技术的有效需求不足,这也给推广机构从事“有偿服务”带来了困难。因此,需要规范推广机构的实体服务,正确处理好推广与经营的关系。有条件的实体应逐步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推行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搞得好的可以上市,使其更好地承担起农业产业化中“龙头企业”的重要角色,同合作组织和农民一起构建新型的产业化组织体系。
3.2 改进与创新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体系
(1)省政府:建立农业推广与技术创新协调机构
广东省的农业技术推广正在由一元化演变成为多元化,不断地向技术创新的其他领域渗透,加强宏观调控势在必行。为此,必须建立一个高层次的宏观管理机构才能保证放而不乱、管而不死,使多元化的推广与技术创新机构有序地、公平合理地竞争,发挥各自的优势,在竞争中合作。这个机构可以是全省性的农技推广领导与协调机构,也可以是更综合的技术创新协调机构,可直接隶属于省政府相应的机构,全面负责农业推广与技术创新的统筹协调。各地区可根据具体情况设立相应的协调机构,从而形成一个有效的调控体系,通过这个体系,把现有的各个相关的分散体系中各自拥有的农业技术推广部分有机地衔接起来。近期至少可以考虑对分散在各体系内的农业技术推广项目和经费进行统一协调、集中使用,以提高农业技术推广资金的使用效果。
(2)县级政府:建立多功能农业推广中心
各县以种植业、养殖业为基础,进行内部整合,成立名副其实的县农业推广中心,下设综合办公室、技术推广办公室、质检和执法办公室及经营服务部。综合办负责本中心和全县区域站的领导工作,它由行政首长、秘书、财务、图书档案等专门人员和单位组成;技术推广室由栽培、土肥、植保、农经等各类专业人员组成,主要是制订全县的农业推广计划和解决技术推广中的疑难问题,并负责全县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的培训以及技术信息的收集和发放工作;质检、执法室负责土肥检测、农药质检、种子质检和病虫害测报,专业性很强的技术检测工作及有关的农业执法工作,为农业技术推广提供法律保障;经营服务部通过经营与推广有关的物资和产品的销售服务,获得一定的经济收入,以填补推广事业经费的不足和作为本部职工的工资发放。这样整合后的县农业推广中心,从横向看,中心各部门既明确分工,又紧密配合,可以保证中心整体功能的充分发挥,承担起全县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中枢作用,从而逐步建成装备先进、基地配套、人员结构合理、运转正常的集试验、推广、培训宣传、教育、经营于一体的多功能服务中心。
(3)乡镇:创新管理机制,提高工作效率
首先,在乡镇建立科学的人事管理机制。实行用人制度改革,全面推行全员聘用制,实现由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转变,建立岗位目标责任制,以岗定人。其次,建立科学合理的考评制度。确立以服务对象为主体、以在一线推广的业绩为主要内容,当地政府领导、上级业务主管部门、本单位职工、农户共同参与考核评价,对参与竞争上岗的人员,可根据其工作性质和职能进行多层次、全面考核与评价。第三,创新分配机制。打破分配上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平均工资,按贡献大小、业绩大小适当拉开档次。
(4)农技推广人员:创新推广理念,改变服务方式,拓宽服务领域
1)转变观念。将以“技术”为主要形式的“技术推广”观念转变为以“人”为本的“农业推广”观念,农业推广职责除了技术的传输外,还应肩负起培养农民、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的重任;2)创新推广服务方式。充分发挥农业推广机构自身的行业、技术和信息优势,搞好技术指导、农民培训等公益性的服务;3)改善和提高服务手段,加快现代化手段的应用,重点是网络技术和多媒体技术的应用;4)拓宽服务领域,由提供单项的技术指导服务向提供技术、信息、物资、教育培训、决策咨询等综合服务延伸,由大宗农作物的技术指导服务向农、林、牧、副、渔、种、养、加、运、销等各个方面技术指导服务延伸,由产中服务向产前、产后全程服务延伸,做到产前引导农民调整,产中指导农民生产,产后帮助农民销售,参与并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摘要:农业科技推广投入不是简单地向农业或农民“输血”,而是增强农业或农民自身的“造血”机能。广东省的农业科技推广普遍存在资金不足、经费机制不合理,人员的素质、学历、专业与布局等结构不合理、职能不明确以及市场参与率低等问题,通过分析,建议完善投资政策,改进与创新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体系。
关键词:农业科技推广,问题与原因,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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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教育与科技投入 篇10
发达国家的财政科技投入因其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科技发展水平和科技发展战略不同, 表现在投入的领域、方式、方向和结构上也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 对于财政科技投入绩效的评估体系和评估方法也有自身的特点。相比之下, 我国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估起步较晚, 至今尚未形成规范的体系, 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本文通过对中外财政科技投入评估体系进行了比较, 以期对我国财政科技投入的绩效评估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发达国家的财政科技投入评估体系
20世纪中期开始, 一些西方国家将绩效评估逐步应用于财政支出管理, 西方发达国家对财政科技投入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绩效评估制度。
1、美国的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估体系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实施科技评估工作的国家, 始于20世纪20年代。经过多年的发展, 美国的科技评估已是制度性、经常性的工作, 并建立了科技评估支持系统。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估作为科技评估系统的一个分支, 其完善的评估机制以及严谨的评估形式和内容, 影响了众多国家, 同样也值得我们借鉴。
美国国会于1993年1月通过了《政府绩效与结果法案》 (GPRA) , 该法案是美国财政科技投入及政府部门绩效评价的重要法律依据。同时, 根据该法案的规定, 美国政府于1993年3月成立了国家绩效评价委员会, 负责法案的监督和实施。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NSF) 成立于20世纪50年代初, 是专门负责推进美国科学和工程事业的一个部门。NSF对其资助项目绩效评估的模式和方法, 可以作为美国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估的一个突出典范。20世纪70年代, NSF就开展了基础研究及其影响力的评估方法研究。在《政府绩效与结果法案》的框架下, NSF重新整合、规范了评估工作, 扩大了绩效评估的范围, 使评估指标和方法更为灵活多样。
根据《政府绩效与结果法案》, NSF要在规定时间内提交绩效报告。绩效报告不是对单个资助项目的结果进行评估, 而是对项目中的一类项目乃至对实现本机构某一方面特定任务的诸多项目开展综合评估, 以展示其整体绩效水平。
N SF将项目绩效评估指标分为三类:资助结果、内部管理和投资过程。对反映资助结果的绩效目标评估多采用定性指标, 而对反映内部管理和投资过程的绩效目标评估则尽可能采用定量指标。
为了在《政府绩效与结果法案》的框架下更好地开展绩效评估, NSF特别重视与绩效目标相关的数据采集、核实和认证工作。实施《政府绩效与结果法案》之后, NSF要求结题报告提供详细的内容, 并进入由NSF维护的网络系统, 便于快捷查询。N SF的评估数据源主要是中心数据库和独立的专项数据库。中心数据库主要有项目网上申请系统、项目受理数据库、资助数据库、项目发布系统、业务信息系统、评审专家库和绩效报告系统等;独立的专项数据库主要有科学出版物、新闻发布会、专家委员会和顾问委员会独立评价系统、项目学科年度报告、全委员会年度报告及内部数据库等。必要时, NSF还利用其外部建立与维护的合同数据库。这些信息资源, 为NSF有效开展制度化的绩效评估活动提供了保障。
为更好地对绩效评估进行监督, NSF加强了外部专家委员会的职能:除了继续监督同行评议过程之外, 还把各资助项目评估结论作为工作重点。
2、澳大利亚的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估体系
澳大利亚是较早实施项目绩效评估的国家之一。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从1985年开始实施财政科技投入的绩效评估试点工作;1993年开始全面推行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估;1999年开始对公共部门的所有支出预算进行绩效评估。
(1) 澳大利亚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估的内容和步骤。澳大利亚的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估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适当性评价、效率性评价和有效性评价。评价重点根据项目目标和项目生命周期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
澳大利亚对财政科技投入的绩效评估贯穿于立项、实施、结题的全过程。其主要步骤为:进行项目分析, 确定评估重点;找出评估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确定评估项目和战略;收集、分析评估资料;起草、发布评估报告;回顾绩效评估;充分利用评估结论。
(2) 澳大利亚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估的管理。绩效评估成功的关键在于对评估工作的管理。澳大利亚对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估的管理主要包括对评估的组织、实施、控制、检查以及对评估结论的应用。从组织结构上看, 评估的管理组织包括评估指导委员会、项目评估的管理者 (负责评估项目的制定和具体的组织实施) 和评估工作小组。
项目绩效评估活动的监督管理体现在项目绩效评估的整个过程中。有些部门建立了监管委员会, 在监管委员会的监督下, 评估小组按规定程序工作, 保证评估的管理者及其小组成员尽职尽责, 以达到评估的目的, 实现评估的功能。
评估管理的关键是对整个绩效评估过程的控制。澳大利亚对项目绩效评估过程的控制是根据评估的规模和复杂程度而定的。如评估小组定期召开会议, 分析评估进展情况, 为评估工作建立定期检查机制。为保证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估的质量, 澳大利亚政府设立了评估的质量标准体系。
3、其他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估体系
欧盟以公共资金支持研发计划的时间较早, 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 而绩效评估的施行则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 主要有英国、法国、德国、荷兰、瑞士和北欧等国家。欧盟科技研发计划的绩效评估, 基本是伴随着欧盟各期架构的研究计划而演进的。1996年欧盟发布了“Sound and Efficient Management 2000”方案, 要求开展系统性的绩效评估。其目标是促进各个计划项目的有效完成, 并通过评估结果, 反馈到欧盟的决策层次, 以提升未来计划项目的执行成就并引导未来研究项目的方向。欧盟着重于以下五个方面的评估内容:计划筛选的程序、计划管理、计划的一般特色、计划的产出和成果的扩散利用。其基本特点是立足于从组织内部改进管理, 不强调预算的重新分配。
日本于1998年3月在经济产业省下成立了政策评估研究会, 制定了《科学技术基本法》、《科学技术基本项目》等大政方针, 规定今后若干年科技的研究方向及其预算目标额度。在此基础上, 各省厅制定了年度《科学技术重点指针》, 严格制定年度预算编制。日本政府预算实施过程中有一套完整的项目管理评估体制和预算监督机制。项目一旦确定, 它的每一笔开支必须按预算执行, 如需调整, 须经政府主管部门的同意。2001年11月, 日本政府又公布了《国家研发评估实施方针》, 要求对项目进展情况定期检查, 发现问题要及时提出调整意见, 供下年度制定预算时参考。经费由项目执行单位负责管理, 执行过程中除有本单位和上级主管部门的严格管理、评估外, 国家还设有专门的国家审计员制度, 以监管科技经费。
二、我国财政科技投入评估体系的现状
我国的科技投入产出绩效评估起步于90年代初。1993年, 国家科委开始将科技绩效评估手段引入科技宏观管理环节, 作为国家重大科技管理的突破口;1997年, 在原国家科技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的基础上组建了国家科技评估中心;1998年, 国家科技部决定对国家重点新产品计划的立项进行评估试点, 并在选择了北京、上海、天津等七个省进行试点后, 在全国各地相继成立了科技评估机构。
2001年1月, 国务院下发了《科技评估、R&D项目招标投标工作资格认定暂行办法》, 2001年6月正式出版了我国科技评估活动的第一个行为规范和技术规范———《科技评估规范》, 作为国家《科技评估管理暂行办法》的重要配套文件。《规范》不仅进一步明确了科技评估的定义, 而且还明确地规定了科技评估所应遵循的原则和基本职业道德, 同时对科技评估的类型、范围、评估程序、评估关键环节、评估方法、组织管理、机构和人员, 以及所涉及各方的权利、义务及责任作了明确规定。
随着我国公共财政体制框架的建立, 以及各项财政制度改革的推进, 建立财政支出绩效评估制度成为财政支出管理工作的必然要求。财政资金绩效评估工作已成为规范财政支出、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的有效手段, 受到各级财政部门的重视。
2002年, 财政部颁发了《中央本级项目支出预算管理办法》 (试行) , 其中明确规定要对财政预算安排的项目 (计划) 的实施过程及完成结果进行绩效评估, 并将项目绩效评估的结果作为以后安排财政预算的依据。2003年, 财政部印发了《中央级教科文部门项目绩效评估管理试行办法》, 并结合教科文部门的实际情况, 制定了《中央级教科文部门项目绩效评估规范》, 对如何进行财政科技投入评估作出了明确规定。部分省市财政部门也颁发了项目绩效评估的管理办法, 并在办法的指导下开展了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估的试点工作。
目前, 我国财政科技投入评估的主体包括政府下属预算独立的科技评估机构和政府部门内部的科技投入绩效评估。按科技活动的管理过程, 具体的评估一般可分为事先评估、事中评估和事后评估:事先评估是在科技活动实施前对实施该项活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所进行的评估;事中评估是在科技活动实施过程中对该项活动是否按照预定的目标、计划执行, 并对未来的发展态势所进行的评估;事后评估是在科技活动完成后对科技活动的目标实现情况以及科技活动的水平、效果和影响所进行的评估。
具体而言, 科技评估工作的对象和范围主要有:科技政策的研究、制定和效果;科技计划的执行情况与运营绩效;财政科技投入的前期立项、中期实施、后期效果;科技机构的综合实力和运营绩效;科技成果的技术水平、经济效益;区域或产业科技进步与运营绩效;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的科技投资行为及运营绩效;科技人才资源;其他与科技工作有关的活动。
三、中外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估的比较
比较分析国外几个发达国家开展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估的现状, 不难发现, 其在评估主体、评估程序方面具有如下的共同点。
1、评估主体
国外发达国家基本上建立了完善的、全国性的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估体系。各国广泛采用三层次评估体系, 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部门、独立的科技评估机构共同开展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估工作, 并通过立法形式, 运用制度予以推行。
2、评估机构的独立性
发达国家在政府主导下进行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估的过程中, 非常注重评估机构的独立性。一方面, 政府部门下属的评估机构实行独立预算, 由中央政府直接拨款;另一方面, 政府积极鼓励和支持社会独立的评估机构建立。
3、评估程序
国外开展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估的基本程序一般是评估准备 (设立专家委员会) 、评估设计、信息获取、评估分析与综合、撰写并提交评估报告。其中, 专家组进行同行评议是各国开展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估的主要方式, 同时也增加了定量评估方法的使用。
相比之下, 我国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估还存在很多问题, 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没有形成完善的评估体系;没有形成科技评估的专业队伍;科技评估程序方法还不够规范, 评估范围偏小;缺乏科学高效的绩效评估工具;科技评估的结论缺乏权威性, 有些评估流于形式等。
四、加强和改进我国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估工作的建议
1、建立健全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估的相关法规政策
制度建设是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估健康发展的基本保障条件。我国的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估目前还没有建立完善的制度和法律, 虽出台了项目绩效评估管理办法和规范, 但对绩效评估过程的监督检查及绩效信息管理等制度和法律仍需进一步加强。应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和做法, 通过完善政策和立法使我国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估走上制度化、规范化道路。
2、进一步完善科技投入和产出绩效的评估机制
第一, 除考虑科技投入和产出的经济效益指标或财务指标外, 还必须将生态效益指标和社会效益指标加入到科技投入和产出绩效评价的框架中来, 切实关注科技创新对生活质量、资源节约、环境优化及社会和谐的正面与负面影响效应。第二, 应当动态地看待科技投入的投资回报率。要着眼于长远的效益而不能局限于近期的收益, 更不能以当年的产投比来作为衡量科技投资回报率的唯一依据。因为科技投入往往具有投入量大、风险性较高、研究成果转化到实际应用的时间较长等特点, 而科技产出则大多具有后发效应、衍生效应、溢出效应等特征。第三, 要关注某些评估指标的内部差异性。如专利包括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三类, 其科技含量依次递减, 对产出绩效的贡献程度也有所差异, 故在定量评估中的权重赋值也应考虑到其内部差异性。
3、建立相对完备、权威的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估数据库
要想实现全面、客观、公正、准确的科技绩效评估, 必须具有相应完备、详实的权威数据支撑。我国目前没有建立支出效益评价信息采集体系, 与各类支出效益相关的数据资料十分匮乏, 评价所需的公正合理的标准值很难确定。因此, 要借鉴国外数据收集、处理、分析和利用的经验, 逐步建立适合财政支出效益评价所需的信息采集体系。一是选定不同行业、不同类型的财政支出项目评价工作初始数据源, 做好数据信息的分类管理;二是制定各类财政支出效益评价的分类标准, 扩大评价数据信息收集范围, 推动社会公众信息指标和标准的研究制定工作;三是改进评价数据信息采集方法, 重点收集大中型财政支出项目从立项决策、项目实施到生产经营等的各类技术经济指标和数据资料, 确保评价数据信息采集的有效运转;四是开发评价数据处理软件, 促进提高数据处理效率;五是运用评价数据信息研究测算综合评价和行业评价标准值。
4、建立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估信息反馈机制和绩效报告公开制度
具有影响力的绩效评估结果对项目承担单位和管理部门具有重大的激励作用和监督作用。我国应建立绩效报告公开制度, 通过将评估结果与被评估对象的信息进行反馈, 发现项目实施和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最终提高承担单位的项目实施能力和管理水平。
因此, 对于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估最终形成的结论, 如不涉及保密内容, 建议在一定范围内加以公开, 并通过报刊、电视、网络等传播媒体及时地告知公众, 加强公众对科技管理工作的了解和监督, 最大限度地发挥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估的作用。
5、建立跨部门合作机制, 成立综合绩效评估部门
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价工作所需要的数据来自各个不同的政府部门, 开展此项工作离不开各部门的协同合作。应加强政府各部门科技管理职能的协调, 财政部、科技部、教育部、发改委等各个部门间宜建立联席会议制度, 定期协商与沟通各个部门科技投入的主要领域、支持重点、重大成果以及各个部门科技计划的衔接问题。应对某些分散在各部门内部的统计数据进行整合, 设立新的统计指标, 为科学评价财政科技投入绩效提供必要的支持。
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价涉及大量数据和专业知识, 必须在制定和不断完善相关评价制度的前提下, 配备专业的绩效评价队伍, 给予充分的人力资源保障。这种专门的评估组织应由高素质的政府工作人员和专业的评估人员共同负责。政府工作人员对政府机构的运作以及财政资金的划拨和使用情况较为了解, 能够为专业评估人员提供公开资料和书面材料难以反映出来的意会知识;而专业评估人员则能利用其所掌握的各种专业知识, 用最低的成本、最高效地完成绩效评价报告。
摘要:本文首先梳理和总结了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和我国的财政科技投入评估体系, 然后对中外财政科技投入绩效的评估体系进行了比较分析, 并在此基础上对改善我国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估提出了相关建议。
关键词: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估,评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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