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井社会

市井社会（共7篇）

市井社会 篇1

一、前言

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自古以来就有别于世界其他文化。不仅仅因为所处地域环境的特殊性——位于亚欧大陆中部,孕育出的农耕文明,“中心”“天朝上国”的思想,更因为古老的中华文化所独具的包容性,使其不断延续,绵延至今。然而,也正是不断延续,使得一些社会观念,在传统文化的滋养下,潜移默化,无意识的在一代代人的思想里根深蒂固。而统治者为了巩固其统治,往往利用这一特殊社会文化现象,常常在精神文化上采取禁锢束缚的相关政策。而儒家“存天理,灭人欲”的禁欲观,恰恰契合了统治者的统治理念,因而被广泛推崇,民众盲目接受顶礼膜拜。中国古代女性贞操观就在这样一种氛围下形成并发展起来。然而压抑人的本性,本就是不符合一个正常人的生理心理发展需要的,所以古代社会的广大人民百姓深受其苦,深受其害。更为可怕的是,居于传统地位的部分观念在发展演变的过程中逐渐变得更为狭隘,迂腐甚至扭曲,使得整个文化氛围在一种压抑与反抗相包裹着的巨大矛盾之中,并且这种现象一直到现当代社会仍然存在着它的痕迹。

二、女子贞操观的来由和发展

对女子贞操的要求,产生于私有制、男权社会和一夫一妻制建立以后,这时,女子沦为男子的附庸,妻子要为丈夫尽许多义务,其中最主要的有二:一是为丈夫生儿育女,“事宗庙”,“广继嗣”;二是为丈夫恪守贞操。

贞操的起源和本质知识居于统治地位的男子对居于附庸地位的女子的要求,而女子不可能反过来要求男子。男子三妻四妾、拈花惹草并不影响父系家庭的血统继承关系。因此,千百年来,人们只听说有“不贞之妇”,却从未听过有“不贞之夫”;男子与妻子以外的女子发生性关系交往往往被认为是“风流韵事”,即使是被施暴,自己毫无过错,那也永远是个“不干净的女人”,“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这一切,全是以男子的利益为转移的。

三、不同阶段的表现

1、形成阶段

汉朝是礼教形成的重要时期。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汉制正式仪定,一些礼制系统而明确起来了。这时礼的提倡是“女子从人者也”,“官方”很重视女子的“从一而终”,因此贞节很受他们重视。汉宣帝神爵四年(公元58年)诏赐贞妇顺女帛,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下诏褒奖贞顺。汉朝有两位学者曾大力提倡过贞节:一个是刘向,他写了一步《列女传》其中主张:“避嫌远别,为必可信,终不更二”。企图以礼法的形式裁定女子生活标准。另一个是班昭,她在《女诫》中写道:“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违,夫固不可离也。”强调贞女不嫁二夫,丈夫可以再娶,妻子却不能再嫁。

2、宽泛阶段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乱频繁,许多人玩世不恭,纵情声色,男女关系比较紊乱。隋炀帝即位时期,自身荒淫无道,官员玩狎女子事极多,社会上男女关系时分松弛,贞节的保守也无太多人注意。唐朝建立后,社会风气是很开放的,这和强盛、富庶、中外交流广泛是很有关系的,唐代娼妓业的兴盛与言情文学的兴起以及妒妇文学现象的再发展等等,受此种文化的影响。在社会上,女子再嫁之风很盛,无人反对,也不逼令女子守节,男女交往比较自由,女子流行穿半裸装,可以在春日成群地骑马郊游,这是后世难以比拟的。

3、严酷阶段

女子的贞节问题到了宋代中叶以后,开始严酷起来,直到明清愈演愈烈,这是中国历史上禁欲最甚、对女子的性压迫最甚的时期。

儒家的人伦思想对女性的禁锢可谓是无形却又毒害最深的。孟子在孔子人伦关系上提出人际关系的“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夫妇关系始被列为人伦五种关系之一。后逐步被后代儒生发展,到了宋明两代,程朱二人将这种观念越来越严格化,禁锢化,狭隘化。并且宋元时期,社会上也出现了对于处女的嗜好,宋后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里,做出了中国男人对处女偏执嗜好的描写。

到了清时期,正统社会上的贞节变得非常狭义,几乎成了宗教。妇女恪守贞节是万古不易得经义。在顺治年间,清世祖御纂了《内则衍义》在《守贞章》中提到“守身为女子第一义”,在《殉节章》中提到“妇为夫死,古之大经”,这两句话以后成为清代女子的信条。在各力量与号召下,所谓“节妇”、“烈女”越来越多。《古今图书集成》中,“闺节”、“闺烈”两部中的“节妇”、“烈女”,唐代51人,宋代增至267人,明代达到36000人,而到了清代,仅仅安徽省休宁县就有2200人。在中国大地上,除了民居外,另有两种建筑几乎是无处不在,意识庙宇,而是牌坊。至今在安徽一个县还有一个牌坊群,有明清时代牌坊近20座,其中大部分与贞节有关,并伴有烈女祠。在这些牌坊下面,不知埋着多少女子的血与泪。

然而也正是在这样严厉苛责甚至是令人窒息的氛围下,却诞生了许多优秀的关于追求人性的小说,被列为禁书的元代的《西厢记》,明代的《金瓶梅》,清代的《红楼梦》等等。虽有香艳美色,对于男女性的平等与自由的描写,但是却更为真实,情感更为真挚的表达和抒发了作者想要通过这个载体表达的更进一步的思想。

四、结语

对于整个古代社会关于女性贞节观念的不断演变,一方面传统社会氛围在不断禁锢,另一方面市民又在本性的渴望下间接追求。这其实就是下层百姓对于封建统治阶级禁锢其思想的反抗,然而这种反抗是微弱的,是渺小的。在庞大,系统和稳固的儒家思想建构的整个道统观念下,这样的反抗只能被其所吞噬,因而在这样一个矛盾的心理之中,产生了更为广大市民所接受的:在女子守住贞节,遵守三从四德的情况下,男子对于女子的绝对掌控,社会上对贞节的重视。

其实对女性的贞节要求在社会中依然普遍存在:关于再造处女膜的讨论、婚前守贞写入青少年教材(云南省中学选有《今生无悔》,书中特别谈到“婚前守贞”)、某大学女生发起的“青春无瑕少女团”等等,宣誓保持婚前童贞,然而这都是片面的。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在今天,人们对贞节的道德诉求对象依然是女性,贞节观依然是一个指对女性不对男性的双重标准。

贞节观作为一种片面的、只对女不对男的偏一得道德规范,实际上是对女性的性禁锢。那么时代发展到今天,当今女性不用格外地再去为某人守身、为逝去的人守节,女性现今已经无论在思想观念、还是在自己的身体上都获得了很大的自由。但社会仍需构建一种男女双方共同遵守的道德准则。恋爱时应该有度,要守洁;婚姻中应专一,要守节;单身时应自强,要守贞(即“正”之意)。只有正确对待传统观念,并注入与时代相符的新的生命力和活力,才能适应社会发展,才能符合整个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需要。

摘要：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有一种社会现象十分特别,那就是现实社会的正统观念中要求人们禁欲的部分与市井民众心目中追求情欲的部分以两条平行线的形式并驾齐驱,但理念却是背道而驰的现象。这实质上体现了社会民众对传统文化既驯服又叛逆的矛盾心理。在这样背景之下的女性贞操观会呈现出怎样的复杂表现。本人将以时间为轴,以正统史料和市井杂说两条线索,并就此问题进行探讨。

关键词：中国古代女性,贞操观,性文化,性心理,男女性平等

参考文献

[1]刘达临.性与中国文化[M].人民出版社,1999.

[2]石方.中国性文化史[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

[3]郭锦桴.中国女性禁忌[M].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

[4]程春梅.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贞节观[J].山东大学出版社,2012-04-15.

[5]孙慧玲.中国古代贞节观新考辨[J].黑龙江大学,2011-04-10.

方言新闻:市井而快乐 篇2

一、新闻串词独具趣味

串词的趣味性, 是指通过虚构一些人物, 引出话题。有一则新闻导语:“今天隔壁邻居盘大一回家就夸现在的年轻人有素质, 一上公共汽车就有人给他让座。现在的社会风气啊, 是越来越好了。”开篇“盘大”这个人物, 并不是新闻事件里的主人公, 而是虚构出来的一个人物, 他的作用在于引出“让座”这个话题。这种将新闻故事化情节化的表述方式, 颇能吸引观众。老一辈的常州人起名字很有意思, “盘大”、“腊梅”比比皆是, 生活中还喜欢给别人起绰号, 比如“眯细眼”、“夯头”、“红鼻头”等等, 用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串起一个个轻松幽默的小故事, 增加到方言新闻串词中, 时间一长, 这些人物成了一种符号。比如, “眯细眼”是一个斤斤计较的小男人形象, “夯头”是一个歪着脑袋、嗓门很大的中年男子形象。常常听到观众在街头巷尾这样打趣:“哎呀, 盘大, 昨天的新闻当中又提到你了哇!不得了的事情, 成了新闻人物了!”还有观众对号入座, 给栏目打来电话, :“不好意思, 你们昨天又提到腊梅了, 今天我一出门别人都拿我开玩笑。”仿佛那些节目中的虚构人物就活生生地生活在观众的周围, 很能引起共鸣。有人提出新闻真实性问题, 虚拟的人物是否会导致新闻内容失真。其实虚拟人物主要出现在新闻串词中, 不会影响新闻的真实性。

二、方言改写新闻事件

符号, 是人类传播的要素、载送信息的代码。每个符号都有“用什么来代表”和“代表的是什么”两个方面, 这叫作符号的形式和内容, 也叫符号具和符号义, 符号学中称为“能指”和“所指”。在《生活369》中, “能指”为常州方言, “所指”为国内外热点新闻, 即以常州方言的形式播报国内外热点新闻, 从而反映出常州的文化认同。《生活369》栏目的编辑在采写新闻稿件时, 比其他栏目的记者多一项任务, 在新闻稿中尽可能地加入常州的俚语土话, 不怕土, 就怕不土。一篇稿件, 用方言来写和用普通话来写有很大区别, 语言、逻辑都不太一样。比如, 讲到某人比较贪吃, 一般采写大多会用“贪吃”或“嘴馋”来形容。在《生活369》里, 编辑会用上“老鼠不留隔夜食”、“倒头光”这样的俚语;形容一个女人怀孕了, 我们会写“那个女人肚皮里有了馅心了”;形容一个人浑身赤裸, 我们会说“这个人滑肉尽段”。有了这些俚语入木三分的描述, 观众从心理上对节目形成“常州人的新闻, 我身边的新闻”的定位。语言是壳, 内容为王。与其他新闻比起来, 《生活369》在选题范围上非常宽泛和多元, 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前提下, 只要观众感兴趣、能引起话题讨论、有故事可说的, 都可以成为《生活369》的报道内容。

三、内容融入本地特色

《生活369》栏目从2012年开始进行全面升级改造。首先改变原先整档节目由一个编辑独立完成的方式, 选取最新事件实时报道, 集体创作拼档播出, 强化了节目的时效性。内容上, 把原先割裂的六个事件组合划分为四个板块。

第一板块是“学说方言”, 栏目一开始, 主持人介绍一句较有特点的方言, 通过笑话的形式把方言纳入其中, 每天学说一句常州话, 一段时间下来, 即使是外地来的新市民, 方言也能脱口而出, 让他们更好地融入这一方热土。第二板块是“话说老常州”, 侧重于地域特色和地方文化, 用方言叙述常州旧闻、名人轶事、风光名胜、小点名吃等, 用具体的事件和细节展现常州故事。第三板块是“热点杂谈”, 围绕当前热点, 搜索新闻事件, 追踪时尚潮流, 通过事件引发评论。比如廉政纠风、房价油价、娱乐圈、时尚文化、地震海啸、物价休闲, 让观众足不出户, 通过方言电视栏目, 就能了解天下事。第四板块是“说说身边事”, 有重点地选择新近发生的事件进行编辑报道, 传播信息, 展开评论。栏目在内容上更关注社会新貌、城市变迁、邻里纠纷、人生百态等民生新闻和事件, 主持人通过亲近、生动、灵活的形体语言来强化这些信息的传播。

四、主持方式独具个性

身穿中山装, 手持古韵折扇, 一把紫砂茶壶……这不是老茶馆里说书的艺人, 这是《生活369》里主持人楼益华的经典形象。观众一看到这身装扮, 就知道“小楼”要开讲了。在常州, 人们亲切地喊楼益华叫“小楼”, 只要是小楼出现的地方, 一定围满了爷爷、奶奶级别的粉丝。有人说, “我天天就是要看小楼, 十忙掉了九忙 (方言, 意思是再忙) 也要看他的节目, 相当好。”为什么小楼如此受欢迎?因为他是地地道道的常州人, 说着一口地地道道的常州话, 他播新闻没有字正腔圆的科班腔, 节目不要求他一字不拉地准确拿捏, 不要求他一味地流利清晰, 而要求他即性发挥、随意发挥、引申发挥, 将新闻语言转化成常州方言, 并加入一些常州俗语来点缀。在引出一则新闻时, 时而加上道具, 配上动作, 将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演出来给大家看, 将表演时时刻刻融入节目当中。片头的一句“生活369, 精彩不要错过”, 以及节目结束时, 主持人习惯性右手向前方一抬, “明天晚上老时间, 大家不见不散!”都成了观众熟悉的噱头。这种对民生新闻的重新建构, 用常州本地方言的重新演绎, 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妙趣, 只有生于斯长于斯的人才能领会个中神韵。传播者和受传者有了共同的价值体验, 传播效果才能实现最大化, 传受双方的传播意图和反馈过程也在这默契中悄然完成。

池莉:市井众生图之下的“崇高” 篇3

如果说革命现实主义写作,是在对苦难的叙述后峰回路转突出对希望的歌颂,那么,池莉的文字,则是叙述人们在窘迫的环境下,在多少次希望破灭后,对生存亦或继续存活的“艰辛的渴求”。而池莉这种对大众烦恼甚而苦难的书写更为贴近平民,能够走进人心且相对准确地去拆穿了“生存或活着”的生活本质,不得不使读者赋予崇高的思考。

在《你是一条河》中,池莉笔下的辣辣可谓经历了“人生三苦”。第一,丧夫之苦。“辣辣眼睁睁看着丈夫仿佛自天而降,坠落在大堂中央那口沸腾的开水锅中,像一条大鱼泼剌泼剌一阵乱翻不再动弹。”这一年,辣辣成了寡妇。第二, 养家之苦。丧夫之后,当她看见七张哭哭泣泣嗷嗷待哺的小嘴便晕死过去,再加之后来经常性的卖血赚钱,长年累月的浮肿已使她丑陋不堪。第三,母女关系僵化之苦,辣辣几次与冬儿的冲突尤为明显,以至她一直到临终时还在说 :“一定要坚持找回冬儿和四清,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但结果辣辣还是在冬儿饱含泪水的回忆中闭上了双眼,这年辣辣五十五岁。“你是一条河”,如此恰到好处的比喻,好比襄河孕育了整个沔水镇,辣辣在竭力直面苦难让这个家生存下来,生活起来。

作为一名作家,池莉完全可以尽情地“粉饰”家乡和武汉人,但她却选择了“仿真”的叙述,真实写作武汉的人和事。这种“仿真”的叙述,不去谄媚于生活中的希望,要揭示生活的本质就要在崇高处退场,因此她总是致力于描绘一副困窘而丰满,琐屑而真切的市井众生图,在这幅众生图中, 生活的本质就是烦恼和苦难,人们不是不想改变去生活得更好,而是在现实无情的浪潮下,并不是他们主观一味地想改变就可以改变的。这样去走进人心,揭示生活的本质,而不是一味地标榜理想和希望的光辉,不至于在人们执着于相信希望时,却迎来苦难而不知所措,这种关乎生活本质相对准确地揭示无疑可以赋予崇高的思考。

二、市民化的“时代英雄”

池莉小说也给我们刻画了这样一些人,他们平凡卑微却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进取心,默默地促进着家庭的和谐和社会的进步,他们是池莉的笔下那些市民化的“时代英雄”。 她抹平了过去的“崇高”,让英雄出现在市井生活中,使他们成为了为了“生活”而坚韧活着的人。

在《烦恼人生》中,印家厚的生活是恼人的,生活片段总是重复枯燥的。但他为了让儿子和老婆能够转移出“猪狗窩”,渴望并努力去获得每次的单位奖金,并把“一定要让老婆能够吃到一次西餐”作为自己的一种“信念”。这些简单现实的想法甚至堪称“印家厚的梦想”。而印家厚始终保持着乐观,积极,上进的“生活的姿态”,他——亦成为了池莉笔下“时代英雄”。

三、仰望的写作姿态

郎加纳斯说过 :“崇高就是伟大心灵的回声”。池莉的写作可以说是对“民声”的真实反应。她诚心诚意地以文学包容的态度去理解和挖掘小人物世俗化生活中的困扰和无奈, 以“仰望”的姿态去关照大众群体,就此写作行为的本身而言,也可以给予“崇高”的赞誉了。

在其中篇“三部曲”之一的《不谈爱情》中,正如标题所道 :“不谈爱情”,所以充斥全文的是一个男人庄建飞的性欲,一个女人吉玲对自己世俗生活的完美计划。池莉并没有标榜爱情到底有多么令人沉醉,令人着迷,只是踏踏实实的关注于夫妻两人如何地过好日子。文中这样叙述 :“婚姻不是单纯性的意思,远远不是。妻子也不只是性的对象,更是过日子的伴侣。过日子你就要负起丈夫的职责,要注意妻子的喜怒哀乐,要关怀她,迁就她,接受周围所有人的审视。 与她搀搀扶扶,磕磕绊绊地走向人生的终点。”即使没有站在巅峰用华丽的辞藻赞赏爱情,但用这如潺潺流水般的叙说去浸入人心,就流成了一种朴实的感慨,仿佛一个母亲对于自己即将嫁娶的孩子的嘱咐与叮咛。

池莉就是这样,仰望生活,关照那些市井小人物,男人的性欲就是性欲,不必遮遮掩掩,不必担心是否会一个“俗” 字了得,反而却彰显了其对于小人物的世俗情怀。

四、“凡俗”向“崇高”的辩证转化

从辩证法转化的角度看待池莉作品“凡俗”与“崇高” 的关系亦不失为一种方法。老子认为 :“有无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长短之相形也,高下之相盈也,音声之想和也, 先后之相随,恒也。”如是说,“凡俗”与“崇高”也会是作为一对相成相形的词出现,而至于两者之间的转化,就是一个零界点之差的问题了。

在漫长的文学史上,雅与俗,“崇高”与“凡俗”原本是可以互变的,但总的趋势是由雅转俗。而文学的这种转变, 只是当下社会转型的缩影,换言之,社会的各个领域都正在整体地回归凡俗。由此,在这样宏观的背景下,“崇高”的标准会自发的发生转化。而池莉恰恰出现在这样的年代里, 她选定的叙述对象是那些生活在武汉的小市民,她运用的叙述语言是通俗化,平实化,充满着“汉味”的,她站定了“仰望的姿态”去叙述生活,并最终在不经意间获得了“崇高” 的高度。

摘要：池莉从步入中国八十年代后期的文坛开始,就始终以一个书写“世俗人生”的角色展现在读者面前。许多学者致力于其“世俗性”研究,然而,纵观池莉笔下的世俗人生,在这一幅幅流动的市井图中亦隐约地闪现出一种内在的“崇高”。

市井文化下的中国传统街区 篇4

1 “市井”概念的界定

市井, 市指集市, 井乃水井。市井是商肆集中的地方。传统市井被圈定于“面朝后市”的格局之中, 市被高墙围起, 四面设门, 以时启闭。唐末以来, 市墙的消失使得民居、店肆一排排临街而建。两宋之后商业繁华, 市井遍布街巷, “市井”亦成为了居商一体的代名词。

市井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商业文化, 却在酒楼茶肆、书场戏园中贴近市民的真实生活, 活跃且极具生命力。“在市井中, 工、商医、卜、僧、道、娼、丐可以比肩并立, 歌舞戏曲与巷陌小技可以同时登场, 追逐时髦、创造流行、风靡新奇、强调官感, 其结果必然使市井文化表现得丰富变幻、生机勃勃而杂乱无章。”[1]在这里存在着三种市井生活:市———交易, 井———居住, 井台———交往;它们也对应着三种空间对象:市———店铺比接的街道, 井———点状或线状分布的生活空间, 井台———有围合限定的开放公共空间。这三种空间的结合相生构成了中国传统街区的基本空间模式。

2南捕厅概况

南京的市井文化历史悠久。早在六朝时建康城中商贾云集, 城内便有著名的四大市。明时南京为全国商贸中心城市, 明人王叔承在《金陵游记》中写道:“若夫广衢修巷, 石甓如浣, 江潮通城, 赊蝗便利, 市廛万货辐凑, 空无游尘, 亦南中之绝也。”今人仍津津乐道的“十里秦淮”则一直是南京市井文化的代表。

南捕厅街区位于南京古城南部, 东起中山南路, 西至红土路, 北靠建邺路, 南临升州路, 总用地30.5 hm2。区内辖评事街、大板巷、泥马巷和绒庄新村4片社区, 省级文保单位“甘熙故居”位于街区东侧大板巷社区内, 邻近还有瞻园、夫子庙、中华门等名胜古迹。

南捕厅是一个与缉捕工作有关的地方。据史书记载, 清代南京城内有南捕通判衙署 (简称南捕厅) 和北捕通判衙署 (简称北捕厅) 两个专门从事缉捕工作的衙署。近代, 由于城市中心偏移和战争破坏, 南捕厅一带逐渐衰退, 房舍破败, 居民生活日益凋敝。到了抗战前夕, 浮浮沉沉的南捕厅旧址已经荡然无存, 但以此命名的老街巷却保存了下来。

南捕厅街区交通便捷, 是城市中心区重要的功能器官, 在尽早达到现代生活标准, 并带动城南地区发展的同时, 如何进行合理改造, 需要我们把握其街区形成的逻辑结构。

3南捕厅市井文化分析

1) 南捕厅文脉关系发展。

明初———南捕厅街区地处老城南居民区, 位于城市的中心部位, 各地商贩及满汉回蒙等民族在此云集, 茶楼、九四、作坊以及清真寺、道观、寺庙等遍布街巷, 是当时热闹非凡的商业和居住区。

清代———南捕厅成为文人官僚富商聚居地。绸缎富商更是因为本地区是当时最繁华的商业区而大批在此建房聚居。

民国———城市中心不断北移, 南捕厅地区逐渐由原来的城市人口中心区演化成“城南”边缘地带, 成为该街区衰退的主要诱因。

如今———风光不再, 独院成了多户居住的大杂院, 大量搭建严重损害了其风貌。

2) 南捕厅物资资源分析。

古宅———区内许多现存建筑为典型的街坊院落布局, 能完整反映南京地方民居特色;重要的历史遗存有甘熙故居建筑群、翁同和故居。

古巷———充满市井生活气息的古巷, 既有深厚的历史底蕴, 也承载着市民的日常生活。

古树———街区具有数百年历史, 基地内现在还保存有古树近30棵, 极具生气。

古井———在传统生活中起重要作用, 居住和交往都围绕其展开

3) 南捕厅人文资源分析

基地内共有7 799户人家, 近2万人, 人口密度高;几乎无公共设施、公共绿地;沿街零散式的商业及服务业较多;人的活动基本上都集中在街巷之中;且具有很好的传统社区邻里交往氛围。

4) 南捕厅的市井文化特性分析, 见表1。

4南捕厅街巷空间分析

1) 南捕厅道路空间结构的特征。南捕厅街巷呈非线性发展, 曲折多变。街巷的弯折降低了视线穿透的机会, 反而加强了居住性街巷的私密度;这种弯折和宽度的收放也恰好提供了多种活动空间。民宅大门多直接向街巷开启, 但街巷的狭窄、住宅的相对封闭和行人身份的相对单一, 使得建筑室内外既不过分影响又增强着邻里的交往。井、树、台基、檐下空间, 这些点构造着传统的交往平台。我们如果尝试着将南捕厅街区道路进行“市井”分级, 会很自然地看到一种交错布置的骨架体系和院落结构 (见图1) , 而这也恰是市井文化极强适应性的原因所在。

2) 市井文化与街巷空间的对应关系见表2。

3) 街道尺度。街道的竖向空间是由街道与其两旁的建筑构成的, 街道的D/H (D为宽度, H为建筑外檐高度) 值是决定街道竖向空间尺度的重要因素。当D/H>1时, 随着比值的增大会逐渐产生远离之感, 超过2则产生宽阔之感;D/H<1时, 随着比值的减小会产生接近之感;D/H=1时, 高度与宽度之间存在着一种匀称之感, 因此D/H=1是空间性质的一个转折点。

在南捕厅地区, 街道的净宽度在3 m左右, 最窄处仅有2.3 m, D/H基本上为0.25～1.5, D/H>2的情况极少。建筑高低错落, 多为二层, 6 m上下, D/H符合传统街巷类尺度, 大大小于1, 营造了居住性传统街巷的生活氛围, 而百姓住宅适度的开敞也为狭窄的巷道加入了浓厚的生活情趣。

5结语

南捕厅历史街区是“南京老城南”传统精神的载体, 在现代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它应该保留传承传统特色的市井文化。即便由于社会阶层的变化、土地制度的改变, 人民对生活水平的追求提高对于传统街区改造要求越来越高, 我们也要在找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契合点之后才有可能发掘出历史街区保护的根本方法。

参考文献

[1]周时奋.市井[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3:2.

[2][美]亚历山大.建筑模式语言/A Pattern Language[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8.

[3][日]芦原义信.街道的美学/The Aesthetic Townscape[M].尹培桐, 译.北京: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7.

市井社会 篇5

1897年开埠后, 梧州成为广西的商业中心。上世纪20年代, 梧州商埠局拆古城墙、拓宽街道, 原来的坊式房逐渐被骑楼取代, 在河东区形成了成片的骑楼:22条原汁原味骑楼长街上, 560座中西文化水乳交融的传奇建筑, 荟萃中外经典设计的骑楼。骑楼街士贾云集, 最风光时街上有大小商号1500多家, 造就了上万富商, 人称“千年岭南重镇, 百年两广商埠”。梧州人外向的繁华街面贸易与内向的封闭市井生活也已各自成型:骑楼下让人自由通行, 适合南方地区避雨遮阳之需, 而骑楼上作商号写字楼或货栈, 开展商贸活动十分方便;骑楼的背后是内街, 民宅大门一般开向内街内巷, 内街成为居民交往的“公共大厅”, 充满浓郁的人情味。这种有层次的沿街檐廊复合空间, 大大适应了市民日常生活的丰富性和空间使用功能的多样性。在骑楼的外观上, 可以看到许多有代表性的中国建筑语言:花窗、砖雕、牌坊等, 都十分精巧, 其功能和艺术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其中颇具岭南特色的当数骑楼柱外的铁环, 是居民在河水上涨时系船所用。过去, 洪水上街时, 市民并不惊慌。水到门口, 垫几块砖, 继续做生意、打牌、搓麻将。水到二楼时, 市民将船系在楼柱上的铁环, 从窗口或水门上下船进出。另外, 由于梧州是广西最早的港口开放城市, 受外来经济文化影响大, 所以骑楼的西化痕迹也较浓, 如罗马柱、圆拱形窗、穹雕等等, 都是典型的西方建筑语言。中西文化在骑楼上水乳交融、和谐共存, 凝聚着历史的沧桑, 至今仍散发着文化的魅力。

梧州曾是岭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骑楼是其昔日商贸繁华的标志。梧州骑楼文化已成为当地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曾被入选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节目。虽然梧州现已修建好防洪堤, 每年屡遭洪涝灾害影响的现象现已成为历史, 但骑楼这一独特的建筑风格已作为历史的见证保存下来。市民仍然在这里生活、做生意、社交……作为近百年历史的古建筑, 梧州骑楼仍在市民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市井社会 篇6

冯梦龙编纂的《挂枝儿》和《山歌》大都是从民间搜集、整理的,仅有很少一部分是文人拟作。民歌是生活在市井民间的普罗大众的创作,他们对世俗欲望和市井生活有着充分的了解和真切的体会,对自己周围的大事小情和平凡事物都有着深刻的认识。市井细民以自身感受为基础,以周遭环境为依托,表达自己的爱憎情感和市井情趣。在《挂枝儿》、《山歌》中,有很多不同身份、不同行业的市井民众,冯梦龙可谓给我们描绘了一幅“市井众生相”,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一、一般女性

古代提倡的“三从四德”,反映了女子在传统社会伦理意识中极强的依附色彩,导致女性形成被动、从属的人格,这不仅禁锢女性的生理空间,同时也禁锢女性的心理空间。还有,由于“男女有别”的提倡,我国历史上逐渐形成了一种“男子居外,女子居内,深宫固门,阍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的深闺制度。尽管明代工商业繁荣,社会风俗也相应有了一定的变化,提倡自由和个性解放。但是,明代女性在社会中始终受“男尊女卑”这一观念的束缚,她们一样受父权、夫权、族权、神权的压制。女性是民歌的对象主体,《挂枝儿》、《山歌》中绝大部分民歌都是歌唱女性的情感和生活的。在冯梦龙的民歌集中,有焦急盼情郎的痴情女子(《挂枝儿·私部·花开(二首)》、《山歌·卷一·月上(二首)》);

有“山无棱,天地合,乃敢与君绝”式的重情女子(《挂枝儿·欢部·分离》、《山歌·卷二·偷(之三)》);

有牵挂和思念丈夫或情人的“思妇”(《挂枝儿·想部·相思(四首)》、《山歌·卷一·等(二首)》);

有大胆咒骂负心人的烈女子(《挂枝儿·隙部·不希罕/负心/查问/骂/情淡》、《山歌·卷七·咒骂》);

有敢于挑战礼教和家长的(《挂枝儿·怨部·告状》、《山歌·卷一·娘打(之二、三)》);

还有孤孀(《挂枝儿·杂部·孤孀(二首)》);

……

值得注意的是,在男性地位至高无上的明代,出现了不少悍妇,也有男子惧内的现象。

天生成怕老婆其实可笑,又不是爹又不是娘又不是强盗。见了他战兢兢虚心儿听教。吃酒的逢着人说天性不好饮,好色的逢着人说恼的是嫖。略犯他些规矩也,动不动有几夜吵。(《挂枝儿·谑部·惧内》)

天不怕地不怕,连爹娘也不怕。怕只怕狠巴巴我那个房下。我房下其实有些难说话。他是吃醋的真太岁,淘气的活罗刹。就是半句的话不投机也,老大的耳光儿就乱乱的打。(《挂枝儿·谑部·惧内》)

这两首充分表现了“天不怕地不怕”却唯独“怕老婆”的男子无奈控诉妻子的彪悍,“真太岁”、“活罗刹”戏谑地体现悍妇的“可怕”,“战兢兢”鲜活地体现男子见了妻子就像老鼠见了猫一样的心理,真实、生动、趣味横生。

男子“惧内”,原因概括为八种:愚不屑之畏妇,是怵于妒妇之威;贤智者之畏妇,是溺于妇人之爱;贫贱者之畏妇,是仰仗妇人之余沫以自给;富贵者之畏妇,是惧怕妒妇发威而求苟安;男人怕丑妇,是由于丑妇操持家政;男人怕少妇,是因为惑于床笫;男人怕有子之妇,是因为妇人可以有所要挟;而男人怕无子之妇,则纯粹由于妇人有威,而男人被其气势所慑。最重要的,“惧内”其实是森严的封建礼教和婚姻制度的产物。明代男子娶妾成为一时风气,而女子必须从一而终,主厨、教子、纺织是她们毕生操持的事务,只有靠“悍”,才能争取自己的地位和权利。

二、青楼女子

江南地区南朝以来便以“花柳繁华地,富贵温柔乡”著称,青楼教坊遍地,歌舞日夜不绝,娼妓是市井中一个非常普遍而且繁荣的行业。娼妓或倚门卖笑主动招揽狎客,或不远千里寻找赚钱机会,“赵女郑姬,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履,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史记·货殖列传》)

小大姐模样儿生得尽妙,也聪明,也伶俐,可恨妆乔,一时喜怒人难料,一时甜如蜜一时辣似椒,没定准的冤家也,看你者到何时了。(《挂枝儿·谑部·者妓》)

吴语谓装腔作势为“者”,《者妓》便是讽刺那些装腔作势、扭捏作态的青楼女子。《挂枝儿》和《山歌》中还有斥责讥讽妓女、鸨儿骗人以及同情妓女遭遇的不幸的作品,如《鸨儿》、《鸨妓问答》、《站门》、《从良》、《愿嫁》、《孤老》、《夜客》、《哭情人》,以及《山歌》中讥笑嘲讽妓女的《瘦妓》、《壮妓》、《大脚妓》等,形象各异。如《挂枝儿·杂部·妓》三首:

子弟们初出景听我教导,第一件要老成,切莫去闹。小娘们就是活强盗,口甜心里苦,杀人不用刀。哄了你的银子也,他又与别人好。

烟花寨伏下红棉套,绣房中香喷喷是刑部的天牢。汗巾儿上是个勾魂票。没法了,他把头发剪,苦肉计将皮肉烧。动不动说嫁也,你问他嫁过几个人儿了。

有情哥,你须是频频到。有情哥,你多请些酒共肴。有情哥,我把你终身靠。有情在口里叫,无情在肚里包。果是个真情也,不要财和宝。

第一首规劝子弟们远离青楼,称妓女们是“活强盗”,用甜言蜜语将银子骗走,又去与别人好;第二首将青楼妓馆喻为“刑部的天牢”,斥责妓女们的欺骗本性;第三首揭露妓女的假情假意。冯梦龙对娼妓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冯梦龙同情妓女沦落风尘的不幸遭遇,对她们表示理解与怜惜,对有德有才的妓女加以赞赏和肯定;另一方面,冯梦龙对那些势利、贪图金钱或假情假意的妓女表示憎恶,讥讽和嘲笑她们,奉劝世人不要深陷进妓女们惯用的这些伎俩和欺骗手段里。

明代娼妓业的兴盛,使得妓女群体受到广泛的关注,文人们与妓女来往甚密,也因此,妓女们具有的文化才能被人为地放大,她们得以更加活跃而广泛地参与民歌的创作和传播。妓女群体的加入,使得民歌在真性情和情欲层面更加的凸显,对文人创作日渐严重的粉饰习气形成不小的冲击,担当部分突破陈规旧习的责任,这对明代文学革新思潮的形成和壮大,可谓是贡献不小。

三、丫鬟和尼姑

丫鬟也是冯梦龙山歌中的重要女性形象,他们很少被单独刻画,只是穿插在其中,但是却不可忽视。《五更天》、《打丫头》、《打梅香》、《叫梅香》、《灯花问答》、《笃痒》这些篇目中,丫鬟们机灵乖巧,隐忍勤劳,她们身上也有不少的可取之处。

害相思,害得我伶仃瘦,半夜里爬起来打丫头。“丫头,为何我瘦你也瘦。我瘦是想情人,你瘦好没来由。莫不是我的情人也,你也和他有。”(《挂枝儿·想部·打丫头》)

害相思,害得我伶仃样。半夜里爬起来打梅香。“梅香!为何我瘦你偏壮?”梅香复姐姐:“你好不思量,你自想你的情人也,我把谁来想?”(《挂枝儿·想部·打梅香》)

丫鬟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典型代表,她们必须小心翼翼地伺候主人的饮食起居,吩咐的事情必须做到使主人满意,稍有不慎就遭到打骂、虐待和杀害,这是封建阶级的剥削本质。《挂枝儿》中这两首,丫头遭遇主人莫名奇妙的猜疑招来一顿打骂,毫无来由地,“瘦又打,壮又打”,简直成了受气包,即使这样,她们也只能忍气吞声,默默承受。

小尼姑猛想起把偏衫撇下,正青春,年纪小,出甚么家。守空门便是活地狱,难禁难架。不如蓄好了青丝发,去嫁个俏冤家。念什么经文也,佛,守什么的寡。(《挂枝儿·杂部·小尼姑》)

就连尼姑那样本应恪守清规戒律的出家人都起了淫欲之心,这是明代中后期世风浇薄,宣淫导欲之风盛行的又一有力佐证。

四、商贾百工

江南一带人口密集,商业繁荣。苏州的繁华境况,陈宝良先生有相关描述:“苏州古称吴会,控三江,带五湖,沃野千里,号称‘士夫渊薮’。海陆珍宝,如纱罗绫缎,金银珠宝,百工技艺,富商大贾,全都荟萃于苏州。”明代工商业繁荣,社会分工细致,《拍案惊奇》中表明当时有三百六十种行业,木匠、银匠、泥水匠、铁匠、皮匠等形形色色的工匠应有尽有。《挂枝儿》和《山歌》出于苏州,自然对繁华的工商业有突出的表现,其中出现的商铺和职业有数十种。

倾银的分明是活强盗。他恨不得一火筒夺去了你的银包。你如何不识机落他圈套。他把炭火儿簇一会,瓦盖儿揭几遭。撒上一把硝儿也,贼,把银子儿偷去了。(《挂枝儿·谑部·银匠》)

典当哥,你犯了箇贪财病。挂招牌,每日里接了多少人。有铜钱,有银子,看你日出日进。一时救得急,好一箇方便门。再来不把你思量也,怪你等子儿大得很。(《挂枝儿·谑部·当铺》)

银匠反映了银匠投机取巧,坑骗行窃的不耻行为。当铺表现典当哥巧取豪夺的剥削本质。其他,是市井中平凡普通的工匠,有米农(《挂枝儿·欢部·打》)、钓鱼人《挂枝儿·想部·牵挂》、烧窑人/赶脚者/艄公(《挂枝儿·别部·送别》)、泥水匠(《山歌一·等》)、卖茶/铁匠(《山歌二·姐儿生得(之三、四)》)、箍桶匠(《山歌三·怨旷(之二)》)、银匠(《山歌四·出》)、铁店/染坊(《山歌四·会》)、卖油小贩(《山歌五·节油》)、张皮/赵铁/王打毡/龚锡匠/陆弓箭/阿寿官《山歌五·杀七夫》、更铺夜夫(《山歌八·笼灯》)、皮匠(《山歌九·鞋子》)等等,是广阔的明代市井生活画卷,体现出丰富多彩的民俗生活。

五、僧道、卜相

明代中后期,民众精神生活逐渐趋向世俗化和情趣化,神灵信仰作为精神调剂充斥着人们的生活,用来缓解封建专制和生活不如意带来的苦闷,以求得精神抚慰和解脱,宗教信仰与民众的世俗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僧道即僧人(和尚)和道士。“僧习为市”是晚明僧人实录,道士也是一样。明代私剃的盛行,僧道数量陡增。佛、道世俗化趋势的加剧,使得僧道不再在寺庙道观清修,而是广泛游走于市井民间,参与世俗活动,甚至喝酒吃肉,娶妻生子,与世俗生活无异。

卜、相与医、巫合称为“四术”,指的是从事卜卦、相面算命、看病、驱邪的江湖术士。这些人四处游走,为人占卜、算命、驱邪,医卜相巫很受民众的信赖和欢迎。

我猫儿不见了,难猜难料。街坊上请个灵先生卜那猫,那先生未卜先知道。十三十四看,十五十六上瞧。十七八的无猫也,到底猫无了。(《挂枝儿·谑部·无毛》)

涉及到佛、道、卜、相篇目的还有《挂枝儿·欢部·伤病》、《挂枝儿·想部·求签》、《挂枝儿·杂部·占卦》、《山歌五·杀七夫》、《山歌九·烧香娘娘》、《山歌四·多(之二)》、《山歌四·两郎》、《山歌五·和尚》、《山歌五·唱山歌》、《山歌九·山人》、《山歌十·募缘》。

六、山人、子弟

“山人之名本重,如李邺侯仅得此称,不意数十年出游无籍之辈,亦谓之山人。”自明代起,“山人”这一称谓有了特定的意义。“山人”不再是从前隐居山林的隐士,虽然他们也是知识分子,不过他们不是高风亮节的有德之士而是好追求功名利禄的伪君子,他们或依附达官显贵,或在将门相府间奔走,附庸风雅,招摇撞骗,深为世人所鄙视。到了嘉靖和万历年间,山人沽名钓誉,四处奔走推销自己,甘当帮闲和打手,成为既可笑又可耻的群体。

问山人,并不在山中住。止无过老着脸,写几句歪诗。带方巾称治民到处去投刺。京中某老先,近有书到治民处,乡中某老先,他与治民最相知。临别有舍亲一事干求也,只说为公道没银子。(《挂枝儿·谑部·山人》)

子弟们打扮得其实有兴,玉簪儿撑出那纱帽巾。白绸衫一色桃红裤,道袍儿大袖子,河豚鞋浅后跟。一个个忒起那天庭也,气质难得紧。(《挂枝儿·谑部·子弟》)

《山人》描尽了山人伎俩,讥笑封建阶级帮闲文人招摇撞骗的丑态。《子弟》写出了纨绔子弟的无赖习气;此外,《山歌九·山人》为讥诮山人管闲事而作;《挂枝儿·谑部·门子》运用双关语,描述了官署爪牙的恶劣行径,是市井底层百姓对官府“门子”那种为虎作伥、欺压弱小的丑恶嘴脸的讽刺;《挂枝儿·谑部·小官人》刻画了小官人“妖”、“者”、“肉麻”的可笑言行举止;《挂枝儿·谑部·陪宾》讽刺那些假惺惺的陪丧人员。

冯梦龙编纂的山歌来自于市井民间,是关于社会底层的市井细民的情感生活写照。在这些山歌中,各种小人物皆“粉墨登场”。有招摇撞骗的封建帮闲文人;有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有欺善怕恶、为虎作伥的官府门子;跳梁小丑般的小官人等等,各种身份的市井形象鲜活生动,透出浓重的生活气息。

冯梦龙生活在经济繁荣的苏州,经常游走于市井里巷、烟花酒楼之地,与生活在市井民间的下层民众交往密切,身上带有浓厚的世俗化气息。他与私人出版商、妓女、手工业作坊坊主等交往频繁,自然而然地对这些下层民众诸多关怀。

乡下人弗识枷里人。忽然看见只捉舌头伸。咦弗知头硬了钻穿子个板。咦弗知板里天生个样人。

莫道乡下人定愚,尽有极聪明处。余犹记丙申年间,一乡人棹小船放歌而回,暮夜误踯某节推舟,节推曰,汝能即事作歌当释汝。乡人放声歌曰,天昏日落黑湫湫,小船头砰子大船头。小人是乡下麦嘴弗知世事了撞子个样无头祸,求个青天爷爷千万没落子我个头。节推大喜,更以壶酒劳而遣之。《山歌五·乡下人》冯梦龙肯定乡下人的智慧,“莫道乡下人定愚,尽有极聪明处。”他在评注中讲述了一个乡下人以自己的智慧化解尴尬和冲突的故事。冯梦龙认为乡下人有极聪明处,对歧视下层人民的行为表示反对,并给予下层人民以同情和怜惜,对大智若愚的市井民众予以极大的人文关怀。

冯梦龙的作品中多描绘市井细民,《挂枝儿》、《山歌》中出现的人物,大都是底层百姓,鲜有达官显贵。市井商贩、工匠、妓女、山人清客等普罗大众是冯梦龙关注最多且重点刻画的对象。冯梦龙搜集编纂的山歌囊括人们衣、食、住、行各个生活层面,对市井民众体察入微,彰显出对下层民众厚重的人文关怀,这是难能可贵的。

摘要：冯梦龙是为民歌辩护的通俗文学家,他推崇和重视民间俗文学传统,搜集、整理、研究、批评、拟作民歌。他把视线投入民间,关注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市井民众,表现出浓重的人文关怀。

关键词：冯梦龙,俗文化,挂枝儿,山歌

参考文献

[1]王文锦.礼记译解[M].上海:中华书局,2001:389.

[2]陈宝良,王熹.中国风俗通史·明代卷[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166.

[3]王培华.史记读本[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341.

[4]陈宝良.明代社会生活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111.

市井社会 篇7

关键词：宋朝,歌妓,音乐活动

古代的歌妓不等同于现在的娼妓,歌妓是拥有全面的才艺、姣好面容的一群人,她们虽然入驻青楼,但多是从事音乐活动,通过弹词唱曲从而力求生存。在晚唐五代开始,伶工歌女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士大夫的宴请场合。到了宋代,则发展到了一个高潮。宋代,城市经济逐渐繁荣,宋王朝采取优待士大夫的政策,几乎大多官员家中都蓄养歌妓。在《宋史·石守信传》中可看到“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这就证明了宋朝的官妓、家妓的发展不管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达到了一个高峰。每个士大夫官员家中都有几十歌妓,多至几百,多是进行浅吟低唱、轻歌曼舞的享乐活动。歌妓对宋代的诗词歌赋、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宋朝歌妓之官妓

歌妓总体在宋朝时期有三种不同类型,根据服务对象和个人籍贯不同而区分。分别是官妓、家妓和市井妓。

官妓根据所在地方的不同又有更细的划分。官妓可以划分为教坊妓、州郡妓和军营官妓,教坊妓主要是给朝廷的皇帝和各大皇亲国戚服务的,这也是官妓等级最高的,不管是姿色还是伎艺,都经过了严格的选拔、筛选。据统计,在宋代初期,教坊妓一共有四百六十余人。教坊妓由统一的部门管理,按照等级制度层层递减,不同级别的官员依次排列管理。因为教坊妓服务对象的特殊性,必须要严格管理。在北宋时期,教坊妓一直是规模宏大的一个群体,主要职责就是在皇帝举行的宴会上进行表演。比如王公贵族的生日、庆寿等。表演内容大多是歌舞、乐器等音乐活动。在南宋时期,教坊妓经历了改革,在绍兴三十一年的时候,皇帝正式下令废除了教坊妓,很多教坊妓中的佼佼者被留在宫廷中,但是绝大部分都流落到了民间,这也是南宋时期,市井妓大量出现的一个主要原因[1]20。

在南宋时期,很少可以看到像是北宋时期一样大规模的教坊妓演出。有关这个方面,南宋赵昇在《朝野类要》中对于南北两宋不同情况的教坊妓做了一个详细的描述。主要意思是,在汉代出现了琵琶等乐器之后,中国古代的音乐活动就慢慢兴盛,唐代设立了教坊妓,其中教坊妓中的歌妓多是“梨园弟子”,会多种乐器,精通音律。在北宋时期,增设了东、西教坊,并且设立了“钧容班”,在绍兴年间, 废除了教坊,余下的少量教坊妓,充当祝寿使臣,在皇帝大宴的时候,如果教坊妓数量不足,需要招致市井妓。因为这个原因,教坊妓真正通晓音律的人越来越少。

其中赵昇提到了“钧容班”,钧容班是官妓里边从事皇家礼仪的一个群体,有专门的规范化的训练,钧容班选拔十分严格,必须通晓音律,行事规范。在皇帝进行重大巡游活动或者庆典的时候,钧容班需要在皇帝的御驾前边引导奏乐,音乐歌舞代表的是整个皇家的威严。钧容班中的官妓除了演奏,在有盛大宴请的时候,还负责为不同的官员佐酒[2]5。

官妓中除了教坊妓,另一个大类就是地方州郡妓。地方官妓比较活跃,经过了不同地方“乐府”的训练,拥有极高的应变能力,代表的是地方官员的社交礼仪。这些官妓,往往是在有别地官员来的时候进行歌舞表演。在这个场合下,多是士大夫官员进行填词,送给官妓,官妓吟唱。这个时候,如果官妓能够得到士大夫的填词是一种莫大荣耀,如果士大夫把个别官妓名字写入词中,那么就是至高无上的荣耀。州郡官妓代表一个地方官员的脸面,如果在唱词过程中出现了错误、疏忽,是要被严厉处罚的。可以看出,官妓自身没有任何权利,仍然受到封建制度的碾轧。地方官妓内心十分盼望从良,但是想要脱离乐籍,需要得到地方长官的批准,是否批准,就要看地方长官的个人好恶,地方官妓的命运是掌握在一个人的手上的。

二、宋朝歌妓之家妓

蓄养家妓是宋朝士大夫文人之间很流行的一个娱乐方式。在晚唐五代以来,就有所兴起,进入宋代之后,宋代独特的发展环境更加有利于文人蓄养家妓。宋王朝对待文人士大夫的财政政策十分豪奢,从赵翼的《甘二史札记·卷二五》可以看到宋朝的财政政策是“恩逮于百官者唯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馀”。宋王朝集中了大量的财产供官僚阶级享用,宋朝的官员大多都是有修养的士大夫阶级。统治者的认同鼓励,加上士大夫阶层的特殊性,宋朝,几乎每家每户官员都有家妓。寇准是其中一个很具有代表性的,寇准的生活十分奢侈,家妓表演唱歌,唱毕会赐绫一束。又比如说晏殊,晏殊十分喜欢宴请宾客,每每宴请,必然会有家妓助兴,并且会亲自赋诗填词。还有在欧阳修、张先、苏轼等人的诗词歌赋中常常可以看到会为歌妓作词作曲。不管是地位低还是地位高的士大夫官员,家中都会有歌妓。宋朝的诗词为何如此繁盛,是与这个时期士大夫蓄养家妓、歌儿舞女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的。

宋朝,士大夫获得歌妓的途径有很多,大多都是通过购买,这个购买交易在当时政策下是允许的,只要在契约上写清了时间年限就可以。被卖的歌妓有的是为了生计,被迫卖身,有的则是从小家中就朝着歌妓的方向培养。这也促使宋朝形成了重女不重男的现象。另外,士大夫也可以通过赠送获得歌妓,其中史料记载,姜夔去范成大家中做客,因为范成大欣赏姜夔的词作,将自己家中的一名歌妓赠与姜夔[3]12。

家妓是隶属于一个家庭的,如果被买入,会以“妾”或者“婢”自称,家妓相比官妓而言,较为自由,并且不会遭受过分严厉的惩罚。虽然官妓家妓的服务对象不同,但是两者的服务活动类型是相同的,都要在文人墨客的社交场合中表演歌唱,佐酒弹琴助兴。其中南宋的张鎡的生活十分奢华,家中的家妓达到了数百人。并且家妓的修养和伎艺都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准,史料记载中,去张鎡家宴会的宾客“恍然如仙游也”。

家妓往往是一个士大夫的“得意之作”,有好的家妓在重要贵客到来时才可以出门展示。家妓除了会歌唱、乐器之外,拥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对于诗词歌赋造诣很深。所以,很多士大夫创作了新词之后,都会让家妓演唱,家妓可以把诗词歌赋的深层韵味唱出来,得到士大夫的青睐。宋代的士大夫因为有特殊的环境,所以有着丰富的声色享受,在宋朝,有很多男性诗人会以女性口吻作诗,呈现诗词的婉约之风。在有些士大夫的家中,家妓能得到很好的待遇,士大夫出行巡游,常常不带妻子,只带家妓。在很多诗词中也可以看到士大夫和家妓之间产生了深厚的感情,超越了妻子。最著名的是王定国和歌妓柔奴,他们之间的感情非平常人能比,柔奴跟随王定国受苦受难,在苏轼问及后说“此心安处,便是吾乡”,于是,苏轼受到感动写下了《定风波》。

但是,家妓和士大夫之间拥有良好感情的这种情况,少之又少。大多数的歌妓都是充当士大夫“玩偶”的角色,不管是精神状况还是生活状况,都是苦不堪言。常常会有歌妓因为惧怕主人,夜不能眠, 寝食不安。

三、宋朝歌妓之市井妓

市井妓是宋朝最为广泛存在的一个阶层,也是地位比较低下的一个群体。宋朝取消了坊、市之间的界限,并且不禁夜市。这些政策, 为娱乐业和商业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一般的市民,也崇尚奢靡风气。根据史实,临安、建康等大都市都是夜夜笙歌,商业繁荣。在这样的环境下,很多的青楼、市妓中心应运而生。在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中可以看到“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宋代娱乐生活。市民阶层,士大夫,甚至是官僚阶级都和市井妓有或多或少的关系。这个时候,士大夫的一些词作会流落民间,供市井妓传唱,也有的词人专门为市井妓写词,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柳永。在叶梦得《避暑录话》中写道“多游狎邪,善为歌辞。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可见柳永对于市井妓的词赋发展贡献是巨大的,并且在当时, 如果歌妓能够得到柳永词,也是一种荣耀。

柳永的词中表现了下层市井妓女遭遇的不幸以及希望从良的愿望。因为柳永落榜之后,就长期流落歌坊,与市井妓交往频繁。在《少年游》中,柳永认为市井妓“心性温柔,品流详雅,不称在风尘”。在《花木兰》中,称赞她们“唱出新声群艳伏”的高超技艺,并且在多首作品中,都表达了市井妓想要脱离娼籍的迫切愿望[4]23。

市井妓是最贴近人民大众的一个群体,和市民生活以及消费方式是密不可分的。但市井妓的服务对象则可谓鱼龙混杂。市井妓中有的为了赚钱,需要为士大夫、太学生服务,也有的像是官妓一样为官僚阶级服务。市井妓和官妓最大不同之处是,市井妓需要展示自己的才艺,用优美的舞姿或者是歌声来吸引不同阶层的消费者。很多穷困潦倒的诗人都对青楼流连忘返。市井妓中,有一个很大部分是私妓,私妓除了表演歌舞之外,还提供可以获得报酬的性服务。大多是出于生计无奈,被迫卖身。这一方面,和官妓,家妓有着本质区别。在很多的宋人话本中,可以明确了解到私妓卖身等社会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