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法律法规研究意义

教育法律法规研究意义（共6篇）

教育法律法规研究意义 篇1

我国推行高校扩招以来, 高校教育从精英教育转向大众教育, 大学生从单一的受教育者变成了兼具受教育者、教育消费者等多重身份。同时, 由于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复杂的利益博弈关系导致不同观念的碰撞。在以上多种因素的影响下, 目前大学生法治观念、权利意识及法律素质的现实状况与高校人才培育目标从总体上不相适应。高校应增强相关工作力度, 构建科学合理的高校法律教育与咨询机制, 确实帮助大学生提高法律意识与法律素质。

1 构建科学合理的高校法律教育与咨询机制的意义

1.1 维护大学生权利的现实需要

大学生的权利是大学生在高校教育与管理过程中所享有的各种法定权利。重视和保障大学生的权利, 是法治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我们知道, 权利主体的法定权利能否得到真正享有与维护, 不仅需要权利保障机制的健全与权利维护义务主体义务的切实履行, 同时权利主体权利意识与维权能力的高低也是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大学生权利意识与维权能力的高低是其权利能否真正实现的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及若干滞后体制的制约, 我国高校对大学生的法律教育与咨询工作存在一定程度的形式化倾向, 大学生权利意识与维权能力与其权利维护要求从总体上还不相适应。虽然近年来, 从高校诉讼案反映了大学生权利意识有所增强, 但是从整体上说, 大学生的权利意识与维权能力还有待提高。高校应增强相关工作力度, 帮助大学生提高法律意识与维权能力, 其中构建良好的法律教育与咨询机制对提高大学生权利意识与维权能力是一种效果非常明显的重要途径。高校重视对学生的法律教育, 建立科学合理的法律教育机制, 并在现实中真正体现法律教育应有的功能, 就能使学生作为受教育者的身份最大程度地了解国家法律法规, 熟悉法律法规在现实生活中如何地加以应用, 从总体上提高其法律素质;高校构建良好的法律咨询机制, 学生就能通过法律咨询机构及相关法律专业人士的直接引导, 处理现实出现的若干与其权利相关的法律纠纷, 从而有利于其权利的维护。

1.2 高校依法治校的必然要求

依法治校是高等教育领域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具体实践, 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实现教育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客观要求。高校依法治校的实现是一个系统的工程, 不仅需要高校管理者依法治校理念及良好的法律意识、完善的高等教育法律法规及高校管理所需内部规章制度的合法性、构建与完善相关制度以确保高校管理过程的合法性与正当性等条件, 还有一个重要条件, 即作为被管理对象的广大学生的守法意识的高低, 及其对高校管理的监督约束力量是否能真正体现应有的作用。学生守法意识提升了, 就能确保最大程度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遵守学校体现合法性要求的内部规章制度。同时, 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 实际上就是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 从一定意义上, 体现了高校管理权力与学生权利的一种博弈关系。任何管理权力都必须要受到一定约束与制衡, 否则极易滥用而侵犯管理相对人的权利。如果管理相对人参与具体的管理过程中, 就可以对自己的利益有着不利影响时, 向有权做出管理决定的人或机构提出自己的意见、主张, 展开有意义的论证、说服和交涉。通过学生对管理过程的参与, 不仅能增加学生管理工作的透明度, 创建学生与学校之间相互信任的沟通平台, 也可由于学生参与过程中各项权能 (包括提议、说明理由、质证申辩等) 的充分行使, 给予高校管理者一种潜在或突显的制约力量, 从而保障管理决定的合法性与正当性。高校管理者要摒弃一种错误观念, 即认为大学生权利意识与维权能力提高了, 会对自己的管理造成更多的障碍与麻烦。我们要知道, 高校通过法律教育与咨询活动来提高大学生的守法意识与法律综合素质, 切实保障和维护大学生的权利, 应是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 并不构成对高校发展的制约, 相反却是高校实现依法治校, 实现进一步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1)

1.3 培育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高素质人才的必然要求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为主要手段进行资源配置的经济体制。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市场经济需要通过一系列的具体的法律制度来实现, 必须具备良好的法律环境, 同时要确保国家法律在经济运行中的权威作用, 任何市场经济主体都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大学生是我国市场经济建设的主力军, 是市场经济发展所需的高素质人才, 不仅需要系统扎实的专业知识与相关专业背景的知识应用能力, 还应具备适应法治经济要求的法律综合素质。因此, 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人才的培育必须适应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 除了要突出各专业特点培育学生的专业能力素质外, 还应突出学生的法律素质培育。高校应主动适应新形势下社会人才的需求, 构建科学合理的法律教育与咨询机制, 把培育学生的法律素质作为人才培育目标的重要方面, 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高素质人才培育的现实需要。

1.4 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目标的现实需要

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 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 标志着法治成为我国向民主、文明、富强的现代化强国迈进的基本治国方略。党的十七大报告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写入党的纲领性文件, 是党的十五大在提出“依法治国”之后, 民主法治建设领域的具有战略号召力的新概念。弘扬法治精神的提出和践行, 意味着我国法治建设进入了新的阶段。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已成为我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当代大学生是时代的生力军, 他们作为公民中知识水平相对较高的一个群体, 是实现依法治国的重要力量, 是法治建设广泛的参与者和推进者, 在法治建设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大学生法律素质的高低、法律意识的层次性如何决定他们在以后的社会实际工作中是否能依法办事, 是否能维护法律的尊严。因此, 大学生要知法、学法、懂法、守法。必须加强对大学生的法律教育, 培育其积极的法治意识, 通过高校的法律教育与咨询活动, 使大学生了解和熟悉法律知识, 确立与社会主义法制现代化建设相符合的法律素质, 从而推动我国法治建设的目标的实现。

2 构建科学合理的高校法律教育与咨询机制的定位探析

构建科学合理的高校法律教育与咨询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高校应重视此项工作, 以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高校在构建高校法律教育与咨询机制时功能与目标定位要清晰、准确, 以体现其科学性与合理性, 确保其应有作用。结合实际, 笔者认为, 高校法律教育与咨询活动应体现其实效性、服务性要求, 应突出培育学生正确的权利义务观念的要求。

2.1 应体现高校法律教育与咨询的实效性要求

目前高校法律教育与咨询活动存在一定的形式化倾向, 渠道与形式较单一。同时教育与咨询的方式不能根本上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例如, 很多高校法律教育普遍采用填鸭式的教学方法, 教师是主体, 学生只是被动地接受各种法律知识, 法律教育在实践中被演化成了记笔记、背笔记、考笔记, 缺乏法治理念教育与法律应用能力的培育, 从根本上来看对学生法律素质的提升作用不明显, 没有很好体现其应体现的实效性。法律教育与咨询的功能定位不仅仅是法律知识的传授与法律现实问题处理的简单个案式引导, 而是要通过学校的各种教育与咨询形式, 使学生知法、守法并学会用法, 培养和提高法律素质, 形成良好的守法用法和护法习惯, 自觉树立法律权威, 树立良好的法律信仰。因此, 高校在构建法律教育与咨询机制时应重视法律教育与咨询的实效性。要以培育学生的法治观念、法律应用能力等综合性法律素质为根本目标。为体现法律教育与咨询的实效性要求, 高校必须按照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的要求, 以学生的个体实际差异、专业的差异、课程的差异、法律教育与咨询阶段性目标差异等多种因素, 选择合适的法律教育与咨询方式、方法;为避免形式化, 高校法律教育与咨询活动的开展必须有计划地进行, 必须要制定规范、完善的法律教育与咨询相关计划性文件, 必须以实施效果为抓手, 构建高校法律教育与咨询运行与质量监控体系;要进行法律教育与咨询方式方法的改革, 例如, 进行法律教育时, 要根据课程实际可采用案例式教学、情境式教学、讨论式教学等多种体现学生参与性的教学方式, 不仅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更重要的是学生在参与教学的基础上能潜移默化地理解法律知识, 提升法律运用能力;高校还必须利用自身及相关校外资源, 创造条件, 开展形式多样的法律实践活动。例如社会调查、送法下乡、法律知识演讲或辩论赛、法律咨询、法庭庭审旁听、模拟法庭活动等多种形式。

2.2 应体现高校法律教育与咨询的服务性要求

在新形势下, 高校法律教育与咨询活动应确立以人为本, 强化服务的全新观念, 着力培养高校法律教育与咨询活动的亲和力。体现高校法律教育与咨询的服务性就是要求高校建立完善的法律教育、咨询、法律援助与服务体系, 将法律教育与咨询活动融入大学生的生活与学习之中, 及时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和所关心的法律问题, 扎扎实实为大学生排忧解难, 以此激发大学生潜在的法律学习热情。 (2) 使学生由被动式接受法律教育上升为主动地学习、探索相关的法律问题。高校应重视法律教育与咨询机构的设置, 以保障法律教育与咨询的服务性要求。例如, 根据实际可设置法律教育与咨询功能相结合的法律教育与咨询中心, 还可利用法学专业力量开办法律援助机构。依托这些机构, 适当安排法学专业教师及高年级法学专业学生免费提供形式多样的服务于广大学生的法律教育与咨询活动。

2.3 应体现培育学生正确的权利义务观念的要求

权利义务观念是民主与法制观念的主要内容, 是公民意识的核心。正确的权利义务观念的基本内涵是要认识到权利和义务是对立统一的关系, 没有无权利的义务, 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享受权利的同时就有遵守权利界限的义务, 履行义务的同时就有拒绝超越义务界限的权利。生活在法治社会的公民要正确对待权利义务关系, 既要依法行使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 也要履行法律赋予公民的义务。高校在进行法律教育与咨询活动时要突出培养大学生权利义务相一致的观念, 培养只有付出才有收获的良好观念。使大学生养成正确的权利义务观, 在树立权利意识的同时, 树立义务或规则意识。要认识到权利的实现还依赖于相应义务或规则的履行, 权利享有以履行相应义务或规则为前提;在享有个人权利时, 要尊重他人的合法权益, 要履行对国家, 对社会, 对他人的义务;要认识到任何人在行使权利的过程中, 不履行相应的义务, 不遵守相应的规则, 如果造成他人权利的损害, 造成国家、社会、集体利益的损害, 都应承担相应责任。 (3)

生权利视野下的高校法律教育与咨询机制研究” (课题编号:

参考文献

[1][3]陈新, 陈少锋.多视域下的大学生权利维护机制探究[J].江西教育, 2009 (1-2) .

[2]张显树, 陈志夫.大学生法制教育应坚持“六个结合”[J].社会科学论坛, 2009 (11下) .

大学生法律教育问题研究 篇2

关键词公民意识法律教育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随着对公民意识的重视，大学生法律教育也在不断的发展和完善。然而，当前大学生法律教育的现状距离公民意识养成的目标仍然存在着一定差距。在法律教育理念上，传统法律教育理念强调义务本位忽视权利意识的养成、重实体法轻程序法、对大学生的法律教育往往停留在“了解基本法律常识”、“遵法守法不犯法”的层次，对于学生的公民意识养成没有成体系的引导和培养，这种模式下成长的大学生，公民意识薄弱、缺乏积极主动性，不能实现自身素质的全面发展。因此，基于公民意识养成的要求，依托教育目标和任务，理性构建大学生法律教育内容体系已经成为广大高校法律教育工作者努力的目标。

二、公民意识养成视角下的大学生法律教育问题

（一）高校法律教育边缘化倾向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作为大学新生入门的一门必修课，囊括了原思想道德修养课的全部内容，也包含了专业法律教育的绝大多数内容（法制史除外），但讲授法律知识和理论的内容较少。改革后，实际的上课量得到了削减，使法律知识和理论的教学时间更为紧迫。虽然新方案加大了对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力度，但法律意识的培养是以法律知识和理论的掌握为基础的，离开了法律知识和理论的掌握，法律意识的培养也只能是无本之木。多数教师认为法律教育在某种程度上被淡化了，甚至存在被边缘化的危险。

（二）消极的守法教育，义务本位的教学取向

尽管最近几年，重视进行系统全面的法律素质教育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同，但目前师生的教学活动仍然主要是围绕法律具体制度、條文来展开，教学评估也停留在是对学生知识掌握情况的考核，很多大学生学习法律主要是为了应付考试，大学生对公民意识的认识更多停留在书本知识上，仅仅是了解现存的法律条文，没有真正的内化为个人意识，更不能在实际生活中体现出应有的公民素质。

（三）法律教育的局限性

1、过于强调对抽象的法学理论的教学

法学理论具有抽象性和概括性，即使对于法学专业的学生而言也不是很容易深刻理解的。如果给非法学专业学生讲授过多深奥的法学理论和法律条文，不仅短时间内消化不了，甚至会使得学生打起“退堂鼓”。

2、教学内容过分强调义务而忽略权利

以往我国在高校开展法律教育时，大多都是向学生灌输各种法律知识，基本没有涉及到法律的价值问题，纵然有些学校涉及到这方面的内容，往往也都是站在宏观与全局的位置上去思考讲解。这说明以往的法律教育的主要目的是让受教者成为一个守法、遵法的公民。这样的直接坏处是仅仅让学到了一些法律知识，从而缺乏实际的应用能力，更谈不上利用法律去解决实际问题。

（四）大学生自身法律意识缺失

很多大学生在面对侵权事件后主要采取法律手段的少之甚少，许多大学生都采取法律手段之外的途径解决，并没有将自身学到的法律只是进行运用。大学生自身的法律缺失，更加谈不上法律信仰。

三、大学生法律教育的途径方法

（一）教育管理活动中的法律教育

依法进行学生管理，就是按照《教师法》以及其他相关的规定，依法管理学生各项事务，认真落实国家的教育计划和教学标准，采用合理的课程方式，提升教师本身的法律意识，在学生法律教育的各个管理环节中提升其教学效率，有条件的高校还可以组织多种课外法律相关的活动，让学生切实体会到法律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二）法律宣传教育活动中法律兴趣的培养

要积极借助实践专家的教育作用，通过邀请有实践经验的专家、学者、法官、检察官以及律师来校给学生举办讲座、座谈和法律咨询等，丰富学生对法律的认识。

在对法律知识进行宣传的时候，各髙校要从充分利用现代传媒这一工具，诸如校园广播、电视、电影、网络等载体，或通过海报、横幅、宣传栏、宣传标语等传统形式来告知学生相关的法律知识，开展法制宣传日、法制宣传周、法制宣传月活动，使法律教育更加生动活泼。

（三）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对于大学生法律意识的提高至关重要。要提高大学生乃至全体公民的法律意识，一是国家必须真正落实“依法治国”，提高立法质量，使大学生在认识和情感上对法律产生信仰。二是社会要为大学生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而良好的法制环境，也能有利改善当下大学生不重视法律的局面，更能消除一些大学生的侥幸心理，减少违法犯罪，逐步提高他们的法律意识。

（四）増强网络法律教育

首先，要有针对性的在互联网的使用上对大学生进行法治教育。大学生应该知道，网络也要受到法律的约束，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其次，加强互联网的监督管理。学校要充分发挥网络监督机构的职能，在人员的配备上，要选择和培养一些具有高素质和高水平的工作人员。在网络信息的处理方面，要建立一套完善、有效的规章制度，对不良信息进行有效地过滤，使得负面信息无法传播到大学生的生活中去，从而建立一个良好的网络环境。

（五）进行长效的校园法律文化建设

法制教育绝不能孤立地看待，而是一个全面工程。高校的校园文化环境是法制教育的重要环节，校园广播、校报、宣传栏等都可以成为传播法律知识的阵地。例如，开展校纪法规的宣传学习，定时公布学生的违纪处理结果。成立法学研究的学生社团，举办法律知识竞赛、辩论赛等进行法律文化学习。

基金项目：安徽财经大学2015年度校级科研项目（ACK

Y1561）

参考文献：

[1]刘颖.以法律思维为核心塑造公民意识[J].知识经济，2009，（17）.

[2]李璐娇.大学生法制教育功能新论——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教育”课的法制教育为例[J].太原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4）：16.

[3]蔡卫忠.公民意识养成视阈下的大学生法律教育问题研究[D].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教育法律法规研究意义 篇3

1 我国现今医院妇产科的医疗环境

随着我国整体医疗环境的改变、经济水平的提高以及相关医疗卫生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患者维权意识普遍增高,医疗纠纷及诉讼案件数量逐年增加。一方面,由于妇产科医生面对的人群的特殊性,疾病的特殊性及自身的特殊性,全国各地妇产科医疗纠纷高居首位[2];另一方面,医务人员的法律及风险意识并没有相应的提升,造成了患者维权意识与医务人员法律意识不对等现象,有文献报导,约67%妇产科医疗纠纷与医务人员法律意识薄弱有关[3]。二者之间的落差,有必要通过让医务人员(包括医学生)熟悉和掌握相关医疗卫生法律法规,将法律意识及风险意识融入临床诊疗全程加以解决。目前,法律知识的教育大多只是对医院相关工作人员进行宣教,而医学生法律认知度普遍较低。医学生在临床实习过程中需加强法律知识教育,避免由于临床实习医患交流不够或其它原因造成的医疗纠纷,以免为今后职业生涯造成或多或少的影响。

2 法律意识和相关知识的掌握在医学生的妇产科学临床实习中的重要性

2.1 熟悉相关法律知识,融入法律意识

当前医学生对法律知识不了解,并缺乏学习法律知识的积极主动性。要加强医学生对法律知识的普及和培训,要认真学法、守法、用法,并积极主动地运用法律手段来维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让医学生更清楚侵权责任及过错追责,避免医疗过错的发生。在相关医学生问卷调查中发现,医学生对医疗相关法律知识认知程度普遍偏低[4]。

在临床实践教学中,需要结合临床工作融入医学相关法律知识教学,学习与医疗、教学相关的法律和法规。应拓展法律知识教育渠道,采取多元化的教育方式:在临床实习前,请法律顾问以案例的形式讲解相关法律法规知识,如《执业医师法》、《医疗卫生法律法规》、《侵权责任法》、《医学教育临床实践管理暂行规定》等,以提高实习医生对法律法规知识的认知度;临床实践过程中,组织医学生学习与妇产科临床工作相关的法律法规,如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母婴保健法》等,结合相关医疗纠纷案例对妇产科常见的法律问题进行讨论学习,并将学生对法律知识的掌握情况纳入临床实习考核;还可通过互联网平台对相关临床案例进行分析探论、以问题为基础及情景再现的方法,以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改变传统教学模式让医学生被动接受知识的地位,鼓励学生发现及分析问题,探索合适的解决方法[5]。通过法律知识的学习,使医学生能够明确自身的责任及义务,依法行医;运用法律知识,分析问题,规避医疗纠纷的发生。

2.2 保护患者隐私,注重人文关怀

《执业医师法》中规定医师在执业活动中要尊重和保护患者的隐私,体现了对患者的人性尊重及人文关怀,对于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有着重大的意义。患者隐私权是患者应当受到保护的一项重要人格权利[6]。《侵权责任法》第七章六十二条规定:医务工作者及医疗机构应当对患者的隐私保密,包括疾病信息、个人信息、身体隐私部位等为主体的私人信息,若泄露患者隐私,造成患者损害的将承担侵权责任。

在临床医疗实践过程中患者的隐私权容易因医务工作者法律意识薄弱或疏忽而被忽视,加之在妇产科诊治过程中涉及患者疾病史、婚姻史、孕产史等重要信息,且患者患病部位特殊。因此,近年来由于患者隐私权而引发的医疗投诉或纠纷逐年增多,所以,在临床实习教学过程中加强医学生对患者隐私权教育至关重要。

保护患者隐私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病史采集时应选择合适的环境,回避患者家属、探视人员、其他患者,避免患者病史信息泄露;实行各项操作前与患者充分沟通,取得患者知情同意,对患者进行诊疗时选择适当的环境,注意遮挡保护患者隐私部位;妥善保存患者病历资料,禁止非工作人员及无关人员翻阅患者病历;避免公共场所讨论患者病情。临床实习是医学生向医生转化、成长的第一步,实习学生往往对患者疾病、信息等充满好奇,在公共场合讨论患者病情将导致患者隐私权被侵犯;合理使用社交网络,避免在网络平台泄露患者相关个人信息及病历信息。现代信息技术以及社交网络平台的广泛应用为医学生提供了更广泛的学习途径,但也为患者隐私权埋下了一定的隐患。

2.3 培养医学生合理的告知义务意识,提升其医患沟通能力

医患双方因沟通不到位,成为医疗纠纷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医生对病人的病情、诊疗方案、治疗计划、预后及可能出现的相关并发症有详细告知患者或家属的义务。相关文献显示,医患沟通不到位在医疗纠纷中约占80%[7]。临床医生在临床实习过程与患者沟通存在的问题具体表现为:对疾病的诊断及认知不到位,在实施医疗诊察活动过程中未详细向患者及家属告知病情,并取得同意;实习生沟语言通能力及临床经验缺乏,对疾病可能出现的并发症及远期预后结局如何告知及解释不充分,对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不能进行充分说明,并对疾病预后等盲目地进行保证,造成患者及家属对病情不完全理解及因实际情况与预期结果不相符而不满,从而引发投诉或者出现医疗纠纷。因妇产科学疾病的特殊性,专科检查多少会给患者带来不舒适感,加之分娩过程的紧张及宫缩痛,需要认真、科学、实事求是并耐心的向患者及家属解释,让患者及家属做出正确的认识及选择。提高医学生的沟通能力不仅能增加患者和医务人员之间的信任,更能让患者对自己的疾病有清楚、合理、科学的认识,且对住院期间的疾病的治疗方案及预后、并发症能充分地理解。在临床实习教学中应循序渐进的提高医学生的沟通能力、强化专业知识及临床操作规范,要规范、客观、真实的向患者沟通病情。为锻炼学生沟通能力及临床技能,教师在临床工作中应运用丰富的专业知识、适当的语言及非语言行为沟通,增强患者战胜疾病的信心及勇气,最大程度降低医疗纠纷的发生[8]。

2.4 规范病例书写,提升证据意识

医疗文书是医务人员在整个医疗活动过程中的真实记录,是医疗技术水平、医院管理的反映,是解决医疗纠纷、判定医务人员医疗行为、医学鉴定、司法举证的重要依据,也是具有法律效应的医疗文书。因此医疗文书的书写必须按照《病历书写规范》的规定、及时、详细、真实地进行记录。规范的病历不仅可以避免或减少医疗纠纷的发生,而且是维护医院及个人合法权益的重要依据,同时还是训练实习生临床思维、掌握疾病诊断、治疗方案及鉴别诊断的重要途径。在临床实习教学过程中,每位医学生必须进行《病历书写基本规范》岗前培训,并对妇产科学相关疾病的诊断、诊疗计划、治疗方案及三级医师查房制度等医疗文书的书写进行规范化培训,指导医学生详细采集病史,尤其是个人史、月经史及孕产史等对疾病诊疗有重要价值的信息;熟悉女性生殖系统解剖结构及盆腔解剖结构,训练妇产科专科体格查体技能,要详细并准确记录专科查体情况;结合具体疾病及患者隐私对病历书写过程中潜在的法律问题进行分析并详细记录,必要时要以患者亲笔签字为证,对病历书写缺陷引起医患纠纷的病案及时请示带教教师并展开分析讨论,加强医学生对医疗文书的重视,提高病历书写质量,避免因医疗文书书写不规范而导致的医疗纠纷,确保临床实习工作顺利进行。

3 结语

总之,医学相关法律知识的教育对于培养医学生整体职业素质、保障医患双方权利义务、缓解医患矛盾、构建和谐医疗环境及提高医学技术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在临床实践过程中,既要做到注重临床实习生医学专业知识及技能培训,又要将法律意识融入临床实践,还应依照医疗卫生法规进行医疗活动,从而做到保护和维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并要有防范意识及前瞻性思考,在临床工作中防患于未然,规避由法律意识及法律知识缺乏导致的医疗纠纷,为他们将来的职业生涯奠定好基础。

摘要：临床实习是一名医学生在医学实践中由医学生向医生转变的必经环节。在当前我国医患关系高度紧张的现状下,向医学生引入医学法律知识教育可促进医学生全面进步,并为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尽一份力。本文具体探讨了我国目前医疗环境的现状,以及法律知识的教育在医学生妇产科学临床实习中的意义。

关键词：法律教育,妇产科,临床实习

参考文献

[1]沈瑞英.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新途径——医务社会工作[J].医学与社会,2005(9):10-11.

[2]高晓飞,周维燕,孙忠河.我国医疗纠纷原因的Meta分析[J].中国医药导报,2012,9:160-161,163.

[3]杨建华,张锦奇,陈奕霖,等.妇产科医疗纠纷成因及防范[J].解放军医院管理杂志,2011,18:1169-1171.

[4]何嘉莉,梁敏莉,钟凌.高等医学院校医事法学教育亟待加强[J].医学与哲学,2007,28:70-72.

[5]包权,徐敏,李明珠.案例式PBL教学模式建构交互式师生关系[J].中国医学伦理学,2011,24(2):187-189.

[6]于京珍,栾成允.患者的隐私权及其保护问题探讨[J].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2005,25:22-23.

[7]杨曦,白文佩.妇产科临床实践中的医患沟通要点[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2,26:161-164.

教育法律法规研究意义 篇4

《走出一条自己的路——中职语文课程教材教法研究》一书的开拓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该书是目前可以读到的第一本中职语文教育研究专著。

20世纪初，语文单独设科，成为我国现代教育中的母语教育课程。百余年来，各类语文教育研究专著的出版层出不穷，但据不完全了解，迄今为止还没有专门研究中职语文教育的著作出版。在国家教育规划中，中等职业教育是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办学规模已与高中教育规模大体相当；而在现实中，处于中等职业教育文化基础课核心地位的中职语文课程与高中语文课程受社会关注的程度则有天壤之别。究其原因，除了职业教育后发展之外，主要是在相当一部分业内人士头脑中，中职语文非主流语文教育课程，出现问题完全可以参照高中语文操作。因此，多少年来，很少有专家以中职语文教育研究为己任。本书的出版填补了现代语文教育研究领域的这一空白，它的出版问世必将对中职语文课程改革产生积极影响。作者旗帜鲜明地提出中职语文教育要“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我们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够成为中职语文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新起点。

第二，该书是现代语文教育课程教材教法综合改革在中职语文研究领域中的一次全新尝试。

现代教育中，课程建设主要包括课程、教材、教法三个方面。教育领导部门牵头课程改革，提出改革意见，制定教学大纲；出版社负责教材改革，落实大纲精神，组织编写教材；各地教研机构组织广大教师进行教学改革，学好大纲，用好教材，实现课程既定目标。一般情况下，三方面人员“术业有专攻”，相互之间很难做到相互配合、协调发展，更谈不上建立起紧密的内在联系。业内早有人士指出，科学建设语文课程一定要课程改革、教材改革、教学改革三方面相互协调配合进行，但真正将这一设想付诸实践的，目前还未曾听说。

本书作者为现代语文教育改革进行了这样的第一次尝试。基本做法是：课程改革，为了实现调整后的课程目标——“培养语文的应用能力”，开发研制与之相适应的主要教学内容；教材改革，为了全面落实并体现课程改革既定内容，设计构建中职语文新的教材编写体系；教法改革，根据课程改革和新的教材编写体系需要，结合中职学生学习特点，构建适宜的教学模式。

第三，该书“突出职教特色”，对中职语文教育进行了具有开拓意义的全面探索。

作者大胆探索，锐意改革，围绕“突出职教特色”，在课程、教材、教学三方面均提出了创新举措。

一是课程改革。2009年颁布的《中等职业学校语文教学大纲》将课程目标调整为“培养语文的应用能力”，但是调整后的课程目标在教学实践中并未落到实处，普遍还是照搬传统高中语文的课程理念。作者以开发研制新课程内容为目的，为中职语文课程改革找到了新的突破口——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表达思维习惯。继中职语文教学大纲的课程目标调整后，课程内容也应做出相应的调整，而课程内容的重大调整必然会对中职语文教材改革和教法改革产生实质影响，有利于从根本上提高中职语文教材建设水平，有利于广大教师探索新的富有实效的教学模式。这样才能顺应现代语文教育改革发展由教学语言转变为教学语言运用的大趋势。

二是教材改革。沿着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表达思维习惯的课程改革思路，作者构建起了以正确表达思维过程为主要教学内容，以“九项表达能力”为系统主线，具有鲜明职教特色的中职语文教材基础语文序列。这一序列的创新意义主要有三：其一，符合中职语文课程目标调整为“培养语文的应用能力”等相关要素的需要；其二，开发研制出能够体现现代语文教育改革发展趋势——由教学语言转变为教学语言的运用——的程序性知识；其三，具有比较强的系统性。

第三方审计的法律责任与意义研究 篇5

关键词：第三方审计,法律责任,现实意义,实现体系

审计工作是保障企事业单位正常运行以及合理经济布局的根本手段, 也是现阶段我国打造“透明政府”的必要途径。然而, 在我国审计制度执行的过程中还存在诸如人力不足、工作压力大等问题亟待解决。面对这个问题国内外学者展开了积极而深入的研究。研究内容多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 审计制度建设以及优化层面;第二, 审计必要性以及对企业、社会、政府的意义层面;第三, 未来审计方法以及审计途径与政策法规层面。上述的研究均在各自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是对于我国的审计改革缺乏直击指导性意见。本文从根本的审计现状出发, 对现有的法律体系进行探究, 希望能够从法理的角度为我国审计工作的第三方引入寻求法律依据。并探究其在具体执行过程中需要担负的法律责任以及应用价值。

1 第三方审计工作的法律依据与责任

所谓的第三方是指区别于审计部门与被审计部门的具有审计资质的社会团体。在实际审计的过程中, 通过第三方的引入能够有效的调动社会资源, 并对于缓解审计部门的工作压力具有积极的意义。此种模式的推广, 就法理层面而言属于鼓励范围。按照被审计主体的范围进行分类, 社会企业在接受审计的过程中, 对采用自主报批, 第三方审计的原则来进行。而包括政府部门在内的企事业单位则需要定期进行审计巡检与审计抽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相关规定, 社会第三方审计在法律层面具有与国家审计部门同等的法律效应, 但是, 其引入第三方审计的过程中, 同时需要进行必要的社会监督与政府监督。而在此过程中, 第三方的引入不仅仅是审计主体的转移, 同时也是审计法律责任的转移。审计后的法律责任具有均摊意义, 即在政府部门复核过程中存在的审计问题需要由被审计单位与第三方审计单位来共同承担, 如不存在利益输送等原则性问题, 则原则上由第三方审计单位全责承担。简而言之, 第三方审计的引入作为一种有效的法律风险转移与规避方案而受到社会各界的追捧。

2 第三方审计工作的现实意义

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清晰的看到, 在法理层面, 政府是支持第三方审计企业进入到审计工作中来的。同时, 法律也赋予了第三方审计单位同等的法律地位与责任。而在实际的审计过程中引入第三方审计对于社会、审计部门与被审计部门均有着积极的意义。

2.1 第三方审计对社会的意义

引入第三方审计是提高被审计单位社会透明度与公信力的根本途径。利用第三方审计的介入能够有效的规避社会对于企业财务运营与成本核算中不遵从的遐想, 并对于规范企业自身的业务体系具有积极意义, 增加社会信心, 并行成有效的社会公开机制, 与我国建设“透明政府”的国家战略相符合。同时, 社会可以通过第三方获取更为清晰地审计数据, 对于社会层面的广泛监督具有正面引导与积极效应。

2.2 第三方审计对审计部门的意义

引入第三方审计是提高工作效率, 降低工作压力的有效方法。毫无疑问在引入了第三方审计机构的过程中, 能够极大的降低审计部门的工作强度、转变工作体系。使其能够完成从巡查到抽查的根本转变, 并彻底形成“企业自主申报—第三方严格审计—政府部门抽查监管—社会广泛监督”的四位一体工作思路。在这个过程中所具有的优势与意义, 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进行表征:首先, 降低了审计部门的人力资源消耗。人力资源配置与工作强度相辅相成, 在第三方降低了工作强度的同时, 势必会带来相关审计部门的人力资源压力下行, 进而使得沉余人力资源成本得到有效的释放, 为后续完善监管体系、改革审计制度提供了客观的人力保障;其次, 降低了审计专业门槛。针对不同部门与行政机关的审计重点与审计内容不尽相同, 在具体审计的过程中还会遇到各类专业模块问题, 这些问题一直是困扰审计部门的关键。在引入第三方审计机制后, 审计部门仅需要对第三方审计结果负责, 而专业审计等内容交由审计企业与第三方来完成, 降低审计部门门槛的同时也向社会释放了必要的专业人才, 有利于社会审计体系的整体发展;最后, 提高审计部门的社会认可度与信息透明度。现阶段除了上市公司必须公布审计资料之外, 其他企业事业单位均仅作鼓励要求。而在引入第三方审计的过程中, 信息的公开成为了必然。一方面企业需要通过此种公开来提高社会认可度;另一方面, 第三方审计单位也需要此种数据的公开来提高自己的业内知名度。二者相辅相成对于我国透明化审计体系的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2.3 第三方审计对被审计单位的意义

引入第三方面审计是提高自身会计合规性与经营效率的有效手段。部分企事业单位对于审计工作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既需要审计部门来对自身的财务工作进行指导, 避免后续运营过程中存在严重的经济问题;另一方面又不希望承担审计过程中追责责任。通过第三方审计体系的引入可以较好的解决该问题。企事业单位通过审计外包甚至是财务外包的方式将审计的法律责任进行转移, 而第三方出于自身的责任也不需要为企业的相关问题担责, 二者形成有效的有机共同体, 进而对于企业完善自身的会计体系具有积极意义。此外, 部分单位并没有专业的审计部门, 以环境监察局的排污费征收工作为例, 该部门需要核定企业自报的排污费, 而绝大部分人员并没有受过专业的会计培训, 对于审计与核定工作的推进存在很大的困扰。在这样的背景, 常常会发生非主观的审计错误, 而根据相关的法律, 该类现象的产生需要直接责任人进行担责, 这对于该部门的相关工作人员而言是一种极大的不公平。当第三方审计机构引入后, 该类部门可以采用完全的外包模式对相关业务收费体系进行审计构建, 既能够满足当下的业务需求;有能够降低实际单位运营过程中的人力与法律成本。

通过上述的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第三方审计对于社会、审计部门以及被审计单位均具有积极的意义与功能, 在当下的社会大环境下也符合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与政府转型。然而我们需要认清的是, 第三方审计系统的引入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而是需要通过不断的努力与优化来实现更广范围内的应用。为此, 我们更应该做好制度、人才、流程、资质审核等多方面的基础工作, 为后续的全面深化第三方审计制度改革奠定坚实的基础。

3 总结

第三方审计是未来审计体系中重要的一环, 同时也是提高审计公信力的根本途径。本文以《审计法》为准绳, 探讨了第三方审计的法律依据与相关责任。并按照社会、审计部门以及被审计单位三个方面探究了引入第三方审计的具体意义。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能够为今后的第三方审计体系发展以及相关的制度建设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与实践指导。

参考文献

[1]刘翠.注册会计师第三方审计收费模式构建的研究[J].商业会计, 2015, 04∶103-105.

[2]张海燕.效益审计中第三方信息质量及风险控制研究[J].审计研究, 2007, 01∶20-23+74.

教育法律法规研究意义 篇6

关键词： 跨境高等教育 中外合作办学 非本地课程 私立高等教育 法规比较

在经济全球化和教育国际化的时代背景下，跨境高等教育在世界各地发展很快。作为亚洲主要的跨境高等教育输入国（地区），中国大陆、香港与马来西亚在20世纪90年代相继颁布国内（地区）规范本土跨境高等教育的专门法规，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香港的“非本地课程”与马来西亚的“私立高等教育”已经发展成为香港与马来西亚开展本土跨境高等教育的国际名片，中国内地的“中外合作办学”在发展过程中却出现“办学属性界定相互矛盾”[1]、“引进的高等教育资源质量良莠不齐”[2]、“审批方式单一，审批效率低下”[3]和“重审批，轻监管”[4]等问题。根据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精神，加强教育涉外法律法规体系建设，是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和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必然要求[5]。本文从中国大陆、香港与马来西亚在本土开展跨境高等教育的实际情况出发，比较三者各自的相关法规，以期为中国内地的中外合作办学相关法规建设提供借鉴。

1.相关概念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经济合作发展组织颁布的《保障跨国界高等教育办学质量的指导方针（中文版）》，将“跨国界高等教育”即本文所指的“跨境高等教育”定义为：“在教师、学生、课程、机构/办学者跨越国家管辖边界情况下开展的高等教育。跨国界高等教育可包括公共/私立以及非营利和营利性办学者开办的高等教育。其模式多种多样，既包括面对面的学习（也有多种形式，如学生出国留学和校园设在国外），也包括远程学习（采用多种技术，包括电子学习）。”[6]“本土跨境高等教育”就是指在本国（地区）疆域内开展的跨境高等教育。

20世纪90年代，在本土跨境高等教育蓬勃发展的背景下，中国大陆、香港与马来西亚立足规范和保证本土跨境高等教育的秩序和质量，几乎同时出台了包含规范本土跨境高等教育的性质、设立、审批、质量评估等条款的法律法规。中国大陆于1995年颁布了《中外合作办学暂行规定》，后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中外合作办学”是指中国教育机构与外国教育机构在中国境内合作举办以中国公民为主要招生对象的教育机构的活动[7]。香港于1996年颁布了《非本地高等及专业教育（规管）条例》（以下简称《（规管）条例》），条例中涉及的“非本地课程”是指于香港进行的令学员获颁授非本地资格的高等及专业教育课程[8]。马来西亚于1996年颁布了《私立高等教育法》和《国家认证委员会法》，“私立高等教育”是指并非由政府建立或维持的教育机构（包括《私立高等教育法》认可和注册的大学、大学学院或大学分校）提供的高等教育或远程教育[9]。

2.本土跨境高等教育相关法规的比较

2.1办学属性的比较

香港在加入WTO时承诺全面开放教育服务贸易，同时在制定本土法时将“非本地课程”认定为商业存在。《（规管）条例》中明确规定，制定本条例的目的是要防止未符合注册准则的非本地课程在香港开办，以保障香港消费者的权益。马来西亚虽然在加入WTO时没有承诺开放教育服务贸易，但是马来西亚的本土跨境高等教育在实际运行中却是按照商业属性进行管理。马来西亚《私立高等教育法》规定，外国高等教育机构在马来西亚开展跨境高等教育，必须在当地注册一家公司，以公司的名义建立私立院校。

相比香港与马来西亚从相关法规层面明确跨境高等教育办学的商业属性，中国内地的合作办学相关法规却明显表现为两对矛盾：一方面，国内法与国际法之间相互矛盾。《办学条例》规定：中外合作办学属于公益性事业，是中国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中国大陆在加入WTO时已经部分承诺开放教育服务贸易，中外合作办学理应属于一种商业存在。另一方面，国内相关法规之间相互矛盾。《实施办法》第28条规定：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不得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同时《实施办法》第31条规定：中外合作办学者要求取得合理回报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的规定执行。这种相互矛盾的规定阻碍了中国大陆合作办学的进一步发展。

2.2准入门槛的比较

香港《（规管）条例》在准入时特别强调两点：一是境外教育机构开展的课程在其本土应该是得到承认的；二是在香港开设的非本地课程需采取必要措施保证和其在本土开设的相应课程水平一致。香港教育局在官网上指出，要保障香港消费者免受低于标准的非本地高等及专业教育欺骗。马来西亚《私立高等教育法》也规定，要想获得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申请的成功批准，申请人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能够提供充足的教育设施、适当而有效的管理并且保障教育标准。所有私立院校只有达到权威机构规定的最低标准，才可获得证书、文凭和学位。

相比于香港与马来西亚在准入门槛方面强调的“最低标准”，中国大陆合作办学相关法规却反复强调引进“优质教育资源”。笔者对“优质教育资源”存在两点疑问：一是“优质教育资源”的判断标准是什么？然而，相关法规却没有给出优质教育资源的可操作化的定义，这导致了中外合作办学理论上引进的是优质教育资源，实际上引进的却多为非优质甚至劣质教育资源。二是“优质教育资源”的判断主体是谁？显然，判断主体不能完全是政府，受教育者作为中外合作办学的参与者和消费者，理应享有教育资源的一次选择权，对于那些质量低下的和水准不够的办学项目，应该通过受教育者的判断予以淘汰。

2.3审批权力的比较

香港《（规管）条例》规定，非本地课程注册处专门负责非香港地区高等及专业教育、培训课程的登记注册及日常管理事宜。香港学术评审局应注册处处长的要求提供专家评估意见，帮助处长决定是否批准注册或豁免注册。马来西亚于2007年成立马来西亚资质管理局，负责集中审批境外高等教育的注册申请。根据马来西亚资质管理局的法案，对于办学成熟的高等教育机构，如果申请机构审核通过，在新设课程项目方面就将享有较大自主权，可以直接获得资质管理局的自动认证。

相比于香港与马来西亚在跨境高等教育审批上强调统一监管，中国大陆合作办学的审批却表现为权力分散、政出多门，并直接导致行政效率偏低，追究责任困难。根据《办学条例》的规定，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审批涉及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地方人民政府和地方劳动行政部门。而统一的监管审批便于掌握标准，增加审批的可比性和公平性，避免政出多头、标准不一、部门界限不清、责任不明等问题的产生[10]。此外，香港开设的豁免课程与马来西亚实施的自动认证也为中国大陆合作办学的海量审批提供了启示：再强大的审批机构也难以承担全国数千所高校不断增长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的审批工作，设计类似的豁免审批或自动认证既体现了尊重高校办学的自主权，又避免了不必要的行政资源浪费。

2.4质量评估的比较

香港《（规管）条例》规定，注册课程和豁免课程举办者必须在每一学年结束后的6个月内，或在课程注册处处长容许的较长期间内，向处长送交该学年或12个月期间的周年报告。香港学术评审局必要时可向课程主办者及境外院校详细了解课程运作情况并负责审核课程的周年报告，所有材料可供市民查阅。马来西亚于2007年成立资质管理局后，统一负责公立高校和私立院校的外部质量评估。质量评估的一个重要方法是项目持续审核，通过对学校实地考察走访，确认其信息的准确性并形成最终报告，保证已评审的项目可以持续提高质量，并规定所有材料可供市民查阅。

相比于香港与马来西亚注重审批之后的持续性质量改进和全民监督评估报告和结果，中国大陆却表现为“重审批、轻监管”、评估信息不够透明等问题。目前，中外合作办学的质量保障更多地体现在入口时的审批许可，相对轻视市场准入后的过程监控和效果监管，特别是对中外合作办学的教学质量保证及证书的认证工作等监管力度不够，使得中外合作办学运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关注和解决。另外，中国大陆有资质对中外合作办学进行评估的社会中介机构还为数不多，现有的中央与地方的教育质量保障机构大多还未将中外合作办学的质量评估纳入业务范围[11]。

3.对中国大陆合作办学相关法规建设的启示

通过相关法规的对比发现，中国大陆现行的中外合作办学相关法规存在办学属性界定不清晰、准入门槛设置不明细、审批权力划分过于分散、质量评估监管不到位等问题，借鉴香港与马来西亚的做法，中国内地的合作办学相关法规的建设应该注意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是将中外合作办学属性划分为营利性和非营利性两种。根据世界跨境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和普遍做法，营利性办学机构按照商业组织性质处理，非营利性办学机构按照慈善机构或相关组织规定对待。香港和马来西亚将跨境高等教育都归为商业存在，即营利性办学机构或项目。至于具体采取何种运作方式，自主权掌握在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主体手中，他们可以根据各自不同的办学特点、性质、目的，选择合适的运作方式。

二是引进境外高等教育资源时，确立分类管理的思路，同时设置最低准入标准。对独立设置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应强调和鼓励与高水平大学的强强联合；对高校内的非法人设置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应鼓励和支持双方发挥学科优势，促进我方高校学科建设；对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则应进一步突出专业优势和课程设置方面的合作[12]。在引进合作院校、学科、课程等境外高等教育资源时，应该设置相应的最低准入标准，防止低层次、非优质的教育资源进入我国。

三是整合目前合作办学的审批权，既集中一部分审批权到专职部门，又下放一部分审批权给各高校。结合我国国情并参考马来西亚和香港两地的做法，教育部也可以设立专门的中外合作办学审批部门，统一归口负责合作办学的各项事宜。同时，赋予高校更多的办学自主权和相应的内部管控中外合作办学的权利，对与我国高水平大学合作举办的、纳入全国招生计划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实行审批豁免程序[13]。

四是建立由政府部门、办学机构和社会组织形成的中外合作办学质量保障体系。首先，政府层面形成合力，明确宏观管理职责，着力于法规的完善及标准的制定。其次，院校层面应着力于构建内部质量保障体系，侧重对项目、课程、师资和教学过程加以保障。最后，社会层面通过专业中介机构及社会参与，发挥社会监督与管理的第三方保障作用。

参考文献：

[1]易凌.中外合作办学中面临的法律问题及解决途径[J].教育研究，2012（6）.

[2]林金辉.中外合作办学中引进优质教育资源问题研究[J].教育研究，2012（10）.

[3]郭朝红，江彦桥.我国对中外合作办学监管的现状、问题与对策[J].高教发展与评估，2010（5）.

[4]陈大立.略论中外合作办学监管体系的建立[J].政法论坛，2013（2）.

[5]岑建君.完善教育涉外法律法规推进教育有序开放[N].中国教育报，2015-01-05.

[6]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文网站.保障跨国界高等教育办学质量的指导方针（中文版）[EB/OL].[2014-12-10].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14/001433/143349c.pdf.

[7]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EB/OL].[2014-10-10].http：//www.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861/200506/8644.html.

[8]香港律政司.非本地高等及专业教育（规管）条例（第493章）[EB/OL].[2014-10-10].http：//translate.legislation.gov.hk/gb/www.legislation.gov.hk/blis_pdf.nsf/6799165D2FEE3FA 94825755E0033E532/DFF2D85B7E33BF80482575EF000 F344B？ Open Document&bt=0.

[9]Ministry of Education Malaysia.Private Higher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Act 1996[EB/OL].[2014-10-10].http：//www.moe.gov.my/v/peruntukan-undang-undang.

[10]江彦桥，蔡盛泽，卫懿.解读《香港非本地高等及专业教育（规管）条例》[N].中国教育报，2002-12-11.

[11]张民选，李亚东，等.中外合作办学认证体系的构建与运作[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1）：78-79.

[12]林金辉，刘梦今.论中外合作办学的质量建设[J].教育研究，201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