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环障碍（精选9篇）
循环障碍 篇1
农村循环经济是在农业生产经营、农村工业发展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 在资源开发、生产活动、产品消费全过程中, 通过相关技术推广、财税政策鼓励、市场机制推动、优化产业组织, 使资源得到节约使用和循环利用、生态建设得以持续推进、农村环境卫生得到改善、农村自然景观得到保护、农村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农村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断得到协调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农村推行循环经济, 一方面能够强化农村物质循环和能量转化, 提高资源的利用率, 减少废弃物的排放和化学物质的输入, 降低生产成本, 另一方面还能够通过资源的综合利用、短缺资源的代用、二次能源利用、资源的循环利用等方式节能降耗和节流开源, 实现农用资源的合理利用, 延缓资源的枯竭。此外, 发展循环经济, 还能提高农村生活方式与生态环境的相容程度, 减轻农民生活习惯对农村生态环境的压力。因此, 循环经济是一种可持续的环保型经济增长模式, 能兼顾农村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 是我国农村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发展农村循环经济的障碍
1. 农民重视短期效益
农民关心的问题一直是如何在短期内解决温饱和改善自己的生活。因此, 农民是否愿意接受农村循环经济建设往往是从短期的经济利益出发, 看是否能即时为他们增加收入, 如经营者能多注意环境和生态的效益, 虽然在短期内经济效益较低, 但随着环境和生态条件不断改善, 农产品质量的提高, 环境方面的效益便能转变成经济效益, 经济发展的动力也得到维持和加强。循环经济的思想体现在农村生产生活的各个方而, 因此要发展农村循环经济就要依靠全社会民众的广泛参与。但农民对循环经济的理念及实验循环经济的重要意义缺乏认识, 也不会积极主动的投入到循环经济的建设过程中去, 因此, 发展循环经济就失去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2. 政策保障体系不健全
发展循环经济需要建立完善的政策保障体系。而我国的农村循环经济还是刚刚起步, 存在政府职能部门与产生废弃物单位之间、政府职能部门与农民之间及农村循环型企业与农民之间掌握的信息不对称现象, 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相关政策的制订。即使制订了, 也不能保证其有效性与针对性。目前, 我国农村循环经济除了为了扶持试点地区国家投入大量的物力、人力和资金外, 其它地区对农村循环经济的生产者不但没有给予一定的补贴, 而且连一些普通的金融政策也没有享受到。
3. 循环经济技术落后
发展农村循环经济, 不仅要有公众的参与、政策的保障, 而且还需要先进适用的循环型技术。由于从事循环型技术工艺研究的科研院所对有关废弃物信息的掌握处于不完全状态, 这势必影响到循环型技术的研究与攻关, 所有这些都不利于循环型工艺技术的开发与创新, 不利于我国循环经济的健康发展。
二、发展农村循环经济的对策
1. 努力提高农民的思想认识
政府领导应充分认识到农村经济增长是以自然资源等各种要素的大量投入为代价, 农村过去那种粗放式的增长方式已经失去了竞争力。如果一味地以不正确的政绩观等指导农村工作, 农村的资源消耗过快, 资源瓶颈和供给问题日益凸显, 生态环境将进一步恶化, 农村环境和资源所承受的压力反过来会对我国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严重的制约作用。所以, 必须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和科学的发展观, 通过发展循环经济推动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 在发挥环保部门推动者和先行者作用的前提下, 在地方政府部门的领导下, 各个部门都要参与其中。
2. 制定循环经济发展规划
要把农村发展循环经济的规划纳入到农村发展规划中去, 并把发展循环经济作为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和原则。要根据农村的实际情况, 做好发展循环经济的规划和研究工作。对一些地区发展生态农业、有机农业取得的经验, 要不断扩大范围, 把农业循环经济推广到全国各地。在能源利用方面, 要大力发展户用沼气工程, 积极开发利用水能、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另外, 在研究上还要重视、制定清洁生产、生态农业、循环经济的各项指标体系、各种技术规范和标准体系, 在统计中体现出这些指标, 以此作为经济发展的一项衡量标准。
3. 政府加大循环经济建设投入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有利于减轻环境压力, 加大经济发展空间是可持续发展的实现途径。中央财政应该在预算中安排专门的支出计划, 以确保资金的正常支付。地方政府要重视和支持农村循环经济的发展, 发挥好税收等经济杠杆的作用, 通过各种渠道筹集资金。乡镇企业要重视自身的积累, 每年留出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发展循环经济。要积极探索增加发展循环经济资金投入的长效机制, 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作用, 通过政府、企业、农民的共同努力, 促进农村循环经济资金投入的稳步增长。另外, 还要进一步研究新形势下促进农村发展循环经济的政策措施, 要注重运用财政、货币、税收、利率、价格等经济杠杆手段, 引导乡镇企业、广大农民摒弃以前各种不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生产、生活行为, 走循环经济之路。
三、结论
农业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 所以在农村推行循环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社会体系全面发展循环经济、建立循环社会的关键性基础环节。发展循环经济有利于推动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使农村发展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从而为建立和谐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做出贡献。
循环障碍 篇2
血液自心、血管腔外出，称为出血(hemorrhage)。流出的血液逸入体腔或组织内者，称为内出血，血液流出体外称为外出血。
按血液逸出的机制可将出血分为破裂性出血和漏出性出血两种：
(一)破裂性出血
破裂性出血乃由心脏或血管壁破裂所致。破裂可发生于心脏(如心壁瘤的破裂)，也可发生于动脉，其成因既可为动脉壁本身的病变(如主动脉瘤)，也可因动脉旁病变侵蚀动脉壁(如肺结核空洞对肺血管壁的破坏，肺癌、胃癌、子宫颈癌的癌组织侵蚀局部血管壁，胃和十二指肠慢性溃疡的溃疡底的血管被病变侵蚀)。静脉破裂性出血的原因除创伤外，较常见的例子是肝硬变时食管静脉曲张的破裂。毛细血管的破裂性出血发生于局部软组织的损伤。
(二)漏出性出血
这种出血是由于毛细血管后静脉、毛细血管以及毛细血管前动脉的血管壁通透性增高，血液通过扩大的内皮细胞间隙和受损的血管基底膜而漏出于管腔外的。出血性素质所发生的自发性出血，即是漏出性出血。
原因
漏出性出血的原因很多，基本可归纳为：
1.血管壁损害常见于缺氧，使毛细血管内皮细胞变性;败血症(尤其是脑膜炎球菌败血症)、立克次体感染、流行性出血热、蛇毒、有机磷中毒等使毛细血管壁损伤;一些药物可引起变态反应性血管炎;维生素c缺乏可引起毛细血管基底膜破裂、毛细血管周胶原减少及内皮细胞连接处分开而致管壁通透性升高;过敏性紫癜时由于免疫复合物沉着于血管壁引起变态反应性血管炎。
微循环障碍的中华医药学基本探索 篇3
上世纪二十年代以来，人们就开始了微循环的研究，直至1954年第一届美国微循环会议上才正式确定和使用 “微循环”这个概念。自此，微循环学作为一门科学，主要探索在生理及病理情况下各个组织与脏器微循环的改变及其发生障碍，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人们为急于弄清楚在生理病理情况下微循环发生障碍的机制，这对于人体健康显得太重要了。人体的体循环、肺循环和微循环一个相互联系而缺一不可的集体，循环有障碍时，人体就不能正常运转，微循环发生故障时，虽然不会立即有性命危险，但也会使人生病。然而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当人们面临大量病例(如心脑血管病)都与微循环障碍呈正比的临床现实，却没有研制出十分有效的药物来。其实，几千年来我们的中华医药学的祖辈就高度关注“微循环”障碍，并一直进行着不懈的探索，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效。
1 中华医药学对“微循环”障碍的探索史实
由于受历史条件和科技手段的制约，中华医药学对微循环障碍的认识只是停留在散见于医籍的关于络病的认识上。但即使如此，医学大家们仍然依靠“四诊”的手段，找到用药物通络的手段，也筛选出一系列的有效方药，包括辛味通络药、虫类通络药、藤类通络药、络虚通补药等，并指出了用药原则：“久病当以缓攻，不致重损。
古代中医有个“郁”的概念，《黄帝内经》对“郁”的治法有“木郁达之，火郁发之，土郁夺之，金郁泄之，水郁折之”。集金元四大家之大成的朱丹溪提出“久病多郁”，“久病必郁”的著名论断，并指出“气血冲和，万病不生，一有怫郁，诸病生焉，故人身诸病多生于郁”(《丹溪心法?六郁》)强调在气、血、痰、郁的致病问题上，“郁”起主要作用。关于“郁”的确切含义，刘河间在《素问玄机原病式》中的解释是：“郁，怫郁也。结滞壅塞而气不通畅。”丹溪弟子戴元礼对“郁”的看法更直观：“郁者，结聚而不得发越也，当升者不得升，当降者不得降，当变化者不得变化也。”明代名医王纶对丹溪治气、血、痰、郁之杂症甚为推崇，特别指出久病多郁，治郁要用丹溪创制的越鞠丸。气、血、痰三病多有兼郁者，或有郁久而生病，或病久而生郁，或误药杂乱而成郁，皆用越鞠丸治之。
古人所谓“郁”，多指气郁，有的也将血瘀当作“瘀”，但均以气郁为前提。直到清代后期大医家叶天士明确提出“久病血瘀”，“久病入络”的概念，并将气郁到血瘀的发展过程概括为“郁为气结在经”，“久则血伤入络”，“久病在络，气血皆窒”，即初期引起气郁，后期造成血淤，最终的结果是气血在络脉(小血管，包括微循环系统的微动脉、微静脉和毛血管)里停滞凝固了。
2 现代西医药学对“微循环”研究的探索
微循环，首先要研究大循环，因为微循环的血流状况首先由大循环的血流状况决定的，即由微动脉以上各级动脉的状况决定的。为了增加动脉粥样硬化患者的血流量，现代西医药通常采用的办法是用扩血管药以增加管道(血管)半径，但由于血管本来已经硬化，再加上缺血、缺氧，血管已经代谢性地扩张了，因此再用扩血管半径的方法，增加的血流量是极其有限的。19世纪法国学者泊肃叶指出：血液的流量与管道两端的压力差及管道半径的4次方成正比，与管道长度和管道内流体粘度成反比。
西医对危重的心脑血管病患者有时采用“体外反搏疗法”，借助于机器的外力，患者血粘度明显下降，血小板聚集率明显下降，解聚增加。其机理是体外反搏对，由于灌注压的增加，血液流速加快，从而可使聚集的红细胞发生解聚，血粘度随之下降。红细胞的这种变化可影响血小板的活性，使血小板的聚集性下降。同时，体外反搏可促进静脉回流，收缩压力解除，外周阻力减小，血流速度加快，使血小板相互間接触时间缩短，不易形成聚集，并可使已形成聚集的血小板分离，血检形成减慢。随着有效血容量增加，红细胞比容降低，血液得到稀释。增加“管道两端的压力差”，不需要人力给药，人体自身的调节系统就把血压升高了，甚至升到超常的高度，发生高血压病。血管长度是固定不变的，增加或减少都不可能。增加血流量的可行办法，就是降低血液黏稠度，即把血由“稠”变“稀”。
在临床上，只要患者的血粘度不是太高而是偏高，医生通常只是开些阿司匹林，其他药很少用。但这恰恰留下了极大的隐患，为患者微循环障碍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所以当血液流变异常，血粘度增高时，最先累及、受害最大的就是毛细血管，会出现一系列微循环障碍表现：微血流缓慢和瘀滞、血管内凝血、微血管变形(管袢扭曲、畸形、顶端扩张等)、微血管周围渗血和出血，微血管缩窄和闭塞等。靠机械的外力加快血液的流速，就可暂时消除诸如血小板聚集、红细胞聚集、红细胞比容增加等增加血粘度的因素，使血液得到一定程度的稀释，这种办法虽然不可能作为心脑血管病患者常规治疗方法，但此法却给人以新的启示：是否可以根据中医关于气血相互关系的理论，即气为血帅，血为气母，气行则血行，气充则血盈，气为血行的推动力，推动力愈大，血行就愈速。大剂量运用补气药，是中医解决气虚造成的血瘀的利器。
3 中西医药学结合，促进微循环障碍的有效防治
我们在传承中华医学药理论的同时，结合现代药理研究成果，将对微循环障碍的有效防治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传统中药理论丰富而饱含哲理，是历代中医药学家们千百年来积累总结出来的，极其宝贵；现代科技、医药工作者花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发展起来的现代药理学，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中药药理知识，这是古人所无法得到的，要充分利用。在我国，中医界关于活血化瘀中药的研究十分火爆，发现其中许多品种具有降脂、降粘、改善微循环(增加毛细血管张力和降低毛细血管通透性)、抑菌、抗炎、抗氧化、提高机体免疫力等效果，具有改善循环系统、中枢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免疫系统等方面的功能。注重中西医结合，发挥中华医药的独特魅力，防治微循环障碍，应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一是坚信气虚血瘀理念，瞄准补气活血方向。气血之间的辩证关系，中医界已有共识，血有病(瘀)，首先当责之于气，治血瘀当补其气，气血同治才是正确的方向。根据多年的探索，清代名医王清任的“气虚血瘀”论，是十分有效的指导性理论。市场上数量繁多的所谓“降血脂、降血粘、改善微循环”的中成药，临床疗效并不理想。其重要原因，在于多是数种活血化瘀中药的堆砌，只顾了“活血化瘀”这一面，忽视了“补气”这一面；有的虽含有益气药，但含量少，难以起效。
二是循序渐进，持续不断。血液流变学异常而导致微循环功能下降，发生不同程度的微循环障碍，除不合理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饮食结构外，最主要还是因为增龄而引起的机体老化，脏腑功能下降。人体内环境失调造成的，如高血脂、高血粘、血管硬化等，都是人体内多种失调因素长期积累的结果，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黄帝内经》揭示人的五脏老化是从五十岁开始的，首先是“肝气始衰”，继则每过10年，心、脾、肺、肾相继衰败。中国抗衰老研究中心一项研究也表明，人体在50～59岁之间微循环功能下降速率明显加快，相当于30—39岁、40～49岁两个年龄组之和。所以，对微循环障碍的预防也好，治疗也好，也必然是个漫长的、持续不断的过程。
循环障碍 篇4
从国内外的实践来看, 当经济增长达到一定阶段时, 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免费使用必然达到极限, 要保持持续发展, 就要求我们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用新的模式发展经济, 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 使生态和环境也能得到进一步改善。循环经济是一种生态经济, 它以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为原则, 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 通过调整结构、技术进步和加强管理等措施, 减少资源消耗、降低废物排放, 其主要特征是形成典型的“三低一高”, 即低开采、低消耗、低排放和高利用, 其发展路径是“资源—产品—再生资源”。
随着“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 武汉城市圈经济一直保持持续高速的增长, 但经济增长和资源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武汉城市圈粗放型的发展方式将会导致区域发展的资源环境矛盾更加突出, 武汉市及周边部分城市属于老工业基地, 产业结构偏重型化, 经济粗放增长, 资源与环境约束较大。2007年12月国家批准武汉城市圈为“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为武汉城市圈又好又快发展、促进中部崛起带来新的战略机遇。“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 以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建设为切入点, 将经济与资源、生态环境和社会运行过程结合起来, 推进经济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武汉城市圈发展循环经济的障碍因素分析
武汉城市圈当前尚处于循环经济转型的起步阶段, 在这一特殊阶段, 循环经济在实施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和障碍,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认知障碍
循环经济无论作为一种经济理论还是一种现实的经济模式, 要在全社会范围内深入人心, 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目前对循环经济还存在以下一些错误认识:一是理解片面。认为循环经济就是清洁生产和资源综合利用, 是生产、经济管理和环保部门的事, 与己无关;认为资源不会枯竭, 看不到资源存量和环境承载力已经不起传统发展模式的高消耗和高污染, 认为发展循环经济为时尚早;二是重视不够。一些地方和企业还没有完全把发展循环经济作为经济工作的重要环节加以落实, 各级政府对行政事业单位和企业也缺乏令行禁止的监督制约措施, 社会各界还普遍缺乏危机感和紧迫感;三是认识不到位。一些居民对节能减排意识还比较淡薄, 认为节能减排是政府机关和企业的事情, 和他们没有关系, 很多人不太了解在同样情况下应该怎么样去做才能更好地节能, 不知道家庭也存在着能源浪费和环境污染问题。
2、产权制度障碍
产权制度是一种基础性的经济制度, 它不仅对经济效率有重要影响, 而且构成了市场制度以及其他许多制度安排的基础。产权缺失就是指对构成产权的若干项权利没有准确界定而形成权利空白以及某些权利的非理性配置而形成的权利缺陷等状况。在循环经济发展中, 由于我国缺乏市场化的产权制度, 产权缺失问题广泛存在, 造成我国循环经济的发展缺乏动力, 阻碍了循环经济发展。资源和环境是作为一种半公共产品来使用, 在产权上具有非排他性, 因而存在着严重的搭便车行为, 从而导致环境使用 (污染) 和资源开采的低成本性, 不仅违背了等价交换原则, 也造成了资源的紧缺和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
3、机制障碍
循环经济的发展还没有建立起行之有效的激励政策和合理的费用机制, 政策的可操作性差, 与相关法规衔接不够、执行成本高、缺乏执行基础, 一些政策不能落到实处, 还存在执行走样的问题。
激励机制障碍。激励机制不是自生、自发的, 而是需要一个不断培育和优化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 市场、政府都责无旁贷。建立循环经济激励机制的根本目的在于应用, 在于指导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它应该是具体的、可操作的, 而不能是笼统的、模糊的。目前武汉城市圈在发展循环经济方面包括外在动力机制和内在利益机制, 都还很不完善, 应通过激励企业和居民节约资源使用, 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 包括在产业政策上, 调整产业结构, 支持产业升级, 对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的产业予以限制, 在税收、财政、金融、收入分配等等方面通过利益协调与补偿激励资源节约、环境生态保护, 实现可持续发展。
价格机制障碍。循环经济能够最大化地节约资源能源, 必然具有“经济”的可行性, 但是, 现实的情况是, 循环经济不“经济”。我国当前仍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 特别是在资源等基本生产资料领域, 市场发挥基础作用的定价机制和长效机制并未完全建立。从资源配置来看, 目前生产要素市场化还不完善, 市场机制还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原因在于, 现行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 多数情况下并没有将开采和使用资源对环境的破坏成本考虑在内。也就是说, 资源的使用者一般不需要为自己对环境的破坏行为付出代价或者付出足够的代价, 这就降低了资源使用的成本, 而且再利用和再生利用原料的成本常常比购买新原料的价格还要高, 这就构成了推进循环经济的价格障碍。
4、体制、法律障碍
从根本上说, 制度是为经济提供服务的。循环经济不仅仅是旨在改变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 而应是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 规范和引导经济运行的路径。由于循环经济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 在现行体制下发展循环经济所产生的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并不能同时体现为企业收益的增加, 这种投入和收益的不相匹配, 决定了现阶段发展循环经济不可能成为企业的自觉选择。
要实现可持续发展, 必须改变现有利益格局, 重新构建一种新的制度框架, 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类社会生产关系进行新的制度安排。这种新的制度框架的核心是要将生态环境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进行新的规制管理, 纳入市场运行机制之中。明确生态环境和基本资源的产权关系, 并规定其交易和补偿机制。这必将重新构造社会价格形成机制, 从而重新调整社会利益分配关系。
当前, 我国虽然出台了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部分法律法规, 如《清洁生产促进法》、《环境影响评价法》、《可再生能源法》等, 《循环经济促进法》也已经正式颁布。但是, 武汉城市圈地方性的循环经济法律法规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 相应的实施细则和配套措施还需要完善, 城市圈内有些城市公布的在发展地方循环经济的制度按排上, 原则性要求多, 缺乏具体实施内容和强制性规定, 对违规企业或突发事件缺乏相应的惩治手段。
5、技术障碍
发展循环经济, 必须依靠科学技术尤其是高新技术的支撑, 它是构筑循环经济的物质基础。循环经济的发展需要一大批成熟的节能、清洁生产、生态工业链技术以及需要再循环、再利用、废旧原料再生和污染治理技术等作为支撑。武汉市作为中部地区特大型城市拥有强大的科教资源优势和科技实力, 但是周边城市的技术研发实力相对薄弱, 缺乏能够在整个城市圈内提供循环经济发展的技术支撑、技术咨询服务和产业共性技术供给的区域创新体系。总体上看, 武汉城市圈循环经济科学技术的研究、应用依然比较滞后, 对促进资源循环利用及废弃物资源化、减量化、无害化处理仍未普遍发挥出应有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王兆华, 尹建华, 《循环经济理论的国际实践与启示》, 改革, 2005 (3)
循环障碍 篇5
溶解于血液内的气体迅速游离引起的气体栓塞见于减压病(decompression sickness)。沉箱作业的工人，在沉箱内由于气压高，所吸入的空气较多地溶于血液、组织液和脂肪组织内。如从深水中上升到水面常压环境过于迅速，所受外界气压骤然减低，原来溶于血液内的氧、二氧化碳和氮很快游离，形成气泡，氧和二氧化碳可再溶于体液内被吸收，氮则在体液内溶解迟缓，遂在组织和血液内形成小气泡或互相融合成较大的气泡，于是在血管内形成的气体栓塞及其合并的微血栓可引起局部缺血和梗死，组织(主要为肌肉、肌腱、韧带)内的的气泡引起局部症状(关节和肌肉疼痛)。此称沉箱病(caisson disease)。
(四)羊水栓塞
羊水栓塞(amniotic fluid embolism)是分娩过程中一种较罕见的疾患。在分娩过程中，如羊膜破裂，尤其又有胎儿头阻塞阴道口时，子宫收缩可将羊水压入破裂的子宫壁静脉窦内，羊水成分可由子宫静脉进入肺循环，在肺动脉分支及毛细血管内引起羊水栓塞。少量羊水可通过肺毛细血管进入大循环引起多数器官小血管的栓塞。镜下，羊水栓塞的证据是在小动脉和毛细血管内发现羊水成分：角化上皮，胎毛，胎脂，胎粪和粘液(图3-9)。本病发病急骤，产妇出现紫绀、呼吸困难和休克，绝大多数导致死亡。羊水成分栓塞肺血管所致的肺循环机械性阻塞，实不足以解释上述症状，因此过敏性休克、dic、羊水液体内所含的血管活性物质进入血液引起血管反应可能是致死的原因。羊水具有凝血致活酶作用，可引起dic，一些羊水栓塞病例，肺微血管内有纤维素性血栓存在。
图3-9 肺羊水栓塞
循环障碍 篇6
1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遵循循环经济3R的原则, 在咨询农业专家和综合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采取Delphi法构建了农业循环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主要包括4项分类指标 (B) :经济与社会发展 (B1) ———反映农业循环经济发展过程中实现的社会和经济效益、资源减量投入 (B2) ———反映区域农业系统中投入端的现状、资源循环再利用 (B3) ———体现农业系统内资源循环利用的程度和资源环境安全 (B4) ———反映农业生产对于生态环境和资源安全的影响[1,2,3]。根据分类指标的特征和涵义, 结合湖北省的区域特点和农业发展现状选取了19个具体指标因子:经济与社会发展 (B1) 选择了单位面积农业GDP产值、农民人均纯收入、粮食单产、亩均农机总动力、单位畜禽产品率5个指标;资源减量投入 (B2) 选择了化肥施用强度、农业柴油施用水平、农业用电系数、农药使用水平、农膜使用水平5个指标;资源循环再利用 (B3) 选择了秸秆综合利用率、化肥有效利用系数、废弃物资源化水平、复种指数、畜禽粪便资源化率5个指标;资源环境安全 (B4) 选择了森林覆盖率、有效灌溉系数、人均耕地、水土流失治理系数4个指标。
1.1 指标权重的确定
本研究主要采用层次分析法 (AHP) 对指标体系赋以权重, 确定湖北省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权重, 详见表1。
1.2 数据的标准化处理
为使数据之间具有可比性, 本文采用参考值标准化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4,5], 以2002年湖北省农业发展的各项指标值作为参照值, 具体公式如下:
其中:Xrij为指标经无量纲化后的指标值, Xij为某一指标原始值, Xi为第i指标参考值。
1.3 评价分值的计算方法
为了全面评价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状况, 指标体系里的每一项指标均需从不同层次反映农业循环经济的状况。具体办法是将各项指标采用加权函数法建立评价模型, 具体模型如下:
其中:Xj为第i项分类指标所属的第j个单项指标的标准化值, Wj为第i项分类指标所属的第j个单项指标相对应的权重;Ri为第i项分类指标相对应的权重;Z为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综合评价值, 为各分类指标的综合评价值[6,7]。通过上述模型, 就可以得到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资源减量投入情况、资源循环再利用情况、资源环境安全质量四个子系统和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总系统的综合评价值。
1.4 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障碍因素诊断
本文采用因子贡献度 (Factor contribution) 、指标偏离度 (Index deviation degree) 、障碍度 (Obstacle degree) 三个指标来诊断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8,9]。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Uj为因子贡献度, 表示单项因素对总目标的影响程度, Ri为第i项分类指标的权重, Wj为第i项分类指标所属的第j个单项指标相对应的权重
其中:Vj为指标偏离度, 表示单项指标与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总目标之间的差距, 为单项指标的标准化值, 该标准化值采用极值标准化法得到, 公式为:
其中:X'ij为单项指标原始值, min X'ij为单项指标最小值, max X'ij为单项指标最大值。
其中:Mj为单项指标障碍度, Bi为分类指标障碍度, 分别表示单项指标和分类指标对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影响值, 是对农业循环经济发展障碍因素诊断的目标和结果。
2 湖北省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综合评价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2002-2012年的《湖北统计年鉴》、历年湖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及湖北省农业厅、湖北省环境保护厅、湖北省统计局等主要网站公布的数据。本文选择以2002年湖北省农业发展的各项指标值作为参照值进行量化处理。
2.1 综合评价结果
湖北省2002-2011年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水平变化趋势见图1。从图1可以看出, 2002-2011年湖北省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总体上呈现出不断提升的趋势, 2011年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综合评价指数值是2002年的1.87倍, 年均提升速率为6.45%。
2.2 分类评价结果
从各分类指标的变化趋势图来看 (图2) , 经济与社会发展、资源循环再利用和资源环境安全三项指标的评价值均高于2002年的水平, 呈逐年递增的趋势。资源减量投入指标的评价值呈现出先下降后平稳的趋势, 所有评价值均低于2002年的水平。按照各项分类指标平均指数值年平均发展速度的高低来排序, 依次为资源循环利用指标 (10.93%) 、经济与社会发展指标 (7.99%) 、资源减量投入指标 (4.01%) 、资源环境安全指标 (2.66%) 。说明2002年至2011年间, 湖北省农业循环经济发展中资源循环利用因素对农业循环经济的推动作用最强, 经济与社会发展因素的推动作用也较为明显, 而资源减量投入因素和资源环境安全因素的推动作用比较有限, 成为制约湖北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2.2.1资源循环再利用指标评价
资源循环再利用指标是正作用指标, 指标指数越大, 表明在农业发展中资源循环再利用的程度越高。2002-2011年的资源循环再利用指标评价指数呈快速增长趋势, 2009-2011年有所减缓, 但不影响整体上升的势头, 年均提升速率为10.93%。其中, 废弃物资源化水平指标评价值年均提升速率为14.05%, 湖北省的废弃物资源化水平从2002年的2.20户/人增加到2011年的8.19户/人;秸秆综合利用率指标评价值年均提升速率为12.51%, 湖北省的秸秆综合利用率从2002年的12.14%增加到2011年的39.55%;畜禽粪便资源化率指标评价值年均提升速率为12.26%, 湖北省的畜禽粪便资源化率从0.17%增加到2011年的1.38% (图3) 。以上三项上升趋势非常明显, 对资源循环再利用指标的拉升作用较强。从湖北省实际情况来看, 废弃物资源化水平主要指的是沼气池的普及和利用水平, 截止到2011年底, 累计建设农村户用沼气已达到330万户。湖北省全面铺开各类沼气工程建设, 项目结构进一步优化, 已建、在建各类沼气工程1757处, 其中小型沼气工程1614处、大中型沼气工程136处、生物质气化和秸秆沼气集中供气示范工程7处, 年产沼气约3000万m3, 可供7万户农户生活用气。在秸秆利用方面, 湖北省委、省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快农业科技创新推进农业强省建设的意见》, 确定实施土壤改良, 开展农地质量调查和监测, 深入推进测土配方施肥, 引导农民合理使用化肥农药, 扩大土壤有机质提升补贴规模, 选择部分村开展秸秆还田、秸秆气化试点。在畜禽粪便资源转化方面, 湖北省政府积极探索新方法, 研究新技术, 以项目产业化优势及先进技术为依托, 在合理利用污染物、推广有机生物制肥、节能减排、提高农作物产值等方面服务于绿色新农业循环经济发展, 大力推动集约畜禽养殖粪污无害化处理工作。化肥有效利用系数指标评价值缓慢上升, 年均增长速度为8.25%, 单位化肥投入带来的种植业产值收益从2002年的260.22元/kg增加到2011年的575.04元/kg。而复种指数仅从2002年的1.486增加到2011年的1.717, 年均增长速度仅为1.45%, 对资源循环再利用的贡献非常小。
2.2.2 经济与社会发展指标评价
经济与社会发展指标同样属于正作用指标, 指标指数越大, 表明在农业发展中资源循环再利用的程度越高。2002-2011年经济与社会发展指标评价指数呈增长趋势, 其中2002-2006年上升速度比较缓慢, 年均增长速率为4.68%, 2006-2011年上升速度明显加快, 年均增长速率为11.43% (图4) 。其中, 贡献最大的是单位面积农业GDP产值, 由2002年的16360.30元/hm2增加到2011年的53097.53元/hm2, 年均增幅为12.49%。农民人均纯收入、单位畜禽产品率和亩均农机总动力对经济与社会发展指标评价指数的拉升也有显著贡献, 农民人均纯收入从2002年的2444.06元增加到2011年的6897.9元, 年均增长率为10.93%;单位畜禽产品率从2002年的12.753元/kg增加到2011年的31.574元/kg, 年均增长速度为9.49%;亩均农机总动力从2002年的0.2090瓦特/677m2增加到2011年的0.4459瓦特/677m2, 年均增长速度为7.87%。近年来, 湖北大力开展农业板块基地建设, 形成了优质稻、水产、畜牧、水果、茶叶等五大省级板块, 连片规模板块基地面积达到253.33多万hm2。畜禽养殖小区2300多个, 生猪和家禽规模化养殖比例分别达到68%和82%。水产集中连片板块达33.33万hm2, 这种板块特色农业经济结构的形成为湖北省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产业基础。粮食单产的贡献非常有限, 从2002年的0.5272kg/hm2增加到2011年的0.5794 kg/hm2, 年均增长速度为0.95%。湖北省的农业经济迅速发展为农村可再生能源提供了丰富的原料, 并通过产业内或产业间的资源交换提高了资源循环再利用的效率, 促进了湖北省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
2.2.3 资源减量投入指标评价
资源减量投入指标属于负作用指标, 指标指数越小, 表明在农业发展中资源循环再利用的程度越高。2002-2008年的资源减量投入指标呈缓慢下降趋势 (图5) , 2008-2011年渐趋平稳, 年均发展速度为4.01%, 对湖北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贡献比较有限。湖北省通过逐步调整优化用肥结构, 运用化肥深施、测土配方施肥等技术, 逐年降低化肥施用量;通过推广静电喷雾、低容量喷雾等农药施用技术, 减少农药施用量, 降低农药残留;大力推广一膜多茬、旧膜覆盖技术, 加强废旧膜回收再利用, 积极推广环保型可降解地膜的使用。2002—2011年湖北省的化肥施用强度、农业柴油施用水平、农业用电系数、农药使用水平、农膜使用水平的指数均呈下降趋势, 对资源减量投入指标的反作用力影响显著。2011年的化肥使用强度为0.0761kg/hm2、农业柴油施用水平为77.157 kg/hm2、农业用电系数为1402.07千瓦时/hm2、农药使用水平为29.91kg/hm2、农膜使用水平为7.898kg/hm2, 分别是2002年的1.47倍、1.38倍、1.69倍、1.39倍、1.40倍。
2.2.4 资源环境安全指标评价
资源环境安全指标属于正作用指标, 指标指数越大, 表明在农业发展中资源循环再利用的程度越高。湖北省的资源环境安全指标呈缓慢增长趋势, 年均增长速度为2.66% (图6) 。十年来, 湖北省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建设坚持管造并举, 森林资源大幅增加, 工程区林业用地面积、森林面积、森林蓄积和森林覆盖率实现同步增长。截止到2011年末, 其中林业用地面积净增40.73万hm2, 森林面积净增85.67万hm2, 森林蓄积净增0.4443万hm2。湖北省的森林覆盖率从2002年的25.98%提高到2011年的38.40%, 年均增长速度为3.98%。在水土流失面积治理问题上, 湖北省不断加大治理资金投入, 积极采取租赁、股份合作、拍卖“四荒”使用权等形式, 不断创新建管模式, 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参与进来。湖北省的水土流失治理面积从2002年的3702.55千hm2增加到2011年的4666.47千hm2, 水土流失治理系数指标的年均增长速度为3.94%。湖北省的有效灌溉系数从2002年的41.6%增加到2011年的52.7%, 年均增长速度为2.39%;人均耕地从2002年的0.0828hm2/人下降到0.0755hm2/人, 其缓慢下跌趋势对资源环境安全指标起了一定的反作用力, 对资源环境安全指标的制约作用较为明显。
2.3 湖北省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障碍因素诊断
2.3.1 单项指标障碍度分析
根据公式 (3) 、 (4) 、 (5) 和 (6) 对2011年湖北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单项指标障碍度检验, 并按障碍度大小进行排序, 列出前10项, 具体见表2。
按照单项指标障碍度大小的排列顺序, 2011年湖北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因素指标依次为农药使用水平、农膜使用水平、人均耕地、复种指数、化肥有效利用系数、农业柴油施用水平、粮食单产、有效灌溉系数、畜禽粪便资源化率、水土流失治理系数。10个因素中有3个因素属于资源减量投入指标, 有3个因素属于资源循环再利用指标, 有3个因素属于资源环境安全指标, 有1个因素属于经济与社会发展指标, 由此可见, 2011年湖北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障碍因素主要集中于资源减量投入、资源循环再利用和资源环境安全方面。资源减量投入指标和资源循环再利用指标都比较靠前, 说明在湖北农业生产过程中, 单位面积上要素投入过多, 但生产过程体系内使用能力没有提高, 导致投入的要素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 循环总量增加, 对湖北农业循环经济发展产生了较强的负效应。
2.3.2 分类指标的障碍度分析
为更深入地分析2011年湖北省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障碍因素, 对单项指标障碍度进行加总, 进一步计算了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分类指标障碍度, 具体结果见图7。
由图7可知, 2011年影响湖北省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障碍因素主要集中于资源减量投入, 其障碍度为24.06%, 其次为资源环境安全因素, 障碍度为19.12%, 接着为资源循环再利用因素 (9.73%) , 经济与社会发展因素障碍度最小 (5.79%) 。因此, 湖北省目前发展农业循环经济一是要考虑如何在减少单位面积投入量的基础上, 提高资源的有效利用率及循环再利用率;二是要考虑如何进一步改善农业生态环境。
3 加快湖北省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建议
3.1 深化农业结构调整, 不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
全省各地农业自然资源禀赋差异较大, 必须坚持把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作为指导农业工作的重要方法, 以循环经济理念指导区域农业经济发展, 根据各个地区的自然资源禀赋和农业结构特点, 积极培育各地特色产业, 强力抓好龙头农业企业和优势产业的培育工作, 合理调整农业区域布局。同时, 要遵循农业生产的自然、经济规律, 走区域优势互补、产业集群发展道路, 进一步做大做强优势农业产业和优势农业品牌, 构建区域循环农业体系, 提升板块效益, 延长产业链, 发展深加工产业链条, 优化种养模式, 实现农业内部循环, 实现大农业的内部产业对接, 提升发展循环农业的质量和水平。
3.2 发挥科技优势, 加强农业循环经济高新技术研究与开发
针对湖北实际, 围绕湖北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 依托高等院所和科研单位, 搭建农业循环经济支撑平台, 积极支持相关院校开展科技攻关, 大力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 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农相结合的农业循环经济技术创新体系。农业教育、农业科技、农业生产只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才会形成强大的生产力。必须面向基层培养农业实用人才;面向农村, 开展科技研究;面向农业, 加快农业科技成果应用和普及, 通过农科教有机结合, 推进现代农业发展。推动生物技术、信息技术、低碳技术等新型前沿科技在农业循环经济发展中的运用, 力争在农业资源循环再利用和生态环境整治等方面取得一批核心技术。
3.3 加大资金投入力度, 保证农业循环经济顺利开展
各级政府对农业循环经济建设项目都要在资金上给予必要的支持, 如对秸秆、畜禽粪便综合利用项目、沼气工程等, 可重点安排资金启动和建设。积极鼓励农村集体和农民个人投资, 实行个人、集体、国家三结合, 多层次、多渠道筹措资金, 增加对农业循环经济的资金投入, 保证农业循环经济顺利开展。
参考文献
[1]高旺盛, 陈源泉, 梁龙.论发展循环农业的基本原理与技术体系[J].农业现代化研究, 2007, 28 (6) :731-734.
[2]周震峰.循环农业的发展模式研究[J].农业现代化研究, 2008, 29 (1) :61-64.
[3]高旺盛.坚持走中国特色的循环农业科技创新之路[J].农业现代化研究, 2010, 31 (2) :129-133.
[4]马其芳, 黄贤金.区域农业循环经济发展评价及其实证研究[J].自然资源学报, 2005, 20 (6) :891-898.
[5]李波, 张俊飚, 李海鹏.湖北省循环农业发展状况评价与政策建议[J].农业现代化研究, 2008, 29 (1) :69-72.
[6]姜法竹, 杨纯波, 胡翠霞.黑龙江省农业循环经济发展评价[J].中国农学通报, 2007, 23 (9) :645-648.
[7]杨文, 李世平.宁夏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水平评价[J].农业技术经济, 2008 (6) :101-105.
[8]马其芳, 黄贤金, 张丽君, 等.区域农业循环经济发展评价及其障碍度诊断[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2006, 29 (2) :108-114.
[9]景元书, 赵飞基.南京地区农业综合生产力的灰色关联分析[J].农业现代化研究, 2001, 22 (4) :239-241.
[10]彭补拙, 安旭东, 陈浮, 等.长江三角洲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研究[J].自然资源学报, 2001, 16 (4) :305-312.
[11]Mitsch W J, Jorgensen S E.Ecological engineering:an introduction to ecotechnology[M].New York:John Wiley&Sons, 1989:3-12.
循环障碍 篇7
那么, 淋巴循环障碍后, 肾间质纤维化是肾脏唯一的损害吗?近几年来, 细胞凋亡在肾损害中的作用越来越受瞩目[2,3]。目前认为凋亡信号主要通过两条途径转导:内源性 (线粒体) 途径和外源性 (死亡受体) 途径[4]。凋亡信号前者由氧化应激等因素所致激活下游caspase-9[5], 外源性途径主要由TNF家族所引起[6]。
氧化应激与肾小管上皮损伤, 不管是在终末期肾病还是移植肾中都有重要意义[7,8]。研究也证明, 肾脏实质细胞的进行性减少与细胞凋亡有关[9]。肾淋巴循环障碍是否也引起肾脏细胞凋亡呢?如果是, 其作用机制又是如何?近年来发现, Bcl-2家族的表达和调控是影响细胞凋亡的关键因素之一[10], 而Bcl-2和bax分别是bcl-2家族中最有代表性的抑制凋亡和促进凋亡基因[2,3]。肾淋巴循环障碍是否影响Bcl-2/Bax途径的相关分子在肾组织中的表达呢?本课题在早期研究的基础上, 围绕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期待为临床防治提供实验依据, 并为阐明肾移植时淋巴管重建的必要性提供实验基础。
1 材料和方法
1.1 试剂与仪器
Bax、Bcl-2、Caspase-3兔抗鼠多克隆抗体 (Biosciences Pharmingen USA) ;小鼠抗大鼠β-actin单抗、凋亡试剂盒 (武汉博士德) ;ECL试剂盒 (Santa Cruz) ;兔二步法免疫组化试剂盒及DAB显色试剂盒、辣根过氧化物酶标Ⅱ抗 (北京中杉) ;Trizol总RNA抽提试剂盒 (Invitrogen) ;反转录及SYBR real time PCR试剂盒 (Ta Ka Ra) ;组织总蛋白提取试剂盒 (申能博彩) 。所用PCR引物均由Ta Ka Ra公司设计, 上海生物化工有限公司合成。肾脏病理与免疫组化图像分析软件 (Leica IM50) ;PCR反转录仪 (Gene Amp PCR system9700) ;SYBR real time PCR仪 (AB I PR ISM 7000HT) 。
1.2 动物模型建立及分组
正常成年雄性Wistar大鼠48只, 随机分为2组:假手术组和模型组每组24只。模型组大鼠, 经3%水合氯醛 (1 m L/100 g) 腹腔麻醉, 常规手术开腹, 每只动物在分离出肾脏后切除右肾, 肾淋巴管结扎方法参考WILCOX等[11]和STOLARCZYK等[12]。即在肾被膜下及肾实质内注射0.5 m L 2%Evans蓝, 显示清楚淋巴管后在外科手术显微镜下用4号线结扎左肾肾门淋巴管, 并结扎左肾上下极脂肪纤维组织以阻断被膜下淋巴循环。对照组大鼠, 手术步骤同前, 只是不结扎淋巴管。各组大鼠分别于术后第1、7、14及28天各处死6只。经生理盐水反复灌洗后取左肾, 肾组织分两部分, 一部分经4%的多聚甲醛固定作肾脏凋亡细胞的检测和免疫组化;另一部分置于液氮冻存以提取组织蛋白和m RNA。
1.3 免疫组织化学法 (二步法) 检测
常规脱蜡、水化组织切片, 新鲜配制3%H2O2封闭内源性过氧化物酶, 微波修复抗原10 min;滴加Ⅰ抗, 置4℃冰箱过夜。滴加山羊抗兔Ig G抗体-HRP多聚体。DAB溶液显色。苏木素复染。常规脱水、透明、封片、显微镜观察。实验均设PBS代替Ⅰ抗的阴性对照。一抗浓度分别为:Bax工作浓度为1:50, Bcl-2工作浓度为1∶1 000, Caspase3工作浓度为1∶50。实验均设PBS代替Ⅰ抗的阴性对照。
1.4 大鼠肾组织总蛋白提取及Western blotting
根据试剂盒说明提取肾组织总蛋白, 用BCA法测蛋白浓度。制备10%-12%SDS-PAGE胶, 取等量蛋白上样, 电泳3 h, 转膜, 5%脱脂牛奶封闭1 h, 加Ⅰ抗4℃过夜。辣根酶标Ⅱ抗 (1∶2 500) , 室温孵育1 h。应用ECL化学发光试剂在X胶片上曝光、显影和定影。测定蛋白表达条带的灰度值, 用β-actin作为内参照, 各目的带与β-actin的比值代表各蛋白表达的丰度。一抗浓度分别为:PBS稀释一抗Bax (1∶1 000) , Bcl-2 (1∶1 000) , Caspase3 (1∶1 000) , 封闭液稀释beta actin单抗1∶5 000。
1.5 荧光实时定量PCR (real-time PCR) 检测
取肾组织50 mg左右, 应用经典方法用Trizol试剂、氯仿和异丙醇进行抽提m RNA。按反转录试剂盒的说明进行反转录, 反映体系20μL, 条件为42℃10~15 min, 95℃2 min。采用ABI PRISM 7000 HT进行real-time PCR, 25μL反应体系:SYBR Premix Ex Taq TM (2×Conc.) 12.5μL, ROX Reference Dye (50×Conc.) 0.5μL, PCR Forward Primer (10μM) 0.5μL, PCR Reverse Primer (10μM) 0.5μL, CDNA溶液2μL, d H2O 9μL。引物序列见表1。两步法PCR程序:预变性95℃10 s;PCR反应95℃5 s、60℃31 s、40个循环。得出的Ct值按照公式:Folds=2-ΔΔCt[6]进行各组间比较分析。
1.6 肾脏凋亡细胞的检测
采用末端脱氧核苷酸转移酶介导的d UTP标记缺口末端标记 (TDTmediated d UTP end labeling;TUNEL) 法标记细胞凋亡。按试剂盒说明书进行, 以PBS缓冲液代替管1 (Td T) , 作阴性对照, 显微镜下观察到细胞核中有棕黄色颗粒者为凋亡细胞, 每张切片于光镜下随机选5个无重叠视野作半定量测定, 以阳性细胞率表示。
1.7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1.0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分析, 组间均数的比较采用方差齐性检验与单因素方差分析, 定量数据用均数±标准差 (±s) 表示, 检验水平α=0.05。
2 结果
2.1 各组肾组织细胞凋亡比较
应用TUNEL检测发现, 在对照组几乎没有凋亡细胞。然而在模型组大鼠阳性着色细胞显著增加, 且细胞凋亡主要发生在扩张或萎缩的肾小管。与对照组相比, 模型组的凋亡指数在术后第1天开始升高 (P<0.05) , 在第14天达到高峰 (P<0.01) 。提示淋巴循环诱导的细胞凋亡在疾病早期发生, 且贯穿整个疾病期 (见图1) 。
A:模型组B:对照组。箭头:术后28 d在扩张或萎缩的肾小管可见凋亡细胞。1) P<0.05;2) P<0.01
2.2 免疫组化分析各组大鼠肾组织Bax, Bcl-2表达
免疫组化提示, 对照组大鼠几乎没有Bax表达, 模型组的表达明显增强, 主要位于小管间质, 尤其在远端小管。相反, 在对照组大鼠的肾小管和肾间质可见较强的Bcl-2表达, 而模型组大鼠上述区域的表达明显减弱 (见图2) 。
2.3 Western blot分析各组大鼠肾组织Bax, Bcl-2表达
1) P<0.05;2) P<0.01。KL:模型组;Sham:对照组
1) P<0.05;2) P<0.01, KL:模型组;Sham:对照组
Western blot分析显示, 模型组大鼠Bax蛋白表达水平明显增加, 在术后第14天达到高峰 (P<0.01) , 以后维持缓慢增高趋势。然而Bcl-2蛋白表达从术后第1天开始明显下降, 由此, Bax/Bcl-2比值明显增高。同样, caspase-3的蛋白表达水平在模型组明显增高, 不但总caspase-3表达明显高于对照组 (P<0.01) , 且其活化片段 (17-k Da) 表达也明显增高 (图3) 。
2.4 各组大鼠肾组织Bax, Bcl-2和Caspase-3m RNA表达水平
Real-time PCR显示在所有时间段, 模型组大鼠bax和caspase-3的m RNA表达显著增高, 而bcl-2 m RNA表达却明显下降 (P<0.05) 。同样Bax/Bcl-2比值也较对照组明显增高, 于术后第14天达到高峰 (P<0.01) (见图4) 。
3 讨论
治疗肾衰竭期和终末期肾脏病的支出巨大, 对医疗卫生事业造成了巨大挑战。在欧洲, 不到0.1%的肾脏替代治疗患者花费了2%的卫生预算。NIH的统计数据表明, 终末期肾脏病患者仅占接受医疗患者的1%, 却占用了7%的医疗费用;CKD患者仅占医疗人群的6%, 却占用整个医疗预算的16%。在美国, 到2010年每年用于治疗终末期肾脏病的费用将高达290亿美元, 没有几个国家能承担如此增长的医疗和财政需求。1999年我国统计RRT患者为33.2 pmp, 2005年统计也才升至45.0 pmp, 都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可能意味着极多的CRF及ESRD患者无力接受透析或肾脏移植治疗, 而只有死亡。因此, 探讨CKD的致病因素并采取早期干预措施是目前临床上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本课题中, 发现肾脏细胞凋亡是肾淋巴循环障碍后的又一大损伤, 对CKD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本研究应用TUNEL检测发现, 模型组细胞凋亡显著增加, 且主要发生在扩张或萎缩的肾小管。与对照组相比, 模型组的凋亡指数在术后第1天开始升高 (P<0.05) , 在第14天达到高峰 (P<0.01) 。提示淋巴循环障碍诱导的细胞凋亡在疾病早期发生, 且贯穿整个疾病期。
Bcl-2蛋白的生理功能主要是抑制细胞凋亡, 延长细胞寿命, 而不影响细胞周期和分化。Bax是Bcl-2家族中研究最广泛的促凋亡蛋白, 也是Bcl-2活性的主要调控因子[13], Bcl-2与Bax蛋白的比值, 是决定细胞是否发生凋亡的基本关卡。Bax/Bcl-2与肾细胞凋亡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实验证明:高表达的Bcl-2与凋亡呈负相关;高表达的Bax与凋亡呈正相关[14]。上调Bax/Bcl-2比值与增强caspase-3活性和凋亡的发生有一定的关联性。同时, 无论在m RNA还是蛋白质水平, Bcl-2/Bax的比值与肾细胞凋亡都有密切联系。在m RNA和蛋白质水平上增加凋亡诱导因子Bax相对于凋亡抑制因子Bcl-2的比例, 都会促进鼠肾小管萎缩与肾纤维化样的凋亡进程[15]。本实验结果显示, 不论在蛋白水平还是m RNA水平肾小管间质区Bax的表达明显增强, 与此相反, Bcl-2表达从术后第1天开始却明显下降, 在各个时间段模型组大鼠Bax/Bcl-2比值均明显增高。由此说明, 肾淋巴循环障碍引起促凋亡因子和抗凋亡因子表达的失衡是肾脏细胞凋亡的重要原因。
Caspase为Bax/bcl-2途径的下游分子, 被认为是细胞凋亡过程中的中枢效应器, 在细胞凋亡的启动及发展进程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Caspase-3是细胞凋亡下游的一种重要蛋白酶, 它水解一系列关键底物, 使细胞凋亡解体。本研究结果发现, 在模型组大鼠细胞凋亡显著增加的同时, 肾小管间质区caspase-3的表达水平明显增加, 不但总caspase-3表达明显高于对照组 (P<0.01) , 且其活化片段 (17-k Da) 表达也明显增高。说明在肾淋巴循环过程中caspase-3被高度激活, 在肾脏细胞凋亡的过程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循环障碍 篇8
本组102例中男45例, 女57例, 年龄5～78岁, 平均43岁, 其中先天性心脏病61例, 风湿性心脏病39例, 冠状动脉搭桥术2例。术后出现精神症状12例患者均为成人, 女性为主, 占患者总数的11%。精神症状平均发生在术后1～6天。出现妄想型精神反应7例, 其中2例术后第2天开始表现为认知障碍、谵妄、躁动不安、兴奋、言语错乱、秽语或高度紧张等, 另外5例出现抑郁型精神反应, 表现为情感淡漠、情绪低落、沉默少语、反应迟钝或失眠、食欲差等。
2 原因分析
体外循环术后诱发精神障碍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包括器质性、功能性和精神反应性等方面, 主要原因是术前患者长期心理负担过重、手术创伤及术后监护室不良环境刺激所致。①环境和知识因素。由于患者缺乏心脏手术的基本知识, 对心脏手术深感恐惧, 加上重症监护病房内陌生的环境, 频繁地进行各种检查治疗, 以及体内留置的各种导管, 持续的多功能监测等, 严重干扰了患者的正常生活, 从而引发一系列神经、精神症状。②药物因素。围手术期大剂量使用抗生素和血管活性药物等对中枢神经系统有不同程度的副作用, 表现为震颤、抑郁、精神错乱、喜怒无常、烦躁不安等[1]。③手术因素。手术过程及术后脑部的缺血缺氧, 酸碱失衡等引起脑细胞的生化改变, 麻醉对脑细胞深度抑制后反跳性地引发兴奋, 躁动等综合因素, 可导致手术后部分患者出现意识障碍。④术中血栓脱落或空气栓塞等因素也可导致器质性的精神障碍。本组病例中有一例术中因排气不尽而引起空气栓塞, 另一例CT检查脑部有部分栓塞病灶。⑤体外循环术后并发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低心排血量综合征等都可诱发或加重脑缺氧, 从而导致精神障碍。术前心功能状况较差者, 更易出现精神障碍。本组病例中有一例风湿性心脏病瓣膜置换病人, 于手术后第4天突发精神障碍, 血氧饱和度低, 立即给予气管插管接呼吸机辅助呼吸, 2天后呼吸状况改善脱离机器, 精神症状也随之消失。
3 护理措施
精神障碍是指由于躯体因素或精神因素而引起的一系列临床反应症状, 如谵妄、抑郁等。随着体外循环技术的不断改进, 心脏手术后精神异常的发生率明显下降, 但在瓣膜置换术及复杂心脏病术后发病率仍然较高, 而绝大多数心脏瓣膜病病人来自农村, 往往与繁重的体力劳动和贫穷恶劣的居住生活环境关系密切, 健康意识薄弱, 缺乏应对措施, 经济压力大。术前医护人员应加强与患者接触, 进行心理干预, 解除患者心理及思想负担。改善监护室环境, 尽量减少噪音, 让患者处于安静舒适的环境中。早期发现患者精神异常, 及时治疗。对兴奋性患者给予镇静或催眠及抗精神异常药治疗, 如氯丙嗓口服或其他抗精神病药物。对抑郁性患者主要是心理治疗, 辅以药物治疗, 另外要加强护理治疗, 防止患者出现意外。
3.1 术前加强心理护理
术前心理护理是防止术后精神障碍的重要环节。术前及时发现患者异常的心理反应, 采取疏导或有针对性的心理护理, 帮助患者减少焦虑和恐惧。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 取得患者的信任。对于经济条件比较差, 心理负担重, 担心手术费用昂贵, 手术能否成功及其家人照顾等问题的患者, 护理人员应从关心、爱护患者出发, 予以耐心、细致的解释, 热情周到的服务, 鼓励其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 同时做好家属的工作, 取得家属的理解和配合。在与患者交流的过程中, 根据患者的个性特征, 掌握沟通技巧, 耐心向患者介绍疾病的有关知识及手术治疗的必要性, 介绍医护人员的技术水平及目前体外循环手术发展的成就及生活前景;邀请恢复期的患者与其交谈。通过信息传递列举同类病情预后良好的例子, 使患者认清自己的内在潜力, 树立信心。利用护理人员的情绪传递积极、暗示作用, 纠正患者的不良情绪, 使其身心进人最佳状态。
各种治疗、护理操作尽量集中进行, 准确及时。妥善安排好患者的日常生活, 在满足患者生理需求的基础上满足其心理安全的需要。
3.2 术后加强基础护理和护患交流
术后患者带有多条管道, 加强对各种管道的管理, 在病情允许的情况下要帮助患者尽快脱离机器与药物。在患者清醒时, 加强呼吸机手语等肢体语言交流, 为患者创造交流的条件, 消除因应用呼吸机和麻醉插管而引起的语言交流障碍所导致的恐惧不安。病情允许时提供陪属探视, 以加强情感支持, 我们通常在患者麻醉清醒的第一时间提供家属短时探视, 以安定患者情绪。患者神志清醒后, 每次操作前先向其做解释工作, 尽可能满足患者意愿, 以取得合作。在体外循环术后恢复的全过程中, 护士起着重要的作用。及时发现患者围手术期间出现的精神方面的问题, 并适时进行帮助和针对性的护理;改善环境, 加强手术期间的心理护理, 进行必要的心理治疗, 可使患者平稳渡过手术关。术后做好神志方面的观察与护理, 针对不同的发病诱因及时采取正确有效的治疗及护理措施, 是预防、诊断和治疗心内直视手术后精神障碍的关键[2]。
病情越严重, 术后精神意外的发生率越高[3]。因此术后早期要持续监护, 密切观察并详细记录病情的变化, 必要时请神经内科或精神科医师协助诊治。
烦躁期间应有专人看护, 防止患者神志不清时乱拔管子或躁动坠床。对精神异常的患者, 必要时在征得家属同意的情况下适当采用约束措施。
对于病情重, 病程长, 多愁善感, 性格内向者, 要做好术前、术后的心理治疗, 消除思想负担, 稳定情绪, 使患者树立起战胜疾病的信心。对于恢复期的患者进行健康教育, 可促使其行为向有利于健康的方向发展[4]。
摘要：2004年12月—2008年8月六安市人民医院为102例心脏病患者在体外循环下进行心脏手术, 其中有12例出现明显的精神障碍, 经过精心治疗与护理, 全部治愈出院。文章结合这12例患者的护理体会, 对精神症状出现的原因进行分析讨论, 并提出护理对策和措施。
关键词：体外循环,心内直视,手术,精神障碍,护理
参考文献
[1]章丽, 俞申妹.利多卡因引起精神障碍的预防与护理5例[J].中国实用护理杂志, 2004, 20 (1B) :47.
[2]董春晖, 王德玉, 郑静.体外循环心脏术后并发精神障碍原因分析和护理[J].护士进修杂志, 2007, 22 (11) :1025.
[3]刘胜中, 杨双强.体外循环心脏术后精神障碍[J].中国体外循环杂志, 2007, 5 (1) :54-57.
循环障碍 篇9
关键词：凝血障碍,乌司他丁,治疗体外循环
Beuer和Reich自1909年在尿液中发现一种蛋白酶抑制剂 (ulinary trypsin inhibitor, UTI) , 一种能有效抑制多种酶的活性的糖蛋白, 现称为乌司他丁, 已经普遍应用到临床的多个领域。CPB由于机体促炎性细胞因子释放和自由基代谢水平的升高, 患者在CPB后易出现凝血功能障碍[1], 现在更多的文献表明乌司他丁能有效治疗心脏手术体外循环 (CPB) 后的凝血功能障碍[2]。河南省胸科医院自2006年10月至2012年5月通过使用乌司他丁治疗凝血功能障碍疗效肯定, 现总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本组22例, 男16例, 女6例, 年龄3～65岁, 平均 (12±5.1) 岁, 体质量18～65kg, 平均 (23±12) kg;先天性心脏手术8例, 瓣膜手术9例, 冠脉搭桥4例, 主动脉瘤手术1例;术后凝血酶原时间 (PT) 15～30s, 平均 (18±8.7) s, 活化部分凝血酶时间40～56s, 平均 (49±3.2) s;经盲选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11例, 通过观察经乌司他丁治疗后凝血酶原对照情况、术后出血量及引流管留置时间。
1.2凝血功能及出血指标监测
CPB术后在应用乌司他丁治疗后即开始监测, 对于凝血机制监测分2h、1d、2d、4d分别取静脉血3m L加入标准枸橼酸钠真空管送检验科检测;术后分1h、12h、24h详细记录引流液出量。
1.3乌司他丁治疗方法本组病例应用乌司他丁为广东天普生化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注射用乌司他丁冻干粉剂 (天普洛安) , 溶于20m L溶媒缓慢注射, 由于本组22例中有4例为小儿患者, 用量为2万单位/kg, 18例用量为10万单位/kg, 均为tid静脉注射, 应用3～5d。
1.4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12.0统计软件包对治疗组和对照组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 分别采用配对t检验和方差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治疗组应用乌司他丁后凝血功能指标明显改善, 其中PT (凝血酶原时间) 2h (P<0.05) , 1d (P<0.01) , 2d (P<0.05) , 4d (P<0.05) ;APTT (活化凝血酶原时间) 2h (P<0.05) , 1d (P<0.01) , 2d (P<0.05) , 4d (P<0.05) , 详见表1;出血量较对照组明显减少, 其中1h (P<0.05) , 12h (P<0.01) , 24h (P<0.05) , 详见表2;术后引流管留置时间亦明显缩短, 治疗组为12～18h, 平均 (13±3.5) h, 对照组为22～48h, 平均 (26±6.5) h。
3 讨论
3.1体外循环 (CPB) 对机体影响较大, 尤其对血液系统破坏严重, CPB过程血液稀释, 大量红细胞、血小板及凝血因子遭到破坏, 补体纤溶、凝血系统等激活血浆蛋白变性, 补体、凝血、纤溶及激肽等瀑布反应易引起术后凝血功能障碍, 引发大量出血[3], 再加上CPB对肝功能的损伤, 易加重凝血功能障碍[4];CPB中产生大量的氧自由基, CPB由于机体促炎性细胞因子释放和自由基代谢水平的升高, 机体出现严重的应激反应, 这些均可导致CPB后出现凝血功能障碍, 增加手术风险。
注:*P<0.05, **P<0.01
注:*P<0.05, **P<0.01
3.2乌司他丁近年来在临床广泛应用, 对急性胰腺炎、缺血再灌注损伤、休克等的治疗愈见明显, 特别在CPB手术后治疗凝血功能障碍也已取得共识[5]。研究发现, 乌司他丁对激活的凝血因子Ⅴ、Ⅷ作用明显, 能阻断凝血系统激活时凝血因子的活化, 阻断DIC发展[6]。乌司他丁也可以影响ERK1/2磷酸化, 抑制TF在血液中mRNA的蛋白表达, 从而抑制TF在血液系统mRNA的表达和在单核细胞中的活性, 从而激活凝血系统[7]。通过乌司他丁的应用可以多途径阻断凝血功能障碍, 保护血管内皮细胞, 抑制多种酶活性, 保护凝血、抗凝及纤溶因子, 达到改善体外循环后凝血功能障碍的作用。
通过本组应用乌司他丁后在对CPB后凝血功能障碍有明显的改善, 可以通过多途径阻断凝血功能障碍, 减少术后出血, 降低术后用血量, 值得临床应用。
参考文献
[1]Hua G, Haiping Z, Baorong H, et al.Effect of Ulinastatin on the Expression of iNOS and MMP-2and-3in the degenerated Nucleus Pulposus Cells of Rabbits[J].Connect Tissue Res, 2012.
[2]Hashimoto K, Horikoshi S, Miyamoto H, et al.Mechanisms of organ failure following cardiopulmonary bypass--preventive effects of ulinastatin[J].Nihon Kyobu Geka Gakkai Zasshi, 1991, 39 (12) :2163-2171.
[3]Noguchi H, Naziruddin B, Jackson A, et al.Comparison of ulina-statin, gabexate mesilate, and nafamostat mesilate in preservation solution for islet isolation[J].Cell Transplant, 2012, 21 (2) :509-516.
[4]Song JE, Kang WS, Kim DK, et al.The effect of ulinastatin on pos-toperative blood loss in patients undergoing open heart surgery with cardiopulmonary bypass[J].J Int Med Res, 2011, 39 (4) :1201-1210.
[5]Sugita T, Watarida S, Katsuyama K, et al.Effect of a human urinary protease inhibitor (Ulinastatin) on respiratory function in pediatric patients undergoing cardiopulmonary bypass[J].J Cardiovasc Surg (Torino) , 2002, 43 (4) :437-440.
[6]Mimura K, Shinozawa K, Kobayashi T, et al.Inhibitory effect of ulinastatin on the alpha-thrombin activation of factors V and VIII[J].Rinsho Byori, 1992, 40 (3) :317-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