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类型不稳定性骨折

不同类型不稳定性骨折（共6篇）

不同类型不稳定性骨折 篇1

摘要：目的 探讨不同类型Hangman骨折的治疗方法选择和治疗效果。方法 选取来我院进行治疗的Hangman骨折患者20例, 入院后均给与颅骨牵引, 3例I型Hangman骨折患者采取保守治疗方式进行治疗, 4例II型和2例IIa型Hangman骨折患者采取前路颈2、3椎间盘切除植骨钢板内固定术进行治疗, 其余2例II型、4例IIa型和3例III型Hangman骨折患者采取后路颈2、3椎固定植骨融合术进行治疗。结果 20例患者随访过程中可见, 治疗前合并有神经功能障碍的患者, 在治疗后期神经功能的ASIA评分均恢复到了E级;治疗前未合并神经功能障碍的患者, 治疗后均未出现神经损伤。术后对患者进行X光片检查, 提示出患者的椎间高度、生理曲度和颈椎稳定性都取得了良好的重建效果, 手术治疗的患者均未出现钢板螺钉断裂或退出现象, 所有患者治疗4个月后都获得良好的骨性愈合。结论 在对Hangman骨折进行治疗时, 应该根据其骨折的特点, 牵引复位的情况以及患者的个体差异选择合适的治疗方式, 方能够取得理想的临床疗效。

关键词：Hangman骨折,治疗方法,治疗效果

Hangman骨折指的是枢椎双侧椎弓骨折伴随或不伴随枢椎椎体前移的一种骨损伤疾病, 临床上Hangman骨折患者并不多见。但是Hangman骨折是一种较为严重的骨损伤, 如果在骨折初期不能得到准确的治疗, 会导致患者出现枢椎体不稳定或脱位现象。临床研究表明, 对于Hangman骨折在早期对其进行准确的分类, 及时的选择适宜的治疗方式, 对于患者取得良好预后效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我院就对不同类型Hangman骨折的治疗方法选择和治疗效果进行研究, 取得良好的临床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来我院进行治疗的Hangman骨折患者20例, 男11例, 女9例, 年龄20~53岁, 平均年龄为 (36.5±10.3) 岁。20例患者的致伤原因分别为:10例患者由于交通事故致伤, 8例患者由于高处坠落致伤, 2例患者由于重物砸伤。所有患者的临床表现均为颈部疼痛、僵硬, 并且伴随活动受限。20例患者的脊髓功能按照美国脊柱损伤协会 (ASIA) 评分进行分级[2]:2例为C级, 7例为D级, 11例为E级。20例患者的Hangman骨折类型按照Levine Edwards四型分类法进行分型[3]:3例为I型, 8例为II型, 6例为IIa型, 3例为III型。

1.2 临床治疗

20例患者入院后均给与颅骨牵引, 其牵引重量为2~4kg不等, 其中除1例患者由于关节突交锁复位不理想之外, 其余患者均取得较为理想的骨折复位效果。所有患者在手术前均经CT检查或MRI检查, 并根据患者的不同Hangman骨折分型选择适宜的治疗方式进行治疗。

3例Ⅰ型Hangman骨折患者采取保守治疗方式进行治疗, 4例Ⅱ型和2例Ⅱa型Hangman骨折患者采取前路颈2、3椎间盘切除植骨钢板内固定术进行治疗, 其余2例Ⅱ型、4例Ⅱa型和3例Ⅲ型Hangman骨折患者采取后路颈2、3椎固定植骨融合术进行治疗。

2 结果

20例患者经过临床治疗后, 均随访6个月~3年, 平均18个月。随访过程中可见, 治疗前合并有神经功能障碍的患者, 在治疗后期神经功能的ASIA评分均恢复到E级;治疗前未合并神经功能障碍的患者, 治疗后均未出现神经损伤。术后对患者进行X光片检查, 提示出患者的椎间高度、生理曲度和颈椎稳定性都取得良好的重建效果, 手术治疗的患者均未出现钢板螺钉断裂或退出现象, 所有患者治疗4个月时间后, 都获得良好的骨性愈合。采取前路手术进行治疗的患者中, 有1例术后出现饮水呛咳现象, 2周时间后自行恢复, 临床分析是由于前路手术过程中牵拉神经导致的;其余患者均未出现并发症。

3 讨论

Hangman骨折是一种较为严重的骨科损伤疾病, 其在临床上的发病率虽然较低, 但是如果在其发病早期, 不能给予及时准确的临床治疗, 会导致患者出现枢椎体不稳定或脱位现象, 严重的影响患者的健康。临床上对于Hangman骨折的治疗进行了孜孜不倦地研究, 大量的研究结果达成一个共识, 就是在Hangman骨折的早期, 对其伤情进行准确判定, 即对其进行准确的临床分型, 对于及时有效地救治Hangman骨折具有积极的意义[4]。

本研究根据Hangman骨折患者的不同临床分型, 科学合理的选择相应的治疗方式对其进行治疗, 取得了理想的临床治疗效果。因此, 笔者建议, 在对Hangman骨折进行治疗时, 应该根据其骨折的特点, 牵引复位的情况以及患者的个体差异选择合适的治疗方式, 方能取得理想的临床疗效。

参考文献

[1]李凭跃, 尹庆水, 夏虹, 等.C2椎弓根螺钉内固定治疗Hangman骨折的生物力学评价[J].中国骨与关节损伤杂志, 2010, 20 (3) :175-177.

[2]苏再发, 贾连顺, 陈雄生, 等.Hangman骨折治疗方法的选掸[J].中国骨与关节损伤杂志, 2009, 4 (4) :268-270.

[3]张世民, 李海丰, 黄轶刚, 等.骨折分类与功能评定[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 2008:268-354.

[4]陈雄生, 贾连顺, 曹师锋, 等.Hangman骨折伴椎间盘损伤的诊断与外科治疗[J].中华外科杂志, 2011, 42 (12) :712-715.

不同类型不稳定性骨折 篇2

在当今能源和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的情况下, 风能作为一种洁净的可再生能源, 在世界范围内逐步受到重视并得到迅速发展。2011年内中国风电新增装机容量达20 GW;累计总装机容量已达62.364GW[1], 位居世界第一。根据欧洲风能协会预测[2], 到2020年中国的风电装机容量渗透率, 即风电机组总装机容量占全国总装机容量的百分比, 将达到20%。

随着风电装机容量在电力系统中的渗透率不断提高, 其对电力系统规划和运行的影响也随之逐步增大, 涉及电力系统安全性和经济性的方方面面[3,4,5]。其中, 风电场并网对电力系统安全和稳定的影响是受到普遍关注的问题之一。

近年来, 针对风电场并网后的系统安全稳定问题, 国内外已做了相当多的研究工作[6,7,8,9,10,11,12,13,14,15,16,17,18]。文献[6-13]分析了并网风电机组对系统小干扰稳定性的影响;文献[14-17]从风电机组建模和动态仿真角度, 研究了其并网后系统的暂态稳定性能。在这些研究中, 涉及的风电机组主要包括基于鼠笼式感应发电机 (SCIG) 的异步风电机组[6,7,8]、基于双馈感应发电机 (DFIG) 的双馈风电机组[9,10,11]和基于永磁同步发电机 (PMG) 的永磁直驱风电机组[12,13]。文献[18]给出了这3类风电机组的简化模型。

前已述及, 针对不同类型的风电机组并网对电力系统安全和稳定的影响, 国内外已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然而, 就笔者所知, 现有研究一般只考虑某一类风电机组对系统的影响, 对在同一母线接入不同类型风电机组对系统的影响缺乏比较分析。在此背景下, 本文以文献[3-18]的工作为基础, 分别阐述了异步风电机组、双馈风电机组和永磁直驱风电机组的动态模型, 并在同一个算例系统上做了大量计算分析;从特征根分析和动态时域仿真两方面, 系统分析和比较了在同一母线分别接入异步风电机组、双馈风电机组、永磁直驱风电机组与接入同等容量同步发电机组对小干扰稳定和暂态稳定性的影响。

1 风电机组数学模型

1.1 异步风电机组

如图1所示, 异步风电机组由桨叶、齿轮箱、异步发电机和一组用于无功补偿的并联电容器组成, 风力机和发电机的轴系通过齿轮箱连接, 定子绕组直接与系统相连[16]。

1.1.1 传动系统模型

传动装置一般采用两质量模块模型[19], 结构如附录A图A1所示。其轴系模型可表示为:

式中:Ht和Hg分别为风力机和发电机的惯性时间常数;Tm, Tsh, Te分别为风力机输出机械转矩、轴系转矩和发电机转子机械电磁转矩;ωt和ωr分别为风力机转速和发电机转速;θt为轴系扭曲角度;Dt为风力机的阻尼系数;Ksh和Dsh分别为低速轴到高速轴的刚度系数和阻尼系数;PS和ωS分别为发电机的输出功率和同步转速;ωb为定子磁场转速, 即系统同步转速 (标幺值, 取1.0) ;Pm为风力机的输出电磁功率;CP为风力机的风能利用系数 (其为风力机的叶尖速比λ和桨距角β的非线性函数) ;ρ为空气密度;R为风力机叶片半径;Vm为风速。

风能利用系数CP[20]可按下式计算:

式中:λi=1/ (1/λ+0.002) 。

由贝兹理论可知, CP的最大值为0.593。

通常采用两参数Weibull分布模型[19]来模拟风速分布, 即

式中:k为Weibull分布的形状系数, k=1时风速服从指数分布, k=2时服从Rayleigh分布, k>3时大约服从正态分布;c为Weibull分布的尺度参数, c∈[0, 10]。

由平均风速和标准差可近似得到相应的风速样本。

1.1.2 异步发电机的数学模型

文献[21]中给出了异步发电机的一种简化模型。其中, 定子电压方程为:

式中:Is和E′分别为发电机定子电流和暂态电势;x′=xs+xrxm/ (xr+xm) , 为暂态电抗, 其中xs, xr, xm分别为定子电抗、转子电抗和激磁电抗;rs为定子电阻。

异步发电机中感应电机的等效电路见附录A图A2。电磁暂态方程式为:

式中:id和iq分别为发电机电流的dq轴分量;Ed′和Eq′分别为暂态电抗的dq轴分量;s为转差率;f0为系统频率基值;x=xs+xm, 为同步电抗;Td0′=xr+xm/ (2πf0rr) , 为定子开路时间常数, 其中rr为转子电阻。

1.2 双馈风电机组

基于DFIG的双馈风电机组是一种采用脉宽调制 (PWM) 技术的新型风电机组, 其定子直接与电力系统相连, 而转子经PWM变换器与系统相连, 如图2所示[16]。

1.2.1 传动系统模型

传动系统轴系仍然采用两质量模块模型, 数学模型参见式 (1) 至式 (4) , 风能利用系数[20]可由式 (9) 求取。

风速模型仍采用式 (6) 所描述的Weibull分布。

1.2.2 DFIG模型

dq轴下DFIG的等效电路如附录A图A3所示[22]。数学模型可描述为[13]:

式中:xs′为定子暂态电抗;sr为转子转差率;Ls, Lr, Lm分别为定子自感、转子自感和定转子互感;eds′和eqs′分别为后暂态电势的dq轴分量;T0′为转子时间常数;ids和iqs分别为定子电流的dq轴分量;vds和vqs分别为定子电压的dq轴分量;vdr和vqr分别为转子电压的dq轴分量。

1.3 永磁直驱风电机组

基于PMG的永磁直驱风电机组的风力机与发电机通过轴系连接, 然后通过功率变换器与电力系统间接相连, 如图3所示[19]。

忽略定子暂态过程, 并设转子磁链为常量时, 永磁直驱风电机组在dq坐标系下的电压方程[12]可表示为:

式中:rs为定子电阻;ωm为永磁直驱风电机组的转速;xd和xq分别为永磁直驱风电机组的dq轴电抗;ψp为永磁磁通。

风电机组输出电磁功率为:

与双馈风电机组相比, 永磁直驱风电机组机械部分省去了齿轮箱, 但机械系统轴系模型仍然需要考虑两质量块模型, 发电机运动方程[12]类似式 (1) , 可表示为:

式中:Hm为永磁直驱风电机组的惯性时间常数;ψds和ψqs分别为定子磁通的dq轴分量。

类似于双馈风电机组, 可得到永磁直驱风电机组的变换器模型[13]为:

式中:C为电容值;idg, iqg和vdg, vqg分别为变换器电流和电压的dq轴分量;vDC为变换器中间环节的电压。

2 电力系统稳定性分析

2.1 小干扰稳定性分析

描述电力系统动态特性的微分—代数方程 (DAE) 可表示为:

式中:x为微分方程组中描述系统动态特性的状态向量;y为代数方程组中系统的输入向量。

基于李雅普诺夫第一法的基本思想, 将式 (18) 在稳定运行点 (x0, y0) 处线性化, 可得到:

式中:, 为函数f (x, y) 对x的梯度, 其他符号含义类似。

假设▽xg非奇异, 则由式 (19) 可得:

式中:A为系统的状态矩阵。

后续的小干扰稳定性分析主要就是求解A的特征根/值。对于复特征值λ=σ+jω, 相应的振荡频率为f=ω/ (2π) , 其对应的阻尼比定义为:

参与因子描述状态变量与模态之间的关联程度, 第i个状态变量对第j个特征根的参与因子pij可用相应的左右特征向量v和w计算, 计算公式为pij=wijvji/ (wjTvj) 。其中, 对任一特征值λi, 满足Awi=λiwi (i=1, 2, …, n) 的n维列向量wi被称为λi的右特征向量;满足viA=viλi (i=1, 2, …, n) 的n维行向量vi被称为λi的左特征向量。

2.2 暂态稳定性分析

现有的暂态稳定分析方法总体上可分为直接法和时域仿真法[23]。本文采用时域仿真, 应用隐式梯形积分法[20,23]联立求解DAE组。

对DAE组进行差分化[23]可得:

式中:xn, yn (已知量) 和xn+1, yn+1 (待求量) 分别为在tn, tn+1时刻的系统状态向量和输入向量;Δt=tn+1-tn, 为仿真步长。

状态变量迭代求解方程[20]为:

式中:上标i和i+1为迭代次数;I为单位矩阵。

3 算例分析

3.1 算例

这里以图4所示的修改的美国西部联合电力系统 (WSCC) 3机9节点系统为例进行仿真研究。该系统的相关参数可参见文献[21]。将原系统中的3号发电机改为同等装机容量的风电场, 为便于分析采用一台等值风电机组表示。发电机采用5阶模型描述。所有仿真采用PSAT软件[20,24]完成。

设计了如下4个算例: (1) 算例A, 3台机组都为同步发电机组; (2) 算例B, 母线3上的同步发电机组采用同等容量的异步风电机组代替; (3) 算例C, 母线3上的同步发电机组采用同等容量的双馈风电机组代替; (4) 算例D, 母线3上的同步发电机组采用同等容量的永磁直驱风电机组代替。算例中各类风电机组的基本参数见附录A表A1。对在同一母线接入不同类型风电机组后对系统稳定性的影响进行比较研究。各类风电机组的风速样本曲线采用1.1.1节中所述的两参数Weibull分布模型模拟, 这里取k=2和c=10, 取空气密度ρ=1.225kg/m3。由此得到的风速样本曲线如附录A图A4所示, 后续分析以此风速样本为基础进行。

3.2 特征根分析

采用2.1节所述方法进行特征根分析。上述4个算例的部分特征根结果见附录A表A2, 包括阻尼比、振荡频率和相关机组。

可知, 在无风电机组接入时, 系统的特征根实部都为负值, 即系统是小干扰稳定的, 2个机电模式分别与G2和G3强相关。当G3采用同等装机容量的异步风电机组代替时, 对算例B分析可知, 与G2强相关的机电模式阻尼比从0.024 4提高到了0.027 9;接入异步风电机组后, 产生了一个与异步风电机组强相关的机电模式λ12, 13=-0.687 52±j4.278 6, 阻尼比相较无风电机组接入时提高了2.6倍。当G3采用同等容量的双馈风电机组代替时, 从结果可知, 与G2强相关的机电模式基本没有变化, 系统产生了一个与G1强相关的模式, 其振荡频率为0.172 8, 阻尼比为0.166 1, 阻尼比较无风电机组接入时提高了2.7倍, 但与双馈风电机组相关的模式为一个正的实根, 此时系统是小干扰不稳定的。在算例D对应的结果中, 与G2强相关的机电模式变化不大, 阻尼比稍有提高, 另一机电模式的阻尼比改善较多, 提高到0.417, 但系统也有一个与永磁直驱风电机组相关的正的实特征根0.118 5, 类似于双馈风电机组, 此时系统也是小干扰不稳定的。

图5给出了4个算例情况下所有特征根在复平面上的分布。

由图5可看出, 与算例A相比, 接入异步风电机组的算例B使系统的特征根分布向复平面的左部移动, 这改善了系统的小干扰稳定性;接入双馈风电机组的算例C和接入永磁直驱风电机组的算例D的特征根分布情况类似, 复根大都位于0.15的等阻尼比线内, 但在复平面右边都有一个正实根, 这使系统变得小干扰不稳定。

在上述分析中, 给定风电机组并网容量与原系统同步发电机组的容量相同。以原系统参数为例, 系统的总有功负荷为315 MW, 此时风电场出力占总负荷的百分比为27%, 比例较高。若减小风电出力至50 MW, 负荷也相应减小, 此时风电场出力占总负荷的百分比为17.9%, 特征根分析表明此时接入双馈风电机组或永磁直驱风电机组后, 系统不会出现正的实特征根, 可见风电出力大小影响系统特征根分布。

3.3 时域仿真分析

这里通过小干扰下的负荷波动和大干扰下的短路故障来对不同类型风电机组接入前后电力系统的动态特性进行时域仿真分析。

3.3.1 小干扰稳定仿真分析

给定母线5上的负荷在1.0~1.1s期间向上波动1%, 仿真时间为20s。图6给出了4个算例下相应的小干扰响应曲线。图中:δSyn21和δSyn31分别为同步发电机组2和3相对于同步发电机组1的功角;ωSyn1, ωSyn2, ωSyn3分别为同步发电机组1, 2, 3的转速;ωSCIG, ωDFIG, ωPMG分别为相应风电机组的转速;v3, v5, v7分别为母线3, 5, 7的电压。

从图6 (a) 中的曲线可知, 算例A在小干扰下系统发生轻微摇摆, 并很快趋于稳定, 母线电压在干扰发生时有一个明显下降。与图6 (a) 相比, 从图6 (b) 至图6 (d) 可以看出, 算例B中发电机相对功角曲线振荡幅值变大, 曲线趋于平稳所需的时间变长, 但系统在小干扰下是稳定的;算例C中功角和母线电压的曲线走势趋于稳定, 但双馈风电机组的转子转速曲线发散, 系统在小干扰下是不稳定的;算例D中永磁直驱风电机组转速等幅振荡, 母线电压曲线振荡明显, 系统也是不稳定的。

3.3.2 暂态稳定仿真分析

假设节点5和节点7之间的支路在靠近节点7处于1.0s时发生三相短路, 该支路上的断路器切除故障支路, 短路清除时间为1.1s, 故障清除后线路在1.2s时重新投入。仿真时间给定为50s。为了更清晰地显示动态曲线特性, 图中的曲线截取了不同的时间段。图7给出了4个算例下相应的故障响应曲线。

如文献[17]所述, 风电机组一般采用交流励磁控制, 与电力系统柔性耦合, 其特有的机械转矩特性决定了其在系统故障期间原动机机械转矩会有所降低;另外, 从能量平衡的角度看, 系统故障期间电磁力矩和机械力矩不平衡, 不平衡能量会暂存在风电机组叶片与转子加速旋转的动能中, 这部分暂存的能量有助于降低风电机组在暂态过程中对系统的冲击。3类风电机组的结构与电力系统的连接方式不同, 决定了在系统故障时会呈现不同的转矩特性。对于给定的算例系统参数, 从仿真曲线可以看出, 异步风电机组的接入对系统暂态稳定性影响不大, 在算例A和B下系统在发生三相短路并切除故障后都是趋于稳定的;在算例C下大约22s时, 发电机G1和G2失步, 母线电压崩溃;算例D中同步发电机组大约在10s时失步, 系统失稳。

4 结语

为了研究在同一母线接入同等容量的异步风电机组、双馈风电机组、永磁直驱风电机组与接入同等容量同步发电机组对电力系统稳定特性的不同影响, 本文在分析不同风电机组动态模型的基础上, 针对不同的风电场机组参数, 采用特征值分析和动态时域仿真2种方法, 在WSCC 3机9节点系统上就不同类型机组对小干扰稳定和暂态稳定的影响进行了比较分析。

小干扰稳定分析结果表明:与接入同步发电机组相比, 风电机组接入使系统的机电振荡模式的阻尼比都有不同程度提高。在算例系统中风电场出力约占总负荷27%的情况下, 从系统机电振荡模式来看, 永磁直驱风电机组的影响优于双馈风电机组和异步风电机组, 但双馈风电机组和永磁直驱风电机组的接入使系统产生了正的实特征根。针对小扰动情形下的动态时域仿真也得到了相同结论:接入异步风电机组和同步发电机组的系统摇摆特性类似, 曲线都趋于平稳, 而接入双馈风电机组和永磁直驱风电机组后系统动态曲线呈现发散现象, 系统趋于不稳定, 正实根的产生与风电出力大小有关。三相短路后的系统仿真结果表明, 双馈风电机组和永磁直驱风电机组的接入对系统暂态特性影响较大, 在所研究的算例场景下会出现发电机失步和电压崩溃现象。

在风电机组中增加控制模块可以改善其并网后系统的稳定性能。下一步将着重研究具有控制功能的风电机组接入系统后对小干扰稳定性和暂态稳定性的影响等问题。

附录见本刊网络版 (http://aeps.sgepri.sgcc.com.cn/aeps/ch/index.aspx) 。

摘要：随着风电装机容量在电力系统中渗透率的逐步提高, 其对电力系统的影响越来越明显。这样, 就很有必要系统地分析风电机组对电力系统小干扰和暂态稳定性的影响, 以便研究针对性措施。在此背景下, 对3类常见的风电机组接入后的电力系统稳定性进行了系统的比较研究。首先给出了这3类风电机组的动态模型, 之后以美国西部联合电力系统 (WSCC) 3机9节点系统为例, 采用特征值分析和动态时域仿真方法, 系统地比较了在同一母线接入异步风电机组、双馈风电机组、永磁直驱风电机组与接入同等容量同步发电机组对小干扰稳定和暂态稳定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3类风电机组并网对小干扰稳定和暂态稳定性的影响程度均有所不同。

不同类型不稳定性骨折 篇3

关键词：人工全膝关节置换术,骨关节炎,旋转平台型,固定平台型,静态时稳定性

人工全膝关节置换术( total knee arthroplasty,TKA) 已在治疗晚期膝关节骨关节炎( osteoarthritis,OA) 疾病中取得了良好的疗效。OA的病理性改变能够影响到膝关节本体感觉,从而影响到患者维持躯体平衡的能力[1]。而人体维持躯体平衡能力对顺利进行日常活动、维持静态时姿势稳定性极为重要[2]。有关报道指出患者经TKA后膝关节本体感觉能够部分恢复[3],这样患者运动协调功能和膝关节稳定性较术前得到明显改善[4]。随着生物材料技术的进一步成熟,目前TKA中已普遍使用固定平台型 ( fixed-bearing) 假体PFC-Sigma与旋转平台型( rotating-platform) 假体PFC-RP等第三代人工关节假体,并取得令人满意的疗效[5,6,7,8,9]。在实际临床中骨溶解、假体无菌性松动以及聚乙烯垫片的磨损等均是影响TKA长期疗效以及增大TKA翻修难度的重要因素,国内外学界一致认为 以上因素 与术中选 用的假体 类型密切 相关[10,11,12]。目前国内外大部分研究中仅以术后膝关节活动功能和假体长期存活率作为判断手术是否成功的金标准。有关研究指出选用PFC-Sigma型或PFC-RP型假体对术后关节功能、假体长期存活率以及解除疼痛等均无明显差异性[13]。而尚无详细临床研究对选用PFC-Sigma型或PFC-RP型假体对患者静态时稳定性的影响进行比较。本研究目的在于比较采用PFC-Siga型假体与PFC-RP型假体的患者在TKA术后6个月、术后1年时的关节疼痛、活动功能恢复情况以及患者静态稳定性的差异性,并对其原因进行初步分析。

1 资料与方法

1. 1一般资料本研究通过我院伦理委员会审批通过,所有患者被纳入之前均给予详细解释,术前每位患者均与手术医师进行详细谈话,自愿地选择术中选用的假体类型,并签署本研究知情同意书。分析2011年1月至2013年12月在我院接受单侧TKA的45例患者,其中选用旋转平台型假体( PFC-RP,Depuy) 的患者21例,选用固定平台型假体( PFCSigma,Depuy) 的患者24例。本研究纳入标准为: 所有患者均为右侧膝关节骨关节炎,对侧膝关节无明显异常。排除标准为: 膝关节重度外翻或内翻畸形超过15°,患有神经系统或严重的内科基础性疾病,类风湿病,术侧下肢接受过手术治疗,双下肢不等长,随访期间服用影响躯体平衡性及视力的药物的患者。

1. 2手术方法所有手术均在垂直层流性手术室全麻状态下完成。手术入路均取标准的膝关节正中髌旁切口,使用髓外导向进行胫骨截骨,用髓外导向进行股骨髁截骨。股骨与胫骨假体均使用骨水泥固定。所有手术均未进行髌骨表面置换。装完假体后均对膝关节周围的软组织进行适当地调整。所有患者围手术期预防性应用抗生素,预防术后静脉血栓。在术后1 d开始逐渐进行康复训练,包括下肢连续被动运动,主动或辅助下进行逐渐增大膝关节活动幅度以及行走步态训练等专业功能康复锻炼。

1. 3临床评价根据美国特种外科医院 ( hospital specialknee scores,HSS) 评分标准对患者术前、术后6个月,术后1年时的膝关节功能恢复情况进行评定[14]。本研究中通过重心测量仪对患者躯体重心( gravity center position,GCP) 进行测定。让每位患者在重心测量仪上无扶助条件下站立1min,并让患者注视前方3 m远处固定目标物。在测量时间内确保无外物进入患者视线干扰( 见图1) 。每2秒进行一次GCP测定,连续记录1 min内的GCP位置。分别对GCP在单位时间内水平方向上转移程度( medio-lateral displacement,ML-X range) 和GCP漂移轨迹( locus of GCP,LG) 进行量化分析。单位时间内LG能够表示由人本体感受性反射控制的维持躯体平衡性能力[15,16]。若在进行上述试验的过程中,患者在规定的时间内无法站立平稳或要求停顿时该次操作视为无效,进行重新测取。

1. 4统计学方法利用SPSS 17. 0统计学软件进行处理研究有关的数据。根据术中选用的假体类型分PFC-RP组和PFC-Sigma组。两组患者术前、术后6个月、术后1年时的相关变量进行配对t检验。为较客观描述患者术后GCP转移情况,需算出患者在测量时间内的所有GCP的横轴平均位置,故在研究中描述平准值与表均差时利用95% 的可信区间。用卡方检验来比较两组之间总的并发症发生率差异性。为使研究中混淆因素降低,我们尽可能地排除在骨质、对疼痛耐受程度、术后康复过程等方面存在差异性的患者,且均选用同一家公司的两种假体。本研究有关GCP数据均取上图中平移距离,以图中单元格为计量单位( 见图2 ~ 3) 。从图中获取有关数据时,以患者术侧( 右侧) 为水平轴( X轴)方向上的正方向( + ) ,左侧为负方向( * ) ,患者站在测量仪上面对方向为纵轴( Y轴) 方向上的正方向( + ) ,后侧为负方向( * ) 。以P < 0. 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本研究中45例患者,其中选用PFC-RP的患者21例,选用PFC-Sigma的患者24例。两组患者平均年龄、术前体重、身高、体重指数( body mass index,BMI) ,术前术侧膝关节HSS评分之间的差异性均无统计学意义( 见表1) 。

2. 1术侧膝关节HSS评分本研究中PFC-Sigma组与PFCRP组之间在术前、术后6个月及术后1年时,术侧膝关节HSS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术后患侧膝关节HSS评分均较术前时有明显变化,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0. 05,见表2) 。

2. 2并发症

2. 2. 1切口感染两组中均有2例患者术后早期( 术后3 ~7 d) 出现膝关节术区发红,皮温持续高等感染症状。以上4例患者均积极进行抗炎或切开清创对症处理后症状明显好转或消失。对切口周围渗出液进行一般细菌培养,培养结果均为无菌生长。2例PFC-RP组患者术后出现膝关节肿胀,对其进行消肿或关节腔穿刺抽出对症处理后,症状明显好转。并对患者进行凝血相关检查。两组患者术后早期出现切口愈合有关的并发症率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0. 05) 。

2. 2. 2术后疼痛14% 的PFC-Sigma组患者和9. 5% 的PFC-RP组患者术后出现膝关节周围疼痛症状,给予止痛并康复对症治疗后疼痛症状有效缓解并逐渐消失。

2. 2. 3其他并发症研究中两组患者均未出现术后膝关节脱位,明显骨溶解等症状。1例PFC-Sigma患者出现术侧下肢深静脉血栓,给予抬高患肢并进行抗凝对症处理3周后再次进行下肢血管彩超检查,未发现下肢静脉血栓( 见表3) 。

2. 3稳定性研究中发现两组患者在术后6个月和术后1年时,在水平方向上患者GCP均由初始位置逐渐向术侧方向转移,与术前时平均位置比较其转移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1) 。而术后6个月和术后1年时,水平方向上GCP较术前转移程度两组患者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 05,见表4) 。

术后6个月、术后1年时,两组患者LG水平均较术前逐渐变小。跟术前时LG水平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0. 05) 。而术后6个月、术后1年时,两组患者之间LG水平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 > 0. 05,见表4,见图2 ~ 3) 。

注: 以上表中的有关 GCP 数据均取自图 2、图 3 中平移距离,以图中单元格为计量单位

3 讨论

TKA选用PFC-Sigma型假体已 取得较好 的临床疗效[17,18,19,20,21],在术后10 ~ 15年的随访中发现假体存活率甚至高达90% 以上[22,23],并且在年轻和高龄患者中均有较好的效果[24,25]。然而,因传统PFC-Sigma型假体设计原因,可能出现的假体聚乙烯垫片磨损、骨溶解等现象均可能导致假体松动甚至可能需要二次手术[26]。从假体设计理论上分析,PFC-RP型假体与PFC-Sigma型假体相比,胫骨平台处有旋转轴,更能改善术后膝关节活动,允许胫骨平台在纵轴上旋转,有效减少聚乙烯垫片磨损,减轻假体骨水泥界面受到的压力,从而减少发生骨溶解和假体松动的可能[27,28]。目前许多文献从TKA后临床疗效、假体存活寿命、术后影像学以及关节活动功能等方面比较PFC-RP型假体与PFC-Sigma型假体的区别,结果显示两种假体之间均无明显差异性[29,30,31,32,33,34,35]。而目前国内外尚无研究分析出选用两种假体对患者术后静态稳定性的影响。本研究中两组患者术后膝关节恢复程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我们可以推测随着患者术后关节功能恢复,术侧膝关节负重量逐渐增大,而对侧膝关节负重量逐渐减少,术侧膝关节疼痛逐渐减轻,患者逐步恢复躯体的平衡。本研究中,TKA后患者GCP由初始位置逐渐向术侧方向转移,且患者维持躯体平衡性能力逐渐得到改善。

影响躯体稳定性的主要因素有膝关节疼痛、下肢肌力减弱及本体感觉减退等[16]。膝OA患者下肢肌力及膝关节本体感与同性别和年龄段的人群相比减弱较明显,故膝OA患者躯体不稳定性更显著[36]。随膝OA病程进展,关节腔及周围组织中的感受器数量减少,导致患者膝关节本体感觉减退,从而影响患者躯体平衡性[36,37,38]。TKA目的在于长期缓解或消除关节疼痛,改善膝关节功能,从而提高生活质量。目前关于TKA对关节本体感觉及躯体平衡性的影响存在较多的争议。有些学者认为患者本体感觉通过TKA能够得到改善,从而患者维持躯体平衡性较术前有所提高[39,40],相反有文献指出TKA后,患者减退的本体感觉和躯体稳定性未见明显改善[41,42,43]。本研究中所有患者术后LG均较术前时明显变小,表明术后患者躯体平衡性经TKA逐渐好转,其中PFC-RP组患者LG变化程度较PFC-Sigma组较为明显。笔者认为原因可能为与PFC-RP假体设计中胫骨平台处有旋转轴,允许胫骨在纵轴上旋转,这样帮助患者站立时更好地维持静态稳定性。而本研究中假体均选用同一家公司产品,除胫骨平台处是否有旋转轴外,两种假体其余部分均相同,故我们可以排除TKA中由于选用假体类型不同而导致的对关节本体感觉影响。

本研究存在的局限性有: a) 我们前瞻性地对两种设计相似的假体类型进行队列比较分析。虽然两组之间年龄、性别、术前一般临床特征、术前关节功能等变量均无明显差异,但由于本研究中选择假体时不能够严格按盲法执行,故前瞻性研究可能未能够更有效地限制选择偏倚和其他潜在的混淆变量。b) 由于研究样本量较小,且取95% 的可信区间,故本研究方案可能不能够有效地识别两组患者之间的变量差异性,这样容易导致Ⅱ型错误。比较两组患者术后发生的并发症时,由于样本量和并发症发生的数量较小,且随访时间较短。故我们认为还需进一步扩大样本量和随访时间,以便研究结果更为精确。c) 本研究由于条件有限,故研究方案较为简略。因患者前庭神经、视线以及认知能力等因素均能够影响到患者的本体感觉,从而影响到患者维持躯体平衡性能力。本研究未能够像类似研究中一样分别对患者在闭眼和睁眼时进行测量[16],或对患者双下肢分别进行单侧下肢站立平衡试验[44],这样对患者本体感觉、术后躯体稳定性变化的分析结果可能更为精确。d) 未能对患者术前特点进行更详细地分类并分析,如术前不同内外翻程度、病程长短、对侧膝关节情况及其本体感觉等因素。研究中未对随访期不同阶段的患者体重是否有变化及体重变化对患者躯体中心是否产生相应地影响做出更深度地分析。

不同类型不稳定性骨折 篇4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2013年1月~2015年1月收治77例腕舟骨骨折患者展开研究, 均经X线检查确诊。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 (A组) 39例与对照组 (B组) 38例。观察组男女比例27:12, 年龄22~56 (29.4±6.6) 岁。病程2~73.5±1.0个月。31例为舟骨腰部骨折、8例为舟骨近1/3骨折。对照组男女比例28:10, 年龄20~54 (29.2±6.4) 岁。病程1~8 (3.3±0.9) 个月。28例为舟骨腰部骨折、10例为舟骨近1/3骨折。两组年龄、性别、病程、骨折部位等一般资料间差异的比较无显著差异 (P>0.05) , 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1.2.1 A组

应用微型空心双头加压螺纹钉行内固定:腕部桡侧纵“S”形切口切开, 保护好头静脉、桡神经浅支, 由拇长、拇短伸肌腱入路将关节囊、深筋膜切开, 让舟骨远端、骨折线得以显露。对骨坏死隆背成角畸形进行纠正, 沿舟骨轴线钻入导引针、钻孔, 拧入双头不等距螺纹加压钉。由桡骨茎突取骨处挖出少量松质骨充填囊性变空隙。

1.2.2 B组

应用普通φ2.0mm半螺纹松质骨镙钉行内固定:手术切口及显露与A组同。将骨折断端间坏死组织、肉芽组织、硬化边缘骨清除, 生理盐水冲洗并吸净。复位骨折, 沿舟骨轴线钻孔、拧入半螺纹松质骨加压螺钉, 深度为钉尾与软骨面平齐, 骨折线两侧开孔将髂骨处所凿取松质骨、小骨条松质骨。

1.3 观察指标

对两组进行随访, 时间为4个月, 比较两组 (1) 骨折愈合率、优良率。骨折愈合标准:无局部压痛、叩击痛, 未变形;X线检查示骨折线连续骨痂;无外固定情况平举1KG重物时间不短于1min。关节功能恢复情况判定标准[2]:骨折愈合、腕关节无功能受限情况, 为优;骨折愈合、腕关节活动轻度受限, 为良;可:骨折愈合, 腕关节可配合基本工作, 频率高时出现疼痛, 为中;骨折未愈合且腕关节疼痛无力, 为差。 (2) 骨折愈合时间、恢复工作时间。

1.4 统计学方法

统计学软件SPSS 19.0处理相关数据, 年龄、病程用±s表示, t检验, 性别、骨折部位、骨折愈合率、优良率用n (%) 表示, χ2检验, P<0.05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骨折愈合率、优良率比较

观察组骨折愈合率为100%, 关节优良率为92.3%, 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比较统计学意义 (P<0.05) , 见表1

2.2 两组骨折愈合时间、恢复工作时间比较

观察组骨折愈合平均时间与恢复工作平均时间均明显短于对照组, 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下表2。

3 讨论

腕舟骨骨折在腕部骨折中所占比例在71%左右, 且以腰部骨折常见, 发病率高且易出现漏诊情况, 骨坏死、骨不连、骨折延迟愈合为腕舟骨骨折临床治疗需解决重要问题[3]。

本研究对不同类型金属植入物内固定治疗腕舟骨骨折效果进行分析, A组应用微型空心双头加压螺纹钉行内固定, B组用普通φ2.0mm半螺纹松质骨镙钉行内固定, 结果显示A组骨折愈合率与关节优良率分别达到100%、92.3%, 均明显高于B组, 同时骨折愈合平均时间与恢复工作平均时间均比B组短, 恢复情况更佳。腕舟骨骨折后腕中关节的活动极容易对舟骨骨折线造成影响, 进而影响骨折愈合, 引发骨不连、延迟愈合等问题[4]。此外, 舟骨几乎被关节软骨覆盖, 主要由舟骨背侧嵴、舟骨结节提供血供以滋养血管, 骨内形成血管网状分支, 骨折发生后, 近端血管网遭到破坏而出现血供障碍, 舟骨近端发生缺血性坏死[5,6]。A组中所应用微型空心双头加压螺纹钉并结合植骨对患者进行治疗, 可有效固定并给骨折端坏死缺损处充填植骨[7]。双头螺纹钉为不等螺矩特殊设计, 可与骨折断端更好接触而发挥加压作用, 提供了骨折断端间内固定更佳牢固与稳定, 骨细胞爬行距离因此所以大幅缩短[8], 不仅骨折愈合率获得提高, 达到100%, 同时愈合速度也更快, 骨折愈合时间缩短, 患者可更快恢复腕关节活动。

综上所述, 微型空心双头加压螺纹钉内固定治疗腕舟骨骨折疗效优于普通半螺纹松质骨镙钉, 骨折愈合率与关节优良率更高, 恢复更快, 具有较大推广价值。

参考文献

[1]赵敏, 龚国龄, 袁太珍, 等.可吸收螺钉治疗不稳定型腕舟骨骨折效果观察[J].海南医学, 2011, 22 (16) :84-85.

[2]王旭东, 赵维波, 曲建林, 等.Herbert螺钉治疗非稳定型腕舟骨骨折[J].中国骨与关节损伤杂志, 2011, 26 (1) :89-90.

[3]王永健, 林共周.短臂管型石膏固定治疗陈旧腕舟骨骨折18例临床报告[J].中国运动医学杂志, 2010, 29 (2) :192-194.

[4]刘伟, 赵劲民, 苏伟, 等.经皮螺钉置入固定与石膏固定治疗急性无移位性腕舟骨骨折的系统评价[J].中国组织工程研究, 2012, 16 (13) :2384-2388.

[5]王培, 李哲, 李淑英, 等.不同植入材料治疗陈旧性腕舟骨骨折[J].中国组织工程研究与临床康复, 2010, 14 (21) :3907-3910.

[6]洪加源, 林达生, 练克俭, 等.两种内固定方式治疗腕舟骨骨折的临床疗效对比[J].临床骨科杂志, 2013, 16 (3) :287-289.

[7]胡维界.腕舟骨骨折治疗的研究进展[J].医学综述, 2014, 20 (18) :3369-3371.

不同类型不稳定性骨折 篇5

1 临床资料

选择临床患者1例,男,65岁,体重60 kg。经得患者同意参与本试验,行X线排除股骨病变、畸形等情况。对其股骨进行飞利浦双排螺旋CT扫描,每层厚度为1 mm,取得150层,将DICOMG格式的CT数据导入图像处理软件Mimics中通过阈值分析、像素修补、光滑处理,得到骨皮质、骨松质的股骨三维实体模型。根据EvansⅢ型三部分骨折对股骨粗隆间进行分割,造成股骨粗隆间骨折EvansⅢ型,得到模型M,根据滑动加压角钢板(DHS系统)及髓内钉设计参数在股骨三维模型软件中进行建模。然后将DHS系统置入粗隆间骨折行布尔运算,得到模型B1,髓内钉系统置入股骨粗隆间骨折进行布尔运算得到模型B2。将模型B1、B2防备导入有限元分析软件ABAQUS中。进行四面体的网路划分,然后参照相关文献对材料赋值,皮质骨弹性模量16.1 GPa,泊松比为0.3；松质骨的弹性模量为450 MPa,泊松比为0.2。假设内固定与股骨的接触牢靠,不发生松动及移位,骨折端磨察参数为0.2。对于股骨下端零移位约束,假定患者60 kg,单足站立着地,给予股骨头2000 N的压力,分别在与股骨干成角25°、90°的压力下进行分析。判定两种内固定的稳定性。设定股骨头最大横向移位为U1,最大纵向移位为U2,最大下沉移位为U3,骨折端移位为L,其中U1、U2为反映固定系统抗张力及抗扭力,U3、L为反映固定系统抗压力。

2 结果

纳入本次研究符合要求的患者20例,取得大致相同的结果。与股骨干分别成角25°及90°,两者的U1及U2相比相差不大,而U3及L DHS系统明显高于髓内钉系统。而在压力作用下四组数据比较,DHS系统均高于髓内钉系统。见图1,图2,图3。

3 讨论

有限元法是对连续体力学及物理问题的一种新的数值求解方法[2],随着目前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技术应用于骨科领域,同样有限元也被广泛应用于骨科领域,并取得一定的效果。在临床上,对于不稳定型股骨粗隆间骨折较常见,如EvansⅢ型骨折,治疗上常需使用伸缩套管样内固定器如髋加压螺钉或顺行髓内钉来达到解剖复位及固定。何种内固定装置较好仍有争议,多数学者认为髓内钉系统比钉板系统更稳定,尤其是对不稳定型转子间骨折更具优势[3],与标准的髋加压螺钉系统相比,髓内钉有更好的生物力学优势置入时暴露少,出血也较少,还可以对更加粉碎的骨折提供稳定的解剖固定,但Gamma髓内钉组在钉尾处股骨干继发骨折的发生率为3%～6%[4]。权日等[5]认为,DHS已成为治疗股骨转子间骨折的一个标准内固定物,对于稳定的股骨粗隆间骨折如EvansⅠ型,临床上采用DHS系统或髓内钉系统髓内钉系统以Gamma钉及PFNA为代表,两种固定的疗效相差不大。而对于不稳定型股骨粗隆间骨折如EvansⅢ型,本次研究得出数据为无论在与股骨干成25°、90°甚至在压力下,股骨头的最大下沉及骨折端移位的数据,DHS系统均高于髓内钉系统。说明髓内钉系统的稳定性比DHS系统的较好。分析原因：人体负重时,股骨近端内侧承受压力,外侧承受张力,重力为内侧皮质向下传导,DHS的重力从股骨近端内侧向远端外侧传导,而髓内钉的重力主要传导至远端锁定钉处。作用在DHS上的垂直力以及螺钉体部与套筒接触面积减少,均可提高摩擦阻力,从而引起螺钉在套筒内阻塞,DHS于螺钉在套筒内阻塞形成钉板系统固定,导致在股骨颈内发生移位,再加上DHS系统为一枚螺钉固定粗隆间骨折,在不同角度下股骨颈呈旋转不稳定,从而使螺钉受力位置发生改变,股骨头将发生横向、纵向下沉移位较多,而PFNA髓内钉为一枚绞刀,无需扩孔,不造成骨质的丢失,对于骨质疏松患者十分有利,而且钉与髓内针锁定,绞刀螺纹深粗大,把持力稳定及具有防剪切力强的特点,其抗压力比鹅头钉效果好。因此DHS系统固定下的股骨头位移明显大于髓内钉系统。其次,髓内钉系统具有一定的生物力学优势,因髋关节距离髓内钉系统较DHS近[6],故其力臂短,弯矩小,可明显降低钉棒结合处的张应力及压应力,符合生物力学负重的力线,所以当身体负重后抗弯力压力能力比DHS系统要好,可提供更坚强的固定。

综上所述,对于EvansⅢ型股骨粗隆间骨折,DHS内固定系统的稳定性差于髓内钉系统,建议临床上对于EvansⅢ型股骨粗隆间骨折,优先考虑使用髓内钉系统固定。

摘要：目的 通过有限元方法对EvansⅢ型股骨粗隆间骨折的动力髋螺钉(DHS)和髓内钉固定技术进行对比评价,判断何种技术生物力学更稳定,为临床应用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以EvansⅢ型股骨粗隆间骨折为研究对象建立有限元模型模拟单脚站立时的受载情况,对两种不同固定技术分别进行有限元计算。结果 DHS系统固定,其抗张力性能和抗阻力与髓内钉组相当,而抗压力性能明显差于髓内钉组,其结构稳定性差。结论 DHS系统固定时,其结构稳定性比髓内钉系统差,建议临床考虑使用髓内钉系统。

关键词：股骨粗隆间骨折,动力髋螺钉,髓内钉,生物力学,有限元分析

参考文献

[1]Huiskes R.On the modeling of long bones in structural analyses.J Biomech,1982,15(1):65-69.

[2]Goldhahn J,Suhm N,Goldhahn S,et al.Influence of osteoporosis on fracture fixation-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Osteoporosis International,2008,19(6):761-772.

[3]Sadowski C,Lubbeke A,Saudan M,et al.Treatment of reverse oblique and transverse intertrochancteric fractures with use of an intramedullary nail or a 95°screw plate:a prospective,randomized study.J Bone Joint Surg(Am),2002,84(3):372-381.

[4]Canale ST,Beaty JH.坎贝尔骨科手术学.王岩,译.第11版.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09:276-278.

[5]权日,徐国洲,尹庆水,等.股骨转子间骨折治疗分析.中华创伤杂志,2001,17(12):713-714.

不同类型不稳定性骨折 篇6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07年1月-2012年4月我院收治的老年股骨粗隆间骨折患者116例, 年龄≥60岁, 均为不稳定型骨折, 受伤前患者髋关节功能正常, 排除病理性骨折、陈旧性骨折及内固定治疗失败的患者。其中, 男性46例, 女性70例, 年龄61-88岁, 平均年龄 (67.4±8.5) 岁;左侧骨折54例, 右侧骨折62例;按Evans分型, Ⅱ型27例, Ⅲ型50例, Ⅳ型31例, Ⅴ型8例;致伤原因分别为:跌倒109例, 非机动车撞伤4例, 机动车撞伤3例。所有患者均有不同程度的骨质疏松, 合并一种或多种其他系统疾病。根据不同的治疗方法, 将116例患者分为4组, A组为动力髋螺钉 (DHS) 固定35例, B组为人工股骨头置换 (FHR) 29例, C组为动力髁螺钉 (DCS) 固定28例, D组为股骨近端髓内钉 (PFN) 固定24例, 各组患者在性别和Evans分型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但B组患者的年龄较其他三组的大, 如表1所示。

1.2 方法

患者入院后予以患肢牵引 (皮牵引或胫骨结节骨牵引) , 完善术前各项检查, 积极治疗合并疾病, 控制血压、血糖等, 做好术前准备。术前30min静脉滴注抗生素, 根据患者情况和手术方式选择硬膜外麻醉或气管插管全麻, 使用C型臂X线机, 对复位及内固定物置入情况进行监测。A、C两组患者均取髋外侧切口, 显露骨折断顿, 置入DHS或DCS装置。B组患者取髋关节后外侧切口, 截断股骨颈, 取出股骨头, 将股骨粗隆、股骨距复位, 钢丝固定。股骨中上段髓腔扩髓, 安装骨水泥型人工双极股骨头。D组患者采用半开放复位、固定, 在股骨大粗隆上缘向头侧行纵行切口, 探及大粗隆顶点并进针, 置入PFN主钉后, 分别旋入拉力螺钉、防旋钉及远端锁钉。术后预防性应用抗生素治疗, 术后第二天行患肢肌肉训练。内固定手术者于术后2-3周下床活动, 根据骨折类型及愈合情况制定负重时间;行FHR治疗的患者在身体条件允许下, 于术后3天扶拐负重行走。

1.3 评价指标

比较各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开始负重时间及术后并发症的差异, 并根据Harris评分标准, 比较各组术后6个月髋关节功能恢复情况。

1.4 统计学方法

数据均采用SPSS17.0统计软件进行录入和统计处理, 定量资料采用均数和标准差进行描述, 并采用方差检验进行统计分析;定性资料采用率比进行描述, 采用卡方检验进行统计分析;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各组手术情况比较

各组患者手术时间比较无显著统计学意义 (P>0.05) , 但D组 (PFN) 的术中出血量明显少于其他三组 (P<0.01) , 而其他三组之间比较无显著差异 (P>0.05) , 详见表2。

2.2 各组术后并发症情况

A组 (DHS) 术后并发症总发生率为28.7% (10/35) , B组 (FHR) 为3.4% (1/29) , C组 (DCS) 为25.0% (7/28) , D组 (PFN) 为29.1% (7/24) 。各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B组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明显低于其他三组 (P<0.05) , 其他三组之间比较无显著差异 (P>0.05) 。

2.3 各组负重时间和恢复情况比较

四组负重时间和6个月Harris评分比较均有显著差异 (P<0.01) , 其中B组 (FHR) 患者的负重时间明显低于其他三组 (P<0.05) , 6个月Harris评分显著高于其他三组 (P<0.05) ;其他三组之间两项指标比较均无显著差异 (P>0.05) , 详见表2。

3 讨论

股骨粗隆间骨折为老年人常见骨折类型之一, 而且以不稳定型骨折较多。老年人不仅伴有不同程度的骨质疏松, 机体功能下降, 还多合并一种或多种不同系统的内科疾病, 因此增加了该病治疗的复杂性。对于老年性股骨粗隆间骨折的治疗, 应以确保生命安全为基础, 尽量减少卧床时间, 使其行走能力尽快恢复, 减少术后并发症, 提高患者生活质量[3]。

骨折内固定是目前治疗股骨粗隆间骨折的主要方法之一, 如DHS、DCS和PFN。然而, 老年人的疏松骨质导致对内固定物的把持力下降, 而且不稳定型骨折导致的股骨结构破坏, 使其支撑功能减弱, 所以, 内固定术后过早负重可能导致内固定物滑出, 髋关节内翻等合并症, 失败率较高, 故近年来一些学者提出对老年骨质疏松性粗隆间骨折应施行人工关节置换[2]。本研究中, 四种手术方式的手术时间无显著差异 (P>0.05) ;D组的术中出血量明显少于其他三组 (P<0.05) ;B组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和负重时间均明显少于其他三组 (P<0.05) ;6个月Harris评分显示, B组的髋关节功能恢复状况优于其他三组 (P<0.05) 。这提示与内固定手术相比, FHR治疗老年股骨粗隆间不稳定型骨折具有一定的优越性。但FHR手术过程较内固定复杂, 因此要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选择, 严格掌握手术指征。

参考文献

[1]魏志宇, 曲龙, 刘黎亮, 等.三种老年股骨粗隆间骨折手术方式的疗效比较[J].中国现代医药杂志, 2010, 12 (7) :71-72.

[2]何大川, 潘华, 彭鹏, 等.老年股骨粗隆间骨折不同手术方式的疗效分析[J].中国骨科临床与基础研究杂志, 2011, 3 (1) :42-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