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投入政策（共12篇）
政府投入政策 篇1
中小企业创新需求迫切,但经济实力和创新资源有限,实际上很少有创新活动,是创新中的“弱势群体”。因此,市场经济国家都把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特别是中小企业创新,作为公共政策的重点。近年来,欧洲一些国家实施的创新券政策有效地带动了中小企业创新,值得借鉴。
创新券及其使用方法
创新券(Innovation Vouchers)政策是以中小企业创新需求为基础的一项政府创新投入政策。所谓创新券是针对本国中小企业经济实力不足、创新资源缺乏,高校和研发机构没有为中小企业服务的动力机制,而设计发行的一种“创新货币”。政府向企业发放创新券,企业用创新券向研发人员购买科研服务,科研服务人员持创新券到政府财政部门兑现。
2004年以来,欧洲的荷兰、意大利、比利时、爱尔兰、斯洛文尼亚、瑞典、瑞士、奥地利等国相继出台了创新券政策。荷兰作为最早实行创新券政策的国家,仅2008年至今已经发放了2万多张创新券。
创新券的类型
根据各国的不同情况和不同标准,创新券可以分为单一券、联合券、基本券、扩展券、一般券、专项券等类型。
单一券与联合券。荷兰、爱尔兰等国采用这种分类。单一券又称小额券,用来解决单个中小企业商业发展的技术问题。爱尔兰一份单一券的价值是5 000欧元,荷兰小额券的最高面值2 500欧元。联合券又称大额券,用来解决若干企业关注的共性问题。爱尔兰联合券采取若干单一券联合使用的方式,最多可将10家公司的单一券合并起来构成联合券,最高价值可达5万欧元。荷兰大额券则针对一个较大型项目,各参加企业联合填写一张表格申请补助金,其最高价值也为5万欧元。
基本券与扩展券。丹麦等国采用这种分类。基本券与扩展券是根据项目性质和政府出资比例而划分的。基本券用于以研究为基础的商业发展项目,确保知识从研究阶段转移到中小企业,40%由国家出资。扩展券提供给较大型的研发合作项目,用于找到现有问题的新的解决方法,25%由国家出资。
一般券与专项券。瑞士等国采用这种分类。一般券面向所有技术领域,专项券面向特定的技术领域。2009年,瑞士创新促进机构(CTI)推出中小企业创新券,面向所有技术领域,每张创新券7 500瑞士法郎。之后,鉴于企业的积极反应,为促进本国清洁技术发展,2010年,进一步推出了两个系列的创新券,第一个系列延续过去面向所有技术领域的形式,且面值保持不变;第二个系列则采用专项券的方式,专门给“清洁技术”领域的项目申请。
创新券的申报流程
申请资格。创新券是专门针对中小企业设立的,申请主体必须是中小企业,即雇员少于50人的企业。承接创新券项目的科研机构和高校一般仅限于公共或准公共科研机构与高校,以及一些大公司的研发机构。
申请方式。中小企业不需提供研究问题的详细项目计划,只需到指定网站填写申请表格,通过电子邮件提交管理部门审核。
管理部门。创新券的管理一般由主管创新的部门或非营利机构负责。荷兰由荷兰政府经济事务部下属的创新与可持续发展局负责,瑞士由瑞士创新促进机构(CTI)实施。
派发规则。创新券一般按照先到先得或随机方式分配。荷兰第一轮创新券的派发是在申请首日递交表格的1 044家企业中随机分派,类似抽奖或北京市汽车摇号机制。
报销规定。完成科技服务后,科研机构凭券及相关材料到财政部门兑现。相关材料包括项目活动基本信息,项目支出情况等。项目活动基本信息包括公司名称、提供服务的高校与科研机构名称、项目开始时间、执行期、项目联系学院、部门及提供的项目活动总结;项目相关支出材料包括国内外差旅费、材料费及其他必要的附件。
创新券的优势
实施创新券政策到现在只有五六年的时间,但效果较好,初步显现了这项政策的优势。创新券设立之初,提供创新服务的机构主要是公共科研服务机构。随着实施的深入,提供服务的领域和机构逐步扩展。荷兰在通过三轮试验后,实施领域已由工业向其他行业拓展,研究机构的选择范围也由公共科研机构放宽到准公共研究机构及一些有研究能力的大企业。创新券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发挥公共科技投入对中小企业创新的带动作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小企业在公平竞争中往往面临不公平的结果,完全依靠市场无法解决创新资源的合理配置问题。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不仅解决了国家大部分的就业,而且是国家创新能力的支撑。这就要求政府财政资金投入鲜明地体现公共性,不仅关注大企业、大项目,更要关注量大面广的中小企业,在市场失灵的地方促进中小企业创新。创新券政策较好地发挥了政府公共投入对中小企业创新的带动作用。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实行的是追赶型的政策,主要是集中财力、物力、人力解决“重点跨越问题”,这是完全必要的,也是非常有效的。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国力的增强,要注意从追赶型的特殊政策向创新券这种普惠型的公共政策转变,防止损害公平的竞争和垄断,解决自主创新中的“两极分化”问题。
引导高校、科研院所为中小企业服务
通过创新券政策,政府为中小企业降低了创新投入成本,为高校和科研院所增加了技术服务收益;而且在中小企业和高校、科研院所之间搭建了市场之桥,极大地调动了高校和科研院所服务企业的积极性。爱尔兰国家工艺设计学院为了吸引持券企业向该学院寻求合作,对创新券的具体使用给出更多优惠,提出企业可以通过若干接续性的创新券,获得高校为企业提供的持续改进方案,并在网上向企业展示其可以提供创新服务的具体领域,为中小企业寻求服务提供详细信息。荷兰代夫特科技大学、埃因霍芬科技大学则宣布,将为企业提供创新券面值一倍以上的科技服务。科研人员主动与企业联系,到生产一线寻找科研课题,并把科研资源导入企业创新活动。中小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的关系由之前的求之不得,转变为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主动推介与服务。
提高政府研发资金的使用效率
凡是创新券支持的项目,都是企业急需的开发与咨询、规划与评估、测试与认证等内容;项目实施的结果,都给企业带来了新技术和高附加值。这种研发,项目从用户需求中来,研究在企业生产中,不产生闲置的科研成果,更不存在成果产业化问题,这就从根本上消除了所谓科技成果转化问题,最大限度发挥了研发资金的使用效率。
创新券的投入和使用方式,使资金只能购买创新服务,避免了公共科技投入的流失;创新券在规定时间内如未使用,对公共科技投入不造成任何财务上的浪费;而且引导扩大了社会投资,增加了企业和高校、科研院所的创新收益,成倍放大了公共科技投入的效能。
我国具备设立创新券的条件
我国中小企业4 000多万家,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力量。但由于中小企业自身的经济能力、科研水平所限,大多数中小企业没有研发机构,对科技成果需求迫切但吸收能力有限。传统领域的中小企业创新能力不足问题更是突出。中小企业转变增长方式、实现创新驱动,迫切需要公共政策支持。
我国对中小企业创新的资助目前基本上集中在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的支持,支持方式主要以无偿资助、贷款贴息、资本金投入等方式开展。对数量众多的广大中小企业,特别是传统行业中小企业,还缺少有针对性的创新投入政策。创新券政策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而且我国已经具备了实行创新券政策的良好条件。
我国已经拥有世界最丰富的科技人力资源
丰富的科技人力资源为实行创新券政策提供了充分的人才基础。2010年,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达到5 700万人,本科及以上学历科技人力资源总量达到2 500万人,研发人员全时当量超过255万人年,3项指标均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位。出国留学人员是重要的人力资源,截至2010年底,以留学身份出国在外的人员超过127万人,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生源国。
在校本专科及以上学生是潜在人力资源。2010年,我国普通本专科在校生2 232万人,在读研究生154万人。
我国已经拥有众多的研发机构和科技中介机构
众多的高校、科研院所为实行创新券政策提供了系统的组织基础。2010年,我国有高校2 538个,科研机构3 696个,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机构16 717个。
截至2010年底,我国已成立技术交易服务机构2万余家,生产力促进中心2 032家,国家级技术转移示范机构134家,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346家。
我国已经拥有数量庞大的科技成果
大量的科技成果为实行创新券政策提供了深厚的技术基础。2010年,我国专利授权81.5万件,本国人发明专利授权量进入世界前三位;PCT专利达1.2万件,上升到世界第四位。2010年,我国科技论文被SCI数据库收录近13万篇,上升至世界第二位。
许多领域都取得重大突破。2010年,国家主体性计划实施12 610项,取得重大科技成果42 108项,国家级科技奖励356项。
我国已经具有充裕的公共财力
充裕的财力为实行创新券政策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我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1年,在已公布数据的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中,有23个的地方总产值过万亿元,约占全国的2/3,而广东省则达到5.3万亿元。全国财政收入超过10万亿元。“十一五”期间,我国财政科技投入保持了年均25%以上的增长幅度,2010年,中央和地方财政科技拨款分别超过2 000亿元,全社会研发经费达到7 063亿元。
关于我国实施创新券的政策建议
建议我国“十二五”期间实行创新券政策,先开展试点,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全面推行。
设立创新券专项基金。创新券专项基金资助所有类型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动。国家基金来源于中央财政专项;地方基金来源于各省(直辖市、自治区)财政专项。基金结构以地方基金为主。
在制度设计上注重地方资金与中央资金的配合,中央财政更多的是起到资金的引导作用,大量资金由地方通过多种方式筹集。在创新券类型上,中央资金可以联合券、扩展券为主,地方资金则可以覆盖全部券型。在创新券的使用上,各地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更灵活、更丰富的方式。
国家创新主管部门牵头组织。根据国际经验,该项工作均由国家科技或创新主管部门牵头组织。创新券的实施,欧洲虽然已有相对成熟的经验,但我国中小企业群体大、情况复杂、区域差异明显、技术承接能力弱,需要进行本地化设计,就资金支持规模、支持对象、支持方式、创新券形式、面值及资金筹措渠道等问题提出系统方案。
充分发挥科技服务机构的功能。我国中小企业量大面广,单纯依靠政府的服务不能满足千差万别的企业需求。必须大力发展创新服务业,充分发挥创新服务机构的功能,依托科技园、孵化器和各类生产力促进中心等创新服务机构实施创新券政策,由创新服务机构具体运作创新券基金,参与创新券设计、申请、审核、派发、评估、监管等全过程。
在中小企业密集、创新服务业发达地区先行试点。“十二五”前两年,可以在我国东部地区选择经济发展条件较好、中小企业市场化程度较高、企业较密集的省份,或创新服务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先行试点,如广东省、浙江省等。在试行1~2年的基础上,对创新券政策进行评估、调整、完善,争取“十二五”末在全国铺开。
摘要：介绍了创新券及其使用方法,阐述了创新券的优势,分析了我国具备设立创新券的条件,提出了我国实施创新券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政府创新投入,创新券,中小企业
政府投入政策 篇2
发布时间：2012年07月31日 18:36 信息来源： 字号：
（一）支持范围
对企业建设国家级或市级企业研发中心并持续加大研发投入给予支持。
（二）申报对象
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在海淀区办理工商注册并依法纳税的企业；
2.具有经相关政府部门认定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国家级研发中心资质或者北京科技研究开发机构、北京市企业技术中心等市级研发中心资质。
（三）支持措施和项目申报
1、支持政策
支持企业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及市级研发中心，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对于连续增加研发投入、成果转化效果显著的企业研发中心，按其上年新增研发经费30%比例给予补贴，最高补贴金额200万元。
2、申报条件
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企业2010年、2011年连续两年研发投入增幅分别不低于30%；
（2）企业2011年研发投入比2010年实际增加500万元以上；
（3）企业2011年实现应用的自主研发成果数量不少于5项，实现技术性收入不低于3000万元。
3、需提交的申报材料
2012年海淀区企业研发中心研发投入补贴申请报告。
4、受理单位 海淀园管委会（区科委）科技发展处
联系人：王晶、王本禄
联系电话：62322949/62313707
5、申报流程
项目申报请进入海淀区专项资金网上申报统一入口（可从区政府网站专项资金申报链接进入），查看专项申报指南。如确定进行专项申报，点击专项资金名称，网络登录后（已是“海淀区人民政府行政办事中心”用户，可直接登录，否则请新注册用户），浏览事项说明，在线按要求填报并提交企业相关材料。
政府科技投入的复合期权价值分析 篇3
政府投资；期权组合；复合期权；项目联合体
政府科技投入成果具有显著的技术外溢效果，此类投资项目除了满足自身目标之外，其价值还体现在项目之外的相关领域，例如自主知识产权的芯片技术除服务于基础设施、国防等直接的公共目标，还给相关的制造业项目带来扩张投资的机会。从实物期权的视角分析，政府科技投入构建的是一个产生实物期权序列的平台1，在关键领域的公共R&D投资可以产生期权的机制，使得私人资本愿意在该领域进行后续的技术创新2，因此分析政府科技投入的战略价值时，必须充分考虑其对项目外部相关组织的现金流量所产生的量化影响效果3。
1.政府科技投入的特点
投资方向和优先领域。政府科技投资一般集中于公共性科技服务、应用领域。例如，我国政府R&D投资包括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方面，其中，基础性研究的承担主体以研究机构、大学为主；试验性研究则以企业为主4。由于上述投资领域的共同特点是投资规模大、周期长，且技术外溢程度高，投资成果的排他成本高，具有明显的公共品属性，因此，私人资本宁愿选择“搭便车”行为。
政府科技投入是公益性目标与市场化模式的结合。政府科技投资往往以公益性为目标、以商业化为投资形式，例如以色列和美国合作的“BIRD”基金，其运作方式是：政府根据公共性目标选择科技项目，以商业模式参与其中，帮助科技项目度过初始阶段的风险期。政府资本一般只参与R&D项目的基础阶段研发，后续科技投入以及商业化阶段则完全由市场完成。这一模式的成功之处在于，一方面科技投入取得市场收益，政府科技基金也实现了社会公益性目标。
政府科技投资的外部影响效果。私人部门一般通过设计针对性的机制来减少技术的溢出效果，以减少竞争者的搭便车行为；而政府作为投资者则往往会鼓励基础性的技术成果在相关经济领域的替代应用，以提高社会经济系统的产出效率。政府科技投入实质上是为社会提供了知识和科技成果的创新平台，在此平台之上衍生新的社会投资机会，越是基础知识类、公益性强的公共R&D投资，其知识成果往往具有越广泛的应用范围，也为国民经济相关行业和项目创造更多的新增投资机会。因此，政府科技投入不仅对项目自身的未来价值产生影响，也必然因技术外溢而对直接影响与其技术相关的项目群的未来价值，这种社会价值增值是政府科技投入与私人R&D投资期权分析的根本区别。
2.政府科技投入的复合期权性质
政府科技投入的外部定量影响作用。投资项目之间经常存在相互影响、关联作用，这种关联性有的来自随机事件，例如由于偶发随机事件引起两个项目相互产生影响；但项目间有的相互关联则来自项目自身的内在属性，例如两个项目采用的技术彼此存在互补或互相替代关系，导致两个项目的现金流或价值呈现非随机的关联性，Rationer将这种存在于不同项目间的非随机的定量作用称为“直接的定量影响”（direct qualitative interactions）。
政府科技投入对相关项目产生的正面定量影响作用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公共知识提高其他项目的总体运行效率，从而提升相关项目的价值；二是政府科技投资产生的技术为相关领域提供新增机会，这实际上是一种投资的扩张期权。为量化这种通过公共技术知识的介质而实现的项目间扩散效应，可将政府科技投资及与之存在非随机定量影响的相关项目组合成一个系统，即项目联合体，分析由此而产生的战略价值。
政府科技投如的项目间复合期权。相关文献一般将私人部门科技投资视为多阶段的因果复合期权，例如初始研发的投资产生未来中试的扩张期权（或转让项目的放弃期权）；而中试投资又为未来的商业化提供机会5。这种前阶段所产生的期权被执行时又为后阶段的相机权益，后期权嵌套于前期权之中，即所谓写在期权上的期权。与之不同的是，由于政府科技投资成果的非排他性和公益性，其他部门和组织也会因公共科技投资的知识溢出效应而受益或受影响。因此，政府科技投资产生的期权不仅存在与项目内部，还存在于相关的项目之间。Rainer将这种在一个项目内部产生，使得其他项目产生因果复合关系的实物期权，称为“项目间复合期权”（interproject compounness）。
可见，政府科技投资不仅产生基于初始R&D投资的因果复合期权，同时还使其他项目根据其运行状况作出相机决策，从而衍生项目之间的复合期权。例如，一项公共R&D项目研发的技术知识平台，不仅可在未来转为商业化用途，其技术的溢出效果还可提高相关行业项目的产出效率，因而相关项目在未来时刻具有扩张期权。
3.政府科技投入的期权价值分析框架：项目联合体
由于政府科技投资成果的公共性，因此需要从一个整体来考虑其战略价值。若政府科技投入在初始研发阶段不产生正现金流，则该阶段的价值表现为此刻投资所产生的一系列期权的价值，具体包括：未来扩大投资产生收益的项目内部期权；政府科技投入对外部项目的现金流的定量关联作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项目间复合期权价值。这一过程可用如下的项目联合体框架来进行分析：
图1 政府科技投资复合期权价值分析程序
第一步，项目组合，即根据政府科技投入所产生的期权结构组成项目联合体。明确联合体内的其他项目的期权是由于政府科技投入产生的直接因果复合期权，则政府科技投资项目的价值则包括项目内和项目外的期权价值，可以通过整个联合体的价值增值贡献来计算。
第二步，项目分解，即根据政府科技投入与其他项目的期权复合关系，在不同的项目运行环境下，将联合体分解，分解的原则是，分解后或者组成单个复合项目，或者构成相互独立的项目构成的项目群。由于联合体分解后项目间不存在定量影响作用，则分解后的联合体的价值可以以传统的方法计算。
第三步，项目联合体增值分析。计算政府科技投资前后联合体价值的增量，这一价值增量就是政府科技投入的战略价值。
[1]徐尚友.项目间复合期权：公共R&D投资价值分析[J].技术经济，2008.06
[2]Nicholas S. Vonortas， Matt Lackey. Real options for public sector R&D investments.
[3]Amir Piric and Neville Reeve， Evaluation of public investment in R&D： towards a contingency analysis
[4]刘树梅.我国政府R&D经费投入状况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02.02
政府投入政策 篇4
但R&D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会产生某一企业的R&D成果在没有市场交易的条件下被其他企业无偿获得的外部性。 而且R&D活动同时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万一研发失败,只有研发企业独自承担损失。R&D活动的外部性和不确定性会引起市场失灵,导致企业R&D投入不足。 我国政府采用给予企业R&D活动财政补贴或税收优惠政策来引导企业扩大R&D投入, 税收优惠政策包括允许企业的R&D活动支出从应纳税所得额中加计扣除(国税发[2008]116号),经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适用15%的所得税率(国科发火[2008]172 号),以及部分营业税和增值税方面的优惠(财税字[1999]273 号)等。这些公共政策引导企业R&D投入的效果如何,是目前文献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 本文从影响企业R&D投入的因素、财政补贴政策的效果以及税收优惠政策的效果等几个方面对这些文献进行梳理, 并提出未来研究展望,为政府引导企业R&D投入提供有益启示。
一、影响企业R&D投入的因素
影响企业R&D投入的因素也可能会影响公共政策对企业R&D投入的引导效果。故在此首先梳理研究影响企业R&D投入因素的相关文献。
(一)企业规模
企业特征会对其R&D投入产生显著影响。现有研究发现企业规模与企业R&D投入之间存在一定关系,这些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一是正相关关系。 企业规模越大,可能会有实力雇用更多的研发人员, 财力也越雄厚,R&D投入也就越多。 Shefer和Frenke(2005)发现,企业的规模越大,R&D投入也越大。 张西征等(2012)发现,由于中小企业盈利能力较差且不稳定,因此这些企业的R&D活动缺少企业内部财务资源的支持,而大企业盈利能力强且稳定,因此R&D投入也越大。 二是倒U型关系。 企业为提高市场地位,有很强的创新动力,但当企业规模足够大,能成为市场上的垄断者时,则创新动力下降。孔伟杰和苏为华(2009)分别以销售收入和企业员工数量来衡量企业规模,研究发现,企业规模与企业R&D之间的关系是先正后负的倒U型关系,即存在规模拐点,当企业规模超过该拐点时,企业R&D投入下降。三是无相关关系。影响企业R&D投入的因素很多,企业规模只是其中一个,因此,企业R&D投入与企业规模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正相关或倒U型关系。 Jefferson等(2006)发现,中国制造企业R&D支出与企业规模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二)产权性质
公司中控股股东的性质决定了企业的产权性质。 现代公司大股东(或控股投东)与中小股东之间存在代理冲突,控股股东总是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行事, 并且不同特点或属性的控股股东,其目标和行为方式也不同。比如在外资控股的企业中,外资控股机构在投资等方面专业性更强,比内资控股机构的资本运作能力更强, 而且更倾向致力于企业的长远发展。姚铮等(2014)发现,外资背景创业投资机构持股的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研发投资行为比内资背景创业投资机构持股的公司更积极。 为了保护社会情感财富(Socioemotional Wealth),家族控制企业的R&D投入显著低于非家庭控制的企业(Chen和Hsu,2009);但当家族的目标与其控制企业的经济目标一致时, 或当家族财富占企业所有者权益的比例较小时,家族企业会有更多的R&D投入(Sciascia等,2015)。
(三)融资能力
企业R&D投入也与其获取资金的能力有关,当企业获得资金的能力越强时,企业的R&D投入也会越多。 廖信林等(2013)研究发现,当企业的营业收入越大,所在地区金融市场越发达时, 企业获取用于R&D资金的能力就越强,相应的R&D投入也就越大。 企业受到的融资约束会抵制其R&D的投入。 Hall(2002)研究发现,新成立的、规模较小的创新型企业的融资成本较高,只能通过风险投资筹集R&D所需的资金;但在资本市场不发达的国家,企业很难通过风险投资筹集资金,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的R&D投入。 张杰等(2012)发现,民营企业从银行获得的贷款并不能增加R&D投入,反而减少了企业的R&D投入,说明民营企业从银行获得的贷款并不是用于R&D,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显著抑制了企业的R&D投入。
二、政府对企业R&D活动补贴的效果
对企业R&D活动直接补贴是政府引导企业自主创新的主要政策之一。 对这一政策效果的讨论和实证检验一直是国内外的研究热点,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财政补贴政策效果的实证检验
现有研究发现财政补贴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有三种:一是激励效应,即财政补贴增加了企业的R&D投入(朱平芳、徐伟民,2003;Wollf、Reinthaler,2008;王俊,2010);二是挤出效应,即财政补贴挤出了企业的R&D投入(逯东等,2012;Guan、Yam,2014; 杨晔等;2015); 三是财政补贴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是一种先升后降的倒U型关系(Zhu等,2006;Hussinger,2008;刘虹等,2012;戴小勇、成力为,2014),即当财政补贴的金额超过临界值时,财政补贴越多,则企业R&D投入的金额越小。
(二)影响财政补贴效果的原因
以上研究表明目前对于财政补贴效果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原因是企业规模、企业产权性质以及融资能力等均会对财政补贴的效果产生调节作用。 Lach(2002)发现财政补贴对小企业的R&D投入会产生激励效应,而对于大企业的R&D投入会产生挤出效应;Guellec和Van Pottelsberghe(2003)研究发现,财政补贴的效果依赖于政府对R&D补贴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当政府对企业R&D活动提供长期或持续的补贴时,则会导致激励效应,否则会出现挤出效应。 江静(2011)研究发现,财政补贴对企业R&D投入的激励效应出现在内资企业中,而在外资企业中则出现挤出效应。王一卉(2013)发现,在民营企业中,财政补贴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是激励效应,而在国有企业中则呈现出挤出效应。李永等(2014)研究发现,财政补贴能引导小企业、民营企业更大的R&D投入, 而对于大企业或国有企业R&D投入的激励效应较差。 Hyytinen和Toivanen(2005)研究发现,财政补贴对企业R&D投入的激励效应在融资约束越大的企业中越显著。
(三)提高财政补贴效果的对策
针对影响财政补贴效果的原因, 现有研究对提高财政补贴效果的对策进行了探讨。 王俊(2010)提出应加大对民营科技型企业的资助力度, 从而缓解民营企业由于资金缺口导致企业R&D投入不足的现象。 Liu和Li(2014)将财政补贴分为对研发成果的奖励补贴和对研发费用的补贴,研究发现,对研发费用进行补贴所产生的产品数量、利润和社会福利等均小于对研发成果的奖励补贴,因此,他们建议政府应当更多地使用对研发成果奖励补贴的方式。 安同良等(2009) 建议改革科技评估和评审体制, 加强对企业R&D的外部监督, 增加企业发送虚假创新类型信号的成本以及企业R&D补贴的违约成本,从而降低由于政府与企业之间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
三、税收优惠政策引导企业R&D投入的效果
(一)税收优惠政策是否提高了企业R&D投入
国外的研究大多发现,政府对企业R&D的税收优惠政策能够激励企业增加R&D投入,研发更多的新产品(Czarnitzki等,2011;Kobayashi,2014)。 而国内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 朱平芳和徐伟民(2003)、蒋建军和齐建国(2007)分别以上海大中型企业以及中关村科技园企业为样本, 发现税收优惠对企业R&D投入的激励效果比较显著; 而范金等(2011)以及王再进、方衍(2013)均发现,现行R&D税收政策与企业R&D投入的相关性不明显,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R&D投入的激励作用较小。
(二)影响税收优惠政策效果的原因
由于国内部分研究认为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R&D投入的激励并不明显,有的学者就其中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连燕华等(2012)认为,可享受减免的研发费用范围较窄、费用界定不明确、 费用审核与监管无明确规定以及企业研发费用基础管理薄弱等问题, 是导致税收优惠政策效果不好的主要原因。范金等(2011)调查发现,企业是否有健全的研发支出核算会计制度,是影响税收优惠政策效果的重要原因。
(三)我国研发支出加计扣除政策的改进方向
由于目前企业研发享有税收优惠的范围仅限于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 因此, 可以享受此政策的企业较少。 薛薇、李艳艳(2010),王玺、张嘉怡(2015)建议取消研发领域限制,实现普惠性的优惠政策。影响税收优惠政策效果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在于企业研发费用的归集和认定比较困难, 因此, 现有研究建议提高企业科技创新的财务管理水平,完善研发支出的会计核算体系(连燕华等,2012),以及落实好小企业会计准则, 规范和统一企业研发费用的归集口径,简化认定程序,降低政策执行成本(王再进、方衍,2013)。
四、未来研究展望
政府投入政策 篇5
实习记者 纪佳鹏 北京报道
富士康再次因为其用工制度被推上风口浪尖。
北京时间3月30日凌晨，美国非营利机构公平劳工协会(Fair Labor Association，以下简称FLA)发布报告称，苹果供应商富士康存在违反劳工权利的行为，如加班时间过长、拖欠工资以及薪酬不足以满足工人的基本生活费用等。
同一天，由中国内地、香港和台湾地区20所高校参与的《2012“两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调研报告》(以下简称《调研报告》)也对外发布，《调研报告》特别指出，一些地方政府在针对富士康的招商引资过程中，存在滥用公共资源、以行政命令手段为富士康解决劳动力供应问题的现象，助推职业学校沦为职业中介。
调研组负责人、香港理工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毅对本报表示，富士康用工存在诸多问题，包括政府招工、学生工、工伤瞒报、加薪泡沫等六大问题并未在FLA的报告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FLA的报告侧重于富士康在工时和工资方面的违法行为，而我们的报告在关注前述问题的同时，还关注了富士康存在的政府招工和学生工的问题。”潘毅对本报介绍。
本报获悉，由北京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和台湾大学等大学组成的调研组，自2010年6月份以来，对富士康进行了持续的跟踪调查，并先后两度发布报告，近日发布的报告为其第三份调查报告。
“两岸三地”高校调研组发现，随着富士康生产线从沿海向内地扩张，富士康日益受到地方政府的青睐。这种青睐不仅体现在土地、厂房、税收、海关等方面的优惠上，在制造型企业用工荒的背景下，亦体现在地方政府不遗余力地为富士康招募工人方面。
《调研报告》称，在对重庆、成都、郑州以及南宁富士康工厂的调查中都发现了政府滥用公共资源，为富士康招工的现象，为此不惜投入大量的财政和人
力资源。以河南为例，省政府将富士康的用工需求作为招工指标层层分解，下达给各级政府成为重要的政治任务，并且在财政上给予大量补贴。
根据潘毅介绍，2010年9月，河南省政府下发题为《河南省扶贫办关于富士康科技集团在我省贫困地区招聘培训员工工作的通知》的文件，以扶贫的名义将为富士康招工的任务下达给各地方政府。该文件显示，当年的9、10两个月内为富士康完成招工人数2万人，招募对象主要为职业学校在校的实习生以及贫困地区剩余劳动力。
为了完成招工任务，该文件还规定了招工的奖励措施，其中职业介绍补贴为每人200元发放给职业介绍机构，就业人员每人给予600元生活补贴，同时省政府还对于组织到富士康工作和实习的单位给予奖励，仅前两项补贴合计就高达1600万元。
“要满足富士康在该地高达十数万人的用工需求，地方政府为此投入的公共资源还远不止于此。”《调研报告》称。
在成都、重庆和南宁等地的调研组也发现了类似情况。报告指出，“在用工荒的背景下，无论是富士康还是地方政府，都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了职业学校，因为那里有数量可观、年轻廉价的学生劳动力。”
地方政府投入公共资源代富士康招工？
在一份2011年12月30日南宁富士康《隆安县进一步做好富士康科技集团劳动用工服务工作方案》的文件中指出，为了“帮助富士康南宁项目缓解劳动用工紧张的问题”，该县成立了副县长牵头，包括人社局、宣传部、教育局、经信局、财政局、总工会、团委、妇联、各乡镇政府组成的“隆安县促进富士康南宁项目劳动用工项目劳动用工工作领导小组”。
《调研报告》称，为完成上级所分配的420人的招工任务，该县将重点放在“校企合作”上，要求“引导学校积极开展短期培训，及早制定招生、培训计划，与企业对接”，并明确提出要“充分利用9月份学校开学期间，组织学生到企业实习就业”，并指定隆安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为责任单位。
潘毅表示，之所以选择职业学校是因为职业学校隶属于政府教育行政系统，更加有利于政府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将招工指标下达至学校并要求其完成。
而作为职业学校的学生，他们则基本上必须服从学校的安排，因为他们是以“实习”的名义进入工厂。
政府投入政策 篇6
摘要：高等职业教育的经费投入，是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必备前提条件之一，其经费投入政策，一直是高等职业教育政策发展的重心所在。本文将对近十年的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政策进行梳理与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若干改进意见。
关键词：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政策；研究
一、近十年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政策回顾
1996年《职业教育法》和1998年《高等教育法》的颁布确立了高等职业教育的法律地位。1999年，随着全国高等院校大规模扩招，高等职业教育也进入了跨越式发展阶段。高等职业教育的跨越式发展离不开经费投入的支持，经费投入是制约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有必要对过去十年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政策脉络做一次梳理。
1以“学费为主”的经费来源渠道的初步建立
高等职业教育起步之初，国家对高职院校的经费渠道和使用等并没有给出具体政策，一般都沿用学校改制前的经费政策。到1999年，随着新建高职院校的大量出现，教育部、国家计委《试行按新的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举办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实施意见》提出“按新的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举办的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为专科层次学历教育，其招生计划为指导性计划，教育事业费以学生缴费为主，政府补贴为辅”，初步确立了以“以学生学费为主”的学校经费来源渠道。由于高等职业教育的管理职责主要在地方政府，高职院校经费的补贴也主要以当地政府的经费补贴为主，因此，政府补贴程度也随着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政策不同而有很大不同。
2多元投入机制方向的确定
在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政策推动下，2002年以后，高职院校的经费政策逐步向强调多元化方向发展，教育部在《关于进一步办好五年制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几点意见》中，要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在高等教育经费中统筹安排办学经费，按照高等专科学校生均经费标准拨付经费。各举办校通过多种渠道筹措办学经费，充分利用社会教育资源和行业现有资源”。
在随后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以及2005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中都明确提出要“多渠道增加经费投入”，“逐步建立政府、受教育者、用人单位和社会共同分担、多种所有制并存和多渠道增加职业教育经费投入的新机制”。其中，规定“企业按照职工工资总额的1.5％～2.5％足额提取教育培训经费”，“从2006年起，城市教育费附加安排用于职业教育的比例，一般地区不低于20％，已经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地区不低于30％”。
《决定》强调“各级政府要增加用于发展职业教育的投入”，“省级政府要制定本地区职业院校学生生均经费标准，并督促职业院校举办者按标准投入经费”，“金融机构要以信贷方式支持发展职业教育，政府部门根据需要可以为职业院校提供贷款贴息”。
3“中央财政专项资金”的支持
在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总原则下，国家通过“中央财政专项资金”方式推进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
教育部、财政部在《关于推进职业教育若干工作的意见》中提出，“从2004年开始，中央财政设立专项资金，对符合条件的各级各类职业院校实训基地进行扶持”。
2006年正式启动实施的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计划，中央财政“十一五”期间至少安排专项资金20亿元，主要支持示范院校改善教学试验实训条件，兼顾专业带头人和骨干教师培养、课程体系改革，以及共享行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等，同时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加快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还明确提出“建设计划的实施，以地方投入为主，积极吸纳社会，企业资金，中央财政进行引导和推动”。
2007年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意见》首次把“高等职业学校”与普通本科高校并列提出，将全日制专科生纳入到国家“家庭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通过建立高职教育贫困家庭学生助学奖学体系，支持和帮助更多的家庭贫困学生接受高职教育。
二、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政策中存在的问题
1多元投入机制尚不完善，以“学生学费为主”的经费来源渠道并未改变
1999年教育部出台的“三不一高”中的“一高”就是指高职的教育事业费“以学生缴费为主，省级财政补贴为辅”，实质就是按教育成本的高收费。从高等教育改革目标来看，“三不一高”政策应该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高等学校改革的方向，但是对刚刚兴起尚不成熟的高职来说，让其承担与普通本科院校相当(甚至更沉重)的改革任务，是有失公允的。
高职院校运行靠学费，发展靠贷款，负债经营，压力很大。仅以高收费而言，各地高职生的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仅为普通本科生的一半左右(见下表)，加之企业、社会的支助不力，高职生每年要交比普通本科生高1.5－2倍以上的学费，投入与回报难以成比例，也造成了近几年高职招生的日趋困难。
尽管教育部在《关于进一步办好五年制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几点意见》中，已经要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在高等教育经费中统筹安排办学经费，按照高等专科学校生均经费标准拨付经费。各举办校通过多种渠道筹措办学经费，充分利用社会教育资源和行业现有资源”，并在2002年《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和2005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中明确了企业和地方在职业教育培训中应投入的经费比例，意在逐渐改变“以学生学费为主，财政补贴为辅”的经费来源渠道，但值得注意的是，从2002年至今并未出台专门针对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的政策与法规，可以说，国家在关于高等职业教育以“学生学费为主”的经费政策并未改变。
2政策缺乏可操作性，导致难以落实
纵观近十年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政策，就政策本身而言，不难发现其中经常出现“部分”、“主要”、“逐步”等词语，而在这些词语前后往往是具体的经费投入数目或方向，那么“部分”究竟指的是多少?“主要”又指的是多少?每个人对“部分”、“主要”的理解都不一样，因为“部分”这个词不是一个经量化的数，而是一个范围，这个范围会因人而异。因此，这就加大了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政策落实到位的难度，同时也因为这些模糊的概念性词语的出现，使得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政策缺乏可操作性，难以落实。
另外，在强烈要求各级政府落实相关政策的条目中，也出现了“可以”、“应当”等非强制性词语，这就会使一些相关负责部门“有空可钻”，因为政策里写的不是“必须”、“一定”等强制性词语，因此，他们就可以钻空子不认真落实中央政策，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经费投入政策落实的力度。
3政策落实不到位，缺少相应的监督政策和管理体制
自1998年《高等教育法》的颁布，高等职业教育作为一种特定的教育类型，在我国法律上得到确认以来，有关高等职
业教育经费投入的政策并不很多，但都清楚明白地列出了高等职业教育经费的来源和途径，如“企业按照职工工资总额的1.5％～2.5％足额提取教育培训经费”，“从2006年起，城市教育费附加安排用于职业教育的比例，一般地区不低于20％，已经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地区不低于30％”。可见中央政府还是相当重视、相当关心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但为什么直到今天，仍然存在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不足的问题呢?显然在相关政策的落实上存在着问题。用于高等职业教育的经费，最后用在哪里，用了多少都不清楚，如省级政府是否严格遵照中央指示拨出相应款项用于本地高等职业教育，地方是否按比例安排城市教育附加费，企业是否足额提取职业培训经费，高职院校是否把政府拨款切实用于学校的发展，也没有具体的规定进行监督。
此外，高等职业教育的管理体制尚未理顺，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监督关系、地方政府与所辖区域内的高等职业教育机构之间的监督关系并不是很明确。
三、对策与建议
1加快完善高等职业教育投入机制，改变“以学费为主”的经费来源渠道
虽然“以学生缴费为主，财政补贴为辅”的经费投入政策虽然在一定阶段内解决了高职院校的发展问题，但从教育公平的角度，以及高等职业教育的长远发展来看，必须改革这一投入政策与机制抓住我国财政性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达到4％的机遇，坚持多元投入的方向，彻底改变“以学费为主”的经费来源渠道；动员各级政府部门将更多的财政性投入用于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加强高职校企合作，探索校企双赢的新模式，企业和社会是高等职业院校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直接收益者，政策中必须阐明企业及社会各界有义务、有责任对高等职业教育进行支持。
另外，在加大公共财政对职业教育投入的过程中，要更多地增加地方政府的投入，加强高职院校的基础能力建设，同时完善高职院校学生的奖、助学金制度。这样不仅有利于增强高职教育的吸引力，进一步扩大高职招生规模；而且对于让经济困难家庭子女接受高质高效的就业准备教育，使社会相对弱势人群共享国家改革发展成果具有重要的意义。
2增加政策的可操作性，避免出现模棱两可的情况
政策的可操作性直接影响到政策最后能否如预期落实到位，达到应有的效果。杜绝模糊性词语在政策中的出现有利于消除下级机关在学习政策时理解上出现偏差，有利于向国民、社会各界表明国家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态度和决心，是保证政策圆满落实的重要前提。因此，在与经费投入相关的政策中必须使用量化的数字或百分数来保证中央、地方的财政拨款、学校从社会其他方面获得的资金足额、稳定地用于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同时，量化的数字或百分数增加了政策的可操作性，便于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监督审查和管理，增加了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及使用的透明度。
在要求各级机关落实政策时应使用强制性词语。政策同样具有法律约束力，强制性词语的出现表明中央对此项政策条款的重视程度，中央的重视，必然激起下级机关落实政策的积极，1生和主动性。
3进一步理顺管理监督体制，通过政策和法律明确各方的经费投入职责
依靠政策的法律强制性和相关法律法规保证各级政府、高职院校及企业、社会各界在高等职业教育中所应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建立与经费投入相适应的监督管理机制，在政策中必须明确各级政府间的监督管理关系，详细地列出政策落实不到位将受到哪一级部门的审查、会接受怎样的处罚。
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政策建议 篇7
1 发达国家基础研究经费投入状况
1.1 发达国家对基础研究的高投入
长期以来, 主要科技发达国家一直保持着对基础研究的高投入。整个20世纪90年代, 美国政府的科研经费下降了9%, 但基础科学研究的投入增加了42%, 基础研究投入占政府科研经费的17%[2]。20世纪90年代以后, 美国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占美国总研发经费的比重长期稳定在15%～20%, 日本则在12%～17%之间波动, 德国和法国稳定在20%左右, 并有不断上升的势头[3]。《英国10年 (2004-2014) 科学与创新投入框架》, 提出到2014年将研发经费占GDP的比例提高到2.5%。欧盟提出到2010年将研发经费占GDP的比例提高到3%;韩国提出将研发经费占GDP的比例提高到4%。
1.2 美国优先保障对基础研究的经费投入
根据美国科学与工程指标提供的数据统计[4], 在1953-2004年的半个多世纪里, 美国基础研究经费的年均增长10.1%, 显著高于R&D经费年均增长的8.5%。基础研究经费占R&D总经费的比例也是逐年上升, 从1953年的8.9%上升到2004年18.7%。美国总统奥巴马上任后宣布, 政府在科学研究和改善科学教育方面将投入更多的资金, 拟将科学研发开支规模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3%以上[5], 承诺在未来10年内将美国的基础研究的经费再翻一番。美国正是凭借其在基础研究领域中长期高投入所积累的优势, 控制了技术发展的方向, 占据了技术发展的制高点和市场优势, 成为世界高技术产品市场的主宰。
1.3 美国由政府主导对基础研究的经费投入
从基础研究的投入结构来看, 美国由政府主导对基础研究的经费投入。图1显示了1953-2004年间, 美国政府与企业各自对基础研究投入占全国基础研究总经费的比例分布[4]。美国政府投入所占的份额, 1953以及2004年分别为57.8%和61.8%, 最高点1967年达72%, 最低点1997年也在50%以上, 51年间政府投入份额所占的比例总体在60%以上。
2 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概况
2.1 基础研究经费投入总体情况
表1列示了2001至2007年间我国基础研究、R&D支出、财政科技拨款等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的相关情况。2007年, 我国的基础研究经费投入、R&D支出以及财政科技拨款的金额分别是2001年的3.34倍、3.56倍和3.01倍。2001-2007年间, 财政科技拨款增长率均大于财政支出增长率, 基础研究以及R&D增长率大多高于GDP增长率。总体上说, 近年来我国基础研究经费等科技经费投入均保持了快速增长。
单位:亿元RMB
资料来源:据《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中国统计年鉴》整理
2.2 企业成为R&D的投入主体
从R&D支出的执行部门构成情况来看, 从2000年起我国企业所占的比重开始超过60%, 2006、2007连续两年, 企业R&D的投均占全国的70%以上, 企业已成为R&D的投入主体。从总量上看, 我国企业R&D投入已与发达国家相当。根据OECD按照购买力平价现值计算出各国R&D支出总量的统计, 2004年中国为1026亿美元, 德国为587亿美元, 法国为397亿美元 (OECD 2005) , 中国R&D的支出总量分别是德国及法国的1.75倍和2.58倍[4]。
3 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存在的问题
3.1 基础研究经费占R&D的比例过低
近10多年来, 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占R&D总经费的比例大致徘徊在4.7%～6%之间。《中国科技统计数据2008》资料显示:2006年的美国、韩国和俄罗斯的这一比例分别为18.6%、15.2%和15.4%;2005年的法国、意大利、日本的比重分别为23.7%、27.7%和12.7%。而2007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占R&D支出的比例仅为4.7%, 且创近十多年来新低。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占R&D支出的比例, 大致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1/3。此外, 从基础研究经费占GDP的比例来看, 2007年中国的这一比例仅为0.067%, 而美国2003年的比例是0.5%, 是中国的7倍多。
3.2 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增幅低于R&D的增幅
发达国家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增幅要显著高于R&D的增幅, 而近几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年增长率却低于R&D支出的年增长率。图2显示了2003-2007年期间的基础研究经费、R&D支出以及财政科技拨款的年增长率。从图中可以看出, 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增幅只有在2004年超过了R&D的增幅, 其余年份都低于后者, 尤其在2005及2007年度, 两者相差超过10个百分点。
来源:据《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整理
2.3 新增财政科技拨款用于基础研究的投入不足
从近年经费投入增长率来看, 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增幅多低于财政科技拨款投入的增幅。从表1中数据对比看出, 剔除2002及2004年, 其他年份的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增幅均低于财政科技拨款投入的增幅。这说明国家新增的财政科技拨款, 用于基础研究经费的投入相对在减少。再者, 上一世纪80年代科技拨款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大体在5%以上, 90年代降到5%以下, 2000年最低到3.6%。近年来这一比例逐步有所回升, 2007年达到4.25%, 但仍然没有达到上一世纪80年代的水平。可见从历史比较看, 科技拨款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2.4 R&D经费投入总体较低
(1) R&D占GDP的比例低。
2000年我国R&D支出占GDP的比重刚刚达到1%。2001年度, 我国R&D支出及其占当年GDP的比重才双双突破1000亿元人民币和1%大关, 分别达到1042.5亿元人民币和1.1%。2007年, 我国R&D占GDP的比重回升到1.49%。2006年度, 美国、德国、日本以及韩国R&D占GDP的比重分别为:2.62%、2.53%、3.39%和3.23%[6]。与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R&D支出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2) R&D经费投入强度不足。
一是R&D占企业销售收入的比例低 (表2) 。2003-2007年, 我国“R&D/销售收入”比例最高的“医药制造”行业, 平均也只有1.576%。按照国际标准:企业技术开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例要达到3%以上, 低于3%意味着这个企业没有竞争力, 低于2%意味着这个企业将被淘汰;高技术企业技术开发投入占销售收入比例应该达到10%以上。二是R&D经费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较低。2007年我国高新技术产业R&D经费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6.1%, 而美国 (2003年) 、日本 (2003年) 和韩国 (2005年) 的高新技术产业的R&D强度分别为20.7%、23.8%和19.5%。从上述两方面与国外比较看, 我国企业的R&D经费投入则相对较低。
资料来源:据相关年度《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整理
(3) R&D数据存在“统计幻觉”。
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 核心技术研发与品牌及营销处于“微笑曲线”高附加值的两端, 集中体现了一个企业价值创造的能力。在“比较优势”的国际分工体系下, 构成高技术产品价值链的高附加值两端与其最终产品的加工组装, 在“跨国资本整合”下实现了在国家之间的分解。发达国家从事高创新率、高集成、高进入壁垒和高附加值的核心部件生产, 而发展中国家从事惯例化的、低附加值和几乎没有进入壁垒的劳动密集型加工组装环节生产。跨国公司研发部门在发展中国家的R&D投入被计入该国统计数据中, 但其高技术研发能力及研究成果却并不归东道国所有。而OECD国家高技术产业分类标准, 仅将R&D投入作为一国高技术发展状况的判定标准, 没有考虑到产品价值链在国家间的分解, 这使发展中国家产生了高技术产业发展的“统计幻觉”[7]。
2006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出口占世界15%份额, 遥遥领先排名其后的美国 (占12.1%) 、德国 (占8.8%) 和日本 (占7.0%) [6]。2008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额达4156.1亿美元。而多年来我国的外贸依存度达到了60%, 工业产值约30%用于出口, 而出口值中的57%是由外资企业完成的, 在高技术产业领域的出口, 外资更是占到88%[8]。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的一份报告指出, 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 每个产业排名前五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 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 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9]。中国傲据“世界排名第一的高技术产品种类出口国[10]”, 繁荣表象的背后是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不足和对发达国家严重的技术依赖。拥有核心技术是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立足根本, 发展中国家的离岸工厂地位决定其所得到的技术外溢非常有限。经济成份中外资占的比重较高, 一定程度上浮夸了我国R&D统计数据, 放大了国内企业实际的科技研发及创新能力。
4 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政策建议
基础研究经费主要是全社会投入在原始性创新工作中的经费, 是对国家未来竞争力的一种战略性投资, 是技术创新的源泉。2006年初, 党中央重申“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接着又提出了建立国家创新体系的思路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战略目标。要突破“比较优势陷阱” (洪银兴, 1997) , 以产业升级超越“比较优势” (左大培, 2002) , 改变我国技术弱国、品牌弱国、工业大而不强的形象以及国际“打工仔”的不利地位, 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而自主创新离不开国家意志, 自主创新的主体和核心应该是中国企业而不是外资企业。要实现构建国家创新体系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战略目标, 加大对基础研究投入不可或缺。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 针对我国存在的问题, 我们对基础研究经费投入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4.1 国家担任基础研究的投入主体
国家担任基础研究的投入主体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是从发达国家看, 国家需求驱动的战略性基础研究已经成为基础研究的主流。如美国的“曼哈顿计划”、“星球大战计划”等, 基础研究已经与各国的国家安全、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息息相关, 相互依存、互为促进。二是基础研究经费投入沉淀周期较长, 并且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释放也具有长期性。基础研究的这一公益性特征, 要求政府应当对其担当起投入主体的角色。美国长期以来一直由政府主导对基础研究的经费投入, 这一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我国基础研究投入中政府与企业各自分额的构成, 我们没有查到这方面的公开资料。一般来说, R&D投入中的基础研究大多由政府科研院所、高校来承担, 而应用研究、试验发展则多由企业来承担。前者的驱动力主要来自对科学问题的探索和国家长远利益, 而后者则主要受企业自身利益的驱动。从我国R&D经费投入的执行部门构成来看:2001年企业占60.4%, 科研院所以及高校占39.4%;到2007年, 企业所占的比例上升至72.3%, 科研院所以及高校所占的分额下降至27%。因而, 国家若要加大对基础研究经费的投入, 应考虑适当向国有科研院所以及高校倾斜。
4.2 优先保障基础研究经费投入
我们要充分利用经济手段和政策措施, 例如给予企业、社会团体及个人等向国家科研院所、高校及企业的用于R&D方面的投资或捐赠享受免税或退税待遇等, 动员全社会加大对研发的投入, 鼓励和倡导科技创新。在加大对R&D经费投入的同时, 注意优先优先保障对基础研究的经费投入。近年来, 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在R&D中的份额约为5% (表1) , 与发达国家一般在15%甚至20%以上有较大差距。此外, 我国R&D支出占GDP的比重也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 一方面我国应加大对R&D支出的投入, 尽快将R&D支出占GDP的比例提升到2%以上。另一方面在R&D支出中优先保障对基础研究的经费投入, 确保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增幅度高于R&D的增幅, 逐步将R&D中的基础研究经费支出比重提升至15%以上。
4.3 做好基础研究与应用开发之间的衔接工作
国家在保障基础研究经费投入的同时, 还应着力做好基础研究与后续的应用研究、试验发展之间的沟通衔接工作。首先, 通过整合和完善国家自主创新体系, 将科研院所及高校的科学技术能力和科技成果, 适时通过企业主导的应用及试验发展研究, 转换成为企业的创新动力和服务社会的创新产品。其次, 企业技术引进要密切联合相关科研院所, 切实注重消化吸收和再创新, 逐步将企业用于技术引进的资金转变成为对培育国内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注入资金, 降低我国对外技术依存度。再者, 国家科技管理部门应进一步加强横向沟通与协调, 科学统筹, 研究、协商、解决影响基础研究和高技术前沿研究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避免部门之间不必要的重复, 合理配置有限的科技资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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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教育政府投入调查与研究 篇8
近年来山东省医学教育得到了较快发展, 但在发展中也暴露出一些矛盾和问题, 主要是财政投入不足影响了医学教育的持续健康发展。
1 山东省医学教育投入概况
山东省目前有高等医学院校十所, 其中, 部属综合大学医学院校1所 (山东大学各医学类专业) ;省属综合大学医学院校1所 (青岛大学各医学类专业) ;省属中医药大学和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各1所;省属医学院校4所;高等医学专科学校2所;职业技术学院8所, 中等卫生学校23所。
“十五”期间, 山东省医学教育的招生数量有大幅度增长, 医学本专科招生数从2001年的12989人增加到2005年的38496人, 增长了196%。省属高等医学院校的专业建设也有了明显的发展, 由2000年前的36个专业发展到2005年的63个专业。另外, “十五”期间, 山东省还将两所中等卫生学校通过不同形式建设并发展成了高等医学专科学校。
对山东省1996~2005年医学院校生均财政拨款定额情况进行统计:医学院校生均财政拨款定额从1996年的生均4145元, 降到2005年的生均2200元, 减少了1945元。近年来, 各医学院校都在扩招, 随着学生数量的增加, 医学院校的办学支出在不断增加, 学生生均培养成本也在不断增长。在投入不足、建设和日常运行成本大大增加的情况下, 教学投入严重不足, 使原来按照教学大纲要求本应该由学生动手操作的实验变成了看示教, 本应该小课堂教学变成了数百人的大课堂教学[1]。还有些本应该在学校安排的课程, 由于师资和教学用房不够, 被分散到各教学医院安排。人均藏书量和教学设备也都有较大缺口。
2 医学教育投入情况比较
对不同省市教育经费投入情况进行比较发现, 教育投入地区差异明显, 山东省属于教育投入偏低的省份。如江苏省, 2006年医学生生均补助标准为5994元, 河南省2006年医学生生均补助标准为4800元, 均高于山东省投入水平。
从省内医学院校与其他省属院校财政补助情况的比较来看, 以2006年省级教育支出预算为例, 省教育厅预算管理的院校共安排各项经费190154万元, 各层次在校生人数441568人, 生均4306元;医学院校共安排各项经费24885万元, 各层次在校生人数78642人, 生均3164元。医学院校生均财政补助经费与其他院校相差1142元。从省财政厅确定的各类学校的财政补助定额体系来看, 不管是生均补助定额还是教职工补助定额, 都远远高于目前我省医学院校的实际补助水平。其中补助较低的文法、财经类仍高出医学院校36%, 补助最高的艺术类高出医学院校150%。对教职工的补助, 也比省财政厅确定的其他省属高校的补助水平低。
3 医学教育成本 (费用) 测算
生均培养成本指高等学校培养一个标准学生的平均成本。《高等学校教育培养成本监审办法 (试行) 》中指出, 生均成本核定内容一般包括六大成本项目:人员工资 (占成本比重50%左右) ;奖助学金支出;社会保障支出;公务费;业务费;固定资产折旧费。教育部在1999年确定了高等学校日常运行成本, 全国平均约为每年每生1.4万元。
从高校实际运行情况来看, 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年生均教育支出在2000年到2004年5年间年平均为11863.45元。5年的数据作纵向比较也可以看出, 随着高校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 生均教育成本有逐年降低的趋势, 而这种降低在明显的趋缓, 说明规模效益已经接近了最大, 教育成本不会因招生规模的进一步扩大而再有明显的降低。山东作为经济较发达省份, 高校运行成本应高于这个全国平均数。
《中国医学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 (卫科教发[2001]212号) 明确指出:“医学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 教育成本较高, 各级政府要增加对医学教育的投入”。《纲要》认为, 本科医学教育年生均经费为1.6万元, 高出全国当年平均数39.03%;对11所高等医学专科学校的研究认为, 专科医学教育年生均经费为1.11万元。在省物价部门对全省高校各专业学费标准核定中也可以看出, 医学专业也是最高的。
4 医学教育成本高的原因分析
4.1 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指标体系规定:
(1) 一般院校教师与学生的比例优秀标准为1∶12, 而医学院校为1∶9, 高出三分之一。以目前一般高校人力成本支出占整个支出的45%~50%计算, 医学院校的人力成本较其它院校约高出15%。
(2) 生均教学行政用房, 综合师范院校14平方米/生;财经类院校9平方米/生;医学院校为16平方米/生。而且医学实验室建造严格, 容纳学生人数少, 势必要增加实验室数量, 在建设成本方面要高于其他专业院校。一般来说, 医学院校实验室建筑面积约占教学行政用房总面积的30%。这不仅大大增加了基建成本, 而且必然增加维护和运行成本。
(3) 生均教学设备值, 文类、财经院校为3000元/生;体育、艺术院校为4000元/生;医学、理工类院校为5000元/生。这也充分说明医学院校教学成本高于其他类院校。设备投入大, 维护运行成本高。
4.2 医学生有两年的临床课程, 实习时间长。临床课程要配备合格的临床教学基地, 配备相应的教学人员, 在教学医院另外解决学生的食宿、教学设施等活动场所。实习期间开支加大, 这是其它专业所没有的。
4.3 医学实验品不同于其他专业实验品。医学类专业实验学时多、实验材料品种繁杂、质量要求高, 而且一次性消耗材料占的比重较大, 材料不能重复利用。
4.4 特殊的医学实验标本——尸体, 为医学教学的必需品, 为不可制造的用品, 且价位逐年升高。由于尸体价高难得, 学生动手解剖尸体的机会逐渐减少。
4.5 特殊的医学实验材料——动物, 是医学生实践的重要材料。医学实验要求相当严格, 医学院校要建立相当规模的实验动物中心。由于近年物价上涨, 投资不足, 出现了医学实验动物不足, 用小动物代替大动物的现象,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学质量。
5 投入不足对医学教育发展产生严重影响
长期的投入不足将严重影响我省医学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这些影响有的已经显现出来, 有的随着发展将会表现得越来越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5.1 教学质量受到很大影响。
由于长期投入不足, 加之学校运行成本增加, 各医学院校教学经费严重不足, 导致教学内容缺失, 教学手段和措施不到位, 一些教学环节被省略或被简化。如前所述, 实验课、见习、实习以及藏书等方面的问题已成为医学教育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使我省医学教育的质量受到了严峻的考验。从近几年我省参加全国医师执业资格考试的统计结果来看, 参加执业医师考试的一次性通过率较低, 严重影响我省医疗卫生人才梯队的建设。
5.2 师资队伍建设滞后于快速发展的医学教育事业。
由于投入不足使我省医学院校的师资发展受限, 待遇偏低, 队伍不稳, 高层次人才外流现象比较严重。由于各医学院校难以提高现有教职工的待遇和生活条件, 影响了教师队伍积极性的发挥。目前, 我省省属医学院校基本上出现了高层人才饥荒的局面。
5.3 学科建设与发展受到明显制约。
据对全省医药卫生的优势学科分析, 除省属医疗卫生单位和部属院校外, 我省省属医学院校基本上没有形成在国内有影响的且走在国内学术前沿的优势学科。导致这种学科建设群体滞后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人才缺乏和经费不足。除投入学科建设的经费严重不足外, 科研经费也严重不足。2003至2005年, 我省省属医学院校科研经费总额分别为575.0万元、834.3万元和1297.3万元。真正学校自主安排的科研经费大部分学校一年不过三、四十万元。在这种经费投入极度缺乏的情况下, 各学校的学科建设将很难有所提高, 这必将影响医学教育的教学质量和持续发展。
5.4 教学工作正常运行步履维艰, 学校发展后劲不足。
由于投入不足, 负债运行, 各医学院校普遍存在教学投入不足, 日常运行困难的情况。不少学校靠借新贷还旧贷, 运行成本大大增加, 使本来就十分紧张的资金不得不拿出一大部分用于偿还利息, 除了吃饭和维持日常运行外, 几乎没有用于建设和发展的经费。这种运行模式无异于饮鸩止渴。加之学科建设滞后和人才流失, 医学院校的长远发展形势不容乐观。
5.5 医学教育存在的问题对我省卫生事业发展造成潜在影响。
医学教育承担着为我省医疗卫生事业提供人力资源和智力支持的重要责任。当前医学教育领域存在的问题如不能尽快得到解决, 将影响我省医疗卫生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影响我省医疗服务质量的不断提高, 对全省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带来不利影响。
6 加强医学教育投入, 广开筹资渠道
党的十七大将“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之一, 这对医疗卫生行业提出了新的要求。医学教育也要根据整个医疗市场的要求进行调整。医学院校要对学制、学位、学科建设、医学生的培养数量进行全方位的改革, 提高教育质量, 培养更适合时代发展的医务人才。从山东省目前的医学教育水平来看, 需要更好的进行基础建设, 加大全科医生的培养力度, 加大高层次医疗人才的培养, 这些都需要政府投入更多的人、财、物。政府在医学教育的投入上应当更具有前瞻性的眼光, 才能使医学教育持久稳定的发展, 为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服务。
同时, 医学院校也应当借鉴国外成熟医学院校发展的经验, 加强自身的人才建设, 以申请更多的项目和资金, 吸引更多的投资, 不仅可以提高医学教育和科研水平, 也能缓解投入不足带来的压力。医学院校要扩大筹资渠道, 逐渐改变主要依靠政府投入的局面, 加强自我建设的能力, 这样才能适应不断提高的卫生需求。
摘要：医学教育在我国主要依靠政府投入, 山东省目前的医学教育投入水平偏低, 对医学教育的不利影响已经初见端倪, 长期下去必然影响山东省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该文通过调查和对比, 对山东省目前的教育投入作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医学教育,投入
参考文献
[1]王冬, 吴娴波, 陈立明.高等医学教育大众化进程中的教育质量问题及实践探索[J].卫生软科学, 2003;17 (6) :42～44.
[2]《高等学校教育培养成本监审办法 (试行) 》发改价格[2005]1008号
完善伊春林业财政投入的政策建议 篇9
自从天保工程实施以来,国家加大了对林业的投资力度,但是与林业的实际需求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而且到了地方财政能够分配的资金寥寥无几,尤其像伊春这种国家重点保护的生态功能区域,财政投入更显得严重不足。从2008年起,由于伊春开始实行国有林权改革,国家的财政投入力度有所上升,但是上升的幅度还比较小。2011年以后,国家进一步加强林业的生态建设,努力实现林业的可持续发展,开始注重林业的生态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但是投资力度仍比较小,并且出现下降趋势,2012年黑龙江省林业投资较2011年减少了125 696万元。
由于国家财政对黑龙江省林业的投资有限,财政资金多数用于森林防火、病虫害防治、植树造林等领域,对生态建设与保护、珍贵物种的保护、中幼林抚育等都还处在刚刚起步阶段。伊春各个国有林场严重缺乏预防与控制资金,导致每年都会发生大面积的火灾和病虫害。国家林业财政投入的不足严重影响了林业的抗灾能力。
二、保障伊春林业财政投入的政策建议
( 一) 完善公共财政投入政策
1. 加大伊春市财政对林业的投资力度
随着公共财政体制改革的推进,政府应该将林业投资纳入国家公共预算,建立专项资金,加大林业财政资金投入的力度。应保证林业建设资金和政策的稳定性和一致性,禁止朝令夕改。
第一,增加林业财政投入的相对比重。根据国外经验,发达国家林业财政投入比例已经超过3% ,而我国尤其是伊春市在林业建设中的投入比例还比较小。因此,伊春政府应从生态文明视角出发,以生态效益为主,兼顾经济效益的原则加大对林区的财政投入比重,建立林业财政资金的长效机制,做好短中长期规划,确保林业建设资金的充足。
第二,扩大林业财政支出面。林业是生态建设的主体,是协调林业生态、经济与社会效益的纽带,因此,充分发挥林业财政的职能,加强林业生态资金和服务的建设,从依赖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政投入转向中央、地方与社会资金的共同投入,尤其是对公益林和私有林的资金投入。大力扶持林区产业经济建设,促进林下经济的发展,完善财政政策扶持体系,加大植树造林的补贴力度。扩大林业生态文化的宣传范围,提升林区居民的生态文化意识,尤其要加强社会参与,提升林区整体的生态文化水平。
第三,加大对重点工程的投入力度。伊春林区作为国家生态安全的主体功能区,要不断推进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实施,提升天然林的生态系统功能,并加强人造林的防护功能。
第四,加大对林区基础设施的财政投入,加强林区道路、电网、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为林区生产和生活提供基本物质保障。
2. 调整伊春市林业投资结构
伊春市政府应加强对林业投入资金的管理,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益,适当调整林业投资结构。首先,调整一般工程和重点工程的投资比例,伊春实施天保工程以来,国家对伊春林区的建设力度有所增加,但是部分资金还需要地方政府补给,而地方政府由于限制林木砍伐,地方财政收入匮乏,相应的天保配套资金不能及时到位,严重影响了对森林病虫鼠害等的有效防治。因此,伊春政府应调整林业投资结构,加大林业生态保护的资金投入,尤其是加大私有林者的生态保护资金投入力度,提升私有林者的生态保护意识和营林积极性。其次,调整林业生态建设和产业建设的投入比重,限制发展重化工业等严重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系统健康发展的产业,增加生态建设投入比重,促进林业的可持续发展。
3. 加快落实信贷扶持林业的政策
伊春市目前整体的信贷水平有较大提高,并且呈现稳定上升趋势,其中建设资金主要来自中央财政的支持,但银行信贷额度还存在局限性,亟需改进。伊春市政府应调整信贷期限和利率,加强银行与林产业机制的整合,建立健全林业企业信贷担保体系。
由于林木资源的变现周期长,资金投入又具有持续性和反复性,因此商品林经营的资金来源主要依靠银行贷款。一些金融机构虽然开展林权抵押贷款,但门槛很高,无法满足林农生产的实际需求。伊春林区自实施林权改革以来,林农的产权证和贷款是困扰林农营林的主要问题。伊春政府实施“林权抵押贷款”,不仅是对林农财产的确认,而且还解决了林农资金短缺的问题。自由林农、林业工人都可以向当地林业局提交申请,由评估中心对林权进行评估,林业局审核确定贷款额度,林农、金融机构、林权收储担保中心三方签订协议书,在林权登记中心办理林权抵押登记,依法取得《林权抵押证明书》后,金融机构即可发放贷款。
4. 加强国际合作以有效利用国外资金
吸引投资是促进伊春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伊春市受地理位置、资源、技术和其他方面的不利因素影响,在招商引资方面存在诸多困难。首先,应争取国际金融组织对林业的投资。国际金融组织对林业的建设已经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如林业持续发展项目保护地区管理部分就是世界银行支持的全球环境基金赠款项目,其目的是对自然保护区进行有效管理,提高自然保护区管理水平,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但是其资助的范围并不包括伊春林区,因此,伊春市政府应争取国际金融林业资金的资助,促进林业的可持续发展。其次,吸引跨国企业参与林业产业的合作,也是伊春市政府利用国外资金发展林业的有效手段。
( 二) 完善林业税收政策
1. 建立伊春市林业生态税收体系
我国关于林业生态税的研究还集中于生态效益补偿机制的研究,针对生态税的研究还比较薄弱。生态税制是外部经济内部化,为了保护生态系统功能向林产业受益者和破坏者征收的税种。开征林业生态税可以通过国民收入的再次分配,对森林的受益者和破坏者根据收益的大小和破坏的程度来解决森林建设的资金短缺问题。将征收的税作为森林建设的专项基金,专门用于营林建设,不仅对林业的建设提供物质基础和金融工具,也是税制改革的趋势所在。生态税的设计要基于科学、合理的原则,采用动态的设计方法,顺应时滞的变化,涵盖林业生态影响的各个国民经济部门,明确课税的对象、课税范围、税基、税率及计税依据等。
首先,生态税的设计要遵循“谁受益,谁补偿,谁破坏,谁付费”的原则对受益单位、个人和破坏单位和个人进行合理的收费。征收生态税的初期征收范围不宜过宽,要采取循序渐进的原则,先从与营林建设密切相关的产业收费,逐步扩展到从林业生态效益中获益的单位和个人。
其次,明确纳税对象。消耗森林资源的纳税单位主要有从事林产品开采、买卖和加工的单位和个人,占用、征用、废弃林业用地的单位和个人,排放污染的单位和个人。
最后,税基和税率的设计要根据收益的大小和破坏的程度进行合理设计,如税率的设计可以根据使用森林量进行差别对待,主要是用林单位和个人,用林量越大,税率越高。生态税的设计必须本着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纳入专项税种,建立专项林业基金,设立专门的基金监督委员会,严格监督营林基金的使用和生态税的缴纳,缓解营林资金缺口,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2. 完善伊春市林业产业税收体系
政府投入政策 篇10
(一)我国医疗卫生行业投入现状
自2003年以来,中国政府确立了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全新发展战略,公共财政的运行在结构上发生了一定的转型,其突出表现就是公共财政在民生或国际上通称的“社会领域”中发挥积极而有效的作用。“强化政府责任”成为医疗卫生改革的指导思想,医疗卫生行业政府投入管理进入调整创新阶段。 从投入角度讲,政府投入的责任逐步走向理性,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成为重点关注。政府投入方向开始逐步转变,更注重公平与可及性,大规模地重建了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取得重大进展,公共卫生服务提供有了基本保障,基本药物制度在政府举办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面实施。政府开始注重对医疗市场价格秩序的管理和对医疗机构的执法检查,对药品价格和医疗服务项目收费进行管控。 这体现了政府在医疗卫生行业管理方面所作的努力。
(二)我国医疗费用控制现状
新医改之前,政府只是投入资金,但并不管资金的用处, 除个别特殊项目需要审批之外,医院有很大的自主权,根据自身发展和利润的角度去决策。虽然政府管住了物价,但是政府并没有管住医疗费用,医院的院长有很大的选择空间。 政府与公立医院的传统关系,对公立医院来讲有其不利的一面,即政府对公立医院管得很死,但对公立医院也有其有利的一面,就是政府是公立医院利益的代表者。
卫生改革之后,政府已改变在医疗卫生领域的角色,由原来是公立医院、医生利益的代表者转向13亿人民的利益代表者。政府角色的这种转变不仅会相对增加对公立医院的投入,而且还会加强对公立医院经营行为的监管,这会使人们某些习以为常的经营行为受到限制。因而,公立医院要想生存和发展,需要付出比新医改前更多的努力。
二、我国医疗费用控制目前的问题
(一)我国医疗费用控制目前的问题
1.医疗保险费用不断增长。我国社会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实施以来,虽然医疗保险基金收入不断增加,但是支出也是高速增长着。无论是城市职工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还是新型农村医疗保险,在制度实施的过程中都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例如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医疗保险工作大检查中,就出现了个别省市、地区大量套取医疗保险基金的情况。 医疗保险基金本是患者的救命钱,现在却成了少数定点医院、定点药店牟取私利的手段。这些违规违章的医院很多都是采取虚假记账、“挂名挂床”住院、伪造病历、调换处方药、 虚构处方等手段套取金钱或者财政拨款。与此同时,另有一些机构或部门为未参保人员或不属于报销的项目进行违规操作,使其得以报销。在这些定点医院和定点药店的“骗保” 过程中,他们通常扮演着“两头通吃”的角色:一方面作假骗取社会医疗保险基金;另一方面又多记多收取医疗药品费用。
2.医疗费用控制意识薄弱。我国目前的社保制度没有对被保险人的就医行为进行限制,被保险人可自行选择医疗机构。赋予被保险人选择权的初衷在于促进各大医院良性竞争,通过有效的手段降低医疗的成本、提高服务的质量,但目前看来效果甚微。由于患者对医疗费用变动并不敏感,而对医疗服务的质量却异常敏感,医疗服务市场中供给方间的竞争就主要是非价格竞争了。大型医院有着设备先进,医疗水平高的优势,因此患者的就医行为存在着非理性因素,无论大病小病,人们总是更相信高级别医院。众多疾病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就可得到有效治疗,一部分慢性病也完全可以经过家庭护理就完成治疗。
3.缺乏监督、竞争和退出机制。就我国目前的社保管理体制来看,社保医疗管理部门是通过与医疗保险定点服务机构签定医疗服务协议来监督他们的,两者在行政上不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而只是一种契约关系。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保医疗保险管理部门对医疗机构的行为不能进行充分的监督。而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因其人员、条件的限制也决定了其监督作用非常有限。再次,我国现行大部分医疗机构仍具有公立性质。它们属于人民的共有财产,不可轻易关闭;而且取缔公立医疗保险定点医院则意味着国有资产的流失;医疗服务人员下岗待业,更会增加政府的政治压力,若处理不当甚至可能激化社会矛盾。因此,对于违规的医疗保险定点医院,社保医疗管理部门很少会撤消其资格,使得退出机制无法有效运行,监督效果差强人意。
(二)医疗保险费用不断增长的原因分析
1.供方引起医疗费用增长原因。第一,市场机制下的激烈竞争给医院造成很大压力,使得医院不断需要依靠增加药品收入、检查收入等手段来创收。因此,医疗机构在与社保医疗保险机构进行费用清算时,为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利用种种手段来骗取人们的医疗保险基金。第二,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医疗行业和制药行业串通合谋,医生给患者开具不合理处方,用贵药从与其勾结的药商处拿回扣,使得医疗费用飙升,民众不满加剧。
2.需方引起医疗费用增长原因。第一,在实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后,最常见的情况就是人们拿着医保卡到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或医保定点药店开药,不管是不是需要的药品,甚至有用医保卡买补品和生活用品的情况。而且在很多地方,需方在三级甲等医院与其在更低级别的医院就医报销的比例几乎一致,导致患者无论是大病小病都前往大医院医治,浪费了医疗资源,并促使了医疗费用的上涨。第二,在医疗保险过程中,无论是供方还是需方都不需全部由自己支付医疗费用,而是大部分由第三方的医保机构来支付。在第三方付费情况下,两者往往因利益而勾结,以牺牲第三方医疗保险机构为代价而获取利益。
3.保方引起医疗费用增长原因。第一,由于医保机构缺乏管理个人账户的监督机制和审核机制,使得医保卡变成“购物卡”、非医保人员冒名医保人员看病等现象在全国各地时有发生。第二,医保限额设定存在不合理性。我国医保起付标准原则上控制在当地城镇居民年平均工资的10%左右。因为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较大,所以起付线对于不同的收入阶层有着不同的意义。对于高收入阶层,起付线设置太低将不足以发挥其控制医疗费用的作用:对于低收入阶层,起付线设置较高则可能超过其承受能力,难以发挥医保的作用,增加了居民的负担。
三、我国医疗费用控制的对策
(一)医保费用的供方控制机制
1.建立完善的医药制度。首先,在制药方面,必须要遏止制药商利益至上的生产理念,建立一个科学合理的医药定价制度。第一,对于制造低利润药品的制药商,可以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第二,建立合理的药品定价体系,使药品的定价有法可依。第三,建立透明的市场监管体系,完善现有的药品名录,并供公众监督。其次,在市场运作方面,必须规范药品的流通环节,建立现代化的药品流通网络。根据新医改的精神, 初步建立基本药物供应保障体系,并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作用,推动药品生产流通企业精简流通环节,发展统一配送、规模经营的运营方式,同时增强流通环节的透明性。 再次,在出售方面,可以引进国外的先进理念,积极推进医药分离的制度。医药分离是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是为了改变以药养医的现状的重要举措。
2.医疗保险付费制度改革措施。长期以来,我国的医疗费用的给付都是根据按服务项目付费的原则进行的。这是一种落后的医疗费用的付费方式,也是一种“浪费型医疗”制度,极大地刺激了道德风险的发生。某些医院的医生为了增加收入会不断地增加患者检查、手术等医疗的项目,严重导致医疗费用的过度上涨。因此,引入并探索出一种新的有效的付费制度是我国医保改革的重中之重。在改革的总体思路上,可以根据中央下发的63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推进医疗保险付费方式改革的意见》中提出的“结合基金收支预算管理加强总额控制,探索总额预付。在此基础上,结合门诊统筹的开展探索按人头付费,结合住院门诊大病的保障探索按病种付费”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
3.医疔卫生资源的合理配置。对医疗资源进行统一管理和调配,原则上做到医疗资源分配的最优化。可以建立公立的医院管理机构,对辖区内的各级各类非营利性医院按人口、地理环境、平均服务量和辐射范围进行统一的资源配置, 同时根据需求动态地管理调配医技人才和稀缺的大型设备, 逐步解决资源配置的结构性矛盾,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对于那些资源不足的地区,如中西部、中小城镇和农村,要加强建设。原则上,一个时期内新增的医疗资源应尽量投向资源不足的地区。
(二)医保费用需方的控制机制
1.科学设置起付线和封顶线。我国目前实行的是统一的起付线和封顶线,在起付线以上和封顶线以下的部分由医疗保险进行支付,其余的部分归个人支付。在当时,这种控制机制极大地降低了需方道德风险的发生,但是如今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财富差距的加大,这种机制却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低收入参保人员的医疗消费,同时也未对高收入群体起到医保费用的控制作用。所以,根据社会现实的需要,要对医疗服务的起付线和封顶线的制度做一定的改进。
2.设定科学的自付比例。随着新医保的实行,不少地区的自付比例都降低了,这项举措对患者而言无疑是一个好消息,但是自付比例的降低却不利于医疗保险费用的控制。科学研究表明,当自付比例达到30%时,可以有效地减少需方道德风险的发生,而自负比例在20%左右的话,既可以避免个人经济负担过重,又可以达到减少医疗浪费的效果。另外, 科学的自付比例也有助于减轻现阶段存在的医保卡变成购物卡、超量配药以贩卖等需方的道德风险问题。
3.使用最新的信息管理系统进行药物管理。对于现阶段存在的医保卡变成购物卡、超量配药以贩卖等需方的道德风险问题,也可以采用以信息管理系统来进行有效的药物管理的措施。随着物联网的兴起,货物的制造配送已达到可以进行动态监管的时代。在制药方面也如此,可以对制药公司每天出厂的药品进行动态监管,以控制药物的流向。同时,对每个药店的销售情况以及医保卡的支付情况进行登记核查。通过这种手段,可以有效地制约需方道德风险的发生,从而减轻医疗保险制度的负担,优化医疗资源的配置。
(三)引入第三方对医保费用的控制
1.健全患者的权益保护机制。在购物方面,“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措施实行的就很有效。同样的,我们可以把它引入医疗服务中来。可以设立一个专门的患者权益保护机构,对一系列的医疗纠纷进行调解。这样既保护了患者的权益,又避免了患者于医院纠纷时影响医院的正常营业。同时,机构应对医院进行不定时抽查。对医疗服务状况差的医院予以公示。
2.建立病历的定时归档管理制度。病人的病历档案必须进行详细记录,每隔一段时间进行整理归档,供有关部门检查。医院必须进行阶段性的回顾以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对于误诊率高的医生,给予吊销行医资格的处罚,从而避免类似英国斯特福德医院的丑闻在我国发生。
3.通过专业的手段控制医保费用。第一,通过总量控制的方式,进行必要财务预算,以控制财务活动,保障各款项落到最需要的地方。第二,根据不同现状做出相应制度及费用的调整。有关部门必须针对现实的不同状况相应地有效地做出调整,以最大限度适应发展的需要。
四、结束语
政府投入政策 篇11
虽然生均投入稳中有升，然而地区性投入不平衡现象十分明显，有的州甚至高出其他州一倍或更多。
纽约州投入最高，生均多达14 119美元，新泽西州以13 800美元紧随其后，首都华盛顿特区以12 979美元排在第三位。总的看来，东北部各州平均投入较高，占前十名中的七席。
犹他州生均投入最低，为5257美元，亚利桑那州、爱达荷州、密西西比州和俄克拉何马州分别以6261美元、6283美元、6575美元和6613美元排在倒数第二至第五位。西部和南部总体投入较低，倒数前十个州均位于该地区。
根据美联邦相关法律，义务教育经费主要由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承担。其中州政府投入多达47％，地方政府投入占43.9％，而联邦政府投入只占9.1％。
虽然北部和东北部各州中小学生在标准化考试中成绩总体要好于南部和西南部各州，但教育政策专家通过例证称这一现象与经费投入关系不大，不过他们承认投入的差异会导致教师工资高低以及班级人数多少的不同。
注：本文所涵盖费用仅为2005年度美国各级政府投入到公立中小学的生均经费，不包括各类基金会、慈善机构、教会等机构以及校友等个人用于教育的捐赠费用。
政府投入政策 篇12
一、学前教育的“公共产品”属性与政府投入
1.学前教育的“公共产品”属性决定了政府投入的必要性
根据公共经济学理论,社会产品分为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公共产品是为不特定的多数人的利益服务的,具有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等重要特征。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市场经济主体都想不付或少付成本享受公共产品,长期的市场竞争得出结论:公共产品的成本由政府承担比较合理。
从公共财政的角度考虑,学前教育政府投入最大的受益者是社会。佩里研究小组自20世纪60年代起对123名低收入家庭的儿童进行了近40年的追踪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待这些儿童长大到27岁时,财政投入回报率为1∶7.16;到40岁时,投入的回报率已高达1∶17.07。其中,对幼儿个人的回报率为1∶4.17;对社会的回报率为1∶12.9。[1]
与小学、初中阶段的义务教育相比,传统观念更多地认为学前教育属于家长的责任(如许多人认为,幼儿园的功能在于将妇女从家庭中解放出来,其成本自然要由家长承担),属于私人投入为主的范畴。但是,“以国家公共财政投入保障学前教育的核心价值在于,可以提高一个国家学前教育的公益性水平,形成良好、稳定的学前教育环境,最大程度保障和支持本国儿童的发展。”[2]从这个角度考虑,学前教育政府投入的最大受益者也是社会。既然学前教育政府投入的最大受益者是社会,学前教育属于公共产品的范畴,政府自然要承担学前教育的主要成本。
2.学前教育社会化不能排除政府的投入责任
1997年前后,“学前教育社会化”受到一部分人的吹捧,我国各级政府纷纷从幼儿园撤资或减少投资。以2002年国务院第二批中央企业脱离社会职能试点工作为标志,我国学前教育财政体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大量的企业办园、事业单位办园甚至教育部门办园被撤销,或被简单地推向市场。这对我国学前教育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使社会各界对学前教育政府投入的目的产生了种种困惑: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日益完善,政府在学前教育中到底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学前教育社会化能否排除政府的投入责任?
笔者认为,之所以会有人用学前教育社会化来排除政府的投入责任,关键在于对学前教育社会化的错误解读。学前教育社会化源于教育社会化,其正确理解应当是:幼儿教育从家庭转移到社会,由家庭完成对幼儿的教育之责,转由社会托幼机构(包括公私立的,正规和非正规的)对幼儿进行教育。即幼儿教育部分从家庭转移至社会(包括政府)。[3]教育社会化既是社会分工精细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国家力量日益强大、在教育领域内日益占据主导地位的必然结果。教育社会化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对教育撒手不管、任由市场自由竞争,而是要求政府承担更多的责任。同样,学前教育社会化也不意味着政府财政投入责任的免除。
3.作为公共产品的学前教育不能混同于历史上形成的福利色彩浓厚的学前教育
学前教育属于公共产品,其成本应当由政府承担,那么这种具有公共产品属性的学前教育与我国历史上形成的、在今天仍然占有很大比重的、带有浓厚福利色彩的学前教育是否一样呢?
解放之初,政府缺乏足够的管理城市的经验,将管理军队的经验扩展到对社会的管理,再加上学前教育主要定位于解决妇女就业问题,这直接决定了学前教育由单位供给的格局。随着计划经济的逐渐确立,我国从制度上完全确定了幼儿园归属后勤服务开支的准则,强化了托儿所和幼儿园的单位福利属性。[4]到20世纪70年代,我国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与计划经济财税体制相适应的学前教育体制。截止到1990年,我国以单位供给制为基本特征,分散化投资、人员分散管理、业务统一指导的格局已经形成。[5]虽然伴随着改革开放,我国的学前教育因为定位于企业福利而随国有企业改制处在改革的风口浪尖,但是今天仍然保留了大量的带有福利性质的幼儿园,这些带有福利性质的幼儿园提供的学前教育是否属于公共产品?福利性质的机关办园、事业单位办园和企业办园归根结底是计划经济的产物,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产品根本不能同日而语。更为严重的是,这些带有福利性质的幼儿园先天占有大量的公共资源、后天又获得大量的财政投入,但并不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享受这些福利待遇的大多是具有特殊“身份”的幼儿。这些幼儿园不但挤占了公共资源,而且造成了巨大的不公平,因而需要对这些幼儿园进行改革,使其清除单位福利性质,转化为服务全社会的普惠性幼儿园。
学前教育的公共产品属性决定了政府必须加大对学前教育的投入,学前教育社会化并不能排除政府的投入责任,同时基于学前教育的公共产品属性,学前教育政府投入对象应当是面向全体幼儿、真正提供公共产品的普惠性幼儿园,目前带有福利性质的各种幼儿园只有经过改革才能纳入政府投入的范畴。
二、学前教育的“准”公共产品属性与政府投入
学前教育虽然属于公共产品,但并不是纯公共产品,而是“一种集合了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两种属性的准公共产品”[6]。基于“公共产品”属性,社会是学前教育最大的受益者,学前教育的主要成本应当由政府来承担;基于“准”公共产品属性,学前教育的成本应该由家庭、社会各方面分担,目前还不适合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的范畴。
1.学前教育的特殊性决定了学前教育成本必须由家庭、社会分担
学前教育的主要受益者是社会,但是学前教育不是典型的公共产品。其一,就我国目前的学前教育而言,存在着接受学前教育的量和质的差异。学前教育可以拓宽幼儿的视野,启迪幼儿的学习意识,开发幼儿的学习潜能,为幼儿以后的学习和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接受过学前教育、特别是接受过高质量的学前教育的儿童明显比没有接受过学前教育或者接受有限的学前教育的儿童具有优势,因此“学前教育具有较强的竞争性和排他性”。[6]“学前教育的种类和层次差别极大,不能笼统地判断学前教育是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只有针对一般民众、弱势群体的学前教育才具有明显的公共产品特征,才需要政府以政权组织的身份,依据政治权力,在全社会进行以市场失效为范围的,以执行国家的社会管理职能,为市场提供公共服务的需要为目的的政府分配行为。”[5]其二,就学前教育理论而言,到底是让孩子接受社会化的学前教育还是让孩子在家里接受学前教育,人们还存在着一定的分歧:社会化的学前教育有利于孩子心智的成熟,家庭式的学前教育有利于孩子情商的培养。这就决定了学前教育不可整齐划一,虽然整体上可归入公共产品的范畴,但只能算是“准公共产品”,受益各方、特别是家庭应当分担学前教育的成本。
2.政府财力的有限决定了政府学前教育投入的导向
从1986年颁布《义务教育法》开始,我国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终于完成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任务。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已经使许多地方的财政步履维艰,短期内加大对学前教育的投入对许多地方财政来说恐怕是心有余而力不足。2009年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1 223 109 354 000元,用于学前教育的财政性教育经费为16 627 392 000元[7],仅占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的1.4%。从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的实施来看,地方政府已经做出了很大努力,如2011年,河南省共利用中央财政学前教育资金8.7亿元,省财政提供1亿多元,各地财政投入10亿多元。[8]但从这些数字也可以看出,省级地方政府投入的比例明显偏低,主要是利用中央财政的专项资金和督促地方政府加大投入。地方财力有限决定了地方政府不可能将学前教育与义务教育等同对待、给予一样的财政支持,因而学前教育政府投入应当起到主导作用,引导社会资金发展学前教育。
3.学前教育不能纳入义务教育的范畴
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制定的时候,鉴于“入园难、入园贵”的问题,许多人提出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的范畴。这实际上是对学前教育成本承担的误解。义务教育首先是“强迫”教育,然后才是免费教育。之所以有人提出将学前教育纳入到义务教育,主要是他们将义务教育简单理解为免费教育。小学、初中教育被纳入义务教育,这是法律赋予学生、家长强制性的义务。当然,基于学前教育的“公共产品”属性,政府应当逐渐加大对学前教育的投入、逐步降低家长承担的比例,可以考虑在条件成熟时将学前一年教育纳入义务教育。因此,基于学前教育的“准公共产品”属性,学前教育政府投入只能由政府来主导、而不是政府包办,更不能将学前教育作为义务教育来对待。
三、正确理解学前教育政府投入模式建构基点必须解决的问题
学前教育属于“准公共产品”,决定了政府投入解决“入园贵、入园难”问题的基调:政府投入要发挥主导作用,引导全社会共同参与学前教育;政府投入应当以提供公共服务的普惠园为投入重点。合理定位与正确理解学前教育政府投入模式建构的基点,必须妥善处理公办园改革与民办园发展、硬件建设与软实力提升、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等问题。
1.公办园改革与民办园发展问题
学前教育政府投入属于公共产品投入,因此其投入对象应当是提供公共产品服务的普惠性幼儿园。只要是为社会提供普惠性学前教育服务的幼儿园,不管是公办园、还是民办园,都应该在政府投入的范围之内。可惜的是,我国目前大多数公办园、民办园与学前教育的公共产品服务要求相差甚远。许多公办园获得了大量的财政支持,但是却具有浓厚的单位福利色彩,与学前教育的普惠性、公平性要求存在着严重的冲突,不符合公共产品的要求;部分民办园同样也提供公共产品,但是却不能或很少得到财政支持。
改革公办园,应当将公办园定位于公益事业法人,尽快完成去身份改造,切断举办者与公办园的身份联系,使得举办者只享有举办者权利,真正使公办园成为面向全体社会大众的普惠性幼儿园、实现教育公平。发展民办园,首先要对民办园进行分类管理,区分对待营利民办园(即广义上的要求取得合理回报的幼儿园)和非营利民办园。作为营利组织的教育服务机构,营利民办园提供的服务基本上属于私人产品。对于营利民办园,政府要按照法律法规对其进行严格监管,可以在公共财政方面给予一定的支持,对其服务成本提供适当补偿。对于非营利性质的民办园,由于其性质为非营利机构,面向社会提供学前教育公共产品,政府应在严格规范管理的基础上给予其与公办园一样的支持。
2.硬件建设与软实力提升问题
作为公共产品投入,政府投入应当发挥持续的作用,这就要求政府投入不但要抓硬件建设,而且要重视学前教育软实力的提升。但是地方政府或为了应付上级的检查,或完成上级指定的任务,或为了追求所谓的政绩,经常采取简单化的做法,弄虚作假、采取所谓的变通措施。追求政绩,政府当然希望政府的投入用在硬件建设上,建立新园、扩容班级等,这样就会出现不符合现实需要的问题。譬如农村地区,许多家长外出打工,幼儿数量根本不足以支撑幼儿园,建起了漂亮的幼儿园,却没有多少孩子入园,导致公共资源浪费。因此,加大对学前教育的政府投入,既要关注硬件建设,又要关注软件建设,改造薄弱园,减轻优质园的压力。提升幼儿园软实力,大力提高幼儿园办园水平,政府投入应当将重点放在对幼儿园教师与管理人员水平提高的支持方面,特别是对民办园的师资与管理水平提高的支持方面,如可在师范院校试行“免费学前教育生”制度,还可以通过顶岗实习、支教、交流等形式不断提高薄弱园的教师水平与行政管理水平。
3.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