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园型（精选10篇）
科技园型 篇1
就科技园的定义,不同的研究机构给出了不同的界定。Malairaja和Zawdie两位学者在国际科学园联合会、英国科学园联合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美国大学相关研究园联合会等对科技园界定的基础上总结出了科技园的三个特征要素:(1)通过大学、R&D机构和企业的互动实现知识和技术转让;(2)知识型和创新型企业的成长;(3)支持环境的创建[1]。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学科技园即是建立在大学基础上、同时具备上述三个特征要素的联合体。硅谷的成功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对大学科技园实践和研究的热潮。大学科技园在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大学以及园区企业发展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主要体现为在促进区域发展、提高生活质量、提供就业机会、促进国家创新体系发展;提高大学质量和声望、提供产业化机会和研究所需的外部资助、保留人才、为毕业生提供就业机会;提高园区企业的研发效率、人才质量和收入等方面[2,3,4,5,6]。
然而,在有些大学科技园及园区企业获得了长足发展的同时,也有很多园区和企业遭遇了失败,如Phan和Wright的研究表明,印度于20世纪80年代建成了13个大学科技园,但除了班加罗尔外,其他大学科技园均以失败告终[7]。不能否认的是,大学科技园企业家在企业和园区发展中发挥了关键的决定作用:优秀的企业家不仅能引领企业发展,同时也能通过集群效应促进园区的发展;反之,则不仅影响了企业自身的发展,同时也从心理、行为、绩效及声誉等多方面影响了园区其他企业及园区的发展。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大学科技园企业家孵化的研究对企业、大学科技园甚至是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能为指导大学科技园企业家自身的成长及对企业家进行孵化提供理论基础。相对于国内研究而言,国外学者在大学科技园企业家的孵化研究方面进行更为系统和深入的探讨,因此,对国外相关理论研究的总结归纳以及对国内外研究的比较则显现出独特的理论与应用价值。
1 国外大学科技园企业家孵化理论研究回顾
在国外大学科技园中,企业家主要分为两类:学术型企业家(Academic Entrepreneur)以及代理企业家(Surrogate Entrepreneur)[8]。所谓学术型企业家是指同时具备科学家和企业家所拥有的知识、能力和素质的个体,他们通常借助自己的学术声望和专业特长等创建并经营自己的企业。而代理企业家则是指大学等研究机构以外的个体从研究机构中选择一种或几种技术作为技术基础,并在研究机构建立的科技园中创办企业的企业家[8]。绝大多数关于企业家孵化理论的研究都集中在了学术型企业家身上,国外学者主要从对学术型企业家创建和运营企业过程中遭遇困难的原因剖析、学术型企业家孵化的影响因素以及学术型企业家孵化对策三个维度进行了研究;而关于代理企业家的研究则很少,仅有Radosevich,Chrisman、Hynes和Fraser,以及Franklin、Wright和Lockett对代理企业家进行了探讨,主要局限于对代理企业家在大学科技园发展中作用的分析。因此,本文将以学术型企业家为研究对象,对国外关于大学科技园学术型企业家的孵化理论进行回顾。
1.1 学术型企业家运营企业困难的原因分析
实践表明,学术型企业家在创办和经营管理大学科技园企业的过程中遭遇到了重重困难,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以Vohora、Wright和Lockett[9]为代表的很多国外学者在其研究中也就这一现象进行了阐述。在对学术型企业家创建和运营企业遭遇困难的原因解释方面,国外学者主要从学术型企业家的分类和学者与企业家的区别两种视角进行了分析。
1.1.1 学术型企业家的分类
一些学者指出,并非所有的学术型企业家在进行企业创建和运营的过程中都遇到了困难,原有对学术型企业家的很多研究并没有考虑到所谓学术型企业家之间的区别[10]。为了对学术型企业家及部分企业家在创建和运营企业过程中遇到困难的原因进行更为深入和细致的探讨,近年来,相关研究越发重视在对学术型企业家进行分类的基础上对问题进行剖析[11,12],并指出绝大多数在企业创建和运营过程中遭遇困难的学术型企业家都属于初创型企业家的范畴,而有经验的学术型企业家则可以成功避免类似问题的发生。
据此,Westhead、Ucbasaran和Wright分析了成熟型和初创型企业家的区别,指出两者的重要区别在于动机和商业能力,并且成熟企业家在企业获利能力上要远远高于初创企业家[12]。Shane、Shane和Venkataraman、Shane、以及Hyytinen和Ilmakunnas等学者深入分析了这一现象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成熟企业家在先前的经营管理中获得的经验使得他们能够有效识别和利用新的商业机会,并能够有效建立起自己的供销网络[13,14,15,16]。Mosey和Wright在研究学术型企业家社会资本的形成过程和机理时,提出了学术型企业家的一个分类体系——潜在企业家(Nascent Entrepreneur)、初创企业家(Novice Entrepreneur)和成熟企业家(Habitual Entrepreneur)[17]。其中,潜在企业家是指那些正在考虑开展自己事业的个体[18];初创企业家用于描述第一次创办企业的个体;而成熟企业家则是指那些已经有多次经营企业经验的个人[11]。Mosey和Wright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不同学术型企业家的社会资本发展情况。Vallini和Simoni两位学者在研究大学对学术型企业家的培养体系时,对企业家进行了分类,根据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和行动状况(State of Action)两个维度将学术型企业家分为四类:其中企业家精神较高和采取实际行动的学术型企业家群体属于“真正企业家”(Real Entrepreneur)的范畴;企业家精神较高但采取潜在行动的学术型企业家被划分为“潜在企业家”(Latent Entrepreneur);企业家精神较低但采取实际行动的学术型企业家被划分为“外在企业家”(Apparent Entrepreneur)的范畴;企业家精神较低且采取潜在行动的学术型企业家则属于“必需场合型企业家”(Case & Necessity Entrepreneur)的范畴[19]。
1.1.2 学者与企业家的区别
在上述研究试图通过初创企业家、潜在企业家、外在企业家、必需场合型企业家与成熟企业家或真正企业家的区别解释大学科技园学术型企业在创建和经营管理企业过程中遇到困难原因的同时,部分学者基于企业家的概念更为严格地提出,那些遇到严重问题的大学科技园企业经营管理者并不是真正的企业家。这种基于学者与企业家区别解释学术型企业家在创办和经营管理企业过程中遭遇困难的观点实质上是对基于学术型企业家分类体系进行解释的进一步深化。
在学者与企业家区别的研究视角下,Shane提出,学术型企业家创建企业的基础往往是基于某项(某些)技术突破,而这项(些)技术突破可能存在多种商业化的应用,这就给“企业家”如何选择应用领域造成了困扰[13];Venkataraman指出,“学术型企业家”很可能缺乏识别机会的技能和知识[20];Franklin、 Wright 和 Lockett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学术型企业家”也很可能不具备利用机会的能力和知识[21];Lockett 和Wright则从支持环境的视角进行了分析,认为大学传统的学术性环境而非商业化的环境无法支持这些高科技中小企业的创建和发展[22];Meyer则以学术型企业家的社会资本为研究对象对此进行了更为系统的探讨,指出“学术型企业家”在社会资本发展方面的困难[23],尤其是在经营企业的同时还进行研究工作的“学术型企业家”在这方面所受困扰尤为严重[10,24],其原因在于:首先,“学术型企业家”在从其所在的科学网络向商业网络的转换过程中面临着种种的挑战[9];其次,支持机制的不健全[22];再次,具有不同学科属性的人力资本和以往行业经验会发生相互作用,影响其社会资本发展的程度和实质[25]。
已有研究将学术型企业家遭遇上述困难的最根本原因解释为是由学者与企业家之间的区别引致的[26]。Meyer提出,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学者(Entrepreneurial Academics)和学术型企业家最主要的区别在于:相比而言,前者缺乏成长导向并且对创新和发展的需求并不敏感[23]。Jain、George和Maltarich将学者与企业家的区别归纳为规范、过程和产出三个方面:在规范方面,学者表现出普遍主义(Universalism)、共产主义(Communism)、呆板(Disinterestedness)和怀疑主义(Skeptism)的特征,而企业家则表现出独一性(Uniqueness)、私有产权(Private Property)、激情(Passion)和乐观主义(Optimism)的特征;在过程方面,学者表现出实验性(Experimentation)、长期导向(Long-term Orientation)和个人主义/小团体(Individual/Small Group)的特征,而企业家则表现出专注(Focus)、短期导向(Short-term Orientation)和团队管理(Team Management)的特征;在产出方面,学者的主要产出包括论文和其他学者的认同(Peer Recognition),而企业家的产出则是产品和利润[27]。
1.2 学术型企业家孵化的影响因素
鉴于学术型企业家在企业、园区以及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而很多学者又面临着从学者到企业家之间这道难以逾越的角色鸿沟,一方面,长期以来,创新、企业家精神以及大学科技园等研究领域从普遍性研究视角(即企业家群体视角)给予了“是什么因素促成了当大多数人选择继续‘打工’,而另外的一些少数群体却开始了开展自己事业的历程”这一研究问题以极大的关注;另一方面,在大学科技园学术型企业家研究领域中,国外学者也从内外部环境两方面进行了专业性(即以学术型企业家为对象的研究)的探讨,以此剖析学术型企业家孵化的影响因素。
1.2.1 普遍性研究视角
在普遍性视角方面,国外学者们主要从以下四个维度对企业家孵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基本人口统计学变量,如年龄、性别等;教育和经历的影响;认知的影响;以及资本可得性和机会成本[28]。与此同时,还有一些学者引用社会心理学领域的角色身份(Role Identity)理论对该问题进行了解释。角色身份理论用于描述社会定义角色所具备的基本要素与个人对角色诠释之间的关系[29]。角色身份理论主要用于解释个体在其职业生涯的形成阶段中是如何构建自己的角色身份的,此后一些学者开始引用角色身份理论解释职业转换。近年来,角色身份理论被引入企业家精神研究领域,用于概念化个体企业家的角色转换决策框架[30],George和Bock在该框架下提出,个体需要经过企业家角色和参照角色的收益成本对比分析,最终形成向企业家角色过渡的认知和决策[31]。
1.2.2 专业性研究视角
具体到学者是如何向学术型企业家进行角色转换的,已有研究主要从内外部因素两个维度进行了专业性的分析。内部因素主要指学术型企业家自身的特点或由自身特点引发的连锁因素;外部因素主要指外部环境因素。相对而言,在已有研究中,外部影响因素的研究要相对丰富,而内部影响因素的研究则较少。
首先,就学术型企业家角色发展和转换的内部影响因素而言,主要包括学术型企业家的个体特征、认知、教育和经历三方面的内容:
(1)学术型企业家的个体特征。Zucker、Darby和Brewer三位学者提出,知名学者更容易成为企业家,其原因在于学者的声望和学术地位使其拥有更为广泛和优质的社会资本甚至是与权贵相识,从而易于获得创业资本支持,其创业成本也相对其他学者而言较低[32]。Thursby和Thursby探讨了学者不愿意成为企业家的原因,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学者本身对基础研究感兴趣而对应用研究无兴趣,不想在发明上浪费过多的时间[33]。Vallini和Simoni系统总结了学术型企业家的个体特征,包括性别、种族、社会阶层、年龄、感性/理性健康情况等13个因素,以及自治性、自信、责任感等14个个人能力因素,通过分析大学能够施加影响的因素,以佛罗伦萨大学为例,解析了大学对学术型企业家的培养机制[19]。
(2)学术型企业家的认知。Bercovitz和Feldman提出,很多学者认为要获取专利需要经历漫长的公布时间而阻碍研究的继续进行[34],并且很多学者认为创办企业并不适合学者的身份,因此这些学者排除了自身成为企业家的可能。O’Reilly和Chartman使用适配理论(Fit Theory)对此进行了解释,认为某些学者的企业家化是出于与其他个体和组织价值观一致性适配的考虑[35]。O’Reilly、Chartman和 Caldwell则提出,当学者感受到来自周围的压力时,企业家角色转换只是一种象征性的认同(Symbolic Compliance)行为[36]。
(3)学术型企业家的教育和经历。Bercovitz和Feldman的研究结果表明,当个体所从事的研究是科学最前沿的问题时,或者是刚刚接受完培训,则具有成为学术型企业家的高倾向[34]。Vallini和Simoni在学者教育和经历因素对企业家角色转换方面的研究也有所贡献,分析了国际经验企业家经验、以及教育背景(种类和水平)等因素对企业家角色转换的影响,以及相应的大学支持机制[19]。
其次,就学术型企业家角色发展和转换的外部影响因素而言,主要包括资本可得性、有形支持环境无形支持环境、以及周围个体和群体的影响四方面的内容。
(1)资本可得性。在资本可得性这一因素上,不同研究得出了不尽相同的研究结论。持反对观点的研究如:Zhang对Stanford、MIT以及Johns Hopkins等大学的学术型企业家情况进行了对比分析,提出创业资本可得性和数量并不是引致Stanford和MIT学术型企业家数量多的原因[37]。持支持观点的研究如:Patzelt和Shepherd的研究成果表明,资金支持有助于企业家降低对创办和经营企业感知的困难,从而更易进行角色转换[38]。
(2)有形支持环境。Zhang提出当学者所在机构具有支持和促进企业家精神的机构时,其研究人员就会具有较高的成为企业家的倾向[37]。
(3)无形支持环境。Zhang在分析创业资本影响的同时,也对知名学者数量、国家级学术成员(National Academic Membership)以及全部教授奖项(Total Faculty Awards)三个因素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提出三者是引致Stanford和MIT学术型企业家数量多的最主要原因;同时也提出了所在研究机构的企业家精神支持和促成制度、以及发现的获利机会的数量是另两个相对重要的影响因素[37]。Etzkowitz、Di Gregorio和Shane、Kenney和Goe 等学者则开展了大规模的实证性研究,研究表明促成学者向企业家角色转换的外部环境因素主要包括国家科技政策(如Bayh-Dole法案)、研究资助压力、研究机构的历史、所在大学和部门的文化和制度等[39,40,41]。
(4)周围个体和群体的影响。Stuart和Ding以生物技术为例,通过对周围个体和群体对学者向企业家角色进行转换影响的研究,提出当学者的同事,尤其是有声望的同事,以及合著者(Coauthor),尤其是处于商业部门网络中心的合著者有成功的创办和经营企业的经验时,该学者易于受到同伴的影响而进行企业家的角色转换,创办自己的企业[42]。Bercovitz和Feldman也得出了相近的研究结论,认为当学者所处环境中有很多同事都开始创办自己的企业时,他只要看到机会就极有可能成为企业家群体的一员[34]。Bandura和Shamir专门研究了上级行为对下属行为的影响,提出学术型企业家生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学者对其上级创办企业行为的模范[43,44]。
1.3 学术型企业家孵化的对策建议
在探讨大学科技园学术型企业家孵化影响因素的基础上,针对大多数科学家缺乏企业家精神和创办企业的兴趣而影响了大批有价值的科学成果的技术转让和转化问题,以及学术型企业家在创建和运营企业中遇到的种种困难,一些学者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对策建议。如Vallini和Samoni在研究中提出,大学在企业家孵化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主要包括:(1)大学在激发那些已经具备企业家精神的年轻学生方面具有重要作用;(2)高等教育可以帮助未来的企业家发展个人能力,如降低情境复杂性(Scenario Complexity)、创造性地进行市场分析、有效地发挥领导才干等;(3)高等教育可以向潜在企业家传授营销、管理、技术和其他各领域的显性知识;(4)在对企业家的教育方面,高等教育还可以深化原本已经是企业家的个体的企业家精神。两位学者还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大学对潜在企业家和“表面”企业家的孵化机制:对于潜在企业家,大学可以对他们进行孵化,为他们创造与真正企业家接触的机会;而对于“表面”企业家,大学则应该帮助他们弥补所需的知识和能力。最后,两位学者还总结了大学可以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如教育、支持企业创办和专利获取、孵化、发展与企业家和其他社会资本的关系以为新创企业的网络建设提供便利[19]。Zhang认为,仅仅向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援助是不够的,大学的政策导向应该是出台并实施一系列的措施以吸引高水平的专家和学者来大学工作,通过对这些高水平学者的孵化促进区域经济发展[37]。Patzelt和Shepherd研究了学术型企业家对中小型科技企业扶植政策的感知。两位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当学术型企业家能够获得外部资助时,企业家对其他非财政性政策(如网络和商业知识等)作用的认知也会随之提高。在此基础上,两位学者建议政策制定者并不能单独推出某一项政策,这样会影响政策的执行效果,而是应该同时推出财政和非财政性支持政策,以提高政策的执行效果。此外,两位学者还提出,鉴于学术型企业家创办和经营企业特点的不同,政策制定者需要根据不同类型学术型企业家的特点分别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关政策,支持学术型企业家的孵化,而不能一概而论[38]。
3 国内外研究比较与启示
从上述针对国外学者在大学科技园学术型企业家孵化理论研究成果的回顾中可以看出:一方面,国外学者在对学术型企业家创建和运营企业过程中遭遇困难的原因剖析、学术型企业家孵化的影响因素以及孵化对策三个方面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使得学术型企业家孵化理论体系已初步成型;另一方面,国外学者多采用实证研究方法,说明其研究结论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因此为学术型企业家的孵化提供了较为坚实的理论基础。但纵观我国学者在大学科技园企业家孵化方面的研究则仍处于起步阶段[45],主要局限于对学术型企业家概念、孵化影响因素及对策的探讨,并且这些研究均是基于理论研究方法开展的[46],并没有任何的实证研究基础,因此无论是在研究的深度、还是在研究结论的信度和效度方面都与国外学者的研究存在较大差距。国内外大学科技园企业家孵化理论的研究内容和方法比较如表1所示。从中可以看出,我国学者在大学科技园企业家孵化理论方面的研究中,对学术型企业家的分类、学者与企业家的区别以及代理企业家方面存在缺失。然而,与代理企业家相关的是,与国外大学科技园企业以学术型企业家为主、代理企业家为辅的结构形成对比,我国大学科技园企业家的构成则包含了学者、高校毕业生,以及外部企业家三大主体。其中,外部企业家是我国大学科技园特有的现象,与代理企业家类似但不同的是,绝大多数外部企业家均持有自己的技术入驻大学科技园,这主要是由于近年来我国政府和大学科技园不断推出优惠政策的作用结果,从而通过租金、税收、贷款等方面的优惠吸引了外部企业家的入驻,并且外部企业家已成为我国很多大学科技园企业家主要的构成主体。这一特殊的现象也形成了我国学者根据企业家类型在大学科技园企业家孵化对策方面进行有针对性的探讨,如周国红、陆敏和周丽梅[47],陈劲、张平和尹金荣等[48],以及黄亲国[49]等学者分别探讨了学术型企业家、归国留学人员、以及高校学生和毕业生企业家的孵化对策,但如表1所示,这些研究均是以理论研究方法为基础开展的。
鉴于我国大学科技园企业家孵化理论研究内容和方法方面的滞后,以及我国大学科技园企业家构成主体与国外大学科技园的不同,借鉴国外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我国学者可以尝试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就大学科技园企业家孵化理论进行深入和系统的研究:
首先,已有研究结论多是以国外大学科技园和国外学术型企业家为背景得出的,而一方面,我国的大学科技园发展时间较短,其发展阶段和程度与国外大学科技园存在较大区别,我国的技术创新类型和轨道也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很大差别,并且我国大学科技园成立和发展的背景——我国特有的历史、经济、文化和社会背景也使得我国大学科技园与国外大学科技园必然具有不同的属性;另一方面,我国学术型企业家也由于其成长和生活背景的不同而表现出与西方学术型企业家不同的特点。因此,针对上述问题,有必要结合我国的实际背景对我国大学科技园学术型企业家的分类体系、学者与企业家之间的区别、相关孵化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以及对策建议等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式的深入探讨,尤其是在对策方面,需要根据企业家的类型、基于“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管理理论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
其次,如前所述,已有研究多集中讨论学术型企业家的相关问题,而忽视了对外部企业家模式的研究,但外部企业家在我国大学科技园运营中却发挥了与学术型企业家同等重要的作用,因此需要对我国大学科技园外部企业家的孵化模式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从外部企业家个体特征、社会资本等多个角度进行分析,以解构外部企业家的相关孵化机制。
再次,在研究方法方面,我国学者有必要基于科学规范的实证研究方法,就现有大学科技园学术型企业家研究问题进行进一步深入的研究,以期能反映出我国大学科技园学术型企业家及孵化机制的现状,挖掘出相关孵化影响因素及适配的孵化机制,以加速我国高校学者技术产业化的步伐;同时对于其他类型的企业家,如高校学生和毕业生、归国留学人员以及其他外部企业家孵化机制的研究,也应该基于实证研究方法展开,以期通过本质现状和孵化影响因素的揭示,制定适配的孵化对策,从而推动我国大学科技园及园区企业的发展,助力于我国区域经济以及国家创新体系的发展和完善。
摘要：鉴于学术型企业家在大学科技园和企业以及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对国外学者就学术型企业家的孵化理论研究进行了回顾。首先在确定国外大学科技园企业家构成的基础上,从学术型企业家在创建和经营管理企业过程中遭遇困难的原因剖析、学术型企业家的孵化影响因素以及相关对策三个维度就学术型企业家孵化理论进行了总结归纳。然后通过对国内外学术型企业家孵化理论研究现状的比较分析,剖析了国内学者在研究内容和方法方面的差距,并据此针对我国学者今后在学术型企业家孵化理论领域的研究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学术型企业家,孵化,研究评述,大学科技园
浅析对乡镇型企业科技效率的思考 篇2
[关键词] 乡镇企业 科技 思想观念
国际方面的挑战主要是跨国公司的大举进入,以及加入WTO对乡镇企业带来的影响。乡镇企业的结构和布局,人才素质远远无法适应来自国际市场的挑战。大跨国公司技术水平高,资金力量雄厚、项目规模较大。其投资方向和规模往往服从于其公司的全球战略,目的是要占领中国市场。外商的投资和进入不仅加快了一些行业的集中度,使竞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而且已经控制了某些市场的份额和某些国内空白行业的“制高点”。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跨国公司同国内一些老企业合资往往成了其进入国内市场的主要形式,特别是他们选择一些我国同行业中的名列前几名的骨干企业进行合资,这前几名骨干企业中乡镇企业恐怕不多或者就没有。长此以往,乡镇企业的竞争对手不但多,而且强,如果乡镇企业在发展上抢占不了“制高点”,市场占有率就会越来越低。
加入WTO也会对乡镇企业带来一定的冲击和挑战。有人说WTO是一只狼,因此惊呼“狼来了”,我们要认清,加入WTO不是一只狼来了,而是一群狼来了!那么加入WTO到底对乡镇企业产生哪些影响呢?首先是对乡镇企业中技术落后的弱势产业产生一定的影响。像我国的农业,由于乡镇企业直接影响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和农业的经营规模以及农业现代化水平,又会使农业处于更加不利地位。因为农业本身土地经营规模细小,农业劳动生产率很低,农业科技含量与产品质量不高,农业生态环境不好,大多数农产品缺乏竞争能力。加上一些国家高筑“技术壁垒”,必然会给我国农业和农村造成严重的影响。
乡镇企业中的其它行业也不容乐观。像建材、食品、医药、化工、造纸等,大部分是初级产品多、高档的产品少,含有科技含量的产品更少,这种状况,这种竞争力,怎么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呢?
国内方面的挑战主要来自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以及合作合资企业。随着国民经济以数量为主发展阶段的基本结束,以结构优化升级和整体素质提高为主要内容发展阶段的到来,国有企业正从前些年的亏损状态逐步走向扭转为盈,尤其是国有大型企业,通过技术进步、产业升级、体制创新和资产的兼并、扩张或转让、分立,一方面形成新的增长点,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带动为数众多的相关产业的升级、调整,为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增加动力。另一方面,国有企业中技术力量比较雄厚,技术人员的数量多,职工整体素质比乡镇企业高,这也是乡镇企业不可比拟的。
乡镇企业虽然积累了二十多年的改革、发展经验,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面对国际、国内方面的种种挑战,乡镇企业存在着严重的不适应性。乡镇企业的一些弱势产业和企业已经面临着“生存危机”,一些原有一定优势和实力的产业和企业也正面临着兵临城下的威胁。从产业布局看,布局分散,企业规模小的问题相当严重,污染环境,生态平衡破坏大多也是由一些小化工、小冶炼、小造纸厂所为,这些企业都是国家三令五申关闭的对象。一些高科技产品,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依然凤毛麟角,面对这种状况,面对国际、国内市场竞争的种种挑战,乡镇企业要想在新世纪中更好地生存,更健康地发展,就必须正视自己存在的问题,重新研究自己的发展战略和对策,来适应全球化经济的新形势。
在面向21世纪发展格局中,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乡镇企业如果在技术密集型产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中没有自己一席之地的话,是难以占据经济发展“制高点”的。我国乡镇企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像江苏常熟市的乡镇企业,与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由松散型协作向紧密型合作转变,这种合作在不断深化、层次提升、领域拓宽、科企关系日趋紧密。不少企业以把产学研合作作为企业生存发展的基本理念。一批科技型企业,把科技进步、校企联手置于企业发展的战略地位,拓宽了发展视野,创新了产业导向,增强了调整结构,科技创新的紧迫感,把立足现有产业基础,加快发展生物制药和生物工程产品作为新一轮投资方向和创业目标,把企业兴衰荣辱的命运牢牢拴在科技上。
经济界权威人士曾这样评价科技进步,“对于生产能力的投入,收获的是产能的增长;对于科技开发的投入,收获的是产品和技术的更新,产品附加值的提高。产能的增长会受到市场容量的制约而不能发挥,而创新的产品和技术却有无限的市场空间”。
科技进步能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一个成果能带活一个企业,一项战略能影响一个企业的市场功能定位,这是科技进步给乡镇企业带来的新一轮发展机遇。科研院所通过乡镇企业这个“试验平台”,加快了科技新产品向市场商品的属性转移,提高科技新产品社会化生产,产业化制造的适应力。与此同时,企业也感受到了科技产业化的信息辐射,找到了调整结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主攻方向,双方收益、各得其所。
乡镇企业是在挤不垮,压不弯的历程中发展壮大的,虽然现在发展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面临着国内外市场的优胜劣汰的竞争压力和挑战,乡镇企业要辩证的分析别人,也要辩证的分析自己,要审视度势,从战略上调整乡镇企业的发展思路。
台湾的纳米“国家型”科技计划 篇3
纳米技术的发展时间较短, 真正得到关注是在上世纪90年代。台湾当局从1999年开始推动纳米技术的研究, 相继制定了“纳米材料尖端研究计划”、“纳米科技研究计划”等。这些计划都以人才和核心设施建设为基础, 以追求“学术卓越”和“纳米科技产业化”为目标, 旨在引领台湾地区知识经济的发展, 建立产业竞争优势。进入21世纪, 全球兴起了纳米热, 世界各主要国家纷纷制定国家级科技计划, 台湾也开始依托“国家型”科技计划来推动纳米科技的发展, 于2003年颁布实施了台湾纳米“国家型”科技计划。
台湾的“国家型”科技计划由台湾“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 (以下简称“国科会”) 于1996年提出设立, “国家型”科技计划是台湾地区第一优先推动的科技计划, 该计划优先支持对台湾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的技术。纳米科技列入台湾“国家型”科技计划, 显示了台湾对纳米科技在调整台湾整体产业与技术升级方面的重视。台湾已经推出了两期纳米科技计划, 当前正处于第二期, 本文就两期计划的内容、背景、执行情况进行一些探讨。
一、台湾推动纳米科技计划的背景
作为新兴工业化经济体, 在经历了上世纪50年代和70年代的两次进口替代战略、60年代的面向出口战略、80年代的出口扩张后, 从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 台湾经济面临全球竞争的挑战, 传统制造业日渐衰退, 高技术产业生产总值也出现下滑, 急需调整经济发展战略, 对传统产业进行技术升级改造, 提高产业附加值, 提升台湾整体产业的竞争力。由此, 台湾当局修正了以产业发展引导科技发展的政策, 提出了“科技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2001年, 台湾正式通过《知识经济发展方案》, 显示台湾将更加注重对高新技术的研发投入和产业化应用。为配合经济建设目标, 台湾“国科会”于1996年提出设立“国家型”科技计划并拟定了《“国家型”科技计划推动要点》, 其中规定所支持的计划必须具备世界性、前瞻性, 其影响与冲击既深又广, 并需上、中、下游及产学研资源的良好分工与整合, 促进产业投资, 并将纳米技术做为重点计划之一。
同时, 由于纳米技术发展迅速, 被认为是未来科技与产业发展最主要的驱动力。为抢占先机, 全球30多个国家或地区的政府相继推出纳米科技研究计划来推动纳米技术的发展。2000年, 美国制定了国家纳米技术计划 (NNI-National Nanotechnology Initiative) , 2001年的纳米技术研发预算即达5亿美元;日本把纳米技术列入国家科技发展战略四大重点领域之一, 明确要求国家对纳米技术的实用化和产业化研究开发进行重点资源配置;欧盟在2002—2007年实施的欧盟《第六框架计划》中也将纳米技术列为优先发展的领域之一。纳米迅速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这也引起了台湾当局的重视。2000年台湾“行政院顾问会议”及2001年台湾的“全国科技会议”皆指出:纳米科技为台湾未来产业发展重点领域的方向, 并认为台湾正处于应该大力投入纳米研发的关键时期, 随着纳米介观世界的特殊现象被逐渐了解, 纳米技术必将给台湾传统产业的技术升级带来新的机会。2002年, 台湾“行政院”通过《纳米“国家型”科技计划》, 分别于2003年和2009年开始实施第一期和第二期纳米科技计划。
在一期计划开始实施之后, “行政院”在产业科技策略会议中表示, 2006至2010年间将提拨近320亿元 (新台币, 下同) , 发展软性电子、无线射频识别系统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RFID) 、纳米科技、智能机器人、智慧化车辆及智慧化居住空间等六大产业。其中, 纳米技术经费占200亿元新台币, 为其中最大的一笔预算;而在“2015年产业新愿景”中, 台湾当局更将“纳米材料及其应用”列为关键技术之一。而随着纳米科技的发展, 纳米技术涉及的领域范围越来越广, 包括发达国家在内, 都没能很好地实现纳米科技的产业应用。同时, 台湾的第一期纳米科技计划并没有达到“2008年台湾纳米技术应用影响产值为3000亿元、投入研究及应用厂商家数可达800家以上”的量化指标, 成果转化率低。因此, 台湾于2009年开始实施以成果转化为核心的第二期纳米科技计划。
二、台湾纳米科技计划的总体情况
2000年台湾“行政院顾问会议”及2001年台湾“全国科技会议”皆指出:纳米科技为台湾未来产业发展重点领域的方向, 并认为台湾正处于应大力投入纳米研发的关键时期, 随着纳米介观世界的特殊现象被逐渐了解, 纳米技术必将给台湾传统产业的技术升级带来新机会。2002年, 台湾“国科会”、“行政院”科技顾问组、中研院、“教育部”、“原子能委员会”及“环保署”等单位组成“纳米‘国家型’科技计划工作小组”, 于2002年6月“国科会”第157次委员会中通过《纳米“国家型”科技计划》, 同年9月成立纳米“国家型”科技计划办公室, 于2003年开始实施该计划。
台湾纳米科技计划的总体规划是整合产学研力量, 建立台湾发展学术卓越和相关应用产业所需要的纳米平台技术, 以人才培养和核心设施建设为基础, 进而达到学术卓越研究及纳米科技的产业化, 引领台湾知识经济发展, 建立台湾产业优势。计划主要包括四个子项计划, 各计划目标分别为:
“学术卓越计划”通过提升台湾地区纳米科技研究的原创性, 激发物理、化学、材料、化工、电机、机械、生物、医学等不同专业研究人员投入纳米技术研发的意愿, 促成研发团队的整合, 进而带动各种新兴纳米技术相关产业的发展。
“纳米技术产业化推动计划”建立台湾地区需要的纳米平台技术, 促进纳米技术产业应用及落实所需的核心技术持续发展, 以奠定台湾地区纳米技术的基础。
“核心设施建置与分享运用计划”建构国际级纳米共同实验室, 整合学术界、产业应用纳米科技研发人才、资源和尖端设备, 以提升纳米科学研究与产业应用技术的研发。
“人才培育计划”旨在结合学校、各专业学会、研究单位、产业、中小学教师等力量, 建立包含自中小学至大学、研究所的台湾地区企业所需跨领域的纳米技术人才培养体系。
第一期计划执行期为6年 (2003—2008年) , 总经费为231.9亿元, 由“国科会”、“经济部”、“教育部”、原子能委员会及环境保护署推动执行。第一期的主要目标是提升纳米技术的原创性, 建立纳米技术平台, 加速纳米技术产业化, 建立国际级纳米共同实验室, 加速培育纳米人才, 开创以技术创新、知识产权创造为核心的高附加值知识型产业。一期计划执行过程中主要呈现出三个主要特点: (1) 计划采取以产业发展引导科技发展的政策, 在产业化、学术卓越研究、人才培养、核心设施建设和分享运用四个分项计划中, 以产业化为重点, 占经费预算的61%, 着重强调纳米技术对产业发展的服务性; (2) 以建立实现台湾发展学术卓越和相关产业应用所需纳米平台技术为核心任务; (3) 人才培养和核心设施建设发展迅速, 2006—2008年培养博士研究生2292人、硕士研究生3700人, 到第一期计划结束, 共建立9个学术重点设备中心, 1个产业核心设施中心, 基本实现台湾地区的纳米技术核心设施建设与共享运用。至2008年, 基本上形成了纳米科技发展所需要的基础, 并进入纳米科技计划第二期。
第二期计划执行期也是6年 (2009—2014年) , 2009—2011年已投入92.2亿元, 重点在于延续第一期计划的成果, 实现纳米科技的产业化。初期目标是开展前瞻研究, 支持纳米电子/光电、纳米仪器研发、能源与环境技术、纳米生物技术、纳米材料与传统产业技术应用, 使研究成果转化为产业竞争力, 推动纳米科技产业化。但是, 由于纳米科技并没有真正应用于产业, 为加快纳米科技产业化速度, 自2012年起将陆续对计划内容进行调整。目前已停止了前瞻研究计划, 增加了学研合作计划及产学合作计划等。与计划第一期相比, 二期计划不再设人才培养和基础平台建设计划, 更加注重纳米科技的产业化, 尤其是在提升传统产业附加值方面, 进一步强调要将纳米技术转化为产业竞争力, 在研发领域规划方面变得更加具体。经过第一期计划后, 台湾当局认识到纳米技术尚未真正大量应用于产业, 因此, 为强化资源集中利用, 二期计划重点强调在电子/光电、仪器、生物等领域达到纳米技术产业化目的。
纳米科技计划是台湾投入研发经费最多的“国家型”科技计划, 已执行纳米科技计划各年经费投入及研究人力投入详见表1。
三、台湾纳米科技计划各阶段的执行情况
与欧美等科技先进国家把发展重点放在最前沿的纳米基础研究上不同, 台湾依托其完善的电子产业链, 将纳米发展重心放在了产业化应用。选择进入纳米技术研究的产业领域包括:光通讯、电子、构装、储存媒体、显示器、能源、生物技术、传统产业、监测分析设备开发及平台等, 并通过“产业纳米技术应用促进会”将纳米技术产品化, 配合优势产业及相关基础学术研究, 力求成为世界纳米技术研究的先导地区。
纳米科技计划的第一期在技术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学术卓越计划使台湾学术研究水平具备了一定的国际影响力, 人才培养计划及核心设施建置与分享运用计划达到预期目标。但是, 在经济与产业竞争力方面, 纳米科技计划并没有获得实质性的效果。为充分利用前期取得的成果, 并将纳米科技转化成实际的经济效益, 2009年纳米科技计划的第二期, 重点选择了纳米电子/光电、纳米仪器、能源与环境、纳米生物技术和纳米材料等领域展开纳米技术产业化推动计划, 希望以强势产业的比较优势为切入点, 将纳米技术推向市场, 并且在传统产业中将既有技术纳米化, 加速产业升级转型, 增强产业竞争力, 提升产业层次和产品附加值。
从纳米科技计划的各类产出来看, 学术论文的逐年发表量基本保持稳定, 专利申请量及获得授权量变化较大。当计划进入第二期阶段后, 由于更加强调纳米科技的产业化, 专利的申请量和授权量都出现明显增长, 2009年申请量达892件, 同时技术转移件数和金额也有明显增长。在纳米科技计划的第一期, 共发表国际论文6274篇, 申请专利3399件, 获得授权1289件。第一期计划是台湾纳米科技的基础发展阶段, 人才培养和基础设施建设属于重点推进的工作, 在一期计划结束阶段核心设施与分享应用计划共建立学术重点设备中心9个、产业核心设施中心1个、学术核心设施服务计划9个、各类重点设备101多台, 使用次数万次以上。目前第二期纳米科技计划已经进入到第五年, 预计到2014年第二期计划结束时, 相关学术论文的发表和专利申请量会有更强的表现。
台湾纳米科技计划2006—2011年各阶段的研究计划成果如表2所示。
四、评述
纳米科技计划实施10年来, 台湾的纳米科技发展迅速, 人才培养、学术重点设备中心建设成果显著, 学术研究水平有较大提升, 采取了多种形式的纳米科技产业化促进政策, 成立了产业平台、企业研发联盟等促进组织, 但是, 台湾在纳米技术应用和产业化发展上, 至今仍然没有实现突破。
从投入看, 纳米科技计划是台湾所有“国家型”科技计划中资金投入最多的计划, 主要因素是纳米技术属于新兴技术, 台湾没有基础, 缺乏人才和学术研究设施, 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一期计划投入231.9亿元, 二期计划前三年已投入92.2亿元, 比计划第一期的投入强度有所减小。
从论文和专利产出看, 产出形式主要是学术论文, 国际论文发表量比较稳定, 波动较小。近几年, 专利申请量有所下降, 但专利授权及转化数量增长明显, 这主要是因为纳米科技计划进入第二期, 更加强调纳米科技的应用和成果转化, 在产业平台和企业联盟等措施的推动下, 促进了纳米科技的产业化。
从两期计划的侧重点看, 台湾纳米科技计划是一个逐渐推进的过程。第一期计划重点强调了为台湾纳米科技的发展奠定基础, 重点推进人才培养和仪器设备建设。随着第一期计划的结束, 第二期计划的重点转入纳米科技的产业化, 重点选择电子/光电、仪器、生物等台湾战略性产业领域作为切入点, 积极推进一期研发成果的产业化。
总的来看, 尽管台湾的纳米科技计划在基础研发和产业推进方面都有明确的计划目标, 在计划实施初期就以产业化为重点, 但是, 目前台湾纳米技术研究成果的产业转化水平依然较低, 没有成熟的纳米技术产业框架。虽然全球纳米技术发展已有30多年的历史, 但纳米技术更多的仍处在基础研究和初始开发阶段, 在应用上仍旧属于新兴技术的范畴, 产业化发展较慢且存在一定的风险, 各国都普遍存在产业转化难的问题, 台湾也同样面临这个的问题, 但其原因却具有台湾的特点。
纳米技术未来主要的应用方向应该是材料领域, 而且涉及的技术领域相当广泛, 只有当纳米技术在材料领域的应用实现了整体突破才有可能给下游的制造业带来产业化应用, 但目前尚看不到十分明显的突破方向和前景。台湾虽然有完整的电气元器件产业链, 但材料领域的研发实力是台湾纳米技术产业化应用的短板确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台湾通过实施纳米科技计划, 投入大量资金与人力, 但基于台湾在基础研究领域的局限性, 似不太有可能单独在该项技术的应用方面获得突破, 形成优势产业。目前阶段的台湾纳米科技计划最主要的贡献应该是促进了纳米人才的培养、研究基础建设和知识产权的布局, 为以后纳米技术的产业利用打下坚实基础。一旦纳米技术在材料领域的应用实现了突破, 则台湾可以利用其优势产业链迅速进行产业化应用, 开发纳米器件进而实现制造业的升级换代。由于新技术的研发周期长投资大且产业化应用存在周期不确定性以及风险高等因素, 当局有必要检讨纳米科技计划的投入强度、重点方向及产业化预期。纳米技术研发及产业化如不能得到持续性的重视与支持, 则很有可能使得台湾的纳米技术研究及其产业化愿景破灭在全球纳米技术产业应用浪潮的前夜。
摘要：2003年起, 台湾当局开始推行纳米技术“国家型”科技计划。该计划已经推出两期, 目前正处于第二期阶段。第一期计划在2003—2008年实施, 重点是整合产学研力量, 培育台湾纳米科技发展所需人才, 建立台湾发展学术卓越和相关应用产业所需要的纳米平台技术;第二期在2009—2014年期间实施, 重点是推动纳米技术在电子/光电、仪器、生物等领域的产业化应用, 使研究成果转化为产业竞争力。在计划的执行期内, 计划项目的专利和论文的产出比较丰富, 但目前仍面临成果转化的难题和产业化困境。
科技园型 篇4
2013-07-09 尊敬的济南市科技局领导、章丘市科技局领导：
首先，对各位领导在百忙中莅临我公司检查指导工作，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借此机会，把有关情况向各位领导做一个简要汇报，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我叫宋振泉，今年47岁。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前些年，在党的富民政策激励下，创办了章丘市气体有限公司。赚了一点钱之后，就有了投资农业项目的想法。和家人及亲朋好友一商量，多数人都不同意。他们异口同声劝我说：“你的企业虽然不算很大，每年利润百十万，有车坐，有酒喝，小日子过得挺不错；农业项目投资大、回收慢、风险高，还是不上为好！”面对众人的劝告，我知道是为我好。但我经过以下三个方面的反复考虑，最后下定了决心。第一，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一人富了不算富，大家都富才幸福。第二，既然国家以工业反哺农业，我何不来个以工补农呢？创办生态农业园，生产绿色食品，让百姓吃着放心，也算是对社会的一种回报。第三，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我这个人闲不上来，在工业上小有成就，在农业上来个二次创业，何乐而不为呢？至于行与不行，只有真正干起来才知道。
2010年6月，我租赁了菜园村70亩地，牵头成立了章丘市 盛泉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创办了章丘市盛泉生态农业示范园；2012年4月26日，又注册了章丘市金园农产品有限公司，注册资金500万元；最近，经济南市国资委批准，澳利集团将向我公司注资150万元，成立合资公司。
2011年6月，又流转了王侯里村的28亩地，2012年4月，又与王侯里村签订了260亩地的合作协议书。这样，前后共有358亩土地取得了土地使用权。
三年的艰苦创业，可以说迈出了三大步。2011年，章丘市盛泉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被评为济南市“市级示范社”，章丘市盛泉生态农业示范园被确定为“济南市都市型现代农业园区”。2012年，注册了“李福”商标；西瓜、甜瓜、黄瓜、辣椒、菜椒、韭菜、大葱、茄子、番茄等9种蔬菜获得了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颁发的“无公害农产品证书”；山东省农业厅颁发的“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证书”；李福蔬菜被章丘市人民政府命名为“章丘首批放心农产品”。2013年，金园农产品有限公司被确定为济南市农业龙头企业；盛泉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被章丘市财政局、农业局推荐为省级重点示范社（待批）。
我本人于2012年被章丘市人民政府命名为“农村实用人才”；今年，当选为章丘市科协代表，又被确定为创业型科技特派员。这使我感到非常荣幸。我没有读过几年书，科技局领导给予我这么高的荣誉。简直象拿国务院津贴的研究员一样高兴和自豪。我决不辜负科技局领导的希望与重托，以实际行动向党和人 民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
下面，汇报一下项目进展情况。
项目名称：章丘市盛泉生态循环农业科技示范基地建设项目。
重点内容：创建生态循环农业科技示范基地；研究开发“三沼”综合利用技术、大樱桃保护栽培技术；建设设施蔬菜科技示范培训中心；搞好农民培训。
进展情况：今年上半年，主要做了四件事。一是投资358万元，基本完成了设施蔬菜科技示范培训中心的土建工程。建筑面积2790㎡。二是聘请了董兆昌、成建国、李宪利等3名正高级职称的科技人才，担任公司高级技术顾问；聘用了任玲娜等3名大学生在重要岗位任职。三是与山东农业大学产学研项目合作进展顺利。与山农大园艺科学与工程学院联合创办“山东农业大学金园艺研发中心”的合作协议书已经双方签字盖章；近期将为公司挂“山东农业大学校外实践教学基地”的牌子。四是启动大樱桃保护栽培项目。在专家具体指导下，实施了掺沙改土、整形修剪、水肥管理。
科技园型 篇5
希捷科技全球硬盘产品副总裁John Morris表示：“希捷再一次引领创新潮流，满足当今数据驱动型经济的需求。我们全新的企业级高性能15K超能盘在确保数据安全、随时可用的同时，一如既往地为客户带来更多价值。希捷拥有广泛的传统硬盘和固态硬盘组合，涵盖了所有的存储解决方案，提供高性能、高容量、高性价比及各种功能，满足目前及未来数据中心的需求。”
Dell EMC服务器解决方案执行董事Brian Payne表示：“今天，由于客户采用灵活的存储方案来应对他们各种各样的工作负载，对企业数据中心的性能需求在不断增长。而我们获得成功的关键就是将正确的技术应用于正确的工作负载，同时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基于软件缓存的传统硬盘和固态硬盘混合阵列被采用。通过提供更高的性能和容量，希捷最新的企业级高性能15K超能盘将成为快速发展的服务器存储的最佳选择。”
配备在服务器的高性能15K超能盘技术将不断满足数据中心管理者的需求，在满足任务关键型工作负载、突破性能瓶颈和解决网络复杂性的同时，有效地控制了成本。希捷全新的企业级高性能15K超能盘在增强的读写缓存技术中融合了性能创新技术，最大化地实现了数据采集，满足了更高容量的需求。同时，该硬盘具有企业级的可靠性，非常适合多盘24x7全天候运转的持续任务关键型环境。
希捷企业级高性能15K超能盘采用2.5寸盘体设计，兼具超大容量，专门针对在密集型服务器环境中需求最小运行功率的数据中心而设计，提高了运行效率。该盘采用了希捷FastFormat技术，支持512原生型号和用于简化硬盘管理的高级格式（512e和4Kn），兼容目前以及未来的系统，提供满足多种低复杂性工作负载的技术性能。同时，该硬盘在休眠、工作或停盘时均提供可靠的数据完整性和数据保护的性能，具备可信赖的可靠性和质量，使用户免受数据丢失而导致的损失。
全新的希捷企业级高性能15K超能盘系列具有久经考验的技术以及希捷可信赖的可靠性和质量，提供多种企业级的性能，包括200万小时的平均故障间隔时间（MTBF）以及0.44%的超低年故障率，并将在本季度开始向全球发售。
结合探究型课程开发学生科技活动 篇6
一、建立科技社团,创设学生活动环境
传统教学以室内为教学场所,科技活动如果继续采用这种模式,既束缚了学生的手脚,又违背了科技活动的实践性、开放性、自主性、创造性的特点。因此活动的组织形式应是多样化的、开放性的,教师要根据活动目的和内容的需要,采取切合实际的组织形式,以增强活动的实效性。
从人数上分:开展班级活动,如结合我校的雏鹰假日小队活动,设置科技制作组、小发明小创作组、电脑组、编织组、航模组、电子组、饲养组、环保组等;开展个人活动,如气象观测、动植物标本制作、幻灯制作、考察报告撰写等。从场所上分:做到室内与室外相结合,如教学“光的直射与反射”等就应在室外进行,而一些比较精细的科学制作、演讲等活动,在室内进行则比较适宜。我校与家庭相结合,借助家长力量对学生进行养殖、瓦木工技术辅导。我校与社会相结合,如组织学生走向社会,对环境污染状况进行调查研究,并写成调查报告或科技小论文。
二、运用多种方法,开展学生科技活动
1.制作法。学生利用一定的工具材料,通过动手操作,独立地完成某种实物作品。它主要应用于创造发明和小制作等活动中,在培养学生实际操作能力方面有着重要作用。如指导六年级学生制作“蒸汽船”,利用青霉素药瓶、试管、橡皮管等常用材料,研究蒸汽机工作原理。制作“小小发射机”“磁性开关”“液压传感器”“电风扇”等需要学生剪贴、折粘、组合、拼接作品。这种方法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在科学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
2.观察法。学生在教师指导下获取真实、原始的自然信息。通过全面搜集材料、开拓思维、检验研究成果,学生直接感受、获取知识。观察要坚持全面性、客观性、典型性,如“简易气象站”“我身边的污染源”“家乡的交通状况”等活动,结合实际进行演练,激发学生的兴趣。教师应教给学生观察的方法,为他们创设观察条件。家庭、社会也应给予充分支持,使学生养成勤于观察的好习惯。
3.实验法。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基于一定的研究目的,利用简易的仪器或设备,控制、干预、模拟自然现象,使某一事物在观察条件下发生和重演,从而使学生学会科学知识,探索自然规律。如“听心跳”,通过听诊器、气球等材料模拟心脏跳动情况;“月食和日食”中利用篮球、幻灯片等模拟自然现象。这样做不是灌输科技理论知识,而是引导学生在实践中学习知识,通过亲自参与,掌握实验方法,为今后实验研究打下基础。
4.竞赛法。利用学生争强好胜的特点,开展各种竞赛活动,如评选“灵巧手”“小博士”“小发明家”等。对学生的制作、发明、论文进行评奖,定期通过各种板报、壁报公布优胜者的成绩及名单。
5.游戏法。针对小学生的好奇心强、贪玩好胜等特点组织各种科技游戏活动,使他们在游戏中耳濡目染,受到科技熏陶。如我们开展的“想象力大赛”“(到大自然中找春天”“小小科技博览会”“参观科技(博物)馆”等活动,都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科技园型 篇7
我国台湾地区的半导体产业始于1976年, 当时台湾工研院电子所派遣了十几位专家到美国去取经。1980年, 台湾工研院电子所联合民间资金创建了联华电子公司, 主要生产4英寸技术的3.5微米IC, 成为台湾第一家IC制造商。1987年台积电公司诞生, 该公司由工研院电子所的团队联合民间资金共同创建, 主要生产6英寸2微米工艺IC。1992年, 台湾的宏基公司与美国德州仪器公司合资成立了德基电子公司, 主要生产内存芯片。此后, 随着晶圆代工产业的发展, 台湾半导体业开始进入扩张期。这些半导体公司的设计部门逐渐独立出来, 促进了台湾IC设计业的发展。到2000年, 台湾共有140家IC设计公司、15家晶圆制造公司、48家封装公司、37家测试公司以及众多的相关企业。进入21世纪, 台湾已经在全球半导体产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半导体产业成为了台湾最重要的高科技产业之一。到2000年, 台湾的需求占全球半导体市场 (2078.92亿美元) 的7.76%、全球IC市场 (1806.27亿美元) 的8.93%, 台湾IC市场需求占亚太市场 (461.926亿美元) 的34.9%;在供给方面, 台湾的专业代工制造业占全球的76.8%, 封装业排在全球首位、设计业排第2位、制造业排第4位、制造业的产能占第3位。从产品上讲, 台湾的IC整体产值在全球排第4位, DRAM和SRAM排第4位, Mask ROM排在首位, 具有很强的产业制造能力。由于台湾半导体产业的产品类型相近, 创新能力不足, 基本上属于技术的跟随者, 台湾厂商无法掌握市场规格, 而且高频、无线通信等领域的技术人才不足, 再加上其他新兴国家在半导体产业方面的竞争, 使得台湾的半导体产业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迫切需要进行产业升级。
系统芯片的设计和开发被认为是台湾半导体产业升级换代、技术创新和提高产业竞争力的重要选择, 也是台湾半导体制造领域向智能化拓展的必需技术之一, 因此台湾当局较早就开始重视系统芯片技术的发展。早在1992年5月, 为了提升台湾芯片及So C技术能力, 台湾“国科会”开始推动芯片设计制作中心筹设项目计划。1997年7月该中心更名为“国家芯片系统设计中心”。2000年4月, 台湾工研院系统芯片技术发展中心改组成立。2002年台湾“教育部”成立系统芯片总联盟 (So C联盟) 。同样, 2002年台湾科技主管部门设立实施系统芯片“国家型”科技计划, 就是希望依托“国家型”科技计划的投入, 加大系统芯片的应用研究和产业开发的力度, 以此推动系统芯片科技及其产业在台湾的发展。
台湾的“国家型”科技计划由台湾“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 (以下简称“国科会”) 于1996年提出设立。“国家型”科技计划是台湾地区第一优先推动的科技计划, 该计划优先支持对台湾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的技术。将系统芯片科技列入“国家型”科技计划, 凸显了台湾对系统芯片科技在台湾整体产业与技术升级方面的重视。本文将就台湾已开展的两期系统芯片“国家型”科技计划的背景、内容、执行情况进行一些探讨。
一、台湾推动系统芯片“国家型”科技计划的背景
1976年开始, 台湾当局所主导推动的CMOS半导体计划与新竹科学园区, 历经二十余年, 造就园区十万个工作机会和1万亿元 (新台币, 下同) 的产值。但是, 台湾半导体产业未来面对国际化竞争及传统竞争优势的不再, 其提升竞争力的希望在于建立以设计与创新价值为主体的新兴产业, 逐步累积核心竞争力, 进而发展以智财、设计、软件及系统为核心的新兴产业。
系统芯片设计所涵盖的厂商, 包括IC设计、设计服务、电子设计自动化软件业、硅智财 (IP) 业等。台湾的So C产业发展萌芽于IC设计业者的技术发展以及设计服务业者的兴起, 近年投入设计服务公司的家数增长相当快。迄今台湾共计有超过二十家的设计服务公司, 且各自依附在台积电或联电制程体系之下。但在台湾由于并没有一家公司开发出明星级硅智财 (Star IP) , 无法单纯经营IP服务事业, 大多数的公司是以设计服务与IP、ASIC (特殊应用集成电路设计) 服务并行的。目前台湾的设计服务公司的客户主要是以IC设计公司和系统公司为主。因此, 推动系统芯片“国家型”科技计划, 就是希望主导台湾产业的第二次跃升, 从而改变过去以制造为核心的思维, 变为今后以设计创新与知识经济为主体的架构。根据国际电子、信息与通讯领域的发展现状, 系统芯片的广泛应用已成为一大趋势, 而硅晶制造技术已为台湾创造了傲视全球的电子产业。因此, 当局推动系统芯片“国家型”科技计划, 希望以台湾发达的硅晶技术为基础, 加强芯片系统设计的能力与环境, 一则带动台湾新兴产业的发展、达到产业升级的目的, 二则提供完整的服务以吸引国外产业来台设计新产品及制造。
二、系统芯片“国家型”科技计划概况
开展系统芯片科技计划的目标为使台湾成为全球芯片系统设计中心, 根据产业需求及技术发展趋势, 选定重点产品为主轴, 据此发展所需要的硅智财与整合电子设计自动化软件等, 重点在于建立平台, 实地使用硅智财整合与验证于实际的产品之上。推动系统芯片“国家型”科技计划目的, 就是要使台湾能够在制造业优势上继续发挥, 同时开创出新的设计优势, 达到半导体产业垂直整合的效果, 根据产业的新需要, 推动设计平台服务产业的开发、智财汇集服务产业的开发和整体设计环境的建立等三大主轴。
系统芯片科技计划的重点是推动多元化人才培育计划、先进产品设计计划、高级平台开发计划、高级智财开发计划和新兴产业技术开发计划等内容, 期望促进台湾的产业升级, 将台湾过去的制造优势转型为未来知识经济的硅智财技术创新, 成为世界最完整的硅智财汇集地, 并可提供全球客户80%所需要的硅智财, 提供So C时代全方位的解决方案, 同时吸引全世界一流设计与硅智财公司来台投资。
系统芯片科技计划前后共执行了两期, 从2002年开始到2010年结束。计划由台湾“经济部”、“教育部”、“国科会”等机构共同推动。根据工研院IEK研究报告显示, 2010年台湾IC设计产值为4, 432亿元, 仍有2.9%的成长率。同时, 台湾具有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先进半导体制程技术, 相关论文的产出量亦提升到世界的前3、4名。这说明实施系统芯片“国家型”科技计划执行的目的已基本达到, 余下只要加强人才培养、提升So C设计能力及整合相关资源。因此, 系统芯片“国家型”科技计划于2010停止了实施。
1. 各期计划概况
第一期系统芯片科技计划实施时间为期四年 (2002-2005年) , 总预算经费为76.7亿元, 由“经济部”、“教育部”及“国科会”推动。第一期计划的主要目标为:发展具有知识产权的整合电子设计自动化产业, 重点在于建立平台, 将系统封装技术应用于实际产品, 根整合产学研力量, 将台湾建设成全球系统芯片设计中心。
第一期计划推动主要内容包括:
(1) 多元化人才培育计划
加强芯片系统设计人才培育, 包括系统芯片硬件与整合设计人才, 含系统、射频、高速、模拟、数字及内存等集成电路设计;系统芯片软件设计;EDA设计人才, 含仿真、验证、电路系统合成、布图及测试等工具设计;通讯、光电、信息、微机电及生物医药等应用系统设计。
(2) 先进产品设计计划
先进产品设计计划的推动重点, 以三大芯片系统产品主轴为载体计划目标, 建设台湾自主的各主轴产品的系统芯片设计基础建设、智财、设计能力和产业。
(3) 高级平台开发计划
计划实施包括全面发展整合设计技·、测试技术、设计流程、设计与测试自动化工具及可再用核心等的设计平台;So C设计相关的EDA、测试及验证关键技术。
(4) 高级智财开发计划
高级智财开发的计划希望能加速台湾成为全球IC和So C的设计重镇。建立自主性的关键IP技术来源、提升IP整合的系统设计技术及带动So C设计新思维模式。
(5) 新兴产业技术开发计划
新兴产业技术推动计划以既有技术优势为基础, 对重点项目进行补助以产生杠杆效应, 以延续“国家电子工业发展计划”建立的半导体及集成电路优势。建立全球So C设计者需要的最佳的产品设计环境与服务;建立完善的通讯网与同步设计环境, 实现异地同步设计, 缩短设计时间。发展IP的商业运作模式, 健全全球客户重复使用的IP与合理付费的长期发展。
第二期系统芯片科技计划实施时间为五年 (2006-2010年) , 总预算金额为101.36亿元, 由“经济部”、“教育部”和“国科会”等机构共同推动, 第二期计划主要实施目标为:建立丰富的知识产权, 整合电子设计自动化软件, 提供优良的设计环境, 加速由系统封装向系统芯片制造转变, 创新性产品开发、先进技术的整合及人才环境的全球化。
主要推动内容可分为三个分项和三个专案:
(1) 分项一:以创新产品为导向的系统
多元网络整合技术:异质网络整合与上层应用整合, 作到无缝应用、移动IP与泛在网。
数字生活数字家庭:迎接数字家庭, 围绕“人本”开发相关多媒体产品技术, 丰富娱乐教育内涵。
健康监控生活照护:发展健康监控与居家照护系统并结合网络系统开创e-health、e-life的新应用。
(2) 分项二:以先进技术为导向的芯片
高级电路智财技术模块:开发多元网络与数字家庭的关键智财模块, 作为系统芯片整合的基础。由政府投入资源, 引导开发先进制程设计技术, 以促成技术升级。
多元模块整合技术 (CMOS/MEMS/Si P, D/A/RF) :整合数字、模拟、射频模块, 降低能耗、减少成本、提升IC产品附加价值, 并进一步整合微机电与感测组件, 开创健康监控与生活照护的新应用。
自动设计软硬共构:厚植嵌入式软件技术, 开发其发展系统平台与外围相关应用软件工具链。引进先进EDA技术, 开发共时软硬体验证流程, 以缩短设计流程。
(3) 分项三:高级So C设计人才养成与环境建构
芯片系统教育改进与人才养成计划:“以高级芯片系统设计人才培育先导计划”, 培育电机信息相关科系学生为具国际竞争力的芯片系统软硬件设计的高级人才。为工程师再教育与转业的培训, 以系统芯片产业人才培训为延伸。以训练具国际观与国际知名度的设计人才, 提升台湾技术的能见度为规划内容。
设计专区设计与环境建构:推动IP使用成为台湾So C设计的主流模式, 并建构完整的IP商业整合环境;推动设计验证先进So C产品设计所需的设计环境。
服务产业与全球市场:推动参与国际So C/IC组织与标准会议, 引进国外主流产品技术;专人专职参与国际标准组织, 引进先进标准技术并学习市场调查与分析方法。
(4) 专案一:射频与混合信号电路设计
系统架构与标准规范、RF/MSD高级电路模块设计、射频与混合讯号电路教育改进联盟。
(5) 专案二:嵌入式软件
嵌入式软件应用平台 (分项一) 、嵌入式软件设计平台 (分项二) 、嵌入式软件教育改进联盟。
(6) 专案三:异质整合技术
生物医药芯片系统开发、系统封装、微机电、感测组件之设计与整合、异质整合技术人才培育。
两期系统芯片“国家型”科技计划的年度经费及研究人力投入详见表1。
数据来源:台湾《科学技术年鉴》
2. 计划各阶段的执行情况
系统芯片科技计划自2002年开始实施后, 总共执行两期。第一期执行四年, 在建立平台和整合产学研力量方面有丰硕的成果。从2006年开始的第二期在第一期的基础上重点在创新性产品的开发以及加速由系统封装向系统芯片制造转变方面进行研究, 期望将台湾建设成全球系统芯片设计中心。
计划的第一期主要取得了以下三个方面的成果:
(1) 先进研究创新学术研发的表现跻身国际一流舞台。自计划推动以来, 指标型的学术期刊论文数每年大幅度增长。
(2) 优质科技加值领航, 以优势高科技产业带动高值创意起飞。官产学研均全力研发具有高价值的关键零组件及验证测试平台, 提高自制率及自给率, 打破每年支付庞大权利金给国外大厂的困局。台湾自行研发的平台设计、验证流程及测试技术, 为学术单位增强So C研发能量的先进研究, 如工研院完成的PAC Media processor计划是高性能、低功耗的MPU及DSP关键零组件开发;工研院发展出适用于可携式电视机的数字电视调谐器IC开发;凌阳开发出第一颗台湾研发的自主架构32位处理器核心, 同时授权教育版核心给“国家芯片系统设计中心”, 供学术界教育及研究使用;Gigabit网络卡单芯片计划创全世界0.18微米同样制程下, 芯片面积最小, 功率消耗最低, 拥有独家SCA及POA两项专利。
(3) 兆元产业蓝海愿景。台湾半导体产业在2004年产值破万亿元, IC设计业产值持续增长, IC设计在2005年达到2, 700亿元;由该计划直接促成的研发投资达到15.44亿元, 7家IC设计公司 (联发科、联咏、威盛、凌阳、奇景、硅统及瑞昱) 排名进入全球前20大, 这些公司的营业额也都超过100亿元。
计划的第二期主要成果也可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1) 在创新产品方面, 主导性新产品开发辅导计划结合该计划执行期间所建立的重要技术, 平均每个计划项目建立创新技术1.78项、非创新技术1.31项、技术项数3.08项、开发衍生技术1.72项、衍生产品1.94项, 获得计划专利5.97项、衍生专利0.72项。
(2) 在芯片技术研究方面, 2010年的芯片技术分项研究共发表了国内期刊及研讨会论文249篇、国外期刊及研讨会论文921篇、技术报告629篇, 以及举办国内外竞赛与研讨会160场次, 共计13, 679人次参与;补助成立51个研究团队。此外, 台湾学者过去在EDA国际顶尖会议 (DAC、ICCAD、ITC) 的论文总数表现并不突出, 在该计划的推动及鼓励下, 论文发表数亦呈稳定增长。而ITC及VTS等测试技术领域指标型研讨会的论文数也有不错的成果。综上所述, 该计划的实施显示学术领域的研发水准已在各相关领域获全面性提升。其中台湾交通大学吴重雨教授主持的智能型仿生系统芯片平台技术开发计划则是芯片技术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并且有很高的经济效益。
(3) 人才建设方面, 主要有“经济部工业局半导体学院”举办的半导体产业人员培训;南港育成中心从硅谷引进11家公司回台创业等。
系统芯片“国家型”科技计划2003-2010年各阶段的研究成果如表2所示。
三、简析
有分析指出, 自系统芯片“国家型”科技计划推动以来, 台湾的系统芯片科技有了迅速发展, 学术研究水平有较大提升, 建立了相应的平台, 整合了产学研力量。但是在技术的领先性、系统产品与应用服务的整合及具有远见与竞争的营运模式等方面仍有欠缺。
由于两期系统芯片“国家型”科技计划已于2010年执行结束, 台湾当局主管科技的部门对本计划的投入和产出数据进行了完整的统计, 有利于我们对该计划的产出进行全面的了解。这也是台湾在科技计划管理方面的一个特色, 值得借鉴。
从投入来看, 系统芯片计划第一期投入76.7亿元, 第二期投入101.36亿元, 其投入金额在台湾各个“国家型”科技计划中算是较多的。这里面的主要因素可能在于系统芯片技术被看成是台湾制造业优势领域——如计算机、半导体、电讯和网络等制造业拓展智能化所必需的技术, 产业本身也具有雄厚的基础, 研发人才和研发基础完善, 所涉及的企业也较多, 需要较多的投入才能满足业界需要, 同时该计划被寄予了推动台湾产业转型、实现研究成果产业化的较高期望, 因此, 需要大量资金的支持。
数据来源:台湾《科学技术年鉴》 (注:“-”处为数据未公布项)
从两期计划的侧重点看, 系统芯片科技计划是一个逐渐推进的过程。第一期计划重点强调了发展具有知识产权的整合电子设计自动化软件, 并将现有的系统封装技术应用于实际产品, 实现产业化。随着第一期计划的结束, 第二期计划重点转入建立丰富的知识产权, 加速由系统封装向系统芯片制造转变和创新性产品开发及先进技术的整合, 更加深入地推进第一期计划的产业化进程, 加速推动台湾产业转型。
浅谈高科技型企业财务激励方式 篇8
彼得·德鲁克所指出的:“知识型员工不能被有效管理, 除非他们比组织中的任何其他人更知道他们的特殊性, 否则他们根本没用。”把握知识型员工的特点, 是提高对其管理有效性的前提。我国高科技企业人才有以特点:需要的高层次性、较强的自主意识、流动性较强、影响力较大。
二、财务激励方式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一) 具体表现
从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的实际状况来看, 高新技术企业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激励机制不健全。许多高新技术企业在收入分配机制上仍是实行传统的薪酬体系, 没有形成新的机制。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企业的奖励只与员工个人的业绩挂钩, 而与集体的业绩无关, 企业内无集体激励机制可言。2.企业支付给员工的薪酬通常是经济性报酬。3.科技人员收入水平不高。4.分配机制没有创新, 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机制没有形成, 技术入股在绝大多数企业中没有实施。5.大多是实施短期激励措施, 主要与年度或短期业绩挂钩。6.薪酬支付标准不科学。
(二) 产生的后果
激励机制不健全给高新技术企业带来一系列严重后果:1.集体效益不高, 特别是依靠集体内每个成员的努力才能取得较好业绩的部门 (如项目部和营销部) , 整体业绩水平不高。2.集体效率不高。集体内合作意识不强, 不能取得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效果。3.优秀人才的流失。4.企业领导的犯罪问题。5.滋生“以酬定劳”的行为, 导致企业的低效率损失。6.短期激励措施主要与高级管理人员及技术人员的年度或短期业绩挂钩, 常常会诱发他们的短期行为, 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
(三) 现行财务激励机制中存在的问题
1. 财务信息不对称。2.经营者激励结构单一。3.多头监督, 功能重叠。4.财务主体监管动机不纯, 导致财务虚假信息泛滥。5.经营者产生机制不健全, 内外部约束机制乏力
三、财务激励机制的完善对策及构建方法
(一) 完善财务激励机制的对策
1. 建立权益关系, 完善权益分配机制。2.建立财务约束体系, 保证国家财产不受损失。3.合理安排资本结构, 约束经营者机会主义倾向。4.完善经营者选择机制和经理人市场建设。5.加强法律和制度保障。
(二) 财务机制的构建方法——高新技术企业内部个人激励机制
1. 股票期权制
所谓股票期权, 是以股票为标的物的一种合约, 期权合约的卖方通过提取权利金将执行或不执行该项期权合约的选择权让渡给期权合约的买方。持权人将根据约定价格和市场价格的差异情况决定执行或放弃该期权合约。持权人可以按约定的价格和数量在授权以后的约定时间内购买股票, 并有权在一定时间后将所购买的股票在市场上出售, 但股票期权本身不可以转让。
解决股票来源有以下几种途径:
(1) 增发新股留存。
(2) 回购股票。
(3) 通过配股获得股票。
(4) 通过赠与转让获得股票。
(5) 依靠投资公司获得股票。
(2) 股票期权收入的来源
获受人通过股票期权获得的收入一般由行权价差收入和转售增值收入两部分组成。如果在维定的行权期股票市价高于约定价 (行权价) , 股票期权获受人就会向公司购买约定数量的股票 (行权) , 从而获得价差收入;如果所购股票的市价在行权后继续上升, 获受人就通过股票转售获得股票增值转让收入。在股票市价低于约定价格时, 获受人可以放弃行使购买股票的权利。
(3) 股票期权的优点
股票期权避免了由于利己动机和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 与传统的以工资和奖金为主的薪酬制度相比, 其激励效果更为显著。
首先, 它有利于降低代理成本, 促使激励对象行为长期化。其次, 它是一种低成本的激励制度。再次, 股票期权制也体现了现代经济中人力资本作为一种稀缺资源的价值, 有利于高级人才市场的建立和职业企业家的培养。最后, 股票期权具有很强的激励效果。
实践证明, 采用股票期权制的长期激励机制, 是现代企业最富成效的激励制度之一。与一般企业相比, 高新技术企业的知识密集性更强, 人力资本作用更大, 因此, 高新技术企业比一般企业更需要股票期权激励方式。
2. 虚拟股票期权制
虚拟股票期权是股票期权的变异, 是指公司授予激励对象一种“虚拟”的股票, 激励对象可以据此享受一定数量的分红权和股价升值收益, 此时的收入即未来股价与当前股价的差价, 但获受人没有所有权和表决权, 不能转让和出售虚拟股票, 在离开企业时虚拟股票期权自动失效。
虚拟股票是股票期权的变异, 两者的区别在于:虚拟股票并不是实质性的股票认购权, 它实际上是奖金延期支付;虚拟股票的资金来源于企业每年从税后利润中提取的奖励基金。
虚拟股票的价格是这样确定的:假设企业的股票上市, 企业每年聘请薪酬方面的专家, 结合自己的经营目标, 选择一定的标准 (如销售增长率的增长或其他财务指标) , 从长远角度模拟市场, 从而确定股票的价格。确定的虚拟股票价格要反映企业达到某种财务标准, 一般每年确定一次。获受者到期获得的收益为持有虚拟股票的股数乘以每股虚拟股票的价值升值。
虚拟股票有以下优点:
(l) 由于它只是一种账面上虚拟的股票, 不要求企业真正地扩充资本发行真正的股票, 实际上也没有涉及股票的真实买卖, 避免了股票的来源问题, 适合未上市的高科技企业采用。
(2) 它的价格不与股票市场价对应, 而是由市场中介机构根据企业的“内部因素”确定。
(3) 虚拟股票实质上是资金的延期支付, 可以减少日常的现金支出, 减轻日常财务压力, 有利于财务运作。
虚拟股票期权制是高科技企业的常用激励模式, 其方案独具创意, 它并不涉及股票的买卖运作, 但通过虚拟股票的引入, 将公司的股价与员工利益联系在一起, 起到了很好的激励作用。
四、个人激励机制政策建议
在高新技术企业, 中高层经营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是企业的核心人力资源, 他们对推动企业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建立科学合理的内部激励机制已成为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的当务之急。借鉴国内外成功企业的做法, 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内部的集体激励机制是利润分享计划和收益分享计划;个人激励方式是股票期权和虚拟股票, 将个人收入与企业业绩挂钩, 与个人经营成果挂钩。
实施内部激励机制的难点是如何制定科学适当的财务激励方式。目前, 我国优秀企业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的严重缺乏制约着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 而且, 随着我国加入WTO后, 高级人才的争夺战也是越来越激烈, 因此, 关注高新技术企业的优秀人才激励问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令人欣慰的是, 这一问题已经引起学术界和企业界的关注, 越来越多的学者和高新技术企业领导把目光投高科技企业的财务激励方式的研究问题上, 并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 研究成果也日益丰富。相信在不远的将来, 越来越多的高新技术企业能应用到这些研究成果, 解决优秀人才的频繁流动问题, 促使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得更快更好。
参考文献
[1]李湘德, 郭晓东.高科技企业财务管理特点分析[J].科技进步与对策, 2001, (11)
[2]邵金楼.企业财务激励约束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对策[J].魅力中国, 2008, (14)
[3]竺素娥, 林兴.现代企业财务激励机制的探讨——兼谈实施股票期权制的条件[J].四川会计, 2000, (10)
[4]景东华.财务激励约束机制的委托代理分析[J].财会通讯, 2002, (3)
科技成果转化与大学生机会型创业 篇9
一、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现状
加强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 发展高科技, 实现产业化, 是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综合国力、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紧迫任务。我国每年有成千上万的科技成果, 但是, 从整体上来讲, 我国科技成果的转化率仅有6%-8%, 即使是在中关村这样一个人才密度远高于美国硅谷的地方, 科技成果的转化率也仅有20%, 而发达国家有50%左右, 硅谷高达60%-80%[1]。同样, 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也不容乐观。2005年一份教育部规划研究课题报告显示, 由于受到缺乏内在动力机制、外在经济载体、社会投资机制不畅等三大“瓶颈”制约, 我国高校虽然每年取得的科技成果在6000项至8000项之间, 但真正实现成果转化与产业化的还不到1/10[2]。
科技成果中作为直面市场的专利, 其转化率又如何呢?2008年,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2008年度报告》显示, 在全国大专院校专利申请量排名中, 浙江大学、清华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分别以2033件、1303件和1102件的专利申请量位居前列, 分别比2007年增长21.8%、10.6%和20.6%。然而, 与快速增长的申请量相反, 我国高校成果转化率却没有相应提高, 真正实现产业化的不足5%, 与发达国家近80%的转化率相去甚远。
2009年4月国家教育部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 近10年来, 国内高校承担各类科技课题27.2万项, 申请专利4.1万多件, 获得专利授权近1.9万件[3]。然而, 与申请量连年增长相反, 全国范围内高校专利转化率不高的问题依然十分突出。2009年据中国高校知识产权研究会秘书长张平介绍, 根据她对中国申请专利数前100名高校进行的调研, 高校专利申请数量呈上升趋势, 转化率却在下降[4]。
综上, 虽然高校所有的研发并非全部面向市场, 除去基础理论研究转化率低外, 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 特别是直面市场的专利技术转化率也很低, 大量科技成果的闲置造成了巨大的浪费。建立高校科技成果转化通道, 为成果找市场, 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成为促进我国高校科技工作健康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科技成果与大学生机会型创业
大学科技成果的转化需要与大学生创业有机结合。科技成果就像一粒种子, 如果没水、没肥、没人管理, 它便发不了芽, 即使发芽也难以长大和结果。科技成果的转化包括科技成果的商业化和科技成果的产业化, 前者为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直接为人类服务的商品的过程, 后者为将科技成果转化为商品并经营成一个产业的过程。科技成果产业化的特点是:把科技转化为商品的全过程, 分解成若干个彼此相关的分过程, 如开发、筹资、产、供、销、售后服务等分过程, 把对整个转化过程最大效益的追求, 分解到达每一个过程, 成为追求每一个过程的最大效益, 这就必定要求每一个过程面向社会选择质量、速度、成本的最优组合[5]。所以, 如果我们把科学研究按照过程不同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 则科技成果的转化往往包括了开发研究和生产活动, 还需要进一步的开发和生产性投入。高校教师的科研活动很多不是以转化为目的, 除了少数将专利卖掉或进行技术成果转化外, 并没有太多的精力促进成果的转化。用智力和技术换资本, 这是大学生创业的特色, 也是大学生创业的追求, 而大学生在校期间虽然掌握了一些先进的技术, 但很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成果。由大学生创业来激活“睡眠项目”, 不仅有利于高校技术成果的转化, 也有利于解决大学生创业选不到成熟项目的难题, 更大大降低了创业的风险。
大学生创业是实现科技成果价值的重要途经。创业是一个发现和捕获机会并由此创造出新颖的产品、服务或实现其潜在价值的过程。所以, 创业旨在根据市场机会, 创造出新颖的产品、服务, 实现其潜在价值, 而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突破口是根据科技成果找到市场, 进行有效的技术转移, 实现产品的潜在价值。这个过程要么是社会现有企业直接接手生产销售, 实现成果的转化, 更多的则需要对闲置的成果进行大量的市场调研和论证, 建厂房, 找客户, 搞营销等, 这种转化由高校教师进行, 显然有点力不从心。而大学生利用现有科技成果进行创业, 在对现有成果进行市场机会评价的基础上, 可以发现和捕捉其未来的市场机会, 确定目标客户, 分析市场容量, 找到竞争对手, 确定营销策略, 分析预计的市场占有率, 进行财务分析, 确定资金需求和融资渠道等, 通过创业所需硬件和软件投入, 实现科技成果的市场价值, 在科技产品和需求方 (消费者) 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创业计划大赛是将科技成果与大学生创业有机结合的实战性模拟演习。以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成果进行机会型创业的比赛活动在我国已进行多年, 最具影响力的是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大学生创业竞赛是国际上最为流行的商业模拟技术, 能够帮助大学生们实现无成本、无风险的创业模拟。
自1983年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举办首届商业计划大赛以来, 世界有20多所著名大学每年都举办这样的竞赛, 许多大公司像著名的yahoo、Exciet、Netsc Pae等公司就是在斯坦福校园里的创业氛围中诞生的。据统计, 美国表现最优秀的50家高新技术公司有46%出于麻省理工学院的创业计划大赛[6]。从某中意义上讲, 高校的创业计划大赛已成为美国经济的直接驱动力之一。
我国自1999年在清华大学举办第一届“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以来, 共青团中央、中国科协、全国学联已举办了6届, 且从2002年起, 教育部也成为这一赛事的主办单位之一, 这无疑提高了竞赛的权威性。竞赛的成功举办在高等学校掀起了创新、创业的热潮, 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其显著特点在于通过高新技术进行创业模拟, 通过创新的服务进行创业模拟, 极大地提高了大学生创业的能力和素质, 对大学生创业能力的提升、创业精神的培养、创业信心的树立、创业风险的降低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对高校科技成果的评估是提高大学生创业成功率的重要一环。由于并不是高校所有科技成果都适合转向市场, 也不是所有科技成果都适合大学生创业, 对高校科技成果进行评估, 遴选出适合大学生创业的项目, 成为高校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提高大学生机会型创业率的重要工作。为更好地为创业者提供指导和服务, 一些地方通过多种渠道征集信息, 搭建创业项目库这个项目展示平台, 为创业者提供更多创业项目信息。一些地区特别是首批国家级创建创业型城市已经建立或正在着手建立创业项目库。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于2009年10月发布了《关于加强创业项目库建设有关问题的通知》, 要求创业项目库建设, 以直辖市和首批国家级创建城市为主, 有条件的省可以建立省级项目库, 并搭建全省范围内网上链接平台, 通过项目库的建设征集项目、评价项目, 以获取具有市场潜力技术成熟项目, 发布项目信息, 提供给创业者选择。
一些高校面对大学生创业层次低、缺乏合适的创业项目等, 在对大学科技成果进行评选的基础上, 建立起创业项目库。例如, 河南财经学院会同省知识产权局等部门在全国首创“专利创业”新模式, 由政府提供专利项目、创业场地、资金支持和技术指导, 帮大学生创业找到一条“小成本、高含金量”的新途径。
创业是一个极其复杂、充满风险与不确定性因素的过程。一个小环节的决策失误, 往往能导致“全盘皆输”。所以, 要使创业取得成功, 不仅要选好创业项目, 充分做好前期调研, 而且要在政策的扶持下, 通过科技园或孵化器对创业项目进行创业初期的培育, 高效率地配置资源, 充分利用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与社会因素, 才能使新创企业顺利渡过初期的风险, 进入成长、成熟期。
三、鼓励大学生利用大学科技成果自主创业的设想
1. 加强大学生创业教育, 提高大学生创业综合素质。
首先, 构建创业教育的理论体系。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教育科研机构联合成立专门的创业教育研究组织, 广泛开展研究, 努力探讨我国创业教育思路, 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创业教育理论体系。其次, 各高校建立创业教育课程体系, 把创业教育列入教学计划。开设大学生创业教育课程, 倡导学历证、技能证“双证制”, 推行大学生创业教育学分制试点, 开设“创业人才孵化班”, 切实提高大学生创业能力。再次, 注重创业教育实践教育, 学校要构建创业实践基地, 为学生提供创业实践的必要条件。如创业见习基地和创业园等, 鼓励并指导学生参加“挑战杯”、“创业大赛”等全国大学生课外科技竞赛活动, 切实提高大学生的创业知识、能力和素质。
2. 实行创业导师制, 指导创业者少走弯路。
大学生要真正成为一名成功的创业者, 不仅需要有丰富的创业理论知识, 还需要科研人员的技术指导。据悉, 科技部与全国600家科技孵化器联手推出了“中国火炬创业导师行动”, 深受创业者的欢迎。建议高校加强创业导师队伍建设, 对学生在校期间进行创业知识传授和创业项目的技术指导, 跟踪大学生创业历程。大学生科技园或创业园还应聘请富有实战经验的培训教师、成功企业家和政府有关部门专家, 采取单个指导、会诊指导、授课指导、陪伴指导、咨询指导等形式帮助大学生提高创业实践能力, 少走弯路。
3. 遴选学校科技成果, 建立创业项目库。
大学的科技成果并非都适合创业, 也非都能转化, 这就需要学校对科技成果进行评估、筛选和整理, 挑选出一批适合学生创业的科研项目, 建立大学生创业的项目库。例如, 鉴于目前高校专利技术转化难的问题, 上海市政府和各高校都在采取措施, 在专家的帮助下, 挑选出一批适合学生创业的科研项目, 提供导师跟踪服务和创业指导。因此, 建议高校在建立大学生创业项目库的同时, 要建立健全大学生利用学校科技成果进行创业的规章制度, 明确成果转让中技术转让 (含专利实施许可) 、技术入股等方面的责权利等。
4. 设立创业基金, 建立多元化的融资渠道。
大学生创业初始资金主要来源于家庭, 尽管1999年经国务院批准并颁发了《科学技术部、财政部关于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的暂行规定》, 在科技部设立了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 专门用于扶持和引导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政府专项资金。一些地方也设立大学生创业基金, 2005年“中国大学生西部创业基金”启动, 2009年3月, 上海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启动等。但这些资金, 无论是总量还是收益的面, 都难以有效满足大学生机会型创业的需要, 对大学生机会型创业政策优惠力度过小。因此, 建议进一步完善大学生创业基金设立体系, 通过国家、地方政府、高校各类创业基金的设立, 共同资助大学生创业项目。政府牵头设立面向大学生创业者的风险投资基金, 引导社会资金和金融机构进入, 促进中小企业创业板的设立;建立、健全大学生信用体系, 推进和完善资本市场的建设, 建立起有利于大学生创业的成熟的投资、融资体系。
5. 提供创业场地, 让小企业顺利起步。
大学生在创业初期是最艰难、风险最大、最需指导的时期, 通过提供基本的场地和有利于创业的环境, 充分发挥学生创业主体性作用, 在开办自己的实体公司中增强专业实践能力和动手能力, 在创业实践中进一步提高和完善自我, 逐步实现从种子期向成熟期的发展过渡。如, 上海在松江大学城中免费提供创业场地, 让大学生创业者不脱离高校这个母体。《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大学生创业园管理暂行办法》明示, 创业园提供基本场地和创业环境, 通过“师导生创”, 充分发挥学生的创业主体作用, 使学生能够在创业实践中进一步提高和完善自我, 推动创业公司从种子期向成熟期发展。对此, 建议高校和社会通过共建等形式, 创建更多的大学生创业园, 将创业园作为学校创业实践基地, 发挥其孵化器功能, 让学生创业顺利起步。
6. 制定和完善创业制度, 营造有利的创业环境。
针对大学生面临的创业形势, 国家出台了各类鼓励大学生创业的政策。如, 国家教委于2000年4月出台了一项鼓励大学生创业政策大学生、研究生可以休学保留学籍, 创办高新技术企业;2007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对创业投资、税收提供优惠政策。这些支持政策的出台, 在很大程度上有力地支持了大学生创业行为。建议国家制定《创业法》, 对大学生创业给予宏观的指导, 并相应地出台一系列涉及工商、税务、科技、人事、教育鼓励大学生创业的法律、法规, 落实和完善《中小企业促进法》, 在法律和制度层面为大学生创业提供保障, 构建大学生创业的政策支持体系。建议地方政府要大力扶持自主创业, 为大学生提供创业孵化基地, 并在税收优惠、小额担保贷款、资金补贴等方面加大政策扶持。
参考文献
[1]杨艳萍.创业教育的基本内涵和教育模式[J].长沙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1 (02) .
[2]吕诺.三大“瓶颈”梗阻: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不到10%[N].中国青年报, 2005-01-12.
[3]任媛.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路在何方?[N].中国知识产权报, 2009-05-27.
[4]操秀英.专家指出:高校专利技术转化机制需创新[N].科技日报, 2009-11-29.
[5]唐五湘, 黄伟.科技成果转化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方志出版社, 2006:18.
科技园型 篇10
一、科技企业建立知识共享机制的必要性分析
1. 科技企业的特点
科技企业是指从事高新技术产品研究、开发、生产和经营为主要业务的科技先导企业, 其产品和服务具有较高的知识和技术含量。科技企业与其它类型企业相比具有如下特点:
(1) 以技术创新为根本。技术创新是企业技术进步的源头, 而作为科技企业, 技术创新则是它的事业的主体。
(2) 科技企业作为一种技术密集型企业, 其技术创新活动是以掌握科技知识的脑力劳动者为主导的劳动过程, 因此企业人员以科技人员为主体, 智力密集度高, 创新精神强。
(3) 科技企业中工作任务的创新特性使得工作任务的不确定性较高, 呈现不连续性的特点, 工作任务复杂性强、相互依赖性强, 因此工作任务的完成必须依赖于企业员工尤其是科技型员工的团队合作。
2. 建立知识共享机制的必要性分析
现代知识日新月异, 科技企业要想领先于所在产业的发展, 研发出具有竞争性的产品, 必须加强对知识的吸收能力。企业的吸收能力不仅依赖于与外部的交流, 而且依赖于知识在企业内的转移, 组织吸收能力的增强需要知识在组织内部的共享和扩散。
科技企业中的科技团队是其进行技术创新的核心力量, 而知识共享的程度和范围关系到团队决策质量和团队成员关系, 并进一步影响到团队的整体运行效率, 因此知识共享机制应成为科技企业运行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科技企业的中心任务是高科技产品的研究与开发 (R&D) , R&D作为一项特殊的智力活动, 整个过程都与知识紧密相关, 其目的在于通过研究解决问题的原理和方法, 并通过开发转化成产品, 从而实现经济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 R&D是一个知识共享的过程, 共享是知识成为资本及其价值增值和价值实现的关键环节。
因此, 建立健全知识共享机制是科技企业实现持久、稳步技术创新的根本保证。知识共享机制的建立既是一种制度创新, 更关乎于技术创新, 而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是科技企业生存和发展必须依靠的根本。
二、魅力型领导的特点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最早提出魅力型领导的说法, 到1990年代末, 研究者对魅力型领导方式进行了广泛的实证性研究。Conger等人认为魅力型领导方式 (charismatic leadeship) 指的是领导者主要通过调动追随者对愿景在情感上的承诺与一系列价值准则的共享等途径来影响追随者。
通过关于魅力型领导理论的文献回顾, 本文总结魅力型领导的特点如下。
1. 对外部环境的敏感:能够正确评价当前的环境情境特征, 具有战略眼光, 准确预测行业动向;
2. 对变革重要性的充分认识:由于对组织所处环境的敏感使其充分认识变革的经常性与重要性, 积极提高应对变革的能力;
3. 形成具有激励性的组织愿景:描述组织美好的未来, 使下属明确了解工作的意义和目的, 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 提高员工的组织承诺;
4. 个人魅力:正直、公正, 得到下属的认同、尊重和信任;
5. 对下属的智力激发:为了实现目标具有牺牲和冒险精神, 鼓励下属创新, 挑战自我;
6. 促进下属合作:通过愿景激励和角色启发在组织内共享价值观, 改善员工之间的社会关系, 提高了组织的凝聚力。
三、魅力型领导与知识共享机制
根据知识共享机制的主要内容可以将其分为三个子机制, 即知识共享的信任机制、文化机制和市场机制, 本文就从以上三个方面来论述魅力型领导的积极作用。
1. 魅力型领导与信任机制
Roberts (2000) 曾经指出, 组织内部实现知识共享的前提就是员工之间相互信任, De Long和Fahey (2000) 的研究也表明, 员工之间的信任程度深刻地影响着员工个人之间知识转移的频度, 以及员工是否愿意把个人知识拿出来公之于众。技术创新工作要充分依靠科技工作者的团队合作, 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合作性行为的基础, 因此一个真正高效率的工作团队在其形成的早期往往要消耗大量的时间培养团队成员之间的信任, 而员工之间由于背景不同、经历和观点不同, 以及经济利益上的竞争和心理上的彼此提防, 建立起信任并能真正的合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因此, 建立信任机制成为实现科技企业内知识共享的首要因素。
信任涉及予信方 (信任方) 和受信方 (被信任方) 两个信任主体, 予信方的予信倾向以及受信方的可信任性是影响双方信任建立的重要因素。魅力型领导由于其正直、公正的个人魅力得到员工的认同、尊敬和信任, 成为其共同追随的领军人物, 并通过具有激励性的组织愿景吸引员工为实现统一组织目标而奋斗。追随人物与追求目标的相同, 使得员工之间的正式与非正式交往进一步扩大, 员工之间的社会关系也进一步得到了加强, 因此提高了知识共享双方的予信倾向和可信任性, 为组织内部信任机制的建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魅力型领导能够在组织内部创造一个互相信任、互相帮助的环境, 培养出有利于实现知识共享的信任机制。
2. 魅力型领导与文化机制
科技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培养硬件上来讲是技术创新, 软件上讲就是企业文化。只有当全体员工, 尤其其核心员工———科技人才把知识共享作为自己的自觉行动时, 知识共享机制才有可能建立。因此在科技企业内部如何形成尊重知识、鼓励共享的共享文化是推动科技企业建立知识共享机制的根本之道。文化包括氛围和价值匹配两个方面。知识共享的氛围是形成知识共享文化的关键前提, 当员工认知到知识共享的价值与他们自身的价值相一致时, 他们会将分享想法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 他们也相信其它成员会去分享, 彼此主动地分享工作经验, 进而完成知识的共享和转移的过程, 这时知识共享价值匹配就越大。
氛围形成开始于企业领导者———他们将个人价值带入企业中, 这些价值在决定企业战略、结构、氛围和文化方面起到关键的作用。魅力型领导对科技企业自身和环境的准确评价会促使其下定在科技企业中建立知识共享机制的信心与决心, 运用激励手段, 不断的正强化员工的知识共享行为, 在企业中创造出一个知识共享的积极氛围。
魅力型领导能够通过准确预测行业动向, 为员工描述一个组织美好的未来, 将有吸引力的愿景与下属的工作成果相联系, 激发其高层次的需要, 使下属觉得工作更富有意义, 统一员工对于工作的价值观, 使下属明确了解知识共享的意义和目的, 从而激发他们的团队合作精神, 使得知识共享的价值与员工的价值观相一致。
魅力型领导能够营造知识共享的积极氛围、使员工价值与共享价值相匹配, 在建设企业知识共享文化中起到核心作用。
3. 魅力型领导与市场机制
企业内部知识市场的概念是Davenport在1998年首次提出的, 他认为企业内部潜在的存在一个“知识市场”, 这个市场与有形商品的市场一样也存在买方和卖方, 并且存在促成交易的中介者。企业内部知识交换的支付很少是现实意义中的货币, 而是其它的“通货”, 包括:互惠、名望、利他及信任等。企业内部知识市场的有效运转所带来的直接益处一方面是加快了企业知识的流动, 促进了企业知识的全面共享, 有效丰富企业的知识存量, 另一方面使得成员工作更加努力, 生产率得到提高, 创新不断涌现。但知识交易过程中的高风险将降低知识卖方进行交易的意愿, 由于知识交易平台、合理的知识价格系统、有效的评价和奖励机制以及信任的缺乏, 使得企业内部的知识交易经常存在“搭便车”及“鞭打快牛”等现象, 严重影响了知识交易者的积极性, 造成企业知识市场的虚假繁荣。
领导者的支持是建立知识交易市场的前提, 没有领导者在财力、人力和物力上的支持知识地图的绘制、知识交易平台的建立就绝对不能完成。而魅力型领导对科技企业建立知识交易市场的重要性有充分的认识和评价, 会在硬件和软件方面为知识地图的绘制和知识交易平台的建立提供有力的保障, 从而有效降低知识交易双方的交易成本。
在企业内部建立知识交易系统, 构建合理的知识价格系统和有效的评价、奖励制度是对企业收入分配制度的深刻变革, 所以在创新过程中必然会受到各方的阻碍和压力, 这时更加离不开魅力型领导在理念、行动以及权力上的支持和推动。魅力型领导由于对组织所处环境的敏感使其充分认识变革的经常性与重要性, 把变革看作组织发展的机遇积极提高应对变革的能力, 充分认识变革将给组织注入的无限生机与活力, 并且果断行动, 勇于面对来自各方面的阻力, 在组织内营造起变革的气氛, 在富有效率地完成组织目标的过程中推动组织的适应性变革。魅力型领导对于变革的支持和公平、公正的个人特点对于构建合理的知识价格系统和有效的评价、奖励机制起到重要作用, 从而降低了知识交易的风险, 加强了员工之间以及员工与企业之间的信任, 更加促进了知识交易的进行。因此, 在构建合理的企业内部知识市场制度, 完善交易过程, 促进知识买方和卖方积极有效地交易有价值的知识的过程中魅力型领导就显得至关重要。
4. 三种机制的相互作用分析
信任机制、文化机制和市场机制是相互有机联系的。知识共享中的信任机制是企业形成知识共享文化机制和市场机制的精神基础。知识共享的文化赋予企业员工知识共享的使命和明确知识共享的责任, 再加上市场机制中知识地图和知识交易平台的建立为知识的共享提供了知识共享的技巧, 以及企业知识市场完善的价格系统, 对企业的员工形成了知识共享的初始的激励, 产生了知识共享的内在动力, 而知识交易市场中有效的知识共享评价和奖励制度通过对知识共享者提供物质和精神上的激励, 增加了知识共享的个人效用。文化机制和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共同为企业员工提供了知识共享的精神激励和物质激励, 降低了知识共享的成本和风险, 增加了予信方的予信倾向和受信方的可信任性, 因此又对知识交易双方之间信任的建立起到强化作用。这三种知识共享机制相互联系、相互促进, 在魅力型领导的有力促进作用下, 形成知识共享的良性循环, 迅速加快科技企业实现知识共享以致自主创新的步伐。
四、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