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与重构

反思与重构（精选12篇）

反思与重构 篇1

只有信息技术的操作技能, 不等于懂得了信息技术本身;更不等于懂得了信息科学技术。如果不讲信息科学, 只讲信息技术, 确实很容易就会走向单纯的“技能化”。

理想的资讯科技课程应该回归到教育本质去思考:到底这一门课对学生现在及未来发展有什么帮助?应该教些什么才能让学生终生受用?

《中国信息技术教育》:自从2000年以后, 信息技术课程在全国基本得到普及, 但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 人们逐渐认为单独的信息技术软件操作教学呈现了技能化倾向, 您如何看待这种倾向?您认为课程的理想内容应是什么?

钟义信:“信息技术软件操作教学呈现技能化倾向”这个提法可能反映了当前我国中小学信息科学技术教学的现状。我觉得, 这不是一种令人满意的状况, 应当加以引导。

中小学信息领域课程的“理想内容”是什么?首先, 我认为, 中小学只讲“信息技术”不讲“信息科学”, 看来不是很合适。信息科学技术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因此, 只掌握信息技术的操作技能, 不等于懂得了信息技术本身;更不等于懂得了信息科学技术。如果不讲信息科学, 只讲信息技术, 确实很容易就会走向单纯的“技能化”。因此, 小学的这门课程是否可以定名为“信息科学技术入门”, 中学则可以定名为“信息科学技术初步”。其次, “信息科学技术入门”和“信息科学技术初步”课程的内容, 都应当给学生讲清楚“信息科学技术”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应用, 小学讲得浅显易懂, 中学讲得稍微深入一些;小学可以通过形象亲切的“应用”来引起兴趣, 通过“应用”来引出概念和原理, 中学则可以通过由浅入深的方法从基本概念引出原理和应用。

从小就对信息科学技术有正确的 (然而又是浅显易懂的) 概念, 这很重要。这是因为, 如果从小学一开始就把概念搞偏了, 将来纠正起来就会很麻烦。所谓“开始差之毫厘, 将来失之千里”, 就是这个道理。至于开始的时候学到的概念比较浅, 这没有关系, 将来到中学、大学、研究生阶段就会一步一步深入下去。怕就怕一开始就把概念理解偏了。

当然, “入门”和“初步”课程的具体内容安排是一个很细致也很复杂的问题, 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解决的。不过, 我相信, 只要发动中小学的相关课程的教师们, 同时邀请对此有研究和有兴趣的大学教师、专家学者以及教育主管人员共同研究, 这个问题一定可以得到解决。

同教材内容一样重要的是教学规律和教学方法。总的来说, 都应当遵循中小学生的认识规律、遵循信息科学技术知识的结构和层次规律, 通过循循善诱、引人入胜、生动形象的方法来启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把学生引进“信息科学技术”的广阔天地。一方面要让学生对信息科学技术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 另一方面又要让学生认识到“信息科学技术博大精深, 奥妙无穷, 应用无穷, 魅力无穷”。

王吉庆:如果从我国信息技术课程 (含计算机课程) 的发展来说, 普及计算机文化和提高应用计算机作为人们必须使用的工具的能力和态度分别是20世纪80年代与20世纪90年代的主要目标与任务。而进入21世纪以后, 应该说, 信息素养的形成与不断提升已经确定为信息技术课程的目标, 高中课程标准的颁布说明了新阶段的到来。但是应该看到, 目前教育界对于信息素养的认识是不一致的, 相当一部分具体工作者是根据课程的教材内容来理解课程的目标的, 而特别是在义务教育阶段, 由于课程指导纲要的制定太早又仓促, 没有明确信息素养的提升是课程的目标与任务, 而教材内容上工具论的痕迹十分明显。因此, 未来的信息技术课程研究和实施的主要任务是建立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体系, 首先是目标和任务的学习阶段分解。

吴正己:其实资讯科技课程的发展轨迹, 在世界各国和地区都非常相似。20世纪80年代个人计算机问世不久, 软件及操作系统 (DOS) 的使用接口为文字指令, 要利用计算机进行工作, 大部分都需要用户自己撰写程序或加载软件包, 1984年台湾的高中职开始有了资讯科技课程, 课程内容自然是学习程序设计。20世纪90年代窗口操作系统及各种应用软件开始发展, 台湾的小学、初中开始有了资讯科技课程, 课程内容很自然地是以应用软件操作的技能教学为主, 让学生能直接将计算机应用于学习与生活当中;而高中职的课程纲要虽锁定为计算机科学, 但在学校中的实际主要却是以应用软件为主, 少部分还教授程序设计。

到了21世纪, 个人计算机在家庭中已非常普及, 应用软件操作接口愈来愈简单, 使用计算机所需的技术门槛大大降低, 多数小学生甚至在入学前即已使用过计算机。很自然, 大家认为计算机软件操作技能简单易学, 实在不需要把它视为一门学科来教学生, 它应该是作为辅助其他学科的学习工具即可, 于是在2000年, 新定的台湾初中小课纲中资讯科技课程被删除了, 仅将“资讯教育”列为应融入各学习领域实施的重大议题。也就是说, 2000年后台湾的小学、初中课纲中已经没有资讯科技课程。虽然正式课程没有了, 但实际上, 几乎所有的学校仍是以自己的弹性课程时间继续教授计算机。高中的资讯科技课程也曾一度被删除, 但后来以两个学分必修的方式保留下来。如果资讯科技课程的目的是工具性的, 那么, 由计算机未普及、缺乏软件时代, 发展到计算机普及、软件易学易用时代, 资讯科技课程内容由程序设计转变为软件操作技能, 无疑是必然的倾向。但是, 资讯科技课程如果有其继续存在的必要, 则不能仅局限在工具性或技能性的目的, 因为软件工具愈来愈容易使用, 课程存在之目的也必然受到质疑。我个人认为, 理想的资讯科技课程应该回归到教育本质去思考:到底这一门课对学生现在及未来发展有什么帮助?应该教些什么才能让学生终生受用?

资讯科技课程未来的发展方向, 应是回归到计算机科学本质的教学, 计算机科学的重要概念是教学的目标, 资讯科技工具或软件则是用来具体化或辅助这些概念的学习, 同时兼顾计算机科学概念与软件工具的学习。台湾目前的高中资讯科技课程, 其定位相当于物理、化学等学科, 将资讯科技课程视为科学课程的一环, 只是学分比较少, 而且没有列入大学入学考试的学科当中。

《中国信息技术教育》:目前, 国际上又重新出现了培养“计算思维”的思潮, 计算机科学逐渐开始成为信息技术课程重要内容, 您如何看待计算机科学内容以及程序设计教学内容呢?

吴正己:“计算思维” (Computational Thinking) 是运用计算机科学概念或技巧, 以解决问题的方法或思维方式。现代生活中处处需要使用计算机, 如何运用计算机有效地解决问题是21世纪公民必备的技能。例如, 分解 (decomposition) 、模式辨识 (pattern recognition) 、算法设计 (algorithm design) 等都是计算机科学中常见的思维方式。程序设计是计算机科学中的一个范畴, 它不等于计算机科学, 但很多计算机科学的概念都得透过它来实现, 它是计算机科学解决问题的工具。在资讯科技课程中, 程序设计教学不应该只是学习程序语言, 而应该是以学习计算机科学概念 (或计算思维) 为目标, 那么, 两者的学习是相辅相成的。就资讯科技课程而言, 学习解决问题的计算思维才是最重要的, 解题工具愈简单愈好, 故而许多计算机科学教育者相继发展一些简化的程序语言或可视化环境, 如Python、Greenfoot、Alice、及Scratch等, 以减少学生学习程序设计的困扰, 使学习更聚焦于问题解决。

王吉庆:“计算能力”是21世纪委员会提出的对于21世纪人才能力需求七部分之一;不同于以前读、写、算中的“算”, 如果把“计算思维”认为是其核心“算法思维”的话, 那么我在2005年的“小学科, 大作为”讨论“信息技术课程的核心价值是什么”时就提出了, “我认为, 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技术学科类的学科教育中所强调的就是追求解决问题与完成任务的可实现、可操作的算法思维与创新精神”。而“所谓算法思维, 就是提倡人们在思维过程中的有序性和可执行性, 它的环节包括操纵公式、反映现实、分解问题、抽象推理、选择数据结构与算法等。具有算法思维的人在完成任何任务或者解决任何问题时, 都会认识到问题和任务是有起点, 有边界与限定范围的, 尽管其可能没有直接的方式达到目标, 也能够迅速地采取算法思维进行分析, 然后按部就班地一步步完成任务或者解决问题”, 按照这样的理解, 算法思维应该还是技术解决问题的过程与方法的一部分, 属于技术领域。我认为, 一方面程序设计教学有利于算法思维的形成与提升, 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到, 其他信息活动的参与也可以从培育算法思维的角度去思考, 特别是教学目标的过程与方法的维度上, 需要认真考虑算法思维的形成与提升过程与方法。

还需要指出的是, 我认为信息技术课程应该属于技术领域的课程。科学关注的是发现, 技术关注的是发明;当然科学中也包含技术, 人们发明许多技术以求更加准确而细致地发现;技术又利用新的科学原理发现创造新的发明。因此, 作为信息技术课程, 需要介绍许多信息技术方面的科学知识, 但是主要的任务还是应用信息技术本身解决问题和参与信息活动的技术方法与过程。

钟义信:这个提法有片面性。“计算”的概念被泛化了。有人说, 世界一切过程都是“计算”。和这个概念抗衡的是“逻辑”, 有人说, 世界一切过程都是“逻辑”。那么, 究竟“计算”的概念更广大还是“逻辑”的概念更广大?学术界存在不同的认识。

所以, “计算思维”这个提法需要斟酌。我觉得可以提出“信息思维”的概念。这是因为, 传统科学基本建立在物质概念和能量概念上, 没有信息的概念。但是, 信息、物质、能量是现实世界三大战略资源, 是现代科学技术的三大研究对象。所以, 除了建立在“物质和能量”观念上的传统思维方式之外, 学习和建立“信息思维”是很重要的。虽然信息不能脱离物质和能量, 但是信息又不等同于物质和能量。信息具有自己独立的运动规律, 有自己的思维方式。人们想把人类智慧的奥秘搞清楚, 想通过解剖找到答案。但是, 这种单纯建立在“物质和能量”观念基础上的思维方式不可能解开人类智慧的奥秘, 必须运用“信息思维”才有希望打开“智慧”的大门。

反思与重构 篇2

尊重生命是社会的首要价值准则.它具有目的`性、普遍性和平等性特点.审视我们生活中漠视生存尊严的行为“习惯”,尤其是对生命权利的“无意识”暴力现象,解读其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和现实原因,在于正视它对社会心理最隐蔽的伤害性.重构生命意识,让生命的唯一与神圣融入文化而铸成信仰,体现了人类生存智慧在终极意义上的“回归”,也是我国实现社会公正和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作 者：李霞云  作者单位：重庆三峡学院,政法系,重庆,万州,404000 刊 名：探索  PKU英文刊名：PROBE 年，卷(期)： “”(3) 分类号：G02 关键词：生命意识   尊重与关爱   观念超越   生存智慧  

学校“大德育”的反思与重构 篇3

关键词：学校；德育；大德育；反思

我国在德育概念上存在着“小德育”（狭义的德育）与“大德育”（广义的德育）之分，“小德育”指与“政治教育”、“思想教育”并行的“道德教育”，这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使用的德育概念。“大德育”则包含思想政治教育、品德教育、纪律教育、法制教育、心理教育等内容。我国德育理论和实践经过历史演进，最终形成“大德育”概念和“大德育”实践格局。传统的学校“大德育”在人才培养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在价值导向越来越多样，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德育内容越来越多的形势下，学校“大德育”存在的一些问题也越来越暴露出来，迫切需要我们进行反思和重构。

一、传统学校 “大德育”存在的问题

1．概念的泛化。德育概念的泛化是一个历史过程，是受我国本土社会意识影响，在内涵和外延不断嬗变的结果。在我国古代，“德”和“育”二字是分开的，《说文解字》中“德”为“外得于人，内得于已”，而“育”为“养子使作善也”。“德”和“育”连起来，就是通过涵养和受教育者的自化而使受教育者有所得。我国古代学校教育主要进行的是“明贵贱，别尊卑”的封建伦理道德教育，不存在明确的政治教育和思想教育。

德育概念的泛化在我国主要是近代社会政治斗争、思想斗争的需要。从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德育即政治教育”，到20世纪80年代 “德育即思想政治教育”，从“德育即思想品德和政治教育”（1988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关于改革和加强中小学德育工作的通知》）到“德育即思想、政治和品德教育”（1995年11月《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德育大纲（试行）》），再到“要把思想政治教育、品德教育、纪律教育、法制教育作为中小学德育工作长期坚持的重点”（2000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适应新形势进一步加强和改革中小学德育工作的意见》）等等，德育概念不断泛化，几乎涵盖了社会意识形态的所有内容。

2．目标的异化。按照德育的本义，德育目的主要是教导学生学会做人，使他们善于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然后，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原因，德育的目标常常被异化为别的东西：一是受德育政治化的影响，德育目的过分地强调社会功能而弱化主体功能，德育目的外在化。二是德育的目标过分强调“控制”，德育工作重点往往放在纠正学生的“错误行为”，而不是放在引导学生养成积极健康行为上。

3．任务的复杂化。为实现教育目的，我国一般把教育任务划分为“五育”，即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技术教育。而将不能归入智育、体育、美育、劳动技术教育的内容，全部归入“德育”之中，这致使德育内容宽泛和无序，造成德育任务的复杂化。例如，由于教育改革和社会形势的发展，“德育”任务不断膨胀，包括了道德教育、思想教育、政治教育、法制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甚至把青春期教育、职业指导、生活指导等内容也纳入德育之内。无怪乎有人讽刺：德育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显然，这种无所不包的“大德育”虽合乎现实（也合乎政策），但却不一定合理。政治教育、思想教育、道德教育、心理教育等虽有联系和共性，但却不属于同一层面，其过程和机制相差甚大，如果把它们都统一在德育之中，或简单地的等同起来，一涉及到各育实施的具体途径和措施时，必定就会导致混乱，也最终导致德育的低效。

4．方法的简单化。学校“大德育”中包括的道德教育、思想教育、政治教育、法制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内容，由于涉及到人的不同层面的心理活动，因此教育方法应有所区别，例如政治教育强调灌输和说教（宣传和强制），而道德教育则应采用启发和引导（允许质疑），因而并不能采取同一种方法简单对待。然而，由于传统“大德育”常常以政治教育代替道德教育，或以道德教育代替心理教育等，因而出现道德教育成为“灌输”，而心理教育成为“说教”。

5．功能的弱化。由于上述等原因，传统的学校“大德育”存在着太大和太小的矛盾。一方面是它的内涵太大，它象个“大箩筐”、“大拼盘”，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看起来是什么都重要，什么都重视，但主次不分，轻重不明，“名”不幅“实”，往往导致具体工作中方向不明确，重点不突出，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另一方面，它的外延太小，传统的学校德育往往把德育局限于学校围墙之内，局限于书本和课堂之中，以致被认为“万能”的德育变成“低能”甚至“无能”（以致有人提出“5+2=0”，即5天学校教育加上2天的社会和家庭教育却等于零）。学校德育的“低效”几乎已成为社会众口一声的评价，改革和重构传统的学校“大德育”已成学校改革的迫切需要。

二、综专结合：重构学校“大德育”格局的思考

要改变当前学校“大德育”的混乱和低效的状态，笔者认为必须对学校“大德育”进行重新梳理和重构，建立综合化和专业化相结合（“综专结合”）的新格局。

1. 综合化：建立一个整体性德育生态系统

德育是生命对生命的影响，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生动过程。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中，思想教育、政治教育、道德教育、心理教育之间是密不可分的，学校生活中也不存在着绝对的道德教育或政治教育。因此，不能简单地把“大德育”各部分隔裂开来，而应该树立整体性德育的思想，努力建立一个整体性的德育生态系列。

一是突出重点，重新确立“大德育”各部分的主次关系。笔者赞同檀传宝教授提出的“守一而望多”的思路，也就是守住道德教育这一份内之事，不排斥政治教育、思想教育等其他内容，同时要从其他教育中汲取合理而有用的内容， 深入推进道德教育。二是互相交融，将德育融入智、体、美等各育之中。德智体美劳五育本为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要改变五育人为分割的局面，将德育体现在各育之中，贯穿于教育全过程，体现在学生的生活和活动之中，做到“全程、全员、全方位”育人，而不是只由专门的德育教师负责，通过专门的德育课程来完成。三是建立健康开放的德育生态系统。德育要以开放的姿态回归学生的生活世界，做到显性德育课程与隐性德育课程相结合、校内教育与校外教育相结合，他人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重视学校文化生态和德育环境的建设，发挥环境隐性德育功能，综合利用社会、家庭、大众传媒等一切教育资源，打造一体化的德育网络。

2．专业化：强化德育实效

现代教育与古代教育最重要的区别之一是教育由经验形态转变为专业性的活动，而长期以来我们对于德育工作的科学性、专业性认识不够，学校德育存在着“高度”重视与“低度”专业化的矛盾，严重影响德育实效的提高。

以专业化重构学校“大德育”，一是要加强德育学科建设，对“大德育”中道德教育、政治教育、思想教育等内容进行具体的研究和分析，在德育研究和实践中探寻各自的规律，促进德育各分学科的专业化、科学化发展。二是要推进德育队伍专业化，包括德育教师专业化和教师德育专业化两个方面，发挥“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全员育人作用。三是要加强德育体系建设，根据“守一而望多”的原则，建立多层次、多样化、开放式的德育目标、德育方法、德育评价体系。

综合化和专业化是构建学校“大德育”的两个向度，两者互辅相承，缺一不可。一味地强调专业化容易走向片面和“唯科学”，同样一味的强调综合化也会使德育工作变得空泛而失去实效。如果说专业化指向科学，体现学校“大德育”格局的深度，那么综合化则指向人文，体现学校“大德育”格局的广度，两者紧密结合，实现“综专结合”方能牢固构筑起学校“大德育”的新格局。

参考文献：

1.杜时忠著.德育十论[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５

2.班华主编.现代德育论-2版[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

3.鲁洁,王逢坚.德育新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

4.胡斌武，陈晓丽．质疑“大德育”格局［Ｊ］，重庆工学院学报，2005年２月；

5.尚鹤睿.试论德育概念泛化与德育实效，现代教育科学（高教研究）[J]，2002（7）

中职语文课程功能反思与重构 篇4

然而, 语文课程的改革却不同于其他学科的改革。由于语文课程在我国有其特殊的含义, 使得它成为了所有学科的基础。学生不懂得语文, 就无法学习和理解其他学科。因此, 想要对语文课程进行变革, 教师应先对语文课程的功能进行反思, 从而制定出科学的重构方法。

一、中职语文的重新定位

语文学科教授的内容是我们的母语, 因此我国对于语文教育十分重视。而且, 中职语文教学大纲也明确指出, 语文教学应该在教学的同时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修养和文化素质等, 并辅助好学生学习其他各学科的知识, 从而培养学生的综合创业能力及职业能力。然而,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市场需求的变更, 职教也在进行不断改革。但一些学校对中职语文课程的价值判断出现严重偏差, 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

(一) 学时减少

在职教变革中, 最为明显的就是“2+1”学制的推行, 也由此导致了很多学校将原本4学期的语文教学课程, 改为2学期完成所有的课程教育。而且由于中职的主要教学目的是培养专业性的技能型人才, 所以很多时候语文课不得不给专业课让路, 导致了语文教学并不能真正做到全面促进学生的发展。

因此, 针对中职教育的特点, 中职语文教学就应该有针对性地对某些内容进行着重教育。然而, 究竟应该加重哪方面的内容教育, 却又是一个具有争议的话题。

(二) 教学深度

由于语文教授的是我们的母语, 因此, 我们很难对语文教学效果做出准确把握。而且, 中职院校又是一个不注重入学门槛的人才培养机构, 因此, 其学生的素质和能力参差不齐。如果教师按照大纲那种固有的方式进行教学, 必然会导致基础好的学生不愿意学或基础差的学生学不会的现象产生, 从而使学生的学习兴趣下降, 使中职语文教学越发地难以进行和发展。

(三) 社会需求

伴随着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 现在的企业对人才的职业能力都有着很高的要求。特别是针对学生的语言理解能力、表达能力和实践能力的要求, 已经越来越高。要想达到企业对学生的要求, 最好的提升方法就是加强中职语文的教学, 通过“听、读、写”的能力提高和培养学生“语言理解、表达和实践”的能力。这也说明中职语文课程的教学已经与企业职业能力相融合, 成为培养学生能力的一个重要手段。

二、中职语文课程功能重构

(一) 强化中职语文课程的服务功能

中职语文不同于其他语文教学, 教师应该将语文教学与职教特性相结合, 从“能力”和“就业”两个方面对中职语文课程进行重新构架。

1. 根据学生的就业方向, 设置教学目标和内容

中职院校的学生之所以选择中职院校, 其目的很简单, 就是为了“就业”。因此, 学生只会对那些能够帮助自己就业的知识感兴趣。所以, 中职院校的教师可以根据相应的专业方向, 对教材进行大胆变革, 删掉相对没有帮助的内容, 然后对剩下的内容进行重点强化培养。

2. 合理制定选修课程, 进行层次化教学

教师应根据学生本身基础的不同, 进行相应的选修课教育, 以满足学生的特殊需求。在培养学生兴趣爱好的同时, 教师还应为学生以上在工作岗位上有更好的发展提供坚实的文化素质基础。

3. 语文课程与专业课程相衔接

由于语文是其他课程学习的基础, 因此语文课程与其他课程也存在着必然的共性。因此, 中职语文教师不但要找出语文课程与各专业课程之间的共性, 还要找出语文课程与单独专业课程之间的特性, 从而令中职语文教学与专业课程教学完美衔接, 提高学生对中职语文课程和专业课程的学习效率, 将语文学习真正渗透到生活、学习和工作中去。

(二) 加强语文课程中的职业道德教育培养

在语文课程中, 通过对于不同文章的学习和理解, 很多学生都受到了文章中人物精神潜移默化的影响, 从而形成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而如今很多中职学生在工作中严重缺乏自信, 对自己的工作也很难产生认同感, 这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工作态度和工作前景。因此, 中职语文课程必须加强这方面内容的教育, 以提高学生职业道德素质的培养。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 中职语文课程的功能定位, 主要还是针对于“学生能力”和“学生就业”两个方面, 因此加大有关学生实践的培养至关重要。而根据专业的特性, 对于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语文课程教育, 将会成为中职语文课程教育的一大特色。

摘要：中职教育是我国高中阶段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在我国人才建设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语文教育作为我国的一项基础教育, 是所有学科教学的基础, 也是提升学生素质修养和实践能力的有力工具。所以, 中职语文课程的教育, 将直接影响学生的职业道德素养。因此, 如何实现中职语文课程教学的价值, 把握中职语文教学的重点, 将成为今后中职语文教师着重思考的问题。

关键词：中职教育,语文课程,功能反思,课程重构

参考文献

[1]中国职教学会教学工作委员会.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理论探讨与实践[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反思与重构 篇5

1990 年10 月1 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确立了行政诉讼制度。 年颁布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 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行诉解释》)进一步完善了我国行政诉讼法制度，标志着我国逐渐将国家的部分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体系中。20 多年以来，行政法领域法律制度的构建取得长足进步，人民群众在行政法中的权益受到侵害时能够得到司法救助，公民权利得到进一步的保障，社会主义法治观念更加深入人心。随着社会的发展，行政诉讼法律制度的一些弊端也逐步突显，最为突出的就是行政诉讼被告资格认定的问题，其认定规则设计的科学性不断遭受质疑，司法实践中对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的认定也较为复杂。我国的行政诉讼被告确认规则以行政主体理论为依托，与行政诉讼被告对应的是行政主体。社会进步的同时，行政主体也呈多样化发展，不断出现各种行使公共权力的组织，而行政诉讼制度中强调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是成为行政诉讼被告的必备条件，即要么是行政机关，要么是得到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如此一来就排除了部分公共行政组织成为被告的可能，其后果是行政相对人无法将这些组织不当行使公共权力的行为诉至法院，人民权利的保障遭遇瓶颈。笔者认为有必要重新认识我国行政诉讼被告确认规则，有效解决理论和实务界中存在的疑惑，构建新的行政诉讼被告认定规则。

一、何为行政诉讼被告

在我国，公权力一方独大的局面往往导致的是行政公权力有意无意地侵害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力，在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时，行政救济作为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最后屏障发挥着巨大的作用，通常情况下行政相对人会选择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通过行政诉讼对自己的合法权益予以救济。在行政诉讼中，行政相对人对某一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时，需要在庞杂的行政组织系统中确立某一行政组织作为行政诉讼的被告是整个诉讼程序能否继续进行的前提。任何诉讼中的原、被告都不可或缺，如果无法确定行政诉讼被告，原告的诉讼请求在形式上就无法得到法院的支持，因此，在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制度中最为复杂也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确认行政诉讼被告。本文囿于篇幅，并未深入展开对行政主体理论的论述，仅以该理论为基点探讨行政诉讼被告制度的问题。

(一)我国的适格行政诉讼被告分析

行政诉讼程序中缺少任何一方当事人都无法正常启动行政诉讼程序。日本有学者认为，当事人适格应当是具备法律规定能够参加诉讼程序的一种资格。也就是说，符合法定条件的即为适格，反之则不适格。法院对于被告不适格，通常的做法是建议原告重新起诉确定正确的被告，或者直接作出驳回起诉的决定。我国对行政诉讼被告下的定义是：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行政相对人在法律层面上赋予的合法权益，在行政相对人向法院提出告诉后，被通知参与应诉的具有行政权力的机关或得到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明文规定授权行使行政权力的组织。我国对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的认定可以参见相关学者的观点。简单来说，我国对被告资格的确认往往与行政主体资格联系在一起，密不可分。

(二)我国行政诉讼被告的确认规则

我国《行政诉讼法》和《行诉解释》采用了总结式和列举式的方式规定了成为行政诉讼被告的条件。《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最初作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被告，以及经过复议而被列入被告的范围。并且从《行诉解释》的相关规定来看，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理应是行政诉讼的被告，而行政机构和组织在得到法律、法规或者规章授权后，亦可以成为行政诉讼被告。根据《行政诉讼法》，具备三个条件即为法律上的行政诉讼被告：1.有法律意义上的行政主体资格(具有独立的财产、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能力);2.原告的合法权益因具体行政行为的实施而受到侵害;3. 作为司法机关的人民法院根据法律规定向其发出应诉通知。具体来说，我国确认行政诉讼被告主要有两个规则：1.具体行政行为的实施者才能是行政诉讼法上的被告;2.具体行政行为的实施者同时还必须是行政主体。即是说，我国在行政主体理论支持下确立的行政诉讼被告资格导致的问题是某一主体做出一个具体行政行为在法律上未必就是适格的行政诉讼被告，而未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主体，在某些条件下却又能够成为适格的行政诉讼被告。

二、行政主体与行政诉讼被告应是何关系

(一)我国行政主体与行政诉讼被告关系

1990 年的《行政诉讼法》在颁布伊始就面临如何设定行政诉讼被告的难题，面对这一个新鲜事物，当时无论理论界还是实务界比较茫然。在发展过程中，行政诉讼被告制度以行政主体的角度进行切入，学术界慢慢认同了这一观点。可以这样说，这种思维方式是受到实用主义动机的影响，自《行政诉讼法》纳入国家法律发展体系之始，行政主体也就等同于行政诉讼被告。由于行政诉讼被告制度发展在前，而后才有了行政主体理论，加之我国理论界对行政主体的研究不够深入，进而导致了行政诉讼被告制度的畸形发展，其理论基础并不坚固。行政主体理论认为，一个合法的行政主体须是法律上认可的有具体行政职权的机关或组织，能够在国家范围内实施行政行为，并具有能够为实施的行政行为承担独立责任的能力，即权、名、责相统一才是一个合法的行政主体。行政诉讼被告必须是一个合法的行政主体，如果不是一个合法的行政主体，无论其通过何种手段，都不可能成为行政法律制度中的行政诉讼被告。但是通过比较分析，我们应该能够清晰辨别出行政主体和行政诉讼被告两者之间的区别：行政主体理论需要解决的是实体法上的分歧，需要明晰的是法律与主体之间的关系，是为了确定主体的法律性质，如何确定主体的法律地位以及其所享有的法律权限问题，而行政诉讼被告资格需要解决的问题却是集中在程序法上，关键解决的是主体的行政行为及其导致的法律后果的关系问题，其目的是要找出不合理行政行为引发的法律责任归属问题，这两者一个是实体法问题，一个是程序法问题，是有着本质上区别的。行政诉讼被告并不必然就是行政主体，司法实践中适格行政诉讼被告标准以行政主体标准为准，将两者混为一谈是不可取的。

除此之外，行政诉讼被告资格认定规则以行政主体理论为依托还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实体与程序的矛盾：行政主体属于实体法问题，程序法解决的是被告资格的问题。在审查起诉阶段所要解决的是程序法的问题，也就是被告是否适格的问题，行政主体的问题更应该是放在后面的实体法适用来解决，这种将行政主体放在审查起诉阶段的模式，已经超出了程序法的权限，这就造成了实体与程序的矛盾。

(二)国外行政主体与行政诉讼被告关系

面对行政主体与行政诉讼被告两者模糊不清的情况，我们须通过一定的方法使这两者的关系明晰开来。无论是在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需要明确的是，行政诉讼被告并非完全等同于行政主体。如耶林所说，从别国借鉴来的法律制度仅仅是简单的适用和必要的手段。我国发展的行政法理论不可否认是受到域外成功经验的影响，如果能够深入了解域外的行政诉讼被告制度，必将对我国此类制度的构建提供借鉴。与国外不同，我国在行政诉讼被告的认定上较为复杂。受不同的法律传统和文化的影响，当今世界划分为民法法系和普通法系，两大法系在法律体系的设置上各有不同，但行政主体并不与行政诉讼被告捆绑在一起。“谁行为，谁被告”主要是指某一组织只要在行使公共权力侵害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利益，不论其组织性质如何，是否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只要行政相对人向法院提出诉讼，均可以成为法律上适格的行政诉讼被告。行为主体规则是指，行政行为的实施者只要存在对外以自己的名义行使公权力的情形，一旦这样的行为侵害了行政相对人权益，在被提出诉讼时均能够成为行政诉讼法中规定的适格被告。“谁行为、谁被告”实现了作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

笔者通过研读国外资料，认为国外在行政诉讼被告认定上有以下几个特点：1. 行政主体与行政诉讼被告不是一码事，作为行政行为的实施者，其成为行政诉讼被告是基于其行为，而不是基于其行政主体的身份，成为行政诉讼被告的先决条件并非是否具备行政主体资格。在日本，行政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成为行政诉讼被告主体。在德国，行政诉讼被告可以是具有公法性质的行为主体。2.行政诉讼被告必然是实施了具体行政行为的机关或者组织，这样能够迅速找到适格被告，方便当事人进行诉讼。在法国，行政法院采取对被告资格宽松的解释方式，就是为了给他人带来便利。英国大部分的机构都可以成为被告，英王除外。3.作出行政行为的机关或组织具备法律上的被告资格，但最终法律责任的归属者是行政主体。换句话说，即使行政机关或组织被撤销或者被合并，但是行政主体却是稳定的，法院通过正常的法律程序总能找出行政行为的最终责任者。

(三)行政主体不应等同于行政诉讼被告

我国现行行政诉讼被告认定规则是“谁主体，谁被告”。行政主体与行政诉讼被告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法律实务层面上都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行政主体固然要为自己的行政行为承担一定的法律后果，其成为适格被告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在行政诉讼程序中的适格被告仅仅是形式上的被告，这样设定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原告的诉权能够尽快的得到法院的支持，而法院最终裁判由谁来承担行政行为所引起的法律责任才是实质上的被告，程序法所要解决的仅仅是程序上的被告。我国的行政主体理论是舶来品，在引进之初仅仅是用了行政主体这一法律术语，而将其本来的内容剥离出去，塞进的却是我国自己的东西，对其原来的内容作了实质性的改变，这就导致了国内理论不同于国外。国外行政主体理论与行政诉讼制度中规定的适格被告没有必然的联系，更不用说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了。国外采用的是“谁行为，谁被告”的模式确认适格的行政诉讼被告，并不要求适格被告一定要具有承担法律责任的能力，但行政主体并不因此而无需承担终极意义上的法律责任。我国将行政主体与行政诉讼被告混为一谈，缩小了被告范围的同时也意味着能够接受司法审查的行政权力也很少。而行政相对人由于缺乏相应的专业知识，难以对哪一机关或组织是适格被告作出正确认定，这无疑导致了诉讼程序复杂化。

随着社会发展以及行政法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谁主体，谁被告”的行政诉讼被告确认规则不断凸显其弊端：1.按照我国行政主体理论，做出某一具体行政行为的组织并不一定是适格的被告，如果需要诉讼的话，则由其背后的行政主体出庭应诉，行政主体忙于应付完全不了解的诉讼，无疑对是对行政资源的一种浪费。我国的广大民众还是不想到法院打官司，行政诉讼复杂的程序让人民群众无所适从。2.行政主体多元化发展的同时，行使行政公权力的主体也朝多元化发展，不仅机关、组织可以行使行政公权力，而且在某些特定条件下个人也可能代表国家行使公权力，一味的坚持我国现行行政主体理论，一旦非行政主体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害行政相对人的权利，那么受害者的权益保护就无从谈起。3.“谁主体，谁被告”的制度易导致行政相对人诉讼无门，对那些违规行使行政公权力的实施者就没有了法律上的监督，司法监督的缺失就有可能导致行政权力的滥用，行使行政权力的公开化、透明化就难以实现。

三、对重构我国行政诉讼被告认定规则的建议

正如费希特所言，真正的.学者应该是高度重视人类的，并能够为社会的发展作出表率。现代社会中，对于我国的行政诉讼被告认定规则，笔者认为有必要改变这种不适应当代需要的制度，适时引进国外“谁行为，谁被告”的理念，重构我国的行政诉讼被告认定规则。

第一，“谁主体，谁被告”这一理论主导了我国行政诉讼被告认定规则20 多年，不可否认这一理论引进之初为我国行政法领域做出的贡献。同时，我们也要清晰地看到，理论需要实践，更要经得起实践的考验。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司法实践中遇到的行政审判案件也趋于复杂。笔者认为，应适时参考国外的先进经验，采用一种新思路来解决行政诉讼被告认定难的问题———采用“谁行为，谁被告”的模式来认定行政诉讼被告，即以行政行为的实施者为行政诉讼被告。

“谁行为，谁被告”要求将行政主体和行政诉讼被告相分离，而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将这两者等同起来，不但使得行政主体受制于程序法的条条框框，导致其无法促进我国行政公权力的理性发展，而且受现行行政主体理论的影响，行政诉讼被告被披上了实体法的外衣，其程序法的色彩无法突显出来。实施了行政诉讼法中规定的行政争议行为的实施者能够成为法律层面的被告，是否得到授权均不影响其是适格的被告。虽然不排除个人行使行政公权力侵害他人权益行为的出现，但从我国传统法治文化来看，将自然人列入行政诉讼被告不具有可行性。

笔者认为，采用“谁行为，谁被告”的模式来认定行政诉讼被告，有以下几点优势：第一，牵制行政公权力的滥用，必要时需进行一定的制裁。法律具有滞后性的特点，作为事后司法监督机制之一的行政诉讼，对违法行政行为进行有效制裁，保护合法权益，也牵制着行政权力使用者的欲望。确立“谁行为，谁被告”的行政诉讼被告认定规则，将使得行政权力的实施者在运用公权力管理国家事务的时候，不得不认真审视自己的行为，必将会更加注意自己行为的合法性，在做出某一行为时做到“三思而后行”，尽量避免因为不当的行政行为把自己推向被告席，如此一来，这必将能够有效遏制滥用行政权力现象的出现，也有助于我国建设责任型政府。

第二，确立“谁行为，谁被告”的认定规则，有利于保护行政相对人的诉权。行为者为被告首先就解决了原告状告无门的窘境，不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去寻找哪个部门为被告更为适宜，更加不用担心错列被告。行政诉讼被告是属于程序法上的范畴，而法律责任的最终承担者是行政主体，将行为者列为被告，并不会影响法律责任的归属认定，原告的诉权并不会受影响。同时，行政相对人与行为实施者对薄公堂，双方当事人都能更好地陈述事实，法院也能够更好地还原事实，进而作出正确判决，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第三，“谁行为，谁被告”意味着行政诉讼被告范围的扩大，行政相对人也能够迅速判断何者为被告，无需再考虑行为者是否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法院也不需要因被告不适格而驳回原告起诉，这就提高了诉讼效率。行政行为实施者是具体行政行为的创造者、实践者，其对这一行政行为因何而设非常清楚，由实施者到法院参与庭审能够避免由其他主体来应诉却不懂涉诉行为设立的目的，导致需延长举证期限、休庭请示等尴尬情形的出现。

总之，将“谁行为，谁被告”确立为我国行政诉讼被告认定资格还原了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原本之意，不但方便了行政相对人运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且能够让不当行使行政公权力的主体遭受到法律上的惩罚性评价，也有利于遏制行政公权力的滥用。

四、结语

通过前文的叙述，笔者相信，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基本上对重构我国行政诉讼被告认定规则有了初步的构想，这说明我国已经有了确立“谁行为，谁被告”认定规则的土壤。第一，从我国近些年的行政理论和法院在审判实践中的做法来看，我国已经具备了重新构建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的内在条件。在行政法理论发展之初，行政主体理论满足了行政诉讼被告资格认定的需求，不得不承认，时至今日，行政主体理论仍然与行政诉讼被告紧密联系在一起。但行政主体理论的发展带来的功利性同样也导致我国法律在确定行政诉讼被告存在漏洞，人们逐渐发现了行政主体理论在实践中暴露出来的缺陷，随之而来的就是一场司法改革的讨论。人们在探讨如何确立行政诉讼被告认定规则时，更加注重实用性，而“谁主体，谁被告”这一旧有的判断标准在实践操作中不断遇到困难，人们急需新的确认规则来指导实践。实践中，在认定行政诉讼被告资格上，法院也在不断进行着创新，最高人民法院甚至专门出台了相关的司法解释给予肯定，这无疑是在实践中给了提示———“谁主体，谁被告”的标准已经无法解决当今社会不断出现的新型行政争议，需要进行革新。同时理论界也在不断为重构行政诉讼被告认定规则献言献策，以薛刚凌教授、杨伟东教授为代表的学者们也不断在对我国的行政主体进行反思，呼吁尽早确立“谁行为，谁被告”这一新的标准。

国外关于“谁行为，谁被告”认定规则的经验可以为我们提供有益借鉴，理论界也对国外的先进理念做出了合理性的分析，引入新标准并非不可行。从国外的做法来看，适格的行政诉讼被告并非必须具备行政主体资格，为了给行政相对人提供诉讼上的便利，往往把行政主体与行政诉讼被告分离开来，这样就减少了法院在确认被告的时间，提高了诉讼庭前效率。理论上说，行为实施者的对象是行政相对人，行政相对人是具体行政行为最为直接的接触对象，如此也能够方便行政相对人针对自己的合法权益向法院提出合理请求，行政相对人也能够更加准确地提供有利于自己的证据;而对于具体行政行为的实施者来说，也更了解行政相对人的基本情况以及是依据哪些法律法规作出哪一具体的行政行为，由行为实施者参加庭审更加了解行政争议的缘由，如此就大大缩短了案件的审批期限，节约了司法资源。

教学心理环境内涵的反思与重构 篇6

创设符合教学活动需要的环境，包括教学的物理环境和心理环境，既是教学活动所追求的目标，同时也是达到教学目标的手段。教学心理环境的内涵应在心理环境内涵的框架内进行界定。同时它又是教学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从心理学和教育学的角度重新认识教学心理环境的内涵，对教学心理环境的优化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教学心理环境的内涵

1心理环境的内涵

广义的心理环境是指某一时刻与个体有关的所有心理上的环境因素。而关于这种心理上的环境因素所包括的内容，心理学各个学派所持的观点不尽相同。行为主义者认为这种心理上的环境因素基本上是物理的、客观的；格式塔学派认为它主要包括意象、想象和记忆方面的因素；精神分析学派认为它包括潜意识元素和动机等。

心理环境还被称为“准环境”或“准事实”。它指对人的心理或行为产生实际影响的环境。也就是人脑中由个体及环境两方面因素构成的整体情境，它区别于纯自然、纯社会、纯概念的事实，而是指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实现反映可能产生实在影响的那些事实。它可以分为“准物理事实”、“准社会事实”和“准概念事实”三类。

教学心理环境是心理环境的属概念，它具有心理环境所具有的一般特点。同时，由于这种心理环境的产生、作用、发展都是在教学领域内发生的，所以它必定又异于一般的心理环境，同时也异于社会心理环境、家庭心理环境等特殊心理环境，具有独特性。

2教学环境的内涵

教学环境是指影响教学活动的各种外部条件，包括有组织的和自发的影响两种。有组织的影响是一种外在的、直接的作用；而自发的影响是一种潜隐的、间接的作用。影响教学活动的外部条件从层次上可以划分为班级的、校内的和校外的三个层次；从类型上可以划分为物质的、社会的和心理的三个方面。这种不同层次的影响综合作用于教学活动，影响教学进程。

在《国际教学与师范教育百科全书》中，把教学环境分为物理环境和心理环境两大类。由此可知，教学心理环境是教学环境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具有教学环境的某些特点和功能，并对教学活动产生一种自发的影响。这种影响对教学活动产生一种潜隐的、间接的作用，促进或者阻碍教学活动的顺利进行。

3教学心理环境的内涵

其一，教学心理环境是心理环境的属概念、下位概念，因此，教学心理环境的内涵必须在心理环境内涵的框架内进行界定；其二，教学心理环境是教学环境的一部分，它具有教学环境所具有的某些特殊功能与作用，以区别于教学环境中的其他组成部分，突显其特殊性。

关于教学心理环境的概念，至今仍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但是有学者指出：“教学过程中，教师、教材、学生、教学手段等因素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他们之间既有物质的联系，又有心理的相互作用，这种心理的相互作用就形成了一定的教学心理环境。”但是笔者认为，这种关于教学心理环境的界定并未突显教学心理环境作为一种在教学活动中真实存在的、可以感受到的心理环境的特殊性。更进一步说，它并没有很好地将教学心理环境这一现象的本质属性提取出来，从而区别于其他现象，而仅仅说明了教学心理环境是如何产生的。笔者认为，教学心理环境是指：在教学活动中，由教师、学生和教学中介的相互影响下形成的，对教学活动的展开具有实际影响的所有心理上的环境因素。这种心理上的环境因素是无形的、潜在的．但是它对教学活动的影响作用却是实际的，它主要包括学校环境下的人际关系、课堂气氛、集体气氛等。

二、教学心理环境的构成要素

明确了教学心理环境的内涵之后，再来探讨教学心理环境的构成要素，以此为突破点，针对教学心理环境的构成要素，创设和优化教学的心理环境。

首先必须承认，教学心理环境的构成要索是极其复杂的，并且是很难量化和穷尽的。我们只能尽量指出一些主要的影响教学的心理上的环境因素，也就是教学心理环境的构成要素。同时还需要明确的是。教学心理环境的构成要素不等于教学心理环境的结构，需要加以区别。前者主要是指组成教学心理环境的内容，而后者主要指产生此内容的形式。教学心理环境的产生主要是教师、学生、教学中介的相互作用。所以教学心理环境的结构主要包括：教师、学生、教学中介。当然，也有人将其作了更细致的划分，认为它主要包括：教师、学生、教学内容、评价管理体系等。

笔者认为，教学心理环境的构成要素主要包括：

1学校环境下的人际关系

其一是师生关系。主要是指师生间的心理关系。这种心理关系建立在认知和情感的基础之上。教师和学生相互认知然后产生某种情感，积极的或消极的，他们相互吸引、相互排斥，这种情感不断积蓄，达到某种程度即成为教学心理环境的构成要素之一。

其二是生生关系。学生之间通过交往，由于共同的兴趣、话题以及活动从而形成某种非正式的组织．这种非正式组织认可或形成的价值观、行为模式、思维习惯、兴趣爱好、情绪、成功或失败的体验等对教学活动产生重大影响；另外，这种学生交往产生的非正式组织它所导致的第二个直接后果就是学生之间人际关系中的地位分化，形成诸如人缘型、嫌弃型和孤立型的人物，这种学生对教学心理环境的作用更加直接、明显。

2课堂气氛

课堂气氛是指在教学过程中，师生之间通过相互作用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由教师和学生的共同态度和情感的优势状态形成的一种教学心理环境。它是课堂教学赖以发生、发展的心理条件。课堂教学气氛一般可以分为“积极的、消极的和对抗的三种类型”。“积极的课堂气氛是恬静与活跃、热烈与深沉、宽松与严格的有机统一体；消极课堂气氛常常以学生的紧张拘谨、心不在焉、反应迟钝为基本特征；对抗的课堂气氛实质上是一种失控的课堂气氛，学生在课堂上过度兴奋，各行其是，故意捣乱，教师失去了对课堂的驾驭和控制。”因此，课堂气氛作为一种教学心理环境，它直接影响着课堂教学。积极的课堂气氛促进师生的情感与信息的交流，而消极的课堂气氛使师生之间产生紧张、焦虑甚至敌对情绪。并且，不同类型的课堂气氛还导致不同性质的从众行为，同时提供积极或消极的心理暗示。

3集体气氛

教学活动主要是在学校环境下开展的。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来自学校内部，当然这并不排除其他外部因素对教学活动的影响。而学校集体的气氛是学校内部影响教学活动的重要方面，因为大多数教学活动的开展又是以集体为单位，不同的集体依据各自的规范与作用方式形成不同的集体心理气氛。

有两类集体气氛对教学活动具有明显和直接的影响。

其一是班集体气氛。所谓班集体气氛是指不同班级所具有的不同团体感受特色。而班集体气氛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班风，对教学活动产生直接的影响。班风作为一种班级成员默认的共同的心理倾向，对班集体成员具有潜在的约束或放纵作用。积极的班风促进教学活动的展开，形成一股“向心力”；消极的班风阻滞教学活动的顺利进行，形成一股“离心力”。

法学实践教学的反思与重构 篇7

1 构建新型的教学模式, 树立全程实践的教学观念

法学实践教学不应该仅仅被当成整个法学教育过程中的一个环节, 相反, 我们应当树立一个全程的法学实践教学观念, 也就是将法学实践教学融会贯通到法学教学的全程。但是不可忽视的是, 每一个阶段的法科生, 其法学实践的内容也是不尽相同的。对于大三大四的法科生而言, 专业课知识的学习已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在这一阶段里, 大多数同学都能找到了自己感兴趣的方向, 并且对自己感兴趣的方向也会有了一定程度的理论知识积累, 而且也基本完成了实践经验的积累, 此时或多或少也已具备了一定的实际操作能力。所以本阶段应由针对性系统性实践性的设计出一套独具特色的实际操作平台, 即利用法律诊所, 法律援助中心, 证据搜集等有针对性的选择新颖典型的案件, 让法科生亲身体验真实的办案过程, 使其实现由倾听到参与其中, 由模拟操作到实际操作, 由仅仅具备理论知识到到理论与实践兼具的转变, 进而通过这样一系列转变, 来不断同时充实与提高本校法科生的法学理论知识与法学实践能力。

2 协调理论学习与实践学习的关系

法律综合性人才的培养包括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理论学习是学习和掌握法律知识的最直接最常见的途径, 在学习过程中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和法律意识。实践教学是理论知识转化为职业技能的关键性的环节。我们应认真研究学生实践能力形成和发展的规律, 正确处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关系, 合理确定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的课时分配比例, 在保证法学教学模式的关联性和系统性的前提下, 争取使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互相配合达到最佳效果, 改变先理论后实践的既定模式, 可以先实践后帮助学习理论知识。在今后法学教学的过程中, 应该尽量的为实践教学开辟道路, 同时改变同学和教师对于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关系的认识, 即, 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不分轻重的, 缺一不可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我们可以适当调整一下两者在学习上的顺序, 可能会给学生一个耳目一新的感觉。然而, 仅仅这样做还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众所周知, 理论知识的学习成果可以通过学期考试, 学分制等来检测, 那么实践教学的成效是不是也可以找到一些方法来检验呢? 答案是肯定的, 任何知识的掌握与否都需要通过一定的途径加以验证。我们应该逐步建立一个法学实践教学的评估与考核体制。最后, 归根结底, 法学实践教学和法学理论教学二者是不可偏废其一的, 笔者认为各高校应该通过不断完善法学实践教学, 改善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的尴尬关系, 最终形成一个法学实践教学与法学理论教学相互依存相互支撑的新模式。

3 进一步加强法学实践教学课程, 丰富和完善教学内容

模拟法庭作为一门具有典型代表性的课程在法学实践教学中占有重要地位。

在法学专业的模拟法庭中, 法学专业的学生通过扮演不同的法律角色, 切身参与到庭审诉讼过程, 运用平时所学的课堂理论知识来分析和解决模拟案件审理过程中的难题。就笔者的亲身经历, 其法学专业的学生对模法庭大部分都有着很高涨的热情, 同学们在定期的开庭审理中, 通过选择和分析案件类型, 确定角色, 收集和准备证据, 制作庭审流程材料和法律文书, 讨论剧本, 排练庭审过程, 整理卷宗等工作, 使我们这些模拟法庭的参与者们对法庭审判程序可以有更深刻的理解, 分析和判断案件的能力也可以得到前所未有的增强, 并且, 更重要的是, 通过这一实践教学活动, 法科生对我国法律界的现状和司法实务会有更加充分细致的认识。但就目前的法学实践教学活动而言, 活动种类还是比较单一的, 甚至可以说是十分有限的。所以, 笔者认为各高校应该更多的开展诸如模拟法庭这种形式的法学实践教学活动, 因为这对于丰富和完善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 培养更加全面优秀的法律人才来说是十分有益的。

总之, 法学实践教学的改革是一项艰巨而又系统的工程, 我们必须立足本校法学教学工作的现实状况, 并且着眼未来, 以提高本校法科生的法律实践能力与法律综合素质为目标, 使我校法科生的实践能力得到不断的提高, 并使之与理论知识相互配合, 共谋发展。另外, 众所周知,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想立足于世界之林, 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就是要不断创新, 那么创新对于各行各业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 对于我校法学实践教学的发展愿景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法学理论教学方面我校基本跟得上法科生职业发展的需求, 但是我校在法学实践教学方面确实存在不小的欠缺。就目前看来, 构建新型法学实践教学体系是顺应法学教学发展的要求, 也是法科生法律职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摘要：解决法学专业就业难问题, 提升法科生的职业能力, 法学实践教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各高校在法学实践教学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是仍然存在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不清、重理论教学轻实践教学、实践教学活动单一, 无法满足学生需求等问题亟待解决。应该通过树立一个全程实践的教学观念, 改变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的关系, 丰富和加强法学实践教学课程内容等方式来重新培养一个法学实践教学与法学理论教学相辅相成的新型模式。结合学校法学教学的现状将这些建议投入实践中去接受检验, 最终逐步摸索出一条适合法本生的新型实践教学模式。

关键词：实践教学,理论教学,新型模式,反思,重构

参考文献

我国刑事自诉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篇8

关键词：刑事自诉,价值,反思,重构

1 对刑事自诉制度若干问题的检讨

1996年刑事诉讼法对自诉制度有了较大的突破和改善, 但总体仍不完备, 参照法治发达国家的立法例与司法成果, 结合我国的司法实践, 我国现行刑事自诉制度至少存在以下不足:

1.1 自诉案件范围欠妥当

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三类自诉案件:1) 告诉才处理的案件;2) 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3) 被害人有证据证明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而公安机关或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与1979年刑事诉讼法相比, 自诉案件范围大幅度扩张。这种宽泛的立法有利于加强对被害人合法权利的保护, 有利于弥补检察院不起诉决定的错漏, 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1]。但如此宽泛规定, 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

首先, 这种立法的模糊使司法机关方便自由裁量, 却让被害人难以把握。一方面可能导致国家对个人事务的无端干涉, 另一方面容易造成司法机关在立案时相互推脱。

其次, 第三类自诉案件的设立弊多利少。这种削弱公诉、强化自诉的做法, 一方面损害了检察机关不起诉决定的稳定性和权威性;另一方面, 在侦查机关都无法查证的情况下, 由被害人举证并不现实。而且这类案件还会造成公诉、自诉案件的界限模糊以及冲击正常的庭审诉讼结构等弊端[2]。

1.2 自诉权主体模糊

(1) 单位能否成为自诉人。立法上没有明确单位可作为自诉人, 在实践中, 很多案件由于公安机关不及时立案而单位又不能提起自诉, 导致单位的权益不能受到充分保护。笔者主张, 应当将单位也列入自诉的主体。

(2) 自诉担当问题。自诉担当, 又称为自诉接管, 是指自诉人已经提出控诉, 但由于某种原因自诉人不敢、不能或不愿继续其诉讼行为, 改由国家公诉机关替代自诉人行使控诉职能的一项法律制度[3]。现行立法规定在告诉才处理的案件中, 如果被害人因受强制、威吓无法告诉的, 人民检察院和被害人的近亲属也可以告诉, 但并没有规定当己经进行的自诉程序中如果出现被害人诉讼不能的情形时, 检察机关应担当自诉, 这意味着自诉人出现自诉不能时, 无法得到国家公权力的帮助。

1.3 自诉权行使的程序性规范缺乏

自诉权实质是一种“私”权, 主要由被害人个人主观愿望所支配, 具有极大灵活性, 这与公诉运作完全不同, 因此应对自诉程序作出一些专门规定。我国现行立法对此规范不够充分, 如一人犯数罪, 有的属于公诉之罪, 有的属于自诉之罪, 如何提出控诉?被害人撤诉后能否再行起诉等等, 对于这些问题, 我国立法均缺乏明确的规定, 这既不利于保障当事人权益, 也不利于公安司法机关处理案件。

1.4 检察监督的缺位

自诉案件中检察院不派员参加出庭, 法院也不告之案件审理的相关信息, 检察机关只能从相关当事人的口述和一些法律文书获取案件的具体情况, 信息单薄滞后, 而且监督力度非常有限, 不利于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

2 现存问题的原因分析

现行自诉制度中存在一些问题和缺陷, 之所以会出现这些问题与缺陷, 以下几个因素不容忽视:

2.1 理论上对自诉价值的认识不充分

目前, 立法者对刑事自诉制度的价值定位, 采取的是提高诉讼效益与保障被害人权利并举, 同时兼顾维护社会秩序的原则。但这种主观上的努力并没有带来实际成效, 一方面, 某些本应更侧重被害人权利保障的规定让位于诉讼效益的提高, 而减弱对被害人的保护;另一方面应当体现效率时, 却往往过度保障被害人权利而牺牲效率。这种中庸做法反而导致自诉运行机制的内在冲突。

2.2 立法上对自诉制度的设计不完善

对于告诉处理的自诉案件, 立法侧重于关注被害人的起诉权, 对于被害人在告诉不能时却没有制定足够的救济措施, 容易导致被害人权利的落空;对于第二类自诉案件, 立法上将自诉权与公诉权并列, 没有考虑到两者之间的冲突, 也没有明确两者的界限, 造成司法者工作困难, 当事人心里困惑;而对于公诉转自诉这类新型的自诉案件, 不仅价值论证不充分, 立法也缺乏相应的具体配套规定;此外, 相关配套制度如法律援助制度的不完备也加深了这种缺憾。

2.3 司法上对自诉制度的执行不到位

我国的自诉制度在立法上就不理想, 因此司法上的执行更为重要。我国目前的司法运行现状是:一方面, 被害人法律知识匮乏, 可能直接向公安、检察机关告诉, 而公安、检察机关限于司法资源的紧张, 通常是能推则推, 让被害人直接向法院起诉;另一方面, 如果某个案件可能给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带来经济利益或涉及到某些特殊的利害关系, 他们又会以一些自诉案件也可以公诉为由, 插手案件, 让司法资源无谓内耗。本来立法就有缺陷, 执法司法又不到位, 这使自诉制度处境愈发尴尬。

3 我国刑事自诉制度的重构设想———出路与对策

3.1 理念的更新

首先, 要对自诉制度的价值进行合理排序, 树立保障被害人权利优先, 兼顾提高诉讼效益、维护社会秩序的理念。自诉制度立法要尽可能实现这三个价值目标, 但是当诸个价值目标的实现出现冲突时, 也应有先后之分。

其次, 树立对保障被害人追诉权和尊重被害人的意愿进行平衡的理念。既要尊重被害人的上诉权, 也要尊重当事人的意愿, 尊重当事人撤诉、和解以及上诉等诉讼权利。

3.2 体制的完善

3.2.1 调整和限制自诉案件的范围

首先, 将“告诉才处理”的案件范围限定于侵害人身和财产权利, 犯罪事实清楚, 依靠被害人个人力量能承担追诉的案件。这类案件主要涉及个人权利, 有的还涉及被害人名誉和隐私, 将追诉权交给被害人行使更妥当。同时, 应将侵占罪归为公诉案件。侵占罪的犯罪对象不特定, 当侵占无主财产或者属于国有的埋藏物时, 缺少直接的被害人, 常由公安机关处理。此外, 侵占罪犯罪事实并不都简单清楚, 被害人很难自行取证据, 很难达到立案标准, 即使立案也难以胜诉, 因此不宜作为自诉案件处理。

其次, 现行法律将“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界定为八类。笔者认为“侵犯公民人身、民主权利罪”和第五章所规定的有关暴力、胁迫型及窃取、骗取型“侵犯财产罪”, 内容太宽泛。这类犯罪对国家和社会的危害较大, 而单纯依靠被害人自身力量又很难有效取证。因此, 应适当缩小这部分案件范围, 采用列举式, 加以明确规定。

最后, 取消第三类自诉案件。“公诉转自诉”的规定使绝大多数刑事案件都可能成为自诉案件, 这与设立公诉制度的初衷相违背, 也不符合自诉权的发展趋势。因此, 可以考虑取消这一规定。

3.2.2 合理界定自诉权行使主体

(1) 确立单位作为自诉的主体。单位可作为自诉主体, 但与自然人仍有区别:首先, 单位不能成为所有的告诉才处理案件的自诉主体, 对于仅能适用于自然人的人身权利的案件, 单位不能适用, 单位只能成为侵犯其财产和商誉案件的自诉主体;其次, 在第二类自诉案件中, 单位可对侵犯其知识产权 (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 和生产、销售伪劣商品 (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 等案件提起自诉;最后, 对于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的案件, 单位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自诉。此外, 单位作为被害人时, 由其法定代表人或其他负责人代表单位向人民法院提起自诉, 参加诉讼。如果该单位因被撤销、解散、合并等原因丧失主体资格, 其自诉资格应转移给继受单位。

(2) 确立检察机关自诉担当的制度。具体设想如下:当自诉程序已经开始, 被害人提起自诉后又因担心报复、遭受威胁以及身患重病等原因而不敢、不愿、不能告诉时, 由检察机关介入到己经开始的自诉程序中。检察机关介入后, 案件并不转化为公诉, 被害人的自诉人地位也不因此而发生变化, 自诉人仍享有自诉主体所应具有的权利。此外, 检察机关担当自诉也应有必要限度, 检察机关首先应排除造成被害人诉讼不能的妨害因素, 如果妨害排除后, 被害人可以进行告诉, 则不需担当自诉;如果妨害排除后仍告诉不能, 或者妨害难以有效排除的, 人民检察院再进行担当自诉。如果引起担当的事由消失, 自诉人仍可以继续进行其诉讼行为, 检察机关应适时退出诉讼。

3.2.3 细化自诉权行使的程序规范

对此刑事诉讼法已有一些规定, 但条文稀少简单, 缺乏可操作性。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法制发达国家的经验, 如德国刑事诉讼法就用21个条文对自诉程序作了专门规定, 包括自诉准许性、自诉权利人、检察院的参加与接管、诉讼费用救济、自诉人的法律救济、撤回起诉等等, 内容详尽具体, 我们可以结合国情加以借鉴吸收。

3.2.4 完善检察机关对自诉案件的监督

首先, 规定法院在受理自诉案件后, 应将相关法律文书报送检察机关备案并告之审理时间, 以便检察机关监督。

其次, 合理设置监督方式:一是对于争议多、影响大又不能达成调解协议的案件, 人民检察院应派员出庭, 对法庭的审判活动予以监督;二是法院将判决书、裁定书的副本送达同级人民检察院, 由检察院从程序和实体两方面进行监督审查, 发现错误时, 应依法提出抗诉。

再次, 检察机关对自诉案件进行监督时对被害人在自诉权范围内处分自己权利的行为不能随便干涉, 除非有证据证明该处分行为是被害人自愿的。

3.2.5 配套制度的完善

(1) 完善法律援助制度。我国自诉程序实行任意代理, 是否聘请律师由被害人自行决定, 而被害人往往缺乏法律知识, 若缺乏律师的参与和引导, 被害人诉讼权利很难得到保障。因此, 有必要加强法律援助制度, 降低被害人经济风险, 更重要的是, 可以有效避免被害人因法律知识贫乏而产生的误解, 增强对司法行为的认同。

(2) 建立健全对被害人国家赔偿制度。现行刑诉法规定了附带民事诉讼, 但对于被害人在自诉或国家追诉程序之后, 其实体权益由于立法缺陷、程序限制、举证责任等客观原因而难以得到应有的保护和实现时, 国家将如何对被害人进行后续性的救济, 立法尚属空白。因此, 有必要建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由国家给予其适当的援助或抚慰。受物质条件和司法资源所限, 补偿的对象应主要限于被害人本人及其受养人和继承人。同时还应具备如下条件:第一, 必须是无法从加害人处或其它来源得到应有的补偿;第二, 应以暴力型犯罪中受害人的人身损害为限。

参考文献

[1]肖刚、张慧.论刑事自诉案件范围的不足与完善[J].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04, (4) .

[2]吴卫军.刑事自诉:三方面问题待完善[N].检察日报, 2005-5-20.

我国现行土地管理制度反思与重构 篇9

一、我国现行土地管理制度的反思

(一) 我国现行土地管理制度存在的问题

1、我国耕地面积逐年减少、且减少的速度不断加快。我国《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 (2006-2020年) 》中规定到201年全国耕地保有量为12, 120万公顷, 确保10, 400万公顷基本农田数量在质量提升的前提下, 数量不缩减, 我国之所以在《1997-2010年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的基础上提前制定新的纲要, 直接受全国耕地保有量不断缩减的影响, 数据显示, 2000~2006年国家耕地保有量由19.2356亿亩快速缩减为18.27亿亩, 2015年更是缩减为18.25亿亩, 充分证明现行土地管理制度在耕地保护方面存在问题。

2、土地供应量严格控制预期目标未实现。我国现行土地管理制度的目的是通过对建设用地供应量的严格管控实现土地资源合理配置, 但在现实中土地被多占少用、优占劣用、占而不用、乱占滥用等问题仍大量的存在, 例如湖南省娄底市、郑州市惠济区等地政府办公大楼的占地面积分别达到247亩和53亩, 多占少用、乱占滥用等问题突出;另外, 在现行土地管理制度中允许高校在划拨土地中占有土地, 所以高校的土地占有面积不断增加, 多占少用、优占劣用、占而不用等问题广泛存在。

3、加大城市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差距。在现行土地管理制度的作用下, 公开的乡村土地市场小时, 致使农民和农民集体的土地自主开发权小时, 使农村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受到限制, 农民为提升生活水平, 只能被迫违法对小产权房或其他建筑用地进行出租、出售等, 或尽可能创造进城务工的机会, 这不仅使城市资源供应、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压力不断加大, 而且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也会越来越大, 对社会的稳定发展产生消极的影响。我国尝试通过有偿出让支付和招拍挂制度等推动土地资本化深化发展, 但实践证明, 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政府经济效益的提升, 但对政府宏观调控、市场房价平衡等方面均不利, 并不是切实有效完善、优化现行土地管理制度的方法。

(二) 我国现行土地管理制度问题原因分析。我国现阶段实施着世界上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 但实践证明其并不能彻底地消除土地问题, 笔者将原因归纳为以下方面:

1、中央政府对土地管理的目标设定存在矛盾。中央政府希望通过将土地管理制度严格化保证国家粮食安全, 推进国家整体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深化发展, 使国有土地收益不断提升, 而且使土地相关权利人的利益得到全面的保护, 但现阶段国家并未对各项管理目标的位阶顺序进行明确, 何时以何种目标为重点完全取决于国家对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判断, 如金融危机时国家土地管理将以保证建设项目用地需求为主, 提升国家经济的抵制危机能力;民众强烈抗议时以调整房地产征收标准为重点, 保证社会稳定等, 这使国家土地管理制度自身目标方面出现冲突的概率较高。虽然近年来地方政府尝试通过城市总体规划、乡村规划权、土地复垦等手段对中央下达的存在矛盾的命令或任务进行协调, 但其并不能真正地消除中央政府土地管理目标间存在的矛盾, 使土地管理中的问题仍然存在, 并持续产生消极的影响。

2、地方政府官员的利益冲突。20世纪80年代我国顺应时代发展将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转移, 并通过对地方官员政治竞争和晋升标准的改革以及建立财政分权体制等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但与此同时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地方政府在逐渐拥有税收等财政来源的同时, 希望通过参加经济、社会发展指标锦标赛等获取政治晋升的机会, 所以其在管理的过程中更倾向于推动地方经济、政治指标的提升的方法、手段等。而耕地保护在增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提升其经济快速发展方面的作用相对较小, 所以地方政府对耕地保护的重视程度较低, 甚至为了自身的利益, 采取各种手段减少区域耕地保护指标的同时向外界购买建设用地指标。我国现阶段中央政府虽然将耕地保护作为衡量地方政府业绩的标准, 但由于衡量标准较多, 且在地方政府达到耕地保护任务的情况下并不会采取惩罚措施, 使地方政府在发展区域经济的过程中对土地保护的管理意识和意愿均较低, 这也是造成我国耕地面积不断缩减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我国现行土地管理制度重构分析

(一) 对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产权进行明确。将耕地使用权落实于农民主体, 是防止土地使用权被政府或其他外界权利侵犯的有效途径, 利用农民对土地的切实使用权抵制土地管理者和地方政府对耕地的随意占用, 这对保证人民的主人翁地位也具有积极的作用, 而这需要将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的产权进行进一步的明确。

(二) 将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的法律地位平等化。结合我国宪法的相关规定, 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的土地所有权模式之间具有法律平等的关系, 但我国《土地管理法》中仍将土地所有权的性质进行了区分, 所以在《土地管理法》的相关修订中, 应结合两种土地所有权法律地位的平等性, 对土地结合其区位、用途、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等进行统一的规划;另外, 结合两种土地所有权平等的法律地位, 对两种土地使用权人的权利进行统一, 使其在集体农业用地、建设用地中, 当土地使用符合土地利用规划的情况下, 在占有、使用、出租、交换等土地应用方面具有相同的权利。

(三) 对政府土地管理职能进行有效的转变。公法中的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相称性原则等比例原则在土地管理制度中的应用具有积极的作用。适当性原则要求政府在土地管理的过程中应用的行政手段要对行政目标的实现起到明显的推动作用, 所以政府在重构土地管理制度的过程中应有意识的对计划管理思维和模式进行调整和合理消除;必要性原则要求政府在土地管理方面应用的法律制度等对行政目标实现具有必要性, 避免管理的重复和冗余;相称性原则要求政府以保护粮食安全为前提, 对公民或组织的土地使用权进行限制时, 与粮食安全、城市化建设等方面真正的达到平衡, 保证相应的限制措施具有实际意义。土地管理制度重构实质上是进一步保证其土地分配与土地资源之间达到平衡, 满足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土地发展和保护需要。

三、结语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 我国现行土地管理制度虽然对耕地保护、推动国有土地使用权改革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作用, 但其存在的问题也逐渐突显, 要真正发挥土地管理制度的作用, 要在对其存在的问题、原因等产生全面认知的基础上, 结合有效的优化对策进行积极的重构, 推动社会、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程雪阳.中国现行土地管理制度的反思与重构[J].中国土地科学, 2013.7.

[2]杨惠.土地用途管制法律制度研究[D].成都:西南政法大学, 2010.

[3]窦金野, 窦国友.中国现行土地管理制度的反思与重构[J].城市地理, 2016.4.

对我国公共债务会计的反思与重构 篇10

(一) 目标导向困境

政府财务报告是政府会计的产成品, 其主要目标是反映政府受托责任。政府受托责任表现在内外两方面。因而, 可将政府会计目标导向分为外部导向和内部导向。政府财务报告目标导向取决于不同民主政治体制下政府受托责任倾向。

在西方宪政民主制度下, 政府受托责任面向公民。因而, 美国等西方国家将政府财务报告定位于向外部公民解除受托责任。美国政府会计准则委员会 (GASB) 认为:“州和地方政府对外财务报告使用者主要有三类, 分别是: (1) 政府负有受托责任的公民; (2) 直接代表居民的立法和监督机构; (3) 投资者和债权人。”加拿大、澳大利业及国际会计师联合会在确定政府财务报告主要使用者时都没有将政府内部管理者列入其中。可见, 西方国家政府财务报告目标导向以对外为主。

我国政府编制的预算与决算草案、政府预算执行结果都需要提请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审查批准后才能生效。但这种审批程序不但没有在有关预算会计制度中反映出来, 而且人大对预算结果的审查往往只是走过场。可见, 向人民解脱受托责任的外部导向目标实质上并未得到良好实践, 这种状况显然不利于我国公共债务会计的改革与发展。

(二) 内外制度困境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作为约束性行为规则, 可分为正式约束 (外在制度) 和非正式约束 (内在制度) , 两者从整体上构成一个社会完整的制度结构。当外在制度符合内在制度精神时, 可获得内在化成本节约;外在制度与内在制度相悖时, 其执行只能依靠权威、暴力或长期教化来修正内在制度。文化作为价值和制度系统对如何有效转化劳动、资本物质资源以服务人类需求和欲望具有重要影响。具体而言:

1. 国家制度层面

霍夫斯蒂德 (Hofstede, 1984) 通过对39个国家10万余名IBM员工问卷调查归纳出民族文化4个维度。在此基础上, 格雷 (Gray, 1988) 建立了四对相互对立的会计价值观: (1) 职业化与法律管制; (2) 统一性与灵活性; (3) 保守主义与乐观主义; (4) 保密与透明。柯武刚、史漫飞 (2000) 认为, 文化是一种无形的生产性资产, 负债具有的负面经济内涵使政府官员在讨论公共债务会计核算与报告时, 保守的政策制定者会更多考虑财务报告可能带来的不利后果及如何加以回避等问题。所以, 即使政府颁布出台相关外在制度, 但在具有保密特质会计文化价值影响下, 短期内在公共债务核算方面要取得进展并不现实。

2. 组织文化层面

组织文化指组织成员多年潜移默化形成的习惯性思维和行为方式。在政府会计改革之前, 政府 (包括我国政府在内) 思维基本上是以内部为导向, 关注过程而不注重结果;而政府会计改革要求管理者将公民视为政府服务购买者并关注结果。可见, 前一种思维方式代表公共行政思维, 后一种思维方式代表新公共管理思维。因此, 要实施以权责发生制基础为核心的政府会计改革, 充分的组织文化变革是前提。

3. 资本市场层面

我国的财政、国企和国有银行呈现“三位一体”格局。虽然法律明确规定不允许政府向银行借款, 但在政企不分、国有银行产权不明晰的环境下, 地方政府往往将国有银行视为“国库”变相借款。由于受政府压力, 国有银行在放款过程中难以独立运用商业规则操作, 致使专业的信贷审查流于形式。因此, 只有改变财政、国企和国有银行“三位一体”局面, 才能形成资本市场对政府财务报告质量的压力。

(三) 会计技术困境

就会计技术层面看, 在政府会计中应用权责发生制基础面临如下困境:

1. 适当的成本核算和管理系统

权责发生制会计模式需要对成本进行详细核算和分析。通常情况下, 预算管理引入权责发生制的时间滞后于政府会计引入权责发生制, 因此政府会计进行权责发生制改革时难以从预算管理系统获得完全成本的详细核算和分析结果, 这种矛盾不利于完全权责发生制会计模式引入。

2. 国库集中收付制

只有在完善的国库系统支撑下, 会计系统才能获得每一笔支出业务的支付状况及全面收入、支出信息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会计信息。截至现在, 我国国库集中收付制尚未完全铺开, 在我国引入权责发生制会计基础为时过早。

3. 高质量信息技术平台

无论是对资产及其价值的全面记录还是成本计量系统的建立都需要整合大量数据, 这种需求对政府财务管理信息系统的建立提出更高质量要求。从系统软件配备上看, 我国中央政府缺乏统一的信息系统;从系统硬件配备上看, 我国没有一个完备的政府电信网络。政府财务管理信息技术平台的滞后势必会影响我国权责发生制会计改革进程。

二、对我国公共债务会计困境反思

基于上述分析, 我国公共债务会计面临的困境可概括为由改革动力不足和改革能力不足两方面导致。事实上, 政府会计改革是在充分改革动力推动下, 由政府主导自上而下进行的。可见, 政府会计改革与政府当局的重视程度密不可分。另外, 上述诸多不利因素会随环境变化而变化。如就民主制度建设来说, 可对当前政治制度进行微调;就权责发生制应用条件不足可通过增加配套投入等针对性措施进行改善;就保守、保密的会计文化价值而言, 可借助经济全球化契机和新公共管理思想的推广使人们的意识形态、个人行为变得更加开放,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深入, 势必使公共部门所享受利益与所承担风险相对称。因此, 上述诸条件的完善对我国公共债务会计改革无疑可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我国公共债务会计框架体系重构

为顺应全球新公共管理运动和政府会计改革浪潮, 解脱我国政府受托责任, 必须重构符合我国国情的公共债务会计框架体系。这一框架体系主要应由相关法律规范体系、会计核算体系和财务报告体系3部分组成。

(一) 法律规范体系

1. 政府预算相关法规

政府会计作为预算管理服务和监督预算执行的信息系统, 势必要在会计核算和报表编制方面进行改进。目前, 我国预算编制的配套法规主要是1994年颁布, 1995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简称《预算法》)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环境变化, 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深入, 这部《预算法》已不能满足国内经济形势发展需要。如地方政府以“准市政债券”方式变相举债规避了《预算法》和企业债券管理制度规定, 成为一项隐性公共负债, 使政府会计对其无能为力。鉴于此, 在修订《预算法》时应为政府会计改革铺平道路。

2. 债务管理法规

目前, 我国债务管理法规主要涉及: (1) 国债 (不含外债) 。国债管理法规主要是1992年颁布的《国库券条例》。关于国债转贷资金, 财政部2004年发布了《国债转贷地方政府管理办法》。 (2) 外债。外债管理法规主要包括《财政部关于印发〈关于外国政府贷款转贷管理的暂行规定〉的通知》 (财债字[1999]230号) 、《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国家计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外国政府贷款管理若干意见〉的通知》 (国发[2000]15号) , 《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赠款管理办法》 (财政部令第38号) 等。 (3) 地方政府负债。财政部拟制订《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办法》实现对地方政府债务监控。总之, 我国现有债务管理法规虽然比较丰富, 但对职工养老金负债、社保基金缺口、环境负债等问题都尚未触及, 亟待完善。

3. 政府会计准则、会计制度

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是两种不同的规范形式。在对某会计业务进行处理时, 如果已有相应的会计制度, 可直接按会计制度编制分录;如果有多种方法供选择或只有一种方法但会计制度并未明确, 可参考会计准则规定进行选择, 然后再按会计制度常规方法处理。

我国政府会计制度分别适用不同会计主体, 不同会计主体各自采纳不同会计科目和账户体系。由于记账主体各自为政, 会计科目各不相同, 为政府主体编制整体财务报表带来极大不便。因而从长远发展考虑, 应整合我国政府会计制度, 统一会计科目表, 编制政府财务报告。同时, 政府会计准则设计应立足我国具体会计环境, 首先研究公共部门会计概念框架等基础性问题;其次在会计概念框架基础上, 以经济业务为主题设计一般业务类准则、特殊业务类准则和财务呈报类准则等具体会计准则。

(二) 公共债务会计核算体系

与经济体制改革模式相适应, 我国权责发生制政府会计改革只能走渐进式道路。因而在短期内可有针对性地对一些技术难度不大且有显著信息效用的会计交易与事项 (如公共直接显性负债) 运用权责发生制;对大部分公共或有负债和公共隐性负债可通过附表和附注进行披露。因而, 政府会计应把公共债务核算重点放在公共直接显性负债 (主要内容涉及国债本息、政府到期应付未付款项、粮食收购与流通中的亏损挂账、公务员养老金负债等) , 而对一些能可靠计量、发生可能性很高的或有负债也可适当确认。为此, 应建立一个以历史成本为计量属性, 以“核算公共债务直接显性负债为主, 核算少量公共或有负债为辅”的公共债务核算体系。

(三) 公共债务财务报告体系

涉及公共债务的基本财务报表是资产负债表。如果政府资产负债表无法详细提供关于“赤字”和“负债”信息, 可考虑编制“现金财务状况表”将其作为提供政府债务信息的辅助报表。对可量化但不符合负债确认标准的公共债务可选择对其编制相关附表 (如政府承诺表、贷款担保负债表、或有事项进度表、社保信息表等) ;对无法量化但性质重要的或有负债和隐性负债, 可选择在附注中做定性描述及披露可能的负债范围。对或有负债报告应遵循重要性原则、谨慎性原则和成本效益原则, 并采用本年度与上年度相比较的多维度 (类型、到期时间、所属部门等) 披露模式。总之, 公共债务财务报告体系可由基本财务报表 (资产负债表) 、附表 (或有负债和隐性负债) 、报表附注、辅助报表等组成, 至少每年编制一次。

摘要：公共债务是政府会计核算和报告的重要内容。公共债务会计既是当前我国政府会计改革的方向, 更是困扰学术界的难题。本文立足我国国情, 基于全球新公共管理运动和政府会计改革浪潮, 在反思我国公共债务会计面临制度、文化等困境基础上, 重点分析了我国公共债务会计存在的改革动力不足和改革能力不足两方面问题, 并就新时期我国公共债务会计重构的基本思路和理论框架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公共债务会计,目标导向困境,反思,重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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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雍君.政府预算会计问题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4:30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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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财政国库集中收付制度研究”课题组.财政国库集中收付制度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4.

[5]樊丽明, 等.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6.

[6]T M Carlin.Debating the Impact of Accrual Accounting and Reporting inThe Public Sector[J].Financial Accountability and Management, 2005, 21 (3) :309-336.

[7]G D Carnegie, B P West.How Well Does Accrual Accounting Fit thePublic Sector?[J].Australian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03, 62 (2) :83-86.

幼儿园感恩教育的反思与重构 篇11

感恩是当前社会中每个人都应该具备的思想道德意识，是做人的基本准则之一。感恩也是在感受到他人、社会和自然所给予自己有利方面的影响之后，在心理上产生的一种认可并想要对其进行回报的情怀。“感恩教育的本质目标就是完善人的生命，特别是完善人的精神生命。”具体而言，感恩教育意指教育者运用一定的教育方法与手段，通过特定的教育内容对受教育者实施识恩、知恩、感恩、报恩和施恩的人文教育。

幼儿园的感恩教育是幼儿园对幼儿进行的一种人文教育，它以完善幼儿的人格为目的，通过对幼儿展开一系列的教育活动，使幼儿能够从日常生活、学习当中感受到自己受助于人，然后学会理解关心身边的人，并产生回报恩情的情愫。尽管感恩教育已渗透入幼儿园保育工作中，但在实施中还存在许多问题。

一是感恩教育并没有受到幼儿教育工作者足够的重视和关注。由于部分家长不理解幼儿教育的真正内涵，盲目跟风，缺乏正确的教育心态，错误地把幼儿掌握学科知识的程度作为幼儿智力水平高低的标志，同时也作为衡量幼儿园办园水平高低的标准。幼儿园为迎合家长，提高入园率，把幼儿对学科知识的获取作为幼儿园唯一的追求。在这样的价值取向的影响下，幼儿的体、智、德、美全面发展成了一句空话，幼儿的感恩教育更是无从说起。

二是感恩教育的目标不明确。对于幼儿园感恩教育来说，感恩教育的目标制约着感恩教育的内容编排、活动设计、方法和途径的选择。幼儿的不同年龄阶段具有不同的阶段性特征，幼儿园应该根据这些特征来制定感恩教育的具体目标。但由于对具体年龄阶段的幼儿应该从哪些方面和角度去形成感恩意识并产生感恩行为的认识不到位，相当一部分教师并没有把感恩教育划分成不同的阶段目标，而是笼统地向幼儿灌输感恩教育的知识内容。虽然有些幼儿园开展了感恩教育，但违背了幼儿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极大地影响了幼儿园感恩教育的效果。

三是感恩教育过于形式化。在感恩教育的实施过程中，不少幼儿教师都是通过讲一些关于感恩的小故事或是通过教唱一些感恩歌曲来开展感恩教育，片面注重感恩知识的讲解，不重视感恩的行动，单纯从观念层面强调感恩，使得幼儿只有“学”，没有“做”，不利于幼儿感恩行为的养成。

针对以上情况，我们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努力，对幼儿园的感恩教育进行重构。

一、转变观念，提高对于感恩教育的重视程度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指出：“幼儿园教育的内容是全面的、启蒙性的，可以相对划分为健康、语言、社会、科学、艺术等五个领域，也可作其他不同的划分。各领域的内容相互渗透，从不同的角度促进幼儿情感、态度、能力、知识、技能等方面的发展。”随着《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的颁布和幼儿园新课程改革的深入，必然要求幼儿园转变教育观念，从只重视文化知识的传授，转变到“幼儿无小事，事事是教育”的新理念。教师们要树立正确的幼教观念，深刻认识到自己所应尽的教育责任，一切以幼儿的发展为中心，把培养幼儿体、智、德、美的全面发展作为幼儿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提高幼儿感恩教育的比重，使幼儿能够在一日生活中接受到感恩教育。在各个领域中渗透感恩教育的思想，培养幼儿的感恩意识，让幼儿了解感恩，学会感恩，确保感恩教育的成效。

二、根据幼儿身心特点，制定感恩教育的专门化目标

朱小蔓教授认为：“个体道德的发展不仅是道德认知学习和教育的过程，也是道德情感学习和教育的过程。幼儿道德启蒙首先是情感的启蒙，幼儿的道德教育要以道德情感的教育为核心和基础。”幼儿阶段是人生发展的重要阶段，幼儿在这个时期接受的教育会对他们以后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教育目标的阶段性和系统性会让幼儿从认知到情感到行动上都能够有所发展。幼儿感恩意识的获得并不是一个主动学习的过程，感恩行为也不是短短几天就可以养成的，感恩教育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幼儿园须保证幼儿感恩体验的连续性、一致性。

根据维果斯基的理论，幼儿各方面教育发展目标的制定，要符合幼儿的“最近发展区”。由此，幼儿的各项潜能才会被逐渐开发出来。幼儿园在制定幼儿感恩教育的目标上要以《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和《3-6岁幼儿学习与发展指南》提出的各领域教育目标为基础，根据幼儿不同年龄阶段的身心发展特点，有针对性地制定幼儿感恩教育的目标。在设定不同的感恩教育目标后，要赋予它们以切实的内容和形式，帮助不同年龄阶段的幼儿获得相应程度的感恩教育。

例如：对于小班的幼儿，教师可以让他们初步了解自己同家长的亲情关系；大体上了解感恩的具体内容，逐渐学会用语言来表达对父母的感激之情。对于中班的幼儿，他们的人际关系结构渐次有所变化，同伴在他们心中的地位上升，这就要求教师根据幼儿的这些变化对幼儿的感恩教育做出相应的调整，从了解感恩的内容过渡到主动关心帮助同伴；对于大班的幼儿，他们各方面的发展相对来说比较成熟，基本能够控制自己的行为活动，教师要根据这些特点制定出新的感恩教育目标，让幼儿懂得感恩幼儿园、社会、自然等一些范围较大的内容，同时幼儿也应当学会一定的施恩行为。

三、运用多种教学方式，充实感恩教育内容

一方面，幼儿园可以开展专门的感恩教育活动。在具体的教学活动中，教师可以从基本的感恩知识入手，逐层深入进行感恩教育。在一系列的主题活动中，可以将感恩作为活动主题，把感恩教育予以突出，也可以将感恩教育融入其他活动中，让幼儿在学习各领域内容的同时也能够接触感恩教育。此外，还可以利用节日推进感恩教育，“母亲节”“父亲节”“教师节”等节日都是对幼儿开展感恩教育的良好契机。通过节日让幼儿感受到父母、老师的辛苦，感谢他们在自己成长道路上的付出，增强幼儿的感恩意识。另一方面，幼儿园可以通过随机教育的方式对幼儿进行感恩教育。晨间活动的时候可以随机导入感恩的话题，让他们明白什么叫做感恩。在幼儿游戏的时候，提醒幼儿要学会分享，关心同伴。根据幼儿的兴趣，教师也可以随机创设一定的情境让幼儿换位思考，参与感恩活动。如开展“我当袋鼠妈妈”的活动，让幼儿通过抚养小袋鼠感受到自己幸福的生活是跟爸爸妈妈等长辈的关怀分不开的，从而学会关心他人，尊重他人；在吃糕点或是午饭的时候，提醒幼儿不要浪费，要感谢给我们提供食物的人。

在幼儿园中，我们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利用起来，对幼儿进行随机的感恩教育，将感恩的思想渗透于幼儿的生活当中。

四、开展家园合作，树立家园共育理念

家庭是幼儿园的重要合作伙伴，幼儿园也应当帮助家长提高教育能力。感恩教育需要幼儿园、幼儿教师、家长的共同努力，只有这样才能较快地促成幼儿感恩行为的养成。

具体说来，幼儿园可以开展一系列的亲子活动，让家长参与进来，让幼儿在同家长的游戏中真切地感受到父母的爱，感受到人间亲情的温暖，学会感恩与回报。与此同时，搜集一些有关感恩的历史故事或事件供幼儿和家长一同阅读欣赏，如《饮水思源》《羊羔跪乳》《乌鸦反哺》等，使幼儿在故事中接受感恩思想的陶冶，促使幼儿感恩心理的形成。幼儿园还可以定期开展感恩教育活动，如“今天我当家”，让幼儿当家长，家长扮演幼儿，让幼儿体会到爸爸妈妈的不易，感谢他们的付出。

在家园共育的形式方面，幼儿园还可以通过开展家长座谈会、幼儿园开放日、建立家园联系卡、社交网络等方式，使家长了解幼儿园的感恩教育情况，帮助家长更好地进行家庭感恩教育。幼儿园可以利用家园联系栏定期向家长反馈幼儿在园中的表现，让家长根据幼儿的表现对幼儿的感恩教育做出调整。幼儿园也可以通过家长的意见来弥补当前幼儿园感恩教育中的欠缺之处。

五、创设感恩环境，营造感恩氛围

幼儿园和谐友好的环境对幼儿的身心健康、全面发展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陈鹤琴先生曾说：“怎样的环境就得到怎样的刺激，得到怎样的印象。”因此，幼儿园要给幼儿创设良好的感恩环境，营造浓郁的感恩氛围，以便发展幼儿的感恩意识和行为。

在精神环境方面，要发挥幼儿教师与幼儿同伴的榜样作用。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幼儿的思维特点是直观行动思维，模仿能力强，同伴和幼儿教师的一举一动都是幼儿模仿的对象。幼儿教师的行为对幼儿各方面的发展都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幼儿教师要表现出感恩的行动，要处理好与同事、家长之间的关系，礼让互助，给幼儿树立良好的榜样。同时，一方面要求教师也要关心爱护幼儿，让幼儿感受到教师的爱，做好感恩的表率。另一方面，同伴之间的感恩对幼儿的感恩教育也具有很大的作用，因此要发挥同伴的榜样影响力。

在物质环境方面，幼儿园应该努力提供能够开展幼儿感恩教育的设施和场所，如在走廊、墙壁、宣传栏等一些能够利用的地方宣传感恩的理念。在走廊里可以悬挂教师服务于幼儿的照片，让幼儿知道感恩老师的付出；室外墙壁上可以绘制富有感恩教育意义的画面，让幼儿处于感恩的教育氛围中；在宣传栏中可以张贴一些有关感恩教育开展的进程及方法，以供幼儿家长参考借鉴。通过物质环境的创设给幼儿提供良好的感恩教育环境。

反思与重构 篇12

医疗纠纷已经成为困扰当代中国的一个社会难题,司法实践中形成的医疗纠纷诉由、法律适用和鉴定的二元化现象更加剧了医患矛盾。由于医疗损害案件的高度专业性,“打官司就是打鉴定”已经成为处理医疗损害案件的实际规则,医疗损害鉴定成为解决医疗纠纷的关键,公正的鉴定是化解医患矛盾的根本技术手段和正确处理医患纠纷的基础[1]。

为了规范我国司法鉴定,国家启动了司法鉴定体制改革,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有关司法鉴定的法律法规。2010年生效的 《侵权责任法》第54条至第64条全面规定了医疗损害责任,对医疗损害救济制度进行了全面改革。国家也对医疗损害案件的诉由进行了统一,但现实中法律适用和鉴定模式的二元化现象没有得到改善。 该法生效数年来,医疗损害鉴定依然在法医鉴定和医学会鉴定的二元模式上继续运行。鉴定二元化和鉴定产业化导向,导致多头鉴定、多次鉴定和重复鉴定层出不穷,法院无所适从、当事人不堪其累,结果是事结怨不消,法律权威受损,社会深陷医患信任危机[2]。

针对现有医疗损害的医学会医疗事故鉴定模式和法医司法鉴定模式,有观点认为,法医从事医疗损害鉴定,地位中立, 兼具医学与法律知识,更能体现鉴定客观公正[3]。反对者则认为,医疗损害鉴定不属于法医学鉴定,医学会从事医疗损害鉴定比法医司法鉴定更具有科学性和合法性,因此,医疗损害鉴定应当回归医学会鉴定[4,5]。另有学者指出,医学会是行业组织,行业保护和行政保护色彩浓重,缺乏客观中立的公正基础,医生作为兼职业余鉴定人缺乏长期职业化的鉴定技能训练,知识结构单一,难以作出全面公正的鉴定,同行相鉴更是顾虑重重。作为鉴定人的医生不在鉴定意见书上签名,医学会也不对鉴定差错负责,违背了权利义务对等原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鉴定模式,理应取消[6]。如何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统一的医疗损害鉴定模式,保障医疗损害鉴定的公正性,使之更符合法治国家的要求,已经成为 学界必需 回应的热 议课题[7]。

2反思:争议之梳理

2.1现行两种鉴定模式利弊比较

医学会鉴定模式符合同行鉴定原则, 医学专业性相对较好,但中立性和公正性广受质疑[5]。医疗从业者担任鉴定人,利益交织纠葛顾虑众多,专业性也必然受到影响,更有甚者甚至违背常识、玩弄学术、 欺瞒社会,危害更大,公正性更难保障,导致公信力极低[8]。医疗从业者较之法医在医学上更专业显然有一个比较前提,是相对于同年资同资质的法医来说的,与不同年资和长期从事医疗鉴定的法医相比, 其医疗知识更专业的结论就值得商榷。 另一理由是医疗从业者较之法医有更丰富的医疗实践经验,但众所周知的是,实践经验是一种感性认识,侧重于对疾病救治难易程度的感知和医疗技术操作之熟练程度的不同,但实践经验并非鉴定所依据之标准,并不能代替成文的标准和医疗规范。经验因人而异,而鉴定依据是业界通说与共识,是常态标准,具有统计学概率意义,以鉴定专家个人经验否定学术标准显然于法不合。医疗从业者从事医疗损害鉴定不符合鉴定的职业化要求,医学之外的鉴定相关知识技能欠缺,加之鉴定收入不构成主要生活来源也将影响医疗从业者的对自身兼职鉴定的职业认同和鉴定心态,应付心态在兼职鉴定的医疗从业者中大量存在。更由于医学会组织集体鉴定时个人不签名的隐名鉴定状况,使得鉴定质量更难以保障。实践中违背常识和逻辑、欠缺基本论证过程、没有论证依据,甚至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医疗事故鉴定书屡见不鲜就是很好的例证[9]。

法医鉴定模式因地位相对独立,对其中立性公正性较认可,但医学专业性受到一定质疑。法医具备医学和法学专业基础,如能加强继续医学教育和培训,正确运用客观技术标准和医学知识理论,并适当借助医学专家力量,未尝不能做出客观公正专业的医疗损害鉴定意见[10]。

2.2医疗损害鉴定的国家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于2003年颁布《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 。 该通知以司法解释形式正式确立了医疗损害赔偿案件的鉴定双轨制体系,医疗损害非医学会鉴定意见开始大量出现[11]。

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关于司法鉴定 管理的决 定》( 以下简称《决定》) 对我国司法鉴定制度的重建影响深远。根据《决定》人民法院司法鉴定机构全部停止鉴定职能,由司法行政部门审核登记设立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机构成为我国从事司法鉴定业务的主体。如果说医学会和法院司法鉴定机构代表着医疗损害鉴定权的国家垄断,以上两个法律文件则在医疗损害鉴定领域中宣告了医疗损害鉴定社会化时代的到来。

截至2011年底,全国经省级司法行政机关审核登记的“三大类”司法鉴定机构共计2 284家,其中法医临床鉴定机构占80. 1% 。经各省级司法行政机关审核登记的“三大类”司法鉴定人共计26294人。2011年全年,经各省级司法行政机关审核登记的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完成法医临床鉴定839765件,占“三大类”司法鉴定业务数量共计1 180414件全部鉴定业务量的71%[12]。医疗过错司法鉴定工作已经成为法医临床鉴定机构的重要工作内容。

社会鉴定机构的大量出现,一方面为当事人提供了更多的维权途径,促进了社会公正; 另一方面,自负盈亏的经营模式导致的逐利化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鉴定的公正性。加之相关监管和鉴定程序规定不健全,鉴定意见冲突、多次鉴定、 重复鉴定等情况也为及时处理医疗纠纷产生不利影响,损害了法制权威[13]。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在崇尚意思自治的民事争议领域,国家垄断及过度国家干涉显然不妥,但放任自流和粗放管理的国家缺位亦不可取。在医疗损害鉴定领域,创造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 制定统一的鉴定技术标准体系,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确保鉴定质量,设计合理的鉴定程序保障当事人充分有效表达合理诉求,构建合理的鉴定补偿制度引导鉴定机构提高鉴定质量以保障社会公平,有效地平衡国家干预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关系, 采取法律、行政和经济等多种手段进行鉴定前、中、后期全程管理和监督,实现依法治鉴和确保鉴定公正乃是国家职责所在。

2.3医疗损害鉴定之社会期待

针对医疗损害鉴定事宜,史卓敏等人通过对北京医学会815例再次鉴定案例研究发现,815例案例中首次鉴定事故率为28. 8% ; 再次鉴定定事故率为37. 8% , 两者差异有显著性[14]。曲娜通过对山东烟台、威海两地法官、医务人员、患者、鉴定专家的近2000份问卷调查发现,患者认为医疗事故鉴定结论不公正的比例高达92. 45% ,同时高达30% 多的医务人员也认为鉴定结论不公正。无论是医务人员还是患者,鉴定专家乃至法官都一致的认为医疗事故鉴定结论书存在各种各样的缺陷,其中医务人员比例为52. 8% ,患者为77. 76% ,鉴定专家为25. 47% ,法官为75. 23%[15]。可见医学会鉴定质量堪忧,社会认可度低。肖柳珍对广东地区法官调查发现,认为司法鉴定机构中立性好的比率为45. 03% ( 77 /171) ,医学会中立性好的比率为28. 07% ( 48 /171) ,两者差异有显著性。与一般认为医疗损害鉴定的专业性应当优先的结论截然不同,该调查发现医疗损害鉴定意见的中立性比专业性更易受到法官的关注[16]。

笔者调查发现,在受访的患方中,绝大多数人反对医生进行鉴定,主要原因是鉴定医生和事发医院或当事医护人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会公正鉴定。绝大多数的受访患方在医学会和法医鉴定二选一之中会选择法医鉴定,他们认为法医更公正。而同样的问题医方选择则恰恰相反,他们的理由是医生更专业。但深入调查发现,绝大多数医护人员承认如果作为鉴定人他们会或多或少地偏袒医方,因为不这么做会得罪医疗机构和同行,将来也难保自己不出事。同时,因为职业原因,情感上更能理解医护人员的难处和苦衷,对于过错医务人员尽管怒其不争但也常常笔下留情。此外,错鉴追责罕见,即使偏袒医方也至多心理难安而已。进入鉴定程序后,医患双方的担心趋同: 鉴定公正性。此时医方已认可和接受了一个事实: 无论是医生还是法医,只要具有鉴定专家资格,其判读医疗争议案件能力即鉴定的科学性并不成其为问题,其是否会照顾医方或者说屁股是否坐在医方一边则成为医方关心的关键问题。而绝大多数患者方则祈愿专家要公正鉴定,不要偏向任何一方,因为绝大多数患方情感上并不希望过度追究医方,他们只想有一个公正的鉴定来明确损害原因和双方责任以便公平处置。患方深知,对于偏向患方的鉴定意见,医方有学识有能力进行反击, 反而增加案件解决难度,提高诉讼成本。 现实中大多数司法鉴定意见也能被医方接受的原因是司法鉴定意见的科学性和公正性并不成为问题,持法医鉴定不具有科学性观点者多为医方利益捍卫者,其目的是打压司法鉴定,为医方继续把持医疗损害鉴定权造势。

无论是医学会鉴定还是法医司法鉴定,目前的二元化医疗损害鉴定模式各有优缺点,但仔细比较可见医学会医疗损害鉴定模式的缺点和问题更加突出,否则其独霸医疗损害鉴定的法律地位客观上也不会随着社会进步和新法律文件的出台而逐渐丧失[11]。无论从鉴定的主体、组织、鉴定程序、监督机制,还是社会认可度、法制统一性乃至鉴定管理体制发展趋势来讲,通过对现有法医司法鉴定模式进行改造和改革,使之成为唯一的医疗损害鉴定机构不失为一种适合国情的可行选择,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统一的医疗损害鉴定模式已经是大势所趋。

3重构:统一医疗损害鉴定模式的原则与路径

3.1统一法制

法律冲突和部门选择性执法是当前医疗损害鉴定领域乱象的重要原因。医疗损害涉及刑法、民法和行政法,其中刑法和行政法关乎国家管理秩序,而民法与老百姓利益链接更加紧密。在医疗损害领域,矛盾主要集中在民事利益纠葛上面。从某种角度来看,刑法和行政法均是为了保障民事权益的更好实现而存在的, 医疗损害鉴定的主要功能就是为了解决医疗损害民事纠纷。

医疗损害纠纷主要是民事纠纷,医疗从业者于医患关系中主要表现为职业权利和经济利益,而相对方即患者主要表现为生命健康权和经济利益。国家在衡平二者利益时,一方面应维护正常医疗秩序,促进医学发展; 另一方面则必须关注双方合法权益,实现个案正义,让权利受损者获得利益填补和正当补偿。从正常医患力量对比来看,医方处于优势地位是毋容置疑的客观事实,具体到医疗损害鉴定同样如此。从某种意义来看,“医闹”、 “杀医”不过是患方对现有法律失衡的绝地反击和个体抗争而已。在此背景下,法律理应对患方权利予以更多平衡。

梳理涉及医疗损害鉴定的现有法律法规,包括《决定》、《侵权责任法》和《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及司法部门和卫生行政部门的相关技术法规如《司法鉴定程序通则》、《司法鉴定 执业分类 规定 ( 试行) 》、《医疗事故分级标准》等等。从法律位阶来看,《决定》和《侵权责任法》属于法律,《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属于行政法规, 《司法鉴定程序通则》、《司法鉴定执业分类规定( 试行) 》、《医疗事故分级标准》属于部门规章,从法律属性和调整对象来看,《决定》属于社会管理法,《侵权责任法》属于民事法,《司法鉴定程序通则》、 《司法鉴定执业分类规定( 试行) 》、《医疗事故分级标准》属于技术法规。

依据现有法律,结合《立法法》的相关规定精神,《侵权责任法》生效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与其冲突的相关规定即应停止实施,并根据《立法法》规定进行修改。如果要保留《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则需以适当法律形式限定其适用目的范围和适用条件,去除其对医疗损害事件的不利影响。为防止对民事处理的干扰,其适用目的范围仅限于解决行政责任问题和进行行政处置。

3.2统一鉴定技术标准

医疗损害鉴定所依据的技术标准是医疗损害鉴定科学性的外在衡量标尺,这个标准应当明确公开,并在医疗实践中被通用和共同遵循。

具体而言,技术标准包括不同地区医疗水平评价标准、诊疗规范和最低医学从业要求。鉴于生命和健康对于人的极端重要性以及医师职业的高度注意义务和医疗示范效应,不同地区医疗平均水平评价标准应以省级行政区划内中上等级医疗机构之医疗水平作为基本评价单位,结合省级行政卫生部门对本省区域内二级甲等以上医院任职之中级职称医师的技术能力标准综合判定,并可根据医院等级评审标准和地区经济水平差异对具体案件进行修正。对该区域内经济较发达地区和高于二级甲等的医院应当上浮医疗水平标准,反之应适当下调医疗水平标准和要求,以矫正个案正义。

诊疗规范包括卫生行政部门和医学行业协会发布的技术法规、诊疗技术规范、疾病诊疗指南与诊疗流程,以及医学院校医学本科教材所载内容。疑难复杂病例以不违反主要致命性疾病基本治疗原则及急危重症抢救原则为准。最低医学从业要求以医学本科教育教学大纲要求的医学本科毕业生应掌握的基本理论、 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为标准。对特别边远困难落后地区,上述标准可适当降低。 对发达地区的高等级医疗机构,上述标准应适当提高。

3.3统一法律评价标准

现行法律对医疗机构及其从业者的保护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因为法律深谙医院可以医病但不能医命的道理,也理解医学还有许多无法解决的问题和未知领域,因此法律并不保护无理取闹的患方。医疗从业者面对生命健康,承担的是高度职业化的专家注意义务,其职业准入条件严格。如果医方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和诊疗技术规范治病救人,或在使用不成熟的医疗技术手段进行疾病诊疗或临床科研时如果有效告知并依法取得患方有效同意,并且不违反法律强制规定,即使出现了不良后果,医方也不担责。法律关注的是医方是否依法依规进行医疗活动, 法律需要谴责和否定的仅仅是那些违法违规并造成后果的“应为而不为”或“不应为而为之”以及乱作为的失职医疗行为。

医疗过错鉴定实质上是兼具技术属性和法律属性的一种准司法性质的专业判断活动,是一种基于委托关系的特殊技术服务。从实践情况来看,其鉴定意见的准确性要受到诸多因素制约,如鉴定材料是否完整、真实,鉴定人的学识水平,鉴定人的责任心,社会环境和金钱人情因素的干扰等等。

医疗过错鉴定意见的根本要求是客观、科学、公正、合法,在法律上是指法律关于医疗损害、医疗过错的规定和损害的民事赔偿标准要一致。要按照有利于受害者的原则,摒弃医疗损害法律评价的二元化现象,统一适用《侵权责任法》进行医疗损害鉴定和医疗损害案件的处理。

3.4统一鉴定人职业准入标准

鉴定人的自身条件对鉴定的准确性有重大影响,要成为医疗损害鉴定人,必须具备一定条件。从衡量鉴定意见准确性的要求来看,从事医疗损害鉴定,必须具备一定的医学、法医学和法律知识,或者是鉴定所涉学科的专家。国家应对鉴定职业设置职业准入制度,具体任职条件应由司法行政部门制定并对鉴定人予以监管。鉴定人可分为责任鉴定人和临聘鉴定专家。为保障鉴定人中立地位和鉴定意见不受不当干扰,责任鉴定人应当是获得鉴定资格的独立自由鉴定人,其自成职业,责任自担。为保障鉴定独立不受不当制约,责任鉴定人应独立于医院,与医院没有经济供养关系,但接受医疗行业医学培训除外。临聘专家由责任鉴定人根据需要聘请并可在鉴定意见书上签字。

3.5统一鉴定机构

鉴于医疗损害二元化鉴定模式导致的种种乱象,依据中央关于深化司法鉴定体制改革意见的精神,医疗损害鉴定属于司法鉴定已经成为业界共识。《决定》和 《侵权责任法》出台后,医疗损害鉴定实现了从行政性质向民事性质的转变,将医疗损害鉴定业务交由合格的社会司法鉴定机构统一组织进行,可以避免医学会鉴定带来的种种弊端。同时,对现有的司法鉴定模式进行综合改革,通过制度创新与合理的程序设计,吸纳优秀的医学、法律和社会学人士从事医疗损害鉴定业务,增强法医司法鉴定机构从事医疗损害鉴定的专业性,保障鉴定机构和鉴定专家的中立性,按照法律要求和技术标准进行严格监管,使之成为唯一合法的医疗损害鉴定机构,避免多头鉴定导致的混乱局面[17]。

3.6统一鉴定程序

程序正义是看得见的公正并对实体鉴定意见的公正起到保障作用。没有人比当事人更关心自己的权益,公正的鉴定程序的核心就是要充分有效保障当事人的合理利益诉求得到充分回应。医疗损害鉴定程序包括委托程序、鉴定机构和鉴定人选任程序、鉴定会组织和听证程序、 鉴定意见审查程序等。委托程序上应规定医疗损害鉴定机构可以接受当事人双方共同委托、律师委托、卫生行政部门委托、法院委托、公安局委托和检察院委托。 因鉴定事项的特殊性,除医院内部定责追责外,一般不宜接受单方委托。接受委托时应书面告知委托方权利义务,并特别说明要求委托方提供完整真实的鉴定材料并配合鉴定,否则仅对所提交的鉴定材料负责。鉴定机构选任应由双方共同协定或第三方解决机构依照自愿优先和回避原则,在有资质的鉴定机构中产生。

鉴定活动应当在鉴定机构和责任鉴定人的组织安排下公开进行并欢迎社会人士旁听监督,通过事先通知和告知参与人的权利义务和适当程序设计保障鉴定会的秩序,参照法院庭审程序由双方当事人充分陈述意见并相互辩论,接受委托方的咨询,归纳争议焦点和关键技术问题。 责任鉴定人可对有关问题进行技术释明和学术解释,经与法律专家或法官协商后可对有关法律问题进行解释或由参加鉴定会的法官进行释明。民事纠纷鉴定过程中责任鉴定人可以对双方进行调解。 鉴定意见作出后应当按照鉴定意见审查程序由鉴定机构进行内部讨论与审查,审查通过后由该机构指定负责人士签发并盖章。

3.7统一鉴定意见书写规范

鉴定意见属于法定证据种类,是鉴定活动的最终成果形式。作为一种证据形式,理应符合证据的客观性、相关性和合法性要求。作为一种人造证据,鉴定意见必须符合人类认知习惯和论证方式,符合法律逻辑规范。实践中学界总结的合格鉴定意见书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应当通过权威部门立法明确。合格的医疗损害鉴定意见书,应当符合事实清楚、论据可靠、推理严密、论证充分、阐释清楚、结论正确的实质要求。其形式构成要件应当包括首部,案情,分析论证、结论、签章几大部分。其中,分析论证部分属于鉴定意见书的核心,应包括争议焦点梳理与归纳、专家讨论情况、对同一争议焦点的不同意见,鉴定意见书所持的观点及其依据、不采纳其他意见的依据和理由、论证的医学和法律依据及其来源,如果鉴定意见吸收了其他专家咨询意见应当注明来源。

鉴定意见书就是一份对鉴定人所持鉴定意见的辩护意见书,理应对自己的鉴定意见作出负责任的充分说明和解释。 鉴定意见书也是回应鉴定委托人鉴定要求的书面文件,应依据事实和案情,结合鉴定要求进行。要坚决摈弃没有充分分析论证、不符合书写规范和鉴定委托要求的不合格鉴定意见书。

3.8统一鉴定责任

无责任难言公正。要防止技术权威转变为学阀和学术垄断,应当建立鉴定人责任制度和鉴定机构法人责任制度,引入社会监督机制,由责任鉴定人和鉴定机构对外承担错鉴责任,在对外担责后可向内部有责人员追究其应分担之责任。鉴于鉴定的学术特性,无意错鉴的责任范围应适当限定在退还鉴定费用和必要差旅费损失之内,而故意错鉴则应承担合理经济损失并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3.9统一监管考核制度

医疗损害鉴定机构应当接受国家司法行政部门的统一监管和考核,国家根据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依申请设立社会鉴定机构,批准鉴定人资质,并对鉴定机构和鉴定人进行行政监管,接受当事人投诉并进行处理,制定和实施鉴定人继续教育计划,对违反违规鉴定行为进行行政处置,并对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在鉴定书规范、鉴定程序规范、鉴定人资质结构、鉴定意见采信率、有效投诉率等指标进行考核,依据国家法律公开相关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3.10建立专家顾问制度

医疗损害鉴定的复杂性决定了多学科探讨的必要性,医疗损害鉴定意见的评价不在于技术难题的偏、奇、怪,而在于事发时业界对该问题的通说与共识,内含有对同类问题的统计学概率判断。因此,鉴定机构应当聘请自己的医学顾问和法律顾问,在内部审查阶段听取他们对鉴定意见的看法。司法行政管理部门和鉴定人协会也有必要通过专家顾问对行业鉴定质量进行指导和监控。建立医疗损害鉴定专家顾问制度,从国家管理和鉴定机构层面都是有必要的,因为鉴定意见毕竟是对已发生事件的事后推测,理应符合业界大多数人的常识和共识,有业界权威人士进行鉴定参考,对鉴定正确性无疑多了一层保障。

3.11建立医疗损害鉴定国家资助制度

鉴定与法庭审判一样,是一个证明和说理的过程。与审判权国家专属不同,鉴定是一种科学活动,允许存在百家争鸣, 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和监督司法权力,发出不同的声音,对于司法公正显然是必要的。但完全将司法鉴定作为社会事务甚至商业项目推向社会则值得商榷。实践中重复鉴定、多头鉴定、多家鉴定甚至事实上存在鉴定的“法院二次管理”现象,均与鉴定过度商业化和鉴定机构无序竞争脱不了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