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认识

意义认识（精选12篇）

意义认识 篇1

我在美国一所高校做访问学者时,有一次课上讨论用的一张图片引起我们的兴趣。那是我国北京市的一所学校举办升旗仪式的画面。场面很壮观,1 000多名学生整齐地站在操场上,微昂着头,凝视着升起的五星红旗。学生的神情很美。这应该是中国师生都很熟悉的场景,也习以为常,通常也不会突然间产生更多的想法。但是那天参加讨论的师生大多数是美国人,还有少数来自韩国、日本、新加坡、墨西哥等国家和地区的学生,他们没有到过中国,不了解中国学校学生一些具体活动,当然也包括升旗。随后,课堂上出现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仪式”“学校会有哪些专属于这个国家的特殊活动或课程”等问题。

说起这件事,我不是要介绍那天讨论的具体内容,但在思考传统文化教育这一话题时,我第一时间想到的却是这件事。为什么我会想起这个活动,或许应该是这个现象背后所反映的更为深刻的认识让我愿意提起它,并作为我思考传统文化教育这一问题的分析视角。来自不同文化传统的人,因其文化的具体性和特殊性,对关乎信仰系统、价值论点、伦理规则、仪式形态等会有不同的感受。文化反映着一个民族的特殊历史和价值伦理,也给予个体以精神生命发展的根基与汲养,解释世界的逻辑与秩序。站在这一认识立场,我们就可以很好地理解传统文化教育的意义了。

人类社会是一个共同体,特别是在当下社会,“地球村”的特征比较明显,人们常常会利用旅游、学习、访问、商务等机会到其他国家,进入他们的城市,了解他们的生活,或是与不同国家的人在一起生活、工作。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往来更加频繁,在经济领域、技术领域、政治领域、文化领域中协商、对话与合作。从全球化的程度看,作为生活的一般原则的价值观是比较稳定的。但当我们进行比较正规的国际交流时,特别是跟不同国家、民族的人进行深度接触时,就会发现在初步交往阶段,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较多地体现在肤色及语言上。然而,如果长时间生活在一个城市,生活在一个物质条件相近、工作或学习任务相似的境遇下,信仰、价值观念及价值排序、伦理观念及伦理规则的差异则会慢慢凸显,这是骨子里的差别,是血液中就有的不同。这是民族性格和民族基因的差别。来自不同民族和国家,不,更合适的说法是来自不同文化传统的人,他们成长并浸润在各自世代相传且具有本民族传统的文化环境中,已形成经验。随着语言、生活习惯、伦理规则、价值信念的慢慢形成,民族的文化传统以外显或内隐的形式在个体身上得以固化、传承和表现。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人类社会由一个个不同的文化共同体组成。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的发展亦表现在可以共存、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多元文化方面。

就个体而言,精神发展是一个人是否“自为”存在的重要指标,是人生完整的最不可缺的部分。人的成长,不仅指向身体方面的变化,还包括思想、情感、意志方面的变化。人的一生,不仅在意吃、穿、住、行等物质需求的满足,还要有理想、道德、精神、信仰的追求。这是非常朴素的认识,毋庸多议。值得强调的是,不同地区在影响个体精神发展方面有很多不同,比较典型的区别是有无宗教。有宗教的地区,个体的精神发展和信仰系统的建立主要源于宗教的影响。而没有宗教的地区,更多的是依靠整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特定的价值信仰观念体系,其为个体成长提供基本的世界观和意义系统。如果个体的精神生命发展缺失民族精神的滋养,缺失优秀传统文化的浸润,没有深厚的历史底蕴,没有厚重的伦理常识,那么也很难具备鲜明的本民族性格,其情感方式、精神生活、意志信仰也很难有一个完满的结果。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将直接影响我们信仰系统的建立。

意义认识 篇2

标准是对重复性事物和概念所做的统一规定。它以科学技术和实践 经验的综合成果为基础，以获得最佳秩序和最佳社会效益为基本目的。文献是承载信息的载体，承载标准信息的载体就是标准文献。标准文献属特种科技文献范畴，是十大信息源之一。

我国科技文献利用率为百分之十几，标准文献利用率不到20%，但国家为何还在不断加强标准化工作？不断加快标准的制、修订速度？我认为这主要是标准发社会价值所在，概括起来有如下几个方面。

标准与人们是生活息息相关。

90年代初曾把标准与人的关系比喻为人与空气（氧气）的关系。日常生活中也确是如此，如人类沟通交流的文字是语言经结绳、图画、书契发展而成的标准；货币作为商品交换统一媒介，是一种公平交易的特殊标准；买符合标准的衣服穿着才合体（非标准人除外）；吃符合卫生标准要求的食品，健康才有保障；住符合相关标准要求的房子，住着才踏实；乘符合相关标准的交通工具，座着才放心；按交通规则行走，交通才畅通、安全„。人们时刻与标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标准是企业生存、发展的重要技术基础

产品的竞争能力是企业的生命，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而在产品的品种、质量、价格、交货期这四大竞争要素中，都与标准、标准化密切相关，如标准化的简化、统一化、通用化、系列化、组合化、模块化等形式为产品品种的多样化奠定基础；标准是衡量产品质量好坏的准绳；价格战、交货期更需要管理标准化的效益做后盾，所以，标准是企业生产、经营、检验产品的行为准则。

标准有利于企业技术进步。企业现行生产技术水平无法满足高水平产品标准要求时，唯一的出路就是科技创新，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因此，标准是推动技术进步的杠杆，是产品不被淘汰的保证。

企业只有赢得市场竞争，才能发展，而赢得市场竞争的前提，一是识别顾客需求信息，并把这些信息转化为标准中的质量要求，生产出顾客满意的产品；二是制造标准，掌握市场竞争的制高点，即利用标准的游戏让其它企业按你制定的规则（标准）陪你玩，这也是众多先进企业争相制定国家、行业、地方标准的根本原因。

企业要持续发展，就须长久占领市场，而要长久占领市场，就要求企业有较强的适应市场变化的应变能力，即不断提高科技水平，开发出新产品。尤其在市场多元化、需求多样化、个性化趋势日渐增强并占据市场统治地位的今天，这种应变能力对企业愈加重要，而标准化的6种表现形式，可以大大缩短新产品的设计、研制周期，确保低耗高效地研制出新产品。标准是各行各业加强管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技术依托

社会效益是一个单位存在的基础，经济效益是其发展的动力。所以，各行各业、任一个单位都存在着管理的问题，都需要提高管理水平，建立现代化管理制度，以确保各项工作低耗、高效低稳步进行。而标准是一种科技成果，管理标准更是无数优秀的管理专家管理经验的结晶，依据这些管理标准建立现代企业的管理体系，无疑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海信集团98年以来建立起120多个管理标准，使一切工作按标准稳步进行，管理费用每年降低10%；还有ISO9000、ISO 14000的认证潮都说明标准对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巨大作用。标准是政府宏观调控经济的重要技术手段

为创建一个公开、公正、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政府通过标准控制产品的市场准入。如米、面、油的安全认证制度；市场经济中出现质量纠纷时，标准是仲裁的依据；国家进行产业、资源调配，促进产业发展所采取的各项政策中，标准化是其重要内容；法律法规中，标准更其着技术规则或管理规则的重要作用。如合同法规定，合同中要有质量标准要求‘食品卫生

法、环境保护法等等法律法规都对采用标准作了明确规定；质量监督机构更需依据相关标准进行监督检验。

总之，标准是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有力武器，是企业进入市场、参与国内外贸易竞争的通行证；是社会化大生产中产业链条间的技术纽带；是各行各业实现管理现代化的捷径；更是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保证。所以“苏联标准信资源建设”项目将会为政府对俄政策，特别是应对突发事件的决策提供快捷准确的技术依据。

标准是企业生存、发展的重要技术基础

产品的竞争能力是企业的生命，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而在产品的品种、质量、价格、交货期这四大竞争要素中，都与标准、标准化密切相关，如标准化的简化、统一化、通用化、系列化、组合化、模块化等形式为产品品种的多样化奠定基础；标准是衡量产品质量好坏的准绳；价格战、交货期更需要管理标准化的效益做后盾，所以，标准是企业生产、经营、检验产品的行为准则。

标准有利于企业技术进步。企业现行生产技术水平无法满足高水平产品标准要求时，唯一的出路就是科技创新，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因此，标准是推动技术进步的杠杆，是产品不被淘汰的保证。

企业只有赢得市场竞争，才能发展，而赢得市场竞争的前提，一是识别顾客需求信息，并把这些信息转化为标准中的质量要求，生产出顾客满意的产品；二是制造标准，掌握市场竞争的制高点，即利用标准的游戏让其它企业按你制定的规则（标准）陪你玩，这也是众多先进企业争相制定国家、行业、地方标准的根本原因。

企业要持续发展，就须长久占领市场，而要长久占领市场，就要求企业有较强的适应市场变化的应变能力，即不断提高科技水平，开发出新产品。尤其在市场多元化、需求多样化、个性化趋势日渐增强并占据市场统治地位的今天，这种应变能力对企业愈加重要，而标准化的6种表现形式，可以大大缩短新产品的设计、研制周期，确保低耗高效地研制出新产品。标准是各行各业加强管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技术依托

社会效益是一个单位存在的基础，经济效益是其发展的动力。所以，各行各业、任一个单位都存在着管理的问题，都需要提高管理水平，建立现代化管理制度，以确保各项工作低耗、高效低稳步进行。而标准是一种科技成果，管理标准更是无数优秀的管理专家管理经验的结晶，依据这些管理标准建立现代企业的管理体系，无疑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海信集团98年以来建立起120多个管理标准，使一切工作按标准稳步进行，管理费用每年降低10%；还有ISO9000、ISO 14000的认证潮都说明标准对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巨大作用。标准是政府宏观调控经济的重要技术手段

为创建一个公开、公正、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政府通过标准控制产品的市场准入。如米、面、油的安全认证制度；市场经济中出现质量纠纷时，标准是仲裁的依据；国家进行产业、资源调配，促进产业发展所采取的各项政策中，标准化是其重要内容；法律法规中，标准更其着技术规则或管理规则的重要作用。如合同法规定，合同中要有质量标准要求‘食品卫生法、环境保护法等等法律法规都对采用标准作了明确规定；质量监督机构更需依据相关标准进行监督检验。

意义认识 篇3

关键词：《中庸》；“诚”；“性”；自然法；“真”；“善”；“义”；儒家

“诚”乃《中庸》[1]思想体系之核心，是《中庸》的认识论，认识“诚”这一核心内容，对于我们如何看待自然法以及自然法在中国的语境，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性”是“诚”的内容

《中庸》的开篇言：“天命谓之性，率性谓之道，修道谓之教。”即天命，心性与教化是融为一体的。“天所赋为命，物所受为性。”性，命与天道融会贯通。这正是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道德观的体现。而其核心是“诚”。“诚”与“性”相通，“性”与“命”、“天道”相通，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诚”并不是一个僵硬死板的概念，而是儒家那种博大精深、浸润通透的精神。

“性”与“诚”的关系该如何认识？《中庸》做了进一步的阐释：“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周敦颐《太极图说》有曰：“诚者，圣人之本。”《中庸》要求“诚”不仅仅是要使自身达到“诚”的境界，更要“尽人之性”，“尽物之性”，也就是说使得普通人和世间万物都能“诚”，方可以“与天地参”，方能成为“至诚”的圣人。故而“尽性”是达到“至诚”的途径。“圣，诚而已矣......诚，五行之本，百行之源也。”圣人尽诚而体现出的诚体成为了道德的创造之源，也成为了天地运行的规律。

孟子对“性”做出的阐释尤为贴近《中庸》的本意。《孟子·尽心上》有言：“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也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认为尽心、知性、知天是一个循序渐进，又互相融合的过程，尽心可以知性，知性即可以知天。这个“性”与告子所言的“生之谓性”有很大区别。“生之谓性”是以气为性，指向感性世界；性善论是以理为性，指向抽象思辨的理性世界。“生之谓性”是普遍的①，这个“性”指的是天生的本性，但是无论是人还是动物，每一个个体都有着自己的本性，自己的自然之质，辟如食色欲望、求生的本能、对外界的感应和情绪，与孟子的“性”明显不同。

新儒学大师牟宗山先生把欲望、本能和情绪概括为生理学，生物学，心理学的内容，在这些内容上建立不起道德。②孟子的“性”却是使人区别于动物的“善性”，是人天生的禀赋。这种善是人的生命层次的体现，是人对于与他（她）同一层次的个体的普遍关爱。

二、“诚”是真实与善性

何谓“诚”？《中庸》首次提到“诚”是第十六章借鬼神论道，论“诚”的时候：“夫微之显，诚之不可掩如此夫”。宋朝的理学硕儒朱熹，曾在《中庸章句集注》中将此处注为：“诚者，真实无妄之谓。”朱熹的注解十分符合《中庸》的本义，真实无妄，不仅仅是“不荒谬”之义。真实无妄，既是一种做人的准则，又是一种普遍可行的真理。正是因为诚的普遍可行，才有了《中庸》第二十一章所说的“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已经把“诚”这一概念与开篇所说的“性”“天道”联系到了一起。而《中庸章句集注》在此处注为：“自，由也。德无不实而明无不照者，圣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后能实其善者，贤人之学。由教而入者，人道也。诚则无不明矣，明则可以至于诚矣。”圣贤朱熹十分精确地注解了“诚”的思想体系，完美地把“诚”、“性”、“德”、“善”“天道”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解释了出来：性是圣人的德行，是善性；诚即是性，先天具有善性，而后又能使这种善性普及的，就是圣人了。

三、“诚”是中正仁义[2]

而儒家理学思想之鼻祖周敦颐与《中庸》的思想一脉相承。他在《太极图说》中开创性地提出“圣人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的观点，这一观点中的人极思想，已经暗含了大师周敦颐从人的本原这一角度去思考的倾向，有一种以人为核心的思想倾向。但是，他的理学思想不单单是从人极的角度去考虑的，他继续说道“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而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他大大提高了人的地位，认为人在宇宙中乃是集中了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气所成的灵秀之物，丰神俊秀，不可替代，所以，人极、无极、太极乃并列的三极。而中正仁义是先天固有的，是本然存在的，先于人极，所以他先说“定之以中正仁义”，然后才有了“立人极”。这个“中正仁义”在人极思想中的地位不可小觑，因为中正仁义正是人所区别于禽兽万物之性的标准，也是人极的标准。

中正仁义的思想与《中庸》所说“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是相贯通的，“诚”是天之道，是万物运行的规律，这一点是就普遍地就宇宙万物而说的，有了从宇宙发源这一角度所思考的宏观本原意义。周敦颐所说的“无极而太极”、阴阳化生万物，是符合这种宏观的宇宙意义的，且建立在“诚体”上。

《中庸》所言诚，有两层含义，第一是法则规律之意义；第二是道德准则之意义。法则规律指向天之道，道德准则指向天之德。

儒学家韩昌黎说：“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可见儒家的“德”实质上是“仁义内在。”周敦颐说：“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仁义已经成为了立人之道，可见中庸道德含义的“诚”已经和周敦颐的中正仁义一脉相通了。真诚无妄既是做人的准则，又是天地运行的规律。所以说，“诚”就是中正仁义。

《中庸》第二十章在论述人之道德修养时有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人的本质是诚，而诚是仁义内在的，这个“仁义内在”是含于义理之心的，具有绝对的普遍性；“诚者天之道，”天的本质也是诚，儒家的天人交感的宇宙观是以“诚”为基础的。所以，“诚”不仅有了博远宏大的宇宙本源之意义，也是宇宙运行之规律所在。

《太极图说》中展现了宇宙的生成（动静互根，阳变阴合）和人类的起源，进而提出了“立人极”的思想，从而赋予了孔孟仁义礼智信的道德学说以绝对的意义，可谓是默契神妙。概括地来说，“人极”思想，有着将人作为核心的思考倾向，并且以中正仁义为内容，孔孟之道为尺度，与“无极”，“太极”并列为三极，因此有了一种将人和宇宙联系在一起的浸润通透的浑厚精神。

周敦颐的“人极”思想，与康德所说的“人为自然立法”暗合。康德认为③：“假定将来不是在经验中，而是在纯粹理性运用的某些（不只是逻辑的规则，而且是）先天确立的、与我们的实存相关的法则中，会发现有理由完全先天地在外面自己的存有方面把我们预设为立法的。”即人是自身的立法者，人的意志建立起道德法则，道德法则所表明的，实不外乎纯粹实践理性的自律，亦即是自由。

与西方的哲学思想相异的是：周敦颐把“人极”确立在“静”和“诚”上④，这就西方文化生命力扩张超越的精神旨趣迥然不同。在周敦颐的眼中，人性与宇宙相比有着根本的区别。宇宙的本质是一种浸润通透，相辅相成，生生不息的活泼状态；而人性之本质在于其中正仁义，是暗含着理性精神的。诚的状况，也就是静，无欲故静，无欲故诚。诚者，乃圣人之本。所以，人性之静不同于宇宙之静，它是更深一个层次的规定。这样一来，立人极的圣人之道就不再与宇宙之道相矛盾了，它乃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阴，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一切相辅相成，圆美流转，浑然一体，而这正是西方理性精神中缺乏的一种精神。

《中庸》又说：“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乎蓍龟，动乎四体。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至诚之道能预见未来的祸福吉凶，这似乎有些过于出神入化，但《中庸》表达的真正意思无非就是由于心灵达到了至诚的境界，所以能够洞悉世间的规律。在儒家哲学中，道不是一个形而上学的虚幻概念而是真真切切地存在着的，它是一种切实的规律，而“诚”则是这种规律运行的核心。

对于“天地之道”，《中庸》又特别做了详细阐释：“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即天地之法则乃是“诚”，而天地没有两个，它生成的万物则是不可计算的。可见《中庸》把“诚”视为“物之始终”，是“天之道”，且“为物不贰，生命不测。”正是因为有了“诚”，宇宙才能够运行。“诚”是世间万事万物运行的规律所在。

四、“诚”具有普遍的意义

圣人有着高于常人的“性”，所以圣人通过教化来修道，使得圣人之性更加普及，从而使普通人靠近他们的品德。圣人能够完全体认作为天性的诚，所以圣人能够“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圣人通过教化，结果就是使得天下至诚。中国古代的儒家弟子为何时时把圣贤放在嘴边？为何总是极力描写圣贤人格的人生境界与人格理想，口口声声地强调“德为圣人，尊为天子”？不仅仅是因为圣贤人格已经成为了儒家区别圣人与常人的标准，更是因为所谓的圣贤人格已经升华成为一种形而上的意义：圣贤代表着至诚。《中庸》说：“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圣人不仅能够在不勉，不思中得乎中庸，而且能够坚持下来，使得至诚之道久远、博厚、高明。

但这并不意味着“诚”是圣人固有的。圣人之“诚”只是儒家提出来的一种高不可攀的象征而已。“诚”对于普通人是普遍使用的。《中庸》说：“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犹有所憾。故君子语大，天下莫能载焉；语小，天下莫能破焉。”周敦颐也说了：“诚者，至实而无妄之谓，天所赋、物所受之正理也。人皆有之，而圣人之所以圣者无他焉，以其独能全此而已。”说明《中庸》和周敦颐都明确地认识到，“诚”不是某种曲高和寡的存在，从普通人到圣人，人人都可以去实行。而“诚”的最高境界，甚至连圣人都做不到。“道”不能远人，远人就“非道”了。“诚”是如此的博大、精微。《中庸》之“诚”，足以作为一种普世的价值观了。

五、结语

《中庸》的以“诚”为核心的认识论，正暗合了自然法哲学。法律是制度的，是国家的，是有立法者的。“诚”是一种天人秩序、自然法的法则，它是符合自然、人心的正道。它可以作为法律的道德哲学，良知，补充秩序、作为理性法律的刚性框架和认识方法的一个补充，补充法的道德性、道德基础、价值阶梯。其“天人合一”“物我合一”的宇宙观，正可以用来克服现代科学认识观的不足（比如生态伦理问题），其“浸润通透”的宏伟精神是西方法则认识观所缺乏的。

注释：

①牟宗三《孟子讲演录》鹅湖月刊，第一讲，2004年5月总347期7-14页。

②同上

③《纯粹理性批判》德，康德 著，邓晓芒 译，2004年2月第1版，先验要素论，第308页。

④《理心之间——朱熹和陆九渊的理学》高全喜 著，三联书店，1992年6月第1版，第26页

参考文献：

[1] 《大学 中庸》王国轩译注，2006年9月第1版.

意义认识 篇4

教育领域谈“加工能力”, 有其特殊含义。第一, 直观性。借用人们熟悉和容易理解的工业、工艺技术水平指标, 对学校和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水平进行直观感觉评价。第二, 科学性。现在, 社会、家长及行政部门, 总是用统一标准衡量, 或站在终点裁判, 我们都知道这并不科学。“加工能力”给人的第一感觉, 是针对“原材料”, 我们会有怎样的“产品”的能力。这符合教育的客观规律, 即针对学生个体一个历史时间段, 观察他们的变化和发展, 自己和自己比。也就是说, 对学生的教育成长评价, 应多一些个体纵向看发展, 少一些群体横向比高低。第三, 时代性。在追求教育均衡和公平的当前, 提“加工能力”符合大众认知时代观, 会让薄弱学校和教师看到希望, 有盼头。上级管理部门和学校领导“以起点看终点”的思维模式评价班级和学科成绩, 会使“教育均衡、公平”有了实在的“着陆地”。

评价一所学校的“加工能力”, 要看孩子在这所学校数年后会有怎样的变化?这个变化不仅随着时间身体会自然长高, 更主要的是, 孩子身上会体现出学校和教师的“加工痕迹”:更懂礼貌, 更知感恩, 更有独立见解, 习惯更好, 学习更优……即在学校的几年, 德智体美实现怎样的“自我超越”。我们总在经历这样的感受:不同学校的学生, 在同一场合总会给人不同的感觉, 甚至举手投足、开口说话, 也能清晰地辨认他们来自哪所学校。学生身上带着就读学校的“logo”或“胎记”, 这告诫学校和教师:因我们的“加工”, 为学生“烙印”最优秀的“学校文化”!例如, 在北京理工大学附属中学的“人文奠基、理工见长”这一办学特色下培养出来的学生, 应该展现出不一样的内在气质与外在形象:男生英俊, 女生淑雅。结合学校校训, 以“大气、沉毅、担当”作为“英俊男生”的刻画, 以“内秀、和善、文雅”展现“女生淑雅”的形象。

“加工能力”朴实而普通的哲学道理, 告诉每一位教育工作者要为提升学校和自己的“教育加工能力”而努力。首先, 有“科学加工”的指导思想—先进的教育理念。从校长到教师, 要坚守:学生“在此一段受用一生”的“学校加工”理念。中小学阶段不仅是学生良好习惯形成的决定性阶段, 也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养成的关键性阶段, 更是学生学业水平和特长发展的奠基阶段, 是学生结交成长伙伴的积淀阶段。即“中学阶段是学生素质修养的快速提升期, 是人生蜕变的关键期, 是亲子关系转型的微妙期, 是人脉积累的基础期”。所以, 学校领导应本着“为学生一生着想”的负责与担当, 建设学校与管理学校。

其次, 遵循教育规律—教育加工者的职业操守。教育“加工能力”是针对活生生的人, 是对不同的个体及其不同年龄阶段而开展教育的。尊重主体, 遵循规律, 特别重要。有的家长让孩子在三四岁就开始算数, 部分孩子虽能很快说出答案, 但并非他们真正掌握了数学知识。一般来说, 3 岁前的幼儿对数已有笼统的感知, 能区分明显的多和少;3~5 岁的孩子, 在点数实物后能说出总数, 能按成人说出的数取出相应数量的物体;5 岁以后的孩子, 才能认识到数不因实物的变化而改变, 形成数的“抽象概念”。心理学实验证明, 只有到5 岁之后, 孩子才能脱离实物的支持, 进行小数目的加减运算, 学会100 以内的数数。一旦孩子发展到这个阶段, 他们对数的理解与运算就会变得简单, 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理解。一些家长通过死记硬背的方式, 让孩子记字、识数, 认知过早符号化, 会影响孩子想象力的发展和学习兴趣的激发。

美国社会学教授唐纳德·埃尔南德斯带领团队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 无法进行流利阅读的小学三年级学生到高中辍学者, 是当年能够流利阅读学生的4 倍。这是因为小学三年级是学生从“学习如何阅读”过渡到“通过阅读去学习”的一个关键阶段, 即“小学三年级的阅读水平成为学生学习状况的一个里程碑”。在后续的学习中, “通过阅读去学习”的模式占主导地位。阅读能力差的学生, 在小学四年级时开始进入“学习低迷期”。当流利阅读者如饥似渴地从书本、网络等多种媒介信息中吸收新知时, 阅读能力差的学生因阅读障碍而感到学习困难, 逐步掉队。于是, 恶性循环出现。

再次, 为学生全面发展的学校“整体加工”功能的发挥—学校加工能力的特殊性。对学生的培养, 绝不可能像工厂对零件的加工那样, 这道程序完成之后再进入下道工序。也就是说, 学生不可能先练习长手臂, 再训练长腿。人的身高和各个器官一定是同步生长, 对学生的能力培养, 一定是全面展开, 而不是片面的应试教育, 只是不同年龄 (年级) 阶段有能力水平的层级之分。这就是学校“加工能力”的一大特点—同步集体创作。美国洛杉矶爱乐乐团指挥卡洛·玛利亚·朱利尼说:“创作伟大音乐作品的奥妙在于要求一同演奏的人们有真正的友谊, 每个成员都从内心深处时刻提醒自己‘我在与他 (她) 共事’”, 揭示出学校“加工能力”的特殊意义。学校不等同于工厂的特殊之处在于:学校绝不可以出次品, 甚至废品。根本方法是根据学生成长过程中的情况及时采取措施, 绝不允许教育有偏离方向甚至行走在错误道路上的机会。

最后, 给学生装上一生成长的“发动机”—学生因此而善学。学生从就读学校、班主任和科任教师那里带走的绝不是当时有限的死知识, 而是终身受用的善于学习的习惯、方法与思维方式等。杨澜“自我求进”的例子, 能够说明一些道理:她在做主持人时, 请求导演, “我是不是可以自己写台词?”写了台词取得好的主持效果后, 再问导演, “我可不可以自己做一次编辑?”做完编辑获得极佳评价后, 又问主任, “我可不可以做一次制片人?”做了制片人, 还想, “我能不能同时负责几个节目?”负责几个节目后, “更想能不能办个频道?”……就这样, 杨澜在人生道路上不断地自我奋进, 从“阳光卫视”追求到中国申奥形象大使。

认识实习的目的和意义 篇5

认识实习的目的和意义：走进施工现场，亲身感受建筑工地的氛围，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为以后进一步实习和工作打基础。了解目前我国施工技术与施工组织管理的实际水平，联系专业培养目标，树立献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高我国建筑施工水平的远大志向；与工人和基层生产人员密切接触，学习他们的优秀品质和先进事迹 实习项目1：现代建筑的建设以及装饰

1、现代建筑的实习是分三个站点：学校餐厅扩建；13号教学楼新建；图书馆的建设和装修。

2、在学校餐厅扩建、13号教学楼新建、图书馆的建设和装修这三次实习中我认识到基础、地基、梁柱的建造、钢筋混凝土结构以及钢筋混凝土结构的防护和使用、墙的承重、以及安全施工中的有关条例和相对措施。

（1）基础是位于建筑的最下部分与土层直接接触的承重构件。支撑建筑物重量的土层叫做地基。地基分为天然地基和人工地基，地基的加固通常有打桩法、换土法、压实法和化学加固法。基础是建筑组成部分而地基不是建筑组成部分。由刚性材料制作的基础称之为刚性基础。一般称抗压强度高而抗拉、抗剪强度比较低的材料为刚性材料所以刚性材料抗压能力大，抗拉能力差。宽度较大时因受拉而破坏基础，而宽度受刚性角的限制。（2）通过老师的讲解和相关资料，对混凝土的养护也有了更多的了解.混凝土养护:为了保证已浇筑好的混凝土在规定的龄期内达到设计要求的强度,并防止产生收缩裂缝,必须认真做好养护工作。首先，对于梁板等水平构件采用覆盖浇水养护。在平均气温高于+5℃的自然条件下,用覆盖材料对混凝土表面加以在覆盖并浇水养护,使混凝土在一定时间内保持水化作用所需要的适当温度和湿度条件。应符合下列规定:①覆盖浇水养护在混凝土浇筑完毕后的12h以内进行。②浇水养护时间内,对采用硅酸盐水泥、普通硅酸盐水泥等拌制的混凝土,不得少于7d。③浇水次数根据能够保持混凝土处于湿润的状态来决定。④混凝土的养护用水与拌制水相同。⑤当日平均气温低于5℃时,不得浇水。

其次，对于混凝土柱采用薄膜布养护。采用不透水、气的薄膜布养护，用薄膜布把柱表面敞露的部分全部严密的覆盖起来,保证混凝土在不失水的情况下得到充足的养护。其优点是不必浇水,操作方便,能重复使用,能提高混凝土的早期强度,加速模具的周转。养护时必须保持薄膜布内有凝结水。

最后，还要考虑冬期混凝土的养护。竖向结构混凝土采用综合蓄热方法养护。对于水平结构,采用上铺塑料布加保温被的方法进行保温养护,保温被覆盖要严实,防止混凝土裸露,确保混凝土不受冻。（3）混凝土结构的模板工程，是混凝土成型施工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所说的模板其实包含了两部分，其一是形成混凝土构件形状和设计尺寸的模板：其二是保证模板形状，尺寸及其空间位置的支撑系统。模板应具有一定的强度和刚度，以保证混凝土自重、施工荷载及混凝土的侧压力作用下不破坏，不变形。支撑系统既要保证模板的空间位置的准确性，又要承受模板、混凝土的自重及施工荷载，因此也应具有足够的强度、刚度和稳定性，以保证在上荷花载的作用下不沉陷，不变形，不破坏。

（4）墙体在平面所处位置不同有内墙和外墙，纵墙和横墙之分。沿建筑物短轴布置的墙叫横墙，沿长轴布置的墙叫纵墙。墙体的结构布置有横墙承重、纵墙承重和纵横墙混合承重。砖墙的组砌原则：横平竖直、错缝搭接、砂浆饱满、厚薄均匀。每排列一层砖成为“一皮”。砖墙的尺寸是按半砖的倍数来确定的。例如：半砖墙（115mm）、一砖墙（240mm）、一砖半墙（365mm）、两砖墙(490mm)。实习项目2：古建筑欣赏

1、该工程是一种仿古代建筑而设计建成的，拥有古代建筑的特色以及相关的特点。我国古建筑很早就运用了韵律、和谐、对比、对称、轴线等设计手法，使建筑在保持功能合理的同时达到最佳的观赏效果。

2、通过古建筑的欣赏我认识到古代建筑与现代建筑的同异突出表现（1）古建筑中的屋脊为：屋顶两坡面相交隆起之处，一般用瓦条和砖垒砌而成。最初是一种防漏措施，后演变成优美的曲线轮廓和活泼的屋顶装饰。位于房屋前后两坡接缝部分的屋脊称正脊，自正脊端向下垂至檐部的屋脊叫垂脊，其余还有戗脊、角脊、岔脊等。而现代建筑的屋脊是屋顶相对的斜坡或相对的两边之间顶端的交汇线。

（2）在古代建筑中所谓斗栱：是由斗形方块及栱形横木组合而成的建筑构件，一组斗栱又可与另一组斗栱组合，层层迭迭，形成庞大的建筑构架。其功能是可将屋顶的重量平均分散在柱上，也可用来挑出屋顶的屋檐，使屋顶线条成曲线，减轻沉重感，也有利排雨。

（3）在古代建筑中瓦件瓦件瓦件分成三类：屋面瓦件、屋脊瓦件和吻兽。屋面瓦件包括板瓦、筒瓦、勾头瓦、滴水瓦、帽钉。屋脊瓦件包括正、垂、戗脊上的瓦件和装饰。吻兽包括正吻、垂兽、戗兽、仙人走兽、套兽。

（4）在古代建筑中门：用以沟通内外空间的出入口。有的门仅有门洞，用于车马通行；有的则设门扇，用以阻隔内外。窗：是建筑物在墙壁上用于通风、采光和观望的设施。中国古代在建筑上设窗的起源较早在西周铜器和战国木椁上，已有带方格和斜方格的窗在出土的汉代明器和陶楼上也有花格篦子窗。回廊：廊是古建筑屋檐下的过道或独立有顶的通道。回廊是廊的一种形式，曲折而回环的走廊，常见于园林建筑中的殿宇、厅堂等建筑群主体部分的四周，以环绕的廊构成围合的庭院。

栏杆：指设置于楼阁殿亭等建筑物台基、踏道、平座楼梯边沿或两侧带有扶手的围护结构；竖木为栏，横木为杆。宋代建筑的栏杆名勾栏。墙壁：在中国古建筑中，墙壁一般不承重，只起维护作用；房屋重量是依赖柱子支撑的，所以房倒屋不塌。室外墙壁有土筑、砖砌等类型；室内墙壁除此之外还可用其它材料建造，如木板墙、编竹夹泥墙等。台基：包括埋深和台明两部分，前者指埋在地下的部分；后者指露出地面的部分。实习总结：

意义认识 篇6

随着现代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社会上往往需要一些形象的无声语言——公共标识，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以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标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学习、工作中常见的图形符号，它简洁、明了、形象，已在全世界各国家广泛使用，并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标识的种类繁多，我们常见的主要有交通标识、环保标识、公共标识、商品标识等。标识具有较为形象的特点，也非常适合幼儿的认知规律，并对幼儿各方面的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

第一，认识标识有利于幼儿的健康成长和认知的发展。

健康成长是幼儿身心发展的首要任务。标识中有很大的一部分是有利于提高幼儿的自我保护意识、增长安全知识的。教孩子认识多种生活中常见的标识，使孩子能够辨认这些标志所表达的意思，并按照标志的指示行事。这也是生存的一种必要的技能。例如：火警电话、安全楼梯、小心触电、避难处、禁止吸烟、禁止携带动物等。了解和掌握这些标识就可以大大提高幼儿的安全防护知识和自我保护意识，让幼儿懂得怎样远离危险，保护自己。由于标识的种类繁多、涉及面广，幼儿通过对这些标识的认识，可以丰富知识、开拓视野、积累经验。

第二，认识标识有利于幼儿了解社会和促进思维的发展。

标识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用来指导和规范人们行为的。例如：安静、地道、方向、人行横道等。幼儿认识并了解这些标识的意思后，可使幼儿树立良好的行为习惯和社会规则意识，从这一点上来说会对幼儿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形成和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产生极大的影响与促进。标识的特点是简洁、明了、形象，这一点正符合幼儿发展的特点，各种标识图形不同、符号不同、构图不同，所表达的意思也不同，会对幼儿以后的绘画构图产生影响。

第三，认识标识有利于幼儿的语言发展和良好习惯的养成。

学习标识有很多的方法。比如：交流讨论法、观察法等。这些方法都需要语言的支持，特别是在描述标识的图像、用途及意义时，需要幼儿用简洁、明了的语言进行交流和描述，所以幼儿在学习标识的同时，语言表达也会有一定的提高。让幼儿了解、认识标识，会对今后的习惯养成产生较大的影响：首先，在行为习惯的养成方面，标识中的一部分，有约束和指导人们行为的作用，幼儿掌握后，可以使幼儿建立初步的规则意识，为良好的行为习惯的养成打下基础；其次，是学习习惯的养成，现代教育提倡自主学习、合作学习的学习方式，而在学习标识的过程中也体现了这一点。标识是在人们生活中经常见到，幼儿对标识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可以通过各种形式来认识它。比如：向成人请教、同伴之间交流或是自己寻找答案等，这为幼儿以后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产生一定的影响。

保证幼儿的健康和安全，培养幼儿自我约束能力，使幼儿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是我们幼儿教师的职责。然而，这些知识或能力不能被动的等待给予，而应该让孩子主动地获得。幼儿认识生活中常见的标识，不仅有利于幼儿各方面发展还有利于社会的文明进步，会对幼儿一生的成长产生深远的影响。

进一步深化对民生意义的认识 篇7

一、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执政党的宗旨所在

世界上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成立的时候, 马克思、恩格斯亲笔为它写了一个纲领性的文件, 这就是《共产党宣言》, 公开向全人类宣布, 共产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谋利益求幸福, 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 共产党没有自己任何的私利。我们中国共产党把这种理念, 叫做党的根本宗旨, 就是毛主席概括的五个大字“为人民服务”。这是我们党最重要的思想和行动准则。90年来, 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改革和发展, 都是沿着这条路线进行的, 我们党的为人民服务之路实际上就是民生之路。新时期, 邓小平提出了判断我们一切工作和是非得失的三条标准, 其中一条就是看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他强调我们一切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都要看“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落脚点也是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强调“权为民所用, 情为民所系, 利为民所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党的最核心的权力观, 它把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诠释得更加清晰、更加真实、更加务实, 更具时代价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全心全意为人民执政, 是我们党的全部追求, 是我们党永恒的精神家园。

二、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改革开放一开始, 邓小平针对我国人民生活水平长期未得到改善的局面, 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 进行了深刻的历史反思和理论探索。他第三次出来工作后, 便立即在社会主义应该贫穷还是应该富裕的这个根本性问题上, 以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理论勇气和实践胆略, 进行了划时代的拨乱反正。他曾从不同的角度多次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贫穷, 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起来;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目的, 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 是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 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这些, 其实质是一样的, 都是邓小平讲话、谈话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主题思想。共同富裕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 对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意义, 不管怎么强调, 都不过分。所以, 邓小平把自己对社会主义的思考最终概括为:“社会主义的本质, 是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 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也就是坚持走全中国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坚持共同富裕的道路, 也就是最重要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道路。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民富国强”的理念。追求“民富国强”, 坚持“富民为先”, 意味着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 我国将更加关注以人为本、更加关注民生, 代表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大转折, 表明了我们党的执政理念又向前迈进一步。

三、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 博大精深, 集中了全党的智慧, 汲取了古今中外文明发展的经验,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我们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 一个首要的问题必须弄清楚, 它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是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准绳, 也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准绳。如果我们忘记了这一点, 那也就忘记了科学发展观的灵魂和精髓。“十二五”时期, 要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完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安排, 把促进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优先位置, 加快发展各项社会事业,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 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 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当前, 要把扩大内需, 特别是增加居民消费需求, 作为调整经济结构、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效益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点。对此, 我们必须明确, 保障和改善民生就是扩大内需。只有民生改善了, 人们才有比较切实的社会保障, 才能够放心大胆地消费, 才能够刺激和拉动消费。这应该成为“十二五”时期我们应对危机、克服困难、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一条红线。

四、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环节

在孔子之前, 《尚书》中就讲“民为邦本, 本固邦宁。”在中国政治文明史上, 朝野上下, 都喜欢讲“国泰民安”。国泰民安的社会就是和谐社会, 只有民生问题解决好了, 才会有安宁稳定。因此, 自古以来, 民生问题就是与社会和谐稳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互为前提, 相互依存, 相互转化。当前, 我们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 经济体制深刻变革, 社会结构深刻变动, 利益格局深刻调整, 思想观念深刻变化, 机遇与挑战并存, 希望与困难同在, 构建和谐社会的任务艰巨, 工作繁重, 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我们必须善于抓住主要问题, 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从改善民生这一关键环节着手, 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大好局面, 使全社会呈现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清新气象。

五、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

小康社会, 是我们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梦想。我们党把这个古老的愿望引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和实践中, 不断探索, 不断追求, 梦想即将变成现实。完全可以这样讲,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民生工程, 并且是一个巨大的、与时俱进的系统工程。我们对小康的认识, 我们对民生的认识, 都应该是历史的、具体的、发展的、变化的。不同的历史时期, 不同的发展阶段, 民生问题有不同的内容和要求, 解决了初级阶段的民生问题, 还有更高层次的民生问题等待我们去解决。这就是人民群众的新希望、新要求、新期待。我们讲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就是要与时俱进地保障和改善民生, 不断发展和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正是适应了这一社会发展规律, 一心一意谋发展, 聚精会神搞建设, 在本世纪头二十年, 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全面小康, 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

“十一五”期间, 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加快推进, 老百姓得到了更多实惠, 但不可否认,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性依然突出, 社会事业存在不少历史欠账, 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领域仍有很多难题待解, 特别是与实现全面小康的目标相比, 与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相比, 与我国的经济增长和综合国力相比, 民生任务还很繁重, 必须坚持以更大决心、下更大气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六、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各级领导干部的神圣职责

琴道与文道——对作文意义的认识 篇8

一、琴道→文道

说起学琴的动机, 一是觉得琴声悠远清静, 特别有味道;二是想弹古琴的人寥寥无几, “物以稀为贵”, 或许能作个炫耀的资本。但是两堂课学下来, 加上读了一些古今琴家的文章, 我发现古琴之道非常深奥精妙。

“琴为载道之器。”

“琴为圣乐, 君子涵养中和之气, 籍以修身理性, 当以道言, 非以艺言也。”

古人认为, 操琴听琴, 不为娱耳而为养心, 不为快意而为进德修身, 是一种抒发情致, 陶淑中和, 通向道之境界的生命活动, 故古琴有“琴道”之称。

原来, 与其他乐器相比, 古琴的意义在于“超乎音乐”。音乐背后的“道”才是历代抚琴者孜孜以求的。历史上弹琴的文人高士不可胜数:孔子、司马相如、蔡邕、嵇康、阮籍、王维、白居易、苏轼、林黛玉……据说范仲淹因为事业繁忙一生只会弹奏一、二曲, 陶渊明更“酷”, 琴上无一根弦, 看一看、摸一摸, 心满意足了, 谓“但识琴中趣, 何劳弦上声”, 得鱼忘筌, 是深通琴道者。

其实, 文学的意义也是“超乎文字”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言:“道沿圣以垂文, 圣因文以明道”。周敦颐提出:“文, 所以载道也。”用现在的话来说, 写文章是为了抒发性灵, 为了表情达意, 文字是思想的载体, 写作是显现生命价值的一种需要。不过, 在人心浮躁的今天, 文学逐渐蜕变为娱人耳目的文学消费, 逐渐失去了为我们的精神提供信仰的责任和能力, 一切心灵之美和深层之美都让位于感官之美和浅层之美。这种蜕变也影响到了我们的校园作文。不久前到某中学参加文学社活动, 拜读了这所学校编的学生文学刊物, 一时间觉得很惭愧——好些文章竟然读不太懂:文字很奢华, 内容很玄幻, 心灵历尽了沧桑。小学作文呢, 为了突出正面引导, 似乎很注重“道”的体现, 结果出现了“五子登科” (捡票子、抱孩子、让位子、推车子、领瞎子) 。到了高年级, 尤其写命题作文时, 好多学生开始了虚构。以上两者一个是言之无物, 空空洞洞;一个是言不由衷, 煞费苦心。

我想:写作应该像弹琴一样成为一种进德修身, 抒发情致, 通向道之境界的生命活动, 那么我们的作文教学应该负担起“为生命奠基”的重要责任。

二、享受音乐→享受作文

老师反复告诫我们, 和其他音乐不同, 古琴是弹给自己听的, 从琴曲中体会淡泊明志、宁静致远, 获得生命的喜悦, 正所谓“琴到无人听时工”。如若想着上舞台演奏, 指下是不会有太古之音的。也就是说, 很难在境界上有所提升。

写作的初衷其实也是为了写给自己看, 是一种出于真诚的宣泄情感、表达自我的需求。就像我们自己写日记, 没有人强迫, 没有长短的限制, 纯粹是个人需要、个人享受。如果老师要求学生每日写一篇, 还要教给老师批阅, 那么享受会演变为一种折磨、一桩苦差使。

我想, 如果在古时候, 学古琴也像今人一样要求考级, 像范仲淹那样政事繁忙的人, 肯定无暇操弄;林黛玉、嵇康之辈, 肯定不屑于此等俗事。我又想, 如果我们对学生少一些条条框框, 少一些出于功利主义的要求、指导, 学生也会爱上写作, 并且乐此不疲。

三、乐为心音→文从心生

老师还告诉我们, 学古琴其实不需要苦练, 真正地喜欢, 得其受用, 终能成专家;人生修养高了, 水平也就高了。有名的琴家, 都有深厚的传统文化的学养, 兴趣极广, 书画诗词、武术养生、佛道之学均有涉猎。可谓“人有好性情, 方可弹到琴之真性情。”

同样, 好的文学作品, 也扎根于文化这块丰厚的土壤, 来源于作者深厚的学养。《红楼梦》之所以成为不朽的经典, 是它的包罗万象, 还有其文字背后所蕴涵的深刻的人生哲理, 第一回中跛足道人的《好了歌》便是开宗明义之处, 表现了“浮生若梦”“繁华过后一场空”的意境, 即儒家讲的“明明德”, 道家讲的“返璞归真”, 佛家讲的“明心见性”。一部小说, 以中国的儒释道文化作为丰厚的底子, 难怪会成为旷世奇书。

意义认识 篇9

一 当代社会认识论的思想根源

“社会认识论”是对相关于知识的社会关系、社会作用、社会利益和社会体制等诸多社会因素的哲学研究,或者说它是知识与信息的社会维度的哲学研究。尽管“社会认识论”一词系统地使用的时间并不长,甚至直到80年代这一学科才开始兴起,然而从历史上看,至少在哲学史上的不同时期,都出现过涉及到对知识或理性信念的社会维度进行的哲学探索。对社会认识论的研究来说,追溯其问题的思想根源,找到其思想的来源出处,就显得必要而富有意义了。

(一)社会认识论的发展脉络

对认识论的社会维度的关注,至少可追溯至古希腊的柏拉图。在《查密迪斯》对话篇中,柏拉图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外行人如何能够判断谁才是某一领域的专家?某人声称是一个领域的专家可以为真吗?对专家或权威性的依赖进行考察,是社会认识论视域中的基本问题之一,即“陈词”(testimony)问题。可以说,柏拉图是最早对这一领域进行探索的哲学家。随着历史的发展,新科学的出现打破了亚里士多德常识意义上的世界图景,伴随而来的更为深入的研究内容和全新的实验研究方法,促使人们重新思索知识与意见之间的联系和差异,陈词问题也得到了更多的关注。

17、18世纪英国哲学家洛克(John Locke)、休谟(David Hume)以及里德(Thomas Reid)都对“陈词”的认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洛克更多强调了理智上依靠自己的重要性,而对于赋予他人意见以权威一事则表达了强烈的质疑。[1] 休谟承认,我们依赖他人的事实陈述是理所应当的,但坚持认为只有在我们拥有充足理由的情况下,在这些陈词可以信赖的程度内,这才合理。休谟的经验主义导致他需要这些基于个人观察的陈词,而正是这些观察确立了人类陈词的精确性。[2] 相反,里德则声称,即使我们对他人的可靠性一无所知,我们仍可合理的信任他们的意见和态度。陈词,至少是真诚的陈词,乍看上去总是可信的。[3]所有这些观点都是早期社会认识论的一部分,以现在的角度来看,它们并不是理想的或纯粹的社会认识论范式,然而它们却是最早认识到知识辩护具有社会维度的哲学思想。

进入19世纪,知识具有“社会性”的主张在更为社会化或政治化的背景中,呈现出一个完全不同的传统,即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解释。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不仅是表达统治阶级意愿,维护统治阶级利益,使其统治合法化的社会意识形式的总称,同时又是一个信仰、观念、价值的体系,是人们在阶级社会中完成自己角色的方式,是把他们束缚在其社会职能上并阻碍他们真正地理解整个社会的那些价值、观念和形象,它自由地漂浮于他们的物质基础之上,并否认其基础的存在。因此,一个意识形态就是一套信念、一个世界观或者一种某一方面的意识形式,产生这些信念或者世界观的原因,就是信奉者所处的社会位置以及利益。正如意识形态理论所描述的,其关注到信念的真与假。至少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马克思的这种意识形态理解为是一种经典的社会认识论。

知识社会学创始人曼海姆(Karl Mannheim)把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扩展至知识社会学。在曼海姆看来,思想或知识表面上是从思想家个人头脑中产生的,而实际上,它们终究由思想家所处的各种社会环境、社会状况决定。因此知识社会学必须致力于探讨“思想的社会决定”或“知识的社会决定”,曼海姆称之为“社会境况决定论”。人们将这一观点同马克思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相提并论,并称为“马克思-曼海姆观点”。这样,当社会集体的思想可以被追溯至集体的社会境况时,意识形态研究就转化为社会决定的研究。如果可以把这些对社会境况的描述理解为一种社会认识论的话,那么意识形态批评则肯定是一种社会认识论的形式。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就是对此种思想的尝试,其目的在于人类解放和启蒙,通过使行动者意识到他们所处的环境中隐藏的高压政治,能够使他们决定他们真正的利益到底在哪里。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引入了“理想言语情境”(ideal speech situation)的思想,它是一种在彻底的自由与平等的人类行动者之间,绝对无强迫和无限制地进行讨论的假设情境。这样一种情景是民主的模型之一,由于人们之间的交往借助于语言,如果要把这种能力用到极限,我们就必须全都平等地参加有关政治和社会生活的辩论,其结果就是我们必须拥有平等的了解相关信息的途径,必须拥有平等的辩论途径以及平等的被听的权利,这样的情境就可能发展成一种先验的标准,并以此去衡量存在的社会形式,而这正是社会认识论的研究内容。

20世纪的科学社会学以及强纲领都可以被看成是社会认识论的形式。对科学社会学来说,普遍上把科学视为一种关于知识生产的事业,而且认识论始终关注着知识,因此决定科学的社会因素理应得到关注,并可以合理地在社会认识论的框架内得到研究。爱丁堡学派的巴恩斯(Barry Barnes)和布鲁尔(David Bloor)阐述了“对称性”(symmetry)原则,即应该把所有理论、证据或事实都看作需要加以解释的“信念”,这种解释不仅是理性的学科内部的解释,而且需要诉诸社会的、心理的因素。因此,科学信念与构成解释的其他信念相比并无不同或特殊之处。在这种研究指导思想下进行的许多历史案例的研究,都试图表明科学家是如何被阶级利益、政治利益、以及其他通常被认为对纯科学来说是外在的因素所影响或改变。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的出版,更是将“科学信念中历史转换的认识(包括科学观自身的转换),以及社会过程在科学共同体产生这种转换过程的作用,引入到了争论的核心”,[4] 表明了相互竞争的科学理论或范式之间的争执并不能够用单纯的、纯客观的分析加以解决,科学革命的过程必然会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而作为大陆哲学的代表人物,福柯(Michel Foucault)发展了一种更为极端的知识或科学的政治观,认为追求知识的实践,实际上就是服务于权力和社会统治的目的。他甚至认为知识是权力的产儿,而不是理性认识外部实在的结果,因而它们并不具有任何客观性与确定性。他断言一切人文科学知识都是权力产生的,压制并统治着人们的思想,一切自然科学也是权力产生的,起着统治人们的权力的作用。所有这些思想家都毫无例外地从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角度对知识进行了新的解释和批判,从而在解构传统知识论的基础上,凸现出社会科学实践方法论的自我意识,重新将知识与科学的社会研究纳入到了活跃而令人兴奋的中心领域。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把这些思想家都看成是“社会认识论者”,尽管他们自己并未使用这一术语。

(二)社会认识论的研究进路

“社会认识论”一词于1952年最早出现在图书馆学家谢拉(Jesse Shera)和艾甘(Margaret Egan)的著作中,他们认为“社会认识论就是记录知识得以在所有可知的学科领域中被理解的工具,是信息与知识交流的中介机构,所以作为知识的知识,社会认识论要对知识进行有效管理以发挥知识的最大效能”。[5]谢拉指出,“社会认识论是社会中对知识的研究……,这门学科的关注点应该集中于所有社会构造中各种交流形式的生产、流动、集合以及消费。”[6]谢拉对于社会认识论和图书馆学之间的亲密关系特别感兴趣。但是,他并没有构建一种具有许多明确的哲学或社会科学轮廓的社会认识论概念。直到20世纪80年代开始,社会认识论这一思想才逐渐开始进入了哲学和社会学领域,开始关注社会认识及其本质、社会认识论和传统认识论的区别等基本问题。事实上,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认识论的研究逐渐从关注个体的传统认识论开始向关注社会的社会认识论转变,但是这种社会化转向却是由两种不同的研究进路所组成。

其一,个体与社会相区分的研究进路。美国学者富勒尔(Steve Fuller)认为社会认识论类似于生产活动,是一种需要组织的社会活动,因此从事这种活动的主体就决不可能是传统的认知个体,而是由许多个体组成的。所以,对认知主体的分析就决不应该只集中于个体层面而应关注于个体群,关注不同认知能力、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所构成的领域。为此,富勒尔把社会认识论看成是知识论的元理论,社会认识论区别于其他知识论就在于“它认为知识不仅仅是由个体的认知者而且是由可跨越时空的特定关系所同化的认知者所生产出来的”。[7]在富勒尔看来,社会认识论强调个体间的合作,强调各个学科之间、各个共同体之间的合作。换言之,只有在社会中达成共识的知识才是有意义的知识。美国学者戈德曼(Alvin Goldman)更是明确将认识论分为个体认识论和社会认识论两个相对立的研究阶段。他认为,鉴于知识追求所具有的深度合作性及互动的本质,尤其在现代社会中,个体认识论更需要一个社会对应物即社会认识论。在他看来,“社会认识论的社会性表现为:第一,社会认识论关注的是知识的社会路径;第二,社会认识论并不把自身限制在单独的信奉者那里,它常常关注于一类集体、群体并检查团队成员间信息或错误信息的传播。它强调在更大的社会群体中知识或错误的分配。”[8]4 如果说个体认识论主要与认知科学相联系,研究认知的起源、感知觉形成的话,那么社会认识论就是与研究知识的社会环境和制度环境的社会科学与政策学科相关,它更关涉于认识的交流和科学的认识活动。

其二,陈词问题的研究进路。陈词问题是有关辩护的问题,是解释听众接受他人报告和陈述的原因,“狭义地理解,陈词是站在证人的角度给出的证词,但在最宽泛的意义上,陈词代表了我们的认识依赖性,作为认知者我们在多种方式上依赖于他人。”[9]从认识论的历史上看,传统中我们要么给予陈词信念一种次要的从属地位,将它与专家权威、一致性、常识等置于一起,要么就干脆否认它具有认识论的地位。无论是古希腊的柏拉图还是近代的笛卡尔、洛克,都共享了这样一种知识概念:知识来源于正确的方法或仪器的正确使用。如戈德曼所指出的,“知识是通过正确的方法方式或来源而达到的真信念。合适的方式是可靠的方法,是产生真信念的具有通常属性的方法。而知识的生产的方法或来源既可以是向内的,也可以是向外的,向内就包括感觉、记忆和推理,向外就包括陈词和其他人的话语。”[10]

不过在认识论的发展史上,个体认识论所推崇的是孤独的认知者亲身体验到的知识,这样的知识才是真知识,而从别人那里听到或得到的知识就不具有知识的合法地位,这样的信念就是谬误。因而前者占据统治地位并往往被认为是知识的来源;而后者只是人际间的资源,因而长期不受重视甚至被忽视。随着科学的发展与进步,科学研究超越了单个个体所能从事的范围,因此对他人的实验数据、实验报告的支持和依赖就使得陈词在认识论中的地位凸现出来。通过对陈词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对陈词的辩护,就使得合格的专家所做的陈词成为了接受的证据或理由,并使得陈词成为知识的来源或主要来源。在确立了陈词在认识中的地位与作用之后,认识论就突破了个体主义认识论,从而进入到具有社会性质的认识论之中。把陈词置于感觉、记忆、推理的同等地位上,意味着认识论脱离了个体范畴而进入了社会范畴。

二 当代社会认识论的形成原因

在20世纪的哲学发展历程中,作为研究人类活动规律的认识论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认识论的研究范围不再局限于个体而是扩展至集体和社会,认识论的主题也在“应如何”和“是什么”之间转移,这一现象所凸现的不仅仅是认识论所固有的描述与规范之间的关系问题,同时也表明认识论随时代的发展进步而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紧密结合,显现出了认识的自然化与社会化的转向态势,显示出了自然化认识论向社会认识论的发展转变。

(一)由个体认识论向社会认识论的转向

近代以来,认识论更多时候表现出个体认识论的特征,普遍认为:个体知识是所有知识的出发点;个体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建立在内省知识的基础上;无须依赖他人知识就可以对真理的内容和有效性做出判断等等。由此,认识论的表现方式体现为两个过程:第一,对认识主体所具有的认知资源例,如感觉、记忆、推理等等做出调查与评价;第二,在分析与评价过后,对认知主体的信念是否可以认定为知识以及知识的局限做出决定。因此,处在这种传统中的认识论经典问题包括了知识的分析和怀疑,而对知识的分析和怀疑始终是认识论发展的主要线索,对它的研究表现出两种不同的理论定位。

其一,古典的知识论。自苏格拉底开始,知识就是一种获得辩护的真实信念。其理论特征为:知识一定程度上独立于人们和社会的偏见;知识领域是一种由真理信念长期累积构成的远离意识形态、道德信念等的自为领域;知识决不等同于主观的信念或意见,它不仅仅体现为信念或意见,更重要的是它是得到辩护的信念。由此,客观方法成为对知识的一种标准理解,它把“真理”、“辩护”、“证明”看成是独立于人与社会的因素。“强化这一需求的传统主张就是增加一个辩护的需求。一个真信念并不是知识,除非它得到了辩护。”[11]

其二,激进的知识论。自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出版及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非客观的方法在后库恩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的支持下影响日益增大,认为真理与历史、社会环境相关联,社会与政治力量会影响到科学理论的形成。虽然社会建构论的观点因其偏激而遭到众多批判,但在批判的过程中人们也逐渐认识到社会因素在知识的产生中的作用绝非可有可无,传统的认识论是一种消解社会因素的理想认识论,由此就为认识论的社会化研究开启了大门。

伴随着对知识的文化研究,更多的认识论者注意到了认识论的社会维度,尽管他们始终维护着传统观点的核心特征,并把这种对传统的肯定认定为必要乃至重要的,然而他们确实相信传统的认识论对人类知识的解释并不充分。“成人的世界观很大程度上源于他的社会世界,并追溯至社会互动,追溯至其他学者施加的影响,特别是这些互动与影响都是通过语言这个工具,因此对认识论来说,拥有一种社会维度就是必然的,而那些只关注于个体、将社会排除在外的认识论是不合适的。”[12]传统的认识论是个体主义的,而人类具有强烈的社会性,因此无论是人类知识的生产还是知识的传播,自然就具有了重要的社会维度,这一点在以往的认识论体系中往往被忽略。事实上,认识论在下述两个方面都具有社会维度。

首先,知识的产生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活动。知识模型过去往往预设了孤独的个体有能力获得各种内容复杂的知识,而他人只是帮助检查他的知识。但事实上,科学活动具有很强的社会性。表现在:(1)知识理论往往通过集体来生产,它们跨越时空并在共同体内部传递,因此具有很强的共有性。(2)知识理论往往是在社会组织的分工中产生,因此具有很强的协作性。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科学家应该避免个人的经验限制,应考察认知的集体维度。如果忽视后者,那么也就忽视了科学知识产生所具有的十分重要的社会本质。”[13]

其次,知识的获得更多的是一种社会活动。我们居住在一个与他人共处的世界之中,因此我们的知识更多时候是在社会的交往中得到,“只有在与他人相互合作时,我们才能意识到我们所具有的偏见,通过使用不同的假设,我们才可以跳出四种假相从而意识到我们自己”。[14]另一方面,知识来源于信息的传递与交流,在现代社会中这表现得尤为明显,我们所获得的绝大多数信念都是通过书籍报纸及新闻媒体,而这同样内在于知识的社会维度中。从这个角度来看,当人们检查知识或信念的社会性时,在认识论上自然就强调了其固有的社会维度的特征。

(二)由自然化认识论向社会认识论的转向

传统的认识论一定意义上可以称为基础主义,其主要任务就是研究知识基础,但无论是近代唯理论还是经验论,都遇到了许多无法回避的难题。因此,奎因在1969年发表的《自然化的认识论》中,主张用自然科学的知识,主要是心理学和认知科学来加以取代。自然化的认识论一经提出,支持者有之但也遭到众多批判。比如,戈德曼就对奎因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包括心理学在内,没有一种经验科学的分支能够承担起对规范、条件或辩护和知识进行详细说明的任务”。[15]事实上,仅仅用心理学的知识来解释人类复杂的认识过程,无论是解释的深度还是准确性上,都不够也不充分。同时自然化认识论自身也存在着一些无法克服的缺陷。这表现在:

其一,认识论与科学之间的循环问题。自然化认识论从具体科学入手,用心理学、实证科学的研究手段和方法来处理认识论问题,将认识论自然化、科学化和经验化,因此“在心理学之后,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留给认识论,认识论之于心理学就像炼金术之于化学”。[16]据此,用大量的自然科学事例来研究认识论就是理所应当的,但是认识论是用来决定人类知识的本质、范围、来源以及限度的,是用来断定知识之有效性的,因此这就意味着在科学与认识论之间形成了一种循环,从科学中抽象出来的认识论规范只可能是一种早已蕴含在科学研究中的规范。从这个意义上讲,自然化认识论不可避免地是循环的。但“科学方法不能在任何循环论的基础上证明科学方法是合理的,必须事先诉诸一些确证概念或合理性概念,而这些绝不是来自于科学的实践。”[17]

其二,科学知识缺乏自我辩护能力。传统的认识论最直接的优点就在于它对科学知识的辩护。但是随着基础主义的衰落和自然主义的兴起,科学事业的自我辩护与科学知识合法化的问题同时凸现出来。自然主义者认为,对知识进行自然化或科学化的理解,可以给予我们对知识的全部解释,认为“在科学之外没有任何先在的东西,以此为基础,科学就可以获得辩护或得到理性重构”[18]。从这个角度来看,科学知识要么不存在辩护,如果存在也只是来自于可靠性,即从事实中经过归纳判断得出。但这种辩护也存在两个问题。首先,什么是事实?其次,辩护的标准必须是客观的且不能依赖于主体预设的知识。显然这样的辩护仍存在困难。但是科学知识需要有辩护,正如戈德曼指出的“辩护对知识的获得是必要的,并且与它密切相联”。[19]如同经验主义无法单纯用经验来回答认识论问题一样,自然主义也同样难以解决辩护问题。

正是看到自然化认识论的弊端,看到其忽视知识的社会维度,忽视知识产生所具有的十分重要的社会本质,20世纪末期,对知识进行社会化的理解应运而生。如果说自然化的认识论通常处理的是个体心理过程的话,那么将自然化观点延伸并不困难,“在我看来,社会认识论是自然化方法对认识论的一种直截了当的延伸,无可否认社会因素在人类认识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正如自然主义者认为在正确的心理环境中看待知识是很重要的一样,我们也认识到其社会环境的重要性”。[20]事实上,很多自然化认识论者都把社会认识论看成是自然化认识论的延伸,但毕竟二者之间并不相同。与关注认知个体心理过程、关注自然科学特别是心理学描述的自然化认识论相对比,社会认识论更关注对知识的规范理解、关注知识产生的社会维度,而从哲学史上来看,不同时期的认识论对描述性和规范性的侧重不尽相同。

首先,自古希腊时代起,传统认识论就都具有规范性的鲜明烙印,因此其显著特征就是认为世界及其研究对象是可以认识的,而这种认识过程存在某种支配该活动的规范,科学的进步或认识合理性就在于对这种规范的遵循。认识论者所要做的,就是努力寻找这种规范并精确地加以提炼,使哲学家和科学家在各自的认识活动中自觉遵循,以便更好地使认识深化和科学进步。

其次,从自然化认识论兴起之后,哲学家不再把人类认识看成是静止不变的,而是一种自然现象,同其他自然现象相比,认识论并不存在任何特殊之处,那么对它的研究完全可以采用实证的方法和手段,这样一来,研究方法就变为从具体科学认识活动中阐明认识合理性。其后果就是哲学家不再寻找或提炼规范,而转为忠实地描述历史上和现实中的认识活动,由此表现为自然化认识论重描述轻规范。

但是认识论毕竟是用来为认识原则进行辩护的,它的主要目的就是用来告诉人们如何形成一种正确的信仰,因此单纯地对历史事件、人类行为的描述并不适合。此后,认识论的社会化进路(除去知识社会学)更多地采纳了规范性的研究,遵循了认识论的规范观点。而这就使得社会认识论区别于其他社会研究领域,如知识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规范的社会认识论自然就拥有了它自己的学科内容、研究方法,从而成为一门区别于其他社会科学的自治的研究领域。“可以看到社会认识论试图辩护、阐述和管理知识追求的原则,而这些原则就适合于认知目标追求时涉及到的社会行为、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社会认识论不仅对科学有清晰的意义,而且它也适合于其他指导知识的社会制度。社会认识论所研究的规则就包括了科学方法、控制信息流动与交流的规则、分配社会资源分配认知劳动的原则、认识权威性的标准以及论证与修辞的规则。”[21]可以看出,社会认识论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表现出明显的规范性的特点,尽管社会认识论的研究内容与方法有别于传统认识论,但是传统认识论的研究特点在社会认识论中却得以体现。

三 当代社会认识论的理论特征

20世纪80年代社会认识论兴起,对它的理论定位也表现为两个层次:其一,将之视为传统哲学发展出来的新领域,视为哲学的新增部分,它的问题与理论是新鲜的并且处于快速的变动之中,吸引了众多学者投身其中;其二,将之置于更为广阔的视角内,看作一门交叉学科,其研究方法既包括哲学、社会学的传统方法,同时也借鉴了包括心理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在内其他社会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手段。同时,对社会认识论的学科定位也表现为两个不同的层次:其一,从较宽泛的角度和意义上看,社会认识论与知识社会学联系紧密,拥有重合的研究内容,二个领域交叉在一起;其二,从较狭窄的角度和意义上看,二者是完全独立各异的两门学科。知识社会学更多的是经验性质的,是一门纯粹描述性的学科,而社会认识论则是规范性质的,是纯概念性的研究,它是共同体对知识相关性的哲学研究。社会认识论者通常把自己的理论看成是一种哲学的科学政策,或者说是一种形式的科学研究派别,尽管众多社会认识论学者观点不尽相同,但有两点是大致一样的:(1)认为科学哲学与知识社会学的传统认识论预设了理想化的科学研究观,但这种科学研究观无法得到科学实践的社会历史的支持。(2)认为需要在规范的意义上对科学的目的和手段进行详尽的阐述,使科学在更大的社会范围内成为理性的典范。[22]然而由于对其关注的角度不同、研究方法也各异,在社会认识论内部出现了不同的社会认识论的研究进路,体现出独到的理论特征。

(一)戈德曼的社会认识论研究

美国学者戈德曼认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所做的就是寻找真实准确的信息,也就是通常我们讲的寻找真理或尽可能接近真理。比如,提问题是人类交流的普遍特点,而提问题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从回答者那里了解到准确而真实的答案,可以说,人类对真理的追求直接或间接都具有社会性。传统的认识论高度强调孤独的或独立于他人的认知者的精神活动,是一种个体认识论,然而在现代社会中,由于知识追求所体现出的鲜明的合作性和互动性的本质,个体认识论需要它的社会对应物,这就是社会认识论。

1.求真维度

戈德曼除了把社会认识论看成是与个体相对立的概念之外,还指出了社会认识论的两个维度:社会维度(Social Dimension)和求真维度(Veritistic Dimension)。求真维度,即对真理决定的定位,它关注的是知识的生产,关注的是真信念(知识)、假信念(错误)以及空信念(无知)。由于知识就是弱意义上的真信念,因此戈德曼的社会认识论本质上是一种求真社会认识论。照此,对社会行为的评价,就要根据它之于认识论上有价值的真理或知识之类的事物,是起到促进还是阻碍的作用来进行。在戈德曼看来,认识论能够也应该是以真理为基础的。为了辩护他的思想,他具体批驳了六种反对真理为基础的认识论观点。[8]10这些观点包括:真理是协商的结果,信念是社会建构与制造的产物而不是客观外在;真理、知识是语言的产物;真理是不可能达到或知道的,等等。

戈德曼提出了求真社会认识论的五项标准,来衡量实践对真理的作用及社会制度与实践的评价,这些评价标准都与求真性相结合从而构成他的理论基础。这包括:其一,可靠性。它由实践所产生的真理与信念之比来衡量。其二,力量。即认识者解决问题和回答问题的力度,也就是说信念能否有助于认识者发现问题的答案,比较有效地形成解答问题的答案并使人相信其为真。其三,创造力。它表明一个社会中公众的文化教育水平。其四,速度。它是发现问题答案的智力标志。其五,效益。它是社会实践和制度以最小的成本获取真理并提供给群体的方式。[12]195-196戈德曼坚持认为社会认识论应该以真理为基础,用真理来定位,因此在他看来无论是个体认识论还是社会认识论,都需要面对求真问题,从而选择出对知识相对有利的实践,无论该实践是个体实践还是社会实践。

2.信念状态分析

为了更好地分析求真社会认识论,戈德曼引入了求真值(Verististic Value)概念,并试图根据求真值的不同及其变化来分析社会实践对求真结果的影响,根据社会实践的求真结果来评价社会实践。由此,对求真结果的评价首先表现为对具有基本求真值信念状态(belief states with fundamental veritistic value),如知识、错误及无知的分析。

对基本求真值的信念状态进行分析可使用两种方式。首先,三分法图示。它可以对一个命题提供出三种信任态度,即相信、拒绝和保留;其次,信念度图示。采用类似坐标的方法,在0和1之间允许其中度数代表信念强度。在构建求真值状态模型时,当行动者S对于一个是/否的问题感兴趣时,这个问题就可以缩写为Q(P/-P),在问题判断形成之后,就可以用这两种方法分别对Q(P/-P)做出分析:[8]89-90

第一,用三分法图示对基本求真值的信念状态进行分析。如果行动者S在时刻t1对于Q(P/-P)感兴趣,此时他的信念强度是W(P/-P),即他保留了判断,那么在时刻t1他的求真值Q(P/-P)就是0.5;而在时刻t2他对命题P形成了一个信念,此时他的信念强度是B(P/-P),那么在时刻t2,如果命题P为真,他的求真值就是1.0,如果命题P为假,他的求真值就是0。这样通过从时刻t1到时刻t2的信念状态的改变,依照命题P为真或为假,对问题Q(P/-P)而言,他要么就提高了求真值要么就削减了求真值。

第二,用信念度图示对基本求真值的信念状态进行分析。假定在时刻t1,行动者S对Q(P/-P)产生兴趣,他的信念度为0.33,在此后的时刻t2,他的信念度增加到0.75,由于在信念度图示下求真值数量等于信念度,因此当命题P为真时,其求真值就增加了0.42,而当命题P为假时,其求真值就损失了0.42。由此,就可以通过信念状态的变化做出真理获得与否的判断。

3.实践分析

对求真结果的评价,还有一种表现就是对具有工具求真值实践(practice with instrumental veritistic value)的分析。信念状态的获得需要实践,无论这种实践是个体还是社会的,对这些实践的求真评价需要从工具性角度进行,也就是根据实践应用对行动者信念状态的影响来评价实践,根据单一行为应用前后求真值的增减,就可以对这一行为所产生的信念度变化做出分析。除了对单一行为的求真值做出分析之外,还可以对相互竞争的行为做出对比,前者称为抽象模式,后者称为比较模式。比较模式可以对以不同方式解决相同问题的两种行为做出比较,并分析哪一种在求真值上更好。如果一种行为的求真值变化要好于来自另一种行为的变化,那么在这个应用上前者从求真值上要好于后者,或者说前一种行为要好于后一种。这样,通过求真值变化的比较,人们就可以系统的做出更优的决定,从而可以在认识论的求真结果上得出更好的结论。

以上的分析限于单一的行动者,事实上,社会认识论考虑更多的是行动者共同体的实践影响。由于社会行为往往作用于多个行动者构成的共同体,因此行为对象的承担者就不再局限为单一个体,对行动者共同体求真值变化的衡量就成为求真社会认识论的主要目的和研究内容。以一个小的共同体S1-S4为例,根据某一行为π应用前后两个时刻的信念度变化,就可以对共同体的求真值变化做出分析,从而可以对这一行为对共同体的信念获得做出评价:[8]93-94

如何衡量这个共同体中求真值的平均水平,如何判断t1-t2的时间段内求真值的变化?简单的方式是求平均求真值。在时刻t1,该共同体对Q(P/-P)的平均信念值是0.55,所以其平均求真值也为0.55;在时刻t2,其平均求真值为0.75,因此在应用行为π后,其平均求真值就增加了0.20,也可以认为该行为π的应用有助于平均求真值的增加,因此行为π促进了该共同体对真信念的获得。

意义认识 篇10

关键词：社会认识论,社会科学哲学

(接上期)

(二)凯彻尔的社会认识论研究

美国学者凯彻尔(Philips Kitcher)也是一位将研究定位在真理上的社会认识论者。不过,他从真理出发,发展了另一套社会认识论体系,即他的主要关注点是科学的进步以及认知工作的分配。因为凯彻尔认为,事实上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需求之间存在着不协调之处,高度遵从个体理性原则往往并不利于共同体的认识目标的实现,因此需要保持认知的多样性,需要关注认知工作的分配,而处理好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关系,在凯彻尔看来是社会认识论的一个主要任务。

(1)科学变化的解释

凯彻尔认为整个科学史是由一些伟大的年份以及一段段的时期所构成,后者构成了科学史的主体。首先,在每一个时期的开始,都会存在这样一个科学家共同体,它因在特定问题上的看法及卓有成效的解决方案而被其他科学家视为权威,并且众多科学家都会去遵守该共同体在该问题上的解决方案。这个共同体事实上由经验丰富的学者及学徒构成。所有经验丰富的学者都认同共同体的共识实践(consensus practice),因为对每个人来说,共识实践都是其个体实践(individual practice)的一部分。学徒们由学者来训练,其个体实践依据受训人、训练过程不同而有所差异。其次,在这个时期的中段,随着共同体的理论不断修改、扩展,其个体实践遭受到不断的更改或拒斥,因此其可信度在持续发生着变化。那些信任度下降的科学家就逐渐退出了该共同体,而另一些共同体外的人因其信任度的提高得以进入并获得共同体成员的信任。最后,到了这个时期的末段,由于形成该共同体的社会系统的规则发生了变化,个体实践的修改导致了共识实践的变化,那些赞同这种变化的人就留在共同体中并作为下一个时期的经验丰富的学者,那些反对变化的人被彻底排除出去,而这种循环又会从一些新的学者与学徒重新开始。任一时期的演变都由这三个阶段构成,三者循环构成了科学史的衍化与发展。

为了准确提供出这种科学变化的解释,凯彻尔列出了构成这种循环的状态和过程:其一,认知状态。即任何层面下科学变化所涉及到的受限系统的认知状态,它们的认知特点、认知限制,以及所具有的目标和兴趣。其二,实践。即在这个循环的某个时期中保持相对稳定的科学承诺,将这些承诺传递给他人的行为就是实践。其三,个体实践。即个体认知状态,每一个个体科学家都具有独特的个体实践。其四,共识实践。即所有科学家共有的实践,依据个体实践的更改,共识实践也会产生相应的变化。[23]59-60为了给出科学变化的解释并从中推演出构成科学进步的理论,凯彻尔重点分析了个体实践和共识实践。

(2)个体实践与共识实践的构成

凯彻尔认为个体实践构成了一个科学家的认知状态,而个体实践的变化又解释了每一时刻其认知状态的改变。他将个体实践归结为下述七个组成部分为特征的多维实体:其一,科学家在其职业工作中使用的语言。其二,他确认的该领域有意义的一组问题。其三,他接受的该领域中的一组陈述。其四,科学家认同的一组解释性文本。其五,个体认为可信赖的一组信息源。其六,实验、观察的范式以及科学家认为可靠的工具和实验观察的标准。其七,科学推理的方法以及用来证实陈述的标准。[23]74正是以个体实践为基础,凯彻尔构建了共识实践概念。

对共识实践而言,首先它是一种实践,其组成部分就类似于个体实践的部分。其次,它的特点在于:它由一种语言构成;是一种有意义问题的确定;是一套具有辩护结构的可接受的陈述;是一套解释图式;是一套权威范式和鉴别权威性的标准;是一套实验、观察、工具以及辩护标准;是一套方法论标准和方法论原则。[23]87凯彻尔认为他的共识实践概念与库恩的范式概念的区别在于,范式既能够提供一个时期科学状态的丰富描述,又可以将一门学科划分为不同的阶段并描述不同阶段的认识特点,而共识实践无法做到后一点。

凯彻尔对共识实践的描述有些复杂,简单来说,共识实践就是一种构建于个体实践之上的实践,而这种个体实践是由个体的信念、他认为可信的信息源、他所接受的科学推理方法论等等所构成。凯彻尔将共识实践划分为高低两个层次:“核心”共识实践(Core Consensus Practice)以及“理想状态”共识实践(Virtual Consensus Practice)。“核心”共识实践是共识实践所具有的最基本特点,即所有共同体成员都共同具有的个体实践的成分。“理想状态”共识实践是共识实践的标准情况,即通过考虑共同体成员由于遵从其他科学家为权威而间接接受的陈述、方法论等所产生的实践。凯彻尔指出,认知状态发生变化就会导致实践改变,而实践变化又首先在个体实践层面产生变化,继而影响到共同体的共识实践。在共识实践的基础上,凯彻尔构建了科学进步的概念,并根据共识实践在取得有意义的真理和取得解释性成功上的改善来度量科学的进步。无论这种进步表现为概念上的进步还是解释上的进步。

(3)认知工作分配的研究

凯彻尔对认知工作的分配(the Division of Cognitive Labor)特别感兴趣。他认为,如果能够把科学共同体中的研究工作合理乃至最优的分配,那么科学就能够获得进步。但是在这种分配中存在着几乎无人注意到的问题,这就是,如果每一个科学家都能对相竞争的理论做出一个合理判断的话,那么每一个科学家都会选择那个最能够受经验证据支持的理论,这种理想情况下所有的科学家都会选择相同的理论。然而,从共同体的观点来看,如果存在着相互竞争的理论,那么鼓励一些科学家以某种研究理论为指导,其他人以别的理论为指导,这要更有利于共同体的科学事业,“维持这种认知的多样性,即使所有人都认为两个理论中有一个不具有竞争力,然而我们依旧需要对坚持那个理论的顽固的少数派致以敬意”。[24]很显然,在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之间产生了冲突。如果遵循个体理性的话,是否个体还要去完成他所构成的集体认识论目标的工作呢?认知的多样性是否还要维持,又如何来维持呢?

凯彻尔指出,在两个共同体中,一个具有纯认识论的目的,另一个除认识论目的之外还有社会压力、竞争的目的,如果二者相比较,那么在认识论上受到“污染”(Sullied)的共同体一定会进展得更理想。受传统认识论指导、只具有纯认识论目的的孤独学者所组成的共同体,尽管能够表现出认识的一致性,但因为科学事业的进步更多融入了非认识论因素,那些往往被认为与科学进步格格不入的社会压力以及各种动机,最终证明总是有利的。为了解决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的矛盾,也为了证明具有各种动机且保持认知多样性的共同体更有优势,凯彻尔假定科学家是认识论上受到“污染”的行动者,即他们不仅追求真理,还有优先权、社会承认等。而社会体系——奖励、鼓励、竞争压力——更能解释科学家在面对困难时坚持他的理论的原因。设想某位科学家现正从事一项研究计划,他最为担心的事莫过于其他人比他更早地公布研究结果,以至于使他的研究失去意义。因此,如果一个研究计划在现有证据下即使不容易成功但它是正确的且无人研究,那么与其他科学家追求相同的研究计划相比,他更愿意从事前者,因为这会使他远离激烈竞争,更容易成为首次发现者。这样来看,尽管科学共同体是由认识受污染的理性认识个体所构成,但与纯认识论目的的科学共同体相比,进步的概率要更大。因此可以认为在科学的实际运行中,在科学共同体中维持认知多样性很重要,且有必要对认知工作做出合理的分配。

综上所述,凯彻尔把社会认识论的研究置于科学的进步之上,而进步是以真理获得为依据,因此他的方法是一种经典的以真理定位的方法,只是重点关注于共识实践及认知工作的分配上。当然他的研究也存在值得商榷的地方。如果共同体的目标明确、判断进步的标准正确,即使认知工作短期分配不妥,长期来看共同体还是有进步的。但不可否认,凯彻尔的工作有其独到之处,并探讨了一些以往注意不到的问题,因而有其合理性和研究价值。

(三)富勒尔的社会认识论研究

如果说戈德曼和凯彻尔将研究定位在真理之上从而表现出一些共同之处,那么富勒尔的社会认识论则完全是另外一种路径了,即政治定位的(political-oriented)社会认识论。富勒尔比较早地使用了“社会认识论”这个词,并从哲学的角度来做讨论。作为社会认识论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之一,富勒尔的研究方法及路径具有独特的意义。

(1)科学政策制定

富勒尔认为“社会认识论”是一种科学政策制定,在现代心理学和社会学的支持下,这是用来寻找更好的科学制度的一门规范性的事业。他把社会认识论的基本问题确定为“知识的追求应该如何被组织,鉴于在规范的环境下许多人都在追求知识,每个人所从事的认识活动都是在多少被限定了的知识领域中进行的,每个人都具有差不多同样不完全的认知能力,尽管可以不同程度地接近他人的活动。”[25]3可以认为,社会认识论的目的是发现我们的认知产品是如何受到变化着的社会关系所影响的,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种理想的科学政策制定。

富勒尔并不满意目前的科学组织和生产状况。他认为当代科学并没有以最有效率的方式进行组织,仍然具有提高和改善的空间。他把科学组织变化的可行性研究称为“知识政策研究”(Knowledge Policy Study)。而科学理论与知识政策之间的关系就是“科学的社会理论提供出规则,这些规则允许知识政策分析者来预测不同的社会环境中个体科学家和科学家集团的总体行为。”[26]在富勒尔看来,从事知识政策分析的人就是政策制定者,而社会认识论者要做的就是政策制定者的工作,即通过组织知识并找出经验的方法来发展社会内部的知识目标。科学制度该如何组织并怎样运行呢?知识生产的最佳方式又是什么呢?富勒尔的社会认识论最为关心的正是这样的问题。

(2)规范的社会认识论

社会认识论将自身从知识社会学中区分出来,原因就在于,它的目的是要提供一种规范性的知识分析,所要做的不仅仅是描述我们目前的知识生产的社会实践,或对共同体进行社会结构的经验调查,更为重要的,是理解我们如何知道乃至我们如何改善我们的知识实践。富勒尔旗帜鲜明地倡导了这样一种思路和主张,他认为知识只是一种社会产品,是协作的产物,而人们的认识活动更多地类似于生产活动,是有组织、需要协调和规范的社会性活动。因此,所要做的不仅仅是描述与解释科学现象,更重要的是,将认识能力、知识背景、社会环境上存在差异的认识主体,进行合理的组织并发展出社会内部的知识目标,从而使认识主体自己意识到他们所遵守的标准是什么,在此基础上达到人们对知识有更好的理解并促进知识生产的目的。因此,富勒尔认为“规范是一种无形的调节手段,它建立在最底部,并且它也不是一个先决条件,而是一个产品,是自发协调的社会行动的产物。”[27]

富勒尔的社会认识论是关于知识的社会生产、认识活动的社会组织的理论,它并不过多地涉及传统认识论的“理性”、“辩护”与“知识”,而是将其视为一种知识的组织管理的元理论,视为大科学时代协调认知主体活动、促进知识生产的规范性事业。

应当看到,除了以上三位社会认识论的代表人物之外,还有其他的研究进路和方向,如安德森(Elizabeth Anderson)、弗里克(Miranda Fricker)为代表的女性主义社会认识论,赫尔(David Hull)的进化社会认识论以及考蒂(C.Coady)为代表的陈词社会认识论等等,他们共同促进了当代社会认识论的形成、发展和繁盛。

概而言之,从研究方法上看,社会认识论可分为两种方法:经典的方法和反经典的方法。从理论特征上看,社会认识论包括三个分支:社会因素在个体中的作用,个体及个体群的认知劳动的组织,以及科学政策的研究。戈德曼与凯彻尔采用经典的方法,将研究定位于真理,希望在知识探索的社会取向中保留知识探索的真理价值。戈德曼更多考虑了社会因素在认识论中所起的作用,并试图保留传统认识论的真理性。凯彻尔虽然也从真理定位的观点出发,但他主要关注认知劳动的分配。采用经典研究方法的哲学家大都认同这样的观念:社会认识论既关注集体信念问题、知识分配问题,同时也关注非社会性的认识目标、真理的追求,以及个体或个体群的辩护信念如何被不同的社会过程和制度所促进或阻碍。同样采取经典研究方法的还包括了陈词问题的研究,因为对知识的辩护无疑是对真理目标的促进。

在采用经典的研究方法的同时,也有许多对知识的社会研究做出贡献的哲学家抛弃或忽视了经典认识论所关注的诸如真理、辩护以及理性之类,并且他们试图拒绝承认存在着普遍或“客观的”理性规范、真理标准的概念,而是采用了反经典的方法,即他们从社会学或人类学的调查研究中来得出有意义的认识论结论。如爱丁堡学派所做的历史案例研究,表明了科学被许多外在因素影响;此外,一些学者认为,科学事实并不是独立于人类社会互动的“外在”实体,而仅仅是来源于社会互动的“构造”,也采用了反经典的方法。富勒尔同样采用了反经典的方法进行科学的社会研究,其研究的核心问题是科学机构应该被如何组织和运行?知识生产的最佳方式又是什么?这样,他的社会认识论就体现为一种规范的科学政策研究,科学的社会性非但不会破坏知识的规范性,相反它是促进知识生产以及扩大知识分配的重要因素,合理的科学制度和运行机构就是社会认识论的研究目标。

事实上,无论当代社会认识论研究表现为什么样的实际特征,采用什么样的研究视域和研究范式,可以肯定的是,它们都把社会认识论看成是人类知识探索过程中深入到社会实践时的诉求,看成是人类认识深化的实现机制。特别是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对传统哲学真理观的批判和否定,对建立科学理论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强烈质疑,使得社会认识论更加以积极的姿态出现在哲学研究,特别是认识论的研究之中,积极的探索各种复杂的知识生产问题,有效解决和消除科学组织和知识分配中存在的不合理现象,从而加强了人文社会科学对科学研究的导向作用。

四 当代社会认识论的研究意义

社会认识论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实践取向,一方面扩大了认识论的研究范围,特别是引入了历史-文化视野中的社会因素,来看待知识的生产、创造、发明和传递;另一方面确定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认识研究界限,廓清了自然化认识论和社会认识论的承继关系和理论转变,引入了知识获取的还原主义和反还原主义的路径之争,在保持认识论规范性的特点基础上,采用和借鉴了来自其他经验科学的研究方法和语言学的研究成果。这样不仅在哲学层面上细化了认识论的研究本体,明确了认识论的研究领域,丰富了方法论的研究手段。这一点尤其是在中国知识语境下,对于理解科学的社会实践,拓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内涵,促进社会科学哲学的学科建制化,具有非常显著的时代特征和实践意义。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社会认识论的发展,促进了“社会”概念的界定和深化。

社会认识论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社会概念的理解,不同的社会概念,必然会导致社会认识论的不同。依据对社会的理解程度以及理解方式,社会认识论领域出现了以下四种“社会”概念:

(1)早期知识社会学的“社会”界定。19世纪到20世纪初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及以韦伯、曼海姆为代表的知识社会学,“社会”主要指代外部环境,社会因素更多时候与各种不同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如阶级利益、政治利益或与现存世界相关联的利益。在这样一种“社会”界定之下,毫无疑问,理性的对立面就是社会,而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获得真理的最优途径,故这一时期科学是绝对自治的,科学知识不能用社会性来解释,科学也不可能渗透这种社会因素,科学的特殊认识论地位决定了它处于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之外。

(2)引入科学家个人利益、职业利益的“社会”界定。随着知识社会学的发展,特别是强纲领的出现,许多人把科学家的个人利益,如追求更大的信誉度引入到社会概念中,而不再是阶级利益。这种界定普遍认为,受个人利益影响的科学家并不会偏离对理性与真理的追求,这就超越了早期的科学和社会之间的严格对立。不少社会认识论者都论述了职业利益与真理追求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冲突。比如,凯彻尔认为纯认识论的、利他主义的科学家并不能保证认知劳动的合理分配,只有认识上受污染的科学家才能做到。

(3)人际关系(inter-individual relationships)的“社会”界定。这种界定完全把社会超越于政治、阶级和利益之上,将社会看为宽泛的个体及其个体间的互动,而影响个体信誉状态的个体间互动就是一种社会-认识的关系。这样的界定完全脱离了早期的认识,科学不再处于社会性的研究之外,而是将静态的、积累的自然知识和变化的、独特的社会文化知识融为一体。因此,个体间广泛的交流与互动成为社会认识论的主题。许多本质上具有合作性质的事业包括科学,成为社会认识论的研究对象,而社会认识论也成为一种科学知识、科学政策的元理论研究。

(4)集体状态和集体知识的“社会”界定。随着社会认识论的发展,社会的界定不仅仅局限为人际关系,而是各种具体的合作性集体。这些实体具有社会性的方式就在于它们是信念的承担者,从而使得集体成为社会认识论的研究目标,提出了集体信念的“总计”原则,即一个集体的多数成员或全部成员相信命题P,那么这个集体就相信P。从这一角度来看,集体成为知识或辩护信念这样的认识状态的承担者。这样的集体是信念知识的主体,社会认识论成为对具有集体状态、集体知识的实体研究。

综上所述,正是由于社会认识论者选择了开放的社会概念,使得不同的社会概念产生出独特的社会认识论,而随着对“社会”概念认识的细化,研究的角度逐渐由外及内,研究内容也就由非实体的关系转化为信念状态的承担实体。

其二,社会认识论的发展,明确了认识论研究的发展方向。

自古希腊时代起,认识论就定位在“什么是知识,我们如何获得知识”之上。柏拉图对知识的解答为:知觉就是知识,真的意见就是知识,真意见加逻各斯就是知识。他不仅把人的感觉及真意见看成是知识,最重要的是知识需要理性的支持。对真理、对真知识的追求从此就在人类的社会活动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近代认识论,尤其是以笛卡尔为代表的理性论更多的是把孤立的个体作为知识的主体,而认识论就转为试图分析或指导孤独的认知者的努力,个体认知者通过感觉、记忆和推理从而获得真知识形成真理。以洛克为代表的经验论则把知识划分为直觉的知识、证明的知识以及感觉的知识,把知识视为表明两个观念之间是否一致的关系的知觉。这样,知识要么就局限于个体范围,要么把一切知识源于经验,混淆了知识本身与知识标准的区别。

20世纪50年代之后,认识论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方面认识论脱离了规范性质走向了描述性质,认识论经历了心理学与认知科学的自然化转向,另一方面诸如社会建构论、后现代主义、实用主义以及文化研究等学术思潮的兴起,挑战了传统哲学观,弱化了传统认识论的规范性质,对以追求真理为诉诸的知识论持普遍的怀疑主义和批评态度。伴随着种种对现代性的批判,认识论逐渐失去了其在哲学中的地位,沦为一种简单的对知识的描述,以及从具体科学的认识活动中阐明认识合理性,而真理也被各种各样的建构和批评驳斥得体无完肤,甚至在罗蒂(Richard Rorty)那里完全被消解,真理不再是符合而仅仅是有用,是人们认识世界的一种工具,就像人们认识世界的其他工具一样。

20世纪晚期,社会认识论兴起,采用了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不仅将研究领域定义为传统的认识领域,而且拓展为知识生产的政策制度研究。与此前的认识论研究相比,它突出的表现为两个特点。第一,扭转了之前自然化认识论重描述轻规范的性质,重新将真理定义为认识论的目标,这样知识就是得到辩护的真信念,是弱意义上的真信念。而社会认识论的关注点在于寻求哪一种实践会对知识产生出相对有利的影响,真理不再是有用而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目标,从而重新诠释了“什么是知识”这一古老的问题。第二,突破了认识论长期以来局限于个体范围的认知状态,把知识的研究范围扩大至社会领域。首先,它突破了近代以来认知活动的主体为认知个体的限制,关注于不同认知能力、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所构成的领域,从而对认知主体之间的深度合作以及知识生产的互动本质做出了清晰定位。其次,它突破了古希腊开始只视陈词为人际间的社会资源而不是稳定知识来源、可靠知识来源的桎梏,在确立了陈词的地位和作用之后,陈词就与感觉、记忆、推理一样成为知识的主要来源,从而使认识论脱离个体范畴而进入社会范畴。

综上所述,认识论的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哲学的发展史,它折射出了不同时代的人们对哲学的思辨、理解和定位。如果说认识论的自然化是哲学家对认识论发展的一种进步及突破,那么社会化的认识论就是在此之上的一种更新和回归,是一种更高层次的递进,它坚持了认识论的规范内核的同时又突破了传统的束缚,在自然化的基础上不仅将认识论的发展与自然科学相结合,同时也与新兴的各门社会科学紧密相连,在新的哲学时代中显现出研究的合理性和研究意义。

其三,社会认识论的发展,使得哲学方法论丰富和多元化。

纵观当代哲学以及社会科学的发展,始终存在着对社会科学的不同理解,因而形成了“实证化”与“人文化”两种相距甚远的研究思路和发展取向,它们表达着对社会认识的不同理解,或者说是表达着不同的人文社会科学观。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二者之间是不可调和与对立的,相反,社会认识论研究中,以概率学为主的数学研究方法以及以修辞学为主的语言学研究方法成为有效的研究手段。

在社会认识论中,以戈德曼为代表的受过分析哲学训练的哲学家,很多时候采用了数学和经济学研究成果,通过建立模型及统计概率得出结论,其中最常用的就是贝叶斯定理的使用。在戈德曼的《社会领域中的知识》一书中,他明确表示,通过依赖贝叶斯定理,我们确定陈词的实践可以得到改善和提高,或者更为准确的说,在应用了贝叶斯定理之后,推理者的求真价值(V-value)与未使用之前预期值相比要更高。很显然对于真理为目标的求真认识论来说,这种概率学的方法非常富有成效,由此,对某种实践的考察就无需直接通过经验观察,而更多时候可以根据理论思考来决定。

另一方面,以富勒尔为代表的哲学家采用了语言学的研究成果,特别是使用以修辞为主的方法来解决知识的话语问题。富勒尔反对传统的知识“会话”模式,并拒斥长期以来把知识设想为“仓库”式的模型。在经典认识论中,把知识看成是累积的并能够在不同的语境中得到保持。与此相反,富勒尔认同一种知识“生产-分配”的模型,不仅把知识看成是能够为个人所拥有,而且它是在生产和分配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这样,知识就是经济生产过程,而知识政策就是指导这种过程的“预算”。“正是处于这种‘经济化’的过程中,知识生产就意味着一个人可以拥有更多的知识,而他人拥有的则更少。因此,在知识生产管理中,关键问题并不是如何积累更多知识,而是如何能够更为公平地重新分配”。[25]29

其四,社会认识论的发展,补充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社会认识论是关于知识社会维度的哲学研究,同时也是关注于知识生产和知识分配的哲学研究,无论戈德曼对社会认识真理性及知识求真度的探讨,还是富勒尔把社会认识论看成一种知识的政策研究,他们都把知识生产,特别是科学技术知识的生产,看成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因素,是提高社会生产的推动力。自然知识丰富和发展了社会科学理论,反过来社会科学理论的成熟又促进了自然科学知识的进步,指导了自然科学知识的研究,保证了生产力的发展。在这一点上,无疑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知识生产力观相一致。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阐述了知识是生产力的本质要素,并高度重视作为知识范畴的科学技术在提高生产力中的重大作用,详细论述了科学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由科学知识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看到了一般社会知识在改造社会生产力中的重大作用。

对于当代中国的科学实践和社会实践而言,社会认识论同样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有益补充。随着20世纪40年代以信息科学等为标志的高科技迅猛发展及新科技革命的兴起,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看到了新科技革命的发展给世界带来的巨大变化,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生产力观。因此,在知识特别是科学知识的价值以及重要性上,社会认识论与马克思主义知识生产力观具有相同的价值取向。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最高层次是通过实践改造世界,在信息技术主导的知识经济中,这样的实践更多的表现为知识生产实践。

可以说,知识生产实践是现代社会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途径,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和经典作家的核心理念,也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终极认识,这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内涵和理论价值,也是社会认识论研究的根本任务和最高目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认识论的研究及成果对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无疑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其五,社会认识论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科学哲学的学科建制化。

社会科学哲学(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即对社会科学之理论和实践进行的哲学反思。它的理论定位表现为:①社会科学哲学隶属于广义科学哲学,是后者的亚领域。②社会科学哲学是哲学的分支,跟传统科学哲学具有相等的学科地位。③社会科学哲学是对社会研究实践进行反思的元理论研究,它以社会科学的独立学科建制为基本定位,把社会科学哲学的研究视为社会科学本身的内容。[28]

社会认识论作为社会科学哲学的研究取向之一,标示了社会科学哲学发展的新路径,凸现了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的意义。因为它将自身视为一种对社会研究实践、特别是知识生产实践进行反思的元理论研究,同时它关注于知识生产的组织情况进而回答传统认识论的“我们如何获得知识”的问题,这样,社会认识论就在社会科学哲学的理论框架中,以社会领域为研究视域并凸现出了认识论的特点。可以说,社会认识论不仅是社会科学哲学的元理论,还是一种经验的研究纲领和知识政策。

首先,作为元理论,社会认识论的基本功能就在于,它可以做出一种设计,以重新解释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到底在做什么。社会认识论建构元理论的动机在于使知识“自然化”,而知识的自然化包括的不是认识论的消失,而是使两种界限即认识论和关于知识的社会科学研究的消失。其次,社会认识论也是一种经验研究纲领,在经验方面它有双重作用,一是根据科学史的实际发展来分析关于知识增长的哲学陈述,二是在认识上把比较突出的历史事件分解为各个部分,以决定一个认识规范的存在与否对事件的出现所产生的不同影响。在策略方面,社会认识论的目的是发展一种修辞,以便把它的元理论和经验研究转变为一种增加科学共识性的方法。[29]

社会认识论作为社会科学哲学的一个研究视域,关注于知识的生产与评价,关注于知识生产制度与认知劳动的分配,它充分地认识到,“知识是通过社会而构成的,这就意味着,通过社会,更为有效的知识也将成为可能。承认知识的社会基础,这跟客观性观念完全不矛盾。相反,通过认真反思过去的研究实践所受到的种种批判,并建立更为实在的多元、普遍的结构,完全能够增强社会科学重建的可能性”。[30]因此,社会认识论的发展有助于大众科学和精英科学之间彼此加深了解,在专家知识领域和大众知识领域架起融通的桥梁。现代社会,单纯地从科学层面上看待知识生产已经导致了知识生产的诸多问题,导致了科学与社会的层面断裂,适应时代而出现的社会认识论,通过沟通科学与社会的失和与误解,解决科学知识的合法化问题、认知偏见问题等诸多问题,促进理性在社会与科学的整合框架中的重构,重新梳理科学与社会的关系,增强对科学的反思与批判,具体而有效地促进了社会科学哲学的学科建制化,使得在一个全新的平台上看待知识生产、建构和评价的问题成为可能。

由此可见,在当代科学实践和知识创造的复杂特征的状况下,关注于知识理解和知识产生的社会认识论,对它的研究和发展,至少在两个方面体现出直接的实践价值:其一,有助于促进公众对知识的兴趣,加深公众对知识的理解,使得科学、社会与公众参与能够更好地相结合,提高公众的知识素养和文化底蕴。其二,有助于建立一套完整的知识生产路径,强化知识评审的客观化与民主化,加强对知识生产部门的引导与监督,建立适当的知识生产机构和制度,并完善知识生产的奖励与处罚的机制和规则。

从社会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培养公众对科学的兴趣,需要摆脱过去那种简单的“科普”和“公众理解科学”思维,因为这样的理解凸现出公众的无知,影射出科学家与公众的地位不平等,科学家居高临下、优越于公众。社会认识论则是要建立一种公众与科学的“对话”,这种对话强调的是,尽管科学家的专业知识丰富,但对其他因素的考虑未必能有公众全面,所以公众与科学家应该以对话的方式达到双向的交流和互动,而这样的对话应该是在一种平等的基础上展开的。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必须提高全民的文化素养,加强公众对重要科学术语和科学知识的理解、公众对科学原理和方法的理解、公众对科学的社会影响的意识和理解,但决不能因此让公众处于被动的接受者地位。对此,社会认识论的研究揭示出如下观念:

首先,在公众和科学之间形成一种“对话氛围”与“对话意识”。让公众意识到科学自身所具有的危险性,意识到公共科学政策上风险知情权与决策选择权的丧失,其后果是极为严重的;另一方面,当代科学的发展不仅其规模越来越大,其速度也是超越了以往任何时期,因此在快速的发展和变化之中,它与社会、伦理、信仰、价值观等众多潜在要素的联系日益紧密。在“大科学”时代里,绝对不能单纯地认为科学仅仅是科学家、科研机构的研究内容,必须认识到它涉及到社会公众,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其次,除了形成对话氛围之外,还需要对决策过程加以改造。一方面,决策过程需要透明化,现代科学往往伴随着巨大投资存在着极高的风险,因此对科学家与科研管理机构来说,有必要让公众尽早了解到这些投资价值及重要性,这既是政府与科学家的职责,同时也是科学决策过程民主化的最佳体现;另一方面,决策过程需要开放化,适当引入各种“协商评议进路”更是完善科学政策的有效保证以及促进公众与科学相互理解的必要手段,只有充分地考察政策决议中的各种因素和利益,合理解决“科学精神自主”与“民主文化”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才能形成科学的决策,才能更好地促进各项社会事务的发展。

概而言之,完善知识生产路径,建立富有成效的奖罚体制,构造从自然科学知识到社会科学知识,从基础研究知识到应用研究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分配制度,彰显公正民主的知识生产评审机制,对于当代中国的知识体系建设无疑显得尤为重要。目前中国科学事业发展迅速,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暴露出许多决策和评审的失误与问题,特别是在资金投入制度和成果鉴定制度上,出现了不少的学术官僚和弄虚作假现象。这些并不仅仅是个人素质的简单问题,“投入必须产出”、“名人效应”等根深蒂固的陈旧观念也是重要的成因。科学决策只有走向民主化,走向公开化,走向“公众参与”,才能够、也才有资格重新赢回公众的信任,才能最大限度的确保研究的真实而准确。在这方面,社会认识论的理念与实践,能够为研究科学与社会关系提供有力的帮助。

参考文献

[23]Philips Kitcher.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M].OxfordUniversity Press,1993.

[24]Philips Kitcher.The Division of Cognitive Labour[J].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1990:7.

[25]Steve Fuller.Social Epistemology[M].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2.

[26]Ronald Giere.Essay Review:interpreting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J].Studies in th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1991(22):515-523.

[27]Steve Fuller.Social Epistemology and the Recovery of the Normative in the Post-Epistemology Era[J].The Journal of Mind and Behavior,1997(2):83-98.

[28]殷杰.当代西方的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现状、趋势和意义[J].中国社会科学,2006(3):26-27.

[29]刘军.当代科学哲学中的自然主义流派论析[J].自然辩证法通讯,1997(6):96.

对语文课外阅读意义的再认识 篇11

摘 要：课程性质告诉我们语文具有综合性特征，课外阅读符合语文的综合性特征，课外阅读本身就是很好的语文综合性训练；听、说、读、写四项语文能力虽然相辅相成，但读在其中处于基础地位。课外阅读能为听、说、读、写的有效训练提供丰饶的土壤；课外阅读可以有效地提高阅读能力，发展语文能力，这既是被中外语文教改实践证明了的，也是实践论观点的必然结论；课外阅读本质上符合儿童兴趣性、自主性心理特点，又能充分发挥语言发展最佳期的效益。它既是目标，又是手段；既能使学生知识丰富、头脑发达、语文能力得到发展，又能激发阅读兴趣，培养阅读习惯。

关键词：小学语文；课外阅读；语文能力；意义

中图分类号：G6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992-7711（2016）15-011-2

一、从语文的课程性质看课外阅读的意义

语文课程是一门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语文课程的工具性，是思想性很强的工具，是表情达意的工具，是认知的工具。在研究学生语文能力的发展时，我们不能不对此予以充分注意。

首先语文是思想性很强的工具。马克思说：“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语文“思想性强”，主要就是因为语文学习对象是作为“思想的直接现实”的语言。语言和思维是共生共存的，因此，语言既反映思维方式，也反映思维对象和思维成果（即思想）。纷繁复杂的思维内容和思维成果，以及变化多样的思维形式，在它们共同的载体——语言的基础上形成有机统一体。因而，作为学习语言文字的专门学科语文，其内容和形式都必然呈现出纷繁复杂、变化多样而又有机统一的特点。

其次，语文是表情达意的工具。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一个含义微妙的句子，如果硬要解释出来，就有点“开口便错”的感觉；一段优美的描写，如果硬要解析一下，往往会大煞风景；一个词，查了词典中所有义项，却找不到完全符合的解释。有时分析性的单项训练虽然有效，却非常有限。而且过分的单项训练往往使学生犹如进入单调枯燥的工厂加工程序，以至厌恶语文。然而，读却能使人感悟到它们的全部内涵。多读却可以提供尽可能多的语言材料和尽可能大的语言环境，从而使学生在大语言环境中充分（课外地、反复地）感知语言的内涵（包括语体风格、语气特点、感情色彩、特定含义、言外之意等）和语言形式。读得越多，语言在不同环境中的特殊含义和特殊形式感知得越多，就能最终达到对语言的完整准确的掌握。

再次，语文是认知的工具。一方面，语文为我们提供了进行认知活动的凭借，即语言材料使我们能获取知识和方法；另一方面，语文作为文化的载体、思维的载体、情感的载体以及经人脑反映的物质世界的载体，为我们提供了认知的对象。所以，读，可以使我们在获得语文能力的同时获得各方面的知识。大量课外阅读，可以在极大地发展语文能力的同时，极大地丰富各方面的知识。杜甫的诗句“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正可用来作上述观点的形象概括。

以上内容说明，语文借助语言载体同时反映思维的形式、过程、内容，表情达意的形式、过程、内容以及认知的形式、过程和内容，因此语文具有多层面、多因素有机结合的综合性特征。学生语文能力的发展无可避免地要受语文综合性的制约。课外阅读，能最大限度地感知语文的综合性，从而产生综合的学习效果，使学习活动与语文的综合性相一致，因而有利于语文能力的发展。

二、从阅读在语文能力中的地位看课外阅读的意义

听、说、读、写四项语文能力中，听和读是信息的输入，说和写则是信息的输出。听、读和说、写虽然相互作用、相互促进，但从认识论的反映论观点来看，听和读是第一位的，是说和写的基础。听和读为说和写提供语言材料和语言形式。听和读相比，听的内容通常显得零散、随意、简单，而读的内容却严密有序、深刻丰富。所以，一般地说，在听、说、读、写四项语文能力中，读与其他几项能力之间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关系。因此，要提高语文能力，必先提高读的能力，而提高读的能力的最切实有效的途径就是读。仅以学生词语学习为例，据黄仁发等人1986年的研究，一个人要达到中等阅读水平需要常用词语一万五千个。要使学生获得达到中等阅读水平的词汇量，提高阅读能力，不通过课外阅读，还能有其他办法吗？试想，把一万五千个词语也来个“集中训练”或“专项训练”，可行吗？即便可行，能奏效吗？那种占去课外学习时间滔滔不绝讲解的方法，无异于当你坐到一桌丰盛的宴席前，听完手艺如何精妙、味道如何鲜美的介绍之后，刚要动筷，人家却已撤席了。说来说去，读的能力还得靠读来获得。当然，我们不反对读的指导，那种能导引阅读方法、激发阅读兴趣、促进阅读能力发展的富有启发性的精当的指导，正是课外阅读所需要的。

三、从国内外语文教改情况看课外阅读的意义

先从几个效果喜人的实验谈起。1989年开始的四川万县“汉字标音、及早读写”实验在识字、阅读、写话等方面都取得了普通班难以达到的显著效果。全国闻名的“注音识字·提前读写”实验，已经在全国不同地区取得了程度不同的明显效果，而这项实验最本质、最主要的特点是提前课外读写。全国著名特级教师霍懋征一个学期教课文95篇，是统编教材的3倍，取得众所周知的显著效果。全国著名特级教师丁有宽的“读写结合”教学实验效果显著，在国内外产生广泛影响。他的做法之一就是课外增补课文。被原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称为语文教改“希望之光”的龙口实验小学的“课外读写、双轨运行”实验，在课题中就开宗明义点明“课外读写”。就笔者了解，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让学生课外阅读而并未取得明显效果的教改实验。相反地，有许多教改实验在教法上能找出充足理由，在某一方面可能取得突破性的短期效果，却因脱离课外阅读而未能取得最终的显著效果。如“集中识字”实验为识字教学积累了宝贵经验，但实验也告诉我们，脱离了课外阅读，已经取得的显著的识字效果也得不到巩固。看来，抓了大量课外阅读的实验，即使在某个局部不够完善，也能取得良好效果；脱离课外阅读的实验，无论在理论上方法上怎样地自圆其说，其取得成功的可能性都十分渺茫。这是教改实验从正反两方面给我们的启示。

上述阅读教学实践充分说明，大量课外阅读是发展语文能力的最基本的途径。其实，古今中外的许多教育家、文学家、科学家对此都有过精辟论述。鲁迅先生说：“必须如蜜蜂一样，采过许多花，这才能酿出蜜来，倘若叮在一处，所得就非常有限、枯燥了。”苏霍姆林斯基把课外阅读比喻成“既是思考的大船借以航行的帆，也是鼓帆前进的风”，并认为阅读给学习创造“智力背景”。

四、从儿童心理特征看课外阅读的意义

儿童极大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与生俱来。没有哪一个儿童不喜欢听故事，没有哪一个儿童面对五光十色的世界不爱问“为什么”。当他们获得阅读能力以后，理应如喜欢听故事一样喜爱阅读，因为读物内容的丰富性、趣味性、广泛性和阅读过程的自主性符合儿童的心理特点，能不断地满足同时不断地刺激他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或不全是这样。为什么呢？这应该从我们的阅读教学现状上找原因。我们的教师通常只是死死盯住为数不多的课文进行讲读，对课文中的内容不讲不放心，不讲透不放心，不讲全不放心，企图学一课就消化一课，把“寓教于乐”“因材施教”“温故知新”等抛在一边，不容许个别差异，不容许儿童按自己的心理水平去理解，读完了还要进行字词句段的课外练习，使阅读变得令人生厌，令人生畏。儿童对阅读应有的兴趣因此而消磨殆尽。这说明了儿童入学后阅读兴趣不大的原因，也正好从反面证明让儿童自主阅读对激发他们的阅读兴趣、培养他们的阅读习惯有着何等重要的意义。不同的是，世界一些国家非常重视自主阅读和趣味阅读。美国夏威夷州阅读教学目标之一是“阅读诗歌和故事，目的是享受和欣赏”。英国苏格兰爱丁堡区课程纲要要求“儿童阅读内容的选择视其兴趣应有相当的自由”。前苏联俄语教学大纲对小学的规定之一是：“培养热爱书籍的、善于独立阅读和思考问题的读者。”我们的《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版）》也有了这样的目标，比如在小学第三学段就有“扩展阅读面，课外阅读总量不少于100万字”的描述。

现代教育心理学研究表明，4至8岁是儿童语言发展最佳期。在这个时期，语文教学如果只是在十分有限的阅读范围内进行训练，只会使学生被动地在单调贫乏的内容上耗费心智；不扩展阅读范围，不增大阅读量，语文训练无论量有多大，方法有多好，都只会是封闭式的、“炼油渣”式的训练。我们都反对放羊式教学，但是，如若把羊引到水草肥美的地带去，这样的放羊式教学显然十分有益于儿童的主动发展。引导儿童阅读课外文质兼美的读物，使儿童置身于丰富的语言世界中，使他们把心智情趣都投入到阅读中，无疑会充分发挥语言发展最佳期的效益，使儿童的语言得到最佳发展，语文能力得到最佳发展。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应当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小学阶段的基本阅读量要求，并根据年段特点规定各年级的基本阅读量，做到下要保底，这个底指的是《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版）》规定的课外阅读量，上不封顶，实现对学生的阅读量的控制。要深入研究达到规定阅读量的办法，提供阅读的时间保障（包括校外的，尤其是校内的和课内的）和条件（读物）保障，建立课外阅读的激励机制和检查制度，研究使学生尽快获得课外阅读能力的途径和提高阅读速度的方法，选编适合儿童各年段心理水平的文质兼美、内容丰富的足够量的阅读书库。在宏观上建构“大量阅读+适量精读+适度练习”的语文教学总框架。归根结底，要树立以大量课外阅读为基础的语文教学观，亦即开放式语文教学观。

[参考文献]

[1]丁有宽.谈谈“读写结合教材教法”实验[J].小学语文教学，2001（02）.

意义认识 篇12

1水利枢纽工程的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水安全的重要保障

2010年12月31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认为“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 水利是现代农业建设不可或缺的首要条件, 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替代的基础支撑, 是生态环境改善不可分割的保障系统, 具有很强的公益性、基础性、战略性。加快水利改革发展, 不仅事关农业农村发展, 而且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不仅关系到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 而且关系到经济安全、生态安全、国家安全[1]。

同时, 我国是世界上水电资源最丰富的国家, 大力发展水电已成为国家能源发展的基本国策。21世纪水电建设的规模和速度将是我国基本建设中最为突出的[2]。与煤电、油电、核电相比, 水电是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洁净可再生能源。我国水电资源理论蕴藏量6.76亿kW, 可开发的水电资源3.78亿kW, 居世界之首。从能源结构大调整的发展战略出发, 我国有一大批重大的以发电为主的水利枢纽工程相继开工、建成, 如小湾、溪洛渡、向家坝、锦屏等水利枢纽工程。另外, 水资源的短缺和分布不匀已经成为严重制约我国大部分发达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瓶颈。为实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2050年远景规划目标, 党中央、国务院将“西电东送”和“南水北调”工程作为第十个五年计划中我国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3,4]。这许多工程,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对水利枢纽工程的安全保障提出了严峻的挑战。2008年汶川地震, 大小200多座水利工程面对地震, 可能出现重大安全问题, 这对水利工程的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因此, 利枢纽工程的安全管理, 特别是在突发自然灾害面前, 显得尤其重要。

我国现有水库8.5万余座, 虽经多年治理, 仍有3万多座水库病险严重。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回良玉副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十分关心水库防洪安全, 多次强调水库一定不能出现垮坝等重大安全事故。根据1991年国际大坝委员的大坝登记 (不包括中国) , 全世界超过15 m高的大坝已超过17 000座, 其中130座已经失事, 垮坝率为0.76%。据统计, 1991年我国已建成各类大坝86 900多座, 垮坝数近3 000座, 垮坝率为3.4 %。建成大坝可造福人类, 但垮坝又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5,6,7]。值得注意的是, 1975年, 特大洪水导致板桥、石漫两座大型水库土石坝溃决;1993年8月, 沟后水库坝高71 m的混凝土面板堆石坝溃决。板桥水库溃坝, 将大坝下游平原地带的村庄、农田和各种设施冲得荡然无存, 受灾人口1 190万, 死亡人数2.6万, 淹没农田113.3万hm2, 京广铁路中断50多天, 洪水过后虫鸟绝迹, 寂静无声, 惨相震惊世界[8]。沟后水库溃坝, 造成死亡288人、伤336人、失踪40人, 直接经济损失达1.53亿元[9]。因此, 保障水利枢纽工程安全是保障国家经济发展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保证。

自“9·11”以后, 美国加快了对饮用水源地及其基础设施的保护工作。我国自2003年SARS流行之后, 也加快了对国家安全影响重要问题的对策研究。在管理上, 对“应急管理”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部署和实施, 对保障国家安全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2006年11月8日新华社莫斯科电:俄罗斯媒体报道,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长警告说, 由情报显示恐怖分子正在策划袭击俄南部的水利设施, 一旦他们的阴谋得逞, 将给俄南部地区带来灾难性后果。恐怖分子可能发动恐怖袭击, 伏尔加河上的大型水利设施伏尔加格勒水库和齐姆良水库都可能成为袭击目标[10]。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我国的水利基础设施同样可能面临未来反恐的艰巨任务, 对水利枢纽工程的安全开展研究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2水利枢纽工程的安全是国家经济发展和时代的要求

水利枢纽工程的安全管理包括常态和非常态管理, 目前应急管理在国家层面上从上到下已经得到了重视。2005年1月26日, 国务院第79次常务会议通过了《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11], 总体应急预案是我国历史上首次从国家层面上制定的针对突发公共事件的指导方针和纲领, 是一项具有历史突破性的举措, 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于公共安全保障和公共安全科技的重视。2005年4月17日, 《国务院关于实施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的决定》[11]强调“要切实加强应急机构、队伍和应急救援体系、应急平台建设, 整合各类应急资源, 建立和健全统一指挥、功能齐全、应急灵敏、运转高效的应急机制”。2006年3月14日, 第十届全国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12], 指出我国必须加强公共安全建设, 建立健全应急管理体系, 明确提出要“加强公共安全保障能力建设, 提高公共安全保障水平”。2006年2月9日发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年) 》[13]把公共安全列为重点领域, 强调“公共安全是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基石。我国公共安全面临严峻挑战, 对科技提出重大战略需求。” 2006年10月11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14]进一步强调“完善应急管理体制机制, 有效应对各种风险。建立健全分类管理、分级负责、条块结合、属地为主的应急管理体制, 形成统一指挥、反应灵敏、协调有序、运转高效的应急管理机制”。胡锦涛总书记和党中央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全面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特征,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 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任务。今天, 保障水利枢纽工程的安全, 构建水利和谐、人与自然和谐, 成为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

3建立水利枢纽工程安全管理长效机制, 实现工程的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