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级传承人（精选12篇）
国家级传承人 篇1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也是文化的土壤,文化的传承始于家庭,如果说家规家教是软件,那么家居家具就可谓是硬件。一个家庭的文化背景和生活环境,自幼就熏陶着一个人的心灵。一件好的家具,不仅承载着先辈们的嘱托和叮咛,而且总牵系着每个人对家的那份绵绵眷恋。
时下,文化的复兴,传统的回归,古典家具已悄然升温。
晋作家具第一品牌——“唐人居”古典家居文化有限公司的制品,在浩繁众多的家具产品中凸显出它与众不同的品格和定位。2009年“唐人居”晋作家具制作技艺被列入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10年又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被山西省政府、省文化厅列为“山西十大文化品牌”,同年被授予“山西省文化产业示范基地”,被省工商局授予“山西省著名商标”。
曹运建,这个“唐人居”的掌门人,年仅43岁,学历不高,貌不惊人,一个平常农家的子弟,如何能成为晋作家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在坐落于襄汾县南贾镇东牛村的“唐人居晋作家具博物馆”,记者采访了他。让记者吃惊的是,他竟然涉足古典家具行业已达25年之久,他的经历颇具传奇。
从贩旧家具开始白手起步
1988年,时年17岁的曹运建,开始跟着哥哥从民间收购明清古木家具,常年累月、披星戴月,走村串巷、进门入户,收购旧家具,然后倒手再贩卖出去。襄汾是个有着厚重历史文化传承的晋南大县,仗着老祖宗在民间留下的遗存,自己所赚的只是一份辛苦钱。几年下来,凭借着城乡之间的人们的价值观和对古式家具的价格差,手里虽然也赚到了不少钱,但个中的辛酸,每每提起,曹运建总是感慨万千、难以释怀。
然而,散落在民间的古家具,总是收一件就少一件。尤其当收购古家具的人数开始增多,生意渐渐越来越难做了。当民间古家具中的上品被收购罄尽之后,中品和下品、即或有伤有损的古家具,也成了家具贩子的收购对象。为了保证北京和西安等地家具商源源不断的供货需求,要想使这些家具倒卖出去,就需对破损的部分进行仔细修复,而且必须得修旧如旧。
此时乡下的同行们并不知道古典家具的诸多文化意义和社会意义,只是从商业的角度来贩卖和运作家具。
然而,出于对古典家具自幼的由衷喜爱和对古典家具的频繁接触,曹运建已经敏锐地觉察到,古家具里确实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但贩家具这个行当是不能维系长久的。
看着收购回来堆积如山的残缺旧家具,曹运建陷入了久久的沉思,如何才能让这些残疾的旧家具获得康复?
于是,自幼喜欢思考和研究的曹运建开始动起了脑筋,他一边继续做生意,一边四处拜师学习。他向民俗学家陶富海请教,和收藏大家马未都交流,反复阅读王世襄的《明式家具珍品鉴赏》。
在尝试古家具的修复过程中,曹运建已陶醉其中,向工匠师傅学习技艺,锤炼着自己的眼力,启动的着自己的远虑。“从一件件古家具上我看到的是祖先们的无穷智慧和高超的技艺,我时时被这种蕴含其中的超绝艺术所震撼。灵魂一次次被净化和升华。”曹运建有的不仅仅是如此感叹,很快便开始了对古典家具大批量修复和仿制。
从收购到修复再到开始仿制,这个聪明的选择,是曹运建人生事业的一大转折。从90年代末开始,他不仅在北京拥有自己的3个古家具店面,而且开始了小规模的家具复制。
对于久已失传的晋作家具制作技艺的抢救和传承,雷厉风行的曹运建开始了艰苦的创业历程。
仿制古家具,最重要的是工匠和漆匠这两个人力资源。曹运建开始北上京城,南到两广,西征陕甘,东越太行,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陆续请到了清道光咸丰年间的大木匠郑茂盛的五世孙郑小龙、祖上在清乾隆年间为赵康尉家漆过家具的油漆匠王志权、祖传家承已历六代的雕刻技师鲁跃民等强力“班底”。
具有战略眼光的曹运建,不只是发挥这些工艺大师的盖世绝技,而是在抢救传承的过程中,还鼓励他们积极传带徒弟、培养接班人,同时挖掘他们的技艺潜力,研究自己多年收集来的明清家具的边抹线脚、穿销插销、透销钉销、木钉楔子、明卯暗榫和家具上的图文透雕、花卉人物等。
就这样,聚集能工巧匠,挖掘祖传工艺,研究家具结构,琢磨纹饰图案,很快,曹运建的明清古家具仿制产业,轰轰烈烈地走上了正常运行的轨道。
从修复复制中挖掘晋式内涵
1998年,曹运建在北京东三环开了第一家“北京唐人居古典家具行”,销售从家乡民间收购来的古家具,向世人传播山西的家具文化,三年之内,他又在北京连开了另外两个古家具店。在他的家具店里,一件件选材优良、木工榫卯精密、雕花精雕细刻、古朴大气的晋式家具很是受到藏家客商的青睐,其中不乏古家具的行家、名家、大家,曹运建和他们开始广交朋友,为的不仅仅是寻找销路,还学到了很多知识。
到2000年,29岁的曹运建已在业界名声大噪,在同行们眼里,这个长得皮肤黝黑、淳朴憨厚的山西人,有股从不服输的脾气,凭借着从小就养成的坚韧不拔的毅力和熟悉的经商经验,很快就在京城站稳了脚跟。
他深信,就凭古典晋作家具在其独特造型、不惜用料上的优点,就已经远超出国内其他3个古典家具流派。
2003年,他在家乡东牛村建设了自己的晋作仿古家具生产基地,占地35亩,仅高级木匠和技师就有50余人,工人118名。并逐步走向了集团化和规模化的生产之路。
据了解,不管是在北方采购的硬杂木原料,还是从南方或者海外采购的原木料,回来后都要进行特殊的处理,这是晋作家具的独特工艺,红木浸泡45天,硬杂木浸泡30天,浸泡好的木料需放到蒸锅房蒸煮除菌6天,接着把除菌后的木料放在烘烤房烘烤15天。使其水分保持在8%到12%之间,以防止干燥的北方让成品家具的开缝撑裂。
经过除湿处理的木料才可以刨锯开料加工,然后方由雕刻师根据不同器形不同用途,雕刻成不同的花纹图案。
雕刻在晋作家具的加工过程中主要起画龙点睛的作用。从选图案、选刀具到选木料,要根据材料颜色的搭配,选用各种雕刻,如立体镂空、花刀剔雕、圆刀浮雕、丝翎檀雕和青丝镶嵌工艺等,全部由工人纯手工制作。这些精美图案上的道德教化和审美意蕴,共同构成了晋作家具的独特魅力。
在开卯凿榫组装后,打磨工艺就更令人惊讶了。打磨师要准备好由粗到细多种型号的砂纸,其中3000号的细砂纸比人的脸还要柔软细腻,打磨之前的刮磨也是非常讲究,每件家具的线条、边角、里里外外用各种刮刀全部过刀,如此千刀万刮的艰辛和千搓万磨的坚韧,使每一件晋作家具在没有上漆前,就已经光如玻璃平如镜面了。
曹运建每年都会远赴非洲、越南、柬埔寨、老挝、缅甸、中国海南等地,亲自选材,传统的名贵木材如黄花梨、紫檀、红酸枝、楠木、乌木等。
晋作家具表面处理全是曹运建亲自到秦岭深山从山民手里收购割来的天然生漆,经过天然生漆的六道髹饰,十九道打磨,打光上蜡,精美的晋作家具实现“完美制造”。
在精心细作上传承文化精髓
晋作家具像晋商大院一样,气势威严,风雅大气,做工精良,造型优美,线条流畅,厚重质朴,用料精纯,制作考究,秉承黄河流域传统家具的固有特色,融各式家具特色为一体,兼优质选材于一身。历千百年磨砺,形成了独立的有着鲜明地方特色的家具流派。
为了更好地传承和发扬晋作家具的独特工艺,唐人居于2008年成立了晋派明式古典家具生产工艺研究所,由曹运建担任所长。是山西省唯一的专门研究晋派明式古典家具生产工艺及文化内涵的研究与开发机构,并兼对古典家居装饰、古典灯饰、古典砖雕的研究与开发。研究所的成立有效地保证了晋派明式古典家具的保护和整理挖掘。
曹运建和他的工匠们同吃共住,夜以继日地研究仿古家具的制作和创新,从家具的造型到结构,从构图的外形轮廓到内在结构,从漆面的打磨到原木的处理,每一件家具都能看到明清家具的身影,而每一件家具又不完全与明清家具尽同,体现着继承中的发扬,发扬中的创新。
在整个漫长而又艰辛的研发过程中,曹运建和他的匠师们发明了“各种木头差色制作”“面板无缝技艺”等独门绝活,成了日后成立“唐人居古典家具文化有限公司”的技术支撑。至此,曹运建进入了从“仿古制作”到“技术研创”的事业发展辉煌期。
2013年11月,唐人居古典家具博物馆成立,曹运建集多年积蓄收藏的12800多件明清古典旧家具得到有效保护,这些存世的明清古典家具的实物标本,为社会、为后人留下了一笔不可估量的物质和文化财富。
业内人士吕忠认为,这些年,“红木家具热”,带动了行业的发展,可市场上的红木家具多为古典家具的新仿,大多仿得是外形而非精髓,而每一件晋作家具从做工到内涵都无可挑剔。
在仿古家具展厅,记者看到唐人居新做的各种博古架、案、几、床、官帽椅、太师椅等家具造型优美,做工细致,简洁大气,设计得很人性化,生活化,据贾俊焕经理讲,这些家具都是“为用而制”的,每一件家具都与生活起居密切相关。
在2009年他的家具亮相上海世博会,引起业界轰动。
2011年,唐人居举办了为时一周的徐鹏飞、李二保二人的水墨漫画展览,实现了古典家具文化和中国传统水墨画的文化联姻和对接。
目前,全国多家会馆和高级宾馆都有收藏和使用“唐人居”家具。2011年,由唐人居承制的北京人民大会堂山西厅的大门和巨屏,分别用花梨木和老红木红酸枝精雕而成,大门高3.86米,巨屏高3.46米,被称为“中国第一屏”。在去年的北博会上,由“唐人居”选送的衣柜《狮子滚绣球》一举夺得“华礼奖”金奖,2014年十五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暨国际艺术精品博览会上唐人居创作的家具荣获“中国原创·百花杯”铜奖。
晋作家具目前的市场已拓展到北京、上海、广东以及北美、西欧等地。唐人居不仅汇聚了一大批优秀的工匠和技师,还完成了生产的集约化和专业化,销售的网络化和国际化。
曹运建说,作为襄汾人,他一定要实现自己当初的承诺,让晋作家具成为弘扬中国家具文化的艺术载体,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继续增加藏品种类,研发创新新产品,使唐人居发展成为影响全国的文化产业示范基地,他准备将研究所的关于晋作家具的专业书籍编辑出版,让古老的三晋文化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国家级传承人 篇2
——以“海州五大宫调”为例
连云港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苗运杰 张大强
内容摘要：
传承人，特别是代表性传承人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延续的重要性，已得到人们的共识。他们掌握着祖先创造的精湛技艺和文化传统，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活的宝库，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薪火相传的实施者。本文以连云港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海州五大宫调”开展工作以来，传承人在此项工作中所作的贡献及存在的不足，阐述非物质文化保护工作中如何围绕代表性传承人开展工作，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工作的顺利开展。
主题词：代表性传承人主导地位不足
一、好认定工作，将最好的“玩友”认定为代表性传承人
“海州五大宫调”是指流布在连云港市及周边地区的以[软平]、[叠落]、[鹂调]、[南调]和[波扬]为重要基本腔调的一种用曲牌连缀体来演唱故事的曲艺形式。由于“海州五大宫调”没有赢利性的演出，也没有专业的演员，是纯粹的自娱自乐，所以艺人们自称为“玩友”，以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演员，“玩友”们管互相交流演唱技巧叫做“碰曲”，“碰曲”的场所则称为“小曲堂”。
正是“海州五大宫调”的自娱自乐性却保证了它很少受到市场化的冲击，从而保证了它的“原生态”；但这也正是自娱自乐性，导致了“海州五大宫调”生存空间日益缩小，“玩友”的演唱水平参差不齐。所以只有将优秀的“玩友”认定为代表性传承人，才能“保质保量”的把“海州五大宫调”传承下去。
今年，连云港市“非遗中心”依据几年来“海州五大宫调”保护工作中掌握的“玩友”的情况，严格按照认定标准，确定推荐刘长兰和赵绍康两位“玩友”作为申报江苏省第一批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获得了批准。
刘长兰老人七岁就开始跟随她的舅舅学唱小调，后又师从“海州五大宫调”知名唱家钱乐山先生（“玩友”尊称“钱大先生”），演出技巧日臻成熟，特别是对气口、节奏及韵味的把握，在众多海州五大宫调“玩友”中是首屈一指的，而且还掌握“碟琴”的演奏技巧和很多难度较高的曲目，上世纪八十年代，刘长兰老人演唱的“海州五大宫调”大牌曲《活捉张三郎》被《中国曲艺音乐集成〃江苏卷》收录。
今年已经八十三岁的赵绍康老人几十年来一直痴迷于海州五大宫调，他不但研习“海州五大宫调”的演唱伴奏技巧，还花费大量精力搜集整理了二十六本“海州五大宫调”的唱本，一百多篇曲目。在我们开展“海州五大宫调”保护工作时，他将这些成果全部无偿提供给我们，为“海州五大宫调”的保护与传承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
这两位老人不但为五大宫调保护和传承身体力行，而且在其被正式命名为海州五大宫调代表性传承人之前，都已经开始带徒授艺活动；在他们被命名为代表性传承人之后，他们更加积极地扩大授徒范围，开展传承活动。因为他们认识到将自己所持有的技艺传承下去是一种责任，于是他们不顾年事已高，奔走于“海州五大宫调”的几个传承点，亲自进行现场演示和指导传习。
二、保护好传承人的整体生态环境。
只有保护好传承人的整体生态环境，才能保证他们传承活动的正常开展。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在特定的文化情境中发生、发展和传承的，作为活态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完整样态必须在其存活的情境中才能
把握得到。因此良好的生态环境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意义重大。
由于“海州五大宫调”长期以来在民间多以“玩友”的形式在“小曲堂”“碰曲”中传承，于是我们也按照这种传统的形式，在市区以刘长兰和赵绍康两位代表性传承人的名字命名了两处“小曲堂”，由这两位老艺人负责组织演唱、传习活动。另外，由于海州区、灌云县、赣榆县也是海州五大宫调流布的重要区域，我们也联系、协调了当地的文化馆、文化站、街道或者条件合适的艺人家，建立相应的传承点。通过这种方式保证了每个“海州五大宫调”“玩友”相对集中的地方都有传承点，这些传承点都有固定的活动时间。由于范围的扩大和活动时间的固定使得他们获得了经常参加一些公益演出活动的机会，这样市区周围的五大宫调爱好者也不断的被吸引加入进来。
三、加强普及教育和宣传工作。
只有做好普及教育和宣传工作，才能为“海州五大宫调”传承人的传承活动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在我市开展非物质文化保护工作以前，由于海州五大宫调只在民间以“玩友”形式流传，可谓是“养在深闺人未识”，虽然笔者在此之前对它有些了解，但对 “海州五大宫调” 有较为全面的了解,是在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之后的事情。由此观之，在我们对海州五大宫调进行保护的过程中，让全社会都能认识到我市海州五大宫调这一优秀的民间艺术的魅力，对之进行普及性教育和宣传工作对开展保护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在普及性教育方面我们采用了在连云港师范专科学校音乐系和师专三附小开展普及性教育活动的形式，组织师生学习、传唱海州五大宫调。这项活动的开展加强了我市广大青少年传统民间文化的教育，提升了他
们的传统民族文化和乡土文化观念与知识，使之认识到民间文化艺术保护的重要性、必要性和迫切性；同时也希望借此培养潜在的海州五大宫调传承人。活动开展以来，不断有教师、学生到老艺人家中求教、采风。这种形式对于海州五大宫调的传承与发扬起到的积极推动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在宣传方面我们要感谢全市各大媒体。他们对于海州五大宫调的宣传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现在只要有海州五大宫调活动的地方，就会有媒体记者出现，于是“海州五大宫调”在各媒体上获得了频频亮相的机会。《海州五大宫调跻身国家级》的新闻报道在“2006连云港市十大新闻”评选活动中，被选为十大新闻之一。由此可见广大市民对于保护海州五大宫调工作的关注程度，这也更加增强了海州五大宫调代表性传承人的荣誉感、自豪感以及被认同感，给他们以动力，亦给他们产生压力，促使他们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投入到海州五大宫调的传承活动中。
除此之外，我们还举办了海州五大宫调普及演唱活动，如“古调悠悠〃海州五大宫调采风演示会”、“庆国庆〃海州五大宫调广场宣传普及演唱会”等等。海州五大宫调的老艺人也积极参加街道社区组织的各种演出活动。这些活动的开展提升了市民对于海州五大宫调的认识，提高了代表性传承人的知名度。
四、“海州五大宫调”传承工作中存在的不足
（一）、年龄偏大，精力不济
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更是进入了老龄化和衰亡高峰期。目前我市两位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甚至超过了七十五岁，赵绍康先生八十三岁，刘长兰女士也年近七十，他们虽然对“海州五大宫调”的传承工作极为热心，也作了大量的工作，无奈年纪不饶人，限
于精力原因，非重大活动我们一般不请老人出面。有的传承人更是因为健康原因，在没有见到“海州五大宫调”成书之前，便驾鹤西游了。
（二）、传承人传承空间日益缩小
除了“海州五大宫调”生存的软环境空间，活动场所日益缩小的矛盾在传承过程中也越发显现出来。由于旧城改造，不少“小曲堂”已经停止了活动，例如我们原准备在市区偏东的民主桥头设立一个“小曲堂”，但由于房屋拆迁而作罢，原“小曲堂”主持人老杨也因为住得远，参加“碰曲”的次数和时间也比以前少多了。
（三）、对传承人的管理仍嫌粗放
虽然我们与代表性传承人按照省文化厅的有关规定与其签订了相关约定，对著作权、署名权、授徒、保护主体及国家资助问题进行了约定。但这些问题，需要文化主管部门在调研的基础上尽快提出办法，并出台文件，以为约定提供政策依据。虽然我市“海州五大宫调”传承人并没有向上级文化主管部门进行所谓的“问题反映”，但从“海州五大宫调”的记忆的传承上来看，他们确实对“海州五大宫调”的宣传、申报、传承等工作做出了贡献，对他们的价值如何认定，是否要分级命名，确实还需要进行专题的讨论和听证。
“尽管生产工艺品的技术乃至烹调技艺都可以写下来，但是创造行为实际上是没有物质形式的。其技巧、记忆积极存在于从事他们的人身上。因此，要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形成一条永不断流、奔腾向前的河，“人”是决定性因素。一旦老艺人离世，他身上所承载的某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就会随之消亡，所以，解决传承主体即传承人的问题，乃是当务之急。”（刘锡诚《传承与传承人论》）保证代表性传承人更好地进行传承活动是我们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的关键点，我们应该紧紧围绕这个关
键点，不断总结经验，解决问题，做好代表性传承人进行传承活动中所需的一切服务工作，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延传不息。
二〇〇七年五月十七日
参考资料：王文章主编《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文化艺术出版社出 版，2006年10月第1版；
郑培凯主编《口传心授与文化传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2006年7月第1版；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编《中国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调查、认定、命名工作手册》，2005年8月印行。
国家级传承人 篇3
关键词：侗族大歌；非遗；传承机制；传承人群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5）03-0118-06
侗族大歌是侗族民间艺术瑰宝，以演唱人数多、气势宏大、多声部侗语演唱而闻名。2006年5月它就被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9月，它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侗旗大歌主要有四种类型：一是“嘎老”（galao），指的是一般的大歌，往往以歌曲产生的地方为名。例如《嘎绍》即指肇兴大歌；二是“嘎所”（gaso），可以译为“声音歌”，模仿各种声音而作的歌，被誉为“清泉闪光一般的音乐”；三是“嘎窘”（gajun），是大歌中的叙事歌；四是“嘎节卜”（gajiep），亦是叙事大歌。大歌无伴奏、无指挥，依据现场可分为女声合唱、男声台唱、男女对唱等形式。进入现代社会，受多元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侗族大歌亦一度遭遇低靡困境，远离了大众的视线和民族生活的重心。在民族文化研究者及诸多有识之士的不懈努力下，侗族大歌现今重放异彩，蜚声海内外，其传承和持续发展都显示出优势所在。笔者曾于2009年3月底对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若干村寨的侗族大歌歌队进行了相关调研，关注的重点是侗族大歌的代际传承问题，重点关注对象主要是20-30岁年龄段的歌队成员，考察年轻一代在侗族大歌传承中的作用、意义及存在问题。随着这几年侗族大歌的发展，笔者亦在原有基础上对侗族大歌的传承与发展机制增进了认识，在此进行梳理，以期对当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工作有所借鉴。
一、侗族大歌的传唱：后继有人
自从引起各界关注之后，侗族大歌传承的衰落局势出现了转机。最早在1985年，贵州省榕江县文化馆馆长张勇在车民小学组织了“金蝉侗族少儿合唱团”，将侗族民间音乐带入学校课堂，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小歌手，登上了诸多文艺演出的舞台，引起了音乐界和侗族文化界的广泛关注。随后，许多侗族地区的中小学校纷纷效仿。2002年秋，贵州省黎平县岩洞中学在多方支持下挂牌创建了“侗族大歌人才培训基地”。这个基地的主要任务是将侗族大歌引进学校音乐教育之中。
随着侗族大歌影响的扩大，2007年贵州省黎平县人民政府下发“红头文件”，支持侗族文化进课堂，并拨专款在黎平县城关第四小学开办侗歌班。紧接着，黎平县人民政府又组织有关人员编写《黎平县民族文化进课堂》试用教材，拟将侗族优秀传统文化比较全面地向在校学生介绍。贵州许多高校，如贵州民族学院、贵州大学艺术学院等，在培养侗族大歌歌手方面亦做出了成绩。
笔者采访的岩洞村、竹坪村侗族大歌队成员中，20-30岁的6个女青年都曾接受了侗族大歌的学校教育。岩洞村大歌队的WDJ（女，26岁），在岩洞民族小学四五年级就读期间就曾学过侗文，能用侗文进行简单的歌词记录，在岩洞民族中学读初中期间参加了学校的艺术队，学习演唱和表演侗族大歌。与她同一个歌队的WJY（女，24岁），曾是中学文艺队重点培养的侗族大歌演唱歌手，现在是歌队里年轻的高音领唱。2008年她作为黔东南侗族大歌合唱队的成员，参加了第十三届CCTV青年歌手大奖赛合唱比赛，获得比赛铜奖。另外竹坪村上寨侗族大歌队ZZY（女，27岁）、SMM（女，24岁）、JZY（女，22岁）、ZYL（女，22岁），都曾在竹坪小学或岩洞中学就读，在学校里学唱过侗族大歌。她们除了接受学校里的侗歌教育之外，亦自幼向老一辈习歌。如WDJ，从小便和同伴一起向寨子生产队里的MY奶奶学歌，她的奶奶、外婆、妈妈都喜唱大歌，爸爸对侗戏更是情有独钟。WDJ也曾在爸爸的影响下，参加过侗戏《毛洪和玉音》的演出。WJY，她的奶奶WLH、妈妈WNX都曾是歌队里唱高音的，嗓子好，有良好的家庭侗歌习得环境。就是在这种传统歌唱氛围的影响下，兼有学校的用心培养和扶持，侗族歌队里20-30岁的青年人对侗族大歌的传统曲目都较为熟悉，一般能唱20-30首大歌左右，包括《侗乡春色》、《春蝉之歌》、《秋蝉之歌》、《进仙游山》、《大山真美》等等。
从年龄结构上看，侗族大歌歌队基本实现了老、中、青三代人的组合衔接。在传统传歌机制以及校园教育模式的共同作用下，曾一度困扰有识之士的侗歌失传问题得到了缓解，传承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恢复。如岩洞村农民大歌队，有老歌师MPS（女，66岁）担当歌队的指导者，另外WXM（女，44岁）、WPY、SDL是40-50岁年龄段的歌师。她们在歌队排练时教授年轻人，把自己从老一辈那里学到的大歌积极传授给习歌者，温故知新，以维系传统。WXM虽然是文盲，却自幼会唱侗歌，记忆力好，在歌队里亦是高音领唱。她能唱一百多首侗族大歌，平时排练时就唱这些歌，慢慢地把它们教给年轻的歌手们。纵观我们采访的黎平城关侗族大歌队、竹坪侗族大歌队、岩洞农民大歌队，歌队结构里老中青三代结合，比例也较为均衡。黎平县展开了“民族文化进课堂”、“侗文侗歌班”、少年文艺队等一系列举措，年幼的侗族孩子们学习侗歌侗文，有天分的学生会受到重点培养，这些举措为侗族大歌的传承提供了良好支持，为侗族大歌歌队不断输送新的力量。
二、侗族大歌表演性质增强，日常使用发展空间缩小
历史上，侗族大歌的展演具有仪式性、神圣性特征，人们往往是在重要的节日、祭祀萨岁、村寨之间大型集体交往活动、迎接特殊客人等场合才正式演出。传统的演唱场合也以鼓楼为限，采用坐唱的形式。平时演唱大歌只作练习之用。歌队也以村落、生产组织为单位来组建歌队。传统上，“大歌参与并形成的主要民俗方式在不断地强调‘集体参与’和‘全民投入’，个人以歌唱成员的身份进八歌队，歌队再以集体的名义进八更大的村寨社交场合，甚至以歌唱的名义走村串寨，不断扩大自己的交际网络”。现今，侗族大歌的演唱场域和功能发生了变化，表演性质增强。各村寨的侗族大歌队面向的更多是外来的访问者，演出场域也拓宽了，在各种庆典、庆祝场台展示频率高，带有更多的娱乐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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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指出，近年来侗族大歌“舞台化”倾向日渐鲜明，发展方向多样化。歌队的组成性质和参与活动日渐复杂。如乡间侗民自行组织的、以赚钱谋生为目的的“文艺打工”团体，在城市的民俗风情园、民族餐厅等场所进行寝出；地方政府以大歌的舞台表演来展示民族文化、宣传旅游风，开发侗乡旅游资源；各级歌舞团以继承和发展民族音乐为目的的“艺术表演”，从舞台的生动、专业、精致等标准出发，对大歌进行了不同审美角度的再加工。同时，歌队也打破了传统建制，从嗓音条件、形象、搭配等方面挑选人员组合，以达到最佳的寝出效果。如黎平县岩洞镶岩洞村从30多支民间歌队中选拔出12名优秀歌师和年轻歌手组成了“岩洞农民大歌队”（8女4男），歌队能用侗、汉、英三种语言来演唱侗族大歌，被侗族文化专家邓敏文誉为“掌握侗族大歌数量最多、品种最全、保持原生态最好并富有创造性的农民大歌队”。歌队不但连年过节为当地群众或外地游客演唱侗族大歌，不少成员还多次在国内外参加重要演出活动，2007年底在日本东京进行过专场演出。这个歌队体现了“探索侗族大歌产业化的新途径”，实行民主化管理、账目公开，内部还将根据每位队员的艺术水平和贡献大小评定级别，所得收入按级别及贡献大小进行分配。这些都体现了侗族歌队多元化的趋势和发展路径。
在多方面困素影响下，传统的侗族大歌表征日趋“舞台化”，演唱曲目高度经典化，发展空间逐渐缩小，创作机制受到制约，在重“质”的同时，“量”的进展受到阻碍。在表演中，歌队多注重对大歌经典曲目的演绎和发挥，力求尽善尽美，它的演绎逐渐剥离出侗家日常生活，成为一种个人谋生的手段、旅游开发的资源和他者眼中的民间艺术。在我们采访的黎平城关侗族大歌队、竹坪侗族大歌队、岩洞农民大歌队中，对经典曲目《春蝉之歌》、《秋蝉之歌》、《进仙游山》、《大山真美》等的表演和练习都是力求精益求精，充分展示歌队的唱功和实力。这类举措对歌队的名声和发展确实是必要的准备，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新曲目的创作热情和萌芽，尚未进入求新求异的新境界，使大歌出现储备不足的后顾之忧。
按侗族的传统，“年老的教歌，年轻的唱歌，年幼的学歌”。我的采访对象里，中老年歌师大多掌握创编侗族大歌的技巧，能较为熟练地运用侗文，对侗族文化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如肇兴老歌师LH（男，68岁）、LJY（女，63岁），都会创作侗族大歌。LHA编词的《肇兴侗族风情简介》曾受到广泛欢迎。他自己曾搜集整理了侗族大歌一百多首，其中有不少曲目随着寝唱者的离世而成为了民间绝版。侗寨地扪WSH（男，46岁）是创作侗戏的好手，也曾经创作过《赞政策歌》等侗族大歌。岩洞镇WLM（女，43岁）在岩洞小学曾从事了长达12年的侗文数学工作，搜集过当地不少老歌师唱的侗族大歌。相较而言，青年人多处于熟练演唱大歌的阶段，要他们进一步掌握编创技巧就较为困难。在笔者访谈的6个年轻人中，只有WDJ略懂声乐。她曾在岩洞村幼儿园从事幼教工作，也向孩子们传授一些简单的大歌。她虽然有心学习侗族大歌的编创，但考虑既要编词又要编曲，既要押韵又要词曲协调，也没有人能指导她进行这方面的实践，因此她还缺乏进行这方面尝试的勇气和能力。而其他的年轻人更不具备进行大歌编创的个人条件。从当前的形势来看，大歌的创编工作日益成为音乐学院、文工团体等专业音乐组织的工作，如进行政策法规、民族文化等宣传时，多由各地知名音乐教授、专家等牵头编写新的大歌，并在其中融入了新的音乐元素。在这样的发展趋势下，大歌逐渐具备了更多的舞台表演成分，脱离民间创编场域，成为“音乐创作家们”的事情，在民众眼里日渐高不可及了。这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年轻人学编大歌的热情，使侗族大歌在依靠民间力量发展的路途上缺乏新的动力，也就阻碍了新的、好的民间作品进一步产生。
因此，侗族大歌虽然在传承机制上得到了保障，老、中、青三代的传歌传统恢复了良好接续，但在创作发展方面依然面临困境。会唱侗族大歌的老年、中年人，人数多，对侗族文化及大歌的了解深入，有创编的热情，因而有比较良好的基础，可能创作出一些新的、优秀的侗族大歌作品。而年轻人各方面基础较为薄弱，在创编大歌时面临的困难更大，即使有了一定的历练，随着遇到的阻力增大——包括大歌的经典化、创作主体的转变等等，年轻人创编大歌的发展前景不甚乐观。要在将来保持侗族大歌的活力，保持侗族大歌的良好发展，为其不断输送新鲜血液，培养年轻人对创编大歌的爱好和热情。
三、对民间侗族大歌搜集、保护工作的力度变化
侗族历史上没有文字。但也有些侗族人用汉字来记录侗族大歌的侗语歌词。侗族大歌的流传主要依靠一代代人口传心授，依靠学歌者的用心记忆、多练多唱。侗族大歌作为侗族文化的载体，其内容丰富、内涵深厚，涉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是侗族人民集体智慧、情感、艺术造诣的突出表现。
2003年2月，由黎平县人民政府和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将侗族大歌向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项申遗工程得到了黔东南州人民政府领导的重视，于2004年申报的主体上升为黔东南州人民政府，并纳入国家文化部申遗工程项目候选名单。2009年3月侗族大歌入选世界非遗名录，这是目前为侗族大歌能够获得最高规格的保护模式寻找的一条途径。其实，对侗族大歌的搜集、保护工作一直在持续进行，取得了一些卓越成果，出版了包括侗族大歌资料和研究著作在内的一系列书籍，如1958年初版的《侗族大歌》、《民间文学资料第64集（侗族大歌）》（1983年）、陈乐基的《侗族大歌》（2003）、张中笑和杨方刚主编的《侗族大歌研究五十年》（2003）、吴定国和邓敏文撰著的《蝉声中的文化：侗族大歌拾零》（2005）、刘亚虎的《天籁之音：侗族大歌》（2005）等。
随着大歌名气的上升，2003年6月和2004年6月黎平县“侗族大歌保护基地”与县政府、县教委、县民族宗教事务局等有关部门联合对全县的音乐教师和侗族歌师、歌手进行培训，发给音乐教师和歌师、歌手级别资格证书。并将这种培训作为一种尝试体制长期坚持发展下来。榕江县从1993年就开始了对民族音乐教师的培训，至今培训了4期100多名民族音乐教师，2004年5月12日，县人民政府表彰并奖励了4名优秀的民族音乐教师。从江县人民政府也在2004年集中全县的侗族歌师、戏师进行了培训。这使侗族大歌的传承和保护能够可持续地发展有了保障。
国家级传承人 篇4
近几年来, 鄞州区围绕“建设文化强区、打造文化鄞州”, 以曲艺惠民为根本出发点有力, 通过多种形式的“种文化”活动, 推介、宣传鄞州地方曲艺——宁波走书, 2010年, 宁波走书列入鄞州区“天天演”文化惠民工程行列, 通过送曲艺下乡、“种文化”活动, 传承、保护国家级“非遗”——宁波走书。
充分利用现代传媒, 送宁波走书进农家。在鄞州区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大力支持、扶持下, 鄞州电视台于2006年起开辟“宁波走书电视书场”栏目, 每天晚上播出半小时的宁波走书传统书目, 第二天上午重播。到目前为止已播录了10部宁波走书传统精典大书, 并由鄞州广播电台调频广播同声播出, 收视率具高不下。宁波走书电视书场深入到农村千家万户, 深受广大群众欢迎, 每到电视书场播出时间, 可谓“村村有书声, 家家听书人”。去年夏天傍晚, 笔者下村回来路过农田, 夏天晚上六时农民们还在田里劳作, 却听到田野里传来阵阵宁波走书演唱声, 仔细一看田头一只收音机正在播出宁波走书, 走进一问, 正在干活的老农高兴地说, “饭少吃一餐没关系, 宁波走书可不能不听。”可见宁波走书已成了鄞州农民的主要精神食粮这之一, 2007年“宁波走书电视书场”入选浙江省优秀电视栏目行列。
利用非遗展示中心, 推介、宣传宁波走书。鄞州区在著名风景旅游区——宁波天宫庄园中的西江古村建立“宁波市非遗展示中心”。展示中心专门设立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宁波走书”的展厅, 解绍宁波走书、展演宁波走书。每逢节佳日及旅游旺季, 鄞州区曲协派遣优秀宁波走书演员在展示中心向前来旅游的游客展演宁波走书精采选段, 展示宁波走书的艺术魅力。特别在由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浙江省文化厅、宁波市人民政府主办的“中日非物质文化遗产论坛”中, 特派别鄞州区走书演员闻海平表演的传统宁波走书, 中日二国非遗专家们被闻海平的精采表演所折服, 一位日本大学教授还与闻海平对宁波走书的音乐进行探讨。
“天天演”拓展宁波走书演出市场。“天天演”文化惠民工程是鄞州区“种文化”活动的创新举措, 天天演”文化惠民工程运行几年多来成效明显, 受到群众的广泛欢迎。2010年鄞州区将优秀宁波走书演出列入“天天演”文化惠民工程之中, 全年给宁波走书演员提供200场宁波走书演出, 所有200场次的演出费用全由政府买单, 旨在鼓励宁波走书演员坚持走送曲艺下农村之路。省级宁波走书传承人——沈健丽, 2009年下乡演出250场, 2010年下乡演出300场, 2011年下乡演出达350场。区级宁波走书传承人闻海平以往在每年农村演出150场左右, 宁波走书列入“天天演”到后, 今年农村演出场次已超过250场。宁波走书演员在农村演出同时, 还担负起辅导当地业余文宣队和曲艺爱好者演唱宁波走书的任务。鄞州的宁波走书演员在农村都有一批曲艺爱好者组成的“粉丝”, 演员唱到哪里“粉丝”跟到哪里, 还吸引了外国“粉丝”。走书演员闻海平一次在鄞州区五乡书场演出, 碰上一位专门研究中国民间文化的日本友人, 他的中国留学生把日本友人带到闻海平唱书的书场时, 正逢闻海平辅导当地“粉丝”演唱宁波走书, 日本友人看了后十份感兴趣, 出资要求闻海平再加演5场宁波走书, 并用摄影机和录音机全部录下带回日本去研究。去年春节期间还特意托他的学生到闻海平演出场所再摄制宁波走书。又如2005年中央电视台“第六届CCTV模特电视大赛总决赛“的模特才艺表演中, 当时宁波籍的杭州师范学院艺术系研究生杨薇演唱了宁波走书开场时演唱的“四平调”, 散发着吴侬软语层层叠叠、风韵别致的典词雅曲震撼了全场的观众和评委, 当杨薇解绍这就是被誉为“本土卡拉OK”的宁波地方曲艺——宁波走书时, 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天天演”活动搭建“宁波走书产品供需信息平台”“宁波走书产品采购平台”“宁波走书服务配送平台”这三大平台体系, 实现了宁波走书演出市场和农村群众需求的充分对接, 让广大农民群众能真正欣赏到自己喜欢的演艺节目, 让有一定实力的宁波走书演员能真正寻觅到市场和知音。
通过“种文化”活动, 创新宁波走书精品。鄞州区在“种文化”活动中注重创新宁波走书精品, 通过参加全国和省级曲艺展演活动, 展示宁波走书艺术魅力。2009年7月2日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浙江省文化厅主办的“浙江省曲艺传承保护成果展演”中, 宁波市鄞州区代表队选送、省级宁波走书传承人沈健丽表演的传统宁波走书精品《呼延德木打銮驾》在参加展演的16个“国家级非遗”曲艺节目中脱颖而出, 短短12分钟的表演中高昂粗犷唱腔、细腻入微表说、生动活泼表演、环环紧扣关子, 使参加展演的北京专家被宁波走书的艺术魅力所震憾, 荣获“优秀传承节目奖”。在2010年第六届中国曲艺牡丹奖大赛中, 鄞州区组织精兵强将, 创作、表演的宁波走书现代新书《买进卖出》, 在初赛和复赛中一路飘红, 冲入决赛, 获第六届中国曲艺牡丹奖大赛节目大奖, 实现宁波历史上在曲艺类最高奖大赛中零的突破, 展示鄞州传统曲艺的艺术魅力, 提升文化之邦——鄞州区的知名度。
“种文化”加速宁波走书传承、保护基地建设步伐。培养宁波走书传承人, 建立宁波走书传承、培训基地, 多渠道培养宁波走书演员, 这是鄞州区开展“种文化”活动目标之一。2008年12月在政府部门支持下, 经过鄞州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的推荐, 鄞州区著名走书演员沈健丽被名命为第二批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顶目——宁波走书的传承人, 鄞州区走书演员闻海平被名命为宁波市级宁波走书传承人。
鄞州区五乡镇历来是宁波走书演出基地之一, 五乡镇群众长期来形成听宁波走书的习俗。镇文化站在五乡镇文化乐园内专门设立了300席位, 用于演唱宁波走书的“五乡书场”, 各行政村老年活动室都建有演唱宁波走书的活动室。鄞州区地方曲艺展演、鄞州区曲艺进百村活动开幕式、鄞州区曲艺“种文化”活动, 宁波市优秀曲艺节目展演活动都在“五乡书场”举行。鄞州区曲艺协会以“五乡书场”为传承基地设施, 以五乡镇业余文艺演出队班底, 由省级宁波走书传承人沈健丽、市级宁波走书传承人闻海平定期到传承基地授课, 培训业余宁波走书演员。通过给业余文艺演出队传授宁波走书演唱技能基础上, 创建五乡农民曲艺演出队, 极大地丰富了五乡镇群众的文化生活。
国家级传承人 篇5
计量部 曹玉国
企业文化是一个组织由其价值观、信念、仪式、符号、处事方式等组成的其特有的文化形象。只有不断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才能为公司可持续发展提供强劲动力，实现基业长青。
国家电网公司就是一个拥有优秀企业文化的公司，国家电网公司从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建设“一强三优”现代公司的战略高度出发，全面推动优秀企业文化建设，抓好企业基本价值理念的塑造、转化与融入，形成了具有“国家电网”特色的统一的企业文化体系。
优秀企业文化是具有统一价值理念的企业文化。企业价值理念是企业文化的灵魂，体现了企业对国家、对客户、对员工、对社会所遵循的价值取向和价值判断，决定着企业文化建设的方向。我们应传承国家电网的优秀企业文化，坚持传承历史、探索创新、与时俱进，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完善，确立了以核心价值观为主导，以企业宗旨、企业精神、企业理念和奋斗方向等理念为主要内容的、具有国家电网特色的、统一的企业基本价值理念体系。
“诚信、责任、创新、奉献”是我们国家电网公司的核心价值观。诚信，是我们的强企立业之基；责任，是我们发自内心的,勇挑重担、尽职尽责的允诺；创新，是我们不断的探索追求企业发展，事业进步的根本动力；奉献，是我们如阳光般灿烂，爱国爱企、爱岗敬业的自觉行动。
以核心价值观为主导，国家电网公司构建了基本价值理念体系。一是确立了“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电力客户、服务发电企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企业宗旨。表明国家电网公司对自身性质职能的清醒认识与准确把握，体现了公司基本使命与价值追求的统一，体现了国有企业的经济责任、政治责任与社会责任的统一，是电力行业长期践行的“人民电业为人民”服务宗旨在新时期的深化和发展，是公司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二是大力弘扬“努力超越，追求卓越”的企业精神。“两越精神”是电力事业长期发展历程的生动写照，是员工内心态度、群体意识和改革开放时代精神的高度概括，是推动国家电网事业取得更大发展的强大动力。三是树立“以人为本、忠诚企业、奉献社会”的企业理念。表明在处理公司对待员工、员工对待公司、公司对待社会三组重要关系时，公司所坚持的基本态度和行为准则。四是提出“建设世界一流电网、建设国际一流企业”的奋斗方向。“两个一流”是国家电网公司的远大理想，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公司的客观要求，是实现“四个服务”企业宗旨的本质要求，是公司“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企业精神的必然体现。
企业核心价值观、企业宗旨、企业精神、企业理念、奋斗方向构成国家电网公司企业基本价值理念体系，是对国家电网公司以理论创新推动公司发展的实践中形成的一系列企业文化建设成果的系统总结，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是公司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无形资产，是公司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动力源泉。
身为国家电网人，我们传承了国家电网的优秀企业文化，我们勇于承担，我们勇于奉献，我们勇于追求卓越，我们为身为国家电网人而感到自豪。在2008年初发生的大范围雨雪冰冻灾害中，华中、华东区域电网和10个省级电网设施受损，其中湖南、江西和浙江电网损毁严重。灾情发生后，国网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各级领导干部坚守一线指挥协调，争分夺秒、积极应对，密切配合、协同作战，放弃春节与家人团聚的机会，不畏艰险，不怕牺牲，抗严寒、战低温，夜以继日开展电网抢修和恢复重建工作。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确保了受灾地区主网安全和灾区群众春节期间的生活用电。
电网建设时，我们披荆斩棘 ；迎峰度夏中，我们全力以赴；冰雪震灾时，我们心手相连；奥运保电中，我们战场勇胜；优质服务中，我们付出真情…… “努力超越，追求卓越”，建设世界一流电网、建设国际一流企业，为全社会提供安全、可靠、经济、洁净的电能及其优质服务，是我们崇高的使命，光荣的责任。
祖国建设中，我们紧紧相随，顶天立地，架线谱曲。冰雪震灾时，我们心心相印，战场勇胜，付出真情。生活上，我们互相帮持；工作中，我们相伴成长 ；阵地上，我们共同并肩崛起；穿梭中，铸就一副钢骨脊梁；血液里，是那绿色能源照亮。送去的，那点亮万家的灯火；谱写着，一曲生命中最灿烂的辉煌！
黄忠清：“犁铧世家”传承人 篇6
7月8日,记者前往老人现住地玉屏侗族自治县大龙镇街上,聆听了老人“犁铧人生”的苦与乐。
匪窝脱险
黄忠清出生在一个“犁铧世家”,祖祖辈辈都是靠铸造犁铧为生。
黄忠清从懂事开始,就跟着父亲铸造犁铧,到处赶“转转场”。刚满14岁,他就能独撑一面,独自开始“闯荡江湖”。
17岁那年,他去岑巩县的大有赶集卖犁铧,回家时天有些晚了,途中不幸被一帮土匪抢劫。当时,土匪不仅抢去了他身上所有的钱财,连衣服、裤子、鞋子也给脱了下来,甚至连他没有卖掉的犁铧也用树藤串起来一并抢走。同时,他也被土匪抓去关在一个叫“象形屯”的山上。
黄忠清有一个姑姑,是抢劫他的这伙土匪头目的“压寨夫人”。原来,他的姑姑刚出嫁不久,就被土匪抢了上山。黄忠清被土匪抓上山后,第二天,他的姑姑就知道了侄儿被抓一事,但是,她当时不露声色。当天晚上,他的姑姑趁土匪再次下山打劫,便想方设法将他偷偷地放了出去。
“要是没有我家孃(姑姑)搭救,不晓得我会死在哪个地方呢。”黄忠清说起那次经历,仍然有些后怕。
弃工从农
解放后,玉屏县成立了手工业联社。因为黄忠清家在当地是“犁铧世家”,他于是被安排到麻音塘农具社上班。
黄忠清的手艺好,产品质量高,1958年,他“出任”了麻音塘农具社主任。1959年,他又担任了县手工业联社的清理主任,负责手工业联社的资产清理和管理工作。
1961年,因为自然灾害,老百姓过起了“粮食关”。黄忠清有7个子女,又只有他一个人的工资,子女们每天都饿得嗷嗷直叫。子女们挨饿,他看在眼里,痛在心上。于是,他一咬牙辞掉工作,回到农村老家铸造犁铧,以维持全家人的生活。
在当时的农村,一个成年劳力一天的工分也就10分左右。黄忠清回到老家后,他起早摸黑,不分白天黑夜地铸造犁铧来换取工分。在老伴的帮助下,他一天可以铸造20口犁铧。根据当时的折算方式,一口犁铧可以折合1.5个工分。这样,他与老伴一天的汗水可以换来30分工分,这相对于其他群众而言,他们又多得到了一个劳动力的报酬。
土地联产承包到户时,黄忠清已经年逾古稀,但他还是没有放弃老本行。每天,他晚上铸造犁铧,白天就挑着前往湖南的林冲,玉屏的朱家场、兴隆,岑巩的水尾、大有等地出售。
安享晚年
80多岁时,黄忠清终于干不动了,他决定享受生活。但是,他每天还要坚持到作坊里“指导指导”,帮着干点轻松的活儿。
今年77岁的黄九荣是黄忠清的大儿子,也是一名退休职工。1990年,他把年事已高的父母从农村接到大龙来一起生活。
黄九荣照顾老人有一个“诀窍”,就是老人不管有病无病,每年都要带去医院体检两次。老人每天吃饭的多少,睡觉的动静,每次大小便,他都要记录下来,并时刻为老人准备一些常用药品。
2008年3月,黄忠清跌了一跤,导致骨折。虽然医好了,但行动非常不便,就连走路也要人扶着。为了方便老人大便,黄九荣在竹椅上挖了一个洞,老人一有便意,就将老人扶上竹椅坐好,然后摆上便盆。为了方便老人小便,黄九荣又买来便袋,并向医生请教了使用方法。黄九荣说:“我这样做,都是为了减轻老人的痛苦。”
如今,老人尽管身体不便,但他对生活仍然充满希望:“现在社会好,子孙们孝顺,我还要多享几年福。”
据了解,黄忠清现在是五世同堂,仅孙子辈就有27人。
寿星档案
姓 名黄忠清
性 别男
民 族汉
生 日1909年6月
玉屏自治县大龙镇蔡溪村白猫冲组
文化程度文盲
职 业农民
病 史无
长寿史多个亲人都是90岁左右去世
早上8点起床,午休2个小时,晚上10点睡觉;少食多餐,不抽烟喝酒;喜食甜食、面食、蔬菜,爱喝汤
脾 气乐观,幽默,温和
喜爱活动散步,劳作
国家级传承人 篇7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传承人,成效与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自古流传至今的活态文化, 是发展着的传统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 因而, 它不能脱离民众的生活和生产而独立存在, 它是在历史长河中与时俱进地传承发展的。它不能被标本式地固态化保护, 它的生存与发展永远与人的社会实践分不离。从这个意义上说, 传承人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中之重。倘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后继无人或后继乏人, 传承人所承载的那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就会濒危乃至走向消亡。因此, 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的保护, 重视发挥各级传承人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 是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存活在众多优秀传承人的记忆和技艺里, 传承人的口传心授是文化传承乃至文明发展的最重要的途径。经过15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实践, 我国已建构起了有效的传承体系和传承机制,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及传承人保护状况已大有改观。但是随着当代文化生态环境的变化, “非遗”的传承及传承人保护依然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新问题。全面客观地分析目前我国“非遗”的传承及传承人保护情况, 对于建设和完善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体系具有重要的针对性和不容忽视的现实意义。
一、传承及传承人保护的成效
我国自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以来, 采取了多种措施加强对传承人的抢救、保护、扶持, 传承工作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一) 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已经建立起了有效的传承机制
自从2001年我国的昆曲艺术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名录后, 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开始起步, 政府相关部门便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保护制度和传承机制的建设, 系统而有序地做了大量工作。为了进一步完善传承机制, 促使传承人保护制度化、规范化, 2008年5月, 文化部颁布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 (下称《办法》) , 对国家级名录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标准、权利、义务和资助等做出了规定, 《办法》的施行有力地促进了对代表性传承人的科学保护。根据此《办法》, 从2007年至今, 文化部已公布了四批共1986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涵盖了民间文学、杂技与竞技、民间美术、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传统手工技艺、传统医药及民俗共十大类, 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各省 (区、市) 均已公布了多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截至2015年底, 已认定与命名了12294名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江苏、浙江、陕西、河南等多个省 (区、市) , 先后制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办法》。同时, 基层的地市、县也相继开展了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命名工作。如今, 国家、省 (自治区、直辖市) 、地市、县四级传承人保护体系已经形成,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主体的核心力量得以确认。
(二) 加强对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 推进传承并扩大影响
在传承人的保护和发展问题上, 各级政府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主体, 履行职责, 并发挥了重要而积极的作用。
一是通过制定政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确立和规范传承人的申报与认定制度, 规约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应履行的职责及代表性传承人应尽的义务, 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及对传承人的保护步入依法保护的轨道。
二是通过普查和各种形式的调查, 摸清和掌握了各级传承人的基本情况。采取访谈、笔录、摄影、摄像等多种方法, 真实而全面地记录传承人掌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历史、现状、技艺、技能、传承谱系等, 抢救性地记录、挖掘、整理出一大批珍贵的资料, 建立档案和数据库, 利用数字化存储等。由文化部发起的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程, 是《文化部“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重点项目之一。2013年, 随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中心的正式成立, 开始实施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程。为全面实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作, 2015年6月, 文化部发布了《文化部开展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作通知》, 进一步明确了记录对象、工作计划、工作要求、工作程序及经费保障。目前, 各省 (区、市) 已普遍展开了这项工作, 对一批年事已高的国宝级传承人已做了全面、真实、系统地抢救性记录, 形成的录音、录像、文字记录等影音及图文资料等, 经过整理加工后, 已纳入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 最大限度地避免了传承人及所承载的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丧失, 同时也为项目的深入挖掘和传承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是采取多种措施支持保障传承人开展传习活动。中央财政设立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 截至2015年底已累计投入42亿元。中央财政每年向每位国家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提供传习经费补助1万元, 2016年增至2万元;各省 (区、市) 财政每年向每位省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提供3000元至20000元 (北京市2016年增至2万元) 不等的传习经费补助。以命名、奖励、给予各种荣誉等方式提高代表性传承人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中国文联、中国民协于2007年6月6日“文化遗产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首次“中国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命名大会”, 全国156个“非遗”项目的166名民间艺术家获此称号。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颁发的“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薪传奖”, 每年评选一次, 每次评选出杰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60名, 已举办了三届, 对提升传承人的社会影响力发挥了重要作用。各地政府及相关部门采取多种措施, 如建立传习所、专题博物馆、大师工作室等, 为传承人提供传习场所, 并在传统节庆活动、地方文化展览、展演中, 为代表性传承人提供展示和宣传项目的机会, 有效地推进了“非遗”的传承和项目的保护与发展。
(三) 采取多种方式培养新一代传承人
十几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实践, 在政府主导与推动下, 我国已基本建立起了有效的传承机制, 使传承工作呈现出可喜的局面。一些项目由后继乏人到后继有人, 早学艺、早入行的年轻人, 有的已经成长为省市级代表性传承人, 或本行业的优秀人才, 他们已肩负起培养新人的重任。
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类别不同, 必然会形成传承方式的差异。在“非遗”传承的实践中, 人们探索出了多种可行且见效的传承方式, 有的是延续传统的, 有的则是富有创新性的。这些传承方式主要包括:家族式传承、师徒式传承、基地式传承、生产式传承、教育式传承。
家族亲缘传承是长期以来一些掌握着某种特殊技艺的传承人传承技艺的方式。由于怕自己手上的绝活、绝技被外人学去而丢掉自家的饭碗, 只把技艺传授给自己的儿子或女儿等家族内的成员, 世代传袭。如今, 传承人虽然已不必固守秘密, 也没有保住饭碗的顾虑了, 但依然会有个别项目采用这种传承方式, 因其较少受外界的干扰, 更便于口传心授。若家族内子女愿意学, 由于受到长期的耳濡目染, 更容易培养出合格的接班人。
师带徒的传承方式, 自古沿袭至今, 在传统技艺、传统艺术等门类的项目传承上普遍适用。在一些实施生产性保护的企业中, 建立了以国家级传承人为首的“师带徒”岗位技能培训机制。企业有师带徒管理办法及考核机制, 代表性传承人收徒要举行正式的拜师仪式, 传授技艺有计划、有要求, 并与徒弟签订学徒合同等, 使传承具有稳定性、延续性, 能保证项目的核心技艺薪火相传。
基地式传承是指利用项目的专题博物馆、传习所等场所, 代表性传承人在展览、展示自己技艺的同时, 向手下的弟子及热爱该项技艺的民众进行群体式的传承, 在培养后继人才的同时扩大项目的认知度和影响力。
生产式传承是指对项目各个生产环节岗位上的人员进行技能培训。进行生产性保护的“非遗”项目, 通常会涉及到多个生产环节, 每个环节都有不同的技术、技能要求, 要使员工掌握本岗位的技术和技能, 就要实施岗位技能培训。这虽然培养的不是高端人才, 但却能使生产线上的普通员工掌握、提高项目生产的技能, 因而, 在生产实践中进行的这种实际操作性的培训是不可缺少的。
教育式传承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一种主要的传承方式。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通过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 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传承后继有人。”这种教育途径包括学校教育、业余教育和其他公共教育。
目前, 我国教育式传承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态势。如学校教育就包括学历教育、职业教育、素质教育。就学历教育而言, 中山大学、云南大学、吉首大学、广西民族大学、湖北美术学院等不少高等院校已设置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相关的专业, 招收本科生或硕士生与博士生。目前一些高等艺术院校、职业院校已开设了刺绣、雕刻、蒙古族长调民歌、呼麦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专业, 培养了一批有学历的传承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不仅一直在招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业学术型的硕士生与博士生, 而且为了培养“非遗”保护领域的管理型人才, 至2016年, 已招收了三届攻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研究方向的艺术硕士。此外, 还有由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招收的专业技能型硕士, 培养有学历、高素质的新一代传承人。就职业教育而言, 各地都有工艺美术学校、各类艺术学校, 如西藏唐卡画院、青海的热贡画院、安徽的行知学校、德胜-鲁班 (休宁) 木工学校, 等等, 这些学校不仅培养出社会需要的技能型人才, 而且使众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后继有人。就素质教育而言, 各地文化部门还积极与教育部门配合, 将民歌、民乐纳入中小学音乐课, 将腰鼓、秧歌、锅庄等纳入舞蹈课, 将书法、剪纸、年画纳入美术课, 将传统技艺纳入手工课等, 积极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进课堂、进教材, 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对青少年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载体。如北京市在全国首创“高参小”项目, 遴选了中国戏曲学院、中央美术学院、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院等20余所高校参与此项目, 与东城、西城、海淀等多个区县教委签署合作协议, 结对共建140余所小学。大学教师走进小学课堂, 为小学生传授京剧、国画、书法、传统舞蹈、传统音乐、传统手工艺制作等, 从娃娃抓起, 通过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使广大少年儿童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陶冶, 增强对本民族文化的认知, 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四) 实施对传承人的培训, 提升传承人的综合素质
为提高传承水平, 增强传承后劲, 2015年上半年, 文化部采取试点先行的做法, 委托中央美术学院为来自全国各地的20多位优秀传承人举办了第一期研修班, 让他们接受专业指导, 与学者们开展跨界交流, 一起架设传统工艺通向艺术、走进生活的桥梁。在总结这期研修班成功经验的基础上, 文化部又在全国范围委托23所高校开展试点, 利用暑期办班, 对来自20多个省 (区、市) 的近1700名传承人和从业者开展了培训。在试点工作取得成功经验之后, 文化部、教育部于2016年1月启动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 (2016-2020) ”, 委托有关高校、设计企业等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的教育培训。该计划是从传统工艺传承人群入手, 将逐步扩展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各领域。根据不同培训对象, 研修研习培训计划分为研修、研习和普及培训三个层次:研修, 委托相关高校对具有较高技艺水平的传统工艺传承人或资深从业者进行研修培训;研习, 组织中青年传承人进入高校工作室、实验室及设计企业研究学习, 通过手工实践与设计、学术、高新技术的跨界交流, 解决“非遗”保护传承中的瓶颈问题;普及培训, 委托相关高校对传统工艺项目学徒或从业者进行普及培训, 以提高其文化素养、学习和领悟能力, 提高传统工艺的审美水平和实用程度。此外, 研修、研习、普及培训时长1-2个月。各高校每年组织3-5期。研修班每期不少于20名学员, 普及培训班每期不少于60名学员, 研习每期不超过8名学员。计划用5年时间, 培训10万人次。如此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对传承人群进行研修、研习和普及培训, 不仅提高了传承人群的综合素质, 而且有效地提升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持续传承的活力。
二、传承及传承人保护面临的问题
虽然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工作已出现了喜人的局面, 取得了实实在在的进展。但是, 目前, 一些项目的传承链依然比较脆弱, 传承人的生存状况还需要进一步改善, 对传承人的保护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工作有待进一步深化。可以说,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依然面临着不少需要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 传承人老龄化突出, 一些项目面临着人亡艺绝的风险
从已评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来看, 大部分人已步入晚年,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已进入了老龄化时期和衰亡高峰期。如今, 文化部公布的4批1986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中已有250人离世, 在世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中超过70周岁的已占到50%以上, 仍有传承人不断离世, 如湖南省有76位国家级传承人, 但滩头年画的钟海仙和李咸陆、宝庆竹刻的曾剑潭、土家族打溜子的罗仕碧、土家族茅古斯舞的彭英威、侗族傩戏的龙子明、辰州傩戏的李福国、踏虎凿花的邓兴隆等8位, 已先后离世。如今, 不少国宝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大多年迈体弱、孤老无助, 人亡艺绝时有出现, 有的身怀绝技绝艺但未能传承给后人就已离开了人世, 这就致使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濒临绝境。
经过十几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实践, 虽然我们已经建立了代表性传承人名录体系和保护制度, 传承人保护的面貌已大有改观。但是, 代表性传承人队伍的现状仍不容乐观。目前已进入了代表性传承人去世的高发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曾出现过一个月去世3名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的情况。以吉林省通化市为例, 至2015年底, 该市有国家级传承人1名, 省级传承人34名, 市级30名, 市本级15名。近两年, 各区县不断传来各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去世的噩耗。如被誉为朝鲜族说唱艺术的“活化石”——“乞丐谣”, 迄今已有200年历史, 是朝鲜族表演形式中少有的集说、唱、歌舞于一体的民间艺术。2011年入选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现正在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遗憾的是“乞丐谣”的传承人黄在姬已于2012年去世, 其后的传承人寥寥无几, 几近失传。这种情况严重地影响了项目的传承与保护, 因而不少项目的传承人需要抢救性保护。
(二) 传承人普遍文化素质较低, 一些项目后继乏人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绝大多数长期生活在农村, 是土生土长的普通民众, 自小少有受正规教育的机会, 所以, 文化程度普遍较低。他们虽然动手能力强, 但缺乏对手中技艺的阐释表达能力和挖掘研究能力, 同时也易造成固守陈规, 在传承传统艺术与技艺时, 缺乏发展创新的能力。如杭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中, 42.8%的传承人是初中以下文化程度, 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到18.6%。由于文化素质整体偏低, 同时又缺少参加学习和培训的机会, 因而传承人队伍经营管理才能和创意能力比较欠缺。在传统工艺企业的发展越来越倚重于综合性人才的当今时代, 这种现状无疑对传统工艺的复兴和发展构成了极大的制约。
由于许多传统技艺, 难度高、强度大、耗时多, 加之很多“非遗”项目不仅工艺复杂, 而且经济效益甚微, 很难打开市场。因此, 很少有人愿意学, 不少民间艺术大师面临着无弟子或弟子太少的尴尬境地。如“中国杂技之乡”河北吴桥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王宝和, 70多岁高龄的他, 如今门下无人, 手里的绝技“缩骨术”面临失传。“缩骨术”并非是一门真正能将骨头缩小的技能, 而是通过训练缩小骨间隙, 使得全身骨头有顺序地叠排紧密。王宝和说:“缩骨术需要拉伸骨骼、尤其是肩膀附近的骨关节, 最后使人的身高增加, 各个关节错位, 进而缩小身体。”如今, 家中后辈没人愿意学“缩骨术”。2009年, 65岁的王宝和前往云南、贵州、四川一些有操练杂技传统的地区, 但两个多月“寻徒之旅”一无所获。王宝和经常到吴桥杂技艺术学校给孩子们上课, 希望找到能够托付这门技艺的人, 但仍未能如愿。他无奈地说:“我向所有人打开了大门, 但没有人来学, 给钱都找不到徒弟, 我只能眼睁睁等着这门手艺失传。”这种情况绝非个案, 随着传承人年龄的老化, 不少项目都面临着缺乏人才传承和技艺的衔接问题。农村的青年一代向往城市生活, 对父辈掌握的老手艺缺乏兴趣, 没有成为新一代传承人的意愿。一些传承人苦心培养的弟子, 也常因抵不住各种诱惑而终止学艺另谋他路, 这也致使传承队伍不稳定。倘若这些问题不能有效地解决, 长久下去, 必会导致一些“非遗”绝技的失传。
(三) 传承人缺少基本权益的保障和必要的资金支持
传承人的基本权益包括法律、技术、行政、财政等方面的支撑。首先, 法律保护是对传承人最根本的保护。虽然我国已经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但针对传承人的法律法规保护条例还未出台, 对传承人的法律保护有待落到实处。在实地调研中笔者发现, 已出版的某些普查资料、口述史及民间故事、民谣等书籍, 有的只有采录者或编著者的名字, 却未著明讲述者;使用某家族传承了几代的“秘方”“绝技”, 却不能给予权利人应有的报酬;有些传承人带徒授艺或外出参加技艺展示、演示等活动, 未能获取合理的回报;一些“非遗”项目在开发利用或发展当地旅游中创造了丰厚的经济效益, 但项目的传承人 (群体) 却未能受益;有些“非遗”项目被任意地歪曲、篡改、造假, 传承人却很无奈, 等等, 这一切致使传承人受损的不只是经济权利, 而且包括精神权利 (署名权、文化尊严权等) 。
由于传统艺术精神、工艺精神的衰落, 加之受到各种利益的诱惑和驱使, 传承中出现了不少造假、侵权等问题。一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表演中出现的造假现象。如新疆哈萨克族的民间乐器——斯布孜合, 其语意是“吹”的意思, 它是该民族最古老的民间乐器之一, 也是该民族艺人最常用的一种吹奏乐器, 被哈萨克族民众誉为“心笛”。此乐器类似汉族的竖萧, 是一种竖吹木笛。目前, 该项目的传承人年老体衰、气力不济, 年少的学艺不精、达不到高水平的吹奏。这便导致此项目被邀演出时, 有的领导或舞台总监会让传承人站在台上拿着乐器摆摆样子, 用播放光盘代替真实吹奏, 但台下观赏的民众却浑然不知其真相。二是在传统手工艺领域, 存在着假冒伪劣现象。如把他人的作品改头换面, 变成自己的作品, 以谋求经济利益和各种荣誉;弄虚作假, 进行商业欺诈, 编造散布不实信息, 或侵犯其他传统工艺的技术秘密, 与同行进行恶性竞争。三是商标侵权严重。尤其是一些中华老字号企业, 由于知名度高, 影响力大, 品牌价值不菲, 容易被投机性企业商标侵权。老字号遇到商标侵权后, 维权艰难, 代价很高。近年来, 各种侵权事件逐年增多, 据杭州王星记扇业有限公司负责人讲, 现在各旅游景点和网上出售的王星记扇子, 有一半多的产品是冒牌货, 并非正宗王星记生产的扇子。北京市内联升鞋业有限公司已处理了多起商标、专利侵权事宜, 解决了边福茂、福连升的侵权, 最近又有个企业仅花了800元便注册了“内原升”, 借一字之差, 混淆品牌, 误导消费者。所有这些问题都严重威胁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传承与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由于多是民间艺人, 长期以来, 他们的艺术创造得不到社会应有的承认, 经济效益低, 生活与工作条件艰苦。虽然各级政府对传承人采取了资助和帮扶措施, 且资助金额也在不断提升, 但是, 由于地方财政补贴没有落实到所有市、县级“非遗”传承人, 某些地区市县级“非遗”项目依旧处于濒危状态, 部分传承人年老体弱, 生活条件艰苦, 传承难以为继。如果政府相关部门不能及时地给予他们扶持和资助, 紧靠“热爱”维系的创作和传承很难长久进行下去。所以, 开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调查与认定、管理与保障, 做好代表性传承人的抢救性记录工作, 保护与传承其杰出技艺, 迫在眉睫。
(四) 缺乏科学的传承理念与方法
多年来, 人们对传承人应该传承什么的问题, 理解得过于简单, 对这个问题比较强的共识是传承人通过口传心授把自己掌握的传统技艺、技能传给后人, 使其技艺不中断, 而能够较好地延续下去。如此传承, 虽然徒弟能够学会和掌握师傅手上的技术、技艺, 使技艺不会失传, 但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由于传承中强化创造性不足, 易造成因循守旧, 难以培养出具有创新性的新型人才和高端人才;二是单纯进行技艺的传授, 忽视对项目承载的非物质文化的传承, 虽然能使学艺者得其形, 但易遗其神, 即不了解该项技艺的深厚历史积淀和文化内涵;三是忽视了敬业精进、情怀高尚的工匠精神的弘扬, 易造成心态浮躁、急功近利, 致使生产的产品设计单调、缺乏创意、制作粗糙、包装低劣等问题。
三、存在上述问题的原因
造成某些“非遗”项目传承面狭窄、后继乏人等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 受传统传承观念和方式的局限
在物质匮乏的农耕社会, 艺人对从祖辈传袭而来的又经过自己多年潜心学习和磨砺才拥有的某种技艺、绝活, 怀有一种“敝帚自珍”式的心态, 在他们看来“良田百亩, 不如薄艺随身”, 再多的财富也有失去的时候, 唯有一门手艺可以保证衣食无忧。正是基于这种朴素的观念, 他们对自己掌握的技艺精益求精, 而且格外珍视, 使其掌握的本领只属于本家族或者是某一族群所有, 绝对保密, 不得外传。这样便形成了某些民间技艺单线式的传承方式, 即一对一地传承, 父传子、母传女、师父传徒弟。为了保证家族拥有的某种技艺不外传流散, 传承中甚至出现了只传男不传女, 可以传给儿媳却不能传给女儿。如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沙河藤牌阵, 是我国北方仅存的一种古代兵法实战技术, 自明代至今已历经数百年的历史。如今仅存于我国河北省沙河市十里铺村, 当地人称之为“打藤牌”。它之所以传承面狭窄, 就是因为几个世纪以来, 传承主体一直遵循着“只传男, 不传女, 传里不传外, 谁传外谁死”的训诫, 并把这一训诫奉为“金科玉律”。根据古训, 藤牌阵操练者只准操习一种兵器, 且不允许对阵法进行文字、图形记录。因此, 70多种藤牌阵法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载, 只有少数几位“藤牌会首”能够通晓全套阵法。如今, 村里懂得全套阵法的人只剩下年已80多岁的第十二代传人胡道正一人了, 胡道正老人已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如今, 当地已将藤牌阵操练纳入了小学的体育课程。尽管胡道正老人教习的热情很高, 但阵法仍是传男不传女, 且有些家长怕孩子受伤, 不愿意让孩子学习, 藤牌阵法传承依然面临后继乏人的困难。谨慎保守的传承方式, 必然造成某些民间技艺流传的范围很窄, 掌握的人数极少。同时, 这种一对一的传承, 主要是通过口传心授, 借助面对面的语言交流来进行的, 因而对传者的依赖性很大, 若传者突然去世, 或传授的技艺无徒可收时, 传者所拥有的这门技艺就可能失传。
(二) 受现代文化和现代生活方式的冲击
相对封闭的社会文化环境, 是保持传统文化的稳定性和完整性、使民族民间传统技艺能够在代与代的传承中自然延续的客观条件。一旦这一客观条件改变了, 文化传承就面临威胁, 传承链在某些环节就会出现断裂。随着现代化浪潮的涌起和商品经济的深入发展, 偏远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也深受现代文化与现代生活方式的影响, 结束了过去与外界隔绝的封闭状态。社会成员在开阔了眼界, 大量接触了外来文化后, 开始认同现代文化和现代生活方式, 尤其是年轻人大多钟情于现代艺术, 追求现代时尚, 对传统艺术和技艺不再有昔日的热情。他们有着强烈的求富意识和求知意识, 对生存、对美、对快乐有了与他们祖辈完全不同的理解。加之要学好一门传统技艺需要下苦功夫, 难度高、强度大、耗时多、收入低, 令很多年轻人望而却步。如上海古老的松江顾绣, 被誉为鲁绣、苏绣、湘绣的渊源, 以技法精湛、形式典雅、艺术性极高而著称于世。绣时以针代笔, 以线为墨, 画绣不分, 要求绣工会看画、懂画理、认得画家笔势, 因此难度很高。据顾绣传人朱庆华介绍, 顾绣要先将丝线剖成24份, 然后用12号小针穿上剖成1/24细的丝线, 耗时几个月甚至几年才能完成一幅顾绣作品。况且要成为优秀的顾绣继承人, 还需要有一定的灵气和悟性。要学好这门技艺太苦、太难, 自然年轻人不肯问津。
现代科技的发展和人们现代审美情趣的改变, 对传统文化艺术也造成了较大的冲击。如电影、电视、多媒体艺术对皮影戏的冲击, 现代流行歌舞对传统戏曲的冲击, 现代电脑绘画、高效胶版印刷技术对传统木版年画、剪纸作品的冲击。一些民间的麦秆画、刺绣、剪纸等, 题材陈旧, 几百年来表现的多是才子佳人、宫廷仕女、花鸟虫鱼、梅兰竹菊等传统图案, 难以适应现代人的审美需要, 对年轻人缺乏吸引力, 使得后继乏人, 技艺面临失传。
(三) 受主客观因素的制约且传承工作有待深化
如前所述, 传承人受教育的程度普遍不高, 很多人只会做, 不会说, 即不能讲述出所传授技艺的特性和文化蕴含, 既限制了他们对技艺的全面传承, 也难于在原有技艺基础上进行创新发展。要使传统艺术与技艺与时俱进地向前发展, 使之适应于当代人的情趣、要求, 使项目富有生机与活力, 需要培养出一代新型人才, 尤其是既能熟练掌握和运用传统技艺, 又有一定的创新能力的高端人才。目前, 一些项目的传承中, 由于缺少高层次的高尖人才, 严重地影响了项目的发展, 甚至已处于濒危的状态。如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的土族盘绣, 已有千余年的发展历史, 蕴含着土族传统文化的精髓, 是认识土族文化艺术史的活化石。已入选国家级名录的土族盘绣, 目前有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一名, 省级两名, 三位传承人均文化程度低且年事已高, 技艺传承困难, 对其掌握的技艺只能手把手地传授, 却讲不出技艺的文化特性、核心价值、技能要素等。土族只有口头语言, 没有书面语言, 如何完整地传承土族盘绣技艺确有困难。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的责任单位“互助土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面临的发展瓶颈便是人才问题。一是该公司没有专门的设计人才队伍, 只有一名兼职设计人员, 致使产品设计滞后, 不能及时推出适应当代市场需要及民众需求的创新性产品;二是基层绣娘不足, 现有的绣娘年龄均在45岁以上, 人才出现断层, 亟待培养一批年轻绣娘。如此情况,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绝非仅此一例。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一些传统工艺需要的原材料日益稀缺, 人工成本也在逐年上升。“2014年, 东阳木雕一个工达300至600元, 黄杨木雕一个工300元左右, 青田石雕一个工也与此相同。加之税收的压力, 对于当代手工艺者来说, 生存环境不尽如人意, 因此, 趋利成为创作的目的, 在利益为上的状态下, 逐渐地丧失了工艺的精神。”此外, 一些传承人自身缺乏市场策划、包装、运作等商业手段, 不能有效地借助现代科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创新, 不能有效利用现代知识产权制度保护自己的创新成果, 致使非物质文化表现手段落后, 效率低下, 假货泛滥, 市场秩序混乱, 传承链面临断裂的危险。
一些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对传承人的保护虽然提供了一定的经济资助和技艺展示平台, 但如何切实保障传承人的权益并给予有针对性的法律、行政、技术等层面的支持、指导等, 还远远不够。由此可见,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自发过程, 在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受到了严重影响, 其面临的诸多威胁, 的确令人担忧。倘若听之任之, 许多民间宝贵的文化事象将迅速消亡。那么, 如何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薪火燃烧下去, 且越烧越旺, 这是我们今天必须用行动回答的一个重大问题。
美国国家教育理念的传承与创新 篇8
一、美国走向高等教育强国的历程
美国高等教育强国之路始于以19世纪初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创办为标志的“大学时代”, 崛起于19世纪中后期。[2]其中经历了三个关键阶段:19世纪初至20世纪前半叶的“大学时代”的开创;二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时期;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高等教育反思与改革时期。
(一) “大学时代”的开创——真正大学的崛起 (19世纪初~20世纪前半叶)
美国高等教育发轫于殖民地时期移植英国模式出现的“学院时代”, 并形成了以哈佛学院为代表的九大学院, 但这一时期仅仅是美国高等教育的起始阶段。19世纪, 随着产业革命的推行和大规模的西进运动, 美国开始了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 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 由此, 整个19世纪到20世纪前半叶是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关键时期, 进入了高等教育史上著名的“大学时代”, 州立大学、赠地学院的出现与发展、研究型大学的创立及社区学院的出现在完善美国高等教育结构的同时,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美国高等教育。[3]
(二) 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时期 (二战后~20世纪70年代)
二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 美国高等教育进一步发展, 规模迅速扩张, 进入了大众化时期。其中, 《军人权利法案》《国防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一系列法案的颁布是战后美国高等教育大规模扩张的直接动力, 并使联邦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资助以法律的形式得以固定化;另一方面, 这一时期社区学院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收纳了大量高中毕业生, 为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 美国高等教育的反思与变革时期 (20世纪80年代至今)
20世纪70年代以前, 可谓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黄金时代, 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 美国高等教育则陷入了重重危机, 其中, 财政紧张、经费短缺是美国大学的头号危机, 这一时期由于里根政府和布什政府采取保守主义经济政策, 联邦政府减少对高等学校的资助, 经费短缺的矛盾日显突出;同时还遭遇了公众对高校的信任危机, 公众普遍对大学学费的不断上涨不满, 并对美国高等教育质量的不断下降提出了质疑;学术道德和大学生信仰危机也加剧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困境。[4]面对诸多窘境, 美国开始寻求改革途径, 自此, 美国高等教育进入了一个反思与改革的新时代。这一时期的改革主要针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工具主义大学理念以及对人文教育和人文学科的批评与反思而开展的。
二、美国国家教育理念的传承与创新
“大学里的观念、信条、思想、理论很多, 甚至会有彼此不同或冲突的理论和观念, 它们并不都代表大学理念。只有最具代表意义的部分, 且基本上在主流意识上发挥着持久影响者, 才可能被认为是大学的理念。”[5]教育理念就是教育的理想与信念。教育理念至少有三层含义:第一, 它是人们对于什么是好的教育的一种价值判断, 是一种理想状态, 教育实践可以无限接近但永远不能与之完全重合, 具有一定的永恒性和超越性,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会过时;第二, 教育理念是一种教育理论体系, 带有一定的规律性和真理性, 符合教育的最基本的规律, 具有一定的普适性, 不同国家之间的教育理念可以共通、共享;第三, 教育理念具有实践性和可操作性, 它对一国的教育实践已经产生过或正在产生重大影响。
指导美国走向高等教育强国的理念是指, 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所出现的国家层面的、指导美国高等教育实践并经过实践检验的理想与观念, 其基本特征是永恒性、规律性和实践性。本文以此为标准, 并根据高等教育目标、高等教育的功用及发展高等教育的路径三个方面, 梳理、归纳了指导美国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诸多理念。
(一) 高等教育目标方面理念的传承与创新
受实用主义思潮和社会文化传统的影响, 美国高等教育自诞生之日起, 便担负着服务美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任, 美国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始终围绕着其服务社会的工具主义理念而进行。在其实用主义教育理念的指导下, 专业教育一度成为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特征, 就教育本身而言, 它不过是一种工具, 是解决商业、工业、政治和社会状况等问题的手段, 它不追求某种终极的永恒真理和个体人格的完美, 而要根据社会现实的变化, 培养人才以实现国家和社会的目的。但随着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有识之士提出通识教育的思想, 以弥补专业教育的不足。至此, 培养专业素养与人文素养兼具的人才以实现国家和社会的目的便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的首要目标。
(二) 大学功用方面理念的传承与创新
鉴于美国实用主义文化传统和高等教育理念, 大学通过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项基本功能, 始终是美国社会进步的引领者, 促进了美国社会多元化和教育公平的实现。
1. 产学研合作理念
产学研合作理念萌芽于西方国家, 其产生与发展也是世界高等教育功能发展的见证。产学研合作教育理念是以培养学生优良素质、综合能力和就业竞争能力为重点, 充分利用学校与企业、科研单位等多种不同的教育环境和教育资源以及在人才培养方面的各自优势, 把以课堂传授知识为主的学校教育与直接获取实际经验、实践能力为主的生产、科研实践有机结合的教育形式。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 产学研合作教育作为一种成功的人才培养方式, 愈来愈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和普遍重视, 而且在许多国家推广、实施并得到迅速发展, 已成为当今世界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一大趋势。
美国产学研合作教育人才培养模式起源于19世纪的辛辛那提大学和安提亚克大学, 当时是一种把课堂教学与工作实践相结合的教育模式, 随后的50年时间里并没有得到太大的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 美国成立了合作教育委员会, 转年又成立了合作教育协会。1976年国会通过的《高等教育法》独立设立了合作教育基金。20世纪90年代, 美国的产学合作发展迅速。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开始重视产学合作教育模式, 通过立法、拨款等手段开始对产学合作实施多方面的影响;同时, 美国大学也改变“以学科为中心”的传统教学方式, 加强与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密切关系, 按照企业急需调整专业设置, 使培养的学生更贴近企业的需要, 更适应高科技的发展;合作双方共同制定严密的训练计划, 其合作项目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学科领域。美国的产学研人才培养模式改善了政府与大学的关系, 大学的技术创新依据政府的引导而开展;同时, 大学与企业开展合作研究, 并将这些研究成果应用于企业的产品开发。美国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等都是产学研合作较为成功的范例。
2. 社会服务理念
在美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 服务理念肇始于赠地学院的创建, 最初表现为高等教育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二战后, 受美苏争霸的影响, 服务理念更多地体现为高等教育为国家利益服务, 出现了高等教育的国家主义和高等教育政治化趋势。
实用主义是美国文化的核心, 也是长期以来指导美国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核心理念。在实用主义理念的引导下, 19世纪初州立大学运动时期, 确立了服务世俗社会需要的办学宗旨和向学生提供超越殖民地旧式学院水平的教育的办学目标, 并允许学生具有一定的职业性倾向。而二战后, 两年制的社区学院由于其短期性和职业性、过渡性并存的优点发展迅速, 接纳了49%的高校学生, 并为社区的民众提供了全方位的服务, 成为美国社会不竭的知识源泉和服务站。20世纪70年代以后, 在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 美国高等学校的社会服务职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大学-政府-产业界相互合作”的三螺旋模式产生, 其基本战略是使学校与其所在地区企业界、公众以及政界领导间建立一种积极的伙伴关系, 承担为社会发展提供战略性和前瞻性策略选择的重任。在此思想的指导下, 许多地区的公立大学因地制宜地与地区各界开展了多种多样的合作活动, 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促进了高校与地区间的共同繁荣。
社会服务理念伴随美国高等学校的发展, 已走过了近200年的历程, 并已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的一大鲜明特征。美国实用主义的社会文化传统要求高等教育必须为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的智力服务, 这是高等教育社会服务理念得以产生的源泉;美国社会科技和经济的发展, 为美国高等教育社会服务理念的产生提出了现实要求, 是美国高等学校社会服务职能形成和发展的直接动因;联邦政府是促使美国高等学校社会服务职能形成和发展的最主要外部力量。美国政府介入高等学校事务, 影响高等学校社会服务职能的形成主要是通过教育立法和财政资助等手段完成的。
二战后, 美苏争霸逐渐白热化, 交替进行的冷战、热战以及苏联卫星上天事件使联邦政府进一步控制高等教育, 将高等教育作为美苏争霸的工具, 此一时期美国高等教育服务理念主要表现为高等教育为国家利益服务, 即呈现出国家主义的倾向。
3. 教育公平理念
教育公平是一个历史的范畴, 它是社会公平价值在教育领域中的反映。一般而言, 教育公平主要包括两个方面:接受教育的权利平等和接受教育的机会均等。
美国是当今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最快、规模最大、普及程度最高的国家。自其建国以后, 在“自由”“平等”“民主”等理想的驱动下, 美国历代政府及民众便开始了对教育公平理念追求的艰难历程, 美国对高等教育公平的追求极大地推进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美国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和普及, 一方面与其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国际上诸多因素的影响分不开, 但另一方面也是其追求教育公平的结果。第一, “多样、多元、多层”共存的办学体制是美国实现高等教育公平最鲜明的特点。第二, 以法律的形式确立教育公平理念, 从而为公平的实现提供了法律保障。第三, 基础教育公平的发展为实现高等教育公平提供了有力保障。第四, 兼收并蓄各国之长, 发展本国特色, 扩大世界影响, 是美国高等教育公平的显著特点。具体来说, 美国教育公平理念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其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发展中。
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经历了殖民地至南北战争前的精英阶段;南北战争至20世纪40年代的大众化发展的过渡阶段;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的大众化阶段;20世纪70年代至今的普及化阶段。纵观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历程而言, 高等教育的法治化是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基本动力;充足的经费是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重要保障;多类型、多层次高等教育的大发展直接促成了大众化的实现。
(三) 发展高等教育路径方面理念的传承与创新
1. 国家管理高等教育的基本思路
美国是一个以地方分权为主要特征的联邦制国家, 美国政府对高等学校没有管理权, 根据联邦宪法的精神, 教育管理权作为州政府的自有权利而加以保留, 州政府负有高等教育的立法权和管辖权, 为高等学校的运行管理提供政策、法律框架和经费支持。然而, 随着美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 联邦政府逐渐意识到高等教育的兴衰与国家兴衰密切相关, 因而逐渐采用法治和经济手段间接地加强对高等教育的干预, 使之为国家社会发展服务。
2. 政府管理大学的基本模式
美国是一个实行地方分权的国家, 联邦政府对高等教育没有直接的管理权, 只能通过立法和拨款形式间接干预高等教育的发展, 高等教育的管理权主要掌握在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手中, 因而形成了多元化的管理体制。主要体现在:州政府主要通过宏观管理对高校进行指导, 很少直接干预高校的运行, 各高校没有全国统一的招生和录取标准、没有全国统一的课程标准、没有全国统一的教师聘任标准、没有全国统一的大学管理规则、没有全国统一的考试标准, 高校基于自治的规定可以自行任命教授、自由选拔学生、自行决定课程的开设、自由筹措经费、自由分配经费;[6]美国民间高等教育机构极其繁荣, 它们通过对高等学校的评价和认证等对高等学校的发展有一定的引导作用, 州政府则通过提高民间机构和组织的高等教育事务参与度、协调民间研究机构与大学研究机构之间的关系, 以及协调州与州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对高等教育进行管理, 由此, 美国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因其地域性差异, 形成了多元化的管理体制。
另一方面, 在政府进行积极干预的同时, 美国高等院校也保持了一贯的自治传统。哈佛大学前校长德里克博克认为, 美国学院与大学享有显著的不受政府控制的自由;虽然美国政府的影响在增长, 但是院校有很强的独立性, 诸多因素结合起来使美国享有的自主权比世界上任何主要国家的院校都要大。大学高度自治不仅是美国高等教育管理制度最具特色的方面之一, 也是美国高等教育之所以能在建国后一百多年的时间内得以迅速发展, 并成为世界上高等教育最发达国家的重要因素之一。[7]
大学自治是美国大学的悠久传统, 一直以来是大学学术自由的制度保障, 它是大学本质的固有特征和大学对于政府及其他社会力量的一种相对独立的状态品质。[8]从1636年美国第一所高等教育机构建立到19世纪中期, 大学自治经历了从产生到确立的过程, 在此期间, 大学的决策权从完全掌握在外部社会力量手中, 逐步发展为教师群体争取到了有限的权力参与大学决策;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期, 大学自治获得充分发展, 行政人员和教师群体发展迅速, 教师权力制度化;从20世纪中期至今, 世界发展进入新格局, 大学面临激烈变化的内外环境, 大学自治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挑战。美国的大学自治制度主要体现在“法人-董事会制度”中, 高校内部管理权掌握在各校的校董事会手中, 董事会可以任命校长和其它重要的行政官员, 聘用、提升、解聘学校的资深官员以及审议、通过年度预算和为学校筹措资金, 校董事会成员的任职及任期长短会直接影响到高校的管理及生存和发展。[9]
3. 国家发展高等教育的软环境
实用主义社会文化思潮是美国大学思想赖以存在的基础和发展动力, 是美国文化的核心, 是美国民族的性格和精神。[10]实用主义作为为美国民众广泛接受的社会思潮, 是美国一切制度形成的基础和主流观念生存的土壤。实用主义由皮尔士创立, 经詹姆士系统阐发, 由杜威发扬光大, 逐渐渗透至美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成为美国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的根基,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支撑和主宰了美国人的精神生活。
受实用主义思潮相对真理观和工具主义价值观的影响, 高等教育中的实用理念反对欧洲传统的训练心智、培养绅士的教育观和知识观, 而强调民主、自由、多元, 主张将人才的培养与美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 要求高等教育服务于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认为, “美国高等教育无论从哪一方面做出牺牲, 必得以另一方的增益为条件, 或者是为了获得别的有价值的目的。尤其重要的是, 在实现这些目的的同时, 一定要保证效率的提高。[11]可见, 在美国形成了对效率的崇拜, 效率成了衡量一切的标准, 实用主义的有用性和效率性极大地影响了美国的高等教育发展, 渗透到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服务理念、课程设置等诸多方面。另外, 实用主义作为美国的民族精神在高等教育市场化的进程中也表现得淋漓尽致, 美国公众从来不把大学仅仅看作象牙塔, 20世纪美国历史学家亨利斯蒂尔康马杰就曾这样评价道, 对19世纪的美国寻常百姓来说, “教育是信仰”——条件是它必须“实用并带来红利”。受美国实用主义思潮的影响, 美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 形成了实用高等教育理念, 美国高等教育强国的建设, 正是在实用主义高等教育理念的引导下, 以是否有利于美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为基本依据, 将高等教育作为社会发展的动力站, 采用适应社会需要的灵活多样的办学模式, 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多元化的学校类型和多层次化的纵向结构, 并形成了多元化的经费筹措渠道, 不断扩大高等教育规模, 有力地支撑了美国向世界经济强国、高等教育强国的跃进。
多元化也是支撑美国走向高等教育强国的基本动力, 是美国政府大力发展高等教育所必不可少的软环境。长期以来, 人们往往是把多样化作为与高等教育的大众化相联系的一个概念提出来的。[12]实际上, 由于美国多元、包容的文化传统的影响, 美国高等教育创建伊始就存在明显的多元化的特征。在20世纪70年代高等教育大众化实现以来, 多元化更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的最基本的特征。美国高等教育多元化理念主要表现在:学校类型与层次的多元化、培养目标的多元化、教学内容与方法的多元化、管理体制的多元化、资金来源的多元化等方面。
而作为大学最具特色而又古老的学术自由传统则为美国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基本保障。美国大学学术自由深受德国学术自由传统的影响, 然而美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和实用主义的精神又赋予了美国学术自由崭新的内涵。美国学院和大学经历了从学术自由思想的孕育、学术自由原则的确立到学术自由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几个阶段。学术自由与终身聘任制的紧密结合是美国学术自由的突出特征, 从而形成了美国特色的学术自由。学术自由的必要条件就是经济、职业安全的保障。美国大学学术自由的主要内容和任务就是建立以教授终身聘任制为核心的教师聘任制度, 保障大学教师的经济、职业安全。
三、经验与启示
纵观美国高等教育的产生、发展及走向高等教育强国的整个历程, 可以发现, 借鉴他国经验、结合本国特色自主创新始终是美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主线, 是美国走向高等教育强国的基本经验, 其对我国的启示有:
(一) 改革高等教育理念是高等教育改革最紧迫的任务
高等教育理念是指导一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理想和信念, 科学、合理的高等教育理念是支撑美国高等教育健康发展, 最终实现高等教育强国的原动力。美国作为高等教育的后进之邦, 仅百余年时间便超越了英、法、德等老牌高等教育强国, 堪称世界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迹。纵观美国走向高等教育强国的历程, 借鉴他国经验、结合本国特色自主创新, 及时摒弃旧有教育理念是美国走向成功的不二法宝。因此, 可以说, 改革高等教育理念, 祛除痼疾, 使之符合国家、社会发展的实际, 是高等教育改革最紧迫的任务。
(二) 教育理念的提出要预见国内外社会发展的变化和趋向
高等教育作为社会进步的动力站, 必须“充分考虑每一项社会职能的实际价值, 换句话说, 它的教学、科研、服务都应考虑到州的实际需要, 大学为社会服务, 州立大学要为州的经济发展服务”[13], “大学应成为灯塔, 积极促进社会发展, 成为公众服务的必不可少的工具。”[14]因而, 教育理念的提出必须符合国家社会的实际需求, 并在预见国内外社会发展趋势的基础上, 引领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方向。
(三) 政府要积极发挥作用, 在国家干预与大学自治之间寻求平衡
庐陵民俗体育传承人的现状发展 篇9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庐陵民俗体育越来越备受人们关注,尽管各县市都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并采用音响光盘等现代科技手段,将庐陵民俗体育各个项目的表演过程、道具制作工艺、表演方式、伴奏音乐和服饰、以及往年取得的表演成果奖等一一作录像记录在各县市展示厅予以保存和展示;同时,又将所有普查资料进行分类、整理、建档复印成册。毋庸置疑,这些做法为庐陵民俗体育项目的保护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但我们已然发现,随着当前城镇化的稳步推进,社会和生产结构发生变革,人口流动变化大,我们有必要对代表性的庐陵民俗体育的传承人发展现状和困境做一番分析,以期望能够为相关部门制定出一些措施去保护处于濒危之中的庐陵民俗体育传承人提供参考。
1 庐陵民俗体育传承人现状
庐陵民俗体育是对江西省吉安市区域内一系列民俗体育项目的总称,这些项目大都表现出一种舞蹈表演性的民间传统体育。其中有两项庐陵民俗体育项目永新盾牌舞和吉安县鲤鱼灯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另有10项入选江西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1 永新盾牌舞
2006年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目前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是吴三桂,1952年出生,已经63岁,曾聘为《永新盾牌舞》专职教练教学、多次参加省级以上的表演和各电视台以及制片厂的拍摄并向海外播放,是一位优秀盾牌手,在他之后收有一个徒弟叫吴金仁,也已60岁。除了上面两位传承人,目前打过盾牌的几位传承人都已是风烛残年的老人,其中,吴文炎90岁、吴后发72岁、吴玉降74岁;2008年永新县政府发大力在各单位抽调四十多名干部职工在传承人的培训下,排练《盾牌舞》(留下了录相资料),扩大了表演队伍,然而代表性传承人急需招收中青年人以有利于其今后的发展。
1.2 吉安鲤鱼灯
2008年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省级代表性传承人、鲤鱼灯杰出表演艺术家何明燕不幸于2011年8月病逝,目前传承人仅剩28人,其中50岁以上占了大半人数(60~70岁5人、70岁以上2人)、乐队6人。如今自愿积极参加鲤鱼灯活动的艺人最多只有19人,较全面掌握鲤鱼灯制作技术的艺人仅剩林春生、郭华仕、邓建民、何武等几人,乐手大都年龄六七十岁以上,身体每况愈下。令人担忧的是,现在的农村青年无人愿学民间吹打乐,棚下村几位鲤鱼灯音乐传人没有一个收有徒弟,乐队面临后继无人的尴尬困境,这门艺术很有可能随着目前都已是老人传承人的辞世而最终失传。
1.3 吉水鳌鱼灯
鳌鱼灯原属宫廷灯彩,民间罕见。由龙灯、狮灯、花灯、鳌鱼灯四个组成行灯,因耗资太大,其他灯都失传了,唯有鳌鱼灯代代相传,至今已传17代。省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是第17代传承人李小羊,1962年出生,已经53岁。他16岁接触《鳌鱼灯》,17岁正式跟着师傅李国运学习,经过多年的漫长学习和自身琢磨,轻松掌握了《鳌鱼灯》的演出技巧和耍灯技艺。耍起来轻扬而霸气,将鳌鱼灯的“傲”气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除在传承师傅耍灯技艺的基础上,在细节动作上还加以了创新和拓展,增加了不少活力。然迄今他仍没有收弟子。而擅长制作灯彩的艺人第15代传承人李国运业已86岁、第16代传承人李行诚也已经62岁,高龄化现象堪忧。
1.4 青原区箍俚龙
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胡锦云1958年出生,已经57岁。22岁时,胡锦云跟随上一代传承人也是自己的伯父胡绳春学习《箍俚龙》,年轻时便熟知了《箍俚龙》的所有花节技巧和制灯、请龙、送龙、表演程序等,青年时开始登台表演,并逐渐成为《箍俚龙》的领头人。目前收有徒弟胡绵录和胡绵瑜两人,出生年龄分别是1955年和1965年。目前,青原区各级政府投入了一定人力、物力和财力用于箍俚龙的抢救和保护工作,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一方面由于传统观念的“秘不外传”老规矩的束缚,同时,村里的青壮年大多外出打工,很少有人潜心学习龙灯的扎制和表演技艺等现象,箍俚龙的传承和发展仍处于艰难的境地。
1.5 遂川五龙下海
“五龙下海”又名“五股龙”,至今有500余年历史。传承谱系中记载传承人有15人,过世13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邹良1935年出生,91岁,是从12代传人邹能纲拜师学艺,擅长舞龙珠和龙灯的扎制,参加了历次灯艺技改,参加大小型演出102次,累计授徒30余人,其中他的传承人弟子是邹振文,1953年出生。目前村子里只有七八十岁的老艺人才能制扎出精彩的“五龙下海”全套灯节,年轻人几乎一无所知,能准确协调地完成整场演出的艺人也已所剩无几了,老艺人的逐年减少,造成了灯彩艺术的青黄不接现象。
1.6 新干竹马舞
竹马舞,又叫“马舞”“马灯”“竹马灯”。由新干一位喜唱爱跳的老药师黄在中(1876—1965年)首创,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第三代传承人傅继久退休前是县剧团的道具、灯光师兼演员,他扎的竹马活灵活现,每年春节都要热心牵头,组织县城群众自发开展民间性的“竹马舞”“打蚌壳”等民间灯彩表演活动。为新干竹马舞的传承发展作出了不少有益贡献。
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是洪雪珊,已经78岁,20岁左右开始学习表演竹马舞,是一位技艺全面的竹马舞艺人。不但能登台表演竹马舞舞蹈,而且是一位扎制竹马道具的高手,同时还精能竹马舞打击乐,经常亲自司鼓,组织排练表演。20世纪六七十年代,溧江乡桃湾新村组建农民业余剧团,他成为主要演员。不久因演技好,远近闻名,且热衷文化事业,在村里享有极高威望,被选为业余剧团团长。目前,他的弟子有三男两女都是90后的艺人是第五代传承人。
1.7 永丰傩舞
明万历32年(1605年),经邱坊村进士邱士毅(官封礼部侍郎)进一步加工改进,便演变成了别树一帜的、集宗教祭祀与武术表演于一体的傩舞,并取名为《麻婆送子》,又称《接钟馗》。传承谱系记载了第十二代至第十五代传承人的情况, 目前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是第十三代传人邱才会,已经68岁,擅长扮演手持钢刀的钟馗,熟练地掌握傩舞的每一个动作要领及演出程序;他的传承弟子是第十四代传人邱友谊,1968年出生,第十五代传承人是邱峰熊,1981年出生,他们都擅长扮演拳术和棍术等古老武术的天将。
1.8 万安股子灯
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林少平1965年出生,已经50岁,他扎制的“股子灯”形象鲜活,栩栩如生,能从头至尾将传统的“股子灯”完整地进行表演,是目前万安能将“股子灯”的扎制与表演一整套完整的程序和套路分解后进行传授的最权威之人。目前没有一个传承弟子。万安县各级政府也十分重视保护这种民族文化形式,组织人员进行挖掘、整理,请老艺人传承制作和表演技术,多次参加全县的灯彩调演并获奖。为使其不至失传,1996年,县乡花大力气从广东请回老艺人和部分表演者,扎制和排练该灯彩参加了全县首届农村文艺调演。然而,由于观念淡化、艺人老化、资金短缺等因素的制约,“股子灯”依然面临濒危失传的困境。
除了上面提及的庐陵民俗体育项目之外,还有一些项目如泰和虾蚣灯、峡江打蚌壳、吉水县长龙、万安县麒麟狮象灯等项目在传承方面相对要好些,这里就不再赘言。
2 庐陵民俗体育传承人发展困境
2.1 后继乏人
近年来,随着农村劳力纷纷外出经商务工,不少人常年不归,一些年富力强的艺人也外出寻求发展,农村年轻人口比率在减少,致使一些庐陵民俗体育项目队伍人员不齐,年龄老化,后继乏人,甚至在某些区域中,一些民俗体育和文化的生命力也正在消减岌岌可危,一些庐陵民俗体育项目正在走向消亡。我们以万安股子灯为例,因为股子灯从道具制作,到音乐伴奏,台前表演都需要一定的技艺,所以并不是所有的人随随便便就能参与进来,而必须通过一定形式的师承学习。由于民国时期的战乱和建国后“文革”的影响,使传承环节出现空档,懂得这一技术的艺人越来越少,目前能掌握的技术除了代表性传承人林少平就是他的师傅林英石老先生78岁已年过古稀。又比如永丰县的邱坊傩舞,它的基本功要求较高,要有过硬的武术功底,如今的年青人都不愿习武,加上都外出打工,每年过年才回来一趟,平常缺少一种持之以恒的练习,难以较好地完成舞蹈动作。因此,要将邱坊傩舞发扬光大,当务之急首先得解决传承人的后继乏人问题。
2.2 经费短缺
庐陵民俗体育活动多为自娱性或公益性的性质,虽然近年来组织了少量商业性演出,但收益不高,远远不能满足艺人们的生存需要,在人人忙于发家致富赚大钱的今天,庐陵民俗体育费力不来钱的手艺已无人问津,青年人更是如此,传承人出现“招不来、留不住、传不下”等问题。我们仍然以万安股子灯为例,过去“打灯”的资金来源主要有两块:一是“灯会”田的收入;二是村民自发捐助,加上村民乐于奉献的精神(因村民视其为崇尚神灵,修善积德)。现在“灯会”田收入没有了,村民捐助少了,人们的价值观也变了,民间运作起来非常困难。又比如青原区的箍俚龙,其表演活动的开展,需要一笔不小的经费作支撑,据数年前的调查数据显示,仅扎制两条龙,就要至少4000元。加上其他道具和演出费用,总计要8000元以上。再如永丰县的邱坊傩舞由于经费不足,所有的服饰和面具都是民国初期的,所有衣服和道具都是存放在邱坊祠堂内,因潮湿和虫叮鼠咬,不少面具和服饰都已破烂、朽腐,因此急需一笔经费来更新,才能谈得上生存和发展。活动经费的短缺的直接影响便是项目无法开展,项目的无法开展反过来又影响到传承人的收徒,授徒积极性。
2.3 观念老化
观念老化内涵包括:一方面是传统意义上的“秘不外传”“传男不传女”等陋习;另一方面则是这些有着悠长历史渊源的民俗体育项目在活动方式、演出场合、表演技巧等方面没有能够与时代“与时俱进”。
以青原区箍俚龙为例,由于箍俚龙龙体大而重,运输非常不便,因此,除了偶尔在本地表演外,绝少走出家门到异地演出,很难获得推广宣传、展示交流等机会,项目传承人和表演者难有开阔眼界、提高制作表演技艺的机会,使箍俚龙的传承、发展等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再以万安股子灯为例,过去“打灯”有固定的活动形式、活动时间和活动场所,也就是说有“打灯”的固定舞台,由于观念老化,老一代传承人恪守“打灯”固定场所的观念,也使得“打灯”这一民俗活动形式出现空间缺失,使这一民俗体育项目无法得到推广。
3 结语
国家级传承人 篇10
1 木洞山歌的起源, 发展和特点
1.1 木洞山歌品种的丰富性
巴南区木洞地区, 位于重庆市长江下游南岸30多公里处, 东邻涪陵, 南接南川, 西毗姜家、长生, 北靠江北, 是巴南区一个边沿山区, 这里的山河美丽, 人民勤劳, 民风纯朴, 特别喜欢唱山歌。
木洞山歌内容丰富, 品种繁多。她渗透进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 是木洞人民生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据《中国歌摇集成·重庆市巴县卷》记载:木洞山歌有被称为庄稼歌或庄稼人的歌的禾籁 (包括高腔禾籁、平腔禾籁等) ;有把生活中的正常现象颠倒过来演讲逗乐取笑的神歌;有用对歌形式演唱的盘歌;还有各种小调以及伴随玩龙灯、舞狮子、打莲宵等边舞边唱的舞歌等。
1.2 木洞山歌历史的悠久性
木洞具有如此多彩的山歌, 绝非偶然, 它是在长时期的历史演进中逐渐形成的。早在4000多年前, 木洞就有人类聚居。他们主要从事农业和渔猎, 这从该地区发现的三处新石器文化遗址即可得到佐证。古代巴人能歌善舞。《吕代春秋·音初·季夏记》载:“禹行动, 见涂山之女, 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以后, 被刘邦采入宫廷, 定名《巴渝舞》。唐代, 巴人喜唱“竹枝词”。顾况、刘禹锡、白居易、于鹄、崔涂果诗人都分别有“巴人夜唱竹枝后”, “巴人能唱本乡歌”, “蛮儿巴女齐声唱”、“巴女骑牛唱竹枝”、“一曲巴歌半江月”的诗句, 这种竹枝词民歌一直绵延至清代。清·刑部尚书王世贞于康熙十一年十月“野宿”木洞写有《泊木洞驿》诗:“新月数声笛, 巴歌何处船, 今宵羁客泪, 流落竹枝前。”我们比较清楚地看出, 木洞山歌文化的历史积淀十分悠久。
1.3 生态环境的特殊性
木洞山歌除了有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之外, 本地特殊的地理环境、生产特点、民风民俗、文化生态等, 也是它产生和形成的重要因素。
木洞地处长江南岸, 川江航段、滩多水急。清·陈登龙《蜀水考》记载, 从重庆朝天门至万县小江口, 有八道峡, 239个滩。木船破浪行水, 穿峡过滩, 既要舵手把稳航向, 也要划浆摇橹的船工们心齐劲足, 步调一致, 把船“摇活”。靠什么来统一节奏, 凝聚船工们的集体力量呢?靠的是吼唱“号子”, 这就是有名的川江号子。木洞虽然临江, 但就整个地区而言, 属于深丘地带。梯田叠叠, 沟壑丛生。在这些地方劳动, 特别是象薅秧之类农活, 需要曲调亮亢悠扬的歌声相伴, 以消除疲劳, 增强干劲, “边唱山歌边下田, 不费功夫不花钱, 歌儿为你醒瞌睡, 干起活路才新鲜。”便是最真实的写照。过去的薅秧季节, 不仅“农歌田闻”, 而且此落彼起, 接连不断, 十分悦耳动听, 表现出劳动的激情和欢乐。禾籁山歌也就在这样特定的劳动环境中十分自然地形成并不断得以发展。木洞山歌, 是巴渝歌谣最具代表性的一部分, 它来自田野劳动生活, 植根于山乡广大群众, 形成了它自身的独特风格和独特个性。除了表现劳动生活, 提神解闷, 消除疲劳、交际联系, 更主要的是尽情表意, 表达思想情感和精神世界。
2 山歌传承与创新
2.1 精选山歌教材, 让山歌进入课堂
“木洞山歌”是巴南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巴南区将其编入了教材, 作为地方特色教材所用。我校把“木洞山歌”这套教材作为校本教材, 教材主要是以罗儿调、盘歌为主的如《山歌越唱越快活》、《上学》、《什么出来高又高》、《什么红来红满天》、《太阳出来照高墙》等;以禾籁、号子为主的如《冬苋菜》、《歌唱木洞好地方》、《薅秧歌》、《抬工号子》、《七哥八哥调》等。这样以教材形式让山歌进入课堂, 使我们的学生详尽系统了解“木洞山歌”, 这些歌曲来源于生活, 来源于我们身边真实的事件, 学生兴趣浓, 上课效果很好, 从而让“木洞山歌”的传承得以延续。
2.2 挖掘山歌内涵, 让山歌作为技能
“木洞山歌”历史悠久, 内涵丰富, 传唱她也是一种技能。我校把“木洞山歌”的传唱列入“2+2”项目, “2+2”项目指2项体育技能, 1项科技技能, 1项艺术技能。我们就把山歌列为了其中艺术项目的备选项目, 旨在从兴趣上吸引学生, 扩大山歌的影响。从上学期体艺组的报名情况来看, 选择的艺术项目木洞山歌的人数有100余人, 指导教师是主要是音乐教师, 培训时间是指导教师根据艺术项目的人数来定, 没有固定时间, 一般每周一次, 有时两个星期轮到一次, 其活动过程与其它项目同等对待。这样, 通过对“木洞山歌”内涵的挖掘, 传唱技能的专业辅导培训, 使学生传唱山歌的技能大有提高, 扩大“木洞山歌”在发源地的影响。
2.3 丰富山歌旋律, 让山歌成为艺术
“木洞山歌”旋律优美动听, 谱写好她更是一门艺术。我校艺术团是为纪念中国第一位女大使而创建的, 为了发扬和传承“木洞山歌”, 我校还成立了“木洞山歌艺术团”, 积极参加各类活动, 有专门的指导教师, 还聘请了国家级传承人来我校授课, 学生人数为100人左右, 挑选山歌背景较浓的学生组成。培训时间主要利用下午第四节课, 内容主要是以罗儿调、盘歌、矮腔禾籁、号子为主, 目的有二:一是传唱山歌, 传承山歌艺术, 从艺术层面上继承;二是培养小山歌手。
2.4 拓展山歌外延, 让山歌走上舞台
“木洞山歌”除具山歌一般传唱形式特点外, 更具舞台表演特征。在我们学校每年都要举办两大传统节日, 一是红五月歌咏赛, 二是元旦文艺演出, 政教处和团委明确规定, 山歌、校歌为红五月歌赛的必唱曲目, 除此以外才是自由选材。元旦汇演的节目, 必注重地方文化特色的比例, 班级编排的节目自选, 年级和学校编排的节目则硬性规定必须具有地方色彩, 甚至原生态, 这样, 让山歌走上舞台, 使其外延得以拓展, 表演形式多元化。我校代表木洞地区参加市区山歌大赛多次获得殊荣, 这对传承“木洞山歌”文化和“山歌之乡”品牌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2.5 提炼山歌内容, 让山歌宣讲红色
“讲读唱传”活动在近两年里轰轰烈烈开展, 在此活动中我校特增设了“木洞山歌”传唱一项。通过对“木洞山歌”内容的提炼与丰富, 使其更具新时代特色, 让山歌来宣讲红色, 使“讲读唱传”活动生动活泼, 更具感召力。因为有群众基础, “木洞山歌”的传唱能得以广大市民的支持, 加之我们还请优秀的家长来校教唱, 这样更加增长了学生自信心, 增强了“木洞山歌”的影响力。
2.6 研究山歌艺术, 让山歌焕发新春
“木洞山歌”传承历史文化, “木洞山歌”陶冶高尚情操。作为“平民教育”的我校, 把研究“木洞山歌”作为学校特色教育课题的一个子课题, 从研究木洞山歌的目的、意义, 木洞山歌的起源、现状等更加充分地挖掘“木洞山歌”历史文化内涵, 深入研究“木洞山歌”历史文化特色, 为学校教育教学工作服务。在其中我校大力着手赴原生地采风, 对“木洞山歌”进行补充记录, 到原生地感受生活, 丰富视野, 孕育灵感, 创作山歌等工作, 《木洞山歌, 船工号子》;《木洞山歌.新禾籁集》;《情妹陪哥去赶场》等大量由我校教师收编、创作的诗、歌产生了。这样使“木洞山歌”更具与时俱进风采, 在新时期焕发新的生命力。
3 在传承木洞山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及弘扬期间, 也遇到一些问题, 现就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些建议与意见:
3.1 传承经费的投入不足
我校木洞山歌的传承工作, 主要靠学校投入一部分, 学生自筹一部分, 根据现有的财政运行体制, 以及学生家长的意见, 让传承工作的开展有很大的困难。建议给传承学校提供专项传承资金保障, 完善的管理制度, 让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工作能够红红火火的开展起来。
3.2 师资配备不齐, 专职教师的培训工作不够
我校虽然是直属的高完中, 但目前专职音乐教师只有2名, 音乐教师的匮乏, 不能更好的开展传承工作。传承木洞山歌的音乐教师对木洞山歌的唱法、唱腔等方面把握不准, 建议常对音乐教师进行专项培训, 指导。
3.3 没有专门的场地, 供学生练习
木洞山歌的传承就是要让传承人放声歌唱, 学校是一个教书育人的教学区, 音乐室和活动室都设在教学区内, 对学生和教师上课都有一定影响。
3.4 教材数量、配图等方面不够完善
(1) 教材数量不够, 我校需传承木洞山歌的学生共近1500人, 而教材却只有60本左右。
(2) 教材的部分配图没有地方特色性, 与内容不相符, 如11页《歌唱木洞好地方》、12页《木洞榨菜》等。建议:教材图片采用彩色, 更能美化教材, 吸引学生;图片内容为当地的风土人情等实实在在的画面, 这样更能全方位的介绍木洞;介绍山歌手等人物时, 要有真人图片。
(3) 教材没有辅助的教学工具, 如:磁盘、课件、光盘等。建议采录山歌手原生态的歌声、获奖的山歌节目、收集木洞山歌相关的历史背景资料等制作成教学工具, 这样会让木洞山歌更加正宗的发扬光大。
诚然, “木洞山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 是一项旷日持久的事业, 我校现在所做的工作与努力还很有限, 还需要加大和小学的对接力度, 还需要在经费投入、观念转变上下功夫, 还需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 更需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今后, 我校在“木洞山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工作中会一如既往, 尽其所能, 充分发挥其文化传承的主导作用, 使“木洞山歌”与时俱进, 让我们的“平民校园”熠熠生辉。
参考文献
[1]李子硕, 《山歌之乡初探》, 未来出版社, 2007年2月
[2]金铃, 《木洞山歌之乡简色简论》, 未来出版社, 2007年2月
传统文化传承与国家文化安全 篇11
这个话题并非哗众取宠、危言耸听,而是一个居安思危的历史与未来的负重感、责任感和忧患意识的沉积与释放。汉文字是中华民族文明的曙光,它以甲骨和竹简上的象形,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帮助我们告别刀耕火种的部落文明,走向民族崛起、强盛与伟大复兴。可以说,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维系数千年的、生生不息的精神源泉与血脉,也是中华民族永不沉沦、始终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永恒见证。世界历史上有不少民族和国家,如“四大文明古国”中的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在发展的过程中,随着外来资本和文化的进入,本民族的文字、语言都逐渐消失了,有的连国家都湮灭了。这是极其惨痛的教训。
我们常常说到“民族魂”,一个民族的魂是什么?是文化。没有文化,不能称之为民族,充其量也就是种群的聚集。因此,国家的文化安全与国防安全、经济安全、政治安全一样都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的兴盛和发展时期,中华民族进入伟大复兴的开端,中国在借鉴其他国家先进文化的同时,必须保留自己对文化的主权,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体系,保证主体文化不受外来文化的侵袭。中华民族的崛起不仅仅是经济的崛起,还应该是综合实力的崛起,更应该是软实力——文化的崛起,要在继承的基础上融入时代精神,在不断传承和弘扬我们的优良传统文化中积极吸收外国先进的文化成果,创造出更优秀的中国文化。
国家级传承人 篇12
孙艳玲祖辈是原满族正黄旗，渤海绣第四代传承人。孙艳玲在传承渤海绣刺绣技术基础上，以东北冰雪景观为主题创新发展了渤海绣艺术。除自己刺绣外，还成立了传习所，教授徒弟5000多人，对于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弘扬中华文明具有重大的现实价值和历史意义。
孙艳玲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渤海绣传承人;中国劳动部手绣技师;牡丹江市工艺美术大师;牡丹江市工艺美术协会副会长;黑龙江省工编织协会副会长;黑龙江省茧丝江省茧丝绸协会副会长;黑龙江省女企业家协会理事;黑龙江省青联委员;2009年俄罗斯海参崴授予国际艺术大量称号;2010年海峡两岸全国妇女非物质文化遗产优秀传承奖(黑龙江省唯 一入选得奖者)等。
渤海绣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根植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满族祖先的传统民间手工刺绣。1975年出土的“舍利函”丝织品已经印证。渤海国的后裔牡丹江流域的满族人继承了古代百姓使用的传统刺绣针法鸡爪针，现发展为“三角针”，针脚比较大，针法由大到小，四至八层叠加，丝线并股参色，形态类似五角星所刺绣出来的艺术作品细致精巧、色彩艳丽、景色逼真，即有江南刺绣的柔美又具北方人粗犷豪放，大气磅礴的性格特点，形成了独特的民族工艺，作品制作技艺精良考究，制作风格散发着浓厚的乡土气温息，惟妙惟肖，观者如林奇境被誉为刺绣中的油画，是中华民族刺绣大家园中的一朵绚丽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