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投入

2024-07-13

政府投入（共12篇）

政府投入篇1

摘要：采用26个省市医药制造业1999-2013年的面板数据,建立PVAR模型,使用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等分析方法,从企业自筹研发投入与企业总研发投入两个角度,分别研究医药制造业政府科技投入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双向影响关系。研究发现,医药制造业政府科技投入对企业自筹研发投入、企业总研发投入皆产生杠杆效应。政府科技投入对企业自筹研发投入具有单向影响,而对企业总研发投入具有双向影响。

关键词：政府科技投入,企业自筹研发投入,企业总研发投入,PVAR模型,医药制造业

研发投入是开展研发活动的基础,是反映一国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而企业是研发活动的主体,也是研发投入的主要来源,但是新药研发活动具有不确定性和公共产品等特点,会抑制医药企业研发投入。因此,政府有必要制定相应的政策对医药企业研发活动进行适度干预,而政府科技投入是目前普遍采用的激励措施之一。

但政府科技投入是否真正促进医药企业研发?影响时滞为多久?影响贡献率为多大?这种影响是单向还是双向?为解决以上问题,本文将从研究综述、模型构建、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建议四个方面展开讨论。

1研究综述

关于政府科技投入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国内外学者均从不同角度做了很多研究,由于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的不同,并未得到一致结论。政府科技投入对企业研发投入可能会产生两种影响:

一为杠杆效应,即政府科技投入能促进企业研发投入的增加。王霞等(2014)通过对1480家上海新兴产业中的民营企业进行分析,发现政府科技投入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杠杆作用要强于挤出作用,且两者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寇铁军,马大勇(2013)分析了1991年-2011年间政府科技投入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发现我国政府科技投入对技术创新投入引导效应弹性系数为0.7014,且政府科技投入是企业研发投入的Granger原因。Benjamin Montmartin等(2015)利用1990-2009年间25个0ECD国家的数据,研究发现政府研发补贴与财政激励政策在一个国家内将对私人研发有积极的空间溢出效应。Sergio Afcha(2014)与Massimo G.Colombo(2011)亦得出相同结论。

二为挤出效应,即政府科技投入会导致企业研发投入减少。苏盛安,赵付民(2005)采用广义矩阵法从宏观层次上得出结论政府直接资助对企业的科技投入产生挤出效应。孙燕,孙利华(2011)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亦得出相同结论。

已有研究有许多值得借鉴之处,但也存在不足:(1)关于指标的选取:已有研究中要么以“企业自筹的研发投入”为考察指标,要么以“企业研发经费支出”为考察指标,无法全面准确的说明政府科技投入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情况。(2)关于相互影响关系:现有的研究中只关注了政府科技投入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单向影响,而政府科技投入对企业研发投入是一个动态的长期的过程,政府与企业作为企业研发的重要主体,其中一方的变化都可能影响到另一方的改变,所以有必要对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分析。(3)关于滞后期的确定:研发投入是具有滞后性的,滞后期不同,所得出的结果也会不同,已有文献中大多主观设定滞后期,使研究结果缺乏科学性与准确性。(4)关于内生性的处理:政府科技投入在对企业产生影响时,可能会受到各种因素影响,如企业规模、企业性质等,分析时无法把所有因素都涵盖其中,于是产生内生性问题。目前大部分研究所采用的回归方法并不能消除内生性。

针对以上问题,本文将采用我国26个省市医药制造业1999-2013年的面板数据,通过建立PVAR模型,从企业自筹研发投入与企业总研发投入两个方面综合分析政府科技投入与企业研发投入的相互影响关系,并进一步分析影响的动态变化及影响贡献率,以期对已有研究有所补充,对相关政策分析有所启示。

2模型构建

PVAR模型由Holtz-Eakin首次提出,现已发展为一个兼具面板数据分析与时序分析优势的成熟模型;PVAR方程把所有变量看成一个内生系统来处理,可解决变量内生性问题;考察了所有变量的滞后项,能真实反映变量间的互动关系;还能分析系统变量间的冲击响应和方差分解。

本文将建立如下PVAR模型:

在式(1)中,yit是基于面板数据2×1的变量向量,其中:当研究政府科技投入与企业自筹研发投入的关系时,yit=(ZFTRit,QYTRit)τ;当研究政府科技投入与企业总研发投入的关系时,yit=(ZFTRit,QYZCit)τ。其中,ZFTR指政府科技投入,用企业科技活动经费筹集额中的政府资金这一指标来衡量,QYTR指企业自筹研发投入,用企业科技活动经费筹集额中的企业资金这一指标来衡量,QYZC指企业总研发投入,用企业研发经费内部支出这一指标来衡量。下标i(=1,2,…,26)表示26个省市,t表示1999-2013年,λ为滞后阶数,Bλ是滞后λ期时变量的系数矩阵,αi是省效应向量,γt是年效应向量,μit是随机扰动项。

由于西藏、新疆、宁夏、青海、海南五省数据缺失被排除,本文选取了1999-2013年其余26个省市医药制造业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所用到的数据全部来自《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

3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3.1变量平稳性检验

3.1.1单位根检验

数据平稳性对于时间序列的模型构建至关重要。如果数据不平稳,可能会导致两个相互独立的变量出现伪相关关系。单位根检验是检验数据平稳性最常用最精确的方式,其中,常用的单位根检验方法有LCC检验、ADF检验、Hadri检验等,由于检验原理不同,检验结果也不尽相同。本文将采用这三种方法同时进行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综合三种方法的结果,企业自筹研发投入、企业总研发投入、政府科技投入三者均通未过显著性检验,所以无法拒绝原假设,三个变量都是不平稳的;但是经过一阶差分后,虽然企业总研发投入与企业自筹研发投入的LCC检测值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但是ADF及Hadri检测值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政府科技投入的三个检测值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所以认为这三个变量的一阶差分均是平稳序列,即皆为一阶单整变量。

3.1.2协整检验

本文接着进行面板协整检验,协整的思想就是把同阶非平稳变量放在一起进行分析,通过这些变量进行线性组合,从而消除它们的随机趋势,得到其长期联动趋势。结果如表2所示,虽然Gt值(Group-T检验)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但是Ga(Group-ADF检验)、Pt(Panel-T检验)、Pa(Panel-ADF检验)值均在1%显著性水平显著,所以企业自筹研发投入、企业总研发投入、政府科技投入虽然是不平稳序列,但是彼此之间通过形成线性组合后,将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3.2确定变量最优滞后阶数

本文分别对数据做了一至五阶滞后的模型估计,综合考虑AIC准则(赤池信息准则)、BIC准则(贝叶斯信息准则)、HQIC准则(滞后阶数确定准则),从而得出最优滞后阶数。结果如表3所示,企业自筹研发投入与政府科技投入的最优滞后阶数为一阶,企业总研发投入与政府科技投入的最优滞后阶数为三阶。

3.3 PVAR模型实证检验

3.3.1 PVAR模型的处理过程

首先本文采取前向均值差分(Helmet)消除了模型的固定效应,并保证滞后变量与转换后的变量正交,而与误差项无关,可作为GMM估计的工具变量。GMM方法可得出变量自身的滞后和其余变量的滞后对该变量的短期影响,结果如表4、表5所示。

注:h.QYTR为经过前向均值差分(Helmet)处理后的企业自筹研发投入值,.h.ZFTR为经过前向均值差分处理后的政府科技投入值,L.h.ZFTR为经过前向均值差分处理后的滞后一期政府科技投入值,L.h.QYTR为经过前向均值差分处理后的滞后一期企业自筹研发投入值。

随后,本文进行了脉冲响应分析,即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给一个变量的扰动项加入一个标准差的冲击,研究其如何对模型中其他变量产生动态影响。脉冲响应函数是通过PVAR参数构造的,必须考虑标准差,但是标准差难以通过计算得到,因此本文通过蒙特卡洛方法模拟产生置信区间。结果如图1、图2所示。

为了更清楚地刻画各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程度,本文进一步采用方差分解的方法,分析每个随机扰动对PVAR模型中的变量产生影响的贡献度。表6、表7给出了第10个预测期、第20个预测期和第30个预测期的方差分解结果。

3.3.2 PVAR模型的结果

(1)政府科技投入与企业自筹研发投入的影响。

政府科技投入与企业自筹研发投入的GMM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把企业自筹研发投入作为依赖变量时:滞后一期的企业自筹研发投入对当期企业自筹研发投入的影响系数为-0.044,但是P值为0.609,所以影响并不显著;滞后一期的政府科技投入对当期企业自筹研发投入的影响系数为13.67,且非常显著。

把政府科技投入作为依赖变量时:滞后一期的政府科技投入对当期政府科技投入的影响系数为0.774,且很显著;而滞后一期的企业自筹研发投入对政府科技投入的影响系数为0.005,P值为0.189,影响不显著。

脉冲响应结果如图1所示。在当期给政府科技投入一个标准差大小的正冲击后,企业自筹研发投入在第一年迅速增加,第二年开始增加力度逐年减小,但在未来五年影响皆为正。

在当期给企业自筹研发投入一个标准差大小的正冲击后,政府科技投入在第一年有极小程度的增加,第二年开始以平缓的速度减少。

由表5可知,经过20个预测期之后,系统已基本稳定。其中,企业自筹研发投入的变化来自于政府科技投入波动的影响程度约为43.33%;而政府科技投入的变化来自于企业自筹研发投入波动的影响程度仅为1.67%。

综上:政府科技投入与企业自筹研发投入具有单向影响关系。其中:一方面,滞后一期的政府科技投入对企业自筹研发投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当期政府科技投入增加后,对企业自筹研发投入接下来的一年中影响程度最大,随后效果会逐渐减弱,且政府科技投入对企业研自筹发投入的波动贡献度高达43.33%。另一方面,企业自筹研发投入对政府科技投入并无显著的影响。

医药企业中一些风险高、外部效用大的项目,如新药基础研究,企业不愿也无法承担风险,而政府的科技投入能降低企业创新投入的风险,增加企业研发成功的概率,从而激励企业增加自身的研发投入。而企业自筹研发投入只是企业总研发投入中的一部分,企业加大自筹研发投入后,企业的总研发支出及研发产出并不一定是增加的,所以政府并不会因为企业自筹研发投入的变化而去改变科技投入政策。

(2)政府科技投入与企业总研发投入的影响。

政府科技投入与企业总研发投入的GMM估计结果如表6所示,把企业总研发投入作为依赖变量时:滞后一期的企业总研发投入对当期企业总研发投入有正向影响,滞后二期、三期的企业总研发投入对当期企业总研发投入有负向影响,但是均不显著;滞后一期、二期、三期的政府科技投入均对当期企业总研发投入产生正向影响,但是只有滞后一期时显著。

把政府科技投入作为依赖变量时:滞后一期、二期、三期的政府科技投入对当期政府科技投入产生正向影响;滞后一期的企业总研发投入对当期政府科技投入产生正向影响,但是并不显著,滞后二期、三期的企业总研发投入对当期政府科技投入产生负向影响,但是只有滞后二期时才显著。

注:同表4。

政府科技投入与企业总研发投入的脉冲响应函数如图2所示,在当期给政府科技投入一个标准差大小的正冲击后,企业总研发投入在第一年迅速增加,第二年后仍以极平缓的速度在增加,至第三年达到最大值,第四年后逐渐减小,未来五年的影响皆为正。

在当期给企业总研发投入一个标准差大小的正冲击后,政府科技投入在第一年有极小程度的增加,第二年会迅速减少,第二年后以平缓的速度减少。

政府科技投入与企业总研发投入的方差分解结构如表5所示。经过20个预测期之后,系统已基本稳定。企业总研发投入的变化有65.39%来自于政府科技投入的变化。而政府科技投入的变化只有23.54%来自于企业总研发投入的变化。

综上:政府科技投入与企业总研发投入具有双向影响关系。其中:滞后一期的政府科技投入对企业总研发投入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当期政府科技投入增加后,企业总研发投入在接下来的一年迅速增加,第二年后仍以极平缓的速度在增加,至第三年达到最大值,第四年后逐渐减小;企业总研发投入的变化有65.39%来自于政府科技投入变化。滞后二期的企业总研发投入对政府科技投入产生负向影响;当期企业总研发投入增加后,政府科技投入在第一年有极小程度的增加,随后开始减少;政府科技投入的变化只有23.54%来自于企业总研发投入的变化。

政府科技投入一方面可降低研发风险、提高研发效率,从而改变企业的研发决策行为,另一方面通过改变企业投资研发的成本结构、增加融资渠道等方式来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从而促使企业的总研发投入随之增加。Miguel Meuleman等(2012)研究发现获得政府补贴将能提供一个关于中小企业质量的积极信号,从而利于企业获得长期债务融资。Massimo G.Colombo等(2013)则从微观角度分析了1994-2008年288个意大利NTBFs企业的数据,发现获得政府补贴的NTBFs企业会增加投资和降低投资现金流的敏感性,融资约束得到缓解。而政府对企业进行科技投入的目的在于缓解企业研发的融资约束,激励企业加大总研发投入,当企业逐步加大总研发投入后,政府科技投入的目的已达到,将会对其减少科技投入。

4建议

政府科技投入对企业自筹研发投入及企业总研发投入均产生杠杆效应,所以政府科技投入对促进医药企业技术创新是有效且必要的,一方面,政府需继续适度的加大对医药企业的直接科技投入,另一方面,可借助间接手段促进医药企业新药研发,包括:(1)对医药企业提供政府融资担保,降低医药企业融资成本;(2)通过逐步扩大医疗保险覆盖范围等政府采购政策,扩大医药产品的市场需求;(3)通过对研发机构及高校的公共投资,促进基础研究的提升,从而降低医药企业研发的技术成本。

政府科技投入对医药企业总研发投入具有双向影响关系影响,所以无论于政府还是于企业,投入都存在一定的限度。对政府而言,进行科技投入的目的是为了引导和激励企业研发投入,若过分投入则会挤出企业研发投入,既违背了初衷也是无效政策。对企业而言,技术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源泉,一旦研发成功会给企业带来莫大效益,但是,高收益背后隐藏着高风险,一旦研发失败会给企业带来灭顶之灾,所以企业面对研发是谨慎的。只有平衡好政府与企业在研发投入中的份额比例,平衡好企业内部融资与外部融资在技术创新中的功能分配,才能使政府与企业最好的发挥各自的作用,才能使技术创新效果达到最优,从而使企业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最大化。

政府投入篇2

第二条区科技经费投入是指在区范围内用于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化、科技平台与环境建设、科学普及经费、社会科技事业发展以及相关科技活动的经费投入。

第三条由区科技局与区财政局共同下达计划文件，区科技局与项目承担单位签订，并报区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和批准。根据全区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逐年增加科技经费投入。

第四条区科技经费来源于本级财政拨款和上级财政投入。

第五条区科技经费的使用与管理坚持调查研究、科学论证、优化投向、突出重点、注重效益和专款专用的原则。

第六条区科技经费主要用于支持区域内高新技术及产业发展计划、科技能力建设计划、科技兴农计划、专利实施及重大科技成果计划、国际科技合作计划、科学普及、社会科技事业发展计划及区各类科技发展计划和科技奖励等。

第七条科技经费使用范围为：

（一）新产品试制，新技术和新工艺开发、专有技术的消化吸收，科技成果转化等。

（二）软科学研究，应用技术研究，科技培训，科普活动等。

（三）项目咨询、评审、评估、鉴定、验收等管理费用。

（四）经区政府批准的科技创新条件、能力建设项目。

（五）其他有利于本区科技事业发展的项目。

第八条科技经费一般为无偿使用。

第九条区科技经费管理各方的职责与权限：

（一）区科技局

1、统一管理区科技经费，编制科技经费、计划管理费预算；

2、负责组织项目的申报和评审（评估），并会同区财政局审定、下达项目预算；

3、会同区财政局监督、检查科技经费的管理使用情况。

（二）区财政局

1、审核科技经费总预算；

2、科技经费总预算经区人代会通过后，下达项目经费预算；

3、监督、检查科技经费总预算的管理使用情况；

4、审批科技经费决算。

（三）区审计局

1、负责科技经费的审计。

第十条项目组织单位和项目承担单位的职责：

（一）项目组织单位

1、具体组织项目申报；

2、承担单位按项目实施进度执行经费支出预算，监督落实项目约定支付的自筹匹配经费：

3、向区科技局报送项目经费执行情况；

4、受区科技局委托，对专项资金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二）项目承担单位

1、编制项目经费支出预算；

2、落实项目合同的自筹匹配经费及其他配套条件；

3、做好项目经费的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

4、接受科技经费管理部门的监督检查，并按要求提供项目经费支出预算执行情况和有关财务资料。

第十一条申报项目条件

（一）符合区科技产业政策及社会事业重点发展方向，有较高的创新性和较强的市场竞争力，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

（二）知识产权清晰，无产权纠纷。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或能形成自主知识产权的项目予以优先。

第十二条申报单位条件

（一）驻区各行政事业单位，与驻区企事业单位合作的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在本区注册或纳税的各类所有制企业，开展有关科技创新活动的个人。

（二）具备承担项目的能力，包括必要的研究开发条件、技术开发与管理队伍以及一定的项目资金筹措能力。

（三）经营管理、财务管理制度健全、规范。

（四）拥有承担国家、省、市、区科技计划项目的良好信用业绩。

第十三条区科技局每年集中开展一次项目申报受理工作，项目计划文件及经费于次年下达。具体申报和审批程序为：

（一）项目申报单位填报《区科技计划项目申报表》。

（二）区科技局对申报项目进行初审。

（三）区科技局组织专家或选择有关科技评估机构，对初审合格的项目进行评审。

（四）在专家评审的基础上，区科技局编制科技发展计划项目，与区财政局会审后，提交分管区长审批，上报区政府研究批准。

（五）经批准立项的项目，由区科技局与区财政局共同下达计划文件，区科技局与项目承担单位签订《区科技计划项目合同书》。

（六）区财政局在《区科技计划项目合同书》签定后按合同约定将项目款直接划拨到项目承担单位。

第十四条项目承担单位应按区科技局要求，向区科技局或区科技局指定的单位报送《区科技计划项目阶段实施情况表》。

第十五条科技项目一经立项和经费拨付后不得擅自更改名称、内容、指标和进度等。因不可抗拒因素，项目承担单位需调整或中止项目的，应及时向区科技局提交书面申请，经区科技局核准后，方可执行。

区科技局做出撤销或更改项目的决定后，项目承担单位应在一个月内将经费使用情况报送区科技局，并将剩余科技经费全额上缴区财政局，用于安排其他科技项目。

第十六条项目完成后，由区科技局组织项目验收组按照要求进行项目验收。在项目验收时，项目承担单位需填报《区科技计划项目验收表》、《区科技计划项目经费决算表》、《区科技计划项目验收审查验收表》及项目经费使用情况的总结报告。

第十七条科技经费实行财政专户管理，专款专用。各项目承担单位对划拨的科技经费必须专项核算，独立设置科技经费有关科目。

第十八条区科技局对项目承担单位的经费使用过程进行监督管理，内容包括资金到位与使用情况、科技项目进度执行情况以及项目目标完成情况。

第十九条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和任何理由骗取、截留或挪用科技经费。对于弄虚作假骗取科技经费或截留、挪用科技经费的，将追究有关单位和个人责任，并予以相应的处罚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科技经费投入与使用管治计划责任编辑：陈老师阅读：人次

政府投入篇3

广东一带的消费者虽然还没有在油价上涨方面，但至少是在油品短缺方面已初次浅尝了西方国家和日本上个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的痛苦。正当中国经济刚刚呈现蓬勃起飞的势态时，原油价格不断攀升，沿海一带石油短缺显现。这一切都向我们提出了一个考验大国发展智慧的课题：中国应该采取怎样的能源发展策略?

15年后中国石油对外依赖度将升至67％

首先应该明确的是，到底中国经济的兴起会否对世界原油市场造成革命性、震撼性的影响?让我们回顾一下，过去几十年世界经济史上有没有相关的案例可寻。

日本是个明显的例子，因为，日本也是本国石油资源不足的经济体。日本经济从上世纪50年代中到70年代末，呈现了一个飞速发展的奇迹，相应地，日本的能源消费迅速增长。1955年日本原油消费占世界石油产量约1．2％左右；到了1975年，这一比例上升为8．8％；1985年和1995年分别为7．5％和8．2％；到2004年，回落至6．4％。与此同时，世界原油价格在1950以及1960年代一直保持比较稳定的低水平，到了1973年，价格突然飙升了4．5倍，1979年再次上升5倍。1980和1990年代，油价基本稳定，维持在3倍于1950和1960年代的水平。当然，1973和1979年的石油价格飙升与日本经济的起飞无关，是中东政治危机的产物。更为深入的研究还需要进行，但是，至少我们还不能否定这样一个假说，即日本以及同时起飞的一批经济体，使得世界原油的长期均衡价格从1950年代起二十年内上升了2—3倍。

再看看当前和未来世界石油市场的大势。首先，根据美国石油研究所(API)的预测，在原油价格30美元左右一桶的水平上，世界经济对原油的需求将以每年2％的速度增长。与此同时，过去20年世界原油的平均年产量增长仅仅为1．7％，而且历年波动很大。过去20年，世界探明的石油储量与产量一直在可供开采35—42年之间徘徊，所以，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原油产量会在30美元一桶的价位上以2％的速度上升，可以比较谨慎地预言，在可见的未来，世界原油价格不会回复到1990年代的水平．即，原油的长期均衡价格长期维持在40—50美元的可能性极大。

回到中国的情况，根据我国的中长期发展规划，未来15年中国经济的发展目标是凹翻两番，能源消耗翻一番。假如中国经济保持目前的能源消费结构，那么对原油的消费也会翻一番。2004年中国占世界原油消费的比重是8．2％，即便世界产量以2％的速度上升，15年后，中国的石油消费占世界的比重将至少上升到15％，相当于今天北美占世界原油消费比重的一半。最令人担忧的是，我国本土的石油产量由于各种约束，15年后能够维持目前占世界总产量4—5％的水平就不错了，也就是说，15年以后，我国石油的对外依赖(从国外油田运输入口的比重)将从目前的40％上升到67％，远远超出美国今天50％左右的水平。显然易见，能源战略是考验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经济未来能否持续增长的难题。

大国能源战略的三步棋

有了以上的基本认识，我们可以分析一下，中国应当采取怎样的石油发展战略。

首先，从短期来看，稳定第一，稳定成品油的供应是当务之急。成品油的供应一旦出现波动或者短缺，一定会直接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原因很简单，短期内消费者和生产者没有可替代的技术，比如，大排量的发动机不可能几天就换成高效率的小引擎，所以，油价上升等价于加税，而加税的后果就是经济增长受损。所以，短期内必须克服各种机制上和利益集团的约束，保证成品油的供给。在一定程度上讲，需要政府强有力的干预，来克服目前成品油和原油价格倒挂所带来的利益驱动的阻力。

从中期来看，需求侧管理必须推出，即，成品油价格以及一切与原油相关产品的价格必须上调，甚至作较大幅度的调整。比如，成品燃油的价格水平(含税)可能调高一倍，达到欧洲的水平。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它对原油的供给一定是越来越依赖于进口(包括中国的石油公司在海外的产出，如果它们走出去的战略最终成功的话)，而进口(包括海外生产)原油对中国经济而言，其成本是巨大的，它不仅仅反映在原油的价格上，还反映在为了保证原油的畅通供给，中国在国际交往中所付出的各种成本。比如说，要和主要石油产出国以及石油运输线附近的国家保持良好的政治经济关系。这一切成本，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反映在原油的影子价格上面。作为一个后来居上的世界经济大国，我们肯定要付出比发达国家更大的代价。所以对于中国而言，原油的影子价格一定不比欧洲低，而欧洲目前的成品油价格基本上是中国的两倍。

只有逐步提高成品油的价格，才能够引导消费者以及生产者逐步用更加合理的技术替代那些对石油严重依赖的旧技术，使得中国真正进入节约型经济、循环经济的发展轨道。事实上，这些概念光凭政府或者其他机构的宣传是难以实现的，必须通过实实在在的经济政策包括价格政策来推动。

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作为一个迅速崛起的大国经济，必须寻找一条因地制宜、符合中国自然资源禀赋的能源策略。讲得更明确一点，就是必须要寻找石油的替代品，要减少能源结构中对石油的依赖。中国是世界上第一大煤炭资源拥有国，煤炭的开发和综合利用前景十分广阔，而这些技术不可能来自于西方发达国家，因为对它们而言，石油长期以来是主要的能源来源，而且他们已经形成了一套保障石油供应的机制，包括石油储备以及紧急情况下的军事行动。对一般小国家来说，煤炭储量远远低于中国，不值得研究如何利用。在煤炭问题上，中国应该、也必须取得技术上的突破，取得世界领先的地位。这就好比中国在杂交水稻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突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正是依靠这一技术突破，使得中国基本解决了13亿人的温饱问题。中国的能源发展，也依赖于在煤炭的开采和综合利用上取得像杂交水稻那样的世界性突破。这样的技术突破，毫无疑问必须依赖于政府的投入；这样的技术突破之后的推广，也依赖于政府的规制、管制，以及政府强有力的经济政策的支持。

事实上，据权威人士透露，煤炭综合利用在技术上已经有了很大的突破，而且进一步的突破也有可能。即使把现有的技术大规模地用好，其经济和社会效益已经巨大无比。具体说宋，目前领先的技术概念是煤炭气化多联产(coalsyngas／polygeneration．CSP)，即，把煤炭在煤矿转化为一种既可以燃烧也可以作为化工基本原料的气体，其转化率高达95％。这一技术不仅可以大大提高煤炭的利用率，起到从各方面替代石油的作用，而且可以充分利用采煤中产生的瓦斯，化危险品为宝物，还可以大大降低煤炭直接燃烧产生的粉尘以及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废气，彻底改变煤炭产业黑与脏的形象。

确切地讲，煤炭综合利用的突破不是技术问题，本质是经济体制问题，核心是要有强有力的政府政策和管理体制的保障，比如，必须坚决关闭小煤矿，逐步提高成品油价，适当提高煤炭价格(比如适当加税)，同时逐步提高电价(这都是需求管理的一部分，目的在于反映中国能源的影子价格)，大力补贴采用新技术的煤矿，建立若干样板煤矿以便推广新技术。

医学教育政府投入调查与研究篇4

近年来山东省医学教育得到了较快发展, 但在发展中也暴露出一些矛盾和问题, 主要是财政投入不足影响了医学教育的持续健康发展。

1 山东省医学教育投入概况

山东省目前有高等医学院校十所, 其中, 部属综合大学医学院校1所 (山东大学各医学类专业) ;省属综合大学医学院校1所 (青岛大学各医学类专业) ;省属中医药大学和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各1所;省属医学院校4所;高等医学专科学校2所;职业技术学院8所, 中等卫生学校23所。

“十五”期间, 山东省医学教育的招生数量有大幅度增长, 医学本专科招生数从2001年的12989人增加到2005年的38496人, 增长了196%。省属高等医学院校的专业建设也有了明显的发展, 由2000年前的36个专业发展到2005年的63个专业。另外, “十五”期间, 山东省还将两所中等卫生学校通过不同形式建设并发展成了高等医学专科学校。

对山东省1996~2005年医学院校生均财政拨款定额情况进行统计:医学院校生均财政拨款定额从1996年的生均4145元, 降到2005年的生均2200元, 减少了1945元。近年来, 各医学院校都在扩招, 随着学生数量的增加, 医学院校的办学支出在不断增加, 学生生均培养成本也在不断增长。在投入不足、建设和日常运行成本大大增加的情况下, 教学投入严重不足, 使原来按照教学大纲要求本应该由学生动手操作的实验变成了看示教, 本应该小课堂教学变成了数百人的大课堂教学[1]。还有些本应该在学校安排的课程, 由于师资和教学用房不够, 被分散到各教学医院安排。人均藏书量和教学设备也都有较大缺口。

2 医学教育投入情况比较

对不同省市教育经费投入情况进行比较发现, 教育投入地区差异明显, 山东省属于教育投入偏低的省份。如江苏省, 2006年医学生生均补助标准为5994元, 河南省2006年医学生生均补助标准为4800元, 均高于山东省投入水平。

从省内医学院校与其他省属院校财政补助情况的比较来看, 以2006年省级教育支出预算为例, 省教育厅预算管理的院校共安排各项经费190154万元, 各层次在校生人数441568人, 生均4306元;医学院校共安排各项经费24885万元, 各层次在校生人数78642人, 生均3164元。医学院校生均财政补助经费与其他院校相差1142元。从省财政厅确定的各类学校的财政补助定额体系来看, 不管是生均补助定额还是教职工补助定额, 都远远高于目前我省医学院校的实际补助水平。其中补助较低的文法、财经类仍高出医学院校36%, 补助最高的艺术类高出医学院校150%。对教职工的补助, 也比省财政厅确定的其他省属高校的补助水平低。

3 医学教育成本 (费用) 测算

生均培养成本指高等学校培养一个标准学生的平均成本。《高等学校教育培养成本监审办法 (试行) 》中指出, 生均成本核定内容一般包括六大成本项目:人员工资 (占成本比重50%左右) ;奖助学金支出;社会保障支出;公务费;业务费;固定资产折旧费。教育部在1999年确定了高等学校日常运行成本, 全国平均约为每年每生1.4万元。

从高校实际运行情况来看, 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年生均教育支出在2000年到2004年5年间年平均为11863.45元。5年的数据作纵向比较也可以看出, 随着高校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 生均教育成本有逐年降低的趋势, 而这种降低在明显的趋缓, 说明规模效益已经接近了最大, 教育成本不会因招生规模的进一步扩大而再有明显的降低。山东作为经济较发达省份, 高校运行成本应高于这个全国平均数。

《中国医学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 (卫科教发[2001]212号) 明确指出:“医学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 教育成本较高, 各级政府要增加对医学教育的投入”。《纲要》认为, 本科医学教育年生均经费为1.6万元, 高出全国当年平均数39.03%;对11所高等医学专科学校的研究认为, 专科医学教育年生均经费为1.11万元。在省物价部门对全省高校各专业学费标准核定中也可以看出, 医学专业也是最高的。

4 医学教育成本高的原因分析

4.1 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指标体系规定:

(1) 一般院校教师与学生的比例优秀标准为1∶12, 而医学院校为1∶9, 高出三分之一。以目前一般高校人力成本支出占整个支出的45%~50%计算, 医学院校的人力成本较其它院校约高出15%。

(2) 生均教学行政用房, 综合师范院校14平方米/生;财经类院校9平方米/生;医学院校为16平方米/生。而且医学实验室建造严格, 容纳学生人数少, 势必要增加实验室数量, 在建设成本方面要高于其他专业院校。一般来说, 医学院校实验室建筑面积约占教学行政用房总面积的30%。这不仅大大增加了基建成本, 而且必然增加维护和运行成本。

(3) 生均教学设备值, 文类、财经院校为3000元/生;体育、艺术院校为4000元/生;医学、理工类院校为5000元/生。这也充分说明医学院校教学成本高于其他类院校。设备投入大, 维护运行成本高。

4.2 医学生有两年的临床课程, 实习时间长。临床课程要配备合格的临床教学基地, 配备相应的教学人员, 在教学医院另外解决学生的食宿、教学设施等活动场所。实习期间开支加大, 这是其它专业所没有的。

4.3 医学实验品不同于其他专业实验品。医学类专业实验学时多、实验材料品种繁杂、质量要求高, 而且一次性消耗材料占的比重较大, 材料不能重复利用。

4.4 特殊的医学实验标本——尸体, 为医学教学的必需品, 为不可制造的用品, 且价位逐年升高。由于尸体价高难得, 学生动手解剖尸体的机会逐渐减少。

4.5 特殊的医学实验材料——动物, 是医学生实践的重要材料。医学实验要求相当严格, 医学院校要建立相当规模的实验动物中心。由于近年物价上涨, 投资不足, 出现了医学实验动物不足, 用小动物代替大动物的现象,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学质量。

5 投入不足对医学教育发展产生严重影响

长期的投入不足将严重影响我省医学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这些影响有的已经显现出来, 有的随着发展将会表现得越来越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5.1 教学质量受到很大影响。

由于长期投入不足, 加之学校运行成本增加, 各医学院校教学经费严重不足, 导致教学内容缺失, 教学手段和措施不到位, 一些教学环节被省略或被简化。如前所述, 实验课、见习、实习以及藏书等方面的问题已成为医学教育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使我省医学教育的质量受到了严峻的考验。从近几年我省参加全国医师执业资格考试的统计结果来看, 参加执业医师考试的一次性通过率较低, 严重影响我省医疗卫生人才梯队的建设。

5.2 师资队伍建设滞后于快速发展的医学教育事业。

由于投入不足使我省医学院校的师资发展受限, 待遇偏低, 队伍不稳, 高层次人才外流现象比较严重。由于各医学院校难以提高现有教职工的待遇和生活条件, 影响了教师队伍积极性的发挥。目前, 我省省属医学院校基本上出现了高层人才饥荒的局面。

5.3 学科建设与发展受到明显制约。

据对全省医药卫生的优势学科分析, 除省属医疗卫生单位和部属院校外, 我省省属医学院校基本上没有形成在国内有影响的且走在国内学术前沿的优势学科。导致这种学科建设群体滞后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人才缺乏和经费不足。除投入学科建设的经费严重不足外, 科研经费也严重不足。2003至2005年, 我省省属医学院校科研经费总额分别为575.0万元、834.3万元和1297.3万元。真正学校自主安排的科研经费大部分学校一年不过三、四十万元。在这种经费投入极度缺乏的情况下, 各学校的学科建设将很难有所提高, 这必将影响医学教育的教学质量和持续发展。

5.4 教学工作正常运行步履维艰, 学校发展后劲不足。

由于投入不足, 负债运行, 各医学院校普遍存在教学投入不足, 日常运行困难的情况。不少学校靠借新贷还旧贷, 运行成本大大增加, 使本来就十分紧张的资金不得不拿出一大部分用于偿还利息, 除了吃饭和维持日常运行外, 几乎没有用于建设和发展的经费。这种运行模式无异于饮鸩止渴。加之学科建设滞后和人才流失, 医学院校的长远发展形势不容乐观。

5.5 医学教育存在的问题对我省卫生事业发展造成潜在影响。

医学教育承担着为我省医疗卫生事业提供人力资源和智力支持的重要责任。当前医学教育领域存在的问题如不能尽快得到解决, 将影响我省医疗卫生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影响我省医疗服务质量的不断提高, 对全省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带来不利影响。

6 加强医学教育投入, 广开筹资渠道

党的十七大将“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之一, 这对医疗卫生行业提出了新的要求。医学教育也要根据整个医疗市场的要求进行调整。医学院校要对学制、学位、学科建设、医学生的培养数量进行全方位的改革, 提高教育质量, 培养更适合时代发展的医务人才。从山东省目前的医学教育水平来看, 需要更好的进行基础建设, 加大全科医生的培养力度, 加大高层次医疗人才的培养, 这些都需要政府投入更多的人、财、物。政府在医学教育的投入上应当更具有前瞻性的眼光, 才能使医学教育持久稳定的发展, 为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服务。

同时, 医学院校也应当借鉴国外成熟医学院校发展的经验, 加强自身的人才建设, 以申请更多的项目和资金, 吸引更多的投资, 不仅可以提高医学教育和科研水平, 也能缓解投入不足带来的压力。医学院校要扩大筹资渠道, 逐渐改变主要依靠政府投入的局面, 加强自我建设的能力, 这样才能适应不断提高的卫生需求。

摘要：医学教育在我国主要依靠政府投入, 山东省目前的医学教育投入水平偏低, 对医学教育的不利影响已经初见端倪, 长期下去必然影响山东省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该文通过调查和对比, 对山东省目前的教育投入作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医学教育,投入

参考文献

[1]王冬, 吴娴波, 陈立明.高等医学教育大众化进程中的教育质量问题及实践探索[J].卫生软科学, 2003;17 (6) :42～44.

[2]《高等学校教育培养成本监审办法 (试行) 》发改价格[2005]1008号

政府投入篇5

【发布文号】晋政办发〔2005〕50号【发布日期】2005-07-04 【生效日期】2005-07-04 【失效日期】【所属类别】政策参考【文件来源】山西省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关于加大信贷投入优化信贷结构促进山西新型能源和工业基地建设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晋政办发〔2005〕50号)

各市、县人民政府,省人民政府各委、厅,各直属机构,各金融机构:

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制定的《加大信贷投入优化信贷结构促进山西新型能源和工业基地建设的指导意见》已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落实。

二○○五年七月四日

加大信贷投入优化信贷结构促进山西新型能源和工业基地建设的指导意见

(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2005年6月)

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金融机构加大对山西经济发展的信贷投入力度,优化信贷结构,提升金融服务水平,支持山西新型能源和工业基地建设,提出如下指导意见。

一、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增强促进山西经济发展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一)各金融机构要坚持科学的发展观,紧紧围绕山西建设新型能源和工业基地的发展目标,积极加大信贷投入、优化信贷结构和提升金融服务水平,把金融支持的着力点放在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上,正确处理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支持山西经济发展的关系,在进一步优化信贷结构的同时,保持信贷总量的适度稳定增长,为山西经济健康、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创造宽松的金融环境。

二、有效传导货币政策,加大对地方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力度

(二)人民银行要按季组织召开全省经济金融形势分析会,及时通报经济金融运行情况,分析经济金融政策和经济、金融运行趋势,密切关注信贷资金投量和投向的变化情况,加强对新增贷款情况和存贷比例情况的监测。各金融机构要积极拓展信贷业务,尽量满足“三有一不”(有市场、有效益、有信用,不拖欠银行本息)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的合理需要。要通过政、银、企座谈会、贷款营销会、项目推介会等形式,与政府和企业沟通信息,加强合作,共谋发展大计。要增强贷款营销观念,简化审批手续,尽快建立信贷业务审批限时服务制度,增强对市场的反应能力。

(三)各金融机构要合规使用再贷款,规范高效地参与货币市场业务。农村信用社要规范使用支农再贷款,加大对农户的信贷投入,认真落实对农户贷款的利率优惠政策,对农户贷款利率不上浮或少上浮。同时,积极发展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尽可能满足农民的资金需求,积极支持“三农”发展。中小金融机构要正确把握再贷款政策导向,将再贷款的使用与建立和完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结合起来,满足有市场、有效益、有信用的中小企业的合理资金需求。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要进一步加强对各市和各金融机构再贷款使用与管理的监督考核,对规范使用再贷款的,根据需求调增再贷款限额,反之,调减再贷款限额或收回再贷款,切实维护再贷款资金安全。各金融机构要规范、高效参与货币市场业务,积极稳妥地开展银行承兑汇票业务,改善资产结构,增强信贷能力,降低企业的筹资成本,加快企业资金周转速度。

三、改革完善信贷管理体制,增强贷款营销观念

(四)各商业银行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贷款授权制度,在建立贷款责任制的同时,应合理划分贷款权限,按照固定资产贷款权集中、流动资金贷款权下放的原则,赋予基层行一定的贷款营销权,充分调动基层行贷款发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五)各金融机构要认真开展内部评级与外部评级相结合的信用评级试点工作,对专业评级机构评定的Α级(含)以上的担保企业和中小企业,可适当增加授信额度,建立低风险项目快速审批的“绿色通道”,除项目贷款外,对提供低风险担保的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保函等各类信贷业务的审批权可下放至基层行。对只办理低风险信贷业务的客户,可不必评定信用等级而直接进入贷款审批程序。

四、围绕全省经济发展的目标优化信贷结构,加大信贷投入力度

(六)各金融机构要加大对我省建设新型能源和工业基地的信贷投入,优化信贷结构,积极推进经济结构的调整。一是支持煤炭行业通过改组改造和资源整合,提高行业集中度,增强深加工能力,延伸产业链条,进而推动山西由煤炭大省向煤化工大省、由污染大省向清洁生产大省的转变,使资源优势真正成为经济优势。二是认真贯彻省人民政府推进大企业、大集团战略,重点支持省属35户国有重点骨干企业做大做强。三是支持重大调产项目建设。在继续支持“1311”规划项目的基础上,支持优势产业、园区和产业基地的旗舰项目和潜力产品项目建设。四是支持太钢150万吨不锈钢、山西鲁能晋北铝业100万吨氧化铝、石太192公里铁路客运专线、张峰水库以及柳林电厂二期、永济电厂、太原二电厂等重点工程建设。

(七)各金融机构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5〕3号)精神,加大对非公有制经济的信贷支持力度,积极探索开发适合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需要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形式。对符合信贷条件的非公有制企业,积极提供优质信贷服务。国有商业银行要充分发挥内设中小企业信贷部门的作用,逐步提高对非公有制企业的贷款比重。

(八)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要结合自身优势,拓宽支农信贷资金渠道,重点支持优势杂粮、草食畜、干鲜果、蔬菜四大优势特色产业的发展,支持十大特色产品基地建设,扶持一批竞争力强、成长性好、潜力大的农产品加工骨干企业,扶持“百龙工程”和培育十大龙头企业,引导龙头企业走专业化、精加工、外向型的发展道路。同时,要配合国家淡季化肥储备制度的建立,对各承储企业收储淡季商业储备化肥所需资金,给予贷款支持。

(九)各经营外汇业务的金融机构要认真执行人民银行外汇信贷政策,落实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支持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加大对进出口贸易、引进外资和企业“走出去”发展等方面的外汇信贷支持力度,充分运用国际结算、贸易融资、进出口信用担保等业务手段,积极开拓新的外汇业务品种,支持我省外经贸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加快发展。(十)各国有商业银行要结合县域经济发展实际,适度提高县级金融机构贷款规模,加大对县域经济的信贷投入力度。农村信用社要通过改革完善管理机制,创新贷款方式,积极发挥基层信贷网点的作用,及时了解和掌握农业、农民的资金需求情况,主动为农民提供优质服务,方便农民贷款,促进县域经济协调发展。

(十一)各金融机构要结合实际,积极推广“创业培训+小额担保贷款”相结合的模式,依托社区信用建设平台,建立小额担保贷款、创业培训与信用社区建设的联动机制,探索建立小额贷款社区信用担保机制,努力扩大小额担保贷款覆盖面。要注重加大对劳动密集型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充分发挥小企业在扩大就业方面的吸纳带动作用,为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提供高质量配套金融服务。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农村信用联社要结合自身特点,重点做好下岗再就业小额贷款发放工作。

五、提升金融服务水平,推进区域金融生态建设

(十二)人民银行系统要加强面向群众和企业的征信知识和金融知识宣传,积极开展信用社区建设,培养全民信用意识和信用风险防范意识。要充分利用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系统,进一步挖掘系统信息资源,加强对重点行业和企业贷款情况的分析,不断提高系统应用水平。要加快我省建设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的步伐,逐步建立以个人基础信用信息数据库为核心的征信服务体系。

(十三)进一步改善银行卡受理环境,巩固和提高联网通用成果,提升跨行交易处理的质量和效率。积极推广使用非现金支付工具,规范其运行,鼓励开办相关金融服务创新品种。探索建立省内跨行政区域的票据交换中心,扩大票据交换使用范围,加快资金周转速度。要加强电子联行管理,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及时消除风险隐患,确保资金安全。

(十四)人民银行要充分发挥经理国库职能,有效防范国库资金风险。一是严把预算资金支拨关,对财政和代理银行零余额账户实施严格的额度控制和及时的资金清算。二是要加强国库监管,认真落实国库业务检查和内控制度,有效防范资金风险。三是积极推动全省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逐步扩大省级单位、各市及县级的试点范围。四是推进国库电子化建设步伐,加快省会中心城市财、税、库、行横向联网进程,提高财政资金周转速度。

(十五)外汇管理部门要进一步提高外汇管理水平,促进全省贸易和投资便利化,规范外汇资金流入和结汇管理,引导资金有序流动,积极扶持山西大型国有企业、企业集团、民营企业“走出去”发展。优先支持和鼓励境外来料加工装配项目、投资开发能源、资源项目的配套用汇,简化境外投资项目的审查手续,提高办事效率,为企业走向国际市场提供优质便利的服务。扩大利用外资,合理利用外债,积极为山西“七大优势产业、十大基地建设”引进外资提供方便。

六、积极推进金融改革,促进地方金融稳定

(十六)人民银行要密切关注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进展情况,及时反馈改革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政策建议。要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工商银行省内分支机构改制过程中可疑类贷款剥离后的处置工作。加强对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省内分支机构可疑类贷款的检查和整改工作。在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期间,对认购专项中央银行票据和使用专项借款的信用社的相关工作进行监督检查,防范和处置可能出现的支付风险,确保改革平稳进行。

(十七)农村信用社要通过改革,切实加强和改善内部管理,形成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法人治理结构要取得实质性进展。人民银行要精心组织实施好农村信用社改革资金支持方案和考核细则,严格专项票据发行、兑付条件,抓好票据发行审核、兑付考核工作,做到成熟一个、兑付一个,切实发挥资金扶持政策的正向激励效应。

七、各级政府和金融机构要加强协调与配合,形成整体联动,更好地推进我省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十八)地方各级政府要积极向银行推荐和介绍当地好的项目和企业,支持银行加强对信贷项目的考察和论证,促进银行信贷投入能够更好地符合国家信贷政策和地方经济发展的要求。

(十九)地方各级政府要加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改善信用环境,积极为金融部门增加信贷投入创造条件。要依法规范企业的改制行为,在企业改制过程中帮助银行有效落实贷款债权,对恶意逃废贷款本息的企业采取严厉的处罚措施。要将企业偿还银行贷款的情况作为企业领导班子业绩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对不重合同、不守信用、恶意逃废金融债务、长期拖欠贷款不还的企业的主要领导和责任人,要加大惩处力度。工商、司法等有关部门要帮助银行追索、处置贷款债权,切实解决银行贷款清收“胜诉容易、执行难”的问题。

政府投入篇6

2014年，德国高校外国学生总数首次突破30万名。这表明，德国高校每10名学生中就有一名是外国学生，且大多数在德学习工程科学。

就留学生构成而言，将近一半在德留学生来自欧洲，主要是俄罗斯；亚裔学生比例显著增加，尤其是中国和印度留学生。德国联邦和各州政府的目标是，到2020年德国高校的外国学生达到约35万名。约翰娜·婉卡强调：“全球学生的流动不仅促进了科学和文化交流，也为我们赢得了专业人才。我们需要来自世界各地最优秀的人才，以提升创新能力，优化人口结构。”

同时，越来越多的德国大学生选择出国交流学习，人数同比增长37%。政府希望，50%的德国大学生在不久的将来都能获得海外学习经历。目前，3/4在海外学习的德国学生所获得的成绩都获得了认可。此进步首先归功于高校和高校教师，同时，得益于“博洛尼亚进程”中提出的教育改革计划。相较于大多数在德高校攻读学位的国际学生，德国学生更倾向于赴国外进行短期学习，如参加伊拉斯谟项目、海外实习、语言课程等。

德国高校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吸引力，与联邦政府大量的经费投入息息相关。联邦政府已通过《高校协定》（Hochschulpakt），该协定指出，2016-2020年将对德国大学投入近100亿欧元。另外，根据《质量改进协定》（Qualit？覿tspakt），高校的研究条件和教学质量将得到相应改善。

政府投入篇7

(一)我国医疗卫生行业投入现状

自2003年以来,中国政府确立了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全新发展战略,公共财政的运行在结构上发生了一定的转型,其突出表现就是公共财政在民生或国际上通称的“社会领域”中发挥积极而有效的作用。“强化政府责任”成为医疗卫生改革的指导思想,医疗卫生行业政府投入管理进入调整创新阶段。从投入角度讲,政府投入的责任逐步走向理性,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成为重点关注。政府投入方向开始逐步转变,更注重公平与可及性,大规模地重建了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取得重大进展,公共卫生服务提供有了基本保障,基本药物制度在政府举办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面实施。政府开始注重对医疗市场价格秩序的管理和对医疗机构的执法检查,对药品价格和医疗服务项目收费进行管控。这体现了政府在医疗卫生行业管理方面所作的努力。

(二)我国医疗费用控制现状

新医改之前,政府只是投入资金,但并不管资金的用处, 除个别特殊项目需要审批之外,医院有很大的自主权,根据自身发展和利润的角度去决策。虽然政府管住了物价,但是政府并没有管住医疗费用,医院的院长有很大的选择空间。政府与公立医院的传统关系,对公立医院来讲有其不利的一面,即政府对公立医院管得很死,但对公立医院也有其有利的一面,就是政府是公立医院利益的代表者。

卫生改革之后,政府已改变在医疗卫生领域的角色,由原来是公立医院、医生利益的代表者转向13亿人民的利益代表者。政府角色的这种转变不仅会相对增加对公立医院的投入,而且还会加强对公立医院经营行为的监管,这会使人们某些习以为常的经营行为受到限制。因而,公立医院要想生存和发展,需要付出比新医改前更多的努力。

二、我国医疗费用控制目前的问题

(一)我国医疗费用控制目前的问题

1.医疗保险费用不断增长。我国社会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实施以来,虽然医疗保险基金收入不断增加,但是支出也是高速增长着。无论是城市职工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还是新型农村医疗保险,在制度实施的过程中都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例如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医疗保险工作大检查中,就出现了个别省市、地区大量套取医疗保险基金的情况。医疗保险基金本是患者的救命钱,现在却成了少数定点医院、定点药店牟取私利的手段。这些违规违章的医院很多都是采取虚假记账、“挂名挂床”住院、伪造病历、调换处方药、虚构处方等手段套取金钱或者财政拨款。与此同时,另有一些机构或部门为未参保人员或不属于报销的项目进行违规操作,使其得以报销。在这些定点医院和定点药店的“骗保” 过程中,他们通常扮演着“两头通吃”的角色:一方面作假骗取社会医疗保险基金;另一方面又多记多收取医疗药品费用。

2.医疗费用控制意识薄弱。我国目前的社保制度没有对被保险人的就医行为进行限制,被保险人可自行选择医疗机构。赋予被保险人选择权的初衷在于促进各大医院良性竞争,通过有效的手段降低医疗的成本、提高服务的质量,但目前看来效果甚微。由于患者对医疗费用变动并不敏感,而对医疗服务的质量却异常敏感,医疗服务市场中供给方间的竞争就主要是非价格竞争了。大型医院有着设备先进,医疗水平高的优势,因此患者的就医行为存在着非理性因素,无论大病小病,人们总是更相信高级别医院。众多疾病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就可得到有效治疗,一部分慢性病也完全可以经过家庭护理就完成治疗。

3.缺乏监督、竞争和退出机制。就我国目前的社保管理体制来看,社保医疗管理部门是通过与医疗保险定点服务机构签定医疗服务协议来监督他们的,两者在行政上不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而只是一种契约关系。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保医疗保险管理部门对医疗机构的行为不能进行充分的监督。而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因其人员、条件的限制也决定了其监督作用非常有限。再次,我国现行大部分医疗机构仍具有公立性质。它们属于人民的共有财产,不可轻易关闭;而且取缔公立医疗保险定点医院则意味着国有资产的流失;医疗服务人员下岗待业,更会增加政府的政治压力,若处理不当甚至可能激化社会矛盾。因此,对于违规的医疗保险定点医院,社保医疗管理部门很少会撤消其资格,使得退出机制无法有效运行,监督效果差强人意。

(二)医疗保险费用不断增长的原因分析

1.供方引起医疗费用增长原因。第一,市场机制下的激烈竞争给医院造成很大压力,使得医院不断需要依靠增加药品收入、检查收入等手段来创收。因此,医疗机构在与社保医疗保险机构进行费用清算时,为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利用种种手段来骗取人们的医疗保险基金。第二,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医疗行业和制药行业串通合谋,医生给患者开具不合理处方,用贵药从与其勾结的药商处拿回扣,使得医疗费用飙升,民众不满加剧。

2.需方引起医疗费用增长原因。第一,在实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后,最常见的情况就是人们拿着医保卡到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或医保定点药店开药,不管是不是需要的药品,甚至有用医保卡买补品和生活用品的情况。而且在很多地方,需方在三级甲等医院与其在更低级别的医院就医报销的比例几乎一致,导致患者无论是大病小病都前往大医院医治,浪费了医疗资源,并促使了医疗费用的上涨。第二,在医疗保险过程中,无论是供方还是需方都不需全部由自己支付医疗费用,而是大部分由第三方的医保机构来支付。在第三方付费情况下,两者往往因利益而勾结,以牺牲第三方医疗保险机构为代价而获取利益。

3.保方引起医疗费用增长原因。第一,由于医保机构缺乏管理个人账户的监督机制和审核机制,使得医保卡变成“购物卡”、非医保人员冒名医保人员看病等现象在全国各地时有发生。第二,医保限额设定存在不合理性。我国医保起付标准原则上控制在当地城镇居民年平均工资的10%左右。因为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较大,所以起付线对于不同的收入阶层有着不同的意义。对于高收入阶层,起付线设置太低将不足以发挥其控制医疗费用的作用:对于低收入阶层,起付线设置较高则可能超过其承受能力,难以发挥医保的作用,增加了居民的负担。

三、我国医疗费用控制的对策

(一)医保费用的供方控制机制

1.建立完善的医药制度。首先,在制药方面,必须要遏止制药商利益至上的生产理念,建立一个科学合理的医药定价制度。第一,对于制造低利润药品的制药商,可以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第二,建立合理的药品定价体系,使药品的定价有法可依。第三,建立透明的市场监管体系,完善现有的药品名录,并供公众监督。其次,在市场运作方面,必须规范药品的流通环节,建立现代化的药品流通网络。根据新医改的精神, 初步建立基本药物供应保障体系,并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作用,推动药品生产流通企业精简流通环节,发展统一配送、规模经营的运营方式,同时增强流通环节的透明性。再次,在出售方面,可以引进国外的先进理念,积极推进医药分离的制度。医药分离是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是为了改变以药养医的现状的重要举措。

2.医疗保险付费制度改革措施。长期以来,我国的医疗费用的给付都是根据按服务项目付费的原则进行的。这是一种落后的医疗费用的付费方式,也是一种“浪费型医疗”制度,极大地刺激了道德风险的发生。某些医院的医生为了增加收入会不断地增加患者检查、手术等医疗的项目,严重导致医疗费用的过度上涨。因此,引入并探索出一种新的有效的付费制度是我国医保改革的重中之重。在改革的总体思路上,可以根据中央下发的63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推进医疗保险付费方式改革的意见》中提出的“结合基金收支预算管理加强总额控制,探索总额预付。在此基础上,结合门诊统筹的开展探索按人头付费,结合住院门诊大病的保障探索按病种付费”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

3.医疔卫生资源的合理配置。对医疗资源进行统一管理和调配,原则上做到医疗资源分配的最优化。可以建立公立的医院管理机构,对辖区内的各级各类非营利性医院按人口、地理环境、平均服务量和辐射范围进行统一的资源配置, 同时根据需求动态地管理调配医技人才和稀缺的大型设备, 逐步解决资源配置的结构性矛盾,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对于那些资源不足的地区,如中西部、中小城镇和农村,要加强建设。原则上,一个时期内新增的医疗资源应尽量投向资源不足的地区。

(二)医保费用需方的控制机制

1.科学设置起付线和封顶线。我国目前实行的是统一的起付线和封顶线,在起付线以上和封顶线以下的部分由医疗保险进行支付,其余的部分归个人支付。在当时,这种控制机制极大地降低了需方道德风险的发生,但是如今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财富差距的加大,这种机制却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低收入参保人员的医疗消费,同时也未对高收入群体起到医保费用的控制作用。所以,根据社会现实的需要,要对医疗服务的起付线和封顶线的制度做一定的改进。

2.设定科学的自付比例。随着新医保的实行,不少地区的自付比例都降低了,这项举措对患者而言无疑是一个好消息,但是自付比例的降低却不利于医疗保险费用的控制。科学研究表明,当自付比例达到30%时,可以有效地减少需方道德风险的发生,而自负比例在20%左右的话,既可以避免个人经济负担过重,又可以达到减少医疗浪费的效果。另外, 科学的自付比例也有助于减轻现阶段存在的医保卡变成购物卡、超量配药以贩卖等需方的道德风险问题。

3.使用最新的信息管理系统进行药物管理。对于现阶段存在的医保卡变成购物卡、超量配药以贩卖等需方的道德风险问题,也可以采用以信息管理系统来进行有效的药物管理的措施。随着物联网的兴起,货物的制造配送已达到可以进行动态监管的时代。在制药方面也如此,可以对制药公司每天出厂的药品进行动态监管,以控制药物的流向。同时,对每个药店的销售情况以及医保卡的支付情况进行登记核查。通过这种手段,可以有效地制约需方道德风险的发生,从而减轻医疗保险制度的负担,优化医疗资源的配置。

(三)引入第三方对医保费用的控制

1.健全患者的权益保护机制。在购物方面,“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措施实行的就很有效。同样的,我们可以把它引入医疗服务中来。可以设立一个专门的患者权益保护机构,对一系列的医疗纠纷进行调解。这样既保护了患者的权益,又避免了患者于医院纠纷时影响医院的正常营业。同时,机构应对医院进行不定时抽查。对医疗服务状况差的医院予以公示。

2.建立病历的定时归档管理制度。病人的病历档案必须进行详细记录,每隔一段时间进行整理归档,供有关部门检查。医院必须进行阶段性的回顾以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对于误诊率高的医生,给予吊销行医资格的处罚,从而避免类似英国斯特福德医院的丑闻在我国发生。

3.通过专业的手段控制医保费用。第一,通过总量控制的方式,进行必要财务预算,以控制财务活动,保障各款项落到最需要的地方。第二,根据不同现状做出相应制度及费用的调整。有关部门必须针对现实的不同状况相应地有效地做出调整,以最大限度适应发展的需要。

四、结束语

政府投入篇8

创新券及其使用方法

创新券(Innovation Vouchers)政策是以中小企业创新需求为基础的一项政府创新投入政策。所谓创新券是针对本国中小企业经济实力不足、创新资源缺乏,高校和研发机构没有为中小企业服务的动力机制,而设计发行的一种“创新货币”。政府向企业发放创新券,企业用创新券向研发人员购买科研服务,科研服务人员持创新券到政府财政部门兑现。

2004年以来,欧洲的荷兰、意大利、比利时、爱尔兰、斯洛文尼亚、瑞典、瑞士、奥地利等国相继出台了创新券政策。荷兰作为最早实行创新券政策的国家,仅2008年至今已经发放了2万多张创新券。

创新券的类型

根据各国的不同情况和不同标准,创新券可以分为单一券、联合券、基本券、扩展券、一般券、专项券等类型。

单一券与联合券。荷兰、爱尔兰等国采用这种分类。单一券又称小额券,用来解决单个中小企业商业发展的技术问题。爱尔兰一份单一券的价值是5 000欧元,荷兰小额券的最高面值2 500欧元。联合券又称大额券,用来解决若干企业关注的共性问题。爱尔兰联合券采取若干单一券联合使用的方式,最多可将10家公司的单一券合并起来构成联合券,最高价值可达5万欧元。荷兰大额券则针对一个较大型项目,各参加企业联合填写一张表格申请补助金,其最高价值也为5万欧元。

基本券与扩展券。丹麦等国采用这种分类。基本券与扩展券是根据项目性质和政府出资比例而划分的。基本券用于以研究为基础的商业发展项目,确保知识从研究阶段转移到中小企业,40%由国家出资。扩展券提供给较大型的研发合作项目,用于找到现有问题的新的解决方法,25%由国家出资。

一般券与专项券。瑞士等国采用这种分类。一般券面向所有技术领域,专项券面向特定的技术领域。2009年,瑞士创新促进机构(CTI)推出中小企业创新券,面向所有技术领域,每张创新券7 500瑞士法郎。之后,鉴于企业的积极反应,为促进本国清洁技术发展,2010年,进一步推出了两个系列的创新券,第一个系列延续过去面向所有技术领域的形式,且面值保持不变;第二个系列则采用专项券的方式,专门给“清洁技术”领域的项目申请。

创新券的申报流程

申请资格。创新券是专门针对中小企业设立的,申请主体必须是中小企业,即雇员少于50人的企业。承接创新券项目的科研机构和高校一般仅限于公共或准公共科研机构与高校,以及一些大公司的研发机构。

申请方式。中小企业不需提供研究问题的详细项目计划,只需到指定网站填写申请表格,通过电子邮件提交管理部门审核。

管理部门。创新券的管理一般由主管创新的部门或非营利机构负责。荷兰由荷兰政府经济事务部下属的创新与可持续发展局负责,瑞士由瑞士创新促进机构(CTI)实施。

派发规则。创新券一般按照先到先得或随机方式分配。荷兰第一轮创新券的派发是在申请首日递交表格的1 044家企业中随机分派,类似抽奖或北京市汽车摇号机制。

报销规定。完成科技服务后,科研机构凭券及相关材料到财政部门兑现。相关材料包括项目活动基本信息,项目支出情况等。项目活动基本信息包括公司名称、提供服务的高校与科研机构名称、项目开始时间、执行期、项目联系学院、部门及提供的项目活动总结;项目相关支出材料包括国内外差旅费、材料费及其他必要的附件。

创新券的优势

实施创新券政策到现在只有五六年的时间,但效果较好,初步显现了这项政策的优势。创新券设立之初,提供创新服务的机构主要是公共科研服务机构。随着实施的深入,提供服务的领域和机构逐步扩展。荷兰在通过三轮试验后,实施领域已由工业向其他行业拓展,研究机构的选择范围也由公共科研机构放宽到准公共研究机构及一些有研究能力的大企业。创新券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发挥公共科技投入对中小企业创新的带动作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小企业在公平竞争中往往面临不公平的结果,完全依靠市场无法解决创新资源的合理配置问题。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不仅解决了国家大部分的就业,而且是国家创新能力的支撑。这就要求政府财政资金投入鲜明地体现公共性,不仅关注大企业、大项目,更要关注量大面广的中小企业,在市场失灵的地方促进中小企业创新。创新券政策较好地发挥了政府公共投入对中小企业创新的带动作用。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实行的是追赶型的政策,主要是集中财力、物力、人力解决“重点跨越问题”,这是完全必要的,也是非常有效的。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国力的增强,要注意从追赶型的特殊政策向创新券这种普惠型的公共政策转变,防止损害公平的竞争和垄断,解决自主创新中的“两极分化”问题。

引导高校、科研院所为中小企业服务

通过创新券政策,政府为中小企业降低了创新投入成本,为高校和科研院所增加了技术服务收益;而且在中小企业和高校、科研院所之间搭建了市场之桥,极大地调动了高校和科研院所服务企业的积极性。爱尔兰国家工艺设计学院为了吸引持券企业向该学院寻求合作,对创新券的具体使用给出更多优惠,提出企业可以通过若干接续性的创新券,获得高校为企业提供的持续改进方案,并在网上向企业展示其可以提供创新服务的具体领域,为中小企业寻求服务提供详细信息。荷兰代夫特科技大学、埃因霍芬科技大学则宣布,将为企业提供创新券面值一倍以上的科技服务。科研人员主动与企业联系,到生产一线寻找科研课题,并把科研资源导入企业创新活动。中小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的关系由之前的求之不得,转变为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主动推介与服务。

提高政府研发资金的使用效率

凡是创新券支持的项目,都是企业急需的开发与咨询、规划与评估、测试与认证等内容;项目实施的结果,都给企业带来了新技术和高附加值。这种研发,项目从用户需求中来,研究在企业生产中,不产生闲置的科研成果,更不存在成果产业化问题,这就从根本上消除了所谓科技成果转化问题,最大限度发挥了研发资金的使用效率。

创新券的投入和使用方式,使资金只能购买创新服务,避免了公共科技投入的流失;创新券在规定时间内如未使用,对公共科技投入不造成任何财务上的浪费;而且引导扩大了社会投资,增加了企业和高校、科研院所的创新收益,成倍放大了公共科技投入的效能。

我国具备设立创新券的条件

我国中小企业4 000多万家,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力量。但由于中小企业自身的经济能力、科研水平所限,大多数中小企业没有研发机构,对科技成果需求迫切但吸收能力有限。传统领域的中小企业创新能力不足问题更是突出。中小企业转变增长方式、实现创新驱动,迫切需要公共政策支持。

我国对中小企业创新的资助目前基本上集中在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的支持,支持方式主要以无偿资助、贷款贴息、资本金投入等方式开展。对数量众多的广大中小企业,特别是传统行业中小企业,还缺少有针对性的创新投入政策。创新券政策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而且我国已经具备了实行创新券政策的良好条件。

我国已经拥有世界最丰富的科技人力资源

丰富的科技人力资源为实行创新券政策提供了充分的人才基础。2010年,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达到5 700万人,本科及以上学历科技人力资源总量达到2 500万人,研发人员全时当量超过255万人年,3项指标均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位。出国留学人员是重要的人力资源,截至2010年底,以留学身份出国在外的人员超过127万人,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生源国。

在校本专科及以上学生是潜在人力资源。2010年,我国普通本专科在校生2 232万人,在读研究生154万人。

我国已经拥有众多的研发机构和科技中介机构

众多的高校、科研院所为实行创新券政策提供了系统的组织基础。2010年,我国有高校2 538个,科研机构3 696个,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机构16 717个。

截至2010年底,我国已成立技术交易服务机构2万余家,生产力促进中心2 032家,国家级技术转移示范机构134家,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346家。

我国已经拥有数量庞大的科技成果

大量的科技成果为实行创新券政策提供了深厚的技术基础。2010年,我国专利授权81.5万件,本国人发明专利授权量进入世界前三位;PCT专利达1.2万件,上升到世界第四位。2010年,我国科技论文被SCI数据库收录近13万篇,上升至世界第二位。

许多领域都取得重大突破。2010年,国家主体性计划实施12 610项,取得重大科技成果42 108项,国家级科技奖励356项。

我国已经具有充裕的公共财力

充裕的财力为实行创新券政策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我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1年,在已公布数据的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中,有23个的地方总产值过万亿元,约占全国的2/3,而广东省则达到5.3万亿元。全国财政收入超过10万亿元。“十一五”期间,我国财政科技投入保持了年均25%以上的增长幅度,2010年,中央和地方财政科技拨款分别超过2 000亿元,全社会研发经费达到7 063亿元。

关于我国实施创新券的政策建议

建议我国“十二五”期间实行创新券政策,先开展试点,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全面推行。

设立创新券专项基金。创新券专项基金资助所有类型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动。国家基金来源于中央财政专项;地方基金来源于各省(直辖市、自治区)财政专项。基金结构以地方基金为主。

在制度设计上注重地方资金与中央资金的配合,中央财政更多的是起到资金的引导作用,大量资金由地方通过多种方式筹集。在创新券类型上,中央资金可以联合券、扩展券为主,地方资金则可以覆盖全部券型。在创新券的使用上,各地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更灵活、更丰富的方式。

国家创新主管部门牵头组织。根据国际经验,该项工作均由国家科技或创新主管部门牵头组织。创新券的实施,欧洲虽然已有相对成熟的经验,但我国中小企业群体大、情况复杂、区域差异明显、技术承接能力弱,需要进行本地化设计,就资金支持规模、支持对象、支持方式、创新券形式、面值及资金筹措渠道等问题提出系统方案。

充分发挥科技服务机构的功能。我国中小企业量大面广,单纯依靠政府的服务不能满足千差万别的企业需求。必须大力发展创新服务业,充分发挥创新服务机构的功能,依托科技园、孵化器和各类生产力促进中心等创新服务机构实施创新券政策,由创新服务机构具体运作创新券基金,参与创新券设计、申请、审核、派发、评估、监管等全过程。

在中小企业密集、创新服务业发达地区先行试点。“十二五”前两年,可以在我国东部地区选择经济发展条件较好、中小企业市场化程度较高、企业较密集的省份,或创新服务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先行试点,如广东省、浙江省等。在试行1~2年的基础上,对创新券政策进行评估、调整、完善,争取“十二五”末在全国铺开。

摘要：介绍了创新券及其使用方法,阐述了创新券的优势,分析了我国具备设立创新券的条件,提出了我国实施创新券的政策建议。

政府投入篇9

一、学前教育的“公共产品”属性与政府投入

1.学前教育的“公共产品”属性决定了政府投入的必要性

根据公共经济学理论,社会产品分为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公共产品是为不特定的多数人的利益服务的,具有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等重要特征。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市场经济主体都想不付或少付成本享受公共产品,长期的市场竞争得出结论:公共产品的成本由政府承担比较合理。

从公共财政的角度考虑,学前教育政府投入最大的受益者是社会。佩里研究小组自20世纪60年代起对123名低收入家庭的儿童进行了近40年的追踪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待这些儿童长大到27岁时,财政投入回报率为1∶7.16;到40岁时,投入的回报率已高达1∶17.07。其中,对幼儿个人的回报率为1∶4.17;对社会的回报率为1∶12.9。[1]

与小学、初中阶段的义务教育相比,传统观念更多地认为学前教育属于家长的责任(如许多人认为,幼儿园的功能在于将妇女从家庭中解放出来,其成本自然要由家长承担),属于私人投入为主的范畴。但是,“以国家公共财政投入保障学前教育的核心价值在于,可以提高一个国家学前教育的公益性水平,形成良好、稳定的学前教育环境,最大程度保障和支持本国儿童的发展。”[2]从这个角度考虑,学前教育政府投入的最大受益者也是社会。既然学前教育政府投入的最大受益者是社会,学前教育属于公共产品的范畴,政府自然要承担学前教育的主要成本。

2.学前教育社会化不能排除政府的投入责任

1997年前后,“学前教育社会化”受到一部分人的吹捧,我国各级政府纷纷从幼儿园撤资或减少投资。以2002年国务院第二批中央企业脱离社会职能试点工作为标志,我国学前教育财政体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大量的企业办园、事业单位办园甚至教育部门办园被撤销,或被简单地推向市场。这对我国学前教育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使社会各界对学前教育政府投入的目的产生了种种困惑: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日益完善,政府在学前教育中到底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学前教育社会化能否排除政府的投入责任?

笔者认为,之所以会有人用学前教育社会化来排除政府的投入责任,关键在于对学前教育社会化的错误解读。学前教育社会化源于教育社会化,其正确理解应当是:幼儿教育从家庭转移到社会,由家庭完成对幼儿的教育之责,转由社会托幼机构(包括公私立的,正规和非正规的)对幼儿进行教育。即幼儿教育部分从家庭转移至社会(包括政府)。[3]教育社会化既是社会分工精细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国家力量日益强大、在教育领域内日益占据主导地位的必然结果。教育社会化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对教育撒手不管、任由市场自由竞争,而是要求政府承担更多的责任。同样,学前教育社会化也不意味着政府财政投入责任的免除。

3.作为公共产品的学前教育不能混同于历史上形成的福利色彩浓厚的学前教育

学前教育属于公共产品,其成本应当由政府承担,那么这种具有公共产品属性的学前教育与我国历史上形成的、在今天仍然占有很大比重的、带有浓厚福利色彩的学前教育是否一样呢?

解放之初,政府缺乏足够的管理城市的经验,将管理军队的经验扩展到对社会的管理,再加上学前教育主要定位于解决妇女就业问题,这直接决定了学前教育由单位供给的格局。随着计划经济的逐渐确立,我国从制度上完全确定了幼儿园归属后勤服务开支的准则,强化了托儿所和幼儿园的单位福利属性。[4]到20世纪70年代,我国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与计划经济财税体制相适应的学前教育体制。截止到1990年,我国以单位供给制为基本特征,分散化投资、人员分散管理、业务统一指导的格局已经形成。[5]虽然伴随着改革开放,我国的学前教育因为定位于企业福利而随国有企业改制处在改革的风口浪尖,但是今天仍然保留了大量的带有福利性质的幼儿园,这些带有福利性质的幼儿园提供的学前教育是否属于公共产品?福利性质的机关办园、事业单位办园和企业办园归根结底是计划经济的产物,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产品根本不能同日而语。更为严重的是,这些带有福利性质的幼儿园先天占有大量的公共资源、后天又获得大量的财政投入,但并不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享受这些福利待遇的大多是具有特殊“身份”的幼儿。这些幼儿园不但挤占了公共资源,而且造成了巨大的不公平,因而需要对这些幼儿园进行改革,使其清除单位福利性质,转化为服务全社会的普惠性幼儿园。

学前教育的公共产品属性决定了政府必须加大对学前教育的投入,学前教育社会化并不能排除政府的投入责任,同时基于学前教育的公共产品属性,学前教育政府投入对象应当是面向全体幼儿、真正提供公共产品的普惠性幼儿园,目前带有福利性质的各种幼儿园只有经过改革才能纳入政府投入的范畴。

二、学前教育的“准”公共产品属性与政府投入

学前教育虽然属于公共产品,但并不是纯公共产品,而是“一种集合了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两种属性的准公共产品”[6]。基于“公共产品”属性,社会是学前教育最大的受益者,学前教育的主要成本应当由政府来承担;基于“准”公共产品属性,学前教育的成本应该由家庭、社会各方面分担,目前还不适合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的范畴。

1.学前教育的特殊性决定了学前教育成本必须由家庭、社会分担

学前教育的主要受益者是社会,但是学前教育不是典型的公共产品。其一,就我国目前的学前教育而言,存在着接受学前教育的量和质的差异。学前教育可以拓宽幼儿的视野,启迪幼儿的学习意识,开发幼儿的学习潜能,为幼儿以后的学习和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接受过学前教育、特别是接受过高质量的学前教育的儿童明显比没有接受过学前教育或者接受有限的学前教育的儿童具有优势,因此“学前教育具有较强的竞争性和排他性”。[6]“学前教育的种类和层次差别极大,不能笼统地判断学前教育是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只有针对一般民众、弱势群体的学前教育才具有明显的公共产品特征,才需要政府以政权组织的身份,依据政治权力,在全社会进行以市场失效为范围的,以执行国家的社会管理职能,为市场提供公共服务的需要为目的的政府分配行为。”[5]其二,就学前教育理论而言,到底是让孩子接受社会化的学前教育还是让孩子在家里接受学前教育,人们还存在着一定的分歧:社会化的学前教育有利于孩子心智的成熟,家庭式的学前教育有利于孩子情商的培养。这就决定了学前教育不可整齐划一,虽然整体上可归入公共产品的范畴,但只能算是“准公共产品”,受益各方、特别是家庭应当分担学前教育的成本。

2.政府财力的有限决定了政府学前教育投入的导向

从1986年颁布《义务教育法》开始,我国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终于完成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任务。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已经使许多地方的财政步履维艰,短期内加大对学前教育的投入对许多地方财政来说恐怕是心有余而力不足。2009年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1 223 109 354 000元,用于学前教育的财政性教育经费为16 627 392 000元[7],仅占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的1.4%。从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的实施来看,地方政府已经做出了很大努力,如2011年,河南省共利用中央财政学前教育资金8.7亿元,省财政提供1亿多元,各地财政投入10亿多元。[8]但从这些数字也可以看出,省级地方政府投入的比例明显偏低,主要是利用中央财政的专项资金和督促地方政府加大投入。地方财力有限决定了地方政府不可能将学前教育与义务教育等同对待、给予一样的财政支持,因而学前教育政府投入应当起到主导作用,引导社会资金发展学前教育。

3.学前教育不能纳入义务教育的范畴

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制定的时候,鉴于“入园难、入园贵”的问题,许多人提出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的范畴。这实际上是对学前教育成本承担的误解。义务教育首先是“强迫”教育,然后才是免费教育。之所以有人提出将学前教育纳入到义务教育,主要是他们将义务教育简单理解为免费教育。小学、初中教育被纳入义务教育,这是法律赋予学生、家长强制性的义务。当然,基于学前教育的“公共产品”属性,政府应当逐渐加大对学前教育的投入、逐步降低家长承担的比例,可以考虑在条件成熟时将学前一年教育纳入义务教育。因此,基于学前教育的“准公共产品”属性,学前教育政府投入只能由政府来主导、而不是政府包办,更不能将学前教育作为义务教育来对待。

三、正确理解学前教育政府投入模式建构基点必须解决的问题

学前教育属于“准公共产品”,决定了政府投入解决“入园贵、入园难”问题的基调:政府投入要发挥主导作用,引导全社会共同参与学前教育;政府投入应当以提供公共服务的普惠园为投入重点。合理定位与正确理解学前教育政府投入模式建构的基点,必须妥善处理公办园改革与民办园发展、硬件建设与软实力提升、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等问题。

1.公办园改革与民办园发展问题

学前教育政府投入属于公共产品投入,因此其投入对象应当是提供公共产品服务的普惠性幼儿园。只要是为社会提供普惠性学前教育服务的幼儿园,不管是公办园、还是民办园,都应该在政府投入的范围之内。可惜的是,我国目前大多数公办园、民办园与学前教育的公共产品服务要求相差甚远。许多公办园获得了大量的财政支持,但是却具有浓厚的单位福利色彩,与学前教育的普惠性、公平性要求存在着严重的冲突,不符合公共产品的要求;部分民办园同样也提供公共产品,但是却不能或很少得到财政支持。

改革公办园,应当将公办园定位于公益事业法人,尽快完成去身份改造,切断举办者与公办园的身份联系,使得举办者只享有举办者权利,真正使公办园成为面向全体社会大众的普惠性幼儿园、实现教育公平。发展民办园,首先要对民办园进行分类管理,区分对待营利民办园(即广义上的要求取得合理回报的幼儿园)和非营利民办园。作为营利组织的教育服务机构,营利民办园提供的服务基本上属于私人产品。对于营利民办园,政府要按照法律法规对其进行严格监管,可以在公共财政方面给予一定的支持,对其服务成本提供适当补偿。对于非营利性质的民办园,由于其性质为非营利机构,面向社会提供学前教育公共产品,政府应在严格规范管理的基础上给予其与公办园一样的支持。

2.硬件建设与软实力提升问题

作为公共产品投入,政府投入应当发挥持续的作用,这就要求政府投入不但要抓硬件建设,而且要重视学前教育软实力的提升。但是地方政府或为了应付上级的检查,或完成上级指定的任务,或为了追求所谓的政绩,经常采取简单化的做法,弄虚作假、采取所谓的变通措施。追求政绩,政府当然希望政府的投入用在硬件建设上,建立新园、扩容班级等,这样就会出现不符合现实需要的问题。譬如农村地区,许多家长外出打工,幼儿数量根本不足以支撑幼儿园,建起了漂亮的幼儿园,却没有多少孩子入园,导致公共资源浪费。因此,加大对学前教育的政府投入,既要关注硬件建设,又要关注软件建设,改造薄弱园,减轻优质园的压力。提升幼儿园软实力,大力提高幼儿园办园水平,政府投入应当将重点放在对幼儿园教师与管理人员水平提高的支持方面,特别是对民办园的师资与管理水平提高的支持方面,如可在师范院校试行“免费学前教育生”制度,还可以通过顶岗实习、支教、交流等形式不断提高薄弱园的教师水平与行政管理水平。

3.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问题

政府投入篇10

1.1 谁来投入

卫生投入由谁来投入也就是卫生投入的主体是谁。从卫生投入的主体来看, 我国的卫生投入主要由政府投入、社会投入和个人投入三方面构成。而就政府卫生投入来讲, 其主体自然是政府。看似没有“谁来投入”的问题, 其实不然。虽然政府卫生投入的主体必然是政府, 但是是由中央政府作为投入主体还是以地方政府作为投入主体仍是个问题。近年来, 我国的政府卫生投入实际上是以地方财政投入为主的。根据中国卫生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统计:1991-2007年, 每年度中央财政用于卫生事业费的支出占全国财政用于卫生事业费支出的比重不到3%;相反, 1991-2007年, 每年度地方财政用于卫生事业费支出的比重都在97%之上, 2000年最高, 达到了98.5%。由于中央财政投入力度过小, 卫生投入过多的依赖于地方财政的卫生投入, 这就很难保证卫生资源的分配公平性, 以公共卫生投入为例, 由于采取的是分级财政体制, 即各级财政负责本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财政投入。这种投入机制带来的负面效应之一就是富裕地区对公共卫生的投入越来较多, 贫困地区则越来越少。虽然我国已确定卫生事业性质是政府实行一定福利政策的社会公益事业, 且新医改规定了政府卫生投入的各项政策, 但都没有明确指出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支出比例, 这就导致了中央政府对卫生系统的制约作用不足, 监督不力, 很多地方卫生机构过度的违规操作而得不到及时有力的处理。

1.2 投入多少

政府卫生投入多少问题也即是政府卫生投入规模问题。虽然近年来, 我国政府卫生投入从资金总量上来说是递增的, 但是从国际上通用的三个衡量卫生投入规模适宜性的指标: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重、人均卫生总费用和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来看, 却都是不足和呈下降趋势的。

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例是体现卫生投入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比例关系, 是体现一个国家卫生筹资能力的重要指标。几十年来, 我国的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例一直较低。这一比例在1990年为4%, 2000年为4.62%, 2005年和2006年分别为4.71%和4.67%, 在2003年达到最高点也仅为4.85%。这样的比例与WHO提出的“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重不低于5%”的基本要求还有距离。而发达国家卫生总费用占GDP的平均比重为9.20%, 是我国的两倍左右。与WHO的193个成员国相比较, 按从高到低的顺序排列, 我国卫生总费用/GDP排在WHO后1/3国家之列, 为倒数第54位。

一个地方的人均卫生总费用反映的是该地区居民卫生服务水平的保障程度。我国的人均卫生总费用在1990年为65.4元, 2000年为361.9元, 2005年和2006年则分别为662.3元和748.8元。虽然逐年增加, 但我国人均卫生总费用的增长速度明显低于我国GDP的增长速度。就人均卫生总费用来说, 中国上海的人均卫生总费用也只能居于WHO成员国的第112位。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卫生总费用与GDP都保持着增长的态势, 但政府卫生预算的比重却持续走低, 这导致政府卫生预算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持续下降。2006年, 卫生总费用的构成比则为政府预算卫生支出仅占18.1%, 社会卫生支出32.6%, 个人支出49.3%, 而顶峰时期的2001年, 政府预算卫生支出仅占15.9%, 个人卫生支出却高达60%之巨!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在卫生总费用中的比重持续下降, 必然使得很多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收入来源过多地依靠业务收入尤其是依靠药品收入, 政府对医疗卫生机构的宏观调控能力自然下降, 不能对其进行正确的引导和有力的监督, 势必影响到这些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公益性和整个卫生系统的公平与效率。

1.3 投入给谁

政府卫生投入给谁的问题即政府卫生投入的客体问题, 也即是政府卫生投入的方向问题。目前我国政府卫生投入方向存在供方或需方两种投入路径, 由于我国计划经济时代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是属于供方选择路径, 所以目前政府依照路径依赖过多地以预算拨款的方式投入给医疗卫生机构。这种路径的选择导致了四大问题, 一是效率问题, 在无相应激励机制的前提下, 可能导致医疗机构服务效率低下;二是质量问题, 服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利益受到政府保证的前提下, 缺乏提高质量的动机;三是财政负担难以承受;四是供方控制难度较大, 在“委托—代理”的管理方式下, 医疗机构受托于政府提供医疗服务, 难免会存在自身的利益追求, 特别是在政府没有完全切断医疗服务供给量与供方的利益纽带的情况下, 供方可能存在诱导需求的行为。

因为补供的路径选择会带来上述问题的产生, 所以补需方的呼声日益高涨, 就政府卫生投入补供方还是补需方的路径选择是不同医改方案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以北京大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机构是“补供”的典型代表, 其观点是政府对卫生服务提供者提供补贴, 而卫生服务提供者则向消费者提供全部或部分免费的卫生服务;而以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机构为代表的“补需方”则认为应当对消费者进行补贴, 由消费者向卫生提供者直接购买卫生服务或向第三方购买医疗保险。孰是孰非, 至今仍难以定论。我国政府在卫生投入的路径选择上也至今没有形成较为明确的方向, 由于政府卫生投入在路径选择上的不确定性, 自然就导致了政府卫生投入制度设计上的不完整, 进而引发了政府卫生投入过程中的诸多问题, 使得卫生筹资公平性和效率都出现较大的损失。

1.4 怎样投入

政府卫生投入怎样投入也即是政府卫生投入方式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卫生投入是选择预付制还是选择后付制。目前, 政府卫生投入方式主要有政府预算拨款和专项经费投入两种。卫生财政预算多年来基本上是采取预付制的投入方式, 这种预付制的投入方式必然会导致卫生服务的低效率和低质量问题, 同时也加大了我国卫生筹资机制在机构间分配的不公平程度。政府部门对医疗机构的预算拨款大多是根据医疗机构的人员数或床位数进行编制的, 这表明医疗机构人员或者床位越多, 得到的预算经费也就越多。因此这种预算编制方式事实上导致了医院增加人员、扩充床位配备来争取经费的动机, 从而导致医生接诊次数的减少和床位利用率的降低, 卫生资金的使用自然是低效率的。而且这种预算编制方式也自然会使得大型医院更容易获得更多的预算补贴, 而乡镇卫生院和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等基层医疗机构所获得预算补贴自然就很少, 这就进一步加大了卫生筹资在机构间的不公平。专项经费的投入主要体现在大型检查医疗设备的引入上, 由于大型医院才有能力引进先进的大型检查和治疗设备, 且大医院也更容易诱导患者过多地使用这些检查和治疗设备从而来增加其筹资水平, 相对而言, 基层医疗机构则基本没有能力引进这些先进的检查和医疗设备, 自然也就无法得到这笔专项经费的投入了, 这也是我国卫生筹资水平在机构间不公平性增大的一个原因。

2 对策性的建议

2.1 关于投入主体的建议

基于前文的分析, 笔者建议提高中央政府的卫生投入比例, 确定中央政府在政府卫生投入中的主体地位, 以公共卫生的投入为例, 建议政府适当提高对公共卫生计划项目投入的管理层级, 将公共卫生计划按“基本”到“特需”进行划分。越是基本的项目, 如计划免疫等, 其管理级次就应该越高, 如可以直接考虑由中央财政支出等;而越是特需的项目, 其管理级次应该越低, 如可以考虑由县区财政支出等。政府卫生投入管理级次的提高将使公共卫生计划项目不同层级政府的财政责任均衡化, 从而有助于实现公共卫生计划项目投入的公平性和提高居民享有公共卫生服务的可及性。

同时, 中央政府还应当建立完善的卫生投入监督和反馈机制, 保障卫生投入的公平性和可及性, 避免地方政府对卫生投入的随意性。建议政府在政策制定时应当充分考虑省际地理、经济差异以及实际使用者可行性等影响因素, 不断加强对政府医疗服务价格和质量、药品生产、流通及人员、设施、设备准入等方面监管, 完善与医保补偿计划相关联的保障政策。通过向纳税人公开卫生资源分配计划, 保障卫生资源分配的公平性和合理性。

2.2 关于投入规模的建议

首先是要适当提高我国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例。新医改方案提出未来3年内投入8500亿元, 以增加卫生投入水平, 这足以表明国家对卫生投入的力度和决心, 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要明确卫生投入占GDP的具体比例。各级政府应当高度重视, 切实增加卫生投入, 适当提高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重, 使之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建议逐步提高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例, 使其达到WHO基本要求的5%左右, 之后再逐步向世界平均水平9.2%靠拢。

其次是要加大政府卫生投入力度, 并且加快卫生投入立法步伐, 建立长效的卫生投入机制。鉴于我国政府在卫生投入方面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 因此要加快政府卫生投入的相关立法工作, 以建立完善的卫生投入法律体系, 通过法律手段来保障卫生投入。通过立法, 一是可以明确各级政府对卫生投入的责任, 将群众最为关切的医疗卫生列入公共财政支出的重点领域;二是建立健全卫生经费稳定增长制度, 通过法律保证政府卫生投入的增长高于经常性财政支出的增长幅度;三是通过法律力量加强对各级政府的卫生投入, 建立考核问责机制, 形成长效的卫生投入机制。

2.3 关于投入客体的建议

公共经济学指出:公共产品的公益性并不是体现在产品是由谁生产的, 而是取决于其提供方式。公共产品可以由公共部门生产也可以由私人部门生产, 医疗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方式与私人产品的生产方式并无本质区别, 因此在医疗卫生生产领域, 引入市场机制是无可厚非的。新一轮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应将供方路径和需方路径有机结合起来进行政府卫生投入, 同时要完善两种投入路径的相关制度设计。

供方路径与需方路径看似对立, 实则不然。因为从公共经济学的理论和观点来看, 双方讨论的不是同一问题:市场主导派讨论的是医疗卫生服务的生产问题, 政府主导派讨论的是医疗卫生服务的提供方式问题, 补贴供方与补贴需方并不是一对矛盾, 而是医疗服务混合提供模式下的两种不同方式。当然, 在制度设计上, 对需方投入要培育相对完全的竞争市场, 对供方投入则要进行严格的规制和有效的激励。因此笔者建议在市场竞争相对完全的城市中和东部发达地区可以采用补贴需方的办法, 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来提高医疗卫生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而在市场竞争相对较为薄弱的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则选择补贴供方, 并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来克服政府和医疗机构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政府规制的缺陷, 给予医疗机构提高内部效率的激励, 以减少规制成本, 同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2.4 关于投入方式的建议

政府投入篇11

资源委员会内设机构为业务委员会和秘书、财务、总务、会计四处，参事、人事、统计三室。它经办全国煤炭、钢铁、石油、有色金属、电工、机械、化工、电力、水泥、制糖、造纸等国营企业。总计下辖111个总公司或总机构，共有生产单位近千个，此外还有部分研究、勘测及服务性事业单位，共有职员3万多人，其中40%为大学毕业的技术人员或管理人员；共有工人六七十万，其中技术工人约22万人。

新中国成立前夕，该会主要负责人从民族大义出发，领导在大陆的所有企業及其几十万员工弃暗投明，投身新中国的经济建设。

主动寻找接触共产党

1948年5月，孙越崎上任国民政府最后一任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吴兆洪任副委员长。这时国内形势急剧变化，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使孙越崎看到国民党必败，看清共产党是真正为人民打天下的，他不得不做出抉择。10月，孙越崎在南京召开秘密会议，所属主要企业总经理和会本部负责人约三四十人参加。孙越崎用共产党解放鞍钢重视知识分子为例，检讨了他以往撤退东北工矿人员入关的错误，号召今后大家要坚守岗位，保护财产，准备移交。与会者心领神会，认为说出了他们的心声，纷纷发言支持。这次会议，无异于是举行了迎接解放的动员大会。

不久，淮海战役打响。一个周末，吴兆洪约该会技正兼财务处长季树农到上海路他的家里去。先后到场的有杨公兆、许本莼、陈中熙等人，都是会总部各部门负责人，大家见面后就谈战局。吴兆洪问道：“孙委员长号召大家坚守岗位，今后怎么办？一旦淮海战争败阵，南京必定动摇。那时如果跟着去台湾，或重庆，将是跟着殉葬；如果不跟着去，又何以图存？”座中杨兆公、许本莼认为，如果不跟着下去，就得找找共产党，通通气，要不然，共产党来了，就会玉石俱焚。杨兆公还说，他早年在德国读书时，曾经认识几位共产党员，但现在都已失去联系。吴兆洪于是讲了钱昌照和孙越崎找共产党的故事，他们早就想与共产党接触了。他们多次商议，由钱昌照利用到欧洲考察的机会，经捷克进入苏联，再转入中国东北解放区。但是，考虑到捷克和苏联都与国民政府有外交关系，恐怕不易越境。结果，谈来谈去，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办法。当时，季树农听后没有表态。

第二天，季树农单独去找吴兆洪，说：“找共产党已刻不容缓了，一味清谈不见行动，不正是‘晋人议论未定，兵已渡河’吗？”季树农又说：“你们找不到，我却找到了。”吴兆洪又惊又喜，问季树农怎样找到的。季树农于是把其在《大公报》任记者的堂侄季崇威是上海地下党，自己1948年7月从美国回来后堂侄和他联络的事，透露给吴兆洪。季树农又说：“回国后，你们曾让我在财务处和秘书处两个职务中挑选一个，我选择了仍当财务处长，这还是他的参谋。他说‘抓实在的，以后有用’。”

季树农说，因业务关系他经常往来宁沪，每到上海，必和季崇威密谈，主要是介绍资源委员会的情况，特别是领导人的思想倾向。季树农认为那些领导包括翁文瀚在内，都不是蒋介石的死党，而是一批书生气十足的“工业救国”迷。抗战初期，他们为了抗日，在川、滇、黔、桂等地努力办了几处工业基地，支持过抗战。后来国民政府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榨取民脂民膏用于内战，而对工矿事业的投资却十分吝啬；同时，官僚资本垄断市场，与民争利。大家逐渐看透国民政府是不可能实现工业化的。但日本投降后，接管抚顺煤矿时的工程师张莘夫毙命；东北解放战争中，北票煤矿工程师俞再麟被害，实际上是两起意外事件，而国民政府借机诬蔑共产党谋害知识分子，资源委员会负责人不明真相，又陷入彷徨无计境地。针对这个情况，只要消除这方面的思想障碍，很有可能把他们争取过来。季树农还告诉季崇威关于蒋介石命令要拆迁南京5个新建工厂去台湾重建，孙越崎不愿拆又不得不拆的经过。季崇威也告诉季树农不少解放区的消息，送给他香港出版的进步刊物，并说全国解放为期不远了。

不久，吴兆洪把季树农和地下党的关系向孙越崎汇报了。于是，孙越崎直接找季树农谈话，鼓励他大胆继续和地下党保持联系。从此，季树农和地下党的秘密联系，在正副两位委员长的统一下，顺利进行。他们寻找共产党的夙愿终于实现了。另外，吴兆洪也通过其他途径联系了别的地下党。使资源委员会与共产党的联系更密切了。

资源委员会成立以来，没有编印过职员录，这时人事室不先不后编印了一本《资源委员会职员录》，除刊出本部全体职员姓名之外，还附有附属单位的正副负责人姓名，规定这是密件，人事室编号发给职员签收，不许外传。季树农觉着这个文件对于争取同事弃暗投明可能有用，就把封皮撕下，送给了季崇威。在上海临解放时，季树农和许多同事都收到了油印密信，是共产党的宣传材料，号召大家消除顾虑，留下来共同建设新中国。季树农送的那本职员录果真发挥了作用。

1949年1月，季树农在南京，忽然接到季崇威的电报：“明晨抵京，请到站接。”翌日黎明，季树农接到季崇威之后，二人进了湖边的一家茶馆，季崇威坐下来低声说：“蒋介石已经下台飞往奉化了，今天可以见报，我这次来是请你找孙越崎设法停拆南京五厂。”季树农说：“孙越崎正在拖延搪塞，工作进行得很慢。”季崇威还是要季树农努力敦促。

精心策划“迁都”人事安排

1948年年底，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南京公务员情绪已趋浮动。民国政府各机关纷纷议论迁都，秩序日益混乱，资源委员会的部分职员看到会本部按兵不动，有起哄闹事现象。孙越崎亲自召开大会，表示他与职工同进退，绝不抛弃同事于不顾，这才使混乱平息下来。1949年1月，民国行政院院长孙科宣布迁政府到广州。资源委员会留在南京已属非法，于是也打起了“迁都”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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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南京10月会议确定“坚守岗位”的方针，第一个行动是人员的疏散。首先考虑到南京是首都，发生战事是难免的，资源委员会本部共有职工约400人，人数虽然不多，但为了便于行动，应精简。资源委员会决定允许原籍在西南、中南的职员在自愿的原则下调往各地办事处工作，除原有昆明、重庆办事处外，新成立长沙、桂林两处，不少职员在11月起即陆续疏散到上述4个城市工作。他们作为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编制内的人员，工资仍由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发给。

另外，他们将剩下的职工分成两批，一批叫“随行人员”，顾名思义是迁往广州的，实际上是转移到上海就不再走了；另一批叫“留守人员”，是自愿留在南京的，包括一些年老的、本地的职员和全部勤杂人员。“随行人员”的名单由孙越崎、吴兆洪和人事室主任吴福元等挑选，包括全体业务委员和秘书、总务、财务、会计四处，人事、经济研究、参事三室的负责人，以及与会本部在同一大院内办公的煤业总局、金属矿业管理处、钢铁业务委员会等单位的部分人员，并配备必要的工作人员。他们由吴兆洪带队，在1949年1月分批到达上海，借用资源大楼中央造船公司筹备处办公，随带印信、重要档案、资金、账册，以及电讯事务所总电台等，实际上是把资源委员会从南京移到了上海，不打算再走了。

在南京的资源委员会会址山西路虹桥路二号，原是一所小学，院落很大，资源委员会兴建了煤业总局、金属矿业管理处，保险事物所3座办公大楼和3幢家属楼，“随行人员”走后，留下大量生活用的物资。孙越崎本人应李宗仁代总统之邀，留在南京，筹组和谈代表团。他根据实际需要，将“留守人员”组织起来，取名为“员工励进会”，这是一种群众团体性质的组织，由季树农推荐财务处青年科员卢英立为主任，负责照顾留守人员和全部财产。南京有不少工厂和筹备中的工厂，距离南京不远的马鞍山也是一个不小的工矿基地，因此有必要加强领导，恰巧电业管理总处处长陈中熙表示愿意留在南京，孙越崎又成立“资源委员会南京办事处”，陈忠熙兼处长，谢佩和为副处长，原已成立的“员工励进会”也划归陈中熙领导。

资源委员会本部分成隨行、留守和外放三批人员后，都分别驻在当地不动，坚守岗位，直到各地解放，这也是他们有目的迎接解放的统一行动。资源委员会重心移到上海，吴兆洪安顿职工生活后，即赴南方各企业视察，日常事务无暇兼顾，会领导决定由季树农兼代主任秘书，以便集中事权，有利于工作安排。主任秘书领导秘书处，下设机要、文书、档案各科，另外还有简任秘书一人，秘书若干人。附属企业之一的电讯事务所，也归秘书处领导。电讯事务所在全国工矿企业集中的地区设有电台七八十处，这对于解放前的指挥调度，起了相当的作用。

随着战争的日趋紧张，上海方面“随行人员”长期逗留不动，引起社会注意，当时国民政府行政院派一个姓齐的参事坐镇上海，督导人员南迁，曾多次分发去广州的飞机票。他们一再婉言谢绝，后来又借口自己包机运送，以拖延时日。但日子久了，深恐败露，正苦于难以应付，恰巧会本部所属台湾水泥公司董事长张俊来访，要求拨款包专机去台北，季树农立即批准。他们故意将包机的消息传到那位姓齐的参事方面，从此他才不再来催促。飞机包成后，张俊到处拉人赴台，职员已经认清形势，应者寥寥，—架飞机50多个座位，只坐了不到10人。

上海物资储存和汤恩伯的追查

上海是中国进出口的最大港口，资源委员会主管物资进口的材料供应事务所设在这里。凡资源委员会直接掌握的物资，由该所集中办理进口和分配，主要有成套设备、五金材料、工具仪表，以及美援和救济总署拨给待分配的大批生产资料等。资源委员会出口的物资主要为江西的钨、湖南的锑、贵州的汞、海南岛的铁沙等，由金属矿业管理处主管，其外销业务由国外贸易事务所经营，所得外汇由财务处掌管。资源委员会在台湾有十大公司，他们也在上海设有营运处，供应全国的食糖、铝锭、铝制品、纸张等大都运存上海仓库和私营堆栈。上述各类物资的仓库大小70多座，分散在上海各个角落。

资源委员会决定与国民政府分道扬镳后，一面加强物资的进口和储存，一面拖延钨、锑等有色金属的出口。五金材料和工具仪表等，凡为各企业所通用的物资，都加速分配。美援和救济总署拨给的器材为数较多，材料供应事务所储运能力有限。其中属于发电设备的，有5000千瓦火力发电机10套，交由电业管理处处长陈中熙接收分发；属于煤矿设备的，有卷扬机、空气压缩机、煤矿成套机械厂设备等。交由煤业管理总局副局长吴京负责从长江溯运武汉、长沙、株洲等地保存。所有物资中，以石油一项储存最为困难。资源委员会所属中国石油公司设在上海，油矿则在甘肃的玉门和新疆的独山子。此外，该公司并经营军用油料的进口事宜。当时在上海储存有汽油1800加仑，进口原油约10万吨，注满了高桥油库的全部油槽。油料易燃，全部依赖油库职工冒险犯难，夜以继日地坚守岗位，得以安全保存下来。原油原从美国直接运到台湾高雄炼油厂交货，后该公司副总经理郭可诠改交上海，这是准备交给人民的。上海解放后，华东工业部部长汪道涵、副部长孙冶方利用这批原油，在高桥建立了上海炼油厂，为新中国自己炼出第一批油料。

另外，还有中国油轮公司10艘小油轮为黄浦江两岸工厂输油作业。上海形势严重时，油轮日夜穿梭于黄浦江上，引起国民政府军宪机关的注意，突然将油轮公司顾副经理扣押，勒令将油轮撤走或破坏。该公司王总经理前来向吴兆洪告急，设法营救，商定立即乘黑夜将油轮的阀门打开，进水下沉。当地军宪以为达到破坏目的，允许顾经理保释。解放后，轮机人员很快就把这批油轮打捞上来，依旧日夜穿梭在黄浦江上，为两岸工业企业供应油料。

正当顺利安排各项工作时，突然。淞沪警备司令汤恩伯发来一道命令：“查资源委员会物资疏运不力，仰即查明具报，切切！”汤恩伯是杀人魔王，主管上海资源委员会的吴兆洪以及在李宗仁南京幕府的孙越崎都紧张起来。吴兆洪找来材料供应事务所所长蒋易均，请他出面召集上海各企业主管物资的负责人开会，研究对策。与会者都懂得这一“命令”的份量，但他们也知道台沪间船只已为警备司令部征用。研究结果是，与其进行解释，不如以攻为守，将他一军，要求派船抢运。于是连夜编造了两份清册，一份叫《半年来已运台湾物资清册》，把台湾十大公司在沪采购的物料全部列入，表明转运物资工作从来没有停止；另一份包括各仓库存量多、体积大的器材，名叫《急待抢运台湾物资清册》，20多人编写到第二天傍晚才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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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台糖公司上海营运处处长彭养怡白告奋勇，愿意前去投递。他是上海各轮船公司的大主顾，清楚所有往来与台北、上海间的航运情况，船只被警备司令部接管后，他又常和司令部一名参谋长打交道，因而相熟。彭养怡说：“怕什么，他们装官太太还来不及，肯替我们运机器？”他抱了一包公文去了。其他人守在办公室，忐忑不安。不到一个小时，老彭若无其事地回来了：“无啥事，无啥事！”又说：“我找到了那个参谋长，我问他为了台糖公司的物资，找过你批给运输吨位，你给了多少？现在忽来问罪了。资源委员会大批物资早已准备运走，不派船的是贵部，打官腔又是贵部。”那位参谋长只好说了一通“军运第一”的大道理。彭养怡把公文交了，拜托他“手下留情”，早早批给船只。就这样，这一困境让彭养怡几句话就化险为夷了。

自汤恩伯下令清疏运查物资不力事件发生后，孙越崎觉得风险逐渐加大，要季树农通过季崇威请求中共组织派正式代表和季树农见面，指点今后行动方针。经过几天等待，1949年3月间的一个下午，季崇威招呼季树农同坐一辆汽车，直赴虹口，他们在一个弄堂口停下，嘱咐司机将空车开到拐角处等候。他们步行约1站路，到了一所叫广肇小学的楼上，踏进一间黑暗的卧室，窗帘拉得严严的，隐约看见床边站着一个人。季崇威说：“你们谈吧。”他们互不通姓名。面对面，但容貌识别不清。季树农取出汤恩伯的“命令”，说明遇到的危险。对方把命令带到窗口，挑开窗帘一角，看了一下，然后用一口无锡土音慢条斯理地答复：“命令是严重的。汤恩伯杀人不眨眼，我们的同志给他杀得太多了。”接着又说：“共产党不做强人之难的事。汤恩伯既看重物资，那也好，能留则留，不能留就让他运走些。人是第一，物是第二，保全人是要紧的。”季树农又应孙越崎之托，向这位带无锡口音的代表转达孙越崎的顾虑。孙越崎在东北时，为了俞再麟工程师毙命事件，撰文骂过共产党，后来有了认识，很后悔，希望共产党谅解。这位代表说：“孙委员长的情况我们有所了解，他靠拢人民，人民欢迎他，有什么可顾虑的。”语气深沉而坚决：“天快亮了，注意啊！越在这个时刻，敌人越猖狂。要注意安全。以后按你们的步骤进行，和季崇威少接触些，免得有人注意。”说完，他匆匆离开了暗室，季树农跟着一起向门口走去，季崇威拦住他说：“你等几分钟再走。”事后，季树农才知道这是季崇威的家，他把妻子、儿子都支走了。

孙越崎听了季树农的汇报，对这位共产党代表的指点十分满意，说：“水平高，像是一个重要负责人，我可以放心了。”

上海解放后，举行了一次“华东工业会议”，季树农担任这次会议的副秘书长，季崇威仍以记者的身份采访。季树农问起那位代表的大名，才知道是王寅生，原来是位教授。1954年季树农调到北京，回忆起这段革命情谊，打算约季崇威同访王寅生时，才知道他已经去世了。

拒迁南京五厂与智取拆迁费

1948年底，蒋介石召见孙越崎亲自下令拆迁南京5个工厂，装运台湾重建，而且蒋介石特批132亿台币拆迁经费。

南京五厂是无线电厂、有线电厂、高压电瓷厂、电照厂和马鞍山机械厂，都是抗战胜利后，资源委员会利用美备，抽调复员归来的和国外刚回国的技术人员，并配以优秀的管理人员很快建成的。之所以挑选南京建厂，主要是因为国民政府党、政、军各方面的负责人对工业一无所知，从来不重视经济建设，蒋介石热衷于借外债买军火，宋、孔、陈各家族崇洋媚外，一切仰赖外国。资源委员会每次提出基建预算，层层削码送到立法院审议，立法委员会中不少是CC分子，又多方刁难，肆意攻击。因而决定在这批大人先生眼皮底下建造些模型工业，吸引他们注意，灌输一点工业知识，减少日后的阻碍。建成之后，确实吸引了一些党政要人前往参观，知道中国人也会生产现代化产品。蒋介石对这几个厂有所了解，才紧抓不放。资源委员会还在南京开辟了燕子矶化工基地，建造了一个化工厂。国民政府也想拆走，但因化工设备是管道、坛坛罐罐之类，拆下难再利用，才没有列入拆迁项目。

蒋介石时刻关注着拆迁进度，即使退居奉化，仍没有忘记，曾分电南京、上海两个警备司令亲自督促。孙越崎不得不利用他帮助李宗仁筹组和平代表团的机会游说李宗仁：“一面拆迁工厂。一面倡议和谈，何以取信共产党？”李宗仁认为有理，同意缓拆，这才有了挡箭牌。这样，拆了的又运回来安装上继续生产，没拆迁的则停止拆迁，南京五厂终于保住了。

拆迁这5个工厂的经费，是蒋介石以“紧急命令”由国库直接以台币在台湾拨发的，没有通过正常的程序，总数为132亿台币。征地、基建已在台预付了54亿。停止拆迁后，余款78亿元有被没收的危险，急需设法汇回大陆。但汇款必须通过台湾银行，而通过银行有两个难处：一是数量巨大，台湾银行上海分行付不出这么多金圆券；二是专款应该用在台海建厂，返汇大陆，就暴露了停拆的目标。季树农和财务处帮办陈以刚研究，决定用内部拨款的办法来解决，把存在台湾银行的专款就近交给台糖公司，指令台糖公司在上海销售食糖，所得金圆券（按汇率折算）直接分撥南京这5个工厂作为重建和扩建资金。这样，没有越出资源委员会范围，就把拆迁费调作重建费，使大批资金神不知鬼不觉地留在了大陆。

解放后，这5个工厂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成为发展我国电子工业的基础，南京燕子矶化工区也扩展成为巨大的化工基地。

共产党全面接收资源委员会

随着形势的不断变化，吴兆洪为了应付国民党当局，佯装去了广州，隐藏起来。因为此时孙越崎随孙科到了广州，名义上把资源委员会的总部迁到了广州，后孙越崎的爱国行动被国民党发觉，即辞去国民党的职务去了香港，公开与国民党决裂。到香港后，孙越崎发动资源委员会驻港国外贸易事务所员工开展斗争，组织“保护矿产品委员会”，并于1949年11月14日通电全国宣告起义，使在港的大量稀有矿产得到保护，并回到祖国的怀抱，得到毛泽东复电嘉勉。

在上海，1949年5月26日凌晨，还在睡梦中的季树农被电话铃声吵醒了，原来是南京办事处副处长谢佩和从江宁路招待所打来的。他说，南京解放时，他找到军方代表孙冶方，并一同到丹阳谒见了陈毅司令，报告资源委员会迎接解放的安排。陈毅得悉会本部已移至上海，嘱咐他转留军中，随司令部同来上海。他又说：军代表要和季树农见面。季树农回答说：“先告诉你一个秘密，吴兆洪已经回上海了。”于是与谢佩和约定，当天上午9时季树农找到吴兆洪一起到资源大楼相会。

9时许，谢佩和、谢家荣陪同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孙冶方、程望和、李文采3位负责同志来到资源大楼，由吴兆洪和季树农接待。他们一见如故，向军方汇报了人、财、物三方面的情况和数量。孙冶方鼓掌表示满意，感谢他们的努力，说：“我们进入上海前，担心几‘白’和几‘黑’，‘白’是粮、棉、盐；‘黑’是煤炭。要是出了问题，打下了上海，养不活500万人民，也就站不稳脚跟。现在粮、棉、盐都有，又截获了一批军粮，虽然质量不好，留给我们解放军吃，还是可以的。”季树农插话说：“上海还有白糖，也是一‘白’，还有原油，也是一‘黑’，都是资源委员会留下的。”孙冶方非常高兴地站了起来，再度鼓掌，再次感谢他们。他说：“南方人吃糖比吃盐更多，原油是重要的燃料，我们手上又多了一‘白’一‘黑’，好极了！”

接着，随同孙冶方等3位代表前往外滩六号资源委员会上海办事处拜访，随军来沪的接收代表徐今强、曹维康、李伯涛等三四十人，约定当天下午在资源大楼会商交接的具体办法。

当天下午，工厂纷纷反映，同时出现几批接管人员，长枪短棍，守着车间和厂门，许进不许出，有的是本厂的护厂队，有的是工厂的地下党，还有地区工会组织、地下街道组织等，没有统一领导，很是混乱。资源委员会已经知道，军管会下分设重工业、轻工业、贸易、金融、商业等部门，准备各按行业性质接收。季树农他们考虑其所属企业性质复杂，有的是联合企业（如中国石油公司，它的产油、炼油是工业，销售是商业，加油站是零售业），还有些单位并非工业（如保险事务所是金融机构，电讯事务所是交通机构，国外贸易事务所是外贸机构），便向孙冶方建议，为了避免漏接和重复接收，不如先不打乱系统，由资源委员会原负责人陪同军代表按原系统从上到下先接过来，以后再进行调整。孙冶方同意，并请示上级，由军管会通知各厂矿各种接收人员一律撤退，由重工业处一家接管。于是双方负责的交接人员在资源大楼见面后，开始交接，工作进展很顺利。

就这样，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下属所有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大批新中国急需的各类人才和物资，都投入了新中国的怀抱，对促进新中国的工业发展和建设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