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认识

传统认识（通用12篇）

传统认识 篇1

我在美国一所高校做访问学者时,有一次课上讨论用的一张图片引起我们的兴趣。那是我国北京市的一所学校举办升旗仪式的画面。场面很壮观,1 000多名学生整齐地站在操场上,微昂着头,凝视着升起的五星红旗。学生的神情很美。这应该是中国师生都很熟悉的场景,也习以为常,通常也不会突然间产生更多的想法。但是那天参加讨论的师生大多数是美国人,还有少数来自韩国、日本、新加坡、墨西哥等国家和地区的学生,他们没有到过中国,不了解中国学校学生一些具体活动,当然也包括升旗。随后,课堂上出现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仪式”“学校会有哪些专属于这个国家的特殊活动或课程”等问题。

说起这件事,我不是要介绍那天讨论的具体内容,但在思考传统文化教育这一话题时,我第一时间想到的却是这件事。为什么我会想起这个活动,或许应该是这个现象背后所反映的更为深刻的认识让我愿意提起它,并作为我思考传统文化教育这一问题的分析视角。来自不同文化传统的人,因其文化的具体性和特殊性,对关乎信仰系统、价值论点、伦理规则、仪式形态等会有不同的感受。文化反映着一个民族的特殊历史和价值伦理,也给予个体以精神生命发展的根基与汲养,解释世界的逻辑与秩序。站在这一认识立场,我们就可以很好地理解传统文化教育的意义了。

人类社会是一个共同体,特别是在当下社会,“地球村”的特征比较明显,人们常常会利用旅游、学习、访问、商务等机会到其他国家,进入他们的城市,了解他们的生活,或是与不同国家的人在一起生活、工作。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往来更加频繁,在经济领域、技术领域、政治领域、文化领域中协商、对话与合作。从全球化的程度看,作为生活的一般原则的价值观是比较稳定的。但当我们进行比较正规的国际交流时,特别是跟不同国家、民族的人进行深度接触时,就会发现在初步交往阶段,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较多地体现在肤色及语言上。然而,如果长时间生活在一个城市,生活在一个物质条件相近、工作或学习任务相似的境遇下,信仰、价值观念及价值排序、伦理观念及伦理规则的差异则会慢慢凸显,这是骨子里的差别,是血液中就有的不同。这是民族性格和民族基因的差别。来自不同民族和国家,不,更合适的说法是来自不同文化传统的人,他们成长并浸润在各自世代相传且具有本民族传统的文化环境中,已形成经验。随着语言、生活习惯、伦理规则、价值信念的慢慢形成,民族的文化传统以外显或内隐的形式在个体身上得以固化、传承和表现。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人类社会由一个个不同的文化共同体组成。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的发展亦表现在可以共存、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多元文化方面。

就个体而言,精神发展是一个人是否“自为”存在的重要指标,是人生完整的最不可缺的部分。人的成长,不仅指向身体方面的变化,还包括思想、情感、意志方面的变化。人的一生,不仅在意吃、穿、住、行等物质需求的满足,还要有理想、道德、精神、信仰的追求。这是非常朴素的认识,毋庸多议。值得强调的是,不同地区在影响个体精神发展方面有很多不同,比较典型的区别是有无宗教。有宗教的地区,个体的精神发展和信仰系统的建立主要源于宗教的影响。而没有宗教的地区,更多的是依靠整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特定的价值信仰观念体系,其为个体成长提供基本的世界观和意义系统。如果个体的精神生命发展缺失民族精神的滋养,缺失优秀传统文化的浸润,没有深厚的历史底蕴,没有厚重的伦理常识,那么也很难具备鲜明的本民族性格,其情感方式、精神生活、意志信仰也很难有一个完满的结果。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将直接影响我们信仰系统的建立。

传统认识 篇2

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玩”的项目，传统游戏是“玩”项目中比较经典的一种，但就目前的情况来说，传统游戏正在逐渐淡出孩子玩的世界。仔细观察校园，几乎找不到传统游戏的影子，这些，不仅仅是游戏的丢失，更是一种地方文化的丢失。本活动通过认识传统游戏的活动，引领孩子认识传统游戏，感受传统游戏独特的文化魅力。活动目标：

综合实践活动是以学生的兴趣和直接经验为基础，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及体现知识的综合运用为只要目的，它具有强烈的综合性。我从认知、技能、情感态度三个维度确定了活动的目标。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引导学生了解认识家乡老游戏，初步养成关注地方文化传承的习惯，初步树立“传承民俗文化人人有责”的理念意识。

能力：能说出本地区较流行的传统游戏名称，了解游戏的基本特征。并能结合游戏特征进行归类。并能引导学生将想了解的问题表达清楚，逐步提升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

方法：通过请教、网络搜集等活动过程，促进学生掌握基本的信息收集方法。教学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了解并认识传统游戏，梳理传统游戏的基本特点。教学难点：将想了解有关传统游戏的问题表达清楚。整体思路：

1、认一认，说一说，了解传统游戏

2、议一议，归纳传统游戏的特点

3、想一想，引发研究传统有，制定活动计划

4、拓展活动，课后自主寻找答案，填在表中，形成初步的活动报告。活动过程：

一、激趣导入：

同学们，课余时间你们会玩什么呢？（踢球、跑步、跳绳、踢毽子„„）要用什么玩具？你们玩得怎样？听着你们的介绍老师仿佛回到了我的童年：在老师生活的年代，虽然没有电脑没有游戏机，没有这么多的玩具，但我们也非常快乐，因为我们有许许多多好玩的传统游戏，你们瞧：（播放视频）激发学生兴趣。好玩吗？你们想玩吗？其实像这样的传统游戏还有很多，你们想去认识传统游戏，去体验我们童年的快乐吗？（引出课题：认识传统游戏）

二、认一认，说一说，了解传统游戏

出示各类传统游戏，猜一猜说说游戏的名字，大概是怎样玩的？学生讨论，交流。

三、议一议，归纳传统游戏的特点

1、玩这个游戏有什么好处呢？

2、根据传统游戏的特点，我们给游戏家族分分类吧？

重新认识传统媒体的主导地位 篇3

传统媒体使我们在第一时间看到了救灾现场，部队官兵、白衣战士、青年志愿者拯救生命的忙碌身影，以及国家领导人面对灾难所表现出的全身心关注、全方位筹谋和不惜一切代价救人的大无畏的人本主义精神。在哀悼日，当所有报纸都成了黑白版，当彩色画面从电视机屏幕上消失，当每一个中华儿女都垂首默哀，我们深切感受到了对生命的尊重，感受到了中国政府人性的光辉。灾难面前，中华儿女空前团结，民族之魂空前凝聚。而这一切使我们深深体会到，由传统媒体报道所彰显出的主流媒体的强大力量。

当我们从灾难的阴霾中渐渐回过神来，重新审视身边的众多媒体时，惊喜地发现，与以往任何突发性事件相比，在这次“5·12”汶川大地震新闻报道中，媒体所发挥的力量是超乎寻常的。尤其是传统媒体，从头至尾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不仅反应迅速、真实准确、全面开阔，而且突出现场、尊重生命，给全世界留下了深刻印象，也充分调动了全国人民众志成城、抗震救灾的豪情壮志，彰显了主流媒体应有的地位和价值。

第一，它担当了信息传递主力军的作用。迅速及时地进行现场报道，央视持续直播，内容丰富饱满，视角越来越广，信息量越来越大，满足了国内外人民群众渴望了解灾情及救援情况的迫切需要。

5月12日1４时28分，汶川地震发生。15时2０分，中央电视台主播海霞就出现在直播台。也就是说，在地震发生不到一个小时，中央电视台就启动了直播机制，之后连续两周的时间，直播再没有间断，并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人民了解灾情的主渠道。据统计，赈灾期间，有１13个国家和地区的298家电视机构转播或部分使用了中央电视台的直播信号，其中包括ＢＢＣ、ＣＮＮ等境外著名的电视新闻机构。另一方面，《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南方日报》等多家中央级和省市级纸质媒体，也派出了大量记者进行现场采访，同时在版面上予以大胆创新、精心制作，为读者传递出大量鲜活、重要的抗震救灾信息。

第二，它彰显了浓郁的主流价值取向。直逼灾难现场，尊重生命，以人为本，鼓舞士气，凝聚人心，成为这次媒体报道的主旋律。

重大事件提升了传统媒体新闻传播的固有功能。正如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系副主任、副教授张晋升所言，“这次与以往报道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引导的观念不同。以往灾难报道是以对救灾的人报道居多，是推出典型报道的好机会，这次转变为以报道被救者为主”，“从报道事件转向报道人性，从反思问责转向凝聚人心”。的确，当我们从电视画面上看到那一个个在顷刻间消失的生命和在废墟里救人的现场新闻，我们被中华儿女在大灾大难面前表现出的求生救人、英勇顽强、精诚团结深深打动，为做一名中华儿女而深感自豪——这，就是媒体的生命凝聚力！在这场灾难面前，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在对新闻素材的筛选中、对新闻价值的取向上，作出了科学正确的判断和选择，为赢得抗震救灾的胜利打下坚实的舆论基础。

第三，它表现出传统媒体强大的媒介权威性和公信力。公开、透明、权威，保障了公众的知情权，是这次传统媒体报道的一个显著特点。

汶川地震发生的等级，造成的伤亡情况，自始至终救援的每一点进展，国家领导人在救灾现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伤痛之情与威严之仪，每一个决策、每一种思绪，媒体都给予全方位的关注和报道，一切都如实客观，没有一点修饰。

新华社“舆论引导有效性和影响力研究”课题组的研究成果表明，判断主流媒体的标准是：具有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功能，具有一般新闻媒体难以相比的权威地位和特殊影响，被国际社会、国内社会各界视为党、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意志、声音、主张的权威代表；体现并传播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与主流价值观；具有较强的公信力，报道和评论被社会大多数人群广泛关注并引以为思想和行动的依据，较多地被国内外媒体转载、引用、分析和评判等。据此我们可以判断，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在这次新闻报道中，依然肩负着主流媒体的角色地位，承担着传递权威信息资讯和传播主流价值观的重任。

第四，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互补互动。

诚然，我们如此讨论传统媒体在这次抗震救灾中发挥的主流媒体地位，并没有否定新型媒体在这场灾难报道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网络、手机等新型媒体，依然凭借其快速、及时、互动、参与者众多等优势，为这次地震、传信、救人与赈灾报道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新媒体以其极大的信息数量和多样化，向传统主流媒体提供讯息；传统主流媒体则尽快吸纳、整合公民新闻，将其补充到主流新闻渠道之中，发挥其在分散状态下无法发挥的作用。这种整体缔构起来的新闻传播模式极其有效地消弭了谣言与讹误信息，体现出传统主流媒体与新型数字媒体的互补互动，增强了我国信息传播的权威性、公信力、凝聚力、美誉度。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传统的主流媒体地位进行重新肯定，在更深厚的基础上和更高的理论层面上，认识新老媒体在现代新闻传播中的互补互动规律。

当新的媒介出现的时候，我们不能否定原有媒介的既有价值。相反，我们应该加强对新旧媒介的比较研究，找出各自的优势，使每一种媒介都扬长避短，发挥出最佳的传播功能。

对祖国传统养生理论的认识 篇4

养生的理论均从维持人的正常状态出发, 把减少消耗、加强再生、保持顺畅、维持稳定作为重要的着眼环节, 主要强调如下几点。

1.1 调和阴阳

《内经》说“生之本, 本于阴阳”, 又说“阴平阳秘, 精神乃治”。所以, 调和阴阳则精神充旺, 邪不能侵, 得保健康。调和之道, 须顺时以养阳, 调味以养阴, 使阳气固密、阴气静守, 达到内实外密、健康有寿。

1.2 流通气血

气为血帅, 血为气母, 二者相伴, 贯通周身, 熏濡百节, 流通则生机正常, 滞塞则淤结病生。流通之道有二:一是以形体动作促进气血流行, 即华佗授弟子五禽戏时所说人体欲得劳动, 但不当使极耳。劳动则气血周流, 此即流水不腐的道理。二是以意念来导引气的运行, 气行则血行, 身体虽或动或止, 但气血之流通、[[经络]]之舒畅始终得以保证, 此即气功吐纳之术。二者均是通过气血流通而养生。

1.3 培补精气

人始生, 先成精, 先天之精源于父母, 藏于肾, 为生命之本、繁衍之源。后天之精由生化而来, 亦藏于肾。故精乃阴气之本源, 精盛则本壮, 气化之源旺, 故生气勃勃。而人之一切活动无不消耗阴精, 故而用药食培补精气, 补精以滋源, 补气以助化精。延年之药食虽多, 而不外乎培补先后天精气之大要。

1.4 节欲保精

七情六欲人所不免, 多欲则伤精, 故须节欲以安精神;房室有节以保肾精, 使精常满盛, 而体健寿延。

2 传统养生的主要方法

传统养生方法很多, 着眼点各异, 但殊途同归。大致分以下几类。

2.1 调神养生

精神乐观, 则气舒神旺;精神抑郁, 则气结神颓;喜怒不节, 则气耗神消。故清心寡欲可使心气平和、血脉流畅、精神安定虽有大惊猝恐而不能为害。调神之法, 参禅入定, 或心有所恃, 或弦歌自娱, 或山林探幽, 以气度从容, 心思安定, 志闲而少欲, 心安而不惧, 则神调。

2.2 吐纳养生

即今之气功。气功之要, 一是静心, 静而不思, 若能无外无我, 可以养神而致长寿。二是以意引气, 以气行周身, 通达经络包括通任督、通小周天、通大周天等各种方法, 达到养气养神、经脉流畅, 保健强身。

2.3 导引养生

又称为练形养生。导引吐纳, 自古即用于描述气功及形体强身, 未有细致确定的区分。这里则专指以形体动作为主导方法的养生, 所谓“主导”, 是因为这种方法本身也要求有呼吸动作的配合。这类养生术有五禽戏、八段锦、易筋经、极拳以及被动的推拿等。

2.4 食饵养生

通过调节食物的品质、数量、进食规律, 以及回避有害的食物以养生, 也包括饵药养生 (古称神仙服饵) , 其内容包括食性、食养、食疗、食节、饮食禁忌及药养等。

2.5 保精养生

精气神为人之三宝, 精化气, 气生神, 故精又为人之动力源泉。保精之法, 开源节流。节流有二:一是养神, 神安不乱, 精不妄耗, 清静无为, 恬愉自保。二是节房室, 古人将男女好合、房事伤精看得很重, 认为精生有限, 而性欲无节则过耗, 将致疾短寿。开源即促精生长、吸引采补。前者有食饵、药物、修炼等法可以试行, 后者则主要与房中术有关。

2.6 环境养生

人的生活, 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环境的影响, 因而对水土气候、地形地貌、森林植被等均有所选择。古人主张在高爽、幽静、向阳、背风、水清、林秀、草芳之处结庐修养, 故多选择名山大川、幽雅清静之处。现实生活中只要达到适宜也就可以。

3 与其他学术思想和学科的关系

养生原则, 除了思想上的要求外, 生活中的具体指导则包括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及行不欲离于世等, 又与孔孟关于注重饮食的规律、数量、品质, 强调精神愉快、兼善天下的积极干预社会的主张相吻合。结合《[[内经]]》的成书年代来看, 这是明显地受到上述诸家有关养生主张的影响, 并吸收了这些观点。传统养生学与相关学科关系。

3.1 传统养生学与老年医学的异同

二者都研究衰老的原因, 探索延缓和控制衰老的途径、方法, 保持老年人的健康、预防老年性疾病的发生等内容;不同点在于老年医学局限于老年这一特定的人生阶段, 以此期间的疾病及其诊疗为研究内容, 养生学则不包括治疗部分, 也不局限于老年这一年龄段。

3.2 传统养生学与康复医学的异同

康复医学的研究对象特指疾病已被控制而其造成的影响尚未得到完全纠正这一特定领域, 如病愈后衰弱体质的复壮, 骨折愈后关节僵直、肌肉萎缩的恢复, 脑出血停止后丧失功能的恢复, 人工替代部分 (如假肢等) 的功能锻炼等。其中如体质的复壮也属于养生学的内容, 而其余的则更接近于治疗学的内容。至于人工肢体及其功能锻炼, 则属于西医学中伴生的问题, 古养生学中无此内容。

3.3 传统养生学与预防医学的异同

预防医学更重视如何预防疾病, 如各种预防药物的研制与应用、各种控制病因的手段等;养生学虽也包括强身防病的内容, 但却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另外, 养生学虽然涉猎广泛, 但不如预防医学针对性强。

3.4 传统养生学与体育锻炼的关系

应该说, 一般的体育锻炼不问其形式和内容, 都是从强身健体出发, 如游泳、登山、跑马、射箭、下棋、打拳, 均是养生的内容。但体育中的竞技, 则更在于决出胜负, 在于体能的最高表现, 已与养生目的不同, 也不一定能达到长寿的目的。另外, 如武术、技击等虽与太极拳相近, 但重在打斗、制敌取胜, 是防止被武力伤害意义上的预防, 而不是防止被疾病伤害意义上的预防, 故而不属于养生学的范畴。正如同弦歌自娱可以养生, 而音乐戏剧不属于养生学一样。

4 结语

综上所述, 中国传统养生理论与实践由于有着古代哲学和中医基本理论为底蕴, 所以显得尤为博大精深。它汇集了我国历代劳动人民防病健身的众多方法, 揉合了儒、道、佛及诸子百家的思想精华, 堪称一棵充满勃勃生机和浓厚东方神秘色彩的智慧树。作为一种焕发着勃勃生机的文化现象, 传统养生学在数千年漫长的历史进程中, 不但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 而且也积累了一整套实用、同时又充满我国古代劳动人民聪明睿智的实践方法。

参考文献

[1]王楠.论中国传统体育养生观[D].河南大学, 2006.

[2]陈连珍.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养生思想模式及其现代文化价值研究[D].西南师范大学, 2005.

[3]张斌, 袁跃, 张庆武.论中国传统体育养生文化的现代社会效用[J].吉林体育学院学报, 2005 (4) .

关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 篇5

长沙理工大学覃加哲***

曾看到过这样一句话：“文化，是与人种和土地这些物质要素同样重要的精神要素。”试想，如果一个民族没有了土地或是丧失了本真的种族属性，那么这个民族其实是虚无的、根本不存在的。如是，若一个民族丢失了它的文明、模糊了它的文化定位，那么这个民族的民族精神也将不复存在，它必然不能继续走下去，哪怕连站立的勇气都没有。

文化本身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因此，文化既具有地域特征和民族特征，又具有时代特征。在历史性意义上，中国文化既包括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也包括中国文化传统发生剧烈演变的近代文化与现代文化。

泱泱中华，上下五千年辉煌的历史，是整个人类社会文明史上一颗耀眼的明珠。传说中，世间混沌，盘古生其中，开天辟地，历史从此开始；共工氏头触不周山，天塌西北地陷东南，女娲氏炼五色石以补苍天；神农氏尝百草，赐福后人，万世传颂；仓颉依万物之形意，造字留书。这些神话，奠定了神传文化的初始。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天人合一、万物皆道的思想融入华夏文化的血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两千多年前的孔子设馆授徒，把以“仁义礼智信”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传与社会。公元一世纪，“慈悲普度”的释教佛法东传，中华文化变得更为博大精深。儒、释、道三家思想交相辉映，使盛唐时期达到举世瞩目的辉煌。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也是我们从先辈传承下来的丰厚的历史遗产。它不仅记录了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发生、演化的历史，而且作为世代相传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风俗习惯，渗透在每个中国人的血脉中，制约着今日之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和思想方式。中国传统文化并不简单地等同于儒家文化，也不是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和佛家文化的简单相加，而是中华民族各种思想文化的总和，包括了各种观念形态和物质形态的文化。

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我国的传统文化一直表现出极大的融合力与生命力，其精华代代相传。“天人合一”代表着我们祖先的宇宙观；“善恶有报”是社会的常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为人的起码美德；“忠孝节义”是人生于世的标准；“仁义礼智信”成为规范人和社会的道德基础。在这样一个前提下，中华文化体现出

诚、善、和、容等优点。“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反映出百姓敬天地、忠社稷、重家庭、尊师道的根深蒂固的文化内涵。中华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和谐，重视个人的修养，以儒释道的修炼信仰为根，能够包容，能够发展，能够维护人间道德，能够使人有正信。

传统认识 篇6

虽然大量学者在上个世纪曾经轰轰烈烈的大讨论中投入了不少精力，问题却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资本主义？如果不能，究竟是什么原因？这个难解的问题，近几年来似已少有人问津。然而，一些西方学者倡导的“东方中心主义”使此问题再度成为热点话题。美国学者弗兰克和彭慕兰提出西方率先现代化偶然论。彭慕兰在《大分流》（江苏人民出版社二○○四年五月版）中提出，英国及欧洲的工业化几乎完全是一种“历史的偶然”。十八世纪中叶以前的中国与西欧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只是煤的广泛使用和美洲新大陆殖民这两项“根本性的突破”，才使西欧胜出。罗伯特·马克斯在《现代世界的起源》（商务印书馆二○○六年八月版）中明确表示他深受弗兰克和彭慕兰的影响，他也认为西方的兴起有着相当的偶然性，并强调煤炭资源在西方现代化中的作用。

“东方中心论”的横空出世，无疑适应了中国历史学批判“西方中心论”的需要，因此它受到许多学者的热情关注，也有一些学者对这种标新立异之论进行分析和批评。《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下称《转型》）指出，彭慕兰把煤矿认做英国工业革命最重要的条件，问题是中国并非不存在这种条件。中国不缺煤矿，而且有长期采矿的历史，为什么这些煤矿没有使中国发生工业革命？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在十八世纪之前英国没有发现和利用这些煤炭资源？

《转型》认为，中国的落伍与西方的崛起一样，并非偶然。中国与西方很早（起码在十二世纪，而不是明清）就存在着结构性差异，它决定着以后各自的发展方向，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像西方社会那样产生资本主义。为论证这一点，《转型》先从资本主义起源谈起。

关于西欧资本主义的起源有多种说法，内容各异的经济起源说在其中似乎占据了重要位置。《转型》充分肯定经济因素对于社会转型的重要作用，但与贸易起源说、城市起源说等传统说法不同的是，《转型》以西欧中世纪的农村经济为切入口，看到农民经济力量的增长是现代化的经济前提。现代化是从农本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研究现代化从农村和农业经济入手，的确是抓住了关键所在。《转型》指出，贸易和城市货币经济在西欧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变化首先来自农业。倘若不是由于广大农村劳动者首先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为城市提供充足的粮食和农副产品，城市工商业就失去了基本生存条件，也根本不可能使相当大一部分农村劳动力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充实城市人口。农村不仅是城市手工业生产、生活资料的供应地，也是手工业商品的主要销售对象。从根本意义上讲，直接标志着农民物质生产和交换水平的“农民市场”最终制约着“市民市场”的发展。

中国历史的发展也说明贸易起源说和城市起源说站不住脚。中国从战国时起就有了发达的商业经济和城市，但是却并没有因此产生资本主义。

关于西欧资本主义的起源，还有一种“暴力说”，而“暴力说”又与误读“原始积累说”相联系。这种说法把对外掠夺殖民地和对内剥夺小农看做是资本主义产生的主要原因，因而资本主义被认为完全是血腥和野蛮的暴力之产物。英国的“圈地运动”被看做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典型。托马斯·莫尔对“羊吃人”的谴责无疑加深了人们对原始积累的印象。《转型》则指出，人类社会几千年的历史上始终有统治者对臣民及生产者的掠夺，但暴力剥夺自身不能产生资本主义。农业资本主义的基本要素在圈地运动前业已基本形成，原始积累首先是经济积累、市场积累，重要的是开辟了市场积累的道路，暴力只是资本主义的催化剂。更进一步看，西欧的原始积累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在所谓原始积累之前，西欧已经经历了长时期的“前原始积累”，这使西欧农村经济与社会取得长足的发展。事实证明，是个体农民的普遍和相对的富足而不是普遍的贫困奠定了资本积累的基础。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普遍提高，一部分富裕农民乘势而起，与富裕市民、商人以及资产阶级化的乡绅、骑士融为一体，成为社会的中产阶级，并取得越来越大的发言权。他们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的前身。农民经济力量的增长还有力地促进了国内外贸易的繁荣和城市的发展，这些都是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同时，农民经济力量的增长伴随着个体权利包括抵抗权利的发展，这一过程是极其丰富的，所以既是物质积累，也是精神积累。“前原始积累说”是《转型》作者的独创。《转型》由此而超越了此前的几种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主要论断，如贸易起源说、城市起源说和暴力说等。

与英国相比，中国明清时期并没有经历像英国以及西欧那样的前原始积累。中国农民不是普遍富裕而是普遍贫困。清代相当多的农民收入是负增长，求温饱都困难。农产品的商品率和储蓄率，中国的农户都大大低于英国的农户。横向的比较是如此，纵向的比较更能说明问题。英国中古晚期的粮食生产率比中期提高了近一点四倍，而中国清代与明代相比不仅没有上升，反而下降。

西欧农民的经济力量为什么能够持续增长？经济史实不能完全由经济因素来回答。《转型》始终致力于探讨决定西欧社会发展方向的结构性要素，该书从大量的史实中发现，西欧生产者尽管经济发展的起点很低，物质生活比较艰苦，但是他们很早就有较强的自我保护意识及能力，因此能坚守一种个体权利的底线。比如迫使领主不能随意提高地租或增加劳役，地租和赋役量都要在法庭上受到严格的限定；惩罚农奴必须经过法庭，由庄园全体共同裁决等等。这并不是说农奴不受压迫和剥削，而是说农奴已经根据一种法律体系取得了某种权利，从而获得某种程度的保护。凭借着习惯法，即使是在农奴制最严酷的条件下，农奴也能有效地维护自己的利益，有力地抑制统治者的过分侵夺。书中列举了一些生动的事例，令人感到新奇和振奋。例如英国某庄园主试图剥夺一个农奴的某块土地，但是他不能用个人权力直接这样做，而是得经过庄园法庭裁决（庄园法庭由庄园中的全体成员组成，上自领主以及领主的代理人，下至农奴，都有权参与案件的审理）。在法庭上，这个农奴争辩说，他有权持有这块土地，领主要收回他土地的做法是没有根据的。法庭最后的处理意见是：“将这个问题搁置起来，直到达成更充分的协商等。”还有一个案例：某庄头（领主的代理人）指控一个农奴装病，不服劳役，按规定应该对其罚款。该农奴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法庭经调查后认为，庄头的指控没有事实根据，结果庄头因犯有诬告罪而被处以罚款。这些事例说明，领主不能任意处置农奴的财产，也不能随意地支配农奴的人身；农奴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得到法律的保护。

《转型》中还说，当佃户的权利受到领主侵犯而又不能得到庄园法庭保护时，自由身份的佃户可以越过庄园法庭向王室法庭申诉冤情。在英格兰的斯塔福德郡，有三个佃农与其领主进行了长达三十五年（一二七二——一三○七）之久的争讼。佃户指控领主所要求的租金和劳役量大大超过了惯例，是难以接受的。如果佃户的身份是农奴，无权上诉上级法庭，但他们可以集体对领主提出要求，有时还以集体拒服劳役的方式施加压力。作为最后一种手段，他们还可以逃奔到城市、新垦区或另一个庄园。在许多情况下，在佃户的集体压力下，地租不仅难以上升，还出现了一再下降的趋势。十五世纪初，沃里克伯爵的全体佃户与领主数次谈判，迫使领主做出重大让步，地租竟下降三分之二以上。庄园的档案记载了领主妥协的原因：“若不降低地租，他们（佃户）就要集体离开庄园。”种种事例表明，西欧的习惯法及法律制度对于中世纪小农经济的发展是一道保护性的防波堤。

由于能够有效地限制领主的剥削量，使得农民，甚至农奴能有较为普遍的和持续的财富积累。以致到中世纪后期，地租长期不变，而农民的收益却迅速增长。据经济学家统计，农民每交给领主一个便士，就往自己口袋里放进六个便士。在十三世纪末实行货币地租后的三百年间，租金基本是稳定的。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地租在土地产值中的比例，由劳役地租时的三分之一缩减到五分之一、六分之一甚至十八分之一，领主的收益因此大大下降，而留在农民手里的产品不断增多。这些产品除为农民消费外，大部分送到市场，成为中世纪晚期西欧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广泛基础。还有一部分作为扩大再生产的资金，有力地促进了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由此，人们不难理解生产者个人财富能有普遍的增长，也不难理解逐渐形成的富裕农民最终成为“第三等级”的一部分，在社会上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是西欧之外不曾发生过的历史现象。”

《转型》得出这样的结论：法律保障机制对于西欧社会的转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西欧的法律与法律体系，不仅避免各级领主的恣意侵夺，还表现在限制全国性赋税，抑制王权与政府的非生产型消费，从而有助于整个社会的生产积累和开发。相比之下，有学者认为，中国因为缺乏这种法律保障机制，政治权力对个体权利的压抑造成了社会的相对停滞，这是中西社会差异之关键。我们未能看到中国的农民像西方农民那样在法庭上与统治者据理力争，也看不到农民的普遍财富积累和经济、政治力量的增长。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压抑财富，首先压抑的是创造财富的个体和群体。在政治和军事体系之外，中国始终没有出现靠经营实业起家的“第三等级”，当然，也不会出现西欧那样的“前原始积累”和原始积累。所以直到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既没有现代意义的经济增长，也没有改变传统的社会结构。

在这里，不免要涉及对中西劳动者地位的认识。中国史学界普遍认为，占当时中国人口大多数的“自耕农”有比西欧农奴更优越的生产条件。西欧农奴人身不自由，而中国的自耕农有一定的独立性，有自己的土地，能够自主经营，人身依附关系较轻，因而比西欧中世纪的农奴有较高的生产积极性，能够创造出更多的财富。《转型》认为这是一种误解。该书说，严格地讲，直至近现代以前，中国没有自耕农。自秦朝以来两千余年的古代社会中，中国只有“编户齐民”和各种形式的佃农。所谓中国的自耕农就是国家登籍造册并征租缴赋的农民。他们对所耕土地只有有限的所有权，而国家拥有对土地的最高所有权和支配权。“与西欧农奴相比，中国农民更缺乏个体权利，哪怕是最基本的权利，因此面临着更苛刻的压迫和剥削。难怪中国农业劳动者难以积累起个人财富，也一直没有出现像英国约曼那样的富裕农民阶层，成为近代农业的发起人。”

“结构性差异”之说的确抓住了比较研究的关键，极具启发性。笔者据此发现了“东方中心论”的缺陷所在。该论以为中国曾经比西方先进，所以有可能自发产生资本主义。这实际上是混淆了“差距”和“差异”两个不同的概念。经济发展的差距是表层的，可变化的。而社会结构的差异是深层的，决定性的。正是法律保障机制使得经济曾经落后的西欧能够后来者居上，引领世界潮流。现代化从西欧向全球的扩展也是法律保障机制的推广，而经济的发达以及社会的全面进步只是这一过程的结果。

比较历史学在中国是一门新兴学科，目前仅有少数世界史的学者在从事这项研究，尚未引起更多学者的参与和关注。《转型》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视野即新的观察角度，拓宽了历史学的研究领域。它给我们一个启示，即历史比较研究应该是一种普遍应用于历史学的方法，而不仅仅是一项专门的研究，这种方法对于中国史的研究尤为重要。一位研究中国漕运的学者一次问一位西欧史专家，西方的漕运是怎么搞的。西欧史专家笑着说，西方哪里有什么漕运呀。西欧的国王根本没有能力迫使人民为他们运输所需的物资，只能自己跑腿，到各个王室领地去就地消费农产品。《转型》中也介绍了西方国王“巡行就食”的情况，这说明了中、西王权的差异。只有时时处处与外国的历史相比，才能更清楚地认识自身的历史，才能准确地把握中国社会的特征。

《转型》所采用的方法对当代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及其学术转型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特别是那种“从西方看中国”的历史比较研究方法有助于解决一些悬而未解的重大课题。例如中国“封建社会”（因沿用老说法而加上引号）长期延续问题，实际上是相对于西欧封建社会而言的，这一问题的实质是说中国封建社会的时间比西欧诸国长，没能像西欧那样迅速发展资本主义。问题虽由西方引起，研究却未从西方做起。几十年来一直是缘木求鱼，闭门造车，所以得不出结论是自然而然的。用《转型》提供的方法，这类问题就可迎刃而解。

中国社会的“封建性”问题也是争论不休的一个大问题。中国人理解的“封建”概念本是从西欧的“封建”演变而来，大多数学者却不去探讨“封建”的西方本原，所以长期以来难有定论。即便是中国特色的“农民战争”研究也能通过与西方历史的对比得出新的认识。以往中国学界的主流观点是阶级斗争动力论和与之相关的农民战争动力论。在新时期，有学者质疑这种观点，说中国农民战争多，社会却长期停滞不前，而西方农民战争少，也就是阶级斗争少，社会进步反倒比中国快，可见，阶级斗争并非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实际上是一种片面性掩盖另一种片面性。这些认识都过于简单，或者说是过于眼光狭窄。他们没有看到，阶级斗争有多种的表现形式，并非只是一种暴力的、武装反抗的形式。《转型》说：“英国农奴反抗斗争与中国农民战争相比，具有自己的特点。首先，在英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几乎没有爆发过一次真正的全国规模的农民起义，但农奴和其他农民针对本庄园领主进行的集体抵抗斗争却很频繁。相比之下，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农村里，全村农民团结一致进行抵制或反抗的情况远没有西欧那么普遍。这当然与中国农民的生产生活过程和与之相适应的农村的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的特点有关。其次，英国农奴在反抗斗争中几乎没有提出过推翻某个现存封建王朝并取而代之的纲领，也几乎没有提出过‘均田免粮’之类的笼统而难于实现的要求。相反，他们大多是提出改善其经济社会地位的具体目标，即使在一三八一年那样的大起义中，由各村代表共同商定的要求，也主要是废除农奴制度、保证贸易自由，每英亩土地租金不得超过四便士，以及大赦起义者等。”西方农民经常性的斗争是那些合法的、非暴力的斗争，最重要的是在法庭上与领主较量。可见，西方并非是阶级斗争少，而是中国式的单纯暴力的阶级斗争少。因为，西方农奴能够通过多种方式来有效地维护自己的权利和改变自己的地位，无需较多地诉诸武力，尤其是不靠夺取政权来实现自己的利益。所以不会出现大规模的、全国性的农民起义。中国民众恰恰是因为平时缺乏合法斗争的手段，缺少法律保障机制，积重难返，才会在王朝末期爆发大规模的武装反抗运动。

历史比较研究能够发现不同社会中存在着大量极有趣，又有意义的史实，这也是历史这门古老而又常新的学问引人入胜的原因之一。

认识西方传统雕塑色彩运用的发展 篇7

如今, 我们看到的西方传统雕塑所运用的多是石质材料, 故而难免在许多人的认识中雕塑是单一色彩的。然而如此片面的认为雕塑语言的展示仅是通过其情节性的设计, 形体张力强弱表现, 材料特性运用来等几方面的体现, 则是古希腊雕塑家菲迪亚斯的遗憾。

在奥林匹亚发掘出来的驭者头像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雕塑的头部不仅是头发, 还有眼睛和嘴唇都上涂金色, 使整个面孔看上去更加具有美丽, 热情的效果。然而这样一个头像并不会因为这样炫目的色彩而是整具雕塑浮华和俗气。在雅典帕提农圣庙中一个驭者的头像都采用了如此亮丽的色彩来装饰, 那处庙宇中的原作有该是何等的精细, 鲜艳和光彩照人, 带给人们无比震惊的视觉效果同时, 也拉开了雕塑与真实参观的人物的距离, 让人发自内心的尊敬和膜拜。不可否认正是因为的运用得当, 将这尊神的形象提高到了一个高贵, 典雅的位置。随着时代的变迁, 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中世纪至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塑作品为何给人的却是单一色彩运用的印象呢?通过史籍考察, 我们推测这种雕塑模式的出现主要由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 从中世纪后期到文艺复兴时期, 基督教发展起来, 认为“偶像崇拜”属于异教邪说, 拆毁和砸碎了古希腊时期的许多雕塑作品, 这一方面促使现今遗留下来可供参考的古希腊雕塑的数量屈指可数, 这样的观念在另一方面使得艺术的功能旨在阐明宗教教义, 而不再在视觉效果上做过多的追求, 色彩在雕塑中的运用相对也减少了。

第二, 这一时期欧洲大陆宗教势力得到发展, 但经济实力并不强大, 与此同时北方各族亦是骚乱不安, 故而生产力水平整体比较低下。一直到十四世纪行会成立之时, 雕塑家也是归于石匠的行列, 人们的共同认识中雕塑家的身份与其创作的材质统一在同一概念——石质材料中。与希腊雕塑大部分采用金属铸造, 镶嵌珠宝, 以此强调和保持色彩鲜艳的大手笔比较不可同日而语曰, 这一时期的投资者与雕塑家只能是尽可能的节约雕塑制作成本, 仅以满足其功能性。经过文艺复兴时期, “人们为了复兴文化而去研究古典文化”才有促进了雕塑的发展, 而且雕塑一直是以大理石和青铜的方式出现的, 巴洛克时期雕塑家贝尔尼尼的《心醉神迷的圣特雷莎》中将这一组采用舞台背景设计的效果, 在背景镀青铜细条, 通过一扇隐形窗户射进来的自然光线与黄金光线发出的璀璨光芒结合在一起, 将金色的背景与洁白的石雕对比凸显这一境地愈发的神秘, 通过神圣的光芒引领圣徒进入神圣祥和的领地, 由此通过光线和不同材质产生的色彩变化增加生动的效果, 正是在这样非凡的环境之下, 圣特雷莎将宗教信仰的力量传递给了朝拜者, 使之产生共鸣。

第三, 颜料的制作水平也是制约雕塑色彩运用的一个重要因素, 由于贵重金属和宝石使用的限制, 在一小部分雕塑运用颜料丰富色彩也是其中的手段之一, 但是我们知道直到尼德兰画家杨.凡.艾克之前颜料大都使用药材, 色彩在雕塑中运用的手法生硬, 颜色也不明亮, 所保存的时间也比较短, 这也是色彩在这一时期雕塑中运用比较少的原因之一。

然而在反对宗教改革运动时期, 还有另外一种占有重要地位的艺术形式, 那就是多重色彩的木雕和陶雕。这种艺术形式是16世纪在西班牙的一种重要的艺术形式。为了力求雕塑的真实性, 色彩在西班牙雕塑中的运用非常的广泛, 这也是西班牙雕塑对于巴洛克时期雕塑巨大而独特的贡献。

这一时期的人们认为“特殊的雕塑偶尔会被认为具有某种特殊的功效, 人们还相信特殊的模仿体一旦达到逼真的效果, 能够增加与神灵虔诚的交流。”西班牙画家和理论家弗兰西斯科.巴其斯 (1564——1654) 在1622年提出“大理石和木头都需要画家的手赋予生命”, 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画家和雕塑家的合作使得雕塑人体向更具有现实主义色彩方向发展, 让他们好像真的被赋予了生命。

雕塑家们在保留西班牙雕塑艺术传统的同时, 采用了各种的添加材料, 技术创新层出不穷, 不仅努力的追寻真实的人体色彩效果, 更是广泛的运用仿真品和添加物, 如真头发所做的假发, 象牙所塑造的牙齿, 表现伤口的软木及皮革。如弗兰西斯科.林孔的《升起十字架彩车》中人物大小比例采用真人比例, 艺术家对人物身体绘制人体本色, 并对不同人物服饰进行了精细的描绘, 将真实的道具搬移至该场景中。如此多种手段的综合运用使得雕塑朝着现实主义的方向发展, 人物效果更加的逼真, 所展示的教义通俗易懂, 从而鼓舞大众笃行宗教。

从文艺复兴开始, 雕塑艺术渐渐的不仅是为宗教服务, 而是开始了逐渐融合艺术家个性独立发展的阶段, 发展至印象主义时期, 印象主义提出将人们的经验中表象里概念的元素从纯视觉的成分里分开来, 尤为重要的是将颜色从物体的连接中解放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元素在艺术作品重新构成和运用。同样的色彩在雕塑领域也展开了一个自由的天地, 雕塑也同样有了一个更广阔的天地, 雕塑家对色彩的运用也不仅是停留在对自然的模仿, 开始了主观的雕塑色彩处理, 不再仅是与自然的平行工作。

从西方传统雕塑的发展中看色彩的运用和变迁, 可知纯一色彩的雕塑认识是受到雕塑材料的运用, 经济状况及科技水平, 思想认识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而单一色彩在雕塑中的展现也不是最初雕塑形成之时所具有的概念, 单纯的看待雕塑而将色彩分离, 这是在对自然的认真审查模仿的一种悖论, 科技水平的提高, 物质生活的丰富促使不少雕塑家在雕塑作品的制作中更加强调对原始对象完整性提取, 硅胶色彩的置入, 雕塑作品的彩绘, 及人体毛发的置入都提醒人们, 雕塑作品色彩的多元化运用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摘要：本文通过西方雕塑发展历程中色彩运用进行分析, 认识色彩如何逐渐在雕塑中得到多元性应用。从而打破在许多人的认识中雕塑是单一色彩的观念, 提出这种认识却是对传统雕塑模拟自然的悖论。

关键词：西方传统雕塑,色彩,多元化

参考文献

[1][英]贡布里西.《艺术发展史》.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6.

[2]欧阳英著.《西方雕塑艺术金库》.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0.

[3][德]瓦尔特·赫斯著, 宗白华译.《欧洲现代化画派画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传统认识 篇8

《中国教师》: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各种思想文化与观念形态的历史积淀, 一脉相承, 具有一定的延续性, 理应在各个时期都得到重视, 但为什么当前我们要突出强调“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您认为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是什么?

徐梓: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既有政治、社会方面的原因, 又有学术方面的原因。作为一名学者, 我将政治、社会方面的原因归结为外部原因, 学术原因归结为内在原因。外部原因主要体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第一, 百年来, 我们的传统文化充当了经济落后的“替罪羊”, 主流意识形态对我们的传统文化采取的是鄙薄、仇视和批判的立场。针对这一情况, 有人说“我们用自己的双手挖出了自己的心, 用自己的双手割断了自己的脐带”。从五四时期的“打倒孔家店”, 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破四旧”, 可以说没有哪一个民族像中华民族做得这样决绝, 和自己的传统过不去, 和自己的祖宗过不去。我们一直是在激烈地反传统, 将我们现在生活的不如意归罪于我们的传统, 把我们今人的不作为诿过于我们的祖宗, 认为所有的问题都出在传统的“根”上, 是传统文化造成我们近代的屈辱和现今的种种不如意。然而, 20世纪60、70年代, 属于汉文化圈的亚洲四小龙兴起, 特别是改革开放的30多年间, 我国经济大踏步式地高速增长, 跃居到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这时, 我们发现将经济落后归罪于传统文化的外部条件消失了, 激烈地反传统实在过于鲁莽, 因而很多人开始对传统文化有一种温情与敬意, 也就是势所必然。

第二, 持续地、极端地、无条件地反传统, 在很多人的内心深处种植下这样一种意识, 那就是传统文化是愚昧落后的代名词, 是现代文明的绊脚石。在这样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式下, 传统文化的价值被完全否定, 传统文化的地位被彻底贬斥, 传统文化的面貌被全盘抹黑, 造成传统文化的花果飘零, 后继乏人, 以至于受过正规教育的知识分子, 无论拥护还是反对国学教育, 大都没有多少传统文化的素养可言, 很多人甚至连祖国语言也不能有效地使用。现在, 我们提出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也是出于弥补百年来激烈地反传统所造成的鸿沟和传统文化的断裂。

第三,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并逐渐深入的改革开放, 使中国社会进入了转型时期。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 现今中国社会转型的速度、广度、深度、难度都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在剧烈的社会转型过程中, 社会结构深层处的变化派生出社会价值取向的多元化。一方面, 旧有的社会规范对很多人已经失去控制力, 但还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另一方面, 新的社会规范正在建立, 但尚未得到普遍认可。在这种情势下, 官民之间、贫富之间、城乡之间乃至医患之间的各种社会冲突经常发生, 政治上的行贿受贿、贪污腐败、滥用职权, 经济上的制假造假、弄虚作假、欺瞒诈骗, 道德上的不孝父母、见义不为、见死不救等社会失范现象频发。要想解决当今社会的乱象, 增强社会的凝聚力, 就有必要为各行各业的人们奠定一个共同的文化基础, 确立共同的理想信念。只有立足在一个共同的基础上, 人们才有共同的价值和规范, 有共同的愿景和追求。而这个基础中最能为大多数中国人所接受的, 还是我们的传统文化。或者说, 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最大公约数”。

第四, 科技, 特别是通信领域科技的迅速进步, 使得经济全球化或世界一体化已初现端倪, 各个国家的开放、各个民族文化的交流, 更成为不可逆转之势。而且, 我们要认识到, 经济全球化与民族文化多元化之间并不必然是对立的关系。相反, 越是民族的, 也就越是世界的。世界的一体化, 正在于民族的多样化。如果全球化的终极指向是各民族文化的完全一致, 那将是可怕的。每一种文化都是在应对自然、社会环境挑战时人类独特性、创造性智慧的体现, 都有存在的理由和独特的价值, 都应该受到尊重。在经济全球化时代, 认识和了解本民族文化根基和内涵的“文化自尊”, 与了解文化之间的差异性, 尊重其他文化多样性的“文化尊重”同样重要, 二者缺一不可。我们国家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和丰富遗存, 是一个有13亿人口的大国。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 如果我们只是向外国学习, 从国外引进, 而没有文化的传播和民族文化的贡献, 两手空空地参与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 是与我们的悠久历史、丰富遗存和大国地位极不相称的。认为经济全球化就是西化, 就是美国化, 可以不顾历史文化传统, 也可以不顾现实环境而推广到全世界的每个角落, 是一种其他文明都必须降服的主流文明, 中国靠上去、贴近它、融入其中就行了的看法, 不仅是对民族文化独特价值的放弃, 更是对这种独特价值内在的普遍性因素和普遍性价值的放弃。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表达出我们民族对人类文明应该也能够作出贡献的心声。

从学术方面来说, 我认为传统文化主要应该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即经典文本、文化知识和技能技艺。对教育而言, 就是要教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内容。那什么样的知识对我们来说最有意义、最有价值呢?在我看来, 就是各个民族, 并且首当其冲的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经典。因为民族文化的经典是那些历史上具有最聪慧的头脑、最伟大心灵的人们的产物, 是他们智慧的结晶。《四书五经》的内容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在今天依旧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可以说, 国学经典教育就是最优质、最有价值的教育, 是博雅教育, 是通识教育, 是人文教育, 是素质教育, 而且是实施素质教育的有效途径和不二法门。我在演讲中经常强调这样的一个观点:通过传统文化教育, 才能使我们的后代掌握优雅、精致的祖国语言, 成为一个既有知识又有文化的现代中国人;才能使我们的后代走进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亲近、认同这个家园, 并有能力参与到这个家园的建设过程之中;才能让我们的后代将自己生命的根须, 扎植于传统文化的丰厚土壤, 把自己从一个自然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中国人, 变成一个自觉的、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

《中国教师》:在教育领域, 您认为我国传统文化怎样教学才能充分体现其价值?

徐梓:无论在大、中、小学, 我认为经典诵读就很值得提倡。根据甘阳先生的说法, 美国的通识教育有两门核心课程, 一是人类文明, 二是经典研读。人类文明课程会讲述世界各个民族的历史, 而经典研读课程则是对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康德、罗蒂等人的一系列经典原著的研读。作为中国人与中国学生, 我们有必要学习我们民族的经典, 即国学经典。需要特别强调的是, 我们不但要学习民族文化、国学经典, 而且也要学习其他民族的文化、西方文化的经典。就我个人而言, 我对西方的文化也很感兴趣, 平时主要读两种书, 一种是外国人的著述, 一种是古代典籍。

我国传统文化的价值, 还可以体现在大学的通识教育中。对大学的通识教育, 有很多人在探索, 有多种模式, 我赞同甘阳等人的一些说法与做法, 如我们不能将通识教育完全变成概论式的 (如“中国传统文化概论”等) , 流于表面。我认为有必要从经典入手, 甚至一部经典可以开设成一门课程, 能够上一个学期。10多年了, 我一直在学校给学生上一门公共选修课——传统蒙学与传统文化, 就是将蒙学读物作为一扇了解各个时期文化风貌的窗口, 从最初的《史籀篇》、《仓颉篇》, 一直讲到后来的《弟子规》、《教儿经》。这样做虽然能让学生了解启蒙教材发展的阶段及阶段性特征, 了解其各种类型, 但还是太散, 不聚焦。如果就其中的某一个文本, 比如《幼学琼林》, 进行专门的讲授, 讲授一个学期, 传统文化的价值或许会更加凸显。

《中国教师》:当前社会上出现了一些“经典诵读”的培训班或“读经”活动, 您是怎样看待这种现象的, 您认为这对学校教育工作会产生哪些影响?

徐梓:体制外的私塾和书院的“读经”活动, 应该说对当代的传统文化教育有很大的功劳和贡献。这项活动从20世纪90年代前期一直持续到现在, 已有20多年。对此, 我们要了解它们为什么会出现, 为什么家长不将自己的孩子送到体制内的学校, 而是送到体制外的私塾和书院。许多家长之所以会这样做, 是因为他们认为当前我们体制内的学校不能满足他们的教育需求, 或者说, 他们对我们的学校教育很失望。我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 传统文化教育在很长一段时间, 都是我们的民间力量在努力, 是广大的家长们在努力。它表达的是家长们对现行教育改革失望之后的一种无奈之举, 是有一定文化素养的家长们的一种自救与自助。

然而, 这些体制外的教育机构, 也的确存在不少的问题。比如, 没有一个整体的擘划, 没有科学的设计, 易于出现跟风、攀比的情况, 学习的计划性和连续性不强, 不能循序渐进和按部就班地实施教育活动。另外, 还会出现低俗化的情况。一些培训班会迎合社会上一些人的需要或兴趣, 以占卜、算命、风水、测字等为主要的培训内容。还有功利化的问题, 为了赚钱, 传统文化教育的功能被无限地夸大, 并通过各种手段和渠道向社会宣示和传播。这不仅会给国学教育的健康发展埋下隐患, 而且还对当前的国学教育造成严重的伤害。

体制外的私塾和书院之所以有市场, 主要是因为在学校教育中, 传统文化教育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分量严重不足。所有的家长都想自己的孩子享受更好的、优质的教育, 所有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得到好的文化营养, 但当前我们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应试教育的机器, 而有些家长不愿意自己的孩子成为考试的工具, 希望他们能够真正地学到一些最有价值的东西。面对这种情况, 要办好人民群众满意的教育, 满足家长个性化的教育需求, 我认为有必要改变一些现行的做法。比如, 一方面, 允许那些存在时间长、有影响, 主办者又有良好教育理念的私塾、书院存在, 使其合法化。《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凡年满六周岁的儿童, 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送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但与此同时又规定:“自行实施义务教育的, 应当经县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可见, 我国的法律并没有堵死自行实施义务教育之路, 只不过是需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的批准。要给予它们一定的自主权, 尊重其办学传统, 在收费标准、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师聘任等方面, 不必与体制内的学校强求一致。另一方面, 学校教育应加大传统文化教育的力度, 设置专门的课程, 这也是我一直在提倡和推广的。但直到现在, 全国只有山东省将其纳入了必修课程, 也就是说传统文化教育现在主要还处于校本课程的层次, 最多也只是属于地方课程。

《中国教师》:一些学校会将《四书五经》、《弟子规》等国学经典带进课堂, 您是如何看待“国学经典进课堂”这一现象的, 您认为这些活动会给学生产生怎样的影响?

徐梓:我认为这很有必要, 但现行的做法也的确存在着一些问题。我认为问题的焦点不在于经典该不该进课堂, 而是什么样的经典、什么时候进入课堂, 教的对象和学的主体是谁这样的问题, 也就是我们如何合理地安排不同年龄段的学生学习相应内容的问题。这里, 我坚持两个基本的原则, 一是不主张学习伦理道德色彩过于厚重的内容, 如《二十四孝》, 二是不赞同孩子们过早地接触一些狭义的儒家经典, 如《周易》、《尚书》等。我认为, 应该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 主要学习那些知识性强、具有跨越时代生命力的内容, 如《声律启蒙》、《幼学琼林》等启蒙读物和唐诗、宋词等。

传统文化教育的内容组织和设计一定要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 这是被传统教育证实了的行之有效的一项原则, 这一传统甚至比读经的传统还要悠久, 因而也被历来的教育家所强调。此外, 要遵从古代知识之间的内在逻辑, 注意完整性和系统性。在小学一、二年级时, 学生可以学习《弟子规》、《小儿语》和关于儿童道德教育方面的内容, 养成他们良好的行为习惯。到了三年级以后, 可以读《三字经》、《声律启蒙》、《幼学琼林》、《千字文》等。在小学阶段, 学生在各个年龄段都要读一定的唐诗、宋词。在初中阶段, 学生可以读《四书》, 是选读而非全读, 到高中阶段, 可以选读《五经》。这是我对经典诵读所做的一个基本勾画。或者说, 在小学阶段, 学生阅读的内容是蒙书、唐诗、宋词, 到了初中可以选读《四书》, 到了高中可以选读《五经》。对大学生而言, 则是要带有研究性的学习, 而且内容更加广泛, 除唐诗宋词、《四书五经》之外, 还要阅读各种史书、诸子百家, 著名学者或者著名文学家的文集等。

国学经典进课堂, 我认为对学生素质的优化会有很大的帮助。比如, 国学教育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使我们的学生掌握优雅、精致的祖国语言, 成为一个既有知识又有文化的现代中国人。我国传统教育的终极目标, 就是要培养所谓的“君子”。传统文化中的经典文本, 大都有厚重的伦理色彩, 有很强的道德说教, 反复诵读, 引归身受, 确实可以强化学生的道德意识, 加强自我约束, 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国学经典教育也可以培养学生掌握和灵活应用优雅、精致的祖国语言。以蒙书为例, “天地玄黄, 宇宙洪荒, 日月盈昃, 辰宿列张”给人们一种很壮阔的气势, 诵读之际, 可以培养人们的气势与气韵。《千字文》只有短短的1 000个字, 内在结构非常严谨, 气势宏大, 语言精致。它1 000字不多不少, 也不重复, 四字一句, 押韵便读, 不能是文字的简单堆积, 而要表达一定的意义。可以说编《千字文》是“舞霓裳于寸木”, 在一寸见方的木头上, 跳幅度很大的霓裳羽衣舞;“抽长絮于乱丝”, 在一堆纷乱的丝中, 将一根丝线抽得很长很长。在这里, 我们可以体味到祖国语言的优雅与精致, 感受其气势的宏大。再比如, 《幼学琼林》中有“畴昔、曩者, 俱前日之谓;黎明、昧爽, 皆将曙之时”, 当我们在阅读历史文献时, 就会发现它的价值。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开篇说:“少卿足下:曩者辱赐书, 教以慎于接物, 推贤进士为务。”在读完《幼学琼林》后, 我们知道“曩者”就是“前天”的意思, 就会对历史文献有一个较好的理解。因此, 即便是诵读一些蒙学读物, 也可以掌握和灵活地运用祖国语言, 感受汉语的气势和气韵, 可以自如地驾驭汉语, 可以写得一手漂亮的文章。所以我常说, 当我们将高度凝练、爷爷辈的文言文掌握后, 浅显通俗、孙子辈的白话文就不在话下。

《中国教师》:您能谈谈当前学校校本教材的建设与传统文化教育结合的情况吗?

徐梓:我主编过一套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学教材, 现在有很多的学校将它作为校本课程的教材在使用。但校本教材的开发, 如果没有特定学校的校长和教师的参与, 那也不具有校本教材的特质。如果校本教材面向全国, 面向所有的学校, 就会失去它作为校本教材的意义。校本教材要以学校为本位, 由特定的学校自己确定, 要有很鲜明的个性和特色。

现在, 我正在和北京海淀区上庄学区的校长和教师合作, 共同编写一套《家训与家风》的校本教材。《家训与家风》校本教材分上、下两册, 上册主要讲家及修身之要, 下册主要讲家族与齐家之道, 从社会的细胞——家、家族讲起, 再讲个人修身, 讲治家原则。在设计德目时, 既注重传统的美德, 也参照西方与现代的道德, 并将中国传统的家训和古典文本中的一些格言警句、有关的知识与诗歌编入这部教材。根据上庄学区的计划, 这部《家训与家风》的教材不但学生要读, 家长也要读, 以形成家校合力。在活动课环节, 我们还设计了让学生根据传统的家训, 针对自家的实情, 自己编制家训, 让自己和爸爸妈妈共同遵守。此外, 还有一些学校在和我联系, 希望我协助他们编辑《中华传统美德》之类的校本教材。我举这些例子是要说明, 传统文化在校本教材的开发与建设中大有用武之地。

《中国教师》:语文教学是传播传统文化的主渠道, 您认为语文教师在开展传统文化教育方面应该注意什么问题?

徐梓:在现阶段, 语文课确实是体制内学校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主渠道, 但靠这种渗透的方式, 依然达不到传统文化教育的目的。所以, 我主张将中华传统文化单独设科。就当前的情况来说, 除了在语文课中加大传统文化内容的比重外, 再就是要加强语文教师的培训, 使他们从偏重白话文教学, 进而有能力从事文言文教学;从主要讲述表浅的知识, 转向知识背后文化意蕴的挖掘。

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 是高度浓缩、高度凝练、意蕴丰厚的文言文, 而进入民国后, 我们强调直观教学, 在启蒙教育阶段教给学生的主要是“小鸟飞, 小狗叫, 小儿追, 小狗逃”、“大公鸡, 喔喔叫, 小朋友, 起床了”之类的内容, 这与“天地玄黄, 宇宙洪荒, 日月盈昃, 辰宿列张”相比较, 显然人文意蕴淡薄, 就像白开水一样, 王财贵先生形象地称这样的内容是有知识没文化。我和一位老师曾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对海外听众讲《千字文》, 1 000个字, 足足讲了40讲, 每一讲要近半个小时, 这是因为它具有丰富的人文意蕴可以挖掘, 才可以讲解这么长的时间。语文教师在教学时, 不能单纯地让学生背诵和记忆, 也不能只是解释其表层意思, 而是要尽可能地揭示其背后的文化意蕴。

此外, 语文教师要特别注意孩子兴趣的培养, 利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和方法, 让学生对古代的文本产生兴趣, 而任何单纯的背诵和机械的记忆都会让他们对这些文本有畏惧感。教师除了适当的讲解之外, 还要通过一些别的方式, 如与经典文本切近的故事、能够启发学生形象思维的诗歌, 增加学生对经典的理解和认识, 增进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兴趣。我认为这是语文教师要特别注意的内容。

《中国教师》:那么对普通科任教师来说, 他们应如何在自己所任科目中渗透中国传统文化?

徐梓:每个学科、每门课都有它特定的功能, 不能将其功能泛化, 泛化之后, 其自身的功能可能就发挥不了了。在现阶段, 在传统文化还没有单独设科之前, 在各个学科中加大传统文化的比重, 是一种可取的做法。比如说, 很多学校会在综合实践课中, 带学生去学校周边开展调查, 参观名胜古迹或名人故居, 希望通过这些活动让孩子进一步了解这些古迹的历史, 了解名人的成就, 这也是传统文化教育比较重要的方面。再比如说, 一些体育课, 也有诸如踢毽子、放风筝等儿童传统游艺的内容。通过这些活动, 可以渗透或体现传统文化, 但要想通过这种偶尔的“体现”、零星的“渗透”来实现传统文化教育的目标, 这是远远不够的。我不是说这些课的任课教师做得不好, 而是说他们有自己特有的功能, 要着力于自己的主要目标, 不能也不应该舍本逐末, 把主要的精力用于本来不属于本课的任务上。

《中国教师》:您对传统文化教育有哪些寄语?

浅谈对西藏传统法律文化的认识 篇9

第三, 西藏传统法律文化中法律观念的淡薄。

西藏传统法律文化所具有的宗教性和道德性的特征, 就决定了人们法治观念的淡薄, 法律理念的缺失。由于宗教力量是统治社会秩序的主导因素, 传统法律文化也被赋予了浓厚的宗教色彩。宗依文化中的宗教戒律以及道德性的特征贯穿于法律文化的诸多方面。例如《十善法》、《十六法》的规定, 基本上是宗教戒律和道德力量的法律化。因此, 在这种统治秩序下, 就形成了民众“道德高于法律”、“宗教让位于道德”的普遍社会心理。在遇到纠纷、矛盾, 甚至发生杀人事件等刑事纠纷时, 都不愿采取法律的手段来解决问题, 甚至是不懂运用法律的思维解决问题。这种传统法律观念的缺失与当今依法治国的理念大相径庭。西藏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化转型离不开民众法律观念的树立, 法律意识的增强。现代社会的法治建设需要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 只有提高公民的整体法律素养, 才能提高社会的法治水平。只有人人信仰法律, 尊崇宪法, 在生活中懂得遵守法律、运用法律, 才是我们真正所追求的法治社会。

武树臣先生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把法律文化放入到人类文明的大概念下面进行解析, 法律文化是社会上层建筑中有关法律习惯、法律思想、法律制度、法律设施等一系列法律活动及其成果的总和。” (1) 法律文化是在法律活动中形成的, 把法律思想和法律活动相结合, 运用法律思维解决社会问题, 实现法律思想指导法律实践的一种文化。

西藏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是经过无数西藏本土地区的法律实践和藏族先辈们的法律思想融汇而成的。认真研究西藏传统法律文化, 既是对以往法律文化的一种提炼和凝结, 也有利于对未来法律发展趋势的把握。西藏作为少数民族的聚居区,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文化, 具有鲜明的区域性特征。法律文化作为西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自然也被深深的打上了独具民族特征的烙印。如何对西藏传统法律文化进行精准化的解读, 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 发挥其对法治建设的积极作用, 有着迫切的需要。

一、西藏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积极价值

西藏是一个宗教文化色彩浓厚的区域, 本民族特有的宗教信仰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文化自然也不例外。在这种社会大环境下形成的法律文化, 自然深深打上了宗教的烙印。然而, 经过历史的沉积以及一轮又一轮严苛的筛选之后而留下的传统文化, 必然有其符合社会发展规律, 值得吸收借鉴的优秀品质, 对于这些优秀文化, 我们要吸收、改造及发展, 使其在法治化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第一, 西藏传统法律文化倡导社会本位与人本社会的理念, 具有准确的社会法治定位。

社会本位和人本社会是以人民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优先的社会形式。在这种社会形式中, 社会的发展是以大多数民众的利益优先, 社会的大部分利益的创造也是通过民众来完成的。我们是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 国家的政体是人民当家作主, 实行民主集中制, 充分发扬民主是我国的一大特色, 一切为了人民, 一切依靠人民是我们国家的法治理念。所以在西藏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法治的过程中, 以人为本的理念是我们立法、执法、司法的核心, 将“人本”理念充分吸收、发扬光大, 使它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熠熠生辉, 是西藏现代化法治建设的基本出发点。

第二, 西藏传统法律文化中追求秩序和谐与定纷止争的民间调解制度是现代社会有效的纠纷解决机制。

在现行民事诉讼中, 本着自愿原则以及利民惠民原则的现代审判中的调解制度是司法实践中广泛使用的制度。在尊重法律的基础上, 让人民采用非诉的方式解决问题, 双方以理性协调方式达成共识, 既节约时间与精力, 又不浪费司法资源减少社会成本, 还增加社会的稳定性。毋庸置疑, 调解制度受传统法律文化“无讼是求、以和为贵”、“追求和谐社会秩序”思想的影响, 甚至上升为民诉中解决纠纷的一项重要的基本原则。在西藏长期的历史社会中, 人们或部落认为诉讼是道德败坏的表现, 他们往往通过调解来解决各种纠纷, 互谅互慧。民事纠纷, 不仅有官府调解, 大多由部落头人、贵族首领或者宗教上层人物组织说服调和。因为组织调解的人多为当地德高望重、办事公道的人, 所以这种调解方式会让双方信服, 并心理确信他们作出的决定也会不偏不倚。因此, 在法律资源极其缺乏的时代背景下, 西藏社会仍能稳定地发展, 调解息讼的传统法律意识在现代西藏法治社会仍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藏族传统法律制度中的民间调解制度在西藏地区深入人心, 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 在充分发挥民间调解优势的同时, 对我国人民调解制度在西藏的实施有着积极的影响, 也有助于西藏地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

第三, 传统法律文化中崇尚惩恶扬善与清正廉明的思想与现代法治理念是一致的。

西藏长期以来就有尊老爱幼、帮扶残弱的民族美德, 如《十善法》中的“孝顺父母、尊敬师长”法则, 它不仅是统治者施政仁爱的体现, 也是关爱生命个体、尊重人性之善之美的人文关怀渗透。在藏族传统法律文化中, 藏传佛教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崇尚道德、宗法并行的思想可以弥补法律调整范围的局限性。在当今, 这些思想不会被历史的尘埃所掩盖, 而是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基本价值观。对此, 应将其予以传承、发扬, 对现代法治建设具有诸多正面的价值和意义。

第四, 伦理思想中值得借鉴的积极因素。

首先, 藏传佛教提倡的“不杀生”、“轮回转世”、“因果报应”伦理思想客观上成为了西藏社会伦理秩序和道德教化的缩影。关爱生命、反对滥杀无辜、尊重人性理念在藏族传统法律文化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不杀生, 珍爱生命的慎用死刑理念不仅在现代思想层面得到渗透, 还在现实司法实践和法律操作中也有反映和体现。藏族传统社会讲究道德、宗教教化, 而刑罚作为辅助手段, 在道德、宗教均不能发挥作用时, 刑罚手段才予以调整。刑罚只能惩罚犯罪, 而教化却能防范于未然。党的十六大要求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辅相成。在进行法治建设的同时, 必须辅之以道德建设, 二者相互促进。这种传统的宗教、道德兼并法律治理国家的模式, 对现代法治建设产生积极的影响。既不重视道德轻视法律, 也不轻视道德重视法律, 两者的地位同等的重要。因此, 将硬性调整模式 (法律) 与柔性调整模式 (道德、宗教) 有机结合起来, 能更好更有效地促进法治现代化进程。充分发挥藏族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优秀道德文化, 推动西藏自治区的道德建设, 有利于维护西藏地区的和谐稳定, 也将有利于实现依法治藏、法治西藏的目标。

其次, 藏族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合一”的理念基础, 认为万事万物皆有灵性, 在天人关系上, 讲究人与自然合二为一、和谐相处。道家始祖老子曾提出“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 冲气以为和” (2) 的说法, 说明万物皆有两面性, “和”乃为天地万物之本质, 是天地万物生存和发展的前提。人与自然共存共亡, 没有谁是谁的主人, 也没有谁是谁的仆人, 人的行为应该与自然相协调。古往今来, 藏族传统文化也一直遵循崇奉自然、不得违背天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精神, 并将藏族人们自身生活与自然、天地紧密联系起来。在环境保护方面, 藏传佛教强调万物有灵, 万物皆父母, 要与自然、动物和谐相处, 由此制定了很多保护土地、动物的法令。如保护土地、草原方面, 藏族农区广泛存在的农田间歇的“歇地” (不同农作物合理轮作) 、“年歇” (隔年耕种) 习俗, 对牧区破坏草原的行为, 予以相当重的处罚, 西藏当雄宗规定“失火者烧草原属大案, 罚款很重, 一马步伐一块五银元。” (3) 对动植物的保护最早出现在吐蕃时期, 有“十善法”、赞普敕令、法令等, 如法王赤坚赞索朗贝桑波颁布公文:“尔等尊卑何人, 都有要遵照原有规定, 对土地、水草、山岭等不可有任何争议, 严禁猎取禽兽。” (4) 这些环保思想有助于国家环境法的实施, 也与当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观念相一致, 对促进西藏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有着不容小觑的积极意义。

二、西藏传统法律文化的消极因素

西藏传统法律文化是基于西藏本民族区域形成的具有“本土化”特征的民族文化。1959年, 西藏实行民主改革, 从此开拓了社会主义新西藏的伟大征程。在当今西藏法治化的进程中, 传统法律文化必然会有不适应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消极因素, 与现代法治理念产生冲突, 对于这些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糟粕, 我们要坚决剔除。

第一, 西藏传统法律文化具有浓重的宗教色彩。

宗教文化是人类历史上一种古老又带有普遍性的社会文化现象。宗教生活在各少数民族社会生活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其对社会的影响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西藏是以藏族等少数民族为主的聚居区, 其形成的对藏传佛教的信仰在西藏历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 曾成为藏族社会最雄厚的力量。在当下法治社会, 宗教的信仰对人们的生活仍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西藏传统法律文化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 自然也受到宗教文化的影响。例如, 在吐蕃时期, 制定法律就有对佛教十善律的吸收, 把佛教思想作为指导思想贯穿法律的始终。再如, 传统法律文化中有关采集生产的规定:藏族人民未经头人许可, 不准到“神山”上去挖虫草、贝母、秦笼、知母等药材, 否则处以罚款。经其许可者, 须将所挖药材上交头人一半。并且不准砍“神树”, 也不准越界到其他头人辖区内砍柴, 否则要罚款, 退还所砍的柴, 并没收其砍柴的斧头和背柴的绳子。 (5) 这些法律规定都明显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 可见, 宗教文化在西藏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影响根深蒂固。现代法治社会是一个崇尚信仰科学、信仰法律的社会, 这种“宗教高于法律”的准则与现代法治理念相违背, 对于这些文化糟粕我们要积极予以剔除和丢弃, 要使人民树立法律信仰, 知法、守法、懂法, 学会运用法律解决问题。

第二, 西藏传统法律文化对人权的践踏。

由于西藏传统法律文化是为旧西藏统治阶级服务的, 具有极大的专制性, 其本质是压迫剥削及奴役广大劳动人民, 受治者是广大农奴, 治人者是农奴主。这种法制下的文化是对人权的严重践踏。例如法律惩罚方式的严酷性以及极大的不平等性。典型的是“赔命价”制度。藏族对杀人案的凶手, 处以抽筋、挖眼、投河等刑罚, 或者是赔命价。打死人命以后, 被害者一方要出兵报复, 杀人的一方则给对方送一百元左右的牲畜做挡兵款, 表示低头认罪, 愿意谈判解决。命价因地区、死者的身份而有差异, 一般为500—1000元藏洋, 如打死的是有钱人或小头人, 则其头、手、足另加命价。凶手的马、枪归死者家属。凶手的亲友, 每户罚马一匹。杀人一方要买经卷, 送给寺院。纠纷调节后, 双方见面和好, 杀人一方再给死者一方若干钱的牲畜, 死者家属得1/3, 2/3归调解人, 纠纷全部结束后, 写一份协议书, 由头人保存。外来户打死当地户的人, 处罚更重。 (6) 这些残酷的刑罚以及不平等的“命价”是对生命尊严与人权的赤裸裸的践踏。现代法治国家提倡尊重生命、捍卫人权。科学发展观要求以人为本, 这才是真正的“人本”社会所提倡的发展理念。具体到部门法上, 在刑法上也明确规定“罪刑法定”、“罪罚相适应”的基本原则, 这些都是对每个公民人权的极大保障。对于西藏传统法律文化中践踏人权, 与现代法治理念极度抵触、背道而驰的观念、制度要彻底抛弃。

第三, 西藏传统法律文化中法律观念的淡薄。

西藏传统法律文化所具有的宗教性和道德性的特征, 就决定了人们法治观念的淡薄, 法律理念的缺失。由于宗教力量是统治社会秩序的主导因素, 传统法律文化也被赋予了浓厚的宗教色彩。宗依文化中的宗教戒律以及道德性的特征贯穿于法律文化的诸多方面。例如《十善法》、《十六法》的规定, 基本上是宗教戒律和道德力量的法律化。因此, 在这种统治秩序下, 就形成了民众“道德高于法律”、“宗教让位于道德”的普遍社会心理。在遇到纠纷、矛盾, 甚至发生杀人事件等刑事纠纷时, 都不愿采取法律的手段来解决问题, 甚至是不懂运用法律的思维解决问题。这种传统法律观念的缺失与当今依法治国的理念大相径庭。西藏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化转型离不开民众法律观念的树立, 法律意识的增强。现代社会的法治建设需要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 只有提高公民的整体法律素养, 才能提高社会的法治水平。只有人人信仰法律, 尊崇宪法, 在生活中懂得遵守法律、运用法律, 才是我们真正所追求的法治社会。

参考文献

[1]卫绒娥, 杜莉梅.西藏传统法律文化对现代社会的影响[J].西藏大学学报, 2005 (2) .

[2]武树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3]<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组编.四川省甘孜州藏族社会历史调查[M].成都: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5.

民族传统体育概念的再认识 篇10

21世纪的今天民族文化建设越来越受到各个国家的重视,从整个大的世界格局看,经过了西方文化全球性扩张的世界,给人类社会带来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的社会问题,人们开始重新返回本民族的文化源头,重新思考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并从中找出修正本民族文化在当今发展中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在体育方面,以西方为主的现代竞技体育同样面临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体育场馆的大量建设、兴奋剂的使用、运动方式模式化等等,使得各个国家的政策收入要大量的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中,而减少了对健身活动本体的投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体育界开始逐渐把民族传统体育的建设提升到了重点位置,并作为一门独立的专业学科进行建设,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从1997年被确立为体育学下的四个二级学科,1998年各体育院校进行民族传统体育的招生,到现在可以进行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招生培养的学校已经达到了45所,每年有数千名学生在进行民族传统体育的学习,民族传统体育的理论、实践等各方面都已经取得一定成效,学科建设已经初具规模。概念是反映事物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1]是判断、推理和论证的基础,是关于某一事物思维的起点。概念赋予经验以形式,并使明确表达成为可能。甚至在我们试图说清楚自己的观点之前,概念就已经使我们可能去认识世界中的事物了。[2]对于民族传统体育的概念学术界并没有一个形成统一的认识和肯定,只是为自己的研究内容作了一个范围上的界定。研究者深知以自己的能力不可能为民族传统体育下一个准确而另人信服的概念,但是出于对民族传统体育概念的负责和兴趣,本文对以往关于民族传统体育概念的研究与界定进行了梳理和辨析,在此基础上研究者从对概念的实质论辩如入,旨在对民族传统体育概念作一次全新视角的讨论。

2 对目前民族传统体育概念界定的理解

概念反映了人们对事物本质属性认识的思维模式,它是人们认识事物总体特征的思维起点,是人们对其进行认知、判断、推理和论证的基础,人们对概念的认识集中体现了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水平,体现于人们的价值观、世界观等各个层面。人们对概念的认识取决于他所处的社会环境、时代背景、事物的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制约。我们所无法达成一致的是概念,而概念又反过来决定了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侧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每个人所处的社会经历不同、生活的时代背景不同、选择的角度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认识结果。所以,民族传统体育是一个永远处在变化中的动态的概念。时代的不同,人们的需求不同,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不同,所指的民族传统体育的概念也不相同。民族传统体育的专业建设处在初级阶段,关于民族传统体育的概念正呈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之势,学者们的研究视角不同、知识结构不同、所处的利益群体不同所给予的民族传统体育的概念也不尽相同,总的来说,学者们主要从体育学、文化学、历史学、民族学等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论述和界定。本文选择了以下几个比较权威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概念时行梳理如下:

张建雄等采用文献研究、逻辑推理等方法,对民族传统体育概念相关问题进行探析后认为:民族传统体育是指生活在一定地域的一个或多个民族所独有的,在人民大众中广泛传承的,具有修身养性、健身技击、休闲养生、竞技表演、观赏游艺、趣味惊险、民俗音乐歌舞交融特色的体育活动形式。[3]赵进在《“民族”、“民族传统体育”概念及其他》一文中,运用历史学、文化学等多学科入手,将民族传统体育的概念分为“大概念和小概念”两种,界定他所认为的民族传统体育的概念。刁振东指出,民族传统体育的概念源于民族体育和传统体育。后来人们以世界体育角度为民族体育内涵和外延进行扩大并概括为一个群体,即民族体育的概念通常用来表述与世界范围内规范传播的现代体育竞技活动相对应的民间传统体育活动。这种内涵和外延的扩大导致民族传统体育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概念的模糊和混淆。[4]张选惠主编的《民族传统体育概论》教材中,从强调民族性、传统性及特色性入手,将民族传统体育界定为:是在中华民族中开展的,具有深厚民族传统特色的各种体育活动的总称。[5]叶加宝等主编的《体育概论》中,认为每个国家都有其自己的民族传统体育,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是以汉族文化为主体,融合多种民族文化形成的一种文化形态,是各民族传统的养生、健身和娱乐体育活动的总称。[6]以上的概念基本上反映了当前民族传统体育概念探讨的主要问题,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民族传统体育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和分析,百家争鸣、百家齐放更有利于学术研究的推进。本研究在借鉴以上学者成果的基础上,运用历史学、文化学、逻辑学等相关知识,对民族传统体育的概念进行了新的阐释和分析。

3 民族传统体育概念的实质

对民族传统体育的概念是什么,我们无法给予一个精确而唯一的标准,这是一种妄为,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人对任何概念的界定使绝大多数人接受和完全信服,而逻辑学家告诉我们“无论是客观现象还是主观现象,无论是自然现象还是社会现象,都可以是概念所反映的对象”,[7]这样概念的可界定与否似乎成为了一种悖论。这一问题的解决让我们回到对概念界定的主体上来,可以肯定,到目前为止,任何概念的产生都是人类思维活动的结果,任何概念的界定都是人们有意识的按照某一逻辑结构进行思维的结果。概念产生的核心是人,是人的思维,而人的思维是最难以把握的变量,每个人所处的时代背景、地理环境、教育及成长经历等的不同决定了人们思维的不同。所以,所有概念的界定都是一种主观的思维活动;即便是通过大量的实践和经验,有科学的数据作支撑,并称之为客观,其实这也是一种主观,是主观选择下的客观,因为“如果科学的真是基于经验总结和实践的客观,那么经验总结和实践的客观已经带有某种主观的意向,客观已经打上了主观的烙印,最终问题是:客观问题本身会不会是主观的。”这样,所有对民族传统体育这一概念的界定,只是告诉人们在界定者的心目中族传统体育的概念就是这个样子的,而且历史上也曾经有过符合这一界定的民族传统体育的概念存在过。因此,对概念的可界定与否并不是一种悖论,只是界定者认为在他心目中某一事物的概念是什么样子的,是界定者从自身出发、根据自己的思维逻辑对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符合这一思维逻辑的所有事物的概括。

4 民族传统体育概念认知的角度

我们无法给予民族传统体育一个精确而唯一标准的定义,并使绝大多数人接受和完全信服,但是,民族传统体育之所以是民族传统体育还是有其鲜明的、不同于他者的个性特征。如上所述,所有概念的界定都是一种主观的思维活动,是主观选择下的客观,所以,这些鲜明的、不同于他者的个性特征却是可以根据我们的价值期待,或者说根据我们开发民族传统体育的潜在价值的需要,使民族传统体育给予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安排。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要用普遍联系的、永恒发展的观点来看问题,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所以,毛泽东说"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如果我们按照教科书,找到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艺术的定义,然后按照它们来规定今天文艺运动的方针,来评判今天所发生的各种见解和争论,这种方法是不正确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8]我们现在讨论文艺工作,也应该这样做。所以对民族传统体育的概念我们也要用普遍联系的、永恒发展的规律来看,要从实际出发,不照搬已经成形的、固定化的民族传统体育的定义,然后按照它的规定来界定今天的民族传统体育的概念,划定今天民族传统体育的一切,评判今天所发展的各种见解和争论,而应该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也即是民族传统体育概念界定的一种方法。

5 民族传统体育概念的再认识

认识民族传统体育的概念我们要从其产生的背景和历史进程及整个大个的国际环境中进行分析,民族传统体育提出的背景是西方的工业文明以其强势的军事侵略而带来的文化的渗透与普及,其中也包括体育文化的渗透与普及,中国人为了保护本民族的传统体育文化而提出了民族传统体育,但其发展却是以西方的体育模式为参照、为样本的建设。发展到现在,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及整个人类社会对生存环境的深入认识,文化的建设被世界各地人们所重视。本世纪以来,中国政府对文化建设提出了一系列的调整与变革,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认识到传统和现代不仅仅是单线递进的过程,更不是相互对立的概念,现代是由传统发展而来的现代,传统是现代人在传统的影响下以现代的观念继承的传统。人们也越来越发现每个民族文化都有自己的个性与特征,有自己赖以生存的环境和土壤,民族文化应当跳出西方的发展模式,寻找自己的工业文明之路。民族传统体育的建设也是如此,它有自己的个性和特征,有自己赖以生存的环境和土壤,应当跳出西方的体育发展模式,走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发展之路。

基于这样两个大的背景和历史进程,可以确定民族传统体育概念的产生是在西方体育文化风靡全球的域境下,中国人为了保护和继承本民族的传统体育文化所提出的,可以说它的提出是一个与西方体育文化相抗衡、相对抗的概念———这指的是狭义层面的民族传统体育。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建设的不断完善,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发现民族传统体育不应该是与西方体育文化相抗衡的概念,它有自己的一些个性和特征,有自己赖以生存的环境和土壤,它应该是一个自我的内发过程,应当是由过去向现代转变的一种发展历程,民族传统体育中蕴含着很多的现代性一些底层的因素———这指的是广义层面的民族传统体育。

摘要：文章从西方文化的全球扩张谈起,主要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推理法等研究方法,通过对目前民族传统体育概念界定的理解;民族传统体育概念实质的认识;从认识民族传统体育概念所选择的角度等几个层面对民族传统体育的概念进行了分析,提出了狭义和广义的民族传统体育的概念。

关键词：民族传统体育,概念,认识

参考文献

[1]吴家国等编.普通逻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10,14.

[2][美]所罗门著,张卜天译.简明哲学导论.大问题[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5,15.

[3]张建雄,江月兰.民族传统体育概念相关问题辨析与界定[J].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04:5.

[4]刁振东.民族传统体育概念界定与辨析[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09:12.

[5]张选慧主编.民族传统体育概论[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5:3.

[6]叶加宝,苏连勇主编.体育概论[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5:9,220.

[7]韩铁稳.普通逻辑[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浅析对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认识 篇11

关键词：传统媒体；新媒体；传播；融合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5-0226-01

一、传统媒体

传统媒体是相对于近几年兴起的网络媒体而言的，即通过某种机械装置定期向社会公众发布信息或提供教育娱乐平台的媒体，主要包括报刊、户外、通信、广播、电视及自媒体以外的网络等传统意义上的媒体。世界四大传统媒体包括杂志、广播、电视、报纸，其中报纸和杂志叫做平面媒体，而对平面媒体进行作用的叫做“读者”，另一类广播和电视，欣赏广播的称之为“听众”，对电视节目进行作用的称之为“观众”。

传统媒体虽然不再像以前一样居于主导地位占据人们的生活，但就现在而言，仍有其存在的优势和价值。首先，传统媒体有极为强大的“内容生产力”。据尼尔森评级数据一项名为《在线读者行为报告》的研究称，对数百万博客和社会媒体站点的分析表明，80%的链接都是美国传统媒体公司；站点内容中仅14%为原创，67%的热门新闻站点的新闻来源于传统媒体；站点人员中13%的人是收集管理员，专门收集传统媒体的新闻。多所大学的研究也表明：即便是美国最好的新媒体，其生产内容的能力也是有限的，还依赖于传统媒体[1]。由此可见，传统媒体有其存在的根据，并从上则消息可以获悉：新媒体的内容大多数来源于传统媒体。而传统媒体独特的优势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报纸。

报纸以刊载与当下事实有关并且具有固定发刊书剑的印刷出版物。是大众传播的重要载体，比如：《人民日报》、《燕赵晚报》等都具有反映和引导社会舆论的功能。首先，读者在阅读的时候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不同的版面进行阅读，而且可以将其感兴趣的进行整理；其次，报纸的消息比较广，面向的受众比较广。

第二，杂志。

杂志有固定刊名，以期、卷、号或年、月为序，定期或不定期连续出版的印刷读物，又称期刊。杂志与报纸有所相似，都是印刷出版。杂志具有分类的特点，读者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进行选择，比如医学类杂志、体育类杂志、外语类杂志、教育类杂志等等，比较有目的性的进行选择和阅读，由此也可以更节省时间、节省资源。

第三，广播。

广播指通过无线电波或导线传送声音的新闻传播工具，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包括无线广播和有线广播两类）。广播对于在校学生和司机（尤其是出租车司机）来讲绝对是不陌生的。在学校里，广播是一个传递正能量，放松心情，舒缓情绪的一个传输工具；对于司机，广播更像是一个朋友，不仅仅可以提供路况信息让司机师傅避免走很多弯路，而且在司机师傅犯困的时候，能够起到提神的作用，这无形中也就避免了好多车祸的发生。与此同时，广播传播消息的速度快、范围广，这也是广播最大的一个特点。节假日时旅客出游的高峰时间，很多时候都会因为人流量过大，家人走散，这个时候广播的优势无可比拟。

第四，电视。

电视指利用电子技术及设备传送活动的图像画面和音频信号，即电视接收机，也是重要的广播和视频通信工具。电视离我们相比传统媒体中的报纸、杂志、广播更为贴近日常生活。电视是集图像、声音于一体的，是最能够刺激我们视觉和听觉的一个媒体。同时电视能够带给受众最为完整的故事情节，最为逼真的剧情内容，也只有电视能够将这一切表现的淋漓尽致。

二、新媒体

“新媒体”即以“数字媒体为核心的新媒体”， 它是通过数字化交互性的固定或即时移动的多媒体终端向用户提供新媒体研究信息和服务的传播形态[2]。新媒体是对大众传播认识的一种超越，它为人类提供了一条不同于传统媒体的传播方式，新媒体有着区别于传统媒体（旧媒体）的特点，表现在：

第一，新媒体被更多的人使用

新媒体包括电脑、手机、数字电视等等，就说手机，现在手机在我们的生活中屡见不鲜。用“全民”两个字丝毫不过分：有专门的为小学生设计的，在脖子里挂着的手机，具有定位功能方便家长知道其踪迹的；有专门为老年人设计，市场上叫做“老人机”的手机，具有键盘大、声音大的特点等。手机运营商用尽各种办法，让手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求。

第二，新媒体可以公开的讨论和传播

我们不论是在看报纸、杂志，还是在看电视、听广播，永远都是受众在单方面的接受，不能在接受之后的第一时间表达自己的观点。而新媒体的到来，改變了这一问题。当我们在用网络看文章、视频时，我们可以在当下写下自己的评论，且是公开的讨论和传播，无须经过审核，这又进一步促进了新媒体的发展。新媒体的优势之一在于信源不再统一掌控在专业的媒体手中，每个人都是新闻的发布者，但是作为最具公信力的媒体部门则有责任通过各种传播渠道统一大众意见，将整个社会向正确的方向引导[3]。

第三，新媒体更有利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现在我们常用的聊天软件，包括QQ、微信、微博、人人等，这些都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上的，这些软件尤其是QQ和微信，有着极大地覆盖面。而这一点也可以直接作为区别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的一个标志。

三、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融合

传统媒体固然有其存在的优势，但是在科技快速发展的今天，我们不得不慎重对待传统媒体存失这一问题。马克思基本原理中如是说：“新事物必将代替旧事物”即任何东西都不能阻挡新事物向前发展。而新媒体也必将在未来取代传统媒体，这就是社会发展的规律所决定。所以，如何让传统媒体不消失并发挥其优势，这就要对传统媒体进行改革，使其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当然，新媒体也并非都是优势，新媒体应该在其传播形式和渠道的优势上，借助传统媒体丰富的资源、专业化的人才队伍、丰富的经验和长久积累的优势品牌，取长补短，形成互补，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实现内容资源、人才资源、品牌资源等的共建共享共用，进一步促进新新媒体的发展[4]。

参考文献：

[1]凌曦：《美国传统媒体应对新媒体竞争的启示——做内容提供商，实施多平台传播》，《传媒观察》，2011年第3期，

[2]廖祥忠：《何为新媒体？》，《现代传播》，2008年第5期。

[3]孟建、赵元珂，媒介融合： 粘聚并造就新型的媒介化社会，国际新闻界， 2006（7）。

传统认识 篇12

下面, 我就以“规律”的概念为基点来谈谈中国传统哲学对规律的认识和张老师对规律的认识有何异同。

对于规律这个概念, 经典的说法是:事物运动发展过程中的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稳定的联系;规律是相对平静和稳定的, 规律的表现形式则是多变易逝;规律总是隐藏在事物现象的背后;哲学上的规律具有不可改变性, 人们只能遵循它而不可违背它, 否则就会受到规律的惩罚。日常生活中的“规律”实际上是人们约定俗成的, 是因为它经常反复出现, 貌似有一种必然性。对于传统的规律概念的分析, 我们可以从中推出这几种含义:1.规律是客观事物固有的, 本质的;2.规律是客观的, 具有强制性, 不以人的意识转移, 而只能随着客观事物本身的性质, 内容和所依赖的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变化;3.规律可以认识和发现, 但不可以人为创造和改变;4.认识了规律就可以改造社会, 改造自然。

如果我们对以上四个判断作深入分析, 就会生出许多疑问。接下来我要谈一谈张老师的观点:

首先针对第一条:规律是事物固有的, 本质的吗?根据张老师的生成论的观点来说的话, 万物都是生成的, 包括宇宙, 地球, 人, 教育等等。那么在这万物生成之前, 就存在规律了吗?答案显然是不可能的。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事物都有一个产生、发展变化和消亡的过程, 那么, 在事物的产生之前和消亡之后, “规律”肯定是不存在的, 那我们怎么能说规律是固有的, 本质的呢?还有一点就是, 在事物变化发展的过程中, 规律不会变化吗?如果规律不变化, 而事物变化发展了, 这个不变化的规律还是变化发展的事物的规律了吗?

规律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吗?张老师认为关于“规律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说法只是“规律固有, 本质”之说的一个逻辑推论, 一个派生命题。既然规律是固有的, 是本质的, 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 那人还能做什么呢?难道人只能听候规律的安排, 那人的主观能动性又都去哪了?这些说法大约都是在排除“唯心”的嫌疑, 但是, 它是排除得那样干净彻底:连创造规律的那些个人都给一起排除了。我记得张老师在给我们上第三堂课的时候举过这样一个事例:就是中国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20世纪50年代起, 中国学来了一个计划经济, 那个计划经济的规律假如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 那又以谁的意识为转移?然而创造计划经济的是一些人, 怎么会计划经济的规律不以它的创造者——人的意识为转移?等到了上世纪90年代开始实行市场经济。那么, 原来的计划经济的规律, 是也被转移掉了呢, 还是在市场经济下起着作用?但是, “市场经济”就是中国人民结合自己国情逐步地有意识地探索出来的, 它的规律怎么会就不以创造者的意识为转移了呢?

规律不可以创造和改变吗?张老师认为所谓不可创造和改变, 不过是“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另一种说法。既然不以人的意识转移, 怎能由人来创造和改变呢?世上真有如此之事吗?由人创造的事物而人对其规律却无能为力, 假如规律不是由人来创造的, 恐怕只有上帝才能左右规律了。可是如果上帝存在了, 起作用了, 这又不成了唯心主义?如果非要说规律的不可创造和改变性, 这也只能是个相对的概念, 因为作为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一部分确实在悄悄地创造着或改变着规律, 虽然有时候, 这种影响或改变微乎其微。

认识了规律就可以用来改造自然, 改造社会了吗?在这一点中有一层意思还是值得肯定的, 那就是:多少都肯定了一些人的作用。但是, 从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得知, 传统哲学对规律有这样一种认识:我们不能创造或改变规律。我们怎能随意用规律来改造自然, 改造社会?一旦社会被改造了, 其改造之前的规律仍不可动摇, 不可改变吗?这样能说改造社会了吗?不过, 在这里有一点应该要说明, 人们在认识规律前后的行动的区别可能是巨大的。人类一旦认识了规律, 可以更自觉地更主动地去改造自然、改造社会, 从而使自然和人类社会更加美好与和谐。

至此, 到底什么是“科学合理的规律”呢?张老师在列宁“规律就是关系”的这个命题上加以补充和完善, 提出了:规律应该是事物发生发展过程中生成的且在事物的继续发展中相对稳定的关系, 基本规律是对事物性质起基本作用的关系, 特殊规律就是某种特殊关系。

这种对“规律”的定义可以说颠覆了传统哲学对“规律”的定义, 那么它的意义何在?首先最大的意义在于跳出了传统哲学的条条框框, 以创新的视角引导我们更加深入地思考中国哲学、中国文化。张老师曾给我们讲过:一个大学要想搞出些名堂来, 就必须发展哲学。言外之意, 中国的文化要想永远耀眼世界, 那我们必须繁荣中国的哲学。

摘要：一直以来人们对规律的认识似乎始终停留在传统的观念里, 认为规律是一种神圣不可磨灭的东西。而通过张先生的讲述, 我们深层里的那些认识被震撼, 甚至颠覆了, 通过仔细比较和透彻分析, 这种“颠覆”对中国文化具有很深刻的意味。

关键词：传统哲学,张楚廷,规律,异同

参考文献

[1]张楚廷.张楚廷教育文集 (第一卷) .高等教育哲学[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