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校大学生经商现象

在校大学生经商现象（共3篇）

在校大学生经商现象 篇1

近两年大学生长跑猝死事件频发, 东华大学在学生长跑猝死后该校原计划于下周进行的“冬季三公里跑”将暂停。华中科技大学秋季校运会取消了男子5000米和女子3000米两个项目,引发外界热议。但实际上在全国范围内,至今仍保留这两个校运会项目的高校已是少数,有的高校10年前就取消了。出于对学生安全的考虑,高校纷纷取消长跑项目,这无须深责但流于消极。从教育部发布的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查结果看,大学生体质持续下降,高校以此为忧,但采取的一些措施并未取得显著效果,一些学生甚至有了逃避锻炼的相应办法。

1.大学生长跑猝死原因分析

1.1青少年学生的学业负担较重。

目前我国的教育制度主要是应试教育, 分数是选拔学生的主要标准。从大学到中学再到小学都是如此,因此提高学习成绩是每一个学生、家长的愿望,虽然倡导素质教育的呼声已经喊了很多年,但分数仍然很重要。从小学到中学,在校学生的学业负担不但没有减轻反而越来越重, 除了要完成校内的作业外,休息日还要到校外辅导班上课,完成校外作业外,学生学业负担很重。这就造成学生长期缺乏锻炼,青少年的心肺功能得不到锻炼和发展, 等他们进入高校以后形成不可逆转的损失。一旦参加长跑的测试和达标问题就暴露出来。

1.2青少年娱乐方式发生变化。

信息时代, 网络的发展和电子设备的更新换代让青少年的娱乐方式发生了质的变化。在城市甚至农村,每天陪伴他们的不是电脑、笔记本、智能手机就是ipad等电子产品,运动场上很少见到锻炼身体的青少年的身影, 取而代之的是学校周边爆满的网吧和整夜都在打游戏的包夜学生。在大学里,一个宿舍的同学都不说话,也不一起活动,而是坐在桌前或者躺在床上玩QQ、刷微博、玩游戏。这种娱乐方式的改变让青少年的身体素质每况愈下,长期缺乏锻炼,这是大学生在长跑中猝死的一个诱因。

1.3缺 乏 吃 苦 精神 ,害怕 体 育 锻炼 。

在校大学生大多是“90后”,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从小很少吃苦,基本上没有从事过体力活动,无论是学校还是家庭,与分数相对的是对体育的漠视。“90后”普遍缺乏吃苦精神,不热爱参加体育锻炼和体育运动,尤其是长跑、耐力跑等练习,是最适合青少年的运动,对于发展心肺功能非常好,但是由于“90后”没能认识到这一点 ,再加上一有点不适反应就放弃 ,不愿意吃苦受罪,甚至害怕体育锻炼。笔者在上体育课时安排学生慢跑,做准备活动,结果学生跑半圈就不跑了,其余时间都在走,而且这种现象比较普遍,体育老师也没有办法。在安排学生进行身体素质练习时学生和老师讨价还价, 运动量能少就少,得过且过。

1.4猝死者的内脏器官存在疾病 。

长跑猝死,被多数人认定为年轻人体质下降的体现,不能说这样的推断没有道理。因为在现行考试制度下,青少年缺少体育锻炼致体质体能逐年下降,已是不争的事实。只是,“体质下降”这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律”,却未必完全适用于那些运动猝死的个体。跑马拉松猝死, 并不能简单用体质问题总结,大多数人都是因为心脏病发死亡。运动猝死,运动只是死亡的诱因,归根结底主要是心脏问题引起的,其次是哮喘或脑血管畸形等疾病引发的。

2.预防大学生长跑猝死的对策

2.1学校不应取消 长跑项目。

学生猝死事件发生之后,部分学校取消运动会的长跑项目。笔者认为这是“因噎废食”之举,只能让学生的体质更弱。学校运动会设置长跑项目是鼓励学生进行体育锻炼, 提高耐力素质, 学校每年还要根据教育部的要求对学生进行体质测试,其中也有1000米和800米跑的长跑项目,是每个学生都必须完成的项目, 如果因为学生猝死事件就取消学校的长跑项目就只能让学生产生“长跑有风险,参与需谨慎”的错误观点,更让那些害怕长跑、厌恶长跑的学生找到借口,如果学校因为长跑猝死事件反对学生参与长跑,那么情况会更糟。白岩松曾在《跑,还是不跑》的文章中指出,由于不少中小学早已没有中长跑的规定,中小学生陷入深不见底的题海中,跑步早已成为“陌生的运动”;而到了大学 , 又突然开始长跑 , 出现意外的可能性就会增大。白岩松认为,一些学校让中长跑“出局”的现状,是制造意外的真正元凶。

2.2对学生进行科 学的指导。

长跑猝死, 长跑本身并没有错, 只是学生缺乏正确的指导,长跑锻炼要讲究方法,第一步,做心肺体检和心电负荷实验;第二步,确定运动强度、时间和频率;第三步,长跑健身要循序渐进。一般情况下,长跑时以四步一呼吸为宜,并尽量始终保持这一节奏。在呼吸方式上,以鼻呼、口鼻混合吸较好。跑步时应该是脚掌落地,脚步轻一点。脚落地的声音越大,也就意味着跑步效率越差。长跑刚开始时,由于氧气供应落后于肌肉的活动需要,因此会出现腿沉、胸闷、气喘等现象。如果感觉比较难受,就应停下来,步行几百米,如感到特别不适,就要停止运动。如果学生掌握一些科学长跑的方法和常识,学会自我保护,自我调节,也许悲剧就不会发生或者很少发生。

2.3培养学生对长 跑的兴趣。

大学生体质下降是积累造成的, 现在中小学升学压力特别大,虽然政策保障了体育课没有被压缩,但文化课和作业的压力直接压缩了学生的业余锻炼时间。进入大学后,一些学生锻炼上依旧缺乏主动性。在这一背景下,大学体育教育需要呼唤学生的兴趣觉醒。学校可以举办一年一度的学生冬季长跑活动,鼓励学生自愿参加,提高身体素质,形成良好的校园氛围,给学生正能量,引导学生参与到长跑活动中。体育课长跑项目还可以采取重日常、轻考试的形式,平时不计时跑五次,所占分值却比考试高一倍,提高学生对长跑的兴趣。此外,还可以组织学校的长跑社团,吸纳会员,组织各种长跑活动,聘请体育老师进行专业指导。

2.4变“应 试 体 育”为“终身体育 ”。

目前学校的体育只是“应试体育”,学生上体育课的目的只是通过体育考试,考什么就练什么,考完就完事,很少有学生在课后进行课外体育锻炼。从体质测试的数据可以看出,开设体育课的年级学生的数据明显优于不开设体育课的学生,“终身体育”的思想还不能深入人心。 学校体育的理想目标是让学生在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阶段接受“终身体育”的教育,让学生在学习、生活和以后的工作中始终坚持体育锻炼。这是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对于人、城市乃至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都有积极意义。只有让学生明白“终身体育”可以成为自己“终身受益”的保障 ,并且变成自己积极的行动 ,长跑猝死的现象才会逐渐减少直至消失。

2.5加强对体育教 师的急救技能培 训。

学校通过采取一定的强化措施可以预防长跑猝死事件的发生,例如学校在学生体质测试集中时段内,安排医生现场待命,如有身体不适等情况发生,可第一时间进行处理。学校不会因此对体锻活动进行调整, 但会加强体育教师急救等技能培训,增强学生的自我保护意识,做好预防工作,防止意外的发生。

3.结语

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提出:“欲文明其精神,必先野蛮其体魄。”关于学校教育和人的全面发展,毛泽东将体育排在第一位,认为“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学生的身体素质是学校的要事,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也是国家繁荣富强的基础, 一个民族昌盛的重要特征。只有增强青少年体质,促进学生健康成长,才能让学校体育回归本义。学生长跑猝死只是一个现象,是在校学生体质状况的一个缩影,要增强大学生弱不禁风的体质,取消长跑项目不是一个良策,逃避不是办法, 只有通过积极而科学的方法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各校领导和体育工作者应该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促进青少年学生的全面健康成长。

在校大学生经商现象 篇2

俞晓英

（宁波大红鹰学院浙江宁波315175）

[摘要]近年来，在我国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中，逐渐出现了一个以刚毕业大学生为主体的新群体——“高校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别称“蚁族”）。文章在调查“蚁族”现象影响下在校大学生对就业观的看法和所做的职业规划打算的基础上，从大学生就业出发，多角度的寻求解决的方法，最后从大学生层面、政府层面以及高校三个方面提出了在校大学生应对“蚁族”现象的对策。

[关键词]“蚁族”现象在校大学生就业对策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城市化、人口结构转变、劳动力市场转型、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等一系列结构性因素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毕业开始选择在大城市就业，主要从事保险推销、电子器材销售、餐饮服务等临时性工作，聚居于城乡接合部或城中村。这就是“蚁族”群体，随着国际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后续影响以及我国劳动力市场结构、就业结构等一系列的调整，“蚁族现象”将长期存在，可能还有扩大的趋势。

为了深入了解“蚁族”现象对在校大学生对就业观的影响，毕业大学生面对“蚁族”现象所做出的努力，进而从大学生的需求出发，多角度的寻求解决的方法，从而探索出一些作为大学生自身层面、政府层面以及高校层面所能做的切实可行的措施。“蚁族现象对在校大学生就业观的影响”调查小组特开展此次调查。

一、研究方法与被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调查方法

本次调查充分运用多种调研方法，力求使所得的资料相互补充，相得益彰，保证本研究以点面结合的方式获得大量第一手资料，从而保证所得结论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所运用的具体研究方法如下：

1、二手资料法

收集相关调研资料和经验为本研究设计分析提供理论依据，在收集到的初步资料的基础上拟定问卷，问卷经过指导老师指正和调研组成员的修改后定稿，最后开始了本次问卷调查。

2、问卷调查法  作者简介：俞晓英（1990～），女，宁波大红鹰学院经管学院09财管4班学生。指导教师：周莹莹

其他参加人员：沈琪泓 李供宇 徐俊杰 徐潇宇

根据调查的目的和设计出的调查问卷，以浙江台州、浙江湖州、浙江宁波为代表，课题组成员利用课外时间，深入同学间展开调研，完成调查问卷。

3、典型个案访谈法

由于课题特点原因，本研究从省内抽出三个案例（农村、中小城市、大城市）进行深度比较访谈。

（二）问卷回收情况

为了了解“蚁族”现象对在校大学生的就业观影响，为制定科学的大学生就业政策和进一步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我们“‘蚁族’现象对在校大学生的就业观影响调查”项目组开展了此次调查。本次调查课题组成员深入宁波、湖州、台州、杭州等地开展实地调查。本次调查发放问卷100份，回收100份，有效回收率100.0%.其中有效问卷97份，有效率97.0%。调查对象为在浙江省在校大学生，调查对象的选择采取随机方式；问卷采用无记名形式。为制定科学的应对政策和进一步研究提供了较为详实的第一手资料。

本调查的特点是：以浙江在校大学生的视角，反映“蚁族”现象对在校大学生的就业观影响。

（三）被调查者的基本情况

1、来自地区

本次调查中，被调查对象农村占本总量的47 %，中小城市占 30%，大城市占20%。在调查中我们了解到，来自农村在校大学生最多，来自大城市的在校大学生相对较少。这一点表明，浙江省以中小城市，农村为广泛，在未来的就业中，更多的人会来自农村或中小城市。

2、文化程度

调查中，在校大学生多数学历为本科，人数为75人，占77.3%；专科为22人，占总人数的22.7%。其中值得注意的是，78%的人希望继续受教育，这表明当前本科大学生越来越多，面对就业，同学们对自身的素质的要求也不断提高。

3、对“蚁族”的了解情况

本次调查中，被调查对象知道“蚁族”现象的同学有65人，约占总人数的67%，但是，调查发现，来自农村的在校大学生中，有65% 的同学都不知道“蚁族”现象。值得注意的是，知道“蚁族”现象的大学生中，来自中小城市的在校大学生占了45%，来自大城市的在校大学生占了35%，来自农村的在校大学生仅占20%。调查表明，当前大学生就业信息不充分，一定程度上是造成“蚁族”现象的因素之一，尤其是在农村大学生之间。

二、“蚁族”现象对在校大学生的就业观影响调查分析

调查发现：“蚁族”现象对在校大学生毕业后的状态敲响警钟，对社会稳定有一定影响。“蚁族”现象对在校大学生的就业观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大多数在校大学生对未来就业还是持乐观态度。

（一）“蚁族”现象下，在校大学生就业门槛降低

根据调查问卷所得，有21%的大学生希望留在大城市，靠自己奋斗，宁做蚁族；有41%的大学

生希望回家乡中小城市靠自己就业；有10%的大学生希望回家乡小城市在父母帮助下立业。有7%的大学生希望有机会回农村发展，做好大学生村官，为家乡造福；另有21%的大学生希望先考研出国等再就业。从这些数据中可以看出，“蚁族”现象下，还是有大部分大学毕业生希望靠自己奋斗就业。但相比之下，也看到了“蚁族”现象带给在校大学生就业观的变化，愿意回家乡致富的大学生开始上升，奔在大城市宁做蚁族观念的在校大学生相对减少。“蚁族”现象下，门槛相对低的工作对于刚踏入社会的大学生来说，是愿意选择的。

（二）面对“蚁族”现象，在校大学生主动学习意识提高。

很多人原先认为大学期间学好专业好就业，但是，“蚁族”现象让在校大学生开始认识到，毕业工作时有多数情况遇到专业不对口，理论知识遇到现实问题，不能很好地处理。这无疑给刚毕业大学生就业形成了门槛。

在本次问卷调查中，对于造成“蚁族”的原因，有55.9%的人选择了“大学扩招，专业设计不合理”，同学们开始意识到自主权，从更多方面学习知识，弥补专业与就业有出入的缺陷，主动学习意识提高。

你认为出现“蚁族”现象的原因调查

（三）“蚁族”现象下，在校大学生重新定位，自主创业比例升高

当前就业难开始成为在校大学生关注的重要问题。调查中，我们专门调查了在校大学生希望的工资标准。调查发现，2%的在校大学生选择1000元以下（含1000元），10%的在校大学生选择1000-2000元，15%的在校大学生选择2000-3000元，39%的在校大学生选择3000-4000元，10%的在校大学生选择4000-5000元，21%的在校大学生选择5000元以上。调查显示，大部分大学生选择工资在3000-4000元，另外，有较多同学定位在5000元以上。调查发现，选择月薪5000元以上的同学几乎都是选择自己创业。较往年相比，“蚁族”现象下，大学生自主创业比例升高。

你理想中的生活状态是怎样

（四）对未来就业前景的态度

“蚁族”在当前及未来将长期存在，那么，当前在校大学生怎样看待未来就业呢？

通过调查发现，在校大学生对政府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对未来的就业还是比较乐观的。在调查中，有58.8%的人，还是比较乐观，41.2%的人认为“蚁族”现象还会继续，有点担心。其中，乐观的同学中，来自大城市的占了40%，来自中小城市的占了40%，来自农村的占了20%。数据表明，大学生就业还有待政府帮助，尤其是农村大学生，大学自身就业观也需要多元化的改变。

六、应对“蚁族”就业问题的对策与建议

根据一段时间的辛苦调查，调查小组针对问卷分析和访谈所表现出的现状与问题，从政府方面、高校层面和大学生自身角度提出面对“蚁族”就业问题的进一步对策与建议。

（一）大学生自身层面

1、大学期间，认真做好职业生涯规划

在校大学生应根据专业与个人能力特长两方面做好职业生涯规划，妥善处理好长远目标与短期目标、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待遇与机遇、个性与适合等，为应对“蚁族”困境，更好地就业做准备。

2、学好专业知识，扩展知识面，全面提高综合素质

在校大学生应增注重专业知识的积累与提升，在实践中深化自己的专业知识，同时，提升自身实践能力，全面提高综合素质，增强自身的竞争力。用积极的态度和切实的行动，应对“蚁族”效应，使自身赢得更好的发展。

3、转变就业观念，减少择业对大城市的偏执

作为在校大学生，应当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科学的择业观。择业时注重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和谐统一，杜绝盲目跟风心理，减少对大城市的偏执，不排斥到人才需要的基层、农村或者二三线城市就业。

4、增强法律知识，保护自身权益

作为在校大学生，应增强法律知识的学习，了解《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等与就业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在就业中提高自身法律意识，形成良好的维权意识，将“蚁族”困境降到最低，积极运用法律手段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二）高校层面

1、优化专业设置，加强与企业沟通、交流与合作。

“蚁族”现象，凸显高校教育问题，尤其是学校近年扩招，专业设置不合理。因此，高校在专业的设置方面应注重贴近市场要求，加强专业化，通过校企合作、企业进校等方式促进学校人才培养与企业接轨。

2、挖掘社会资源，加强与社会专业咨询、培训团体的合作。

通过校外专业团体的力量，对学生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帮助学生实现人职匹配的和谐就业，为学校提供全面、直接的市场信息与咨询服务，实现就业指导社会化，弥补学校自身专业指导教师的不足，辅导和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成才观、择业观和就业观。

3、搭建就业信息平台，充分拓展就业信息。

高校应该集中各方面的力量，密切关注就业市场的发展动向，加强与用人单位的联系与合作，广泛收集各类就业需求信息，为同学们拓展就业渠道，培养创新意识，鼓励大学生创业。比如，建立信息资料库，方便查询；建立就业资料室，对学生开放；举办校友交流会，召开就业信息发布会等，让学生更快地获得就业信息。

（三）政府层面

蓝皮书指出，解决“蚁族”问题，最根本的还是要着力缩小二、三线城市和一线城市的差距。

1、加大对二三线城市的政策支持

对二、三线城市给予更多的政策支持，比如设立创业引导基金、提供创业平台和载体、实行技术合作入股、实施税费优惠和重大贡献奖励等政策，提升二三线城市的吸引力与竞争力；建立合理的制度结构，赋予二三线城市享有公平的机会，提升当前不发达地区的就业吸引力，拓宽大学毕业生的工作地选择。真正实现大学毕业生的有效分流。

2、完善住房保障体系。

政府应当适当提高高科技人才的工资待遇，对“蚁族”降低房价，落实好住房和社会保障，完善住房保障体系，如为“蚁族”群体更多地提供公租房待遇，减轻“蚁族”现象的生活困境。

3、加大对投入基层毕业大学生的补贴。

将就业困难高校毕业生纳入当地就业援助整体工作中，强化困难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援助。如，困难高校毕业生可免费参加各类招聘活动、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和鉴定等政策。落实基层公共管理和服务岗位就业高校毕业生的社会保险补贴、公益性岗位补贴等政策。

参考文献

[1] 林致远;;普通高校就业弱势大学生的困境分析及对策思考[J];中国大学生就业;2009年06期

[3] 易锋.“蚁族”聚居大城市的背后[N].中国财经报,2009.11.19

[4] 刘长.探访大学毕业生“蚁族部落”[N].民主与法制时报,2009.10.19

[5] 廉思.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6] 吴贵生 温义媛.大学生求职择业中从众心理的调查研究[J].江西社会科学,2005(10):.[7] 康文;张延飞;吴志强;;大学毕业生择业心理的研究[J];东华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04期

清代东北旗人经商现象探赜 篇3

一、“清廷禁止旗人经商”观点考辨

“清廷禁止旗人经商”观点所依恃的关键史料有如下数则: 一是 《满文老档》所载后金天命九年( 1624 年) 正月禁止倒买倒卖的禁令规定: “卖马、牛、骡、驴、羊、山羊、鹅、鸭、鸡的人,要卖各自养的东西,想要获利而买他人的东西出卖,知道的人要逮捕卖的人,并来上告”[5]。二是顺治元年( 1644 年) 清廷颁布禁止旗人把资本投给新投充人经商的谕令: 近闻有将归顺人民给发资本令其贸易,同于家人; 或擅发告示,占据市行,与民争利,亏损国税,乱政坏法莫此为甚。自今传谕以后,宜亟改正,若仍怙势不悛,定置重典,决不轻宥[6]。三是 《皇朝经世文编》所载沈起元 《拟时务策》中旗人不商论点: “甲不能遍及,而徒使之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不兵、不民,而环聚于京师数百里之内,于是其生计日蹙,而无可为计”[7]。四是 《石渠余纪》述有清代时人 “旗人不得经商逐利”论点。

史料一系后金天命年间颁布的禁令,旨在打击危害后金社会稳定的贱买贵卖的投机行为,各色人等售卖自养禽畜等正常商业活动是被准许的,故此则史料无法佐证后金政府禁止旗人经商。史料二是基于入关后旗人给予新投充人资本令其代为经商,出现了占据市行、与民争利、有损国税等弊端后,清廷为矫正此弊而颁布禁令,并未提及旗人亲自经商现象,与 “禁止旗人经商”概念相去甚远。史料三主张八旗制度对丁口的严控致使京师城内旗人无法经商,有碍生计。该史料重在剖析京城内旗人生计恶化的原因,不能经商是其原因之一,但其仅限京城一地,未涉及直省驻防及东北驻防旗人。史料四指出清代部分时人主张因旗人不得经商逐利故致贫困。此观点在清代就遭到王庆云的批驳,指出 “今之扼腕八旗生计者,辄曰国有四民功令,独旗人不得经商逐利,故贫困至此。是亦未闻故事耳”[8]。王氏继而对旗人生计问题作小考,概括出清廷对旗人经商的限制历程为:入关之初,各处庄头入市强买,恃强鞭挞,有违安抚商民之意,诏所在捕送京师。顺治五年,禁王府商人及旗员家人外省贸易。初,禁东来之人藉卖参为名,扰害地方,犹许于南京、济宁、临清贸易,至是并禁之。止令在京市易,违者重罪。康熙十八年廷臣遵旨议定: 包衣下人,王公大臣家人,领资本霸占关津生理,倚势欺陵者,立斩。至康熙六十一年,犹有王公家人争买草炭,居积牟利之禁[8]。王氏所考系顺康之际因皇族、旗官家人、庄头、东来卖参人等贸易中倚势强行买卖,扰害地方,清廷遂颁行禁此不法经商令,此并非针对普通旗人家口经商现象。

基于上述考辨,“清廷禁止旗人经商”观点值得商榷,此观点在清代就引起了部分朝臣的质疑。在道光元年,武隆阿质疑道: “旗人旧例,并无农工商贾之禁,然旗人之不务农工商贾者,固由于无田地资本,更由于聚族而居,非服官即当兵,食俸食饷,享于尊贵,始则鄙之不屑为,年复一年,性成习惯”[9]。

二、弛禁前的东北旗人经商现象

女真人素有经商传统,明代女真各部通过朝贡贸易、边境互市等渠道,与明朝保持着频繁的商贸往来关系。在后金政权建立以前, “建州女真族和朝鲜民族两大民族之间,几百年来一直保持着良好的贸易往来”[10]。在后金时期,女真与朝鲜间的使臣间的贸易、边境互市频繁进行[11],人参、皮张是后金向朝鲜出售的大宗商品,新满洲虎尔哈等 “每年采参,并负朝鲜货卖”[12],后金商人从朝鲜购置耕牛、铁器及纸张等。

在顺康年间,京城内务府下旗人奉官命给银经商行为长期合法存在,如康熙二十年十月二十七日 “令陈二佐领下闲散乌林保经商,支给本银一百两”[13],对于皇族及八旗官员私自经商行为,清廷则逐渐加强了管控, “皇族不得离城,不得经商,不得置产,不得外任,防范极严”[14]。清廷对于东北旗人的经商行为无明文禁令,生理所资广泛,“经营的范围也不限农业,凡牧畜、渔猎、养殖、采集和农副产品的交易均可”[15]。但在弛禁前的东北各地商贸活动中, “山东、直隶各等谋生理者据为垄断”[16],土著旗人专职经商者罕见。究其原因,大抵有二: 一是东北地广人稀,务农比经商更易维持生计。清前期东北各地人烟稀少,宜耕沃野广袤,驻防旗人家口环居驻防城周百里之内,正丁披甲食饷,余丁仰赖份地谋食,生存压力较小。人口较为密集的盛京将军辖境, “居民四体稍勤,俯仰即足自给,以故寝成贱商之习”[17]; 黑龙江更易生活,“壮健单夫治二三晌地,供八口家食,绰有余裕”[18]。务农获利丰厚且稳定,被朝廷视为务本之道加以提倡,故封禁下的东北旗人多视务农为谋生正途。二是旗人经商制约因素众多,专职经商难以实现。旗署管控、边门查禁、货源及市场不畅,这些因素都限制了清代前期东北旗人的经商活动。尽管东北旗署管控旗人的力度较京师劲旅八旗和关内直省驻防八旗为松,但仍需持票往来,不得无故通过柳条边各边门,因此,亲自频繁前往关内直省贩运商品回东北各地销售势难实现,将东北土特产转运到关内各地销售也属难事。因此,清前期东北旗人在谋生手段上一般情况下不做陶朱之谋。

清前期东北旗人专职经商谋生者罕见,而间接参与经商、兼职经商现象则以各种方式广泛存在。一是依恃旗人特权,讹诈民籍商人,以分其利。清前期,直省民商远赴东北各地贸易,多有获利,不免遭到某些土著旗人嫉羡,部分土著旗人藉恃禁令中对民籍商人的规定,强行抽赎租给民商居住或营业的屋铺,“洗街”即为清初东北旗人直接掠夺民籍商人的典型方式。 《黑龙江述略》释曰: “先是,省城街市,各旗分地建屋,间有汉民赁居贸易历一二年后,屋主突来,尽驱屋中人出,搜索一空,谓之 ‘洗街’”[18]。直至晚清,旗署仍鼓励旗人抽赎转典民人的房产。光绪二年,黑龙江呼兰粱字北界内 “小榆树屯旗丁房间典当与民者,其内尚有该民就旗人院内加盖,以及自盖房间,劄饬作价,均令该旗人丁依限抽赎”[19]。洗街非分商之利正途,但旗户以店铺租赁和房产抽赎为砝码,向民籍商人施压,谋分经商之利确实屡屡发生。二是普通旗籍丁口将捕获的野兽、皮毛、家中土特产品等拿到集市兜售,此类普通旗人参与贸易活动的方式极为常见,有奉天王忠全者 “于嘉庆十年,室庐尽被回禄,窘甚。乃以木作虎槛,寻获虎二,售钱四百缗。里人效之: 各立虎槛,计二十有八,皆无获; 惟先君所立之槛,复获虎四、狼二,又售得八百玉金。藉以兴贩木料,大获利益,家道因以充裕”[20],捕猎生活更盛的吉黑旗人诸如此类贸易行为更是不胜枚举。

人口增殖和旗人生产生活所需的推动,使得旗屯附近逐渐形成了定期贸易的集场,地方旗署不仅允许旗人前往集场贸易,并订立章程,以确保旗人集场贸易活动公平有序。吉林双城堡中、左、右三屯集场的设置及章程订立就颇具代表性。双城堡三屯未辟集市前,屯丁日用纤屑之物的购买极其不便,需至数十里之外的拉林,或至百里之外的阿勒楚喀。而屯丁家中出产的席子箩筐、衣箱炕柜及猪肉贩卖,均属异常不便。为此,道光二年五月,吉林将军将三屯集场设置在公所内,规定开市日期为: 中屯系逢五、逢十,如系小建,则在每月二十九日。左、右屯并系逢二、逢七。旋颁示集规,具体细则如下: 第一,集场辰聚酉散。除各赶各集外,左、右屯可兼趋中屯五、十之集,中屯亦兼趋左、右屯二、七之集。如钱不凑手,将物换物,亦属两便。第二,出卖零星杂货,准其搭盖席棚及摆摊支架,所有一切食物用物,俱准出卖,惟不许贩卖赌具及砒信等害人之物。第三,粮食用官定市斛市斗量兑,不准店铺仍用加二斛斗剥削穷丁,该协、佐随时查察。第四,佣工之人荷锄晨集,待人招雇,名工夫市,既有集场,均应赴集,两相说合,不致如从前之招觅无人,求雇乏主。第五,严禁公所穷兵倚恃官人,强向赴集屯丁赊取货物、粮食。责成该佐领稽查,一经查出,即详革严办[21]。由于将自家出产的盈余农副产品拿到集场出售,通过这种简单的贸易形式,双城堡附近村屯旗户丁口参与了本地商贸活动。黑龙江地区亦不乏此类旗人赶集贸易者,道光年间,齐齐哈尔附近村屯旗人赶集时, “各处旗民商贾来集,以苇为墙,值风雨则蔽以草茅,或即以车为屋,栖止焉。来集者,多携眷口”[22]。

三、弛禁后的东北旗人经商情况

嘉道以降,旗人生计恶化綦重。为解决旗人生计问题,道光五年奏准: “闲散告假,无论前往何处,报明佐领,告知参领注册,由佐领给予图记,即准外出营生”[23]; 同治三年( 1864 年) 又奏准:“旗民生计维艰,听往各省谋生”[23]。同治年间东北弛禁后,东北各地旗署愈加放松了对旗人的管控,旗人为谋生计而选择经商者愈多。

弛禁后的东北旗人经商活动具有一些更加鲜明的特征。第一,经商者愈发集中在城镇。晚清东北城市化进程加快,普通旗人 “在城镇中,从事手工业、贩卖业的旗人迅速增加”[24],一些在村屯中占有大片土地的旗籍地主也加入进城经商之列,他们 “家住城内,城里有商号,屯里有土地,设地窝铺,靠雇工耕种,地主在城内收租,坐享其成”[25],另有一些旗人将村屯祖遗田产辗转售卖,迁居城镇,专职经商。城镇旗人经商者较多,乡屯经商者较少的特征正是清末东北城乡经济结构 “在城,商占多数,工次之,农又次之,士最少。在乡,农占多数,工商次之,士亦最少”[26]的表征。

第二,汉军旗人、 “二丁” ( 驿站站丁、官庄壮丁) 家口经商尤盛。晚清以降,奉天旗人中,“其中的汉军旗人从事工商业的人数超过一半以上”[24]。下面,仅以宣统三年承德县满洲、汉军人等从事职业情况作样本分析,进行考察。

如表1 所示,清季最后一年在承德县旗人专职经商者中满洲旗人绝少,汉军旗人专职经商总人数达九万之众,奉天汉军旗人专职经商之盛由此可见。黑龙江 “二丁” 经商为盛,在地方商界颇具影响力。齐齐哈尔驿站籍吕氏家族,系清初吕留良之后,“后裔多以塾师医药商贩为业,土人称之曰老吕家”[27]。至晚清之际,吕氏族人日繁, “以诗书世其家,并以商业致富钜万”[28],迨及宣统朝,“省城粮行以永顺隆为最大,吕氏商业也”[28]。

四、清代东北旗人经商的主要方式

清代东北旗人的经商活动分为务农为业基础上的兼职贸易,以及初具规模的专营经商两类。

( 一) 兼职贸易以济家计

将家中农副产品、渔猎所获拿至村屯集市兜售,此为普通旗人业农之余常见的参与商贸活动的方式。家中农副产品中,以禽蛋、猪为大宗,如辽宁北镇清末旗籍进士李维桢,幼年 “有一年腊月,家家都在办年货写春联准备过春节,他母亲令其去集市将鸡蛋卖掉,买回红纸写春联”[25]。渔猎方面,闲暇捕鱼时, “人们如在捕鱼后,有的到市场变卖,有的因距离市场较远或天热,需尽快将鱼出手,往往仍以物易物手段交换所需物品”[29]。

( 二) 常见专营经商活动

清代东北旗人或受官方指派,或私自贸易,出现了一批专事商贸活动的旗人,他们的经商领域主要有以下四类:

第一,贩卖人参。清代东北人参贸易长期官控,类似 “盛京许多满族官员俱与人参内谋利”[3]等旗官利用管控参务的职务之便谋私利者众多,以致许多参商及刨夫赔累,出现呈控现象,如咸丰2 年( 1852 年) ,吉林参局商人周万春呈控协领富尼雅杭阿盘踞参局,勒扣帮费,故纵揽头籽种秧参[30]。至于旗人私贩人参活动,顺康年间,清廷对东北旗人贩卖人参的管控尚属松弛,旗人私挖人参后往往就地、就近贩卖。雍正至道光年间,清廷管控綦严,旗人直接参与人参贸易者大减。咸丰十年( 1860 年) 局部弛禁,参禁也日趋瓦解。至光宣年间,东北一些从事长途贩运活动或经理土特产贸易的旗人公开直接参与人参贸易活动, “土人服贾远方,惟贩运人参、鹿茸及各种药材”[31]在东北旗人贸易活动中占据一席之地。

第二,开设车店。清前期,东北驿站距远人稀,私人车马店少见。嘉庆年间,宁古塔至珲春无站,亦无旅店, “往来行旅,自裹餱粮,借宿卡伦,辎重车辆,间有露宿者,谓之 ‘打野盘’”[32]。奉天至吉林驿站沿途,一路村落店口无多。至道光年间,旗人择驿道卡伦要津之地开设的车马店渐兴,清代呼兰副都统管辖下旗人依桑阿开设车马店事迹即属此类,其大致情形为:

清道光五年( 1825 年) 依桑阿从盖平携其一家老小来此地落脚开荒。第二年又引来其亲戚伍尔清、孙宝柱等,先后盖其10 间马架子,故得名‘十间房’,是当时方圆40、50 里唯一较大的村落。清道光十四年( 1834 年) 自东向西逐渐形成一条通往双庙子( 今兰西县) 游离道路,常有运输车辆、客商、行人往返。依桑阿又开设车店,从此客商往来不绝,来此垦荒农户愈来愈多[33]。

在同光年间,东北旗人经营车马店者愈加常见,除闲散旗人藉此谋生外,不乏身负爵号官秩者借此营利,如奉天襄平旗人佟氏九世祖树兰,道光十八年( 1838 年) 生,诰封奉政大夫,曾经营旅店[34]。甚至有车店为营利而窝留盗匪者,如双城系宁古塔满洲厢黄旗讷荫佐领下披甲,蒙保尽先补用骁骑校,“向在三岔口开设歇店,与已获正法盗犯李贵素向认识。光绪24 年9 月间,李贵与逸贼刘洛屋、崔姓、王三麻子、宋振江等伙劫事主王华芝家衣服,变钱分用。嗣李贵虑被官兵查拏,即投双城店内存住躲避。经驻扎营兵访知,将李贵、双城,并将五城牵连一并送营,解由靖边左路统领王宽禀交发审”[35]。清季,一些旗人开办的车马店、客栈因经营不善,为摆脱困境,竟出现 “引妓款客”闹剧。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十五日,《盛京时报》“市井杂俎”栏目刊登了一则发生在奉天的新闻,其云: 兹闻有小西关大十字街某客栈,原系旗籍之人为自筹生计起见开设客栈,乃该栈以住客不多,生意难以畅旺,竟日夜招引妓女,款待嘉宾,藉得缠头之资,而分染指之润云[36]。

第三,揽运货物。清代东北旗人家庭多畜养马匹,吉黑此俗尤盛,至民国初年,黑龙江 “乡人皆养马,出行则乘之”[37]。除骑乘外,马匹还可套拉大车,农闲揽运货物。光绪四年,呼兰解运租赋钱时,即是由省 “雇妥正黄、白等旗下披甲喜长、领催德胜等车辆,赴所拉运租赋清钱五万吊,以济饷需”[38]。水运方面,清末东北水运渐兴,傍水而居的旗人有营造或购买船只,于水路揽运客商货物为生者。光绪年间,打牲乌拉总管下汪旗屯居住打牲丁赵三合旧有福合字号大船一只,历年开江时揽运客商货物,上下游行[39]。

第四,开设商铺。东北籍的旗官或仕本地,或于外省,积累一定资财后纷纷在驻防城开设店铺,经商谋利。秩品卑下旗籍官吏,在驻防地 “除经营土地外,有的还经营商铺,成为财东”[40]。少数为官获利丰厚者,则可积累足够资财开办当铺。有奉天襄平( 今辽宁省辽阳市) 旗人佟氏八世祖汉绮,曾任布政司理问,诰封武德骑尉,咸丰五年自大东院迁陶官屯,开富森当铺[34]。普通闲散旗人,则倾其所有开办商铺。如汉军正黄旗人崔会,在开原县开首饰楼生理,光绪32 年因生意亏累得有疯病[41]。

五、结论

明代女真人已有经商传统,通过边境互市出售貂皮、马匹、人参等土特产品,换取铁锅、布匹、粮食等生活必需品。在后金至清入关前,东北女真( 旗人) 官营商业及私人贸易并行。东北旗人入关后以物易物简单贸易十分常见,但开办店铺、车马行等专营商业者罕见,这主要是因为八旗制度下旗丁待遇丰厚,家口衣食无忧,因而缺乏经商等谋生的动力。乾嘉年间,少数东北旗人生计恶化后,又可通过垦种当地大片腴沃土地谋生,因此,务农就成了披甲食饷外,谋生的主要手段。基于此,清代中前期,东北旗人总体上专门经商者较少,以家庭农副产品进行初级的物物交换比较常见。此外,部分旗官在积累一定财富后,在驻防城内经营一些店铺谋利。

道光朝以降,东北旗人经商渐兴,经商人数日多,所营产业日广。许多旗人家族已打破专仰给于兵饷的局面, “子孙繁衍,为士为农为工商者繤夥,不专仰给于兵饷”[34],经商成为旗人谋生的一项重要手段,甚至有父子、兄弟一同经商谋生。有奉天旗人徐某,因长期经商在外致妻胡氏独守空房,最终为他人拐逃事迹见诸报端,内载言: 省城西李官堡居住之旗人徐某原住杨氏屯,常在外贸易,其妻胡氏不守闺训,乘隙与同屯之胡某苟合,嗣后经徐某知觉,立即迁移李官堡,借其兄之室居住,不意商以重利,本年4 月间又同兄至营口贸易,家中仅伊嫂与其妻二人,胡某访知,随到伊家伪称索价等情,将胡氏诱拐同逃,及徐某归家,屡找无着,闻现已在地方审判控告矣[42]。徐某长期经商系为家庭生计,其行为属专营商业。此事发生在光绪朝末年,此时旗人经商已极为普遍,八旗制度对这些经商的旗人的管控形同虚设,此时的东北旗人经商,已和民籍商人无明显区别。

在清代后期,东北旗人经商的兴起主要是受到旗人生计恶化的影响而出现的。从这一角度看,生计的恶化给东北旗人谋生带来了新的动力,使得东北旗人在清王朝覆灭前,已开始自觉寻找新的谋生之路,而经商就是其中一个新途径。至光宣年间,东北旗人经商已基本实现与民人的同台竞争,这有助于进入民国后,东北旗人的安身立命。从社会大背景考量,清末东北旗籍商人与民籍商人休戚与共,面临着相同的命运。晚清以来日、俄等国商业群体在东北的经济渗透,使得东北旗商和民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如号称东三省第一贸易市场的奉天承德县,宣统年间 “已辟作商埠,洋人之营业于此者络绎不绝,尤以日商为夥,而俄商次之,英法德美亦相继而至”[43]。外商的大举渗透,给刚刚实现谋生手段转型的东北旗人的生计带来了新的重创,重陷生存危机的深渊。

摘要：女真人在历史上素有经商传统,清廷也未明令禁止普通旗人经商,但东北旗人在驰禁前参与商贸活动多以农副产品、渔猎品等的兜售为主。由于务农比经商更易维持生计,八旗旗署的管控也挫伤了东北旗人经商的积极性。在弛禁后,清廷放松了对旗人的人身控制,东北旗人的经商规模有了较快发展,经商地点愈发集中于城镇,贩卖人参、开设车店、揽运货物、开设商铺是主要的经商方式。